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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今天（5月29日）下午，“耿同学”在bilibili发布动态消息：“从昨天开始，dy账号已经被永久限流，星图商单永久封禁。如果后面彻底没了，请记得俺不是孬种。不管之前多恨，我消失的时候一笔勾销吧。”

他贴出来的后台截图显示，他的限流处罚周期是：“2026.05.28至永久生效”。

从“耿同学”最近的内容发布轨迹看，5月28日也属于一个节点。

在第一轮爆料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的著名学者造假后，5月17日，“耿同学”发布视频“给杰青门一个自查的机会”，披露了部分线索，提示四个“杰青”自查。这是一个很厚道的做法。

但，这并没有引起喊话对象实际重视，10天后，5月27日晚，他发布视频，举报4名学者涉嫌学术造假。视频中，“耿同学”说“杰青我只查了十分之一，就查到了这么多……”同时说知道一些杰青要申报院士，他将继续追问。

抖音平台对他的“永久限流”，正是在这第二波学术打假的第二天。因此，处罚原因也不言自明了。

目前，“耿同学”在抖音有217.2万粉丝，在B站有211.2万粉丝。这两个平台是他的主要内容发布平台。

涉嫌造假的所谓“学者”们还没有被处罚，“耿同学”先被处罚了。

这不公平。

之前我一直说一句话“重要的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今天看来，“耿同学”的结局，不容乐观。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病，古今中外，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概莫能外，因此，真正考验一个社会成色的，并不是这个社会有没有问题，而是当有人指出问题时，这个社会如何对待他的发声。

是积极解决问题，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同的选择方向，意味着不同的文明程度。

当一个孩子在“皇帝的新装”面前喊出“他没有穿衣服”这句真话，他会迎来何种命运？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果我们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的嘴巴堵上。那么，我要说：

这不光明。

在之前《南风窗》的报道中，“耿同学”说：“这段时间做打假以来，没有任何一篇问题论文，是官方自己去找出来的。这是迄今为止让我感到最失望的一点。”

如今国家每年投入天量的科研经费，但是，学术圈的许多学阀，却霸占着这些资源，大量的造假，与此同时，系统内对他们的监督失灵，没人去说出真相，要么纵容，要么同流合污。这让真正从事科研的人心灰意冷，也阻碍了真正的科技进步。

此时此刻，一个系统外的因素，“耿同学”出现了。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有自净机制。

他不应该孤军奋战。

好不容易才出一位“耿同学”，他的出现，对于学术界而言，宝贵非常，如果他就此如流星般在大众视野中消失，那就太可惜了，真正受损失的是高校圈、学术圈的未来。

目前，“耿同学”被抖音平台永久限流，他的发声之路被挖断了一半。这种体验我很熟悉，很能感同身受，因此，今天我要专文声援耿同学。我希望有关方面能撤销这个“永久限流”，而且，我希望学术圈掌握资源的人，奖励“耿同学”。

诸君，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容得下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人。

呦呦鹿鸣20260529

文｜李宇琛

1877年，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奉旨出洋。他在英国一处炮台参访时，因衣单受冻，旁边一个英国人出于好心，递给他一件呢绒大衣。郭大人披在身上挡了挡风。这件事被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密折弹劾，列为“三大罪状”之一：堂堂天朝命官，怎么能披洋人的衣裳。刘锡鸿原话是：“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大人大概到死也想不通，把外套裹紧一点，怎么就侮辱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万万同胞。后来刘锡鸿又一口气加密劾“十大罪状”，藐视朝廷、诋毁时政、败坏礼教、有私通洋人之嫌，把一个出洋的老臣，骂成了汉奸。这场弹章，前前后后整整办了两年。

一百五十年前，朝堂因一件呢绒大衣震怒，要弹劾穿衣的人；一百五十年后，山东省司法厅因几条微博和几篇辩护词震怒，要吊销说话的人。古今两套衣裳，弹的是同一种人，喊的是同一句话。那把椅子从来没换过人坐。

2026年5月21日下午，山东省纪委二次官宣：原山东省司法厅厅长解维俊，开除党籍，取消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通报里写得很清楚。贪欲膨胀、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当晚22点57分，公众号“刑辩理想主义”推送了一篇长文。

据袭祥栋律师5月21日在公众号“刑辩理想主义”发表的《袭祥栋｜我被山东省司法厅原厅长解维俊约谈经历》披露，2019年那个夏天的下午，他和李jx律师，被这位解厅长亲自约谈过。

约谈的地点是山东省司法厅办公楼顶层指挥中心。进门是一张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解厅长坐在中间，短袖白衬衣，不苟言笑，标准的厅官模样。他一边的对面坐着六七个人。

我看到这一段，第一反应是想笑。六七个人，对一个律师，开椭圆桌会议，这哪是约谈，这是中常会规格。一个律师在一头，对面排着六七个党委成员，律管处长在侧，这阵仗，国务院讨论原子弹也就这样了。而桌子那头的当事人，不过是一个在山东开庭、为冤案做辩护的中年律师，连一份正式起诉书都没有，没听证会，没辩护权，就一摞A4纸。

解厅长扭头问刘处长：“他的问题材料呢？”刘答：“在这里。”顺手就把那摞A4纸递了过去。

然后是那句已经被律师圈反复传抄的金句。解厅长翻了几页，对桌子那头说：“你没啥大问题，就是天天的这些公开言论让上面关注压下来，要求严管，你能不能不在微博等公开平台说话。”他接着又来了一句更狠的：“办案好比用药，掌握好量计能治病，用药过猛就会中毒，这里面的道理是相通的，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想笑第二次。这是把整个中华法系，约简成了一张中医方子。按解厅长的逻辑，刑事辩护跟开六味地黄丸是同一个学问。被告求生欲强了叫用药过猛，检方证据弱了叫君臣佐使不全，律师在庭上据理力争叫量计没掌握好，最后法槌一敲，就叫中毒。整个一套，从大堂走到诊室，连白大褂都不用换。

解厅长不是随口胡说，他是科班出身。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药剂专业，三年中专，1982年毕业；之后是政工科科员、团委、临淄区委、潍坊市委政法委书记、潍坊市纪委书记、菏泽市长，一路升到山东省司法厅厅长。中间补了一堆党校研究生学历，最后一个是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一个卫校的药剂学毕业生，靠几个党校进修班拿到一个“法学理论”研究生的帽子，然后管着山东全省的律师、监狱，统辖一万多刑辩律师的执照生杀大权。这种履历搁哪个国家都得算是奇迹，搁咱们这儿，叫干部成长规律。

我也是受过法学教育的人。

本科念了四年，老师们说，公检法司，是同一头大象的四条腿。后来在生活里见多了，才慢慢看清，这四条腿不是同一头大象的，它是四条腿绑在一起，挤在一辆三轮车上，往同一个方向蹬。辩护人想踩刹车，被叫做用药过猛；家属想喊救命，被叫做扰乱秩序；媒体想拍一张照片，被叫做敌对势力指使；最后只剩驾驶员一个人在车头喊，稳定。

这就是2019年那个夏天，椭圆会议桌另一头那个药剂师，想跟一个律师讲的道理。

讲完，他说还有会要参加，急匆匆走了。六七个党委成员，从头到尾，除了解厅长，没有一个人发声。半小时，结束。

这场约谈，绝不是孤本。

按袭祥栋自述，那是一次全国统一部署的约谈，层级甚至不在司法行政部门，是按名单来的。袭祥栋后来才知道，那一轮里，时任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副部长熊选国、全国律协秘书长韩秀桃，一共出面约谈了三位律师，都是他熟悉的师友；山东这边，解维俊一手约谈了李jx和他自己两位，分管迟副厅长在省律协办公室约谈了山东另外六位律师。全国一张名单，按层级派厅长、配部长。袭祥栋自己事后跟朋友开玩笑，你是部管律师，他是厅管律师，要分个正部、副部，正厅、副厅。

《水浒传》里七十二把交椅，《红楼梦》里四王八公，《笑傲江湖》里五岳剑派。凡是中国人写的小说，都喜欢分等级；凡是中国人办的事，也都喜欢分等级。喝茶有等级，约谈有等级，连吊照都有等级。

那年夏天的山东，被解厅长约谈过的两位律师，下场是这样的：

李jx律师，2019年8月，山东省司法厅吊销执照。

袭祥栋律师，2021年2月8日，山东省司法厅吊销执照。

两人前后脚，是那一轮山东唯二被厅长约谈、又被厅长治下吊照的律师。看官当然要拍桌子：这不就是顺藤摸瓜么。

袭祥栋自己却不这么说。

公开自述里他写：“板子全部打在解厅长身上，肯定是冤枉他了。”紧接着一句更扎心的：“决策层怕是不在省厅这级，省司法厅充其量仅仅是个执行角色。”他举的例子是，去年北京吊照的张qf律师，今年北京吊照的张k律师，肯定不是北京市司法局决定的。一个老刑辩律师写到这里其实是用余光在指北边。不光是山东，也不光是2019年那个夏天，整个吊照系统在按一张更上头的名单走，地方厅局只是签字盖章的人。他不怕得罪解厅长，他怕得罪那个真正在按按钮的人。

站在椭圆桌中间的那一位，从来不是最可怕的人。

真正可怕的人，站在桌子背后，决定把谁请上桌、把谁的名字写进那一摞A4纸里。解厅长只是名单的执行人。执行得是不是积极，那是另一回事。

袭祥栋有一句话写得克制，但读完后劲很大。他说：“写这些，不是为解维俊们说好话，毕竟领命干脏活也是要负责任的，至少高层作出不公指示后，解维俊们没有向上面客观汇报，争取枪口抬高一厘米，而是配合迫害，甚至非常积极！”

枪口抬高一厘米，是一个老典故。1989年柏林墙倒下，两年多之后，东德的边境警卫亨里奇站在被告席上，因射杀试图越境青年被判三年半监禁。他的辩词是，我只是执行命令。中文世界流传的版本里，法官给他留下那句被反复传诵的话。作为警察，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你本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句话在中文圈被传了三十多年，被引在每一次跨国比较里。东德兵的那一厘米，是个体良知的极限刻度，是国家暴力链条上最后一道可以选择的余地。

2019年那个夏天，山东省司法厅顶层那张椭圆桌上，没有人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他们想的是，把那一摞A4纸再厚一点。

五年过去了。2025年12月12日，山东省纪委首次官宣解维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五个月后，5月21日，二次官宣双开。通报里最狠的措辞是：贪欲膨胀，以权谋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后面那个名词：案件处理。

案件处理。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2026年2月2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曾任司法部部长、宣判时为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的唐一军，因受贿1.3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公开报道概括他的敛财领域，涉及公司上市、土地回购、银行贷款、案件处理等方面。同一个词，前后两份通报，一字不差。

案件处理，这是司法系统反腐通报里，已经形成的标准罪名样式：办案换钱，定向出货，一笔一价。

这位前部长接任司法部长，是在袭祥栋们被约谈一年之后。司法系统这一轮，前部长傅政华离任后被立案、一审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后部长唐一军2024年被查、2026年一审无期；副部长刘志强被立案、一审获刑十三年；云南省厅长茶忠旺主动投案。中国当代司法部长这把椅子，简直成了一座断头台。从2018年到2026年，近年两任司法部长（傅政华、唐一军）先后被查获刑，副部长出事，省司法厅厅长出事。这种密度，世界政法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两任部长都因为同一个理由倒下：案件处理谋利；而他们在台上时，又都是凭借同一项政绩升上来的：管律师。

管律师管得越狠，越能升；升上来之后，转手再把“案件处理”卖一遍。

这是什么生意？这是把法庭当批发市场。左手收着办案律师的执照，右手收着案件当事人的钱，把一摞A4纸来回倒手。左边卖给上头当业绩，右边卖给老板当人情，自己在中间留一笔差价；差价多了就盖一栋装修房、攒一沓消费卡，少了就先在通报里写一句“违规收受礼金”垫垫。一进一出，左手是吊照律师的“敢言”成本，右手是涉案老板的“摆平”价签，中间这位经手人，把“维护法治”反复在嘴里咀嚼，然后慢慢吐出来一颗装修款，吐出来一沓房产证，再吐出来一句“组织对我的教育还不够”。

你说他傻吗？他一点都不傻。他傻能在政工科干起、从团委到政法委一路爬十几层楼梯坐到省厅长的位子吗？他傻能拿几个党校文凭兑成“法学理论”研究生身份证、最后管整个山东律师业吗？这套生意里，最不傻的恰恰是他这种人。

老话讲，当家的最怕属下吃饱了不办事。这个时代的怕，刚好反过来：属下不吃饱反而办事，那才叫高层最怕。不吃饱的，先吊照，等他没饭吃；吃饱了的，反正都拿了，将来出事再清算，也只是案件处理。两边的人都被这套设计安排得明明白白。一边吊照，一边受贿；一边封笔，一边收房；演到最后大幕一拉，剧本一翻，告诉你这都怪不到具体哪个人，问题出在某些干部偏离了初心、丧失了理想信念。

椭圆桌的两边坐的都是这个体系的产物。

一边是凭吊照升迁的厅长，一边是被吊照写自述的律师。看似敌对，其实是同一台戏的演员。导演坐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当然，这戏总有谢幕的时候。

2020年2月21日，根据当时山东卫健委通报，任城监狱2077名干警和服刑人员中爆出207例新冠感染，其中干警7人、服刑人员200人。解维俊以“思想麻痹、管理松懈”为由，被山东省委免职。据公开报道，全省那天新增确诊202例，任城监狱占其中200例。九成九的份额。监狱里的人没有口罩，没有床位，也没有投票权。他们的命，按解厅长那张方子，叫君臣佐使里的“佐”，可以省略，可以替换，可以多放也可以少放。最后法庭也只判了五个人，量刑最重的那一位，是任城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刘葆善，玩忽职守罪，二年三个月。一座监狱，二百多个人在牢里发烧，没有窗子，没有医生，最重的责任只够换两年三个月。

就在不到一年后的2021年2月8日，山东省司法厅吊销了袭祥栋的律师执照。

监狱里关满了人的那一天没有人为里头的人出头，外头守在法庭门口想给这种人辩护的律师，也被关在了门外。

你看，这就是历史的对位法。一边监狱里的人在咳嗽，一边司法厅的人在签字。两边都是文件，两边都是按指示办。

《1984》里有一句话，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当这一点都做不到的时候，让谁等于四就谁等于四，上面让你算几就算几。椭圆桌中间那个学药剂的厅长，是这么算的；椭圆桌一头那个学法律的律师，没法这么算，所以一个升、一个吊。

六年之后，升上去那个又被一脚踢下来。

通报上写的已经不叫吊照，叫双开。他的吊照是上面给的，他的双开也是上面给的；区别只在于，他在台上的时候，是替上面给别人吊照。这个体系运转的本质就是这样。它能把同一只手既封成赏赐又劈成屠刀，今天给你戴顶子，明天给你套绳子，戴的人和套的人是同一拨人，被戴和被套的也是同一拨人，热热闹闹演完一整出三十年大戏。

我现在很想去翻一翻2019年夏天那一摞A4纸。

我猜里头大概有袭祥栋几条微博，有他在哪个庭上替哪个被告说过的辩护词，有他给金哲红案写过的申诉文书。也许还有他在年检表上没填的一句话，律协聚餐没去的一次签到。那时候这些都叫问题材料，盖章吊照、装订归档，按解厅长那张方子，全是“用药过猛”的证据。

六年之后，山东省纪委手里也有一摞A4纸。

里面是解厅长收过的礼金、刷过的消费卡、白住的装修房，是他向组织没报告的个人事项，是他在双规期间销毁的什么、串供的什么。按同一套用药逻辑，他这是“中毒”了，剂量没掌握好。

两摞A4纸，纸是同一种纸，章是同一个章，主治医生也是同一拨。

区别只在于：先开方的那个人，最后躺到了诊台上。

郭嵩焘那件呢绒大衣的弹章办了整整两年。他没能等到平反，回老家湖南，被乡里读书人骂作“敢见洋人，宁不知耻”，棺木抬出湘阴，沿途有人拦路骂。他出洋时朝廷里没人替他说话，他归乡时朝廷里也没人替他说话。

六年之后，没有人替袭祥栋说话；五年之后，也没有人替解维俊说话。

唯一替他们说话的，是历史那张椭圆桌。

桌子那头坐着的人，名字会一个一个被换掉。

桌子本身，从来没动过。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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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表格，击穿了地方财政最后的“遮羞布”。2026年一季度，全国28个省份的财政自给率全部跌破100%，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己的财政收入覆盖支出。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极端格局，背后是地方财政从“土地依赖”到“收支失衡”的系统性崩塌。

一、数据直击：谁在“裸奔”，谁在“撑门面”？

我们先看这组冰冷的数据，就能看清谁的家底最厚，谁已经入不敷出：

这张成绩单里，最刺眼的不是中西部省份的“贫血”，而是上海、广东、山东这些曾经的财政大户集体“掉队”。上海作为经济中心，一季度支出同比暴增20.3%，直接把自给率拉到90%以下；广东、山东、北京这些“万亿GDP俱乐部”成员，自给率也跌至70%上下，早已不是当年的“财政提款机”。

二、核心本质：为什么全国都“缺钱”？

地方财政的账本，从来不是简单的“收不抵支”，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崩塌。

1. 根本诱因：土地财政的“断供”

过去20年，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一半靠税收，一半靠卖地。但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让土地出让收入直接“腰斩”。2025年以来，全国土地成交均价和成交量持续下滑，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地根本卖不动，连“底价成交”都成了奢望。

地方政府失去了最大的“活钱”来源，但支出却一点没少：民生、基建、债务利息、人员工资，哪一项都刚性增长。一进一出之间，收支缺口自然被迅速拉大。

2. 体制根源：分税制下的“权责倒挂”

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大部分归中央，留给地方的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的小税种。但教育、医疗、养老、基建等支出责任，却大部分压在地方身上。

简单说就是：挣钱的大头被拿走了，花钱的大头却留给了地方。这种“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矛盾，在土地财政的掩盖下一直被忽略，现在土地收入退潮，矛盾瞬间爆发。

3. 现实压力：债务利息的“刚性吞噬”

过去为了搞基建、拉GDP，地方政府举了天量的债。现在债务进入集中偿还期，利息支出像“吸血鬼”一样吞噬着地方财政。很多省份的财政收入，一半要用来还利息，剩下的钱连日常运转都不够，更别说搞新的建设。

