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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商业评论|捕鱼也别用绝户网
作者:杨乃悟
发表日期:2024.11.5
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主题归类:钓鱼执法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这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发布者叫朱厂长二手车,说的是他上班期间,来了一位湖北十堰的朋友。
这位身穿便衣的朋友,只身一人来到厂长店里,自称是湖北十堰东岳分局的警察叔叔。在没有皮肤,没有本地叔叔陪同,没有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出示了工作证件之后,要和朱厂长找个地方:
谈一谈。
这位自称叔叔的人告诉朱厂长,今年6月他售卖的一辆价值60万的保时捷,资金来源是诈骗款。并要求他赶紧把这60万吐出来:
你个人损失也好,单位损失也好,必须先退赔。
乃悟刚说去看看评论区,结果朱厂长的这则视频直接就人间蒸发了。
这不是一个孤例。
前不久,浙江绍兴的一位女网友,因为生意需要资金,她老公就出售了一块价值40万的手表。
当天晚上,他们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冻结方同样是来自湖北十堰市的东岳分局。
东岳分局的叔叔把两口子请到绍兴当地派出所茶叙,告知他们他们卖手表的40万是诈骗款,其丈夫现在是网逃,要求女网友向东岳分局转账40万,并善意提醒他们:
我们已经有了刑拘证。
无奈,女网友只能转账40万给东岳警方。
我算算哈,卡里冻了40万,转账给东岳的叔叔40万,表还没了,这是不是120万一共?关键老公还被拘了,虽然后来放了,但这会不会留下记录影响孩子考公?
记者联系十堰警方的工作人员,得到回复说暂不知情,后续联系。
接连不断的案件经过短视频平台发酵后,很多网友跑到十堰警方社交平台下不断骚扰。
当然,不是只有湖北十堰。今年2月,家住温州的张女士把自家劳力士放在网上售卖。
4个月后被人用14.8万买下。结果当天晚上,张女士就收到短信提醒,她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第二天,在老家派出所的协助下,张女士得知自己是被贵阳警方冻结的银行卡,自己还已经被网上追逃了。
在排除了嫌疑后,温州派出所向贵阳警方去函,建议对方取消刑事措施。面对兄弟单位的来函,贵阳警方没有理会。一直到张女士打了14万“赃款”到所谓的被害人家属账户后,她的网逃身份才被解除。
有专家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现在骗子的手法非常高明。他们直接把商家的银行卡号提供给被害人,让被害人把钱打到商家账户上,这样商家的银行卡会被第一时间冻结。
可是骗子这样做是图啥呢?
今年10月,重庆的周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卖了4台iPhone 16 pro,银行卡被武汉市江汉分局给冻结了。周先生称,警方明确告知他,这笔钱是受害者打给嫌疑人,再由嫌疑人再打给周先生的。
武汉警方还告诉周先生,让他等着钱被扣就行,至于手机,对方就管不了了。记者多次拨打武汉警方的电话,均被挂断。
按照这个逻辑,骗子是用这种方法把钱换成了难以被追踪的手机,这样就可以另行出售。
专家又出来提醒了,说各位商家一定要核实好买家身份。这怎么核实,又不是宋代,坏人脸上还刺着字。
而且现在骗子们明显发现了这个流程里面的漏洞,他们甚至更新了手段。
四川法院报报道,今年8月,小刘在闲鱼上卖了一台手机,收到了对方转来的1万块钱。
第二天,小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云南警方的电话,对方告知小刘,他收到的1万块涉嫌诈骗款,让他立刻把这1万块钱转到指定账户,否则立刻联系当地警方对小刘:
进行抓捕。
银行卡已经被冻结的小刘慌了神,正准备转账时,被成都当地警方阻止。
来自云南的电话到底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这到底是不是连环计,四川法院报最后也没说。
抓骗子是好事,但是也麻烦尽量分辨一下好坏人,乃悟相信叔叔们有这个能力。
一个月前,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判了一个案子,29名原告要求网易退钱。
这个案子星球写过,童敏原本是泸州一所学校校长,因为沉迷网游,诈骗了亲友们5000多万的巨款充入了网易的游戏里,最后跳江自杀。
亲友们理所当然认为这是诈骗,就将网易告上法院,希望能把这5000多万退回来,但他们败诉了。
你看,也是可以不冻账户的啊。
若特朗普当选,美国会“完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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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评论|老胡归来:续写双向奔赴的舆论孽缘
如果写内地的舆论史,哪怕带着激愤的观点,只怕也绕不过胡锡进这个人。这一点,一定会让写史的人沮丧,以为是向某个阶段,某些不那么光彩的时代特征让步。这种洁癖值得铭记,却也是侧记舆论场真相时,不得不自我说服的作者心态。
胡锡进以不可描述的原因,淡出舆论场近百日后,账号在千呼万唤中苏醒。于他而言,不知道是南柯一梦,还是漫长星途上的必要休眠。他账号重启的第一篇博文,写了京郊之变的闲笔杂感,甚或是晚年归隐的念头,颓唐之色不加掩饰。
相较于胡锡进归来时的沉郁,他的关注者——或者说阅听人——表现得异常兴奋,可谓奔走相告。这些群体的很多人,在他账号沉默期间,边谈论胡锡进的“离开”,又期盼着他的重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很有意思的舆论场景象。
看待胡锡进、尤其是流传的“老胡”“胡编”这两个名字时,看似亲切的称谓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可称之为“亵玩焉”的语气。与其说胡锡进是一名退役宣传员,不如说随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他越来越被当成一名表演家,一种被围观的论界活化石。
