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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ovember 2024 at 11:02
储百亮, AMY CHANG CHIEN
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恶化之际,一位来自这个民主岛屿、年纪较长的政治人物在大陆受到热情的欢迎,他就是前总统马英九。
马英九将于周一开始为期11天的中国之行,这次访问正值一个令人担忧的时刻。2月,两名中国渔民试图逃离一艘台湾海岸警卫队船只时丧生,北京和台北因此发生争执。中国已派遣自己的海岸警卫队船只靠近出事地点附近的一个台湾控制的岛屿。
台湾官员预计,一旦下一任总统赖清德于5月20日就职,中国大陆将加强军事威胁。赖清德的民进党拒绝接受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中国官员尤其不喜欢赖清德,经常引用他在2017年称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这番话。
另一方面,中国对2008年至2016年任台湾总统、现年73岁的马英九热情相待,似乎是在强调北京将为那些赞成加强两岸关系并接受其会谈条件的政治人士敞开大门。
“北京的对台政策肯定会软硬兼施,”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教授张五岳在采访中谈到马英九的访问时说。
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的官员暗示,他可能会在行程的晚些时候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将与2015年两人举行的突破性会谈相呼应。自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于2016年就职以来,中国一直冻结高层官方接触。蔡英文和候任总统赖清德同属于民进党,人们通常用其缩写DPP相称。
赖清德表示,台湾的地位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他希望与中国进行谈判。但他的政党拒绝接受北京提出的正式会谈条件,尤其是双方都承认存在“一个中国”的方案,即使双方对“一个中国”的含义存在分歧。民进党称其为一个修辞陷阱,旨在推进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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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官员提出,他们是在通过与中国大陆高级官员对话来帮助台湾。
“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民进党政府和中共政府没有对话,没有沟通渠道,”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在马英九出访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于四月初访问中国,而且可能和习近平会面——我认为这有助于缓解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对习近平来说,与马英九会面可能是一种方式,可以向中国人民表明,台湾并没有无可挽回地失去统一的希望。
“对北京来说,表明时间站在中国一边,这符合习近平的利益,也许他可以利用与马英九的会面——如果能实现的话——向国内受众传达这样的说法,”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常务董事葛来仪(Bonnie S. Glaser)说。“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不断上升的压力。”
在某种程度上,马英九此行是他所在的国民党与即将上任的赖清德政府之间较量的又一举措。
赖清德赢得了40%的总统选票,在三人竞选中获胜。但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国民党和中国官员都表示,这些结果表明,赖清德并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意见,北京可能会在马英九的访问期间放大这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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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英九访问中国对他的政党来说有风险。他代表国民党的一个派别,致力于台湾与北京的和解,将台湾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和台湾选民对这一想法持谨慎态度。在台湾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天,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因这位前总统有关台湾军事弱点的言论,与马英九保持了距离。
“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马英九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他还说,如果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实现与中国的统一,台湾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台北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对台湾民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大约1%的人支持“尽快”统一。近90%的人支持台湾目前模棱两可的现状:自治,与中国分离,但不是完全的正式独立。
民进党指责马英九前往中国是出卖台湾利益。
“中共试图利用马英九的访问,为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讨论设定框架,”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接受采访时说。王定宇说,马英九不能代表他自己党内的主流观点,“他已经失去了公众舆论的授权。”
任职总统期间,马英九扩大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包括旅游业。但2014年,抗议者占领了台湾立法院,称他与中国雄心勃勃的贸易协议计划将破坏台湾的经济自治权,之后,他制定该协定的计划搁浅。
马英九于去年首次访问中国,但没有与习近平会面。这一次,他将带领一批台湾学生前往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和西北部的陕西省,在那里参加纪念黄帝的仪式,黄帝是汉族的神话始祖。最后,他们将访问北京,并可能在那里与习近平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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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逐步淘汰不达标㓥房,穷人栖身何处?
6 November 2024 at 05:14
香港逐步淘汰不达标㓥房,穷人栖身何处?
TIFFANY MAY
当刘兰华(音)打量自己在香港的家时,她努力不去在意狭小的厨房同时也是家中唯一的浴室。
漏勺、平底锅和梳子放在马桶上方。水管上放着几罐辣椒油,随时会碰倒的样子。距离花洒几尺开外的电炉上正热着一锅栗子烧鸡翅。
和刘女士及她12岁的女儿一样,香港有22万民众居住在㓥房里。长期以来,这种分拆而成的楼宇单位一直是香港收入严重不平等的最明显例证之一。
现在,她的家正受到威胁。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个月宣布,将对此类公寓的面积和装备情况实施最低标准。该政策预计将逐步淘汰3万多套面积不达标的小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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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女士的家中没有地方放置水槽;两只宠物乌龟只能养在冰箱下面的一个盆子里。“如果我们有钱,这些东西会放在不同的房间里,”她打量着杂乱的厨卫说道。
北京方面敦促香港政府在2049年前彻底淘汰㓥房和其他迷你住房,中央政府认为住房短缺是香港在2019年出现反政府动荡的一个原因。
但李家超的计划引发了专家和公共住房倡导者的担忧,他们表示,这将使得穷人本已高昂的租金进一步上涨,而且在没有明确安置计划的情况下,一些住户会遭到驱逐。它也没有解决该市最糟糕的住房类型:只放得下一张床的“棺材房”或“笼房”。
贫民窟和贫民窟房东
香港的㓥房是将公寓分割成两个或者多个单位而成,通常位于人口稠密的工薪阶层社区的旧唐楼里。虽然条件很差,但由于政府公屋供不应求,㓥房的需求很大。
香港的房价和房租在全球名列前茅。人均居住面积为6平方米,还没有纽约市停车位的一半大。公寓楼的业主将单位分隔成更小单元,以便租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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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际上都是贫民窟,业主就是贫民窟房东,”本土研究社的研究员黄肇鸿说。本土研究社是香港的一个独立组织,主要研究土地使用和城市问题。
他还指出,出租㓥房的房东往往是希望获取最大利润的中上阶层居民。矛盾的是,㓥房的单位租金通常高于面积更大的私人公寓。
刘女士的房子面积不到7.5平方米,每月的租金是500美元,大约是她在建筑工地工作收入的四分之一。她住的㓥房位于观塘一栋有60年历史的公寓楼,外墙的粉色和黄色油漆已经斑驳。观塘位于九龙东部,曾经是一个工业中心区,有数家棉纺厂和一家酱油厂。
她表示,“哪里便宜我住哪里,”还指出女儿上补习班也要钱。她已经等了六年,希望能搬进公屋,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
主屋的面积大约为5.6平方米,刘女士和女儿睡在一张紧贴着窗户的高低床上,窗户为了隐私贴了纸,而且根本不会开窗,以免有老鼠跑进来。刘女士很感激她的邻居们,她的东西家里放不下,放到了共用空间,但大家并没有埋怨她。
观塘是香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最为贫困的地区。人们喜欢这里是因为它很方便,而且各种服务都有。刘女士在六年前搬到这里,参加一门家政课程。她的女儿坐两站地铁去上公立学校,下课后在附近跟着一位家教补习功课,直到晚餐时间。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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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的计划
刘女士的家不符合李家超拟议政策所要求的标准,该政策规定每户家庭必须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进行重大翻新或改建。
该政策还要求公寓面积不少于8平方米,并且要有窗户。
刘女士的浴室和炉子都在一个不足2平方米的狭小隔间里,与主屋之间是一条公共走廊。家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没有淋浴间或水槽,所以她把食材放在地上的碗里浸泡。冰箱正对着马桶。
这种厨卫一体的设计在㓥房中很常见。有些㓥房甚至连厨卫都需要与其他家庭共用。
香港政府估计,全市11万套㓥房中,有30%达不到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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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在回答《纽约时报》提问时表示,这些规定是改善居住条件所必需的。它表示将对㓥房进行检查,不遵守规定的房东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该局还表示,房东将有几年的时间来做翻新工作,以达到标准,并在一个集中系统中进行登记。
计划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在最近一次由非营利组织观塘㓥房关怀小组的社工与该地区居民举行的会议上,人们对政府的计划提出了很多疑问。什么样的厕所才算合格?如果租金上涨,政府是否会为租户提供补贴?遭到驱逐者是否会在公屋等待名单中获得优先权?
“标准提高了,但我们的经济条件没有跟上,”三个孩子的母亲唐沐恩(音)说。她还想知道,如果人们遭到驱逐,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有钱,一开始就会租一个更贵的地方,”她说。“他们要去哪里?”
房屋局在通过电子邮件回复提问时表示,政府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应对这些变化,并将“在必要时”帮助居民。它表示,在未来几年这些规定生效时,大多数受影响的租户能搬去供应增加的永久和临时公屋。
不过,专家们指出,新政策同样未能解决那些住在“笼房”或“棺材房”(用金属丝或木板隔开的床位空间)里的民众所面临的问题。(这些空间受另一部法律的监管。)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贫困和住房的助理教授陈绍铭表示,这些规定可能会导致租金上涨,使公寓更加难以负担。他还指出,政府应该增加对受该政策影响的人的补贴,其中许多人年龄较大且独居。
68岁的本·石以前是技工,独自住在观塘一间约5.6平方米的㓥房里,可能也不达标。他不想搬家。十多年前,一场中风导致他走路不太方便,无法工作。他与另外两个家庭共用位于一个木工作坊内的卫生间。他喜欢现在住的地方,因为在一楼,方便出门。
“既然我不再工作,我就没有太多期望,”他说。“即使有,也不能太高。”
杨笠被京东“退货”,中国男性脆弱的自我不容取笑?
1 November 2024 at 01:02
杨笠被京东“退货”,中国男性脆弱的自我不容取笑?
王月眉
在中国喜剧演员最好避免的话题清单上,有一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政治。比如军人。
现在还要加上:男性脆弱的自我。
至少,这是本月一家大型电商平台突然终止与中国最著名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合作所传递出的信息。该公司屈服于社交媒体上男性的压力,他们称脱口秀演员杨笠是讨厌男人的女巫。
在中国,为女性权益发声变得越来越敏感,而脱口秀舞台是最新的战场。越来越多像杨笠这样的女性正在大声疾呼,揭露——并且嘲笑——她们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今年秋天,在两部非常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中,女性表演者脱颖而出,这要归功于其中一些精彩的段子,比如很难找到好的伴侣,或者男人害怕谈论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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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弹已经出现,因为男性不愿成为笑柄。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攻击这些演员;杨笠描述过自己受到过暴力威胁。这些女性新获得的关注度也很容易被抹去。电商公司京东放弃杨笠之后不久还删除了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关于另外两名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帖子。
围绕女性笑话的争论反映了中国女权主义更广泛的悖论。一方面,女权主义言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曾经小众的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讨论现在可以公开播出。但是,在政府的鼓励下,试图压制这种言论的力量也在增长,政府本身也在打压女权主义活动,并推动女性扮演传统角色。
在民族主义评论网站观察者网上,一篇社论宣称:“‘杨笠’这样的舆论撕裂符号越少越好。”
甚至在京东的争议爆发之前,32岁的杨笠就已经谈到了取笑男性的危险。她在最近的一个节目里说,一些年轻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会问她,有些笑话到底该讲不该讲。
“我没有办法放松地判断这件事情,”杨笠说。“我让她们讲吧,我担心她们日后的处境,我不让她们讲吧,我担心她们演出的效果。”
杨笠通过一名代表拒绝了采访请求,她是第一批展示女性在脱口秀中的可能性的中国喜剧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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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来自河北,家里从事养猪业,她在2020年一举成名时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和有抱负的脱口秀表演者,她经常讲述自己在约会时遭遇的困境。“男人为什么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这句俏皮话在网上疯传。
对许多女性来说,她成了偶像。但是很多男人恶毒地谴责她,指责她煽动“性别对立”——官方媒体经常用这个词来谴责女权主义——甚至向政府举报她。当英特尔和奔驰在2021年的广告宣传中使用她的形象时,网上的愤怒促使英特尔放弃了她,奔驰也限制了广告的曝光率。
杨笠对此毫无歉意。渐渐地,更多的女性加入了她的行列。在今年的一个节目中,一名女选手感谢担任该节目总编剧的杨笠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扮演了“姐姐”的角色。
这些女性一直在开辟自己的道路,她们的笑话有时比杨笠的更为深入,或者触及女性日常屈辱的新方面。几位表演者谈到了男性评论她们的体重,或者她们的父母对儿子的偏爱。一位名叫菜菜的选手讲述了自己购买卫生巾的故事,跑腿小哥甚至拒绝说出这个词。
“有什么暴露的?你会因为买卫生巾坐牢?”她说。
30岁的珍妮·张(音)是上海的一名IT工作者和脱口秀粉丝,她说,观看女性脱口秀表演帮助她认识到自己生活中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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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听完以后,其实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对自己的情绪感知会更敏感,”她说。“可能以前只是觉得有一点点不舒适,你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个背后可能是有问题。”
然而,尽管表演者们讨论了曾经是禁忌的话题,但她们并没有明确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且,她们对家庭暴力或性骚扰等可能更敏感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
纽约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梁晓雯说,即使这些笑话并不出格,重要的是它们在主流平台上出现了。梁晓雯在纽约参加了一场很受欢迎的中文女权主义脱口秀。
“在互联网上其实年轻女性已经讨论得非常多,”她谈到月经羞耻等话题时说。但是“男性伴侣、长辈老板,让那些人去了解到(你)自己的经历,其实是很宝贵的体验”。
研究中国脱口秀的里士满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丹(音)说,对个人故事的强调也有助于在流行文化中保持提及性别不平等问题,即使更公开的激进主义已被压制。她说,政府审查人员不太可能将这类故事视为政治声明。
“但如果别人和你产生共鸣,那么这个信息就发出了,”陈丹说。她还表示,脱口秀的幽默可以让女性回避对她们在说教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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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这种相对谨慎的做法也不足以避免争议,本月,对杨笠出现在京东买药广告的反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愤怒的评论者称她为“极端女权主义者”,引用了她在2020年关于“普信男”的笑话。他们声称要抵制该平台,并向客服投诉,称该公司不尊重男性。
一些人指出,京东的首席执行官是一名女性,证明有害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渗透该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刘强东在美国一家法院被控强奸;案件于2022年庭外和解。)
在杨笠的广告发布四天后,京东删除了它。“相关脱口秀演员参加京东11.11营销活动受到网友关注,若因此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我们深表歉意!后续我们没有和相关演员的合作计划!”它在一份声明中说。
京东还删除了关于另外两名开男性玩笑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帖子。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杨笠的辩护者看来,这场争议其实与她无关,而是关乎男性对女性地位上升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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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用户现在购买力和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讨好更有购买力的群体这本来就是一种再朴素不过的商业行为,”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40岁的经理希恩·秦(音)表示。但她说,“男生就看不惯了呢。”
秦女士说,她在网上发帖支持杨笠后,一个以前的男同学说她愚蠢。
尽管如此,许多女性表示,她们希望女性表演者和观众都能继续在脱口秀中找到表达渠道。(无论表演者的性别如何,脱口秀都可能充满争议。去年,一名男性脱口秀表演者讲了一个笑话,一些网上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那是对中国军人的侮辱,之后中国多地的脱口秀演出被取消。)
在广告引发争议之前,杨笠就曾表示,她计划更多地关注小规模的演出,而不是在电视上露面。但她鼓励其他女性不要理会别人让他们谈论性别以外话题的劝告。
“我就替我后面有可能会跟我面临同样的处境的朋友们说一句:我们以后就讲这个了,”她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冒犯的话,你就去看点别的呗。”
从农民、泥瓦匠到摇滚明星:瓦依那乐队的“大梦”
30 October 2024 at 02:01
从农民、泥瓦匠到摇滚明星:瓦依那乐队的“大梦”
王月眉
在乐队开启首次全国巡演行程、录制下一张专辑、在一家主要的电视台表演之前,岜农有一件事情要先完成:完成夏收。
今年9月下旬的第一次巡演开始的两天前,中国乐队瓦依那的主唱岜农站在连绵起伏的丘陵环绕下的田头,看着收割后剩下的黄色稻秆,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田间辛勤劳作。
“让土也休息一下,我也玩一下,”他说。
对一支越来越受欢迎的乐队来说,围绕收割时间来安排表演日程也许是非常规的管理方式,但瓦依那是一支非常规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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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依那的成员是来自中国广西省的两个农民,以及一个当过泥瓦匠的人。对他们来说,土地和他们的音乐密不可分。他们的歌词描绘的不是常见的爱情和渴望,而是杀虫剂和家禽饲养。
瓦依那在广西壮族语言中的意思是“稻花飘香的田野”。不同于中国过度商业化的流行艺人,这支乐队为粉丝们带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他们的音乐传达了一种更简单、更缓慢的生活方式,是中国现代生活激烈竞争的另一种选择。
岜农希望他的音乐能帮助人们思考那些超出主流期望的选择。“我觉得社会越宽容越发达,它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多样的,”这名现年44岁的音乐人说道。
岜农本名叫韦家园,在音乐生涯的早期开始使用这个艺名,意思是来自喀斯特山区的农民,喀斯特山区指的是他的家乡。自从去年他们在真人秀音乐比赛《乐队的夏天》上引起全国关注以来,他和他的乐队成员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代价是牺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是他们的指导原则。
当在节目上被问及如果他们能晋级到去年9月的决赛的话,会发生什么时——那会与收割的时间有矛盾——岜农回答说:“争取不要到9月。”
在上《乐队的夏天》节目之前,作为一种爱好,岜农已经与一群不固定的朋友以瓦依那的名字创作音乐近20年了。他们的乐队曾为30或40人表演,而且几乎没有扩大听众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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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那个真人秀节目找到他时,他欣然同意了。该节目经常关注不那么主流的艺人。