4. 特殊变量：支出刚性的“被迫扩张”

以上海为例，一季度支出同比大增20.3%，不是因为乱花钱，而是民生、保运转的刚性支出压力加大。疫情后的修复性支出、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维护、人员工资上涨，每一项都必须花，每一项都推高了支出基数。

三、未来信号：地方财政的“铁笼”已经焊死

这份数据不是一次简单的“阶段性波动”，而是地方财政格局的永久性转折点，未来三个趋势将彻底改变地方的运行逻辑：

1. 中央统筹力度只会越来越大

全国无省自给，意味着地方财政的“独立运转”时代结束了。未来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会持续扩大，分配也会更向困难省份倾斜，同时中央对地方的债务管控、预算约束会越来越严，地方自主“搞钱”的空间被彻底锁死。

2. 地方扩张性财政政策彻底失效

过去地方政府靠举债搞基建、靠卖地搞扩张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紧平衡”：能砍的支出砍到底，能省的钱一分不花，基建投资的优先级会大幅下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建设”时代结束了。

3. 化债将成为地方的“第一要务”

从中央到地方，接下来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化解债务风险。无论是债务置换、重组还是展期，所有政策的重心都会向“稳债务”倾斜，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从“搞增长”变成“保运转、防风险”。

四、普通人的影响：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地方财政的账本，从来都不是政府自己的事，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 公共服务会“降本增效”：老旧小区改造、公园建设、公共设施维护的节奏会放缓，一些非必要的项目会被砍掉，政府会把钱优先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上。

– 基建投资会大幅收缩：过去那种“大拆大建”的模式不会再有，新的地铁、高铁、市政项目审批会更严，很多规划中的项目可能会暂缓或取消。

– 债务风险传导被严控：中央会通过债务置换、转移支付等方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地方政府直接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城投平台、地方国企的信用会持续承压。

– 区域发展差距会被进一步抹平：中西部和东北省份会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东部省份的财政“溢出效应”会减弱，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会被中央统筹政策对冲。

五、结语：从“增长崇拜”到“生存优先”

2026年一季度的这份财政数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地方财政的真实底色。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过去靠举债和土地推动的高增长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未来的地方财政，不再是“搞大建设、冲GDP”的工具，而是“保运转、防风险、兜底线”的生存型财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从“增长崇拜”转向“生存优先”，是一次痛苦但必须的转型；对于普通人来说，适应这种“慢下来、紧起来”的节奏，才是未来的常态。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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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打造新型高科技警务系统，监视在华外国人的一举一动

5月19日，独立记者兼网络安全研究员 NetAskari 在其 Substack 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系列调查报道的第一篇。作者称自己“独家获得了一个专门为外国人开发的监控系统网页前端原型”，用户为张家口市公安局。文章表示，该网页原型揭示了中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的数据融合型监控体系：从传统摄像头监控，逐渐扩展为将签证、酒店、手机、交通、消费与人脸识别数据统一整合的“全景式画像”工程。

文章封面截图

报道称，这一系统与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的“雪亮工程”密切相关。过去，外界对于中国监控体系的印象，多停留在遍布街头的摄像头与人脸识别设备，但 NetAskari 指出，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单一监控设备，而是“数据缝合”能力本身。文章称，该系统能够“实时处理来自尽可能多传感器的数据”，并将个人的物理位置、社交关系、出行轨迹和消费习惯整合成所谓的“全息档案（holographic profile）”。

报道中最引发关注的是，系统中的数据包含大量真实的外国记者与在华人士信息。NetAskari 表示，他在测试平台中看到了包括护照照片、签证信息、手机号码、生日以及行动轨迹等内容，甚至还发现了自己的完整资料。“令人意外的不是被监控，而是进入这个系统竟然如此容易。”他写道。

文章特别提到，这套系统并不只是简单记录某人“出现在哪里”。例如，当目标对象搭乘高铁时，系统不仅能识别其是否进入张家口，还会精确记录“车厢号与座位号”；若对象进入滑雪场，人脸识别闸机拍摄的照片也会自动同步进入追踪数据库。系统甚至会记录加油、购物频率，以及是否经常出现在“信访区域”等细节。

NetAskari 认为，这种监控逻辑已经超越了传统“治安管理”的范畴，而更接近一种预测性治理。报道中引用系统设计概念称，其目标是建立“整体人员档案”，通过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交叉分析，识别所谓“异常行为”与“高风险人员”。在曝光的后台界面中，一些人员甚至被直接标记为“重点人员”“涉毒”“高危”等分类标签。

报道还指出，这些系统虽然部分只是“演示版”或开发中的项目，但其结构与中国公安系统近年来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雪亮工程”“天网工程”等国家级监控计划，并将酒店登记、出入境、手机号实名制、移动支付与视频监控等数据统一接入公安平台。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监控网络之一。

文章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部分原型系统竟部署在美国服务器上。NetAskari 推测，这可能是中国开发者或外包团队在测试阶段留下的公网入口，也可能是学生竞赛或商业演示项目遗留的“半成品”。但正因为这些疏忽，外界才得以一窥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内部逻辑。正如报道所写：“这些被遗忘的后台，反而成为理解中国监控架构最透明的窗口。”

对于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与研究者而言，报道中的很多内容并不完全令人震惊。外媒长期以来已多次报道中国利用签证、酒店登记、人脸识别与手机数据追踪外国记者活动。新疆地区更被视为此类技术的“实验场”。不过，NetAskari 的调查仍然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展示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数字威权”，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现实系统——它试图把每个人的移动轨迹、消费习惯、社交关系乃至日常行为，全部纳入同一块屏幕之中。

最后，NetAskari 写道：“尽管网络监控和控制在中国境内外都在不断增长，现实世界中的类似现象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潜在的世界观逻辑下，人类被简化为数字、模式和向量运算，成为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控制、塑造和胁迫的‘数据海洋’。”

二、流水线上的写作者：中国“工人文学”的再度回归

中华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近日刊发文章《工人文学的复兴》，将中国近年来兴起的“劳动者文学”视为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窗口。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零工经济迅速扩张，越来越多中国读者开始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而曾被视为边缘题材的“工人文学”，也重新回到公共视野。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间经历了财富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数亿中国工薪阶层却只能勉强糊口”。研究者发现，相较于2004年至2014年间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到了2023年，“机会不均”和“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受访者解释贫困的主要原因。公众开始意识到，“生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

文中，作者提到了多本由中国工人阶级撰写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小说、非小说和诗歌，比如《赶时间的人》（2023）、《我的母亲做保洁》（2023）、《我在上海开出租》（2024）和《在工厂梦不到工厂》（2025）。

报道重点介绍了两部近期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包裹》与肖海的《深圳南流记》。文章称，这类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源于疫情期间快递员、外卖员等劳动者“维持了国家的运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他们阅读底层阶级的经历，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了解如果失去社会地位会发生什么。”

在《我在北京送包裹》中，胡安焉以近乎冷静的口吻记录自己在物流仓库、快递站点工作的经历。文章摘引他在北京入职快递公司的过程：体检、填表、身份核查与国庆期间拖延不止的行政程序，让他不断被告知“明天再来”。最终，即便入职成功，“仓库里已经没有电动三轮车给他用了”。

胡安焉还详细计算过自己的劳动价值：“他用日均工资除以工作日分钟数，算出每分钟收入0.5元。”由于送一个包裹平均仅赚2元，他不得不“每四分钟送完一个包裹，否则就会亏本”。文章写道，“上厕所也成了要花钱的事”，“顾客一句不经意的‘明天再送吧？’也会让他背上债务”。

相比之下，肖海的《南方漂泊》则更具情绪张力。15岁的肖海为了让弟弟继续上学，主动放弃高中，前往深圳工厂打工。他写道：“我人生的新篇章开始了，我从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30多岁、饱经世故的男人。”

文章特别保留了肖海关于外来务工者遭遇的一个案例：2006年，他在深圳上完夜班后，因为无法出示暂住证，被警察塞进面包车，要求缴纳300元罚款或贿赂。害怕被送去强制劳动的小海最终逃出派出所，躲进竹林。多年后，他仍记得警方如何把外来工视作“行走的现金库”。

报道认为，这类工人文学与毛时代强调“劳动光荣”的官方叙事已经截然不同。今天的劳动者作家“表达着无力感、边缘化和孤立感”，许多作品只能通过网络传播，并随时面临删除风险。文章提到，北京保姆范雨素曾因讲述照顾富豪私生子的经历而爆红，但“原文很快就消失了”。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经济虽然仍保持庞大规模，但其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农民工长期低薪劳动之上。“中国依靠数亿像胡安焉和肖海这样的人运转，但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却微乎其微。”

作为结尾，作者提及央视与美团曾联合推出一部宣传短片，讲述女骑手“阿兰”在大理自由送餐、追逐摄影梦想的故事。但公众普遍认为这种描绘严重脱离现实，最终央视不得不删除视频。文章借此指出，官方叙事与劳动者真实处境之间的裂缝，正是工人文学重新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三、大赦国际：全球死刑执行人数创44年来最高纪录，中国、伊朗最多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于5月19日发布了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已知死刑执行人数在2025年大幅攀升，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统计，全球至少有2707人被执行死刑，较2024年的1518人增加78%。尽管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尤其是中国、朝鲜与越南等长期将死刑数据列为国家机密的国家——这一数字仍足以显示，死刑正在一些国家重新被当作政治威慑与社会控制工具。

文章封面截图

报告指出，全球执行死刑的国家总数仍维持在17个，处于历史低位，但少数国家的“集中式执行”却推动整体数字急剧上涨。其中，伊朗一国就占据了全球已知死刑总数的近八成。根据特赦国际统计，在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伊朗在2025年内至少执行了2159人，较前一年的972人大幅翻倍，创下该组织自1981年以来对伊朗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也刷新本国纪录，至少对356人执行了死刑；美国则执行47人，为16年来最高。新加坡、科威特与埃及等国的数字也明显上升。报告尤其批评部分国家继续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根据统计，全球接近一半的已知处决与毒品犯罪有关，而这类案件“不符合国际法所要求的‘最严重罪行’标准”。

报告称，尽管如此，中国仍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死刑执行国，但由于官方长期严格保密，外界无法获知准确数字。特赦国际指出，“中国的死刑数字仍然是一个巨大未知数（a great unknown）”，但依据长期监测，外界普遍相信中国每年执行人数仍达“数以千计”。报告认为，中国官方近年来持续将死刑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政治讯号。

特赦国际秘书长阿涅丝·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在声明中表示，这轮数字暴涨“来自少数孤立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实施处决”，但与此同时，全球废除死刑的大趋势并未逆转。截至2025年底，已有113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而1977年这一数字仅为16个。

报告还记录了一些“亮点”：欧洲与中亚地区连续多年未出现新的死刑执行；白俄罗斯则首次在卢卡申科执政以来未记录到新的死刑判决；多个国家继续维持暂停执行政策。

然而，报告表示，其所揭示的并不仅是死刑数字的上升，更是一种趋势：当经济压力、社会动荡与地缘冲突加剧时，一些国家正在重新依赖“最极端的惩罚”，来展示国家权力的绝对存在。

难道不该放开管控，让大家有机会去投资苹果，英伟达，微软，显然这些就是全球最优质的资产，最起码比买恒大房子强

惨。

这两天刚蹭完专门聚焦美股的大V金渐成流量，刚刚监管层就来了当头一棒，富途、老虎、长桥这三家港美股券商，在内地违规展业，没收非法所得还要重罚。

就算能把美股分析的头头是道，精确的踩中买卖点，但抱歉，可以购买的主流港美股券商已经锁死，你想买也买不了。

其实前几年，这些港美股券商就已经停了内地开户的权限，不过存量用户还能正常使用，甚至一些小券商会冒着监管风险为内地开户，毕竟辐射范围小，掀不起啥风浪。

但监管最新表态，富途、老虎、长桥存量也不给用了，过渡期2年，期间只能卖不能买。所以，现在港美股券商有股票的大陆用户，只能“做空”不能“做多”了。嘿，我这边赚不到，在其它地方也休想。

有些小伙伴看到这则新闻有点恐慌，实则近2年对你没啥影响，账户也是安全的。当然，如果你是打新党，可能接下来这三家券商都不能使用了，这个很可惜，又少了一个低风险机会。

当然，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持有富途和老虎的股东们，这一波简直是掀屋顶的利空。现富途、老虎跌超28%，其中富途被罚18.5亿。

截至2025年末，富途注册用户数达2918万，账户数为595万，有资产客户按年升40%至337万。在海外市场，富途全年净增有资产客户数按年升27%，各地区的客户规模及资产规模均取得显著增长。

这让我想起来周三猫哥写的互联网一刀切那事儿，外资对国内投资环境态度180°大转变，从那以后中概股票一直在阴跌。对了，那篇文章现在已经没了，标题是“便宜，是有原因”的。

第二天还有读者给猫哥留言：“昨天的大作竟然没被GG，看来他们也默认了…”，猫哥回复：“我大部分都是公开信息的叙述，并没有评论和阐述更多自己的观点。”（这条留言也已被删），现在看来还是乃义务了哇…

以下纯属虚构的小说，各位看官一笑了之即可。

“天元二十载的冬末，云中城的大掌柜风清扬在一次论道上说了些狂话。第二天，原本要敲钟挂牌的蚂蚁金阁，悄无声息地撤下了匾额。城里的老人们只当是场小风波，却没料到，这是一场连绵暴雨的前奏。

第一记：断骨

开春不久，城主府突然宣布整肃市集。云中城最大的商号阿狸号被罚没了一百八十二万两白银，那是座金山。紧接着，没团号也被重锤。规矩变了，那种躺着就能把钱赚了的日子，一去不返。商人们这才惊觉，空气里已经有了肃杀的味道。

第二记：裂痕

三月，云中城与西边的鹰国在极北的安克雷奇会晤。双方拍案而起，那句“你没资格教训我”，传回城中，让所有靠外贸吃饭的商铺心头一紧。鹰国的客商们开始掂量，这片土地上的生意，是不是快要变成烫手山芋了。

第三记：鲸落

同月，一个名叫比尔·黄的巨鲸，靠着借来的七百多万两银子，满仓押注云中城的股票。但他赌错了方向。一夜之间，杠杆断裂，巨鲸粉身碎骨，连带把整个云中城的股价拖进了深渊。那是一场没有预警的雪崩，积雪掩埋了无数中小商户的本金。

第四记：暗门

六月，做车马生意的弟弟号悄悄去了鹰国上市，没跟城主府报备。回来时，城门紧闭，他们的招牌被摘了。这不仅是丢脸，更是恐惧——城里的商号开始担心，自己的账目、客户的名单，是不是都要被送到海外去？一时间，没人敢出海了。

第五记：焚书

七月二十四的那晚，一道政令如烈火般烧过蒙学书院。小孩子的行业，那个曾经最璀璨的明珠，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股价跌去七八成，华尔街来的洋行家们吓得面无人色。他们不懂，既然连教书都能被叫停，还有什么是不能停的？

第六记：绝桥

年末，鹰国祭出了《问责法案》，勒令云中城的商号交出账本密卷，否则就剔除出籍。云中城岂肯交出核心机密？于是，一百多家商号被挂在了悬崖边上。直到次年八月，双方才勉强谈妥，把账本放在邻近的香江查验。但这时的云中城，已是千疮百孔，元气大伤。

那年，云中城回撤了八成五。曾经高耸入云的楼阁，塌成了废墟。

外来的资金老爷们跑了，他们怕了。他们说，这里的天威难测，不如回去买那些虽然贵、但规矩透明的本土货。

如今，云中城虽然重建了，但估值再也回不到从前。就像是一个受过重伤的人，即便伤口愈合，走路也总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跛态。

至于现在的市集，热闹是灵械坊（AI）的。所有的钱都像被磁石吸走了一样，涌向那里。剩下的七个行当，死气沉沉。

有人坚守，有人叛逃。那些每天来问“要不要割肉去追灵械坊”的人，其实心里早就有答案了，他们只是缺个人在背后推一把。

毕竟，在这个江湖里，事教人，一遍就会。 哪怕那教训，是拿真金白银换来的粉碎的三观。”

对了，回到篇头，没了那啥后，如果要布局海外，只能通过正规渠道如QDII基金和港股通布局。但目前QD本身就额度稀缺，外加溢价不低，如此一来二级市场会不会又重复白银那高溢价的故事？

世上无鲜事，旧瓶装新酒。

关注叨哥，看更多消失内容。

CDT编辑整理并搜集以猫笔刀被删除文章《便宜，是有原因的》如下：

便宜，是有原因的

有个问题我决定正面回应一下，也算是给历史补个档，关于2021年中概股大崩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让新来的股民知道当年的情况，因为只有了解了当时的情况，你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中概股萎靡不振，估值长期徘徊在美国科技股腰斩的水平。

　　1、年初第一弹是监管全面启动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审查。这件事还有个前情，是2020年底上海金融论坛上马云的演讲，本来第二天蚂蚁金服要上市的，我打新中签的新股都到账户里了，没办法，上市叫停，新股退回。这件事的结果是2021年4月份阿里吃到了182亿的巨额罚单，另外美团10月也在反垄断审查中被罚了34亿。

　　2、然后3月份发生了两件影响很大的事。一个是18日中美在安克雷奇的激烈交锋，就是那句很著名的“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外媒评价这是中美外交摊牌，竞争矛盾快速升级。

　　另一个重磅事件是3月26日晚，杠杆重仓的巨鲸Bill Hwang爆仓了，他当时个人持仓150亿美元，找机构借了700多亿美元，全部买中概股，结果那一晚中概股血崩爆仓了。Hwang个人资产清零，还欠了机构上百亿，被判了18年，现在在坐牢。

　　3、然后到了6月底滴滴美股上市，他们事先并没有征得监管许可，触发了安全审查，app下架，这导致市场对中概公司数据安全、合规的担忧。这件事还有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从7月份起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收紧，好几个公司的ipo都暂停了。另一个是滴滴12月份退市，仅仅上市5个月就退市，市值还跌了300亿美元，严重影响了中概股的形象。

　　4、接下来是7月份的教育双减政策，叫停了k12教育培训行业，7月24日那一晚教培股普跌50-70%惊呆了华尔街，进而引发中概股整体恐慌性抛售，因为外资担心监管风险扩散到其它行业。

　　5、怕什么来什么，8月出台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新规，游戏行业洗牌，腾讯网易下调盈利预期，游戏板块也跌了一波。

