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兰华（音）打量自己在香港的家时，她努力不去在意狭小的厨房同时也是家中唯一的浴室。

漏勺、平底锅和梳子放在马桶上方。水管上放着几罐辣椒油，随时会碰倒的样子。距离花洒几尺开外的电炉上正热着一锅栗子烧鸡翅。

和刘女士及她12岁的女儿一样，香港有22万民众居住在㓥房里。长期以来，这种分拆而成的楼宇单位一直是香港收入严重不平等的最明显例证之一。

现在，她的家正受到威胁。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个月宣布，将对此类公寓的面积和装备情况实施最低标准。该政策预计将逐步淘汰3万多套面积不达标的小㓥房。

在刘女士的家中没有地方放置水槽；两只宠物乌龟只能养在冰箱下面的一个盆子里。“如果我们有钱，这些东西会放在不同的房间里，”她打量着杂乱的厨卫说道。

但李家超的计划引发了专家和公共住房倡导者的担忧，他们表示，这将使得穷人本已高昂的租金进一步上涨，而且在没有明确安置计划的情况下，一些住户会遭到驱逐。它也没有解决该市最糟糕的住房类型：只放得下一张床的“棺材房”或“笼房”。

香港的㓥房是将公寓分割成两个或者多个单位而成，通常位于人口稠密的工薪阶层社区的旧唐楼里。虽然条件很差，但由于政府公屋供不应求，㓥房的需求很大。

香港的房价和房租在全球名列前茅。人均居住面积为6平方米，还没有纽约市停车位的一半大。公寓楼的业主将单位分隔成更小单元，以便租给更多人。

“这些实际上都是贫民窟，业主就是贫民窟房东，”本土研究社的研究员黄肇鸿说。本土研究社是香港的一个独立组织，主要研究土地使用和城市问题。

他还指出，出租㓥房的房东往往是希望获取最大利润的中上阶层居民。矛盾的是，㓥房的单位租金通常高于面积更大的私人公寓。

刘女士的房子面积不到7.5平方米，每月的租金是500美元，大约是她在建筑工地工作收入的四分之一。她住的㓥房位于观塘一栋有60年历史的公寓楼，外墙的粉色和黄色油漆已经斑驳。观塘位于九龙东部，曾经是一个工业中心区，有数家棉纺厂和一家酱油厂。

她表示，“哪里便宜我住哪里，”还指出女儿上补习班也要钱。她已经等了六年，希望能搬进公屋，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

主屋的面积大约为5.6平方米，刘女士和女儿睡在一张紧贴着窗户的高低床上，窗户为了隐私贴了纸，而且根本不会开窗，以免有老鼠跑进来。刘女士很感激她的邻居们，她的东西家里放不下，放到了共用空间，但大家并没有埋怨她。

观塘是香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最为贫困的地区。人们喜欢这里是因为它很方便，而且各种服务都有。刘女士在六年前搬到这里，参加一门家政课程。她的女儿坐两站地铁去上公立学校，下课后在附近跟着一位家教补习功课，直到晚餐时间。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

刘女士的家不符合李家超拟议政策所要求的标准，该政策规定每户家庭必须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进行重大翻新或改建。

该政策还要求公寓面积不少于8平方米，并且要有窗户。

刘女士的浴室和炉子都在一个不足2平方米的狭小隔间里，与主屋之间是一条公共走廊。家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没有淋浴间或水槽，所以她把食材放在地上的碗里浸泡。冰箱正对着马桶。

这种厨卫一体的设计在㓥房中很常见。有些㓥房甚至连厨卫都需要与其他家庭共用。

香港政府估计，全市11万套㓥房中，有30%达不到新标准。

房屋局在回答《纽约时报》提问时表示，这些规定是改善居住条件所必需的。它表示将对㓥房进行检查，不遵守规定的房东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该局还表示，房东将有几年的时间来做翻新工作，以达到标准，并在一个集中系统中进行登记。

在最近一次由非营利组织观塘㓥房关怀小组的社工与该地区居民举行的会议上，人们对政府的计划提出了很多疑问。什么样的厕所才算合格？如果租金上涨，政府是否会为租户提供补贴？遭到驱逐者是否会在公屋等待名单中获得优先权？

“标准提高了，但我们的经济条件没有跟上，”三个孩子的母亲唐沐恩（音）说。她还想知道，如果人们遭到驱逐，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有钱，一开始就会租一个更贵的地方，”她说。“他们要去哪里？”

