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年前中国开发商实施的一个大胆的房地产项目：在马来西亚的沙地和低矮红树林上建造一座耗资1000亿美元的城市，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豪华“梦幻天堂”出售。

如今，在这个叫做森林城市的地方，许多居民都是临时过客——清扫空旷道路、捡垃圾、修剪树篱、给植物浇水的管理员。

“我看到了很多新面孔，”在KK超市工作的塔娜·塞尔维说。这是一家灯火通明的便利店，在街边大多用木板围起来的空旷空间中格外醒目。她在商店楼上租了间公寓，月租118美元。

在远处，森林城市的一排排高楼耸立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柔佛海峡上，就像一座见证中国经济成就的纪念碑。近看，街道很安静，大多数公寓都黑着灯，巨大的石板将茂密的森林与“待开发土地”区分开来。

自去年债务违约以来，碧桂园已成为中国房地产过热的象征，一家无力支付账单或建造其所承诺公寓的赖账企业。数十万购房者和像森林城市这样的项目陷入了困境。正在香港起诉碧桂园的债权人最终可能会接管森林城市。

但碧桂园并未放弃这个宏伟计划。“森林城市的蓝图不会改变，”碧桂园在给《纽约时报》的声明中表示。“将根据需求进行合理开发建设。”

多年来，碧桂园大量获取廉价资金，维持“造了就会有人来”的战略，这也是中国楼市狂潮的特点。当碧桂园试图将这种模式带到海外，追逐正在离开中国的资金时，它遇到了麻烦。

2014年，几乎就在卡车开始将沙子倾倒在海草上造陆之初，该项目出了岔子。海峡对岸几公里外的新加坡官员向马来西亚提出担忧后，森林城市的建设暂停了数月，以评估其环境影响。两年后，由于担心资金外流导致人民币崩溃，中国开始阻止公民在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购买房产。

拥有森林城市40%股份的马来西亚地方当局试图重振人们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他们承诺将把这里变成一个金融特区，并于上月取消了对超级富豪投资者所谓的家族办公室的所有税收。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碧桂园误判了需求。

在9月初前往森林城市的旅途中，可以看到该建筑群中心办公大楼上着链锁，有保安把守，目前当地官员希望投资管理公司能在这座楼里开设办事处。到了晚上，除了楼顶偶尔闪烁的一个破损的绿色LED指示牌外，大楼几乎是看不见的。在附近的公寓楼里，整个楼层一团漆黑。

商场里的商店曾经被指定为奢侈品零售店和免税店，如今也被锁住——一些商店里堆满腐烂的木材和建筑材料。一天晚上，唯一的顾客是三个女人，她们骑着闪闪发光、播着凯蒂·佩里《上周五之夜》(Last Friday Night)的塑料机动恐龙四处转悠。

“碧桂园是在追逐潮流，而没有真正去考虑创造一座城市的机会，”2014年底，佐佐木设计公司的景观设计师迈克尔·格罗夫说。他与麦肯锡的顾问一起被请来，帮助开发商制定更具经济和环境可行性的计划。

“他们施工很匆忙，”格罗夫说。

如果说有哪家公司能成功打造“森林城市”，那本该是碧桂园。它曾经是中国最有名的开发商之一，以“开发和销售速度快”为傲。为宣传森林城市，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张贴了广告。有兴趣的中国买家飞来参观样板房。房地产经纪人大肆宣传获得特殊签证和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可能性。

在中国，除了房地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投资储蓄，森林城市被视为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2016年，碧桂园为生活在上海的穆苏（音）提供了一次免费的森林城市之旅。他发现那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在中国投资了房产的他花了大约15.1万美元在森林城市买了一处房产。

“与中国的房价相比，这里并不贵，”穆苏说，他最近决定彻底搬到森林城市。“我现在40岁了，想换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他承认，他所在的大楼里人不多。“一开始不是很好，觉得很远，很偏僻。”

当太阳在森林城市的白色沙滩落下时，附近社区的几个家庭带着孩子在森林城市不起眼的水上公园玩耍。

一对中国夫妇在向天空延伸的长雕塑“天国阶梯”上拍照。他们说，2016年，他们在森林城市买了一套公寓，每年从浙江一个沿海城市来这里度假一次。

森林城市的大多数业主似乎都把公寓租出去，自己住在中国。在中国各地，很多开发商倒闭了，大量购房者无法拿到他们购买的房子。一些在森林城市拥有住房的人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私密小组中表示，他们的公寓已经建成，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碧桂园表示，其80%的公寓卖给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买家。它拒绝透露如今有多少人住在森林城市。

但在上个月的一次旅行中，可以看到森林城市感觉像是被遗弃了。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中国游客、餐馆和商店老板，还有一队来自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园艺师、清洁工和保安，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维持一切正常运转。一大早，在烈日下，一些工人在森林城市公寓的阳台上休息，晾着抹布和纱笼。

