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三人分别是麻省理工教授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教授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James A. Robinson。

三位美国教授的相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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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Daron Acemoglu，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992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Simon Johnson，1963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1989年获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曾在200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James A. Robinson，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出生，1993 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资料显示，Simon Johnson与Daron Acemoglu曾共同撰写《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Daron Acemoglu与James A. Robinson曾合著《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

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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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获奖前，三位学者已经长期密切合作多年。2023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合作出版了《力量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这本书探讨了重大技术变革的历史，以及背后的经济学，也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十多年前的2012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了《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这本书后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著作，探讨了不平等的根源，以及为何一些国家变得富裕和成功。此外二人还合作出版过《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两部著作。

长期以来，地理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气候温和的地区被认为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然而，三位经济学家则认为，地理因素并不是决定国家贫富的唯一原因。虽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

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而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

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贫富的逆转”这个概念，成为理解他们理论的关键。

财富的逆转，是指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对富裕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反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富裕。他们三人的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制度差异造成的。

例如，墨西哥在阿兹特克帝国时期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但经过殖民后的掠夺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相反，美国在殖民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但由于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三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殖民历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引入的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掠夺性制度，导致了长期的贫困。

为什么会如此？三位经济学家认为，是因为在原本最贫穷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而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因为足够富裕，制度反而却更加掠夺性，对当地人口的繁荣促进作用较小。

这种制度差异是现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位作者曾对中国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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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度很难说符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设想的“包容性制度”，没准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无竞争少参与、经济上政府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世界领先的。那么中国是一个例外吗？这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述构成了挑战吗？

人们期待的当然是中国的平稳转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谈及这个选项，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定无法持续，概因不革命就无法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对于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制度转型”或许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确定的答案，每一个人都将展开自己的思考，这才是重点。

“中国模式”无新意，十年前就遭到了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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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的阐释，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七十多年统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最坏的组合状态：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后的三十余年的历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义中共统治。对此，这本书里也有过讨论。它被认为属于另外一种组合，即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十年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曾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这本书认为，政治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差组合当然是它的反面：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今天的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困顿，主流思想界仍然更乐意归咎于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而不是中共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然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说，他们就是要证明，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中，这部分和其他相关论述都被删掉了。

……

为什么”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不可持续呢？作者指出，包容性制度将为所有人带来长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只会为当权者带来短期利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证他们继续掌权，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

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创新”，本质上就是对“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的一种美化包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去年出版之时，正值中国经济不仅谁也超越不了，而且增长停滞，房地产坍塌，股市低迷，资本外逃，哀鸿遍野。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到处推销她的”创见”。

她说，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伴随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没错，她所谓的创新理论，就是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列出的组合之一：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中共宣传机器会攻击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经提早开始了。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对该书观点提出批评。今天，也许可以写一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的失败》。

该文得出结论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当年，作者显然还没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制度自信”，竟然没有直接说中共专制是最好的制度。

我时常想说，停掉一个项目不一定是失败。为什么时常想说呢？两方面，一方面是据我观察，很多人都觉得，那就是失败；另一方面，妳当我想退休也可，当我关心创业友人也罢，我们是需要为「放弃」正名的。放弃不一定就是失败，它就是一种常规选项而已。为什么时常想说却没时常说呢？因为妳看，其实说到这里我已经吞掉了很多内容把自己给成功阻拦了——诸如，仅为守住「没失败」这个虚幻的名誉而让自己的人生进入垃圾时段是相当不明智的，这类说辞，我脑子里总会有另一个声音调停说，这世上哪有傻子，吃痛自会收手。好吧好吧那我就不说下去了。

不过又勾起另一件想法来。身边许多人会对我说，妳那么多年留下来的东西都砸掉了好可惜，妳店里一楼那么大面积都空着好浪费……把这些和认为放弃就是失败的想法放在一起，似乎就更明朗了：人们总是在意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是人性，俺也知道的。不过尽管四十好几了总还是想去超越一下试试。甚至觉得，想超越被定义为人性的某些规律和约束，大概，也是一种人性吧？好吧有点自相矛盾了，打住。继续说前面的话题。砸掉的东西，失去了；没用上的东西，失去了；放弃的东西，失去了。这么解释也是说得通的，我理解但我想问为什么总是关注于此，而不是，得到了什么？

砸掉旧的得到了新的，留白了空间获得了意境，放弃了旧项目得到了新生的机会和时间……重要的是，那些砸掉的事物、留白的空间、放弃的项目，妳曾经全力以赴了，认真考量了，各得其所。多好。所以，是不是，闲置，让事物变得鸡肋，越是鸡肋越不舍得扔，呢？

fin.

