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和罗丝是十年前在网上认识的。他的网名是“欧芹教授”，看上去很合适——又高又瘦，戴着眼镜，这些都很吸引罗丝。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罗丝得知威尔是一名大学生，和母亲住在一起，这个网名来自他工作的一个艺术营的孩子给他起的绰号。他们说起这件事就大笑，说起大多数事情也都是欢声笑语。威尔觉得罗斯既让人兴奋又为人直率。他在安大略省的郊区长大，而她来自南加州，对他来说，那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他们之间的不同很快就成了他们喜欢彼此的地方。

罗丝喜欢威尔的稳重——和她约会过的其他男人不同，他们害怕承诺。他们的关系经受了许多考验，包括多次搬家，大约一年的异地恋，以及与父母和室友同住时如何找到时间在一起。现在，他们结婚七年了，在洛杉矶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套一居室的公寓，罗丝在那里接待自己的普拉提客户。威尔白天出去教书，晚上他们依偎在床上看电视。“这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光，”罗丝说。（罗丝和威尔都是中间名。出于对隐私的考虑，所有受试者都要求用他们的名字、中间名或昵称来称呼他们。）

虽然威尔让她感觉踏实，但罗丝觉得他们习惯的平静关系也让她在性方面感到压抑。他们有时几个月没有性生活，但并不缺乏亲密感。他们有一个永远不拒绝拥抱的原则，这是他们为了解决任何关系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小分歧而制定的。他们还坦率地谈到，对她来说，他们婚姻的安全可预测性——在共同生活中，这一点是她所喜欢的——抑制了她的性欲。她知道这会让威尔感到困惑，甚至沮丧，但她不想强迫自己做爱。罗丝的父母已经离婚，她的母亲曾经觉得觉得有义务每周和罗丝的父亲做爱一次，这不是罗丝想要的关系。

为了进入愿意做爱的状态，罗丝依靠一系列的仪式来帮助建立期待——做头发和化妆，刮腿毛，晚餐时喝红酒，或者，当他们的日程允许时去度假，以便打破生活常规。威尔不需要为性做任何准备，罗丝认为这是他们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多年来，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性生活方式，如果他们想在一起，他们性生活就是这样的，他们也的确想让关系继续。

疫情期间，这对夫妇有一年多没有性生活，但他们很享受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罗丝过去常常花几个小时开车去不同的健身房，很晚才回家，很少见到丈夫。被困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在附近散步。不停地交谈。他们开始一起上在线瑜伽课，这个爱好一直延续了下来。威尔很欣赏这些小小的交流机会。罗丝认为她不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但威尔不这么认为。“她在精神上和时间上都不吝啬，”他说。

有时他们一起洗澡，赤裸着抱在一起，但并不期待发生性关系。虽然威尔仍然希望这些时刻会有别的结果，但他并不强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性在婚姻中所扮演角色的文化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婚姻中的性行为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但近几十年来，常规观念认为，频繁的性行为是幸福婚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包括夫妻咨询在内的各种治疗方式的兴起，性积极也掀起了新的浪潮。专家们指导夫妻们如何巩固婚姻，他们通常认为，健康的婚姻关系包括与伴侣持续的性行为。到2010年代，预约式性爱已经成为一种保持亲密关系的流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暗含防止分手的意思。

然而，近年来，夫妻关系专家和夫妻自己都在逐渐摒弃一些普遍持有的观点，努力为那些用于维持婚姻的非常规方法正名。一些夫妻挑战了夫妻应该共用卧室、甚至住在一个家里的基本假设，他们的网络小组大量涌现。沙伦·海曼在Facebook上管理了一个名为“Apartners”的小组，专门为选择分开居住的夫妇服务。她告诉我，她所在小组的许多成员发现，当他们不再时时刻刻在一起时，他们的性生活得到了改善。“我的目标是向人们展示，健康的关系有许多种，”海曼说。“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

对佩雷尔和许多其他关系专家来说，这有时意味着重新审视对婚姻另一个基本前提的投入：单配制。咨询专栏作家丹·萨维奇也认为，单配制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完全合理或令人愉快，他对美国人痴迷于将不忠变为道德问题持批评态度。他鼓励已婚人士坦诚地告诉对方，几十年来一直承担满足伴侣在性和情感方面需求的责任是多么困难。

有些人通过探索多角恋和开放关系来质疑婚姻中的单配制标准，还有一些人则在抵制发生性行为的压力。事实上，从整体上看，美国人的性生活比以前少了——不分种族、性别、地区、教育水平和就业情况。一项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美国成年人的性生活少于老一辈；他们的稳定伴侣更少，在有伴侣时的性生活也更少。2021年的综合社会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所有成年人中，约有50%的人每月性生活一次或更少，其中一半的人报告说他们一年没有性生活。研究人员推测了这30年来性低潮的原因，包括从科技导致的孤立到关于性同意的文化对话。