房屋局在通过电子邮件回复提问时表示，政府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应对这些变化，并将“在必要时”帮助居民。它表示，在未来几年这些规定生效时，大多数受影响的租户能搬去供应增加的永久和临时公屋。

不过，专家们指出，新政策同样未能解决那些住在“笼房”或“棺材房”（用金属丝或木板隔开的床位空间）里的民众所面临的问题。（这些空间受另一部法律的监管。）

68岁的本·石以前是技工，独自住在观塘一间约5.6平方米的㓥房里，可能也不达标。他不想搬家。十多年前，一场中风导致他走路不太方便，无法工作。他与另外两个家庭共用位于一个木工作坊内的卫生间。他喜欢现在住的地方，因为在一楼，方便出门。

“既然我不再工作，我就没有太多期望，”他说。“即使有，也不能太高。”

穿着印有抗议口号的T恤。

在公交车座位上涂鸦支持民主的内容。

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习近平。

上周，香港有三名男子因为这些抗议行为而被判入狱，在以往，这些行为可能不会引起什么注意——这显示出新扩大的国家安全法的威力，这部法律的制定正是为了压制异见。

判决是由香港特首亲自挑选的一名法官在两天时间里做出的，凸显出香港在政治上的转变。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和习惯于政治言论自由的城市，香港现在变得越来越像中国内地，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批评在那里几乎是不可容忍的。

1997年回归后，中国同意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保留香港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是，要求更多民主的呼声在2019年席卷全城的反政府示威中达到高潮，导致了一场政治镇压，几乎消灭了所有公开反对北京的声音。曾经自由活跃的新闻媒体也被噤声。现已解散的《立场新闻》的两位主编是几十年来首批被判犯有煽动罪的记者。

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的执行主任托马斯·凯洛格表示：“我们仍处在国家安全对香港公民空间的重组过程中。公开辩论和讨论已不复存在，政府将继续利用国家安全工具来监管人们的言行。”

这三人是第一批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被定罪判刑的人。在北京的要求下，该立法由一个没有任何反对党议员的立法机构于今年3月通过。此前，由于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对，立法被搁置了20年。

该条例也被称为“23条”立法，是对中国在2020年针对此前一年的抗议活动而实施的现有国家安全法的补充。据香港保安局称，截至目前至少有303人被捕，176人和5家公司基于这两部法律受到指控。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针对叛国和叛乱等政治犯罪，刑罚包括无期徒刑。它还涵盖“外部干预”和窃取国家机密等罪行。

这三人都是根据该条例中针对煽动叛乱的部分被定罪的，该法将其描述为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它取代了殖民时代的反煽动法，将刑罚从两年提高到最高七年。如果被告“勾结境外势力”，刑期可达10年。

上周第一个被判刑的是27岁的诸启邦，今年6月，他在一个地铁站被捕，因为他穿着一件T恤，上面用英文写着“香港自由”以及中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后者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抗议口号。诸启邦认罪，并被香港裁判法院总裁判官苏惠德判处14个月监禁。苏惠德是据信由香港特首李家超挑选来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20多名法官之一。

在诸启邦获刑后不久，苏惠德法官判处钟文杰入狱10个月，罪名是在3月到4月间在公共巴士座椅上涂鸦“煽动意图的”言论。29岁的钟文杰认罪，承认曾写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口号。钟文杰告诉调查案件的警察，他写了这些标语，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批评政府，言论自由受到保护。

在钟文杰获刑次日，58岁的区健威承认在社交媒体上“故意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出版物”。由于在Facebook、YouTube和X上发布了数以百计反政府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不到20个人的区健威被判处14个月监禁。

凯洛格表示，除了破坏公物，这三人的违法行为“在大多数其他尊重权利的司法管辖区”，都不会被视为“合法可诉”，因为它们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言论。

苏惠德和香港政府表示，这些人的行为旨在煽动对当局的仇恨和蔑视，且他们的定罪需要对他人起到威慑作用。

苏惠德法官在诸启邦的判决中说：“如法律不及早介入，纵容个别煽动行为，会导致社会再次陷入乱象当中。”

香港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判决表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关条文已经清晰划分非法的煽动言论和合法的建设性批评。”