阅听胡锡进的那些人,很大比例不是他的同路人,反而是价值观相左的人群。如果查看这些人灵魂深处、脱壳而去的古早立场,只怕还泛着自由主义的底色。但这些人围聚在胡锡进周边,耳熏目染,两下关系围绕虐恋的主题而演化。
如果放在一个较长时间段看,充斥胡锡进与他那些真真假假的欣赏者之间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舆论场病症。胡锡进的存在,象征一种意见市场现状下的“基础病”。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而是齐聚的病友通过他向公屏投射了流行的病情。
最初,这些舆论场的病人之所以看向胡锡进,并非折服于他的观点,而是鄙夷他的立场。其后,受鄙夷动机驱使的这些人受制于某些匮乏,将调笑作为嬉游舆论场的手段,进一步贴近老胡。最终,他们在暴风骤雨般的自我厌弃中,“拥抱”了胡锡进。
胡锡进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变迁,明面上是信息供应剧变叠加舆论场生态恶化的结果,实际上反映在深层的心理上,则是后者挣扎于失败者的沮丧,沉浸于纵乐,下意识地维持舆论场的在场感。这是一种不死之死,是舆论修正主义的必然产物。
对胡锡进本人而言,他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环绕他的人。而那些持嬉笑、亵玩的态度,声称爱老胡的人,本质上是不爱自己的体现。这可能是舆论场中第一个“我爱他,却与他无关”的虐恋故事,展露的是比去价值观化更微妙的舆论子生态。
胡锡进为自己的言论表达打上了独特标记,概言之,其肯定X加否定Y再得出肯定X的路数,约等于1+另外一个1等于第一个1 的套路。就像是表演中可预测的折子戏,那些观众既轻视他所言,又习惯用这些言语制成他们亟需的白噪声。
若衡以新奇、深刻的标准,老胡所言悉数中庸、保守,谈不上太多的启发价值。但在宏观的坐标系上,老胡的墨守成规,因为言论背景的剧烈变动,有时竟然焕发显著的醒世与警示效用。这一点早已成为他观众所知,亦炼成后者的把玩心态。
在无法自拔的双向奔赴中,胡锡进与病态的观赏者构成了时针与分针的链接,而荡漾在二者之间的胡编语录,也能偶然地指向某种社会弊病,让观赏者发出“老胡也怒了”的哄然鼓噪。老胡越是做自己,赏玩者越是乐在其中,是谓药病同源也。
胡锡进劝进,服下这几剂药,就跟我们走罢;那些自视清高的围观者说,我服你胡药也不跟你走。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将胡锡进当作笑料的那些人,已然离不开他们的老胡。老胡避走舆论场,这些人抓耳挠腮,病情复发得很厉害。
老胡重出江湖,恢复言谈之功,不只是他个人的退有所养之需,也预示着通盘考虑。据此权衡,让老胡继续扮演老胡,谁能说不是洞察前述天机的明智之举呢?比起让这些病友或因涣散滋事,不若以老胡统领病友心神,维持无害化的治疗需求。
以今日之格局视之,老胡俨然已是舆论场的道德高地与良心支柱,流传朋友圈真假难辨的老胡语录,佐证这一象征的存在及扩散是现实而非臆想。归去来兮,胡锡进是否调整言说配方尚未可知,可那些嗷嗷待哺的围观者指嗓示意,喂药喂药,倒是真真切切。
为什么支持特朗普?钱就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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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商业评论|叮咚一下人就没了
阿涛年迈的母亲好几天联系不上自己的儿子了,她想到了同在北京的亲戚孙先生,让他到阿涛上班的地方去看看。
9月23日中午,孙先生到了阿涛租住的地址附近,但打不通他的电话。下午一点左右,他终于走进了阿涛的出租屋,屋里站着警察。他们询问了孙先生和阿涛的关系,然后告诉他:
人没了。
阿涛,河北人,今年42岁,生前是叮咚买菜丰台区长辛镇的库管员。加入叮咚买菜前,阿涛开过一家小粮油批发部,疫情时生意不好做,他就把店关了开始打零工。
2022年的除夕夜,阿涛正式成为了一名叮咚买菜的配送骑手。买电动车的800块钱,还是问孙先生借的。
因为有过盘货、库存管理等经验,阿涛很快从骑手干到仓管员,又从仓管员一路干到了店长。今年7月,阿涛觉得干店长工作压力太大,申请调到了长辛店,重新做起了仓管员。
去世前,阿涛曾向自己的店长请假。店长要求他再来上一天班,但阿涛表示自己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眼睛里全是血。
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阿涛在微信里向店长保证,让自己再缓一缓,只要能看见东西了就回去上班。
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晚,阿涛和店长进行了一次45秒的通话。而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阿涛被法医认定为猝死。因为并非刑事案件,没有死亡时间进行鉴定。家人们在把遗体火化后,想搞清楚阿涛最后的时间发生了什么。
当他们登录阿涛生前的企业微信和查找考勤记录时,APP弹出一句话:
账户已被禁用。
通过生前乘坐公交的记录、工资发放时间以及阿涛手机相册里的截图,家属们得知中秋节他连续上了三个夜班。从9月1号到9月17号,阿涛只休息了一天。
从23日被发现去世,叮咚买菜官方和阿涛工作的店里,没有一个人找他,也没有人联系家属。
9月29日,家属主动找到叮咚买菜。叮咚买菜告诉他们,阿涛是和第三方签署协议的外包员工,应该由第三方负责。最后还表示他们要下班了,让家属赶紧走,随后直接报了警。
而第三方则表示,从现有的证据看,和他们关系也不大,但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几万块钱。
星球这几年写过,像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外包雇佣,由于没有五险一金,在签订协议时,都会附带购买一份保险。外包公司告诉家属,阿涛这种情况走不了保险:
因为死亡时不在工作地点。
42岁的阿涛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家属们说自己没有讹钱的意思,但几万块钱的赔偿,连阿涛下葬以及鉴定的开支都不够。
这件事在经过媒体报道和舆论发酵后,叮咚买菜对外宣称,他们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介入此事。10月14日,家属们接到了来自叮咚买菜的电话。
