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得选，你愿意买社保吗？

如果有得选，你觉得外卖骑手会愿意买社保吗？

付出真金白银，从来都是最诚实的意见表达。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他（她）们对社保是怎样的态度？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几万名美团外卖骑手的诚实选择了。

之前在《是社保需要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社保》一文中我已经分析过，按实际收入让全部外卖骑手全额购买社保是不现实的，平台承担不起，骑手也不会乐意。但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要求）下，让外卖骑手等灵活用工群体加入社保资金池是势在必行的方向，那么外卖骑手的社保怎么交，由谁来交，交多少，就成了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特别考验各方平衡智慧的事情。

近日，美团在福建泉州和江苏南通两个城市推出了外卖骑手购买养老保险的补贴试点方案，为中国2.1亿灵活就业人员加入社保的可能性展开了一场真实社会实验。

美团的试点方案有四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点：

第一是骑手社保补贴覆盖的范围，是以“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作为分界线。

众所周知，外卖骑手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既有短期体验生活的，也有兼职送外卖补贴家用的，还有全职送外卖攒钱结婚的，骑手的月收入也从几百元到一两万不等，因此不能笼统地讨论给骑手这个群体购买社保的方案。网约车、家政、按摩等领域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同样道理。

国家和社会要求平台参照“员工”的待遇为骑手购买社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那怎么区分“员工”和“兼职人员”呢？按每天工作时长，每月工作天数，还是按配送订单量？总不能像某些平台那样，算不算兄弟全凭老板的心情说了算……

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以收入作为客观可量化的分界线，过去半年中有三个月跑外卖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社平工资高度相关）的，就可以纳入平台补贴购买社保的范围。

以试点的福建泉州为例，当地去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433元，一名外卖骑手如果一天8小时跑外卖，大约需要实际工作二十天左右达到这个收入。相对全职外卖骑手的实际工作强度来说，这个门槛着实不算高。对于那些下班后兼职跑几个小时来增加收入的骑手来说，要达到这个数字就比较难了。

再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岗位月收入都不到4000元，你再让人拿出七八百元来买社保，那也实在是不太人性。

第二是缴纳社保的成本，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

公众特别关心的一点是，骑手缴纳社保的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会不会导致外卖配送费用涨价，会不会导致骑手配送收入降低。

对此，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保持外卖价格与骑手配送单价不变，社保费用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符合条件的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保。应该说，这是综合考虑人性特点之后几乎唯一可行的方案了，估计后续其他灵活用工的平台也会参考这一分摊原则。

道理也很简单：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那么所有符合条件的骑手必然全部选择参保，进而超出平台当前利润的承受能力，那要么就是找商家提高费率，要么就是给用户的外卖涨价。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骑手承担（类似待业期自费续社保的情况），那么愿意购买社保的骑手肯定是极少数了，既不符合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初衷，也不符合公众要求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

所以，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部分社保费用就是必然的选择，两边各承担多少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这里倒是有一项调研结论可供参考：

2021年一项面向外卖骑手群体的大型调研显示，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的社保”。

把骑手承担的社保费用控制在500元的心理价位以下，算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了。

更重要的是，平台总归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上限，能够用来补贴骑手社保的资金不可能超过利润的一定比例，粥就那么多，全额包揽社保缴费成本必然会大幅减少骑手社保的覆盖人数。社保作为一种“基础保障”，广泛覆盖肯定还是优先于覆盖完善的。

第三是缴纳社保的项目，先从养老保险开始。

讨论白领群体的社保时，我们通常说的是“五险一金”，这当然是更全面的福利保障，但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压力。

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说，真正迫切的需求其实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才是养老保险。至于住房公积金，咱们还是别自欺欺人了……

关于工伤保险，此前美团、滴滴等平台已经在政策引导下为骑手和司机普遍购买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险”，是相比工伤保险更适合灵活就业和较高风险群体的保障。

关于医疗保险，如果能够覆盖骑手当然是件大好事。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套体系，绝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外卖骑手已经在老家参加过新农合，再要购买职工医保还存在政策层面的困难，由此增加的社保缴费负担也不容忽视。

我预计，等养老保险覆盖大多数灵活用工群体后，第二阶段国家和平台也会考虑医保从新农合到工作地职工医保的转换。

第四是缴纳社保的地点，在骑手工作地点和老家城市之间自由选择。

社保的钱交到哪儿，对平台来说其实完全无所谓，对骑手来说则很纠结，对地方政府来说则是关注的焦点。

骑手的纠结在于，自己打工挣钱的城市其实并不固定，送外卖这份工作也说不准还会干多久，考虑到目前社保的跨城市转移还不太方便，那么具体交到哪个城市就关系到社保会不会打水漂的严肃问题了。

地方政府才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相关方。考虑到外卖骑手整体还相对年轻，缴纳的社保距离兑现养老金还有好几十年，现在收保费几乎就等于纯收入，那当然要极力争取。

十八线县城是劳动力的输出城市，各省会和发达城市则是骑手主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两边都希望骑手把社保交到自己的资金池里。那怎么办呢？

美团的试点方案是让骑手自己选择：如果骑手认为自己未来大概率在工作的城市扎根养老，那社保就交到工作地，如果骑手心心念念要回老家，或者隔段时间换一个城市，那把社保关系放在老家城市才是理性的选择。

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很绝，应该也是各方平衡的结果。我就特别好奇想知道这一轮试点的统计结论，想知道灵活就业群体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是努力扎根，还是逃离大城市甚至逆城市化，这是真正的信心投票，没有比这更精准的经济调研啦。

总的来说，美团推出的骑手社保试点方案并不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但几乎已经是各方诉求平衡之后非常接近最大公约数的方案了。

这场涉及2亿多灵活就业人群，每年上万亿资金的社保转型实验，很期待会得到骑手们怎样的现实反馈。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社会在不断变化，新型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案也应该相应调整，切不可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彭远文的最新文章，驳“农民有地无需涨养老金”：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推荐大家看看。

这发在他的公众号“往事与随想”上。这个公号因为主张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每个月800元，被停一个月，现在解禁，他又开始发声了。

彭远文这篇文章尤其值得一读，因为是在真诚、坦率地谈论重要而基本的问题。这一点比我强很多。

他的系列文章和视频，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应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800元，让农民真正拥有地权。

这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

一个原因是这些主张看上去没什么希望，慢慢媒体也就不再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谈到这一点我个人很惭愧。我自认为是了解农村的，也写过一些关于老家的文章，但是数量很少，而且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问题的解决”，没把这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看一下舆论场上关于农村的话语，无疑是让人遗憾的：

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是谈论三农问题的主流，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农村作为蓄水池”，其实是主张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他们赞美农村的牺牲，本质上是不怀好意。

一些年轻的、农村出来的思考者，受左翼思想影响，批判和仇恨资本。他们来到城市，发现社会不公，这种批判立场距离农村非常遥远。

每到新年季的“还乡文学”，主调是伤感，但是这些年就连这种伤感也逐渐消散了。

农村和农民缺少自己真正的“代言人”。读书、思考和写作的乡村子弟，都会到城市生活，他们遇到新的问题，慢慢会远离家乡，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包括心理和问题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应该感谢彭远文。前两天我看孙旭阳老师（他曾写过很多出色的和农村有关的新闻报道）说，“彭远文是在帮大家的父母讨薪”——这话非常精准。

讨薪就是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帮人讨薪”就是真正的代言。彭远文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始有很多来自乡村的关注者，这种联结是真实的，也让人感动。

彭远文自己就来自乡村，父母也在老家生活。拥有发声的能力，也有发声的意愿，这至关重要。他曾在多家媒体工作过，最终成为一个强大的个体。

这是70后、80初一代乡村子弟的代表。他们“回不到农村”，但是却仍然没有忘记农村。他的文章显示发布地是在加拿大。获许只有如此，他才能更清晰、坦率地表达。

不管如何，对“我们的父母”一辈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许这种呼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让“问题”呈现出来，也是一种责任。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你敢说我打老婆，我就让你上绝路

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长途奔袭考编的三位姑娘丧命于高速事故，单方事故殒命数人且死状极其惨烈，事关智驾的夸耀式营销及滴血现实，关于小米的种种不是，偶像雷军的A面B面，激发了数日讨论。能说话的都已经说了，观点尽出却无法让人心意难平。‍‍‍‍‍‍‍‍‍‍‍‍‍‍‍‍‍‍‍‍‍‍‍‍‍‍‍‍‍‍‍‍‍‍‍‍‍‍‍‍‍‍‍‍‍‍‍‍‍‍‍‍

这次大讨论，是中央级地方政府扶持国产电车新势力以来，后者遭遇的最大一波舆论谴责。很多人看穿了新势力的营销话术与误导欺骗，心中早有不满，他们借本次惨剧，全面讨伐了电车新势力，强烈批判它们对智驾的致命鼓吹。‍‍‍‍‍‍‍‍‍‍‍‍‍‍‍‍‍‍‍‍‍

类似惨烈车祸，在小米之外的电车品牌商也曾发生过。但因为小米的雷军是新势力营销的扛把子之一，过于突出，且他在刚过去的两会上享受了极大的粉圈光环，更为本次车祸聚焦提供了舆论动能，而舆论首次展露大规模反噬新势力的社情民意。‍‍‍‍‍‍‍‍‍‍‍‍‍‍‍‍‍‍‍‍‍‍‍‍‍‍‍‍‍‍‍‍‍‍

人们从身份上大致刻画了三位死者不算正面的画像，但至今未有像样的人物专稿。她们亲属（父母、男友等）的言论毫无例外地遭到臧否。死者暂时从中心位置隐去，她们成为重要性次于小米和雷军的存在，后两者的表现则受到尖锐指摘与不吝赐教。‍‍‍‍‍‍‍‍‍‍‍‍‍‍‍‍‍‍‍‍‍‍

在讨论所有这些舆论面向时，无法忽略的因素是小米这家公司将公关营销法务深度嵌入社交媒体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文化与粉圈文化因高度融合而构筑的形象护城河。在本次舆论形势中，米粉既激发了大众愤怒，又为雷军唱响一曲曲忠诚的赞歌。‍‍‍‍‍‍‍‍‍‍‍‍‍‍‍‍‍‍‍‍

说千道万，舆论压力也罢，公关策略也好，一个基本判断是，小米或雷军不会因死了三个人受到什么影响。雷军和他的公司既不会在主观上真正地汲取什么教训，也不会在客观上作出什么增益行业的事。全部耿直讨论最多为雷军增添一个赛博污点。‍‍‍‍‍‍‍‍‍‍‍‍‍‍‍‍

包括小米在内，电车新势力在鲸吞政策红利时，实际上得到了虚假营销的“牌照”。有人曾说小米是做贴牌生意的，可所有新势力都贴着爱国与民族牌，据此站住脚跟，再利用泛滥的社交媒体铺开有效的营销攻势，新势力的成功基础是对消费者的洗脑。

在中国情境下，供应端对需求端的意识改造，包括话语话术更新、生活场景重构、视野拦截与重新设置，电车新势力在态度上最积极，手段上最激进，成果上也最丰硕。若将这些作为分析事故走向的背景，就不会对小米雷军或新势力抱有期待。‍‍‍‍‍‍‍‍

正如本次事故信息所示，车祸发生碰撞前一秒，NOA退出，这不仅仅是程序设定，实质是电车新势力狡猾的合规化卡位。也就是说，从事故发生的流程上看，小米或雷军从一开始就把自身摘了出去，车与这些人不必受到合规与否的审查。‍‍‍‍‍‍‍‍‍‍‍‍‍‍‍

至于说在营销的日与夜中倾倒的误导信息，比如能躲避修路的智驾系统、将智驾书置换为自动驾驶的广告、营销头目对撒手驾驶甚至睡觉驾驶的明确鼓吹、绝对安全的电池等等，因为是新势力营销的行业风气，所以也很难成为本次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

对小米雷军的批评明智地指向新势力的夸大宣传与虚假营销，这是近乎饮鸩止渴的生产与消费取态，具体品牌既然完成了狡猾的合规建设，断然无可能主动切割这些暗黑行风。而为新势力保驾护航的那些人，态度暧昧，尚无促改变的动作或指令。‍‍‍‍‍‍‍‍‍‍‍‍‍‍‍‍‍‍‍‍‍‍‍‍‍‍‍‍‍‍‍‍

电车新势力被政策催熟的业绩有目共睹，某些明面上的行业大佬看似不可一世，但不过是宣传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XX。行业问题由他们显示，可哪怕沾着血雨脏脏的东西，新势力的“科技向善”也无法靠行业自觉来完成，行业“智驾”的开关不由雷军掌握。‍‍‍‍‍‍‍‍‍‍‍‍‍‍‍‍‍‍‍‍‍‍‍‍‍‍‍‍‍‍‍‍‍‍‍‍‍‍‍‍‍‍‍‍‍‍‍‍‍‍‍‍‍‍‍‍‍

在夸大营销这个生命力的中心之外，新势力构筑了公关与法务两大基本阵地，它们时刻监视社交媒体中的异见声音。行业内的逡巡与警戒，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新势力的负面舆论，新势力之上之外的话事人，闭目塞听，也容易陷入自我说服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三位女孩魂断智驾路上的唯一意义，她们的死掀动了新势力发展史上最强烈的谴责声浪，汇聚了对所谓智驾及其致命宣传的最广泛质疑。雷军被推进风头浪尖，坏了金身或他的赛博污点并非关键，促成对智驾的更高层面的问题意识及法规限定更重要。‍‍‍‍‍‍‍‍‍‍‍‍‍‍‍‍‍‍‍‍‍‍‍

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来者很容易在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Shwe Hintha Taik Thit）迷路。通往寺院的狭窄山道泥土松软，交错的树枝将光线都染成绿色。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视野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树木、纠缠不清的灌木丛所遮挡，十余座寺院建筑在其中忽隐忽现。

先望见金色的佛塔，再是三座纪念碑和一座钟楼围成的四边形。纪念碑顶端站立着缅甸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吉祥和平，底端刻着瑞恒达寺庙的光荣历史。这座寺院有一位著名的长老，曾在美国和非洲传教，圆寂于102岁。在他的带领下，瑞恒达寺庙成为研修佛学和僧侣修行的枢纽，也被猜测藏有《三藏经》的手稿。

2025年3月31日，纪念碑前飘浮着酸臭味，像是腐肉发酵后混合了氨水的臭，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变得黏稠，停滞在空气中。

寺院的建筑物在三天前的地震中坍塌，成了菩提树下的一块块废墟，仅有讲经堂还保留着主体结构。满地都是佛塔的碎片，佛塔上那些神鸟、僧侣和恶鬼塑像都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石砾中。

在3月28日的大地震中，瑞恒达寺庙有17人遇难，包括1个老和尚、5个小和尚和11个修行者。86岁的大住持正在医院接受治疗，68岁的二住持坐在大凉棚内，平静地说天灾降临，人力无为，他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幸运。死去的人或许是遵循了自然法则，也或许去往了更好的世界。

与老师父的平静同时存在的，是关于曼德勒重灾区SkyVilla公寓的最新传说：12层公寓Sky Villa在三分钟内坍塌成废墟，里面压着两三百个冤魂，石板下回荡着他们的哭笑和敲击声；他们不愿独自死去，紧紧抓住幸存者的身体不让救援者拉出。这个传说在不同人的口中细节各异但情节相似，信者众多，继而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0日晚8时许，缅甸曼德勒Sky Villa住宅区救援现场，一位腿部被压的受困孕妇经过截肢被营救出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瑞恒达寺庙的建筑低矮，震后搜救已经结束，僧侣们在等待清理废墟。接下来，能怎么住就怎么住，有地方睡觉就可以。二住持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曾经的居所，湖蓝色墙体用金箔装饰着佛教图样，三层宝塔式屋顶。“有两人压在里面，我因为不在屋内，所以活下来了。”他说。

