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和加沙，就像一场不会醒来的噩梦一般，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仇恨是唯一的赢家。它凌驾于巴以两国和平的尸骸之上，并有可能蔓延到整个中东。

“快把他们带回家”这样的标语在以色列随处可见，指的是大约100名仍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其中许多已经死亡。10月7日的哈马斯恐怖袭击导致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在犹太人心中唤起了纳粹大屠杀那骇人的幽灵，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人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加沙成为一片废墟。战争蔓延到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和伊朗，无视这个没有掌舵者的世界徒劳的和平努力。

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几乎空无一人，这象征着一个更孤立的犹太国家，伴随着“让巴勒斯坦起义全球化”的呼声，这个国家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谴责。纽约的抗议者高呼“一定要推翻以色列国”。加沙卫生当局宣布，以色列在过去一年中杀害了41788名巴勒斯坦人。数字往往会让人麻木，但它们预示着未来还会有又一轮报复。

就像20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之后一样，世界变了，人们变了，语言本身也变了，变得更加莫测。在相互不理解和相互指责的海洋中，部落思维战胜了理性。以色列曾经是中东冲突中的大卫，现在却成了日益被诋毁的歌利亚巨人，尽管它认为自己正处于一场并非自己发起的生存斗争中。

“我们是一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看看人们受创伤的脸吧，”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的以色列教师尼利特·拉维·阿隆说。“我完全放弃了和平。真的，我们非常绝望。”

加沙城市汗尤尼斯的朵阿·卡瓦尔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说：“这一年，在建筑、医院、学校和街道被摧毁之前，我们的心和灵魂都已被摧毁。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觉得有人把我们推入了一个黑暗而可怕的深渊。”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叙事似乎总是不可调和的，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分歧达到了新的强度。对以色列来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是它的9·11，敌人不是在世界另一端的阿富汗，而是在它的隔壁。这个国家被这场灾难震撼了，迷失了方向，为自己未能预见到它而感到羞愧，整个国家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哈马斯从加沙消灭。

世界上许多国家理解以色列的反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但很快，巴勒斯坦人关于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的说法获得了支持，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中，大肆的破坏和杀戮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因此，这场灾难不是以色列的，而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在这种叙事中，几十年来，无情的以色列一直蓄意剥夺他们的权利，系统性地压迫他们。

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问题不再是10月7日；而是以色列的报复。

现在，随着战争扩大到黎巴嫩甚至伊朗，灾难的范围变得更广、更模糊，随着苦难的蔓延，叙事变得更加混乱。伊朗及其什叶派代理武装不再是同以色列对峙；他们正在与它交战。哈马斯现在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所有的黎巴嫩或伊朗人都愿意为巴勒斯坦的事业而死。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也有很多事情没有改变。一年前，哈马斯在黎明时分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引爆了这场战争。战争的激烈程度、长达一年的持续时间，以及导致伊朗直接卷入，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

正如作家I·F·斯通在1967年指出的那样，就在19年来的第三次阿以战争和以色列征服西岸之后，“族群中心主义的愤怒”成为这场“两个不同的民族为同一块土地进行的斗争”的显著特征，而“《圣经》仍然是最好的指南”。

他在《纽约书评》上撰文指出，双方都认为“只有武力才能确保正义”。他接着写道：“如果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样，上帝死了，他无疑是因试图找到一个解决阿拉伯—犹太人问题的公平办法而死。”

自这些话被写下以来，已经过去了近60年，其间不乏和平的曙光，1995年，伊扎克·拉宾总理被以色列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为和平敲响了丧钟。

但是，毁灭的循环从未被打破，伴随1948年现代以色列建国后爆发的冲突，现在正逐渐演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百年战争。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去撕裂国家、社区、家庭，甚至个人的良知。

当前这一轮的战斗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不仅仅是在激烈程度上。它证明了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有限，美国外交曾经是决定性的，但现在已经失效，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因为尽管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遇害，它仍为以色列提供坚定的军事支持。

这场战争还见证了另一个重大转变：在美国，巴勒斯坦事业被广泛接受，成为种族和社会正义运动的延伸。全球多数（有时也称为全球南方）也将其作为本土人民——也就是巴勒斯坦人——反抗白人殖民压迫和侵入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世界各地，从美洲到非洲，寻求建立一个取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向往。以色列的“殖民主义”日益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简称，该计划旨在为遭受千年迫害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而不是指1967年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立的殖民定居点。