例如，许多年轻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MeToo（我也是）运动的影响，进行了有意识的节欲。TikTok上出现了关于“戒掉男孩”(boysober)的趋势，这个词是喜剧演员霍普·伍达德创造的，她说，对于那些以前为了适应男性而改变自己欲望的女性来说，暂停性生活可以赋予她们力量。数字女权主义4B运动起源于韩国，但已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全球。该运动倡导拒绝生育，以及拒绝异性恋约会、婚姻和性行为。与此同时，“柏拉图式的生活伴侣”——承诺共同拥有一个家，甚至共同抚养孩子的朋友——坚持认为性和浪漫不是终身结合的必要条件。

性教育者和研究者艾米丽·纳格斯基不认为频繁的性行为应该是每一段深度投入的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纳格斯基对自己暂停婚姻性生活的事并不讳言，她不赞同履行义务的性爱，也不赞成对性生活的规律性或行为设定任何底线。纳格斯基借鉴了加拿大性学家佩吉·克莱因普拉茨的研究成果，认为性欲低有时可能是判断力良好的证据。纳格斯基说：“不想要你不喜欢的性并不是功能障碍。”

米歇尔和约翰在2005年的一次聚会上相识，在交往的最初几年，他们充满激情。然而，四年前，在经历了她所谓的“创伤性”分娩后，米歇尔开始担心性交会引起疼痛。

她和约翰在为人父母后一年没有过性生活。现在他们可以一连几个月不做爱。他们的朋友们似乎也在经历性生活的新篇章，并且尝试开放婚姻，这让米歇尔和约翰开始讨论，该怎样给他们之间的性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就想要什么或者能接受什么达成一致。

然而，约翰知道，对米歇尔来说，婚外性行为是一条红线。她目睹了不忠行为破坏她父母的关系。约翰说：“我觉得有一种担心，‘我有一种可以在一两分钟内解决的冲动’，但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破坏，冒这个险去解决它是不值得的 。”

对两人来说，爱情的意义远不止满足一时的欲望。在一起近二十年后，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朋友和“灵魂伴侣”。他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米歇尔正沉浸在哥哥车祸丧生的悲痛中。她很早就和约翰谈起了这次经历，从那以后他们就形影不离了。约翰觉得她很美，想尽量和她呆在一起。米歇尔则乐于通过他来转移注意力，这是一个能把她从悲伤中拉出来的人。他们去听音乐会。他给她做了混音带。但也有几次，当她崩溃哭泣时，他会陪在她身边。

约翰曾经试图安慰米歇尔，说他理解她的感受，但当他在2012年失去自己的兄弟时，他意识到自己错了。约翰说，在他哀悼的时候，米歇尔“知道在那些无法言说的时刻该怎么做——知道什么时候该给我空间，或者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一个拥抱，或者什么时候我需要她在身边”。今天，米歇尔仍然是他的幸福的“核心部分”。

两人和他们的女儿住一套一居室，虽然白天有一些私人空间，但他们都忙着在家工作。现在，大多数时候，米歇尔在早上自慰，而约翰送女儿去幼儿园。他晚上用手机看着色情片在浴室里自慰。对约翰来说，这只是一种身体上的释放，但对米歇尔来说，取悦自己有不同的目的：她想找到什么能让她感觉良好。独自探索她变化了的身体可以消除她不能和丈夫高潮时的内疚。她不想让他觉得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她说：“我想达到高潮，但却无法达到。”

在我采访的30多位已婚人士中，许多人都跟米歇尔一样告诉我，成为父母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们的性生活。卡米尔住在加州，她觉得婚姻是她经历过的最稳固、最贴心的关系，但成为母亲让她远离了自己的欲望。“感觉就像我不能触摸的东西，就像在另一个房间里，或者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进入的另一个自己的部分，”她说。

也有的母亲开始把性爱看作例行公事，是责任清单上的一项。凯特的孩子是一个渴望被拥抱的神经发育异常儿童，她发现自己同丈夫的性行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因为她开始把它视为“又一项要求”。丈夫尽其所能支持她，但她觉得有义务回到他们以前的性生活中，尽管她“非常渴望走进一片森林，躺下来，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要听”。

莉莉安有两个孩子，她说成为母亲对她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她不得不离开以前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的自我认同完全被掏空了，”她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遭受性侵的往事也以强烈的方式重新浮出水面。为了养育孩子，她认为她需要做到“毫无保留”。她没有能力将身体上的开放性延伸到丈夫身上。她无法忍受他温柔的爱抚，那感觉就像孩子的手在挠她的痒痒。

