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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互联网审核员的罪与罚
作者：Qin Shi发表日期：2024.8.28
来源：莽莽主题归类：网络审查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详细版权说明。
生长在“互联网一代”的人，同时也是在墙内长大的一代，ta们的一些人长大后成为了互联网审核员。我们不禁会问起，这样庞大的互联网审核系统是如何运转的？系统中的人如何使这套机器有效运行？而身处于“螺丝钉”之位上的人们，ta们的故事往往隐身，被这个强大的系统本身所过滤掉，鲜有人知。《莽莽》特约作者采访了多位互联网大厂审核员，聆听ta们谈“墙”、谈“圈禁下的人生”。
这是陈哲明第三次接受心理咨询。
在电话中，他直言他的心理咨询师要价每小时400元人民币，是他三天的工资收入。他很心疼，但他觉得这钱花得值。
“起码和咨询师沟通完后，接下来的几天我是能睡着觉的”，陈哲明说。不过因为咨询费太过高昂，他无法遵照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每周抽一天时间去进行这项活动。因此，他每个月至少有10天整宿睡不着觉、大量脱发、经常性全身无力，以及因为免疫力低下而患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带来的身体疼痛同样让他深夜难以入睡，这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一个身体和精神持续承受损害和折磨的循环。
陈哲远感到痛苦，但他无能为力。
痛苦起源于什么时候呢？他很难说清。但对于痛苦的根源，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陈哲远2019年毕业于中国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历史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试失败后，他追随同学的脚步去到了北京找工作，但兜兜转转半年，他一无所获。
2020年初，恰逢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受疫情影响，失业率在持续增长。
不过很快，他迎来了转机。
2020年2月6日，李文亮医生去世，他被中外媒体视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在正式“吹哨”之前，他曾被新冠疫情的最初爆发地——武汉的地方公安人员训诫。叠加疫情带来的大量死亡、政府失职，以及武汉沦为人间炼狱后催生的各种悲情叙事，李文亮的去世成为了调动大众情绪的导火索，中国公众自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离了愤怒。
而为应对由此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大量“政治敏感”信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开始大量招聘审核员。大厂（在中国，媒体将大型互联网公司统称为“大厂”）独有的光环让陈哲远很心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审核员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我也可以进入大厂了，也可以成为其他人羡慕的对象了”。
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原本至少需要两周时间才能走完的招聘流程，在4天内获得了特批。他正式成为了一名互联网涉政治内容审核员。对于如此迅速成为一名互联网人的经历，陈哲远笑称自己绝对是捡漏了，但一时的幸运却换来了之后的身心受创，是他始料未及的。
出生于1997年的陈哲远，因甫一出生便处于互联网世界，所以他与同代人一起被视为中国的“互联网一代”。
但中国的互联网管控于1996年正式开始施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该规定在后来被广泛用于处罚“翻墙”行为。
将中国互联网与世界隔离开的软硬件系统集合也因此被称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亦即中国国家防火墙。
防火长城的问世，使得包括陈哲远在内的中国年轻人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便一直面临着“中国特供”的信息围墙，这也使得“互联网一代”同时是在墙内长大的一代。
在这种情况下，长大后成为互联网审核员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职业？他们如何判断信息是否敏感？如何认定信息是否属于墙内特供？以及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他们翻墙、筑墙、固墙，“墙”对他们而言是什么，其自身在墙下又是如何生存？
成为“筑墙者”
王家凯是陈哲明的大学同学，也是他最初将陈哲明介绍给自己的领导，并竭力邀请陈哲明加入自己所在的互联网公司的。
但与陈哲明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他身心健康。而且他也具有比陈哲远更强的自我保护和信息安全意识，因此，他只同意通过邮件进行沟通。
对于加入互联网公司做审核员的初衷，在邮件中，王家凯表示自己从小便对历史感兴趣，所以大学报考了历史学专业。他很崇拜历史上的一些开国名将，如果唐朝的尉迟恭和秦琼，他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像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一样为君王开疆辟土和守土一方。
