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同证明，国际人道主义法作为冲突期间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适用于所有个人。”」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5月20日，国际刑事法院（ICC）检察官卡里姆·艾哈迈德·汗（Karim Khan）表示，他正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台译：尼坦雅胡）、以色列防长与三名哈马斯（台译：哈玛斯）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

声明中，根据检察官办公室收集与审查的证据，检察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三名哈马斯高级官员对10月7日起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领土犯下的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行主要指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特别是其军事分支“卡桑旅”）和其他武装团体发动的袭击中杀害数百名以色列平民和劫持至少245名人质的行为。

同时，检察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防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对至少从2023年10月7日起在巴勒斯坦国领土下犯下的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检察官指控以色列“蓄意和有系统地剥夺加沙各地平民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物品”、“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并对加沙平民采取其他暴力行为，作为消灭哈马斯、确保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返回、集体惩罚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加沙平民的手段”。

回顾国际刑事法院历史，1997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一致同意于1998年就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进行磋商。在此之前，制定国际刑法典的努力已持续了近一百年：二战后，国际社会就如何追溯严重的国际罪行进行了数次尝试，包括在战后著名的纽伦堡与东京审判。（延伸阅读：《专访乌克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特维丘克：无法实现正义的和平是不会长久的》）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当中首次提及“具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此后，联合国大会曾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并起草了一份规约草案。1989年，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恢复草拟公约的工作。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设立前南斯拉夫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滥觞。

1998年7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罗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以120票赞成，7票反对获得通过。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根据《罗马规约》对2002年7月1日以来的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拥有管辖权。与大多数国际法院不同，国际刑事法院的聆讯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政府或政治团体。（延伸阅读：《国际上如何管辖战争罪行？普京有可能承担法律后果吗？》）

根据《罗马规约》，战争罪是指“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以及“严重违反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的法律和惯例”的行为。在前南刑庭审理的 Kupreškić 一案中，法庭指出，“即使可以证明 Ahmici 的居民并不完全是平民，也包括一些武装分子，但仍然没有理由对平民进行广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即使是针对合法军事目标的攻击，如果使用了滥杀滥伤的战争手段或方法，或以对平民造成滥杀滥伤损害的方式进行，也是非法的。”

相较于战争罪的历史，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更为短暂，直到二战后展开的纽伦堡审判才被正式提出，但最终无人构成此罪。根据《罗马规约》，“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十一种行为，包括“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特别是剥夺获得食物和药品的机会，以毁灭部分人口”均构成危害人类罪。

尽管相关传闻已在国际外交与国际法学界流传近一个月，检察官的正式请求仍然在国际间引发轩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检察官少有地选择在预审分庭正式批出逮捕令前公布这一信息，而包括此前法庭批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涉嫌战争罪的逮捕令等案件中，检察官均是等待预审分庭的正式结果出炉才公布相关信息。

同时，检察官罕见召集了一个外部专家小组审查与申请相关的证据与法律。这一小组包括了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富尔福德（Sir Adrian Fulford PC）、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阿迈勒·克鲁尼（Amal Clooney）等人。

5月20日的《金融时报》发表了该小组成员共同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小组成员指其一致同意，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检察官“指认的嫌犯犯下了国际刑院管辖范围内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小组成员又指，“指控与冲突的原因无关。这些指控涉及以违反国际法长期既定规则的方式发动战争，而这些规则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武装团体和武装部队。”

而在小组发布的法律报告中，小组成员特别指出，因为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标准，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而“以色列至少占领了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存在“国际武装冲突”。同时，专家小组还分析了针对哈马斯高级官员与以色列总理和防长的指控，并特别指出，“以色列完全了解加沙人对以色列基本供应品的依赖程度，以及这些行为对平民造成的人类痛苦和死亡的不利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此外，小组成员还同意，国际刑事法院自2014年6月13日起对包括加沙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的罪行具有管辖权。此外，国际刑事法院还对巴勒斯坦国民在巴勒斯坦领土以外所犯的罪行和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罪行的巴勒斯坦、以色列或其他国家国民具有管辖权。小组指出，此前2015年1月1日，巴勒斯坦国政府已根据《罗马规约》提交声明，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2014年6月13日以来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犯罪行的管辖权，并于2015年4月1日起正式加入《罗马规约》。

