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提出“有条件的年轻人毕业后可以考虑啃几年老”的观点，引发广泛讨论。

梁永安教授表示，“啃老”并非不劳而获、消极躺平，而是重要的自我探索过程。年轻人毕业后无须急于工作，应当趁年轻挖掘兴趣、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体验不同生活方式，建立更宽广的人生观念。即使花两三年探索世界后没有很快得到太实际的回报，但还是拥有了不一样的过程，看过世界和生命的颜色，未尝不是一种“满载而归”。

不出意外地，这一番言论在网络上遭遇了群嘲。“家里是农民怎么啃”“那样应届生身份就没了”“我刚毕业那会儿自己养不活自己都会感觉很羞愧”，大多对梁教授这个意见嗤之以鼻。

联想到曾经有个热搜，“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今天舆论场上的专家面貌，确实让人一言难尽。现在只要看到“专家”两个字，我马上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嘴角一抽。

这些专家到底怎么了？

01

今天的专家，特别爱在年轻人的话题上发言，教导年轻人怎么做人。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教导年轻人是最容易的——不需要多少专业背景，只要年纪大一点就可以，最好还会两句鸡汤体的片汤话。

于是就会发现，今天教导年轻人的专家，几乎来自各个领域。研究经济的、房地产的，学文学的、新闻的，几乎都可以站出来说两句。就算质疑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似乎还有“年纪”让人无话可说。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年轻人话题是最有流量的。毕竟，像“热搜”“流量”这样的东西，终归是由年轻人推动的。

所以，你很少看到专家建议老年人养老金怎么花，大多是教育年轻人：

“建议年轻人毕业后先啃老”“年轻人没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为了钱而工作”“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子”“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给00后增加工作强度”……

这一个个言论，简直魔性。

图/网络

有的时候甚至让人怀疑这些专家的动机：他们不会是像他们自己经常批判的那样，是“哗众取宠”“流量至上”吧？

不过平心而论，如果抹掉专家的头衔，如果是过年过节七大姑八大姨说这些话，倒也没那么刺耳。

他们跟我讲讲怎么买房，建议生生孩子，其实也能理解，一般人听到也就一笑而过。因为你知道，你没法对他们期待更多。作为乡里乡亲，他们能提供的视野，也只到这个层次。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专家，一个个头衔煊赫，他们跟你谈的也无非就在这个层面，这大概就让人有点烦躁了：最起码，你别让我听两遍啊。

02

当然，教导年轻人做事，并不必然就是错的。

就像人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种话，估计年轻人就很受用。

今天的很多专家发言，细究之下会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事实上在扮演社会问题的鸡汤化转译。

比如所谓可以啃老、不必急着找工作、不要为了钱工作，可以先开阔视野、人生探索、自我积累云云，这事实上回避了非常严肃的问题——当代年轻人的求职、收入、权益保障困境。

图/视频截图

在这种看似循循善诱的话语里，看似柔软绵密，实则是把冷峻的铁板包裹其中了。由此，公共问题被个人化了，现实问题被内在化了——你只要做好自己，调整内心的态度，问题就消失了。

这并不可能，也早就注定了这些专家建议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一个稍微动一下脑子的反驳。

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房”，可买不起怎么办呢？

建议“没有工作的人把闲置的房产出租”，可没有房产怎么办呢？

建议“年轻人找工作不能只考虑收入”，可是生活怎么办呢？

从根本上说，这些专家存在一个错位：你们的论说对象，不应该是年轻人；公共机构、行业组织、社会规则，这些才是应该去建言的地方。

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靠纳税人经费支撑起来的公立大学或机构，拿着财政经费保障的工资，到头来只是跟年轻人说两句不经意间透着傲慢和优越感的话，说话对象都要挑个“软柿子”，又何必呢？

03

这些专家，或许也知道自己的话会招骂，但依然乐此不疲地说，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名利心使然，没法拒绝舆论曝光度的引诱。

另一方面大概也是要证明，自己没有丧失公共性，依然在就社会问题发声。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这是伴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同时兴起的一种知识阶层。面向社会发声，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属性。

就像康德所说：“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只有进入公共场合，知识分子才具备了基本的资格。就像哪怕和专家话语同构的七大姑八大姨，她们之所以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她们的话没有进入公共场合，当然，这是个好事。

而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的发言，并没有比这些老家亲戚高出多少，其实也是在挥霍自己的公信力，导致像“专家”这样的头衔被污名化。

当然，这些发言者倒未见得在乎，毕竟受损的是集体，受益的是本人，没有人会想着为一个抽象的集体负责。

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会造成一种无形的损失：人们对知识权威祛魅，对人文素养轻视，对道德感召力不屑，一种原子化的、个体化的、无价值化的观点碎片，成为一种狼奔豕突的公共情绪。

在今天，“专家”变成“砖家”，“教授”变成“叫兽”，“文明”会被说成“圣母”，“权利”会被说成“打拳”，一切都在娱乐、调侃性和不屑中被解构。

就好像今天对文科的轻视，补课老师也可以对一个专业发起挑战。看上去，这轻视的是一种学科，事实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谓的社会关怀都显得虚无、荒唐，最好的学者，就是那些理工科，“毋需多言、给我产品”就好。人们只崇拜刚性的工业力量，而非柔软的人文思索。

对此，人们也没什么办法反驳。专业声誉，恰恰是在很多学者犬儒化的发言中，自己丢掉的。

也很难评价这个现象是好是坏。人们丧失了某种公共信任，至少每个人都更“自信”了，更加“勇敢”、“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互联网更热闹了，这个现状，人们终究是要接受的。

珠海香洲，11月11日-车

江门开平，11月10日-车

长沙岳麓区，11月7日。

北京海淀区，10月28日。

上海松江，9月30日。

深圳日本人学校，9月18日

山东泰安，9月3日-车

广西防城港，8月31日

长沙开福区，7月27日-车

上海地铁站，6月19日

苏州日本人学校，6月24日

吉林北山公园，6月10日

湖南郴州，5月20日

江西贵溪，5月20日

云南镇雄泼机镇，5月7日

沈阳铁西区，4月24日

浙江台州，3月19日-车

山东省德州，3月1日-车

这是能够在官方新闻上查到的今年1月以来的无差别伤人事件。很直接就联想到“谋杀式自杀”（murder–suicide），指一个人在自杀前（或在自杀时）杀死（谋杀）一个或多个人的行为。媒体在解读这类案件时为了做出更详尽的侧写而深挖凶手个人的痛苦经历，读者又会由此认为记者和凶手共情，从而更加愤慨。其实，为了理解这种公共安全事件而勾勒凶手轮廓时，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数据经常被遗忘：性别。

除了5月20日江西贵溪那一起凶手为中年女性，其余17起案件凶手皆为男性。之前几起杀童/袭童案，凶手是20-55左右男性，珠海的樊某把年龄上限从55岁提高到62岁。在这18起案件中，6起使用汽车作为凶器，占比高达三分之一。

压倒性的数据表明，谋杀式自杀基本是常见于男性的情绪表达。

加拿大UBC大学的男性健康研究专家奥利弗（John Oliffe ）教授与合作者对296 篇描述 45 起北美 M-S 案件的报纸文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谋杀式自杀的深层动机和行为与男性气质有着多重关联。

在人类漫长的父权社会历史里，男性气质和男性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只是在70年代才成为被研究的客体。二十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性别意识和性别研究带来了性别革命，妇女研究激发出了男性研究。随着女性气质（femininity ) 被问题化，“男性气质”masculinity 也被问题化了。这方面挪威领先。1950-60年间，社会学家戈伦瑟特（Erik Grønseth) 和心理学家提勒（Tiller) 在研究女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中角色的学者哈利尔特.霍尔特（Harriet Holter)的启发下，对海员家庭中父亲缺席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七十年代，戈伦瑟特做了他的另一个经典研究是“伴侣的工作时间”。

当下男性研究的三个领域分别是：平等导向研究、问题导向研究和历史导向研究。谋杀-自杀行为，就落在第二个领域：聚焦暴力、性侵犯、酗酒、自杀、犯罪的问题导向研究里。三个领域里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ies）在历史上和现实里都备受鼓励和宣扬。其特点是竞争性、自力更生和坚忍不拔，同时也是父权制的，被赋予权力，用来边缘化和驯服女性和其他男性（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

它并非天生，是习得的。这正是霸权男性气质的核心特征，是父权社会里男性社会化的重要工具。男孩从小就观察这些成为“真正的男人”所需的条件，并积极实践（Courtenay，2000）。在学校里的“酷”，出社会后的“成功”都和霸权男性气质息息相关。媒体也强化了霸权男性气质，宣传美化男性成功和胜利的刻板行为（Heitmeyer、Bockler 和 Seeger，2013）

在具体的谋杀性自杀案例中，往往涉及崇尚权力、控制和攻击性的霸权男性气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谋杀性自杀就是“男性失败”（ failed manhood）的极端结果。有一个研究对28起大规模无差别谋杀案做了梳理，其中 54%是谋杀性自杀，失业、严重债务、财务损失和工作表现不佳等经济压力是一个稳定地滋生谋杀性自杀行为的因素（Kennedy-Kollar 和Charles，2010）

奥利弗团队对45起谋杀性自杀案件进行了深入梳理，归纳出引发男性谋杀式自杀的三个主题：(a) 家庭绝望、(b) 工作场所正义和 (c) 学校报复。这三个主题中普遍存在的是男性对生活的失控、绝望和被边缘化的男性身份。男性通过抗议他们所遭受的边缘化来重申自己的男性自我，从而以”另类方式"获得霸权男性气质。这个犯罪心理现象更受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影响，经济下行时期多发。

全球每年有100万人自杀，其中男性占75%。澳大利亚学者River & Flood (2012) 则在男性气质、情绪和男性自杀之间发现了关联。River & Flood在分析了18位尝试过自杀的澳大利亚男性后，认为这些男性从小时候就习得了表达悲伤情绪会降低男性地位，而通过暴力行为表达愤怒等情绪可以提高男性地位。而他们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暴力表现，又导致他们生活的全面失败：失业、关系破裂或成为罪犯。他们中不少人表示，自杀是结束痛苦情绪的一种方式。同时，自杀也可能成为展示男性气质的另一种方式，身体既成为暴力的载体，也成为暴力的对象。

历年来的美国校园枪击案也可以归入“谋杀式自杀”。许多此类犯罪最终都以自杀告终，而且几乎都是男性所为。美国的霸权男性文化让部分男性感到受屈辱并觉得自己有权使用暴力来寻求“正义”以及自己的男性气概。

其实，早在18世纪，探险家库克船长就观察到马来群岛上的AMOK行为，就是某个男人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社交退缩、谋划和被激怒后，会拿着武器跑到人多的地方发疯砍人。他用马来语AMOK来描绘，因此AMOK综合症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行为。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休·克利福德爵士甚至断言：“驱使欧洲人自杀的情绪状态让马来人去激情砍人”（1895年） 但是在英国人处决所有犯阿木克症（running amok)者后，这种情况就少得多了，可见激情砍人想控制也是可以的。

在当下社会里来关注谋杀式自杀，不但要关注“男性失败”或男性五失人员，更要反省各个层面社会文化对霸权男性气质的推崇（一言堂、不由分说、不容置辩、靠拳头说话、就是硬刚、把xxx打趴了吓尿了）在街头暴力悲剧中起的形塑作用。

只要和自由沾边，他们就看不过眼。

我觉得下面这两张图，解释了年轻人为什么在郑开大道上。

因为有了上面一张图，所以出现了下面一张。

但是，认真想一下，在本质上其实是因为下面的，才有了上面的。

只要你骑行在道路上，你就会感受到自由。

这不是约翰-穆勒或者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而是更本质的肉体移动的自由。

有些学校向同学们发放“临时出门证”，这又让人想起过去几年的时光。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骑行。

是啊。一切都是临时的，都不被自己掌握。那么，就让我们去受累、去流汗，用父母给的身体和体力，证明有一个东西是自己的。

据说有不少外地人也到郑州，准备骑行去开封；一些郑州的同学，搞不到自行车，步行去开封。自从北宋灭亡，开封就没这么受欢迎过。

开，封，开……这成为一种抽象。开封是2024年年底年轻人的首都。

很多人对大学生们冷嘲热讽，甚至咒骂，觉得他们是流动的造粪机；或者认为他们耽误了交通——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2009年夏天的一天，处在困惑中的、还年轻的我，曾经在晚上花了13个小时，沿着成都三环路步行了一圈，大概有51公里。即使又回到原点，这样的徒步也收获很大。

而对郑开大道上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骑行至少让他们知道，开封就在前方。灌汤包不重要，前方很重要。

也不要拿他们和凯鲁亚克那一代的“在路上”相比。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温顺的、匮乏的，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社会塑造了他们。现在他们试图迈出第一步，社会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先是把他们当成文旅业的贫穷消费者；然后是郑开大道上需要清理的共享单车“等物品”——为什么不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个活着的年轻人呢。

活得不太好。很穷，也不太有希望；但这样的肉体移动，终究证明他们仍然是活着的。

其实不要说骑行到开封，即便是下楼骑行或者跑步5公里，都是好事情。不让骑行，不让移动，不让男男女女走到一起，你们又怎么指望年轻人提高生育意愿呢。

郑州的高校不想让学生出去骑车，那要怎么管理呢？

在有些学校看来，这很简单，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就行了。反正，封闭学校禁止学生出入的管控经验那是非常丰富，简直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这不，河南工程学院就果断启用了临时出门证制度：

所有学生非必要不得离开学校。因紧急特殊原因确需离校的必须经过申请，经批准后持临时出门证才能走出学校大门。

先说下真实性核查

刚开始看这个图片的还在想是不是PS的，尤其是学校公章下面“知行一站式社区”的小字，还以为是某个网站的恶搞。

结果搜索了一下才发现，这个“知行一站式社区”就是河南工程学院在大力推行的一套学生综合管理模式。

信息来源：http://www.haue.edu.cn/info/1034/26745.htm

按河南工程学院的官方宣传，“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改革是该校的创新举措，旨在打造出富有“河工”特色，体现思政要求、彰显融合优势的“共学、共居、共乐、共美”阳光社区。

所以，上述临时出门证是河南工程学院以“知行一站式社区”的名义印制的，既能体现学校管控政策的严肃性，又能很好地隔离学校领导的风险：

没出事的时候这个章就是学校的要求，所有人必须强制遵守；一旦舆情层面出了偏差，那就是师生自治社区自发自愿的管理方案，和校领导无关。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高啊！这么精妙的管控方法，真的是河南工程学院的创新吗？我看未必。

一脉相承的管控思路

看到这张临时出门证的照片，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跟我一样：

哇！又回来了！

是的，记忆一瞬间被拉回到2022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临时出门证等封闭/放行凭证都太熟悉了。

一栋楼、一个社区、一片街道，一座城市，乃至整个省，可以在一天时间内全部封控起来。决定你我能不能出门的，可以是社区的封条，保安的扫码，街道的一张通告，又或者市政府的一则通知。

一方面，把我们封控起来是为我们好，外面有可怕的病毒，出门夜骑有可怕的交通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不出门是大家“自发自愿自治”的决定，并不是领导强制的。

时隔两年，很多人都已经淡忘或者被“清除”了那段时间的记忆，但手握出门决定大权的领导们可从来没有忘记过。恰恰相反，他们可是积极认真总结了相关经验，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原地复活那三年积累出来的管控经验。

原因也很简单：

那一套太！好！！用！！！了！！！！

这还只是最初级的封控校园避免大量学生出去，临时出门证加微信群报备就够了。如果需要再严格一点，他们随时可以搞出“骑行码”来，凡是48小时内扫过共享单车的一律红码，每天定时在宿舍楼下排队扫脸确定本人还在学校。更严格一点，学校完全有能力在24小时内建起一圈铁皮墙硬隔离……

唯一被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关键问题是：

凭什么？

当然，最厉害的是，他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只需要搬出一个万能回答：

为你好。

深深的恐惧

历史上，人类社会管理技术的“进步”主要是得益于两类场景：

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维稳。

一旦新的技术手段被实践证明高效好用，就会很快总结固化下来，为侵略和管控添砖加瓦。

临时出门证，说来只是小事一桩，却激起了我记忆深处极大的恐惧。

你们懂我吗？

人是需要目的和意义的，大学生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

这几年的大学生有多难？直观地说，比疫情那三届还要难……前途渺茫，意义缺失，堪称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最难的一批。

没有目的最难

读大学，所为何事？在我上大学的2007年，以及更早的时候，家境一般的孩子们读大学有且只有一个目的：

读书改变命运。

我做到了，和我类似的在过去几十年完成农村到城市跃迁的上亿大学生也做到了。

大约从10年前开始，读大学改变命运这个提法逐渐与现实脱钩了。一边是本科院校的全面扩容让“上个大学”在中国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另一边是各行各业经过数十年的狂飙突进来到了发展的平台期，“双创”热潮的退去也让高质量就业市场逐渐饱和，绝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只能勉强“找个工作”。

读大学，成了年轻人的基础配置：读了也没多好，但不读也不行。

再后来，就是三年新冠疫情的管制，以及社会经济基本面的深刻变化。读完大学后找不到对口满意的工作成了常态，慢慢的，找不到工作也成了常态，于是大家以空前的热度去卷考研考编，国家也顺势增加研究生名额，以至于大量高校出现在校研究生人数比本科生还多的倒挂情况。

因为一些不方便提及的原因，疫情三年的大学生还遭受了广泛的就业歧视，处境堪称举步维艰。此时，对于那些非重点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读大学的性价比已经相当可疑。

时间来到2024年，读普通大学的性价比已经全面跌到了负值。

现在的就业环境大家都很清楚，即便不看宏观数据，我们在生活中也都能接触到。前几届的师兄师姐还有海量职场小白没有被消化呢，新一届上千万毕业生又开始排队投简历了，有经验的职场前辈们降级竞争初级岗位的也是乌泱乌泱地涌来……

2025年或者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想要找一份白领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重点名校尚且如此，数量更多的二本三本专科更是情何以堪。

青春没有售价，真正的意思是青春年华想卖也卖不出去。

大学生们不是闭目塞听，就业的压力早就通过互联网从社会上传递给了在校学生。无论成绩好坏，无论文理农工商医，前途渺茫是当代大学生们前所未有的普遍感受。

其实都别说未来的就业了，就是眼下在校期间的实习岗位也没多少学生能争取到。处于收缩期的各行各业，对实习生的需求也会变少。

还没等来零零后整顿职场，职场自己先缩为敬了。

除了上课和社团活动，大学生们很难找到什么别的事来干。

至于考研和考编，就更是希望渺茫了……

一方面，前几届的师兄师姐还有上千万人在憋着劲儿全职备考呢，这几届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也一再创出历史新高，今后还有好几年会越来越高，竞争何止是激烈，根本就是惨烈。

另一方面，考上研了又如何？只是拖延几年就业的压力，目力所及并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善，除了少数专业之外，大部分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并不会显著更高。研究生本身成了就业的蓄水池，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生就业了。

考编倒是很多人的理想出路，但是这个难度比考研还要高几个数量级，岗位数量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总数来说更是杯水车薪。

202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为1179万人，而全国范围内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医生、教师等编制内岗位的总招考人数不过百万人多一点，还不够消化那179万的零头。而且肉眼可见地，编制内待遇也已经大不如前，还会继续下调。

上完这个学之后将来去做什么？这是很多大学生心里很清楚但不敢去直面的一个问题。

没有意义更难

在大学教育的就业导向和功利性作用被极大弱化之后，大学生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境：

我为什么要上这个学？

不排除有少部分大学生是真心热爱所学专业，能享受到学习知识的乐趣，但绝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显然都处于一个长期的意义缺失的状态。

卷学习，其实普遍已经非常非常卷了，但考研考编的比例毕竟就那么点，对未来处境的帮助并不大。卷社团工作与社会实践，简历是能够更漂亮一点，但相对于大环境来说这点改善真的只能算象征性的挣扎。

沉迷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倒是很多人能抓得住的点。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啊……

以往工薪阶层的家庭生活也蒸蒸日上，中年父母养一个大学生，娇宠些也问题不大，大学生那些兴趣爱好烧点钱家里能烧得起，毕业了即便不着急工作啃老啃几年也承受得住。

而现在，工薪阶层的中年人自己都压力山大，走下坡路的时候，一个烧钱的大学生就会显得格外扎眼，一个前途渺茫的大学生更会成为家庭新的沉重负担。

所以，大学生们躺平度日，沉浸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变得不切实际。

那，20出头年纪，人生中精力最为旺盛、时间最为充裕的大学生们，要把时间精力花在哪里，要把生活意义寄托在哪里呢？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白《行路难》节选

但是，年轻的力比多总归是压不住的，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生理规律。大学生们旺盛的精力与充裕的时间总归是需要一个释放出口的。

青春卖不出去，那就自己挥霍掉。

发生在河南的荒诞剧，就是这样一种集体的狂欢与释放。在其他城市、其他学校，也在酝酿着或者实践着其他释放方式。

不让自行车跨城很容易，发个通知就能管得住。但是然后呢？

大学生们无处发泄的精力要往何处去呢？

这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了一整天，也没什么建设性意见好提。只好祝福青春飞扬的同学们飞得快乐一些，更安全一些。

如果这也叫新闻……

这是美国当前正在争论的大议题，作为身在大洋彼岸的“不相关者”，作者提出自己的认识。

川普大胜，尤其在摇摆州大胜，甚至即将出现总统、国会和最高院“三权合一”的局面，远远超出民主党上中下层预期太多。民主党内部不只是在反思，更是在“追究责任（甩锅）”。

美国的传统媒体仍然在努力把责任甩到拜登身上，将哈里斯的失败归结为拜登退出太晚。然而占美国选举投票者半壁江山的民主党支持者显然不是傻子，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为何在投票日前几天，几乎所有传统媒体和民调机构都营造出了“哈里斯必胜”的舆论氛围？希望那么大，最终的失望自然无以复加。在投票日的最后时刻，奥巴马站台背书，讲选票可能十分接近，要统计几日才能有最终结果，然而实际只统计了几个小时就尘埃落定。人们可能并不惊讶川普最终获胜，人们惊讶的是，为什么跟“他们”说的那么不一样。

哈里斯的民调和舆论投喂显然影响的不止是美国民众。在选前几天，中文网络的各位“美国专家”也都纷纷以国师姿态“鹦鹉学舌”，转述美国舆论的各种论点，包括Ann Selzer的Iowa民调。网络国师中不乏经常写折上奏的知名教授（含年轻学者）们。八年过去了，还是别人喂什么，自己就吃什么。

在川普获胜的当天，杨安泽表示，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我不会再相信民主党”。老桑德斯发出声明，严厉批评道：“一个抛弃工人阶级的民主党发现工人阶级抛弃了他们，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就在选前，桑德斯还在录视频力撑哈里斯。所有人以自己的声誉为哈里斯背书，而她的团队，搞砸了所有人的声誉。毫无疑问，哈里斯的政治生涯到此为止了。

如果足够冷静，人们很容易发现，哈里斯真正明晰的政策只有一个，就是“反堕胎”，除此之外，就是依靠传统媒体和民调机构去营造将通过“女性投票者”获胜的舆论氛围。

然而，美国的撕裂仅仅是因为“堕胎”问题吗？在几乎所有投票数据上，都展现出“右转变红”的倾向。习惯被投喂的中国大陆分析师们，大概率将接受“右倾化”、“保守主义化”这些传统理论带来的“结论”。

如长期读者在过去几年中所见，作者对美国当前政治生态的分析是从深入挖掘美国民粹主义历史这个视角出发的。作者在2020年发表的《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仍然是理解美国当前政治生态的一把难得的钥匙，即便在英文领域，至今也没有类似的分析。作者在上述文章中提出，“美国历次民粹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民粹主义在打破两党阶段性建制化僵化局面的同时，其诉求最终会被两党竞争者所吸收，美国的内部利益调整将会开启，民粹主义大潮将由此退去。”

作者认为，民主党此次大败的根本原因，是以桑德斯为首的美国左翼民粹主义派系过早投入到民主党建制派的怀抱，而民主党建制派轻易抛弃左翼民粹主义的支持，从而让以川普为首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成为改造建制派的唯一力量。正如作者在今年7月发表的《如何研究川普主义》中所言：“本轮民粹主义下的美国内部利益调整，目前来看，更有可能是由川普第二任期继续推进，而川普主义的制度化，也将变成共和党的重要政治遗产。”

过去八年，川普作为一个民粹主义总统登台，2020年败在“过于民粹”，也就是与右翼建制派整合不足，内部人事混乱、政策反复缺乏预期；而拜登作为一个建制派总统登台，哈里斯作为继任者，败在“过于建制”，没有在拜登四年任期中，吸收民粹主义者的诉求和主张。很显然，横向比较，当前川普与共和党的右翼民粹与右翼建制的整合，要远远好于民主党内部左翼民粹与左翼建制的整合。