“所以成为一名涉政审核员，审核掉那些对国家可能有害的信息，从而确保国家的稳定安宁，在我看来和古代的大将军帮助国家和君王平定叛乱没什么不一样。我这个工作真的就是在帮助国家平乱”，王家凯强调说。
他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是“毛粉”（毛泽东的粉丝），在他眼里毛主席功在千秋，赶走了日本人、打跑了蒋介石，千古一帝的称呼实至名归。在读大学时，他甚至是学校里“毛选研习小组”的负责人。
中国的历史课本历经数次修改，例如2018年初中历史教材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一段话中的“错误地”三个字以及“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进行了删除。
而当“毛粉”成为审核员后，工作则格外卖力，“我非常不理解网上那些总是说国家这不好那不好的那些人，唱衰自己的国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所以在网上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把他们的账号给封掉，没有了账号，我看他们还怎么当卖国贼”，他说。
对于审核员来说，封号从来不是一件难事。所有互联网用户的“生杀大权”都完全掌握在年轻的一线审核员手里，他们不需要上报、不需要被批准、不需要注明理由甚至不需要进行过多的思考，就可以直接让一个网民在网络上彻底消失。
而因为立场逐渐走向不同的方向，陈哲明和王家凯也从一开始的亲密无间，开始间生嫌隙，“说实话，我很不理解他（陈哲明）的想法”，王家凯说。
与同学的斗志昂扬不同，陈哲明最初加入互联网大厂的欣喜在半年后就荡然无存了，相反他开始压抑和焦虑，并开始有负罪感，他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
“我没有他（王家凯）那么强的使命感和价值感，我加入互联网公司就是个偶然，如果我当时能找到其他工作，或许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但事实是，我没找到其他工作”，陈哲明说。这使得他成为互联网审核员的抉择更像是一种随波逐流，而其中的“波”与“流”即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行以及新冠疫情爆发催生的对互联网内容管控的加强，进而导致互联网公司对内容审核员的需求大幅度提升。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即审核员大扩招之后的第一年，中国年轻人最喜爱的视频平台Bilibili有2413名员工属于内容审核岗，占总公司人数的27.9%；而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现在体量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流行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和TikTok母公司的字节跳动审核员的数量超过了两万人，占比同样超过了员工总数量的20%。
“这还只是2020年的数据，随着疫情结束后，国家的秘密越来越多、大众的情绪越来越激荡，审核员的数量只会再持续增加”，字节跳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表示，该员工主管平台的内容抓取。
而与国外包括Facebook、X在内的互联网平台的审核员主要负责过滤与血腥、暴力、色情相关的内容不同，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审核员主要负责对用户的言论和提交的内容进行政治审核，然后及时过滤掉“不和谐”的声音。
“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向来是中国政府最为看重的，这是中国和外国的不同之处，基于国家政体的不同，互联网审核员的主要工作方向自然也会不同”，中国某知名大学的一位政治学系教授表示。这位政治学教授早在2017年便因发文指出“宪法沦为了废纸”而被全面禁言，类似的反对声音同样被像王家凯和陈哲明一样的审核员全面压制。
越来越难以分辨“是”“非”也是很多年轻人最初选择成为审核员时的最初心境，因为在成为审核员前能看到的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是永远政治正确的那一类。
对于这个观点，陈哲远表示同意并坦言，自己在2020年年初选择加入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成为审核员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敏感信息”，他不会“翻墙”，从来不知道墙外是怎样的风景。
所以最初在接受审核员的offer时，他只有找到了工作和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厂的欣喜若狂。
在另一家互联网公司同样从事涉政审核工作的李文斌也是同样的感受。
李文斌出生于1995年，即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元年。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李文斌一路跌跌撞撞读到了大学，而在高考结束后的填报志愿时，因不懂各个专业以及以后的就业方向、职业具体分别是做什么的，他自己填报了一个看上去高大上的专业——工商管理，但是没想到，毕业即失业。