　　6、最狠的一件事在年底12月份，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A）落地，要求境外公司在美国上市要向美国证监会提交审计底稿，不然就摘牌退市，但是中国这边禁止上市公司向美国提交审计底稿和敏感数据，上市企业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最多的时候有超过100家中概股被列入“预摘牌名单”，境外机构为了避险只能斩仓出逃，中概股跌了近万亿市值。中美两边来回拉锯谈判，一直到2022年8月才谈妥，各退一步，在香港审查底稿，不必搬到美国。中概股退市危机暂时解除，很多中国公司被吓破胆，纷纷到港股上市“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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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2021年中概股重大事件回顾，我写的时候有一股窒息感，每隔一两个月就有大利空，有原生家庭这边出事的，也有在外面挨打受欺负的，各种倒霉的事全都挤到这一年爆发了。整个中概股回撤了85%，腾讯阿里这样的龙头都跌了70-80%，小公司跌90%以上的比比皆是。

　　就是这一波重锤了外资对中概股的信心，他们发现买中国股票要应对的额外风险太多，且不可测，很多资金跑路了就没回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中概股估值长期低于正常水平的重要原因。

　　我个人也是在那一年目瞪口呆了好几轮，三观碎了又补，补了又碎，最后就懂事了。事教人，一遍就会，更何况教了很多遍。

　　……

　　今天的行情差不多又是ai一枝独秀，8个宽基里只有含芯量最高的科创50涨了3%，剩下7个都在红绿边缘徘徊，其中小盘股指表现更差，因为今天市场中位数跌了1.3%左右。

　　现在已经不是投资者主动选择站队的问题了，是行情逼你站队，ai会虹吸场内其它板块的资金，很多传统行业的股民都在心态崩溃的边缘，每天都内心挣扎要不要割肉去追涨ai，每天也陆陆续续有叛逃的，然后把留下来坚守的人推向更深的坑底。

　　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当然不会了，等ai抱团抱到极限，或者行业增长触发某一标志事件，抱团就会崩溃，资金四散流出回补那些低位的板块，市场风格就会逆转。只不过不好猜这个拐点在哪里，有可能下个月，有可能下个季度，也有可能明年。

　　股民和股民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有些人天生钝感，抗压能力强，风格被打压了三四年依然安之若素，这种再熬一两年也问题不大。有些人焦虑感强，每天都患得患失，还不如早点投了随大流趋势交易。

　　所以只要看到那些问我怎么办的，我通常回复第二天无脑换仓10%，换完了自己后面看着办。其实这些人在问的时候就已经有倾向了，就是想找个外力推自己一把，真正有定力的人他不会问。

　　……

　　1、又到了每月的20日，LPR没有变化，很正常，最近一线城市的房价稳住了，稳住了当然就不会降息。

　　2、彭博社引述北约高官，称如果7月初还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会考虑联合护航。现在是国际能源署在投放库存石油平抑油价，从3月投放到7月中旬，所以等这个投放计划结束，油价依然高企，北约那边可能会有行动。由于欧洲不少国家在中东没什么核心利益，所以一直不愿参战。

　　3、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美联储最近开始有加息的预期了，原因是油价高企催升了cpi，4月份3.3%，远高于2%的预期目标。现在已经没人预期年内降息了，反而预期年底前，或者明年初执行一次加息。利率市场上的概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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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问为什么两个加起来不是100%，因为还有别的选项。目前的市场预期里，12月份加息概率差不多就是五五开，明年1月加息概率反超，3月几乎大概率会加息，甚至有加息0.5%的选项（26%）。

　　美元重回加息通道的影响是深远的，肯定会压制大宗商品的行情，有色板块自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就不涨了，也许你现在该认真考虑一下去留。另外美股行情也会被加息压制，这个到了下半年会愈发明显。人民币的汇率也会有影响。

　　今天特朗普松口了，称沃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利率，沃什就是刚刚上任的美联储掌门。

　　4、昨晚评论里提到没有核大国会分享核武器，后台很多人问朝鲜核武器哪来的。互联网上一直有谣言说朝鲜核弹是中国支持的，不可能的事。中国明确反对朝鲜拥核，安理会针对朝鲜的7次制裁决议，中国全部赞成。朝鲜的核技术早期是苏联支持，后来从巴基斯坦那里搞的，至于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是他们从欧洲偷偷搞的，都不是中国支持的，以后不要在网上传播错误信息了，会让人笑话的，正常人谁会乐见邻国有核武器？

　　就这些，发射了～

【科学争议，理应由科学界解决。但是，经常出现删帖现象。删帖帮了谁？不仅没帮国家、有害科学，而且有时候也没有帮助个人、有害个人。

偷一个奖、偷一篇论文，就一定不会愈演愈烈后来被严厉处罚？

丢一个奖比坐牢更好吧？】

中国科学一等奖，是非常崇高的荣誉，

至少曾经是，有时是。

还曾空缺。

2015年1月发布的2014年一等奖，一出来就同行舆论大哗：错了。

而且错的离谱。

显然是运作出来的，不仅不是荣誉，而且是耻辱。

在科学界争议很大的时候，出现删除文章的现象。不仅自媒体的被删，官媒的也被删。

那时，我和鲁白、谢宇主编的《赛先生》也刊登了批评文章，而且有专家的评论。

被批评的人曾经通过某院请《某国某学报》发过歌颂文章，但未面对质疑和批评。联系过《赛先生》，虽然《赛先生》表示欢迎，并将同等对待，但他没有投稿文章。

然而，出现大量删文章，包括官媒的部分文章。

帮了个人吗？

短期也许帮了他。但是，长期是害了他。

一个成年人，明知做错了，却能骗到我国顶尖的科学奖，而且刀枪不入：大家的批评毫无效果。那么，就可能助长其贪得无厌的行骗，就难以避免其“在……授予学术称号、荣誉表彰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助长学术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如果当时不删除文章，他可能不觉得受特别保护，高人一等，超出法律适用范围。

如果当时有关部门当机立断，调查后撤销其一等奖，可能他后来会有所收敛，而不是变本加厉还“帮助”其他人获得“荣誉（Chiru）”，也就不会十一年后牢狱之灾。

对于我国科学界，删帖更是导致风气变差。

可惜，这种事情以前有，以后估计也难以避免。

保护1999年院士的造假论文，也就有其学生院长2024年的造假论文。一脉相承是一个原因，没有遏制，一帆风顺是另外一个原因，而且不一定不是更重要的原因。

以下是2015年被删除的之一：

专家评说：国家科学一等奖为何遭全国性学会抗议

2014年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自揭晓以来，引发很大的争议，中国计算机学会1月21日晚公开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意味着国家大型学术团体抗议科技部奖励办公室，这一前所未有的惊人举措再掀波澜。国内外数位行内受尊敬的计算机专家以及接近评奖程序的人士先后将其评述和意见告知《赛先生》。秉承科学精神、本着对国家科学事业负责的态度，《赛先生》在此与大家分享，并欢迎不同意见的讨论、商榷、辩论。相信理越辩越明，科学的真理对中国的重要性远大于某个个人或团队获奖。

谭盈 许栋/文

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评奖由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奖励办”）主持。

“我们态度很明确，政府部门就得退出评奖！”中国计算机学会一位核心人士2014年1月22日早上对《赛先生》表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政府发的科学技术奖并没有促进科学事业进步，反倒是促进了腐败”。

与计算机学会激烈态度相比，一位享誉国际工程界的华人计算机教授虽然非常惊讶该奖，但他在发奖不久后对《赛先生》表示：“我已听到很多人议论此事，包括美国的学者”。该专家认为：比起批判该技术本身来，更重要的是改革当前的学术奖励制度。

就在此前一天，21日晚9时，计算机学会突然在其官网上挂出一则措辞坚定的公告——《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该文迅速传遍全网，引来大量点赞。

该《建议》落款日期为1月15日。据悉，计算机学会已经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了这份《建议》。

全文虽名为“建议”，实则并无卑屈之态，一上来就直指国家科学技术奖受到了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吐槽“相关领导亲自担任有关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委员会的负责人，直接主导奖项的评审过程”。

此文一出，网络沸腾。不少科学家在冬夜里第一时间转发点赞，不少人在评论里高呼“提气”、“给力”！

《赛先生》在与计算机学会上述了解此事的核心人士沟通中，他反复表示，不对任何具体奖项和评奖办法进行独立评价，“我们说的是制度！”。

虽然《建议》全文并未针对具体奖项和个人置言一字，但由计算机学会出面，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心领神会批评由何引起，学界业界人士都心知肚明：你懂的。

计算机学会还没完

1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率领的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官方发布的获奖新闻中，其名为“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俗称“透明计算”）的获奖成果被描述为“从根本上突破了统治计算机领域60余年的冯·诺依曼结构”，其通过网络从所使用的各种终端设备中选择并使用相应服务的计算模式，理论上“可防御所有病毒对计算机系统的攻击”，该成果“在国际业界引起震动”。

某种意义上，“透明计算”在获奖消息发布后,确实引起了国内外业界震动。科技界和IT界反响激烈，诸多业界人士在网络上竞相“抒怀”，指称该成果无论是在原创性、学术性，还是应用性上皆无值得圈点的地方。不仅远配不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曾空缺12年的崇高学术荣誉，甚至还有傍上成为主流趋势的“云计算”之嫌疑。

旅美华人计算机专家向《赛先生》透露，有意邀请多名计算机学界的杰出同行联名撰文，共同推动中国学术奖励体制改革。而他本人在该奖发出后不久即联系了中国计算机学会进行评议，后者在其建议下决定设立学术论文的H-index（一名科研人员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数据库，并编制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论文被引数最前10名的排行榜。对此，上述计算机学会的人士给予了证实，其称相关消息将于1月23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正式宣布。

在访谈中，上述华人计算机专家对《赛先生》表示，在论文引用数的对比下，将可以看出2014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令人尴尬的”，和历届获此殊荣的科学成果相比起来“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而这一“可笑”的颁奖决定不过是中国现今学术环境下的一个案例。

“国际反响强烈”的真相

通常情况下，一项研究工作是否得到国际同行重视，可从其发表的论文被引情况看出。在教育部公开的张尧学的报奖材料中，张尧学及其团队列举了8篇论文作为其代表性学术成果。

将这8篇论文分别放入“谷歌学术”搜索其总被引数（包含自引），和WOS数据库（即Web of Science，包括了三大引文数据库：SCI、SSCI和A\&HCI。WOS引用数反映了一篇论文被国际高质量论文引用的情况）中查询后，发现其列举的8篇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前2篇文章的Google总被引数分别为45和46，其中多数来自张尧学团队自引和国内其他学者引用，来自国外的引用数屈指可数。其中第1篇论文在WOS数据库中的被引数为7，第2篇为0。而其第6篇和第7篇文章的WOS引用数相对略高，分别为15和22，对应其总被引数为51和39。

然而，这第6篇和第7篇论文的内容“并非系统领域论文，属于网络通讯领域。”另一位计算机教授向《赛先生》表示。该教授专攻“计算机系统结构、大规模分布式存储和计算系统”。

而张尧学有关透明计算系统领域的文章，“没有核心的相关领域会议引述，这是铁定的。一等奖这种份量，项目至少应该在真正、纯粹的国际一流的会议上有多篇引用，同时在稍低的会议中有更多引用，才算正常。”一位业内人士对《赛先生》表示。

而在一些官方报道中，被中南大学称为“在国际上反响强烈”的张尧学团队论文《TransOS: A Transparent Computing-based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Cloud》发表于2012年，经查该文总引用数仅为6次，其中4次是中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自己引用，其余2次皆为中国其他学者引用，看不到一丝“国际”的影子。

即便是在报奖材料中，张尧学团队自述其论文引用情况也仅是“20篇主要论文SCI他引120余次”，说明其SCI论文篇平均被引仅6次。

相比之下， 2003年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项目共发表论文90多篇，其中在国际顶级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上发表14篇，SCI收录37篇，70篇被SCI引用842次，出版专著9部。主要代表性文章的总被引和WOS被引数多数分别在100和50以上。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的主要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科学》上，1篇发表在《先进材料》上，6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55篇主要论文已被SCI他引639篇次，被13篇综述文章成段引用。

而2013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其8篇代表性论文SCI他引3801次，最高单篇他引823次，20 篇主要论文SCI他引5145 次。

“冯·诺依曼”结构被突破？

当然，一个好的科学工作并不见得都能在短短几年间得到同行承认，继而有较高的论文引用次数。对此，一位曾在跨国IT巨头任重要研究职位的IT界专家对《赛先生》表示，就计算机领域而言，当年从巨型机发展到终端机，接着出现类似云计算的雏形，然后随着终端硬件的升级，计算机进入PC机时代，直到近几年又回到云计算。这个来回摆荡的历史说明，当整体的物理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计算机技术的整个组合空间就这么大，里面不存在太大的缝隙可供人发展出一套完全创新的模式。

上述专家认为，有关张氏“透明计算”的论文引用情况“如此凄凉”，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该成果之所以乏人问津，不是因为其太过超前，而是学术水平不够。“最多也就相当于国内的博士论文”，更遑论突破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合并在一起的存储器结构，它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基础。但是，上述IT界专家评论道，“总不能你在多个设备上搭建了一个分布式计算的架构，并未实现多机模式，不过是将单机模式拓展了一下，在终端和服务器之间实现了一个流式计算，就说突破了冯·诺依曼结构吧？”

由于“透明计算”将操作系统放在服务器端，每次启动都需要从服务器加载，因此其核心环节就是下载。该专家把“透明计算”的本质形容为“下载计算”，即一个远程操纵的启动代理，对云计算不曾有过任何思想和方法上的新贡献，等同于1984年就有的PXE（预启动执行环境），只不过现在的技术线路是用开源的方法去做。但所有分布式计算几乎都面临网络瓶颈，这也是分布式计算不能在更常见的广域网中发挥大用的重要原因。

在官方表述中，“透明计算”被宣称突破了“冯·诺依曼”结构的一大理由是，它实现了“存储和计算的分离。”但在该专业人士看来，此说法甚为“莫名其妙”，因为透明计算最终仍要将数据和应用从服务器端下载到本地，还要通过本地访问才能执行，因此说实现了存储和计算分离是“连基本概念都不对。”

“抹不掉的行政色彩”

那么，这样一个备受质疑，引发网络疯狂“吐槽”的成果为何能摘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桂冠呢？

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其言辞肃然的《建议》中痛陈的四大问题，仿佛在对此作出回答：“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无法对政府部门主导的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的作为实行有效监督”、“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以及“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

一位接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隶属科技部，以下简称“奖励办”）的人士告诉《赛先生》，“评奖委员会是奖励办来遴选的，它确定几个不同领域的头，各领域组长有些就是行政官员，而且不是搞专业的官员，此前确实发生过不公正的评审。有争议的奖项不止这一个，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问题一直都没变。”

2003年科技部颁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2009年经修订重新发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根据评审工作需要，评审委员会可以设立若干评审组，对相关候选人及项目进行初评。各评审组的委员组成，由奖励办公室根据当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推荐的具体情况，从有资格的人选中提出。

这位人士表示，国家每年在科研上投入很大，自然希望在成果产出上有所体现，而科研单位每年也要申报一些奖励，因为国家给了很多钱拿不出东西不好交代，而有些参与评审的科学家则在权力的指挥下，有形无形地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这些地方都要做到公平、公正处理，还得下点功夫。因为我们的国情所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被污染和影响是不可能的。”

“国家机构就是要做好管理和服务，评什么奖？既评不好也不会评。所有评奖国家机构都要退出。”前述中国计算机学会核心人士表示，一旦国家机构参与评奖，有部分科学家做科学的目的就不再单纯，变成了拿荣誉、要经费、充实简历，然后为了这个目的百般运作。

原则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委名单是严格保密的，每年在项目评选期间，都会有官方媒体宣传今年严防死守的“评审规程”，防止“拉关系”。但是上述接近奖励办的人士告诉《赛先生》：“现在的评奖一般都不是背靠背的。基础研究可能有一些文章先发给评审专家看看，最后大家还是坐在一起去评价。这个时候就可能有行政导向问题，有时也有面子问题，中国人都会考虑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在公开评审中不同意你选上，那些同意或者极力主张同意的人，很难说就不会把我的意见传出去。这种评审形式，一般人都去看领头羊的态度，多数人赞成那我也赞成。一个不对的奖大家最后都签了字是怎么回事？以前并非没有出现过，但是从来没有被追究过，也不知道能追到什么程度。这都是问题，奖励办的行政色彩是抹不掉的。”

计算机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科学成果评审时，严格实行匿名和回避制度，情况将大有改观。“在国外，你要往一个好的国际会议上投稿，就必须完全匿名，直到这个稿子发出来才知道是哪里投来的。万一你违反这些规矩被查出来的话，那么你的稿子可以审都不审直接退掉。”此外，为了避免专家利益串联，一个会议作者必须标注和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在三年内一起合作过，如果是的话该专家必须规避相关文章的评审，更高规格的会议可能还会更严格。“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干净的评审环境的话，那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

“尽管现在反腐倡廉，大家收敛了很多，但是内在的机制没有改变，潜规则一直都在。”前述接近奖励办的人士说，“尤其是科技界，原来一直很穷，现在搞科研有了制度保障，经费保障，人在利益面前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出现不公平是肯定的”。

不过，单就“透明计算”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之事而言，一位要求匿名的计算机界资深教授表示，“就好比你下场踢球，你也许不是裁判，但你是这个球场的老板。一切资源你控制着，资金人员都归你分配，大家都在这个圈里，人和人之间都有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所以有的人不敢不投票给他，有的人觉得不公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因为我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我哪些同学朋友就是处在压力之下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中对异议处理的规定如下：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科技奖候选人、候选项目的创新性、实用性及真实性等持有异议，应当在受理项目公布之日起60日内向奖励办公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而“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以匿名方式提出的异议一般不予受理。”

“说到异议期，复杂性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奖已经评上了，评审前期有不同意见你不说，现在你提异议，叫操作的人怎么处理？但是即便是制度上给你异议期了，你又怎么操作呢？它要求你跳出来公开说我不同意，多数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这些评奖的操作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前述接近奖励办的人士表示。

有人诟病“透明计算”并非“自然科学”领域，而是一种“工程技术”。它不去竞争“技术发明奖”，反倒来竞争“自然科学奖”是评奖背后存在不正常操作的证据。对此前述计算机系教授认为，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不是要害问题，“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如何衡量学术水平”。