这一次,叮咚态度好了不少。他们告诉家属,公司高度重视这件事,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汇集了公司各部门精英的智囊团,大家建议可以走工亡认定,但需要家属配合提交证据。他们已经联系好警方提供阿涛上班的监控,并且会督促第三方提交相关考勤资料。
但家属一方却对公司已经没有了信任,他们至今都无法打开阿涛的企业微信,也查看不到考勤记录。所谓的监控更是没有看到。
警方告诉他们,民事纠纷不属于警方管辖。其次,工亡的认定需要在阿涛离开工作地点48小时之内,但现在阿涛的遗体已经火化,家属从哪儿去找证据提交?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想要解决问题,应该是叮咚和第三方机构积极收集提交证据,给家属提供方案:
而不是在这里为难我们家属。
和阿涛签订协议的公司叫做云千斗。家属们表示,从工友处了解,北京地区叮咚仓管员几乎都是和这家公司签订的外包协议。
云千斗的母公司叫做杭州爱才人力资源。这是杭州的一家明星企业,浙商500强,曾多次接待领导视察。根据宣传,这家公司的客户还有京东、蔚来等等,是浙江省五星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乃悟看了一下阿涛和云千斗签订的协议,协议中反复强调,双方不构成任何劳动关系或类似关系,云千斗对阿涛的任何保险、福利、社保都不具有义务。
2021年,爱才人力资源获得了叮咚买菜供应商的两项大奖,分别是:
安心伙伴奖、卓越贡献奖。
阿涛生前工作的长辛店镇,一百年前是工人争取权利并取得胜利的地方。叮咚买菜的官方宣传里,有不少一线员工在抗洪、抗疫中坚守的文章。
在那些文章里,他们叫叮咚铁军,在那些文章外,他们该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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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寻呼机攻击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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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告诉我们,特朗普是可以被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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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特朗普当选,最大受益人可能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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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贺锦丽辩论,特朗普将咆哮着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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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时候加大对核武库的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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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导致民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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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妖魔化“川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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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将伤害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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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全球变局下,台湾中国研究的重构与新定位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粗暴而巧取的占领:六四维园家乡市集一记
「清除六四记忆,一方面依靠公权力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是公帑资助“民间”同乡会占领维园。」
陆松年
“安检,安检;收遮,收遮。打开包包,打开拉链,多谢合作。”
在6月4日下午,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天后入口处,工作人员在(山东)淄博烧烤味下,正忙著检查入场市民和游客的行囊,确保场内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和谐、喜庆、有秩序。
这是香港同乡社团在维园举行的第二届家乡市集嘉年华,也是连续两年有同乡社团在“敏感日子”占据敏感地方。在1990年-2019年期间,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悼念晚会,都有数以十万计人参与,令维多利亚公园成为“八九六四”其中一处最重要的公共悼念空间。在2020-2022年,在疫情、《港区国安法》及支联会解散(2021年)下,维园球场被封锁关闭,六四悼念烛光不再。
当2023年疫后“复常”,有三十年历史的六四悼念晚会并没有在维园复常,反而迎来一个歌舞升平的新活动——由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安排六千警力戒备、有超过200个摊位的庆回归26周年家乡市集嘉年华。主办方称,“刚好申请了那天,就批了”。