“那时候是疫情最高端,各种隔离,还包括什么俄乌战争也都是,”他在广西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同时他一边将最后的收成装进扬谷机。“呈现的都是一种分裂和紧张。”
他看到了一个分享和平共处信息的机会,灵感来自避免使用化肥的自然耕作技术。
“所以上去的时候,我还跟大家都在说什么有机种稻什么的,”他笑着说。“太过于想分享那个东西。”
后来播出的节目“也不会放太多”,他说。
但乐队成员(除了岜农,还有艺名“十八”的农民,以及当过泥瓦工的路民)也明确表示,他们不是在拒绝现代生活,而是在适应现代生活。他们在台上讲收获季节忙里偷闲喝红酒的故事。虽然他们的歌通常被描述为民间音乐,但经常带有摇滚或布鲁斯的风格,他们的乐器既包括电吉他,也包括新摘来的树叶用作哨子。
岜农出生于广西西北部的农村。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梦想着搬到城市去。
他最终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广州距离香港不远。在业余时间,他自学了吉他。
起初,他弹的都是情歌。但后来,朋友给他听了非洲民歌盗版CD,还给他介绍了将传统音乐与当代影响融合在一起的台湾原住民音乐家。他很好奇:为什么中国音乐似乎只分为两种不同的流派——要么是流行音乐,要么是他成长过程中听过的民歌,而后者被认为品味不高。
他的歌曲《妈妈的靛蓝Blues》借鉴了美国蓝调和壮族山歌,后者也经常被用作哀歌。另一首歌《阿妹想做城里人》是民谣,“但表达了现代人的情绪”,他说。
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设计保险广告的工作越来越不满。他读了《半农半X研究所》,这是一个日本环保主义者写的书,讲述了如何通过可持续农业和兴趣项目来生存。2012年,他搬回了老家。
起初,这种改变是孤独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城里打工,所以岜农只能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其他村民没法教他种地,因为他们都用农药。
但他在网上与其他有机农业爱好者建立了联系。
他还找到了新的爱好。意识到家乡的传统正受到威胁,他参观了当地博物馆,研究传统乐器。他收集壮语童谣,这种语言随着学校推行标准化普通话而逐渐消失,他还出版了一本歌词和诗歌集。
“有些人跟我说,我回家是有点隐居避世,”他说。“我说没有,我回来发挥的作用更大。”
在附近城市举行的一次图书推广活动上,岜农遇到了十八。从一所顶尖大学毕业后,十八选择了流动的生活方式,养猪、做酒保和街头卖艺。十八将他介绍给了路民。路民13岁就辍学了,在工厂打工时学会了弹吉他。
他们一起重组了瓦依那乐队,由于岜农追求其他项目,该乐队一度处于停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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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创作的歌曲《大梦》巩固了瓦依那乐队在《乐队的夏天》中的受欢迎程度。歌词涵盖了农民工从童年到老年的一生,讲述了他为谋生而疲惫不堪的故事。
录节目的时候,许多观众都为之动容。这首歌迅速走红,有人称它是失意一代的赞歌。
伴随着名声,批评也随之而来。一些观众指责该乐队过分浪漫化乡村,或夸大农耕生活方式不过是为了营销。
岜农对此不以为意。他说,一切都被浪漫化了,他指出,许多年轻人因为电视剧而涌入城市,结果却大失所望。
此外,他并不是呼吁每个人都成为农民。岜农知道他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每个人。他只是在推广一种心态。
巡演的第一晚,在桂林一个全场爆满的演出场地,瓦依那乐队在手工笛子引领的慢歌和《田歌》之间切换,《田歌》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路民用鼓槌敲打锄头的尖头,岜农则抱着电吉他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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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用壮语演唱时,身后会显示白话文的翻译。其中一首名为《灭咒》的歌曲名称源自杀虫剂,以修道院般的吟诵方式朗诵。
表演进行到一半时,岜农点击幻灯片,向大约450名观众讲授自然耕作技术。他和十八带了几袋他们种植的大米供人购买。
在描述他们喜欢瓦依那乐队的原因时,几位观众用了“纯粹”这个词。
“现在都是流量时代嘛,”31岁的视觉艺术家玉竹君说。“大家都簇拥着头往前面,但他们比较保持自我,在适当的时候在人群面前表演,表演完又回到自己的生活。”
24岁的大学生李经伟(音)说,他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长大,也曾渴望逃离。他计划暂时留在城市,但他欣赏瓦依那乐队,因为他们突出了他抛在身后的那些东西的美丽。
“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种情绪,然后让自己能够再安定下来,好好工作的生活就可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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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岜农对瓦依那乐队新积聚的人气并没有让更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到有些失望,但他早就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乐队已经取得了超出他想象的成就。广西的主要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档节目,瓦依那乐队在其中担任了田园幸福的形象大使,乐队最近还在中国最著名的独立摇滚乐队之一的录音室录制了一张专辑。
尽管如此,岜农并不指望瓦依那乐队的名气能持续多久。
“过气了,我就,好,”他说。“又可以种地了,安心种地了。”
“不要玩过头”:上海严防万圣节狂欢
30 October 2024 at 11:07
“不要玩过头”:上海严防万圣节狂欢
王月眉, MUYI XIAO
警察在街头护送佛祖离开,一名警察用双手引导着他。他们匆忙地将一个巨大的便便表情符号从公园里一个欢呼着、围成一圈跳舞的人群中带出。他们还扑向耳朵包扎着绷带的特朗普,并将一名身穿紧身黑裙、戴着珍珠项链的模仿金·卡戴珊的人推上了警车,她在上车前转身向围观的人群挥了挥手。
上周末,上海当局为了应对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万圣节——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今年,当地官员对万圣节庆祝活动严加限制,因为许多年轻人把去年的庆祝活动变成了一个罕见的政治或社会批评的公开渠道。很多人打扮成新冠检测人员涌上街头,嘲弄他们刚刚经历过的三年新冠封控;在就业市场疲软的时候,他们在自己身上贴满招聘广告;他们进行变装打扮,抓住这个机会表达对LGBTQ的身份认同,而不会受人羞辱。
当时,中国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人将那场狂欢视为某种欢乐形式的集体心理治疗。上海市政府甚至发新闻稿称,那些庆祝活动证明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宽容”,以及“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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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少庆祝淳朴乐趣的节日,”新闻稿写道。“万圣节填补了这一空白。”
但近年来,包括看似非政治性的表达在内,当局已对各种形式的个人表达进行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当局也对即兴聚集的人群保持警惕,尤其是在2022年发生了反封控抗议活动后。因此,尽管他们去年对万圣节活动大加赞扬,但今年看来已决心防止其再次发生。
作为万圣节活动的热门地点,巨鹿路是大多数参加活动的人聚集的地点。今年,巨鹿路沿街已竖起了护栏,将人行道与车行道隔开。街道两侧和地铁口都有警察站岗。据经《纽约时报》核实的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照片,当他们看到带有装束的人时,会把他们赶走。
警察似乎并没有驱赶没有装扮的人。
“如果你有装扮,你会被立即带走,”热门博主这英在上周五的一个直播中说。这英在去年的万圣节上因模仿一位著名歌手而走红。她今年是清宫造型,脸上还是化了浓妆。她说,她被警察带走“喝茶”,刚放出来。“喝茶”是警察对公民进行询问的常用委婉说法。“如果你们想去大街上,衣服该退退吧。”
在几个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上海万圣节”或“上海巨鹿路”等词条,或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或只有几个月前的少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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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没有对万圣节发表任何公告,但上周六,有许多人聚集的中山公园在当晚晚些时候突然宣布,公园将在次日因“内部原因”关闭。上海市政府的发言人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来自另一座城市杭州的视频也显示,一些人扮成死侍、蝙蝠侠和中国女演员范冰冰的人被警察带走。北京的一些万圣节活动也被取消。
在万圣节前的周末到来之前,有关当局将限制上海今年的万圣节活动的警告就已经开始在网上流传。一名网红10月中旬曾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告诉人们哪些地方可能会是最热闹的。她说,视频发布后,两名警察上周来到她家,让她将视频从网上删掉。
因为害怕报复,这名网红不愿透露姓名。她说,警方给出的理由是控制人流,但她不相信警察的说法。
在上海,当局还告诉餐馆和酒吧不要举办万圣节活动,或者至少不要公开宣传万圣节活动,三家不同场所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证实了这个说法。
“我觉得好难过,”酒吧老板迈克尔·罗(音)在发布于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说。“这明明是一个开开心心的节日,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但也蛮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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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视频发布不久后,警方也叫他删除了视频。据他估计,与去年的万圣节相比,今年对活动的限制将导致生意下降80%或90%。
一些狂欢活动仍被允许,比如游乐园进行的那些,包括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吧和餐馆仍可在室内悬挂万圣节装饰物,一些预售门票的万圣节主题活动也被允许继续进行。
但其中多个场所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一家购物中心把活动宣传为“奇趣欢乐夜”的购物活动,这家购物中心张贴的海报上有南瓜和鬼魂,入口处竖起了一张巨幅海报。海报上用大号橙色字体写着:“不要玩过头。谨慎装扮,简单出行。”
海报上还写道,严格禁止任何与政治、宗教或“敏感”问题有关的东西。“奇装异服者只能say goodbye啦!”
谋杀、污染、投机狂潮:中国如何驯服“疯狂的”稀土行业
29 October 2024 at 12:01
谋杀、污染、投机狂潮:中国如何驯服“疯狂的”稀土行业
KEITH BRADSHER
就在2010年,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像中国的稀土金属生产那样无法无天,但对全球经济却如此重要。
一批又一批的稀土经常转手变成一袋袋的人民币:行规是一立方英尺(约合0.028立方米)包紧的100元人民币价值35万美元。在靠近香港的广州的一个仓库里,有人非法使用酸来提取稀土,残留物含有微量的放射性物质,它们被排放到城市污水中。经营该仓库的团伙将外国买家塞在汽车后备箱里送来,以便对仓库的位置保密。
但自那以后,中国执法部门的打击行动和政府对该行业的整合使中国得以控制国内的稀土供应,并遏制过度开采。
稀土行业顾问戴维·亚伯拉罕表示:“过去那种对环境不加重视的‘狂野西部’心态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环境受到了更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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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不受管制的开采和冶炼造成的环境成本居高不下。在中国南方,一些森林覆盖的山坡和翠绿的稻田变成了大片的有毒泥浆,这是因为中国的犯罪集团雇佣工人挖掘矿产,并在没有衬里的酸坑中进行加工。
中国的金属犯罪团伙的谋杀行动闻名国际。2000年的一个晚上,暴徒闯入香港一家稀有金属贸易公司的办公室,杀死了总经理,用美工刀割断了他的喉咙。警方追踪犯罪嫌疑人到邻近香港的广东省的稀土矿区,但在那里失去了线索。
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减少了可以合法出口的稀土数量。这是出于环境原因——知名学者对该行业的污染发出了警告——也是为了控制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但出口限制引发了短缺和投机狂潮。在17种不同的稀土金属中,有些金属的价格飙升了近30倍。
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非法矿井。走私者将稀土熔化成钢材出口,然后在海外熔化钢材以回收稀土。2010年警方的初步打击行动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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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和《纽约时报》的其他记者一起参观了广东省一座当时已经废弃的稀土矿。那是一道红褐色的粘土伤疤,原本郁郁葱葱的稻田变成了一大片贫瘠的山谷。
一年后,当我们徒步进入另一个广东政府声称关闭的非法矿场时遇到了暴徒,他们威胁要“把你们像屠宰场里的动物一样剁了”。四辆车追着我们乘坐的出租车穿过田野,一直追到最近的高速公路入口。
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是地质学家出身,他的硕士学位正是稀土专业。七周后,温家宝命令中国所有安全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打击稀土犯罪集团。随后是突袭、逮捕和起诉。警察公开销毁非法采矿设备。中央政府从常常腐败的地方官员手中没收了11个稀土矿区的控制权。
尽管如此,控制该行业的进展缓慢。中国国务院在2012年6月的一份政策文件中表示:“一些地方因为稀土的过度开采,还造成山体滑坡、河道堵塞、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甚至造成重大事故灾难,给公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重大损失。”
温家宝下令,将数十家持牌公司合并为六家由政府控制的公司,通常只向原所有者支付很少费用,甚至不支付任何费用。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美国元素公司生产或分销超过3.8万种化学品。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西尔弗表示,他的公司持有的一家稀土合资企业在2012年被没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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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意识形态“国师”王沪宁的新任务:台湾
28 October 2024 at 06:24
中共意识形态“国师”王沪宁的新任务:台湾
储百亮
当习近平为了寻求推动台湾更接近两岸统一,在北京与台湾前总统举行首次会谈时,一位看上去有些书卷气的官员在中国领导人身旁举止从容,这让他显得十分出众。
当时陪同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前往北京的代表团成员邱坤玄说,面对习近平,其他人都十分拘谨,这位名为王沪宁的官员在习近平面前讲话时却充满自信,会谈期间就坐在他旁边。
这一幕让外界得以一瞥中国最重要但甚少为人所了解的关系之一:习近平与王沪宁之间的关系。他们一位是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另一位则是几十年来执政党共产党最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顾问。
“他已经得到最高领袖的完全信任,”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名誉教授邱坤玄在谈到王沪宁时说道。“王沪宁的影响力一直是在意识形态,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意识形态连接着一切。”
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性,世界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习近平身上,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将权力集中,身边都是他的忠实支持者,这让外界难以看透他对哪位顾问的观点最为看重。在他的圈子里,王沪宁虽然从未领导过一个省或一个城市,却能脱颖而出,攀上权力高峰,并在三十年中为三任中国领导人提供建议,展现了罕有的适应和生存能力。
《纽约时报》采访了十几位认识或见过王沪宁的人士,其中包括1980年代末他访问美国时期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并阅读了他的数十篇文章与书籍。这些采访和写作阐明了他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而这些理念又是如何为中国领导人服务,从而使他登上权力的顶峰,并对国家的统治方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王沪宁因对指导中国崛起的共产党理论加以完善受到赞誉,该理论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面对快速的经济变革和与西方列强日益激烈的竞争,只有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统治才能确保中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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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习近平交托王沪宁处理与台湾紧张的政治关系,台湾是北京想要纳入本国疆域的民主岛屿。台湾官员表示,通过有选择地展示善意和进行秘密影响活动,王沪宁一直在监督深化中国对台湾影响力的努力。
然而,外界却鲜少有人知道王沪宁。现年69岁的他从一名教授转为党的理论家,1995年开始在中共中央工作后,他就不再接受采访,与大多数前同事切断了联系,与来访的外国人保持距离。
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是将习近平对中国的愿景提炼为一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纲领的核心人物。这个超级大国在技术上先进,毫不掩饰地奉行威权主义,并日益对抗美国领导的遏制政策。
王沪宁“在过去30年里为威权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魂魄”,曾在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高级副主管、现就职于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乔治敦大学的杜如松(Rush Doshi)说。“他帮助塑造了国家叙事。”
争取台湾
现在,王沪宁正在把他的思想、政治智慧和对习近平的影响转移到台湾。他似乎正在深化战略,深入台湾社会,扭转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日益加深的排斥,包括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
“他就是软硬两手的一个人,”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与王沪宁会面,从去年至今又两次与王沪宁会面。
台湾反对党国民党支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王沪宁向该党的数十名成员大献殷勤,几乎把他们当成了候补的台湾政府——一个北京更愿意与其打交道的政府。他彬彬有礼地询问这些国民党议员:谁的祖籍在台湾?谁的家庭在1949年逃离大陆?代表团的几名成员说,他要求他们说说他们的担忧,以显得他在密切关注。
他对反对党的示好符合北京孤立台湾总统赖清德及其执政的民进党的战略,因为民进党拒绝接受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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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两名台湾安全官员透露,在幕后,王沪宁一直在监督中国通过网络宣传影响台湾公众舆论的行动,这些活动放大了对美国实力的怀疑、对赖清德的严厉批评,以及钦佩中国的信息。由于此事的敏感性,这两名官员要求匿名。
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哲轩(John Dotson)说,这样的行动看似简陋,可能会疏远许多台湾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寒蝉效应可能会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即使它只使公众舆论移动几个百分点,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他说。
王沪宁可能对中国的统一计划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习近平曾表示,台湾必须接受北京对香港采用的“一国两制”模式,但这一安排在台湾遭到广泛反对。相反,像王沪宁这样的中国官员现在谈论的是对台湾的“总体方略”,这一措辞允许对方案进行调整。
“如果他过去的角色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郑哲轩这样评价王沪宁。“他的任务可能是找出一种对台方针,包括制定长期战略,以及两岸统一的意识形态框架。”
从民主的希望到“新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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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习近平一样,王沪宁也是共产党官员的儿子,是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数不多的被选中上大学的中国年轻人之一。那是充满暴力和狂热的十年,学生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灌输。
但1978年,当王沪宁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许多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国家获得启发。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压制的民主话题逐渐进入课堂,专攻政治学的王沪宁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政治传统。
“(他)算是所谓的比较开放的,比较活跃的,”在复旦曾与王沪宁同住一个寝室的陈奎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写了现代诗。”
王沪宁开始着迷地研究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公众对政府的共同信任,使国家在领导人换届的过程中保持稳定。他曾写过,一个强大的公共价值观网络是稳固政治秩序的关键支柱,他还经常引用塞缪尔·亨廷顿和西德尼·维巴等美国学者的话。
他留在复旦大学担任讲师,并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反叛者,但他也和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希望共产党可以吸收一些民主。
