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记者节，我在广西都安出差，在天窗地下河爬上爬下，也观察当地瑶族人的生活，虽然稿子流产，但我在采访上竭尽全力，享受着纯粹的痛苦和快乐。

今年记者节，我在为大厂写软文，想想觉得讽刺和挫败，从2018年入行实习至今，我写过4篇软文，两篇是待业期间，最近这是第5篇，都是迫于生计。

2022年，我在上一家特稿媒体工作，见证了它在审查压力下的衰落，变化是从上海疫情开始的，然后是我和同事的几篇长报道未能发出，采访对象时不时来问什么时候发稿，我们只能如实相告，暗自愧疚。后来，社会类选题再无空间。

疫情三年，所有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很多特稿团队解散，调查类媒体步步后撤，从某个时刻开始，常规报道变成了敏感新闻，404报道被视为行业勋章，做敏感新闻变成了一小部分媒体的“特权”，它们被视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发出，就会引起行业注目。

另一面，同行在两家大媒体遭受的不公和pua经常传入耳朵，渐渐地，我对这种“勇敢”叙事从羡慕到产生怀疑，这样畸形的行业环境，如何能长久。

2023年初，离开上家媒体后，政治性抑郁困扰了我很久，我把不能发的稿子捡起来继续做，因为不想只做电话新闻，我自费出差，坐绿皮火车去了武汉、杭州和上海，见到了律师和受害者，绿皮火车上很难入睡，但我觉得很踏实。

去年，媒体仍能介入一些公共事件，至少能得知消息并出现在现场，比如4月份北京长峰医院大火，7月份京津冀暴雨，每次发生大事件，我都因不能参与而坐立不安，即使手里有在写的稿子也无法下笔。

涿州暴雨时，我又自费去了一趟现场，回来后决定不想再缺席公共大事件，不想只坐在家里自怨自艾，恰好在去年9月，我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幸运，因为很多有能力有热情的记者遇不到一个好时机。

这一年来，我写了九篇报道，一类是突发热点和案件，一类是静态长报道，这是我入行以来受到的两种职业训练，调查报道和特稿，在业务讨论时，我时常听到关于两种类型报道的对立，但我的经验是两种思路相辅相成。我常常站在中间地带，用做调查的方式做特稿，寻找逻辑和证据链，也用做特稿的方式调查案子，在里面看到人性和背后的议题。

长报道要依靠大量采访，1月份哈尔滨的题，我每天在外面跑，跟实习同事一起在两周内采访了50多个人，后来大理的诈骗案，我采访了30多个人，跑了大理、永平县的村子、广州台山、浙江宁波，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奢侈的出差，虽然两篇报道最终流量不高，但我今天重读后，仍觉得当时做得不错，不考虑投入精力和回报的采访，让报道内容非常扎实，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

3月，我跟实习同事一起做了规培生自杀的报道，期间经历了我妈妈的肺结节手术，在医院陪护之余，我跟被家暴的凉山女性线上取得联系。手术结束后，是燕郊爆炸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现场，路上收到了禁令。后来家暴事件因为警方通报影响而流产，好在后来有媒体发出了报道。
4月份，我开始操作大理诈骗案的选题，中间临时去湖南长沙，做了农村女性被性侵的报道，那是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事件，但报道背后，我体会更深的是弱势的受害家庭的困扰，他们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与官方抗衡，代价是要把自己的隐私和痛苦展示给大众，也因此遭受当地警方的压力和诸多舆论压力，每次受害者的女儿找来要求删稿，我都不能答应，只能说一句，我理解你们有多难。

5月，大理诈骗案的受害者们很迫切，这几年我很少再感受到采访对象那么需要记者，需要被倾听，这是我在此案中投入很多精力的原因，30多名采访对象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受害者，我还去大理跟调查经济犯罪的警察聊了聊，那次偶然的对话，是我第一次把警察作为个体，而不是一个符号去看待。

我自认为这一年对所有选题都尽力，没有懈怠任何一个现场和任何一场采访。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多了，空间和尺度不等人，我和所有同行都在与那头巨象赛跑，在它沉重的四蹄间不断穿梭闪避。我们也都明白，终有一天象蹄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无人能够幸免。

但自认为的努力能抵达的东西还是太少。我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选题，像是苏州校车事件和冷藏货车女工死亡事件，后来，胡友平成为了最安全的公约数，但我一直对罪犯视角的报道念念不忘。我也很想参与灾难报道——京津冀暴雨一周年重建，积石山地震重建，汛期暴雨，结果一个现场都没能去成。

下半年，媒体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来越少，灾难报道无法做，女性议题也很难碰，深圳杀日本人学校孩子事件、上海松江无差别杀人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学生被伤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

一边是公共性议题被无限度地压制讨论，一边是舆论场对个体无限度的审判。比如胖猫、姜萍和沙白的事件。始终认为媒体介入个人事件要审慎，为什么要做、以什么样的方式非常重要，需要一再站在外部视角去审视和校正，不然只是被裹挟在这场狂欢里，成为其传播的工具，而忘掉媒
体应该有的判断和准则。

与此同时，机构内部因为流量焦虑，评价标准一变再变，记者到底该负责什么越来越模糊——是专业主义，稿子质量，是对采访对象和大众传播的责任，还是kpi流量，抑或是钱和名，媒体领导通常既要又要。前两天听一位调查记者在播客中说，“新闻就不应该考虑流量”，这听上去是一句非常奢侈和理想主义的话，但也是作为记者真正的心声。

今年我参与和围观很多交流，发现一个家庭、一个编辑部和一个行业，大家都很难在一个讨论轨道上，大多数是自说自话，在各自的话语体系、困境和价值观里越走越远，无法交汇，如果说以前分裂常常存在于代际和阶层之间，疫情之后，分裂无处不在，政治立场的，性别议题的，医学
观点的……只是相差几岁处境就大不相同。

积极的层面当然觉得多元的观点很好，消极的层面是如果行业自身的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媒体如何再有促进不同群体对话的可能。尤其对于特稿来说，最后呈现的其实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受到审查和保守化舆论的影响，原来引导行业的那套标准越来越被抛弃掉，如何做记者，真的变成了我越来越困惑的问题，除了坚持自己的选题判断，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两周前，为了抵消这种无力感，我自费跑了一个无人关注的新闻现场——湖南衡阳9岁孩子坠井，当时站在一堆废墟和枯井旁，我想，我在这里，我见证这一切，这太重要了。孩子头七前，家属告诉我，跟政府的赔偿谈判还未协商好，施工单位哭穷，派出所无法强制执行，孩子的遗体仍躺在冷冰冰的殡仪馆里，没有下葬。

在选题推进很艰难时，我是依靠跟合作者的互相扶持，才坚持下来。今年我跟两位非常优秀的实习记者合作过，也非常希望ta们能继续留在这行，但又不敢把这种期待宣之于口，因为这个行业无法提供稳定的职位、足够的薪酬和实现理想的机会。

在经济下行和就业艰难的环境，生存似乎成了首要任务，我如何堂而皇之地谈理想。

疫情之后，我持续跟政治性抑郁和创伤做斗争，除了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抉择，我更多时间是在生存和毁灭之间做选择，最近安慰自己的借口是，特朗普都连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面对的?
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作为疫情幸存者，我要活下来，活到几位老男人死去，活到他们这一代人死去，即使这世界不会变，我也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活得比他们久，是我这代人为数不多的筹码。昨天中午吃饭时，我听到J老师在播客里说谈到表妹的困境——想做一些自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在所处的环境里像个异类，J老师鼓励她，“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登山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登就行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听到她用熟悉的温和的声音，说出这番话，我突然哭得停不下来。今天凌晨，我在播客评论区留言，“最近很迷茫很困惑，不知道身处这行还能做点什么，在种种外部压力下，想再写和表达那些有价值的议题非常艰难，但还是要试试，还是要坚持，不能下牌桌。”

没想到，她今天回复了我一长段文字——

“这种困惑会一直伴随着这个行业，即便现在，我依然每天都在想要不要继续做，还能做些什么。如果我能给一些建议，那就是这个行业与经验高度相关，你做得久，虽然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但你应对困难的能力也会增强，在辗转腾挪之中找到一
点做事的空隙。

但我还想再说一句，这个工作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应自由进出，不要赋予它过多的光环。你做这份工作时，不负于工作，离开的时候，工作也不负于你。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论是你自己的处境、身心健康，还是想法的改变，都是重要的。新闻以人为本，新闻人也应以人为本。”

我会继续写，为了我自己、向我伸出手的人和我所相信的东西而写，我不能辜负我的职业训练，不能辜负文字，这是我对当下的自己唯一的要求。

10月23日凌晨12点左右，去衡阳县殡仪馆寻找坠井孩子家属时，一抬头，满天都是星星，我从来没看过那么亮的星星，共享给所有还在路上的朋友们，面对更大的权力，我们始终同行，殊途同归。

中专女生姜萍高分闯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的消息刚刚传出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曾信以为真，将其当作“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来传播。

此后，关于姜萍数学能力的质疑声不断增强，而赛事主办方阿里巴巴达摩院以及姜萍的导师王闰秋一直没能给出有力的回应，事件陷入争议僵局。

为了搞清楚真相，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联系可能知情的人士。今天赛事主办方和涟水中专同时发布了情况通报，我也终于可以把了解到的事件始末分享出来。

声明：以下信息是从私下谈话中了解到的，不方便透露信源，也不能百分百保真，仅供对事件好奇的读者参考。

姜萍事件的起点是一连串自以为是的“乌龙”，涉事各方都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业内早就习以为常的小事情，玩了一点点见不得光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心思。谁都没想到，一个数学天才少女横空出世的故事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会引发海啸般的舆论关注。

最开始是郁郁不得志但自视甚高的中专数学老师王闰秋的一点小心思：

既然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初赛没有监考，那么替考就非常容易。如果能以自己的实力替考保送一位学生进入决赛，无论名次如何，在这名不见经传的中专学校都是一件破天荒的、非常长脸的事情，对自己的前程大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决赛阶段选手可以自由选择三个不同的时段答题，而同个方向的试题只有一套。如果受自己控制的学生能进入决赛，可以让学生选择时段A来提前获取试题，自己选择时段C就相当于多了16个小时答题时间。

反正初赛成绩只用来选拔名额，不计入决赛总成绩，反正决赛只公布获奖名单，不公布每位选手的具体分数，到时学生静悄悄下线就好了，神不知鬼不觉。

只是万万没想到，初赛时王闰秋先提交了自己的答案，然后作答姜萍那一套试卷时又有了新的思路，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并一举拿到了第12名，成了舞台中央一颗异常耀眼的明星。

然后是面临抛弃风险急需拿出成绩证明重要性的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点小心思：

在集团整体收缩业务降低成本的背景下，达摩院的前途命运可谓朝不保夕，最容易低成本出成果的就是公关事件传播了。现在有一个中专女生闯入数学竞赛决赛，巨大的反差意味着巨大的传播价值，只要集中力量推一推，说不定可以上个热搜。

至于天才少女初赛成绩是不是真的，达摩院不关心，也没打算去核实，反正决赛才是重头戏，这会儿先把公关传播做出去最紧要。

只是万万没想到，天才少女的故事不仅上了热搜，而且几乎霸占了一个星期的全网热搜，成为年度最热新闻事件之一。空前的热度也引来了空前的审视，原本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没人会去较真的公关故事，突然被放到了全民断案的显微镜下。姜萍初赛成绩的真实性突然成了不容回避的全民关心的话题。

再有就是承接姜萍宣传片制作的那家电视媒体的小心思：

很多人以为最初介绍天才少女姜萍的那部宣传片是由达摩院制作的，其实不是。达摩院的确是出钱的甲方，但实际去到涟水中专采访拍摄的其实是一家拿着官媒牌照但广告收入岌岌可危的电视媒体，他们是具体做事的乙方。

达摩院之所以把拍摄制作的业务外包给电视台做，其实也是业内通用做法。一方面，大厂需要给各家官媒缴纳“保护费”来保平安，另一方面，对于几乎已经没有传播价值的电视台来说，直接投放广告又不合理。所以，大厂普遍都会找一些难度不高但费用丰厚的外包项目交给这些传统媒体来做，算是变相缴纳“保护费”的做法。

在电视台看来，去拍谁，拍什么主题，都是由甲方达摩院来决定的，重要的是帮甲方实现宣传目标。至于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作为乙方的电视台完全不关心，他们日常做多了这类“正能量”访谈，美化一些，摆拍一些，拔高一些，从来没出过问题。万一，就算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作为民营企业的甲方在前面顶着，自己作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有事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这回他们摆拍的宣传片居然成了年度热点新闻，原本是常规操作的摆拍画面突然受到了全社会的质疑。

于是，一连串的自以为是在涉事各方都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搞了个大新闻”，大家全都懵了……

到这时，阿里巴巴达摩院其实还是有机会挽回局面的，毕竟，无论是王闰秋初试作弊还是宣传片供应商虚假摆拍，达摩院都是受害者，他们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切割干净，严厉谴责造假者。

然而，因为内部领导对舆论形势的误判，加上来自官方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压力，达摩院很遗憾地采用了鸵鸟战术来应对公关危机，试图等姜萍决赛“自然落榜”之后事件热度逐步平息。

只可惜，鸵鸟战术没能奏效，公众面对赛事主办方的沉默发起了更广泛更强劲的质疑……

到这时，姜萍事件已经由“商业公司公关事件”升级成了“牵连甚广的社会热点事件”，有关部门强力介入，达摩院失去了主导事件走向的信息发布权。

在有关部门看来，这是在帮民营企业收拾超出掌控的烂摊子，是对互联网秩序和国家教育公平形象的积极维护。但在客观实际层面，这样的消极应对反而强化了公众对社会诚信的负面印象。

最终，由于公众的质疑一直没能平息，要求达摩院公布决赛结果的呼声越来越大，在有关部门的指导要求下，达摩院和涟水中专商议出了一个“承认问题但尽量淡化”的方案，并在11月3日同时公布出来。

在达摩院的通报中，王闰秋行为的性质是“违反竞赛规则为姜萍提供了答题指导”，在涟水中专的通报中，对王闰秋的处理是诫勉谈话。给了结果，但细节欠奉。意思很明确：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虽然我个人很不理解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强力介入，但相关处理结果还是非常典型，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通报。

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姜萍事件的始末。

整个事件中，唯一无辜，也几乎是唯一受到实质性伤害的，就只有未成年少女姜萍一人。

这实在是一个太过草台和残酷的社会。

唉……

在万圣节连一只“可爱鬼”没有见到，这才真的是见鬼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629.html

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厚重。

1989年6月4日 AP

实际上我还没有三十五岁，1989 年我也还没出生。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从大明王朝 1566 年就已经活着了，活到今天如行尸走肉。

我们常说中国人没有历史，但往往中国人这个群体身上显现的疲惫与痛苦，又确凿无疑是历史的遗留。他们能瞬间梦回清朝，满嘴的“我要洋人死”、“八旬老太守国门”、“与小日本不共戴天”，却独独将终于步入现代的部分忘却。或者这二者本就是相互“成就”的，是种下的因结出的果。

我就在中国著名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将 6.4 期间不允许换头像和背景，当成是全国高考的某种举措，进而合理化它的存在。

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中国的人可能会觉得，六四被遗忘，肯定也有你民众自己的原因在。但禁令都已经挖空心思到这份上了，几乎是抹除成空白，宁愿退回至清朝、大明王朝 1566 年，宁愿走进历史的死穴，也不要这段企图前进的历史。民众又能传递什么呢，哪怕是侥幸的亲历者，也只会变成一个整天跟自己儿女说“少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一代人终将老去。

而相应的，我们更能看懂苏联笑话，也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很残酷的事实是，没有人需要对审查拥有想象力，我们对万事万物有想象，但唯独不可对审查有想象，因为后者就是为了限制前者而存在的。那些记录审查的作品，饶有兴味地添加意义，也只不过是对审查的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但换句话说，除了和审查玩把戏，我们又还能玩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醒来，我翻阅了谷歌最先能触及的六四资讯，它们大多由照片和众人的口述记忆构成，最使我感到心痛和愤怒的证词是：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然后我在 X 看到了一些倒地的学生照片，鲜血真的如人们记忆中那样惨烈，雪片般的照片纷扬于中国之外的互联网——我相信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厚重。

