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然而新的经济不确定性依然笼罩在阴霾之中，令人迷惑。

尽管在竞选时有大量提议，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将如何处理对全球经济发展道路至关重要的政策决定——涉及贸易、技术、气候、产业政策等——目前仍不明朗。

与此同时，选举前的不稳定因素仍在继续。乌克兰的战争仍在进行中。中东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再次引发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正试图重振其停滞不前的经济。许多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债务高墙。

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持续摧毁农作物，破坏城市，并使来自经济受破坏地区的移民激增。人工智能的进步将淘汰、创造和重新配置数千万个工作岗位。

还有大流行的后遗症。美联储副主席菲利普·杰斐逊表示，政策制定者仍在努力了解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动荡”的经济后果。

他指出，随着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加剧，通货膨胀在大流行之后尤其难以预测。

关于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肯定的是，它往往对经济不利。企业在投资、扩张和招聘方面更加谨慎。消费者不太愿意花掉储蓄。出借人可能对发放贷款更加担心，因此会增加借贷成本。而这种广泛的不确定性几乎总是预示着产出的下降。

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些经济不确定性的替代指标。其中最广泛使用的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数追踪媒体对“政策不确定性”一词的提及情况。

根据该指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确定性一直在稳步上升。

选举年的不确定性通常会出现上升。在那些两极分化、势均力敌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与其他选举年相比，11月的不确定性平均上升28%。

至于这次选举，它“敲响了极高不确定性的所有警钟”，该指数的创建者之一、选举研究报告的合著者尼古拉斯·布鲁姆说。

“特朗普是单枪匹马制造不确定性的机器，”布鲁姆说。他指出，甚至在2016年该指数刚刚创建时，“特朗普当选后，所有的不确定性指标都出现飙升，因为他当时总是抛出很多非常激进的政策想法，没有人能确定它们是否会发生。”

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布鲁姆说，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台湾和欧洲都感受到了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特朗普的胜利，但也因为英国在那之前几个月决定退出欧盟。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肯定会带来更多的相同情况。

布鲁姆对数以百计的公司进行了调查，他说，大多数公司“都屏息以待，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甚至2026年”，它们会推迟投资和招聘决定，这取决于明确的政策决定出台的速度有多快。

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与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大相径庭的经济政策，并与国际商业规则背道而驰，包括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全面关税，对中国的关税达到了200%。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这样的做法将招致报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

进一步削减企业税的计划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推高赤字。

他批评了两党高达数十亿美元、旨在发展半导体和电动电池等关键先进技术的立法。

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不仅会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还会严重扰乱劳动力供应。

还有一些提议则更为极端，比如取消国民所得税。

周三，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市场的反应是混乱的信号：美元汇率飙升，日本、墨西哥和欧洲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走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将缓慢但稳定地增长3.2%。这份两周前发布的报告还指出，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达到2.8%，高于此前的预期。

但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还是可以看到严重的危险信号。金融市场的突然爆发可能拖累投资和增长，并引发新的债务危机。大宗商品价格的意外飙升和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引发通胀和金融不稳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一度难以想象的收缩持续时间可能比预期更长，并抑制全球经济增长。新的关税和贸易限制可能会扰乱供应链。不断加剧的社会紧张局势可能会打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并使政策制定者陷入瘫痪。

最近，在德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围绕政策的斗争有可能导致政府垮台。

大选前，摩根大通认为明年经济衰退的概率为45%——几乎和抛硬币的概率是一样的。

布鲁姆模仿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关于幸福家庭和不幸家庭的那句话，提出了他的“安娜·卡列尼娜”经济观。

“经济扩张都是千篇一律的，”布鲁姆说，“但衰退却各自不同。”

“回顾一下最近的经济衰退，会发现它们总是完全出乎意料，没有人能够预料，”他还说。而且，它们出现的时间间隔是随机的。

这样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冒险行为。

在中国，投资者涌入赌场般的股市，他们表示，在经济前景黯淡之际，做点什么——任何事都行——至少让他们有了一些控制感。

经济学家努力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

想想明年像抛硬币一样的经济衰退风险。即使你不知道哪一面会出现，你至少知道可能性的范围：正面或反面。即使你不知道硬币会怎么掉下来，你也知道，赢或输的机会都是二分之一。

但现在想象一下，胜负或结果是由投掷几个硬币决定的——但你不知道有多少硬币，也不知道每个硬币将被投多少次。这就是不确定性。

“我认为人们不明白不确定性有多大的破坏性，”杜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错误信念——是什么让理性的人相信非理性的事情》(Misbelief: What Makes Rational people Believe Irrational Things)一书的作者丹·阿里利说。

随着人们寻找答案和解释，不确定性最终会滋生更多的不确定性。“你需要一个组织原则，你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希望能有掌控一切的感觉，”他说。

诺曼·梅勒1995年出版的关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书《奥斯瓦尔德的故事》(Oswald’s Tale)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当涉及像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这样的创伤性事件时，任何解释都比没有解释好，或者，更确切地说，涉及一场留下经济伤疤，令人对未来前景深感焦虑的流行病时，任何解释都比没有解释好。

