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的衡量标准是每天收入2.15美元，这是在西方国家很少见到的贫困程度。在这种收入水平下，饥饿或饥饿的阴影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征。据估计，贫困家庭出生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营养不良。可以说，对于生活在如此恶劣环境中的家庭来说，哪怕是物质上的一点点改善，对人类总体福祉的贡献也要多于一个相对幸运的家庭获得巨大收益。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全球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40%以上下降到2021年的10%以下，其中大部分成果来自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贫困人口下降速度之快出乎意料，以至于联合国提前五年实现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这种改善还带来了更公平的全球收入分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上升。

这些成果离不开国际贸易。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中国和印度日益向世界开放其经济。还有许多国家通过利用贸易作为发展的阶梯而繁荣，包括20世纪更早些时候的东亚“四小龙”。

由于西方国家日益转向保护主义，如今这一切都岌岌可危。在大西洋两岸以及国会两党中，同不太富裕的国家开展贸易会导致本国就业和工资降低的观点已经广为流传。这种零和思维将严重限制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的那些国家的发展机会。

这是一份被普遍采纳的蓝图。电子巨头三星超过三分之一的手机是在越南生产的。即使在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太原和北宁这两个省在大幅减少贫困方面的表现也相当突出。它们正是手机的生产地。墨西哥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在跨国公司雇工较为集中的城市，贫困率下降幅度更大，获得食品、保健和教育等基本商品的机会也有所改善。

贸易还往往通过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减少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相关就业女性往往会得到以当地标准而言相当的慷慨的补偿。在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比仅为国内市场生产的企业雇用更多的女性。在服务出口部门的新工作岗位中，女性占了很大比例。仅德里和孟买的呼叫中心就雇佣了大约100万名员工，其中女性占据格外高的比例。在孟加拉国，在与服装出口业有更多关联的村庄——这些地方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女性，童婚和未成年怀孕的人数大幅下降，这些村庄的年轻女孩平均多接受1.5年的早期教育。

今天，这些成果面临不必要的巨大风险。特朗普承诺对几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10%到20%的关税，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在民主党人当中，反贸易的情绪相对温和，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拜登政府不但没有完全扭转特朗普之前对钢铝征收的关税，最近还增加了关税。尽管其标志性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目标值得称赞，但该法案充斥着对从国外购买商品的惩罚规定，即使这些商品比国内同类产品更便宜、质量更好。在全球范围内，贸易限制呈爆炸式增长，2022年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数量是10年前的10倍以上。

旨在保护富裕国家就业的高关税已被大量实际证据证明是倒退和徒劳的。它们的效果是递减的，因为低收入家庭消费大量电视和杂货等贸易商品，关税会使其变得更贵；而更富裕的消费者往往会更多购买医疗和餐馆餐饮等非贸易服务。而说关税徒劳无益是因为，即使能挽救工作岗位，通常也会被关税造成的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岗位损失所抵消。

也就是说，反对贸易的真正代价不会由富裕国家来承担，毕竟这些国家已经很富裕了。维护自由贸易秩序的最佳理由来自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国家。

保护主义壁垒不断上升最重要的后果是，低收入国家将会更加难以利用贸易作为增长引擎，这一点也是最少被人讨论的。这将削弱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物质前景，并减缓一代又一代儿童摆脱匮乏生活的速度，而在西方，这样的贫困已经成为一种逐渐消失的记忆。如果国际贸易在民粹主义激情和混乱分析的冲击下萎缩，这对富裕国家来说确实是一种不幸。但对于世界上人口多得多的其他国家来说，将会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