在今年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香港同乡社团又照板煮碗,继续租用维园足球场及草地举行家乡市集,横跨“六四”当天,以“平靓正”、“边行边食有show睇”作招徕。主办方重申,挑选日期并无特别考虑,又指“既然去年这个时间搞得不错,那今年就继续搞。”
连续两年举行的同乡会家乡市集,不乏可堪玩味之处:一方面是香港红色经济圈的某种展现,另一方面看到“民间”同乡会正参与清除六四记忆,标志著同乡社团在“后国安法”和“后选举”时代的角色转变。
香港47人案评论:基本法“违反”国安法?人民权力不会因宪政建立而消失
「道理为自己而写:人民之终极立法权,并不会因为宪政之建立而消除,这跟法律上赋予之权益或者法律权限没有关系。」
无住
(无住,法哲学学者)
苏格拉底在某处说过:一个身为牧养牛群的人,如果令到牛只数目减少,情况变坏,还不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牧牛人,他会觉得奇怪;而一个身为城邦领袖的人,如果令到公民数量减少、情况变坏,还不觉羞耻,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低能的城邦领袖,他会觉得更加奇怪。——色诺芬《追思录》
历经三年多,这场基于2020年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的大搜捕,终于在国安法庭的审判下,就著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判法庭裁决。结果在十六名被告中,只有李予信和刘伟聪无罪获释,其余的皆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不论律政司接续会否上诉得直,但至少这是香港《国安法》判刑史上首宗出现无罪释放的案例。
在一个封闭的国安法庭,全由指定法官组成,并在没有陪审团情况下进行审讯,想当然这不会是甚么公平的法治场所,甚至可理解成一场公开审判国家叛逆份子的表演,一如四十年前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判。但作为最受触目的政治审判,是次裁决结果不仅影响到大众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理念,或者《国安法》及其规范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更是直接波及到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想像。
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豪情壮语,“判我有罪吧,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历史终将判我无罪。”一时的法庭判决当然影响到被告人的命运,但作为政治审判,这是以法律技术掩饰了政治打压之暴力,以法庭大戏取代了政治理念在选举上的较量,因此审判结果无法矮化或取消抗争者当天参与行动之政治理念和价值。
「六四」三十五年,记忆的窄门
「在这里,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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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支持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漸弱到消失,香港已無法成為六四紀念的重要支點。無論身處何處,對這場運動的記憶,與紀念六四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在今年,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有一些定會被反覆提及的問題:過去的討論與紀念對不同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對六四的理解與認知是怎樣形成的? 哪些曾經被人們所忽視? 六四的發生與結局,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紀念六四成為罪行了嗎? 白紙運動後,這兩場公民行動被視為什麼樣的關係?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傳媒從過去八年關於六四的所有報導與評論中精選了一系列文章, 在這個頁面裏,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沈澱的回憶與紀念,以及 2019 年後,為了紀念六四還在持續的努力與抗爭。
關於六四的討論與省思,長期以來,集中在對運動過程的回溯與個人記憶的打撈。 這些保存歷史的努力,包括死難者的確認與名單整理,很多並非出自當年的學生領袖,而是來自當年其他的親歷者。 包括身亡學生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檔案中孤獨求索真相的教師,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證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嚴部隊士兵。
除了對運動過程本身的回溯,當時中國社會更大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較為開放的政治討論環境和政改呼聲之外,失控的物價和接近 20% 的通貨膨脹率,如何點燃了人們的不滿? 而在學生與知識份子被認作運動主角的主流敘事之外,工人與市民在其中是怎樣參與的? 他們的政治訴求與學生群體有何不同?
最後,六四運動被軍隊殘酷鎮壓,這個結局給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出動軍隊面對本國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暴露出嚴重問題。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權轉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場體制與貿易鏈條,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尋求績效合法性,來獲得國民的認同。