在街上，两名中国商人用手机上的翻译应用程序试图招募来自孟加拉国的劳工做一些工作。

在附近，一群尼泊尔保安站成一排，迎接他们的森林城市经理。

在城外，碧桂园修建的一条通往新加坡的高速公路边，穿着绿色衬衫、偶尔戴着太阳帽的园林工人们俯身修剪树篱，或清扫街上的树叶。

在中国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30年里，许多家庭被迫抛弃婴儿，政府曾将数以万计的幼童送给海外家庭收养。现在，中国政府将不再允许大多数外国家庭收养来自中国的孩子，并称这个做法符合全球趋势。

这项禁令让一些正在走领养程序的美国家庭产生了疑问，他们早些时候从领养机构听说中国计划采取该政策。中国外交部在周四的一份简短声明中确认了这个消息。

“我们对有关国家政府、收养家庭希望收养中国儿童的愿望和爱心表示感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她几乎没有提供新政策的相关细节，只说“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例外。

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曾是跨国收养的主要送养国，自1992年以来已将逾16万名儿童送给海外家庭收养。但送养项目也曾因以往的腐败指控以及与中国严格执行的生育限制的关系而被玷污。许多家庭将婴儿遗弃在小巷、派出所或社会福利机构门口，以避免因违反独生子女政策而受到严厉处罚。

由于政府没钱抚养这些弃婴，儿童福利院转向跨国收养来帮助资助它们的服务。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长达35年的社会工程这个最可耻篇章的终结，”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教授王丰说。“中国政府制造了这个问题，但之后他们没有财力来应对后果，所以他们把允许跨国收养作为最后一招。”

如今，中国的人口正在减少，生育率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政府正在努力应对这个问题。它目前的政策是名义上支持每个家庭最多生三个孩子，并一直在努力鼓励生育。

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几乎所有的跨国收养涉及的都是残疾儿童。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韵说，由于中国有重男轻女的文化，跨国收养的中国儿童大多是女孩，也有些有身体和发育障碍的男孩。

被远离出生地、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家庭收养，这让许多被收养者想弄明白自己的身份，周韵说。“这涉及一些最充满感情和政治色彩的问题，如国籍、归属感、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性别和种族政治，”她说。

近年来，中国官员一直在努力推动国内收养。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政府为抚养孤儿拨出更多资金，跨国收养已在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达到顶峰，并在那之后开始下降。

送养的儿童数量也在减少，反映了出生率正在下降以及对残疾儿童支持的增加。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2018年时，登记送养的儿童数量已从2009年的约4.4万人下降到1.5万人左右。据中国官员，2019年全国共有孤儿34.3万人。

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学院负责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伍国说，一些中国人可能将跨国收养项目视为一种国耻。

新限制“可能反映了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美国的某种不满”，伍国说。“这项政策也许能满足人们‘我们不需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的想法。”

活动人士对中国停止跨国收养表示欢迎，如被丹麦家庭收养、在丹麦长大的韩裔活动人士彼得·莫勒，他是韩裔丹麦人权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他说，对跨国收养的限制总体上反映了人们对被收养儿童受虐待和被忽视的担忧。

“跨国收养已被证明在送养国和收养国都存在很大问题，跨国收养对被收养者和被收养者的亲生家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说。

其他国家近年来也开始逐步减少或停止跨国收养，包括埃塞俄比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欧洲的一些跨国收养机构由于本国对虐待、伪造文件和追究责任问题的担忧，也已停止运作。

与此同时，对许多已在走领养程序的美国家庭来说，中国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几乎没有提前发出预警。据美国国务院称，已有逾8.2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

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民政部通知美国已处理完之前获得旅行授权的收养申请，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处理任何领养相关工作。

“我们了解到，仍有数百个家庭尚未走完领养程序，我们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美国国务院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国民政部没有回复记者用传真发去的置评请求。

这些家庭中至少有六个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惊慌失措，对无法再将已经选配好的中国男孩和女孩带回家的消息感到极为痛苦。

他们表示，在中国关闭边境之前，他们已经在2019年和2020年初拿到了中国和美国政府批准他们从中国收养儿童的申请，并一直在为迎接孩子做准备。他们为孩子买了衣服，一些家庭为适应有残疾的孩子对住房做了改造。一些家庭说，他们通过视频通话、信件和照片与他们希望带回家的孩子进行交流，前前后后加起来已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家住休斯顿郊外的考特尼·摩尔和丈夫说，他们每年的圣诞节和春节都把包裹寄给中国南方城市贵阳的一家孤儿院，选配给他们的那个小男孩一直住在那里。后来在2022年底时，他们不再收到孤儿院的回音。

“有数百个家庭正在等待着，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住处，但我们只能无助地坐在这里，没有任何办法，这真的很难受，”摩尔说，她和丈夫曾在南京读书期间在中国生活了一年。

“我们爱中国，爱中国人民，我的悲伤部分是因为失去了与中国的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