一阵风从芭蕉树的方向吹来，摇晃着破破烂烂的树叶，吹向寺院一侧直径两米的蓄水池。寺院附近的居民正站在蓄水池边洗澡，裹着浴巾搓手臂，老人坐在池边，洗衣、叹气。

实皆是距离缅甸7.7级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大地从三公里外裂开，绵延百里。在亚达纳邦大桥（Yadanabon Bridge）的两端，地面裂开一米宽的口子，沉降落差从两米攀升至五米。

地震当日，全城断水断电断网。于2008年通车的亚达纳邦大桥被震出裂缝，南面相邻、由英国人始建于1934年的阿瓦大桥（Ava Bridge）则垮塌了一大半。在此之前，两座桥承担着实皆与曼德勒两个重镇，乃至整个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大部分交通连接。

如今，实皆市是缅甸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后，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地带。实皆市区由政府管理，而周边村镇、山区均被反政府武装控制。

在最需要救援的时间里，往南的两座桥无法通行，往北是交战区，实皆陷入困境。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地震导致曼德勒至实皆市的路面出现非常严重的坍塌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之困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日，关于实皆的传闻众说纷纭。传说实皆的灾情比曼德勒严重几百倍——震后第二日，就有外国救援队抵达曼德勒；也有人说，有缅甸当地志愿者去实皆，但被地雷炸伤；社交媒体上则风传，有两个想去送物资的人被反政府军击毙，当地新闻还说，反政府军在倒塌的寺庙里埋了地雷。

这些信息亦真亦假，在紧急状况下难以核实。在一轮又一轮的传播中，实皆更让外部、特别是外国救援力量踌躇不前。

两位华人志愿者说，他们试图往实皆送施工安全帽，但被军人拦下。刚成年的孩子分不清这些军人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但会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猜测，这一定是更坏的一方。

地震次日，缅甸反政府武装“人民防卫武装”宣布，将在地震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两周。同日，缅甸工程师评估亚达纳邦大桥可以通行20吨以下的车辆，但挖机、吊机等大型工程设备仍然无法进入实皆。

第三日，消防车早晚往各社区的大蓄水池送两次水，公共电网每天通1-2小时的电。城市变电站还未修复，均依赖大功率发电机。

第四日，我们跟随一路华人志愿者的物资车进入实皆，过桥要经过两道检查，但如同近来从仰光到曼德勒相似，穿着灰色警服的持枪警察听说车辆要去实皆，就会放行，无需多言。

实皆市区有更多的平房和木质建筑，坍塌数量远超曼德勒，街道上飘散着酸臭味。高温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又让气味更加黏腻。

救援力量主要由实皆消防、阳光救援队和本地志愿者组成。人手短缺，以至于选择搜救地点主要靠口耳相传：有人呼喊就来，无人报告则搁置。实皆市长说，目前实皆只有马来西亚一支外国救援队，截至4月1日，他们统计到了300名死者，都是能找到遗体的。

第五日，在一所私立学校的废墟上，来自仰光的救援队已经搜了四天。他们缺少大型的机械，也缺少像金刚链锯这样的破拆工具，搜救只能像老鼠打洞，一点点敲进去。

他们正在设法救出一具中年男性的遗体。地震时，这位父亲正陪女儿在学校面试。女儿的遗体在前一天被找到，他就在女儿身边。

这家私立学校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刚刚投入运营两年，校长被压在了废墟中。仰光救援队目前只能确定4名成年人和6名幼童被困，是否有更多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临街的坍塌区域挖了四天，还没找到孩子，急迫地想要打通进入坍塌中点的通道。

“如果有大吊机，我们就能把盖在上面的水泥板掀掉，现在却只能等待打穿地板。”救援队长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缅甸的暑假从4月开始，地震当日这所学校是休学状态，只有被暑期托管的孩子们留在了学校。

第六日，4月2日，中国蓝天救援队派出了36人的队伍前往实皆，分成四个小组在三个地点作业，这是第二支到达实皆的外国救援队。这天下午，我在蓝天救援指挥部蹭着微弱的网络写稿子，总指挥杨羿突然跟我说，实皆挖出一个了。

“是遗体么？”我问。

杨羿点点头，又开了一罐红牛。在此之前，他反复问我实皆情况到底如何，他听说那里有人寻求救援，却无人应答。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无法回答。

“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

4月2日，有救援队撤离曼德勒，已经少有人谈论生的希望。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塌成废墟的Winstar酒店搜救了三天，确定了遗体的位置，调来挖机和吊机，想要在今天挖出来；亲属们依在Sky Villa附近徘徊，希望记者拍下他们亲人的照片，传播出去；搜救志愿者大兵给我发来他作业的情况：“里面受困的是个老年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回应，现在还在打通通道，闻到比较大的尸变味道，但还没看到人。”

本地物资车在分发物资，帐篷、蚊帐、饮用水和干粮。女人们牵着小孩奔向物资，难免相互推搡。

我们的物资车在行驶中偶尔停下，便会立刻被围住，志愿者阿倩喊得声嘶力竭，安抚居民，又要保护物资。一位摩托大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带我们在全城转一圈，尽量先把物资发向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摩托大哥带了半圈路，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寨子。这或许是摩托大哥的私心，但我屡次问实皆当地人，哪里受灾最严重，所有人都只能说出自己身边的建筑物。一个统一、公开、精确的信息发布渠道至今未能建立起来。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开设有一所学校，地震发生时，有17人未能逃生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最热闹的商业街外被拉起了警戒线，沿街一侧的商户几乎全部倒塌，当地军队即将从一座三层的蓝房子里又挖出一具遗体。这是整条街唯一启动搜救的建筑，只因有人为这座建筑物呼喊过，寻求过帮助。

地震发生那天是佛教徒的斋日，这条街的商铺几乎都没有开门营业，人员伤亡因此大大减少。

在实皆市人民医院，一名16岁的志愿者说，他看到了很多同龄人被送进来，“只有需要救治的才会送进来的，其他人直接被送去殡仪馆了。”因为担心余震，医院在病房楼外搭了三十多顶大帐篷，收治两百多名伤者，僧侣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伤者靠亲友扇风，擦拭身体。实皆市人民医院目前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外伤，稍微复杂些的内出血都需要送去曼德勒。又因为电力受限，X光设备只能间断性工作。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名蓝衬衫大哥守在倾倒的两层白楼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my country，no heaven（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他说。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位市民守在倾倒的两层楼房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 图/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实皆山上的四层尼姑庵全面倒塌，周围人说有数百名尼姑被困。这山以遍布百余座佛教建筑而闻名，政府统计受损的宗教建筑有两百多座。实皆市长4月1日告诉我们，宗教建筑倒塌补助30万缅币（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1038元），房屋倒塌补助10万（约合人民币346元）或20万缅币；死者每人补助30万缅币，伤者每人补助5万缅币。

气温太高了，已经有市民拉肚子的报告，实皆急需药品、消毒品、驱虫药、蚊香、蚊帐等。关于现场消杀，市长计划每清理完一处，就消杀一处。所谓清理完，就是排除所有生的希望，也清理出所有看得见的遗体。在此标准下，市长在震后第六日说，仍没有全部清理完的受灾点，而他力争在一个月内让城市恢复正常。

沿着盘山公路绕行实皆山，一排小佛像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年轻的僧侣在帐篷里读经，影子拖在老和尚身后。山顶的小乘佛塔至少倒了两座，乌鸦落在金色的碎片上，叫两声，又飞走。  

当我写到这里，蓝天救援队指挥中心突然响起掌声。

“震后112小时，当地时间4月2日14:52，实皆有一位男教师在当地消防的营救下获救！”

争夺物资的女人

实皆市目前有六个临时安置点，政府能提供水和基本食物。除此之外，都有赖社会捐赠。政府正在拓宽渡口，以便轮船将大型机械运往伊洛瓦底江对岸的实皆，给城市搜救以最后的希望。

城市已经难辨过往的样貌，脚下都是生活的碎片，是锅碗瓢盆、玩偶或者全家人的合影。唯有废墟前卖鲜艳热带水果的老太太，和路边木桌上一大盆炸面圈，流露出生活的气息。

在物资车前，几乎都是女人们在争先恐后，肚子异常隆起的老妇人，尚在发育的少女，还有看着就身强力壮的中年女性。两个女孩骑着同一辆电瓶车去领物资，或许是路上的尘土太大，迎风刮起，前座驾车的女孩子一直在抹眼泪。有时候，她们会为物资争夺起来，告状谁多拿了，或是把谁推去一边。

地震前，实皆省就是缅甸最贫困的几个省份之一，作为省城的实皆市情况相对好些，但也绝对谈不上乐观。即便作为缅甸西北部邻近大城市曼德勒的交通枢纽，这里的道路条件也很一般。工业以小型加工为主，包括纺织、铜精炼和黄金冶炼，但技术落后，产能有限。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一位市民抱着狗狗站在实皆的伊洛瓦底江边，不远处是在地震中损毁的地标性建筑阿瓦大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原本这一带有着相对发达的玉石交易和翡翠加工业，但偏偏这里也是内战的前沿。受政局动荡影响，部分企业停摆。在地震前，停电在实皆就是常事，现在想恢复地震前的水平，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分发物资的最后时刻，四位实皆警察来到车前，他们住在一起，想要一个蚊帐，只要一个。

离开实皆市去曼德勒会再次通过伊洛瓦底江。日落时分，当地人成群结伴，拎着一桶脏衣服，沿河堤而下，在江里洗澡、洗衣、戏水、游泳。一旁的机器轰鸣着，他们唱歌、泼水，与身后折断的阿瓦大桥，没入橘红的夕阳中。

（感谢三一基金会，在缅志愿者玉倩、小唐、珍妮、阿五、老张、小磊、瑟亚对采访的帮助。）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卢致宏在清洁现场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逝者家中翻出的药物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卢致宏和同事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人生清洁员》剧照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卢致宏和他的团队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入户前的准备工作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卢致宏展示素描绘制的现场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的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逝者家中大件废弃物需切割后拉运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新皮肤 get

小米汽车着火烧死三名从武汉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发帖称「还是雷军的粉丝」，这事简直就是个隐喻：

爱国企业家雷军－父亲是雷军的粉丝－女儿是体制的追求者－体制保护爱国企业家，于是闭环了。

但现在死了人，闭环出现了裂缝，要不要骂雷军辜负了党和粉丝的期望？估计不少粉丝像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进退两难。

小米SU7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后起火，车上三名女生身亡。 小米官方已经回应了： 这

大家发现没有，前两年虽然时有将马云等资本家挂路灯的呼声，但同时也制造了几尊神一般的企业家，这里面除了雷军，至少还有遥遥领先。

稍一总结，就会明白前一批被骂的是做服务的，直接与C端用户打交道；后一批被夸的是做硬件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远香近臭，无不如此。

同时，这与我们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完全重合。在他们眼里，只有可见的工农财富是正当的、高尚的，而通过文化、商业等服务赚钱，要么是低贱的保姆，要么是无耻的中间商。

甚至契合了这些年一个不见诸明文的追求：向德国而非英美学习。「大国重器」这个词，将背后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问题是，只要是人间，凡是被尊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则就是不爱国；二是神一定会辜负粉丝的期待，从无例外。

原因倒也简单无比：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神的权力也一样。

当雷布斯们无人敢质疑、更无人敢批评时，他们的行为和产品，就会失去正常的市场淘汰过程，从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给小孩买电话手表。考虑到遥遥领先的脾气太大，惹不起，便买了雷布斯的。

岂料家长根本无法控制APP的使用时长，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载。

小米官方客服态度很好，但永远对不起，这是技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谅解。换句话说，用户只能接受。

是的，他们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并不对用户的服务负责。恶猜一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让小孩上瘾，成为奶头乐，从而离不开。

没有底线的商业，一定会作恶，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么会买他们的汽车。

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草莽期的制造业，话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认了。

但现在，车速如此之快，小时候连手电筒里的电池都怕爆炸，却在车里装了那么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干快上，抢占市场。油车花了上百年时间才磨出来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车面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过时货。

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是因为这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光伏、新能源汽车现在的利润和国际形象，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既然是政策的产物，那便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国资投资了新能源车，从而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前天晚上与一位汽车自媒体大V吃饭，席间说起合肥被投资的那款明星汽车绑死，每年亏多少亿，至今无法解套。

遥遥领先的车出了问题，谁敢公开？

雷布斯的车烧死了三个女大学生，也是过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影响力，最终不得不出来认领。

但他一认领，原来以给雷布斯供货为荣的那些厂家，纷纷推说与自己无关。

其实，最该出来认领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国资投资者。

权贵资本之恶，莫此为甚！

四大编制

蚌埠的律师们，今天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消息：他们有了自己的健康码。这是司法局特意为他们设计的一款专属二维码。没有这个码，无论你再敬业，再专业，你出具的律所函也：

无法被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立案受理。

这张通知书不无自豪地告诉律师们——

“为进一步压实律师事务所管理责任，有效减少律师私自收案收费问题发生，现决定推行律所出具律师事务所函二维码制度。”

这句话读起来，总让人想起了社区工作人员在新冠期间那句熟悉又亲切的：请您出示健康码！

五年过去，蚌埠司法局或许觉得：

天下大势，唯码不可破。

生活如此，律界也当如此。于是，“有码走遍天下，无码寸步难行”，一夜之间成为蚌埠律师圈子里的共同心声。

乍一看，这个制度似乎真有点道理，律师办案凭证扫描即知真假，简单明了，的确方便。然而细想之下，却忍不住浮现一个奇妙的画面：律师们举着手机，焦虑地等待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扫描自己手里的二维码——扫码成功则畅通无阻；扫码失败，场面立刻变得尴尬，仿佛这个码变成了：

律师执业的生命线。

此前，有律师朋友抱怨司法行政机关喜欢折腾，新规不断，今天要求盖章，明天要求备案，后天又要扫码，每次改变规则都要重新适应，就像每天被告知不同的路线去上班，原本熟悉的路却越走越陌生。

也许司法局想借助这一小小二维码，建立起一种更高级别的信任机制，但问题在于，人与人的信任若需要一张码来鉴别真伪，那种信任恐怕也只是脆弱的一层薄膜。

更有趣的是，二维码里的信息一旦与代理案件的信息不匹配，律所和律师们瞬间成为了私自收费的：

嫌疑人。

事实上，这项政策似乎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行政环节，让本就疲于奔波的律师们再度增加了一道奇怪的手续。以前律师们是见章办事，现在变成了：

见码办事。

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进化成人脸识别或是声纹验证，让大家彻底步入科幻时代。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现在的司法行政管理，越来越接近生存游戏了，只有在不断折腾和考验中活下来的律师，才能笑傲江湖，成为最终的蚌埠律师王。

无奈归无奈，码还是要扫的，路还是要走的。或许蚌埠司法局觉得，律师群体太自由，需要给他们一点适当的束缚，二维码恰恰就是一个完美的工具。这样一想，似乎一切都有了逻辑，健康码证明你身体的自由：

律师码检验你执业的自由。

而司法局则站在背后，怡然自得地看着每一次扫码成功或失败，感受：

权力与技术完美结合的微妙满足感。

于是，蚌埠的律师们之后每天出门，口袋里除了执业证，还必须揣着一个新码。他们或许内心不情愿，但面上依旧保持着平静，仿佛早已习惯了这样荒唐的常态。毕竟，谁还没有几个必须扫码才能继续生活的日子呢？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么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