现实地看，正如美国本土许多支持民主党的人切身感受到的，民主党建制派忽视美国人民对经济、安全的呼声，希望靠舆论操纵少数议题，希望靠LGBT议题和快速增加移民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票仓，然而正是这两者，造成了对民主党的严重反噬。

当LGBT人群变成一种票仓资源，那它势必要去“发展成员”，而作为性取向正常的绝大多数非LGBT人群，就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最容易争取的当然就是年轻人甚至儿童。这直接冲击了所有正常性取向的成年父母，而不仅仅是所谓“保守主义者”。毕竟，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父母，不会希望还不知世事的子女，在儿童时期，就接受性别多元化教育，开始选择自己的性别。

通过弱化边境非法移民管制，希望快速扩大有色族裔移民作为新的票仓资源，显然伤及了合法移民的利益。民主党一边声称在加强边境管制，CNN一边报道“如入无人之境”的走线，可谓讽刺至极。尤其对拉美裔而言，他们在美国的就业是比较底层的体力劳动，当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后，伤及的自然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合法的拉美裔移民美国要的是工作和收入，而不是靠肤色去争取“免费的面包”。旧移民对新移民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希望“自己人”更多一些，能够抱团；另一方面又害怕来得太多，因为饭碗是有限的。这个思维不仅在拉美裔，华裔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好公开讲而已。但设置移民条件，拒绝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这确实很容易成为老移民们的共识。

有观点认为，民主党的失败是因为过度“理想主义”。作者不这么认为，作者认为，是因为民主党建制派长期脱离美国人民，希望靠投机取巧获胜，才导致大败的结局。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而是投机主义。民主党建制派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没有理想”。

今天的川普，不再是8年前的川普，而是整合了右翼民粹与右翼建制派诉求的川普，他将携“三权合一”的巨大政治优势，快速将已经准备好的各项政策铺陈开来。问题是，那些政策文本究竟在哪里呢？是否放到你眼前，也看不到呢？

所以，对即将开始的川普第二任期，真正分析的切入点，难道不是按照作者所谓“遁迹分析”去追寻美国右翼具体的政治经济主张吗？在拜登过去四年任期中轻松愉快的国师们，何以在还没有阅读过任何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就开始对诸如出口管制议题进行“拍脑袋”的分析呢？何以认为在中美大争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事项方面，川普就一定会更加重视关税手段而非进一步强化出口管制呢？写这些倾向性结论的国师们，哪怕了解过Thomas F. Gilman的一丁点观点吗？

还是，少写折子，多读书吧。

以上。

大家好，我是王浩岚。以下是选举结束后的一些简单看法，等全部消息沉淀下来，我在抽空写写具体的事后盘点。

这场选举值得关注和反思的几个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输赢和民调。因为民调的问题本届并不突出，而输赢我相信今年即便是大部分最后觉得哈里斯能赢的人也不会对特朗普当选感到意外。特朗普主义的常态化在2020年后已经注定，2016的“意外”，多年之后看，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偶然性事件。

1. 首先我们对政治极化的理解，或者说美国两极化的构想，终于在一次历史性的全国摇摆之后要发生改变。原先在政治极化框架下认定的红蓝州各自固化的现象，即便是普选票发生较大改变，红蓝州也会各自稳守基本盘，现在看来还是可以被打破的。特朗普本届突破了此前两次选举所一直被卡住的47%全国支持率上线，实现了共和党20年以来第一次普选票胜利，主要靠的是蓝州和全国整体右转，反倒是七大摇摆州的摆动幅度不如全国，此前一直在选举人团拥有结构性优势（Electoral College Bias）反倒是这回基本不见了。

2. 政治周期更替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某种意义上，经历了18、20、22三个周期的异象后，美国选举反而是回归了历史的常态，当一个政党在选民最关注的三大议题中的其二——移民和经济通胀得分都远不如另一个党，而过去四年民众对现任政府执政的民意认可只有4成，那或许执政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被压倒性优势击败似乎也并不是一件不符合逻辑的事情。经济议题主导大选政治，看来仍然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3. 共和党在特朗普主义大旗下的吸引力跨越了传统的阶级和族裔，这一点一直是为何经济民粹+文化本土保守组合在当今全球极其强劲甚至已经逐渐成为主流的原因。不过，这一点在选举结束一天多时间后，似乎还有更多需要斟酌的地方，因为往往外界和政党精英对于选举结果的认知和反思有过度局限于当下视角的风险，忽略了历史周期和政治变化的反复无常和风向变化之快。一，特朗普的表现比国会共和党人要突出，共和党在参院的席位增长（目前拿到的西弗吉尼亚、蒙大拿、俄亥俄）都是红州落袋，但民主党守住了密歇根和威斯康星，预计亚利桑那、内华达也大概率能低空飘过，唯一就剩下一个宾州可能会落入共和党手中（还得看看票）。而众院民主党人的表现让共和党即便最后能拿到控制权，还是维持在一个无法健康运作的221席区间，比今年红潮之前没有任何实质性表现提升。所以，特朗普主义究竟有多厉害，还是特朗普本人加持才厉害，我觉得需要继续去验证。

4. 特朗普胜选是否意味着新的政治秩序，即美国完成了80年代以来一直在等待的重大政党转向？这一点我觉得可能需要跳出当下视角来思考，因为特朗普的胜选或许是建立在历史性的一个跨族裔、阶层多数支持之上。但正如2008年和2012年奥巴马胜出后民主党所坚信的“triumph of multiracial liberalism"最终被证为昙花一现一样，特朗普的胜利现在看起来非常惊艳，却比不了08奥巴马，甚至比04小布什也没有强多少（众院席位还不如人家），中期选举后如果共和党按钟摆效应又惨败，那是不是又要换一个思路了呢？

5. 特朗普横扫七大州摇摆州看似无比炸裂，其实倒也符合选举中摇摆州大概率会一边倒倾斜向胜者的特点（比如20年拜登七取六，16年特朗普九取七）。特朗普在全国的普选票优势和在锁定胜利的锈带三州胜选幅度和净胜票数仍旧只是1-2个点和总计十几万票，比四年前拜登摇摆州稍多一些，和本世纪其他几次大选胜利比顶多旗鼓相当。这一切不是说特朗普的胜利赢得不够漂亮，而是在回击部分民主党就此因为本届选举失利就将走向长期在野党的状态论调。共和党确实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共和党周期，终结现在的政党体系和极化局势，但2026和2028选举如果因为钟摆效应选民又导向民主党，那又当和解呢？

6. 特朗普的王者归来和其他全球在野党历史性胜利佐证，很大程度代表的是各国选民对过去四年疫情后政府经济政策，特别是疫情期间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支出手段所看似导致的经济后果——通胀的彻底否定。事实似乎指向的是，民众宁愿接受大萧条式的高失业率（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有工作的）通缩——12年奥巴马顶着高失业率连任，也不愿接受政府大规模救市后导致的通胀，即便通胀的问题可能更多是供给链的问题。因此，在下次经济危机来临时，全球执政党可能会对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持极度保守态度。

7. 本次大选中大规模低收入群体和拉丁裔选民转向，说明了少数裔和工薪阶层并不买民主党所贩卖的种族主义焦虑情绪，而是更多和白人群体和其他阶层一起受传统大的因素–经济，治安所影响。而本次黑人选民在其他族裔都出现倒戈的情况下屹立不倒，还是说明黑人群体因民权运动导致的政治行为在其他族裔中无法被复制。民主党若想继续找回少数群体的支持，决不能只依靠妖魔化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治宣传，因为少数裔选民远比政党想象的要看的透，同时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选前其实有人问过我，美国当前这个突出中西部劳工阶层政治诉求，由一个小的选民群组来主导美国整体的经济对外政策的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这次选举民主党在中西部劳工阶层再度崩盘后，我觉得这方面的政策调整或者说焦点转移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民主党始终认为，他们失去这些中西部劳工选民是因为对于传统民主党亲工会贸易保护主义道路的摈弃，过去的四年拜登一直竭尽全力的在内外施政方面都突出照顾美国劳工阶层的特点，无论是亲自参与罢工，费劲全力保住卡车工会的退休金，还是在对外上延续关税，不断强调工人阶层利益在美国外交中的优先级，最后一看，还是一场黄粱梦。因为这些白人蓝领的转变，我觉得其实就是和南方地带蓝领本世纪初摈弃民主党一样，文化和社会议题才是他们转型的根本原因。桑德斯的那套经济政策，拜登几乎全盘搬运，但最终即便是芯片法案，基建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的受益者们，也依然选择坚定的投给特朗普，说明这个远不止只是桑德斯事后抱怨的民主党抛弃忽视了工人党的根所导致的。所以，尽管估计民主党未来不会放弃去讨好工会，但是他们的政策主张和主攻焦点肯定要有所改变。

8. 国会和地方民主党人的表现普遍比哈里斯好，意味着两点，特朗普比其他共和党人要受欢迎。哈里斯同时也不如其他民主党人。所以，民主党会条件反射地拒绝任何女性和黑人候选人。下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也必然会符合两个条件——男性，还得是男性气质极强的，中西部或者南方白人，还得是温和派（狗头）。

9. Ticketspliting/分割选票 is back！在过去参议员66/67跟总统走，这次至少有3-4个分裂选票，众院预计会更多。不过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很多共和党选民真就是只出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低频率选民，他们投完特朗普就收工并不填国会的选票了。这点从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得票数比特朗普低就能看出来。但还有一方面也是因为共和党许多非特朗普的特朗普式候选人确实是票房毒药，君不见北卡州一级选举共和党各种滑铁卢，说明选民心里还是有数。

10. 政治趋势不是不可逆，人口结构变化也不是决定性的。2020年其实已经部分证伪了人口宿命论（Demographic is destiny），当时的拉丁裔和部分其他少数选民已经出现了松动倒戈共和党的情况，与此同时巨大的高投票率也没能如同许多民主党人所说的的那样给民主党人带来一个稳定的执政多数。相反，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在2016年之后，民主党因为他们的选民结构开始偏向高频率投票的富裕城郊阶层，反倒是小的中期选举补缺选举等低投票率选举民主党可能更有优势。而政治变化趋势也没有像之前几个周期一样一成不变，迅速左转的城郊在本次大选中变化趋势戛然而止，但与此同时民主党在蓝领阶层的支持崩盘却在加剧，甚至连老票仓大城市——纽约，芝加哥，和少数裔票一崩再崩。这两个上个十年盛行一时的政治理论，终究在2024年后彻底破产。

11. 特朗普主义是否是未来政坛的主流力量，还不要着急定论。前面也讲到，特朗普的胜利，或许是因为他独特的政治魅力和这套意识形态组合对选民的特殊吸引力。但可能像过去许多选举中出现的大规模倒戈，或许只是因为选民希望对过去四年进行否定，而特朗普，如同1980年的里根一样，更多是一个选民发泄不满情绪的代理人和希望用来带来变革的工具。四年前之后拜登和民主党人可能误读了20年选举的政治信号，四年后的共和党人是不是也会如此呢？毕竟美国的选民也多次在过去证明了自己的金鱼记忆和善变性，这次是否会长期不同？

12. 另一个关于民主党失败的普遍叙事，是特朗普带领广大中下层群众组成了一个跨族裔跨意识形态的草根大联盟，打到了傲慢高高在上，沉迷于后现代都市进步主义和自由派叙事的精英主导的民主党。首先，不否认民主党一直存在着这种高教育程度导致的和普通民众脱节的问题，民主党确实也应该尽可能摈弃对于多元化等问题的痴迷。但问题来了，民主党是今年第一次面临精英化指控嘛？早在十年前，民主党这块招牌在全国各大农村地区就已经是票房毒药，许多原先的民主党错位议员们早就开始纷纷凋零。但未何八年前的希拉里没有输掉底裤，四年前的拜登又赢下了选举？彼时的民主党不也是一样在农村地区崩的厉害，赢或者撑住还不是靠挖掘新选民——城郊白人。不是说民主党未来不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沦为一个只能稳定靠高教育选民的精英党，相反反思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当整个全国都出现红移的情况，这个问题远不仅仅出在形象问题上，而是政治周期的巨大齿轮作用和选民表达要改变意愿都在同时引导着结果。

13. 民主党的处境不妙，但远没有到亡党亡国的地步。今年大选哈里斯输的干脆利落，但民主党在国会和地方选举中还基本撑住了底线。参院大概率丢红州三席+一个摇摆州席位，在全国普选倒挂的情况下不算太糟，众院民主党人更是逆趋势和共和党拼得难解难分，还有一点微弱机会翻盘或者把共和党限制到219-221席的状态。在州一级领导层方面，民主党的党组织和州长州议会数量比16年同比时期要好很多。民主党当然应该进行一番反思和自我批评，但现在说民主党的架子要散了，恐怕还是太高估一次选举的作用。如果如今年大选展现出的常规政治规律和逻辑会在未来继续回归，民主党在26年中期选举中即便啥也不做，凭借着在野党的结构性优势也能轻松翻掉共和党在众院的个位数优势（参院是另一个故事）。而2028年开放式总统选举（如果还举办的话），那就更是会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进行的更久远故事了。要证明共和党周期彻底开启，这两个未来的选举才是真正验货时刻。

14. 很多人说特朗普未来四年将是美国历史从未见过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合一，再无约束权力最大的帝王式总统。首先不否认未来两年内，三权在手，再无党内外约束的特朗普，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尽情发挥自我。美国的制度韧性或许在第一次特朗普政府中对他施加了各种限制，但这次再回来，党内已被扫平，两面人们不是退休就是退党，白宫内也都只会是大统领亲自把关后的忠诚干部，美国人终于能见到原始纯粹版的特朗普是怎样的状态了。但要说他四年之内完全不受约束，那恐怕也是太过简单的一种看法。国会方面，全面执政期大概只有两年，而共和党要做的许多事情，如果真的落实（除了减税这种没啥人有意见的政策），比如动奥巴马医保，大规模遣返移民，清理政府机关，都会或多或少有引发民意反弹力量的可能。如同当年拿到普选票胜利，自信开始道路建设的05年小布什，这回有了多数美国人支持的特朗普也未尝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情。当然，大统领要是能加冕为美利坚第一帝国的英白拉多，那咱也无话可说。

15. 民主党甲级战犯清点大会将会是——（自己填——点名佩洛西，奥巴马）。

16. 最终，回到一个历史角度。四年前，美国人拒绝了特朗普的四年，走向了短暂的拜登时代；四年后，美国选民再度拒绝了过去四年执政的民主党。那四年之后，特朗普主义是不是会被再度扫地出门呢？倘若这种不断更替政府的行为持续出现，那我觉得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持续不满这个过去数年来非常普遍的现象，才是美国选举真正的“内核”。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率比他四年总统生涯任何时候都高，因为民众怀念的过去和那个心中虚无缥缈的时代，那么当他真正重新回来执政时，民众是否又会重新唤起记忆中对特朗普时代的真正感受呢？看2025年来证明。

现时的记者节，重点不在于是以宣传的名义过一个祥和安乐的节，还是以新闻的愁绪过一个今不如昔的节，独独在于思考以下问题：“张雪峰配享太庙”这个梗中之恨当如何破之？至少六七十万新闻业者当有愧疚与不甘，不该假装无视这个问题。

20多年来，要说新闻界别有什么弥散无解的心结，或许就是从“新闻无学”过渡到“张氏配享太庙”。前者，业者或能靠管制红利略微纾解；后者，则绝无可能一笑而过。心结郁结在内，同怀视之尚能一笑而过，唯独心结源于外界蔑视，卧薪尝胆只算起步。‍‍‍‍‍

本世纪前十年，新闻界赖以自夸的成就是由一批先进的市场化报纸创造，广电、网络都沐浴在最后的好时光中。微博以降，新闻界一切坚固的东西消失。再五年，传统新闻界的瓦解加速，目前只靠新闻牌照赚取在舆论场的喘息之机。‍‍‍‍‍‍‍‍‍‍‍‍‍‍‍‍‍‍‍‍‍‍‍‍‍‍‍

从庇护新闻的媒体生产机制而言，原本党媒-市场化媒体的业态模式已经崩解，融媒体作为一种替代的方式，至今还在艰难的探索中。融媒体的最大漏洞，是将广电、报纸、网络的三个业务边界拆除，可危机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融汇成一体。‍‍‍‍‍‍‍‍‍‍‍‍‍‍‍‍‍‍‍‍‍‍‍‍‍‍‍‍‍‍‍

从新闻生产角度来说，融媒体作为组织方式，以及媒体生产关系的新结构，并没有迸发出比从前更高的生产力。从许多方面来看，融媒体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它不能将新闻生产置于核心位置，那它因此失去的东西会远比它建造的多得多。

90后、00后一代的记者，实际上处在与前几个世代很不一样的新闻生产环境。或许新闻专业主义的技术可以靠个别的、偶然的机会传承研习，但价值断层所带来的人才断层已经无法避免。新闻的新旧之别，实质上是新闻人的新旧之别。‍‍‍‍‍‍‍‍‍‍‍‍‍‍‍‍‍‍‍‍‍‍‍‍‍‍‍‍

融媒体被过度谈论及不恰当依赖的情形，很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无奈之感。这当然包含复杂的局面变迁，要改变新闻时代曾经的集团化组织方式，却要承担比集团化阶段更尖锐、内在冲突更强的角色担当，新闻就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部分。

迄今为止，新闻业务所寄身的大众媒体，仍未找到融媒体的最佳状态：对内，它成为消融新闻生产资料的黑洞；对外，它又因为新闻力不足而无法融入翻天覆地的内容天地。如果真融假融是试金石，似融非融就是常态，不融无融亦是现实。

当前新闻界的最大矛盾，是数以万计的持牌记者队伍薄弱的新闻生产力，无法匹敌混乱无序品质低劣的舆论设置。舆论场中的二八定律明显，极少数新闻媒体生产了八成以上的新闻产品，大量的省市级新闻机构在新闻现场的“附近”奄奄一息，坐以待毙。‍‍‍‍‍‍‍‍‍

有人说，融媒体的组织方式之变，是应媒体性质重新定向之变。这或许是最早期的情况，但时至今日，情况很不一样了，深刻的原因是“人人都是媒体”的传播格局下，机构媒体的管制红利消失，不生产新闻的媒体跟自媒体毫无二致，甚至更差。‍‍‍‍‍‍‍‍‍‍‍‍‍‍‍‍‍‍‍‍‍‍‍‍‍‍‍‍‍

如果要想第26个记者节过得不那么糟心，从现在开始，但凡有新闻业务或新闻追求的媒体，都应该把新闻作为业务链条的起点与核心，在新闻生产、传播、舆论制造各个环节增加新闻的影响力。一切不生产真正新闻的融媒体都是耍流氓，起码有这个觉悟。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此“山”何处？舆论场是也，新闻必须在舆论场中发挥设置议程、霸占议程的决定性作用。舆论不一定因新闻而起，但新闻一定要成为舆论场硬通货。此“贼”何谓？就是新闻的取消主义，新闻专业的虚无主义，以及新闻生产的机会主义。

张雪峰配享太庙，是社会大众对新闻最极致的嘲笑。老实讲，这种嘲笑在许多时候是新闻业界应得的。新闻生产跟不上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一旦后者迷失在垃圾信息农场种不可自拔，就愈发恶评新闻的价值。可即使这样，社会大众也不是新闻的敌人。‍‍‍‍‍‍‍‍‍‍‍‍‍‍‍‍‍‍‍‍‍‍

即使在新闻生产较好的久远年份，社会大众也不是新闻的同路人，他们今天沉浸在“人人都是传播”的乐观情绪中，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新闻无力参与构建信息格局的结果。张雪峰配享太庙，但只有张雪峰的太庙，是群魔乱舞的太庙，新闻人就是驱魔人。

记者节的浮夸气氛年复一年，以宣传的成就来号召新闻凝聚力，是为别扭至极。宣传与新闻或有贯通之处，可新闻生产若不能清晰地被界定出来，节日就会走上煽情或悲情的歧路。记者节早已不配庆祝之意，新闻界破碎的全貌令它只剩警醒之味。‍‍‍‍‍‍‍‍‍‍

特朗普将于2025年1月二度入主白宫。一个极需关注的是健康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

不同于特朗普基本在重复8年前口号的经济、移民等方向，健康领域，特朗普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支持他这次选举的小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以下简称RFK）将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是过往在健康方面的观点，还是当下RFK提出的未来特朗普政府的计划考量，都可能会严重威胁美国卫生部门的科学权威性，以及最重要的，民众的身体健康。

RFK代表重大转变

新的特朗普政府要到2025年1月就职，但美国政府的交接准备在大选结束后就会开始。这包括了新政府潜在人事选择，而用什么人，往往能看出新政府想做什么。所以解读特朗普2.0，一定要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会陆续出来的将在新政府担任重要职务或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特朗普之前对RFK在健康领域的角色评价是让后者go wild。考虑到RFK与诸多反科学观念，这需要警觉。

RFK过去是律师，但如今更出名的是反疫苗观点——他自称不反疫苗，只是要求疫苗更安全，可他一直在传播各种早就被学术界反复证伪的疫苗阴谋论，如疫苗引发自闭症。这些严论与行为，属于标准的反疫苗。

注意RFK不仅与当下拜登政府的健康官员们相去甚远，与特朗普1.0时的几位主要健康领域官员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

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时，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是Alex Azar，虽然也是律师出身，但在小布什时期就在HHS任职，后在礼来就职。HHS下属两个关键部门，FDA首任局长，Scott Gottlieb是医学博士，在就任局长前在FDA、医院以及医疗投资领域都工作过，第二任局长也是医学博士，放射学科领域权威，CDC主任是HIV方面的病毒学家。

相对这些传统科学背景或者至少不反科学的官员，RFK代表了特朗普2.0政府在健康尤其是公卫方面可能与1.0时发生重大转向。这种转向远超目前经贸等其它方面的迹象。

因此，绝对不要低估RFK进入特朗普团队这件事，它可能会是特朗普2.0的最大转变。

潜在角色

目前除了RFK会在特朗普2.0的健康政策里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还不确定他的具体角色位置。美国政府官僚体系里与健康政策最相关的无疑是前面提到的HHS，FDA和CDC。FDA与CDC都隶属于HHS，但是和普通人健康最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包括新药审批等）均在FDA，CDC又负责包括疫苗推荐在内的公卫措施，让HHS更多是幕后统筹功能。当然，在科研领域，著名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归属HHS。

特朗普之前在竞选集会上表示会让RFK在健康、药品、食品领域都“go wild”，有部分媒体猜测RFK可能会成为HHS部长。但综合各方表述以及RFK本人特点，我不认为RFK会是HHS，FDA，CDC这些机构的主管人候选。

最现实的原因是这些机构主管任命都需要获得参议院投票，RFK本人争议太大，即使共和党有参议院多数，也未必能有过半数的议员支持他。另外一个原因是从RFK以及特朗普的描述看，RFK想管的事还真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主管能做的。HHS，FDA，CDC主管是有很大的权力，但都是整个政府官僚体系之内的一员，受到官僚体系的制约。RFK提出的要动药品、食品，范围应该超出了单一机构的职权，可以参考他说特朗普承诺让他控制（control）HHS和USDA（美国农业部，食品的部分管理在农业部）。

综合以上，更有可能的是RFK以某种资深顾问的形式，获得影响包括HHS及其下属FDA、CDC，以及USDA的权力。而这些部门主管的具体人选可能也会参考RFK意见。

对照拜登曾经专门为福奇设置的首席医学官。福奇本人当时是美国首席传染病医生，NIH下属NIAID的主任，该机构和FDA、CDC等平行，大家各有职责分工。首席医学官的身份让他有更高的身份去影响各机构的决策，也更方便直接与总统联系，不再受NIAID是HHS下面的NIH下面的一个分支，这种政府部门层级影响。

另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常设的国家安全顾问，也不需要参议院审核人选，属于总统幕僚，但在美国国家安全方向上权力巨大，也都是总统的心腹担当。

因此，除非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政府交接过渡期RFK和特朗普突然闹翻，需要担心的不是RFK会不会当上HHS部长，而是RFK可能获得比HHS部长更大的权力，造成更大的危害。

RFK的危害有多大？

RFK本人没有科学背景，并且长期传播包括反疫苗阴谋论在内的不实信息。当然，他的反科学反智观点不仅于此，参考RFK 10月25日在社交网络上发的贴子：

该帖子中，RFK宣称FDA对公共健康的压迫即将结束（指特朗普当选后，他将做的事），包括对致幻剂、多肽、干细胞、生牛奶、高压治疗、螯合物、伊维菌素、氯喹等这一系列有益健康的东西的打压。

伊维菌素、氯喹显然是重复新冠疫情期间这两个药物有治疗新冠作用的不实信息。其它如多肽、干细胞，绝非正经的获批药物，如司美格鲁肽其实是多肽，干细胞移植在很多白血病治疗里也有应用，上述都是FDA批准的，何来打压？他指的应该是那些什么打干细胞、胶原蛋白有各种功效的伪科学宣传。