“穷人家的孩子，哪有家族企业和人脉关系让你直接去做管理呢，当时真的什么都不懂。外界很难想象，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家墙上还贴着毛主席像，我读大学前，和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途径，是用一部杂牌手机打开百度”，李文斌在电话中说。
2018年大学毕业后，李文斌辗转上海、杭州、东莞等多地，做过仓库管理员、外贸公司销售、国企安全督察员等多个工作，直到2020年互联网公司超大规模招聘内容审核员，他第一次去到了北京。
在他看来，这是他迄今为止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公司给缴纳五险一金，所以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人应该知足不是吗”，他说。
而更让他感到做审核员物超所值的是，这份工作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了解了很多之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也掌握了额外的技能，比如‘翻墙’”。
翻墙是为了固墙
“翻墙”后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
“去查看推特（现在的‘X’）上的网友如何评论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李文斌说。
而这也是他成为一名合格的审核员的必修课。
“翻墙”并不是公司要求的，而是李文斌为了珍惜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私下向同事请教后，自主学会的技能。在同事们看来，只有学会了翻墙，知道墙外的人在反对什么，才能更好掌握敏感词，然后将出口转为内销，在中国互联网上将这些敏感词过滤、审核、删除。
而如果不能很好掌握这些敏感词的话，一旦在审核中出现错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审核员会被立即辞退。
“所以大家工作的时候都很紧张，害怕出错，更害怕被辞退，这种状况下，就会格外专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王家凯说。
基于这一原则，陈哲明在最初成为审核员的一个月内，删除了大量辱骂中国高级政治官员、质疑中国疫情管控政策的声音，并删除了数不清的视频、图片。
“当时的武汉有很多人通过录制视频向外界求救，求助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求药的、有求食物的，当然更多的人在哀嚎希望可以去医院就医。我一边删这些内容一边哭，那个瞬间我真的觉得我是在作恶，但没办法那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做”，陈哲明说。而这也成为了他心理压力的最初来源。
工作间隙，为排解这种压力，他也会向湖北以外地区的朋友求助，并想从朋友那里获得慰藉。
朋友们没有辜负他的期待，纷纷安慰他道：国家一直在努力调派医务人员到湖北，全国人民也在给湖北捐款，这个时候如果舆论战线失守，国家整个就陷入混乱了，有序的医疗援助也会被迫中断，整个社会会变得人心惶惶，这对所有人都不会是好事。而朋友们的结论一致是：陈哲明做得很好，他的工作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他在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方面，功不可没。
与其他人略带劝慰性质的话语不同，王家凯切切实实对审核员的工作赋予了极高的社会价值。因此当陈哲明向他求助时，他非常坦然地告诉对方，他们就是共和国卫士，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他翻墙还看到了美国洪水、飓风灾害带来的财产受损，大量的人无家可归，甚至欧美很多国家的人都上街游行直接骂总统。“这说明这些国家也不好，自然灾害放到哪里都会带来生命财产损失，新冠疫情也是天灾的一种，而国家一直在努力救助，不和谐的声音只会给这种救助带来麻烦”，王家凯说。
而对于“天灾”背后的人为因素，诸如为什么中国卫生系统花费数亿建造的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为什么会失灵？疫情爆发之初，地方主政官员为什么集体渎职？在没有做任何预案的情况下，武汉为什么会突然封城，以致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物资都出现了严重短缺？
对于这些问题，王家凯坦承他并不了解，但同时表示，这并不是他的工作，他也不需要去了解太多。
而在中国的疫情管控结束后，国家和社会回到“常态”的同时，审核工作也回到了常态。
吴清正是在2023年年初审核回归常态时加入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引擎搜索公司的。经过疫情的洗礼，中国经济下行态势明显且剧烈，为削减公司成本，上述搜索引擎公司将非核心部门均迁移到了四线小城。因所在的广告公司在疫情期间倒闭，吴清顺势加入了这家互联网公司成为了一名审核员。
得益于此，他也有机会第一次学会了翻墙。
学翻墙的契机，源于入职时的岗位培训。当时公司主管审核工作的领导快速给新员工放了一组PPT，PPT中有照片和文字，但都非常简单。领导把PPT像放电影一样滑动得飞快，然后告诉这些员工几个关键字：1989、64、天安门、大屠杀、镇压、解放军，并表示遇到这些关键词，要一律屏蔽掉，不能有任何疏忽和错漏。
除此之外，公司还会定期就新疆集中营、法轮功等问题对审核员们进行培训。流程同样简单，领导不希望他们了解整件事，只希望他们像机器一样掌握关键词，然后像机器一样在互联网上看到这些关键词后，将它们审核掉、删除。
出生于1997年的吴清还是第一次获悉这一系列的事件，接触到这些词汇。震惊之余，他想了解更多，但领导对他的诉求没有给出任何正向回馈，相反搪塞说他不需要知道太多，了解了关键词就足够了。