（小光、林璇为化名）

关于李嘉诚卖港口话题的讨论中，最核心的也最基础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巴拿马的两个港口经营权从李嘉诚的长和公司转给一家美国公司，对中国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巴拿马运河两头的港口一旦被美国掌握，就可以随时禁止中国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又一次卡住中国的脖子。

这个说法因为非常幼稚，所以理解门槛极低，所以相信的人特别多。很显然，它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港口不等于船闸，通过巴拿马运河必须经过船闸，但不一定要停泊港口，而船闸是由巴拿马政府控制的。一条船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和港口由哪家公司运营没有丝毫关系。

然后，巴拿马运河两端有5个主要港口，除了李嘉诚长和公司运营的两个之外，还有新加坡、中国台湾还有美国的公司分别运营另外几个港口，不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因为有竞争存在，某个港口对中国船只歧视性收取更高费用也是无稽之谈。

最后，如果港口由A国家的公司运营就能任意卡B国家的脖子，那之前这些年，中国有没有通过李嘉诚公司运营的码头卡美国的脖子呢？

归根到底，中国船只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能不能停靠巴拿马的港口，只取决于中国与巴拿马的国际关系（背后会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有没有破裂，具体港口由哪家公司运营是不相干的因素。

那这么说，这两个港口由李嘉诚公司运营或者由美国公司运营，就毫无区别了吗？那也不是，还是有区别的。

这里的区别主要体现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常规商业船只停靠港口没有区别，但那些带有灰色目的甚至黑色目的的船只停靠港口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如果运营港口的是“自己人”，或者是关系良好的外国公司，理论上就可以对这些灰色或者黑色的船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遇到巴拿马政府的检查也可以尽力帮忙打掩护。

但是，这种“国家利益”是没办法摆上台面来说的，也不一定符合“群众利益”。

第二，军事舰艇的补给和停泊会有很大影响。虽然民用港口不能直接作为某国的海军基地，但港口在“自己人”手上运营时，停泊和补给的便利性会大大提高。

但是要注意，这里说的便利性仅限于和平时期，也仅限于军事舰艇常规训练、短期经停等场景。一旦相关国家进入敌对或战争状态，那么军事舰艇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能不能在巴拿马的港口停泊，则完全是由巴拿马政府（以及背后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政府）说了算。

有这种便利性当然挺好，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那是一点都指望不上的，就算让中国的国企去运营港口也没用。

第三，对于持续经营与巴拿马政府的关系有着显著影响。

一个很好理解的道理，两个长期有生意往来的国家更容易取得互信，更容易建立良好关系。港口的经营权握在手上一天，相关公司以及公司背后的国家就能持续和巴拿马政府产生合作联系，能够持续结交巴拿马政府有影响力的负责人。

平时处好关系，有需要时能找到人帮忙说得上话，这个道理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这项工作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但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中国和巴拿马的关系之中，最大的变数其实是美国。如果中国和美国关系良好，巴拿马完全没理由去为难作为大客户的中国。反过来，如果中国和美国关系不好，巴拿马政府也很难亲近中国。

在很多人设想的“极端情况”和“关键时刻”，巴拿马是不可能站在中国这一边的，在那有一百个港口也没用。因为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巴拿马施加的影响力是中国不可能追得上的，别说6代机，12代机也没用。

因为中国离巴拿马太远，而美国离巴拿马太近。

踩着一只通常会出现在大排档的红色塑料凳，再踮起脚，夏飞的手才能够到大落地窗的顶端。她身形很小，一米五五的身高，薄得像张纸。但塑料凳仍然不停晃荡，落地窗太高，她使不上劲，得一点点往上够。

此刻，天已经黑了。一扇窗户，两扇窗户，从卧室、卫生间到客厅，她擦了十几扇窗户，雇主家里为什么这么多窗户？各种颜色的抹布、百洁布、清洁剂、玻璃刮、鱼鳞布、地刮、平板拖，十几样工具塞满了背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培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这些事都来不及细想。她的脑子里只有玻璃，亮晶晶的，折射出唐山的夜色，有时是她自己的脸。

夏飞在路边

夏飞今年36岁，这之前的很多年，她是家庭主妇。丈夫早出晚归，下班累了，就往沙发上一躺，开始刷手机。夏飞想让他帮帮忙，一说丈夫就发飙：“你平时都在家里头，除了收拾屋啥也不干。我在外边累死累活挣了钱回家，你还天天这么抱屈。你在家干啥？”

去年下半年，夏飞开始干保洁，当时正是旺季，没有老手愿意扔下挣钱的机会带新人。她接不到啥活儿，一周在当地的保洁群里捡到三四单算是多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蹲在家里。线上也没闲着，她在“附近的工作”小程序里找兼职订单，这是同行介绍的。

丈夫一开始不支持她干保洁，也嘲笑她：“自个家不收拾，你还给人家干活去。”她说不一样，“就愿意上外边干活”。她想，以后岁数大了，最终的目标也是这个行业。早晚都要步入这个行业，不如提前了解一下。“你如果有更好的安排也可以，你没有更好的安排，我只能先按自己的方法走，试过了以后才知道，对不对？”一向软言细语的夏飞决定强势起来，丈夫也拗不过她。她更频繁地走出家门，开辟了家庭以外的另一个战场。

在中国，像夏飞一样，渴望开辟新战场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他们离开格子间、会议室或者厨房，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就业形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相关部门倡导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匹配。

那天的保洁服务因为是平台落地唐山后的第一单，工作人员一直跟进着她的工作。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早就过了点，她还没有打卡下班。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直到夜里10点左右，她才清理好厨房和卫生间，把沙发搬开，地板拖干净。把玻璃擦得亮堂堂以后，好像心里也敞亮了不少。

被选择的人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灵活就业者，他们希望一直被选择的人生，也能主动选择一次。

夏飞自觉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过着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她大学学的文秘，毕业之后在办公室做些简单的工作，打印打印文件，没干多久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孩子。每天困在鸡零狗碎里脱不开身。趁着孩子只有熟睡的时候抓点紧，把刚刚玩耍弄脏的地板和沙发擦干净，洗洗涮涮，解决掉厨房的锅碗和洗衣机里的衣服。还没干完，孩子就醒了，一切又变得乱糟糟。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重复，没有止境，“没有干不到的，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活。”

夏飞在客户家清扫

夏飞的丈夫在饭店当厨师，一个月能挣个七八千。也因为这样，他顾及不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理解不了一个家庭主妇，能有啥可忙？夏飞没有工作那几年，有时候丈夫上一天班，累了烦了，跟夏飞说话也带刺。她暗暗想，“要是自己不上班，总花他的工资的话，讲话也不太气势。”“不管挣多挣少，自己挣钱，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总在家里待着，靠人家养，自己也感觉不太现实。”熬到孩子上了幼儿园，为着这点家庭话语权，夏飞也要出去上班。

零工群体中，有一批像夏飞这样的人。他们处在一个平平常常的位置，只能顺着时代漂流。他们手里不握有自己的命运，无论在生活还是职场里，常常是那个“被选择”的人。

老阮57岁了，这大半辈子，他打过不少工。20多岁的时候，他在广州的小巴公司上班，管着一批售票员。干了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他回到江门，辗转各个水龙头厂，空调批发商行的仓库，建筑公司的仓库，还在技校当保安，去建筑设计院做司机。后来，设计院要搬迁，老阮被留在了江门。又过了几年，设计院也倒闭了。

老阮上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工厂里看仓库，干了两年多。这些年，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少，于是工厂也越来越少。老板要裁人，让老阮在家里待岗三个月，工资从每个月5000多块降到1000多块，是江门的最低工资。

“没办法，他叫我待岗，就这1000多，还要养女儿。（这是）逼着你离职了。”老阮重重叹了口气。女儿现在在读大三，一年学费一万多，加上吃穿用度，家里处处都要用钱。就算毕业了，短期内能不能找到工作也很难说。“我这个人，做啥工都没问题。车间里也能做，去仓库也能做，做管理也能做。但是人家给不给这个机会？你现在到这个年纪，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想，只能随便找个工作，等退休算了，没得你选。”

刘闯也是那个在命运里颠沛流离的人。2004年，他刚刚从学校毕业，就进了首钢，负责维修工业设备。“说简单点，就是说哪块坏了，给我们图纸我们就干。”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拿到了好的人生剧本，拿着3000多块钱工资，在唐山也算是不错。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工资一下子就掉到了1000多。朋友劝他，忍过这几个月就好了。结果几个月过去，有一段涨回两千五，没多久又降到1000多。刘闯不干了。

那些年，唐山遍地工厂，满天都是烟囱。刘闯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闯荡在这些钢铁厂、机械厂中间。时代的寒风确切地吹到刘闯身上，“干着不行了就撤，换地儿。”刘闯自嘲地笑起来，“我干黄了好几家企业。”

2023年底，最后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也黄了。没事干，休息了一段时间。有朋友介绍刘闯去做清洗油烟机的工作，他想总待着也不行，没多想就去了。但这行也在肉眼可见地变“卷”，第一年冬天，找他清洗地暖的人特别多。到了第二年，下降了三分之一。他想，也许是因为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又寻思，也许是“可花可不花的，就先不花了”。他搞不清。

没活干的时候，他也没想过去劳务市场转转。以前在一个快销公司当调度员的时候，有一回要从13米的大卡车上卸货，他去一个劳务市场找装卸工。站在那儿，周围人就呼啦啦地拥上来：“要啥？”“干啥？”所有人都想挤过前面人的头顶，向刘闯扑过来。那种对生存的强烈欲望让刘闯产生了一种负罪，“不知道怎么的，不知道怎么要人了。感觉我选他没选他，好像有那种错误似的。”后来他自己没工作的时候，也不愿意上劳务市场，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们那样，“尊严很低”。

刘闯在清洁空调

腾讯出行服务团队产品经理安然曾去广州花都狮岭镇调研，那里聚集了差不多8万家箱包工厂和个体户。在走访了零工劳务市场和用工企业之后，他们发现临时用工需求很大，但线下招工困难，效率低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每天凌晨4点就有一群老人在马路边“趴活儿”，有时苦等一天也没有收入。“可能有一天我也要去做类似的事情，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关注他们的需求，希望能做点什么帮到他们。”安然想。

调研回来后，他们开始筹划“附近的工作”产品功能，做了很多研究，从各地政府关于灵活用工的政策，到市场调查报告，再到行业现状。2024年10月，“附近的工作”第一个试点的就是广东江门。现在，他们提供的服务已经覆盖广东江门、河北唐山、江西九江、广东深圳、北京朝阳等多地，帮助两万多用户达成了求职意向对接。

转机

去年9月份，老阮从仓库辞了工。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江门口音，也不太会用互联网，他没什么门路。出去大街上转，发现路边贴的招工广告要么是假的，要么早就过期了。打电话过去，大部分无法接通。年轻的时候靠熟人介绍工作，现在也越来越行不通了。他拿一家电视机厂举例，招聘年龄最大限制是45岁，“50多岁不要，能做都没用。”这是很多工厂的普遍状况。老阮有点酸酸地感慨，大学生都不想进厂打螺钉，不然哪有进不了的？

这么大年纪没工作，还被家里人念叨“你怎么这样”，老阮心里很烦。那一天，他想去工厂碰碰运气，偶然路过江门驿站，看见那里贴着招工信息，死马当活马医，走进去报了个名。没想到，一个电话打过去，一个近60岁，以为自己已经被市场淘汰的人，得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老阮身高一米七，体重160斤，身体素质很不错。“我没那么老，”他说，“好多人都说看上去40多岁，所以我一面试，他就要了。”

在驿站报名之后，老阮就被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有驿站的工作人员，大家都管她叫“好姐姐”。“好姐姐”每天都会搜集很多招工信息发到群里，提供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电话大多可以直接打到工厂里，方便不少。后来，工作人员通过与腾讯“附近的工作”合作的广东邮政“邮薪领”平台，为他推荐了几份保安工作。

像老阮这样劳动能力还很强的大龄打工者，被称为“活力老人”。他们尚未退休，也还担负着养家的职责，但工作一天比一天更少，他们需要就业的机会。老阮对这份保安工作很满意。每个月赚的钱刚够女儿的伙食费，他自己在单位里吃饭堂，每顿只要一块五，两个肉，一个蔬菜，汤，还有米饭和水果。不过，他还在线上平台上伺机而动，希望能蹲守到更好的工作。

决定上班之后，夏飞在就业市场跌跌撞撞了很久。一个没怎么工作过的家庭主妇，能选择的工作寥寥。刷了几天招聘网站，夏飞发现上面大多数岗位是办公室文员、销售什么的。坐办公室要坐一天，但幼儿园下午三点就放学，孩子没人接。做销售吧，她又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的人。后来终于得到一个饭店服务员的面试机会，一坦陈家里的情况，老板明面上不说什么，只客气地表示“回去等消息吧”。她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也跟着亲戚跑过保险业务。干了一个月，没干出业绩。孩子太小，工作这事又搁置了。

孩子从小班升到大班，两年过去，夏飞终于找到第一份长期工作，在酒店里干前台收银。上24小时，歇24小时，夜里两个人倒班。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腰椎、颈椎都出了毛病。去家电公司做售后算是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办公楼不说有多气派，但是也挺干净整洁。外面那么冷，屋里刚一进来就是热的。”不愉悦，但高低算是“坐办公室的”，她想，先干吧。后来她也尝试过全职保洁。

“像电视剧上演的那种，又是职业女性，又能照顾到家庭，真的很难做到，都得舍弃一头。”夏飞说，工作以后，孩子老是一个人去吃小饭桌，她时时感到亏欠。

但现在，在夏飞的生活天平上，做兼职保洁成为一个相对合适的选择。从前她觉得，一个家庭主妇的“成功”，就是生活过得去，老人身体健康，孩子也听话懂事，平平淡淡的。现在，她每天线上接单，空出中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孩子买菜、做饭。除了照顾家庭，也有了想在事业上做出些成绩的念头，“有一点自己的小事业，经济来源不断，也算成功的一种。”她说。

夏飞在线上接单

灵活就业已经是一种不可或缺，也无法避免的就业形态，但兼职者在职场里仍然没有保障，如同裸身穿过荆棘。“有活hopped”是腾讯“附近的工作”在唐山等地的合作伙伴，他们帮助接入了不少地方的工作资源。“有活hopped”运营副总经理张小红说，“传统意义上的招聘平台，不管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线下招聘会，绝大部分还是在解决全职招聘的需求。一些平台也提供了很多兼职岗位，但上面的信息参差不齐。有些平台把有吸引力的兼职岗位当作钩子，用户到了线下之后，实际上要再去交信息服务费或报名费。”

重要的是要确保兼职者能拿到钱。他们把整个任务流程“在线化”，从兼职者找单、接单，开始服务、结束服务到收到明确定价的报酬，全流程都不脱离平台操作。企业有用工的需求，要在小程序上完成准入，开户、充值。发布任务的时候，钱已经到了平台的账户，由平台向兼职者结算，当天就能到账。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被黑心的雇主克扣或拖欠工钱。

让更多人有选择权

做保洁身体上劳累，但是精神上是放松的。现在的夏飞已经练出了肌肉记忆，看一眼屋子就能演算出该使用什么工具，该从哪里开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何使用速度、力量、技巧——夏飞使用这些词，将保洁工作描述得像某种竞技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开始掌握这些“超能力”。