可以看出，RFK对药物的看法并不基于科学，受很多类似顺势疗法等伪科学的影响。

例如在食品领域，虽然RFK提倡健康饮食这些不违反科学的原则，但在诸多具体方案、办法上，他往往会陷入各种反智圈套。例如他提到的生牛奶很能反映一个思维模式，所谓天然就是好。

像最近一个采访中他说他要去掉各种食品添加剂。但真相是目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显示安全性没问题。即使偶尔更改一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往往是出于极度的谨慎小心，不是公众面临健康威胁。甚至食品添加剂以及必要的加工，对健康很关键。

由于RFK这些所谓“天然最好”的不实宣传，有些人追捧生牛奶——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但牛奶很容易被细菌污染，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根据CDC统计，1998到2018年间，美国发生了202起生牛奶导致的疾病暴发，而这还只是上报的数据，大部分相关食物中毒根本不会报告到CDC。

显然，RFK的健康观点，以及他在特朗普集会上鼓吹的让美国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实信息之上，一旦变成政府决策，危害无穷。

在RFK一直传播的反疫苗方向上，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已经承认可能涉及将疫苗下架：

根据这位过渡团队联合主席的说法，RFK称他要检验疫苗的数据，只要给他数据，就能证明这些疫苗不安全，制药公司将不得不下架疫苗。

可是RFK鼓吹的疫苗导致自闭症最初源自一篇早已确证造假的论文，学界也通过大量研究显示现有疫苗安全。由于RFK这类反疫苗人士的运作，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因疫苗接种率下降，一些本可避免的疾病暴发。

例如2019年，人口仅20万的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暴发麻疹，造成5700例疾病，83人死亡。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当地麻疹疫苗接种率从2017年的74%下降到了2018年的34%。造成这种下降的是反疫苗人士宣传疫苗导致当地两名婴儿死亡，实际是接种的护士操作失误，将麻醉剂误用于稀释疫苗。而RFK正是当时传播虚假信息的主力。

当时萨摩亚6-11个月的婴儿里20%感染了麻疹，每150名婴儿就有1人死于麻疹。这就是RFK在健康领域go wild的历史成绩。

当RFK将要控制美国HHS，USDA时，怎么警惕都不为过。

RFK同道中人可能汇聚特朗普2.0

问题不仅是RFK一个人，特朗普2.0政府里可能会聚集大量与RFK持类似反科学观点的人。

上述提到的特朗普过渡团队联合主席的媒体采访里，这位过渡团队核心成员表达了对RFK观点的赞同，称自己和RFK聊了两个多小时，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还重复了多个来自RFK的反疫苗阴谋论，如疫苗导致自闭症。

而目前已知的HHS部长候选人包括了佛罗里达总医官Joseph Ladapo，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反对CDC关于口罩、社交距离、疫苗的推荐。还在2022年建议年轻男性不要接种新冠疫苗，理由是罕见的心肌炎不良反应，尽管研究早已显示即便考虑心肌炎这种极罕见的不良反应，新冠疫苗在所有人群——当然也包括年轻男性，都收益远大于风险。

也就是说，在特朗普2.0版本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反科学人士影响关键的健康决策。

同时伴随这一点的，可能是对政府机构里的职业科学家“动刀”。在2023年，保守智库发表了Project 2025，提出了一系列特朗普重新夺权后的改造美国政府方案。其中就有HHS的内容，包括将CDC拆分，剥夺公卫管理权限，限制NIH的科研自由等。

综合这一切，我们可能看到重要政府健康机构的科学性被削弱，大量不实且有害的伪科学被扩散。而这是在当下虚假医疗信息已经通过新兴媒体获得了广泛传播机会的时代，潜在危害可想而知。

颇为讽刺的是，2017年，特朗普1.0时期的FDA局长Scott Gottlieb提出加强针对顺势治疗药物的监管，FDA也发出多封警告函，要求一些不安全的顺势疗法下市。

在特朗普2.0里，很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大量打着天然、自然的假药不必担心监管部门的审视。这在RFK等人看来可能是让美国再次健康，但其实会让美国生病。

一些人或许觉得这只会发生在美国，和不在美国的人无关。可是包括FDA，CDC以及NIH，它们的诸多推荐、建议有着全球影响，因此，RFK等人对特朗普2.0的塑造，值得所有人警觉。

即便是全世界范围内看，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也正在解体。

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督促拜登不要再选了。在那之前，拜登还要坚持，但是那篇社论后，他就放弃了。

拜登是传统新闻业的信徒，认为“体面”和“风度”对一个人很重要。这也是传统媒体塑造的精英人格。

纽约时报通过付费阅读和捍卫版权，获得经济意义上的转型成功。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收费机构。在各种页面上，你只能看几十上百字，再往下看，就要给钱了。

付费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你又该如何批判马斯克的“你投票我给钱”呢。

“付费内容”，是把内容变为直接的商品。可以挣到钱，可以养活机构；但是，这不是“新闻业”，真正的新闻业，必然努力面向所有人。在筑起那个信息门槛的时候，就意味着真正的转向。

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时候，我可以免费看华尔街日报，因为拥有一个哥大的ID。哥大学生免费看几年，毕业后肯定支付得起续订的费用。这就是“精英”的再生产。但是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每年花几百美元看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是不太可能的。‘

那是一个“好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们”要打造一个自己的。看一下摇摆州的选情地图，几乎被红色淹没。

特朗普8年前的胜利，是自媒体超级个人的胜利。那时候他的对手是希拉里，也是机构媒体的化身。

今年的胜利，则是自媒体超级个人加上平台加持。特朗普甚至遭遇过“封号”，大家都嘲笑，却不知道这是自媒体时代真正的加冕。

我看朋友二湘的文章，特朗普的周围有一批自媒体网红。他们没有泰勒·斯威夫特粉丝多，但是却都战斗力爆棚。他们的声音能更有效地抵达普通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超强个体的联合。

特朗普的镜头总是对准自己，他很自恋、粗俗，但是却又亲切，实际上成为千万粉丝的化身。

希拉里则习惯展示合影和自己的团队。她的演讲精彩，遣词造句优雅，那是传统媒体时代话语系统的结晶，也是这种话语最后的光彩。

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对决，才是真正的对决，后面的两次，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两个世界的分野变得更大，特朗普和他的世界变得更大。8年前可能是“新世界”的先声，现在则是再次确认。

信息和传播，依然是重要的，比过去更重要。但是，传统机构的瓦解，似乎不可避免。掌握信息的权力，正在重新分配——当然，这是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是的，还需要要等到几家电视台”宣布“，特朗普才算真正胜利。很多人仍然在等待“权威的消息”，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承认。

但是厉害的自媒体和个人，早已通过重新建模，获得了答案。他们不需要”最后确认“，不需要“最后一刻”，他们走在前面，总是走在前面。

这不是说新闻和记者不再重要了。也许，那些奋战在前线的自媒体，才代表“真正的新闻业”呢。

甚至传统机构的三审三校对、信源交叉核验等等原则，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已经岌岌可危，有时候显得可笑。

哥大学生抗议行动，自媒体上每天都有视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在校园内，他们“卧底”、观察，警方采取大行动后几天，深度报道发表出来，但是却几乎没有影响力——它已经不在传播的链条之中。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且惶恐不已。

先给出一个并不严谨的定义——这里将「简短空洞，摆拍作秀，颠倒黑白，毫无营养的内容」统称为「黄色新闻」。

我们批判「黄色新闻」最立不住脚的点是——贼喊作贼。

从秦朗到瑞士卷，那些做猛烈批判的媒体本身也是「黄色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

他们素来不拒绝、不负责，是play的一环，也能整理衣襟化身誓要主持江湖公道的灭绝师太。

管理部门的定期行动与名媒正派的威吓宏论，似乎效率有限，因为想在拥挤的内容赛道里杀出来，制造「黄色新闻」是以小博大的最佳投资。

严肃新闻的消亡、流量的导向、内容门槛的降低，是学界与从业者分析「新黄色新闻」滋生原因的共识。

再无新论了，这种认知导向的结果是：

呼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遵守行业准则和伦理标准，确保新闻报道是准确、可靠和可信的。

呼吁管理部门加大力度，扼杀不良风气。

呼吁内容平台加强管理，算法也应有价值观。

这大致构成了一个了「不可能三角」。

譬如发布《刚刚！xxxx!》转脸就批判「黄色新闻」，如何让人信服呢？

譬如内容平台既能用扶农助农、作家学者入驻的案例拔高自身的调性，又能将黄色新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用户屏幕上。

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黄色新闻」从19世纪后期被定义以来，就是拥有最广博的受众，这是市场供需决定的，并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岁月都无可奈何。

对关注度极尽贪婪的追求，与绝大多数内容生产者想产生「效益」的目的互为因果，当传播手段巨变与内容制作门槛降低，对「效益」的追求更加凸显，所谓的公共使命与新闻价值，那是过于精英的追求。

那么对话的「异变」就产生了——精英的喊话根本无法触动对黄色新闻甘之如饴的大众，而大众又觉得吃了「瑞士卷」的亏并没有多大损失，下一个更有趣的、更撩拨人情绪的内容，手指划一划就出现了。

应该学会与「黄色新闻」共处了。

以「瑞士卷」事件为例，如果我不幸刷到了，会很容易辨别出真假，全然不会有兴趣参与讨论，更不会做出点赞、转发等互动行为。

而为此入戏的看客们，消磨了无处释放的、并不值钱的精力，释放了现实生活里的压力与情绪，「黄色新闻」的价值恰恰体现在这地方了。

至此，一个非常健康的分野出现了——严肃内容的受众不以为意（最好是点不感兴趣）；真假对「黄色新闻」的受众来说并非考量的第一要素。

正常痛苦或滑稽的是——这个「黄色新闻」被专业主义越界评价了，进而是公权力介入替大众明辨是非了。

「黄色新闻」完成了「公共话题」的转变。

本不该有这样的转变，使得我也要花时间来讲两句。

一个长期研究新媒体叫夏之南的朋友，发了个短视频，怒斥了这种「摆拍」的行为。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他的观点不过巩固了他自己的受众——没错，我也觉得是假的，咱们三观一样正。

而他本身的目的应该是对消费这个「黄色新闻」的人当头棒喝，以图唤醒。

哪能呢？

恐怕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黄色新闻」一往无前，就是能产生更大的「效益」，那你固守的所谓的「三要素」又有什么用呢？

从业者复盘的方向恐怕是——如何在不触怒精英又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安全的制作「黄色新闻」。

毕竟「黄色新闻」也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由此是能测算出消费趋向的。

「真实的生活里，没有人头上长着摄像头。」

你以为小孩就能明白的道理，但很多人到老了都不知道。

换个角度想，知道这些的人很难快乐，笑一笑、气一气的成本太高了。

我们还是要和「黄色新闻」友好共处啊。

首先要说两点。

第一，我不喜欢特朗普。
第二，我不确定自己这种“不喜欢“对不对。

这听上去像废话。但是我觉得这种废话是有意义的。你要就是想看骂特朗普的，或者夸特朗普的，网上有的是，好像也没必要再多写一篇。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这两句话。

01

我不喜欢特朗普的原因主要有下面这几条。

第一，我单纯的不喜欢这个人。如果现实生活中我碰到类似特朗普这样的人，我就不会喜欢。我性格就不接受这样的人。看他竖起一根指头讲话的样子，我就本能的不喜欢。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人很可能有人格魅力，但我不喜欢这种人格魅力。

第二，特朗普成了聚焦点。好像美国选举不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举行，而是在“特朗普”和“不是特朗普的人”之间选举。这种情况我本身就不喜欢。我不喜欢个人的重要性被如此放大，所以就捎带着也就不喜欢这个人。

第三，他让我有不安全感。如果民主党的哈里斯上台，或者共和党的另一个政客上台，我会觉得未来四年大致可预测，但不会忽然有变化。可是特朗普一上台，我就觉得可能随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感就让我不安。

第四，国会山事件。以前也有过质疑选举结果的事，但走的是正常流程，而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居然出了这种事。国会山事件里他有没有个人责任，先不去说，但这本身这就是危险的征兆。所以，我就捎带着对特朗普增加反感。

至于其他的反感理由，还有一些，但是我不确定是否可靠，这里就不说了。

02

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确定这种“不喜欢”对不对呢？理由也有几条。

第一，信息茧房问题。我接受的信息来源里，确实来自左翼主流媒体的多一些，来自FOX之类的媒体少一些。所以，可能存在信息茧房问题。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反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都多多少少存在类似问题。

第二，我又不是美国人，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追踪了解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现状更缺乏感同身受。所以，那些人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我可能缺乏缺乏设身处地的情感体验，所以才不为所动。

第三，我自己确实有个人思想烙印。我重视规则甚于重视绩效，重视程序正义甚于重视结果正义，重视规避风险甚于重视取得成就。对于个人影响力过大的事情，我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是观念问题，不见得对其他人也有说服力。

第四，我并不反对共和党的很多主张，甚至希望出现一个里根似的保守主义者，来做一些矫正。我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但是不见得反对他的很多主张。而个人作风到底有多重要，我是不能确定的。

第五，如果把历史拉长时间段看，也许我夸大了特朗普的影响。也可能他只是历史的一个过门，一个警告。也许这种警告是有益的，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可能性。

03

还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关注特朗普。有人说中国人关心这些美国人的事，是自己给自己加戏。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理由有两个。

第一，当然是因为美国太强大了，它的走向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大影响。这个无需多做解释，大家都能明白。

第二，美国的成败，对人类的观念也会有深刻影响。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选举制国家（我不知道怎么具体形容才妥当，能理解就行），而且运转了两百多年。如果它的玩法走向衰败乃至终结，那就意味着，无数学者和专家对世界未来的判断，有了根本性的偏差。现代政治学的很多观念，就要做大的调整。

04

最后再说说全球化。

特朗普现象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是多年矛盾积累的产物。我个人感觉（还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矛盾来源。

第一， 就是技术革命。

历史上的技术革命，往往都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是如此，不然哪里来的卢德分子呢？从长远来看，技术革命最终会让所有人都受益。这个我觉得不用怀疑。但是在刚出现的阶段，一定有受益者，一定也会有受损者。而且大多数技术革命刚出现的时候，往往更有利于拥有资本资源的人，而不是普通人。直到它普及开来，门槛降低下来，普通人才能更多地在经济上受益。这就调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大量矛盾。

第二，就是全球化。

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历史上也能找到类似例子，比如古代的罗马和中国，都有过那个时代的“全球化”问题。

就跟美国一样，罗马当年也是“民族大熔炉”，汇集了不同的人种和文化。罗马共和国的传统派对这些外来之物忧心忡忡，也不愿意广泛授予外族公民权。他们希望回到干净纯洁的古老罗马传统。但最后他们失败了，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公民权普及开来，对五花八门的外来文化也采取包容态度。

从当时的角度看，帝国成功了。它维持了数百年的秩序，但是罗马传统的公民精神也最终被消磨殆尽，帝国的框架也最终被蛮族冲垮。回过头来看，其中的得失利弊很难说得清。

古代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比如东汉接纳南匈奴，就引发过很大的争议。到了晋朝，中国北方有很多羌人、胡人、鲜卑人。江统写了一篇《徙戎论》，要把这些移民都赶出去。晋朝没有这么做，结果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但是，江统那一套做法行得通吗？恐怕也够呛。

当然，最终这些外来物被融合为一体，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以蛮族精悍之血，注入衰朽之体”，成就了灿烂的唐代文明。但是中间的过程确实不堪回首。

现实和历史毕竟不同，我们不能去硬套。但是现在美国确实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以前美国也有大量移民，但是他们主要来自欧洲，文化差异不算大。尤其西北欧的移民，跟美国人基本是无缝对接。但是当全球化波及到更大范围，出现了大量文化观念完全不同的移民，美国有没有能力去融合他们？

特朗普他们的想法，多少有点像“罗马共和国传统派”。他们对公民传统有强烈自豪感，希望回归古老美国。而大家所说的“白左”，他们更近于罗马帝国精英的想法，有点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希望把各种文化调配成一杯混合物，其中本土传统肯定还在，但被大大冲淡。

说到“全球化”，我觉得它可能不光是美国的一个坎儿，也是全人类的一个坎儿。人类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实现真正的全球化流动，但是在观念上、政治上却隔阂依旧。原来大家虽然差异很大，但隔着千山万水，缺少面对面冲突的机会。现在他们被技术拉在一起，被经济拉在了一起，也被现代文明的平等观念拉在了一起，冲突的机会就会倍增。能不能打开这个结，很可能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如果几百年后再看特朗普现象呢？现在关注的经济起伏，贸易冲突，地缘政治，到时会被看成比较次要的问题。历史学家可能更多把特朗普现象和“全球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说到底，这是更大的问题：

在未来世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文化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吗？还是说可以把各种文化调和成一杯混合物呢？如果可以，那么这杯混合物里，需要有什么东西做基地吗？还是说，把各种分成完全对等的放进去，然后调和均匀就行了呢？

2024年10月16日，43岁的红斑狼疮和尿毒症患者，上海托福教师沙白（真名郑丰）开始在自己的视频号上发布“去瑞士旅行（由机构协助结束生命）”倒计时系列视频，10月24日，倒计时最后一天，“沙白安乐死”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互联网上持续多日的巨大争议。

10月30日，从瑞士返回上海郊区家中的沙白父亲郑先生向凤凰网确认，女儿于10月24日在瑞士“安详离世”。

沙白“旅行倒计时”结束后的一周，也是互联网舆论风暴最猛烈的一周，凤凰网作者每天前往沙白过去的工作生活地点，寻找每一个在真实生活中（而不是网络上）认识她的人。一周里，凤凰网先后拜访了沙白常光顾的爵士酒吧的店长、和沙白父亲一起打了多年羽毛球的小区邻居、因为儿子和沙白是病友而成为忘年交的垃圾管理站阿姨、沙白参加的西班牙语俱乐部的负责人、曾供职教培机构的前同事、工作室的员工、教过的学生，最终10月30日下午，接通了沙白父亲的电话。

“事情已经过去了，谢谢你们的关心……”电话那头，这位78岁的退休高中数学特级教师声音听起来温和、礼貌。

“生毛病不是自己要生的，老天爷安排好了生毛病有什么办法？而且这个毛病已经没办法康复了。”谈起女儿最后的选择，沙白父亲说自己“不接受也得接受”，“当时她跟我说(去瑞士)，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不陪她去，她自己也要去。我陪她的话，路上稍微好受一点。”

至于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沙白父亲说，“小孩都走掉了，你说我坏也好、好也好，都和我浑身不搭界了”，他只是庆幸沙白妈妈不上网，不然“肯定要气到呕血”。“我也一看了之，什么也不理睬。网络上面瞎说的人很多，没人阻止。他们不想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痛苦了，再来伤害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他温和地恳请网络上热议的人，包括替他们老夫妻鸣不平、责备女儿不孝的人“不要评论了，让我们过过平静的生活”。“再去议论故去的人，没有意思了。我们好也好、不好也好，对大家没有什么伤害。要是这件事情有什么伤害，也是对家里人的，我们两个老人去依靠谁呢？”

凤凰网：她最初说想去瑞士时，您一定很难接受。

沙白父亲： 不接受也要接受，她认定的事情要做，你没办法改变她，再讲她身体确实是很痛苦了，在这个阶段如果不走这条路，就是在病痛当中、痛苦当中过世的。那么她愿意选择这种相对来讲体面的，没痛苦的离开，就选择这条道路了。

凤凰网：在最后这个阶段前，生病多年间，您会常劝她要以身体为重，要听医生的话吧。

沙白父亲： 我女儿这一点呢，只好弯弯曲曲跟她讲，直接跟她说她听不进去，她确实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命里安排好的，没办法。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健康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对吗？

凤凰网：有些对她的身体比较危险的（行为），比如去新西兰晒太阳，您有没有阻止过？

沙白父亲： 她不肯接受我们对她任何一点的批评，她经济独立，也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没有办法阻止她。珍惜生命要靠自己的，这件事情靠外来的（力量）珍惜，好像蛮难做到的。

凤凰网：妈妈这些天……

沙白父亲： 这种打击对她（妈妈）来说是非常残酷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打击？钞票吃光用光没有关系，房子倒掉也没有关系，一旦失去亲人是没办法挽回的。

但这也不是突然发生的。长期以来，她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我们一直看在眼里，所以走到这一步，我们既感到震惊又感到不震惊。震惊就是不恰当的事情发生了，对吗？不震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习惯，这个毛病还晒太阳什么的，她自己不太注意。

凤凰网：她在视频里说和妈妈之间有些心结。

沙白父亲： 她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女儿出什么事都是我去（照顾），她住的房子、（开工作室的）成本都是我们提供的，再对妈妈抱怨就没意思了。如果妈妈不让我给她，我也给不了。

她呢，个性比较强，跟我关系一直老老好的，和妈妈总不是顶融洽。但这也怪不了谁，大家个性的关系。她的个性和妈妈之间容易冲突。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有很多都是天生的，女儿天生和我好有什么办法呢？

凤凰网：回想起来，您会觉得可能有点太宠爱女儿，太由着她了吗？

沙白父亲：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去她提的合理要求我都可以满足她，包括住房，她需要做什么（创业）项目需要钱，也总归提供给她。我们两个只有她一个小孩，钞票放着干嘛呢？能够给小孩就给小孩了。但是老天安排好了，身体不好，没有办法的呀。否则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留给她的财产，她就算不工作也笃笃定定可以过后半辈子，这个钱她不要的话那我们就自己用。

凤凰网：女儿的朋友们这几天有来联系您吧。

沙白父亲： 有来联系我的，但是我都谢谢他们。第一我不愿意麻烦大家，第二我的身体还可以。我现在碰到什么事情还能自理。假如真的到哪天生活不能自理了，我们自己家附近有疗养院的，去疗养院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无所谓了，能活一年是一年，能活两年是两年，听天由命了。反正这个社会欺负我也不太可能，因为大家都看着的。再说我还有这么多学生在呢。

凤凰网：这件事影响力太大了，网络上难免有一些负面声音。

沙白父亲： 小孩都走掉了，你说我坏也好、好也好，都和我浑身不搭界了。

我想对（网络上评论的人）说，希望你们不要评论了，让我们过过平静的生活。她妈妈不上网，（不然）看到网上这些肯定要气得呕血。我也一看了之，什么也不理睬。网络上面瞎说的人很多，没人阻止。他们不想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痛苦了，再来伤害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再去议论故去的人，没有意思了。我们好也好、不好也好，对大家没有什么伤害。要是这件事情有什么伤害，也是对家里人的，我们两个老人去依靠谁呢？

凤凰网：您二老身体还好吗？

沙白父亲： 我和她妈妈现在住在郊区，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有房子生活。现在也不去想它了，天天吃饱饭、睡好觉，不要生毛病就是了。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我们两个人一旦有人生毛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生毛病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对家庭的打击是很大的。

凤凰网：有人说您因为患有阿尔茨海默，这些年照顾女儿很吃力。

沙白父亲： （阿尔茨海默）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感觉是老年病，听力下降、视力下降都很正常，我生活现在能够正常进行，天天买点烧点东西吃吃，这个毛病后期可能不太行，智力衰退，最后发展成老年痴呆，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

她妈妈长期以来身体都不是太好，心脏病和肝炎都生过，体质总归不是太好，我在家里承担一些家务，给她弄弄吃吃，让她不要出现重大疾病就好了，现在家务都是我来做，我也想过了，再过段时间我请个护工来帮忙。我现在毕竟还可以，你想我瑞士也去过了。

凤凰网：沙白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是您在安排你们接下来的生活。

沙白父亲： 我无所谓安排不安排今后的生活，到老了，了了，都上交给国家算了。这些事情我现在都不去想了。

我现在还要钱来做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要了。以前我会想留钱给女儿，让她后面的生活过得好一点。现在我们两个人有退休金正常生活，能省下的钱就存下来，万一以后生病代价就比较大，请保姆也挖得出来，能应付一下。虽然以后兄弟姐妹可能也会帮忙，但是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能够应付一下。

坦白说，我们现在已经没什么向往了，我们好像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现在过一天算一天，我也不想麻烦人家，现在能料理自己，我也已经觉得蛮好了。我们也不想麻烦亲眷了，走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算了。

凤凰网：听您说没什么向往了，太难过了。

沙白父亲： 总归年纪轻的送年纪老的比较好，年纪老的送年纪轻的也是反常现象，无论从物质、亲情还是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可悲的。

生毛病不是自己要生的，老天爷安排好了生毛病有什么办法呢？而且这个毛病已经没办法康复了。

凤凰网：您有什么想跟年轻人说的吗？

沙白父亲： 只想讲一句，保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吵吵闹闹都是小事情，身体保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个好身体，钞票多点少点又怎么样呢？钞票少就少吃点在家里，钞票多就玩玩。身体好着，情绪开朗；如果身体不好了，谁也救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