他说，学术水平到任何时候都是硬指标。改革者从硬指标进入中国后如何变“软”的角度上去查找病根，就很能看出一些问题。比如随便搞个会议，找几个外国籍的评审，就成了“国际会议”，这种自封的低水平“国际”是病原之一。诸如此类的问题积累已久，已经成了学界发展的重大障碍。另外，该教授对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声明表示支持，尤其赞赏用H-index取代SCI作为学术衡量指标。

在张尧学获奖后，有关他的个人介绍里充满了这样的溢美之词：中国工程院院士、网络路由器之父、“透明计算”理念的创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随笔集《侘寂天涯》、《水随天去》、《又见木兰》，拥有海量“粉丝”，教科文“三界通吃”。而在其担任校长的中南大学里，一位文科教师的论文题目为《论张尧学异域散文的现代性体验》。

也有人士认为，张尧学团队得奖就是错了，责任不在他而在评奖委员会成员，特别是跨专业投票的委员们。对此反驳是中国大奖常常有自我和单位运作，难逃干系。有人半开玩笑是否单位或者个人“用力过猛”。也有计算机专家认为张尧学的“发明”还是有价值的。一些对张尧学管理大学方式的知情人认为，虽然他们不清楚计算机知识，但肯定张尧学在大学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对《赛先生》表达不满该奖的计算机专家们皆未评论张尧学其他方面工作，并欢迎讨论有关该奖及其设计的计算机方面不同观点。

《赛先生》完全秉公办事，无预设立场，各种就事论事的文字、意见都不会拒绝，更不会偏袒。

撰文|刘虎

2月14日，我的辩护律师刘庆从重庆来四川成都市看守所会见我。但他没能见上。当晚，我取保候审出来了。

自2月1日被抓，到取保候审，我和我的学生巫英蛟在成都被羁押了13天。

刘庆律师急着找我，是因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在2月10日出了一份对我不利的《民事判决书》，他带着该案《上诉状》而来。

《上诉状》是我的民事一审代理律师雷启富、龙俊钢写的。他们在收到判决书当日（2月12日）连夜撰写了《上诉状》，通过我家人联系上辩护人，让辩护人带来让我签字。

这个判决书的签发机构新城区法院及主审法官赵婧可以说非常狠毒。这是新华社退休记者汤计在去年8月对我提起的第二起名誉侵权诉讼，涉及我撰写的一篇展示了充分证据的其女汤苜收取一套房产的文章。

该案去年年底开庭时，我方提出了将汤计父女以敲诈勒索犯罪移交呼和浩特市警方，法庭未置可否；我方还提出了将汤苜及与其签订《商品房认购书》的呼和浩特市恒大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追加为第三人，让他们出庭接受法官询问，以查清事实。法官也当庭表示一时半会儿判不下来。

但在得知我被抓以后，法官和法院大概率认为我短时间内出不来了，也不查明事实了，立即做出了认定我构成侵权的枉法判决。这份判决书，还开创性了一个司法记录：为一篇自媒体文章，到国家级媒体刊登30次《致歉声明》。可谓前无古人！

应该说，主审法官赵婧在选择判决的时机上也非常歹毒。我那时没有人身自由，判决书下发时已是临近春节放假，而律师在春节假期是无法对我会见的。如果我对此判决不知情、不尽快上诉，15天的上诉期很快就过了，那时就是判决书生效，木已成舟。

这真是“趁我病，要我命”。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我居然出来了。

在接到我的《上诉状》后，主审法官赵婧再次玩起了幺蛾子，说自己不负责转交《上诉状》，让我的律师重新寄给该院的另外部门，否则视为放弃上诉，我的律师强硬表示不再提交；而新城法院寄给我的律师的上诉诉讼费缴纳通知单也非常奇葩：故意不填写二审法院银行账号，给交费设置障碍。气急败坏的流氓本色显露无疑。

前几日，汤计的代理律师给我的代理律师商量说，这个案子可以不再进行下去，只要我给汤计道个歉就行。我的律师回复说：不可能，你的当事人愿意给我的当事人道歉还可以，我去给我的当事人说。

这个案子的二审，将在明天（5月21日）下午3点在呼和浩特中院第十四法庭进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旁听。

我与汤计素未谋面，并无私怨，曝光他的丑行只为公案。此事我必然较真到底，永不妥协！请诸位共同见证。

附：判决书、上诉状、缴费通知单

最高法罕见回应！关于性少数群体权益保护，这封信里藏着大变化

（2026年5月，一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回复，悄悄在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圈子里传开了。）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回信。它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落款日期是2026年5月8日。在信中，最高法不仅对公民提出的“在司法审判中明确禁止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歧视原则”的建议给予了正面回应，更系统梳理了近年来中国法院在性少数群体权益保护上的三大突破，并明确表态：任何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不合理歧视，均为法律所禁止。

这是一份迟来但分量极重的“定心丸”。它清晰地勾勒出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性少数群体权益保护的三条坚实防线。

一、从“病”到“人”：人格权保护的第一道防线

信中首先回顾了标志性的“中国同性恋矫正治疗”案。在这起案件中，生效裁判明确指出：“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

这句话，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污名化枷锁。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个案的胜诉，而是在司法层面宣告：性取向，不是疾病，而是人类正常的性倾向之一。因此，任何以“治疗”为名的电击、催眠、厌恶疗法，不仅是无效的，更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严重侵犯。

法院的判决旗帜鲜明：针对公开侮辱、诽谤他人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案件，一般均认定为构成侵害一般人格权，判令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这意味着，法律将保护每一个人免于因自己的身份而受到公开的羞辱与攻击。

二、拒绝差别对待：就业歧视的司法红线

信中提到的第二类典型案件，是国内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在该案的判决书中，首次出现了“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的概念。

案件的当事人，因穿着与自身性别认同相符的服饰上班，被公司无理解雇。法院最终认定，用人单位以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为由实施差别对待，构成就业歧视，判决撤销相关决定并赔偿损失。

这一判决的意义在于，它将平等就业权的保护范围，从传统的性别歧视，拓展到了更深层次的性别认同与表达。它向所有用人单位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你的偏见，不能成为剥夺他人工作机会的理由。

三、守护校园安全：对学生生命权的司法兜底

信中提到的第三类案件，是学校因学生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等实施不当惩戒，或未履行管理职责导致校园欺凌，法院依法判令学校承担责任。

在张某等与合肥某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因学校未对有自杀倾向的同性恋学生采取适当心理干预措施，而是简单要求家长带回，判令学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这一判决，为所有学校敲响了警钟：面对性少数学生，学校的责任不是“矫正”或“回避”，而是提供一个安全、包容的学习环境，保护他们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以及学校的不作为，都将面临法律的追责。

更重要的，是信中的未来规划

这封回信的价值，不止于回顾过去的判例，更在于它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信中写道：“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梳理全国法院涉性少数群体权益保护的案件，总结裁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适时将成熟裁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予以明确，强化规则供给；将人格权保护等内容纳入法官培训。”

这意味着，最高法正准备将这些零散的、突破性的个案经验，转化为系统性的、全国统一的司法规则。未来，类似案件的审理将不再依赖个别法官的开明，而是有明确的规则可循。

写给每一个在困境中的你

很多时候，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就像这封回信，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言，却是司法系统倾听民意、回应诉求的真诚一步。

从“矫正治疗”的终结，到就业歧视的禁止，再到校园欺凌的追责，法律正在为每一个性少数公民，构建起一张保护网。这张网，或许还不够密，但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坚实。

如果你或身边的人正遭遇不公，请记住：你不是孤身一人。这些判例，这封回信，都是你维权时最有力的武器。

平等，从来不是别人的施舍，而是我们应有的权利。而法律，正在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以微光汇聚星河，用善意点亮彩虹，感谢暖心打赏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还真有所谓的专家站出来帮腔。一位挂着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客座教授头衔的“知名经济学家”，张嘴就来：农民就应该交公粮，天经地义。

这话一出，评论区直接炸锅。

种地的农民，交了两千多年的税，好不容易熬到2006年，彻底把这副重担给卸下来了。现在居然有人想把它重新捡起来，再压回农民肩上。这根本不是什么新思路，而是彻头彻尾的开历史倒车。

01.新中国第一桶金，是农民勒紧裤腰带攒下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农业税，其实这个税很早就有，古时候叫“田赋”，后来老百姓都管它叫“公粮”。当年出于对国家当下发展形势的考虑，农民一直扛着这份责任。直到国家一步步富强起来，为了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公粮这才彻底成了历史。

数据显示，从1949年到2006年，全国农民累计交了超过1.2万亿斤公粮，农业税总额接近4000亿元。

那个年代没有机械化，啥都靠人和牛。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自己吃不饱也要把最好的粮食筛出来，一车一车推给国家。

不光交粮，他们还自带干粮，无偿修铁路、建水库、挖水渠。手上磨出血泡，肩膀勒出深印，一点工钱都不拿。正是这些不计回报的奉献，才攒下了国家工业化的第一桶金。

所以都说新中国成立后那几十年，农民才是国家建设最大的功臣，这话一点都不虚。

02.取消农业税不是恩赐，是时代在往前走

今天的中国，早就不是靠农业税过日子的时代了。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其实就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些年国家每年拿出上万亿资金补贴农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业保险补贴……一样样补下来，就是为了让农民种地不亏本，让十四亿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那些总吵着要恢复农业税的专家，完全是脑子还卡在过去，压根没看见咱们国家的财政结构，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3.全世界都在拼命补贴农民，我们怎能反着来？

放眼全世界，哪个发达国家会向农民直接收农业税？

美国给农民减免高额的财产税，法国不光给年轻农民免税，还提供创业资金；爱尔兰干脆把农民的增值税降到了4.5%；瑞士在2023年专门投入了约2.9亿美元的新一轮环保农业补贴，补贴占比远超OECD平均水平。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全球54个国家每年给农业提供的补贴及各类支持，平均高达8420亿美元。

说白了，大家都抢着补贴农业，因为谁都清楚，农业是天底下最脆弱的产业，粮食安全是天大的事。

到了我们某些专家这儿，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不是荒谬是什么？

04.于法无据，于情不通，别再用嘴皮子伤农了

更重要的是，恢复农业税，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道德基础。现行法律早把农业税条例明明白白废止了，法律都不认的账，怎么能再伸手向农民要？

换个角度看，农民当年交的公粮，根本就不是什么“该纳的税”，而是对国家工业化的一笔原始投资。现在他们年纪大了，头发白了，本该享受更好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结果你不去回报这笔投资，反而还想继续薅羊毛，这理到哪儿都讲不通。

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的专家，轻飘飘一句话，伤的是亿万农民的感情，破坏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共识。他们大概根本不知道，今天的农村是什么样，农民的日子又是怎么过的。

说到底，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今天，咱们真正要做的，根本不是从农民兜里再往外掏钱，而是给他们更多实打实的实惠：

把养老金往上提一提，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一点，让农民老了有人养，病了敢去看。这才是该做的。

而那些想让农民重新交公粮的论调，不管外面披着多漂亮的外衣，都应该被坚决怼回去，不留半点余地。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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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形势危急，请各位朋友先存再看，特别是文末的名单，可保存下来，细细品鉴。

继被清华大学投诉删除20多篇文章之后，又迎来了上海交大的投诉，而且是一天之内一而再再而三，被平台审核不通过之后又连续发起投诉

上海交大投诉的是我昨天写的这篇文章，链接在此5000块可能是上海交大最小的问题

9点28分，收到投诉。

打开投诉页面，注意看，权利人的姓名是上海交通大学，联系人是一位林同志。这种角色一般都是领导授意的小兵，不重要。

重要的是投诉理由：该文章歪曲我校学生竞赛奖金分配事件，恶意关联2001年历史招生事件，散布关于我校招生工作的不实言论，捏造所谓“暗箱操作”等虚假信息，严重误导公众，损害我校招生工作声誉及学校整体形象。

搞不搞笑？就问你搞不搞笑？我只是转发了上海交大的官方情况通报，他说我“歪曲”。《人民日报》和我几乎同时发布，我是7:18分发的，《人民日报》是7:22发的，同样是转发交大的官方通报，上海交大你投诉《人民日报》了没？

9点57分，上海交大主动撤销了侵权投诉，你以为他知道自己错了么？

并不是，上海交大修改了投诉理由，重新发起投诉。

10点03分，第二次投诉来了。

投诉理由改为：该文章恶意关联2001年历史招生事件，散布关于我校招生工作的不实言论，严重误导公众，损害我校招生工作声誉及学校整体形象。

与第一次投诉理由相比，上海交大删除了“歪曲我校学生竞赛奖金分配事件”和“捏造所谓’暗箱操作’等虚假信息”这两句话。说明他明明知道我是实事求是，却故意污蔑我“歪曲”、“捏造”，我能不能反诉他？

大家知道我一向头铁，从来不承认自己侵权，所以我等待平台审核。

11点04分，侵权投诉审核不通过。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15点43分和16点34分，上海交大又连续两次发起投诉，但是这两次的投诉详情没有展示，不知投诉理由是什么。

上海交大对我的投诉详情给大家汇报完毕，至少到目前为止，文章还没被删除。

看到上海交大的投诉理由，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什么叫恶意关联2001年历史招生事件？你是希望我们把2001年你交自己泄露的名单忘却了是么？当年各种官方媒体连篇累牍报道过并经你交官方确认过的史实不能提了是么？

还说我的文章损害了你交的招生工作声誉及学校整体形象，你交的声誉和形象难道不是你交自己的校长们领导们损害的么？

话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把当年的重点名单再贴一遍，为了给你交的领导们留一点脸面，昨天的文章只贴出了部分名单。当然，下面的名单也不是全部，因为名单太长了，所以只截取了你交领导们现身的片段。

这短短的名单中，谢绳武出现了3次，谢绳武是谁？1997年7月至2006年11月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盛焕烨出现了2次，在另一份名单中他还安排了自己的亲侄子。他在1995年5月至2004年8月20日任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副校长，后期升为常务副校长，党委委员。

沈为平出现了2次，1997年11月至2004年9月任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副校长、党委委员。

叶取源出现了1次，1997年11月至2004年8月任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副校长。

张圣坤出现1次，1997年11月至2004年8月任上海交通大学第四副校长。

张世民出现1次，1999年至2004年8月任上海交通大学第六副校长。

事发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领导班子共7人，校长谢绳武，副校长盛焕烨、沈为平、叶取源、张圣坤、许晓鸣、张世民。7人中只有许晓鸣没有出来打招呼递条子，那么他在忙什么呢？

许晓鸣在副校长任上分管校产，兼任昂立等多家校办企业董事长，他忙着为相关企业在股权合作、项目审批、资金拆借等方面提供便利，2012年因收受昂立总裁兰先德等人财物合计113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好吧，校领导班子总共7个人，人人不干净。

再看看事发当时的党委班子成员，党委书记王宗光，副书记陶爱珠、潘永华、陈龙。

在上面的名单中，王宗光出现1次，1992年5月至2003年9月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陶爱珠出现1次，1995年至2004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王永华出现2次。1998年1月至2004年12月任上海交通大学纪委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排序第46出现一个名字，范祖德，他从1985年左右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一直到1994年，他退居二线，后来成为校长的谢绳武接任了他的副校长职位。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25年前的官方媒体都曾经详细报道过此事。以上所有领导们除了因受贿住进监狱的许晓鸣之外，其他全部安全离休或退休，正在愉快地参加交大离退办的各种活动。

可见老百姓认为天大的事，其实根本不算个事，只是他们的日常而已。

我也是个普通老百姓，公众号也是闲来无事写着玩，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搜索分析整合信息的能力，但绝对没有能力损害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工作声誉及学校整体形象。

所以上海交通大学完全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投诉我，如果你认为你的形象受损，不妨从贵校的校领导身上找找原因。

上海交通大学屡次投诉都失败，估计会很愤怒。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向清华大学取取经，清华大学就有本事在平台审核投诉不成立的前提下，使用非常规手段删除我的文章。

至于这个非常规手段是啥，我也不知道，你得去问清华。详细过程我写在这里了T大的特权

经此一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清华大学的特权在中国是独一份的，上海交大还是差点意思。25年过去了，上海交大都没有能力让这么重要的名单从网络上消失，导致25年后的我能再次引用名单往事重提。

所以，家长们，眼看就要高考报志愿了，一定要让孩子报考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绝对没有任何负面新闻，即使有，也会灭得一干二净，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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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佐 罗 /首发：法规指南

触目惊心！官媒曝光的武汉真实案件，看完让人脊背发凉。

一个户籍仅有585人的小村庄，累计62人确诊癌症、白血病；近十年34人患病，19人不幸离世。更反常的是，病患大多是50岁以下青壮年，无血缘关系的婆媳接连患癌，诡异的病痛阴影笼罩整座村落。

这本该是烟火寻常的乡村，如今却沦为人人惶恐的“癌症村”。村民连续4年实名举报、中央环保督察5次转办督办，违法工厂依旧偷偷生产，当地环保部门竟坚称无污染、拒绝信息公开。

这场惨烈的人居灾难，撕开了环境污染维权的血淋淋伤疤，更暴露了环境违法背后的法律漏洞与监管乱象。

01 绝境村落：化工厂扎根，病痛悄然蔓延：

事发地为武汉新洲区李集街道张信村黄土坡湾，祸根直指村内一家昌盛泡花碱厂。该厂1986年建厂，存在致命硬伤：无环评手续、无排污许可，违规坐落于生态红线之内，从建厂之初就是不合规的非法企业。

多年来，工厂常年违规排放碱性污水、堆放危险固废。早年村庄未通自来水，村民常年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有毒物质日积月累侵入人体，埋下癌变隐患。2015年至今，村里病患激增，青壮年接连倒下，鲜活的生命不断凋零。

村民徐文阶的遭遇是全村人的缩影：妻子罹患白血病医治无效离世，家人深受病痛折磨。从2022年开始，村民自发维权举报，可四年奔走控诉，换来的不是整改治理，而是当地环保部门一句冰冷的“无污染、已停产”。

讽刺的是，核查结果明确证实工厂违法排污、违规堆放危废，却仅被处以20万元罚款、简单关停了事。低成本的违法代价，让排污乱象肆意横行，也让村民的维权之路举步维艰。

02 法律剖析：多方违法，绝非罚款就能了事:

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这起案件涉及三重违法行为，每一项都应当从严追责。

第一，涉事企业涉嫌多项环境违法，或触及刑事犯罪。

根据《环境保护法》，企业生产必须完成环评审批、取得排污许可证，该厂两项资质全无，属于非法生产。长期排放有毒污水、违规堆放危险废物，已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依据《刑法》污染环境罪，非法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后果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七年以上。

本案中企业排污造成多人患病、重大人身损害，远超一般违法范畴，绝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责。20万元罚款对于受害村民的伤痛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

第二，行政机关涉嫌行政不作为，侵害群众知情权。

村民四年举报、多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却遭到环保部门拒绝。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态环境检测、企业排污备案属于法定公开信息，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隐瞒。

明知企业位于生态红线、长期违法排污，却虚假报备停产、判定无污染，涉嫌怠于履职、核查不实。村民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追究相关部门不作为责任。

第三，企业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环境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只要证实排污行为与村民患病存在因果关系，企业就需承担赔偿责任。村民可主张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还可集体申请环境修复费用，让违法者为生态破坏买单。

03 普法警醒：普通人遭遇污染，该如何维权？

黄土坡村的悲剧，不是个例。国内诸多乡村企业违规排污，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普通村民维权往往孤立无援。结合本案，给大家整理实用维权流程，建议收藏留存。

✅ 固定证据：拍摄排污视频、留存举报记录、保存医疗诊断证明，重点保留水源、土壤检测报告；

✅ 多层举报：避开地方低效渠道，向市级、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举报，同步提交中央环保督察平台；

✅ 申请信息公开：书面申请企业环评、排污、处罚记录，行政机关拒绝可直接起诉；

✅ 提起集体诉讼：联合受害村民共同起诉，环境污染案件由企业举证倒置，无需普通人自证污染因果。

04 ：别让村民用生命为污染买单

585人村落、62人患癌，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无尽的病痛与绝望。绿水青山不是口号，民众健康更是不可触碰的底线。企业不能为了利益漠视生命，监管部门更不能失职渎职、包庇纵容。

目前武汉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村庄生态、村民健康及企业生产问题。我们期待官方给出公正透明的调查结果：严查违法企业、追责失职人员、赔付村民损失、彻底修复生态。

法律从不偏袒违法者，生命更不容肆意消耗。唯有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压实监管责任，才能杜绝下一个“癌症村”出现，守住普通人的生存底线。

转发点赞，为受害村民发声，愿严惩所有违法失职者！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们，看懂法律，守住权益，避开生活法律坑。

网红教授郑强的发言又上热议榜了。我已经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惹争议了。

2026年5月9日，在郑州召开的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上，郑强又抛出了他的老生常谈：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

他还装模作业劝同学们，“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

媒体把这称为“金句”。我听到到这番话时，仿佛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陈腐味。

因为这些P话他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一遍。

2015年3月，他在贵州大学当校长时，面对媒体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根本不同意。不是工作不好找，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

2024年9月，他老调重弹，“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是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不愿做”。

到了2026年，还是这套话，一个字都不带改的。

一个大学教授，所谓的知识分子，从2015年到2026年，十多年观点不迭代，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翻来覆去都是一套说辞：年轻人吃不了苦，总想找享福的工作。

这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爹味，听一次还能接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我们再来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所谓战报会骗人，但是战线不会。

现在每年都有1200多万毕业生，青年失业率逼近20%，新毕业大学生中，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

这就是当前就业市场的战线状况。

面对这种逆风局，郑教授云淡风轻地甩出一句“我根本不同意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国家统计局都没他那么硬气。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他，一个大学校长，知名高校教授，领着国家津贴，整天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出席各种论坛侃侃而谈，却舔着脸要求年轻吃苦，找艰苦的工资低一点的工作。

一个吃尽时代红利，衣食无忧站在岸上的人，对着水里扑腾的年轻人喊“你们别怕落水”，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我希望他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工作的价值，真的对得起他那份工资吗？

无视现实，无视每一个青年的困境，喊两句口号，灌一碗鸡汤，这种在经济上行期可能还有点用。

在当下，这碗鸡汤早已变味有毒了。所以他这次翻车，真是一点也不冤。

他那套吃苦叙事，从头到尾就“灌鸡汤”这一个药方。什么少点抱怨，不要太挑剔云云，说好听一点是思想上的懒惰，说难听点是使坏，给年轻人洗脑。

“享受的工作不好找，艰苦的工作有的是”，这句话真是太妙了，妙在它永远成立。

什么是享受的工作？什么是艰苦的工作？

如果高薪、体面、工作强度低，不加班算是享受的工作，那是不好找；

无止尽的加班，内卷严重，没有五险一金，亦或是送外卖，跑滴滴、去工厂打螺丝等算艰苦的工作的话，那是容易找一些。

嗯，教授说得非常正确。

教授有没有想过年轻人想要的既不是你说的享受的工作，也不是上面那些艰苦的工作，而是一份正常的、有尊严，有保障，有基本劳动权益的工作呢。

不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去接受随时被辞退，没有社保，加班没有加班费的耗材命运。

我觉得他压根不关心年轻人的处境，更不用说共青年轻人。他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没有真正了解和研究过。

一个社会要让人愿意吃苦，要让吃苦变得有合理回报。这不是靠几句"少点抱怨"就能解决的。

对于不是“前1%精英”的多数普通人，鸡汤没用，认清现实才最重要。

· END ·

PS: 2025年4月份，我不幸被诊断患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详见：人到中年，突患重疾，跌入谷底！

眼下我的当务之急是尽量筹措足够的看病钱，这是我唯一的自救之道。白血病是一种恶性的血液癌症，人们闻之色变不仅是因为它凶险难治，更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烧钱的疾病。想要一直治疗下去，动辄百万的治疗费不在话下，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

我既没有单位，也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依靠，有的只有读者诸君。家里有条件的朋友，可扫下面的赞赏码，感谢。

「车」是女性，「油」是迷药，「加油」是下药，「豪车」是说漂亮，「死猪」是说失去意识，这些极致物化的恶心词句，随德国男留学生迷奸案的报道涌入舆论视野。

七名中国男性，一个包含大量中国男性的超过4500名成员的Telegram加密群组，在德国用行动和注视的罪行，完成对迷奸受害者从身体到影像的残酷剥削。

在已被发现的案例中，受害者几乎全部是罪犯身边的中国女性，女友、邻居、同事、学妹，多数人因为迷药直到德国警方找上门才知道自己曾被侵犯、才知道自己曾被这些恶心的暗语一次次谈论。

最令人作呕的是，这套暗语体系并非德国「老司机驾校」的独创。2021年河南鹤壁警方破获的迷奸圈案中，QQ群内流通的黑话与之如出一辙，「车」「油」等等，措辞分毫不差，仿佛两个横跨大洲的犯罪群组共用同一本行话词典。

这当然不是什么跨国默契，而是迷奸地下产业链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两次断面暴露，暗语的高度趋同，恰恰说明它背后存在一个可复制的、已经标准化的犯罪范式，有成熟的药物供应渠道，有分工明晰的组织架构，有将性暴力娱乐化的亚文化社群，甚至有「技术顾问」在线指导用药剂量。这不是一桩迷奸案，而是一条迷奸链的又一次曝光。

而诡异的是，主流舆论场至今仍在用「橘生淮南」的叙事框架理解这件事，好像这些人是被德国的「自由空气」和「犯罪环境」催化才变成禽兽的，而受害中国女性则是「不懂得保护自己」、是「没学会饮料不该离开自己视线」、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然而，北大医学硕士邵某，被指控于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对熟人圈多名女性实施迷奸犯罪——这些罪行直到德国警方搜查同伙的存储设备才被发现。

他不是到了欧洲才习得犯罪，他是携带着一整套经过国内实践检验的作案经验出境。鹤壁案中那条从医院内部盗取七氟烷、伪装成「洗脚药水」邮寄全国的药品供应链，和德国案中通过微信购买麻醉药物、伪装成护肤品规避海关的走私路径，在操作逻辑上几乎互为镜像。

这些犯罪简直是彼此的复制品，在群聊内交流获药渠道、分享用药心得、共享性侵影像、以暗语竞相炫耀「战果」，将对女性的系统性侵害经营成一种封闭的、自洽的、带有准社交属性的亚文化圈层、经营成一个将性犯罪正常化甚至戏谑化的生态位。

这条产业链的根系一直深扎在国内的土壤中，德国不过是它伸出地表的一截枝条，恰好被国际视线看见其中的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而这株作物至今仍亭亭如盖——有博主进一步搜索推特与Telegram，发现使用同类暗语的中文群组远不止这一个，小红书上甚至出现过「私家车找代驾」这样近乎明文的信号帖。

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说，最可怖的恶行往往不是疯狂的产物，而是理性化分工与道德冷漠的合谋，当犯罪行为被拆解为「提供车辆」「准备燃油」「技术指导」这样一个个去道德化的环节，罪恶就在这种精密的责任稀释中畅行无阻，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说服自己不过是在完成某项无感的技术操作，某种无害的邪念满足——「受害者不知道就不算犯罪。」

鹤壁案中警方找到的20余名受害者无一知晓自己曾被侵犯，有人看到视频后仍然不愿相信。德国案中，受害者长期出现头晕、记忆断裂乃至轻生念头，却一直以为是睡眠障碍。

药物抹去了她们的记忆，而沉默的文化又抹去了她们被侵害的可能性，一个女性如果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她要向谁报案，她要如何开口，她甚至不被允许成为一个受害者。

据网络报道，德国主犯在群内说过一句话，「中国女生最怂，不会报警」，这份笃定与其说是对个体的判断，不如说是对整个文化机制的精准测算，他赌的不是某一个女性的软弱，而是社会面对性犯罪时那套久经考验的沉默装置——受害者在媒体标题中被点名道姓，在大V博主评论里被审判动机，在一个个网络角落被攻击意淫。

超过4500人的群组中有多少成员身在国内、是否仍在活跃、是否正在其他平台重建同类社群，至今没有任何系统性排查的公开信息。我们拥有最强悍的技术和操作力度，当面对一条横跨欧亚的迷奸产业链时，难道反而无能为力吗？

德国法官宣判时用了三个词，罪大恶极，蔑视女性，反人类。这三个词不只是对某个人的量刑依据，它是对一整条产业链的性质判定。

而最「有辱国格」的，最令人难堪却又无法反驳的是，这条产业链的菌根的的确确不在慕尼黑，不在法兰克福，不在柏林，而在你我脚下。

希望官媒下次把回复的对象一起发出来！

被祖国的花朵夹道欢迎。鲜花。舞步。“欢呼”——口号。一个人即便是已经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也知道这只是一种“仪式”，但在接下来的会谈开始前的致辞，特朗普特别对此表示赞叹。

只有孩子们并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只要两块巧克力，她们就可以付出她们花朵般灿烂的笑容。但是，但是毫无一例外的，所有坏人都好这一口。

据说有些国家禁止召集儿童参与政治表演。但特朗普这样的阴谋家总找得到办法去突破禁忌。例如，美国给每一个孩子设立一千块钱的“特朗普账号”，其实，用的不是特朗普房地产生意赚来的钱，而是美国纳税人的钱，特朗普只是想到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印上自己的名字，给美国的孩子们来一个从娃娃抓起的“我爱特朗普”式洗脑。

从前，政治人物喜欢“来到人民中间”演出的一个节目是，在镜头的照耀下，抱一抱“偶然遇见”的民间的孩子，以上帝般的笑容亲一口孩子胖胖的脸颊。但是，在媒体不受管束的国家，这容易成为对手攻击的借口，这是马克吐温在《竞选州长》一文中的写过的。以至这种亲民方式只是媒体听话的地方还有。

我对调动未成年人在政治人物襟前花枝招展感到恶心，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我小时候看到是好奇，中学时候（还在文革期间），就开始恶心了。那时，我就设想过，要是我的孩子，我决不允许她被“选中”。

2026年05月14日

【备注】

我都忘记了什么时候已经有过何五畏了。现在只好启用何六畏

前面还有两个帖子:

一个“拒不躺平分子”受到革命青年的愤怒谴责

反躺平人士周扒皮&躺平先驱杜甫

【谢谢关注何六畏】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是一本专注于中国的英文数字新闻杂志。根据其官网介绍，该杂志“致力于解读和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对全球商业、金融、贸易、劳工和环境的影响”。

一、王亚秋：西方看不见的中国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人权研究学者王亚秋近日发表题为《西方看不见的中国》的评论文章，批评西方媒体与政策圈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失衡：它们关注的是“中国为何在科技领域胜出”“中国高科技产品如何改变世界”，却越来越忽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情绪。在她看来，西方如今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而不是那个“由饱受苦难和不公的人民组成的中国”。

文章封面

文章开篇引用一位旅居美国、近期返回北京的记者的话，形容今日中国：“科技进步是真实的，工人阶级的苦难也是真实的。这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是科幻小说的绝佳素材。”王亚秋认为，这种撕裂感恰恰是当前中国最真实、却又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部分。

她写道，自己所了解的中国，“弥漫着幻灭、疲惫和疏离的气息”。新冠疫情期间严厉的封控措施，让许多原本相信体制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对公民自由的任意限制不仅可能针对政治异见人士和少数民族，也可能针对普通公民”。而在疫情之后，人们又继续承受失业、过劳与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压力。

文章列举了大量具体案例。“我的朋友格蕾丝·金的父亲——金明日牧师，因领导一间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而被监禁。”她也提到，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多年来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因为他们仅仅因为是维吾尔族人，就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

与此同时，她每天都能在中国互联网看到另一种现实：“一名送货员在送货途中因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孩子神秘死亡后，父母在学校门口哭泣；工厂工人因工资拖欠而抗议。”这些碎片式的视频，共同拼凑出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

王亚秋特别强调，中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户籍制度、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与性别失衡——正在持续加剧社会焦虑。她写道，许多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了一辈子，却始终无法享受到城市公民的各项权益”，而长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则让今天的年轻家庭同时背负养老、育儿与情感断裂的压力。“家庭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萎缩。”

在这种环境下，“内卷”“躺平”“最后一代”等网络流行语成为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出口。文章提到，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一位居民拒绝前往隔离点，面对警察“会影响三代人”的威胁时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段视频迅速传播，却随即遭到审查。

她认为，这些现象反映出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过良好教育、物质更加富裕，然而却深深感到无能为力和希望缺失”的社会状态。甚至连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将“躺平”归咎于“外国势力洗脑青年”的说法，也在中文互联网引发大量嘲讽。一位网友留言：“我不想躺平，请给我安排一份好工作，立刻粉碎外国势力的阴谋。”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文章随后将矛头转向西方媒体本身。王亚秋指出，由于“防火长城”的存在，外国人越来越难听到中国普通人的真实声音。一方面，中国人接触全球互联网“技术上困难且政治风险极高”；另一方面，外国人进入中国互联网也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审查、监控与人工智能技术，则不断强化官方塑造公共舆论的能力。

她还提到，中国政府通过拒发签证、驱逐记者与骚扰驻华媒体，使外国记者越来越难报道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西方媒体资源缩减，则进一步导致报道重心倾向于“大人物”和“重大事件”，而非“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她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资助，“使中国压迫最恶劣的部分被进一步掩盖”。

文章中，王亚秋提醒西方媒体和公众：中国当局并不等于中国社会：

西方媒体的报道和政策辩论往往过于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意图或中国企业的创新，而将中国社会视为被动且无关紧要的存在。如果仅仅通过工厂、出口、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模型和地缘政治野心来理解中国，那就等于把国家机器误认为国家的生命。

真正重要的中国，不仅仅是生产型的中国，也包括承受苦难、开怀大笑、悲伤哀悼和奋起反抗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同样值得被关注——不仅关乎人道主义，也关乎政治和经济风险分析。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基层，远早于外界的认知。人们或许看似无关紧要，但在危机或变革的时刻，他们的重要性却会骤然凸显。

二、“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外媒驻华记者急剧流失，使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界观察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10日发表了一篇报道《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指出随着政治高压和报道空间收紧，驻华外国记者处境艰难。

报告封面

文章发表于特习会之前，首先点出了驻华记者人数的下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前往中国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届时将有大批记者随行。据一位看过名单的人士透露，超过260名记者申请随行。然而，在中国境内，迎接他们的却是数十年来最少的常驻外国记者。

文章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在华外国记者人数从未像现在这样少。”长期驻华记者张彦 (Ian Johnson) 表示，如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三家美国核心媒体，“总共只剩下两名记者”，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愤慨”。

报道披露，今年2月，《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有美国记者被正式驱逐。多位知情人士称，中国方面对《纽约时报》去年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参加 DealBook 峰会极为不满，而在法新社采访赖清德后，中国也拒绝向其发放新记者签证。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更像是一种借口”，真正原因在于北京长期不满王月眉的报道内容。

报道指出，近年来，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障碍已经从“审查”变成一种全面性的日常高压。根据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 (FCCC) 最新报告，“十分之四的受访记者表示，在华期间曾因当局施压而取消采访或报道计划”，而成功前往外地采访的人中，“同样比例的人遭到警察或不明身份人士阻挠”。

一名记者告诉连线中国：“疫情之后，学者和企业人士比以前更不愿意接受采访，甚至连喝咖啡都不愿意。”文章提到，中国官方长期提醒民众“警惕外国人”，使得普通人越来越害怕面对外国媒体镜头。过去由官方安排参观、组织采访中层官员的时代，也已基本结束。一位财经记者最近参加某知名手机企业活动时，甚至被要求先提交护照，以便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背景审查。

然而，对于仍留在中国的记者而言，实地采访依然是理解中国最重要的方式。一位记者回忆，自己原本准备撰写“中国如何赢得伊朗战争”的报道，但在前往广东后，却发现现实完全不同：“我后来去了广东，才了解到人们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看到大量制造企业正在挣扎应对成本上涨，而这些故事，“才是真正持有记者签证的人能够报道的东西”。

报道认为，北京如今正在通过签证制度进一步控制外国媒体。过去，全职记者通常获得可续签的 J-1 居留签证，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只获得停留数周或数月的 J-2 短期签证。张彦说：“这是控制报道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就会建议你的新闻机构换一个记者。”

这种短期签证也带来了现实困境：记者难以租房、开设银行账户，甚至难以在离境后重新返回中国。报道称，英国广播公司（BBC）一名记者曾连续六个月持 J-2 签证工作，《卫报》记者则连续两次获得 J-2 签证，而美联社新任驻华负责人今年1月同样只拿到 J-2 签证。