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诉说“家”，诉说一切“温暖、幸福、束缚、逃离”，虽然它听起来与我的处境如此相似，它可以是我与中国的关系，但我并不想这样缠绵悱恻地重复一种虚假的感情，而导致最终毫无表达，只是落入一种又怨又恨的前现代家国关系——一个需要被反复确认的常识是，家并不是国，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侵入到我的房间里，搜查我的思想。

在那个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家”的房子里，土地是七十年后就要被政府收回的，门即便有锁，也是社区居委会可以任意闯入的，我母亲的女儿们，学过新闻、做过互联网工作，或者毕业后一直在待业，还有需要高考，他们事无巨细地掌握，以便有一天能够加以利用。且就在这过去的三年间，已经无限度地利用过，再也没有交还。

从 6 月 4 日的凌晨开始，我就变成了需要被管控的“海外 IP”，我一张图都发不出来，尽管我已经不打算再测试审查，但它就这样凶狠站在我面前，将赛博空间也圈成自己的领土。住在香港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我也知道，那条可能只有我和她可见，“墙”是如此的冷酷，且如此见效。

而纽约时代广场的看板广告，正在等待当地时间的 6 月 4 日到来，人们将在那里上架台湾，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人对于民主的决心。

这声音终于变成歌变成诗
我们就这样
成为一个个活着的诗人
不只是一个个在世的诗人
在今生和今生之后也必须从一个
变成三个、七个和十一个
我们降生
我们逝去这时间的官能即是我们
此刻我们为某人献上的哀悼
与他献给你我的哀悼同在

——【韩】高银《与逝去诗人共度的时光》（节选）

2024 年 6 月 4 日

今年的万圣节，上海静悄悄。

网上稍稍搜索一下，基本上是去年的内容——去年的上海万圣节，算得上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事件，它承包了彼时网络上几乎所有的笑点，比如在所有的自媒体中出镜的安陵容、直播中的向太、说撇了嘴的李佳琦、垂眉丧目的乙方、“相约1998”的那英和王菲。

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万圣节的本土化，将万圣节过成了中国年轻人的万梗节。没有什么南瓜灯、鬼斗篷，有的是各种作妖搞怪、出其不意的欢乐创意。

但即使是这样，还有人不放心。

网络消息显示，在去年一度成为上海知名景点、位于巨鹿路的“FOUND158”下沉式广场已被黄色栅栏团团包围，本应出现的各种“奇装异服”，在身着黄背心的保安人员的“劝导”下销声匿迹，就连财神爷的装扮者也被“遣返”。

说实话，对此我感到非常不理解。对平庸生活的一种反抗而已，年轻人为数不多的释放情绪的节日而已，有必要如此紧张、如临大敌么?

不知道跟上海的“禁止”有没有关系，今年的万梗节大本营，移师到了杭州。

2024年万圣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很多年轻人直奔西湖边。可以不扮鬼，但不能不扮“梗”。什么刀螂组合、阳光玫瑰和巨峰葡萄……遍地抽象梗，想起了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不是精神病院住不起，而是万圣节更有性价比。

放一组照片大家感受一下。

平日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不断压抑自我的年轻人，在这一刻好像才真正活了过来。

杭州的万梗节，出现啥问题了么？我反倒觉得对这个城市来说，万梗节是一个加分项。

再说回上海。

说实话，上海是一座我非常喜欢的城市。同事马骥远和他的叔叔、上海作家马尚龙在合著的新书《上海秩序 深圳气质》里写道，上海人的形成是酿酒式的，经过了时间的发酵与沉淀。我认同这种说法。江南文化与世界文明在这里交汇、激荡，形成了富有能见度的上海品格。

去年秋天我第一次到上海——惭愧——随手在街头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家餐馆的“反画饼文学日报”，其实就有点万梗节的意味。

所以，对这座城市的这一次表现，我是比较失望的。

关于上海，除了驱离万圣节，另一件令我感慨的事是，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关停唯一的外语频道》。文章说，上海外语频道疑似被关了。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而今，它疑似被关，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的老外在减少，观众流失了。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疑关外语频道与禁止“奇装异服”，彼此间有什么隐秘关联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再过些天，圣诞就要来了。

不知道到时会不会有抵制圣诞的声音。近些年，我们不断看到，一些地方出台禁令，不允许商家悬挂圣诞饰物、进行圣诞促销，乃至规定须清理沿街与圣诞有关的橱窗贴画等。总之，要对圣诞来一场“坚壁清野”。

我想说，对待圣诞的态度、圣诞节日氛围的有无，也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文明发育程度的观察与衡量指标。要知道，在这样一个强调开放的时代，对一个城市来说，驱逐洋节并不是一种荣光。

我还想说，哪个地方对世界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你就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肉身与梦想安放到哪个地方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印记，始于2008，止于2024。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将有序关停四个电视频道。虽然在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这四个频道分别是：

上海外语频道

纪实人文频道

东方影视频道

七彩戏剧频道

与之一起关停的，还有四套广播频率，不过其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还是“上海外语频道”。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过去十多年，外语频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现了上海“洋气”的一面，是外国人了解上海，透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国人放眼看世界，接触外国风土人情一个渠道。

可现在，外语频道要被关停了，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被上海当地人调侃为“卖海参”“卖虫草”“搞装修”的购物频道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轰炸观众的荧屏。

这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号称改革开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

为了迎接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还专门亮起了外语频道的蓝色台标，流光溢彩。政府领导、驻沪领馆的外国官员、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上海外语频道（ICS）开播，各位嘉宾共同按下巨型仿真电视遥控器。来源：东方网

作为外语频道，其特点不仅在于所有节目用英语和日语播出，更在于内容的独创性。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的所有频道中，除了门面担当“东方卫视”，外语频道被认为是最有特色、最有干货的一个。

毕竟是上海，人才济济，主播来自大陆、台湾、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不少栏目办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视旗下的英文频道CGTN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语频道、国际频道相比，不谦虚地说，更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比如说脱口秀节目《说东道西》Culture Matters，谈论的中心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比较，在轻松愉快的聊天中，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沟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语节目《中日之桥》Bridge To Japan，定位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还会定期邀请日剧当红影视明星来做客；

此外，外语频道还有一档节目《影视总动员》High Drama，播放英语原声的欧美电影，包括《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和《蜘蛛侠》等等，为喜爱观看原版电影的观众奉上电影大餐……

过去十多年里，上海外语频道成为十多万在沪常住外籍人士获得新闻、生活、娱乐资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本地观众也受益良多——

“外语频道是小时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径，好多美剧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时候，吃完饭趁休息时间看外语频道的节目，表面上是学英语，其实是趁机娱乐放松，很有意思。”

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说，初中放暑假，无意间看到在外语频道播出的英国BBC著名汽车节目《Top Gear》，

“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车的男生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甚至影响了我的就业方向。”

除了“国家队”中央电视台，国内也就北京、广东、江苏等少数几个省市播出或者曾经开播过国际/外语频道。

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关停呢？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解释是：

“坚决摒弃做‘虚功’、图‘虚荣’、变‘虚胖’，着力强身健体、提质增效… 真正实现主业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效益更加改善。”

盖棺定论，外语频道看来是被归到“虚功”“虚荣”“虚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频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广大观众对此是什么感受？

关停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钱，是一个大问题；

官方解释也提到了“效益”两个字，但眼下，国内电视台的“效益”普遍不乐观。

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就愿意花钱打广告、做宣传，但现在经济这个样子，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打广告呢？

以国内最会赚钱的电视台之一“湖南卫视”为例，2015年、2016年广告收入连续突破100亿元，但之后一路下滑，现在估计只有40亿元左右，跌了一半还多。

赚钱高手都如此，更别说其他电视台了。所以近些年来，全国多地的电视台传出关停频道的消息，一开始是市级电视台，后来有些省级电视台也慢慢撑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的电视台。

本来是众人眼中的铁饭碗、香饽饽，没想到很多地方的电视台穷得揭不开锅，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的主持人和主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转行直播带货，卖鸭子，卖海参，卖红酒…

很难想象，曾经光鲜亮丽的电视台，如今变得如此落寞。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

上海外语频道，观众主要是在沪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从2005年开始，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快速增长，从10万增长到2018年的17.2万，老外越来越多，为外语频道打下坚实的观众基础。

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所以现在有多少外国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为三年口罩，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观众流失，对于上海外语频道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至于本土观众，现在获得资讯和娱乐的渠道这么多，各种新媒体、短视频，低头刷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也越来越没人看电视了。你家的电视机，多久没开了？

电视就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吃灰去了。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看来，上海外语频道关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为指导思想和各种限制等原因，现在该频道播放的内容越来越体现不出外语频道的特色和优势。”

节目越来越难看，关了也罢。

上海外语频道的关停，很多人并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阳照常升起，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计会感到一丝惋惜。毕竟，一个本土的外语频道，为他们了解上海，看待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影响最大的，除了频道的工作人员，应该就是各大院校英语系、日语系的大学生了——

不仅少了一个学外语练听力的渠道，更少了一个求职找工作的好去处。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怕是又要响起来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有条件多学几门，懂的都懂。”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语频道，2008-2024，RIP！

参考资料：

正解局，《电视台自救：密集关停频道，挑战才刚刚开始》

前阵子，一位在基金会发展论坛工作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在闪电发言环节发言。

给不了解的朋友科普一下：

在这个公益行业的盛会里，闪电发言是唯一一个没title的人也能上主舞台发言的环节。相当于快闪。

我说：那当然好了，那我可要憋个大的。

结果，今天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个环节需要我提前提交发言提纲和发言亮点。

五年前，我是直接在现场报名了这个环节，结合当天在场嘉宾的发言讲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大会都还没开，竟然就要提交“闪电发言”的提纲了？就连这五分钟的自由发言都要被提前审核了？

我突然觉得，我的处境跟非常多公益机构特别像：

有行动的能力，有自己关注的议题；但是行动的空间那么小，还完全被资方控制着。如果要利用这个空间存活，就要去迎合他们设定的议题。

而我们自己关注和擅长的领域，以及创新的、应对当下的尝试，反而变成最不重要的了。

01 | 你觉得应该存在的机构，都快死了

每次出现社会事件的时候，就是公众开始问“公益机构都去哪儿了”的时候。

比如，儿童被性侵/家暴/虐待时，大家会问：儿童保护机构去哪里了？

比如，当女性被性骚扰/性侵时，大家会问：有什么能帮助受害者的公益机构吗？

再比如，当有人要自杀需要专业力量介入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专门做自杀干预的人，怎么联系他们？

我告诉大家，有（或者有过）这些机构，但有好些都快活不下去了。

公益机构是怎么死的？

你要说咱们这儿有没有能做这些工作的专业人士，那肯定是有的。不说国内每年毕业的社工学生有多少，每年海外留学回来的社工研究生也一大把；更不要说经验丰富的职业公益人了。

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做这些事了？因为，没钱啊。这些直接和受助人相关的工作，要付出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是很高的；并且短期内难以取得“结果”或者“成效”。另一方面，这里面有好些是“敏感”议题，难以从资方拿到资助。

结果就是，支出巨大，捐赠收入极少；能运营下去的，要么是主要负责人有钱，要么是工作人员不爱钱。而那些需要钱的专业人士，就不得不转去做了其他工作。

02 | 所有机构都在做乡村振兴

应对这类情况，一个常见的策略是：既然只做自己专精的领域活不下去，那就多接点儿别的活。

我本科学校社工系老师就这么干的：通过多接政府购买项目养活他想做的项目。拆东墙补西墙，累点儿就累点儿，多活一天算一天。

结果大家就会发现：有好多机构做的事完全跟着政策走，你完全忘了他们机构原本是做什么的。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园里只有几个饲养员，除了饲养员放的饭没有其他的食物来源。一到放饭时间，别管放的是什么饭，所有动物都饿得扑过来抢。

比如，2018年左右开始，几乎所有公益机构都在做乡村振兴。当然有很多机构是一直在做乡村工作的。但让我震惊的是，有的机构/基金会原本的工作领域跟乡村八竿子打不着边，也开始套个“乡村+”的衣服做项目了。这是“生存策略”还是“抢热钱”？我也不好说。你甚至可以把“乡村振兴”换成好多其他的词，也成立。

但即使是作为生存策略，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吗？就不说钱了，一线公益机构工作人员的精力是最宝贵的。往往把有“收入”的项目做完了，就已经没什么力气去做机构本身聚焦的领域了。长此以往，机构的工作重点也开始发生偏移了。

哦，倒是偶尔有游客投喂。有的动物从饲养员手里抢不到饭，就只能纯靠游客投喂。那这时候，谁能吃饱谁饿肚子，就纯靠谁能吸引注意力了。所谓“筹款”嘛。

03 | 基金会资助趋于保守，机构不敢创新

我发现，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各大基金会们越来越保守了。以前还敢搞一搞双创，弄一些大赛激发一些创意；现在，各个资助规则复杂地就差直接说：我们这儿是萝卜坑，只资助我们的老伙伴了。

我也理解基金会们。钱也不多了嘛。“敏感”的议题不敢做也不能做嘛。资助自己最熟悉的伙伴肯定是最安全的嘛。一线机构存活反正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对捐赠人负责就好了嘛。哦，可能有的刚毕业的项目官员也不认识几个一线机构。

结果就是，一线机构们的创新能力全都用在了，怎么把自己机构的品牌项目贴到相关政策和资助标准上。基于受益人群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创新项目，那是万万不敢的。基金会更不会支持这样的试错成本，还会拿着预算表和发票一条一条跟你抠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

我以前就吐槽过，各类公益组织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响应到相关社会问题了。当然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变化迅速问题激增；另外一方面，公益组织已经失去了做事的空间和能力。

缺乏非限定性资金、基金会资金审批流程过长当然是老问题；社会环境也的确变得更加严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蛇口基金会在社会事件后发布的那篇文章。那晚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热泪盈眶；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承担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然后，那篇文章就被删了。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4 |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之前跟一位读者聊到她对我的文章的看法。她说：“我和朋友们的反应都还是，哎，那还能怎么办呢。”

是啊，还能怎么办呢。

前段时间参加了益盒举办的跟Peter Singer的座谈。这场座谈很有意思的点在于：他提出来了“有效公益”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但对于所有具体的问题和困境，他的答复都是“要在具体的场景中看待，看有什么是我们直接能做的事。”

我觉得，我写文章也是一样的。

如果大环境无法改变，那么当下每个个体能够直接做的事情，每一点小的突破都是重要的。

比如，当基金会告知你的创新性项目不在他们的资助范围之内，你是否会再争取一下，或者再问一下下一家，而不是放弃；

再比如，各个基金会能否开始尝试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哪怕那么一小步，放宽对于被资助项目的细枝末节的审核，留多一点自由的空间；

再比如，当社会问题真的发生在了你的身边，你敢不敢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快速地做一点什么事，哪怕是发一篇公众号；

……

请大家，保留一点锐气，坚持自己在关注、在行动的议题，为自己关注的议题多争取一点空间。

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哦！你问我会做什么？我不希望自己的“闪电发言”被提前审核，所以选择不参与此次基金会发展论坛了。然后就有了这篇文章。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呢？

–END–

我是艾大荀，一名前全职公益人，豆瓣公益科普博主。

多年公益从业经历，曾就职于社工机构、基金会、互联网企业等。曾在英国/香港学习，受到社工/人类学的专业训练。

在这个公众号，我会分享许多我对公益行业/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见解。

感谢关注，感谢信任。希望我们一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2024年的中国仍然是有计划生育法规的，最新的法规要求是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年8月20日修订版：

第十七条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第十八条　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可以”二字，表面的意思大家都能明白，就是此时此刻我允许你做到这个程度。但很多人会忽略“可以”这个词更重要的隐藏含义：

首先，可以意味着存在一个边界，超出我允许范围的，不可以；然后，以前不可以的现在变成可以，现在可以的将来不一定可以，我掌握着随时修改边界的权力。

法律不会写公民一分钟可以呼吸15次，一天可以吃3顿饭，一周可以过5次性生活，一年可以长途旅行4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明确写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同样是人的本能天性，但生育是被管着的。无论法律限制生育子女数量是3个还是8个，只要有上限，它就是被计划的生育，是被管着的人类本能。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希望推动从多个方面着手支持生育。

据媒体报道，部分基层社区已经先行一步加码实施生育支持政策，开始给辖区内育龄妇女打电话催生。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完全割裂的魔幻世界：

一边是人口结构持续老化、生育率持续下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国务院到街道社区都在想尽办法支持生育、鼓励生育。