一定要爱惜生命，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沙白的英语工作室Lighthouse位于上海市中心一所公寓楼内，原来是沙白父母的住家，五年前老两口搬到郊区，腾出这套房子支持她创业，原本的两室两厅重新装修后变成4间教室。

小区的垃圾分类站在工作室旁边，管理员杨阿姨最后一次看见沙白大约在三周前。她们认识多年，成为忘年交是从杨阿姨看到沙白手臂上的瘘开始，她知道那是透析插管用的——她的小儿子曾患有肾衰竭，也经历了四年透析。

过去每次见到杨阿姨，沙白都会热情打招呼，询问阿姨儿子的病情。在杨阿姨眼里，她是个“直率、有本事、有个性”的姑娘。2024年春节前，沙白告诉杨阿姨她决定去瑞士。

“她和我说她承受不了，受不了了，要去申请个啥，打个什么（针），我说不来，但能听懂她的意思，就是要去死。”杨阿姨是农村人，无法接受这种观念，每次见面都一通劝说，“我说你也算成年人了，你不能这样，对你妈跟你爸多狠心啊……我讲你走了你会不甘心的……”杨阿姨说沙白会吐槽“说她说的不好听”，但每次也会听完。

与沙白命运不同，杨阿姨的小儿子排队四年后等到了肾源，肾脏移植手术成功，结束了漫长的折磨。沙白为他高兴，仔细询问了换肾细节。患病多年来，杨阿姨一大家人的轴心都是努力打工为小儿子治病，术后怕累，小儿子再没工作，在家休养，每个月吃几百块钱的药。“他透析的时候也都是没有想活的心，说，妈呀，我都不想活了，我想跳楼。我说你死了，你小孩怎么办。我给他说的，他要强起来。”杨阿姨说。

前期杨阿姨会遇到照顾沙白的24小时护工，后来只看见沙白父亲一个人来照顾，“一天一趟，（有时）早晨来得早，晚上走得晚”。

10月上旬的一天，沙白来向杨阿姨告别，说阿姨以后你都看不到我了。“我（劝说）能力有限……”杨阿姨伤心地告诉凤凰网，“好伤心。她爸爸妈妈很可怜。”

10月27日，凤凰网作者再次来到小区，保安张师傅和杨阿姨都说，当天早些时候看到了沙白父亲。“郑老师精神状态看起来还可以。”张师傅说。那天网上舆论已经发酵了几波，有人质疑“沙白炒作”、谣传她“支持器官买卖”“为瑞士付费自杀组织做广告”。张师傅不好意思上前安慰，远远向沙白父亲挥了挥手，对方也向点头回应。

和沙白家住上下楼的邻居老赵（化名）是沙白父亲六七年的羽毛球球友。之前每天早上六七点一起打球。沙白搬进来开工作室后，老赵每天出门遛狗时间正好能碰到沙白出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她脸色不是太好，发黑的，我衡山路老房子那里有个透析病人，面色也是这样”。

在老赵眼里，沙白“这孩子是个天才的孩子”，“又懂理工科方面，读建筑，又懂英文，钢琴又弹得那么好，跳舞又跳得那么好，这不是天才是啥了？她有那么大的毅力和信心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真的是不简单。”

沙白父亲搬到郊区后就不常有机会打球了，7月份，老赵还在微信上邀请他回来打，沙白父亲回复“以后有空会来”。“现在看（一时半会）也不会来，这个事影响太大了。”

老赵说，沙白爸爸虽然是知识分子，但身体强壮，“前几年还在做数学老师，教高三学生”，他更担心一身病的沙白妈妈，“她好像过着一个隐居的生活”。

沙白喜欢爵士乐，最爱光顾的爵士酒吧Heyday离她的工作室只有一公里多。店长Andy和沙白认识六七年，他说沙白喜欢坐在最中间、离舞台最近的位置，会提前请他帮留位置，每次来也总会带着一二好友。

沙白最后一次来听音乐是2024年9月10日，一个周二的晚上，和闺蜜一起来的。Andy记得她穿了长袖，脸有些浮肿，演出中场休息时，沙白突然问，是否可以和好朋友即兴演奏一首歌。Andy不知道她会弹钢琴，很惊喜，问她们要唱什么，她说唱电影《爱乐之城》主题曲City of Stars。

那天20多位客人坐满了半个酒吧，沙白和朋友看起来有点紧张，“唱完了整首歌，弹唱配合得很好，观众也鼓掌了，接着回到座位继续喝鸡尾酒”，Andy说，直到那时自己都不知道沙白是个病人。9月底，在Heyday演出的一位美国爵士歌手转给他沙白的视频，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Elizabeth（伊丽莎白）的人，Andy才得知沙白的状况。

“你看不出她是个病人，她的谈吐、整个人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感觉她为什么不坚持去治疗，（为什么不）再去试一下。”Andy用“独立”“自信”“开朗”“阳光”“气场很强”“心直口快”等一大串词形容沙白给他的印象后，顿了顿说，“我想作为旁观者看到的状态和她实际上自己体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他说，乐手们说爵士是一种强调即兴表达的音乐，这也是喜欢爵士乐的人身上共同的特点：自由。“沙白去世我们会觉得可惜，但是可能对她来讲是一种解脱吧。”

他给沙白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10月23日凌晨4点，“我说我鼓起勇气给你发这条信息，我说我对你对生命这种态度就是没有什么言语能够去描述了……我佩服你的勇气”，“她最后没有回复了”。

沙白最后一次发病是2023年底，而2024年5月她还在边透析边工作，到9月还接了一位托福学生，她发朋友圈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想的，就为了开心吧”。

几个月前，前同事、好友Helen提出去探望沙白，被拒绝了。“那时候她水肿比较厉害，不想见人我很理解。”她说，沙白讲过自己不办葬礼。

沙白拼命工作也拼命玩儿，旅行美景、美食、小感想都会发朋友圈，“过去她是一个人或跟学生去旅行，最近两年频繁带父亲了”，Helen希望大家能注意到“在她病重，生理心理极大痛苦时还可以拍视频分享，同时发表很多争议性话题是很有勇气的”。

“我很早就知道她有安乐死的打算，同时我挺支持她的，我对于死亡的态度跟她有些相似，我大一时父亲去世，他癌症晚期非常非常痛苦，我和妈妈当时都跟他说，可以不撑着，可以放心地走。医生说他最多半年，他撑到了一年半。从那时我知道要活好每一天，让每天都遵循本心，不要遗憾。我妈妈也是个喜欢探索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所以我就努力赚钱带她玩过所有的大洲，南极洲当时我外婆病危所以我把机票退了就没去了。”不过Helen说最近她的想法有些转变了，“我最近有小孩了”，“小孩和家庭的责任感会让我考虑更多，我会把自己的排序放在后面”，“如果生病，我会遵医嘱”。

前沙白工作室的托福老师Coco（化名）希望大家注意到沙白的职业成就，“很厉害的一点是只要是她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出分”，教培机构难免遇到少数心理不健康的学生，沙白也会引导他们——心态和口语一起引导，效果总是不错。“她怎么上课的我不知道，但学生是愿意一次次反复回去跟她上课的，也愿意跟她分享他们的生活，一些很自闭的孩子，敢跟她开口，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工作以外，Coco记得沙白会给工作室窗外的流浪猫准备猫粮，在没课时陪爸爸在客厅打乒乓球，以及Coco自己孕反严重无法正常上课时，沙白曾温柔安慰，夸她的丈夫是温暖的人，和他共同孕育一个孩子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会给她的生命带来一种新的意义，总之，她眼中的沙白“热爱生命、努力生活、坦坦荡荡，是一个很棒的人，一个很暖的女老板”。

“所以我觉得网上那些其实都是被截图的只言片语影响吧，就挺心寒的，感觉哇一两张图片就能改变网民的想法，我们几个老师都感到很无奈。”Coco说。“我感觉可能是被营销号带的，你知道，就是（为了）流量嘛，他们就找可能引起讨论的话来截图，事情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从头到尾全程经历过之后，我真的感觉这外面的新闻估计没多少个是真的，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没多少是真的）……”

至于沙白视频的影响，Coco说，她跟另外一位老师认真讨论过，两人都觉得那些视频让她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了，“我一直相信她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不是网上说什么为了好看。如果我遇到她的情况，未必能做成她这样的成就，上课很累的，经营一家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很累，她要照顾身体，还要做这么多事，我真的佩服。”

2024年8月19日，沙白发朋友圈说希望把自己所有还有用的器官捐给医院，“这是我对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几天后她得知，由于协助死亡过程要在体内注入大量药物，器官无法捐献，她“止不住很失落”。8月底，她开始频繁提及自己正在经受痛苦，“我还能承受多久”。

Yoyo是沙白的托福口语学生，她向前推算时间线，发现她们上课时沙白正处在发病期，但沙白完全没表现出来，也没提及，传达给Yoyo的精神状态都是乐观的。当时沙白还叫Elizabeth，因为机构有两个老师重名，她主动把名字让给另一个老师，给自己改名“沙白”。

当Yoyo看见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那个去瑞士的沙白已经回国”的谣言，还配以“哈哈哈哈”和“笑哭”表情时，她非常气愤，回复“这一点都不好笑，她真的走了”。她告诉凤凰网，“我站出来替她说话，只是觉得这是对一个逝者最基本的尊重，对死亡的敬畏”。

“我觉得她足够勇敢了，不管是治疗二十年，还是安乐死的决定，她觉得这是给自己的交代就足够了。后续我刷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比较惊讶吧，我不认同所谓贩卖人体器官等各种观点，但我也不想攻击谁，大概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所以才戾气很重。”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说，互联网上传播的二次加工后的“沙白”，成了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有网友将沙白讨论“为什么不换肾”的视频截图拼接，说她“支持器官买卖”。而完整的视频内容是在表达即便有人自愿捐肾给她，也并不合法，即便合法，也等待时间过长，而她的其他器官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没有换肾的必要了。

2024年3月，上海一家西班牙语俱乐部负责人蒋超在朋友圈得知沙白生病后，向她介绍了肾移植的医生，基于前述理由，沙白拒绝了。和Andy一样，蒋超和沙白因共同爱好结识，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知道沙白生病。他记得的沙白常去俱乐部分享旅行经历，热爱生活，有感染力，不仅英语好，西班牙语和法语很流利，还在学意大利语。

一名自称是沙白的意大利语老师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自己与沙白的聊天记录，记录显示2024年2月再次发病后“接近尿毒症”，一周需进行3次血透，同时母亲是癌症病人（沙白视频中提到是鼻咽癌），父亲“中度老年痴呆”，在照顾沙白的过程中丢失了身份证、两把轮椅，旅行时“迷路了几十次”，对话中，沙白对父亲的状况表示担忧，提出不愿因日益严重且没有转圜余地的身体状况继续拖累任何人。

在此前一次（2018年）来势汹汹的病发后，沙白产生了在“相对较短的生命周期内体验更多”的想法。她开始做旅行计划，目的地包括新西兰、约旦等日晒强烈的目的地（猛烈日晒可能诱发或加重狼疮病情）。沙白写道，“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我想以更短的生命周期为代价，把我的生命充分地过下去。”

沙白去世后，沙白工作室的前合伙人Phoebe Chen发布了缅怀短文，文末写道，“最后一天我问她紧张吗？她说完全没有，我说好吧那就这样，爸爸我们替你照顾”。她已经联系了沙白的父亲，会在老人愿意的时候上门看望。

沙白父亲告诉凤凰网，再过几天，他将启程去美国旅行，那是沙白生前最后一次为他安排旅游，预付了全部旅费，希望他能出去散散心。

余影对本文亦有贡献

《再见爱人4》播出的时候杨子的极致爹道震惊了观众，留几手（刘爽）对妻子的打压也不遑多让，还以为这即将是有毒老公的批判大会。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从上一周到这一周，网络上（尤其是女性用户为主的小红书）骂得最凶的，是歌手李行亮（代表作《愿得一人心》）的全职主妇妻子麦琳。

麦琳所有的问题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过于节省和拧巴，需要老公提供情绪价值又不能提具体要求，又想省钱又想要老公送礼物，老公送礼物又要退了。

最大不应该也就是干预老公创作，但是老公砸了吉他，她也就知道不能这样了。

一个有情感需求无法跟老公沟通的妻子，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变成“麦琳 窒息”这样的词条三天两头上热搜。

网络上骂她骂得简直是花样百出：从“吃绝户”到精神控制PUA；从讲话有台湾腔到为什么她戴眼镜还挂个链子好讨厌。

麦琳说自己以前很多人追，就有人嘲笑她现在又矮又胖又丑，甚至把胖和懒惰爱吃相关联起来直接攻击起了人格。

麦琳说自己不是物质的人，就有人说她明明也有名牌，闲鱼卖过名牌还说自己包包太多。

麦琳深夜跟杨子和留几手坐下来聊了几句，就有人说是“三恶人聚首”说他们都在吸血，可另外两个男人比麦琳可恶得多。

杨子和留几手的爹味语录一串串，杨子说黄圣依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害人害己，黄圣依一思考，老天爷就发笑”。留几手满嘴“我妈说我妈说”，当着外人面打压葛夕“你才几个粉丝你算什么博主”。

而麦琳是觉得每一份来自李行亮的礼物都难以令她满意，说了几次“没有送到我的心趴上”，这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梗。诚然看节目她令人疑惑，但这难道真的比杨子和留几手那种毫不留情的全方位打压伴侣的人格和尊严更可怕吗？麦琳跟音乐相关的答案都会说李行亮或《愿得一人心》，说不能让老公去卖唱。她对李行亮是有珍惜和尊重的，只是情感需求沟通不好，跟那两个男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杨子和留几手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可怕，现在攻击麦琳的火力让骂他们的声音都少了。

黄圣依成名没多久就跟杨子紧紧捆绑，杨子自己都承认，是黄圣依让他老杨家全家都有名了，让巨力索具更广为人知。而出道21年的黄圣依，名下竟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杨子支支吾吾说很多钱在藏品里，黄圣依要先进入他的圈层理解了收藏以后才能变现。黄圣依也提到自己曾经想找自己应得的劳动所得，发现杨子拿不出来，她认为亏掉了。杨子却说黄圣依是听了朋友怂恿想要自己的钱，是被带坏了。

杨子从不带孩子，对“如果黄圣依消失”的问题都没想到没有了老婆没人带孩子，脱口而出：“她不是带娃走吗？”

葛夕的几百万嫁妆（总数有说600万的有说900万的）都被留几手亏光了，亏光了留几手还骗人。现在是葛夕在养他，留几手也不跟粉丝解释葛夕不是蹭他热度，被葛夕投诉“软饭硬吃”，此外还毫不关心丈母娘超级疼的带状孢疹。

麦琳再怎么跟李行亮闹情绪，她也是生了孩子（两个孩子随李行亮的姓）、操持了家庭（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全方位支持李行亮（李行亮说要一个月专心创作就能放下家庭琐事去创作）。

关于麦琳掌握家庭财权的问题。首先她掌握家庭财权不等于李行亮真的没有自己的钱。两个人都是一起决策消费的，麦琳只是习惯节流。

网友说麦琳图李行亮的钱。可是在黄圣依讨论钱在哪里，能不能查到自己的钱，李行亮和麦琳夫妇都在肯定点头连声说“可以查可以查”。可见李行亮并不是黄圣依那种一无所知的状态。“麦琳管钱”，跟杨子直接收走黄圣依的钱，完全不是一件事。

而且，麦琳只是抠门，麦琳没有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投资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骗过李行亮，她可能已经被部分网友绑上断头台了。

麦琳也没有拉着着伴侣上自己的直播间。就算有保姆麦琳也一直在照料孩子。

比起那两个男人的恶毒，麦琳到底算什么恶人？

最不能忍受的是，“吃绝户”是本是一个形容男人侵吞女人财产的词汇。一家的丈夫死了，他还没留下男丁，其他男性亲戚要来占领这家的财产赶走女人，这是“吃绝户”。有些别有用心的男人择偶，专门找家庭条件好的独生女，生下孩子“天经地义”随自己的姓，岳父岳母的资源也顺势归自己，女婿变成了这个家庭继承最多话事权最大的人，这是他们的“吃绝户”目标。

“吃绝户”这个词，从来都是跟男人受益相关，跟男性占领了冠姓权和继承权相关。怎么可以用在一个遭遇了巨大生育损伤、生了两个孩子都随父姓、自己始终在操持男方家庭事业的女人身上？

如果只是图钱，图老公收入都在自己口袋，麦琳为什么要省钱，为什么买东西都要退货？她不能自己拿着钱自己出去买钻石买爱马仕吗？如果只是图钱，麦琳为什么反反复复在节目里说“不关心我”总提“心趴上”，她就是在乎“心”，但是现在捋不顺自己啊。谁爱钱还会这么纠结？

再说，主妇为什么不能掌管丈夫的财产？生育占据了女性时间和精力，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万一丈夫出轨了钱都被他转移走，这不是很多妻子最害怕的事情吗？财产和收益都归女方最起码是一个表示，虽然真要离婚不一定怎么分。这至少是比较有利于生育女性的一种家庭安排示范，为什么网上都是女性在骂她？

麦琳说破天去，也就是个脾气不好的主妇。

做妻子，做母亲，脾气不好不是很正常吗？这么累的事情有谁脾气好，连吉赛尔·邦辰都因为前夫不带孩子受不了离婚了。李行亮给麦琳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都不妨碍她可能是为了家庭太累了还没有个人成就所以就是脾气不好啊。

麦琳就是个生活里的普通人，而且她的丈夫李行亮还反复说不会离婚，离不开她。要是妻子说离不开旁人不看好的丈夫，那肯定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样人”“活该”“不用管”。但李行亮自己都在反复肯定麦琳的付出和价值，全网却用最恶毒的话攻击麦琳。麦琳开了小红书，就有人去举报她，认为她已达“三观有问题需要封号”的程度。

同样疯魔的还有，一贯喜欢维护婚姻制度的网友，这次却希望李行亮离婚，希望有人去插足李行亮，希望这对夫妻分开。

以上是不用看节目都可以讲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应该这么骂麦琳这么恨麦琳。舆情对男女绝对是双标的，骂女人，从每个毛孔里挑剔女人，几乎是一种厌女文化造成的本能。不管平时大家怎么说要对女人宽容，一旦到了具体的女人就会变成，“但是她真的太坏了她例外”。这个“但是”和“例外”，每一年每个月都在网络上出现。

就目前信息说，麦琳的举动是不是可以理解的？

我尝试这么理解。

麦琳和李行亮夫妇登场就双双表示自己不是来离婚的，是来解决婚姻问题的。

李行亮进入娱乐行业之前在一家销售公司找了工作，麦琳是他的同事，两个人就开始谈恋爱，李行亮准备做歌手，麦琳就从深圳陪他到北京，不会做饭学做饭，生活困难就去批发市场进饰品到网上去卖来维持生活养家。（请注意这些都是李行亮自己说的，他认可的麦琳的付出。并不存在网络攻击的“麦琳说的话不可信”。）

在李行亮低谷期看不到事业希望的时候，麦琳从学做饭开始学着当李行亮的后盾，说摆地摊也要陪他。

两个人共苦却不能同甘，但是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好了，他们却经常吵架。

麦琳一开始的叙述是自己的付出不被看见，为什么还要她讲。李行亮则说麦琳过于“抠”了，什么东西都捡别人剩下的。

到了第二第三期他们吵架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

第一个是“衣柜”矛盾，麦琳说家里的衣柜都是李行亮的衣服，没有自己的衣服，她就会感觉到委屈。李行亮也提到触发点包括她可能看到朋友家自己有大衣帽间电动梳妆台，回来看看自己会情绪变差。

李行亮的解决思路一是，搬新家就有更多储物空间了，就有麦琳的空间了。解决思路二是，给麦琳买衣服，但麦琳又嫌贵给退了。

这样总是解决不了，麦琳却为此发作的时候，第三次李行亮把自己的衣服打包全扔到垃圾堆了。

两个人在复盘这个衣柜问题时，麦琳重复的是“你不关心我”，李行亮重复的是“我已经想办法解决问题了，你到底要什么”。

第二个是“礼物”“惊喜”矛盾，麦琳羡慕朋友能经常收到来自丈夫的礼物，就会表达自己也想要。但是无论李行亮如何努力，她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李行亮曾经瞒着她策划大惊喜，扮成公仔，给她做功课送生日礼物，做功课的过程还做了PPT，麦琳当时惊喜了，事后说“还好”。还有一次是李行亮打飞的去上海买青团，因为不记得麦琳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全买了，麦琳在意的是第一口吃到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口味。而且她还说李行亮是大吵一架之后才会有这个举动。

衣柜也好，礼物和惊喜也好，麦琳的根本矛盾点在于：一方面她是一个标榜付出、标榜省钱的人，这已经刻到她的“道德标准”里；另一方面她看会感到缺爱、不被关注，又很难直接承认自己要具体的东西和具体的话语。

这里我还要引入一个信息是，麦琳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个非常时髦活泼的辣妹。李行亮说她像张曼玉像安室奈美惠，也不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麦琳在节目里说自己胖了会不自信，就算李行亮说没关系也还是不自信。这些跟要礼物要惊喜争吵衣柜的空间，可能都是一件事。

她个人的容貌、精神状态，都跟婚前、生育前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她自己能看到，她对自己不满意。但是育儿和照顾丈夫的琐碎填满了她的时间，她难以改变。而且她受到的“付出规训”，也会为在意外表、在意“别人都有的我也要有”，而感到羞耻。她一方面在意，一方面要否认自己在意的不是令她羞耻的事情。

她的敏感和失落也体现在，她希望不是自己发起要求，才能收到回馈。她可能希望李行亮主动发现，衣柜里没有妻子的衣服。

当然，从表面信息来看，李行亮策划惊喜似乎很好了。但在这之前麦琳是不是数度失落，是不是每次都抱怨了李行亮才开始行动，我们至少是无从知晓事情全貌的。

仅就“又有愿望又不配得”这个矛盾来说，在东方式的母亲和妻子身上很常见。对全职主妇这样一个已经在不公平位置的女性来说，解开心结需要有耐心。

张婉婷为麦琳说话，说妻子要的是丈夫主动发现的情感表态。

我是觉得，麦琳需要的是关心，哪怕有耐心地买完退了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对她来讲都是感受到爱的。女儿们如果试图疗愈付出型的妈妈，应该也能明白这个过程，妈妈要的不一定是实在的东西，哪怕她拒绝，也要反复给，这过程她能感到有关心在。

第三个还有“省钱”矛盾，李行亮说麦琳特别节省，家里的东西总是捡朋友剩下的，垃圾桶都是油漆桶。为了省钱还造成了更大的麻烦，比如舍不得买电脑影响工作，舍不得买新手机结果手机坏了照片全丢了，修手机再找人恢复数据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李行亮也说了，如果不是麦琳省钱，全家无法过上现在的生活、无法买房子。麦琳有一种节俭的惯性，而且李行亮享受到了这个好处。现在掰不过来节俭，至少应该和麦琳一起想办法。但网友已经先帮李行亮审判了麦琳是虚伪。

而对于李行亮说自己抠门，其实麦琳的第一感觉就是丢脸。她就是这么拧巴，在家可以抠，又不想让外人知道。

有个非正片的情节，在“能否接受对方有异性亲密朋友”的问题上，麦琳能接受，李行亮不能接受。李行亮自己就是一个“传统男人”啊。他就是因为麦琳足够传统足够贤惠选择了她。麦琳经过了艰苦的生活变成了拧巴的样子，这不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吗？

第四个矛盾是共同工作产生的。李行亮和原经纪公司解约了现在自己开公司，麦琳帮他处理工作杂务，但是会连创作方向也干预，让李行亮生气得砸了吉他。干预创作显然是不对的。而且麦琳确实不懂。

但是，但是。李行亮说家庭生活很繁琐他写不出歌会焦虑，他要是一个人待一个月就写出了五首歌就不焦虑了。——那么就是说，他有时间能一个月一个人待着做自己的事业。可麦琳永远浸泡在家庭琐事里。就是因为她总是被排除在李行亮的事业之外，她特别想参与，才会参与得这么可笑。

第二期加更里李行亮和麦琳在跟留几手聊天时提到自己家里有保姆，说一开始也不习惯家里有人后来就习惯了。攻击麦琳的人说，你看她不是有保姆吗。网传李行亮和麦琳住在北京8万多一平的小区里，家里有300平米，另外从李行亮之前发的视频里看到了奔驰车。这样麦琳的生活就被描述成“住豪宅开豪车有保姆根本不是独自付出的全职主妇”。

麦琳私人闲鱼号被扒出来之后攻击越来越多。她的闲鱼里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值钱的东西也在卖，这就是她奇葩，人品不好。她也卖过奢侈品包袋，录视频介绍时说自己“包太多了”。

各种“吃瓜”满天飞，麦琳朋友为她写的长文却被忽视。麦琳有非常大的生育损伤，生第一胎耻骨骨裂，第二胎七八个月胎停了引产。（而现在麦琳有两个孩子，就是说在大月份失去孩子之后她继续选择第三次怀孕。）此外麦琳父亲罹患了癌症，麦琳和李行亮买房的时候还遭遇一房两卖的情况需要维权，李行亮想要用互联网上发声，麦琳没有同意，后来自己找律师解决了。

