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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时间不垃圾
亲爱的读者圣诞节快乐！
2023年已近尾声，那就聊一下历史的残局吧，或者时髦词“历史的垃圾时间”。
中国上一次进入残局并非庚子国变后的晚清日落，而是离我们近得多的 1970 年代。
1971 年，助力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副手、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林彪同志命丧温都尔汗。
文革无以为继，政治陷入僵局，民生经济萧条。
但毛泽东还没死。他不死，文革歹戏拖棚，一切都无从改变。
对毛失望透顶的党内干部和党外青年只能干熬，盼望“万寿无疆”早日去见马克思。结果却先等来周恩来去世……
1976年清明节，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北京市民借着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四五运动”，聚集天安门广场献花、念悼亡诗、追打警察、掀翻汽车、冲击人民大会堂。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誓把今日的秦始皇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让愚昧、专制、封建的制度一去不复返。”
《天安门诗抄》，1976 清明节
“伟大领袖”密切关注着广场上的动向，精明如他当然知道“秦皇”究竟在说谁；四个月后，毛泽东郁郁而终。
1976 年 10 月 5 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发动怀仁堂政变。垃圾时间结束，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铁板一块、人人愚忠只是“文化大革命”政治高压所塑造的假象。在这五年残局时间里，人心思变，暗流涌动，酝酿出了新的可能。
文革源流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声望于 1956 年到达顶峰。
国门外的韩战和国境内的政治整肃同步进行，确定了中国在共产体系内的稳固地位。
在苏联技术扩散支持下，首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农业国迈入工业化。经历“三大改造”，党权深入农村和边疆，城市居民也被编入严密的“单位制”网格。
除了迈不过去的台湾海峡，外无大患，内无强敌，一个暴烈、强大而稳固的共产主义政权在抗战、内战与韩战的废墟上冉冉升起。
然而历史之神偏爱开玩笑。谦受益，满招损，实力滋长野心：瞧不起赫鲁晓夫的毛泽东认为自己才是共产主义世界的新一代领袖、斯大林真正的接班人。
历史进程陡然加速：百花运动、大跃进、中苏决裂，短短三年就酿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口最多的大饥荒（3000万——4500万非正常死亡，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
大灾当前，人非草木。中共干部们面对本党这位浪漫又狂妄、自信又多疑的领袖，只能用进谏之类的“柔性政变”方式要求领袖认错，退居二线。以“守序专制”取代“混乱专制”。
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率先对毛泽东发难，惨遭镇压。第一次柔性政变失败，大饥荒继续。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率领党政官僚体系批评毛泽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认错，第二次柔性政变成功。
这七千人包括中央局、各省、市、地、县、厂矿领导人，他们推崇刘少奇这种“儒家斯大林主义者”。务实、勤政、铁腕的政工干部以理性规划主导国政。
党国精英已对毛泽东去魅，如同对待家里遭人厌的老长辈，敬而远之，仅仅维持表面上的尊重。身段柔软的周恩来擅长表演忠诚，曾一直紧随毛泽东的邓小平却开始导向刘少奇。
这也决定着三人未来的命运：刘少奇身死，邓小平起起落落，周恩来与毛缠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请看毛泽东后来的抱怨：
“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领导人下台或者被架空，在共产主义世界并不独特。苏共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德共昂纳克取代乌布里希，越南共产党黎笋架空胡志明……
真正独特的是：失去党国精英支持的毛泽东，多年以后居然能够卷土重来。他充分利用了一个时间差：中国普通民众和青少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迟至 1966 年才达到最高峰。
因此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林彪支持下，发动党外青年一代，清算与他路线不和、对他本人不敬的党国精英。
支持毛泽东的三股力量：
毛的嫡系人马
以林彪为首的军队
被发动起来的党外青年群众（大学生、中小学生和青年工人）
党外群众对官僚体系有诸多不满，这种不满由毛泽东亲自点燃，怒火指向刘少奇为首的党政官僚。
当第一批红卫兵（干部子弟为主）发现整场运动的斗争对象居然是自己的高干父母时，他们对毛泽东迅速去魅了。
当第二批红卫兵（学生造反派以及工人造反派）参与打倒党内官僚后，自然也失去了利用价值。
政党机器已被摧毁，但被中央文革小组发动起来的造反派四分五裂，无法组建有效政府。只有军队尚保持完整的官僚层级制，最终林彪领导的军队出场，以血腥暴力恢复社会秩序，主导各地的新型政府“革命委员会”，赶红卫兵们“上山下乡”，压制内战。
百万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中变相劳改。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反思，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视频：1969 年中共九大资料片，文革的顶点
1969 年起，中国已变成由军队实质管理的国家，毛泽东对林彪的疑心滋长。
1971 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政变企图失败（被林家崇拜毛的女儿告发）出逃苏联，折戟温都尔汗。
文革破灭
因此除了惯常的“十年文革”叙事之外，史学届还有“三年文革”和“五年文革”的说法，前者认为文革 1969 年就结束了，后者认为文革到了 1971 无以为继。
林彪事件为文革和毛崇拜划下了休止符。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
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
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阿城《听敌台》
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总是站在毛泽东身侧的助手是叛徒？
被打倒的干部们有幸灾乐祸，也有兔死狐悲；党外青年群众等着毛泽东给个解释。最终林立果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下发至县级，作为林彪阴谋的证据，其中写着：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其中对社会现状的分析，大概也能引发阅读者的赞同：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五七一工程纪要》如同一道闪电，毛崇拜烟消云散。在各种与文革相关的私人回忆里，很多知识青年都会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得知林彪身死时自己身在何方、在做什么，就像美国同代人回忆起肯尼迪遇刺。
同时被普遍记忆的还有偷听敌台的经历。
天南海北的知青和中共干部们，通过收音机来掌握中国政治的动向。偷听敌台在 1970 年代已成常态。美国之音电台成了《人民日报》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公共媒体。