另一边是我国的法规政策仍然在白纸黑字限制生育数量，计划生育仍然是和科教兴国并列的一项基本国策。

我当然知道，根据万能的辩证法，鼓励生育和计划生育是可以同时存在互不冲突的。但我更加清楚，根据基本常识，一个仍然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目标的。

一边希望你早生、多生、一定要生，一边又要求你生育不能超过3个，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人口政策，而是养殖技术标准。

然而人毕竟不是猪，育龄女性也不是存栏母猪，人是懂得判断环境、懂得趋利避害的智慧生物，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一个社会是真的对妇女儿童友好，还是把妇女当成生育资源，把儿童当成人口红利，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一个社会里育龄女性是否会受到就业歧视，儿童上下学是否安全，其实完全不需要去读政策看数据，人们在生活中就能真切感知到。

一个社会里关于劝你生育的那些说法是真心实意为你着想，还是昧着良心胡说八道，稍有基本常识的读者都是能够分辨的。

说到底，生育是人类的本能和基本的生命权利，不需要鼓励催促，更不应该计划限制。

我也希望我们所处的中国是一个年龄结构均衡、充满活力与富有竞争力的社会，所以我从不发表“我是最后一代”之类观点，也从不劝大家“一定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伴侣双方共同的选择，只需要考虑自己能否担得起为人父母的养育责任，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不用管国家怎么倡导。

一点建设性意见：

某些历史文件，赶紧废除为好。

知名图书公司“三辉图书”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三辉图书已经于去年10月底起停止经营，《碳民主》是三辉图书的最后一本新书。

学人君就相关情况向三辉图书前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证实。

三辉图书，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事策划出版的图书公司。致力于引进、策划、出版思想、社科、学术、文化类的精品图书，由上海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先生主持。三辉图书选题取舍的起点全然发乎以下初衷：

所有的出版都应该围绕一个核心使命：为当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提供思想。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严搏非）

三辉图书曾策划出版“白灰皮书系”、“中生代丛书”、“共和译丛”、“剧场和戏”等影响广泛的丛书和书系，并最早引进安伯托·艾柯、尼尔·波兹曼、安·兰德、托尼·朱特、马克·里拉、普里莫·莱维等重要作家，迄今出版社科、学术、人文精品图书四百余种。

新书简介

人们常说，石油是一个 “诅咒”——它给中东产油国带来了连年的战火、深重的腐败和剧烈的不平等。《碳民主》的作者蒂莫西·米切尔却揭示了一段面向更加多重的复杂历史。人类大规模使用的第一种碳能源——煤炭曾赋予煤炭工人争取诉求的有力武器，在物质和技术的属性上与之迥异的石油，却创造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能量流通网络，形塑了被寡头掌控的碳民主。丰富而廉价的石油似乎永不耗竭，由此产生了基于无限增长哲学的“经济”，并成为现代政治所管理的中心对象。出于维持“无限”的石油供应这个“战略安全”的需要，西方依赖一个不民主的中东。可当西方的军事干预在中东摇摇欲坠，石油供应岌岌可危之时，建基在石油之上的政治格局不得不面对危机已至的现实……米切尔带读者追溯久被忽视的石油本身作为“帝国血液”的生产与流通历程，逐一拨开“民主”“自决”“发展”“经济”等理念和话语的迷雾，勾勒出一部与殖民现代性和自然政治深度交织的能源史。

作者: 蒂莫西·米切尔

译者: 钱静远 / 刘夕冉 / 那黑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4年6月

他们曾出过的书（不完全）

转载自“翻转阅读”

尊敬的各位游客：

因中山公园内部调整，公园于2024年10月27日下午14点起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望各位游客互相转告，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中山公园

2024年10月26日

“想不到去年是自由巅峰呢。”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509.html

声明 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一位赴瑞士“安乐死”的女孩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位女孩20岁确诊红斑狼疮，治疗过程并不理想，传统激素治疗的副作用让这位女孩难以遵从医嘱，后用美罗华治疗（一种清除B细胞的抗体）获得一段时间缓解，可后来又复发出现肾衰竭。这位女孩不愿意过着终身依靠透析“苟活”，就联系瑞士“安乐死”机构，去瑞士安静离开世界。

很多人看到这位女孩微笑描述自己“赴死”的过程，都称赞这是活得漂亮，精彩的生命教育。

虽说人死为大，但看了这位女孩的疾病治疗过程，我真的不能苟同这种对自杀的美化。

是的，这位女孩是自杀，不是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分为主动与被动，后者指不使用能延长生命的治疗。我们一般说安乐死指主动安乐死，即使用药物等方式提前结束生命。但安乐死是他人辅助下结束生命。比如在一些安乐死合法的国家，晚期绝症患者可以在医生辅助下，注射药物结束生命。

虽然安乐死让人带着尊严离去的原则很好，但由于是提前结束生命，即便少数合法国家地区都严格限制在剩余生命本就不久的绝症患者中，争议仍然很大。而这位女孩的故事里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瑞士根本就不允许安乐死！

瑞士允许的是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在非利己的情况下（比如获取财产等），瑞士的医生或其他人，可以通过提供药物的方式，让不愿继续生活的人完成自杀。这位女孩去瑞士做的应该就是这种协助自杀，并非安乐死。

女孩说联系瑞士安乐死机构，其实应该是完成协助自杀的机构。由于法律允许协助自杀，瑞士确实有所谓的自杀旅游现象。但帮助完成协助自杀的机构，大部分会限定申请人必须是绝症患者。

而这也是女孩去瑞士告别人生整件事里最值得警惕的一点：她的情况根本就不是绝症患者！

如果这位女孩从求医到求死的描述准确，那么只能说这是一个一路对疾病、对医疗存在严重误解导致的悲剧。

红斑狼疮目前仍是无法治愈的疾病，但它不是绝症！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名曾经从事红斑狼疮研究的科研人员，我非常讨厌把红斑狼疮称为不死的癌症的说法。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且不说不该如此恐吓红斑狼疮患者，就是不幸确诊癌症的人里，也有很多可以有漫长且美满的人生。

回到红斑狼疮，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即患者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的身体，最严重也最常见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在这里指全身的器官都可能被攻击。在很长一段时间，确诊红斑狼疮对患者来说如同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可随着多年来治疗手段的进步，绝大部分红斑狼疮的预期寿命和常人无异，不少人也能过着和正常人类似的生活。

但前提是患者能积极配合治疗，能够用科学的方式面对疾病。

由于红斑狼疮是免疫系统攻击身体的疾病，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是激素，它可以抑制免疫系统。激素也确实有副作用，比较突出的副作用包括导致人体脂肪的重新分布，体重增加。90%的红斑狼疮患者是女性，发病多集中在育龄，也就是20多岁的女孩子。这种副作用的确对不少患者来说带来很大困扰。

这也反映在那位最终去瑞士结束生命的女孩最初接受激素治疗时脸一肿就不听医嘱停药。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激素治疗的副作用是不好，可这位女孩动辄停药的行为更令人遗憾。之所以医生会要求患者使用激素治疗红斑狼疮，就是因为不控制疾病，红斑狼疮是可以吃人的。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女孩的医生没有很有效地和她沟通，让她真正了解红斑狼疮这种疾病的情况，治疗的意义。作为一种会伴随患者终身的疾病，说服患者，获得患者的支持（buy in）非常重要，而现代医疗系统普遍的繁忙状态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妨害了与患者的沟通。可这位女孩文化程度不低，社会经济地位不错，自己就没点判断力吗？

我明白死者为大，但网上一片盛赞这位女孩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的，难道不觉得“宁可少活40年，也要享受阳光、沙滩，享受美好的身材给我带来的各种男性的爱慕、爱情和自由”，“要么瘦要么死”，这种生命观有点肤浅吗？

就这位女孩特别看重的阳光、古铜色皮肤来说，红斑狼疮患者确实比较难像常人一般享受。紫外线会杀伤皮肤细胞，对普通人来说，免疫系统可以有效清理这些死细胞，没什么大问题。但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系统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过度激活，导致病情暴发或加重。40-70%的患者都存在光敏性，像是一接触阳光皮肤就会出现红疹等，而且带紫外线的人造灯光也会有类似效果。

因此，红斑狼疮患者最好能避免阳光照射，如10-4点减少出门，穿保护更好的长袖，避免直晒等。可每位患者情况有差别，同时依靠包括防晒霜在内的保护措施，患者还是可以稍微享受一点户外生活的。可能不如普通人那么爽快自在，但这真是天大的不自由，需要用生命去冲撞吗？

话说回来了，“享受美好的身材给我带来的各种男性的爱慕、爱情和自由”，美好身材带来的爱慕是真的爱情吗？维持美丽外貌获得的爱慕爱情，又真的是自由吗？更像是被困在一面小小的梳妆镜里的不自由吧。

人生在世，很难避免疾病的困扰，不少疾病都会多少限制我们的生活，都不用说红斑狼疮这类严重疾病，常见如近视也会限制/影响着很多人的生活。可生活本就丰富多样，即便有的疾病限制了晒日光浴、在沙滩奔跑的自由，或是有的治疗限制了维持世俗目光中美丽身形的可能，这都不代表无法变通，没有寻找到另一种充实、美好活法的希望。它只是不一样，却未必有丝毫逊色。

根据描述，5年前的一次疾病爆发后，这名女孩出现了肾炎。红斑狼疮和很多自身免疫疾病一样，存在爆发（flare）与缓解（remission）的反复。这种爆发间的缓解时期可能让一些患者对治疗的重要程度认识不足。可是如果不好好治，红斑狼疮的爆发不是简单重复。像这位女孩遇到肾炎，就是疾病变得更严重更危险的信号。

肾脏是红斑狼疮经常攻击的器官之一，狼疮性肾炎，lupus nephritis，意味着红斑狼疮导致了肾脏炎症，也预示疾病开始危及重要生命器官。前面说的大部分红斑狼疮患者预期寿命可以与常人无异，一个重要前提是没有器官受损。像出现狼疮性肾炎的患者，如果情况还不严重，那么80-90%的患者还是和常人寿命无疑。但严重的患者就有着直接的生命威胁。

肾炎的出现也让这位女孩开始重视自己的疾病。可即便这样她仍然能和医生说出“要么瘦要么死”，我实在无法认同这是合适的生命教育。这位女孩也查找了不少治疗办法，但她似乎对体型的关注超越了治疗有效性的科学证据。像使用饮食治疗还导致了营养不良。

网上有各种疾病的食疗传说，可对于红斑狼疮这样的严重疾病，必须要强调应该遵循医学指导治疗，那些宣称饮食治疗能治好的都无异于谋财害命。

出现肾炎后，这位女孩在网上找到了美罗华治疗红斑狼疮的方法，这发生在5年前，也就是2019年。美罗华是针对一种叫CD20的蛋白的抗体。人体里负责产生抗体的B细胞都有表达CD20。美罗华可以清除这些B细胞，因此用于治疗B细胞癌变导致的血液肿瘤，如很多淋巴细胞白血病。不少自身免疫疾病的致病机理里也涉及B细胞异常，产生自身免疫抗体，因此美罗华也用于一些自身免疫疾病治疗，最典型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但美罗华用于红斑狼疮争议较大。尽管红斑狼疮也有自身免疫抗体，但美罗华曾经做过针对红斑狼疮以及狼疮肾炎的临床试验，都没有显示出疗效。它也没有被FDA批准用于治疗红斑狼疮，不过确实有一些医生还是给患者使用美罗华。

令我意外的是，这位女孩没有找到另一种抗体药，贝利尤单抗，belimumab，这个药最早在2011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红斑狼疮，是半个世纪FDA批准的第一个红斑狼疮新药。虽然也是针对B细胞，但贝利尤单抗的医学证据比美罗华强很多。贝利尤单抗在中国上市是在2021年，这或许阻碍了这位女孩当时获得该药的机会。可是第一，她都满世界跑了，就不想着医疗旅游一下？第二，国内上市后怎么不考虑一下？

按照网上的说法，美罗华治好了她的病，让她精彩地活了5年。可其实她只是经历了5年的缓解期。2024年3月，她再度遇到红斑狼疮爆发，而这次更为严重。

网上说这次美罗华的副作用引发肺部与皮肤感染，导致肾衰竭。由于清除了B细胞，美罗华确实让人更容易发生感染，但肾衰竭，血液肿瘤患者里当美罗华杀死大量肿瘤细胞时，会导致肿瘤溶解症，加剧肾脏负担伤害肾脏。可这不会发生在红斑狼疮患者身上，更有可能是她的狼疮肾炎恶化导致。

而肾衰竭意味着她必须通过频繁的透析保命。透析对生活质量的严重影响也促使她决意去瑞士结束生命。

我离开红斑狼疮领域已有多年，却也一直关注该方向的进展。看到这个女孩的故事，实在忍不住想，如果她的一些选择稍有不同会如何。如果听从医嘱，按时使用激素，或许就不会让病情恶化到狼疮肾炎的程度？如果在检索治疗信息时更科学一些，找到贝利尤单抗，是否就能更好控制病情？

根据临床试验，贝利尤单抗可以减少25%以上的激素使用，而且在2020年，它也被批准用于治疗狼疮肾炎。2021年，FDA还批准了第二个治疗一些红斑狼疮患者的抗体药，阿尼鲁单抗，anifrolumab。在临床试验里，不少使用阿尼鲁单抗的患者也能大幅减少激素的使用。

这也是我希望很多身患重病的人能了解的一点。现代医学远不完美，有很多疾病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有的治疗方法可能也有严重副作用，但是只要你能愿意坚持活下去，遇到新的，更有效、副作用更小的治疗方案，希望并不渺茫。

甚至就在今年2月，这位女孩疾病复发前一个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显示过去主要用于血液肿瘤治疗的CAR-T疗法在红斑狼疮患者身上可能有着治愈级别的疗效，参与该临床试验的患者还完全中止了激素等免疫抑制药物治疗。

我并不反对“安乐死”，那些剩余生命有限的晚期绝症患者，带着尊严离去未必不好。可是一个年轻的红斑狼疮患者，明明是可以有效控制，也不影响大部分患者有漫长且充实生活的疾病，选择如此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曾经研究红斑狼疮的人，我对此感到抱歉，因为我们的治疗还是让这位患者失望了，严重的副作用让她望而却步。但同时，作为个人，我绝对无法赞成这样的选择，更不认为这样的自杀应该获得美化。

这根本不是什么活得美丽精彩的生命教育，这就是一个对疾病、对治疗充满误解导致的悲剧。

而看了这位女孩的另一个视频，我更是不由感到一丝愤怒。在那个视频里她称通过基因检测确定红斑狼疮是母亲遗传给她，还去质问母亲。我不确定什么样的垃圾基因检测公司能给出这样的报告。除了极少数情况，红斑狼疮并非单一基因突变导致。受很多个基因的影响，也有基因以外的因素，这么多不同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的疾病。

不排除这位女孩的母亲带给她的遗传物质里有部分与更高的自身免疫疾病风险相关。就像古人类学研究显示我们的祖先从尼安德特人那里获得的部分基因与更高的自身免疫疾病风险相关。但这不等于她母亲把红斑狼疮传给了她，或是导致了她的红斑狼疮。而且若真是她母亲的基因组里有更多与红斑狼疮风险相关的基因型，那么她母亲本人首先就要面对更高的自身免疫疾病风险。

如有基因公司出具这样的红斑狼疮遗传报告，这家基因公司就是骗子垃圾。可另一方面，无论基因公司出具什么样的报告，这位女孩都在网上找到美罗华治疗红斑狼疮了，就没找到红斑狼疮根本不是简单的遗传病吗？还是我之前说的，自己就没点判断力吗？

很多疾病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影响。可这不等于是父亲或母亲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只是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交到我们手上的基因组也会有“缺点”，是整个人类甚至整个生命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而且除了“缺点”，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基因组也有优点啊。有些人的美貌、聪明，就没有遗传的功劳吗？去指责自己的母亲将疾病传给自己，不仅荒谬还很冷血。

这位女孩描述母亲“遗传”红斑狼疮给她的视频好像叫“我不欠父母什么”。非常遗憾，在我看来，她真的欠了她母亲一个道歉。而从只有她父亲陪她去瑞士告别生命来看，她母亲可能并未得到道歉。

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从事自身免疫疾病研究时，所在的药企邀请了几位病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其中有一位恰好是红斑狼疮患者。那位女士看不出病容，不过她也不像“要么瘦要么死”的女孩那样保持90斤身材。站在讲台上时她却毫不客气，没有感谢你们研发红斑狼疮药物的客套，而是发出“挑战”，说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让我使用后可以控制疾病，但不让我总感到疲惫的药物，一个不让我觉得和患病一样难受的药物。