↕️上下滑动查看全文

关于生育损伤，详细的描述更让人心碎。生育导致耻骨骨裂是“她躺在床上，每天都在哭，因为太疼了”。骨裂之外还要喂奶，又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麦琳和李行亮当时住在北京一个小两居里，一个房间要给李行亮创作，她在另一个房间没日没夜地带孩子，还担心孩子哭闹影响李行亮工作，生育给她带来太多疲惫。

她处理这么多焦灼的事情，难道不会觉得委屈，不会觉得缺爱，不会抑郁吗？这信息量不比她闲鱼卖了什么东西重要吗？什么破烂都卖不就是习惯性节省吗，拍视频说一句“包包太多用不掉”不就是假装跟别人一样是富裕奢侈的闲置而不是更舍不得钱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麦琳上节目不说自己具体的痛苦比如生育损伤。也许她并不想当众说这些，她连被指出抠门都会觉得没面子。更可能的是，她不能真正说她老公不好，会影响李行亮的形象，她只抱怨最不致命的事情。

无论是否有麦琳朋友给的信息，只看节目我也非常理解麦琳。她太像很多很多个母亲了。

因为长期以丈夫和孩子为第一顺位，习惯性为别人活着，觉得自己的意义就在于付出和奉献，因为长期以付出来维系自己的意义，她的心已经被掏空了，没有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会感到委屈和不满足，但是又无法提要求。因为这又违背了她所推崇的奉献美德。

她当然有她的问题，但绝不是网络现在对她的恶语相向。

有人说，就是因为麦琳像“母亲们”，想到了童年，才感到窒息，要说出来。可是，令人窒息的母亲，不都是因为承担了太多母职而产生的失控和变形吗？指责母亲的时候，真的不需要看看父亲站在那里做了什么吗？

除此之外，我还有感觉是，麦琳和李行亮在困难的日子里，曾经紧密地相互支持和共生过。他们现在还在随时手牵手，两个人永远说绝对不离婚就是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日子比过去好了，生活也被经营家庭的琐事填满。麦琳找不到过去那种强烈的相互共生的情感。她总是想要情感和浪漫，又觉得一旦说“我需要你这样”，就不是她想象中的浪漫爱。他们在困境里紧密共生时，想要的东西更一致，更容易被满足。现在失去了这个前提，她找不回当时的那种激烈的爱意。

更重要的是，李行亮始终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麦琳没有。随着生活困难的解决，她跟李行亮的精神交集在变少。

张泉灵安慰麦琳，你已经是她生活的大部分。但因为张泉灵说过自己的先生占自己生活很少比重，却是最后的托底。麦琳立刻说，我不是那托底的部分。

麦琳并不理解李行亮喜欢什么音乐，麦琳只喜欢李行亮的音乐，归根结底是喜欢李行亮这个人，而不是喜欢音乐。麦琳说自己的听歌趣味是抖音流行曲，说完了立刻解释说大俗也是大雅，可见得她也知道这种趣味不被丈夫认可。

这些其实也不重要。但你让麦琳说自己想要什么，她根本不像葛夕那样清楚回答，现在我变了，我喜欢跳伞，喜欢一个人掌控。麦琳没有那种“我”的精气神。虽然她其实也知道，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不会给自己留空间”。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唯有，学习为自己而活、找到自己。

如果麦琳现在脾气不好让大家觉得“窒息”，那么我觉得真正窒息的点应该是，麦琳已经有个财权上交的老公了，已经有保姆有大房子了，她还是这么累。可见全职做妻子做妈妈就是非常损耗，是物质补偿不了的损耗。

——损耗到你的心如果因此掏空，因为太久没有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可能根本不知道拿什么填满。损耗到看着丈夫一个人有精神世界，会无法承受。

有人嘲笑麦琳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太对了，她就是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才自然而然走上一条全社会都不会阻止她的路：找一个男朋友，绕着他转，做个好女人，生孩子，做个好母亲。

如果李行亮要走这条路，说麦琳喜欢时尚你去当模特吧我当后援。会怎么样？没有人会认可李行亮，没有人会认可在前面冲的麦琳。他们都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这个机制就是在这样运转的。

是，麦琳不聪明，不机灵，不前卫。没有舆论没有社会压力没我自我暗示去阻止她，她就顺着从众的惯性会去为爱情和家庭付出。

可是朋友们啊，女性一旦有没有坚决的自我认知和意志，可能就会走上一条痛苦的路。这件事还不够可怕吗？

而男性不管什么性格什么起点，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在教他们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留几手这个以嘴臭为乐趣的人都能表示自己从小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从小开始80%的精力都在这里，包括婚后。而看起来跳伞旅行会怼人的葛夕，结婚最初80%的精力在留几手身上。

（包括麦琳自己在内）为麦琳辩护，好像必须证明她没错，她真的付出了，她没有坏心眼，她不是要钱，才能说，她现在心里总也填不满需要回报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她握着财权也是应该的。虽然麦琳就算真的只是脾气不好也不应该这样被网暴。

砝码就是这么不公平。

如果要讨论“做全职主妇不是一个好选择”，话题很容易变成“因为麦琳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变成了一个她个人的错误。

很多骂麦琳的人，都是认为只要找到李行亮这样的老公，就能做一个幸福全职主妇。她们认为是麦琳脾气不好不满足才会这样的。当李行亮知道抬行李，知道吵架之后再先办法和好，她们就已经觉得这丈夫足够让婚姻全是通途。全然不顾每个女性生孩子都可能有生育损伤，每个人要是只带孩子只照顾家庭就是会扭曲。很多母亲们，都是这样扭曲的。

幻想中一个男人的优点，都会被百倍放大，当做真事来爱。一个女人还没有彻底厘清的“情绪失控”，足够发起全网围猎女巫，连她说话、戴眼镜、素颜的脸，都是错误，真正“活着呼吸是错死了也是错”。

对于有些人来说，找到男人的好处，好像是一种本能的习惯。杨子再怎么样，幻想他有钱，全然不顾黄圣依所有事业金钱都被杨子吸血，真正的霸总就是对妻子也不手软的霸道和不讲理。留几手再怎么样，会怼人，会现眼看着挺好笑，全然不顾留几手亏了妻子多少钱，生活如同废物，不照顾妻子和妻子全家的感情，甚至连搞笑这件事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动作语言女人说就是讨厌恶心，男人说就是搞笑。

诅咒麦琳就是一种对婚姻制度绝望的信仰：只要我足够好，足够顺从，足够知足，足够贤惠，足够忍耐，我就会得到幸福的婚姻和生活。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正在抱怨的正在发疯的妻子。

骂女人，比怀疑游戏规则，更容易。

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工厂很难”、“厂子快办不下去了”。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感受到电商平台之间低价竞争的惨烈，而作为生产一线的工厂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们走访了浙江诸暨和山东沂水的数十家源头厂家。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选了中国百强县。它们最有名的地方产业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轻工业：传统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

南北两地有很多差异。比如，江浙一带的厂家通常更早受到电商的影响，干脆是先想做电商，再去开厂；而山东一带则更晚入局电商，进入电商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无奈之举。共同点是，无论是诸暨还是沂水，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厂，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博，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现在，生命线还未断，但生命线已如悬丝。

工厂开不了空调了

汽车驶过浙江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时分，一路铺面卷帘门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在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控制下，室外体感气温已经接近40度。但推开工厂大门的瞬间，闷热的气流还是扑面而来。

这座袜子厂在楼里，一栋楼就是一座独立的厂。顺着外置的楼梯往上爬，简陋的三角钢焊接的楼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响，每一步都感觉楼梯将要散架。猫着腰进入一个小门，三楼五百多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层层叠叠的纺机——14台为一组，一共5组70台，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纺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大部分纺机都停止运转了。他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耳机里什么都不放，隔离了纺纱机的隆隆声响。

这里的袜厂是不开空调的，不能开，也开不起。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开不起的经济账袜厂老板黄雄则是这么算的：“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黄雄告诉我们，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后，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诸暨是浙江绍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袜子产业发达，“走错门都是做袜子的”。在诸暨，每年将生产出250亿双袜子，占全国销量的70%，全球1/3的袜子也来自于这里。

但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没有老板敢囤货了。家里有几十万双袜子、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来越难卖，“以前出个10个款，能起来五六个，现在出10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其他的都卖不动的”。

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根据2008年出版的《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一双袜子的毛利润在1.2元左右。但现在，“能挣5分钱就是暴利了”。至于高端袜，以前利润约有10%，现在“有的还挣10%，有的挣2%、3%，有的连1%都不到。”

黄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我们在浙江、山东走访的产业带上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断崖式的下滑。”一位山东沂水食品厂的老板说。在沂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28天，再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你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一位老板娘说。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都可以被缩减。

生意在开倒车

诸暨当地的商家和工厂老板们发现，电商平台的某些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成了低价“大逃杀”。

工厂的逻辑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利润低到什么地步？“一个环节赚一分钱”。王凯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厂”的老板娘，她告诉我，翻袜环节赚一分钱、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一双袜子赚5分钱。但是，如果量足够大，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那就是150万的年收入。对于当地的小老板而言，这个数值已经不菲。

纯棉袜子吸汗、透气，柔软不臭脚，在消费处于快速发展的2010年代，纯棉袜子已经成为绝对主流。棉又分很多档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双棉袜的含棉量也有区别，有60%，有80%。

但是，袜子里只要有棉，一双袜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块以上。

如果成本要压到1块以下，就需要用到涤纶。涤纶袜更便宜，但材质硬、易起球、易发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费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质的细微差别，这种复古的材质正在重新找回市场。在当地，工厂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数倍于纯棉袜子。

周鑫是黄雄的邻居，拥有另一家童袜厂。他一直痛恨涤纶袜，他称之为“垃圾袜”。这几年没挣到钱，他觉得是因为“涤纶的来搞”。当涤纶袜以低价占据市场时，他生产的棉袜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扰乱市场”的过程。“有些消费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气。

周鑫还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铺里的商品图片，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他一摸就知道，这是涤纶。消费者不能用肉眼和触感直接分辨，他强调说“可以用火烧”。如果是棉的，烧出来是纸的气味，涤纶袜点燃之后，会发出塑料烧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专门在某平台上买了销量第一的涤纶袜，录视频“烧给客户看”，可是，隔着网线的消费者怎么闻得出是什么味道呢？周鑫专门找了一个朋友用画外音告诉观众：“着起来了，着得很厉害哦。这是纯棉做的袜子吗？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烟是乌黑乌黑的！”

与此同时，抄款、盗图的风气盛行一时。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出来了，“就跟狼一样，哪里闻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当地人强调。“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画，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与紫色相间的库洛米。当仿品出现时，他们也无处申诉。

大家更喜欢做平台上已经“卖爆了”的款——打开某平台的app，搜索“袜子”，首页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厂家正在竞相生产的。不过，款式虽然相同，图片也一模一样，质量却可能大有区别。

另一家的供货厂的老板赵振东告诉我，“一个产品起码要做两种到四种不同质量的”，把各个档次都覆盖到，以供不同客户挑选。“卖得好的，四个质量，四个价格”，“客户来了，我都直接问：你是要品质还是不要品质？”

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样品。“都是涤的。”他说，“涤的就是跑量，适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压货的，只有客户订才做。”棉袜不压货，这是他的另一个策略。

赵振东承认，这都是一些求稳的做法。而使用这样的策略，不过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坚持，自己绝不做涤纶袜，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卷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不是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总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袜子的克重、股数、针数、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有了20克的袜子，就会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袜子，又会有14克的。”

产业升级卡住了

像周鑫这样的老板，本来希望在“产业升级”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升级差一点就成功了。

2010年后，大唐袜业开始向着差异化、质量取胜的方向发展。“时尚潮流风”、“商务风”、“运动风”等不同赛道也开始逐渐被区分出来。机器升级换代，“电脑机”能做几百个花型，“一按就出来了”。

舍弃低端走量的小厂也是当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关停“三合一”小厂（集生产车间、仓储、员工宿舍于一体的厂，易有消防隐患）、淘汰燃煤锅炉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这么做的时候，社会非议很大。”一位政府人员告诉我，“肯定会真刀真枪地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在堵他们的路，或者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伤亡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和改变。

但现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点。厂家朝不保夕，早已没有充裕的资金升级，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转型。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厂家不愿意更换新的机器了。在过去，几乎每一次机器换代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厂长说，那时候更换机器是“没办法，一定要换”的事，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但现在，我们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一度政府对一体机的补贴力度高达40%。问题在于，一体机生产的是高端的袜子。可是现在，高端袜最难做，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花大价钱更换做高端袜的机器。今年，一体机的补贴力度已经降到了10%。

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原本也“一腔热血”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厂长很快发现，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做高端举步维艰。

品牌需要营销，需要广告，需要媒体影响力，都需要钱，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发现“是个无底洞”，终于“扛不住了”。两年前，一位常有新点子、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放弃了线下商超，招来了专门的电商负责人。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像厂家们放弃的的“品牌梦”。

9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正在举办诸暨大唐第十八届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自1999年开始，早年每两年办一届，这几年每年都办。长年来，展会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订单的主流渠道。

在博览会现场，有的企业在宣传自己开发出了不勒脚踝的新技术，有的企业在宣传新中式的礼盒包装——更舒适的技术、更做文章的营销包装，已经是袜子这类日用品最大的产业升级空间了。

令人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向我推销蚕丝被，话术如出一辙：我们马上要收摊了，把这些被子便宜卖掉就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推销的人告诉我：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户签下大订单后免费赠送的礼物。但今年，展会上客户稀少，往来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没人。因为没有签大订单的客户了，商家只能尝试把赠品推销给往来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从下午一点呆到四点，他们的被子一直没有推销出去。第二天，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袜业市场，还在卖。

白牌工厂困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囤积了大量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中低端小厂，被称作“白牌”。所谓“白牌”，指它只有生产功能，没有品牌功能。

白牌厂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货”。“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产，让品牌商家去贴牌售卖，成为大工厂的一个外置器官。“供货”，则是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产品。两者的利润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袜子的白牌厂，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需要依靠“走量”赚钱。

在步入电商时代后，“白牌”一度成为“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比大工厂更加灵活。得益于电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这些源头厂家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白牌厂也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对于厂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户、经销商们应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产就行——看起来，这个“外置器官”独立了。

但当大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才发现白牌厂的脆弱。

作为大工厂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外贸易能消化的产能也比过去有所缩减，内销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厂可以通过研发、市场、运营等部门的创新，为自己争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白牌厂却无计可施。

同时因为资质不够，白牌厂往往难以接到线下实体的大订单。即便想做，也因为低端的生产线生产已久，又早早削减了自己的线下渠道，即便临时想转型，也来不及了，白牌厂已经无法匹配多数线下中高端配给的需求了。

就连看上去最后的出路——直播，他们都没有办法做。诸暨袜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一只鱼，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资金达上亿元，请到王宝强做代言人。对于大部分小工厂而言，不可能砸得动钱。此外，直播“没法控制卖多少”，前一天某一款卖爆了，卖出了1000单，工厂加速生产，第二天又没量了，但已经在运行的产线却无法停下来。

最终，摆在诸多白牌厂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它们必须参与一场低价战争：加入市面上卷低价的电商平台，或变本加厉地以低端走量的逻辑继续做代工和供货。不管哪种方式，都是通过让渡更多的利润，来换取一种确定性。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不是没有订单，就是订单不稳定。假如工厂一会儿停摆，一会儿重开，一会儿需要解散工人，一会儿又要重新招人，临时工比长工贵，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只有机器全开，达到产线饱和的状态，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一位工厂老板形容。

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将产品销出去，那就要亏钱了，“做了亏2000，不做亏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饼厂老板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月饼的成本，再怎么计算也不可能低于3块5，为什么可以卖到一块钱？“我们买回来吃了，确实是月饼。”一位老板百思不解。

那个厂家可能是在清库存。一家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老板简哲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形势好的时候，一些老板搞不清自己一年具体赚多少钱，只知道赚钱了。因为“没有人会专门养一个会计坐在家里做帐”，他们通常把财会功能低价外包出去，外包财会的主要功能是把税理清。他们也不会找人及时地盘点库存，但“只要还有库存，钱就还不是你自己的”。

这些老板们从来不会告诉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钱。他们只告诉你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单，比如以前“一天四五万单”，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千单了”。

一开始，由于单量够大，就算利润再低，总还是赚钱的。就算部分产线亏本，但只要达到生产线饱和的状态，总有少部分产品可以卖钱。“为了养活工人，就要把机器开起来便宜做。”黄雄这样解释工厂的逻辑。

除了压成本、亏本清仓，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之所以可以被卖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老板“算不明白账”。他们“看着差不多就做了，实际上是亏的”。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这些规则就如天书。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对厂家更严苛，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加入电商平台后，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实操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里可能罚款。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成本叠加的“蝴蝶效应”。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运输成本已经支出；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要缴纳品质问题的罚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整改结束已经入库迟到，需要缴纳迟到的罚款；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会导致链接显示库存不足，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如果价格过低，也会导致爆单。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决定在平台清货，他只有200单要清，店铺小二告诉他，清货要降价。老板从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终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但他库存只有200单。发不出货，就必须承担罚款。每单8元，总共缺货1800单，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万5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资才有可能达到8000）。他们很少叫苦，他们更喜欢说“习惯就好”。但是，再简单的工作，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后来穿布鞋，再后来穿拖鞋，再怎么换，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了。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300块——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山东沂水，产线萎缩得更加厉害。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7、8天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逃出内卷

形势比人强，低价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轻易阻挡它，对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触到了一种叫作“半托管”的新模式，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所谓半托管，就是相对于平台对货品有全部处置权的“全托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厂不太擅长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订单、物流、营销环节，工厂有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尤其是决定生死的定价权。这种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个产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内，产品的长期销量也比较稳定，工厂卖家薄利多销的模式能持续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这种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宝的淘工厂。周鑫一开始也没搞懂，平台让渡出了部分定价权后，怎么与其他平台竞争低价。但仅退款数量的明显减少，让他明白根子在用户身上：淘宝成熟用户居多，对劣质产品的容忍度明显更低，这就给价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半托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价值，在于工厂不具备的市场洞察能力。由于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在访谈中，不少厂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场调研，没这个条件”。而平台可以借助自己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对市场的判断、对消费者的洞察，帮助工厂真正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举个简单的例子， 5双袜子一包，有时候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双的颜色——这一个微小的调整就可以让商家的单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并不需要一味去卷低价。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果品类，但淘工厂重新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赠礼物”的需求，为它添上包装，添上“禁止焦绿”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网热卖，单链接热卖10万+。

“大家都说中国是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认为中国是产能错配。”一位工厂老板向我转述跟淘工厂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洞察到，而许多不匹配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却被大量生产。

这个小二所对接玩的具厂，此前一直不敢把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开款中去。玩具看起来是标品，实际上是非标品，种类非常繁多。如果开10个款，能爆3到5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确打爆链路、又节约了运营成本后，商家的确定心非常强，他就愿意去主动去开款。

形势好的时候，工厂倒闭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库存”。当时，厂家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策略上更冒进。但如果货囤得太多，来年出不掉，厂家将会承担巨额亏损。

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定性”对厂家至关重要。参与半托管模式的工厂可以根据销售情况来定制生产。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库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访过的几个产业带上，都有工厂在“偷偷”做淘工厂。工厂老板们很小心，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好，就会怕被同行发现，甚至亲兄弟都不让知道。怕知道了，都挤上去做，又开始卷起来。

他们真的是卷怕了。

如果写内地的舆论史，哪怕带着激愤的观点，只怕也绕不过胡锡进这个人。这一点，一定会让写史的人沮丧，以为是向某个阶段，某些不那么光彩的时代特征让步。这种洁癖值得铭记，却也是侧记舆论场真相时，不得不自我说服的作者心态。

胡锡进以不可描述的原因，淡出舆论场近百日后，账号在千呼万唤中苏醒。于他而言，不知道是南柯一梦，还是漫长星途上的必要休眠。他账号重启的第一篇博文，写了京郊之变的闲笔杂感，甚或是晚年归隐的念头，颓唐之色不加掩饰。‍‍‍‍‍‍‍‍‍‍

相较于胡锡进归来时的沉郁，他的关注者——或者说阅听人——表现得异常兴奋，可谓奔走相告。这些群体的很多人，在他账号沉默期间，边谈论胡锡进的“离开”，又期盼着他的重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很有意思的舆论场景象。‍‍‍‍‍‍‍‍‍‍‍‍‍‍‍‍‍‍‍‍

看待胡锡进、尤其是流传的“老胡”“胡编”这两个名字时，看似亲切的称谓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可称之为“亵玩焉”的语气。与其说胡锡进是一名退役宣传员，不如说随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他越来越被当成一名表演家，一种被围观的论界活化石。‍‍‍‍‍‍‍‍‍‍‍‍‍‍‍‍‍‍‍‍‍‍‍‍‍‍‍‍‍‍‍‍‍‍

阅听胡锡进的那些人，很大比例不是他的同路人，反而是价值观相左的人群。如果查看这些人灵魂深处、脱壳而去的古早立场，只怕还泛着自由主义的底色。但这些人围聚在胡锡进周边，耳熏目染，两下关系围绕虐恋的主题而演化。‍‍‍‍‍‍‍‍‍‍‍‍

如果放在一个较长时间段看，充斥胡锡进与他那些真真假假的欣赏者之间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舆论场病症。胡锡进的存在，象征一种意见市场现状下的“基础病”。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而是齐聚的病友通过他向公屏投射了流行的病情。‍‍‍‍‍‍‍‍‍‍‍‍‍‍‍‍‍‍‍‍‍‍‍‍‍‍‍

最初，这些舆论场的病人之所以看向胡锡进，并非折服于他的观点，而是鄙夷他的立场。其后，受鄙夷动机驱使的这些人受制于某些匮乏，将调笑作为嬉游舆论场的手段，进一步贴近老胡。最终，他们在暴风骤雨般的自我厌弃中，“拥抱”了胡锡进。‍‍‍‍‍‍‍‍‍

胡锡进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变迁，明面上是信息供应剧变叠加舆论场生态恶化的结果，实际上反映在深层的心理上，则是后者挣扎于失败者的沮丧，沉浸于纵乐，下意识地维持舆论场的在场感。这是一种不死之死，是舆论修正主义的必然产物。‍‍‍‍‍‍‍‍‍‍‍‍‍‍‍‍‍‍‍‍‍‍‍‍‍‍‍‍‍‍

对胡锡进本人而言，他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环绕他的人。而那些持嬉笑、亵玩的态度，声称爱老胡的人，本质上是不爱自己的体现。这可能是舆论场中第一个“我爱他，却与他无关”的虐恋故事，展露的是比去价值观化更微妙的舆论子生态。‍‍‍‍‍‍‍‍‍‍‍‍‍‍

胡锡进为自己的言论表达打上了独特标记，概言之，其肯定X加否定Y再得出肯定X的路数，约等于1＋另外一个1等于第一个1 的套路。就像是表演中可预测的折子戏，那些观众既轻视他所言，又习惯用这些言语制成他们亟需的白噪声。

若衡以新奇、深刻的标准，老胡所言悉数中庸、保守，谈不上太多的启发价值。但在宏观的坐标系上，老胡的墨守成规，因为言论背景的剧烈变动，有时竟然焕发显著的醒世与警示效用。这一点早已成为他观众所知，亦炼成后者的把玩心态。‍‍‍‍‍‍‍‍‍‍‍‍‍‍‍‍‍‍‍‍‍‍‍‍‍‍‍‍‍‍‍‍‍

在无法自拔的双向奔赴中，胡锡进与病态的观赏者构成了时针与分针的链接，而荡漾在二者之间的胡编语录，也能偶然地指向某种社会弊病，让观赏者发出“老胡也怒了”的哄然鼓噪。老胡越是做自己，赏玩者越是乐在其中，是谓药病同源也。‍‍‍‍‍‍‍‍‍‍‍‍‍‍‍‍‍‍‍‍‍‍‍‍

胡锡进劝进，服下这几剂药，就跟我们走罢；那些自视清高的围观者说，我服你胡药也不跟你走。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将胡锡进当作笑料的那些人，已然离不开他们的老胡。老胡避走舆论场，这些人抓耳挠腮，病情复发得很厉害。‍‍‍‍‍‍‍‍

老胡重出江湖，恢复言谈之功，不只是他个人的退有所养之需，也预示着通盘考虑。据此权衡，让老胡继续扮演老胡，谁能说不是洞察前述天机的明智之举呢？比起让这些病友或因涣散滋事，不若以老胡统领病友心神，维持无害化的治疗需求。‍‍‍‍‍‍‍‍‍‍‍‍