当然，不是所有抗议者都这么想，也有人只是对以色列的战争行为感到震惊，但并不质疑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与过去反对越南战争或南非种族隔离的抗议运动一样——但与在叙利亚、乌克兰或苏丹看似令人麻木的战争不同——如今，这是一代人的激情事业，是他们心目中理想主义的象征。

它的重点是，以色列诞生时，约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以及今天加沙的大量死亡。它往往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根据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诞生的多种族社会，居住在这里的不是殖民势力，而是受迫害的大屠杀幸存者和其他难民，他们往往来自驱逐他们的阿拉伯国家，没有祖国可归。至于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通常被置于次要地位。

“我一直听到左翼人士在说要警惕反犹主义，但学生团体反犹主义的激进程度令人震惊，”哥伦比亚大学写作副教授露丝·富兰克林说。她是即将出版的《安妮·弗兰克的多种生活》(the Many Lives of Anne Frank)的作者。“当你听到‘把特拉维夫夷为平地’时——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这其中的意图非常明显。”

今天，以色列准备对德黑兰进行反击，以回应伊朗上周二向以色列发射的近200枚弹道导弹，而这场袭击又是对以色列在黎巴嫩暗杀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的报复。真主党是伊朗向西投射的强大军事力量。

当然，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其他可能的方案，包括停火，用以色列人质换取巴勒斯坦囚犯的协议，以及拜登总统数月来推动的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可能突破。

但最终，内塔尼亚胡认为自己可以无视美国的压力，而无需付出代价或承担后果。他需要满足他在政府中的极右翼伙伴，而且他有意延长战争，以推迟因军事和情报失误而导致10月7日袭击可能面临的正式问责，这几乎肯定会使任何外交努力变得困难。

哈马斯有人质作为筹码，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也在不断增加。随着杀戮的蔓延，哈马斯有自己的理由采取拖延策略。

“这一次的悲伤无法忍受，”在巴勒斯坦，汗尤尼斯的母亲卡瓦尔说。“没有什么能缓解这种将会永远持续下去的痛苦。”

拉维·阿隆是一位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教师。“我们没有足够的东西给我们带来希望，”她说。

她的小儿子、22岁的谢上周告诉她，他将有一段时间失去联系，因为他即将被部署到在黎巴嫩的以色列部队。她25岁的大儿子诺姆去了德国，以避免10月7日纪念活动带来的痛苦。

诺姆的爱人、27岁的因巴尔·海曼在10月7日的新星部落音乐节上度过了她最后的自由时光，哈马斯在那个音乐节上杀害了364人。一段视频记录下了她被拖进加沙时的情形，她脸上流着血。

去年11月人质获释时，拉维·阿隆和儿子希望海曼也能被释放。但一个月后，也就是2023年12月14日，以色列军方通知他们，她已经死亡。

海曼的尸体仍在加沙。“我们正在努力把她带回来，”拉维·阿隆说。“我们没有坟墓。我们无法开始重建。”

加沙所有人也不能。旋涡不可阻挡地转动着。

中东近一年的战争已经证明大国无力阻止战事，甚至无法对战事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失败反映出一个权力分散的动荡世界，这种局面似乎可能会持续下去。

在美国的推动下，以色列和哈马斯为结束加沙地带的战斗而进行的谈判走走停停，拜登政府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在黎巴嫩爆发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全面战争，以西方为首的各国紧急行动起来，希望能制止灾难的发生。在以色列于周五杀死担任真主党领导人多年的哈桑·纳斯鲁拉之后，谈判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极不确定。

“在一个离心力远大于向心力的世界里，更多的能力掌握在更多的人手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理查德·哈斯说。“中东是这种危险分裂的主要案例。”

纳斯鲁拉执掌真主党30多年，一手将这个什叶派组织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民间武装力量之一。他的死亡给真主党留下了一个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填补的真空。这对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伊朗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可能破坏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目前仍不确定黎巴嫩是否会爆发全面战争。

“纳斯鲁拉代表了真主党的一切，而真主党是伊朗的突前力量，”法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吉尔斯·凯佩尔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10月7日之后世界动荡的书。“现在伊斯兰共和国被削弱了，可能是致命的削弱，人们不禁要问，今天谁还能给真主党下命令。”