这位女士大概也经历过激素带来的副作用，也经历过复发带来的困扰，她选择了继续作为一名患者活下去，为红斑狼疮的所有患者去发声、去呼吁。我不确定她是否有机会周游世界，但这样的生命应该也很美吧。

又过了一些年，在另一个病人讲述自己经历的场合。我听到一位帕金森病患者的自述。那位先生大概六七十岁，确诊帕金森应该超过十年。印象里他说话很连贯，但能看出动作上有典型的帕金森患者那种无法控制的“抖动”。他坦言我们看到了他更好的那一面，糟糕的时候，起床后他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扣好衬衣的扣子。

台下的听众当然不会蠢到问这样的生活是否太不值当。不过这位先生主动提及，说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的处境糟透了，被疾病折磨得不想再面对下去，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去商场看看周围的人，走不了多久我就会看到很多状况比我糟糕很多的人，像是无家可归的退伍老兵。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有限，身体也会继续恶化，可世界上有那么多比我更困难的人，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放弃生活呢？

诚然，不同人有不同的人生观，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当我们赞美一些为自己而活的自由时，或许也该考虑一下完全不顾及他人，包括家人至亲的活法，是否真的是自由的意义。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作为曾经做过红斑狼疮研究的人，我对这位选择去瑞士结束生命的女孩的处境感到抱歉，因为副作用、治疗过程的复杂，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案没有能够帮助到她，这是医学科学的失败。但同时作为个人，我无法认可这样的自杀行为，更不认为这种因对疾病、治疗的误解，束缚于近乎虚荣的世俗审美，导致的悲剧，应该被美化，说成是什么精彩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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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https://www.bmj.com/content/326/7383/271
2. https://www.gsk.com/en-gb/media/press-releases/fda-approves-gsk-s-benlysta-as-the-first-medicine-for-adult-patients-with-active-lupus-nephritis-in-the-us/
3. https://www.fda.gov/drugs/drug-approvals-and-databases/drug-trials-snapshots-saphnelo
4.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30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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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本文2022年6月8日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目前该公众号内已无法找到本文。其他媒体转载的稿件部分被404，部分仍可见。

尽管行为人是否“明知”12至14周岁幼女的年龄，将影响罪与非罪的判定，但近些年随着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加强，此类性侵案的判定更加倾向于未成年人一方。

文 | 苑苏文

2021年暑假，12岁的小燕（化名）自杀了两次。一次噩梦般的网友见面后，她报案被强奸，公安局却不予立案，三个嫌犯抓了又放。

小燕是缺了4根手指的残疾人，住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临夏州）和政县的山村里。她从小没有妈妈，爸爸也因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在青海打工的小叔叔马建强（化名）替侄女申请刑事复议和复核，但快一年过去，案子始终在程序里打转。

2022年5月30日，马建强把小燕的遭遇写成《举报信》，公布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关注。案子很快有了进展，5月31日，临夏州临夏市公安局对涉嫌强奸犯罪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6月3日，临夏州临夏市检察院对他们批准逮捕。

按照法律规定，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该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以强奸罪定罪处罚。但法律也有个“口子”，如果该幼女在12至14周岁之间，如果行为人不“明知”对方未满14周岁，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就不认为是犯罪。小燕最初报案时，年龄为12岁4个月，未获立案或与此有关。

援助小燕的律师称，从外表看，刚满12岁的小燕稚气未脱，而且是三名嫌疑人与小燕轮流发生了关系，情节恶劣，“怎么看都不像是‘不明知’的情况，那么最初为什么没有立案，就显得蹊跷了”。

聚焦儿童性侵事件的电影《嘉年华》的剧照。

事实上，近些年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对性侵幼女案中的“明知”情况有明确的规定。

在2013年一份司法意见中，指出对12至14周岁之间的幼女，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到了2021年7月，即小燕被性侵的当月，“两高”还印发了量刑指导意见，提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危害严重的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

1 惊恐之旅

脖项村藏在甘南大山的褶皱里，那里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之处。2020年初，和政县刚刚退出贫困县名单。不过，小燕家仍是精准扶贫户。

小燕出生于2009年3月，她的爸爸患有“小脑萎缩”，情绪暴躁，容易伤人，常年被关在家里，而小燕的母亲在生下她后，未等她足月就离开了这个家。小燕平时由爷爷奶奶照顾，由小叔马建强在青海打工支付抚养费用。5岁时，小燕右手受伤，被截去了4根手指。

2021年7月，12岁的小燕正值小学毕业的暑假，她学会了用奶奶的手机登录社交媒体。在微信上，开始有大她几轮的成年男子叫她出去玩。“我之前一直推辞。”小燕对援助她的律师说，但7月30日那天，当“网友”提议带她去公园玩，她想到之前跟奶奶去城里，奶奶没有允许她去公园，“我就跟奶奶赌气，去了”。

小燕在7月30日下午离家。这天晚上，身在青海的马建强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妈说侄女丢了。”马建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晚赶回了临夏，找了两天，到8月2日下午4时，在派出所手机定位的帮助下，确认了小燕在离家20多公里的临夏市中心广场，他和母亲及两个民警赶到广场，“逮”住了正在徘徊的小燕。

“她见到我们，满脸的惊慌失措，甚至有些惊恐。” 马建强回忆说，见到侄女第一眼，“我又生气又着急”，就打了她两巴掌，挨打后，她一下躲到奶奶的怀里，说她被人强奸了。

据小燕自述，从7月30日下午到8月2日，她被“网友”控制，“强行与我发生了关系，还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那些人二十七八岁，我想走，他们不让走，我因为羞耻没有回家”。

2021年8月初，报警被强奸第二天，甘肃临夏市一家宾馆内，马建强为侄女小燕梳头。图/受访者提供

陪同寻找小燕的民警来自临夏州和政县，由于小燕控诉的强奸发生在临夏州临夏市，案件交给了临夏市公安局处理。警方让小燕给三名嫌疑人发信息，他们驱车到达广场后即被抓获。

马建强回忆，抓到人时已经是8月2日晚上9时左右，当晚小燕在临夏市公安局做笔录，直到凌晨3点。小燕曾向援助她的律师透露，做笔录时，“开始的时候我因为害怕没有说实话，但后来我都说了”，而陪在一旁的马建强记得，警察询问侄女是否反抗，侄女回答“反抗了，我用脚把他踢了，脚指头现在还疼”，但当时警察并没有对小燕的脚指进行鉴定。

当晚，小燕没有洗澡。第二天，马建强带着侄女去临夏市人民医院做了检查。马建强说，医生对侄女进行阴拭，提取到了精斑，还进行了处女膜的检查，医生对他说“处女膜破裂，新伤”。

体检结束后，马建强让侄女在市里的宾馆好好洗了澡，给她仔细梳好了头发，之后就返回青海打工。但从临夏市回到脖项村后，小燕在一个月内喝农药自杀了两次。

事发近一年后，小燕对援助她的律师说，“我才12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可是这件事却影响了我一生，奶奶把我带回家后，我因为羞耻还喝药自杀过，奶奶用尽了所有的土方法，算是把我救活了。”

2 立案之争

事发几周后，马建强给办案民警打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却得知不予立案，“我问不立案的理由是啥？民警说无犯罪事实。”

临夏市公安局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落款时间是2021年8月6日，即报案3天后。为何判定“无犯罪事实发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接近临夏市警方的人士处获悉，此案在最初办理时，由于嫌疑人都拒绝承认知道小燕不满14岁，并且是主动约会网友，因此未予立案。

但有法律人士分析，强奸罪是重罪，最高可判死刑，多人轮流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属于“情节十分恶劣”，刑期可至10年以上。

小燕曾告诉援助律师，事发前，她在微信上曾告诉“网友”自己只有12岁，但没有留存聊天记录，而且她的脚指后来也检查出了骨折伤。

马建强出示了一份临夏市民族医院的检查报告单，其证实小燕右足第二蹠骨远端骨折，这通常是外力所致。但检验报告出具时间是2021年9月16日，与发生在一个半月前的事情联系并不明确。

这些“蛛丝马迹”都缺乏作为刑案证据的效力。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马建强为侄女申请了刑事复议，2021年9月3日临夏市公安局出具决定书，认为此前的不立案通知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决定。

马建强继续向上级申请刑事复核。2021年11月17日，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具决定书，决定撤销此前的刑事复议决定书。

2021年11月中旬，马建强按照临夏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通知，自费带小燕去甘肃省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了未成年人性防御能力的精神鉴定，并将鉴定结果邮寄给刑警队。等到2022年农历新年之后，他打电话催问，临夏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马队长告诉他本案予以立案了，“三名男子抓了两个，另一男子不构成犯罪，罪名不是强奸幼女，是组织未成年人淫乱罪”。

事实上，《刑法》中并没有“组织未成年人淫乱罪”，相似的罪名为“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马建强无法接受“淫乱”的说法。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咨询了许多律师。他说，律师都认为此案构成强奸轮奸幼女罪。

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到了2022年开春，当他再度询问案件进展时，刑警队队长却告知他，“此案移交至临夏市检察院，检察院决定不予逮捕，办理了取保”。

案件停滞下来，小燕在等待中升上了寄宿制初中。“孩子这一年过得真是生不如死。”马建强说，自杀了两次后，小燕在学校寄宿时，曾经有几次因为下体无故流血被老师叫了家长。强奸案在当地的熟人社会也传了开来，“流言蜚语让我们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

甘肃和政县马家堡镇脖项村，小燕家租住的房屋。图/受访者提供

3 缺失的取证

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末。

2022年5月21日，星期六，从学校放假回家的小燕拿起奶奶的手机，在网上搜索关于维权的信息，并刷到了一个网名叫“春树律师”的普法直播。她点开这位律师的介绍页面，并添加了他的微信。

“春树律师”的运营者是律师葛树春。收到小燕的求助信息后，葛树春觉得此事有些“不可思议”。他问小燕，他们和你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知道你12岁吗？小燕回答说知道。

接下来，小燕告诉葛树春，在车里和宾馆里，三人轮流与她发生性关系，整个过程中她都是被强迫的。她还提道，她的手被摁住不让动，脚蹬的时候腿也被摁住，“因为我脚蹬了，就把我的脚给弄折了”“他们承认跟我发生关系，但说是我自愿的”。

葛树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小燕的叙述属实，不立案显得极不寻常，“强奸是重罪，最严重可判死刑。”他对临夏市警方将此案办成“淫乱罪”感到不解。

5月22日晚，葛树春特意与小燕通了个电话。他回忆说，在10分钟左右的通话里，小女孩的声音充满失望和疑惑，“很悲伤的语气”。这令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只比小燕小一岁，“在小孩的认知里，可能根本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从2021年8月2日报案，到8月5日临夏市公安局决定不予立案，仅仅间隔3天。葛树春推测，在最初报案时，很可能缺少认真的取证和调查，“一开始如果好好办，不可能当时不立案”。

他指出，对于小燕所笃定的“曾告诉过对方年龄”，如果没有及时固定聊天记录，那么记录可能已经灭失，无从查证。另外对于脚指骨折的情况，如果及时进行伤情鉴定，将可能成为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增加嫌疑人的刑期。此外，当犯罪嫌疑人没有第一时间被抓，他们就可能串供和毁灭证据，导致后续工作很难进行。

5月31日，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临夏市公安局重新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强奸犯罪”。6月1日，办案人员找到小燕，让她在奶奶、女警、老师和村干部的陪同下，重新就强奸事件做笔录，笔录时间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11点钟。

6月2日，马建强从青海赶回临夏市，陪着侄女在临夏州妇幼保健院重新进行身体检查。不同于此前只进行阴拭子检查，这次的妇科鉴定更加全面，包括传染病、创伤遗留伤和处女膜破裂情况，医生还给小燕做了B超，检查了胰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夫说，从处女膜破裂的痕迹看，是突然间破裂，有撕裂伤，应该是构成强奸的。”

6月3日，临夏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三名嫌疑人批准逮捕。目前，官方尚未披露他们的身份，当事人家属问了刑警多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农民身份。

4 “从严”与“明知”

在我国法律中，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该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以强奸罪定罪处罚。但有司法解释指出，如果幼女在12至14周岁之间，行为人不“明知”对方未满14周岁，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就不认为是犯罪。

尽管行为人是否“明知”12至14周岁幼女的年龄，将影响罪与非罪的判定，但近些年随着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加强，此类性侵案的判定更加倾向于未成年人一方。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十九条中，对于构成奸淫幼女从重情节是否需要以“明知”为前提，作了明确的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何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意见规定，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作息生活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2021年7月，就在小燕遭性侵的同一个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其中指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危害严重的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

2022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发布会，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介绍，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60553人，同比上升5.69％，其中对性侵犯罪提起公诉27851人。最高检对30起性侵未成年人重大敏感案件挂牌督导，并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那艳芳在发布会上还介绍，2021年对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司法救助1.1万件1.6亿元，是2018年的3倍。此外，多地积极探索支持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获法院判决支持。

“最近这两年，全国在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性侵的犯罪。”葛树春分析，此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强迫对一名12岁女孩事实性侵害，根据刑法第236条对强奸罪的量刑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人以上轮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也就是说，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最高可被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关注此事的律师范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案如今仍由临夏市公安局管辖，是不恰当的，“应该提级管辖，由临夏州公安局管辖本案”。

他认为，此案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刑事诉讼法，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相对应的，案件的立案侦查由设区的市一级公安机关管辖较为恰当，“具体到本案，应由临夏州公安局管辖”。

范辰还指出，临夏市公安局此前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经过复议，临夏市公安局仍然作出维持的决定。也就是说，临夏市公安局在错误认识下做出了错误决定，因此临夏市公安局应当回避本案的侦查。

《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临夏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杨建勇，临夏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志强，以及临夏市妇联等机构，均未获得应答。6月3日，针对此事成立的临夏州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临夏州、市纪委监委已经成立调查组，正在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调查。

CDT编辑注：2022年6月，《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甘肃女生小燕（化名）遭多名男子性侵案，事发于2021年7月，当时小燕仅12岁。报道称，当地公安接到小燕报案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不予立案。2022年5月，小燕的叔叔将小燕的遭遇写成举报信，公布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关注后，当局推翻不立案决定，重新拘留犯罪嫌疑人。2023年4月，甘肃一法院判处四名被告六年至15年有期徒刑，另有12名公职人员被问责，其中党纪政务处分8人、调离公安系统等组织处理6人。2024年10月26日，微信公众号“追月数星的朋友圈”刊文称小燕确诊重度抑郁症，家庭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已致信当地政府要求提供资金和医疗援助。文章称，办案期间有当地领导要求小燕家人不要追究警方的责任，小燕家人拒绝。原文结尾附有公众号作者与小燕的叔叔的微信聊天记录。

“老师你好，我是甘肃临夏12岁女童家属，想向你求助。”

昨天早上，读者马衣思么（回族名）通过后台添加我微信并向我求助。我问他有没有材料，他把《致政府的求助信》发给了我。

我这才知道，他是小燕（化名）的叔叔。两年前，小燕遭三名男子轮奸的新闻轰动全国。马衣思么自称，为了平息舆论，当地领导跪着求他不要报了，孩子以后的生活、上学、看病，他们管。

今年7月7日，马衣思么带着小燕去北京做了全面的精神检查，确诊为重度抑郁，有自杀倾向。

“我们现在面临着高昂的治疗费，家属真的无能为力，本人因为这个案件足足奔跑了三年有余，负债累累，处境艰难。侄女的病情，给我和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压力。”马衣思么说。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他已经尝试了各种可能的办法，求助了临夏市人民法院、临夏市公安局，“因为之前我坚持处理办案人员，他们嫌我是个厕所里的石头，报复打压我，以至于现在不管或者就是各种推拒绝。” 马衣思么说，“孩子上两天因为自残，被我接回来了。我感到身心俱疲，生活陷入了绝望。”

小燕手上留下的刀痕

小燕出生于2009年3月，住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的山村里，父亲患有“小脑萎缩”，情绪暴躁，容易伤人，常年被关在家里，母亲在生下她后，未等她足月就离开了这个家。小燕平时由爷爷奶奶照顾，由小叔马衣思么在青海打工支付抚养费用。5岁时，小燕右手受伤，被截去了4根手指。