以今日之格局视之，老胡俨然已是舆论场的道德高地与良心支柱，流传朋友圈真假难辨的老胡语录，佐证这一象征的存在及扩散是现实而非臆想。归去来兮，胡锡进是否调整言说配方尚未可知，可那些嗷嗷待哺的围观者指嗓示意，喂药喂药，倒是真真切切。

谣言也要讲导向。

文丨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张彦君

这是一场特殊的毕业旅行。

照片中的六个女孩来自同一个宿舍，她们精心打扮，笑容甜美。在毕业五年后，终于等来之前没有成行的旅行。女孩许诗婷把这美好的时刻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很快，她发现合照被盗用了。一个拥有3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将其配乐做成视频，并附上文字“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视频下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许诗婷和舍友们联合起来私信博主要求删除，不仅没得到道歉和删帖，反而被拉黑。直到许诗婷报警，博主才表示，“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而被造谣的照片已扩散至多个平台。

女孩们被激怒，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权。

2024年9月19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定盗图博主侵害许诗婷和舍友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判决博主出具书面道歉信，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许诗婷说，盗图博主的主页里不仅有她们的合照，还有其他女生的照片，文字同样是关于“几万彩礼、你选哪个”。她看到女生像货架上被标价的商品，被挑选、评价。

坚持维权，因为她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造谣不是零成本，而是违法的。“我要通过打官司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博主盗用合照描述为“收10万彩礼的六姐妹”。受访者供图**

许诗婷通过私信和评论联系该博主，说明六人合照里是她本人和朋友，要求他立刻删掉视频。

但到了周末，许诗婷打开短视频软件一看，博主竟然又连发了多次合照，这次他在合照上标注“一姐、二姐、三姐……六姐”，年龄标注从20岁至24岁不等。配文“六姐妹彩礼都是十万，你会喜欢哪一个做老婆？”视频文案是，“我们六姐妹都想结婚了，你愿意给我个稳定的家吗？”有的视频评论量和点赞量上千。

不仅如此，博主把粉丝聊天群的群头像也设置成她们六人的合照。许诗婷看到之前的私信对方没有回复，她再继续私信时，发现已被拉黑，留言也已被删除。

很快，女孩们发现，影响不断扩大，照片和造谣的信息已经蔓延开来，“就像蟑螂繁衍一样。”

女孩梁蕊是合照中穿黑衣服、戴眼镜的女生，她看到视频的评论区里博主回复网友，“都是认真找男朋友。”有网友说，“必须选眼镜。”该博主回复，“她是做老师的。”

自己的职业被凭空捏造成老师，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评论，梁蕊既生气又憋屈，“感觉自己像个商品被明码标价，还被评头论足。”

为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状态，她选择屏蔽与此相关的内容。但谣言已经从网络蔓延到她的现实生活，上班时，有同事脸上笑嘻嘻地，用八卦和嘲讽的语气问，“你是不是在网上征婚？”梁蕊感到被冒犯和不尊重。

被盗用的照片在其他平台被搬运、二次传播，许诗婷收到很多网友发来的截图，有不熟的朋友问她，“你要10万彩礼结婚？这么多……我朋友想结婚。”许诗婷解释，“那个不是我发的。”

一个朋友看到网上照片后，问许诗婷是不是要10万彩礼结婚。受访者供图

“请不要打扰我”

2023年10月21日，女孩们开始维权。她们分别私信博主，没有得到回复，又涌进博主粉丝群里发声明，“此人搬运我小红书图片盗图造谣，涉及图中本人及其朋友，已准备写起诉信告此账户和此群，注意不要被诈骗，此账户非本人。”

二十分钟后，博主开启群成员禁言，半小时后，群聊被解散。她们又在平台上举报视频侵权，“盗用图片并配侮辱性文字，而且获得1万点赞，已经构成侵犯肖像权。”但投诉反馈显示，“根据现有材料，平台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请补充更多材料投诉，以便平台进一步定位核查。”

接连维权都不成功，盗图博主依旧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许诗婷“气炸了”。她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了解情况后表示，视频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不能立案，建议走法律途径维权。

许诗婷用小号私信博主表示已经报警，博主才开始回应她，“不好意思，我删除了。”他称图片是从一个搜索引擎用户的帖子中搬运的。

许诗婷对博主此前“无视、拉黑”的行为不满，她告诉对方，“我一开始好声好气跟你说，还要拉黑我。别以为删了就可以了，都是有记录的。”

博主回复，“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许诗婷觉得荒谬，“是你打扰到我们六个。”博主说，“人家（我）已经删了，你何必还为难人家（我）呢？”

许诗婷维权过程中，盗图博主称“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受访者供图

“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许诗婷被激怒了。她说，几年前实习时，她被一个男同事偷拍了一张穿皮衣的照片，发在一个仅有男同事的群聊里，并且发表了侮辱性的评价。群里相熟的男同事把这件事偷偷告诉她，许诗婷觉得恼怒又无能为力，“就算把偷拍的人拉出来骂一顿，又能怎么样呢？”

但这一次，许诗婷不想继续沉默，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但博主连道歉的态度都没有，这触及了她的底线。另一个坚持维权的理由是，许诗婷认为，合照被盗用是因她而起，她有一定的责任。

许诗婷把起诉的想法告诉宿舍群的女孩们，得到了大部分舍友的支持。

女孩蒋帆说，她们试图在各个平台举报搬运盗用照片的帖子时，发现大多数的举报都没有效果，少数举报成功也只反馈会通知博主删除，没有任何对盗图博主的处罚措施。

而她们却陷在繁琐的举报、申诉流程里。蒋帆心情烦闷，她也萌生想法，有没有更有力的手段能震慑这些盗图的人？看到许诗婷提出起诉，蒋帆立刻响应表示支持。

但女孩梁蕊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她回忆，许诗婷咨询律师后，律师建议六人联合参与诉讼比许诗婷一人起诉的成功率更高，虽然许诗婷提出可以先垫付律师费。但如果官司败诉，5000元的律师费需要平摊。

梁蕊刚被裁员，经济压力很大，找新工作已经让她心力交瘁。面对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结果还未知的诉讼，她退缩了。最终，六个女孩中，四人联合起来起诉盗图博主。

没有动摇维权的决心

许诗婷也没有想到，维权的过程如此艰难。

起初，她在网上寻找起诉的攻略和教程，打算自行研究。但她打开“广州互联网法院”小程序填写信息时发现，对案情的描述，她不知道要写多清晰。博主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她也不知道怎么填写。博主的个人信息，也无从知晓。

在咨询多个律师后，她聘请了广东智洋凯成律师事务所王梦婷律师。王梦婷告诉她，博主的行为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建议她们要尽可能多搜集盗图流传到各个平台的证据，证明博主盗图、造谣行为产生的恶劣影响。

她们手中有博主盗图的截图和录屏，但图片被扩散在其他平台上的证据并不好收集。好在很多网友给了她意想不到的支持，在许诗婷的维权帖子下面，收到很多网友在其他平台搜集的截图证据以及鼓励，“网友让我们一定不能气馁。”

许诗婷说，委托律师后，省去了她们很多精力，但依然有文件需要四人集体签字。共三次签字，她和舍友们分别从广州的各区聚集在一起，路程上至少需要一小时。

许诗婷听过舍友的抱怨，“又要签名，都这么久还没有结果，不想弄了。”她能理解舍友的心情，从起诉维权开始，被告卢某某就没回应过。许诗婷从律师那里了解到，法院给卢某某打电话、发短信都联系不到，导致法院公告和送达用了很长时间。

由于卢某某不配合，原定5月的开庭拖到6月5日，卢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

“如果不是我们坚持维权，（盗图）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许诗婷说，因为维权，有媒体联系她们进行报道，帮助她们澄清谣言。2023年11月6日，短视频平台才将盗图博主的账号封禁，视频清空。而被封号的前几天，盗图博主还一直在发视频，将商品挂橱窗。

2024年9月18日，她们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定，卢某某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发布案涉视频，将四原告及其他两位案外人的合照描述为“六姐妹”，虚构事实。卢某某将10万彩礼与四原告相关联，诱导网友评论四原告，引发网络用户作“出价”“挑选”等评价，多家平台发布相关报道，引起广大用户热议，部分用户作出负面评价。

广州互联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条等规定，判决卢某某侵害了四原告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法院要求卢某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书面道歉信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女孩们向短视频平台举报，但平台反馈“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受访者供图

违法不是“零成本”

许诗婷把好消息发在网上，许多网友替她们感到开心，“支持你，让坏人们的造谣成本更高一点，让姐妹们可以更开心自在地生活，无畏谣言。”

王梦婷律师说，虽然维权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胜诉判决表明，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要对自己在网络世界的行为负责。在蒋帆看来，虽然赔偿的数额不大，但心理上的胜利更让她振奋。“这次胜诉的意义让我感受到，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6个人，背后站着法律与正义。”

许诗婷说，之前在网上看过“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自杀案”，觉得非常可惜。事实上，事情刚发生时，女孩们也曾陷入过自我怀疑、指责和争吵中。

在宿舍群聊里，舍友们埋怨过许诗婷未经允许发布合照。舍友们觉得，合照要经过每个人同意后才能发，不能个人私自发上网络。

照片被盗用后，也有舍友认为，是不是因为最初许诗婷对帖子下的“变味”评论没有制止，才导致有更多博主去盗用、传播。甚至有舍友说，以后不想跟许诗婷一起玩了，就算出去玩也不跟她拍照。

女孩们还陷入了“受害者有罪论”的思维里，视频评论中有人讨论、评价她们的身材，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穿着有问题？”“裙子太短了？”许诗婷说，有舍友甚至想把合照中穿的衣服丢掉，“觉得好脏。”

蒋帆说，事情刚发生时，她有一种不安全感，决定以后还是不要再乱发照片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她的家人也叮嘱，别在社交媒体发图片或视频，“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怕吗？”

直到冷静下来，她们才想通，她们的衣着很正常并不暴露，问题不是出在她们身上，而是盗图的人。胜诉后，也有一些网友在许诗婷分享维权经历的帖子下方留言指出，这不是她们的错，盗图、造谣的人才应该反省、害怕。

许诗婷将收集证据、平台举报、找律师代理的维权过程整理出来置顶在社交网络的主页上，希望给更多想维权却不知该怎么做的人提供指导。她想告诉更多人，遇到这种事可以反击，“千万不要想不开。”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盗图、造谣是违法行为，而且不是零成本，“要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距离法院作出判决结果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卢某某依旧没有履行道歉和赔偿，后续许诗婷和舍友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女孩们的情谊没有因此改变。“我们平常相处也是闹闹哄哄，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没心没肺的。”蒋帆说，大家认识快10年了，是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密不可分。争吵的时刻、感动的瞬间、笑中带泪的回忆，都是漫长时光里共同经历的，这份友谊难能可贵。

蒋帆期待着，拿到赔偿后六人第一时间去吃顿美食庆祝，等到大家都赚到旅游经费，再一起结伴出游，拍美美的照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诗婷、梁蕊、蒋帆均为化名）

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不管官方用的是什么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借口，某些城市管制万圣节装扮的真实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他们心虚，有太多不愿让市民触碰的疮疤，他们心虚，害怕来自公共场合的行为艺术讽刺，他们心虚，所以这也不行那也不让。

这实在是非常可悲。

万圣节被市民选择作为公共表达的渠道，本身已经是退了一万步的妥协，官方其实完全可以与市民良性互动，进一步消解那些“特别装扮”的政治意味，将万圣节装扮游行作为 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阀。只可惜，他们太过心虚，完全没有信心和市民良性互动，最终只能一刀切禁止万圣节“奇装异服”。

在万圣节装扮成特定人物，甚至把自己装扮成物品，一部分人单纯是为了玩儿，一部分人则是寄托某种意义，表达某个主张。但因为有节日习俗的保护，无论多么严肃或伤痛的话题，都完全可以解读为“搞怪”，解读为“戏谑”，可以不用严肃回应，更不用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自信点，OK？

共青团上海在2023年发表的评论

“总之我不想在一个富强、平等、文明和谐的地方了。”

“画上句号”

朴奕在购房合同上签下名后，长吁一口气。

“算是结束了吧。”

合同上的那一套房子，是上海徐汇区的“老破小”，总价340万。朴奕每月房贷4200元，这样的日子得持续30年。

巧合的是，在10月13日这天，上海二手房网签量1334套，为去年9月以来的单日新高。

这让朴奕父母觉得，总算是踩对了时机。

买房，本是他们的原意。他们始终认为，房子是能握在手里不会贬值的资产，是让31岁的儿子留在上海的底气和资本。

与之对应的另一面是，朴奕吃够了买房的苦。

近两年，朴奕有过4次房产交易，几乎踩中了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包括逾期交付、房价下跌、房贷降息、限购放松等。

比如房贷利率。2022，他购入松江区新房，单价4.8万，房贷利率4.95%——此前有过房贷记录，再购房只能按二套房贷利率计算。

月供6000块的压力，让“高位站岗”的朴奕过上“二手生活”：电脑、手机都是二手，咖啡在二手平台下单，一杯9.9元的价格还能被“打下来”2块钱。

再如房价。今年，朴奕父母和他商量，把松江的房子置换回城区的老破小。被不同的卖家一次次突破底线后，他们以340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亏了120万”。

不论如何，这成了他回到徐汇区的筹码。“至少月供少了1800块。”

朴奕想过，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他不会买房，“这不是我的必选项”。

当“房子”成为必选项

房子，起初是朴奕的“救命稻草”：卖房是为还债，买房是为退路。

2022年，朴奕在北京工作，父母多数时候住在江浙某县城，那套总价268万、179平方的江景房本是退休养老的住处，他们用10年贷款换这份安居。

然而，他们却在退休年龄遭遇生意失败，倒亏70多万。

一边是房贷，一边是欠债，朴奕父母唯有卖房。

那套位于上海徐汇区的50平方米一室户，是“老破小”。尽管已经算不上是核心地段，但房价依旧高达8万。

朴奕老房子的阳台外景 图源：受访者提供

一番倒腾之后，朴奕家里债务全清，还有了百万结余。

有了“闲钱”，父母开始盯上房产。根据统计局数据，2022年上半年，房价同比涨幅超过1%的城市有7个，当中包括上海。

“楼市向好。这在父母眼里，买房是不会亏本的事情。”朴奕说，父母的经验认为，不买房的话，手里攥着的钱可能会贬值。而不论是银行储蓄或理财，都比不上房子保值。

于是，他也起了“房子是退路”的念头。那段时间，只要有空，朴奕都会从北京回到上海，出现在不同的新楼盘里。

如此往复，直到年中。朴奕得到消息，在看的新楼盘还有房源。第二天7点，他开车赶去售楼处，车速直踩到80迈。

停好车发现，排队长龙已经从售楼处排到了路边，甚至还有叔叔阿姨坐在自带的简易板凳上。

他心里沉了一下。走到售楼处门口，就被保安拦住。对方说号都取完了，言下之意是没有买房机会了。他有点不甘心，之前看过很多房，唯有这里的区位、房型、单价等，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在预算范围内。

在“房子是退路”的选项上，朴奕和父母选择孤注一掷：找有关系的中介，给了一笔43万的“茶水费”，拿下楼盘内的一套新房，总价接近450万。

朴奕购入的新房 图源：受访者提供

签下合同，是2022年8月。这也是新房价格最高点——据统计局数据，2016年至2023年2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中位数最高点，出现在2022年8月。

有的人买房，是为了退路。有的人买房，是为了向前进一步。

47岁的吴宏和妻子也赶在这个时间段买房。他们认为，“房子是资源”。

孩子已经14岁，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想去更好的学区。为此，吴宏倾尽所有，买下长宁区的老房子。他想过贷款，但转念一想，即便是满贷到退休，十余年的月付压力也大，“倒不如凑一凑，一口气付掉”。

盘过夫妻俩的收入和存款后，吴宏咬牙借了一部分钱，用接近600万的总价买了房，“哪怕以后不去住，租掉也是合算的”。

25岁的李丽和相恋7年的男友步入婚姻的第一步，是买房。

她是一名幼师，男友以留学生的身份落户上海，双方收入稳定，“在上海有一个家”的愿望也就提上了日程。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上海。最终，两个家庭凑够260多万首付，俩人再贷款140万，成就了一个“新家”。

但那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新家。那个一室一厅、不足60平米的房子，在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闵行老小区，木制地板泛黄，甚至有些剥离。但李丽觉得没什么，“不装修，只换新家具，先住进去”。

搬家那天，为了省下搬家公司要的200元上楼费，李丽和丈夫一前一后，硬是把那张两米长的、从二手网站淘来的沙发背上了6楼。

坐在二手沙发上看着“新房”，俩人开始畅想未来。

均值下降0.2%后

当无房一族变成有房一族，心理状态都会趋于一致：房价会接着涨。

朴奕的父母见过这样的情景：2015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楼市高歌猛进，新楼封盘惜售，工薪族变身投资客，那年12月成交量，创下2009年7月以来的78个月的月度成交新高。

2016年，限房限贷等限购政策陆续出台，上海房价疯涨的劲头过去，但依旧保持涨势。以徐汇区为例，那年均价6.3万元，前一年数字还停留在4.4万元。

那个时候的有房一族，同样对未来充满想象。

在2017年，吴宏认为从小资到中产，不过是一跨步的事情：普陀区的老房子单价超过6万，一年涨了80万，涨势喜人。

这样的涨势和稳定的工作，让他更有底气：卖掉开了多年的大众，全款买了宝马，“开这出去更有脸面”。

上海楼市的楼市也保持涨势。从2019年8月开始，上海新房保持28个月的上涨趋势（其中有3个月不变）。

基于此，朴奕父母对于房价上涨笃信不疑。因为资金不够错过了2019年的购房时机，朴奕的父母下定决心，趁2022年还有点“闲钱”，抓住机会买房。

进入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下降。根据70城数据，除了北京、上海在内的17个城市的新房价格有所上涨，其余均呈下降趋势。二手房方面，则只有北京、长沙、成都、南充4城上涨。

而新房房价坚挺的上海，则是出现二手房价格下跌，平均降了0.2%。

0.2%的均值下降，在吴宏的视角里，有更直观的体现。

那段时间，他从小区出入时都会看见中介的KT板：600、580、550、500……上面的数字变化之快，让他有点意外。吴宏本以为，这里地段、资源优势明显，“房价很稳”。

让他更意外的是，站在小区门外的热情搭话的中介。

“现在房价比前两年跌了快八九十万了，我手里有好多套，要看看吗？”

“房价有可能还要再往下，您考虑出手吗？”

吴宏所在的小区 图源：受访者提供

热情的语气，像一盆冷水浇在吴宏头上——房价真的跌了。直到2024年中旬，他的房子已经掉价近110万，总价的六分之一。

他庆幸过，自己当初不是找银行贷款凑首付，而是从几个朋友那凑了近60万。但很快，这点小庆幸也被击碎：各地陆续降低首套房、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以贷款100万、30年来看，利息比自己买房的时候少了近29万。

有朋友话里话外开始表达“还钱”。可吴宏暂时无能为力：公司效益不好，奖金被扣住了，孩子和家里日常开销，处处都得花钱。

现实的压力，让家里开始有埋怨声。吴宏妻子常说起过去的事，“当初为啥不用公积金贷款？”“为啥要买那辆宝马车？”

“不如把房子卖了。”妻子抛出了问题。

吴宏多数时候是沉默，唯有对妻子回应了这句话，“房子是不动产，总会涨回来的”。

李丽有点难与自己和解。

她的房子从400多万直降至270多万。房价跌了，房贷利率还是“高位站岗”：每月房贷1.2万，利率4.55%，贷款加利息已经超过了130万，“两头亏”。

9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为此，在LPR上加点幅度高于-30基点的存量房贷利率，统一调整到不低于-30个基点。

10月25日，李丽的心情稍微好点：存量房利率降了，算下来，每月房贷少还1千多块。

博弈与和解

接受了房价下行的现实，“高位站岗”的业主急迫地想要改变。

朴奕选择卖房。他没想到的是，底线会被一再突破。今年初，朴奕把房子挂牌，出价415万，他认为这是认亏的“底线”——不算房贷，已经亏了40多万。彼时，附近楼盘的新房价格回落到4万左右，相比半年前的4.6万单价，已经低了不少。

一个月后，中介说有买家上门看房，出价390万。朴奕有点犹豫，他算过账，刨去1%的中介费，还有新房5%的交易税，到手价格不到370万。

他拒绝了。

几个月后他才知道，如果有如果，他肯定会选这个出价最高的买家。因为这半年时间，压价的理由千奇百怪，比如“2楼的房子正对着居民活动区，秋天一过人就多就吵，到时候买房的会因为吵闹而不买房”。

他的底线被不断冲击。区位、楼层、学区、装修等房价谈判维度，全都失效，唯有“价格降得多”才是真理。

这半年，朴奕见过很多人，听过很多话术，在很多场涨与不涨的底线博弈中来回拉扯。父母比他更心急，早一步把底线透露给中介：370万。于是，中介很快把买卖双方的6个人招呼到一个会议室里。

买方率先开口，“330万”。

“不行”，朴奕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340万。”

交易的会议室 图源：受访者提供

一段漫长的拉扯后，购房合同的价格落在3405000元。这5千块，是朴奕卖惨后争取来的。而买家答应的前提条件是，提前搬进房子。

朴奕太想结束这场疲惫的拉扯了。

“如果能预知未来，我根本就不会在那时候买。”李丽说。

这房子差点就要断供。5月，李丽丈夫所在的公司利润下降30%以上，个人收入下降约20%。

那段时间，李丽整夜失眠，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挣钱。20多岁的年纪生出了好几根白发，看着自己的银行账单，还了两年贷款，差不多30万，但贷款还有100多万。

她想过跟父母借钱，“有点说不出口。我们没做错什么，但生活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但不论如何，李丽想趁着年轻再熬一熬。

她需要这套房子，“中国人的观念里少不了‘房子’”。受够了不停的换房搬家的她，一直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能让她不那么像浮萍。

已是中年的吴宏则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上。“三年后，儿子要能顺利考到老房子那边的高中，这房子就能卖掉，也算是解套了。”

他和妻子趁着假期去普陀山祈福。求得的签文说，一切会变得顺利，也能心想事成——这给了他们一些安慰。

“房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朴奕摆脱房贷后，时不时会想起这个问题。

他说自己想通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如果不在那个城市生活，附加的意义几近消失。

可朴奕的父母不是这样想的，他们需要为儿子考虑未来，趁着房价下行，手上的钱可以买回徐汇的“老破小”。

一切回到原点，与房子再次折腾。国庆假期之前，朴奕的父亲还是想赌一把，做那个“最合时宜”的购房者，在各种“要买就趁现在”的消息里，他看好了一套“老破小”，催着朴奕假期一结束就去签合同。

不到俩月，朴奕从无房族又变成房贷族。

在签约的当天，他认识的中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交易图，配文：“最近的五天，每天成交量过千，房价又要开始走高了。”

吴宏早已屏蔽掉跟房价相关的信息。

那天，他给朋友还了5万元借款，本想吃一顿好的当作奖励，看到菜单里原本想加单的荷包蛋，陷入一阵纠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朴奕、吴宏、李丽均为化名）

当女性变得好笑时

人们喜欢会说俏皮话的人，因为有趣。但只会说俏皮话还不够，还得有思想，这叫有料。有趣又有料的talk，你一定以为我说的是脱口秀。不不，我说的是法学院的刑法课。

怎么才能把“高深”的思想或“不招人待见”的观点变得有趣？这听上去很难，但刑法圈擅长这件事的人很多。比如罗翔老师，他那些关于张三的段子，让人笑到过瘾，还顺便普法。据业内人士说，“这是脱口秀应该有的样子”。

刑法学的另一位老师车浩，写的段子也很好。在他的新书《正义的决疑》里，有如下表述——“我们连打嘴仗和打飞机的禁止尺度都没整明白，还去讨论打真枪的禁止尺度，有点浪漫主义了。”令人笑到拍桌子。但这个段子有知识壁垒，一旦需要解释，就没法第一时间发笑了。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男老师，这可能来自人们的刻板印象——不管讲什么内容，女老师想讲得笑声四起，太难了。一位女性朋友曾经在民间教育机构管过一阵儿教学，想跟新东方学习，打造名师。于是要求老师们备课时在教案里面加笑点，十分钟一个大笑点，五分钟一个小笑点。女老师们的反对声浪最大，宁肯不要满意度，也坚决不肯讲笑话。她们都怼她说：“要不从你做起吧？”

于是，她就在各种课堂实践了一把，收获了稀稀落落的笑声，分外悲壮。

那时候，流行的T恤上写着一句话“where is my fucking skinny?”女老师的真实心声是：“where is my fucking funny？”别人很同情地总结：“女的，就是没那么好笑吧？” “也可能是太美了，所以才不好笑”。 “观点那么正确，所以不需要好笑”。

以上这些借口，很难不让人频频点头。但在这季脱口秀，这些借口通通不存在了。小鹿、唐香玉、山河、菜菜、鸭绒、Echo、步惊云、漆漆……她们轮番登场，我们发现：女生们原来可以那么好笑，比男生更好笑；甚至，又美又好笑、既正确又好笑。竟然可以这样吗？

