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我去了趟香港，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不安。几个月来，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共对这个本应实行自治的民主体制的侵犯。他们在墙上涂写着：“救救香港！要烧死我们，我们同归于尽！”与我交谈过的抗议者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注定会失败；这是民主身份的最后一次宣示，接下来它将被一个视民主为内部敌人的新秩序所消灭。

我遇到了一位当时正准备辞职的政府官员，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威权民族主义崛起的书。“美国和欧洲的民族主义有些不同，”他告诉我。“你们的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主义从此开始失去吸引力，人们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叙事崩溃了。这也蔓延到了中国。这就是中国开始思考的问题——我们真的应该效仿西方模式吗？”我们坐在一家酒店的休息室里，他描述的无形力量围绕着我们：资本主义，但没有民主；文化精英与工人阶级老死不相往来。“东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对西方模式崩溃的回应，”他补充道。

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我，他是对的。金融危机后，我在奥巴马政府的八年感觉就像是逆流而上，逆的是全球政治的洪流。一个激进的共和党在国内拒绝自由民主，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等极右翼领导人的做法遥相呼应，后者曾表示，要在整个欧洲建立“非自由主义民主”（这是对“血与土”的民族主义的一种礼貌叫法）。在俄罗斯，普京即便不是在瓦解，至少也在破坏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在中国，习近平开始转变北京的战略，从在这个秩序中崛起转向建立一个独立的、泯灭民主价值的秩序。奥巴马的政治技巧和文化魅力使他能够驾驭这些潮流，但其他的民主党人未必总是能做到。

特朗普的第一次胜利挑战了我对某种进步必然性的自由主义假设：“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倾向于正义。”离开政府后的八年里，我与世界各地的反对派人士交谈过，听到的都是同样故事的不同版本。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削弱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放松管制和顺从于金融市场的混合体）掏空了社区，同时使全球寡头从中大捞特捞。与此同时，一种同质化且往往粗暴愚蠢的流行文化侵蚀了传统的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9·11事件后，反恐战争得到了普京等独裁者的支持，他们把反恐战争作为攫取权力的借口，而无休止的战争则助长了大规模移民。金融危机如同飓风般袭来，摧毁了那些本已艰难度日者的生活，而富人却从中渔利。随后，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传播不满和阴谋论的渠道，使民粹主义领导人能够利用算法的精准，使他们的追随者变得更加激进。

将民主转变为软性独裁的手法非常明确：以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姿态赢得权力。重新划分议会选区。修改投票法。攻击公民社会。在法院里塞满愿意支持权力攫取的法官。通过腐败使亲信致富。收购报纸和电视台，将其转变为右翼的宣传工具。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支持者。用“我们”与“他们”来作信息的概括：我们——真正的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或美国人，对抗不断变化的“他们”——移民、穆斯林、自由派、同性恋、乔治·索罗斯等等。

持续的反现政府情绪如此强烈，甚至在2020年能勉强将他赶下台，当然他对疫情的拙劣应对也帮了大忙。但即使在1月6日发生的震撼性事件之后，美国政治仍笼罩着严重的不安，没有恢复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的正常状态。

作为总统，拜登拥护保护主义、有组织的劳工和产业政策，他的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立法对空心化的社区进行了投资。民主党不断传达特朗普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以堕胎权的剥夺作为证据。当他们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与一群平庸的共和党候选人打成平手时，党内许多人——包括拜登——认为，这一方法是有效的。

然而，现在特朗普决定性地赢回了总统职位。我永远不会声称自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我确实担心民主党人走进了捍卫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信任的机构——“建制派”——的陷阱。作为一个有意进行称职的专家治理的政党，我们没能领会到人们对政府的愤怒。作为一个重视数据的政党，我们抓住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指标，作为经济蓬勃发展的证据，尽管人们感到生活成本上升令人不堪重负。作为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动力的政党，我们让对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厌恶诱使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身份政治——无论是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辩论，还是将移民送往城市的巴士的辩论，或者羞辱那些不会知耻的种族主义MAGA人士。作为一个致力于美国领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党，我们捍卫了一个在21世纪屡次失败的国家安全体制，并通过无条件地为以色列轰炸加沙平民提供军事支持，让自己成为伪君子。