2021年7月暑假，12岁的小燕学会了用奶奶的手机登录社交媒体。在微信上，开始有成年男子叫她出去玩，被她拒了。7月30日那天，当“网友”提议带她去公园玩，她想到之前跟奶奶去城里，奶奶没有允许她去公园，出于赌气，她就答应网友去了。

这天晚上，身在青海的马衣思么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小燕丢了，他当晚赶回临夏。找了两天，到8月2日下午4时，在派出所手机定位的帮助下，确认了小燕在离家20多公里的临夏市中心广场，他和母亲及两个民警赶到广场，终于找到正在广场上徘徊的小燕。

马衣思么回忆说，见到小燕第一眼，发现她满脸惊慌失措，甚至有些惊恐，既生气又着急的马衣思么就打了侄女两巴掌。挨打后，小燕一下躲到奶奶的怀里，说她被人强奸了。

据小燕自述，从7月30日下午到8月2日，她被“网友”控制，“强行与我发生了关系，还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那些人二十七八岁，我想走，他们不让走，我因为羞耻没有回家”。

马衣思么为小燕梳头

陪同寻找小燕的民警来自临夏州和政县，由于小燕控诉的强奸发生在临夏州临夏市，案件交给了临夏市公安局处理。警方让小燕给三名嫌疑人发信息，他们驱车到达广场后将三人抓获。

2021年8月6日，临夏市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据媒体报道，此案在最初办理时，由于嫌疑人都拒绝承认知道小燕不满14岁，并且是主动约会网友，因此未予立案。

经申请刑事复议、复核，到2022年农历新年之后，马衣思么打电话催问，临夏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马队长告诉他本案予以立案了，“三名男子抓了两个，另一男子不构成犯罪，罪名不是强奸幼女，是组织未成年人淫乱罪”。

马衣思么感到纳闷，因为《刑法》中并没有“组织未成年人淫乱罪”，相似的罪名为“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果然，此案移交至临夏市检察院，检察院决定不予逮捕，公安抓的人也办理了取保。

马衣思么说，此事经媒体引爆以后，“2022年5月30晚，不知道是谁安排我侄子拿来60万现金，让我妈给我说，不要再闹了，让媒体不要报道了，我还是没要钱，我要的不是钱，是孩子一辈子的名声，要的是法律的公正公平。”

第二天，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临夏市公安局重新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强奸犯罪”。

案件办理期间，还有领导来找马衣思么，说只要他不追究警察的责任，他们会安排好判决，也就是多判再给点钱，“我说不行，我要的不是钱，要是的是公平正义！必须追究那些警察的责任，那领导起身就走了。”

2023年4月17日下午，临夏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马某甲、司某某、马某乙强奸案，被告人周某某强奸案。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马某甲、司某某于2021年7月30日，强奸未成年人。被告人马某乙对马某甲、司某某强奸行为提供帮助。被告人周某某于2021年7月31日，强奸未成年人。

临夏市人民法院认为，马某甲、司某某、马某乙、周某某的犯罪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应依法严惩。

法院最终对被告人马某甲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对被告人司某某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对被告人马某乙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被告人马某甲、司某某、马某乙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精神抚慰金90000元，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心理疏导费等4500元，共计94500元。

对被告人周某某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被告人周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精神抚慰金30000元，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心理疏导费等1500元，共计31500元。

另外，临夏州市检察、公安机关12名履职不到位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被问责处理，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人（同时组织处理2人）、调离公安系统等组织处理6人。

马衣思么说，虽说三名男子被判刑，法院也判了12.6万的赔偿金，事情也过去了三年，但侄女的精神状况一天比一天差，自残！吃药！自杀！他带侄女走访了很多大夫也无济于事。

今年七月份，在媒体朋友帮助下，马衣思么带着小燕去北京做了全面的精神检查，确诊为重度抑郁，有自杀倾向。

小燕的健康问卷结果分析报告单

“我们现在面临着高昂的治疗费，家属真的无能为力，本人因为这个案件足足奔跑了三年有余，负债累累，处境艰难。侄女的病情，给我和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压力。”马衣思么说，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他已经尝试了各种可能的办法，求助了临夏市人民法院、临夏市公安局，但都未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如今，我感到身心俱疲，生活陷入了绝望之中。”

在《致政府的求助信》中，马衣思么提出两个请求：

1、请求州委州政府领导给予孩子医疗费用的上帮助，尽早让专业心理老师对孩子的病情干预。

2、 请求州委州政府的领导给孩子换个学校换个学习环境，让孩子不在活在无尽的流言蜚语中。

另外，马衣思么还坚持控告，要求追究当初办案人员的滥用职权罪，“因为他们涉嫌犯罪了，他们只是换了个工作环境，何曾想过这个女孩子以后一生怎么办？在当地怎么的生活？未来怎么结婚？”

上海市巨鹿路，横跨了黄浦及静安两区。

在10月26日周末这天，我从静安区这里的巨鹿路长乐路一带，哼着小曲，一路city walk到黄浦区那里的巨鹿路。

City Walk是认识一座城市的好方式。这天，走在静安区这的巨鹿路，可以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紧张的松驰感”。

到了黄浦区那的巨鹿路，属于尚雯婕走上街，都会被马上扑到的程度。

黄浦区的围栏比静安区这边的质量好一些，见微知著，看来黄浦区更有钱，而且除了在实用的基础上，还有更多对美感的追求

满大街小巷的志愿者，橙紅马甲像南瓜一样，为上海增添了不少过节氛围。

当父母成为国家的敌人，未成年的孩子们成为“最脆弱的迫害对象”。她们面临居无定所，随时被侵扰隐私，目睹暴力，失去教育机会，不断离开朋友们，放弃出国深造，甚至被当作罪犯逮捕。

撰文 刘多旻

编辑 周醒予

平台编辑 覃山

2022年11月20日晚间6时，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内的一段视频，让“软肋”这个词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种管治手段的代称——如何管理那些发出反对声音的人？ “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但是，对于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孩子们，“软肋”的故事要早得多。

2022年11月20日晚间6时，新冠防疫时期，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流传出一段视频，内容为该居委会工作人员针对某辖区居民说出“哪天找个黑地儿拘他3天”、“_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_”、“咱们把这帽子往寻衅滋事上靠”等言论，激起民众对严苛清零政策的集体不满，也让“软肋”这个词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种管治手段的代称。（图片来源：网络）

儿童是最脆弱的，他们只能顺着大人的行动轨迹滑行。当他们的父母成为国家的敌人，备受骚扰与威胁，她们的人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十年前，孩子们面临的问题，是跟随大人过“居无定所”、没有安全保障的生活，也经常目睹国家暴力。最近几年，孩子们面临的问题，除了难以估量的心理伤害，还有受教育权的被剥夺，毫无理由被“边控”。

越晚出生的孩子越不幸。最极端的案例之一，是疫苗安全倡导者何方美的三个小孩的命运。何方美2020年10月因为在河南辉县政府门口泼墨被带走，她的大儿子（今年10岁）被政府安排寄养在了当地一个陌生村民家里，二女儿（今年7岁）跟随她一起经历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小的女儿（今年3岁）是“指监”期间出生的。两个女儿自从2020年10月起就被“安置”在当地的精神病院，此后再没和外界的正常世界接触过。

2018年3月，何方美的二女儿在10个月时接种了问题疫苗，引发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瘫痪，之后何开始四处为女奔走，要求追究相关责任和赔偿。何亦成为问题疫苗受害者家长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持续倡导疫苗安全。2019年，《国家疫苗管理法》出台，于当年12月1日正式生效。2020 年，因在河南辉县市政府门口泼墨，怀有身孕的何方美被捕，关入精神病院，并于次2月在院内生下小女儿。2022 年3 月，何案开庭审理，但至今仍未宣判。（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这意味着国家承诺保障儿童人权的所有方面，在相关行动中将儿童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量。然而，2013年10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定期报告后通过的结论性意见中写道：

委员会十分关切地注意到，有报道称政府迫害家属，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子女，并报复和骚扰主张儿童权利的家属。委员会强烈建议中国政府，立即终止对追究侵犯儿童行为责任的家属和人权维护者子女的一切形式恐吓和报复； 确保对所报道的恐吓和骚扰主张儿童权利的家属以及人权维护者及其家属的情况迅速开展独立调查，并追究实施这种侵权行为者的责任。

《儿童权利公约》明文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加诸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但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现实是，十一年过去了，公权力执行者控制、打压孩子们的手段越来越肆意、无情。在这篇文章里，年份和时间，除了讲述事实，没有别的意义。

一位做家属支持工作的人权工作者告诉“Women我们”：“从头到尾，官方都知道，‘控制了孩子，就是控制了一切’。”TA随后补充到，如果说十年来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各个地区的警察的行事风格可能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变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警察运用监控的手段更成熟了，“以前要靠很多人力来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通过监控技术很快解决”。

文章里写到的，并不是全部。有一些家庭因为安全考虑难以接受采访，有一位人权律师的女儿拒绝采访的理由是，她不愿意再谈论这些事情（这也是她的正当权利）。还有一些更草根的维权行动者们的状况，我们无从得知。

2013

海南万宁

2013年5月，海南万宁的一所小学门口，十来个人举着纸牌站在这里。正是放学的时候，来往的人流量很大，原本接小孩放学的家长们停下来脚步，开始围观这群人。

这些举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女权活动人士，有律师，还有一些人称呼自己为“公民”——在那个“旁观改变中国”的时代，“公民”通常是指有经验的自力维权者或者热心的支持者——她们为同一件事来到这里举牌：十几天前的5月8日，这所小学的校长陈在鹏和当地一名政府职员冯小松带着6名小学生去宾馆开房，一夜未归。女童家长们报警后，当地警方称性侵没有发生，是女生主动联系的校长，要求在宾馆过夜。

2013年5月15日，时任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冯小松被因“校长开房案”被捕。随后，万宁市警方称犯罪嫌疑人涉嫌“嫖宿幼女”，引发舆论对公安侦查执法是否到位的强烈质疑。5月27日下午，贾灵敏（左起）、王建芬、叶海燕和王宇及其他案件关注者，前往万宁市教育局和第二小学校门口举牌抗议，喊出“教育局监管失职，局长必须下课”、“净化校园环境，法办校长陈在鹏”等诉求。（图片来源：网络 / 叶海燕X账号@liumangyan）

那些纸牌上写着：“净化校园环境，法办校长陈在鹏”，举牌的女性们一遍一遍喊着这句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也来了，但并没有立即阻止她们。那一年，公民们仍然可以走上街头。人群里还有刚刚转型做人权律师的王宇，她在校门口给来往的家长发传单普法。“我们国家其实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儿童保护法》，这个法律是有，但一直没有落到实处，我当时想说能不能印一些法律有关的条文，让大家拿回去看。”她从北京飞来，想为万宁的女童们代理这个案子，后来她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女童家长，她告诉那些家长：“您的权利受侵害了，您要勇敢地维权，您明白吗？”但电话那头的家长担心被打击报复，挂掉了电话。

现场的标语里，有一句很扎眼：“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举牌的人叫叶海燕，是一个倡导性工作者权益的女权主义者。叶海燕拿着标语牌的照片，在2013年的新浪微博上成为千万人仿效的剧码，模仿者中间有不少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通常把叶海燕标语上的妇联维权电话“12338” 改成“110”。

叶海燕在涉事小学门口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并拍照上传网络。该句式随后成为讥讽和揭露万宁第二小学校长性侵丑闻的社媒流行语，引发众多网友效仿声援。（图片来源：端传媒/网络）

这起案件在更多人的关注下改变了走向。6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子，陈在鹏和冯小松以强奸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和11年6个月。

广西博白

叶海燕那时候或许也不会想到，为别人的女儿呼吁，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叶海燕的女儿蓝雅欣和这些女孩同岁。当叶海燕在万宁为女孩们呼吁的时候，蓝雅欣一个人呆在博白的出租屋里。

那个出租屋有两层楼，一楼是叶海燕的工作室，二楼是母女俩的起居室。蓝雅欣小时候跟着外公外婆长大，飞机飞过，她会跳起来大喊：“飞机带我去找妈妈吧”。一直到四年级，叶海燕才把她接到身边。

蓝雅欣对博白的记忆不深了。她记得小时候没什么朋友，因为总是搬家。叶海燕又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博白的家里总是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有些人她不知道是干嘛的。13岁的她对这一切并不关心，“我有时候也好奇，家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但我后来就习惯了。”

她喜欢上网。有一次，她在网上看见有人在骂叶海燕，她还没有来得及疑虑为什么妈妈的名字可以在网上搜到，就想回击那个人。“我自以为很有道理地打了一堆字，想说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评论没有发出去。她跑去跟叶海燕讲，叶海燕用一种打哈哈的方式带过了这件事。之后她也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我妈嘴巴挺严的，她什么也不跟我讲。”蓝雅欣那时候对叶海燕在互联网上掀起的波澜一无所知。叶海燕早期是以文风泼辣著称的天涯写手，2005年之后，她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之后的工作重点关注性工作的合法权益和艾滋病防治。2008年，因为在街头做行为艺术，被赶出了武汉，去到广西博白落脚，那些年里，为了做公共倡导，叶海燕常以大尺度的裸照和言论冲击着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从海南万宁回来没两天，叶海燕在博白的工作室就被人攻击了，有一群人气势汹汹闯入了她家，由于当时叶海燕正在接受媒体采访，这一切被录音记录下来：

“现在有五个，有五个妇女在外面，她们现在正在骚扰我，已经在我家里来了……”叶海燕的声音很急促。
“她们现在正在你家里骚扰你是吗？”，记者在提问。
“对，她们现在正在我家里，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她们现在在打我”……
叶海燕回应记者的声音被打断，录音里传来激烈的争吵：
“打她！打她！”“滚出去，这是我家！”“就算是你家（又怎样）”“这是违法的！”“你打！你打！”

那几天，家里有连续的冲突。但蓝雅欣对这一切的印象都不深了，她只记得，有一天妈妈跟她说，不要下楼，好好待在楼上，第二天，她才知道工作室已经被人砸得稀巴烂。

在被围殴的事件发生之后，被行政拘留的反而是叶海燕本人，她提着刀自卫，却被警方认定为“故意伤人”。警方后来公布的证据仅有叶海燕个人的询问笔录、菜刀的照片和三位当事人伤口的局部照片。

王宇带着蓝雅欣试图去会见叶海燕，雅欣透过红色大铁门的小洞往里面看，说拘留所看起来和学校很像。

被拘留十三天后，回到家的叶海燕并没有恢复平静的生活，当地的居民在她家楼下扯着横幅：“大鸡婆叶海燕伤风败俗，滚出博白去！”

她和女儿最终被赶出了广西博白。

2013年6月12日，因被指控伤人而被行政拘留13天的叶海燕在拘留期限届满后回到住处，随即遭到骚扰与逼迁。叶海燕博白家楼下聚集不明身份的青壮年男子，且有人手持横幅，“大鸡婆叶海燕丧尽天良，砍伤我们，赔我损失！”、“叶海燕滚出博白，还我博白安宁！”（图片来源：推特网友 /《南风窗》）

广东南朗

这一切，被导演王男袱拍成了纪录片《海南之后》（Hooligan Sparrow，又称《流氓燕》）。蓝雅欣在那部片子里出现得很频繁，有时候是一个人默默玩手机，有时候是妈妈回到家亲昵地搂着她。片子还记录母女俩从广西离开之后，是如何一路颠沛流离寻找下一个落脚点的。

2016年公映的中国人权议题纪录片《海南之后》（Hooligan Sparrow，又称《流氓燕》），导演王男袱作品，讲述了叶海燕就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的示威活动，叶海燕母女随后的逃亡旅程，以及在途中叶海燕遭到公安驱赶、追逐、恐吓、监视的情况。（图片来源：艺术家巴丢草X账号@badiucao）

13岁的蓝雅欣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完全有概念。好几年之后，2017年，她被送去美国上学，在王男袱家里落脚。有一天王男袱出门，她在王的电脑上第一次看见了那部纪录片，她对片子里出现的一切都感到震惊：“啊？这是我妈，她做了这些事情……原来从第三人称来看，我们发生了这些事情啊！”

今年她24岁了，她的声音和语调还和当年的纪录片里一模一样，带一些湖北方言的味道，语调有些活泼。叶海燕为女儿创造了一个近乎真空的环境，把她保护起来。

母女俩从广西博白被赶走，去到广东一个小镇，再次遭到了断水断电式的逼迁和驱赶。13岁的蓝雅欣跟着妈妈被赶来赶去，住宾馆被拒绝，行李被丢在高速公路上，母女两依偎着拍了一张照，背景是荒郊野岭和她们的全部家当。