陈哲明的入职培训与吴清的极为类似，快速、简洁且不允许提问。“公司和领导好像非常害怕我们知道这些事，总是支支吾吾的，当然害怕被开除，我们平时也不敢多问”，他说。
不能公开问领导和同事，吴清自学了翻墙技能，他打开Youtube的第一件事是查看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了多个视频后，他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一件事：学生抗议，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国家出手镇压，一切顺理成章。所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不理解。
因此每年六四前后，他删除相关帖子与讨论时，毫不手软。甚至在AI审核之外，他会主动发现机器存在的漏洞，并主动上报给领导，然后将机器漏洞给堵住。
对于这种做法，吴清非常坦承，“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他说。另外，他强调，做审核员久了会发现其中的规律，就是机器远没有人会变通，比如机器只能机械地审核关键词、关键字，但是对于人们为了躲避审查而发明出来的暗语或者谐音组合，却无法做到有效识别，这就需要人工在机器的基础上继续审核和把关。
一般的审核主要包括三个流程，第一个流程为，设置好关键字后，由AI启动过滤；第二个流程则是，初级审核员对机器把关后的内容继续过筛，着重于发现谐音字、词；第三道流程是，由更资深的审核员对初级审核员的审核结果再次进行核查，以防漏网之鱼。
作为资深审核员的王家凯很简单地总结出了三道程序在内容审核层面的迭代，“如果只用机器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民主’一词，机器自动识别出是敏感词后，会用‘敏感词’三个字’将原本的词汇替换，互联网用户会赤裸裸地看到‘敏感词’三个字，这肯定是不行的。人工介入后，就可以直接将这个词审核掉，也就是无法发出来，后来则进阶到‘皿煮’‘闵猪’一系列的词都能被识别到，很多信息最终能否发出来，则需要结合上下文的语境由人工进行再次判断”，他说。
抬不动的枪口
在当下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失业犹如幽灵般盘桓在中国年轻人头顶，经久不散。
2023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曾一度中断公布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而在这之前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已连续攀升六个月，并创下了21.3%的历史新高。
但中国网民对于统计局的数据普遍持怀疑态度。
“不能怪大众对政府失去信任，统计局数据造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我和团队私下根据人社部、高校、地方税收、社保局等发布的多项数据综合测算后，发现中国现在的失业率最低为40%，也就是说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处于失业找不到工作状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教授表示，该教授在一家位于北京的知名985高校任教。
害怕辞职后找不到工作也是陈哲明迟迟无法下定决心辞掉审核员工作的原因，尽管他内心悲愤且压抑。
“说实话，删除六四相关的内容，我和很多同事一样都没什么感觉，毕竟这件事离我们太遥远了，对我们来说很难做到感同身受，但之前我审核掉的那些在武汉、西安、上海因疫情被政府圈禁起来的人，以及他们向外界发出的求救视频，真的非常困扰我，困扰到我想起来就睡不着的地步”，陈哲明说。
那当时在看到这些求救视频时，有没有想过“枪口抬高一寸”？从长远来看，这是救人更是救己。
“完全没有”，陈哲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他看来，“将枪口抬高一寸”只是知识分子美好的想象，因为真要将枪口抬高一寸的话，对审核员来说属于重大工作失误，他随之将面临包括被开除、失业在内的一系列人生困境。而他这一舍己为人举动背后的受益者甚至永远不知道他的存在，更别提会感激他，但所有负面后果却完全由自己一个人承担。他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而他关系最好的朋友同样在竭力劝说他对于辞职需要极度慎重的考虑。
在陈哲明的朋友看来，中国各大互联网平台自成立之初便是国家的支脉，所以看上去隶属于平台的涉政审核职能本质上更是国家的必需品，即使陈哲明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所以即使他背负着道德压力离开后，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中国互联网的阉割会一直持续。
“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错。但如果你真的扛不住了一定要离开的话，在做出最终的离职决定前，你需要先想好自己以后要如何谋生”，朋友告诫道。
在朋友之外，心理咨询师也告诉陈哲明，他只是遵照领导的安排在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工作而已，至于这项工作是罪恶的还是正义的，是硬币的一体两面，没有绝对的恶，当然也没有完全的正义。
所以，下定决心离开并不容易。
而在经历了最初“睁开眼看世界”的欣喜若狂后，涉政审核员的工作也越来越让李文斌难以接受。
“我每天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看6万到7万条内容，国庆节、六四，以及国际社会和媒体关注新疆集中营话题的时候，需要没日没夜地加班，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工资从来没涨过”，他说。