“今日之世界,民主成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没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遑论一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强国,”1986年,王沪宁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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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十年间,中国公众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愤怒与日俱增。1986年爆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的抗议活动。尽管王沪宁继续称赞民主是一个长期的愿望,但他告诫说,不要急于实现政治自由化。
突然的政治开放可能会带来动荡,破坏中国的经济起飞,王沪宁写道,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可以向韩国、台湾和其他在威权统治下迅速发展的亚洲“小龙”学习。
“我觉得他发展成熟又变成了比较现实主义的,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政客的一种手法,”他的前室友、后来曾与王沪宁共事的陈奎德说。
王沪宁写了一份报告,称中国需要一个“中央集权”而不是民主的现代化模式,在避免不稳定的同时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后者将导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出现令人痛苦的飙升。
根据委托撰写这份报告的上海官员魏承思的回忆录,报告在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中传阅,并成为“新权威主义”的种子,这一思想流派认为,中国需要一位强人领导人。
“他对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是很明显的,”王沪宁在复旦大学时的学生和同事夏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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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训
1988年,王沪宁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深入接触这个让中国既钦佩又恐惧的超级大国。
“他对美国的发展非常震撼,”当时就认识王沪宁的台湾记者徐宗懋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回来以后,穿得比较漂亮、比较时髦,可以看得出就受到美国社会打扮方式的影响。”
但是,作为艾奥瓦大学和其他大学的访问学者,王沪宁在美国各地的旅行似乎也加深了他的观点,即西方式的民主存在缺陷,不能轻易在中国复制。
王沪宁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他此次美国之行的书《美国反对美国》中写道,美国缺乏日本的社会纪律和凝聚力。伯克利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令他很是厌恶,他说那个地方很脏。他跟踪1988年的总统大选,得出的结论是,选民最终对政府的发言权有限。
他在美国的逗留似乎强化了他的信念,即一个国家必须向其公民灌输正确的态度,包括尊重权威和传统,否则混乱会从内部削弱这个国家。王沪宁赞许地引用了政治理论家艾伦·布鲁姆的话,他的书《美国思想的闭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谴责自由主义文化趋势,在当时是畅销书。
1989年回国后,他对民主化的怀疑加深了。那年春天,学生领导的民主示威者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6月4日,中国军队用坦克和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在首都和全国各地造成数百人甚至有可能是数千人死亡。
事后,王沪宁警告说,中共仍然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威胁。他写道,中国领导人需要“构想出整个杜会调控体制的总体再构”,以控制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腐败,以及西方投资和文化影响的涌入。
王沪宁敦促北京的领导人重申他们对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的控制。他警告称,在过去10年里,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减弱了,收入丰厚的地方官员有时会对来自北京的命令感到不满。
他认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党不再指导人民生活,领导人需要新的方法来保持人民的忠诚。他在1992年写道,新的挑战“要求中国的社会调控体制能够做出更为坚定、更为灵活、更为有力的反应”。他建议北京发展新的方式来监督和塑造人们的价值观。
“他写的其实正是他们正在努力探索的事情:如何通过非常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来维持政治秩序?”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说。
1995年,王沪宁被1999年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前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从学术界挖走。他加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被认为是后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概念的塑造者之一,该政策将民营企业家纳入党的怀抱。
2016年江泽民卸任后,王沪宁继续担任下一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高级顾问。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王沪宁继续留任。
“习近平思想”背后的人
王沪宁与习近平保持着密切联系,这表明当这位中国领导人应对大流行、经济问题以及与西方政府的日益对立时,王沪宁给出的建议仍然有影响力。
专家们认为,在把习近平的想法塑造成官方信条——习近平思想——专注于中国大国复兴的过程中,王沪宁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对抗他所认为的党的执政面临的危险,习近平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限制西方文化影响,扩大审查制度,甚至试图压制温和的异见。
王沪宁成了一个政策改革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该委员会推动了习近平的国家主导型增长理念,他还在继续制定主要的政策文件。他在一群跨国公司高管面前为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进行辩护。他陪同习近平出国访问,包括与美国总统举行峰会。
王沪宁成了“一个真正的政策制定者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家”,咨询公司加诺特全球(Garnaut Global)的研究主管、曾经研究过王沪宁的马修·D·约翰逊说。“我不认为他是个只在一个领域做事的人。”
2017年,习近平提拔王沪宁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作为对他的贡献的奖赏。2022年,在其他人退居二线的情况下,习近平让他在该委员会连任。
在2022年的一次党代会上,电视镜头上出现了王沪宁与习近平站在一起的画面。当时,退休领导人胡锦涛显然有些激动和困惑,似乎拒绝被引导员带出会场,导致精心设计的大会程序暂时中断。
当高级官员栗战书试图帮助胡锦涛时,王沪宁拉了拉栗战书的衣服,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看上去是催促他坐下。理论上,栗战书的级别比他高,但这并没有吓住王沪宁。
中国进一步收紧对稀土开采、冶炼和出口限制
28 October 2024 at 09:25
中国进一步收紧对稀土开采、冶炼和出口限制
KEITH BRADSHER
中国将进一步强化对稀有矿物开采和冶炼的严格管控,这些稀有矿物是当今最先进技术的关键构成要素。
近几周来,中国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大增加了外国公司(尤其是半导体制造商)购买多种稀土金属及其他矿物的难度,这些稀土金属和矿物主要开采和冶炼地点在中国。
中国现在几乎生产世界上所有的稀土产品。新的限制措施将巩固其市场主导地位。
从今年10月1日起,出口商必须向当局提供稀土产品在西方供应链中使用情况的追溯信息。这让中国政府在决定哪些海外公司可以获得稀土产品方面拥有更大权力。
中国还在加大对稀土开采和生产企业的所有权控制。在中国运营的最后两家外资稀土冶炼厂正在被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收购,该企业是中国三家从事稀土冶炼的国有企业之一。这笔交易在国外几乎没有引起关注。
中国政府最近在掌控供应链上采取的措施还针对其他不起眼的化学元素,它们也是半导体制造商需要的。今年9月15日,中国商务部限制了锑的出口,这是一种用于半导体、军用炸药和其他武器的材料。去年,商务部对另外两种化学元素镓和锗实施了出口管制,制造芯片也少不了这两种元素。
国家安全官员已收紧了有关稀土的信息流通。他们给稀土开采和冶炼贴上了国家机密的标签。上个月,国家安全部宣布,因向外国人泄露信息,两名稀土行业管理人员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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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是中美就先进技术(包括用于人工智能的半导体)展开更广泛斗争的一个战场。双方都在对自己生产的零部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同时试图在国内或与可信赖的盟友一起在国外发展供应链。
“中国垄断了关键矿物加工和精炼市场,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容易受到供应链冲击,破坏了经济和国家安全,”白宫在上个月发的声明中称。
总部设在伦敦的咨询公司基准矿业情报的关键矿物产品总监丹·迪·扬格将供应中断的风险比作“悬在市场上方、随时准备出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2010年的一次领土争端期间,中国曾连续两个月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产品。但中国政府目前做法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中国商务部声称,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稀缺的自然资源,阻止武器扩散,维护国家安全。
来自中国的稀土不仅用于美国制造的F-35隐形战斗机,也用于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发动机、相机镜头,以及汽油动力汽车的催化转化器。对稀土的需求预计将继续增长。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时,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行业所需的稀土将是2020年的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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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稀土的控制力不断增长的一个例子是镝,镝的售价约为每公斤1500元。镝以前主要用作电动汽车强力磁铁的添加剂,因为镝有很强的耐热性,它已成为先进半导体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过去几年中,英伟达和其他计算机芯片制造商已改变了每个芯片上数百个微型电容器使用的材料。电容器现在用超纯镝制成。在中国运营的冶炼厂生产了全球99.9%的镝,其中大部分是在上海附近无锡的一家工厂冶炼。
在中国政府收购或国有化之后,无锡的那家工厂是仍由外国人拥有的最后两家冶炼厂之一。加拿大的尼奥性能材料公司(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是这两家冶炼厂的长期所有者。
尼奥公司最近宣布,将在今年年底把无锡冶炼厂86%的股份出售给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盛和资源。盛和资源最大的股东是中国国土资源部。尼奥正在关闭无锡以北640公里、位于淄博的另一家冶炼厂,并将其设备和人员转移到盛和资源。
尼奥首席执行官拉希姆·索利曼说,他的公司将保留向外国公司销售稀土的能力,公司有权在未来五年向国际客户销售无锡冶炼厂生产的稀土。此外,尼奥在爱沙尼亚还有一家加工某些稀土的冶炼厂,但不包括镝。该公司在淄博建了一家将稀土转化为汽车催化转化器用的化学品的新工厂。
中国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越来越严,这加快了其他国家建立供应链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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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索尔维集团在法国的工厂提炼少量的镝,索尔维以表示计划增加产量。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公司表示,它将于明年开始在马来西亚提炼镝。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冶炼厂已经开始动工。
但所有这些计划都面临障碍。除了中国和中国西南边境的动荡国家缅甸之外,其他地方的矿中几乎没有高到商业上可行含量的镝。中国公司一直在购买坦桑尼亚、格陵兰和澳大利亚正在开发的矿山的股份或生产权。稀土冶炼厂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开始运转。
生产运行人工智能程序的计算机芯片所需的超纯镝尤其困难:尼奥的无锡冶炼厂经过了七年的反复试验才掌握了多达100步的化学工艺。比利时的索尔维公司表示,明年初初步增加的镝产量将用于磁铁,这是一种要求较低的应用。
美国唯一的稀土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芒廷帕斯,该矿的镝含量较低。但该矿的拥有者芒廷帕斯材料已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了升级其先进精炼设备的合同,让公司能够提炼镝。
“如果出现恐慌,而成本不是问题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有大量分离出来的镝,”芒廷帕斯材料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利廷斯基说。
自从2010年中国在一次领土争端期间对日本连续两个月禁运稀土产品以来,各国一直在试图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事实证明,与生产成本较低、愿意降价和承受财务损失的中国公司竞争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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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的商业角度来看,很难证明在中国以外进行投资是合理的,尽管有很多讨论,”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矿产经济学家罗德里克·艾格特说。
中国也通过化学上的进步来获得优势,使冶炼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取更多的稀土。中国有39所大学有培训稀土行业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课程。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大都只偶尔提供这种课程。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化学品制造商和分销商American Elements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西尔弗说,中国的稀土冶炼厂“的溶剂萃取系统确确实实比国外的先进了一代”。
信息“禁令”、限制直播:中国对租借大熊猫有哪些条件
21 October 2024 at 01:14
信息“禁令”、限制直播:中国对租借大熊猫有哪些条件
马语琴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迎来了两只大熊猫,这样的大熊猫交流受到严格控制的合同约束。在大多数国家,相关合同永远不会被公布。
史密森尼学会负责运营国家动物园,该学会的律师援引一项保密条款拒绝公布2020年的合同。负责监管外来物种进出口的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提供了一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合同,其中关键段落被涂黑。
但我和同事在监管文件中找到了相关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完整副本。
这些合同涉及国家动物园的两大熊猫和今年夏天抵达圣地亚哥的另外两只大熊猫。
将这些合同与过去的协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动物园管理方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权力割让给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后者是一个管理多项大熊猫协议的政府组织。
负责监管该野生动物组织的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以下是部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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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你对记者说的话
大熊猫抵达华盛顿和圣地亚哥是精心策划的媒体事件。但动物园管理人员同意限制他们向记者透露的内容。
管理人员不得在未事先咨询中国合作伙伴的情况下讨论大熊猫生病、死亡、疾病或“任何其他重要事项”,中方合作伙伴的意见“应得到充分尊重”。
合同中写道:“如需对外发布相关信息或接受媒体采访,应在双方沟通协商并达成共识后实施。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则不得发布任何消息。”
圣地亚哥动物园在声明中表示,合作伙伴之间讨论动物福利“并在对外更新情况之前达成共识”是很常见的。
此前的相关合同并不包含此类“信息管理”限制。
不要谈钱
动物园每年从中国租借一对大熊猫的费用高达110万美元。为筹集资金,动物园会向普通民众和大慈善家募捐。
这种安排本质上是一种租赁。中国保留大熊猫的所有权,动物园买下十年的展示权和繁殖权。
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禁止动物园以这种角度讨论这笔交易。国家动物园的现行合同规定,“不得使用‘租赁’、‘租金’、‘借用协议’或‘合同’等商业术语”。
国家动物园此前将相关合同称为“借用”。现在并非如此,而是“合作研究与繁殖协议”。
但底特律动物园前首席执行官罗恩·卡根表示,即使是“借用”一词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在他任职期间,底特律动物园放弃了饲养大熊猫,原因之一是考虑到为濒危物种付费的伦理担忧。
“随便你怎么说,”他说。“如果你付了钱,那就不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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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菲斯动物园方称乐乐死于心脏病,丫丫患有遗传病,导致毛皮斑驳。
一些动物园之前曾宣传全天直播大熊猫视频。这些动物园同意今后对直播进行限制。
圣地亚哥动物园表示,现在只提供白天的视频。该动物园的合同规定,只能播放“动物园首先审阅、必要时编辑和批准的视频片段或图像”。
史密森尼保护生物学家梅丽莎·松格8月表示,国家动物园拒绝了这一规定。其合同限制较少。但松格表示,动物园将延迟提供录像。
违反规定?交易取消。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可以以各种理由终止合同并召回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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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授权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就是一个例子。
该协会还可以“饲养管理不当”或“大熊猫出现健康问题,有死亡风险”为由召回大熊猫。
这些条款也是在乐乐死亡后添加的。
中国对台军事施压成台海新常态
17 October 2024 at 10:39
中国对台军事施压成台海新常态
DAVID PIERSON, AMY CHANG CHIEN
飞越中国与台湾之间非正式边界线的中国战机数量创下纪录。中国海警船只加入到环绕台湾的海军舰艇之列。战斗机从停泊在台湾岛东海岸不远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
中国本周举行了大规模环台军演,旨在展示它有能力阻断台湾的食品和燃料供应,封锁协防台湾的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使用的海空通道。
演习表明,中国正在如何改进涉及不同军种、海警部门和火箭部队的复杂行动的协调能力。演习还增加了发生冲突,或有可能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卷进来的事故的风险。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钳制正在形成一种新常态,制造让其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压力,消磨它的国防力量,增加台湾在不打仗的情况下投降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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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举行类似的演习,是对它眼中台湾总统赖清德支持分裂言论的回应。相比之下,在赖清德的前任蔡英文执政的八年里,中国总共举行了两次这类演习。
“赖清德上台后,北京正在将这些大规模的军事和海警活动正常化,”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研究员贺博然(Brian Hart)说。“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看到台湾所谓的挑衅行为,将会这样做出回应。”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军演部分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周三,美国和菲律宾开始了两国的年度军演。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也将参加演习。美国与日本的联合军演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
中国在周三继续对台北施压,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了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山县,这里距离台湾最近。同一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重申,中国永远不会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如果中国的大规模军演变得更加频繁的话,这个已是世界上争议最激烈地区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贺博然表示,一旦两岸发生军事意外,双方可能会陷入一场政治危机以及北京和台北都无法摆脱的“升级螺旋”,从而引发战争。
如果发生这类冲突的话,美国可能会出面保卫台湾。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一直是中美关系紧张的最大动因之一。北京指责华盛顿推动台湾独立,华盛顿则指责北京用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制造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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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施压行动包括挑战台湾在空中和海上的界限。中国出动了创纪录的153架次军机飞向台湾,其中111架次越过了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中国几年前很少越过这条非正式边界线。中国海警还派出四艘船只进入台湾马祖岛附近的禁区,该岛靠近中国大陆。
中国仍在努力训练其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军种更好地协调作战。美国等国的军队已在几十年未曾停止的战争中磨练出这种技能,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45年前与越南发生了一场短暂冲突以来,没有打过一场仗。