與此同時,知識群體與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十年代具備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被體制吸納與分化。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失去了進一步本土化的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民族主義,以探求新的解釋,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情緒從九十年代中期的興起。 中國政府以績效合法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穩體制為標誌的 「後天安門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
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並沒有持續太久的對華制裁,這也是中國可以順利發展經濟,並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美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六四鎮壓發生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暗中去信鄧小平,表態將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中唯一拒絕進行制裁,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 為什麼美日兩國當時會採取這樣的做法,背後分別有什麼樣的原因?
六四清場之後,眾多參與者面臨被捕或流亡的命運。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運的紛爭當中,有人選擇了一種「半隱居」的生活,在學術的路徑研究與關注中國的走向。 而留在國內的被捕人士,有人將自由作為一生的事業,也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三十年後回望六四,當上述複雜的背景和經過,往往只作為碎片式的畫面被展演與討論時,我們應該如何超越已顯僵化的論述,重新發現六四重要的社會運動價值,與當下的思潮和行動遙相呼應?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關注北京局勢的香港市民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也在此次遊行中宣布成立,此後 30 年,不間斷地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紀念六四。
當年,也有香港學生北上支援,整個八九學運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就有共約30名學生赴京支援。 亦有數十名香港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報導,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見證了軍隊從長安街的駛過,與槍響後倒下的市民。 還有一批台灣記者,專程在 6 月 4 日之後趕往中國,並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紀錄六四鎮壓發生後各地的情況。
八九之後,香港維園每年的燭光晚會,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連續性最強的六四紀念活動。 而香港被看作中國人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在 1997 年之後,更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思潮的興起也讓部分人質疑傳統的六四紀念對於香港自身的意義。 但是,六四記憶在香港的持續性,以及三十年來與本土的政治訴求和民間情緒的共振,成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運動啟蒙,也形成了有關香港自身的「記憶的政治」。
維園的六四集會,還是很多內地人接觸八九這段歷史的契機。 他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公開集會與政治表達的樣貌, 維園的人群與那些年香港的街頭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運一道,帶給他們過去的生活未見的影像,也讓很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
除了維園的集會與直接的政治表達,香港文藝界多年來也在持續創作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 有的是紀實類的影像,有的是對六四符號的再思考和創造。 人們採用雕塑、舞台、行為藝術、影片等各種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當代的社會氛圍和爭議——六四論述與記憶不僅僅是歷史,也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藝創作中多有體現。
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記憶維護就已面臨多方困境。 籌備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在 2014 年正式開展後,不久便被展館所屬大廈法團告上法庭,之後則經歷閉館、更換場所、被當局查封、最終轉移至網絡的命運。 傳媒界對於六四的報導,因中央政府對言論的愈發收緊,在香港也呈現出越來越政治敏感的態勢,集體回憶的承傳比以往更加艱難。 初中歷史課綱排除六四事件,在課堂講述這段歷史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窄。繼續以此前的方式紀念六四,是否將不再可能?