当了保洁以后，她慢慢构建出一个舒适区，那里面只有自己——她没遇见过不讲理的雇主。他们常常是忙自己的事，不会盯得她心里发毛。碰上沙发这些一个人搬不动的物件，雇主也帮着一起搬。她有点社恐，也不爱说话，只想埋头干活。所以她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没有冲突和投诉，也没有孩子的啼哭，她只听见抹布擦干净玻璃、清洁剂冒泡泡的声音，这让她放松。

夏飞在客户家清扫

“我知道我是新干的，所以都干一些小活。刚开始都是能干到位的，尽量都给他干到位。省时间或者啥的，那东西都不太考虑。”因为身上有股倔犟的认真，珍惜所有的机会，几个月过去，她攒起来些老客户，一天怎么也能接上一两单。保洁活儿干完了，她也没事刷刷“附近的工作”，找找地址核验、线上审核的兼职。这些工作很简单，比如为平台核验一些企业是否有实际办公地，拍个照片上传。审核招聘内容是否合法合规、有没有歧视性内容。一单五六块钱，不多。但每天顺道做几单，也能挣点买菜钱。“家里的活干够了、干烦了，出去工作反而是轻松的。”夏飞说。

最重要的是，她有了自己的收入，虽然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元，但也不用手心朝上跟丈夫要钱，忍受他的奚落了。“现在我自己挣工资，想买什么都可以随便买。”

“它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宝妈、学生还是马路零工，你会觉得能够实实在在去解决他们的一些就业上的困难，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站在平台的角度，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一类型的求职者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张小红说。

有了腾讯“附近的工作”搭把手后，刘闯多了一条找活的新路子–通过“附近的工作”在“有活hopped”平台找活。他是个热心人，在客户家清洗油烟机的时候，时不时总碰上干保洁的同行。有的人年纪大了，不太会操作手机。“他们说不好找活，我就说试试这个，上面有活。”他教他们怎么注册、怎么登录，怎么学习平台规范，“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都会了。”

刘闯在分享他线上找活经验

过完年，家电清洗行业进入淡季，刘闯最近正为没活儿的事烦躁不安。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他不能休息太久。好在这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一天晚上，他拿着手机刷腾讯“附近的工作”，地址核实，就是拍一个公司的门头，这也是活，但钱少。兼职办公及IT安装，不知道是干啥的。代驾，做饭，收纳整理，日常保洁，墙体打孔，跑腿，一个个滑下来，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语调高高扬起：专业陪诊服务！“这挺好，100块到400块一单。”他又找到一个新路子了，“这可以，我得研究一下。”他说。

今天，缅甸突发7.9级地震，周边的震感都很强烈。云南震撼强烈，甚至西安都有震感。

云南瑞丽隔缅甸很近，人们纷纷跑出建筑躲避地震。

而旁边的泰国，虽然不在震中，但震感也很强烈。我问了在清迈的朋友，他们也说震感强烈。

而离震中一千多公里的曼谷，一座在建的摩天大楼，在地震中摇摇晃晃轰然倒塌。

目前已经造成1死43人失踪。因为是中铁十局承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在里面，为他们祈福。

这种大楼轰然倒塌的场面不是侧翻，而像911时的双子塔，也像爆破拆除大楼这种原地崩塌。

要知道即使512地震时，成都离震中那么近，也没有一座高楼倒塌。

为什么曼谷的楼会倒塌呢？要知道曼谷不在地震带上，地质构造也很稳定。

曼谷所在的中部平原地区主要为较有弹性的粘土层，下面是平均厚度约550米的沉积层，550米之下才是坚硬的岩石。这种地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地震波。

那为什么这样的万佛保佑之地，还会把高楼震塌呢？

倒的这栋楼是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承建商还是中铁十局，去年已经成功封顶。

而目前是在装玻璃幕墙的时候。

没想到，一场发生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会把这座大楼震塌。

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主楼高137米，结构形式为“核心筒+无梁楼板”。核心筒采用滑模施工技术，无梁楼板采用抬模安装工艺，外架采用爬架施工工艺。

2021年美国佛罗里达有个公寓楼塌了就是用无梁楼板。

无梁楼板听起来有点像无良楼板啊，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把板支撑在柱子上，不设置梁，使板面荷载直接由板传递至柱，再由柱传至基础。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空间利用率高，没有横梁，增加室内高度。空间开阔通透，施工简便，美观实用。

缺点就是，对材料的要求比较高，而且没有梁导致延展性比较差。抗震性能较弱。

这一次这栋楼塌，更加大了对无梁楼板设计的担忧。

还有一点，不知道这座大楼的阻尼器有没有安装。阻尼器就是大楼为了抗震和抵御风荷载而安装的。

只不过有的是在主体施工后期安装，有的是在装饰装修前安装，有的是在设备安装阶段安装。

不知道这座大楼这时有没有安装？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是中铁十局的项目。基建狂魔的实力有目共睹，修这样一座大楼应该不至于扛不住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

很多泰国人会质疑工程质量问题，这就要泰国政府去调查了。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还是结构设计的问题。三十层楼不用横梁，核心筒+无梁楼板的设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不过万幸的是这座楼还没有投入使用，要是全部投入使用，里面住满了人办公办事人员，那要是那时候塌，这伤亡可就堪比911了。

这还是距离震中一千多公里的曼谷，不知道震中的情况有多惨烈。缅甸现在很落后，又发生7.9级地震，想想512震中的惨状，还是要为地震灾区的缅甸百姓祈福。

3月28日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将依法对长和公司的港口交易进行审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消息是以国家市监总局接受香港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采访的方式发布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反映出国家市监总局对此前香港《大公报》连续3篇评论文章的“认可”。

由此，虽然合规性审查尚未开始，但人们已经可以明确窥见官方对李嘉诚卖港口交易的态度。

由于目前尚无中国大陆企业公开表达对长和公司港口业务的竞买意向，再考虑到巴拿马方与美国大概率会设法阻挠长和公司把相关港口卖给中国大陆企业，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官方期望的局面：

由李嘉诚的长和公司继续持有相关港口码头，既不卖给美国贝莱德财团，也不卖给其他中资公司。

此次国家市监总局出面表态，表明官方在与长和公司接洽后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因此在犹豫权衡多日后终于下定决心要介入阻止这笔交易。用官方的话来说，这是维护中资公司（长和公司）的权益，避免其被美方霸权打压而不得不出售港口。

鉴于国家市监总局已正式出面，长和公司卖港口的交易实际上已没有转圜余地：

要么，长和公司强行推动交易，这意味着彻底与中国决裂；

要么，长和公司无限期搁置交易，直到与中国监官方达成一致。

很显然，李嘉诚的长和还没有彻底与中国决裂的打算，从理性层面判断也不具备这样的底气。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这笔交易要黄了。

我们不清楚长和公司与贝莱德财团此前协议的具体条款，但涉及如此大笔资金的交易，临时反悔不卖大概率是要触发违约条款，是要赔钱的。

更进一步，由于长和公司持有的巴拿马两个港口当前已经面临巴拿马政府的审查压力，如交易告吹，日子肯定会更加难过，会承受更多更长久的损失。

不过，相比李嘉诚与长和公司所受的经济损失，还有一方所受的影响会更巨大，更深远。

全世界的资本都会由此得出结论：

一家香港公司所受到的政府监管和一家中国大陆公司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作为海岛，香港每年都会经受台风考验

对于自由贸易港香港来说，这将是其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转折。

约113公里长的黄浦江上有18条隧道。代驾赵伟还未能从中找到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转机在一个月前出现。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时至次日清晨5时，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允许电动车试通行。这是上海第一条专门、合规开放给非机动车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员统计，每晚从两岸穿越的电动车数量在1400到1600辆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代驾，剩下是外卖员、地铁维修工、结束加班的职员。他们链接着2487万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断生长的需求。

他们自身朴素的需要，却常常湮没在飞驰之中。当车轮下的路程越来越长，车轮上的人们，始终等待着那条真正看见、接纳他们的通道。

开放前后的隧道浦东入口。 冯蕊 摄

01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厢。在这里，深夜总是静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电动车一辆挨一辆排了数十米长。不时有记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间，举着手机直播、采访。

28岁的骑手陶水排在队伍的首位。当三四个话筒围拢过来，他有种说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个跨江的。”陶水强调，“不罚款的那种。”

去年12月，他在送货时违规穿越复兴东路隧道，被罚了50元，而一笔跨江订单的配送费不到40元钱。这般经历，此前在骑手中是常态。

晚11点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离，信号灯变成绿色。

三十余辆电动车，如同被唤醒的鱼群瞬间涌向入口。口哨一声接一声响起。‍

“慢一点、慢一点！”交警焦急地劝导，“（限速）15公里，都开慢一点啊。”

此刻在浦东入口，刘飞第一个开着电动车进入隧道。“很宽敞、很空旷。”在没有汽车的两条道路上，他尝试放下速度、自由地骑行。

从这周开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来浦东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担心多聊两分钟而错过9点半的末班轮渡。

隧道开通的当晚，根据官方统计，电动车过江由西向东247辆，由东向西242辆。

22:45，开始搭设路障。

22:55，最后一辆出租车通过。

23：00，隧道准时向电动车开启。 冯蕊 摄

消息很快在网络扩散，更多人闻讯赶来。

2月17日，在陆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点前来体验。他打转许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鲜，效率高多了。”他骑小电驴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钟内跨过黄浦江，以往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

3月8日，代驾杜宇跑单后骑到隧道。张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张起来，“是查电动车的吗？”他骑过去轻声询问。

“你可以走。”对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这才松口气。他曾因“违法”感到忧心，只跟着代驾的老师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过几回。

3月22日，管理人员张阳已经熟练地指挥通行。

他紧紧盯着前方，每驶入一辆电动车，都要划动一次计数器。一个多月来，他看着手里的数字从每晚250、500跳动到近800。‍

“对面的情况差不多。”张阳感慨，“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卖和跑代驾的晓得。”

早上5点前，张阳都要守在这里。他的脚边放着一只保温杯，陪他熬过整夜。

17岁的李伟儿每晚骑电动车从学校回家。 冯蕊 摄

管理人员歇息喝水。 冯蕊 摄

02

数字背后的车轮，链接着一座城市的运转。

晚上11点半，地铁检修工人张景刚刚上班。此时在各大地铁站，列车陆续停止运转、回到车库检查。在庞大的设备系统中，每个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张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换掉它们，减小地铁出现故障的概率。15年间，公司的检修网络覆盖到全部517座车站，张景往返过其中近300个站点。

深夜的道路上，同样传递着紧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刚到上海，便成为外卖骑手。一些平台开放了“全城配送”的业务，骑手分为“专送”与“众包”。与“专送”不同，陶水作为众包骑手，没有平台与范围的限制，能够在全市自由抢单。

他送货的距离逐渐从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时长却从60分钟削减到35分钟。保温箱里原先是麻辣烫、螺蛳粉，现在一半空间给了相机、衣服、汽车配件。他经常遇见，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苏州家里，才发现钥匙和身份证遗落在了陆家嘴的办公室。

按照陶水的说法，尽管轮渡停航后，系统不再自动给骑手派发跨江业务，但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订单的形式，出现在“抢单大厅”中。一些单子标注着“商家配送”，实则也是店主寻找骑手服务。

承担风险的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过，深夜跨江的订单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费就能涨到普通单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动抢下了生意。

周五晚上，浦东一家餐厅仍在营业。 冯蕊 摄

在路口等待的代驾。 丁立洁 摄

交际与消费的欲望，也从白昼蔓延至黑夜。

赵伟在四年前干起代驾的兼职。每晚8点，从工厂下班的他换上马甲，开启接单页面。

他在两家平台上切换账号。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经跑了2119单。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对方从不提自己的职业，永远在打电话，谈论“明天去哪应酬”；他曾在深夜12点的农村见证过商业谈判的酒局，在没有路灯的村庄迷失方向，被5只野狗追逐。他看见“酒驾入刑”后，一些公司老板哪怕离家只有两公里，也不敢冒风险侥幸开车；很多时候，他甚至见不到乘客，越来越多人不再亲自去取维修、购买的车辆，赶在夜晚4s店歇业前选择了代驾。

只要赵伟没关页面，系统就会自动匹配订单。在90%的夜晚，他都被算法甩到了黄浦江的对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后的人们挤在延长营业到凌晨的饭店、酒吧。

此时，陆家嘴的灯光并未休止。从事IT行业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点下班，每个月，他总有一两天加班到十点之后。他觉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这是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锅店的职员在晚11点刚刚结束忙碌，准备骑车返回对岸家中。她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一阵暖风吹过，空气中散发出牛油的气味。

23时，隧道浦东入口的商圈逐渐寂静。 冯蕊 摄

03

随着城市越转越快，新的需求出现在规划以外。

张景记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随着轨道交通与桥梁建设，轮渡公司开始出现营收的难题。2015年后，黄浦江上最后一条通宵航线退出历史。

一段时间里，清晨4点下班的张景就蹲在站点外的马路牙子，等到5点半之后第一班地铁开放。后来他决定骑着两轮车通行。

赵伟刚入行时，每晚都有往返于浦东、浦西之间的“夜宵公交”。凌晨两点的那一班上几乎全是代驾，走道里堆满了折叠的电动车。

2022年初，上海修订了公共汽车的乘坐规定，指出代驾车的锂电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隐患。公交司机不再允许代驾携带电动车搭乘。

从那之后，赵伟看见灰色营运的“打捞车”出现。一过凌晨，在浦东外环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钟、二十分钟有一辆“金杯”“全顺”品牌的面包车经过。瞄到代驾师傅，车主摇下车窗喊道：“要去哪里啊？一人只要25到30。”

车上的座位已经拆除，车厢后半段安装了铁架放置电动车。最拥挤的时候，赵伟和所有人贴在一起，不敢动一下脚尖。尽管如此，经过彻夜工作，许多人都能站在这里睡上好觉。

这些车辆往往出没在陆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车拉满人要一到两个小时。等到四、五点天色渐亮，它们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这座城市，留给电动车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条轮渡路线和3座大桥。

夜晚在杨家渡渡口的船上，有许多等待过江的电动车。 冯蕊 摄

有几回，加班后的余崇光骑到杨家渡渡口时，22时30分的末班船已经开走。他只得把电动车留在公司打车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桥路渡口，一位刚下班的职员骑行5公里，赶上了23时40分，黄浦江上最后一班渡船。他的电动车只剩下1%的电量。下船的地点离家还有5公里，他不敢把电动车仍在原地，半小时后，他加价到60元，等来一辆货拉拉。

深夜配送时，系统给陶水的时长仍然按照轮渡计算，不会向顾客收取骑手绕路的费用。陶水考虑，有“超时”和“差评”的出现，他会被扣分、扣款；而通过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钟。

他计算过，违规穿越隧道，被罚的概率只有5%，这些单子的收入远远抵消了这笔罚金。

在一些代驾平台上，赵伟直到坐上对方的汽车，才能看到终点。在“客户至上”的规则里，他很难有拒绝的权利：代驾主动取消订单，会被平台判定为“有责销单”，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驾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账号自动取缔。

他试过当面向客户请求。“老板您好，”他顿了顿，放低语气，“我是兼职做代驾的，第二天要上班，这个时间到浦东，我是回不去的。”

有时对面会爽朗地按下撤销。另一些时候，对方直接拒绝，或是醉酒发了脾气。赵伟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接着跑单。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东市区时，已是凌晨时分。

最早一班轮渡将在5点开放，三座大桥距离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开着导航往家的方向骑，隧道成了必经的跨江路径。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段。 冯蕊 摄