“中国不断向毗连区域逼近,这些活动正在越来越接近台湾海岸,”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问题研究员戴维·萨克斯说。“我们看到他们飞向离中国海岸越来越远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台湾岛以东地区有军事行动,因此可以说,我们看到的熟练程度在日益增长。”
中国在使用航空母舰上的经验也远不如美国。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参加了这次演习,让该舰练习向太平洋投射力量。如果中国与台湾开战的话,人们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可能会从日本和关岛的基地进入太平洋。中国发布了战斗机从辽宁舰甲板上起飞的视频。
“它相当于一个建在太平洋那边的机场,”台湾淡江大学专门研究解放军的助理教授林颖佑谈到辽宁舰时说。“如果解放军今天有可以从东部这一边来攻击的能力,台湾的用东部作战力保存基地的战略就必须要调整。”
尽管如此,中国本周军演最重要的方面也许是包括了18艘海警船,是参加演习最多的一次。分析人士称,这表明中国从周边隔离台湾的努力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上执法部门,让军队把精力集中在打仗上。
海警发挥更大作用强化了北京关于台湾水域实际上是中国内海的说法,让封锁或隔离台湾成为一个国内事务。人们通常认为,在战争中,敌方的海军会避免向中国海警船只开火,因为那样做可能符合中国的叙事,即加剧紧张局势的是其他军队。
中国政府继续竭力用军队恐吓台湾的做法可能会影响它的其他利益。中国军队环绕台湾带来的恐慌可能会吓跑外国投资者,而此时中国正试图将外国投资者吸引回来,帮助稳定受房地产危机严重拖累的经济。
这些军演也可能让中国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焦点——分析人士称,北京一直在努力避免这种情况,以免下一届美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必须要对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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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被认为会在此期间保持谨慎,但军演传递的信息是:台湾问题仍非常敏感、非常重要,并继续对中共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度太平洋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
其实,中国军演的一个关键受众是国内民众。中国海警局在宣传中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演习是对台湾同胞们家长式的爱,这体现在它发布的一张海报上:包围台湾的红色箭头线构成了一个心形。
这种示爱方式在台湾彻底失败了。社交媒体上和政评节目中的评论员们嘲弄了那张配有“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文字的图。
许多台湾人对其总体上的反应是“恶心”。一些人将该图比作“恐怖情人”的心态。也有人说该图“太恶”,将其称为“性骚”。
熊猫工厂:揭秘中国大熊猫保护计划
15 October 2024 at 07:05
熊猫工厂:揭秘中国大熊猫保护计划
马语琴, JOY DONG
两只胖乎乎的大熊猫——一雄一雌——将于本周从中国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们最终会产下幼崽。
像这样的交流帮助大熊猫成为全球动物保护的代言者。
大熊猫计划是为了拯救一个受人喜爱的濒危物种。动物园每年为一对大熊猫支付的费用可达110万美元,这笔钱可以帮助中国来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通过人工繁殖,动物园将有助于改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有朝一日,中国会把大熊猫都放归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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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纽约时报》基于对1万多页文件进行的调查发现,项目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且常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官方和美国动物园对此进行了粉饰。这些记录、照片和视频——其中许多来自史密森尼学会档案馆——提供了该计划详尽、真实的历史。
它们表明,从一开始,动物园就把大熊猫幼崽视为吸引游客、提高声望和销售商品的途径。
在这一点上,它们取得了成功。
时报发现,如今,被中国带离野外的大熊猫数量超过了放归的数量。在美国或欧洲动物园出生的幼崽及其后代从未被放归。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仍然是一个谜,因为中国政府的统计被广泛视为有缺陷和政治化的。
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大熊猫受到了伤害。
由于圈养大熊猫在交配方面出了名地反复无常,科学家们转向了人工繁殖。记录显示,这已导致至少一只大熊猫死亡,一只大熊猫的直肠被烧伤,还有一些大熊猫呕吐和受伤。一些动物在进行痛苦的手术时部分处于清醒状态。中国的一些大熊猫在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状态下,五天内遭到多达六次的麻醉和授精,这远远超过了专家建议的频率。
专家表示,美国动物园的繁殖在改善遗传多样性方面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通常会送出那些基因已经在种群中得到充分体现的动物。
然而,美国动物园对大熊猫趋之若鹜,中国也踊跃地提供。动物园得到关注和客流。记录显示,中国的繁殖者每繁殖一只幼崽都能获得现金奖励。在世纪之交,有126只大熊猫被圈养。如今有700多只。
卡蒂·洛夫勒是一名在该项目实施早期曾在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的兽医。“我记得我站在那儿,蝉在竹林里尖叫,”她说。“我意识到,哦,天哪,我在这里的工作就是把大熊猫的福祉和保护转化为经济利益。”
洛夫勒曾作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学者在成都待过一段时间。她说,那里的科学家过度而草率地使用麻醉。她说,有一次,她不顾规程,跳到检查台上,抱起一只正在麻醉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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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菲斯动物园任保育主任至2017年的金伯利·特雷尔说,“始终有一种压力和暗示,就是幼崽能生钱。”她指出,尽管有管理员担心不太可能成功,园方仍坚持每年对年迈的雌性大熊猫进行人工授精。这从未成功过。
“那些每天和这些动物一起工作的人,最了解它们的人,非常反对这些手术,”她说。该动物园表示,其繁殖工作遵循了联邦指导方针。(特雷尔现在是路易斯安那杜兰大学的一名科学家,她在2018年就一起与本文所涉内容无关的性别歧视诉讼与该动物园达成了和解。)
《纽约时报》从史密森尼档案馆收集了关键文件和视听材料,并通过公开记录请求获得了补充材料。这些资料跨越了40年,包括医疗记录、科学家的实地记录、照片和视频,为大熊猫的繁殖过程、副作用和饲养条件提供了重要证据。
它们表明,虽然最有危险的技术出现在人工繁殖计划刚起步的时候,但这种积极的繁殖做法在国家动物园和其他机构已持续了多年。2010年,日本的一只大熊猫在采精过程中死亡。中国的繁育研究中心曾为了让雌性大熊猫能再次发情,将幼崽与母兽分开,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
大熊猫已在今年夏天来到圣地亚哥,很可能还会有大熊猫明年年初来旧金山。印度尼西亚闷热的野生动物园里有大熊猫,卡塔尔一个带空调的圆顶建筑里也有大熊猫。在中国,圈养的大熊猫如此之多,以至于国内正在建造几个新的旅游景点。
大熊猫数量的激增在动物园工作人员和科学家中引发了争议,在没有真正放归野外的希望时让动物进行频繁的繁殖,这种做法是否合乎伦理?但这种讨论大多在私下进行,因为研究人员和动物园饲养员说,公开批评人工繁殖计划可能会给他们在该领域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兽医学总是存在风险的,尤其对象是野生动物时。当动物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人工干预的好处大于风险。当一个物种濒临灭绝时,动物保护者有时会为拯救物种做出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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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熊猫的问题上,动物园的管理者们只是为了生出更多幼崽一次又一次冒险,同时向公众隐瞒最残酷的细节。
处于本文风口浪尖的是史密森尼学会旗下的国家动物园。自从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用一对麝牛换来两只大熊猫后,大熊猫一直是国家动物园形象的一部分。
但记录显示,史密森尼学会忽视了人工繁殖大熊猫的现实,有时还是与中国宣传机构合作的情况下这样做的。
美国的动物园称,对大熊猫的养护与繁育已扩大了人们对这个物种科学上的了解。“关键干预,包括保育繁殖在内的举措,对大熊猫的生存十分必要,”圣地亚哥动物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得到西方资金和关注的同时,中国扩大了大熊猫保护区,并制定了更严格的伐木规定。
国家动物园的发言人安娜丽莎·迈耶承认,将大熊猫重新放归野外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并表示计划的成败不能用放归动物的数量来衡量。她说,动物园饲养大熊猫是为“确保避免灭绝”,动物安全是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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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森尼保育生物学家梅丽莎·松厄说,在动物园里饲养大熊猫还表明,全世界的人们都热爱并希望保护这一物种。
圈养的大熊猫难以自然繁殖。雌性大熊猫一年可受孕的时间最多只有三天。而雄性大熊猫则可能具有攻击性,或者生育能力低下。
但人工繁殖计划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方面是,拯救大熊猫的努力可能会让它们变得更难繁殖。
记录显示,动物园早就知道,圈养大熊猫会降低它们交配的可能性。国家动物园在一份早期的研究计划书中写道,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通常“不再有正常的行为,导致繁殖失败”。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兽医学家希瑟·培根说,“他们的繁殖方式是由我们决定的。他们不想繁殖,我们就强迫他们繁殖,”她是为动物园提供咨询的熊类养护组织(Bear Care Group)的主任。“而这样做的理由总是所谓的保护。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在做的无非就是生产更多大熊猫,“她还说,“让他们在圈养下生活,一遍又一遍经历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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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队”
熊猫项目本应解决虐待问题。
中国曾在20世纪80年代将大熊猫送到外国动物园短住,他们在那里骑自行车、推婴儿车,像是在狂欢节上做杂耍表演。这些大熊猫中许多是从野外捕捉的。直到有人提起诉讼后,美国监管部门才介入。
经过多年谈判,美国动物园和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于1998年颁布了一项政策。动物园可以租借大熊猫,租期为十年,租金用于保护大熊猫。
美中科学家还同意一起研究大熊猫的繁育。圈养的大熊猫种群已表现出近亲繁殖的迹象。人工授精的努力已遭遇挫折。
因此,来自美国国家动物园、圣地亚哥动物园和其他机构的科学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来到了中国的四川省。档案照片和记录揭示的旅行细节很少被公开讨论过,但这些旅行为世界各地的人工繁殖项目打下了基础。
研究人员用麻醉枪将大熊猫麻醉,然后将他们放在担架或木板上。科学家们在简陋的水泥房间里裹得严严实实,将通电的探针插入雄性大熊猫的直肠,以便收集他们的精液。
研究人员称自己为“精子队”。
这个被称为电击射精的技术通常用在圈养繁殖中。但科学家们给一些动物注射了纯氯胺酮,这是一种强效镇静剂,兽医们通常将其与其他药物结合起来使用。单独使用氯胺酮会使动物产生焦虑和疼痛感,而且处于半清醒状态,正如国家动物园的一名兽医在当时的一次介绍中承认的那样。
有些大熊猫处于“轻度”麻醉状态(意思是麻醉不充分),有明显的挣扎。
“动物在整个过程中处于轻度状态,”国家动物园的科学家乔盖尔·霍华德在1999年一次旅行期间的日记中写道。“有一次差点从操作台上掉下来(这次只用了氯胺酮,而不是氯胺酮和甲苯噻嗪)。”
“精液样本很棒,精子数量高,”她补充写道。
霍华德写道,在一次采集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将电压提高了四倍,达到了不安全的12伏。
“我们离开后,他们对雄性大熊猫‘屏屏’使用了危险的高电压和太多次的刺激,”她写道。“该雄性后来大便带血且稀软,好几个月没有食欲。”
专家说,电击射精应该谨慎使用,而且要用最低的电压。“电击射精能给动物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柏林莱布尼茨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研究所的动物人工授精专家托马斯·希尔德布兰特说。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目前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圈养大熊猫,该基地否认曾使用过过高的电压或以其他方式伤害动物。该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并没有任何一只大熊猫在手术过程中因使用氯胺酮而出现健康受损或死亡的情况。”
希尔德布兰特表示,人工授精应该在确定了雌性最易受孕的时刻后,每个周期只进行一次。
但中国的科学家们反复对雌性大熊猫进行人工授精。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反复对七只雌性进行授精,仅用了氯胺酮镇静剂,在五天时间里对每只大熊猫最多进行了六次授精,意味着这些大熊猫们频繁地经历麻醉状态。
史密森尼档案室的记录显示,美国科学家在检查过程中意外伤害了一只大熊猫的子宫。照片显示接受人工受精的熊猫出现呕吐。“麻醉困难,”科学家在记录中国西部卧龙繁育中心一只名叫“雷雷”的雌性大熊猫的受精过程时写道。“干呕、呕吐。禁食不充分——食物和水。过程中断。”
许多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已经退休或过世,国家动物园表示,动物园没有中国的大熊猫受伤的记录。该动物园称,总的来说,科学家那时对大熊猫繁殖的了解有限。发言人迈耶表示,这项研究的早期阶段为改善大熊猫照料做出了贡献,带来了一个“大熊猫生育高峰”。
笔记清楚地显示,科学家们无意伤害这些动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拯救这个物种。在动物保护工作中,物种的安康往往高于个体动物的福祉。
霍华德后来成了一名动物保护英雄,成都的一座博物馆现在还在纪念她。
但这些科学家们发动了一场疯狂的熊猫繁殖运动,它一直持续到今天。
对人工繁殖的奖励
过去20多年,每只大熊猫幼崽成功繁育并且存活六个月以上,中国动物园协会就会向繁育中心或动物园发放一万元的奖金。被认为在大熊猫人工繁殖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员最高可获得5万元的奖励。
成都基地去年的预算中包括大熊猫受孕和产崽目标。
这是对尽快繁殖动物的激励。
2017年,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者龙缘之为撰写博士论文访问了中国的三个大熊猫繁育基地。三个基地对每只选来配种的大熊猫都进行多次的电击射精或人工受精,龙缘之说。她现在是台湾动物与人学会的理事。
健康物种的基因有各种多样性,这让物种在发生疾病或栖息地变化时更容易适应。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科学家们帮助制定了应该用什么大熊猫进行人工繁殖的详细建议的原因。
记录显示,这些建议经常被忽视。中国的繁殖基地反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容易成功繁殖的动物身上。
繁育基地还过早地将幼崽与母兽分开。
在野外,幼崽往往与母亲在一起18个月至两年。在这段时间里,雌性大熊猫不太可能再次发情。为了让雌性大熊猫恢复受孕能力,动物园管理员不得不提前将幼崽带走。
“有时候熊猫妈妈根本没有闲的时候,”一名曾从事大熊猫人工繁殖的中国饲养员说,因为担心遭到报复,他要求不具名。“就是年年在生。”
2000年代中期,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转移到育婴室。后来,许多幼崽被安置在“干妈”身边——本质上是大熊猫的奶妈。
大熊猫一次产下一只或两只幼崽。观看网络摄像头录像的中国大熊猫爱好者在2017年记录了成都中心的一只雌性大熊猫照顾六只幼崽的场景。
该中心美国行为研究员詹姆斯·阿亚拉表示,中心尽可能让幼崽与母亲在一起。他说,只有当母亲拒绝幼崽时,才会使用干妈。“现在我们知道让他们和妈妈在一起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
人工繁育专家希尔德布兰特表示,他曾与该中心合作过,而且相关操作正在改善。
上个月,《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前往成都。该中心允许阿亚拉发言,但拒绝让管理人员、科学家或大熊猫饲养员在场。
在采访过程中,繁殖中心和当地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次打断,表示一些话题是禁区。其中包括人工授精和与美国动物园的合作。
在近期一篇题为《耸人听闻的“电击“大熊猫,是真的吗?》的文章中,该动物园表示人工授精是无害的。
别赚钱
中国大熊猫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就可以成对出租出去。
根据租借项目的相关政策,动物园不得利用大熊猫牟利。
但记录显示,即使在制定计划细节时,钱也是讨论的中心。
1993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动物园代表齐聚美国国家动物园会商策略。
那次会议的记录虽然错字连篇,但却表明动物园的管理者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展示一种珍稀物种。他们想要幼崽,将协议称为“繁殖租借”。
国家动物园的一位科学家在会上说,“老年雄性无法像一对繁殖期的雌性和雄性那样带来那么多收入。”
有些与会者承认,将大熊猫运往世界各地对保护它们几乎没有帮助:“如果我们真的想保护大熊猫,那么我们就会在原生地(的野外)保护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运走,”记录写道。
如今,美国的动物园必须向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提交与大熊猫相关的收入审计,以证明它们没有盈利。大熊猫的成本很高。除了付给中国租金,动物园还必须建造复杂的围栏,并购买成吨的竹子。
但大熊猫吸引了大量的捐赠者。
1999年,在最后一只大熊猫到来之前,国家动物园发起了一项130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其中1050万美元用于它所称的“教育中心”。
那个时期的一份内部文件建议员工回避一名记者关于该项目计划中的礼品店、餐厅、特别活动区和筹款办公室的问题。那座建筑是动物园“对地球野生动物未来的投资”,文件写道。“这就是我们想要建造教育设施的原因!”
这家非营利性的动物园不收门票。但文件显示,它将大熊猫视为“与当地企业形成强有力合作”的一种方式。
该动物园与富士胶片(Fujifilm)和动物星球(Animal Planet)达成了大熊猫赞助协议,与当地酒店合作推出了包括动物园捐赠在内的套餐,并为礼品店采购了大熊猫鼠标垫、高尔夫球和玻璃杯。
大熊猫美香和添添抵达后的几个月内就有100万游客来到这里。
但大熊猫们却面临困难。
科学家一致观察到了大熊猫的“刻板行为”,也就是在圈养环境下的行为规癖。圣地亚哥动物园的科学家对世界各地的47只圈养大熊猫进行的一项未发表研究发现,至少三分之一的大熊猫存在“踱步、甩头、后足站立旋转和规癖性的兽笼攀爬”。
中国早年的条件可能导致情况愈发恶化。一位圣地亚哥科学家在写给一位国家动物园大熊猫管理员的信中说,大熊猫时常会有他称为“囚禁期”导致的问题,也就是“居住在明显不达标的环境里”。
对美香和添添来说,天气是一个挑战。大熊猫喜欢凉爽的山区气候,而到了2001年4月,他们已经在华盛顿的酷暑中变得无精打采。
病例上不断出现“气促”这个词。园方采用了冰块、喷水和空调。动物园发言人说,园方遵循了有关温度和天气的指南。
一位管理员说,美香在一次不开放巡展期间被过量喂食,导致排便失常。当动物园为庆祝她接待了第一百万名游客而举办派对时,她全程都在睡觉。
艰难的繁殖
美香和添添并不是一对合适的配偶。
“添添粗暴攻击了美香,”一位兽医在2002年一次早期交配后写道。此后的交配尝试都未能成功。
于是工作人员介入了。美香在接受一轮人工授精后于2005年产下幼崽。
在那之后,受孕变得难以捉摸起来。科学家们开始在美香短暂的繁育窗口期内加入多项手术。
根据联邦政策,动物园不能仅仅出于获得幼崽的目的进行大熊猫繁育。那个时期的动物园记录显示,工作人员不断被提醒,繁育是出于科学目的,不是为了生崽。
管理者对相关努力进行了跟踪记录。
“不幸的是,美香已经连续四年无法受孕,”园长在2010年给动物园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接下来一年格外困难。美香在第一次人工授精后出现呕吐。约24小时后,工作人员就着手对她进行第二次麻醉,药物未能充分施放。美香那天被扎了四针,导致后来的康复过程十分艰难。
国家动物园发言人迈耶说,繁育过程得到了密切监控,并遵守了相关规定。
2011年,园方宣布如果美香明年仍无法产崽,就将被送回中国。
美香最终在经过至少21次人工授精后产下了四只存活的幼崽。有关详情甚少为公众所知,史密森尼方面在收到一项公开记录要求后拒绝公布部分信息。
多年后的2022年,史密森尼频道与一家隶属于中国宣传部门的公司合作,制作了关于她的最后一只幼崽的影片《大熊猫小奇迹》(The Miracle Panda)。片中介绍人工繁育是一种快捷、有效且侵入性极低的手段。
动物园发言人说,要想得到在中国拍摄的资格,摄制方需要与特定的制作公司合作。史密森尼对影片的“科学准确性”进行了审核,她说。
每一次产崽,几乎总是能立刻带来一大笔钱。
“周边产品的总销量有大幅增长,”动物园的筹款合作伙伴在2006年的一份文件中写道。
“给许多动物园运转、研究、教育项目提供了资金,”一位动物园雇员在笔记本上写道。
访客数量直线上升,到了2010年,记录显示,销量排在前10的周边中,有九种产品与大熊猫有关。
专家称,中国通常把最有遗传价值的动物留在国内。有一处记录显示,添添和美香作为配偶得到了“最低评分”。
园方称他们的幼崽身体健康,且极具遗传价值。他们属于中国的“繁育项目的一部分”,主持多项人工授精操作的史密森尼繁殖专家皮埃尔·康米佐里说。“因此这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有一处记录显示,专家曾讨论用私人飞机空运圣地亚哥一只大熊猫的精液,因为那只大熊猫的基因“适配性好得多”。
“科学上讲,这些动物对种群的意义不大,”哥本哈根动物园动物学主任马兹·弗罗斯特·伯特尔森在谈及送往海外的大熊猫时说。他的动物园有大熊猫,但是没有使用人工授精。“现在去做这事,只能是出于财务的原因。如果我们有幼崽,我们的收入会增加。”
野外大熊猫
对大熊猫项目的一大期待是,有朝一日这些圈养动物能放归野外生活,就像诺亚方舟上的那些生物。
成功放归的大熊猫有10只,这是中国国家林草局大肆宣传的数字。但《纽约时报》在分析新闻报道后发现,在此过程中死亡的大熊猫几乎也有这么多。其中两只死于野外袭击或感染,至少还有六只在准备放归期间死亡。
《纽约时报》发现,自1995年以来,从野外移走的大熊猫数量多于放归的大熊猫数量。林草局员工表示,他们将受伤或被遗弃的大熊猫带回圈养。但记录显示,一旦被圈养,许多大熊猫就会被加入繁殖计划。
《纽约时报》统计,有十多只野生大熊猫终生被圈养,还有十多只至今仍在基地。2018年,中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新捕获的动物在康复后必须放生。
林草局没有回答一系列问题,但表示《纽约时报》“歪曲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管理的实际情况”。该机构没有回应进一步说明的请求。
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外的大熊猫从未被放归野外。他们在国外产下的后代也没有。
美香的第一只幼崽于2010年被送往中国,当时国家动物园有一个迫切的疑问。“美香和添添回去后会是什么情况,”一份部门文件记录的通信中说。
“他们会被送到哪里,会怎么对他们?”这份通信中写道,“亟待解答。”
他们的问题在去年得到了回答,两只大熊猫和他们的后代“小奇迹”一起回到了中国。
父母将被送往四川一座大熊猫中心的“退休”区。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开始出现有关他们的待遇的传闻。
大熊猫中心向粉丝们保证,他们过得很好。
“网络上关于熊猫中心藏匿、虐待三只大熊猫的言论严重失实,”中心5月在微博上说。“严守真相,拒绝谣言,尊重事实,明辨黑白!”