文章回顾，当前局面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20年中美之间的“记者驱逐战”。特朗普政府当年削减中国官媒驻美人员规模，并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等机构列为“外国使团”；随后，中国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十余名记者。拜登政府曾试图恢复一种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记者互惠机制，但最终仅在2022年达成“一次性协议”，允许双方各九名记者入境。

四年后，美国媒体驻华力量依旧持续萎缩。《华尔街日报》很快将只剩下一名驻华记者，《华盛顿邮报》则已彻底失去中国驻点。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等偏重商业报道的媒体处境稍好。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的萨拉·贝兰指出，北京更愿意向那些“关注商业与投资环境”的媒体发放签证，而对涉及“人权、稳定、领导层”等议题的媒体明显更加排斥。

即便如此，仍有记者选择留下。

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坚称，北京加强控制并没有阻止他们的报道。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恐惧感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任何来中国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种可能性，”一位目前在华的记者告诉《The Wire》杂志。“我认为，我和其他人可能会更加谨慎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与那些对环境或经济管理等任何问题持批评态度的人交谈时。我们都会更加小心地对待这类信息来源，因为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后果。这几乎是一种责任。”

三、“假记者”与“被偷走的叙事”：中国如何将跨境镇压延伸到数字空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 (The Citizen Lab) 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名为《奇闻逸事》（Tall Tales）的报告，披露两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网络行动组织，通过冒充记者、伪造媒体身份、搭建钓鱼网站与操纵叙事，对海外异议人士、记者与研究人员展开跨境数字镇压。然而，他们在研究后发现，受害对象竟然就包括自己本身。研究者认为，这些行动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将传统的“跨国镇压”进一步数字化、外包化。

文章封面

报告指出，研究人员识别出两个不同的行动组织，并分别命名为“闪光鲤鱼” (GLITTER CARP) 与“亮片鲤鱼” (SEQUIN CARP)。前者主要针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成员，并冒充记者与媒体机构实施网络钓鱼；后者则集中攻击长期报道中国议题的国际记者，包括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 Scilla Alecci。研究者写道：“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双重攻击——采用不同手法与战术——让人得以窥见中国数字跨境镇压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的运作方式。”

文章披露，攻击者建立了超过100个恶意域名，用来伪装成媒体、Google 安全通知以及国际组织网站，目标则包括维吾尔活动人士、台湾官员、人权工作者与国际记者。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行动的目的不仅是窃取账户密码，更是“为后续监控、设备入侵与协同骚扰行动铺路”。

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2025年。加拿大维吾尔活动人士 Mehmet Tohti 收到一封伪装成 Google 安全警报的邮件，通知其账户出现“异常登录”。奇怪的是，这封所谓“Google 通知”却是全中文撰写。Tohti 随后联系公民实验室，研究人员由此追踪出两个彼此独立、但都与中国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的网络行动。

另一项更具迷惑性的行动，则直接“偷走”国际媒体的身份。报道提到，有人冒充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以及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姍，向台湾媒体、智库及立法机构发送采访请求，并长期维持联系，甚至提出免费赠送三星手机。由于陈一姍本人确实参与过“巴拿马文件”等跨国调查，这种伪装极具可信度。研究者指出，这类攻击的关键，并不只是技术，而是“利用真实媒体信誉来建立信任”。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私人承包商”执行此类行动，而非完全由国家机构直接操作。这种模式与中国近年来强调的“军民融合”体系密切相关。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的数字跨境镇压正在转向一种“由私人承包商执行的国家支持型攻击系统”。

文章特别强调，这类行动并不只是普通网络犯罪，而是更广泛跨境镇压的一部分。公民实验室将其定义为“数字跨境镇压”——即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在国境之外监控、威胁与压制异议者。报告提到，从针对海外维吾尔人、香港民主人士，到恐吓记者与研究人员，中国政府已经成为全球实施跨境镇压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行动越来越依赖“叙事伪装”而非单纯技术漏洞。也就是说，攻击者会首先研究目标长期接触的媒体、机构与社交网络，再以“可信身份”接近受害者。一位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试图摧毁人们对记者、研究机构与公民社会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是一本专注于中国的英文数字新闻杂志。根据其官网介绍，该杂志“致力于解读和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对全球商业、金融、贸易、劳工和环境的影响”。

一、连线中国：政治收紧、读者流失，中国出版业正经历行业寒冬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4日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聚焦中国出版业在政治收紧与市场崩塌双重压力下的困境。文章指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图书行业从一个仍有活力的文化市场，逐渐演变成一个高度依赖审查、自我规训与短视频流量逻辑的产业，“中国图书出版商正面临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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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金易云的数据显示，去年出版业收入同比下降10%，达到1110亿元人民币（约合150亿美元）。若剔除教材，同比降幅达17%。由于这些数据基于定价，并未反映普遍存在的折扣和大幅降价，因此出版商的实际收入可能远低于此。

报道以北京民营出版公司“磨铁图书”为切口。2020年，磨铁高价购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传记《创造与漫想》 (Invent and Wander) 中文版版权，原本认为中国科技巨头的崛起会带动企业家阅读热潮。然而仅数月后，中国官方开始全面整肃互联网平台经济，马云等科技富豪接连“失声”，市场风向骤变。该书最终销量惨淡，成为行业误判时代情绪的缩影。

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如今出版行业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图书销量锐减；另一方面，政治审查持续强化，进一步压缩出版空间。“编辑越来越不敢碰现实议题，因为没人知道红线在哪里。”一位资深出版人表示，“最后大家只能反复做安全、保守、不会出事的书。”这导致图书质量越来越差，民众更不愿意买书。

上海著名独立书店“季风书园”的前老板于淼表示，“在这种环境下，书籍的质量和多样性都受到了影响。这反映在书店的藏书选择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阅读意愿”。

具体来说，在市场方面，报道提到，中国实体书店大规模倒闭已持续多年。根据行业数据，越来越多出版社只能依赖直播带货、折扣电商和“算法推荐”维持销售。过去依靠文学、思想与社会议题建立声誉的出版机构，如今不得不转向“成功学”“情绪疗愈”“流量网文”等更容易变现的内容。一名编辑坦言：“短视频平台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也改变了出版社的生存逻辑。”

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政治环境的收紧让出版人陷入更深的不确定感。报道指出，中国出版体系本就建立在严格审查机制之上，但近年来对历史、政治、商业乃至国际关系题材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很多编辑在送审前便主动删改内容，以避免风险。“自我审查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文章写道。

报道还列举多个案例：部分出版社因出版涉及改革开放、企业史或社会问题的书籍而遭处罚；一些曾活跃于公共讨论空间的编辑被迫离职；还有出版社因一本书“踩线”而导致全年项目暂停。一位业内人士说，如今出版业最大的恐惧并非赔钱，而是“突然被消失”。

文章认为，在行业不景气与政治高压交织下，中国出版业正逐渐失去“培养公共思想”的功能。越来越多年轻编辑选择离开行业，而愿意阅读长篇严肃作品的读者也在减少。一位受访出版人悲观地表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五到十年后，中国可能不会再有真正值得读的书。”

最后，连线中国指出，中国出版业的困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折射出公共表达空间的持续萎缩。当出版无法再自由讨论现实，阅读本身也逐渐沦为一种消费娱乐。对于许多仍留在行业中的编辑而言，他们如今的工作，更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二、“把政治犯带回谈判桌”：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呼吁特朗普向北京施压

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发表了其研究员 Olivia Enos 的评论文章，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未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谈判中，将中国政治犯问题列为核心议题。文章认为，在当前中美关系重新进入“交易式外交”阶段之际，美国不应只聚焦关税、科技与贸易，更应利用北京对经济合作的需求，“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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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已经确认，人权问题将会是特朗普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比中国共产党更害怕中国人民本身。”作者写道，争取政治犯获释“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战略选择”。在她看来，中国经济放缓、外资撤离与国际孤立加剧，使北京正处于一个“比以往更脆弱的时刻”，而华盛顿则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报告特别点名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犯案例，包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中国家庭教会牧师金明日，以及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 (Gulshan Abbas)。作者认为，这些案件分别涉及香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与新疆人权问题，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她写道：“每一次成功争取政治犯获释，都意味着中国政府权力的一次后退。”

文章还援引多个历史案例，指出美国政府过去曾通过外交施压促成异见人士获释。例如，1980年代美国曾为中国物理学家方励之提供庇护；近年来，美国政府也曾多次通过秘密谈判促成被拘押美国公民离开中国。作者认为，这说明“人权议题并不会破坏谈判，反而可能成为双方关系中的关键交换筹码”。

报告进一步批评，美国过去几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呈现“碎片化”趋势。华盛顿虽然频繁谴责新疆、西藏与香港问题，却缺少持续、系统性的政治犯倡议机制。文章写道：“如果美国不主动提出这些名字，他们就会在中国监狱中被世界遗忘。”

作者尤其强调，应把政治犯议题纳入中美元首会谈与贸易谈判，而非仅停留在人权声明层面。她认为，北京真正关心的是经济稳定与国际市场准入，因此华盛顿必须把“政治犯释放”与中国所重视的利益挂钩。“中共来到谈判桌前，是因为他们需要继续接触美国经济。”文章写道，“这意味着美国拥有施压空间。”

与此同时，报告也试图重新定义“人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作者称，美国一些决策者长期将人权视为外交中的“附属议题”，但事实上，“维护普世人权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她写道：“当美国推动并捍卫人权时，它同时也揭示了威权政权的脆弱。”

文章最后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仅以贸易赤字、芯片出口或地缘竞争定义中美关系，那么那些被囚禁的人将彻底失去国际关注。对于许多仍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的异议人士而言，他们能否重新被世界“看见”，或许正取决于下一轮中美谈判桌上，是否有人愿意再次提起他们的名字。

三、2026国际数字人权大会被迫取消，主办方指中国当局是幕后黑手

编者注：Access Now 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NGO），旨在通过倡导、政策干预和技术援助来保护网络使用者的数字权利。每年他们都会举办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汇集全球的社会倡议者、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企业领袖等，一起讨论 AI、网络监控、言论自由等议题。

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 5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原定于2026年5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2026年峰会被迫取消。活动主办方、人权组织 Access Now 在声明中直指，会议流产的原因涉及“外国政府干预”，并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

4月27日，就在政府发布新闻稿支持 RightsCon 的次日，我们接到赞比亚交通部（MoTS）的电话，称有一件紧急事项。对方告知我们，由于台湾民间社会代表计划亲临现场参加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正在向赞比亚政府施压。这一事态发展令人极为担忧，我们当即予以反驳。随后，我们按照惯例——即当特定群体面临潜在风险时——与台湾地区参与者建立了沟通渠道。尽管我们需要更多信息，但我们仍然相信这是我们可以与政府协商解决的问题。

通话结束后不久，我们便接到报告称，移民官员在参与者抵达时告知他们“RightsCon”已被取消。这些事态发生在赞比亚公共假日前夕，尽管我们整个晚上及次日都在持续联系政府相关人员，但一直未收到任何消息，直到4月28日星期二接到交通部一位值得信赖的高级官员打来的非正式且语焉不详的电话，他告知我们，他已受命传达“RightsCon”将被取消或推迟的消息。对于这一决定的来源及原因，他支支吾吾。我们追问并提出异议，促使该交通部官员索要了我们的活动方案和参会者名单。我们再次提供了此前会议中已向其提供的公开信息，但此后再未收到任何回应——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

文章封面

RightsCon 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本应此刻与大家相聚，而不是写下这封信。”主办方称，原计划有超过2600名线下参与者、1100名线上参与者、来自150多个国家和750家机构的代表赴会，但在会议召开前数日，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声明称：“我们相信，外国干预是导致 RightsCon 2026 无法在赞比亚举行、甚至无法在线举行的原因。”

据悉，RightsCon 原定讨论的话题包括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封锁、数字监控、虚假信息传播、平台审查、跨境打压以及网络时代的人权问题。根据大会此前公布的议程，多场讨论涉及“中国数字影响力”“数字威权主义”“网络审查出口”等议题。部分合作组织还计划讨论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扩张。

对于活动取消，主办方除了表达遗憾外，还对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表示批评：

我们认为，这项单方面决定及其执行方式，都表明了针对公民社会的跨国镇压势力范围之广，并有效地压缩了我们开展活动的空间。在公民社会本已面临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的当下，我们和我们的社群所经历的一切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关乎生死存亡的。

作为人权组织，我们谴责这些侵犯和平集会和结社基本自由、干涉整个 RightsCon 社群言论自由和公民空间的行为。我们深知自身平台和特权，能够以许多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就这些侵权行为发声，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结果对当地和区域合作伙伴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2026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美联社关于诞生在硅谷、被中国采用的大规模数字监控工具报道，美联社记者Dake Kang, Garance Burke, Byron Tau, Aniruddha Ghosal和Yael Grauer。

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普利策奖公布获奖名单，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记者 Dake Kang、Garance Burke、Byron Tau、Aniruddha Ghosal 以及独立记者 Yael Grauer 获得“国际报道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普利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称，“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全球调查，揭示了那些诞生于硅谷、在中国得到发展、并向全球扩散，最终又被美国边境巡逻队带回国内用于秘密新用途的尖端大规模监控工具”。

据悉，该系列调查共有七篇报道，横跨三年，涉及数千页文件、跨国采访与大量数据追踪。其中，该系列报道中的五篇和中国有关。其余两篇分别涉及这一大规模监控技术在美国本土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在美以战争中的应用。

获奖系列调查的核心，是中国国家监控体系如何在过去二十年迅速扩张，以及这一体系背后，美国科技企业、芯片供应链、人工智能企业和数据公司曾扮演怎样的角色。美联社在一篇获奖说明中直言，他们的报道揭示了“硅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构建了中国的监控国家，并助长了人权侵犯”。然而，最终这些数字监控技术在中国得到成熟应用之后又被出口回美国，用于美国的边境巡逻队之中。

中国数字时代分别对涉及中国的五篇报道进行摘录如下：

内部文件揭示：硅谷如何助长中国的大规模残酷拘押与监控

2025年9月9日，美联社开始发布深度调查新闻，曝光了中国的“数字牢笼” (digital cage) 实际上是由美国技术打造的。在过去二十五年间，美国的硅谷科技巨头们参与设计、销售和维护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这份长长的名单包括但不限于 IBM、甲骨文、微软、英特尔、Esri、希捷、西部数据、英伟达、赛默飞世尔和戴尔公司等。

调查新闻封面

更有甚者，美国公司在参与推广时，还曾直接强调与族裔识别相关的卖点。“2019 年，戴尔公司及其中国监控合作伙伴在戴尔官方微信账号上，共同推广一款具备‘全种族识别’功能的‘军用级’人工智能笔记本电脑。而生物科技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的网站，直至今年 8 月被美联社联系前，仍在向中国警方推销 DNA 检测套件，宣称其‘专为中国人群设计’，涵盖‘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不仅如此，戴尔子公司 VMWare 等公司在“新疆集中营”曝光之后，甚至仍然为新疆、西藏警方提供服务。

美联社称，这些技术不仅被用于公共安全管理，更成为压制少数民族、异议人士与宗教团体的关键工具。

此外，作者表示，虽然德国、日本和韩国公司也有所参与，但美国科技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供应商。

作者指出，虽然 2019 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了对部分监控技术出口的管制，但这些系统在中国已深度嵌入，许多设备仍在使用和维护中。今年，“赛默飞世尔和美国硬盘制造商希捷 (Seagate) 仍在会议与贸易展中向中国警方推销自家产品”。

美联社调查：美国政府默许甚至协助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售监控技术

2025年10月29日，美联社的调查发现，尽管历届美国政府公开警告中国在国家安全及人权方面的风险，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允许，还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敏感技术。报道批评称，这些技术被用于构建中国的监控体系，引发争议。

文章封面截图

报道指出，自2023年9月以来，美国国会曾四次尝试关闭一项关键的出口漏洞，即中国企业绕过芯片出口禁令，通过美国云服务租用高性能AI芯片。但每一次立法都因科技企业及行业协会逾百名游说人士介入而失败。与此同时，仅在2024年，中国就从美国企业购买了价值207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

更具争议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美联社披露，特朗普政府在今年8月同意解除对英伟达 (Nvidia) 和AMD的先进芯片出口限制，以换取15%的销售收入分成，并宣布政府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对此，民运人士周锋锁批评称：“美国政府让企业主导议程，忽视它们如何帮助北京监控和审查人民……这是战略性的失败。”

美联社还通过调查公开记录、会议证词、游说文件及数十次现任官员访谈指出，美国政府曾通过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商业服务机构，为本国企业与中国公安系统牵线搭桥。早在2007年，美国商务部就曾举办题为“如何向中国安全市场销售监控工具”的讲座，并提供“市场渗透策略”。

文章批评称，美国政府对外“公开强硬”，但私下仍与企业合作：“即便在警告国家安全和人权侵害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仍一再允许甚至积极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技术。”

一名中国官员举报上司后流亡德州，如今北京借助美国科技对其展开追捕

这篇报道发表于2025年12月13日。报道以中国前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的故事为开始，揭示了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不仅仅存在于国内，而是已经走出国外，成为了跨国镇压的工具。

退休中国官员李传良在韩国一座度假岛屿上疗养癌症期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一位朋友警告他不要回中国，你现在是逃犯了。几天后，一名陌生人在咖啡馆拍下了李的照片。李害怕韩国会将他遣返回国，于是逃离韩国，持旅游签证飞往美国并申请政治庇护。但即便身处美国——纽约、加利福尼亚，甚至德克萨斯州的沙漠深处——中国政府仍然利用监控技术继续追踪他的行踪。

调查新闻封面

中国方面表示，李传良涉嫌腐败，李传良则表示自己的收入都是合法商业活动所得。

然而，报道指出，中国政府不仅利用监控技术在国内实施“预测性警务”和大规模数据追踪，也正将这种追捕与威慑延伸至海外流亡者与异议人士，李传良就是其中的受害人之一。

李的通讯遭到监听，资产被查封，行踪在警方数据库中被追踪。包括他怀孕的女儿在内的40多名亲友和关联人员被锁定并拘留，甚至通过人脸识别软件追踪到了他们的出租车司机。美联社看到的采访记录和文件显示，三名前关联人员在拘留期间死亡，数月来，李认为是一群中国特工的神秘男子跨洲对他进行跟踪。