检察官的这一举动无疑与国际刑事法院所受到的巨大国际压力有关。

自检察官可能向预审分庭申请逮捕令的消息广泛流传以来，以色列据报导已展开多轮外交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施压。《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主席5月17日发出的声明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缔约国大会主席指“对任何破坏法院独立性、完整性和公正性的企图表示遗憾。一些言论可能构成在法院行使《罗马规约》规定的司法职能时对法院及其官员进行报复的威胁。”而检察官在声明中也特别强调“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阻碍、恐吓或不当影响本法院官员的企图”。他又警告，相关行为可能涉嫌《罗马规约》第七十条所规定的妨害司法罪。

在检察官正式递交申请后，美国与以色列均以非常强烈的语气批评国际刑事法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他将会与“立法者合作制定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潜在制裁措施。”此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川普）在任内曾因前任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om Bensouda）发起对美军、美国情报机构、阿富汗安全部队以及塔利班各方在阿富汗所涉的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而发动制裁。

2021年，正是布林肯取消了这一制裁。有趣的是，据称在2021年检察官的换届过程中以色列一直在幕后游说相关国家支持卡里姆·汗，认为他是“一个避免政治化的实用主义者”，期待他不会继续本苏达当时正努力争取预审分庭批准的对2014年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护刃行动"）、以色列定居点政策以及2018年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领导的加沙边境抗议活动回应的调查。

不过，尽管美国可能祭出制裁，美国国防部在5月20日仍然表示，不会中断与国际刑事法院在乌克兰相关案件调查中的合作。此前在一揽子预算中批出的提供给国际刑事法院的资金也没有取消的迹象。

由于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可能发出的逮捕令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更大。比利时、瑞士等国已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而匈牙利和捷克则表示反对，奥地利总理用一种态度含糊不清的言论回应相关新闻，他表示“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独立行使职权”，但将哈马斯与以色列民选官员相提并论“令人费解”。

而由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在《罗马规约》25周年纪念仪式上曾表示德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所代表的防止相关罪行“不再发生”负有“特殊的责任”，外界对此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德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关注。（延伸阅读：《对话反锡安主义犹太活动家: 在德国，犹太人成为“反犹”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直到20日晚间，德国外交部才发出通稿表示，“德国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及其程序，就像尊重所有其他国际法院的程序一样。”值得玩味的是，德国外交部的声明既指同时对哈马斯及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给人“造成了一种等同的错误印象”，又指这两者的行为是“首席检察官在其申请书中详细描述的截然不同的事实。”

根据《罗马规约》、《法院条例》等规则，由三名法官组成的预审分庭将根据检察官的要求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他们平均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审查证据并决定是否可以推进诉讼程序。

由于国际刑事法院不进行缺席审判并依赖其成员国执行逮捕令，考虑到以色列以及美国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可能发出的逮捕令预期将很难执行，审讯也很难正式开始。不过，正式发出的逮捕令将有效打击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当检察官在声明中表示互补性原则（即案件应当先由有关国家的法庭审理）“只有在国家当局参与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程序，不包庇嫌疑人，不弄虚作假的情况下，才能将案件移交给国家当局”时，以色列将越来越难以坚持声称自己已履行其国际法下义务。同时，包括德国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确认，他们将会执行法院发出的命令，预期逮捕令也将限制以色列领导人的外交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法院正在审查南非根据《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提出的诉以色列违反《公约》下义务的案件，国际法院的结论可能将影响国际刑事法院是否考虑追加有关种族灭绝罪的指控，而国际刑事法院也可能在危害人类罪的案件中考虑国际法院的任何决定。（延伸阅读：《南非诉以色列：二战与殖民记忆交叠处的种族灭绝案》）

许多分析指出，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正式向西方的盟友提出指控，而国际刑事法院长期以来面临其运作过分偏颇的批评。许多意见都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只惩罚弱小国家的领导人，而忽视富裕和强大国家犯下的罪行”，而这些弱小国家又多是非洲国家，一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威胁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在声明中，检察官表示，“如果法律被视为有选择性地适用，我们将为法律的崩溃创造条件。……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同证明，国际人道主义法作为冲突期间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适用于所有个人，并平等适用于我的办公室和国际刑院处理的各种局势。这样，我们才能切实证明，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

在 CNN 的专访中，卡里姆·汗回忆指，曾有西方领导人对他说，法庭是为“非洲和普京这样的暴徒”建立的，而他的回应很简单：“我不这样认为。”