野生大熊猫到底有多少?
15 October 2024 at 05:38
野生大熊猫到底有多少?
马语琴, JOY DONG
美国动物园指出,野生大熊猫数量的增加(最近的一次统计为1864只)证明,他们在保护大熊猫方面投入的数千万美元已达到预期效果。
但这是中国政府2013年的统计数据,保护界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个数字——包括动物园自己。
世界各地的动物园每年以高达110万美元的价格从中国租用一对大熊猫,然后对它们进行繁殖,希望将后代放归野外。
这是世界上标志性的保护项目之一。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发现几乎没有大熊猫放归野外,个别大熊猫因激进的人工繁殖措施受伤、灼伤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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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对这些危害轻描淡写,往往以大熊猫数量上升为由,宣布该项目取得了成功。
但华盛顿国立动物园2006年的一项研究计划书宣称,大熊猫数量普查方法“从未经过系统和科学的准确性检验”,而且“没有定量数据”作为支持。
2012年的另一份文件描述了“缺乏关于自然界大熊猫数量的可靠数据”。
“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中国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学家刘建国说。
怎样为熊猫计数?
中国的大熊猫调查大约每十年进行一次,由国家林草局牵头,这是一项雄心勃勃、开展多年的工作。在最近的一轮调查中,勘测人员带着GPS设备和地形图在陡峭的地形上展开调查,有时还请当地农民当向导。
他们搜寻熊猫粪便,然后分析其中发现的竹子碎片。
大熊猫是一种独居动物,它们固定在特定的森林区域,称为“家域”。它们有独特的咬痕。它们排便很多。
通过分析残留在竹片上的咬痕,调查人员可以估计出该地区有多少只大熊猫。
这种方法并不理想
在2010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曾担任调查顾问的科学家于长青批评了该方法,并对该项目的组织工作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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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于行政费用,而专家们则被边缘化,他写道:“大熊猫调查是一项科学的事情,本来应该交给科研人员负责。”他还写道,“最终结果实在令人遗憾。”
国立动物园曾提出过替代方案,称咬痕法“劳动强度大且有争议”。
专家表示,还有更好的选择。
“DNA绝对是黄金标准,”野生动物监测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熊类专家小组的联合主席戴维·加尔谢利斯说。
中国专家表示,他们很难找到足够的新鲜粪便来进行一致的DNA分析。
中国对统计方法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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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草局得出了一个精确的数字——精确到个位数字数字。但该机构不肯透露这是如何做到的。
美国动物园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为最后一次普查提供了资金,但连这两个机构也不知道具体的统计方法。
“他们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来解释他们如何进行分析,”世界自然基金会副主席科尔比·洛克斯说。
中国林草局没有回答我们关于大熊猫调查的提问。它表示我们的报道不准确,但没有详细说明。
“我们无法获得”及时的数据,史密森学会的野生动物生物学家黄穹宇(音)说。“这有点令人沮丧。我们本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熊猫数据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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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是政治性的。调查是政治性的。熊猫调查尤其是政治性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西部的一些官员担心披露大熊猫的存在会导致伐木禁令,因此科学家认为他们少报或否认了大熊猫的存在。
其他压力也可能导致多报。在中国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大熊猫可以带来政府资金。
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使人很难了解真相。“人为干预太多了,”台湾动物与人学会理事龙缘之说。
动物园接受这一数字
201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大熊猫不再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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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谢利斯说,该组织的专家认为,即使1864只大熊猫这一数量不准确,但大熊猫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它们的栖息地也在扩大。他说,中国向该组织提供了一些数据,比如每个地区大熊猫的估计数量,以及被分析的粪便的位置。
国立动物园发言人安娜丽莎·迈耶说,虽然“依然有待科学论述”,但是,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大熊猫的数量正在增加。她说,更多的栖息地得到了保护,研究人员已经观察到野生大熊猫正在进入这些新的地区。
奇怪的是,中国林草局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决定提出了异议,担心这会让大熊猫淡出人们的视线,加尔谢利斯说。
但现在,中国和美国动物园同样表示,新的认定证明了该项目的成功。
“最终,”加尔谢利斯说,“他们被他们自己的数字说服了。”
日本人学校男童被杀案:如何抵抗中国的仇恨教育
15 October 2024 at 12:50
日本人学校男童被杀案:如何抵抗中国的仇恨教育
袁莉
9月18日,一名日本男孩在中国上学的路上被刺伤。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华开始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这名10岁的孩子被宣布死亡。警方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4岁的男子,称其对袭击事件供认不讳。日本领导人要求得到答案。中国政府称这次袭击是一个“孤立事件”,要求日本冷静下来,停止将这起事件“政治化”。
一些中国人认为,这名男孩是反日情绪的受害者。中国政府在学校里教授有害的民族主义思想,并通过网络和国家媒体反映出来,从而煽动了反日情绪高涨。
男孩死亡当晚,50多名中国人在东京参加了烛光守夜活动,并发表声明:“中国长期以来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恨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人对日本的认知,甚至放纵了蒙昧与罪恶。我们也将致力于改变这种令人不安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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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他去世一周后,年轻的活动人士(主要在中国,也有一些在国外)发起了纪念活动。中国的民间习俗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在七天后回来探望家人,然后前往天国。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不希望在仇恨的土地上成长,”活动人士在一份有200多人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
我采访了许多中国人,他们说排外思想的灌输越来越多,对此他们感到愤怒。这些人有的身在日本或美国,有的在中国,而在中国,这种时候即使是公开的悲痛也会被视为异议。他们说,在中国,仇恨日本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他们问自己:保持沉默是否会助长仇恨?他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未来的悲剧?他们决定必须大声疾呼;不作为就是一种怯懦。
于是,他们到男孩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学校门口献花。他们举行小型追悼会,有的在网上,有的是在线下。他们用真名共同签署声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和帖子,尽管他们知道,审查员和民族主义暴徒会猛烈抨击他们。
“有朋友说,别写,别发声——因为会被骂,”两名北京的法学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孩子都死了——再不发声,我们都是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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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噤声、沉默和回避都是对暴力的放纵,都是对逝者的漠视,”他们写道。
很难说有多少中国人有这种感觉。但多年来,通过采访和研究网上的言论,我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自十多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置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之下以来,如今,人们对仇恨教育的愤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超过200人实名在这两份声明中签名,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因为中国当局本能地反对这种有组织的行动。
一名签署了声明的24岁女子告诉我,她被两名国家安全官员传唤,并被审问了两个小时。她说,他们告诉她,该声明是“反华势力蓄意组织的行为,意图挑起事端,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
她说,警官们不想谈论那个男孩。他们只关心谁组织了这份声明,以及为什么会有人签署。“他们对逝去的生命毫无尊重,”她说。
警察的态度并不令人惊讶。反日内容充斥着中国的各种媒体。一位前日本大使告诉一家日本报纸,他曾要求中国当局删除网上的错误信息,但没有任何效果。令他感到担心的视频将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描述为未来间谍的训练基地,或者展示了普通中国人殴打日本人的虚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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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短视频平台快手对90多个传播有害信息、煽动中日对立的账号进行了处罚。另一家短视频网站的前雇员表示,反日内容很受欢迎,因为它吸引流量,而且通常不会受到政府的审查。
中国人被反复告知,他们应该憎恨日本人、美国人、香港民主抗议者、支持独立的台湾人以及任何批评中国政府的人。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一名农民工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当他解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他11岁的儿子感到被冒犯了。他的儿子指责他不是一个好中国人。他在学校被教导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他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一位在欧洲生活多年的中国女性写信给我说,她不敢和父亲谈论那个日本男孩的死亡。“我很害怕听到父亲说,‘活该。’如果他这么说,我可能会崩溃,”她写道。“但如果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被煽动,这好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6月,一名中年中国男子在东部城市苏州的一个校车站持刀袭击了一名日本母亲和她的儿子。他们受了伤,而巴士乘务员,一名中国女性,在试图阻止该男子时身亡。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为这次攻击欢呼——“他们活该”“干得好!”——同时称那名中国女子为“叛徒!”
东京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阿古智子说,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对言论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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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府应该允许多种意见,包括那些批评仇恨言论的意见,”她说。阿古智子同样批评日本网上对中国人一概而论的言论。
日本一家主要报纸报道了东京的烛光守夜活动后,一些日本人在雅虎日本上留下了严厉的评论。“如果你真的想哀悼,那就谴责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位评论者写道。“如果做不到,那就只是一种姿态。”
这就是有独立思想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困境。在国内,强大的威权国家让他们反击极端民族主义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螳臂当车”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在中国之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倾向于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
在日本男孩死后的第二天,一封似乎来自他父亲的信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他说,他和他的中国妻子觉得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属于中日两个国家。
“我们不会憎恨中国,同样,我们也不会惜恨日本,”这位父亲写道。“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封信,几乎是作为一种抗议。后来信就完全消失了,这是只有最高政府审查者才能下令做的事。
中国再次举行环台军演,警告赖清德
14 October 2024 at 10:50
中国再次举行环台军演,警告赖清德
DAVID PIERSON, AMY CHANG CHIEN
周一,中国开始在台湾周边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此前几天,北京指责台湾这个自治岛屿的总统在国庆讲话中鼓吹独立。
中国表示,这场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其他部队参加的演习是为了测试他们并肩作战的能力,并向北京声称是其领土的台湾发出警告。中国没有说明演习何时结束。
据国家媒体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李熹海军大校表示:“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东部战区负责包括台湾在内的地区。在社交媒体上,该战区曾发文称“随时准备战斗”。
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强烈谴责这种非理性的挑衅行为”,并称已派遣军队应对中国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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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专家表示,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公开的细节也很少,因此演习的规模还不是很清楚。中国国家媒体发布的地图显示,演习在环绕台湾的六大区域进行。
中国将此次演习称为“联合利剑-2024B”,表明这是5月为期两天的“联合利剑-2024A”演习的延续,那场演习是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后举行的。北京厌恶赖清德,指责他和他的政党寻求独立。
在周四纪念台湾国庆日的演讲中,赖清德表示,中国和台湾“互不隶属”,北京“无权代表台湾”及其2300万人民。尽管如此,赖清德说他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等全球性挑战。
中国立即批评了赖清德的讲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赖清德的讲话企图“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她说赖清德“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
台湾新北市淡江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张五岳称,中国周一宣布的演习是对赖清德国庆讲话“直接而激烈的回应”。
“这表明中国对赖总统没有信任,也没有期望,”张五岳说。“无论他说什么,中国都会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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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似乎在利用演习来表达不满,但又不至于引起严重恐慌或混乱。例如,在以往使用实弹的演习中,中国提前发布了警告,宣布了禁飞区,并用具体坐标划定活动区域。
“从理论上讲,规模不应该太大,”张五岳说。“因为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实弹射击,在海上和空中发射那些所谓的导弹,一定会提前通知他们,以免对相关海空区域的飞机、舰艇造成伤害。”
今天你怀孕了吗:中国的“新婚育文化”运动
9 October 2024 at 12:18
今天你怀孕了吗:中国的“新婚育文化”运动
王月眉
第一次有政府工作人员鼓励由美·杨(音)要孩子时,她没有多想。当时,她和丈夫正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婚姻登记处办手续,工作人员给了他们免费的产前维生素,她以为这是政府想要提供帮助。
后来,政府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问她是否服用了那些维生素;在她怀上了孩子后,他们又打来电话追踪进展情况。由美·杨还是没往心里去,觉得那些问题是出于关心。但在她分娩后,政府官员登门,要求给她和孩子拍照以便存档。这就太过分了。
“他们来到我家,就太荒唐了,”28岁的由美·杨说。“我觉得有点讨厌了。”
面对威胁经济增长的人口下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种屡试不爽的策略来应对:插手女性最私密的选择——是否要孩子。
政府工作人员不只是挨家挨户询问女性的生育计划。他们还与大学合作,开设“对婚姻和生育持积极态度”的课程。在备受瞩目的政治集会上,官员们尽其所能地传播这一信息。
“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你在这个世上活过,却没有生育另一个生命,那真是个遗憾,”来自全国妇联的人大代表高洁今年在北京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对记者说。
至少,这种毫不隐晦的方式让女性更难无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于结婚生子的呼吁。在一些人看来,这完全是侵入性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女性抱怨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她们,甚至有人打来电话询问她们最近一次来例假时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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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权活动发起了镇压的习近平表示,将促进生育作为国家优先事项是确保女性“始终与党同心同行”的一步。(中国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是衡量一个女性一生中生育数量的指标。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在1.0左右,而去年美国的数字为1.62。)
这场促进生育运动也提醒着人们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们的生育决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数十年时间里,该党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有时甚至采用残酷手段实施这项政策。政府工作人员对未经批准就怀孕的夫妇处以罚款,甚至强迫一些女性去堕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共有所退让,但也从未完全放弃权威,它在2021年规定,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
现在,它正迅速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为了解个中详情,《纽约时报》走访了多家产科医院,以及几个社区,那里的工作人员在促进生育方面有着突出表现。在我们采访的10名女性中,有七人表示,她们曾被政府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有生孩子的打算。
对许多女性来说,政府持续纠缠的同时似乎并未解决她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且显得不合时宜。它未能解决抚养孩子的高成本问题,以及女性要如何在事业和其他抱负之间兼顾母职。
“我们不像70后、80后。大家都知道,90后普遍不想要孩子,”由美·杨说。“是否想生孩子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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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来说,这些言论正是这些新举措如此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新婚育文化”运动。
“有些人认为,婚姻和生育是个人的私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在有200万人口的北方城市牡丹江,政府下属的计划生育协会在今年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政府的计划生育协会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它有着数以万计的分支机构,分布在村庄、工作单位和城市社区。几十年来,在中国计生协的领导下,它们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机构。
现在他们则正在努力推广所谓的新生育文化。
根据中国计生协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有约50万居民的北京密云区,当地计生官员成立了一个500人的宣传团队来推动这项事业。
文章称,该团队至少与密云区超过一半的“适龄”夫妇联系过至少六次。他们还在公园里设置了新的艺术作品: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板广告牌,是一男一女带着三个孩子走路,在他们上面是一个口号,敦促夫妇要适龄生育。
文章还提到,工作人员的奖金将与他们推动新文化的成功程度挂钩,但并未具体说明绩效如何衡量。密云区的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38岁的张荣兴(音)带着学龄前的儿子走在这幅作品附近。她说,当地的计生工作人员曾通过电话和当面询问了解她是否打算再生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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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这个打算。她已经有两个孩子,足够了。“太辛苦了,”她说。“精神上、经济上、时间上都是如此。”
追踪和影响妇女生育计划的努力甚至可能在婚姻之前就开始了。许多城市提供免费的婚前健康检查,对夫妇双方进行遗传病筛查,并告知他们理想情况下应该在35岁之前生孩子。几名女性表示,在接受健康检查后不久,政府工作人员就给她们打电话,告诉她们去领取免费的备孕补剂叶酸。
在孕期,政府工作人员也会持续参与。政府网站指示女性在社区卫生中心登记她们的怀孕情况,这些中心由当地政府负责管理。
在北京一家妇产医院,34岁的杨莹莹(音)说,在她怀孕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一直在检查她的情况。“他们会说,我看你该去做检查了,”她说。
一些女性告诉《纽约时报》,她们很感激这种关怀,因为她们感觉受到了关心。女人们还赞扬了支持生育运动的其他部分,包括扩大儿童保育资源和鼓励男性帮忙做家务。
即使是那些认为官员的提问构成侵扰的人也表示,完全可以无视这些问题。没有迹象表明政府的行动已经接近独生子女时期的那种过度干预。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人口统计专家王丰说,考虑到可能引发的政治反弹,也不太可能这样做。
不过,他还说,政府关于生育是公共责任的言论表明,它试图控制女性生育选择的总体心态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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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他们实施计划生育时的心态完全一样,”王丰说。“我想说,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已经超越了他们。”
一些学者、活动人士和普通女性担心,政府可能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限制女性的选择。中央政府在最近的几项卫生计划中承诺减少“非医学需要的堕胎”,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人们担心堕胎可能会受到限制。
政府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非医学需要的堕胎,十多年来,它一直做出类似的承诺。中国是世界上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堕胎变得普遍。目前还没有关于新障碍的广泛报道。但政府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生育更多孩子,这让许多女性感到警惕。
在一些地方,堕胎不仅受到医生的监管,也受到官员的监管,这些官员可能有单纯的医疗问题以外的考虑,这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一些城市要求怀孕14周及以上的妇女在堕胎前必须获得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许可。
这项规定是在本世纪头十年出现的,目的是防止父母打掉女性胎儿,这种做法在独生子女时代很普遍。但在实施该规定的城市之一南京市,两家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官员表示,一般来说,他们会试图劝阻申请者。
这些官员没有被授权接受采访,因而没有透露姓名。他们说,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明确的指示。但他们都提到了政府向三孩政策的转变,以及年轻人不愿生育更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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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办公室的窗户上,有14张不同的宣传婚姻和生育的海报。其中一张海报上写着“生命是爱的延续,”画面上,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三个孩子玩耍。
文革中著名红卫兵领袖宋彬彬于美国去世
8 October 2024 at 09:08
文革中著名红卫兵领袖宋彬彬于美国去世
TRIP GABRIEL
中国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于9月16日去世,享年77岁。她在1966年牵涉了自己所在高中的校长遭殴打致死的事件,那是文化大革命最著名的杀人事件之一,近半个世纪后,宋彬彬为自己的行为公开道歉。
她的死讯由其兄长宋克荒透过微信发出,称她在美国去世。他未提供其他细节。
宋彬彬去世的消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再次引发了她在2014年的含泪道歉是否足够,以及中共始终未能彻底清算文革的争论。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据称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在中国,文革仍然是一个受到严格审查的话题。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杰出将领的女儿,宋彬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她和同学们响应毛的号召——他呼吁年轻人反对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所谓固守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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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5日,学生们对校长卞仲耘进行了批斗。50岁的卞仲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学生们用脚踢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殴打她。昏迷后,她被扔到一辆运送垃圾的手推车上,任其等死。
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卞仲耘是文革期间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文化大革命”这场肆虐的暴力确立了对毛的个人崇拜,人人挥舞着《毛主席语录》。
根据1980年公布的党内估计,1966年8月至9月,近1800人在红卫兵和其他狂热分子在北京各处发动的批斗活动中丧生。
在卞仲耘去世两周后,逾100万红卫兵涌向天安门广场,宋彬彬被选中站在高耸的天安门城楼上,在毛泽东的左袖别上了红袖章。记录下这一幕的照片传遍了全国。因受到毛的赞许,19岁的宋彬彬在中国出了名。
但文革风暴很快就转向了宋彬彬的家人。她的父亲宋任穷在1968年被开除出党,宋彬彬和母亲被软禁在家。1976年毛去世后,文革方才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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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宋彬彬回到中国生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宋彬彬一直回避在红卫兵时期的经历,这也反映了官方对那段历史的沉默态度。但随着少数当年的红卫兵开始道歉,鉴于其曾经风头无两的地位,她面临着发声的压力。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回到母校,进行了忏悔,她在卞仲耘的雕像前鞠躬,并做了1500字的发言。据《新京报》当时的报道,她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卞仲耘的正式职称是副校长,但在当时她以代理校长的身份工作,因此被称为校长。)
2004年,宋彬彬的校友、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的王友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书中描述了卞仲耘的遇难情形,以及宋彬彬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动乱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描述完卞仲耘的遇难经历后,王友琴写道,“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师被迫害致死”
宋彬彬否认她直接参与了殴打;她说,事实上,她曾试图阻止其他人这么做。但她承认,她和另一名同是红卫兵领袖的同学是最早一批张贴所谓大字报声讨教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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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新京报》:“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
她的道歉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中国人对她的举动表示欢迎;也有一些人则表示,这是不够的,来得太迟,或者中国需要对文革进行真正的清算。
一些评论人士强调,由于宋彬彬在红卫兵中的重要地位,她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纽约时报》2014年援引退休文学教授崔卫平的话说:“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
对宋彬彬的道歉不满意的包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妻子死后,他用照相机拍下了伤痕累累的尸体,以及批斗者闯入他们家中张贴的大字报。一个大字报写着“砸你个稀巴烂”,另一个写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
“因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个坏人,”王晶垚在2014年告诉时报,当时他已经93岁了。“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
根据彭博新闻社2012年发表的一份家谱资料,宋彬彬出生于1947年,是宋任穷和钟月琳的八个子女之一。她的父亲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在毛死后主导了国家的经济开放工作,同时获得了财富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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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宋任穷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持支持态度。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宋任穷的六个女儿中有三个在20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成为美国公民。
宋彬彬的丈夫金建生(音)是马萨诸塞州一家公司的总裁,已于2011年去世。她仍在世的亲人包括儿子金严(音)。
道歉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宋彬彬表示,她对这个机会盼了很久。
“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她说。
中国股市暴涨 2024年10月5日,星期六
6 October 2024 at 04:45
免责声明(Disclaimer):本博文纯属博主自我学习的总结,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
云上贵州的 iCloud 共享相册无法公开共享
1 October 2024 at 12:06
我一直和家人使用 iCloud 共享相册来备份一些合照,每个人用自己手机拍摄的照片汇总起来就有了更完整视角的记录,它又不占用自己手机和 iCloud 的空间,所以算是挺实用的方法。而且,如果想把共享相册临时分享给其他人查看,只需打开相册的公共网站开关,就能得到一个网址,通过浏览器就能查看相册。前几天有这样的需要,于是复制了链接发过去,结果对方反馈说浏览器里显示的是 iCloud 找不到该网页。我这才后知后觉地知道,原来早在 2022 年就有网友发现「由于当地法规,这个功能在中国不再可用」了。
fin.