李传良表示：“电子监控是中国向世界投射力量的动脉……你每个亲戚的一举一动都被大数据分析和监控。”《美联社》称，中国近年来通过“猎狐行动”“天网行动”等跨境追逃计划，已从120多个国家带回超过1.4万人。报道援引学者王亚秋的话称：“他们在向所有逃离中国的人展示——你无法真正逃脱。”

然而，和前文所报道的一样，这一技术背后则是美国科技巨头的影子：

一份元数据显示为2018年的幻灯片，IBM曾向中国警方推销i2系统，以便警方根据官员及其家属的资产价值对官员进行标记。他们还对财务软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供中国官员“签批”指令的功能。

美国科技曾助推中国监控帝国，如今尼泊尔的藏人难民正在付出代价

在上篇文章发表后的9天，美联社发表了另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监控技术如何随着地缘政治影响力一道进入尼泊尔，并逐渐改变流亡藏人的生存环境。报道指出，曾被视为藏人“避风港”的尼泊尔，如今正被密集摄像头、边境监控系统与人工智能追踪技术所覆盖。

调查新闻封面

报道称，在加德满都藏人聚居区博达哈大佛塔 (Boudhanath) 附近，“摄像头无处不在”。这些设备大多来自中国企业海康威视、大华和宇视科技，并与警方实时监控中心联网。报道写道，这些系统能够“追踪一辆穿梭于城市中的摩托车”“在人群中锁定单一面孔”，许多设备还具备“夜视、人脸识别和AI追踪能力”。

一名藏族咖啡馆老板向美联社表示：“现在，你只能私下做一个藏人。”由于担忧遭到报复，许多受访者都匿名接受采访。报道描述，在当地藏人社区，“男人们拉上窗帘后才敢交谈，祈祷室长期上锁”，曾经公开悬挂的雪山狮子旗如今也逐渐消失。

文章提到，尼泊尔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在过去十余年迅速扩大。2013年，中国向尼泊尔警方赠送了一套价值550万美元的数字通信系统，包括无线电、基站和软件。一名参与接收设备的退休警官回忆：“他们没有给我们钱，他们给了我们所有硬件，全都是中国的。”另一名警官则坦言，尼泊尔原本曾考虑采购美国技术，但“中国设备价格便宜得多，而且中国希望边境地区也纳入覆盖范围”。

美联社指出，中国近年来还在中尼边境建立所谓“钢铁长城”监控网络，包括围栏、传感器、无人机和大型观测穹顶。报道特别描述，在尼泊尔木斯塘地区，一座位于中国境内的白色监控穹顶“从15公里外都能看到”，长期俯视着藏人传统逃亡路线。

报道同时强调，这套全球扩张中的中国监控体系，其底层技术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调查称，包括HP、Intel、Amazon、Nvidia等美国企业，曾长期向中国企业提供芯片、云服务与基础技术，使后者逐渐发展为全球监控设备巨头。

美联社最后指出，如今每年经尼泊尔逃离西藏的人数，已从过去的数千人骤降至个位数。流亡藏人政府认为，“空前的监控”、边境封锁以及尼泊尔与中国关系升温，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

图片故事：无形的红外监控技术，与困于数字牢笼中的人们

最后一篇报道发表于2025年12月20日，是一篇图片报道，主要介绍了中国的监控摄像头和人脸识别功能。

调查新闻封面

当你解锁手机、走进监控摄像头的视野，或是在夜间驾车经过车牌识别器时，肉眼无法看见的红外光束会照射在你面部、身体以及车牌字样的独特轮廓上。正是这些红外光束，让摄像头能够识别并辨别出具体的人。

过去十年间，人脸识别技术已从科幻幻想变为全球现实——在中国，这种转变尤为显著，该国拥有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总和。

在机场和火车站，乘客们在闸口和工作人员面前排队接受人脸扫描。

在街头，摄像头扫描行人，并标记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

根据法律规定，在中国办理新SIM卡注册时，申请人必须面对人脸扫描摄像头进行拍摄，相关图像将存储在电信数据库中。直到最近，中国

当局还要求大多数旅客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进行人脸扫描。

对许多人来说，这类技术带来了便利和安全，并已无缝融入他们的生活。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却成了一种侵入性的国家控制手段。

其余两篇：
以色列在战争中使用美国AI模型，引发科技决定生死角色之忧
美国边境巡逻队监控美国司机，并拘留“出行模式可疑”者

01

曾经国内有一群键盘侠如此论调：

“别看比亚迪、宁德、小米等科技企业加班苦，加班累，等他们干到全球第一，干死欧美企业，拿下市场份额，中国打工人的好日子就有了！”

所以再苦一苦，大局还在后面呢！

现在，榜样来了。

近期，AI芯片需求推动韩国存储芯片厂商SK海力士利润暴涨，他们的员工奖金已经让全球职场人感到羡慕。

2025年，SK海力士营业利润达47.2万亿韩元，创历史新高。

去年9月，他们的管理层已经感到形势不妙，决定修改分红规则，想让打工人不分、少分钱。

和韩国的工会就是不让，通过四个月高强度集体谈判+渐进式升级的抗争行动+明确的制度性诉求，最后在2025年9月1日达成历史性协议：

取消此前1000%的奖金上限，改为10年内固定按营业利润10%分成。

按照这个算法。年薪1亿韩元的员工，实际可以拿到1.482亿韩元奖金。

而在今年第一季度，SK海力士的净利润已达40.3万亿韩元，Cybernews据此预估全年人均奖金约6亿韩元（约43万美元）。

目前首尔平均月薪才约430万韩元（约3000美元），也就是说，海力士的员工无论是食堂打饭的，还是门口保安，工资都远远高于首尔其他打工人。

今年四月底，韩媒预测SK海力士的员工今年(2026年)人均奖金有望达到约7亿韩元,折合人民币320万元、美元47.7万。

明年(2027年)这个数字可能接近90万美元，投行麦格理给出的预测甚至是人均10亿韩元(465万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海力士普通工程师，一年的奖金能在上海买套不错的房，而且这是人均，不是高管特例。

受此影响，韩国民间心态大变。

韩国婚介机构称SK海力士员工的地位已与医生、律师并列。

婚介公司Gayeon高级团队负责人姜恩善指出：

“自半导体超级周期开启以来，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大型企业的人气持续上升，相比一些收入已不如从前的律师，市场明显更偏好那些实际收入远远更高的工程师。”

匿名职场社区Blind上，员工分享“相亲邀约最近暴增”。有人开玩笑说，公司内部双职工夫妻明年合计奖金可能超过10亿韩元。

公司工装夹克被挂上二手平台Karrot以4万韩元（约190元人民币）出售，广告词写“最强相亲战袍”，迅速引发数千浏览。

SNL Korea拍了一段讽刺小品：

奢侈品店员对穿着朴素的顾客爱答不理，看到SK海力士logo后立刻态度反转，称对方为“海力士大人”。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段子称：“现在海力士员工出去相亲时，都会谦称自己在三星电子上班。只有遇到品行好的对象，才会坦诚自己其实是在海力士上班。”

02

目前，这个连锁效应已扩散至三星电子：

三星工会要求将奖金提高到营业利润的15%，并取消年薪50%的奖金封顶上限，三星公司社长称这一要求“过分”。

但如果三星老板不满足这个诉求，三星全国工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7日发起为期18天罢工，摩根大通测算此次罢工或致4万亿韩元营收损失。

其实，韩国老板也不是真的想分钱，这也是韩国打工人逼得。

不逼，就没有钱。

比如在 SK 海力士 2025 年度绩效奖金发放中，韩国本土员工最高领取相当于 30 个月基本工资的利润分享金，中国子公司员工平均仅到账 8 个月。

要知道三星和海力士这两家企业的中国工厂供应链非常重要。

三星西安工厂是三星唯一海外 NAND 闪存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其总产能的 40%。

SK 海力士无锡工厂作为核心生产基地，也承担约一半的 DRAM 产量。

目前，海力士中国分部已经有了一些意见，准备闹一闹，有业内人士提出，如果中国区员工奖金水平提高，那么接下来还会引发北美、欧洲等其他地区员工的连锁反应。

03

有人说，你说了那么多有的没的，有何居心？是不是又要反思了？

不是，还记得曾有我们有位著名企业家曾经曰过：

薪水太高不利于年轻人奋斗。

希望海力士的高管们好好研读这句话的思想高度，我们有个叫宁德的企业，做到世界第一了，可依然不骄不躁:

坚持只给给基层工厂员工涨薪100多元，效果非常好。

员工不仅感恩戴德，还积极踊跃报名“896”奋斗100天的项目。

相比而言，海力士那种被工会“绑架”、简单粗暴分钱的做法，管理上极度幼稚，缺乏大局意识，整体意识。

他们只是局限于把公司利润拿出来分给员工，和员工一起共赢，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

不如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宁愿把钱拿出去捐了（事后偷偷要回来，或者避税，邀名混代表资格用）,也不愿意分给员工。

甚至，足额的五险一金也交不齐。

这叫什么？这叫本事！能力！情商！

而海力士呢？丢尽了韩国财阀的脸，被工会拿捏玩弄，最后丧权辱资地签下分红协议。

这是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对股东的背叛，不利于奋斗啊！

看到这，我也是有话要讲，这几年自媒体喜欢讲宏大叙事的故事，这个第一，那个遥遥领先。

没错，成绩是有的。

但所谓“宏大”，应该指的是一种集体利益，大部分人的利益。

如果只讲奉献，只讲奋斗，不谈分配，不谈获得，那不叫宏大叙事。

那叫瘦天下而肥一小撮人！

而且，我可以给到以很明确的一个结论，这些一小撮人，不是想着把资产转移出去，就是已经把资产转移了出去。

留给普罗大众的的，只有三座大山。

而已！

-完-

热情点赞、激情关注、深情星标

讲财经的号，没有废话，全是硬核

近日，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故土叫海参崴）举办了一场“胜利的重孙辈”儿童游行活动，参与成员有中国的一年级小学生，他们穿着革命前辈的仿式老军装列队走过。

此事件很快登上舆论热搜，为此，人民日报社主管的“平安校园”公众号发了一瓶标题为《海参崴的街头，中国孩子究竟在为谁欢呼？》的评论文。

这篇批评文其大概表述内容：海参崴是中国的故土，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生活在这里的华人曾遭驱赶残害屠杀，让孩子在此参加俄方胜利游行，是很伤害民族尊严的。

但是呢，人民日报平安校园很快就把此文自个儿删掉了。

此刻，我又想到了我写的有关此事件的文是接相关投诉，违反了《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而被删掉的。

啥也不说了，“中俄一家亲”，好街坊，好盆友，好战友，不要在蛐蛐那个枫叶教育集团了，更别说俄罗斯的任何不是了，就这样吧。

我正穿越北非，去往巴勒斯坦输送医疗和重建物资，中国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其他国家都有代表团，急需律师团队和中国大使馆护航！如果您愿意，请同我联系，我将您对接给全球坚韧船队的律师团队！限流了，求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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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人们从海里拽出沉甸甸的网，第一次捕到鱼，脸上那种不敢相信的喜悦时，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你敢相信一场战争折磨了三年，依然能够看到眼中的星星？

这是我2026年第一次哭。

2026年1月，我做出了这一年的第一个抉择——报名加入全球坚韧船队，航行穿越地中海，输送物资抵达巴勒斯坦，以打破以色列封锁。我报名前往巴勒斯坦做记者和纪录片。提交申请表时，我有多么希望自己赶紧收到通知，后来就失眠了多少夜晚。我睡不着，想着，如果我真的去到了那里，我会不会被以色列劫持，我会不会中弹，我会不会死于一场火灾。我躺在这样舒适的床上，外面太安静，以至于浓稠的夜依然能被蝉鸣声穿破，可我眼前却是巨大的炮弹从天而降。这是我人生中从未见到过的场景，却像就在我眼前。

多么讽刺啊，我笑我自己。灯光鹅黄，床单洁白，夜里冰箱在沙沙作响。我想象着，世界的另一端，亮黄弹片无数，土地血红，大地上没有电，天空却电闪雷鸣，从未平息。我只是想象，都怕了吗？ 那此时此刻就有人正在经历这一切，又何能合上双眼，又何能度过今夜，睁眼看到明天的太阳？

提交申请三个月过去，没有音讯。我再次回到斯坦福上学。

我坐在政治哲学课上，学着何为自由主义，在人类学课上，学着世界各地的生与死，在人权课上，探讨南斯拉夫、卢旺达、柬埔寨刑事法庭。可是，坐在这样一片金钱堆出来的鸟语花香，谈谈纸上的世界和政治，有何意义——当此刻，食堂里水果牛奶无限供应、浪费，可加沙的孩子饿的皮包骨，当此刻，西装革履的学生们在唇枪舌剑，可在巴勒斯坦，在苏丹，在伊朗，我的朋友们正在流血。我们曾喝同一壶水，看同一台电视。

上这个学有何意义？我为什么坐在这里？

近半学期过去，就在一天前，我接到了通知。10天后，我就要去往利比亚，陆路穿越北非，为巴勒斯坦输送物资，重建加沙，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球人道主义行动。

没多想，一小时后，我就提交了休学申请。

我再也没有多想。

可让我诧异的是，这个决定却惊扰了身边人。辅导员，国际学生中心，教务处同意吗？我费了一番口舌。劝说辅导员——结束大一后，我曾休了好几年，搭顺风车从北极到南极，意外接连。劝说国际学生中心——去到利比亚会危及签证，一旦被以色列劫拦逮捕，我就再也没法回学校上学了。

学校还没批准我的休学申请，但我已经抵达利比亚。

现在：//////////

求大家转发给相关的人员！！

急需律师团队和中国大使馆护航！！我们有一千五百名医生、老师、记者一起，刚得知其他国家均有代表团，大使馆和律师团队护航，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中国还没有代表团，明天就要出发了。

急需律师，如果您愿意，请同我联系，我将您对接给全球坚韧船队的律师团队！！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还挺魔幻的：曾经“赶也赶不走”的物业，如今正大规模普遍退场。

据中指研究院研报显示，2024年至2025年，全国TOP50品牌物业在管项目主动撤场率同比上升37%；克而瑞物管的统计显示，2025年全年物业撤场项目达173个，其中第三、四季度合计130个，占全年七成以上。

2025年初至2026年3月底，共监测到住宅物业项目“撤场”案例212个，苏州、重庆、合肥、南京、成都、武汉、杭州、徐州等城市住宅撤场案例较多，总计占全部监测样本的65%左右。

这事儿之所以魔幻，是因为我们总习惯了“业主不满物业”，但现在好玩了——物业说我也不满你业主，我不干了总行吧！

事实上，现在业主给物业的打分普遍还在下降：2025年，物业服务行业整体满意度得分为72.9分，较上年微降。这说明我们习惯了的“物业质量差”情况还在变得严重。

但与此同时，很多物业公司也觉得业主过于挑剔、苛刻，尤其是在南京、苏州这些业主维权能力极强的地方，他们觉得“你拿着放大镜给我的服务找茬”，但同时却有很多人不交物业费，于是干脆也撤场不干了。

说到这里，就得关注关注另一条新闻了：多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带头缴纳物业费，自觉清缴历史欠费。

起初我不太相信这条新闻的真实性，直到很多主流媒体报道之后。

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回答。

很多地方治理的思维，还停留在“行政力量主导”，只要一有啥事，如果各种手段都不灵了，最后就是“党员干部表率”，试图靠这个解决问题。

但现实是，物业费明明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公司和一群服务消费者，二者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也要靠行政力量来试图解决？

市场经济之所以叫做市场经济，就是因为市场主体要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物业消费的领域，消费者和物业公司之间是有商业契约的——我交付物业费，你给我服务。

但现在行政力量介入，就直接打破了市场经济的原则，破坏了市场规律。

关键是，也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

物业和业主之间长期的矛盾，现在到了一个总爆发的时候。

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小区越来越老化，以前光鲜漂亮的时候大家皆大欢喜，但现在小区变旧了，物业公司就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修缮，于是只好跑路。

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无契约”，导致双方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了极致的临界点。

以前为什么二者很难有契约？因为法律很少真正保护业主。物业公司往往有背景、有实力，即便一些小区业主通过组织和程序换掉了物业公司，人家依然可以通过暴力、冷暴力手段拒绝搬走。

在这些情况中，契约和法律往往都是缺失的。

这样一来，物业公司就逐渐演变成了“不公不私”的存在。你说它属于私企吧，人家官气十足，而且还很难换掉，对于业主也是“管理”的态度而不是“服务”。

但你说它是社区服务机构吧，它又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市场化主体，自负盈亏、以盈利为目的，也没有财政支持。

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市场经济下，应当有完全的市场竞争，也就是说业主如果对于物业费换来的服务不满意，完全有权利换掉物业。

但物业经常带有一种“管着业主”的色彩，就让这种市场竞争变得不充分了，甚至带有垄断性质。

“契约意识”，是一个社会物质方面开始提升的时候，必须跟上的东西。

如果物质发展起来了，但“契约意识”还完全没有萌发，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现在这么多房地产，这么多楼盘和小区，契约意识跟不上，那这些小区只能是“披着现代化的皮，骨子里却是人治色彩严重”。

人治是不可能实现普遍的文明进步的，因为人治的随意性太大。物业往往被渲染为一种带有“道德属性”的存在，渲染自己跟业主共处了多久、多么不易，却忽略了业主“我只是付钱让你帮我打理好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个简单的契约。

契约意识跟不上，最后问题必定越积累越多。

这也是：越是市场经济，就越是客观上要求法治。

现在积累的问题后果就是，信任的彻底毁坏。业主就是不交物业费——这当然也是在违反契约，也是物业很不满的原因；但业主也说了，是因为你的服务不好，我才不交的。

说到底，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物业和业主到底谁更不讲理？你没法说清楚，但问题的根源是确定的：当契约意识缺失，市场行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保障，只会陷入“对方更赖皮”的道德化指责之中，而不是依靠法律、依靠规则来解决问题。

这种“对方更赖皮”的状态，就是契约意识迟迟无法普及所带来的恶果。

不光是物业问题，在交通法规执行中，因为没有契约，所以也常常陷入“无责者也要受害”的怪圈；在市场大环境中，因为没有契约，所以市场主体和消费者们只能“互相算计”——我钻你的空子，而我想方设法让你入坑。