李文斌的工资为每月4700元人民币，除去社保所覆盖的五险一金后，每月到手仅有4000元左右，这导致他在北京的生活捉襟见肘。
综合对多个平台网络审核员的采访，不难发现他们的平均工资维持在4000元到7000元不等，在北京这样高消费的城市，除去生活基本开支外，所剩无几。
“所以这个职业真的让人看不到希望，这份工作也就只能让我们处于饿不死的状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站稳脚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字节跳动的一位审核员表示。
除工资导致的生存压力外，职位和工作内容的一成不变也让李文斌倍感失落。
审核员内部竞争激烈，想要升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无法升职的话，在互联网公司眼里包括李文斌在内的所有审核员都是可以被随时推出去顶罪以及可以被随时抛弃的棋子。
“一旦审核出现错漏，比方说包括国家领导人名字、香港、台湾、西藏等在内的一些敏感信息没有被及时发现，我们会被以工作出现重大失误为由立即辞退，且一分钱的赔偿都拿不到。另外，平台出了事后被包括网信办在内的主管部门批评的时候，公司大概率也会把我们推出去背锅，下场同样是立即被辞退”，李文斌说。
而增加了他的维权难度，甚至让他的维权在中国现行劳动法面前变得无法可依的情况是，与快手、字节跳动、滴滴等平台不同，他所维护的互联网平台与所有审核员并没有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严格来说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审核员都属于外包公司的员工，互联网平台与他们之间仅是项目合作关系。这直接导致，像他一样的审核员们根本无法享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员工福利。
“对我们这种基层员工进行压榨，是国家与大企业的共谋”，李文斌愤愤不平。为此他特地翻墙去搜索了欧洲和美国的法律对大企业启用外包员工的规定。他发现欧洲和美国的相关法律均要求企业外包员工的数量不能超出总员工数量的20%，且外包员工也可以加入工会，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我们国家什么都没有”。因此，他决定骑驴找马，准备去找找其他的工作机会。
但很遗憾，在求职网站兜兜转转4个月后，李文斌只拿到了一家短视频平台的offer，职位同样是涉政审核。而他投递的助理、市场销售甚至广告审核等岗位的简历均石沉大海，没有给他任何回复。
但幸运的是，发送offer的这家短视频平台给与李文斌是正式员工而非外包的岗位。
经过短暂的失落和考虑后，李文斌还是接受了这个offer。“我需要让自己成长，换个公司和赛道，或许会是不错的选择”，他说。
被圈住的人生
不过期待中的成长并没有如期到来。
这家短视频平台公司管理严苛，审核岗员工离开工位的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会被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下来，员工上厕所或取外卖离开岗位时均需要点击工作系统中的“离开”状态，未点击却被摄像头拍到离开了工位后，将会受到诸如罚款、加班之类的惩罚。而每位员工每天处于“离开”状态的时长不能超过40分钟。
视频审核相较于图文审核需要更加专注，因为很多无法“示人”的敏感信息都藏在细节里，稍不留意就漏掉了，比如影视剧二创的片段中一闪而过的中国地图是否有包含台湾、抗战剧的视频剪辑和拼接是否有贬低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时长较长的视频中是否有夹杂不能播放的诸如坦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之类的“私货”、涉及到少数民族的视频片段是否有在质疑党和国家政策等等，对于这些可能会隐藏在视频中的“反动”信息，审核员需要格外留意。
因为一旦错过，被领导发现或者被举报后，其将被视为重大工作失误。而根据中国现行劳动法，因为员工方面的工作失误导致的辞退，即使是正式员工，公司方面仍无需给付任何形式的赔偿。尽管在最初签订劳动合同时，公司方作为强势方会在合同及员工守则中对员工职责提出极端苛刻的要求，而个体化的、弱势一方的员工则根本没有与公司讨价还价的空间。他们只能被迫签订以合同形式出现的“不平等协议”，并且在出现失误后立即离开。
“反正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他们（公司）从来不担心招不到劳动力”，李文斌说。
但与苛刻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更让李文斌感到气愤的是公司给出的薪酬待遇。“我现在的工资每月还是只有四千多块钱，与背负的责任完全不成正比，提到涨薪时，公司永远是一副‘爱干干不爱干拉倒’的神情，但是我不干这个等待我的就只有失业”，他很无奈。
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各项宏观数据更是直接反映了各行各业对经济前景信心的丧失，大众舆论毫不掩饰地将此称之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中，失业和降薪纷至沓来，对于年轻人的无业状态，曾有学者在官方媒体发表评论称，年轻人失业是因为他们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孔乙己的长衫”甚至一度成为了网络热词，这句话原始出处为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穿长衫”代表的是读书人，而“站着喝酒”又表明生活比较窘迫，将学历比作“孔乙己的长衫”，即认为工作和生活的困顿，都是被“长衫”束缚住了。