在香港,哪些行为会被判处“煽动叛乱”罪?
30 September 2024 at 03:04
在香港,哪些行为会被判处“煽动叛乱”罪?
DAVID PIERSON, TIFFANY MAY
穿着印有抗议口号的T恤。
在公交车座位上涂鸦支持民主的内容。
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习近平。
上周,香港有三名男子因为这些抗议行为而被判入狱,在以往,这些行为可能不会引起什么注意——这显示出新扩大的国家安全法的威力,这部法律的制定正是为了压制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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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是由香港特首亲自挑选的一名法官在两天时间里做出的,凸显出香港在政治上的转变。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和习惯于政治言论自由的城市,香港现在变得越来越像中国内地,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批评在那里几乎是不可容忍的。
1997年回归后,中国同意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保留香港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是,要求更多民主的呼声在2019年席卷全城的反政府示威中达到高潮,导致了一场政治镇压,几乎消灭了所有公开反对北京的声音。曾经自由活跃的新闻媒体也被噤声。现已解散的《立场新闻》的两位主编是几十年来首批被判犯有煽动罪的记者。
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的执行主任托马斯·凯洛格表示:“我们仍处在国家安全对香港公民空间的重组过程中。公开辩论和讨论已不复存在,政府将继续利用国家安全工具来监管人们的言行。”
首项依据新国安法的定罪
这三人是第一批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被定罪判刑的人。在北京的要求下,该立法由一个没有任何反对党议员的立法机构于今年3月通过。此前,由于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对,立法被搁置了20年。
该条例也被称为“23条”立法,是对中国在2020年针对此前一年的抗议活动而实施的现有国家安全法的补充。据香港保安局称,截至目前至少有303人被捕,176人和5家公司基于这两部法律受到指控。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针对叛国和叛乱等政治犯罪,刑罚包括无期徒刑。它还涵盖“外部干预”和窃取国家机密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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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都是根据该条例中针对煽动叛乱的部分被定罪的,该法将其描述为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它取代了殖民时代的反煽动法,将刑罚从两年提高到最高七年。如果被告“勾结境外势力”,刑期可达10年。
口号有罪
上周第一个被判刑的是27岁的诸启邦,今年6月,他在一个地铁站被捕,因为他穿着一件T恤,上面用英文写着“香港自由”以及中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后者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抗议口号。诸启邦认罪,并被香港裁判法院总裁判官苏惠德判处14个月监禁。苏惠德是据信由香港特首李家超挑选来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20多名法官之一。
在诸启邦获刑后不久,苏惠德法官判处钟文杰入狱10个月,罪名是在3月到4月间在公共巴士座椅上涂鸦“煽动意图的”言论。29岁的钟文杰认罪,承认曾写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口号。钟文杰告诉调查案件的警察,他写了这些标语,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批评政府,言论自由受到保护。
在钟文杰获刑次日,58岁的区健威承认在社交媒体上“故意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出版物”。由于在Facebook、YouTube和X上发布了数以百计反政府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不到20个人的区健威被判处14个月监禁。
凯洛格表示,除了破坏公物,这三人的违法行为“在大多数其他尊重权利的司法管辖区”,都不会被视为“合法可诉”,因为它们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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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儆效尤
苏惠德和香港政府表示,这些人的行为旨在煽动对当局的仇恨和蔑视,且他们的定罪需要对他人起到威慑作用。
苏惠德法官在诸启邦的判决中说:“如法律不及早介入,纵容个别煽动行为,会导致社会再次陷入乱象当中。”
香港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判决表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关条文已经清晰划分非法的煽动言论和合法的建设性批评。”
然而,法律专家表示,任何对政府的批评现在都可能被认为是有风险的。
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的国际人权法教授伊娃·皮尔斯表示,“当局已经构建了一张严密的网,要把所有人都网住。”
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宣判,两名编辑获刑
27 September 2024 at 09:57
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宣判,两名编辑获刑
TIFFANY MAY
周四,香港一名法官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对两名编辑进行了宣判,展示了中国的镇压如何削弱了这座曾经的自由之城的新闻自由。
这两名编辑是钟沛权和他的继任林绍桐,他们已在今年8月被判有罪,罪名是在现已停运的民主派新闻网站《立场新闻》上串谋发布煽动性文章。钟沛权被判入狱21个月,林绍桐因患有严重疾病被判处不到一年的有期徒刑,等于从他被捕后到保释期间已被关押的时间。
与香港另外几家新闻媒体一样,立场新闻曾是香港拥有公民自由的一个例子,这些自由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立场新闻开展调查,揭露政府的失职行为,为香港陷入困境的民主运动发声。
2019年,香港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后,北京的中央政府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法镇压了反对派。但立场新闻继续在社论和采访报道中发表支持民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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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钟沛权和林绍桐被逮捕,数百名警察突袭了立场新闻编辑部,收集了一箱箱的证据后,立场新闻关闭。
两名记者被捕后被拘留了近一年,后来获准保释。审理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持续了近两个月,推迟了三次才做出裁决。
周四,林绍桐被告知他获得释放,他患有一种罕见的肾脏疾病,需要做透析并和定期的医学观察。钟沛权站在玻璃挡板后面的证人席上,等待被带去服刑。前同事们在被引导出法庭时向他挥了手。钟沛权微笑着挥手回应。
钟沛权在被定罪后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他相信香港许多人仍然支持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
“他们中的一些人关心社会上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并愿意付出失去自身自由的代价,”他写道。“如实地报道他们的故事和想法是记者坚定不移的责任。”
维权人士和记者团体称,立场新闻编辑被起诉表明香港新闻自由的减少,也让人们对当局可能认为哪些新闻活动是非法提出了疑问。香港记者协会本身已成为政府批评的对象,该协会曾表示反对使用煽动法来“起诉行使宪法赋予的新闻权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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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国记者会在今年8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对立场新闻案的裁决“震惊了香港的新闻编辑部以及在香港设有分社的国际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现在要搞明白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否违反了香港法律”。
香港政府已对这些有关新闻自由的担忧进行了反击。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新闻从业员与其他人一样都有义务遵守所有法律。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及批评政府施政的自由并无受到限制。”
尽管如此,官员们已明确表示,界限已经重新划定。在立场新闻关闭之前,《苹果日报》已经停刊,后者是一份充满活力的民主出版物,由媒体大亨黎智英拥有,黎智英本人已受到违法国家安全法的指控,面临审判。香港当局拒绝发给多名外国记者和摄影师工作签证,或禁止他们进入香港,包括一名美联社摄影师,他曾拍过一张黎智英走在铁丝网围栏里的照片。政治漫画家尊子讽刺了警察后,政府官员多次谴责他,直到他为之工作了四十年的报纸停掉了他的漫画专栏。
许多当地新闻媒体已停止报道香港活动人士的努力,现已流亡海外的活动人士呼吁外界关注中国对香港的镇压。其他新闻网站已采取在社评文章底部刊登免责声明,称社评文章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出版物的观点,出版物无意违反国家安全法。
香港记者协会本月表示,除了面临法律风险外,数十名记者、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也成了似乎是系统性骚扰活动的目标,包括死亡威胁、勒索信和网暴。
香港当局也对异见人士进行更广泛的打压。根据乔治城亚洲法律中心研究人员维护的数据库,已有近300人因违法国家安全或煽动叛乱的指控被捕,其中的70多人已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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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名反对派议员和知名活动人士正在等待集体审判的宣判。在另一起案件中,许多专家预计,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的传媒大亨黎智英将面临长期监禁。
周四在宣布刑罚之前,法官郭伟健表示,监禁是对发表被他判定为煽动性文章的“唯一适当惩罚”。他说,立场新闻并不仅仅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新闻机构,而是在许多人对政府缺乏信任的时候发生的一场运动的参与者。
立场新闻的一些社论未能提供背景和平衡的分析,郭伟健说,一位明星记者后来以反对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他说,这些加起来的效应“对公众造成了严重的、无法量化的伤害”。
中国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26 September 2024 at 09:24
中国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储百亮
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在周三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已落入太平洋。这表明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继续加强中国导弹部队的建设,此前该部队曾经历了一段腐败丑闻和领导层动荡。
这似乎是中国44年来首次公开宣布的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测试。中国国防部表示,由解放军火箭军发射的这枚导弹已落入“公海”,但未透露模拟弹头落在了哪里、携带该弹头的导弹型号,以及导弹发射地点等细节。国防部称,模拟弹头“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国防部称,并表示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称,中国政府已将导弹测试“提前向有关国家作了通报”,但未详细说明是哪些国家。中国通常在本国境内进行导弹试验。
中国的担保似乎不太可能打消该地区的专家和官员对此次测试的疑问。这种导弹在高空以弧线飞行,可将弹头发射到数千公里外的地方,使其成为每个超级大国核能力的支柱。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年度调查,中国拥有约134枚洲际弹道导弹,能运载约240枚弹头,略低于美国或俄罗斯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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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很难隐瞒,因此北京宣布进行了发射,并控制叙事的做法是明智的,”五角大楼前官员、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的唐竹安(Drew Thomson)说。
“中国正在发出一个信号,”唐竹安说。“这次弹道导弹测试向中国的对手发出警告,中国的宽容是有限度的,导弹测试也凸显了中共对风险和脆弱的敏锐意识。”
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政府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实力感到焦虑。“日本政府正在试图确认细节,”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表示,东京没有收到有关导弹发射的事先通知,导弹似乎没有从日本领土上飞过。日本已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机最近侵入其领空感到不安。
“中国的军事活动缺乏透明度,这已成为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林芳正说。
五角大楼称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构成“长远的挑战”,尤其是在亚洲。火箭军负责保管中国的大部分核武器和数百枚常规导弹。它一直处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向亚太地区投射实力、削弱美国影响的雄心的最前列。
但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武器装备部门似乎遭受了丑闻的动荡。2023年,习近平突然用没有导弹部队经验的外来者换下了火箭军的两名高级指挥官。其他高级军官也消失了,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两名中国前国防部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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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许想通过这次发射来至少部分地展示其导弹部队和核威慑的可信度,台湾淡江大学专门研究人民解放军的助理教授林颖佑说。“他们希望能消除国外对火箭军实力的怀疑,”他说。
尽管如此,中国推出新型导弹的速度似乎并没有放慢多少。去年五角大楼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新报告称,中国军方一直在研发“将大大增强其核导弹力量”的新型洲际导弹。五角大楼的报告还说,中国“也许正在探索”研发运载常规武器的洲际弹道系统。
据中国新闻媒体报道,中国上次宣布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是1980年5月。2021年,中国进行了两次高超音滑翔飞行器测试,它们是通过导弹送入轨道,可能有携带核弹头的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中国北方的三个地方建设了300多个可容纳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
中国将逐步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
23 September 2024 at 08:41
中国将逐步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
DAISUKE WAKABAYASHI, KIUKO NOTOYA, CLAIRE FU
中国上周五宣布,将逐步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一年前,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将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排海后,中国对日本海鲜下达了禁令。
做出宣布之前,中国和日本达成共识,扩大对经过处理的放射性水的监测,排海始于去年8月。日本政府和负责运营福岛核电站并监督其清理工作的东京电力公司向公众保证,经过处理的废水可以安全饮用。
在几个反对排放的亚太国家中,中国的反应最为激烈,理由是担心排放会污染水产品,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并不认同这种担忧。2011年,位于日本东海岸的福岛核电站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之后熔毁,这些水被用来冷却核燃料棒。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它通过一个处理厂已去除了冷却水当中的大部分放射性物质,残留的部分没有超过国际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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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政府继续称废水为“核污染水”,并在上周五的宣布中再次采用这样的说法。中国政府一直对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的安全排放传播误导信息,在国内激起恐惧、愤怒和反日情绪。
上周五,两国宣布,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指导方针下扩大对经过处理的废水的监测,这些指导方针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制定的。
虽然中国政府表示打算“逐步”恢复进口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品,但继续批评日本“不负责任的做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政府继续反对日本“擅自启动排海”,但达成共识是为了“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欢迎扩大监测。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中国在2022年曾是日本水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从日本进口了约6亿美元海鲜,占日本所有海鲜出口的23%左右。
中国是在两国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宣布解除禁令的。上周,一名10岁的日本男孩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上学途中遭持刀袭击后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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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份中共报纸,中国官员将这起发生在日本人学校外的杀人案称为孤立事件,将44岁的肇事者称为“歹徒”。但就在两个月前,一名男子在一个中国东部城市刺伤了一名日本女子和她的儿子,然后还刺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的中国女子。
上周四,岸田文雄把深圳发生的持刀袭击男孩案称为“极其卑鄙的罪行”,并要求中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在华日本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宣布解禁水产品进口的时间与男孩遇害无关。中国称为达成共识已与日本及其他组织进行了10多轮谈判。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已分八次排放了6万吨经过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已排放的废水不到经过处理的130万吨废水的5%,这些经过处理的废水目前存放在已停止使用的核电站的水箱中。据日本新闻媒体估计,排放所有的废水可能需要30到40年时间。
去年开始排放之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曾派了一个小组前往福岛,小组成员包括来自中国和美国等11个国家的专家。他们在去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日本的排放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那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福岛核电站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对处理过的水在排放前进行独立的分析,并对核电站附近的海水进行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曾在两个月前表示,排放的废水继续符合安全标准。
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孩子的时代结束了,他们如何看待这一切
19 September 2024 at 05:42
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孩子的时代结束了,他们如何看待这一切
AMY QIN, 王月眉
和她之前的无数美国家庭一样,艾米·卡贝奇初为人母的经历始于中国的一个酒店房间。
2008年,卡贝奇和她的丈夫格雷厄姆·特鲁普刚刚领养了一个名叫秦淑萍(音)的两岁女孩,她住在中国桂林的一个寄养家庭里。这对夫妇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他们等了两年多,才匹配到一个孩子。
但在那间酒店房间里——这对夫妇从未来过中国——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直哭闹个不停。
“我哭了,因为我在想,‘我们对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卡贝奇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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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已经变成了琼·卡贝奇-特鲁普,是匹兹堡杜肯大学的大一新生,还是学校杂技社成员。
“我过去常常想起亲生父母,但现在不怎么想了,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爱我的父母,”18岁的卡贝奇-特鲁普说。“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
中国本月宣布将暂停几乎所有外国收养,标志着一个造就了几代美国家庭的项目的结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1992年该项目启动以来,逾8.2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
其中一些领养家庭表示,他们很高兴这个项目即将结束,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项严厉政策显而易见的副产品,该政策只允许许多中国家庭生一个孩子。尽管虽然大多数人都很珍惜他们的收养经历,但许多人也看到了该项目的弊端,以及将孩子从他们的亲生父母和文化中带走可能带来的创伤。
对于逐步取消收养项目,许多参与该项目的父母和被收养人都用苦乐参半来形容。对于数以万计渴望成为父母的人来说,尤其是单身人士和同性恋伴侣,该项目多年来为他们组建家庭提供了一条相对简单的途径,免去了在其他地方经常使收养过程陷入困境的官僚主义障碍。它还为有特殊需要的中国儿童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海外获得所需的医疗和经济支持。
中国对国际收养的需求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6年间,中国因人口负担过重,许多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孤儿是女婴,收养父母被告知,由于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中国的重男轻女传统,她们遭到了遗弃。
当有报道称,在实施计划生育期间,一些婴儿被人贩子拐走或被计划生育官员强行带走,该项目的声誉受到了损害。这些婴儿随后被卖给孤儿院,孤儿院再把这些孩子当作孤儿推销给不知情的外国家庭,这些家庭往往愿意支付相对高额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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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更多资金用于孤儿,来自中国的国际收养自200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有所放缓。据中国政府称,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外国收养都涉及残疾儿童。