「在全球通胀水平自2023年开始回落后，降息成为经济学界、媒体与大众不断讨论的焦点。」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降息还是不降息，这是一个问题。

5月14日，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Huw Pill）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ICAEW）的经济峰会上表示，如果“整个夏天我们将开始看到足够的信心”，英国央行可能会考虑降息。

休·皮尔是5月8日投票赞成维持利率的七名货币政策委员会（MPC）成员之一，最终英国央行第五次维持了5.25%的利率不变。上述言论距离该决定尚不足一周。

实际上，英格兰央行的问题也是美国、欧洲与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央行所面临的问题。

通货膨胀指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普遍上涨，通常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衡量。当总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相对减少，因此，通货膨胀相当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

尽管如此，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支持“低、稳定且可预期”的通胀。大多数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都同意，低通胀有利于预防节俭悖论（paradox of thrift）、促进更活跃的经济活动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以及预防经济转向通货紧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价格稳定，亦即维持持续的低通胀成为了现代货币政策的核心，大部分央行都将其政策目标定为2%的通胀。不过，现代货币政策的另外一个政策目标是促进高就业率和高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此外，货币政策还必须维持金融制度的稳定。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央行因此必须不断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以达到三个政策目标的平衡。

在央行所具有的一揽子政策工具中，利率是经常被提到的选项。各国央行通过设定向商业银行收取的存贷款利率（基准利率）来影响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供应量，并相应影响各个商业银行对个人与企业客户所支付或收取的存贷款利率。当通胀过高时，各国央行将提高利率以收紧货币供应量、鼓励用户储蓄并遏制消费。

2021年中期开始，全球通胀水平开始飙升，其原因既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也包括各国央行在大流行期间推出的各种经济刺激计划推动的大量进入市场的“热钱”。2022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加上企业将成本涨幅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推高了全球通账，构成一场全球性的“高通胀危机”。

面临高通胀，大部分央行将利率提高以降低通胀，欧洲央行更十一年来首度加息。

各国央行的加息可谓正式结束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量化宽松（QE）年代。不过，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的负面效应也很快浮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较高的利率加剧了各国借款人的脆弱性，导致违约激增，最终冲击了全球经济，加剧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更自通胀高企之后再度陷入停滞。在全球通胀水平自2023年开始回落后，降息成为经济学界、媒体与大众不断讨论的焦点。（延伸阅读：《从小超市到家中的烤箱，英国涨价潮如何搅动所有人的生活？》）

不过，通胀水平回落并不意味着物价下跌，全球物价水平依然较通胀危机前更高，且随着“较低”的通胀水平持续上涨，通胀水平回落仅意味着物价水平上涨的速度较缓。此外，各国央行亦担忧过早降息，将导致市场快速调整预期令经济再度过热，不利于打击通胀的工作。因此，特别在2024年，各国央行在降息与否之间来回拉扯。

其中，欧洲央行是目前可预期最快降息的央行。

4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欧央行指“决心确保通胀及时回到2%的中期目标。欧央行的关键利率水平对持续的通货紧缩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欧央行行长克莉丝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暗示如果新情况增加了政策制定者对通胀正在回到目标的信心，那么降息“将是适当的”。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将于6月降息。

而英国央行的争论则更为激烈。由于英国虽然于202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0.6%，正式摆脱经济衰退，但失业率的上涨与利率高企所导致的利息支出大幅增加，导致外界仍担心英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放缓并陷入停滞。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丁格拉（Swati Dhingra）已公开批评央行此前做出的维持利率水平的决定。不过，由于休·皮尔的暗示，英国央行也极有可能在欧洲央行降息前后降息。

相较之下，美联储降息的前景则更为黯淡。

4月，在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3月份的全年消费者价格上涨3.5%后，市场推迟了美联储夏季降息的预期。美联储公布的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显示，油价和住房成本上升到金融条件放宽等因素，都对通胀水平构成了上行风险。与会者还对价格上涨压力 “继续损害家庭，特别是那些最无力支付食品、住房和交通等必需品的高昂费用的家庭 ”表示担忧。

5月1日，美联储再度决定维持其现有利率水平，其政策声明更首度承认过去几个月通胀回落速度减慢，短期内开始减息的机会极低。分析指，美国通胀和经济较大部份经济体更为强劲，这是美联储的声明无法掩饰的事实。