然而，法律专家表示，任何对政府的批评现在都可能被认为是有风险的。

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的国际人权法教授伊娃·皮尔斯表示，“当局已经构建了一张严密的网，要把所有人都网住。”

周四，香港一名法官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对两名编辑进行了宣判，展示了中国的镇压如何削弱了这座曾经的自由之城的新闻自由。

这两名编辑是钟沛权和他的继任林绍桐，他们已在今年8月被判有罪，罪名是在现已停运的民主派新闻网站《立场新闻》上串谋发布煽动性文章。钟沛权被判入狱21个月，林绍桐因患有严重疾病被判处不到一年的有期徒刑，等于从他被捕后到保释期间已被关押的时间。

与香港另外几家新闻媒体一样，立场新闻曾是香港拥有公民自由的一个例子，这些自由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立场新闻开展调查，揭露政府的失职行为，为香港陷入困境的民主运动发声。

2019年，香港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后，北京的中央政府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法镇压了反对派。但立场新闻继续在社论和采访报道中发表支持民主的声音。

2021年12月，钟沛权和林绍桐被逮捕，数百名警察突袭了立场新闻编辑部，收集了一箱箱的证据后，立场新闻关闭。

两名记者被捕后被拘留了近一年，后来获准保释。审理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持续了近两个月，推迟了三次才做出裁决。

周四，林绍桐被告知他获得释放，他患有一种罕见的肾脏疾病，需要做透析并和定期的医学观察。钟沛权站在玻璃挡板后面的证人席上，等待被带去服刑。前同事们在被引导出法庭时向他挥了手。钟沛权微笑着挥手回应。

钟沛权在被定罪后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他相信香港许多人仍然支持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

“他们中的一些人关心社会上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并愿意付出失去自身自由的代价，”他写道。“如实地报道他们的故事和想法是记者坚定不移的责任。”

维权人士和记者团体称，立场新闻编辑被起诉表明香港新闻自由的减少，也让人们对当局可能认为哪些新闻活动是非法提出了疑问。香港记者协会本身已成为政府批评的对象，该协会曾表示反对使用煽动法来“起诉行使宪法赋予的新闻权利的人”。

香港外国记者会在今年8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对立场新闻案的裁决“震惊了香港的新闻编辑部以及在香港设有分社的国际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现在要搞明白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否违反了香港法律”。

香港政府已对这些有关新闻自由的担忧进行了反击。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新闻从业员与其他人一样都有义务遵守所有法律。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及批评政府施政的自由并无受到限制。”

尽管如此，官员们已明确表示，界限已经重新划定。在立场新闻关闭之前，《苹果日报》已经停刊，后者是一份充满活力的民主出版物，由媒体大亨黎智英拥有，黎智英本人已受到违法国家安全法的指控，面临审判。香港当局拒绝发给多名外国记者和摄影师工作签证，或禁止他们进入香港，包括一名美联社摄影师，他曾拍过一张黎智英走在铁丝网围栏里的照片。政治漫画家尊子讽刺了警察后，政府官员多次谴责他，直到他为之工作了四十年的报纸停掉了他的漫画专栏。

许多当地新闻媒体已停止报道香港活动人士的努力，现已流亡海外的活动人士呼吁外界关注中国对香港的镇压。其他新闻网站已采取在社评文章底部刊登免责声明，称社评文章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出版物的观点，出版物无意违反国家安全法。

香港记者协会本月表示，除了面临法律风险外，数十名记者、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也成了似乎是系统性骚扰活动的目标，包括死亡威胁、勒索信和网暴。

香港当局也对异见人士进行更广泛的打压。根据乔治城亚洲法律中心研究人员维护的数据库，已有近300人因违法国家安全或煽动叛乱的指控被捕，其中的70多人已被定罪。

30多名反对派议员和知名活动人士正在等待集体审判的宣判。在另一起案件中，许多专家预计，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的传媒大亨黎智英将面临长期监禁。

周四在宣布刑罚之前，法官郭伟健表示，监禁是对发表被他判定为煽动性文章的“唯一适当惩罚”。他说，立场新闻并不仅仅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新闻机构，而是在许多人对政府缺乏信任的时候发生的一场运动的参与者。

立场新闻的一些社论未能提供背景和平衡的分析，郭伟健说，一位明星记者后来以反对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他说，这些加起来的效应“对公众造成了严重的、无法量化的伤害”。