莉莉安的丈夫菲利普从未强迫她与自己亲密接触，她对此很感激。他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方式，拥有非常积极的、非常自愿的、非常理解的、相互享受的性行为。”五年后，菲利普知道她仍然在适应成为母亲给她的生活带来的一切。最近他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性生活，大约每隔一个月一次。莉莉恩很喜欢丈夫给她按摩后背，他也很乐意给她按摩。

其他夫妇，就像罗丝和威尔一样，坦言由于欲望朝着不同的方向转移，他们感到与伴侣的性生活不协调。珍是弗吉尼亚的一位38岁的母亲，她告诉我，在13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丈夫对性的兴趣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她经历了她所谓的“二次青春期”，因为她的孩子长大了，对她的依赖减少了。她觉得自己“性欲旺盛”，于是去看了妇科医生，确认自己不是荷尔蒙出了问题。她现在正试图弄清楚如何应对丈夫的低性欲。“我觉得自己很多时候都生活在颠倒的世界里，”她说。“朋友们抱怨说，丈夫在她们洗碗的时候抓她们的屁股，我想，哇，我也喜欢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另一位母亲艾米丽说，在她34年的婚姻生活中，性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她和丈夫的亲密关系一度停滞，但随着孩子长大，他们“恢复了良好的性生活”，艾米丽说。现在她59岁了，在与癌症的斗争中经历了几次手术，包括子宫切除术和乳房切除术。结果，她的性欲减弱了，性爱变得像是“用吸尘器打扫房子”——她做这些是为了让丈夫开心。他看出来了。“如果你习惯了别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回应你，那么当他们在假装时，你就能看出来，”她说。“我已经变了个人。”

在她因癌症而接受激素治疗并提前进入更年期大约10年后，一天晚上，他们在床上坦率地谈论了他们的性生活。艾米丽说：“我们讨论了我缺乏性欲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不兴奋，那他也不会兴奋。”他承认自己的性欲也下降了。所以他们决定不再勉强。她觉得有些文化压力迫使老年人在80多岁时还保持性生活。她读过一些文章，说在晚年保持性生活有益健康，但她对此持怀疑态度。“是吗？”她说。“我不知道。”

艾米丽觉得他们的婚姻发展得很自然：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激情，虽然他们在卧室外仍然充满深情，但如今他们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性，是关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生活。“我们没有性生活已经有好几年了，”艾米丽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我们更像是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恋人。”

尽管他们都坚持认为性在自己的婚姻中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我采访过的大多数夫妇仍然记录性生活的频率。他们似乎也对自己偏离公认标准的程度耿耿于怀。例如，约翰希望他和他的妻子能恢复到每周做爱两到三次，但他承认自己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

纳格斯基认为，用数字作为衡量标准可能适得其反。听到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不可能不拿这些数据来判断自己的亲密关系。数据不能说明参与者是否享受自己的性生活。纳格斯基说：“你是在拿自己和一群没有和你发生性关系的人对比——拿他们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错还是不行。”

对于那些用纳格斯基所说的性“虚构”来衡量自己的夫妇，或者对于那些担心每月性生活没有达到某个数字，婚姻关系就会受到威胁的夫妻来说，可能有太大的压力要让性生活变得愉快。更重要的是，夫妻要确定什么样的性才是值得拥有的。

罗丝承认自己感受到了社会期望的压力。最近，她决定，既然她和威尔很少做爱，她可以把手臂上的节育植入物取出来。在手术过程中，护士暗示罗丝的婚姻出了问题。罗丝感到羞愧和愤怒。在她看来，要求她和丈夫在一起十年后依然应该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性兴奋状态中是荒谬的，但她认为这也是许多已婚夫妇维持的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有些人会告诉你他们的性生活如何丰富，”她说。“我觉得更常见的情况应该是没有性生活。”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罗丝正在探索她寻求新刺激的需求，是否跟她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关——不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她有兴趣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欲望。“显然，我所经历的伴侣疲劳并不罕见，因为我们‘特殊’的大脑总是在寻找新的东西，”她说。

威尔有时会求助于有关克制的佛教著作来探索自己的性欲。他开玩笑说，这其中可能有一些确认偏差，但他认为妻子的自我意识——以及她不愿意强迫自己发生她不想发生的性行为——让他变得成熟了。对威尔来说，亲密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完成，不如说是一种联系。“我明白了，即使只是关于性行为本身，结果并不总是最好的部分，”威尔说。“快乐贯穿于整个过程。”

为了庆祝罗丝40岁生日，他们3月去了夏威夷。当他们躺在海边时，她把手机关了好几个小时。威尔记得，自己转身看着妻子，看着她放松下来，身体松弛。在那一刻，他没有想到性，也不是她在阳光下有多么美丽。他在想他们俩到底有多相似。最重要的是，他们想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享受那些可以忘却身外之物的微小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