04

当时离赵伟最近的便是复兴东路隧道。抵达入口时，他犹豫了许久。

赵伟明白，隧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其实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在国家的安全规范里，长度大于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个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发生安全事故。

何况隧道下坡铺着凹凸不平的减速带，还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仅仅两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辆代驾车的轮子。代驾电动车比一般的电动车要轻，一旦车轮陷入，车上的人几乎都会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骑车入隧”成了无奈的决定。

赵伟打开头盔上的爆闪灯，能够在黑暗中提醒汽车避让。隧道下层有条废弃的摩托车道，他紧贴着最右侧的路沿向前骑行。

骑到中途时，赵伟突然感受到一阵大风扑来，吹得电动车身剧烈摇晃。有辆汽车正从他一米外的距离驶过。

“嘟——”听到汽车的喇叭声，赵伟越来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码，恨不得立刻驶离出口。

事后他对自己的冒险后悔不已。代驾平台有专门负责司机管理的部门，出了安全事故，会有司机拍摄视频、照片发在部门群聊里。

他时常看见，群里有骑电动车摔成骨折、受伤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时发生的事故。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种事情哪天会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

在路口等待隧道开启的电动车。 冯蕊 摄

何况在他的行业，“出事”更意味着失业的风险。

赵伟看到，不少代驾在平台上报事故、申请保险。没过多久，账号被封禁、管控。事故严重的人，容易背着“不安全”的标记，很难再重新步入这行。

他们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发生。赵伟每次摔跤后，就去卫生中心买药回来擦下伤口。撞到其他车，他会自己掏些钱赔偿。他从没联系过司管部门，在手机里设好提醒事项，“今天一定要戴护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说，“我把手机定位在你的手机录入一下吧。”

赵伟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去往城市的哪个角落。“我害怕出事，没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担心，他变了语气，“开玩笑的”。

杜宇同样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视频。他曾经在通过减速带时，差一点就摔了跤。回想起来，他始终感到不安。

他开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抢顺风车的单子通过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块钱，后半夜不到十元。

两三个月后，他“真的不舍得”花这笔钱，下定决心，“骑吧，只能骑。”他骑了20公里绕到最早开放的渡口，等着4:40第一班船。这样一来，下船后他还能骑到热闹的市区继续接单。

后来他发现，每天0点到3点之间，许多隧道要养护，这时会有一条车道封起来，摆上反光筒、反光锥。遇见代驾经过，作业的工人往往靠在一边，让出一条路来。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时撞见了交管人员。

杜宇感到害怕，他听说过有深夜执法抓到了代驾，罚款从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员朝他喊了一声。紧接着补充，“注意安全！”他劝道，穿越隧道很危险，下次不要这样了。

“好。”杜宇舒了口气。

23时后，路障的一部分打开。 丁立洁 摄

05

在更长的人生里，赵伟也在等待路的出现。

16岁前，他在大山里长大，愿望是成为军人。当时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写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没过一礼拜，却被抹掉替换成了“张伟”。他第一次觉得看不到未来，从大山跑了出来。

17岁的大年三十，他坐着火车来到上海，那节车厢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车工厂上班，认识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儿无法就读上海的初中，妻子辞职陪她回老家念书。他又成了一个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间，赵伟时常感到孤独，还有一种越发沉重的担子。他想让时间走得更快。

有一天，赵伟在抖音上刷到代驾的视频。看到行业正值鼎盛时期，他想要试试。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充满干劲。每个晚上，只要出去跑单都会有两三百元的收入，一个月挣的钱。刚好能抵上孩子的开销。

但变化逐渐在行业发生。赵伟居住的镇里，代驾数量从40、50增长到200多个。好几个晚上他出去等单，最后面对着页面里“0”的数字。

赵伟却不敢停下车轮。他说，每天一睁开眼，总会想怎么样才能多赚一点。他说，手头上有点积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轮渡上的人们与甲板外的城市。 冯蕊 摄

与赵伟不同，陶水曾觉得生活有很多条路。

高考失败后，他从老家徐州去广东谋生。有商家做活动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铺了张垫子，睡了整整两晚。

后来他数不清自己干过哪些活，有搬运工、保安、群演，还卖过手机壳。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仓库，企图抓住电商的风口，结果没挣三个月的钱就欠了一身债。他去剪了头，来上海“从头开始”。

刚到城市时，他从火车站、陆家嘴一路骑到了迪士尼，又到兰州、武汉各地打转。这份没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让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钱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干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医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没有单位缴纳的保险，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检查。

治疗与饮食的限制，让陶水周游各地的旅行计划搁浅，他从医院回家后，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仍然需要那丝微小的保障。

然而，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显现。

杜宇说，大家没有公开表达过通行的需求。“我们去说的话，是不会有人受理的。”他笃定，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爱反映问题。“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会被当作一个负面的典型处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账号，把生活中没有说出的苦恼、控诉放在了网络上。粉丝很快就涨到1万。

这和他在横店做群演时的感受完全不同，当时他演了一个路人甲，走来走去、没有一句台词，“没人看见、记得这个角色。”陶水说，自己始终没有忘记。

开放前后的隧道出口，多了路障的维护。 冯蕊 摄

06

直到转机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

今年2月，杜宇无意间刷到新闻，“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将开放电动车通行。”

他第一反应是，“假新闻吧？”此前他听过类似的风声，那是一条有着上下两层的隧道。他去入口看过许多次，双层都还是汽车在飞驰。

真正到了现场，他有一种“安心”的感受。

隧道开放以来，他已经骑行了十多次。比起其他隧道，这里的上层坡度要更缓一些，长度比下层短了一千米左右。

他惊讶地发现，在隧道的浦西出口，绿化带的一段被打开放上黄色的隔离栏，改造成一条非机动车道。交警值守在那里看护着最后一段红绿灯。

杜宇和陶水坦承，在这条隧道以外，城市里仍有许多被阻断的跨江通道等待打通。“隧道承接的主要是右半边的区域，其余地方还是打断的。尤其在浦江镇、周浦那一块儿，有许多跨江的需求。”杜宇说。

信号灯随着隧道开启发生改变。 丁立洁 摄

但看见才能成为改变的起点。

在家休息时，陶水接受到平台的入职邀请，这是一个有社保的配送岗位。

陶水犹豫后选择了拒绝，他已经习惯问自己，下一站要去哪里。在做出选择以前，他又奔忙起来。“像我们这种人，一天工作五个小时算是很长的休息。”

赵伟开始思考人生新的可能。他说，在车轮上，他看到了一个流水线以外更大的世界。

去年底，有客户在下车时突然问他，“能不能留个电话？”他说自己是做产品的，赵伟性格随和，和人沟通起来很舒服，“我需要这样的业务人员。”

赵伟也有顾虑，变化对37岁的他而言“没那么容易”。他还想再干一段时间的代驾。深夜的骑行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现实的焦虑被抛在脑后，他仿佛又回到了大山里那段自由、年轻的时光。

杜宇仍然记得六年前的决定。一个朋友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干了四年外卖，从早到晚跑，终于攒钱买了房子。和杜宇在短视频里看到的财富神话不同，那是一段普通人坚持下来得到回报的故事。

杜宇却因此受到触动，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在越转越快的世界里，他始终相信那些最笨拙却最踏实的通道。他想继续骑下去。

(文中受访者除赵伟外均为化名）

急了

此刻，我刚从东航的航班上走下来。虽然是来南京带队美食之旅这么开心的事，但乘坐MU航班，心情还是很复杂的。

不，我并不格外担心东航的航班安全性，一点儿也没有担心，要不然我这么怕死不可能拿自己小命来冒险。在我看来，虽然这家航司的飞机出过惨重的事故，但我“大体上”知道事故原因，不是来自体系或流程方面的风险，那就不需要额外的担心。

然而，因为没有详实可靠的调查结论，我终究是不能确认的。由此，每一位将旅程和生命托付给东航的乘客也同样无法真正的安心。

3月21日，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着，每年快到时间了都会留意着有没有调查报告发出来。前年，去年，都等到了一份虽然敷衍但至少正式的通报。

这也是航空事故调查的国际标准和中国法规要求：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规定，航空事故调查必须尽量在12个月之内发布最终报告，如果不能在12个月之内完成，必须在每个事发周年日发布一份临时声明。

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有同样的要求，对于未能形成最终报告的航空事故，应当在事件周年日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情况。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不管是查不出来还是查出来了不想公开，你至少每年都要介绍一下进展，敷衍一下公众和受害者家属。

敷衍一下，非常重要。这意味着虽然你因为种种原因不想公开或者不能公开调查结论，但起码还是守规矩的，是有底线的，意味着上百个受害者家庭没有被彻底遗忘，没有被完全忽视。

如果连敷衍一下都不愿意，装都不装了，那就真是摆明了要耍赖。

对于民航这样在万米高空承载亿万旅客生命的系统来说，容许耍赖，是要出大问题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发布真相，是对家属的告慰，是对法规的尊重，更是重建公众对民航信心的唯一途径。

中国版《最后一课》

在从社媒消失许久后，真名于力的司马南传来消息，北京市税务局以偷税名义处罚了他，补缴税款加罚款逾900万元。税局的通稿是无感情的行政文本，似乎努力给此事定性为公事公办，可风闻此事的网友仍将其视作一个强烈信号：司马南完了。‍‍‍‍‍‍‍‍‍‍‍‍‍‍‍‍‍‍‍‍‍‍‍‍‍‍‍‍‍‍‍‍‍‍‍‍‍

整整一天，网络的空气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即使那些最中立的自由派人士，也展露了笑颜，好像在庆祝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司马南“确实倒掉”的好消息。一个人的倒霉能为无数人带去欢乐，从人神共愤到普天同庆，司马南做到了。‍‍‍‍‍‍‍‍‍‍‍‍‍‍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做派中，针对网红人物的查税，往往是一种被包装成经济惩戒的遏制手段。使用税务稽查的名义，实质上就是为了脱敏。用偷税的名义查办司马南，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将其从舆论场移除、解除其影响力的和缓方式。‍‍‍‍‍‍‍‍‍‍‍‍‍‍‍‍‍‍‍‍‍‍‍‍‍‍‍

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税局说查到司马南偷税，是大数据侦测的结果，那为何大数据偏偏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司马南偷税持续好几年，在他风头正健时为何不见大数据立功？所以，只以偷税角度谈论此事，而不牵涉其他，要么是拿衣无要么是诡辩。‍‍‍‍‍‍‍‍‍‍‍‍‍‍‍‍‍‍‍‍‍‍‍‍

司马南似乎还在挣扎，间接递话给媒体，说万一能再复出，就讲讲他是如何偷税的——避谈因言招致的雷霆，仍在税上偷换概念，打转求取回环余地，渴求不被封杀之心昭然若揭。而偷税污点能否就此钉死司马南，将其逐出舆论场，并不好说。‍‍‍‍‍‍‍‍‍‍‍‍‍‍‍‍‍‍‍‍‍‍‍‍

人们愿意相信，用偷税来黑化司马南，是他被切割、被放弃的一种明证。不管这种推断是否成立，如果存在着一个使用司马南影响力的人，那对这样的人来说，司马南确实是一个负资产，不再有必要的舆论价值，就连商业价值都在“出血”。

司马南的舆论价值为负，不是自由派臆想出来的，而是被舆论场景反复证明的现实。不管司马南参与主题清单上的什么话题，他都会被奚落与耻笑——这种场面早已固化，这让那些在他身上寄托任何舆论人设的想法，都变得不可能，像是自取其辱，‍‍‍

司马南的确在某个阶段成为压制民企叙事的舆论主力，但正因为得计太久，以致于想要改变民企的文宣口径，都变得困难，都必须搬开司马南这个人。如若查税司马南有深层考虑，原因不一定是民企的地位更高了，而是他妨碍了文宣的灵活性。‍‍‍‍‍‍‍‍‍‍‍

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司马南有可能早已察觉他作为舆论棋子，已经制造的僵局。至少从他直播胖东来、大唐不夜城等动作就可推测，司马南似乎也在努力变更赛道。但作为初代时政网红，他的直播主转身并不顺利，其扮相乃至被门槛绊倒常被笑话。‍‍‍‍‍‍

司马南的舆论价值与商业价值是二位一体的，但对他的主流评价，早已经合并了蔑视、耻笑与侮辱三个面向。在这种对冲之下，司马南想要再去扮演引导舆论的角色，肯定踢到全面抵制的钢板，有心引导而无能实现，经营商业模式却又颓相毕露。‍‍‍‍

以舆论价值谋取商业收益，一手托两边，司马南曾有游刃有余的时候，但现在显然不能。他每一次发言总能引发比“舆论引导”更大规模的哈哈大笑，其舆论价值流失到无法止损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沾染司马南同样会被带入流沙中，谁还会继续捧他？‍‍‍‍‍‍‍‍‍‍‍‍‍‍‍‍‍‍‍‍‍

偷税查办900万，司马南从此将背上一个更直接的污名标签，而这个偷税标签直接与“不爱国”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南再难以爱国者自居，也再难据此敷衍出更多的宣传立场。没有偷税前，尚可一辩；偷税身份坐实，就不干净了，爱国立场也会被污染。‍‍‍‍‍‍‍‍‍‍‍‍‍‍‍‍‍

舆论价值归零且为负分，商业价值则因舆论价值负向而掏空基础。但凡再与司马南沾边的商业品牌，将落得个与偷税分子同流合污的风评——相信有基本判断的品牌商家，即使有立场倾向，只怕也要算算划不划算，钱不分左右，但也不会扔水里。

至于说，交了900万之后，司马南是不是就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从宽”，假以时日，不难见到真章。如果真要忤逆风向到这个地步，司马南未被彻底放弃，对他个人当然是好事，可社会评价将继续此前的差评指向与恶评模式，哄堂大笑将继续越过他，直奔目标。

一

司马南及其企业因为偷税，被罚900多万元。

想了挺久，还是简单复盘一下司马南老师吧，从专业的角度，说点实在话。

这件事，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要依法依规，这毋庸置疑。

其次还有一点，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司马南老师近两年来真的表现一般，他自证太多、防守太多了，完全陷入了“自证清白的泥淖”。

“夹头”的事也解释，“反美工作、在美生活”的事也解释，北京的住址也解释，结果反而被人说他公布的北京地址是个公厕。

他的工作是什么？咬人，就是瞅准哪个宫女可以欺负，拖出来掌嘴。

这种工作，应该以攻为守，或者说只攻不守的啊！棍子还需要防守么，打就是了呗。

发现没有，最厉害的斗犬，都是只攻不守的。此处只是纯打比方，没有任何贬损、不尊重的意思。

二

只攻不守，本来是这些博主最厉害的本事。

那些攻击欲超强的主播大V们，端着粪勺，想往哪儿往哪儿泼，怎么泼都有很多人叫好。

押沙龙就曾讲了这种情况，你辩解你就输了：

“充满戾气的言论，隐隐有某种政治正确的优势。当你反驳那些言论的时候，莫名地就有点心虚气短。

“比如对方要是给你扣了个帽子，你第一反应是先给自己摘帽子：‘我那句话并不是说…..而是说……’，‘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好像对方已经占住了理。”

鲁迅说的，“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

前几年，司马南老师就是这样攻城掠地的，骂作家，骂医生，对方解释得清吗？解释不清的。

越是三观领域的事，越是常识的事，就越解释不清。这些罪名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只要帽子一扣，你就脏了。看客只要看杀头，杀谁无所谓的。