持续数周的旱情之后，中国北方通常干旱的农产区的农民对今夏早些时候的暴雨毫无防备，农田被淹没，茄子、黄瓜和卷心菜等农作物几近绝收。

在距北京290公里的石家庄，农民在8月下旬把一段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上，视频中可以看到，连日暴雨加上水库溢水，将土地变成不适宜种植的烂泥田。全国各地天气模式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洪水比往常早了两个月来到南方，然后蔓延到夏季往往干旱的北方和东部省份。

全国各地许多蔬菜品种的价格飞涨，有些涨幅达到了40%，为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令消费者大呼吃不消，由于中国经济的放缓，他们本来已经捉襟见肘。

极端天气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挑战：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14亿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国领导人还想让人民增加消费品支出，以提振低迷的整体经济，而不是在食物等必不可少的支出上花更多的钱。

气候变化正在颠覆世界各地的粮食供应链，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敏感，历史上，中国曾因饥荒引发动乱，因此国家领导人长期以来把粮食安全作为一个政策重点。最近的洪水提醒人们，即使是执政的中共也难以驯服不可预测的天气。

这件事干系重大：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需要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可耕地来养活近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而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环境污染，中国可耕地的面积已缩小、并正在退化。务农人口也已减少，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为了追求更高的工资正在向城镇迁移。

极端天气已经成为又一项挑战。据中国水利部截止7月底的数据，今年江河发生的洪水数量是自1998年有资料统计记录以来最多的。此外今年还录得至少是自1961年以来最热的7月。

这种天气现象预计将变得更加频繁。虽然中国在水坝现代化以及为即将发生的天气事件建立预警系统方面已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大多投到了这类事件较可预测的地区。官员们现在需要更机敏地行动，这样才能跟得上其它地区天气变化的步伐。

“气候变化是中国关注粮食安全的另一个动机，”锡索尼亚咨询公司的农业市场研究主管达林·弗里德里斯说。“官媒报道和官员讲话中一个常见的看法是，由于人口太多，中国不能依赖从其它国家进口来满足粮食需求。”

据中国应急管理部的自然灾害情况报告，今年7月的自然灾害给全国各地造成了285.9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中约90%是暴雨和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约2420千公顷。

在视频博主上个月发布的视频中，中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消费者抱怨了茄子、豆角、黄瓜的价格。“太贵了——谁吃得起？”陕西省延安市的一名买家问道。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已在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上面临困难，有时还出现了价格普遍下跌的情况，即所谓的通货紧缩。但当食品价格上涨时，消费者花在其他商品上的钱会减少。

在经济已经低迷的情况下，“如果食品价格长时间持续上涨，家庭的消费能力将受到损害”，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中国问题的莫里斯·格林伯格高级研究员刘宗媛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有些蔬菜的价格历史上波动较大，而且已从最高价位回落下来。刘宗媛说，她估计雨季过后，价格会进一步回落。

但专家们说，从长期来看，中国领导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不久就警告说，中国要有稳定的粮食储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他还说，要“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中国历来就有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在夏季的高温期，南方易遭受洪水，北方易遭受旱灾。政府已对全国近8000个水利项目投入巨额资金，其中包括把南方大河多余的水引到北方的“南水北调”工程。

“政府正在把防洪基础设施投资导向历史上经常发生洪水的地区，这是合理的，”从事政策研究的策纬咨询公司农业分析师裴西霞(Even Pay)说。“但问题是，由于气候变化，洪水发生的模式正在改变。这意味着，最好的基础设施也许建在了略微错误的地方，而一些正在经历、或未来可能遭受严重洪灾的地方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城市的防洪有时要牺牲农村居民的利益。去年夏天，官员们为了保护首都，打开闸门向首都附近的低洼地带泄洪，导致河北省北部和北京周边的村庄被淹，村里近百万居民被迫撤离。

但对地方官员来说，保护城市更多的人口与保护住在城外的人口往往是不可兼得的事情。专家们说，随着洪水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频繁，官员们将在向哪里排洪的问题上面临更多的战略选择。

政府已派专家组去指导田间排水工作，教农民如何清除叶子上的污泥。收成已被毁掉的农民得到了耐寒作物的紧急救援种子。但政策分析师裴西霞说，这可能还不够。

“由于中国许多地方的地理位置不同，有些地方8月底播种新作物，秋收之前也许来不及成熟，”她说。“这些地方的官员们正在考虑为受灾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救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