长久以来，幽默仿佛就是男性的专属。如果女性是幽默诙谐的，那她一定悖离了公众对于女性美丽、端庄、持重的基本期待，同时也侵入了男性的传统领域？若有女性愿意走幽默这条赛道，那就意味着她得放弃淑女和美女的标签，比如此前的大笑姑婆吴君如，再比如后来的贾玲。

所以，当贾玲变瘦变美之后，公众会想当然地觉得她不再好笑。这是女性要为幽默付上的代价。虽然很难说这就是父权制的产物，但它至少代表了某种性别规训，就如我们期待男性要阳刚，女性要温柔一样的性别规训。

但令人欣喜的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走上舞台，这种刻板印象和性别规训也被渐渐打破。公众同样开始接受，女性一样可以非常好笑，而女性的诙谐幽默不会再被轻易地归入轻浮轻佻，甚至也无需再和扮丑捆绑销售。

在被这些女演员们一次次逗笑的过程中，我们甚至开始发现原来好笑的女生竟如此生动和美丽，比如胖胖的漆漆娇羞地讲自己如何恋爱脑，憨直的菜菜讲2米9的卫生巾可能要大过自家的客厅，还有堪称女性互联网嘴替的唐香玉直接开怼宝宝碗，大声宣告女性不仅要争取上桌吃饭的自由，还要争取上桌吃饱的自由。

所以，作为曾经羞于在课堂上讲笑话的法学女老师，我甚至憧憬，或许未来也可以再试试，如何将那些看似深奥的法学原理用更好笑的方式讲出来。只要我们不再自我设限，未来不管在培训圈还是法学院，是不是一定也会出现一群很好笑的女老师？

如果说幽默、自嘲、调侃都是对羞耻感的超越，是对外在处境的另一种对抗，那女性是不是同样可以拥有这种禀赋和权力？这就是女脱口秀演员们带给我们的胜利，是她们用一场场颠覆性的表演带给我们的胜利。

脱口秀里的女性表达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站上舞台，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女性表达。也是在这季的脱口秀中，我们看到了有更多女演员讲熟悉的催婚、催育，而女性议题的广度也从职场、婚姻、家庭拓展到外貌焦虑、月经羞耻、生育问题，甚至是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给女性造成的持久伤害。

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揭示出男女不平权给女性带来的尴尬、困扰甚至痛苦。大笑之余，我们同样为这些女演员输出的女性力量所吸引。如果说幽默已经代表了一种反抗，这些打动人心的女性表达中，同样包含了异常强大的女性力量。

印象深刻的一期，是菜菜讲女性的月经羞耻。她讲外卖小哥怕暴露，最终还是将代买的卫生巾放在了牛奶箱子里，而将牛奶放在了透明塑料袋里。这个爆梗和她的“我是来赚经费的”一样，将深埋在每个女性心里的月经羞耻彻底摊开在阳光下。在感受羞耻背后的荒缪时，内心那个曾经因裤子渗了经血而被男生讥笑，那个每次从书包里取卫生巾时总会左顾右盼，生怕被别人看到的小女孩，好像被彻底治愈了。

可当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诉说女性议题时，争议也越来越多地冒了出来。比如唐香玉第一期讲催婚异常火爆，第二期还将这个主题进行到底时，竟然连女性点评嘉宾也在提醒她，“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怎么走出困境的？”“你又回到熟悉的话题里去了，如果你有更大的视野用这套方式去讲，也会很好。”

但这些要求背后其实忘了，脱口秀本身就是要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出发，揭开自己最狼狈、不堪甚至自卑的一面，嘲讽自己娱乐他人，也在这种娱乐中袒露真相，并与自己和解，也向世界宣战。所以，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要只讲女性议题，就跟要求黑灯不要只讲盲人的人生体验，要有更广阔的视角一样荒谬无礼。黑灯在总决赛时说，我一直在说盲人的生活，可我感觉说的还不够，你们感受的同样不够，所以我还要说，即使在总决赛也还要说；而杨笠在串场时也说，我们女演员就会说这个，我们也就愿意讲这个，如果你觉得冒犯，那就看点别的吧。

有人说，总是围绕着女性困境吐槽，近似于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开始会让人同情、产生共鸣，反反复复就会让人避之而不及。但这种担心，不正是一份恐弱的心态吗？不想听到这些困境被反复言说，不愿被称为弱者。而恐弱又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有羞耻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排斥，对相关表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

二战之后，犹太人几乎不讨论纳粹大屠杀，因为这令整个民族感到羞耻。但明明遭受了那么大的罪恶，为什么还不能说呢？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得非常自信，才能把过去的伤疤暴露出来。后来，犹太人终于正视大屠杀了，这是历史正确的方向。而女性的处境，我们身在其中，反复感受，为什么不能说呢？那些尴尬的、可耻的、不公的、无处不在的困境，也必将通过言说和暴露，最终得以治愈。

女性议题对女演员到底是不是种局限？未来的脱口秀女演员们，是不是要想方设法地超越女性身份，去讲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只讲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事情？这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说高级的脱口秀是将个人经验引向社会议题，女性议题自然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至少在男女平权还未实现时，我们还需要有人站在台上，大声讲出女性的诉求和希望。

所以，在现阶段就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去演说日常女性的真实遭遇，又何尝不是隐藏在父权制下的厌女文化对如此严肃议题的轻蔑和鄙视？

被冒犯的男性和被抵制的女性

但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而当女脱口秀演员讲女性议题时，男性往往就会感觉被冒犯。比如杨笠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梗，就是她吐槽男性，“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却可以那么自信。”自此，“普信男”成了拥有性别优越感的男性的指代。很多男性却觉得被严重冒犯，而杨笠也因此被没完没了地一再抵制。

当然，很多男性对“普信男”的提法如此反感，有很大原因是话语本身的溢出效果。“普信男”的梗在剧场可以引起观众哄堂大笑，没有人会觉得被冒犯，走出剧场却引发如此多男性的“不耐受”，很难说不是脱离了文本和情境之后的断章取义和过度演绎。

很多人解释杨笠被抵制，是因为她挑起了性别对立；但动辄就将女性表达归类于性别对立和性别撕裂，从根本上也还是将男性放在那个不可被轻视、不可被调侃的有权者的高位，本质上也仍旧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社会格局，而不愿意触发任何改变。

如果男性只是在听了“普信男”的梗就觉得被严重冒犯，如果一个社会还要以男女平权作为目标追求，那么广大男性是不是需要提高一下被冒犯的阀值，而不需要动不动就感到被冒犯、被伤害？

其实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父权制将男性永远放在那个有权威、有话语权的高位，又何尝不是对男性的过度要求乃至隐形伤害？所以，恐弱与其说是很多开始主张自身权利的女性的反应，同样是那些抵制杨笠的男性的真实心理。据说，最反感“普信男”说法的群体，恰恰就是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因为收入、学历、外貌而被女性嘲讽和挑剔的男性。

所以，男女不平权伤害的绝不只是女性，同样有那些从小就被寄予了必须当个成功者的男性。他们向杨笠发起反扑，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不过换一个角度，把男性的抵制看做公民意见表达的觉醒也未尝不可。有不少男性开始介入这一话题，为“普信男”或者类似的标签激动，甚至组团采取了行动。即便这个行动是抵制，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主动性，哪怕是无意识的，在中国也很少出现。除了粉丝圈，人们很难为了喜欢谁、讨厌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进行站队，甚至采取行动。

上一次这样的尝试，还是2015年的超女比赛。那一年的夏天，从3岁到80岁的人，几乎都成了这场赛事的参与者。当你手中的票可以决定点什么的时候，某种主动性就在萌芽。尽管它未来还要学习如何对话、如何协商，但这个开始，也许就改写了顺从和沉默的故事线。如果我们的脱口秀女演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调侃自己的“被抵制”，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呢？

小鹿在半决赛的段子里讲出“我想夺冠”，之前这个想法她一直都不敢说出口，这也许是她本季的最大胜利。因为让一个女生大声讲出她的雄心，几乎和要求女性既美丽又好笑一样困难。但这一季的脱口秀，有那么多女演员站在舞台，我们亲见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血肉在疯长，这何尝不是女性的胜利？

再回到开头，对于所有喜欢听别人说俏皮话的女生，也许也可以试着出口：好笑，我可以，我也想试试。毕竟，幽默与勇敢、聪慧等所有人类的美好品质一样，绝非男性所专属，我们女性同样拥有。

按：“四足健身操”（квадробика）是近期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社交媒体上爆火的Z世代亚文化，通常是一些青少年装扮成动物造型，在公共场所模仿动物四足爬行、跳跃。这种亚文化出圈后，立刻引起了克里姆林宫政客的强烈反弹。刚镇压完LGBT和丁克的老保们正觉无事可做，立刻在这些cosplay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于是开始立法禁止“四足健身操”，并且让喉舌大力宣传这种亚文化的危害。BBC俄语部的播客请来了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请她谈谈这种亚文化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会招来老保政客的仇恨。

---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BBC俄语部的播客《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奥克萨娜·奇日。俄罗斯当局开始关注“四足健身客”，也就是那些自认为是动物，戴上面具面具，模仿动物行为举止的青少年。  

一些议员称“四足健身操”是一种“破坏性意识形态”，并试图禁止这种亚文化“宣传”，而另一些人则要求不要干涉孩子们的生活。这种现象为何会引起官员们的意外关注？我们将与社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一起探讨。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俄罗斯当局已将亚历山德拉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录。亚历山德拉，您好。我理解您并不是“四足健身操”方面的专家，而是广义上研究我们思想构造的专家，但我还是想问问您，您有没有试着理解，到底什么是“四足健身操”？带着动物面具的普通人和“四足健身者”在行为上究竟有何的本质区别？

亚历山德拉

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各种亚文化活动，这些亚文化有时被称为“周末亚文化”，它们不同于一些已被接受的传统亚文化，如上世纪50年代的嬉皮士亚文化。嬉皮士亚文化提倡你要抛弃现有的、相当正式且严格的世界规则和欧洲文明规则。要拒绝性别的严格划分，穿不太有性别特征的衣服，打破这种对立。因此，你不应展示地位，不应穿昂贵的衣服、佩戴金表，不应遵循流行趋势或剪办公室要求的发型，所以要留长发等等。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到了70—90年代，这种亚文化逐渐普及起来。  

而所谓“周末亚文化”并不要求持续的自我改变。它们让你在一周的五天里可以过正常生活，穿办公室西装，完全符合社会的认可。我们人类学家不太喜欢“正常”（normal）这个词，因为“规范”（norm）在不同社会之间，甚至在同一社会内都有很大差异，但“社会认可”这个词更好理解。比如“社会认可服装”，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男性，平时上班穿着西装打领带，但到了周六，你从衣柜里拿出自己九年级时缝制，这些年不断修改的“兽圈”（furry）服装，穿上它去参加类似聚会，感受自己变成另一个身份的乐趣。  

还记得90年代非常流行的托尔金粉亚文化吗？这些人被戏称为“托尔金狂”（толкинутые），他们会在周末穿上矮人或霍比特人的装束，完全沉浸在这种身份中。这些亚文化，包括角色扮演等，有不同的称呼，但其实这都是现代社会中某种可塑性游戏的体现。

奥克萨娜

也就是说，像类似的亚文化一样，“四足健身操”是游戏和自我对抗规范的一个轻量版，只不过它是以青少年和儿童的形式出现的。

亚历山德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我开始深入研究这个话题时，发现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和儿童，甚至许多三十多岁的人也喜欢“四足健身操”和“兽圈”这种活动。只是他们不像孩子那样会公开表达而已。所以我不能说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特定年龄层的坏影响。不是的。这种爱好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之后一直存在。可以说它既安全又有趣。从70年代末开始，穿毛绒服装的人们聚会在美国各大城市逐渐流行起来。其实这没什么特别的。

[…] 

其实这种现象几年前就传到了俄罗斯，只是因为目前的道德恐慌和国家杜马及各级官员的“恐慌宣传”才让它流行开来，比如那些负责教育的部门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学校强制与学生讨论“四足健身操”的危害，宣称这不是我们的“精神道路”，而是某种恶心的东西。和孩子们讨论这个话题的还有哥萨克和神职人员，这倒是挺好笑的。

奥克萨娜

那么，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媒体议题中成为了触发点？就是说，的确现在俄罗斯到处都是禁令：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天天跟孩子解释“西方价值观”的风险等等。但通常这些限制只在某一层面上进行，而这次似乎层层升级，甚至到了议员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层面。这种媒体爆炸该怎么解释？

亚历山德拉

我可以尝试解释一下，但首先想从更广泛的角度谈谈。所有学者都爱深入分析，且喜欢冗长的解释。故事要从我们世界的信息交换方式开始讲起。  

举个例子，有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说狩猎采集社会。它们之所以是传统的，是因为它们拥有非常专门的信息容量。正如伟大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那样，波利尼西亚的爷爷抱起孙子时，他看着自己的孙子，清楚地知道孙子会如何度过他的一生——就像爷爷一样。也就是说，孩子们从长辈那里获得经验，生存能力直接依赖于他们能多好地模仿长辈，特别是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长辈。所以，模仿长辈越好，生存机会就越高，长辈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经验传递给晚辈。  

这种文化模式被玛格丽特·米德称为“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因为我们走在“喻”之前，“喻”（figure）代表父亲、祖父、祖母和母亲等传授经验的人。在这种文化中，进步非常缓慢，因为经验传递主要通过长辈到晚辈，年轻一代的生活意义在于良好地模仿长辈。然而，随着文化的逐步演变，出现了所谓的“共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阶段，进步变得迅速，儿童和成人必须同时掌握新事物，长辈传授经验的角色逐渐削弱。

这本书是玛格丽特·米德在1970年写的。她完全预言了50年后的情况。她说，会有一个时期，进步如此迅速，以至于每隔几年都会出现焕然一新的事物。所以年轻一代会比长辈更快地掌握这些新事物，并相互学习，而不是向长辈学习**。而且，长辈传授经验的必要性也将消失。我举个例子。我并不算太老，但我成长于90年代。像所有在90年代长大的孩子一样，我掌握了一些独特的知识。例如，如何排队凭证买荞麦，如何用破旧的丝袜制作浴室地垫、购物袋、圣诞装饰，甚至是搓澡巾。我会补丝袜上的洞。而所有这些我在90年代生活中获得的知识，现在完全没人需要。所以，我或许想把这些知识传给年轻一代，但他们不需要。这就是问题所在。接下来，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社会性的本能，想要教年轻一代如何生活。这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说，这几乎是人的生活意义——繁衍和保障生存。因此，为了保证孩子的生存，我们必须教他们如何生活。但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的问题在于，长辈的经验与年轻一代的经验不可比，因此没有太多可以传授的东西。因此，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会感到内心空虚，因为他们无法传递自己的宝贵经验。好吧，祖母可能非常擅长用五种难吃的食材做出美味的新年大餐，但这个经验对她的重孙女有用吗？基本没什么用。当祖母向重孙女提出这些建议时，重孙女可能会敷衍，因为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很有趣，但总的来说没有意义。因此，长辈内心会产生一种空虚感，而这是一种试图保护孩子免受未来威胁的本能，教他们如何在未来生存。但如果你无法传递任何东西，这种对孩子未来安全的恐惧只会加剧。**于是各种“哎呀，这东西对我们的孩子有害”的道德恐慌就随之而来了。

现代文化就是这样运作的。孩子很少重复成年人的经验。现在的孩子在成长为独立个体时，不会整天听爷爷奶奶讲述他们是如何在特定环境下猎熊的。这种经验已不再需要。因此，现代的经验传递更多通过夏令营、学校来完成，也就是通过朋友之间“水平”传递。也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模仿行为”（copycat behavior）——通过模仿和重复来学习。因此，每一代人，甚至在同一代人中都会出现某种问题：如果不能完全从长辈那里获取经验，年轻人就会产生身份认同问题，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不同于长辈。因此，在青春期阶段，他们开始尝试各种身份的可塑性游戏，比如“我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我不是这样，而是那样”，“我不是人类，而是某种动物”。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这些游戏的核心在于拒绝二元性。也就是拒绝文化中由长辈所强加的二元性。比如说，我会试验自己不是人，而是精灵，这样我就可以穿梭自然和非自然之间；又比如，我不是男孩或女孩，请称呼我为they/them；或者，我虽然是男孩，但决定穿裙子、染彩发去上学。或者，我投身于“兽圈”与“四足健身操”，不再认同人类和动物的二元对立，而是尝试扮演并真实再现出一种动物。这种拒绝二元性的探索构成了过去三四十年各种身份游戏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完全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另一个问题是议员和官员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应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他们为何要打击“四足健身操”。我们需要系统地观察他们打击的对象。关键在于，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构建一种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

让我们来看看普京、帕特鲁舍夫、纳雷什金、国家杜马议员以及各州州长的言论。我们能看到什么？比如说，普京表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不会有“家长1”和“家长2”，而是“爸爸”和“妈妈”。在另一场讲话中，他谈到在西方，“坚持传统、正常人类规范的人”很难生活。西方国家走向了“对宗教和家庭道德规范的激进否定”。[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性别中立的厕所”。同样，普京还说，他们现在喜欢“用小手指按按小按钮”，这对于现代生活非常重要，但我们则应该保留“语言文化”。而在去年8月15日的安全论坛上，[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说，“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西方人则试图用各种跨性别者和机械生物体（biomechanoids）来取而代之。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会害怕前往欧洲，因为各种变态行为在那里泛滥。”

单独来看，这些言论似乎都很愚蠢到荒谬，但若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言论中都透露出一种相同的立场，即存在“自然的、我们的”东西，还有“不自然的、他们的”东西，也就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而西方试图将这些“机械生物体”、“性别实验”、“性别中立厕所”和种种“变态”强加给我们。因此，俄罗斯的官员们、弗拉基米尔·普京、纳雷什金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俄罗斯免受这种即将落到你头上的恶只侵害。俄罗斯被视为“自然人”的最后堡垒。

因此，这种“保护”形成了一种启示录世界观。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因为人类正在失去“自然性”，而俄罗斯则在保护这一“自然性”。因此，持有这种意识形态，或自认为是这种意识形态传播者的人，随时都处于某种十字军东征状态，如同传教士一般。他们时刻都要提醒人们危险即将到来，并不断生产文本和法律来表达这一立场，把“自然的”俄罗斯描绘成“自然人”的最后堡垒，而剩下的世界则充满“生物变态”。

对“四足健身操”的恐慌完美契合这一模式。之前是对丁克的恐惧，再之前是对LGBT的恐惧。也就是说，“四足健身操”被视为对违逆人类的自然性，违背了“自然的、正确孩子”的观念——这些孩子应该有父亲和母亲，而非“家长1”和“家长2”，男孩要喜欢玩枪，女孩要穿裙子。这种世界观希望保留这种模式，因此打击“四足健身操”就是一种新的道德恐慌，试图维护这一集体信仰，植入一种“启示录意识形态”，以保护俄罗斯的“自然人”和“天然本真”。

此外，这种启示录意识形态有非常明显的前喻性质，因为我们必须总是向后看，向先辈学习，参考那些“自然行为”的范本。因此，一切可能威胁到孩子的东西，一切可能导致他们产生不自然或西方倾向的事物，都应被消除。

奥克萨娜 

作为一个俗人，这种解释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比如，当我们讨论禁止丁克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您所描述的“道德恐慌”。但当涉及到“四足健身操”时，我就有些不明白了，因为当它在俄罗斯的媒介形象主要与儿童，而非年轻人相关。我们看到，哪些要求禁止“四足健身操”的人，曾和多数俄罗斯人一起上过幼儿园。他们小时候也经历过某种“狂欢文化”，他们理应熟悉这种游戏。毕竟，我们小时候都装扮过小狐狸，在裙子上别一个尾巴，头上戴毛绒动物脸，或者穿小兔子服装。普通人会觉得奇怪，这种装扮和“四足健身操”并没有什么内在矛盾，可为什么他们却要禁止后者？

亚历山德拉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一切都在于分类。比如小狐狸或小兔子的服装是在幼儿园穿的，而且通常不会每天穿，只会在节日，尤其是新年时穿，很少出现在其他时候。这是一个狂欢游戏空间，而这种游戏并非孩子们自发进行的，而是由成人严格规定并控制的。自1937年开始，关于如何给孩子穿上小兔子或小狐狸的服装、为什么选择小兔子而不是其他角色等，都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手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场景，是一个游戏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不可怕。

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一定的分类体系，当这些分类的边界被打破，事物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我们会极其敏感地做出反应。因此，当孩子在新年时穿上小兔子的服装，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他们被要求穿上这些服装，被特意为此制作服装、练习歌谣时，这都符合“规范”。当他在被指定的游戏空间中玩耍，一切都符合规则。然而，当他走上街头，或在网上和人约好，在公园和另外三个喜欢戴面具、想趴在地上行走的女孩见面时，原本允许的游戏空间就被破坏了。这种游戏进入了不受控的空间，分类体系被打破，事物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这让人感到极其恐惧。

我要再次强调，这些恐惧的根源在于一种控制感的丧失。当我给你穿上小兔子的服装，你在音乐声中跳舞，我给你鼓掌，那这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自己制作面具，自行穿上爪套，还自行身穿这些爪套和面具拍照，这就不对了，因为这一切不在我的控制之内。

奥克萨娜

那您觉得当局会出台实际的禁令吗？

亚历山德拉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认为是会的。现在的俄罗斯当局总是想展示他们在不断地为保护受到某些外部势力威胁的“俄罗斯自然人”而战。这些禁令通常不会针对具体的事情，而是针对组织。所以，他们不直接禁止LGBT，而是禁止“国际LGBT组织”。他们不直接禁止丁克，而是打击“丁克运动”。所以，很可能他们会出台某种法律，明确或模糊地宣布禁止“宣传四足健身操”，然后把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宣布为这场运动的“代理人”。这样一来，这项法律就可以打击在VK、TikTok等平台上的一切“四足健身操”社区。

我问一位男性，“你会感到被杨笠的段子冒犯吗？”

“还好，我就是觉得不太好笑。”

不好笑，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一段表演，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但杨笠的表演激发起如此广泛的愤怒，本是让我有所困惑的。

脱口秀中本来就充满了“冒犯”。冒犯甲方，冒犯富人，冒犯老板，冒犯精英——似乎都没有引发广泛的愤怒和抵制，为什么冒犯男性，就会让不少男人感到愤怒呢？

一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脱口秀演员去“冒犯”那些更强势的群体时，ta得到了观众作为乙方、打工人、工薪阶层强烈的共鸣；杨笠的段子虽然得到很多女性的共鸣，但很多男性并不认可他们是一个更强势的特权群体，不认为女性是这个社会中受到压制、剥夺的“弱势群体”，不认为性别不平等真的普遍存在并真的在造成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不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可以有无数的例子、数据来回应。当下正在热播的综艺《再见爱人》，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注脚。

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离婚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刚开播，黄圣依和杨子上了热搜。我以前写过分析第一季、第三季的文章，在我看来，4季共12对嘉宾，多数的模式非常相似，女性提出想离婚（例外是艾威、李行亮和刘毅），核心冲突几乎都与性别不平等直接相关。

第一类，男嘉宾控制欲强，喜欢说教、替女方做主或限制女方的言行，贬低女方，女嘉宾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感受越来越糟，情感和需求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第四季杨子和黄圣依，第一季王秋雨和朱雅琼，第三季纪焕博和王诗晴都很典型，有此倾向但稍微好些的是第二季艾威和Lisa。

第二类，男嘉宾受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容易冷漠（王秋雨、第二季宋宁峰）或愤怒（第一季KK），好面子，内心渴望被崇拜（KK，第一季章贺），所以很难沟通，难以换位思考，或者难以表达自己。

第三类，男嘉宾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一方面被妻子的独立和能力吸引，另一方面又希望妻子遵循传统，生孩子、做家务、照顾孩子、给自己面子、顺从。夫妻可能对分工无法达成共识，男嘉宾担不起或不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尤其是育儿或家务的责任，有的也包括经济责任，女嘉宾会感到自己承担了太多，不堪重负。又或者夫妻表面达成了共识，但妻子会感到实非自愿，或感到不被看见、价值感低。例如第三季刘毅和傅首尔、张硕和王睡睡，第四季刘爽和葛夕、麦林和李行亮，第二季苏诗丁和卢歌。

好吧，12对都谈到了。

当然，不是说女嘉宾在婚姻中是完美的，每位女性也都有自己的课题。但在性别不平等这个结构性问题之下，如果有更多权力、受益更多的男方不愿意作出改变，那关系很难不破裂，即使不破裂，质量往往也不高。

上面这三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这也是这个离婚综艺非常火爆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男性的很多痛苦，恰恰也与性别问题有关。依然想要拥有婚恋关系的男性，或是对传统性别气质或传统分工感到不适的男性，或是在“雄竞”中不占明显优势的普通男性，也很可能感到痛。（逻辑提示，并不是说“感到痛的都是’雄竞’的失败者”。）