站在五年後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氣氛的波瀾起伏,不僅僅在反修例運動上。 當年 4 月,事關 2014 年雨傘運動的「佔中九子」宣判罪成,審判歷時79日,被稱為「世紀審判」, 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特意為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從多倫多飛回香港。
當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 2014 年以來的新高, 期間香港獨立樂隊、被稱為「六四樂隊」的 VIIV 演繹中國大陸獨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開場, 大會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廣場》為背景樂,大會指18萬人將維園球場擠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這天的維園場面,成為絕響。
五天後,反修例運動經百萬人遊行漫長開啟。 翌年支聯會再向警方申請維園作為六四紀念場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該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 經五年後,「紀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於法而宣於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為最後一場香港的公開紀念活動。
儘管公開集會被禁,2020 年逾萬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樣進入維園自發集會,現場曾高喊現在已經被禁止的運動口號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對於六四的論述和儀式看法曾出現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輕人和「大中華」民運人士對如何看待民主香港與民主中國的關係產生差異, 而至 2020 年,六四紀念延續的反修例運動情感則不言自明。
紀念活動各地開花,各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街站和公民團體自發派發白色蠟燭、紀念單張等。
也是在是次集會上,自行到維園悼念的支聯會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該案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前記者何桂藍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公眾聚集」、「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成,被判 4 個半月至 14 個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消息亦指當晚在維園附近身穿黑衣或點燃蠟燭,都可能被視為和集會有關。 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鄒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她向公眾表示,自己將以個人名義到維園紀念。
但六四當日早晨,鄒幸彤在其律師樓附近被捕,其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當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維持治安。 支聯會本欲重開六四紀念館予公眾獻花,該館卻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環署執法,指經營已8年的六四紀念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屬無牌經營。
集會被禁,延續逾10年的街頭藝術成為發生在香港街頭幾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藝術家三木、盧樂謙、阿V等10位藝術家,在6月3日的銅鑼灣街頭「提前悼念」,為這個城市帶來勇敢的藝術形式,在禁忌之日表達仍存的真實情感。
最終,這一年的維園在警察嚴守下空無一人,惟入夜後,天后、銅鑼灣一帶再現六四光海。 路上不時可看到零星坦克車模型、燭光,街道亦見寫上「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的塗鴉。 在香港其他地區市民亦自發悼念,網絡上流傳隱晦表達的梗圖。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於 1989 年的支聯會宣布解散,其後 7 常委因「拒交資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 9 月,從實體轉移到網上的六四紀念館網站,在香港遭到封鎖,香港 IP 需通過 VPN 才可登陸網站; 12 月聖誕前,旨在紀念六四、已樹立多年的香港大學「國殤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香港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先後被強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縱民情譁然,六四集會、紀念館及實體記憶至此皆被政府取締。
10 月 25 日,鄒幸彤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辯, 她在自辯詞中指:「 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對觸犯紅線的恐懼開始展現影響,過往教會是紀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該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卻決定從此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藝術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則拘捕數人。 到了 2023 年,行為藝術家們剛站上街頭就被捕。 2023 年的維園,被批准舉辦「香港回歸 26 週年嘉年華」。
縱然城市中仍可見燭光,但也是從這兩年開始,人們開始寄望台灣能接過紀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紀念六四活動愈發遍地開花。 每個獨立的個體,在這時代重新拷問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麼? 那份觸動或憤怒又是甚麼? 中國和香港的海外離散者,若未曾放棄將六四作為連結的契機,那麼其所追尋的連結是什麼含義?
一個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當公共條件全部喪失,六四紀念會否如虞斷裂? 除此之外,紀念週期也逐年縮短,香港的中小學校也不再主動教授六四歷史,圖書館相關書籍被下架。 公開的集體記憶消失之後,個人記憶及主流之外的記憶論述,可能接班嗎?