三

然而一切的转折就发生在，司马南老师希望更高大的人设。

类似于光明使者、爱国斗士、半个国师那种吧。

于是就要去维护，想着防守。这样一来攻守之势异也，当初那种猛冲猛打、咬死不松口的劲头就没了，开始护锅。

近两年来，司马南老师完全陷入了护锅的防守泥淖中。

这太难了，他是一个三十多年的资深网红，而且我看报道才忽然意识到，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三十多年，得留下多少痕迹，得多少破事，这防线得多长？

再说了，互联网这些年尺度变动多大，很多事在当年并不是问题，现在成了大问题。我发现如今连女生穿瑜伽裤都成了礼教大防了。

司马南老师就一处一处退守，顾此失彼。

先咬定没有一边反美一边买房，然后说买了个“小房子”；先说自己是北京居民，然后公布的地址被指是个公厕。

孙子兵法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反观司马南老师的很多小同行，要什么人设？明白人谁不知道他们是土贼、小地痞，但是哪里妨碍他们打人。

就问棍子需要什么人设？脏了又怎么样，洗洗还能用呗！

四

回头来看，很多具体的事，司马南老师根本不用解释的。

喜欢或不喜欢他的阵营都非常牢固。不喜欢他的人，无论怎么都不会喜欢他；爱他的人，无论他怎么都会爱他，你看现在还爱呢。

跟他夹头不夹头、是不是“反美工作、在美生活”，压根没关系。

比如我大伯，一位退休警察，50年代生人，之前老说司马南不错。

后来突然转变，说司马南怎么骂起莫言来了，不是好东西。他心里有条朴素的认知红线——历史上，但凡对作家上纲上线扣帽子的都是坏人。

你看，和司马南到底夹头不夹头根本无关。

解释什么呢，爱的人不会增加爱，恨的人不会减少恨。你解释来解释去，反而平白造了些舆情出来，破坏安定祥和。

你是打人的，不是没事来造舆情的对吧。

一个棍子都需要人设，也太矫情了吧，记住你的本职工作好不好。

五

哪怕现在，司马南老师还在解释，发长截图。

他这波解释，单枪匹马一下唱衰了三个赛道。

第一个当然是咬人赛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mcn赛道。也就是包装博主们的经纪公司。

司马南老师说，是因为mcn公司没交税，连累了自己。

mcn就很尴尬了，怎么最后关头还被全力扣一锅呢？

有点像三国里，诈降的蔡和要被周瑜斩了，最后时刻居然大叫一声：“甘宁、阚泽亦曾与谋！”甩锅兄弟。

甘宁听了气不气呢，赚钱的时候说我是橙卡，出了事我是背锅侠对吧。

第三个是新闻赛道。你没听错，司马南老师最后还意外唱衰了新闻行业。

税务的处罚公布后，红星新闻记者张炎良去采访司马南老师。后者用语音信息回答了很多，包括说错在mcn等。

记者回去吭哧吭哧写稿，写到一半，司马南老师自己把采访聊天全部截图发出来了。

记者懵逼了，这稿子还写不写。

只好郁闷地发了圈：报道未出，已被广泛报道，为业界开辟新路径，不得不服。

有个评论对此说得好：“司马南被查的流量也必须属于司马南。”

从这里看出来，新闻赛道真的很尴尬了，哪怕红星新闻，算做得挺好的，都不小心被人搞成捧哏了。

张雪峰说新闻没用了的含金量还在增加。

六

归根结底，别解释。

当年莫言、张文宏被乱咬的时候，解释什么了。

挺想给司马南老师送本莫言的书，《不被大风吹倒》。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古人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是绝望时产生的，并召唤着我们重整旗鼓，奋勇前进。

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它打倒。

司马南老师要看了书就会明白，这种人不好打倒的，石头一样坚硬、沉默，你没事打他做什么呢。

希望司马南老师自己以后也不会被大风吹倒。

司马南偷税被罚，让朋友圈整整热闹了两天，几乎是“忽闻官军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但有一个极有趣的细节似乎被忽视了。

司马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低头认罪，诚恳检讨”，在聊天记录里来了这么一句：“当天就缴了（罚款）”，“3月18日中午11点左右缴了第1笔，3月19日下午3点10分缴了第2笔”。

网络流传的司马南回应内容（图/网络）

900多万，仅用了一天多时间便缴全了。

因此，当3月21日税务部门公布“司马南偷税案件处理情况”时，也用了5个字：已全部入库。

司马南这么痛快的缴清罚款，固然是存着“大事化小”的心思，但归根到底，还是有钱啊。

这年头，身家上亿的人或许有不少，但现金流如此宽松，能随随便便拿出900多万活钱的，又能有几个人？

还有一个细节是，从聊天记录看，司马南与媒体记者聊天的状态相当放松，甚至有点油嘴滑舌的意思。我知道有人看不惯司马南这调调，认为他死猪不怕开水烫，但这很可能真的误解司马南了，最合理的解释是：900多万罚款

根本没有让司马南伤筋动骨，因此他才如此云淡风轻。

这点钱，才哪跟哪啊？

还千万别嘴硬，罚你9万多元，看你还笑得出来，还有调戏记者的心情？钱包决定心理素质，这和价值观高低没有半毛钱关系。

司马南刚刚东窗事发时，朋友圈里有人调侃他是不是正在打包行李准备跑路，这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啊，你们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啊，除了抽几包好烟，喝几瓶好酒，是真的没见过钱啊，因此也无法共情司马南。

900多万，对司马南也就是倚马可待的事，至于跑路吗？还不知道司马南心里怎么嘲笑我们的穷酸样儿。

说到这里，我们知识分子也得有些自省精神，别整天就知道嘲笑司马南他们：人家靠着骂资本家，跃升为资本家；我们这些捍卫资本家的，却快沦落为底层。

看到司马南被罚后，不少人在公开场合极尽嘲讽之能事，私下里还是在小群里咕哝：知道他们这些人有钱，但不知道这么有钱。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这两天，网上出来不少所谓起底文章，细节倒是很多，又是MCN，又是四月网，又是饶谨什么的，有些人甚至被司马南绕了进去，研究MCN究竟有没有帮司马南代扣税。

司马南为何从反气功大V，切换入反资本与爱国赛道，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十几年前，又有多少人预料到这个赛道会金钱永不眠，比纳斯达克的走势还

要妖娆？又有多少人会预料到年轻人会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只能说，司马南赌赢了。

在司马南这些人看来，21世纪最有前途的文化产业，就是他们正在干的大事业。

司马南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当然是“粉丝供养”。他在全网粉丝据说超过5000万（司马南自称7200万），流量分成、知识付费、粉丝打赏……TO C这一块的业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也无话可说。

我犯嘀咕的是“TO B”这部分，也就是从企业里究竟搞了多少钱。

司马南商业帝国的最辉煌一战恐怕是联想事件。此役过后，不知道多少民营企业束手听命，送上岁币。

我当然很想骂这些企业没出息，但事到临头，谁又不是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思。

曾几何时，在舆论监督市场，司马南恐怕足可与“3·15”分庭抗礼。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啊，一年到头也就是能和企业吃上几顿饭，觥筹交错之间，大骂司马南倒是很痛快，企业的朋友们的附和当然也是真诚的。但附和归附和，这些反资本黑嘴，恐怕就不是两顿饭可以安抚的。

想到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帮闲文人，司马南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座上宾，真是悲从心来啊。

企业怕司马南们，就像司马南怕税务部门一样，这叫“降维攻击”。

我这些话可能是太酸了，翻篇翻篇了。

这些年，有关部门一直号召打击“低级红”，效果当然是有的，但司马南们的顽强也是超过了小强。

为什么？我们可以重温下《资本论》的名言：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司马南之恶有很多，但有一点往往被我们忽视：正是司马南的财运亨通，给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易于复制一本万利的商业模式。

史称：司马南模式。

从这个意义而言，查税司马南对那些后来者们当然是一种震慑，但只要这个商业模式依然有效，利润率依然惊人，那么结果不过是：罚了司马南，还有后来人。

有理想的年轻人甚至会如是想，司马南的倒台，给他们的上位提供了机会，一岁一枯荣，新人换旧人，不是更说明阶层上升通道没有关闭，更证明这条赛道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当然，司马南不会甘心就这么让出他的商业领袖地位，这么一条百年一遇的赛道，怎么能说让就让。

在上述那个由司马南单方面发表的媒体采访中，司马南两次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如果我还有能在网上发声的机会，我会掰开揉碎，仔细地讲一讲我是如何成为可耻的偷税者的。

如果我还在网上能够发声的话，我希望给我一个检讨自己的机会……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近日，百度副总千金“开盒”素人，引发网络争议。副总道歉、百度声明，没能平息事态。是网络的“仇童”情绪爆发，还是触及了隐私权保护的红线？

01

谢总的道歉太松弛

3月17日，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发布微信朋友圈，为13岁的女儿“郑重道歉”并“求放过”。具体内容见图：

谢总千金犯的事是“开盒”，又称“挂人”。媒体报道如下：多名网友发帖称，一名微博网友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饭圈“开盒”素人。3月上旬，其参与对一名孕妇网友的开盒网暴，同多人一起曝光对方工作单位并私信其丈夫进行辱骂，而根据该网友自己所发的微博信息，她疑似为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儿。

即便谢总千金是晒了老爹的工资单暴露了身份，媒体报道还得加个“疑似”，如履薄冰的谨慎跃然纸上。毕竟谢总父女的名誉权、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一字之差说不定就成了隐私权官司的被告了。

对照媒体的报道可知，谢总千金“情绪失控”疑似有些日子了，且疑似是多次。事情的性质也比较严重。法律人士给出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还有《刑法》第253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当然，讨论事件的定性不是为了为难小朋友，有未成年人保护加持，也没法为难。或许就是因为没难度，谢总的道歉才能如此松弛。

谢家千金“开盒”是在平台社区干的，谢总的道歉却是在朋友圈，道歉的对象还是是“受影响的朋友”。“被开盒”的受害者疑似不在谢总高贵的朋友圈里，所以连个公开道歉都不配吗？还要特别强调自家闺女“承受了远超年龄的压力和伤害”，这怨谁呢？还得怨令千金疑似远超年龄的IT能力吧。因谢总IT企业高管的身份，引发大量质疑。

百度随即公开声明，开盒信息并非源自百度，而是来自海外的非法数据库。这应该是可信的。还特意指出网络流传当事人承认家长给自己数据库的截图不实。

百度声明的内容应该是可信的。这种粉圈骂战的狗血事件，肯定不会是企业行为。

谢总把数据库给自家闺女的网谣剧情也是“一眼假”。就算他有这么高的权限，也不至于为了宠女儿拿出百度用户数据库的大杀器。何况13岁的饭圈小女王，就是真给了，疑似不会用。

所以，这事多半和百度的数据库无关。但是，这还是没能解开事件的关键谜题——谢千金是怎么得到这些隐私数据的？哪怕是神秘的“海外非法数据库”，也不可能是人工智能自动操作的，总得有IT人士的技术力加持。可是，这怎么查得清呢？这年头谁不认识几个“程序猿”呢？

02 

普通人的隐私权，法定不值钱

这事百分之九十九不了了之，无人负责。百度肯定没责任，谢总算是打扰了圈内高朋的责任，说声“对不起”就翻篇了。谢家千金更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她“承担了远超年龄的压力和伤害”，不追究责任就是谢家大度。

个人信息泄露、被恐吓电话连番骚扰的孕妇一家，疑似白挨骂了。

有网友说，不能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受害人发起对监护人的民事诉讼要求赔偿。道理是对的，但现实很骨感。查一查我国隐私权侵权案的赔偿记录，就会惊讶地发现，普通人的隐私权不值钱。名人隐私权的侵权赔偿，动辄几十万、上百万。

可普通人的隐私权侵权，能获赔万八千就不错了。万八千还得是情节极其恶劣的那种。比如网上可以查到的情侣分手后公开传播“不雅照”的案子有好几起，传到海外不良网站的赔了一万八，国内传播的赔五千，朋友圈传播的就只赔一千多。按照这样的标准，谢家千金“开盒”的受害人真要告谢总，能赔多少？顶天就是千八百，以谢总22万月薪的收入，真不算个事。

名人隐私权比金子还贵、普通人的隐私权贱如如草芥，不是法官的失误，而是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国的隐私权侵权赔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财产损失赔偿，即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财产性的损害。二是精神损害赔偿。名人的隐私权可以带来很多收益，可以折算成很多钱，普通人算不出仨瓜两枣。这部分普通人肯定和名人比不了。那精神损害呢？名人也好，普通人也罢，“精神”总是平等的吧。可是，多年的司法实践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精神特别不值钱，三五万顶天了。

聊胜于无的赔偿机制，造成了普通人隐私权被侵犯后没有拿起法律武器追责的动力。受害者没有追责的动力，侵权者就无所顾忌。贩卖个人信息就是个公开存在的“黑产”。远的就不说了，单说饭圈的开盒、挂人、肉搜，隔三差五就有，根本不算事。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隐私保护的现实。如果你是个名人、圈内人，你的隐私是种权利，层层叠甲，还自带反伤属性。即便是身负舆论监督职责的媒体，也必须郑重对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冒犯。如果你是个普通人，那就不一样了。你的隐私不是“权”，而是一种负担。摊上事了，就自认倒霉吧。

03 

是“仇童”，还是仇司法不公

这次事件因肇事者家庭背景敏感，闹得沸沸扬扬，也算是揭开了隐私权保护乏力的盖子。

百度的声明、谢总的圈内道歉，没能平息舆论，还有很多疑点有待澄清。到底“开盒”的信息是怎么流入未成年人手中，“个人信息黑产”的操盘手到底是谁，互联网个人隐私的保护应该如何落到实处，都需要一个说法。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隐私权侵权赔偿制度显失公平，变相鼓励了对普通人的隐私权肆无忌惮的侵犯。

对明显不合理、不公平的侵权赔偿标准，也曾有改革的建议。曾有法律人士建议引入国外的惩罚性赔偿，加大赔偿力度。反对者提出已经在赔偿标准中把“情节的恶劣程度”纳入其中了，就不必再搞惩罚性赔偿了。反驳非常有力，却改变不了赔偿无力的现实。在这类侵权问题上，我国的司法理念就是重罚不重赔。触及刑事的红线，公权力重拳出击处罚。民事领域的赔偿，罚酒三杯。本质上就是重公权、轻民权的设计思路。

所以，谢家千金开盒这种公权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侵权了，就只剩下罚酒三杯。网上舆论的不平，反而成了“仇童”的罪过。“仇童”的确不好，可是在这类事件中，法律不能有效帮助受害者获得补偿，舆论能没情绪吗？这是“仇童”，还是仇司法不公，值得深思。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再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达，来形容每一个普通人在网络上的行为印记了。

尤其是在过去近10天，由百度副总裁之女“开盒”事件带来的漫长讨论，让所有人再次意识到，隐私信息被公开传播，是多么轻易的一件事。

如今，“开盒”不再是个需要被过多解释的词语。它从对虚拟主播的“人肉搜索”，蔓延至对普通路人的无差别攻击。如同一颗干腐的石榴，在公共空间里突然爆炸，带着霉菌的孢子随机散落在无辜者身上，想抖落它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个人信息近乎裸奔的年代，无人能从“隐私战争”中幸免。

“信不信我能马上找到你？”

没人想到，一场“猎巫行动”缘起于13岁的未成年女孩。

3月12日，有博主发布微博记述韩国偶像张元英看秀当天往返，并将其称作“魔鬼行程”。这句话引起了一名网友的异议：“12小时的飞行又不是她自己开飞机，头等舱睡觉不要太舒服啊，还魔鬼行程，真是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微博用户@妳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以下简称“眼眸”） 是引发风波的核心人物，她是张元英的粉丝。“眼眸”将这名网友的姓名、电话、住址、工作恶意曝光，诅咒、威胁、谩骂也紧随其后。