最后清算的时刻，就是“谁都没钱赚了”，成为死局。

这也是经济上的“囚徒困境”。当每个视角都认为对方有迫害自己的可能，契约就无法进行下去，最后只能是互相吞噬、两败俱伤。

“物业服务那么差我就不缴费”；“你不缴费我就更加摆烂”。这种死结，也只有契约精神的恢复，才能真正挽救。

而契约精神的实现也只有一个前提：让法律运作。而不是靠行政力量干预。

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文 | 吕银玲 刘畅

爆料投诉邮箱:all_cj@ifeng.com

5月4日下午5点左右，身在外地的小莎忽然接到爷爷从老家浏阳官渡打来的电话：一公里外的烟花厂爆炸了。

爷爷在电话里说，当时他在厨房做饭，突然听到接连两声巨响，震得树和地板都晃动起来，他冲出门，从自家房前望去，一团巨大的、翻滚的白色蘑菇云正从树丛后狰狞地蹿起，迅速蔓延至空中。

村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惊恐地张望，“这么大的爆炸不是好玩的”，有人嘀咕。不少邻居慌忙开车逃离，爷爷和几个没走的人，一起躲到了大树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爆炸声像年三十凌晨最密集的鞭炮，断断续续，不肯停歇，一片片灰烬从天上簌簌落下来。

受访者供图

腾起蘑菇云的，是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下称“华盛烟花厂”），这座“世界花炮之都”里的一家老牌企业。截至发稿，这场灾难已夺走26条生命，另有61人受伤。

浏阳烟花，支撑着全球市场的半边天，更是当地近三十万人的生计所系。凤凰网《风暴眼》从多位当地人处了解到，这里的年轻人靠着父辈在车间里填药、插引线，走出大山。如今，他们四散在各地，远远地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捏了把汗。

01 “玻璃碎裂，邻居失联了”

5月4日下午4点40分左右，一声巨响撕裂了浏阳市官渡镇兵和村惯常的宁静。华盛烟花厂的车间发生了爆炸，强烈的冲击波瞬间将周边的建筑推倒、震碎。

央视的航拍镜头下，厂房与民房交织的区域一片狼藉，多处屋顶被掀开，墙体歪斜倒塌。浓烟尚未完全散去，专业的救援队伍深入核心区域，在复杂的废墟间持续搜寻生命的迹象。

爆炸发生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兵和村被持续的巨响笼罩。直到晚上7点左右，小莎的爷爷才从躲藏的大树下慢慢走出来，回到家中。

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被气浪冲开，去年才新铺上的厚重瓦片，从屋顶上“哗”地落下，碎了一地。屋子里到处是灰尘，墙上的镜子也碎了。

身在长沙的李芸，5日早上看到手机里跳出的伤亡数字时，手控制不住地发抖。她的母亲、亲戚和朋友们都住在官渡。4日下午，他们都听到了那几声“非常大的爆炸声”，所有人吓得从屋里跑了出来。一位朋友的家离爆炸点只有几百米，家里的玻璃被震得粉碎。

“昨天一共炸了五下。”李芸说，现在，她的家人们都暂时躲到了浏阳市区，因为害怕家里的房子会倒塌。

小莎和李芸一直与家人们保持着联系。邻居们一遍遍拨打在厂里工作的亲人的电话，但大多时候无人接听。

李芸只是从家人处听到一些零碎的消息：“朋友家那边有个老奶奶腿被砸伤了，已经送去浏阳医院。还有一个是被倒下来的桂花树压住，树着了火……”

图片来源：新华社

据此前报道，61名伤员被送至两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年龄较大为68岁，年龄较小的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

根据5月5日下午长沙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最新通报，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救援人员共救出7名被困者。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现场工作重点已转向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理。官方通报显示，送医的61名伤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同时，为防止次生灾害，现场仍在进行风险研判和危险区域保护工作。

02 花炮出口重镇，5月初赶工

自唐代起，浏阳便有烟花产业开始萌芽。这份缘分，在清康熙年间已成规模，到了光绪朝，浏阳花炮已沿着湘江、出洞庭，远渡至香港、澳门乃至南洋，成了海外华人节庆时夜空里最熟悉的一抹绚烂。

产业的根，最初深植于千家万户的作坊里。90年代末的“花炮革命”，推动家庭作坊上山集中、合伙建厂，完成了向工厂化生产的关键一跃。如今，产业已形成研发、生产、物流、文旅的完整链条。

32岁的宋枫，就出生在这样的传统烟花重镇。从他的爷爷那辈起，家族便与烟花打交道。家里曾有个小厂，在2008年左右关停，后来父母去了更大的花炮厂做管理。

在他的记忆里，这个行业总是在“整改”的循环中往复：附近的小厂、中厂陆续关闭，只剩下几个大厂；而最近几年，连不少大厂也时常无事可做，陷入漫长的停工。

更深的阴影来自安全。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从小到大，每隔几年，附近总会有邻居被炸伤，甚至炸死，“前前后后已经10来人了”。他的父亲在厂里负责安全管理，每天巡查，严防死守。宋枫说，即便如此，在以前，工人为了图省事，有时还是会多领药物，违反“少量多次”的规定。“以前的管理比较粗放，现在严格多了。”

多位当地人的印象中，近年来，浏阳烟花行业的事故相比于过去，已经有明显减少。

即便如此，在这日日与火药打交道的行当里，仍难以彻底杜绝安全事件。

这场爆炸，就发生在宋枫最熟悉的生态里。事故发生后，他和在烟花厂工作的母亲讨论：出事的华盛烟花厂，爆炸点离居民区很近。“按道理，药物仓库肯定得放在山上，远离居民区。这个地方应该只是个成品仓库，放点成品，不该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爆炸。”他顿了顿，推测道，“它是不是违规堆放了药物或者原材料？”

图片来源：央视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不过，宋枫的困惑，指向了这个庞大产业的另一面。作为“世界花炮之都”，浏阳的烟花产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505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它占据国内约六成的市场，贡献了全国七成的出口份额。

这样一个毛细血管深入社会肌理的支柱产业，其生产节奏与全球订单紧密挂钩。宋枫提到，尽管在“五一假期”期间，但该厂员工并没有放假。可能是因为，5月正是赶工的时候，“可能要赶美国国庆（独立日）的那波大订单”。他分析，“到了6月中下旬，浏阳就开始放高温假，就不能再继续生产了。”

涉事的华盛烟花厂，正是出口导向的企业，美国是其核心市场之一。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是行业里的老牌企业，其国际客户中有约50%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巩固并扩大在北美市场的知名度和销售，其关联公司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前身为湖南华盛烟花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29日以“浏阳花炮”为名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花炮行业首家海外上市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其客户网络已覆盖欧洲、美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光鲜的另一面是，就在今年2月，该公司因作业人员将氧化剂与还原剂在称料间违规混存，被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

事实上，当地为安全生产投入了巨大努力：推行“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关键工序机械化率超80%；构建覆盖全域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接入数万个摄像头，实现“人防+技防”。一些龙头企业还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可实现5秒内异常报警。

2025年1月7日，湖南省浏阳市一家花炮生产企业，机械臂在烟花产品流水线上作业。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隐患似乎从未根除：2025年11月，颐和隆烟花厂发生爆燃；更早的2019年12月，碧溪烟花厂的重大爆炸事故曾造成严重伤亡。

如今，当地从业者将再一次面对新一轮的安全挑战。

03 “烟花养大的孩子”，为生计着急

烟花美丽而又爆裂。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行业同样如此——它危险，却是数十万家庭赖以生存的根基。

爆炸发生后，当地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沉痛的教训正在行业里蔓延。

不少人想起曾与浏阳齐名的花炮主产区——江苏建湖。2009年，那里发生一起3死4伤的重大事故后，当地政府最终在2011年“壮士断腕”，将全县花炮企业全部关停并转。如今，浏阳人心中升起同样的焦虑。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烟花对于浏阳人的意义。”不止一位当地人对凤凰网《风暴眼》这样说道。

或许可以通过一系列数字去理解：浏阳烟花产业直接带动约30万人就业，覆盖从生产到燃放的整条产业链。它每年发放的劳务报酬约200亿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超过6万元，有效支撑了数十万家庭的生计。

但生活是更具体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是被烟花养大的孩子。”李芸记得，小时候附近也有烟花厂爆炸，听到一声巨响后，妈妈抱着她，爸爸抱着弟弟，往厂外跑。她直到现在心里还是有点阴影。但家里的长辈90%都是一直在花炮厂做事，烟花产业是养活一家人的生计来源。

她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家里父母辈都是靠着烟花供孩子读书。父亲很多次都和她说，“压力太大了不想做烟花了”，但是没有办法，“不靠烟花，还能去做什么？”

对于浏阳农村的许多人来说，这的确是个现实难题。当地农民可选择的方向有限：除了在本地烟花厂做工，可能只能从事烤烟或花木等农业零工、或在乡镇做保洁、保安、搬运等低门槛服务。

烟花行业，是其中收入最高、时间最灵活的选项。

小莎的家乡官渡镇，一个村里可能就有两个烟花大厂。“我们那边无法出来务工的基本都在花炮厂工作，有二十多岁的也有六十多岁的。”她有个叔叔是炒火药的，月薪9000元，“这相当于在用命炒，家里劝他不要干，但为了养家里老小，他还是干了下去。”

宋枫算了一笔更直观的账：“浏阳一家人在花炮厂做事，两夫妻可以收入20多万，这个水平可以比得上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了。”他提到，从事高危险装药环节的男工，月收入能达到五六万，但工作只能在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之间进行，“非常辛苦”。

从小在浏阳农村长大的西雨，身边绝大多数亲戚、邻里，祖祖辈辈都是靠烟花产业讨生活。“烟花产业是一条完整的民生产业链：从最基础的扯筒子、做引信，到加工、生产、仓储、运输，上下游连着几十万人的饭碗。”她说，“过去，村里家家户户有扯筒子的机器，老人、妇女在家就能做零活，不用背井离乡，还能照顾老小。这是最实在的谋生出路。”

如今，她陷入深深的担忧：现在正是《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第一年，行业压力很大，马上又是高温假期，“现在出现爆炸事件，接下来长时间全面停产，厂里的工人没有收入，做原材料加工的散户没了活计，全家的生计就断了。”

“安全问题绝对是重中之重”，西雨对凤凰网《风暴眼》说，“但也希望从业者能吸取教训，给那些靠力气、靠手艺养家的普通人留下一条安全的谋生路。”

根据浏阳市官方规划，当地正着力构建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试图拓宽就业渠道。然而，对于许多当地农民和老人而言，产业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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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3日报道称：“符拉迪沃斯托克连续第二年举办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胜利的重孙辈’国际儿童游行。今年，来自滨海边疆区、中国和老挝的1500名一年级小学生参加了游行……”

这一消息下，所附的图片及视频中，确实可以看到由大人带队的一排中国小孩，身着红军式装束，与俄国及老挝的阅兵儿童们一起，整齐排队走过海参崴的阅兵广场……

对，没错，这地儿本叫作“海参崴”，当年被俄国强占后，才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文之意为“统治东方”！

但是，即使是在当今的中国官方地图上，这一地名却仍用括号标注为原中国地方——“海参崴”！

这也充分说明，无论是在我们的民间，还是在官方，都没忘记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的这段屈辱历史——即使中俄业已确界，但我们中国人却要像俄国人曾经的导师列宁所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只是，历史上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的俄国后人们应该没有这么想吧？

比如，就是在这座从中国掠夺而去的地方——符拉迪沃斯托克，像俄罗斯驻华使馆几乎每年都要在中文媒体上，高调发表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周年的贴文，且还在其中特别强调其“统治东方”之含义，也因此每每都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讨。

可是，像这次中国儿童参加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虽然与其所谓“建城周年纪念”并非一码事，但是，当这些中国孩子踏上意为“统治东方之城”的故土时，这些幼小的心灵很难意识或明白其中的含义，可是，有一天，当他们长大了呢？

孩子们当然是无辜的，但是，组织这些孩子无知懵懂地参与其中的大人，你们没有一丁点儿历史的常识吗？

即使现在的俄罗斯与我们有着一些互利互惠的叠加利益，有着邻居与地缘关系的难以分割性，但是，让我们的孩子踏入“统治东方之城”，并为它人实施助威之举，这种自甘其辱的滋味，带队的大人们真的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吗？

如此敏感事务，即使是我们的官方也往往会在“尊重现实友好关系”与“照顾民族历史情感”之间，保持高度的谨慎与平衡，则民间人士的行为，不更应该如履薄冰、谨言慎行吗？

确实，在中俄历史上，我们有着复杂的纠葛——一方面苏联曾因意识形态相同而帮助过我们；但另一方面像沙俄与苏联，都曾在伤害中国人民方面，有着足与日寇相比肩的恶行！

像俄国及苏联时期，令中国失去了3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攫取中国领土方面，历史上的俄国更是有着独一份的“恶霸”行径！相反，现在很多国人恨之入骨的美帝，反而并未强占中国一寸土地吧？

可是，面对这样的残酷历史，我们的土地上却茂盛地生长着一种生物——“黄俄粉”！

他们对于俄罗斯人如此掠夺他人土地的行为，至今仍表示着罕见的赞赏或支持态度——一如我们的一些游客，竟然参加“统治东方之城”的周年庆活动，还有这次有人带着孩子们，去这片先人难眠的土地上，为“侵略之城”助演庆典活动。

还比如，在“俄乌战争”期间，像知名的“俄粉”——“宋忠鹅”竟称：“俄罗斯的强大体现在多个方面，俄罗斯人民最感欣慰的是国土的扩张，因为强权即真理”。

那么，以“宋忠鹅”的逻辑，先人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及海参崴等前中国土地上的鲜血，是不是也要臣服于这样的“真理”呢？

还有像那位“一生无悔入华夏，家住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业主——“司马找不到北”，其在中国因偷税被罚近千万元，但他却在与俄国人连线时，如此当着俄国人的面，恐吓自己的同胞说：“谁要敢拿历史说事，因此影响了中俄关系，格杀勿论！”

不准拿历史说事，那就只能忘记历史吗？就只能将历史全抛进垃圾堆中？——则我们还何必天天高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教训，警钟长鸣”呢？

为了眼前的利益，或者为了现实中的一时一地之利益，就要对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在言行上，去讨得制造侵略历史者的后人之欢心——如此势利眼的行为，其实真正羞辱的还是自己，而最终受损和遭到反噬的也必是自身！

如今的友好之现实利益，并不能以所谓“国际友好”之名，去抹平本该被铭记的深痛民族记忆。

真正的国际友好，决不应以遗忘为代价；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轻易交出历史的解释权，甚至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为别人的“统治东方”庆功喝彩。

当我们的“忠鹅粉”们为俄罗斯人夺走所谓“历史上的领土”——克里米亚或乌东，竟称之为“开疆拓土的强权真理”时，怎么又反而跑到先人被占的土地上，替侵略者的后人庆功去了呢？如此自我矮化的“国际双标”，得有多么卑微的心态，才会这般的下贱至此啊！

真正的国际友好，从来都不是靠卑躬屈膝地抹平自己的记忆、牺牲民族情感能换来的。

如果如此视历史惨痛而不见，竟然带着孩子们去参加“统治东方之城”的游行，那才是对历史最大的无知，更是对下一代极度的不负责任。

无论是对俄罗斯这种“为了现在的交好，就要忘记过却的使坏”；还是对于美国那种“为了现在的交恶，就要忘记曾经的交好”一样，这都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守。

我们既要尊重事实，也要坚守原则，更要从正义的文明理念出发，把握一切历史与现实的正确走向，不做随风摇摆的无原则应声虫——既不与恶同行，更不与恶同谋！

故土下的先人若有知，见其后人的孩子竟然助威“统治东方之城”的游行时，我们曾经的海参崴，她一定会在哭泣！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人权观察：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其宣扬的核心价值是：“致力于捍卫世界人权的使命。我们的工作以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为依归，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人权观察每年针对大约9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布超过100份调查报告和简报，经常获得各国和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5月4日，人权观察发布一份报告《“从娃娃抓起”中国利用幼儿园“融合”藏族》，内容揭露了中国“童语同音”计划对藏人语言文化的毁灭性影响。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正通过制度化手段，“对幼儿园儿童实施普通话教学和意识形态灌输”，其目的在于“强迫藏族同化”。

报告封面

据悉，2021年7月，中国教育部公布实施“童语同音计划”，首次强制规定全国各地幼儿园一律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汉字）作为教学和保育语言，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

该政策与以往“推广普通话”政策的最大差别在于，“就连名义上实施双语教育的承诺也被抛弃”。报告指出，“理论上，幼儿园仍可为少数民族儿童提供额外的母语课程，但少数民族不再享有母语教学的法律保障”，“它从实务上终结了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少数民族自行决定各级学校教学语言的法律权限，从而实质上削弱了宪法对少数民族使用及发展自身语言自由的保障”。

报告指出，2021年推出的“童语同音计划”并非突然发生的政策决定，而是早有预谋。“它是中国当局数十年来逐步扩大普通话教学、同时削弱藏语作为教学媒介地位的最后一环。随着时间推移，教育政策使普通话日益成为制度上的必要，藏语则被打落边缘或仅存象征作用”。

人权观察表示，“幼儿早期是语言习得和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大幅限制藏语教育，就是为了加速抹杀西藏语言和文化”。报告指出，现在，“除了时数极少的地方语文课程之外，中国少数民族儿童可能在整个童年及青少年时期都无法体验母语教学”。

不幸的是，“政策已然见效，而且似乎正在加速发挥作用”。研究人员通过访问藏区的藏族人发现，“年仅三、四岁的孩童在就读中文幼儿园后，很快就不再说藏语。语言流失还带来更广泛的文化后果，包括孩童与长辈沟通日益薄弱、家庭互动模式改变、宗教与文化知识传承受限”，以及孩童之间逐渐滋生“藏语与藏族身份低人一等”的观念。

报告表示，虽然他们的研究聚焦于西藏，但报告中提到的许多现象并非藏族地区独有。幼儿园中的语言政策与更广泛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目标密切相关。2021年的“童语同音计划”亦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数十年来的渐进转型走向加速改变的关键转折：从四十年前鼓励民族多样性，到如今要求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

对此，人权观察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确保少数民族儿童教育包含培养儿童尊重自身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停止在中国实施强制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

人权观察也呼吁各国政府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及其代表”遵守“国际法和中国宪法的规定，尊重少数民族以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到西藏进行不受限制的访问”。

该报告通过分析中国法律与政策文件、学术研究与媒体报道，并访谈多名藏族人士和亲身了解藏族地区近况的学者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