2013年7月6日，叶海燕在其个人微博透露，她被广东公安从中山居所赶走，后被遗弃而致无家可归。叶同女儿和家中一堆杂物，全被丢弃在远离中山居所120公里以外的一条偏僻公路上。据叶在微博的照片显示，叶坐在公路上，背后有一堆家中的杂物用品，包括一个冰箱。（图片来源： 叶海燕微博）

那样的时刻，蓝雅欣还在围着行李骑自行车。“我妈不会觉得‘都这个时候了你这个小孩怎么还在这里玩’，我也知道我帮不上什么忙，我就当一个不哭不闹听指挥的小孩就好啦。我能感受到当时情况很严重，但妈妈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就没有太担心。”

蓝雅欣当时在纪录片里跟王男袱解释发生了什么：“我也不记得被宾馆赶出来两次还是三次。因为之前的房子不给水不给电，我们不好生活。我们在宾馆里刚洗完澡就不给我们住了，到了第三个宾馆。好几个人朝我们走过来了，把我们喝住，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搬家，我和我妈坐在那台车后座的最中间，那个副驾驶是便衣警察，威胁她说：‘中山不欢迎你，广州也不欢迎你……你们再来就打断你的腿。’”

这一切的暴力行为，就连当时跟拍的纪录片导演王男栿都觉得害怕，行李被丢之后，她们去朋友家借住。但朋友家的楼下早有人守着朝她们大叫。王男栿的镜头里，叶海燕和朋友带着孩子逃命似地跑上了楼梯，把孩子送到房子里交代反锁门之后，叶海燕和朋友就被楼下的不明人士带走了。之后，整晚都有人一直在敲门。

纪录片《海南之后》中的截图，画面里是叶海燕与朋友为保护女儿和导演锁门转身离去的背影，以及蓝雅欣视角里无数次应付驱赶的母亲。（图片来源：《海南之后》）

北京

2013年海南万宁抗议发生的时候，王宇才刚把儿子包卓轩从天津的爷爷奶奶家接到北京一起生活。

包卓轩的成长经历和蓝雅欣有一些相似。他小学时候在天津长大，王宇和包龙军在北京工作，一周会去看他一次。上完小学后，他被接到北京，“那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幼年的包卓轩与母亲（图片来源：推特图片）

包卓轩记得，那几年，父母都经常出差，碰上敏感日子的时候，警察会直接让王宇和包龙军离开北京，“他们就说车票都已经买好了，你直接走吧”。包卓轩知道爸妈都经常被请去“喝茶”。爸妈都不在家的时候，他也有一些青春期男孩的小心思，比如可以一直在家里玩电脑。网络对于这些孩子，是一种对残忍现实的补偿与安慰。蓝雅欣也提到自己的记忆里，她一直在博白的出租屋里玩手机，她有很多烦恼，但上网上着上着就忘记了，她后来觉得那是一种弥补在现实中没有朋友的做法。

同样在海南抗议现场出现过的唐吉田律师和王宇律师是好友。有一次，唐吉田去北京的时候带上了女儿唐正琪。唐吉田外出办事，琪琪就被送去王宇家和包卓轩一起玩。

包卓轩和唐正琪年纪差不多，两人小时候在一起玩4399小游戏，看动漫，聊动漫。琪琪那个时候已经学日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语和动漫一直是他们两之间很坚实的纽带，也几乎是唯一的话题，“我们两都是很内向的人。”包卓轩上初中的时候就很关心政治话题，他很爱翻墙上网，浏览外媒的新闻。但在他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和琪琪聊过类似的话题，“我和琪琪的关系更像生活里的真正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爸妈都在做类似的工作。”

2015

北京

2015年，包卓轩要念完初中了。但他没有北京户口，就算在北京念完高中，也没有办法在北京高考。因此，王宇和包龙军决定送他去澳洲念书。

在这之前不久，家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晚上，警察在晚上七八点上门来，什么也不说，只是让他开门，当时王宇和包龙军都在外地出差，包卓轩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又反复跟门口的警察说：“我爸妈真的不在家，我不能开门，求求你们走吧”。

包卓轩对于出国念书这件事是开心的。他上网很早，喜欢翻墙浏览外媒。爸爸妈妈在家里也时常会跟他讲自己代理的案子。王宇和包龙军都是人权律师，王宇曾经代理了范木根案、曹順利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1，并曾为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无罪辩护。他过早地触摸到了中国社会里另一个面向，也对外面的世界有一些向往。包卓轩唯一不舍得的是爸爸妈妈。

7月8日那天，包龙军陪他去首都机场，父子俩还沉浸在未来的计划里：包龙军会在澳洲陪他待几天，再回来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他有些兴奋。完全没有预料到后面会发生什么。

过海关的时候，机场一个人都没有。突然冲出来几个人，把他和爸爸按在地上。

“我爸反应特别激烈。他冲他们大喊，‘你抓我没事，放了我儿子！’冲我喊，‘儿子，你要小心！’、‘你别抓我儿子，你抓我怎么样都行，你放了我儿子！’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等到对方要把我们从紧急通道拖出去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要说一句话。我不记得我说的是什么了，时间有点久了。我就记得我爸说放了我儿子，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我当时整个人脑子都是晕的。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直接傻在那儿，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好像是说了一句，‘爸，我没事。’”2

另一头，在家里的王宇也被破门而入遭到逮捕。王宇和包龙军的失踪，是中国当局针对律师的“709大抓捕”的开端。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网站的消息，从那一天起到9月18日，至少286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或限制出境。

包卓轩当时15岁，从机场被按倒后，他被带走软禁。“我们在一个宾馆里，有大概两三个警察，我记得我一开始还有一些反抗，我当时年纪很小，假装很成熟地说一些话，他们把我推倒到地上，我一下子就老实了”，包卓轩回忆的时候，讲话很慢。

彼时，海外中文媒体对包卓轩和父亲在北京机场被抓的相关报道。（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FA）

2015年的“709大抓捕”是许多人生命里的转折点。

在丈夫王全璋被消失之前，李文足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做律师的丈夫每个月往家里打生活费，她则专心带着儿子王广微（泉泉）生活。丈夫消失之后的头几个月里，她不停地哭。儿子泉泉那个时候两三岁，不知道爸爸被抓了，只是原先每周从手机里打来的视频消失了。

2015年，山东省，王全璋与妻子李文足及孩子的合影。（图片来源：美联社）

7月10日，律师李和平先是在办公室里被控制，随后遭到抄家。那天早上，跟着爸爸去上班的5岁的佳美目睹了这一切。两个月之后，她的情绪终于有所缓和，她问妈妈：“为什么警察要抓走爸爸？”妻子王峭岭和李和平是大学同学，念法律出身的她也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来的警察是哪个单位的，但丈夫就是消失了，过了48小时，她找不到为此事负责的部门。

她只能告诉女儿：“就好比有个老人摔倒了，我们去扶这个老人家，这是好事，爸爸一直在做这样的好事”。佳美听完，很肯定地跟妈妈说，“那警察是坏人”。

李和平和女儿佳美的合影（图片来源：卫报）

李和平的弟弟，同为律师的李富春在那一年8月也被警察带走。他的小儿子五岁，煞有介事地跟人说，“爸爸是被手铐拷走的”，李富春的妻子在一旁哄儿子“那是玩具”，但五岁的小孩什么都懂了，他肯定地反驳妈妈，“那不是玩具”。3

内蒙

包卓轩的人生从7月8日那一天起被暂停了。

他的初中同学们都进入了高中，也以为他到了澳大利亚。但他在天津的爷爷奶奶家里，失去爸妈的联系，不知道如何度过时间，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暑假过完后，他又被送去内蒙古的外婆家。

2015年的10月，包龙军的好友唐志顺来找包卓轩，问他想不想“走”。包卓轩一口答应了，但他那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从内蒙飞到云南，再从云南和缅甸接壤的群山中偷渡出境。

在缅甸，包卓轩经历了第二次“被抓”：

“警察抓我的时候，我正和唐志顺在外面吃早饭。我们在露天的早餐铺外边，突然就围上来一群人。我记得大多数是便衣。他们说听话，跟我们走。然后把我放到了一辆车上，给我带上了头套，手铐和脚铐。

当时我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他们把我关到了一个屋子里，说要给我做笔录。我一开始什么都不说。他们说，‘你要是不说的话，这里可是缅甸，不是中国，我们一枪在这里把你打死扔野外也没有人知道’。我就开始说了，我叫什么姓什么，家里人有哪些。

他们问了我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们问我谁指使我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谁指使我的。他们问我跟唐志顺和幸清贤是什么 关系，我说他们是我爸妈的朋友。他们问我爸妈是做什么的。

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的时候，只给我笔录的最后一页，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说你要给我看一下前几页，你要是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就不签字。我就那样说了一下，我后边的人就抄起一个棍子，狠狠地打我后背。我直接趴地上了。

他跟我说，你现在不听话，这次打你后背，下次不听话就打你脑袋，打你脑袋出什么事我们就不负责了。我说，‘我签我签’，我全签了。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他也不允许我看什么，只允许我看到最后需要签字的那一页。还有他折角让我按手印的地方能看到。”4

这一段内容，是包卓轩在接受Human Rights in China的采访时讲述的。青少年时期的遭遇给他带来很严重的抑郁症，那些场景至今仍然出现在他的噩梦里。他说，那段日子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述的痛苦，最近两次接受采访，每次谈到这一段经历，都很想哭，他需要停下来喘喘气，事后也会做噩梦。尽管他鼓励记者放心提问，但为了避免重复讲述带来的伤害，“Women我们”和包卓轩商量，决定不重复提问，直接引用他已经讲述过的内容。

天津

软肋作为威胁是有效的。包卓轩在缅甸偷渡被抓的经历，后来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做成了电视节目播放。王宇经历了“电视认罪”，在那个视频里，她谴责境外势力利用了他的儿子。

但几年后，王宇在《端传媒》上回忆了“电视认罪”的经历，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有一天夜里，负责她案子的预审去找他，“预审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

以至于当预审问出“你想不想救你儿子”的时候，王宇没有选择，她答应了录制一个“表明态度”的视频给公安系统的“上级”看。她并不知道那段视频会被放上电视。

王宇写道：“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见到我的儿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儿子就不能出国留学，他在这里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极大的伤害！即使多年以后我会出去，但那时的孩子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他的这个年龄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伤害就会终身有阴影。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让儿子摆脱当前这种困境，让他能到自由的国度去学习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伤害……那样，就只有我出去才办得到！我深怕我的儿子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必须走，他必须离开这国，这就是我当时最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试一下。”5

2016

天津

小土是一位做家属支持的人权工作者。2016年的6月初，TA在天津的一个宾馆里第一次见到了王峭岭和李文足，还有佳美和泉泉。小土记得自己当时拿了摄像机，从进门的时候就开始拍，佳美和泉泉刚起床，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玩。TA事后有些后悔，第一次见面就举着摄像机，其实是一个非常冒犯的举动，但她们看起来丝毫没有觉得被冒犯，小土想，“她们接受了这样的状态，也就是生命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冒犯的，在那样的场景下，已经没有所谓安全和不安全的界限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位女性一遍遍往返北京和天津，想要寻找丈夫的下落，小孩离不了人，也一直带在身边。王峭岭那时候开着一个很大的越野车，那辆车像战车，载着所有人，小孩也在车上长大。

北京亦庄

丈夫失踪后，巨大的情感冲击还没有解决，生活里具体的难题还在一个接着一个到来。

2016年，佳美要去念小学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作为外地学生，在北京上学需要一系列的证件。当时为李和平奔走的王峭岭完全顾不上这件事。等她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些迟了。她和房东去当时居住所在地的亦庄开发区博兴路派出所办暂住证，办事的女警说，“领导说办不了”。她那时候包里还带着案件的材料，急着离开，以为总有办法可以上学。但女儿上学的问题就是被卡在了这张暂住证上。她后来甚至跑去学校，说不要学籍，只要能让小孩在这里上课。

8月，王峭岭因为原先的租房合同到期搬去了新的房子里，但警察很快就介入了其中，新房东不敢给她钥匙，她在快捷酒店和朋友家轮换着住，飘荡了一个多月。最后，她租到房子的方法是，每次到回家之前的四五站地铁，就要把手机关机，女儿被接到新家之后问她：“妈妈，这个房子我们能住多久？”

佳美最终没有上成小学。那是她第一次失学。

内蒙

从缅甸被抓回来之后，包卓轩被切断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警察在他的班上装上了摄像头，“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摄像头是为了监视我装的”。包卓轩当时被寄养在小姨家生活，警察切断了小姨家的Wi-Fi，住进了小姨家对面的房子里。房子大门口安了感应器，他一出门，哪怕是去买支笔，警察都会问。

那些警察轮流倒班，有些很和善，会在监视他上学的路上跟他聊天。有些警察很凶，他跟其中一个警察吵过架，“他竟然拿警车接送我上学”，他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去给他提意见，结果他把我骂了一顿。”

那一年6月的时候，王峭岭试图去内蒙探望包卓轩。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去到内蒙的王峭岭打算先拜访王宇的母亲，但她发现，王宇妈妈住的小区里，楼栋标识全部被拆掉了。她第二天才确定哪一户是王宇妈妈家，上去敲门的时候，对面的门先打开了。两名自称警察的男子控制住了她和随行的人，又带去了派出所盘问。她没有见到包卓轩，反而被警察控制了五个小时。

那一则电视认罪的视频让包卓轩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被曝光。在他当时上学的学校，连学生都知道这件事。他班上的同学倒是没有反应，他猜测是班主任提前交代过，但出了教室，就会有别班的同学对他喊：“这不是偷渡那小子吗？”

“有一天晚上我就很想自杀，太痛苦了，我也不知道我爸妈在哪”，包卓轩说，“那是我人生里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我没有自由了，我见不到父母，我因为父母被无理由拘禁而难过，因为自己处在软禁状况里而难过。”

包卓轩记得，支撑自己熬过来的原因，是有一天收到了王宇从狱中写出来的信。他给王宇回了好多信。2016年8月的一个下午，他终于和取保候审出来的王宇见上面，“我只记得我一直在哭，可能哭了五分钟，也可能哭了十分钟，总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妈也一直抱着我哭”。后来他才知道，他写的回信，妈妈一封也没有收到。

2017年

北京石景山

这一年，泉泉要上幼儿园了。在李文足当时的居住地石景山，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泉泉。

“她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奔波，去各个机关和部门走动，找学校已经像一个事业了。她很担心对小孩的影响越来越大，她希望小孩有正常的生活，所以送去学校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小土听李文足讲过一些细节，比如李文足总是牵着泉泉的手，边唱歌边去找幼儿园，又比如李文足为了给小孩上学的仪式感，买了很好看的小书包和午睡的被子，但结果，“往往是提着被子去，又提着被子回来”。“文足说她在一个学校办公室里，因为不接收小孩，又要办退款手续，办完手续出来，泉泉全程低着头，提着小被子站在门口。那一刻她说她想杀了这些人。”

北京宋庄

从广东被赶走后，蓝雅欣跟着叶海燕回到了湖北老家。后来，叶海燕又去了北京，蓝雅欣留在武汉上学。她上寄宿学校，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又变成了留守儿童。

高中之后，蓝雅欣发现自己开始神经衰弱，想从学校离开。她打电话给叶海燕，叶海燕不觉得这是大事，蓝雅欣就在叶海燕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去了北京找妈妈。她们住在宋庄，早上，叶海燕骑着电动车送蓝雅欣去补习班学素描，她再骑回去自己学画画。

蓝雅欣特别喜欢那段时间，对她来讲，她只想和妈妈住在一起，不管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或者有没有地方住。以至于她在讲述中会略过一些细节。比如她要去素描补习班，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在北京上学，她也没有北京户口。但无法上学的原因不止这一个。

在宋庄的那一年，叶海燕因为发表“反毛”言论，出租屋又遭到断水断电停暖气。蓝雅欣只记得那是冬天，即将要过年，母女俩住在断水断电的房子里，“天一黑我们也黑了，每天也只能简单擦擦身子。”

叶海燕觉得照顾不好女儿了。决定送她出国上学。

同一年在宋庄，另外一位异议艺术家王藏的住处也遭遇了断水断电，当时，他的家里还有两个五个月大的婴儿，连泡奶粉的热水都要靠朋友送来。

2018年

北京

李文足不再是一个只会哭的妻子。身边的人看着变化在她身上发生，“她不停地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人权机构，学会去跟这些人打交道，学会怎么讲话、怎么公开发言，她在适应自己的社会角色，接受公众对她的期待”，小土说。