「工党很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夺回红墙选区，重回执政地位。」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5月2日，英格兰107个地方政府举行选举。

最终于5月5日统计结束的选举结果显示，保守党在2000多个席次中丢掉了397个，而工党则增加了232个席次。同时，保守党失去了10个地方议会的掌握权，工党增加了8个。

就几个标志性的议会来看，工党重夺了所谓的红墙（Red Wall，指中英格兰或北英格兰的工党心脏地带，2019年“红墙”倒向保守党使得工党大败）地区的地方议会控制权，例如哈特尔浦（Hartlepool）、海德本（Hyndburn）等地。其中，保守党一度在2021年逆风创纪录赢得哈特尔浦的下议院补选，被视为工党的一大失败，甚至导致工党党魁斯塔莫（Keir Starmer）考虑辞去党魁一职。工党在这些地区的胜利普遍被视为工党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重夺红墙选区的信号。

而对保守党而言，情况远比想象中糟糕。英格兰西南部的拉什莫尔（Rushmoor）是传统意义上的“蓝区”，保守党至少自1998年起一直是该地议会的最大政党。但工党以53.8%的得票率单独过半。分析指出，保守党不仅失去了前首相约翰逊所开辟的红墙选区，其基本盘也在大环境下岌岌可危。（延伸阅读：《英国伯明翰“宣布破产”：地方政府的入不敷出，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除了地方议会外，外界普遍关注大伦敦（Great London）市长、西米德兰（West Midlands）市长与蒂斯河谷（Tees Valley）市长的选举。保守党仅轻松赢得蒂斯河谷市长的选举，由现任市长豪琛（Ben Houchen）赢得连任。

不过，豪琛自选前就尽量避免使用保守党的标志及配色，又鼓励选民投票时考虑地方市政，已明显与保守党切割。尽管如此，豪琛的得票率亦急挫19.1%，外界预期在相同情况下工党已可在国会大选中胜出。

西米德兰市长的竞争则更为激烈。计票直至5月4日下午方才结束，工党一度对外表示可能已输掉选举。不过，最终结果显示，争取连任的保守党籍市长斯特里特（Andy Street）以1508票的微弱差距不敌工党候选人帕克（Tony Parker）。

斯特里特一直以其相对独立的形象闻名，在其选举宣传中亦几乎没有有关保守党的内容，他也曾因第二高速铁路（High Speed Rail 2，通常简称 HS2）北段的工程被取消而在保守党全国大会上公开反对首相苏纳克，被认为是“保守党支持率下降的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延伸阅读：《第二高铁停建：英国最大交通建设案为何落入困境？》）

伦敦市长的选举则更无悬念。工党的萨迪克·汗（Sadiq Khan）轻松连任。保守党候选人苏珊·霍尔（Susan Hall）仅在偶然情况下胜出保守党内初选，外界本未预期其能赢得选举。但其在竞选时所使用的极右翼宣传与言论让外界担忧保守党将继续向极右翼靠拢。（延伸阅读：《为扭转选举颓势，英保守党大幅改组内阁，和极右翼切割》）

除了地方选举外，位于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南黑池选区（Blackpool South）亦进行下议院补选。

2023年4月。南黑池选区原本的保守党议员斯科特·本顿（Scott Lloyd Benton）被《泰晤士报》（The Times）指控其违反国会游说规定。丑闻不断发酵后引发了罢免请愿，最终，本顿于3月25日提出辞呈触发补选。在补选中，工党以40%的多数力压保守党胜出。此外，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Refome UK）在该选区仅以100票之差不敌保守党候选人位居第三，显示保守党的部分票源将在大选中向极右翼改革党流失。（延伸阅读：《从“脱欧自主”到卢旺达计划：数据看英国难民议题》）

是次选举在保守党的不欢迎程度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下举行，据称选举结果是“四十年以来保守党最糟糕的表现。”根据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 4月底的调查，有65%的选民不同意政府的政策，保守党的支持率仅为20%，而这一数字在选举后下降至18%。工党的支持率则为45%。因此，选举亦被视为即将举行的大选前哨战，前财政大臣克沃滕（Kwasi Kwarteng）5月3日警告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不再存在任何保守党的安全席次”。

而斯塔莫则在5月4日的一篇文中表示，“在传统保守党领土上取得胜利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选民选择放弃14年的衰落和分裂，并与工党一起拥抱国家复兴……这些选举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我们改变国家的使命。”