多年来，美国是唯一能够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施加建设性压力的国家。它促成了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为以色列和埃及带来了和平，1994年又促成了以色列和约旦的和平。就在三十多年前，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以和平的名义在白宫草坪上握手，但这种接纳的姿态所代表的脆弱希望，却在逐渐破灭。

从那以后，世界和以色列的主要敌人都发生了变化。伊朗是美国几十年来的死敌，美国对伊朗和真主党等伊朗代理人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被华盛顿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存在实际上超出了美国外交的能力范围。

美国确实对以色列有持久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军事援助方面，其中包括拜登总统今年签署的150亿美元一揽子计划。但是，美国与以色列的牢固联盟，是建立在战略和国内政治考虑，以及两个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华盛顿几乎肯定不会威胁要削减——更不用说切断——武器的流动。

10月7日，哈马斯屠杀以色列人，并扣押了约250名人质，以色列对此在加沙的压倒性军事反应引来了拜登的温和谴责。例如，他称以色列的行动“过分”。但是，美国对其陷入困境的盟友的支持一直是坚定的，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伤亡人数上升到数万人，其中许多是平民。

无论由谁担任总统，美国都不会抛弃这样一个犹太国家。过去一年里，从美国校园到欧洲街头，这个国家的存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正是这个欧洲，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对犹太人进行了灭绝屠杀。

“即使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有所改变，也只会是在边缘地带，”哈斯说。尽管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情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年轻的美国人当中。

随着流血的蔓延，其他大国基本上只是袖手旁观。中国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同时也力求推翻1945年从废墟中崛起的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是所有以此为目的的行动的主要支持者，中国对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兴趣不大。

俄罗斯也不太愿意提供帮助，尤其是在11月5日美国大选前夕。在棘手的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依赖伊朗的国防技术和无人机，对于美国衰落的任何迹象，或者任何让美国陷入中东泥潭的机会，俄罗斯的热情不亚于中国。

根据前总统特朗普过去的行为，如果他重返白宫，莫斯科可能会认为，一个会对普京总统表示顺从的领导人回来了。

在地区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足够强大，也没有一个国家对巴勒斯坦的事业有足够的承诺，能够在军事上对抗以色列。最终，伊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因为它知道全面战争的代价可能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埃及担心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沙特阿拉伯寻求建立巴勒斯坦国，但不会为此牺牲沙特人的生命。

至于卡塔尔，它每年为哈马斯提供数亿美元的资金，部分用于建造迷宫般的隧道网，其中一些隧道深达76米，以色列人质就被关押在那里。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它志同道合，认为哈马斯是削弱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有效途径，因此能够破坏实现和平的任何机会。

10月7日的灾难也是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对巴勒斯坦建国事业的冷漠操纵的顶点。一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如何收拾残局。

由于没有任何连贯一致的国际回应，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领导人、10月7日袭击的主谋叶海亚·辛瓦尔推行破坏性道路不会面临任何后果，这一道路的终点尚不明确，但肯定会导致更多生命的丧失。

内塔尼亚胡一直回避美国为实现与沙特阿拉伯——可能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做的认真努力，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将是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做出一些认真的承诺，而这正是他在政治生涯中致力于阻止的事情。

内塔尼亚胡有意延长战争，以避免因导致10月7日袭击的军事和情报失误受到正式的惩戒——这场灾难的责任只能落在总理头上——这让任何外交努力都变得复杂。他还在试图避免针对他的欺诈和腐败的个人指控。他在拖时间，目前，他的手段包括基本不做任何表示，一直拖到11月5日美国大选，届时被他视为强大盟友的特朗普有可能当选。

把孩子送到战场上的以色列家庭不知道他们的统帅有没有致力于抓住一切可能实现和平的机会，把这些年轻士兵安全带回家。许多以色列人说，这是对民族灵魂的腐蚀。

至于辛瓦尔，他手中的以色列人质给了他筹码。他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巨大生命损失显然漠不关心，因为这使他对世界舆论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儿童被杀害，世界舆论逐渐转向反对以色列。

简而言之，辛瓦尔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路线；而且，在慈善组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斯蒂芬·海因茨所说的“动荡时代”，世界也不会为他改变方向。

“那些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指导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解决的机构，显然不再有能力解决新千年的问题，”海因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它们效率低下、无效、不合时宜，在某些情况下，根本就是废物。”

这也是哈马斯发动袭击一年以来的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