梅勒写道，如果承认这些事件是盲目随机的，就等于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呢？

今年1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致力于增加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投资与贸易。

今年7月，巴塞罗那港批准了建造一个新码头的计划，这个码头直接连接港口的铁路系统，运输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电动车。

上个月，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北京期间，中国风力涡轮机巨头远景能源与西班牙政府签约，承诺在西班牙投资10亿美元建设一个绿色氢技术综合体。

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西班牙的这些动作表明，它正试图扩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中国是（欧盟和西班牙的）一个重要经济伙伴，”西班牙经济大臣卡洛斯·奎尔波在马德里的办公室表示。“欧洲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这条路如今并不好找。本周，欧洲将把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提高到45%。欧盟认为，中国政府的补贴让中国企业能够低价出售汽车，给欧盟自己的产业带来威胁。

提高关税的投票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制造了分裂，法国支持，德国反对。12个成员国投了弃权票，欧盟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是其中之一，反映了中国既被视为经济机遇，也被视为威胁的现实。

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中国试图向欧洲大量销售获得政府补贴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危及对欧洲大陆的繁荣至关重要的行业。与此同时，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支持俄罗斯，破坏了欧洲的安全。

“这不仅关乎商业利益，也关乎地缘政治利益，”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丽埃娜·菲克斯说。欧洲必须谨慎，不要过于依赖中国的工业和材料，她说。

在她看来，西班牙正在采取一种务实的做法，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让本国企业获得中国的先进技术。

西班牙经济大臣奎尔波表示，当涉及汽车和农业等关键行业时，“西班牙需要做自己的分析。”

这种评估正在世界各国的首都进行，各国官员和企业都试图在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之际，找到保持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

曾大力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全球经济体系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后来是俄乌战争和中东的战争。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平衡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与对国家安全、国家间联盟以及供应链韧性的担忧。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税和反制的循环始于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2018年，后来不断升级，已影响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今年5月，拜登政府把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提高到了100%。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正在波及整个世界经济。

墨西哥和越南等不结盟国家经历了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相应地，两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已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说，这些所谓的连接国家充当着“集团之间的桥梁”，是中国企业将商品运往美国但避免进口关税的一种方式。

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动态。

“中国的战略很明显，”巴塞罗那商会国际业务经理约瑟夫·玛丽亚·戈梅茲说。“中国企业正在为解决贸易壁垒问题来到欧洲。”

中国一直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并完成更多的并购。

今年春天，中国芜湖市政府旗下的汽车制造商奇瑞与西班牙公司Ebro-EV Motors签署了一项价值4亿欧元的协议。两家公司将在巴塞罗那一家已关闭的日产工厂生产电动汽车。

戈梅茲对达成另一项协议表示乐观，认为西班牙将击败竞争对手，与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汽名爵一起在西班牙建电动汽车厂。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们已经达成了在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建电动汽车厂的协议。

通过在欧洲大陆生产汽车，中国公司能避开关税。当地制造商能获得中国的专有技术。

中国生产商显然拥有“卓越的技术”，布鲁塞尔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避开这些公司的欧洲企业可能会“错失良机”。

但合作也能让中国获得筹码。欧盟投票决定征收关税后，奇瑞宣布西班牙工厂投产将推迟一年。西班牙政府官员否认推迟是表达不满的信号。

虽然西班牙长期以来在欧盟前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面前显得逊色，但西班牙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倍多。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西班牙经济今年将增长2.9%，是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增长最快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历来作为欧洲增长引擎的德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零。

汽车行业被认为对西班牙经济成功至关重要。西班牙已经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去年87%的汽车产量出口到国外。

西班牙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往来仍远远高于西班牙与中国的。而且，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欧洲汽车可能会因国家安全问题而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尽管如此，西班牙商业组织联合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玛塔·布兰科表示，与中国的关系仍有“巨大潜力”。西班牙商业组织联合会是一个代表着200多万个公司和商人的行业协会。

对中国投资者来说，西班牙与其他讲西班牙语的国家有着长期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这意味着它能成为通往拉丁美洲的门户——尽管该地区的国家担心中国向其市场抛售产品，但仍与中国保持着联系。

过去十年来，中国对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一直在增长，2017年以来已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近120亿美元。在西班牙政府与远景能源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控股的制造商中电丰业已宣布将在西班牙南部的绿氢工厂项目上​​投资20多亿美元。

西班牙电力生产的60%以上已经来自可再生能源，它希望成为欧洲清洁能源生产的领军人。

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也是西班牙许多农业生产者的主要关切事项。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协会Interporc的副主任丹尼尔·德米格尔说。据该协会称，西班牙去年向中国出口了50多万吨白猪肉，占该行业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对欧洲和中国之间贸易战升级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

在投票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几天后，中国政府宣布对欧洲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国政府还对欧洲的猪肉行业是否违反贸易规则，低价向中国出口展开调查。

“我们真的很紧张，”德米格尔说，他是今年9月陪同西班牙首相访华的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结束后，桑切斯改变了西班牙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问题上的立场，此前他曾公开表示支持欧盟征收关税。