不过，尽管保守党岌岌可危，工党在大选中的隐忧已然出现。政治学家米高·泽纱（Michael Thrasher）和哥连·拉宁（Colin Rallings）指出，根据地方选举结果计算的全国等效选票（NEV）份额，工党仅获得35%的支持率，未能完成单独过半的条件。

最大的隐忧之一是工党曾经的票仓穆斯林选民正在流失。BBC 分析了58个超过五分之一的选民是穆斯林的地方议会选区，工党的得票率比2021年下降了21%。许多选民因工党在加沙停火与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上的左右摇摆和沉默而拒投工党，并转向独立候选人或其他政党。（延伸阅读：《加沙停火动员，真的动到拜登的票仓了吗？》）

在西米德兰市长选举中，以“加沙正义”为号召的律师艾哈迈德·雅库布（Akhmed Yakoob）获得69621票，分析指许多工党选民转投给他，造成工党仅以微弱优势胜出。工党穆斯林网络主席阿里·米拉尼（Ali Milani）表示，工党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将产生严重的选举后果”，许多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地区的席次将可能不再是工党的安全席次。

同时，斯塔莫放弃其多项竞选承诺与清洗党内左翼亦导致左翼选民流失与党内分裂。2023年11月，工党在一次有关加沙停火决议的投票中爆发斯塔莫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叛乱，有包括10名前座议员在内的56名工党议员违背党鞭指示对苏格兰民族党（SNP）提出的停火协议投下赞成票，此后工党的地方议员辞职潮一直没有停止。许多议员、支持者都流向了绿党或其他政党，本次选举中工党因此丧失了部分席次和议会控制权。

除了保守党与工党以外，英格兰及威尔斯绿党（GPEW）获得181席，相较上届成长64个席次。最引人关注的是，英格兰绿党在英格兰西南城市布里斯托（Bristol）议会赢得34席，成为该市议会最大党团。由于市中心的14个议席全部由绿党赢得，绿党共同领导人领袖卡拉·丹耶（Carla Denyer）将极有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赢得布里斯托中央选区的议席，成为英格兰绿党第二名下议院议员。

外界普遍预期英国大选将在秋季举行。

「报告得出结论，外国干涉破坏了“选民拥有不受胁迫或秘密影响的选举生态系统的权利”。」

特约撰稿人 洛松齐

5月3日，加拿大“外国干涉联邦选举进程与民主机构公开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其初步报告。主持调查的专员玛丽-乔西·霍格（Marie-Josee Hogue）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有“合理可能”（reasonable possibility）干涉了加拿大2019及2021年联邦大选，但认为没有改变整体大选结果。

2023年2月17日，加拿大《环球邮报》公布了一份来自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文件。该文件称，中国在2021年的联邦大选中采用复杂的措施来干预选举结果，希望自由党继续执政，同时使对中国“不友好”的候选人落选。

报告指中国认为自由党是对中国“最友好”的政党，但对自由党批评中国非常不满，因此不希望自由党获得过半席次。报告还称中国亦试图干预2019年的联邦大选。

此前的2022年11月7日，加拿大《环球新闻》（Global News）报导指中国曾干预2019年大多伦多地区选举活动以支持11名候选人（其中大多数是自由党）。由于报导中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收到 CSIS 通报，议会质疑特鲁多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中国干涉”，因此加拿大下议院程序和内务事务常设委员会一致同意调查有关指控。（延伸阅读：《孟晚舟案秘密“换囚”内幕与美中角力的转折》）

接连两宗指控引发外界对外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担忧，同时也引发反对党对特鲁多的批评，认为其在这一问题上“粉饰太平”，呼吁进行公开调查（Public Inquire）。不过，特鲁多当时仅对议会委员会进行的调查表示“满意”。而“消息人士”仍在不断向媒体“放料”，其中包括指控自由党议员董晗鹏 （Han Dong）向中国外交官提议不要释放当时被中国扣押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等。

2023年3月23日，下议院以172票对149票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呼吁政府就干涉问题召开公开调查，只有自由党投下反对票。反对党指出，根据加拿大《调查法》，公开调查有权查阅议会委员会无法查阅的机密信息，并召开听证会听取证人证词，而此前自由党曾以阻挠议事的方式反对部分官员出席程序和内务事务常设委员会的听证会。