布莱恩·斯图伊是三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孩的父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个项目越来越持批评态度,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公司,帮助中国被收养者收集有关其收养历史和出生家庭的信息。他认为,仍然需要对存在健康问题的儿童进行国际收养,但他终归认为这个项目的结束是好事。
“既然收养的是健康的年轻女婴,这个项目根本不应该存在,”他说。“从来没有这种必要。”
许多被收养者也表达了复杂的感受。在他们的描述中,被收养的经历经常被说成巨大的收获,同时也是巨大的损失——失去了原生家庭和直系亲属的环境。这种损失在国际收养中会被放大,因为被收养者往往与他们的出生文化和语言割裂开来。对于许多中国裔的被收养者来说,这一切都更加复杂,因为他们很多人无法核实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以及他们是如何来到孤儿院的。
夏洛特·科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从镇江的一所孤儿院收养的,那是一座以醋闻名的中国城市。她知道自己当时只有五个月大,在寒冷的孤儿院托儿所里,像她这样裹着厚厚襁褓的婴儿大约有20个。
多年后,科特才开始了解到更多信息,当时她经历了一件对被领养中国裔美国人来说很罕见的事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她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2016年,她在中国与亲生父母团聚,虽然气氛略显尴尬,但也让人热泪盈眶。她终于得到了一些长期困扰她的问题的答案。
她的亲生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告诉她,根据计划生育政策,她的出生严格说来是非法的。他们说,他们把她交给了一个中间人,相信她会被送到当地一个富裕的军人家庭,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生育。她的亲生父母说,他们不知道她最后被送进了孤儿院,并被外国人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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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见到亲生父母也让她产生了更多疑问。她得知,在她出生一年后,她的亲生父母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他们把这个儿子留了下来。为什么她是被送走的那个?如果她和原生家庭一起长大,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30岁的科特说,她尽量不去纠结这些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自己被领养的事实。2011年,她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将世界各地的中国被收养者联系起来。和其他一些被收养的中国裔美国人一样,她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她在耶鲁大学主修东亚研究,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多次前往中国学习,以及带领志愿者旅行。
“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出现不同的岔路口,你可以选择走这条路,也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有时你能控制它们,有时却不能,”科特说。“这一次恰好特别的戏剧化。”
在收养夏洛特之前,布伦达·科特参加了一次会议,听到韩国裔的领养者谈到了在中西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成长所面临的挑战。她记得一位被收养者描述说,自己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中,担心被亚洲人接近,担心自己在别人眼里“不够亚洲”。
“这让我大受震动,”布伦达·科特说道,她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牛顿,是一位退休的知识产权律师。“因此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孩子感到舒适,以便他们能够坦然地说出和感受到‘我是百分百的华人’。”
她和妻子鲁森·谢尔曼让她们的两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儿上了中国文化课。她们还为女儿们制作了书籍,明确说明她们的原生家庭在中国。她们庆祝农历新年等中国节日,也会庆祝圣诞节和光明节。她们全家去中国旅行,这样女孩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她们的出生文化。
然而,也有一些被领养者在很少见到其他亚洲人的地方长大,他们很少有机会获得应对种族主义的资源或支持,包括在自己的家庭中。一些人描述了他们在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孤立感和抑郁情绪中挣扎的经历。
“很多人叫我滚回自己的国家去,很多人还说我‘不亚洲’”,28岁的被收养者卡米尔·伍斯托夫说,她在佛罗里达州郊区由白人父母抚养长大。“但我的父母没有能力抚养一个中国孩子——他们无法帮助我理解我所经历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在中国寻找亲生父母本来就很困难,但一些被收养人担心,国际收养项目的终止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困难。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国近年来变得更加专制。“中华家脉”的创始人李伟汉说,以前可能会冒险的地方官员现在几乎没有动力采取行动,因为担心会引起上级不必要的关注。这家公司曾与150多名希望找到亲生父母的中国被收养者合作,试图找到他们的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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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被收养者希望中国政府向海外被收养者道歉,或者至少承认他们的痛苦和创伤。他们一直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对其国际收养项目中的虐待行为展开正式调查,就像韩国在2022年对其国际收养项目所做的那样,韩国的项目早于中国。
如何处理有医疗需求的孤儿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国政府承认,与国际家庭相比,中国家庭传统上不太愿意收养残疾儿童。
“像中国的收养家庭的话,他还是观念问题,他还是想收养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在上海鲁冰花舍工作的任燕说。该机构专门照顾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孤儿。“所以如果国际上停止的话,其实有很大的一批孩子会滞留在福利院里面出不去。”
任燕说,她的寄养家庭的孩子主要来自河南、贵州和江西等缺乏足够医疗资源的贫困省份。据她估计,自2011年该院成立以来,已接纳的100名儿童中,有一半被收养,几乎都是美国家庭收养的。
自2008年以来,琼·卡贝奇-特鲁普已经做了11次唇腭裂手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妨碍到她什么。四岁时,她开始练习体操,到高中时,她每周训练25小时。在杜肯,她每天早上6点开始举重训练。
虽然父母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让她接触中国文化和食物,但现在她有机会自己建立自己的身份。她和室友(也是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因为针对亚洲人特征的化妆技巧而成为朋友。她的下一项任务是加入一个亚裔学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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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更多地了解亚洲文化,和更多像我一样的人在一起,”她说。
她还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出国留学项目,可以让她在桂林度过一个夏天,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正是她的出生地。
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遭持刀袭击身亡
19 September 2024 at 11:00
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遭持刀袭击身亡
王月眉, KIUKO NOTOYA
据日本和中国外交部称,周三,一名10岁的学生在中国南方一所日本学校附近被刺伤,这似乎是中国发生的一连串针对外国人的持刀袭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据袭击发生地深圳警方的一份通报称,一名44岁的钟姓男子已被拘留。遇刺学生被送往医院,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达,该学生于周四凌晨重伤不治去世。
中国和日本当局都没有具体说明这名受害者的国籍。据深圳警方称,这名受害者姓沈(在日本,汉字“沈”也可用作姓氏。)
但据事发地点附近的深圳日本人学校网站显示,该校学生必须是日本公民。在周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政府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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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令人们更加担心,中国的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情绪多年来在政府的煽动下不断升温——正在蔓延成暴力。今年6月,四名美国教师在北方城市吉林被刺伤;当月晚些时候,一名日本女性和她的孩子在东部城市苏州遭到持刀袭击。
中国政府称这些攻击都是孤立事件,并表示攻击者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公民。它坚称,这样的袭击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
但在苏州事件发生后不久,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承诺打击针对日本人或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仇恨言论。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经常鼓励民族主义情绪,以此来争取对其统治的支持。
对于日本尤其如此。日本帝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那时起,两国关系就蒙上了阴影。周三的刺杀发生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共产党将1931年9月18日视为日本入侵的开始。
那一天,日本士兵在中国的一条日资铁路上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日本将此归咎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并以此作为侵略的借口。每年的9月18日,学生们都会被要求默哀。周三,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标签包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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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其他日子,尽管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承诺严厉打击,但反日言论仍屡见不鲜。自称爱国者的人上传关于日本学校的视频,询问为什么日本人被允许在中国开办教育机构,或者暗示里面的学生被训练成间谍。其中一些视频是关于深圳那所日语学校的。
在6月的袭击事件以及周三的袭击事件之后,一些评论者赞扬袭击者,或者暗示袭击是日本策划的,目的是赢得同情。
在周三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表示,日本已要求中国当局分享有关此次袭击的详细信息,并努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各地的其他日本学校提醒学生要小心。距离深圳约140公里的广州日本人学校取消了社团活动,并要求家长在本周剩下的时间里陪伴孩子上下学。该机构还建议家长避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日语。
今年,日本政府首次要求提供约250万美元,用于为中国的校车雇佣保安人员。
据深圳日本人学校的网站显示,截至今年4月,它有273名学生。它所在的社区有很多日本人居住。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数据,深圳约有3600名日本居民,日本人口在中国大陆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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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苏州的持刀伤人事件也发生在一所日本学校附近。一名中国男子在学校外的大巴站袭击了一名日本女性和她的孩子。一名名叫胡友平的中国女性是大巴乘务员,她试图保护受害者时受伤,后来因重伤不治而死。
在此两周前,在中国北方吉林教书的艾奥瓦州一所大学的四名教师在公园散步时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这些教师现已经返回美国。一份中国官方声明称,一名中国旁观者试图制止,但声明没有提供细节。
被中国囚禁18年,美国华裔牧师林大卫获释
18 September 2024 at 10:29
被中国囚禁18年,美国华裔牧师林大卫获释
王月眉
据美国国务院称,一名关押在中国近20年的美国牧师周日出人意料地获释,并已返回美国。
这位牧师名叫林大卫,现年68岁,于2006年遭拘捕,后来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一直试图在北京开设一家基督教培训中心;他的支持者表示,中国当局常常对不受执政的共产党控制的“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的负责人提出诈骗指控。
林大卫是美国国务院认定为遭中国“错误羁押”的三名美国人之一。一般说来,这个称呼是华盛顿用来形容那些为了达到影响美国政策的目的而遭到劫持的美国公民。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另有200多名美国人在中国处于“强制措施”之下。
林牧师的女儿爱丽丝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表示,对于他的获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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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很多失去的时间需要弥补,”报道援引她的话说。
在华盛顿,美国官员对林牧师的获释表现得相对低调,也许是希望避免让北京看起来像是对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从而激怒中国官员。在拜登总统上任初期,中美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在最近几个月里,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
“我们欢迎他的释放,”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不动声色地说道。
“有时候在外交上,说得越少越好,”他补充说。
他指出,在与中方的每次高层会晤中,拜登政府都会提到那些遭到羁押的美国公民的案件。
美国曾多次向北京施压,要求释放林牧师,包括上个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访华期间,以及7月27日国务卿布林肯到老挝参加区域峰会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会晤中。林牧师自获刑以来三次得到中国政府的减刑;原定于2029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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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拒绝透露中国是否通过释放林牧师获得了好处,仅表示“这是我们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中国政府尚未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但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近几个月来,它一直在努力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尽管双方在贸易限制、台湾和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但中方已同意与美方增加军事方面的交流,并采取措施限制芬太尼流入美国。
“中国正在想方设法让外界觉得它在某些方面并不是那么有对抗性,”驻台湾的研究者史凯文(Kevin Slaten)说道,他也是追踪中国抗议活动的异言网的负责人。“释放囚犯无疑与这些努力相一致。”
史凯文还表示,“中国关押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如果这个党国认为能获得一些外交善意,那么释放几个人对它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
据美国基督教活动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称,林牧师是出生在中国的归化美国公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频繁前往中国,试图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当时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因为它试图通过展现开放来建设经济。但中共始终对有组织的宗教持谨慎态度,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统治。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政府加大了打压力度,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在国会的证词,截止2007年底,中国将100多名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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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师最初因帮助家庭教会盖一座教堂而遭羁押。他后来被指控犯有合同诈骗罪。
据美国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称,在北京的监狱里,林牧师成为了狱友们的牧师,并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他的健康状况据说在恶化。
林牧师的家人表示,华盛顿在处理他的案子上进展太缓慢。“我们不知道我们俩还剩下多少时间,”爱丽丝在4月份给《华尔街日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现在年纪大了,而我得了癌症。我们等不起了。”她呼吁高级外交官在访问中国时优先考虑她父亲的自由问题。
北京继续对基督徒和其他信仰者进行打压。史凯文指出,自2022年6月以来,异言网记录到36宗政府针对和平实践信仰的基督徒的案件,采取的手段包括突袭、逮捕、监视及其他方式。
被国务院认定为错误羁押的另外两名美国人是李凯和马克·斯威丹。来自纽约的商人李凯因间谍指控自2016年以来被关押在中国,而得克萨斯州商人斯威丹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自2012年以来被关押。国务院一直警告美国民众“慎重考虑”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可能存在错误羁押和“随意执行当地法律”的风险。
黛安·福利的儿子詹姆斯于十年前在叙利亚遭绑架后遇害,她运营着一个致力于关注被拘留在国外的美国人的基金会。她在一份声明中称,林牧师的获释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她还说,距离中国上一次释放遭错误羁押的美国人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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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W·福利基金会的声明指出,中国“至少还关押着另外11名美国人,或者利用出境禁令阻止他们离境”,并且“这些美国人平均被关押了八年以上”。
声明称,福利希望林牧师的案子能“成为进一步对话和谈判的典范”,以争取释放所有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
然而,前国防部官员、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德鲁·汤普森表示,林牧师的释放对两国关系的整体基调影响不大。
“释放一个在牢里被关了近20年的人,并不能算作一个触及美国对中国治理方式的核心担忧的让步,”他说。
中国宣布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13 September 2024 at 08:51
中国宣布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王月眉
中国政府周五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这是一项期待已久却不受欢迎的举措,旨在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该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位居全球最低之列。
这是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首次提高退休年龄,将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男性退休年龄此前为60岁,明年起将以几个月为单位递增,最终在2040年达到63岁。白领女性(干部岗位)的退休年龄此前为55岁,将提高至58岁。蓝领女性(工人岗位)此前可在50岁退休,未来将不得不工作到55岁。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决定将“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一直呼吁改变退休年龄,并指出此前的规定是在中国人的预期寿命短得多,且生育率较高的时代制定的。他们警告,维持此前退休年龄的规定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和养老金,因为大量老年人退休,而接替他们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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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统计数据,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平均每年减少300万人以上。去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97亿,约占总人口的21%。
但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遭到了广泛反对,包括年长和年轻的劳动者,他们担心劳动力队伍扩大意味着就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雇主普遍存在年龄歧视,这让许多蓝领劳动者担心自己会失业,但又无法领取养老金。
政府此前曾承诺提高退休年龄,但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又撤回了这一承诺。该问题的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延迟退休年龄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时机。中国经济仍在举步维艰地试图从疫情中恢复。青年失业率仍然很高。负责管理养老金和其他政府福利的地方政府近年来已经削减了养老金支出——有时甚至引发了抗议。
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吴木銮表示,政府很可能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他指出,政府最终采取行动的速度令他感到惊讶。(立法机构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正在审查一项法律草案,该草案没有像很多法案一样设置公众意见征询期。)
“我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很多让公众更容易接受这一决定的黄金机会,”吴教授说。“也许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公布决定。让人们接受它,然后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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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看起来并不是公众的第一反应。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关这一决定的几个标签成为热门话题,网友抱怨,他们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领取他们认为本来就太低的养老金。
还有人担心,到他们最终退休时,养老金将面临枯竭。由政府支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曾预测,中国的养老基金将在2035年耗尽。
周五宣布的决定还将延长人们在有资格每月领取养老金之前必须向养老基金缴费的时间,从15年延长至20年。
显然为了缓解人们的担忧,该计划还包括一个所谓的弹性选择,即如果人们达到了20年的缴费要求,他们可以提前最多三年退休,也就是在目前的退休年龄退休。