如果性别更平等，男性也会成为受益者，拥有更多元的选择，减少经济的压力，和伴侣建立更好的关系，能表达自己的脆弱、恐惧和需要，减少挫败感和孤独感。

很多人可能依然会反驳，综艺里的女嘉宾，很多经济能力挺强。但现实中，很多女性既要求男性婚前加名买房、赚钱养家，又要求男性做家务育儿，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在经济方面，男性确实普遍承受更大的压力，尤其是90后的男性，似乎成为抵制杨笠的主体。这一代年轻人，赶上高企的房价、增高的失业率、下行的经济、激烈变化和内卷的社会、权利意识觉醒的女性，要能承受住经济的压力，又找到对自己满意的女性伴侣，是非常不容易的。

平等意味着，男性也可以提出经济上平等的诉求，男性的压力会更少，也会从性别平等中受益。

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但是，事情更加复杂。

有一些看似是女性得到的利益，更可能是女性在漫长的抗争中争取到的一些“补偿”。例如因为性别不平等，女性结婚生育后往往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这本身就容易影响工作的投入，而职场又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包括招聘歧视、同工不同酬、女性晋升天花板、性骚扰等，男性的经济投入就成为对家庭和女性的保障。

但这依然是基于不平等。

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突破口并不应该是要求女性先做出改变。女性主动放弃“补偿”，并不能换来平等。因为女性一旦进入婚姻，生育后代，如果大环境和男性不改变，女性的选择依然非常非常有限。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整个社会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同等的职业机会，对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这也正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的诉求。

在这些实现之前，在关系中，选择权依然主要掌握在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男性手中。例如一位男性可以共担家务，平等尊重和支持女性的职业需求和主体性，共担育儿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提出经济共担的期望，这样的话，找到合适伴侣的几率，总比“既不共担家务育儿，又要求女方共担经济”的几率要大得多。

退一步说，确实有的女性采用双重标准，既要又要，可能她们的一部分诉求是不合理的。逻辑学上有个思维谬误，叫“你错我也错”，不能因为你犯了错，就证明我的错误也是正当的；另一个思维谬误，叫“以偏概全”，不能因为部分女性的诉求不合理，推断出“多数女性要求平等权利的诉求是不合理的”。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很多女性和男性都还不能完全理解何谓平等，我们都需要一起学习。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需要很多的对话、说服、倾听、学习和反思。

至此，我列举了一点亲密关系中的例子。而性别不平等在多个领域广泛存在：女性有着更少受教育机会（尤其在农村）、更少的管理权（管理层女性比例低）、遭受更多职业歧视（同工不同酬、晋升难、招聘歧视等）、更多性别暴力（性骚扰、家庭暴力、性侵受害者更多为女性）、性别刻板印象（顺从、美丽）、家务分配不公（更多承担育儿、家务）、自主权被剥夺（生育权受限、话语和选择受限、被说教或训诫）……

二

不少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觉得她激发了性别对立。

杨笠的话，确实成为一些女性表达的工具。

不过性别的冲突，不是杨笠造成的，而是长期不平等的现状决定的，是女性的权利意识提升和男性的经济压力增加等因素决定的。

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大势所趋，这和女性整体的经济、能力、智识、选择提升有关，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和世界文明和科技的发展有关，也和女性长期、普遍遭受着某种程度的不公有关。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减少了，甚至不存在了，必然会要求拥有相同的权利，被平等对待。

而当某些男性被要求作出改变，被要求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这种需求本身，可能就会造成冲突，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表达。

很多人不再考虑脱口秀的特殊性——**调侃现象、调侃权力上位的群体，带给人幽默和反思。**杨笠，可能是出现在风口上的一个靶子。从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比父母辈更大，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可以谈不平等现象，但不要说什么男人、女人，说人就好。”但我们真的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不谈论男性和女性吗？就像我们真的能在减少贫困的同时，不谈论阶层分化或固化的问题吗？如果所有的讨论都走向“人”的权利，去掉性别、阶层等其他维度，那很多复杂的讨论会被消解掉，很多诉求根本无从谈起。

三

还有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普信男”这个标签攻击的是弱势的男性，例如外卖员、矿工，而不是最有权力的男性。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我确实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标签过于滥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带有过强攻击性的言论，我都是不支持的。

不过我比较怀疑，是否真的会有女性，主要用这个标签去攻击一个外卖员。我个人的感受是，它更可能指代那些很喜欢说教、显摆、命令女性的男性。

但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难道说社会底层的人也会是权力结构的上位者吗？这里引入了阶层的维度，外卖员的权力可能比中产女性低，但对于外卖员的妻子，更多农村女性来说，男性外卖员也更可能成为有更多权力的人。性别问题依然是无处不在的。

而每个人对“普信男”的理解也会不太一样，这里包含了很多女性体验。比如有的人可能认为杨子是一个“普信男”，明明是靠着黄圣依赚取了那么多流量和金钱，怎么能表现出如此的自大感和说教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段子似乎也并不是针对弱势的男性。

当然，人有感到不适的权利，有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冲突对推动性别平等，是不利因素，也可能成为有利因素，关键可能是冲突的程度，以及冲突后人们的反应。

• 有的人不认同杨笠的观点，觉得她表达得有些绝对了；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的语气，觉得感受到不被尊重；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这个人，也不欣赏她的幽默；

• 有的人不认同“普信男”的标签，在网络上表达滥用这种标签的坏处；

• 有的人不购买杨笠代言的产品；

• 有的人去京东发起抵制，威胁京东取消她的代言。

上面的言行都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范围内，但程度却很不同。

最后一种，可以获得最显眼的“胜利”，但对整个社会去面对、探讨、弥合性别裂痕，促进性别平等，却是最不利的。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对话、反思、倾听、协商，更多理性和建设性的沟通。

拥有更多权力的人先去改变，是必要的、重要的，我们需要一起去讨论，如何让这成为可能。政策制定者、企业各层级管理者、法律制定和执行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多数亲密关系中拥有更多权力的男性（可能处于不同阶层、年龄）……每个在某一角度中处于权力上位的人，都可以更加善用权力，推动性别的平等。

不但如此，我们的孩子，更是应该从小就接受好的性别教育。更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可能会更强，孩子们可能也会面临更多困扰。为此，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们，需要做更多。

我们C计划也不断尝试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一部分性别教育，促进男孩和女孩都参与对话、反思、倾听、说服、合作……

《朱家故事》讲到性别角色与家务分工，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讲到对男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顽皮公主不出嫁》讲到对女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法官金斯伯格》讲到识别性别歧视，

《居里夫人的故事》讲到打破性别偏见，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讲到男女间的友谊和反思性别刻板印象，

《绿山墙的安妮》反思容貌焦虑，

《印第安人的麂皮靴》讲到完美主妇规训，

《我是你爸爸》反思父权制对男性和女性的压迫，

《骆驼祥子》讲到容貌规训与荡妇羞辱，

《82年的金智英》讲到全职妈妈的处境，

《简爱》看到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背后的规训与话语权的剥夺，

……

还是看到了不少希望！

在房市新政和股市涨潮的刺激下，尽管“亏了小一百万”，一些卖房人终于成功“解套”，卖掉了房子。

手持现金，重新投入房地产市场之前，他们更加谨慎，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刚需”不再需要被其他人定义，曾经和房子绑定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慢慢松动。有人感慨：“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终于卖掉了

整个国庆，孙璐都待在南京家里，卖房。

她要卖的房子是自己的婚房，2019年买下的一套两居室。今年房子满五，可以出手。挂牌价是260万元，比买来时的317万已经降价了将近50万。虽然要亏，但想置换的房子也降了价，孙璐觉得，“这是置换的好机会”。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紧接着，9月29和9月30日，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四个一线城市和央行同时发布楼市刺激政策，对贷款利率、限购数量、首付比例、购房资格等各方面做出调整。

孙璐关注的置换房所在的小区，有业主立刻把房价回拨了三四十万元。孙璐的目光放在“止跌回稳”这四个字上面，她把这四个字拆来开解读——“止跌”，意思就是努力让房价不再跌了；“回稳”，意思就是努力稳住房价，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大的波动。

这成了她国庆认真卖房的强心剂。好消息还来自股市。国庆前期，股市一路飞涨。9月30日，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次开盘，全市场超5000只股上涨，各板块普涨。孙璐虽然不炒股，但她知道，股市好的话，买房的人的预算就多，有钱买房上车的人也会多起来——再往好一点想，看她房子的人多了，她卖出去的成功率就高了。

她退掉了湖州的民宿，放弃了全家去旅游的计划，把家里打扫干净，每天拭目以待，准备迎接踏进家门的看房人。

假期头两天，看房的人果真多了。每天都有几波人上门，她一一介绍房子的优点：次顶楼，有落地窗，光照充足；小区环境优美，绿植丰富，从家里能眺望长江大桥；她给全屋铺装了地暖，在没有暖气的南京过冬很是方便……

然而，过了头两天，便没什么人来看房了。孙璐问中介，对方说，新房的开发商为了吸引买家，简直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促销、赠送家电，“都被吸引去看新房了”。

新闻里各地看房人挤爆售楼处的热闹与她无关。好几天时间，她专门在家等待，却门庭冷落，只能不停地在网上刷帖子。各种观点被精准推送到她的页面，“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开始混乱，有人觉得价格要上调了，有人觉得还是不会，有人觉得会更稳，不上不下。”但“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至少不会担心，房价会在短时间内再降个10万、8万了。”

国庆节后，房子突然卖掉了。10月12日，一对想买房给女儿上学陪读的夫妻来看房，很快又带着妈妈再看了一次。

孙璐熟悉这个家庭配置，针对性地介绍起来：两个朝南的房间都是落地窗，采光特别好；装修非常新，2020年刚做的，保养得也好。重点是，有地暖，“有老人小孩的，都会很在意地暖这个事”。

之前来看两次的访客不是没有，但孙璐依稀感觉到，这家人是真的对她的房子产生了兴趣：“她们会问地暖花费多少钱装的，柜子是不是钉在墙上搬不走的。真对你这个房子感兴趣的人，才会去想这些事情。”

双方很快坐到谈判桌上。孙璐报出的底价是245万元，为表达诚意，又让步了5万元，降到240万元。

谈判中，孙璐讲究的方法是，一点一点地让步，“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你着急，否则很容易被对方拿捏”。谈到细节部分，对方表示可以让孙璐把家具全部拿走，出价230万元。看孙璐不满意，提出再加五千元，她当即拿出手机，准备打车走人：“五千元有什么好谈的？”

她死咬着价格不放，除了新政给了她一些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卖家少给一万元，她购买置换房子的首付就少一万元，贷款和利息就因此多一笔。她希望手上能多拿到一些现金，但对买家来说，多掏现金买房也是不容易的。

一番来回之后，买家提出233万元，同意孙璐在房子里免费住到明年三月份，省下租房、搬家的费用。最后各让一步，房子以233.5万元成交。

为争取多卖几千元，谈判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过程虽然很消耗人，但成功卖掉房子后，孙璐有一种短暂的愉悦，上个月也曾有买家出价，她选择等一等，多卖了8万元。她赌对了。

孙璐挂牌40天就卖掉房子的事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他们都非常地惊讶，问我怎么做的，说我也好想卖掉，大家真的很想把房子卖出去。”

北京的江敏，也在10 月6日卖掉了房子。2018年，她花310万元购入了北京朝阳区一套 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花了20多万装修，最终以265万元的价格成交了。“加上这些年还的利息，亏了小一百万。但总算卖出去了。”

因为是1998年的老房子，江敏不想把价格捏得太紧，最初挂牌288万元，国庆前夕她降到268万元，果然吸引了更多人看房。“以前是一周两三个人，现在一天就能有两三个人”。

虽然亏了钱，房子很快卖掉，没有经历太多波折，江敏感觉特别开心。曾经作为北漂能力证明和安全感来源的房子，一度变成了“累赘”。终于出手，也不用背负房贷了，她甚至感到摆脱了束缚：“如果我想离开北京，我也随时可以离开北京了，对吧？比如去别的地方，如果想回来再买呗，反正房子涨也涨不到哪去了。就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看房量刺激了成交量。根据北京链家数据，十一期间二手房成交热度较高，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数量增长近两倍。

58安居客研究院数据也显示，国庆长假期间，日均新房找房热度较9月份日均热度上升约8%，二手房重点监测百城中，有83个城市的找房热度有所上升，其中38个城市的涨幅超过10%。

国庆楼市报告。图 / 58安居客研究院

40多岁的姜维，要卖一套位于朝阳区东五环的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三个月前以830万元挂上网，一直没卖出去，终于赶在假期最后一天出售。姜维的房子无论小区还是户型都比较“抗跌”，在房价下行时期也是抢手房源，卖不出去，只是因为买方在等一个更低的价格。

10月5日至10月7日那几天，基本上每天五六波看房的，报价基本在750万元以下。到第6个报价的时候，谈了三四十分钟就成交了，卖出了760万元。虽然低于心理预期十几万元，但是买了一个“确定性”。“如果继续拉长周期，有可能出现报价更理想的买家，但也可能不出现，早早收获了一个确定性，很重要。”

“确实是托新政的福，要不然可能纠结到11月、12月份去了，太磨人。”

柳薇是在新政出来前卖掉了自己位于北京鸟巢附近的70平方米小两居。2019年430万元购入的房子，挂牌398万元，最终370万元卖出去了。

卖房是为了置换更大的房子，因为生了小孩，结婚时买的房不够住了。眼看着房价一路走低，她认为到了置换的好时机。

“我们这个房子跌了，但是我们想买的大房子也跌，大家如果跌同样的单价的话，其实他那边跌得更多。”柳薇一直看好的一套海淀的房子就跌了不少。去年4月份的成交价是780万元，今年的5月成交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户型，580万元，足足跌了200万元。“到了下半年，现在580万肯定都卖不上了。”

这么一比，柳薇调整了心态，一旦遇到有缘的买房人，就果断快速出手了房子。她有些庆幸，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她和老公凑出了100来万元，找亲戚朋友借了几十多万元，首付和房贷几乎是1:1，没有加更高杠杆买更大面积，“否则亏得更多”。

卖房之后的国庆节，趁着假期，她不停地跑楼盘挑选置换房。她发现，她看过的新盘里，没有一个不打折。

“丰台有个楼盘，开盘时定价一平方米4万9，因低于政府指导价被约谈，后来调整到6万多块，但实际上通过返佣的形式，还是5万多块在卖。”

除了打折降价促销，精装修也被开发商卷成了基本配置。柳薇看的楼盘里，许多新盘是五恒系统的科技住宅，不仅科技拉满，家具也给安排妥当，“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全部配好，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卖房方法论

在过去这几个月，每个想要卖房的人，都成了卖房专家，形成了自己的卖房方法论。

房价上涨、还是卖方市场的时候，卖房人只需挂牌到网上，然后等着看房人踏进门槛就可以。如今，每个人都要为卖房付出更多努力。

孙璐虽然卖房时间不算久，但经历的心理冲击不小。今年9月3日，孙璐第一次将房子挂牌。挂牌之初，看客寥寥。她有些着急，眼看着自己看中的房子一个夏天内降价了四五十万元，“觉得会继续跌，而且速度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焦虑的心情迫使她不得不马上降价，从260万元降到了252万元。

降价吸引了看客，但无一例外，都带着大砍刀，“上来就是只出220万”，这远远低于孙璐的预期，“我没同意，全部都没谈”。

9月底，有一个住在同小区、手里有闲钱的男士来谈过价。那时正逢股市大涨，买家多出了几万块，报价228万元。他买房仅为归置闲钱，因此态度随意，在价格上不肯让步，“一分钱都不肯加”。

孙璐主要是被买家的态度气到了。这位男士在小区里看了好几个月了，平时遛遛弯就能看个房子，他的心态是，未来三四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房价还会持续下降，“你们的房子反正要降价，不如现在便宜点卖给我”。

新政出了以后，他可能在股市挣了不少钱，又愿意加一点钱，但孙璐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们是诚心卖房，又不是着急还钱，这么卖了感觉是被人捡漏了，可能还真挺难受的。”

中介劝说：“现在遇到客户不容易，不卖的话不知道下一个买家什么时候来。”出面谈价的丈夫态度坚定，扭头就走。孙璐得知后有些惋惜：“如果这个时候不卖，继续降到年底，谁知道要降到什么程度？”

毕竟，社交平台上都写着：“一定要珍惜第一个给你出价的人。”

卖房一个月，孙璐“把能做的都做了”。她跟卖房平台签了好赞协议（签署后，房子会获得更多曝光），自己在小红书发了帖子，每天都在有意向买房的帖子下留言，甚至想过去找抖音的看房博主来家里拍视频。最终总算没有跌出心理价位。

孙璐家中的书柜。图 / 讲述者提供

柳薇真找了大V推流。她先是找中介做了一个商圈推广，聚焦房子“精装修”“大露台”卖点，热度在链家被炒得很高。除此之外，她还联系了一个有8万多粉丝的大V到家里拍视频，寻找目标用户。

在卖房之前，她曾精准定位了“下家”的画像：“能买我们这个房子的，一定是个年轻人，而且一定是第一次买房。他看上的一定会是我家的这个露台和精装修。”

柳薇家中的露台。图 / 讲述者提供

他大概率是小地方来的，手里大概能有个百八十万元的首付。父母无法提供资金支持，也没有话语权。“凡是跟着父母来看的，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露台没有什么用，他们不会为了这个露台去溢价的。只有那种自己挣钱的年轻人，他自己能做主，喜欢这个露台，喜欢这个房子，就买了。”

对方甚至不可能是二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的人群，因为来自这些地方的年轻人，父母多支援点，就没必要买小两居室，可以直接去买三居室了。

而最后的成交人，基本上和她的想象一致：他是一位来自广西农村的年轻男性，在北京从事程序员工作，看房的当天就自己拍板做了决定。手里有个七八十万元，然后找家里支援了个二三十万元，买这房子是结婚用的。即使是独立买房，对方也没有把杠杆加到最大，拿出100多万元，作为将近三成的首付。

谈判很爽快，男生中午来了一趟，晚上来看了下夜景，十分钟后就约去交易室了。谈价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从此你再也不用搬家了。”她清晰地感到，这句话戳进了对方的心底，为这笔买卖一锤定音。

看到年轻人憧憬未来的表情时，柳薇不禁有些感慨，五年前，她和丈夫也是这样买下了上一个房东的房子。当时的房东也是三十来岁，孩子一岁多，打算卖了房去海淀，如今他们如出一辙。

房子作为载体，见证了一轮轮年轻人在这个城市的打拼、憧憬，而房价的涨跌则左右着他们的资产变化、希望和失望，她仿佛看到命运的齿轮在面前转动。

解套之后

经过房价的洗礼，终于“解套”的卖房人，人生观也仿佛被洗礼了。

柳薇对“卷”的终点产生了怀疑。她和丈夫都是小镇做题家，从山东山西两个高考大省卷出来，考入北京大学，进入稳定单位工作，可谓“卷到了极致”。如今收入预期可观，并不存在裁员、房贷断供的问题，却依然保守谨慎，对置换房子的首付与房贷配置，柳薇的打算依然是五五开，“不背太多债，十年内还清”。

虽然现在北京的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了15%，首付少了，但杠杆大了，“我这样的家庭都不敢这样去操作”。

刚刚卖掉的70平方米的小房子曾承载着她和丈夫的青春记忆，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女，还收养过一只流浪狗。以前不忙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露台上聊聊天，吹吹风，看春花赏冬雪。可随着工作变忙和孩子出生，回到家就是看孩子睡觉，起床就收拾孩子然后去上班，露台变成无用的闲置空地了，“没有时间打理了”。

露台这种“无用”的东西，在有余裕时，是希望和美好的象征，在紧缩时期，也可能沦为生活的鸡肋。

对露台的态度也投射了柳薇这些年越来越务实的改变：年轻的时候还“很有理想，觉得要做出什么让世界震惊的东西”，现在想的是“能住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让孩子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起点，老了也能安安稳稳地退休，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愿望”。她记得2014年刚工作时，一个月挣几千块，就敢买大牌，如今收入高了，却习惯了用国产化妆品，在闲鱼上跟人拼单，在李佳琦直播间瓜分赠品。

江敏卖掉住了五年的房子后，本意也是置换，但在等待买家、选择新房的过程中，她算了一笔账：上万元的房贷，依然无法住进理想的住所，“不如花同样的价格在西大望路这边租珠江帝景的房子”。

江敏买房的2018年，正是全国房地产的上升期，那时候身边人都在买房，“你会觉得房子能给你一种安全感，它不止代表住所，也代表一种收益很大的投资”。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是一件说出去面上颇有光彩的事情。

时过境迁，江敏不再需要通过“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房产”来证明自己，“现在大家觉得手上拿着现金才是王道”。

“你买了房，等于把钱又给了别人，那这份钱最后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谁能知道？”楼市跟时代与政策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江敏觉得自己参不透，再也不想为所谓的安全感付出巨额利息了。

“我拿着比较少的首付，贷款去买一套房子，不如多花几年攒点钱，提高首付款的比例，相对应地，未来要还的贷款就少了。”

尽量减少身上的负债，正在成为共识。

江敏决定暂时搁置买房计划，租房生活。不过，房子之外，似乎也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投资。国庆前和10月8日开盘当天，江敏都加仓了股票，“现在还亏着呢”。

还愿意买房的人，多数是刚需。要么是想买人生第一套房刚需上车，要么是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进行置换，无论哪一种，房子的属性中，自住占据了主要成分，而过去房子作为不动产被市场赋予的投资属性，渐渐此消彼长。

从准备卖房开始，柳薇观察小区内的出售情况，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老破小跌得特别惨，现在比较抗跌的是刚需三居”。

她家所在的小区位于配套成熟的社区，出门就是地铁，医院、学院、商场都在附近，一年的带看量达到8000多次，每个月能成交十几套房。过去，小区二手房最高成单价来自于67平方米的一居室，但现在一居室的单价已经是小区里最低的，“已经从420万元跌到295万元”。

后来者居上的是三居室，虽然已经从过去的730-780万元的区间跌到600-630万元，跌幅超过100多万元，但由于面积较大，折到单价里，跌幅比一居室小得多。

此外，每卖一套房，挂牌价都要往下再跌一点已经成为趋势。柳薇观察到，自从八月份小区里出现一个295万元成交的一居室，后面的挂牌价再也没有超过300万元。

而如今“刚需”也变得不那么牢靠。柳薇一直在关注学区房动向，国庆期间，被称为“神盘”的蜂鸟家园小区成交了一套370万元的房子，那个房型高点时曾卖到过近千万元的总价。

蜂鸟家园小区成交记录。图 / 网络

5月份，她曾关注到蜂鸟家园的业主联合起来，声称“一定要守住600万元大关”，“现在300多万元就卖了，早就破了，可能是业主急需用钱。”

所以她不打算上车“学区房”，而是想先在五环外买一个大房子自住，改善生活。柳薇目前考虑的置换房子，一个是新楼盘，一个是几百米外的2009年的别墅区，两者是同样的价格。令柳薇纠结的地方在于，别墅区的房子已经较老，本身地段不占优势，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

在看这些房子时，她也不禁感慨房价下跌的“好处”，这些房子是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可能要到退休才能买得起”。

姜维在置换过程中选择了先买后卖，也因此差点遭遇财务危机和家庭危机。他看中的房子价格在1600万元左右，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卖上800万元，再凑个两三百万元，把首付交多一些。他的房子地段优良，2008年的次新房，户型属小区里的稀缺型，挂牌没多久就上了平台的必看好房榜单。这给了他率先买房的信心，却也成为谈价途中的阻碍，甚至在家庭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他倾向“赶紧出手”，而妻子却想“再等来一个好价格”，以至错失了出价最高的买家，报价从770万元上下一路跌到730万元。“说不后悔是假的。”但在姜维看来，卖房一事，需要家庭拧成一股绳，“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因为卖房是大事，需要家庭的一致性，不允许单打独斗”。

幸运的是，两人最终拧成了一股绳，而不像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讨论中那样，因为房价下跌闹到离婚、家庭破裂。两人偶尔也会调侃，一次犹豫，少卖几十万元。

最坏的时候，他衡量了卖不出房子、无法凑出首付的后果，“需要支付将近100万元的违约金”。他试着做风险预案，实在卖不掉，“就把北京和外地的房产做抵押贷款，等回暖之后慢慢解押”。

国庆已经过去三周，楼市的余温还在持续。麟评居住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10月14日-20日，重点1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20724套，环比升20.01%，同比升35.9%；新房成交继续放量，重点15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24287套，环比升12.39%，同比升23.82%。

江敏听中介说，国庆的热潮过去之后，许多人把卖房变成了一件朝九晚五的事，“每天来公司看看，像上班似的，天天就坐在那儿，看你有没有把我的房子卖掉”。

“像段子似的。”

（讲述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