民主党人讲述了特朗普不称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拜登-贺锦丽政府在立法上的成就，以及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但在谈论中产阶级经济时，他们往往使用的是咨询师的那种经过了民调检验的熟悉语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演讲撰稿人，我深知将这些线索编织在一起的难度之大。尽管拜登有许多优点，但在过去四年中，部分由于他的年龄，部分由于社交媒体，他没能胜任那种无形的总统角色，也就是讲述我们国家和世界发生的事情。国会中的民主党领导人往往是那些在华盛顿待了几十年的老人，对于要求变革的选民来说，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信息传递者。像奥巴马和特朗普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局外人主宰政治20年，这绝非巧合。

贺锦丽为竞选活动的最后几个月带来了新的活力和非凡的纪律，重振了民主党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乐趣。但她与一位不受欢迎的现任总统的关系——以及大流行后全球对任何现任总统的强烈反对——阻碍了她的发展。民主党人搞不懂为什么美国人会把我们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的民主正是激怒他们的原因之一。许多选民已经开始将民主与全球化、腐败、金融资本主义、移民、无休止的战争和精英（我也是其中一员）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些精英把民主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解决不平等、对暗箱操作的资本主义制度加以约束、应对全球冲突和培养一种共同的民族身份的手段。

是的，这不公平：从罗纳德·里根到乔治·W·布什，共和党的政策比民主党造成了更多的混乱。但特朗普对本党过去的精英们——从布什家族到米奇·麦康奈尔——的讨伐，让他显得对问责有种毫不掩饰的渴望，而贺锦丽竞选团队将迪克·切尼引为同类的姿态则传达了相反的信息。

特朗普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我不相信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像其他利己的独裁者一样，他的补救措施旨在利用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他周围的寡头们想要掠夺而不是改革这个体制。大规模驱逐出境和关税是导致通货膨胀的药方。减税和放松管制将加剧不平等。“美国优先”的冲动将加剧全球冲突、技术颠覆和气候危机。特朗普是这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新当权派，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而不是把他描绘成一个局外人或闯入者。

在这次选举的废墟之上，民主党人必须抑制冲动，不能简单地去谴责特朗普所说出的各种无耻言论。在必须与特朗普对抗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自己——我们代表什么，我们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正如我在香港的对话者所说，这意味着承认“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叙事已经崩溃”。与其捍卫一个已被摒弃的制度，我们应该阐明另一种愿景，说明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民主。

我们应该承诺一个包容的美国在道德、社会和人口构成方面的必要性，同时批判特朗普现在所运行体系中的民粹主义；我们应该更注重改革而不仅仅是再分配。我们必须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特有的腐败、企业渎职、政治暴利、那些不受监管却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技术、被华盛顿破坏的移民制度、以及将世界推向战争和气候灾难边缘的威权集团。

2002年大选失利后，欧尔班花了数年时间在匈牙利各地举办“市民圈”活动——那是一种草根会议，通常在教堂举行，这些会议建立了一个议程和归属感，推动他重新掌权。下一代民主党领导人应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展开竞选。向在地方层面创新的市长们学习。倾听那些感到被疏远的群体的声音。找出多种族民主制度比其他地方运行得更好的地方。在提出政策建议时讲述这些故事。培养一种对更大的事物的归属感，这样民主就不会让人觉得是统治精英的玩物，而是修复华盛顿和我们的政治体制的良药。

我们不是生活在民主运动可能会被消灭的香港。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是有任期限制的。接下来的四年将是艰难而危险的——尤其是对我们当中的弱势群体而言。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全球趋势，我们就能把政治钟摆摆回我们的方向，用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新愿景来抓住这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