与其他经济依赖全球出口和供应链的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正试图在与中国的合作和竞争之间走钢丝。

“我们必须持开放的态度，但不能天真，”经济大臣奎尔波说。

今年夏初，新的增税政策在肯尼亚引发了持续数周的致命骚乱，随后，总统威廉·鲁托宣布将改变政策。他放弃了自己提出的金融法，然后改组了内阁。

上周，该国政府再次改变了态度。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宣布，将重新推出一些之前放弃的增税措施。

鲁托政府正拼命试图增加收入，以偿还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债务，避免贷款违约，即使关键的公共援助和服务正被削减。

非洲各国政府都面临同样的困境。

截至去年年底，非洲大陆的外债总额已超过1.1万亿美元。据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称，20多个国家存在过度举债或面临高债务风险的情况。大约有9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高于医疗保健或教育支出的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巨额债务一直是普遍问题，但目前的危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因为债务数额巨大，而且外国债权人的数量和类型都大幅增加。

而在非洲这个充满潜力和危险的大陆，债务几乎给一切笼罩上了阴影。

这样一来，为这个星球上最年轻、增长最快的人口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资金会减少；用于应对新冠或猴痘等潜在流行病的资金会减少；人们吃饭、住房和受教育的资金会减少；应对气候变化破坏性影响的资金也会减少，气候变化可能使大片土地无法居住，迫使人们迁移。

巴黎经济学院金融促发展实验室和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的一份新报告警告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帮助各国应对金融危机，“一波破坏稳定的债务违约将最终严重破坏绿色转型的进程，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

与此同时，经济停滞，加上政府腐败和管理不善，使许多非洲国家更容易发生残酷战争、军事政变和反政府骚乱。

在外债高达400亿美元的尼日利亚，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大范围的饥荒在本月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反政府抗议活动。该国2.2亿人口中，有40%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然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公共债务的利息。

乌干达欠下了120亿美元的外债，7月，当地爆发针对腐败的示威活动。在外债总额高达350亿美元的肯尼亚，一些抗议者表示，在最新的增税消息传出后，他们准备再次游行。

在许多非洲国家，过去十年的人均收入为零增长。债务危机导致许多货币贬值，进一步削弱了购买力。

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一系列经济冲击加剧了债务危机。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而政府金库里的钱却在减少。富裕国家的央行通过提高利率对抗通胀的举措导致借贷成本迅速攀升。

不过，问题不仅在于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借了多少钱，还在于它们从谁那里借钱。

近几十年来，潜在贷款人数量激增，包括数以千计的私人债券持有者和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新参与者：中国。

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对抗美国和欧洲的影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贷款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道路、港口、桥梁、机场、发电厂、电信网络和铁路提供融资。

许多国家对西方贷款机构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贷款条件感到不满，迫切希望找到其他融资来源。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往往没有环境、财政或人权方面的限制，不过它们更加不透明，因此外界很难评估。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中国目前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双边借款中分别占到73%、83%和72%。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报告发现，在过去20年里，非洲五分之一的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资助的，三分之一的项目由中国公司承建。

其中一些项目——比如肯尼亚内罗毕和蒙巴萨之间的铁路——已经变成了腐败和失误的展示。许多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永远不会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抵消成本。

经济状况和贷款偿还前景已经恶化，但中国一直不愿提供债务减免。相反，它仍然期待得到还款，通过延长贷款置换和展期，最终推迟了清算的日子。

私人债券持有人和债权人数量的大幅增加，使解决债务危机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

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家贾亚蒂·高什说，201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鼓励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接受华尔街，寻求海外私人贷款。当时利率极低，投资者在寻找收益更高的项目，发展官员希望各国能够利用一个新的巨大资金来源。

其结果是，寻求获得政治支持或为发展融资的政府借贷过多，而寻求收益的债权人放贷过多。

当利率突然上升时，各国被迫以高成本获得新的贷款，以偿还它们以前借的钱。

投资者还能够向陷入困境、有时处于违约边缘的国家施加成本高昂的贷款条款，比如更高的利率，也就是所谓的风险溢价。肯尼亚政府为偿还6月份到期的20亿美元国际债券支付了超过10%的利息。

由于产出崩溃、就业枯竭、通货膨胀和贫困加剧，负债已超出承受能力的国家最终将经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痛苦。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说，系统性问题在于，同样是做出了错误决定，发放过多信贷的放贷机构通常不会受到财务上的惩罚。

“你得到风险溢价是有原因的，”吉尔在谈到贷款机构时说。他还说，如果它们不消化损失，就会发放更多鲁莽的贷款。“这是该系统运作方式的一个主要弱点。”

债务积压使各国无法进行能够使其经济稳定并得以偿还贷款的投资。

原本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最终被抽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被用来偿还外国私人债权人或中国。

在肯尼亚，中央银行6月宣布，私人债权人将从一笔世界银行的贷款中获得五亿美元。

正如发展融资实验室的报告所总结的那样，“国际社会目前为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提供的资金最终会‘漏’出去，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