被“眼眸”盯上有很多种方法，觉得张元英不累只是其中之一。

元歌是一名在上海的大学生，她仅仅是因为声援被“开盒”的人，就卷入其中。3月15日中午，她打开微博好友圈，发现一个很少和自己互动的用户正在一条接一条地发微博。“母猪”“站街”“死婊子”……各种侮辱性的词汇，赤裸地被拼贴在那人发布的十几条内容里。

恶意一直指向同一个ID——被“开盒”的孕妇受害者，那个觉得张元英不累的人。元歌点进对方帖子中携带的词条，发现恶意始于3月12日。三天时间内，网友们“已经骂了几万条”，包括对其腹中孩子的诅咒。最热的一条帖子，有33万点赞量。

恶意不止于流量。个人信息被曝光的同时，孕妇受害者本人和亲朋好友陆续接到了骚扰电话和辱骂短信，甚至有人前往她的工作单位蹲守。

元歌看不下去了。她编辑了一条“张元英粉丝给素人孕妇道歉”的微博，并附上一些暴力言论的内容截图，发送。很快她发现，辱骂孕妇的那些ID，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私信不停涌入各种谩骂，还有人让她给被网暴的孕妇“出奶粉钱和避孕套钱”。

元歌为孕妇受害者鸣不平

一个微博账号——根据内容被很多人认定为“眼眸”的另一个账号——在微博群里公开了元歌的手机号。元歌是开盒受害者中，被开出信息最少的一位，仅仅只有手机号。这甚至让加害者“有些失望”。“眼眸”没有找到太多用来攻击的点，就不断发出其他女孩的照片，再圈元歌账号骂一句脏话，说她们长得一样丑。

不止一位“开盒”受害者告诉《凤凰周刊》，在粉圈，粉丝群体之间骂战、互相“开盒”非常常见，有人形容是，“稀松平常”“就像一个一个盒飞出了天窗。”

在“眼眸”的父亲，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后来的致歉朋友圈中，他将骂战概括为“女儿在网上与人争执”。但这种“争执”不仅发生在3月12日后的那些天。有人发现，自己在更早之前就被“眼眸”开盒。

2024年底，因喜欢《名侦探柯南》里的某个角色，白杨在微博上与迷恋不同角色的网友起了争执。这在二次元圈子中很常见，白杨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转折发生在某天夜里。当两个群组的成员因一张图的抄袭问题吵红眼之后，白杨和几位同阵营的网友，进到了对方的一个QQ群中试图理论。

在200多人的群中，一个群等级较高的女孩，“说话很凶”。白杨看不惯，多怼了几句。“信不信我能马上找到你？”对面警告道。这个攻击性较强的女孩，自称家里很有钱，在国外留学，透露着优越感。

“说我们一辈子都赶不上她等这种没有什么营养的垃圾话。”看对方说话阴阳怪气，且频繁提到在国外的生活，白杨骂了句“崇洋媚外”。

事情从这里开始失控。差不多两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户籍归属地等信息，被发布到QQ群中。是一个小号干的。通过比对和自己骂战的国外留学女生的QQ空间，白杨发现，两个账号为同一个人。

她同样收到了无数条侮辱性消息，话术都差不多，包括对白杨喜欢的角色起黑称，用侮辱性词汇对她进行打击。当时正值卫生巾丑闻频发的阶段，白杨被骂“劣质卫生巾用多了”，不少人还围绕“月经“对她进行了羞辱。

成百上千条攻击性的言论随后又从QQ号转移到微博。“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挺害怕了，但是还在嘴硬，跟她又这样吵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我就把微博账号注销掉了。”当手机在当天夜里不断弹出验证码信息时，白杨陷入恐慌。十多分钟后，她选择了关机。

那场骂战，被“开盒”后挂出个人信息的，还有5人。白杨联系过那些受害者，其中一个女孩照片被P成黄图甚至遗照，“和坟地P在一起”。

几天之后，白杨以为风波已过，重新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没想到，很快就被当初伤害她的小号再次圈出来辱骂。“原来她还在盯着，好像24小时在线。”

维权之难

白杨曾想找出盯着她的“眼眸”。

她尝试翻阅多个疑似对方账号的帖文和照片，凭借抽烟、出入酒吧、嘴唇打孔及外貌特征的整体形象，推测那是一位喜欢二次元和娱乐明星，爱穿超短JK裙的18至20岁成年女性。

对方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爱争吵。“有时一天发十几二十条跟人互怼的动态，总之是一个脾气很凶很小太妹的形象。”白杨总结。

因此，当她从上热搜的新闻里得知“眼眸”只有13岁，白杨产生了颇多疑惑。“现在的账号大多数都是实名制的，而且后面不是说她还未成年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微博账号？”

她震惊自己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居然如此透明。在被伤害的最初，白杨甚至想过用对方的开盒方式报复回去，但扒不到对方的信息。

白杨也是在这之后才了解到，除了自己和认识的人之外，被“眼眸”开盒的还有很多，“集中爆发是在2023年和2024年，都是在这个圈子里，跟我们有共同爱好的人。”白杨还得知，有一段时间，“眼眸”每天会随机抽取一个人进行身份信息的曝光。

对很多受害者来说，维权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是巨大的，甚至大于被开盒的影响。

以白杨为例，对方知道她住哪个街道，在哪个学校上学，她担心激起对方“更激烈的下一步反应”。“比如说到我住的地方去找我，或者是到我家里面去找我父母等等，我是比较害怕的。”联想到事发一周后，她曾在学校收到一个没有注明地址的空包裹，白杨怀疑，那可能是来自对方的一个警告。

另一位受害者玥玥，甚至在一开始都没想过维权，她觉得光是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就已经“心力交瘁”，需要不断看手机，没法集中精神去做别的事。

玥玥了解到大部分被开盒的人，最终都不了了之。她分析，开盒这个事情，如果没有造成特别大伤害的情况，可能是不好告的，而且如果后续造成了损失，无法追责。直到现在，她都还在犹豫是否要报警。

也有较真的人。小可是“开盒风波”早期就站出来发声的受害者之一，3月18日，她已向其所在地派出所报警。

小可还向律师咨询过起诉。她得知，起诉的困难在于获知被告的身份信息：“眼眸”身在加拿大且未成年，起诉其监护人也需得到其身份证号。而想要取得其父谢广军的身份证号，需要先起诉微博平台泄露信息，时间可能得几个月，全权律师费大概5000元以上，最终大概只能得到轻飘飘的道歉。

小可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得到一个她认为“好的结果”，她后续不会再在互联网上留下自己的实名信息，“如果开盒零成本，没有相应的部门处置这些人，是否在鼓励我们都成为开盒者？还有很多APP要我们的实名信息，是为了方便我们被开吗？”

和小可一样，元歌不想让被开盒就这样过去了。

她是维权者中收到较好结果的一位。她的哥哥是一名律师，事发后，有指导她先做公证，保留证据，之后再向警方报案。沿着这样的行事步骤，元歌的维权起效了。在派出所，警方当着她的面，给所有对她攻击性最严重的账号所有者打去了电话。

也是那时，元歌才得知，攻击她的人几乎都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大的刚过完24岁生日，最小的13岁，即将要读中专。

截至3月18日，有8位微博用户在自己账号上发布了写给元歌的道歉信。对于这些人，元歌不打算继续追究，“希望她们是真心悔改，也希望所有受害者都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得到应有的道歉。”

报警后，元歌收到的手写道歉信

她还找到6个同样因声援那位被网暴的孕妇而被开盒的人，建起一个微信群，并表示会和几位群友寻找更多的受害者，及开盒者违法的各项证据，之后联名起诉。

让元歌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在网络世界肆无忌惮的人，在接到她从派出所打去的质问电话后，“一个个都吓死了，说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

平台信任危机

一直以来，围绕开盒事件被广泛关注的，是“眼眸”的父亲百度副总裁的身份。

起初，公众将信息的泄露指向百度，源自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眼眸”承认家长给她数据库的截图。而那张打了马赛克、月薪近22万元的收入证明，则加热了网友对此的讨论。

受害者中也的确有人因此忌惮，比如白杨。她的感受是，“眼眸”作为一个未成年在外国的公民，可以那么快取得信息，再加上得知她父亲的身份后，她感到“细思极恐”。

“眼眸”开盒出来的信息非常详细，八字、星盘、结婚证，连月经期都能扒出来，这让受害者元歌也觉得“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开出来的，所以大家才会怀疑她的信息是不是爸爸给的。”

百度在3月19日发布的声明中称此内容为不实信息，但并未澄清截图内容是否为“眼眸”本人发布。

公告称，百度内部实施了数据的匿名化、假名化处理；数据存储和管理实行严格隔离和权限分离，任何职级的员工及高管均无权限触碰用户数据；百度安全部门反复调取了相关日志，并查验当事人权限。结果表明，开盒信息并非源自百度。

但一纸公告似乎并未完全平息公众对百度的质疑。在互联网平台上，许多网友留言中，都表达了把保护信息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平台的担忧。

3 月 20 日下午，百度再次针对事件调查过程及结果进行现场说明，百度安全负责人陈洋表示，确认开盒信息并非从百度泄露，排除谢广军泄露嫌疑，其女儿透露“开盒”渠道，是通过海外搜索路径很进入社工库。

某社工库平台提供的“服务项目”

以及，针对此前网上流传的“当事人承认家长给她数据库”信息内容不实，事实为博主收到家人红包后，在平台晒出红包截图，博主回复“我家长给的”，本意是想说明红包的来源，与“开盒”无关，事件发生后的大量传播信息均为不实。

“过去几天，因为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我们发现这个社工库今天(20 日)早上暂停了这个结果也是保护了一些人。”陈洋表示。

事实上，从2016年“魏则西事件”开始，百度的公共形象就蒙上一层阴影。过去十年里，伴随着舆论争议中的虚假广告、竞价排名、贴吧诈骗信息，再到近期的开盒风波，百度似乎总置身于公众对平台的信任危机中。

百度公司上一次表达对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关切，是在2019年。

当年8月，新华社曾发表一篇题为《记者“卧底”骚扰电话源头企业，内幕触目惊心》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拨打骚扰电话的电话营销团队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掌握的列有公民详细个人信息的名单资料，就来自百度等一些知名互联网企业。一名知情的推销员称，点开百度页面广告中的推广信息后，用户的个人信息就可能流入相关公司的数据池中。

报道发出的第二天，百度发布声明表示“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信息属于法律禁止行为，百度坚决抵制这种行为，也绝不会开展此类业务”。

更早之前，在信息安全方面，CEO的一次演讲，也曾让百度被“主动”卷入争议话题。

2018年3月26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彦宏在这一论坛发言时提及数据与隐私的关系，称“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并强调百度在数据使用上遵循“用户受益且自愿”的原则。

后来，这段发言的观点被简化为“中国人愿用隐私换便利”“中国人不在乎隐私”，引发公众批评。半年后，全国人大公布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一并列入第一类项目立法项目。

对于公司或平台来说，舆论风口的讨论迟早会过去。但对至今还陷在开盒事件中的受害者们来说，影响的余波未平。

作为一开始就站出来的受害者，小可一直在积极推进维权，一边报警，争取立案，一边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她所在的受害者群内，大家也都在彼此帮忙收集证据。

“对我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公开道歉，公司、学校开除相关涉事者并将其行为记录在案，推动法律整治开盒乱象，”小可说，“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诉求。

裸奔的隐私，隐秘的灰产

对更多的普通人而言，开盒事件是一次警醒，这并非只是局限在饭圈或小众文化里的现象。百度的声明，将个人隐私泄露的罪魁祸首明确指向了一个词——“社工库”。

“社工库”全称为“社会工程学数据库”。简单来讲，就是网络黑客将泄露的用户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然后集中归档的数据库。如果说开盒是某种攻击手段，那么社工库，就是开盒者的武器箱和“买凶”服务平台。

《凤凰周刊》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中搜集到多个社工库“服务商”。根据其广告宣传，客户能通过他们，了解公民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通话记录、定位轨迹、家庭成员、微信好友、银行存款等方方面面的“用户画像”。

只要一个信息，就能在社工库查到你在互联网上的所有痕迹

在或长或短的服务列表明细中，支付几百元至几千元的价格，再等候1至3天的时间，就能获得对应量级的个人隐私信息——而最基础的电话号码、地址等信息，甚至免费就能获取。

服务商之间还会卷价格、卷数据时效性、卷信息渠道。“我们是刑侦的系统”“全球社工库”，一家“老牌实力平台”这样自我介绍。

事实上，社工库的存在，和其背后衍生出的信息交易黑色产业链，并非新鲜事物。市场隐秘而庞大。

2018年，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犯罪嫌疑人利用搭建社工库实施犯罪的刑事案件。该案判决书显示，当事人所搭建的社工库包含84亿余条公民个人信息。公诉机关的指控称，根据该社工库的文件夹分类，这84亿余条信息包括某品牌酒店入住者身份、某市中小学学籍、某省图书馆等。

该案当事人使用其搭建的社工库提供付费查询服务。经审理查明，该社工库被查获时，成功查询次数共计1316471次。该案被告人被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除了利用黑客技术盗取的来自快递、外卖、酒店等各大平台数据，社工库的信息来源还可能是拥有某些系统数据权限的“内鬼”。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秦旭东留意到，近年来，开盒逐渐从信息曝光演变为“人肉搜索＋系统性暴力”的结合体，“法律貌似完备，但现实不容乐观，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

“各种市场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网络平台和宾馆酒店等行业，由于合规的要求严苛，特别是落实各种实名制要求，都倾向于多收集个人信息。而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一是为了方便管理，二是只重视所谓安全而忽视权利保护，更是习惯性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秦旭东认为，前者在监管和风控压力下，一般都有加强信息保护的动力；而后者不仅动力不足，技术和投入也往往比市场主体差，更关键的是它掌握的个人信息更敏感、更繁杂。

3月20日，央视《新闻 1+1》 针对“开盒挂人”的报道中提及，根据《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规定，涉及未成年人违法开盒，如果未成年人的年龄很小，即使不用去承担刑事责任，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将由监护人来承担。

回到这场事件的主人公“眼眸”身上，开盒风波延续至今，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曾短暂回避，但关于她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在短短数天之后被陌生人扒了出来。就像她曾对别人做的那样。

（文中小可、白杨、玥玥、元歌为化名）_

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布“网络大V”偷税漏税案件处理情况。经查，2019年到2023年间，司马南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缴个税、增值税等税费共462.43万，名下的影视策划中心少缴企业所得税75.32万元。

根据相关法律，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对司马南及其实控企业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罚款共计926.94万元，已全部入库。

网上一直有个说法，观察“民营经济”，可以把司马南看成一个风向标：什么时候他被查，就说明“经济环境”会好转。现在，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多一点信心。

这个所谓“风向标”，当然很主观，但也并非完全没道理。长期以来，司马南在网上扮演“反美斗士”的形象，经常攻击民营企业家。攻击一些企业家，甚至涉嫌影响了对方名誉权和影响企业经营；但是，因为其总是高调标榜“爱国”“反资本”“正义斗士”，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占有某种先天性政治正确。所以，尽管媒体和法律界对司马南一直有批评，他却能一直“不倒”。