“决定体现了对个人意愿的尊重,不强制要求每个人必须达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浙江大学教授金维刚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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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工人的退休年龄推迟了三年,少于许多人预期的五年。
政府还承诺完善带薪年假制度,防范治理年龄歧视,并为从事体力要求高的职业的工人提供提前退休的机会。
政府还表示将努力建立普惠托育服务——这对于确保延迟退休年龄不会因导致人们不愿生育,从而无意中加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至关重要。目前,许多退休人员承担着抚养孙辈的主要责任。
除了这些保证之外,政府还有另一个工具来确保公众的反弹不会失控:审查。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主要的官方媒体控制着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的一篇帖子下的热门评论之一是:“了解。”
美国女“毒骡”在中国被判无期,家人向美政府求助
11 September 2024 at 04:28
美国女“毒骡”在中国被判无期,家人向美政府求助
马语琴
道恩·米歇尔·亨特热衷参加抽奖活动。作为芝加哥的一名42岁的临时工,她几乎不会错过自己遇到的每一个抽奖活动。因此,当她收到一个自称英国律师的人发来的电子邮件,说她赢得了去澳大利亚旅行的机会时,她欣喜若狂。
“我中大奖了,”收到机票后,她告诉父亲。
这次旅行她需要先到中国,领取获奖文件,还有一个要求她带到澳大利亚的手提包。那位英国律师在电子邮件中承诺将在那里与她会面。“我亲爱的道恩,”对方这么称呼她。
然而,据中国当局称,包的内衬里藏着超过两公斤的冰毒。亨特没能前往澳大利亚的度假村,而是被关进中国的一座监狱,她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下来是在2017年,后来减为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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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和她的家人表示,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毒品贩运计划的受害者,此类贩运手法让世界各地的人身陷囹圄,其中包括一些年长的美国人。
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做出了减刑判决,承认罪犯是被骗成为毒骡(充当毒品运输工具的人。——译注)。中国以严格的毒品法律闻名,对几起类似案件(涉案的外籍罪犯可能是被骗或遭陷害)的分析表明,法院对此类案件并不会宽大处理。
在对亨特案的裁决中,一名法官表示知晓这类骗局的存在,但得出的结论是,她足够聪明,在抵达亚洲时已经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的家人表示,美国政府需要出面代表亨特与中国进行交涉。“他们是问题的一部分,”她的父亲吉恩·亨特说。
她的家人原本担心,如果公开求助,现年53岁的亨特会受到惩罚。现在,在入狱十年后,由于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们决定寻求公众帮助。
她的父亲说,她在拘留所被警卫强奸。她的哥哥蒂姆·亨特说,她因为是黑人而在监狱里受到虐待。根据家人从监狱获得的医疗知情同意书,她的卵巢和子宫都有肿瘤,这可能是癌症的症状。中国的外交部没有回应对亨特案件的置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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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的处境引发了人们的疑问,即美国政府是否有义务帮助在海外无意或其他方式触犯法律的美国人。
在国外遇到法律问题的美国公民有权获得领事帮助。符合特定标准的人可以被认定为错误拘押,这将在美国国务院与中国政府的讨论中成为优先事项。亨特的家人并未要求这种身份,获得该认定可能需要数年时间。错误拘押的认定标准包括:被外国政府关押的目的是为了影响美国政策或获取让步,以及被关押在美国国务院曾表示缺乏独立司法系统的国家。
国务院发言人丽莎·赫勒在一封电子邮件回复中表示,领事官员会定期探访亨特,最近一次是在7月。她说道:“我们认真对待对海外美国公民的协助承诺,并随时准备提供领事帮助。”
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创始人约翰·卡姆说,国务院应该为亨特和其他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做更多的事情。这包括推动他们可以获得更长的电话通话时间、更多的家人探视、更好的律师服务,以及让领事官员更频繁地检查在押人员的情况。
亨特在芝加哥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长大,父母是警察。她热爱艺术,工作勤奋,喜欢缝纫,学过纺织品设计。她喜欢流行文化,爱阅读《人物》杂志,是安瑟尼·博尔顿等名人的粉丝,之前没有犯罪记录。
2014年,亨特得知自己中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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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亨特说,她先是飞到香港,在那里,主办方把她安排在一家酒店,让她在等待中国签证期间享受客房服务。接着她前往中国南方的广州。根据中国法院的判决,就在她离开那个城市之前,她被带到一个皮革市场,拿到了藏有冰毒的包。
在监狱里,亨特一直无法接受被判有罪的事实,她说自己并非故意犯下罪行。“中国对有罪的定义是什么?”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
其他国家的法院处理亨特这样的案件的方式多种多样。去年,一个美国陪审团对一名80岁的男子做出了无罪判决,这名男子从墨西哥城返回后在机场被发现携带冰毒。在马来西亚,一家法院于2019年释放了一名澳大利亚女子,她说自己是落入一个骗局,导致她在上海获取了毒品。她曾被判处死刑,但在上诉五年后获释。
但2020年在西班牙,一名美国男子被发现在其行李箱内的一件外套里藏有可卡因,尽管美国调查人员告诉西班牙当局,这名男子似乎遭到了哄骗和欺骗,但法院还是判处他七年半监禁。
9月18日,蒂姆·亨特将在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为证人发言。这是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专注于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
6月,他飞往广州探视亨特。他说,她看起来疲惫不堪,寡言少语。一名狱方工作人员站在她身边,并做着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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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狱医告诉亨特,她的肿瘤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她拒绝了,因为她不信任狱方。
中国农村“外嫁女”如何争取土地权益
9 September 2024 at 05:28
中国农村“外嫁女”如何争取土地权益
王月眉
这些妇女来自不同的村庄,上午10点刚过,她们就聚集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门外。其中一位有一份做肠粉的工作,上午专门请了假前来。一位是旅游从业者。还有一位刚退休不久。
她们一共有九人,在仔细地检查了文件后,她们走了进去。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她们把三名官员紧紧围住,要求解释为什么政府发放的补助没有她们的份,这笔数十万的款项本应发放给每位村民。
“我一出生就该拥有的,为啥我是半途没有?”其中一名女性问道。
正是这个质疑将这些生活在中国南方省份广东的女性团结了起来,她们加入了全国各地一个正在壮大的农村女性群体,以对抗长期以来剥夺她们土地权的习俗——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所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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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如果一个女性嫁给了外村的男性,就成了“外嫁女”。对于村里来说,她不再是其中一员,即使她继续住在那里。
这造成了村委会——一个在理论上面向所有成年人但通常由男性主导的决策机构——可以拒绝她获得村里提供的福利,比如医疗保险,以及政府征用土地时给予居民的补偿金。(男性无论跟谁结婚,都有资格获得这些补贴。)
现在,女性们正在反击,这成为了女性权利和公民社会的一个罕见亮点。她们正在提起诉讼,向官员陈情,因为她们坚信自己应该得到更公平的对待,而且政府也越来越认可她们的权利,这些都激励着她们。
在此过程中,她们挑战了几个世纪以来将女性定义为男性——无论是婚前的父亲,还是婚后的丈夫——附属品的传统。尽管国家在迅速实现现代化,女性开始接受教育,有时甚至成为家庭经济支柱,这种观点却仍然存在。
她们还暴露出执政共产党的言行不一。许多由共产党控制的法院拒绝受理这些女性发起的诉讼。即使打赢官司,地方官员也拒绝执行这些裁决,因为他们担心引发社会动荡。在这些案件中,女性因追求自己的权利而受到骚扰、殴打或拘留。
我和一位同事见到了这群广东的女性,并陪同她们前往农业局,之后没过多久,有的参与者告诉我们有官员找到了她们,有参与者则说不能再出现在本文中。出于安全原因,《纽约时报》仅以姓氏称呼这些女性,并略去她们所在的具体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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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外嫁女的诉求会被直接驳回。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农业局——该部门也负责土地分配,一名身穿蓝色马球衫的中年男性官员试图将这些女性赶走。
“是因为你们自己自然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他说。当这些女性指责政府忽视她们的困境时,他警告说:“不要乱说话。”
一位女士呛回道:“怎么可以把它全放到一个小村庄里面去的,要你们干嘛的呢?”
城市扩张与不平等的加剧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一直受到歧视,但在经济飞速发展后,这种不平等带来的财务影响变得更加明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市场改革以来,政府开始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建设工厂、铁路和购物中心。作为交换,村民们获得了补偿,通常以新公寓或从土地未来使用中分红的形式。
政府规定,女性村民应获得平等补偿。但对于“成员”的定义却留给了男性主导的村委会,而在许多村委会看来,有一个群体不符合资格:外嫁女。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女性因婚姻而被剥夺了土地权,但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跨省——不仅仅是跨村——的婚姻在不断增多。政府支持的调查显示,多达80%的农村妇女——数以亿计——没有被列在本村的土地文件上。这使得在纠纷发生时,例如嫁给了外村人,她们很难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下的女性几乎没有追索权。一些人认为被剥夺权利是正常的。但有迹象表明,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找到更多相互联系的方式,一种悄无声息的抵抗正在展开。根据官方数据,涉及“外嫁女”一词的法院判决书数量从2013年的450起跃升至五年前的近5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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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村庄仍然固守传统。
中国西南部城市南宁的一个村庄在反驳2019年的一起诉讼时声称,外嫁女不再靠土地生活,因此没有资格成为村民。(离开村子的男性则不适用这个标准)。
中国东部山东省的一个村庄在回应2022年的一个诉讼时说得更为直接。“外嫁女不能享受我们的财产福利,”它在法庭文件中说。“这就是我们过去20年的做法。”
关于女性遭受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没有权威的估算。但特别是在繁荣的沿海地区,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在港口城市宁波,根据官方文件和当地的平均房价,在2022年的村庄拆迁中,外嫁女被剥夺的公寓价值可能高达400万元。
学者们指出,无法证明土地权利的女性在投资或获取创业贷款方面也面临更多困难。
日益增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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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亲眼目睹女性是如何争取土地权利的,一位法律专家建议我去广东。那是最早城市化的省份之一,也是外嫁女行动格外积极的地区之一。
在我去过的城市,经济转型的迹象比比皆是。在曾经支撑着当地经济的丰饶稻田旁矗立着高铁站。两层的乡村住宅已经被有围墙的住宅小区所取代。
我到来的时候,几位外嫁女聚集在一间客厅里,计划第二天去农业局。其中一位与会者姓马(音),尽管已经退休,但一身工装加上马尾辫让她显得很年轻。
几十年前,她所在的村子将鱼塘承包给一家私人公司后开始分红。但在1997年,马女士嫁给一名外地人,从此就没有了分红。即使几年后她离婚搬回家,村里的仍然拒绝给她发放分红。
马女士没有法律经验,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其他村民指责她索取不属于她的东西。她的兄弟们叫她不要小题大做。
她买了一本中国民法典自学。她多次致电并拜访政府部门,但他们拒绝受理她的案件。“等人家出头你啥都没有,”她说。
然后,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采取类似的措施——不仅是在广东,在中国各地都有。有时,她们会遇到同情她们的官员,有些人还打赢了官司。
随着消息传开,马女士和附近的其他几十名女性通过口口相传找到了彼此。她们没有领导者,只有零星的聚会。她们估计,在她们的村子里,数以千计的乡村女性被剥夺了土地权,她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尽管如此,她们不断增加的人数给当地法院带来了压力。马女士的案件于2020年被受理,其他女性的案件也被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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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另一位姓李(音)的女士笑着说:“现在很多法院开庭都开到怕。”
李女士与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工厂工人结婚后一直留在村子里,两人是在男方来这座村子附近工作时认识的。现在,她一边做肠粉,一边去法院打官司,争取五年前结婚以来一直被拒付的约35000元。
老一辈的女性花费数年时间寻找合适的投诉渠道,但年轻的一代表示,别人的经历给了她们某种意义上的指导。20多岁的霍女士(音)得知,村里从2020年起中止了她的待遇,她立即起诉了她的村子。(当她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医院说她不再享有由该村出资的医疗保险,她才知道这个情况。)
李女士和霍女士的故事反映出年轻女性对于自己应该在哪里生活享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传统上,女人会搬到丈夫家里;老一辈的外嫁女只有在离婚或丧偶后才会回乡。年轻的女性开始接受把丈夫带回自己的村庄,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护她们的独立性。
“女孩子的退路,”目前在建筑行业工作的霍女士说。“说句不好听的,有个万一的时候起码有个自己的家。”
艰苦的战斗
单纯从法律上看,这些女人的官司是有机会的。学者们的分析发现,在这些案件中,许多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外嫁女的裁决。
但这些都是法庭审理的案件,而不是那些被法官驳回或被官员强迫进行庭外调解的案件。村里经常拒绝接受对他们不利的裁决——广东那几位女性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政府机构经常表示,他们不能强迫村委会遵守规定,理由是尊重村民自治,这是中国法律对村民某些民主权利的名义保障。(实际上,党仍然保持着控制权。)广东的几位女性说,她们在政府办公楼外举行小型示威,但被强行驱散了。
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去年秋天,一个最高法律机构敦促检察官根据宪法对性别平等的保障,保护外嫁女的权利。
但今年6月,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重申村委会可以继续决定谁是村集体的成员,也就是谁有资格获得土地权利。女性权利倡导者呼吁法律明确规定女性是村成员,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从事妇女土地权维权工作20年的律师林丽霞说,由于外嫁女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政府没有什么动力去冒险激怒村里的大多数人,这些大多数中也包括与本村人结婚的妇女,她们仍有资格获得补贴。
“所以从社会稳定维护来看,可能地方政府或者法院它更倾向于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林丽霞说。她说,她每年都会收到40到50个咨询,其中约90%的诉讼都以失败告终。
找到团结,还有一些幽默
在困难中,这些女人也找到了集体。
在客厅里商讨去农业局的计划时,一些女人以“姐妹”相称。她们吃着当地特产荔枝,拿村民们对待她们的方式开起苦涩的玩笑——他们把垃圾堆在她们门口。她们争论谁的村委会更糟糕。当霍女士说村里的人没有苛待她时,马女士取笑她:“那么好,对你。”
霍女士回答说:“我就说你他们不够凶,我说我够凶,谁敢对我那样。”
她们讨论策略。如果她们向上级政府部门写信陈述自己的情况,应该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出来,还是概括一点?考虑到她们被拒绝了多次,有些人对找农业局表示怀疑。但也有人说,重要的是记录每一步,来支持她们的案子,无论成功与否。
几个女人强调,她们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她们猜测,她们当中有一些人受到威胁或者收买,成了向政府告密的人——这是当今中国公民社会受到监控、日益分裂的一个体现。
但这些女人以前也曾面临过恐吓,她们说这不会让她们却步。
第二天早上,在农业局,官员们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些女人,他们不需要她们解释自己的不满。但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女人们还是把这些不满都说了出来。
中午过后不久,她们终于凯旋而归。她们还没有得到赔偿——远远没有。不过,一位官员同意书面确认她们的来访,她们现在可以带着这份确认去下一个政府办公室了。
“我们每个地方一步一步来,”其中一个女人说。
她们挤进车里,去吃午饭,并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不再允许外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
9 September 2024 at 10:08
“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不再允许外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
艾莎, ZIXU WANG
在中国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30年里,许多家庭被迫抛弃婴儿,政府曾将数以万计的幼童送给海外家庭收养。现在,中国政府将不再允许大多数外国家庭收养来自中国的孩子,并称这个做法符合全球趋势。
这项禁令让一些正在走领养程序的美国家庭产生了疑问,他们早些时候从领养机构听说中国计划采取该政策。中国外交部在周四的一份简短声明中确认了这个消息。
“我们对有关国家政府、收养家庭希望收养中国儿童的愿望和爱心表示感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她几乎没有提供新政策的相关细节,只说“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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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没钱抚养这些弃婴,儿童福利院转向跨国收养来帮助资助它们的服务。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长达35年的社会工程这个最可耻篇章的终结,”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教授王丰说。“中国政府制造了这个问题,但之后他们没有财力来应对后果,所以他们把允许跨国收养作为最后一招。”
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几乎所有的跨国收养涉及的都是残疾儿童。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韵说,由于中国有重男轻女的文化,跨国收养的中国儿童大多是女孩,也有些有身体和发育障碍的男孩。
被远离出生地、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家庭收养,这让许多被收养者想弄明白自己的身份,周韵说。“这涉及一些最充满感情和政治色彩的问题,如国籍、归属感、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性别和种族政治,”她说。
近年来,中国官员一直在努力推动国内收养。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政府为抚养孤儿拨出更多资金,跨国收养已在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达到顶峰,并在那之后开始下降。
送养的儿童数量也在减少,反映了出生率正在下降以及对残疾儿童支持的增加。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2018年时,登记送养的儿童数量已从2009年的约4.4万人下降到1.5万人左右。据中国官员,2019年全国共有孤儿34.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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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学院负责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伍国说,一些中国人可能将跨国收养项目视为一种国耻。
新限制“可能反映了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美国的某种不满”,伍国说。“这项政策也许能满足人们‘我们不需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的想法。”
活动人士对中国停止跨国收养表示欢迎,如被丹麦家庭收养、在丹麦长大的韩裔活动人士彼得·莫勒,他是韩裔丹麦人权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他说,对跨国收养的限制总体上反映了人们对被收养儿童受虐待和被忽视的担忧。
“跨国收养已被证明在送养国和收养国都存在很大问题,跨国收养对被收养者和被收养者的亲生家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说。
其他国家近年来也开始逐步减少或停止跨国收养,包括埃塞俄比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欧洲的一些跨国收养机构由于本国对虐待、伪造文件和追究责任问题的担忧,也已停止运作。
与此同时,对许多已在走领养程序的美国家庭来说,中国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几乎没有提前发出预警。据美国国务院称,已有逾8.2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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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民政部通知美国已处理完之前获得旅行授权的收养申请,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处理任何领养相关工作。
“我们了解到,仍有数百个家庭尚未走完领养程序,我们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美国国务院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国民政部没有回复记者用传真发去的置评请求。
这些家庭中至少有六个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惊慌失措,对无法再将已经选配好的中国男孩和女孩带回家的消息感到极为痛苦。
他们表示,在中国关闭边境之前,他们已经在2019年和2020年初拿到了中国和美国政府批准他们从中国收养儿童的申请,并一直在为迎接孩子做准备。他们为孩子买了衣服,一些家庭为适应有残疾的孩子对住房做了改造。一些家庭说,他们通过视频通话、信件和照片与他们希望带回家的孩子进行交流,前前后后加起来已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家住休斯顿郊外的考特尼·摩尔和丈夫说,他们每年的圣诞节和春节都把包裹寄给中国南方城市贵阳的一家孤儿院,选配给他们的那个小男孩一直住在那里。后来在2022年底时,他们不再收到孤儿院的回音。
“有数百个家庭正在等待着,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住处,但我们只能无助地坐在这里,没有任何办法,这真的很难受,”摩尔说,她和丈夫曾在南京读书期间在中国生活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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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中国,爱中国人民,我的悲伤部分是因为失去了与中国的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