4月9日10时45分，李文足与同行的王峭岭、刘二敏等人正在饭店大厅办理退房时，被突然出现的大批国内安全保卫人员强行带走，送回北京。

小土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那一年4月，王全彰失踪即将满一千天，李文足要去徒步寻夫，刚进入天津，就被国宝“围剿了宾馆”，随后将她带走软禁在家里。有一天，她家里的楼下聚集了四五十人，有社区居委会的，有国宝，有便衣警察，也有来支持她的朋友。一片混乱之际，无法出门的李文足坐在家里的窗户上，开始朝楼下大喊：

“你们在干什么！？老娘的老公是律师，平时就是帮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现在被抓了一千多天了还生死不明，我去找我老公，我怎么了？像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坏人，在自己亲人有问题（的时候）就一个一个自己夹着尾巴就跑了。老娘不是这样的人，这三年多老娘天天在外面帮我老公呼吁，你们这帮人在干什么，你们这是助纣为虐，知道吗？我老公就是一个好人，平时就是帮助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三年了，生死不知，我是找我老公怎么的了，你们现在这些人在这捣乱。”

泉泉也逐渐长大，四五岁的时候，他还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进妈妈怀里的小肉球。到了六七岁，他有时候会表现得要保护妈妈。有一次，李文足和泉泉又被堵住在家，由于这样的事情太常发生，几乎就是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所以小土已经忘了那次是因为什么。TA看见泉泉用自己的小拳头去砸铁栏杆，嘴里大喊：“我妈妈是对的，我妈妈是正义的，谁来帮帮我妈妈呀！”还有一次，TA看见泉泉拖了一把小椅子抵在门口。

泉泉同样经历了两年的失学。李文足终于找到一所可以上幼儿园大班的学校。

李文足在推特上记录下泉泉第一次上学的那天：

早上6点他就醒了，拽着我又是撒娇又是威胁，我只好起了床。一起洗漱，穿好衣服后，他要去学校。我无奈地告诉他，校车7:48才到门口，他的单眼皮眼睛里闪着热切的盼望，可怜巴巴地对我说：“我想早一点到口等着。please……”看着他一脸萌态，心软了。于是，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坐在马路边上，等着校车的到来。泉泉有点小担心，他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晃的我头都晕了。他圆嘟嘟的小脸上全是担忧，一遍又一遍问我：“妈妈，你确定？是在这里等校车？”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一遍又一遍回答他“是的”！那时我就想，恐怕只有失过学的孩子，才能如此盼着上学。

佳美也在2018年找到了一所学校。她同龄的小孩读到三年级了。她经过了两年的家庭教育：妈妈带她外出，看到什么字就教她什么字。没有人知道她学得怎么样。失学两年后，王峭岭终于为她找到一所家庭式学校，学校愿意接受她。王峭岭从来不在微信上和老师讨论孩子的情况，学费也全部拿现金交，大家讲好，李佳美只是来这所学校“玩”的。

2019年

北京

泉泉6岁，他去上小学，但刚开学四天，他又失学了。李文足在推特上写，是北京警方连续数次去学校施压导致的。

泉泉知道自己不能上学了，问妈妈：“武术课我是一队队长，我不能带队了，怎么办？老师一定教好多新动作，我不会，怎么办？”李文足说，孩子不愿意接受不能上学的事实，反复说，“我想上学”。

2021年

广东深圳

2021年4月7日，律师常玮平被宝鸡市检察院批准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执行逮捕。千里之外的深圳，常玮平妻儿的住所也遭到搜查。妻子陈紫娟当天从单位被叫回家，看见四个陕西的警察，两个深圳本地陪同办案的警察在家里，“兔兔看着那些警察在家里搜东西，爷爷让奶奶带着他去卧室里躲着，怕吓到他们，他那个时候六岁，他应该有点紧张，从爷爷奶奶的表情里，他也知道可能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陈紫娟说。

常玮平被捕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紫娟都不知道丈夫被关押在哪里。有一天，走在深圳的阳光底下，她发了一条微博：“深圳的阳光如此明媚，不知道常玮平被关押在哪一个地下室里，过着地鼠般的生活。”

当天晚上，警察在深夜登门。“警察说来关心一下我，我很生气，我说你晚上十二点半来我家关心我，连我妈当时都被吓得发抖，那时候我们家小，兔兔睡在客厅里，这件事发生之后，他就不能自己睡觉了，之后有一两年的时间，他都要跟我睡在一起。”

小土在2017年去找过一次陈紫娟，给她带了一些自拍杆之类的东西。TA记得，紫娟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要多发社交媒体，但她也许对视觉表达没有什么概念。“她发自拍，镜头对着自己的鼻孔，视频里讲话也听不清楚……709的家属声援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模板，所有人都说709家属发声的姿态很漂亮。但这对于身处苦难中的人来讲，本身就是很大的负担。”

在爸爸被抓这件事上，陈紫娟没有选择瞒着小孩。她拍视频、写控告信、给在狱中的常玮平庆祝生日，兔兔几乎都陪在旁边。陈紫娟去陕西奔走，兔兔在家里自己写了个口号，歪歪扭扭的字，“shi放常玮平，shi放我爹”。

兔兔自己写的口号：“shi放常玮平，shi放我爹”。因为还不会写“释”字，他用拼音替代了。（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那一年生日的时候，陈紫娟录了一个视频，她问兔兔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兔兔什么也不肯讲，哭丧的小脸转身去弹钢琴，不肯弹《生日快乐》，而是弹了一首《大鱼》。

2021年4月14日，陈紫娟在推特上发布视频，母子俩在家为狱中的常玮平庆祝生日，兔兔沉默地为爸爸弹奏了《大鱼》。（图片来源：陈紫娟X账号@zijuan_chen）

那个视频被发在了陈紫娟的推特上，小土从那个视频里第一次看到兔兔。“他很忧伤，整个人的小脸上就是没有办法开心，在社交媒体上，小孩子是很容易被人同情的，这个视频被很多人关注到了，因为大家很快能意识到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能从里面看到很‘肉身’、很真实的东西。紫鹃后来可能看到效果，也会多邀请兔兔去讲一些东西，但很快又有人说‘消费小孩’啊，‘吃人血馒头’之类的。”

在和妈妈一起拍视频为爸爸呼吁的过程中，小土观察到好的一面：“兔兔很会讲话，他那个嘴出口成章，越多人关注到他，夸他，他自己的感受也会更好。他也觉得很有能量，这样可以帮到妈妈。”

兔兔陪妈妈一起拍摄视频。视频里陈紫娟介绍着自己写控告信的进展，一旁的兔兔带着稚气的笑容，时不时对着镜头做一个鬼脸。（图片来源：陈紫娟X账号@zijuan_chen）

但过早的参与其中，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也会有难以承受的一面。小土很快发现，兔兔从小在家庭里接受到的教育，和他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张力，“有一段时间他妈妈在外面跑，就老收到兔兔在学校里打架的消息”。兔兔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和老师吵架，具体的细节小土已经不能确定，TA感受到的是，兔兔那时候非常暴躁，会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去跟人发生冲突，“小孩可能内化了暴力。因为他的困境不是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和理解他的。”

兔兔班主任跟陈紫娟沟通孩子情况（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从深圳到凤县的一千多公里路并不好走，陈紫娟每次都要先坐飞机到陕西西安，然后高铁到宝鸡，接下来是四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抵达凤县。当时，中国还处于疫情封控状态，体制内和事业单位尤其管控严格，陈紫娟每一次跨省流动为夫奔走，都要先搞定单位，请好假，尽量减少跨省流动和各省的疫情防控工作对她的影响。小土猜测，在这个过程中，兔兔也会被妈妈疲惫的状态影响。

2021年7月，陈紫娟带着兔兔前往凤县看守所要求会见常玮平，陈紫娟在推特上写道：“本不想带孩子去陕西，但他坚持要跟我去。也好，让他去看看哪些人把他爸爸关了起来，他爸爸关在哪里。”（图片来源：陈紫娟X账号@zijuan_chen）

2022年

深圳湾

7月，常玮平的案子在陕西凤县开庭。陈紫娟带着兔兔和几个好友，一路从深圳开车去陕西。她们在凤县高速路口被围堵了20个小时。直至开庭，她们的车都没有进入凤县。兔兔一直在车上用矿泉水瓶撒尿，他后来还举着两个矿泉水瓶拍照。

凤县开完庭后的半个多月，深圳的警察突然找去了陈紫娟的单位。这一次，深圳的警察是独立出现的，而不是像往常那样陪同陕西警察协助办案，这意味着她在深圳很可能成为维稳的主体，而不再是作为丈夫的案子的附属。那一次，警察在言语间，也提到要她为孩子上学的事情考虑。

在为常玮平呼吁这件事上，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百分百安全的，一路上，她看见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的女友李翘楚被抓了，也知道诗人和人权捍卫者王藏的妻子王丽因为在推特上声援丈夫也被抓了，后来王藏和王丽的四个小孩被寄养在王藏母亲家，由于警察扣留了王藏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件，不许亲友接济，王藏的妈妈和小孩的生活一度很困难。

陈紫娟知道自己走了，很难再有人站在她这个位置上去为常玮平呼吁。但为了孩子，陈紫娟决定带兔兔离开中国。

兔兔是不想走的。他那时候已经换了一所学校，在新学校适应得还不错，考试常常拿第一名。紫娟把这归功于外婆的教育：“我妈真的太神了，中国的教育专家，当然兔兔也很能卷。”兔兔作为小孩，也总是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些兴趣爱好，比如搜集烟卡。在很多时刻，他几乎就像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在成长，但陈紫娟知道，“他其实非常早熟，跟他的同学相比，他有太多（不寻常的）经历了。”后来抵达美国的时候，陈紫娟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他和常玮平一样善良，有正义感，《辩护人》中那个被打死的青年学生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2022年11月25日，陈紫娟在推特上发布母子俩的照片，公开了自己带着孩子前往美国的消息。（图片来源：陈紫娟X账号@zijuan_chen）

陈紫娟是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走的，她是一个医学博士，在深圳的一家实验室里工作，收入可观。而离开中国，作为一个中年人，她要在新的国家的专业体系里从硕士开始学习。离开的那个十月，中国还处于疫情封控最后阶段。那时候她还留了一封辞职信，想着如果顺利走掉就辞职，如果被边控了，她还可以若无其事地回来上班。

十月，陈紫娟和兔兔从深圳湾离开，打了一个车去香港机场，在出租车上，陈紫娟看见兔兔一直在默默流泪。“后来我问他，他就觉得离开外婆了，他想外婆了。离开他的同学们了。但是他也没有哭闹，他就默默流泪。”

2023年

北京

对于王峭岭一家人来说，原先有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又被打破了。一年中的许多日子：两会、国际人权日，甚至是美国国庆日，警察都会去堵住李和平和王峭岭家的门，不让全家人外出。佳美要上学也不可以。早几年的时候，她会被妈妈送去同学家，跟着同学一起上学放学，等警察走了，再把她接回来。最近一两年，警察上门后的行为越来越暴力，当着佳美的面，推搡她的家人。五月的一次，还砸坏了她卧室里的玻璃，佳美回到家看到破碎的玻璃，说：“我们没有错。”

2023年5月14日，房东带着十来个人来到住处，要求李和平一家搬家，发出了“不走弄死你”的威胁。租房合约远未到期，李和平表示不同意，房东就发飙把卧室的玻璃窗砸了一个大洞，玻璃碎了一地。李拨打110报警，警察到场后，称房东有权卸自家房子的窗户。（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2023年3月份开始，佳美出门会有人跟踪她，无论是上学、逛公园还是陪妈妈买菜。她不能再找自己的朋友玩。

她还在那所家庭学校里，但上课的方式变成了网课，因为住得离学校太远了。李和平曾经尝试在学校附近租房，但刚约好中介去看房，警察就来了，租房的事情随之被搅和。

这样的日子，佳美从5岁一直过到14岁。进入青春期的女生开始懂得很多事情，她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现实没有留给她任何出路，理所当然地，她担心爸爸妈妈的安危。王峭岭观察到，她不再像小时候那么活泼，情绪低落，总是流眼泪，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只喝一小碗粥。和老师商量过后，她决定让佳美先休学，休学那天，刚好是儿童节。

2023年5月28日，房东再度发难，强行将李和平一家住处的大门拆卸带走，佳美和泉泉站在小屋门口，两个孩子目睹这样荒唐的现场忍不住笑了起来。（王峭岭X账号@709wangqiaoling）

李文足和王全璋家又遭到暴力骚扰和逼迁。李文足在推特上连着两个月更新“逼迁日记”：最近一个多月的遭遇，顺义警察在门口守着，任凭地痞流氓半夜闯进屋里叫骂，孩子被吓得虚脱、流鼻血、咽喉脓肿发高烧。住到野大姐家后，安稳了3天，孩子病情刚刚好转，又遭遇西城五个警察半夜砸门说查聚众吸毒。幸好没有破门，孩子虽然害怕，我骗他哄他也就能睡觉了。

从2015年开始，泉泉一直跟在李文足身边，陪着妈妈跑法院、跑看守所、跑行政机关。李文足在日记里写：“709案发时，儿子2岁半，我带着她到处寻找王全璋，那时候他不懂得害怕，就知道爸爸去打怪兽了”。但如今小孩长到了十岁，开始对一切都有认知，会在警察骚扰过后的第二天问：“妈妈，今天晚上警察还来吗？”李文足预料到会有更可怕的场面，她曾经将孩子送回武汉老家一段时间，自己和王全璋在北京昌平面对断水断电逼迁。

这一切也在泉泉的生命里留下许许多多的后遗症，比如他不喜欢国旗，看见国旗甚至会有应激反应。大人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对这一切到底理解多少，但能猜到的是，“在他的生命里，所有国旗飘荡的地方，带给他的，都是非常糟糕的体验和记忆”，小土说。

他跟妈妈说自己做了噩梦，梦见鬼在家里的楼梯间里守着全家人。

在李文足的镜头下，泉泉面对监视自己家的陌生人已经习以为常。（图片来源：李文足X账号@709liwenzu）

四川成都

在被反复逼迁、孩子失学、全家无法进入社会正常运转逻辑的这几年里，李和平两三次都跟上门的警察讲：“你要是真的嫌我们碍事，就放我们一家人走”，但对方说，这不是他们能做主的事情。

从2015年开始，他们全家人都无法办理护照。直到2022年底再次尝试的时候，工作人员虽然也犹豫，在长时间的请示之后，他们竟然拿到了护照。以至于王峭岭当时以为，边控是不是取消了。

王峭岭家的大儿子李泽远的人生，是另外一种被影响的轨迹。王峭岭曾经写下过《一个母亲的八年》来记录儿女成长过程中自己作为母亲的无奈：李和平被抓的那一年，儿子刚上高中，之后每逢家长会，都正好赶上案件开庭。王峭岭忽略了儿子在高中时期许多重要的事，比如需要钱报考语言考试的时候、申请海外学校的时候。后来，他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受到限制，出国留学的路被堵死。再后来，连国内上学的路都放弃了，“就是因为知道一路上都有太多阻碍”。

李泽远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与父母的合照（图片来源：中国妇权）

李泽远从15岁开始，三次尝试办理护照，都是以“可能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绝。他的妹妹李佳美，从五岁时就被这个原因拒绝办理护照。拿到护照的时候，他说，七年多来头一次在出入境窗口对着警察说的是：谢谢。

2023年，李和平王峭岭和女儿打算去泰国玩，她们准备从成都出境，王峭岭回忆：“当时去的路上，我们抱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在机场，她们被拦下来了。

10月份，李泽远想跟朋友一起去泰国旅游，在机场被边防拦下，经过了一系列的打电话请示、等待，他依然被拦阻不允许出境。他给母亲发信息：我被拦下了，原来我还在边控名单上。

广东珠海

王峭岭带着佳美在珠海尝试出境被拦。

九月，佳美和泉泉由别的大人带领单独出境，再次被拦，泉泉被拒绝出境的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大人们拿这件事当笑话讲：一个九岁的小孩，居然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广东

泉泉还在找学校。

从2017年开始找幼儿园，一直到今天。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整年完整的学。

陈紫娟在推特上感叹：我儿子比泉泉小一岁，但他今年读四年级，泉泉才读二年级。”