“草原地广人辟，天高皇帝远，蒙族干部，言语不通，难做‘政治思想工作’，竟对知青播放的美国之音开始曲‘扬基歌’大加赞赏，连连夸奖这一乐曲的动听。不知是哪个知青，还将诸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词加入曲中，唱给不断追问的牧民听，逗得知青们捧腹大笑。”
内蒙知情回忆
表面铁板一块，野火地下燃烧。
在没有民意调查的年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无从统计究竟有多少人产生了反毛意识，直到 1976 年四五运动爆发，野火已成燎原之势。
四五运动
1975 年邓小平短暂恢复工作，帮助重病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收拾经济烂摊子。然而毛要求邓小平继承文革遗产，等自己死后不准推翻文革政策。邓小平强硬拒绝，再次被解职。
毛泽东对自己死后的局面忧心忡忡，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嫡系有能力维持局面，尤其是周恩来等一系列干部仍在位的情况下。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江青不行脱帽礼，毛泽东不参加追悼会。
据张玉凤回忆，她当时问毛：“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腿说：“我走不动了。”
内部通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遗像。
1 月 11 日，北京百万市民自发上街为周恩来送行，“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不只是哀悼，也是一种政治反抗。人民日报对此事不做报道。
月后流言四起，说毛泽东在中南海里放鞭炮庆祝。
对毛泽东已经完全失望的人多多少少还对周恩来抱有一些好感，现在，毛泽东及其亲信连周恩来也不肯放过，使人们感到执政集团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于是，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首先在南京爆发，很快就蔓延到北京和全国各地。
1976年 3 月 29 日，南京市民率先上街游行示威。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4 月 4 日、5 日清明节，中国多座城市发生示威游行。最激烈的冲突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因为中美关系缓和，当时北京已有外媒记者驻站，记者发回现场报道：
北京，4 月 6 日周二——昨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暴力示威，显然是出于对已故前总理周恩来及其同志者的支持。几乎无人采取措施制止示威活动。
抗议活动持续了一整天。约 3 万示威群众试图冲进人民大会堂，许多人放火焚烧汽车和附近的一幢建筑。随后，民兵手持木棍进行清场。
中共高干子弟如此回忆：
“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
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
刘亚洲
四个月后，毛泽东郁郁而终。
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
（他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
阿城
正如那一代中国人都会背诵的诗歌：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
臧克家
中国新生
毛泽东的死亡以一场全国哀悼剧终，没有人敢不痛哭失声。其中有多少真诚的眼泪，有多少感时伤世，有多少喜极而泣，没有民调专家能做统计。
文革产生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后果：
它彻底消磨了共产主义狂热，意识形态退烧；
它打碎了中央权威，权力碎裂到地方；
它毁掉了计划经济体系，反而为接受市场化转轨提供了可能；
它使中国进一步脱离苏联阵营，转而加入美国体系；
这四个条件都为改革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同时更重要是：
它让一小部分中国人民，尤其是出身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新思想。他们在苦难中反思体制，在黑暗中信仰光明，一步步走向已在中国断代许久的人权与民主意识。
新的思维点燃新的行动，产生了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这股改变中国的冲动如潮水拍岸，继续汹涌于整个八零年代，却终结于一场刻骨的幻灭。
今天先写到这里，以后再写中国变幻莫测的 1980 年代和它的悲剧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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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历史，是为了体会人类面对各种处境所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拿历史做简单的影射或类比。
时间单向向前，历史从不重复，它只是偶尔押韵。每一代人都面对全新的局面，要求时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我们的选择，也将汇入未来的历史，被后人记忆。
本文是我阅读文革史的副产品，其思考框架源自陈子明先生，并非我的原创。
我主业是欧洲现代史，并非中国现代史，写中国难免带一点全球史视角。写作体例是 essay，并不严谨，也无脚注。文中史实错漏之处，请各位朋友不吝批评。
以下所列是我写作这篇文章前后所过眼的书目，供进一步阅读：
阿城：《听敌台》
杨小凯：《 牛鬼蛇神录》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9
陈子明：《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博智出版社 2006
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卷3》，香港中文出版社 2012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 2009
魏昂德：《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香港中文出版社 2015
文安立：Brothers in Arms. Washington / Stanford 1998
拉琴科：Two Suns in the Heaven. Washington, D.C. 2009
沈大伟：China's Leaders: From Mao to Now. Washington, D.C. 2021
白思鼎、李华钰编：《中国学习苏联》，香港中文出版社 2019
冯客：《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聯經出版公司 2018
冯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聯經出版公司 2021
冯客：《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聯經出版公司 2016
冯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聯經出版公司 2024
潘佐夫：《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聯經出版公司 2015
潘佐夫：《鄧小平: 革命人生》，聯經出版公司 2016
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香港中文出版社 201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003
陈兼：《Zhou Enlai: A Life 周恩来传》，哈佛大学出版社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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