近一年来，我非常低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成功的经历。

小时候大家受到的教育都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这是错误的，或者说，这句话的成立是需要一些前置条件和约束范围的。成功之前可以有很多次失败的体验，但这个失败的体验必须是完整的。你得经历完整的周期，这样你失败的时候才有机会好好复盘，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每次周期结束后，都能获得一些经验。这样才能谈得上进步。

但如果你的失败是浅尝辄止，是一次次的试探，那么不会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没有触及到失败的原因。

失败不会是成功之母，原因在于，一次次的失败不仅仅会击溃你的信心，也会一次次重创你的认知体系。最近《繁花》热映，大家都说「王家卫受害者联盟」壮大了。从所有控诉王家卫工作过程的演员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一次次的尝试和自我怀疑，是导演方法对演员自我信念的挤压。在我看来，王家卫就是拿着大量斯坦尼派的优秀演员，却用布莱希特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目标的创作者。你给我五十种表演状态，我来剪辑成我想要的表达。这对创作者而言是开心的，因为手里拿着大量优秀素材，我想怎么搞都可以，我可以历遍无数种可能成功的体验；但对于经历其中的演员，就是既不知道什么可以，也不知道什么不可以，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失败和成功，他甚至不知道导演最终会剪出什么东西来，他是迷茫和无助的。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我很清楚知道我可以，但在此刻这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回到失败这件事上来说，我这几年来的工作距离设计是越来越远，但我依旧可以从一些产品和项目的工作上获得少许的成就感；可是最近一年来，对接了那么多的人和事，都是非常飘渺的互相试探和观望。一次次的无疾而终和信息不对称性，让我一次次地触达不了失败的核心。我在这些事情上的体验，是不完整的，是稀碎的。

这让我感到非常心累。

我一直对前沿的技术趋势、市场、人性保持着观察，不断培养自己的洞察力，但这些东西在我目前的工作内容中都使不上力。或者说，这个体系和架构中，无力于实现那些尝试。

破碎感因此愈加清脆。

这些事情拖着我，以至于我连完整的视频都几乎没有产出过。此前，我还能通过做视频来给自己制造完整的创作流程和体验，从话题、逐字稿、拍摄、剪辑到封面设计和发布，整个过程既满足了我表达欲的抒发，也提供了「成功」的体验。这个「成功」指的不是视频成为爆款那种，而是在这件事情上的完整经历和反馈。这曾经是我的一个出口。然而，今年以来我因为各种事情而停滞了，视频创作所带了的成功体验也停滞了。

持续缺少正向的反馈，让我感到很疲惫。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贝克汉姆传》，正看到他当年因被罚红牌出场，导致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后，举国上下对他持续的精神暴力。在那无数的负面反馈中，支持他走出来的，是父母和维多利亚，是曼联的兄弟们，是曼彻斯特的民众，对他的保护和鼓励。我不自觉地会联想到此时此刻的自己，除了筱烨和小柒，我感到孤立无援。这一年来，我能获得正反馈的渠道非常狭小。哪怕就是三月份去了一趟上海，跟熊小默、苏兆阳、小泽、akira 他们待在一起的两三天，都足以安抚我一整年。

失败是失败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人一定需要从一些事情中获得「成功体验」的正反馈，才能脱身。因此，我正在制作的年度回顾视频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人要直面自己的困境，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它的可怕就消解了一半，直面它、盯着它、分析它，会再消解一半，开始动手，无论是多小的一步，一旦真正动起来，会再消解一半。此时，当你想要打破它，只需要做八分之一的功，这叫做「一八定律」。

我观照到了自己的问题，就得去解决它。

恢复体能训练、多做一些短的视频表达、多完成一些品牌合作、多做一些 AI 创作和表达的尝试，从一件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上获得「成功体验」，把自己从中拉出来。这是我接下来半年，对自己的责任。Flag 就不立了，立了不吉利；但从这篇日志开始，从目标在二月前一定要发布的年度回顾视频开始，我得拉自己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