这是一种舆论现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攻击”与“标榜”都可能成为流量生意。司马南自己做节目，常有惊人之语，因而有了大量流量和补贴、广告和带货收入，而且还代言过一些产品。因为他做的太多事情有违常识逻辑但又招摇过市，反感他的网友甚至发起抵制他的呼吁，也没有什么结果。不久前，司马南还代言某酒类品牌；因其在美国旅行时被电梯“夹头”，网友戏谑称，白酒在“清香”“浓香”“酱香”之外，还有“夹香”。

现在，他偷税漏税被坐实，自己一手打造的所谓“正义”形象，当然会面临坍塌的风险。

喜欢他的人许多是低收入者，认为司马南是在“为穷人代言”，现在他们也许需要认真思考：司马南偷税漏税超过500万，那他应该纳的税会更多；而他的总收入和“利润”，又有多少呢？

一位朋友感叹，司马南偷税漏税的数额，已经超过自己家庭总资产了。这让人感到讽刺，却也是某种现实：号称为穷人代言，其实不过是生意；他所贩卖的产品，就是他标榜的所谓“道德”和“正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流量就是可耻的。相反，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具有客观性，它只是代表了一种“关注度”，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值得追求的。

人们期待的是，流量应该是“真实”的，至少是“诚实”的。煽动和利用公众“仇富”的情绪，自己发财，并且偷税漏税，则是可耻的。

从逻辑上看，司马南的所谓“塌房”，并不意外。一个到处挥舞道德和正义大棒鞭挞别人的人，其目的往往是可疑的。长期以来，他挟持所谓“群众意愿”，行走在违法的边缘，但平台也没有对其采取措施，这可能也给他造成一种幻觉，以为自己是“例外”，甚至享有某种互联网上的“特权”。

税务部门依法办案，对司马南偷税漏税进行查处，其实是在昌明一个基本道理：在中国，守法经营应该受到保护；而偷税漏税这等违法行为，不管头上拥有怎样的光环，都应该受到查处。诚实守法经营的人，应该得到保护，这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税务部门的执法，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但还应该有一些合理的逻辑追问：在很多视频中，司马南都宣称自己是“无偿”的，一直打造自己“公义”的形象，这些视频内容是否涉嫌编造？对于一个这样的人，平台是否应该做进一步处理？

或许人们还应该进一步反思，司马南是如何一步步“做大的”？司马南的一些发言和视频，明显有造谣嫌疑，也不乏用户举报，长期以来，他为何总能安然无恙呢？实际上，司马南的言行不仅破坏市场，对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扭曲。对一个商人来说，诚实经营、纳税就是“爱国”，因为他在创造就业机会。

司马南偷税漏税，只要补缴税款和罚款就算接受了处罚。人们必须认识到，这同时也是一种“人格破产”。

面对繁重的工作，当代打工人习惯于自嘲为“牛马”。牛马的苦，还没吃完，一些年轻人又争相当起了“二牛马”。

“大牛马”们把自己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外包给“二牛马”，用少量的金钱节约时间，缓一口气，还能尝尝逆袭当甲方的滋味。而“二牛马”们，竞争上岗，恨不得比对待本职工作还认真，随叫随到，24小时待命。

“大牛马”和“二牛马”之间，除了工作，很少有其他瓜葛，二者之间互不打探，绝不越界，但在某程度上又在并肩作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随时待命的“二牛马”

周五下午，是李远风一周中效率最低的时刻。尽管领导刚布置了一份策划，但他秉承着“能拖就拖”的原则，在工位上对着还没开头的文档发呆，龟速码字。眼睛还不时瞄着屏幕角落的时间，静静等着下班。

突然，熟悉的头像跳进聊天列表，李远风的眼睛瞪圆，立刻坐直身体，心里想着“来活了”，一边对着一条条消息快速回复“收到”。几乎是收到任务的瞬间，李远风就打开资料开始梳理，“相当高效，我怕晚一点就不找我了”。

给李远风发消息的是他一位长期合作的“大牛马”，在本职工作以外，李远风已经给对方当“二牛马”将近两年的时间。对待本职工作，李远风通常选择能拖就拖，但对待“二牛马”的工作，从来都是及时响应，从不拖延。

所谓“大牛马”，就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包出去的人，就像租房时的二房东，一个房子可以层层转租，一份工作也同样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分享有关“二牛马”的工作经历。有人发帖高薪寻找长期“二牛马”，几乎每条“招聘”的帖子，下面都跟着上百条回复“随时待命”，还有人趁机卷起入行门槛：工作十年+，精通PPT。

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分享当“二牛马”和找“二牛马”的帖子。图 / 小红书截图

不止是国内，“二牛马”还有冲出国门，走向国际的趋势，有在国外打工的白领找国内懂英语的“二牛马”，在汇率的加持下，“二牛马”的薪资显得更加划算。

只要花很少的钱，每一个成为“大牛马”的打工人，都能自己做一次甲方或者老板。有时，“二牛马”的勤奋程度甚至会让“大牛马”也感到意外。谢一婷是一名新媒体运营，工作时，偶尔需要剪辑视频，但她的剪辑水平一般，呈现理想的效果往往需要边学边剪，时间花得多还收效甚微。有一次，她决定干脆把剪辑的工作外包出去，就花80元在网上找了一名剪辑师。对方凌晨四点交了初稿，她醒来后提了意见，没想到对方中午又改出一版，谢一婷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甚至没找到对方睡觉的时间，“好像一直在线”。

不过，很多时候，“二牛马”需要花上一段时间，仔细观察，才能确定自己“二牛马”的身份。

李远风的本职工作是营销相关，平时会接一些文案代写的“私活儿”，他能清晰地分辨出，有些工作是品牌直接对接的，收入可观，一份不到1000字的策划就能赚到1000多元。但这类工作并不连贯，写完一篇基本就结束了。

其中，有一个客户有点特别。起先，对方找李远风写了几篇行业相关的短稿。后来，任务来得越来越频繁，一篇短稿500元，一个月下来，李远风平均能赚到两千多元。往上翻过两人所有的聊天记录，清一色的分配任务——收到——交稿，绝不互相打探任何信息，仿佛有了某种默契。有一次，李远风在网上看到了自己代写的文章，再对比社交平台的各种蛛丝马迹，对上了——对方把一部分工作租给了他，“当上了二牛马”。

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李远风也渐渐描摹出了对方的画像——媒体从业者，工作特别忙，一个月能发十多篇稿子，还要配合组织各种活动。从工作性质来看，“二牛马”并不是个稳定工种，可李远风每个月都能从“大牛马”那里赚到两千多元，“可能是他不想太累吧，也不敢多问”。

“大牛马”和“二牛马”之间，除了工作，很少有其他瓜葛，两个人之间互不打探，绝不越界，但在某程度上又在并肩作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任务频率是“二牛马”们自认身份的重要信号。有人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副业经历，平时会帮别人写文案。但有个客户找她很频繁，一个月下来，就找了七八次，有时是写推文，偶尔还会写写演讲和汇报，每个月赚的钱，零零碎碎加起来，都能超过四位数。偶然一次刷到了她代写的文案，暗自猜测：好像成了别人的“二牛马”，承包了对方整月的文案输出工作。

“大牛马”可能偶尔摸鱼，但“二牛马”是永动机。在“二牛马”的上岗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学生，他们的时间充裕，对工作尚且报有清澈的好奇心和热情。对于打工人来说，大学生似乎也是最优质的“二牛马”人选：廉价，且态度积极。

王雨薇大二时曾当过“二牛马”，她学管理专业，课程里有金融相关的知识，但是很少有机会接触金融行业的工作。有一次，她偶然刷到一篇招线上助手的帖子，对方刚好是金融从业者，王雨薇立刻报名上岗，“没准儿能学到点什么”。

对方工作很忙，一些查资料和整理的机械劳动会分配给王雨薇。工作的那几天，王雨薇几乎随时待命，只要有任务发来，她就会停下手头的安排，立刻开始工作。不光查资料，王雨薇还会加入自己的理解总结整理好，但一小时只收20元——相当于只要一杯奶茶钱，自己就替对方完成了部分工作。

像创业一样做好“二牛马”

要想当好“二牛马”，就要拿出创业的心。对于老板来说，“二牛马”似乎比“大牛马”更加符合期待——拿出创业合伙人的精气神打工。

“二牛马”的前身，或许是打零工，接零活。李远风原本没有做副业的想法，有一次面试没通过，公司向他提出以外包的形式合作。这仿佛给李远风打开了新思路，给不同的品牌写策划相当于接触不同的领域：既能学到新东西，又能赚点外快，“简直双赢”。即便后来入职了新公司，李远风也依然接着各种文案类的零活。

长期做“二牛马”后，李远风仔细对比了自己作为“大牛马”和“二牛马”的不同，发现哪怕工作内容相似，从态度到效率也完全不同。

做本职工作时，面对甲方的各种修改要求，李远风时常抱怨，得经历几番自我说服才能完成。但做“二牛马”时，“大牛马”会把甲方的要求直接一键转发，本质上，李远风也是直面甲方，但这次却没有任何内耗，对待每个要求全部“收到，好滴”。

这种差异的背后似乎是安全感。一旦工作确定下来，就具有了稳定性，期间领导布置的任务，即便晚点完成，也不会丢了工作；但“二牛马”不同，做“二牛马”仿佛创业，每一单都要谨慎对待，否则客户随时会换人。

当“二牛马”，似乎真的有种自己当老板的错觉。做本职工作时，领导总是跟员工讲，“拿出合伙人的精气神打工”，每次听到此类论调，李远风都会在心里默默反驳：怎么可能，和合伙人拿的钱都不一样。可细细想来，在做“二牛马”的工作时，李远风仿佛变成了老板口中的“合伙人”，尽管拿的钱并没有变多，却对每一个任务投注了百分百的精力，把“干活儿”变成了自己的“创业”。

为了做好这个“创业项目”，李远风还曾尝试过运营个人IP。他开始全平台开放接单，在各个社交平台都打出代写文案的广告。李远风学习其他人的运营模式，定期发布作品和收款截图，“相当于一种背书，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牛马”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工作方式，把工作内容和职场环境剥离开来。有些做过“二牛马”的打工人发现，比起工作本身，更让人疲惫的其实是职场的人情世故。那些高喊过“讨厌工作”的人也惊觉：拿掉人际关系和同辈压力后，自己的工作也称得上是“神仙工作”。

去年年中，李浩离职了，开始在家靠利息生活。起先，利息尚且能够覆盖生活的大体开销，可渐渐地，存款利率越来越低，理财利率也降到了2%出头，很难维持生活。他开始在招聘软件中找各种兼职，有一个打工人找到他，让他帮忙做PPT，一次200元，李浩心里暗自盘算：“要是每周都有就好了”。

离职前，做PPT也是李浩的工作内容之一，可那时的他却总是对此感到疲惫。李浩开始拆解工作中真正令他厌烦的部分。他发现，最难的是无法避免的人际交往，尤其是和领导沟通，哪怕是合理的诉求，都很难开口。

李浩记忆最深的一幕发生在生日那天，那天已经过了六点，工作完成，按理来说他可以随时离开，可同事们没有一个下班。李浩深吸了几口气，一鼓作气，起身，他不敢抬头，但能清晰地感受到好几个同事抬头看向了他，挑战还没结束，李浩在几个同事的注视下走向主管办公室，艰难地开口，“不好意思，今天过生日，想请个假”。

但做了“二牛马”，这些烦心事都消失了，李浩只需要对接“大牛马”一个人，而且每次的流程非常简单，干活，交付，拿钱，“其他什么都不用想”。

“二牛马”这一工种的出现，感到解放的还有打工人。把一部分工作交给“二牛马”，不光能让打工人从过于繁重的工作中得到解脱，喘一口气。更重要的是，打工人还能暂时感受到身份切换带来的快乐——乙方做得太累，去“二牛马”那里做会儿甲方；领导的要求太多，情绪受挫，就分给“二牛马”，让“二牛马”来替自己痛苦。

谢一婷有时会把一些排版等机械工作外包出去。排版工作繁杂，往往做好第一版后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改，领导的意见又经常前后矛盾，谢一婷干脆一股脑都丢给“二牛马”。一份排版任务单价并不高，至多20元，但修改的次数却是无限的，有时候，谢一婷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甚至心怀愧疚，“在他们眼里，我应该也是个事多的甲方吧”。

几次下来，谢一婷甚至忽然有些共情老板了。她自我安慰：老板给她那么多前后反复的要求，可能因为老板的上面也有个事多的甲方吧。

“二牛马”的工作也难找了

做了一段时间的“二牛马”们渐渐发现，这行的竞争也变得激烈了，工作更卷了。

如果把“二牛马”看作是一种职业，那么它的晋升路径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客户群体，职业天花板就是自由职业者。有一段时间，李远风似乎真的靠给别人当“二牛马”无限接近收入稳定的自由职业者。

2023年底，行业不景气，李远风任职的公司订单不断减少，最后，整个公司都要转型，而且跨度很大，直接从营销行业转做餐饮。李远风只好离职，没多久，他搬回了老家，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一边稳定地给别人做“二牛马”，有时候一个月接的任务多，能赚到六七千元，“比工作时差不了太多”。在老家开销也很小，还不用租房，一个月下来，存下的钱甚至比工作时还要多。

李远风也曾尝试过找工作，可找了半年，发现如今开放的岗位少了很多，“根本找不到”，他索性把“二牛马”进行到底，他注意到上海的零工机会最多，干脆搬了过去，一边给别人做“二牛马”，一边找各种零工和外包工作，“收入似乎也能覆盖支出”。

生活一度很接近李远风理想中的景象。他喜欢尝试各种新领域，到上海后，他穿梭于各种零工之间，有时坐在商场门口数人头，统计进店人数；还偶尔假装展会的观众，帮主办方撑场面。对于李远风来说，这些都是新世界，再算上“二牛马”的收入，既能养活自己，生活还很有趣。

作为一个“二牛马”，原本只需要和人类竞争，如今似乎还要和AI抢饭碗。这几个月，找李远风写文案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了，原本稳定的“大牛马”也不再找他。他按照每个月的订单量一点点往前寻找原因，发现订单量减少的时间段刚好是DeepSeek出现的时候。李远风记得，刚做“二牛马”时，他和“大牛马”打探，发现对方找了很多“二牛马”，李远风凭借着高效优质完成任务才得以长期合作，“没想到如今要被AI取代了”。

很多全职做“二牛马”的人，也都开始挣扎着重回职场。郑海洋离职后也一直在做别人的“二牛马”，他替影视博主写解说，每个月写四篇，到手1200元，但只靠这笔收入，很难维持生活。郑海洋又入职了一家影院，他原本预想的是，影院工作很清闲，平时还能摸鱼写稿，工资再加上做“二牛马”的钱，也刚好够生活。可实际工作才发现，根本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赶上夜班，还要等午夜场放映结束后才能回家——很难腾出多余的精力。如今，郑海洋打算再重新找工作，“换个轻松点的工作，也能方便写稿”。

那些抱着学习想法的大学生也发现，做“二牛马”很难学到东西。王雨薇做“二牛马”时，每次接到任务都很好奇她手头的工作最终指向什么结果，她写的总结话语中，有些话为什么会被采用，有些又为什么被舍弃，“赚钱是次要的，主要想学到点真东西”。

王雨薇每次都会提问，可问了几次，最终“大牛马”直接回复：不用问这些，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大牛马”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王雨薇也发现对方很难抽空教自己，默默决定，“以后再也不做‘二牛马’了”。

如今，李远风光靠零工的收入，每月只能赚1000多元，很难覆盖在上海的开支，他开始有些焦虑。他从未想过再找那位“大牛马”要点活儿，心里还是默默地坚持两个人互不打扰的默契，“万一对方不用人了呢，还是别打扰了”。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