歷史也在此時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澤民逝世,他在六四後接任中國國家主席,開啟中共、中國和他個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難免提醒人們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2 年底,大陸爆發反封控潮(白紙運動),成為新一代人的政治啟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醜聞,這條追尋正義之路開始面臨更為嚴格的審視,折射出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新闡釋的渴望。
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國安條例、「23 條」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獄中的鄒幸彤及其母親、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動用 23 條,指 8 人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煽動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記者提問保安局長鄧炳強「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鄧答「日子不重要,重點是有人煽動對政府憎恨」, 記者續問「無叫口號、提及六四,是否已違法?」 鄧答「你講的問題不是最重要。」 與此案相繼的是國安大案「47 人初選案」的裁決(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獲保釋後即到庭外排隊聽審。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紀念形同冰封,而維園獲批於六四當日舉辦「家鄉市集」,空間意義繼續被改寫。 曾經,六四的主流論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瀕臨「失效」,如今連這「失效」也不可得。
我們重回 2019 年前凍結住了的人聲熙攘,也關顧 2019 年後打壓下的勇氣與靜寂。 未來 2025、26 或更遠的年份,氣氛或有變,或無出其右。 但是,每個人,仍有權選擇自己閱讀、記憶或紀念六四的方式。
(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
- 鄒幸彤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12個月
- 2021 六四煽惑集結案,「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判囚 15 個月;2024 年 1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兩案刑期部分分期執行,總刑期 22 個月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鄒還押兩年,申請保釋被拒,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2024 年 5 月 28 日獄中再次被捕, 警方指其自 2024 年 4 月起,「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透過他人在「小彤群抽會」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 鄒幸彤舅父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鄒劉華珍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劉家儀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關振邦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李盈姿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被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拘捕
- 陳劍琴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潘幼翠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同時被指於網上訂閱資助羅冠聰等人,違反《國安法》「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
- 陳式森
(三木)- 2024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用手劃出「八九六四」,被逾 20 名警員包圍帶走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遭警方截查
- 陳美彤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 鄧岳君
徐漢光-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時服刑
- 支聯會
- 2020-2021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李卓人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舉行未經批准集會」罪,判監 14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俊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桂藍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 黎智英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另有數項國安案件在身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 蔡耀昌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2 個月
- 梁耀忠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梁錦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胡志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監 4.5 個月
- 尹兆堅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張文光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陳皓桓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郭永健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趙恩來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麥海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梁國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緩刑 12 個月
- 何秀蘭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梁國雄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朱凱廸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楊 森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黃之鋒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岑敖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袁嘉蔚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梁凱晴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羅冠聰
張崑陽- 2020 六四集會案
- 流亡海外,被法庭通緝
註:涉案類型和人數眾多,或有疏漏;名單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這裏主要呈現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越南“政变”风云:公安部长苏林,如何打乱阮富仲接班计划,跻身国家主席?
「总书记阮富仲重病不愈的情况下,苏林代表的公安系统为了满足权力野心,出现了越南政坛罕见的“夺权”。」
特约撰稿人 杨企云
5月19日,时任越南公安部长苏林(Tô Lâm)被提名为新任国家主席,持续数月的政治动荡终于暂告段落。然而5月21日,越南国会突增议程,随后几天内苏林先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然后国会又选定了与苏林关系并不深的陈国祖(Trần Quốc Tỏ)担任代理部长,表明这场罕见的政治大戏仍未落幕。按越共惯例,公安部长应由政治局委员出任,而不能仅由只有中央委员身份的陈国祖出任,这也就意味着下一轮人事变动仍在酝酿之中。
这一轮越南政治动荡,从武文赏(Võ Văn Thưởng)突然被迫辞职开始,但其实早有端倪。
南北斗争,白热化还是不存在?
对越南政治观察的最常见误解之一,是认为至今越共内部仍然存在严重的“南北之争”,并把所有的内部斗争都理解为南北两大派系的争夺,例如这一次就是“苏林代表的北方派全面击溃意图内部演变的南方派”。但是,这一波辞职的王庭惠、武文赏、张氏梅等人,往往都被认为是北方派。北方派既已大权在握,有什么必要自乱阵脚,在十四大之前临时撤换大批人马呢?
的确,越南二战后是劳动党在北方执政,其在南方的活动长期由南方局负责,相对独立。越南统一后南方局完成历史使命,“回归”成为越共内部一部分。统一初期,由于南方局长期独立活动,形成了内部派系,越共内部的确存在南、北两派的路线争议,例如北方的劳动党成员很多都参与过中国革命,所以更亲华,而南方派则更亲苏。特别是在是否要效仿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等重大政策问题上,两派有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