因此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看来，年轻人不愿意降低自己的需求和求职期待，而一味只向往光鲜亮丽的岗位，是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
各大互联网公司招聘审核员的最基本门槛即候选人必须拥有本科学历，虽然个别公司会标注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但在现实中，招聘流程启动时，专科学历的候选人往往会被过滤掉。这意味着，在中国，数万名互联网审核员或均拥有本科及以上的教育背景。
这代表早已脱下孔乙己长衫的他们，并没有使自身的生活脱离窘迫。相反，他们在外界的步步紧逼下，不断丧失个体尊严，且始终没能逃脱沦为“牛马”的命运。
接受采访的审核员，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均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是几千元的工资在大城市根本无法立足，更无法负担动辄每平米万元的房价，在他们看来，谈恋爱甚至是一种奢侈。“我们几乎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一切权利，感觉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攀爬出人生的陷阱”，其中一位受访者说。
“努力真的看不到回报”也是王家凯的感慨。
作为一个将自己想象为祖国的卫士的合格审核员，王家凯也有自己的烦恼。他的奋斗目标是通过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然后摆脱“外包”这一员工标签。他用两年时间做到了前者，但是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正式员工，进而可以享受食堂、下午茶、班车的福利，甚至实现在公司内部的升职却成为了摆在他面前一道看上去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的鸿沟。
“我现在是质检员，就是内容审核的最后一班岗，但是更进一步的升职即‘转正’则像是天方夜谭”，他说。
除了诸如食堂、班车之外的福利外，转正还有哪些吸引力？
对此，王家凯表示成为正式员工后，再往上走便可以有更多的权限，比如制定审核策略、获知更多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还有更多的与国家权力部门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和审核员的工作相比，这些工作更具有价值，也更有意义。这样的岗位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智识，而不仅是简单地像机器人一样做执行”。
对于为什么会无法转正的问题，王家凯表示，或许公司和国家需要的都是精英，而对于他这种出生普通、教育背景普通的人，注定只能成为矿场里的矿石，被多方压榨后，最后以矿渣的身份示人。
他非常清楚他现在距离成为矿渣已经不远了，但前路在何方，他不知道。
而职业履历中只有审核员这一项工作内容，使得他在人才市场步履维艰，除去各种硬件因素，大众对审核员的厌恶和憎恨是他行路艰难的原因之一。
对于审核员的道德审判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从未停息，有网友曾愤怒的指责审核员终归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陈哲明觉得或许冥冥之中自己正在遭受所谓的“因果报应”，他睡不着觉、身体越来越差就是最好的证明。但王家凯对网络上的说法很是气愤，在他看来，审核员就是一份工作，作为工作，审核员和公务员、出租车司机、国企员工、程序员等工作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每个人都是谋生而已，谋生没有错，相比于网络上的道德审判，生存对于我们来说更加重要，都活不下去了，还考虑什么道德呢。另外，那些每天在互联网上指手画脚的人的道德水准就一定比审核员更高吗？我不觉得”。
但即使抛开道德层面的争论，许多审核员仍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和谋生路径感到困惑。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的体力越来越难应付夜班工作，而市场上有大量毕业后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更年轻的人在跃跃欲试准备随时取代他们。
审核岗位的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螺丝钉属性有清晰的认知，吴清在回望自己时间并不长的审核员工作时也赫然发现，他似乎没有学到任何技能，只是在机械地重复别人发给他的指令而已，所有的一切辛劳只是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物质条件。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没人有清晰的想法和路径规划。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陈哲明说。但他现在还不能辞职，他每月还需要花钱去进行心理咨询，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从而可以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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