同年3月15日，特鲁多在压力下任命前总督戴维·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担任中国干预选举问题特别报告员，审查两项正在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并向政府提出报告。当时，保守党与《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曾质疑其公正性。

就在约翰斯顿提出第一份报告的前夕。2023年5月1日，《环球邮报》再度披露了一份 CSIS 的绝密文件。该文件显示，CSIS 认为中国将加拿大视为其境外活动的“高度优先”目标，又指加拿大缺乏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等措施，并举例指一名华裔议员正被中国情报部门针对以期“震摄其他人的反华立场”。《环球邮报》指这名华裔议员是保守党影子外交大臣庄文浩（Michael D. Chong）。这一报导引发政坛高度关注，并最终导致中加相互驱逐外交官。

2023年5月23日，约翰斯顿提交了他的第一份报告，表示“情报的沟通与处理存在巨大问题”但“没有发现任何总理或他们的办公室故意忽视有关外国干涉的情报、意见或建议，或者受到党派考虑的驱使”的迹象，又指他认为不应该举行公开调查并否认了数项指控。报告受到外界的一致批评。5月30日，新民主党在下议院提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呼吁约翰斯顿辞职，除了自由党以外的政党均投下赞成票，动议以174票对150票通过。6月8日，约翰斯顿辞职。

2023年6月10日，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c A. LeBlanc）宣布自己正与反对党就替代可能性进行讨论。9月6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召开公开调查并任命魁北克上诉法院法官玛丽-乔西·霍格为调查专员。

调查委员会自2024年1月起举行其第一阶段的听证会，就程序问题进行审查后，于3月27日起举行公开听证会，调查2019年及2021年联邦选举期间的具体指控。5月3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主要关注了两个个案，其中包括前保守党议员赵锦荣（Kenny Chiu）与现已离开自由党核心小组（caucus）的董晗鹏。

报告指出，根据听证会以及文件，许多中文媒体把提议建立外国代理人注册制度的赵锦荣描述为“反华份子”，并谎称该制度“要求任何跟中国有连系的个人和组织都要被视为中国的发言人，需要登记”，而这些媒体拒绝报导赵锦荣的回应。加拿大的情报显示其中多间媒体与中国政府或中国国家所掌握的媒体有密切联系。

不过，由于未有证据显示中国直接参与这些报导的产生，也无法证明选民是否因此改变投票意愿，因此只能认为中国“合理可能”改变了选举结果。赵锦荣在听证会批评，CSIS 与政府在选举期间已知道这些流传的讯息并听取了他的投诉但未采取措施，他感到“十分无助”。（延伸阅读：《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争议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而就董晗鹏的个案，报告指中国政府涉嫌安排巴士接送大批中国留学生参与自由党初选投票并最终帮助董晗鹏胜出自由党初选。由于该区是自由党“安全选区”，胜出初选等同为决定了大选结果。报告指许多学生收到威胁被迫前去投票，许多更持有伪造的文件跨区投票。董晗鹏在听证会上“突然”承认他曾与中国留学生见面，“鼓励”其参与自由党初选，但指自己没有安排巴士接送留学生，也对伪造文件不知情。特鲁多则表示他曾接获有关指控，但由于指控未有很明显的证据，CSIS 没有建议应否取消董的提名，所以他决定不作任何行动。

具体个案以外，报告还指除了以中国为基地的传媒，中国也影响部份以加拿大为基地的中文媒体，并利用中文社交媒体影响海外中国人的想法，又指中国对在加拿大有影响力的个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要求他们推广中国的意图。报告又指中国影响加拿大等外国舆论的主要工具是中共所属的统战部。

最终报告得出结论，外国干涉破坏了“选民拥有不受胁迫或秘密影响的选举生态系统的权利”，结果，“加拿大人对我们民主的信心受到削弱”。在随报告发表的讲话中，玛丽-乔西·霍格称外国干涉是 “我们选举过程中的一个污点”。

初步报告公开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5月3日以发表谈话的方式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又指“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预加内政”，指“调查报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逻辑不清，证据不明”。

针对下一阶段的调查，初步报告指出调查将聚焦于如何回应网上假消息，包括在大选期间如何处理以及是否应加强监管初选等应对措施。与此同时，外界希望继续进行听证就政府是否提前知情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展开调查。（延伸阅读：《印度特工疑杀死加拿大公民，两国外交风波升级互撤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