李文足和王全璋的一位好友告诉“Women我们”，从被逼离开北京后，李文足一直在全国各地给泉泉找学校，在武汉，她们找到了一个泉泉比较喜欢的学校，但因为那时候泉泉已经失学大半年，插班容易赶不上进度，留级又要继续等，所以最终没有上成学。

最终是在广州，她们找到一所学校，泉泉入了学。但没过两天，警察又上门去给学校施压了。

“文足跟我讲过一个事儿，有一次，泉泉和同学去郊游，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带口罩，只有泉泉是带着口罩的，就是为了防止警察看见他。泉泉就觉得自己被特殊对待了嘛，他就好有压力。后来真的有警察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冲着他，老师就说泉泉你赶紧上车，泉泉自己就乖乖上了大巴，趴在座位底下，他怕被警察看见，当时还有人说，这孩子为什么这么驯服啊，是什么原因啊？但泉泉就是害怕嘛，因为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文足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经不住要哭。”李文足的好友说。

尽管一直生活在一种非正常的环境里，李文足和王全璋在泉泉的遭遇上一直没有妥协。疫情期间，当时泉泉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他不喜欢无休止地做核酸，王全璋还去学校交涉过，最终争取到让泉泉把口水吐到棉签上，而不用一遍一遍捅喉咙。

李文足每年都会给泉泉最好的生日party。“每一年，泉泉的生日都是他很期待的日子，家里人一定会把房间装扮得特别隆重，给他很好的礼物，把所有的小朋友都接过来一起玩。生日一年一年过，你会看到他的成长，他的变迁，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加丰富，也会有更多的痛苦进入到他的脑袋中，更复杂的、没有办法处理的事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开始知道自己上学、移动都会受影响”，小土说，“泉泉的困境不是没有朋友，而是太容易失去朋友，因为总要被迫搬家，被迫失学，换城市。”

2024年

美国

刚到美国的时候，兔兔非常想念他的玩伴。陈紫娟说，美国的家庭一般都有好几个小孩，不会像在中国的时候那样，小孩们一放学就去小区里找其他小孩玩。“没有人跟他玩，他每天只能对着我，有一天晚上他就爆发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我骂哭了，骂我让他离开外婆和同学。”

他后来逐渐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只是节假日的时候仍然想念外婆和旧同学，“特别是过节的时候，我们家就比较冷清，他特别想要一个大party”。

他逐渐还是适应了美国的学校，他最喜欢的是体育课，“现在他又很喜欢美国了，坚决不回中国”。

陈紫娟最担心的一点是，兔兔过于早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兔兔就在旁边听着。他喜欢看历史书，《明朝那些事》已经看过好几遍，还尤其喜欢在YouTube上找讽刺习近平的视频看，“在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小孩的那部分。”

中国南部

王峭岭起初拒绝了采访。“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家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想再谈，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个痛快。”后来，在朋友“还是要接受采访，把事情讲出来”的劝说下，她答应再“聊一聊”。

关于佳美上学的问题，有朋友来家里，她会提前跟朋友们“商量”好，当着孩子的面，“我们一律不要谈这个话题了，对我们来讲压力太大了，我们现在先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等哪一天孩子说我想去上学了，我们再来解决找学校的问题。”

休学的这一年，王峭岭带着佳美去全国各地玩，先是成都，后来是老家开封和信阳，还去了呼和浩特和包头。9月，她们去了珠海，后来又去了南方一些城市旅居。离开北京，峭岭一下子觉得，警察变少了。南方的太阳也让母女俩感到舒心。

王峭岭打算带着女儿继续游山玩水，遇到喜欢的地方就小住一阵子。这一年，女儿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多了起来。至于未来的打算，王峭岭说，“走一步看一步，想不了那么远，只能努力先把当下过好。”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土为化名）

[1] 范木根案：2013年12月3日，江苏苏州郊区发生流血冲突事件，拆迁人员持棍追打房主范木根，范木根持刀刺死两名拆迁人员。

曹顺利：曾控诉政府机关贪腐和滥用职权。2008年底在北京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活动，希望让弱势群里参与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此后多次被劳教。2013年，曹顺利在赴日内瓦参议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会议前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逮捕。在看守所期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2014年3月14日去世。

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7月30日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分裂国家罪”的罪名对伊力哈木提起公诉。中国政府指控伊力哈木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网际网路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暴力、“推翻政府”、从事分裂活动，还公开了他涉嫌煽动暴力的讲课录影。

[2] Sloane Song .包卓轩：一个十五岁青年的709记忆.Human Rights in China.2024-05-04. [3] 王峭岭.“709大抓捕”中的女性.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汇编.2016-03-0 [4] Sloane Song .包卓轩：一个十五岁青年的709记忆.Human Rights in China.2024-05-04. [5] 王宇.我为什么在电视上认罪.2018-06-05.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04-taiwan-wang-yu-confession

《枕头人》剧照

今天的推送摘自《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审查

当我抵达仰光，首先拜访的是好朋友葛叶（Ko Ye），他是研究缅甸军政府管控思想的专家。葛叶已经在仰光做了30年的出版商，在出版物公开发行之前，政府审查员会检查他的出版社以及缅甸所有出版社出版的每一页纸上的每一个字。仰光可以维持正常的表象，部分是因为这种严密的审查机制。

葛叶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前的高脚凳上，他坐在办公桌的另一边，用快燃尽的烟点起另一支烟，然后开始他最擅长的话题：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the Press Registration and Scrutiny Department，PRSD，以下简称新闻局）。新闻局由军情局领导，是不折不扣的审查部队。它承担着艰巨的任务，负责从每一件印刷品中——无论学校课本、杂志、日历还是歌词——搜寻涉嫌反政府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和每一幅图画。葛叶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生活杂志。在粗糙的灰色纸张上，印满短篇故事、关于电影的文章和流行歌星的资料介绍。他翻开杂志，向我展示审查者用粉红色荧光笔圈住的某些段落，或者如某些页面所显示，圈住了整篇文章。在每一个涂画处，都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个字：“删”。

“为什么是这几张？”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觉得哪怕审查机构的人员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他解释说，新闻局有11条宽泛的规则，规定哪些主题不能触碰，但规则语焉不详。他们禁止：

●  任何“有违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
●  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谐和公共秩序”的内容；
●  任何“错误思潮”和“不能与时俱进的观点”；
●  任何虽然在事实上正确，但是“时间和环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内容。

“他们从不向我们具体说明为什么有些内容被禁止，”葛叶说，“我们只能猜测。”明确的忌讳是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1988年人民起义和“民主”这个词。每个月编辑都会接到新增的禁令——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变幻莫测，取决于缅甸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与葛叶会面时，禁令包括“大米”（严重短缺，使得政府必须限额供应）和黄金（上涨的黄金价格进一步说明缅甸的经济困境）。最近几个月，由于缅甸与近邻泰国发生政治冲突，新闻局决定将任何涉及泰国的内容从新闻里删除。葛叶说，这波及任何与泰国有关的内容，包括所有与泰国人有关的内容、所有泰国产品的广告。有一本月刊出于疏忽刊登了一条泰国公司的广告，新闻局将该期杂志全部查禁。新闻局的禁令也经常包括国际新闻。那些可能紧密影射缅甸自己历史的报道，比如发生在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起义和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将军的突然下台，都在缅甸的报纸和杂志上无影无踪。

“他们不仅禁止政治议题。”他接着说。甚至最基本的公共信息，比如在我抵达缅甸之后火车票价刚刚涨了四倍，也不允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或者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信息。“将军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任何关于他们国家的坏消息出现在印刷品上。”葛叶解释说。

1914年，一部叫作《凯瑟琳历险记》的电影被缅甸的英国政府查禁。电影讲述了一名白人女性在以印度为原型的虚构地区的冒险经历。审查者甚至不需要看过电影。他们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宣传手册，用红色蜡笔圈住他们不喜欢的语句。一处是不幸的凯瑟琳被卖到奴隶市场，另一处是有人夸口：“你将看到她被狂热的土著捆起来！”英国政府感到，让一名白人女性处于这么一个难堪的处境是有失颜面的，有可能让缅甸观众动坏脑筋。当局对媒体如何呈现英国人非常在意，把任何媒体批评都视为对王国合法性逐字逐句的消解。1933年，缅甸的英国审查者禁止了颇负盛名的电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这部电影呈现了国王用手进餐狼吞虎咽的模样，他们不希望一名英国君主被看到不用刀叉进餐，虽然今天很多缅甸人依然保有这种饮食习惯。通过严格的出版审查法——人称“封口令”——他们审查报纸和杂志，查禁书籍。［《爱经》和《我的奋斗》被双双列入他们的禁书目录。］任何被审查者贴上“恶意”“煽动”或“异议”标签的内容，相关负责人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被判刑。

在从英国独立后的短短十年里，缅甸经过一段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出版时期。但是当奈温掌握政权，他沿袭了英国的旧式法律，重新管制媒体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限制。近年来，既有的法律不断修订，以进一步加强出版控制。当局不断升级所有在职作家和编辑的背景资料。就像在英国时代，越出雷池一步意味着高额罚金或被判入狱。一名出版商正面临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因为他没有获得当局许可就印刷了学生的活页手册，手册内容包括诗歌和校园新闻。另一名出版商印刷一本书时超出了登记的200册印数，他被重罚，同时公司停业半年，实际上这已经足以让他破产。“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葛叶说，“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数量越来越多，无论什么题材，写作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编辑自然越来越小心翼翼。”

杂志编辑的处境尤其困难。杂志在印出之后送交审查委员会，如果审查者要求更换内容，编辑必须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过去常常看到那些令人不快的页码直接被撕掉，或者那些段落被涂上重重的黑墨水或银色、金色颜料（所以你无法把纸举到光下辨认其中的内容）。比如在1984年，有一名杂志编辑试图刊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译文选段，审查者把这些内容撕掉。如今新闻局的要求更加高明：它不希望公众看到媒体被审查。但是，葛叶向我解说如何暗示内容是否被删。因为编辑团队有每月的截稿期限，很难有时间重写文章，他们会预先准备一些内容填补审查者制造出的空白。葛叶向我展示了一本杂志，编辑用广告填补了杂志上的空白。他说，你可以通过广告数量判断审查有多么严重。我翻阅了一遍杂志，数出6页四分之一版，7页半版和3页整版广告。

葛叶从他的伦敦牌烟盒里敲出最后一支香烟。“新闻局在过去四十多年控制了缅甸所有的出版物，”他说，“现在我们有整整一代年轻人，生长在新闻局制造的被筛选出的现实里。”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在阅读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小说，那时正值缅甸短暂的出版自由时期，他的儿子惊讶地发现缅甸曾经存在一段可以批评政府的时期。当然，他知道可以关起门来批评政府（他已经无数次听到父亲批评政府），但是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在印刷物中这样做。“总有一天，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和迁徙自由，”葛叶这样评价当局，“但是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印出那些真相——如果人们可能知道真相——全部的真相，他们会在一个月内下台。”

反审查

奥威尔相信，在极权主义之下，文学不可能幸存。一个极权主义政府，他写道，知道自己对权力的控制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可能允许真相被记录。为了维持现状，它依赖谎言。“现代文学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事情，”奥威尔在随笔《文学与极权主义》里坚持认为，“要么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真实表达，要么什么也不是。”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杀死了创造力。“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不可能在笼子里喂养。”他写道。

“胡说！”当我把奥威尔的随笔给一名年轻的缅甸作家看，他这样说。“去潘索丹大街（Pansodan Street）逛一圈吧，”他有些挑战地对我说，“你会发现文学在缅甸离死亡还很遥远。”潘索丹大街被人们亲切地叫作“街边大学”。这是一条正好穿过仰光市中心的繁忙大街。那里书店鳞次栉比，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你触目可及的地方都是书，成堆地堆在地上或者放在临时的木架上：有落满灰尘的老旧英语经典，科学教科书，新出版的缅甸小说，英语系学生用书，旧殖民时期的地方志，当代缅甸诗歌和短篇小说选，世界各地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译本。每月出版的书籍大概有100种，同时有超过100种杂志和80种周刊。显而易见，当局的铁腕审查无法摧毁阅读和书写的愿望。

在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在缅甸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缅甸的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在如何让信息绕过审查方面技巧炉火纯青。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则讲述一群狼袭击一头大象的短篇故事。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反复阅读，可以把它看作一则寓言，昂山素季坚持不懈地反对着当局对她的党派的长期压制。退休教师屯林，我在曼德勒的奥威尔读书会成员，用整整一个下午告诉我卡通片《狮子王》实际在讲缅甸故事。被迫离开故土的年轻狮子辛巴（Simba），是昂山素季。辛巴的父亲与昂山素季的父亲一样，死于谋杀。刀疤（Scar）是奈温，这头罪恶的狮子夺取权力之后，把一个曾经美好的王国变成一片焦土，动物们不是死于饥饿，就是被迫奔走他乡。最后，屯林高兴地提醒我，辛巴打败了罪恶的元首，那块土地重新成为彩虹和阳光的国度，河水碧波荡漾，所有的动物和平相处。

讽喻不是躲避审查的唯一方式。杂志编辑会刊登介绍瑞典医保制度的文章，希望读者把它与医保名存实亡的缅甸相比较。一些出版商翻译出版后现代主义和结构理论等思想流派的导读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努力削弱他们的制度，”一名翻译者告诉我，“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并且帮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身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不是直接的方法，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人们能够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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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仰光的时候，遇到一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像缅甸很多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曾经在监狱中度过很多年。他将近50岁，语调温和，他开口说明自己观点的时候，经常像默剧演员一样挥舞手势。“我写的故事都是以我身边发生的事为原型。”他告诉我。他的故事是日常生活的记录，经常重点写到军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生存的贫困状况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虽然他仍然设法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他想写的很多故事现在只能储存于大脑中。“我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他说。在监狱期间，他被禁止写作，所以他擅长把故事记在大脑里。他向我讲述了一则故事，关于想象的力量。

他说，监狱里有一名老人，负责清扫监狱长住处周围的地面。这块区域其他犯人禁止入内，每天老人都用整天的时间把它清扫干净。作家同情这位老人，决定节省下每天的限量米饭，与他分享。米饭非常低劣——几乎难以下咽——但是作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相送。他把省下的米饭给老人，老人表示感谢之后风卷残云地把米饭吃光，仿佛米饭是他曾经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这么难吃的米饭，你怎么如同享受美味？”作家问。老人回答，每天清扫地面的时候，监狱长太太在为全家煮饭，厨房都会飘来诱人的味道。当他吃米饭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比如猪肉咖喱炖土豆，他一边吃饭一边让味道在脑海中萦绕。

“对我来说，这是如此简单又完美的故事，”作家最后说，“但是我无法发表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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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缅甸遇到的作家，几乎每位都有至少一本书被审查委员会查禁。因此，在缅甸存在一种关于无法出版书籍——存在于作家脑海中的故事和不见天日的手稿——的秘密记忆。一些作家会写下明知不可能在当局统治之下获许公开的故事。我的一名朋友，每天都在他快要崩溃的电脑面前坐上几个小时，记下通过小道消息了解的每日事件。“我必须这样做，”他说，“这里的官方新闻每天什么也不报，如果我不记下，明天这些就会被遗忘。”我也遇到一名历史学者，他正在忙于编撰缅甸东部掸邦（Shan State）的当代历史。那是一部军政府如何对掸邦进行军事占领的历史，他解释：“我知道这不会被出版，但是我必须写出。我必须留下记录：至少它会在这里，或许有一天……”

就像一名缅甸作家向我开玩笑所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只是没有公开出版的自由。”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以温斯顿·史密斯走进他破旧的寓所作为开篇。温斯顿躲进浅浅的壁龛，那里有几英寸的空间在电幕虎视眈眈的视线之外。他坐在那里，拿着一本空白笔记本，里面是乳白色纸张，他的手里是一支偷偷买到的笔。当他在即将成为日记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下日期时，他怀疑能写给谁看，因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向任何人出示这本日记，都是不安全的。他开始记录前一天的事情，中间不停地被各种事情打断，然后他把笔放到墨水池里，笔记本上写下了题赠：“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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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是黎明即将到来之际

本文作者艾玛·拉金 Emma Larkin，美国记者，在亚洲出生和成长，后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缅甸语。她以曼谷为基地，对亚洲进行广泛报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访问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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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作者：[美]艾玛·拉金 著

译者：王晓渔 译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弥亚、仰光、毛淡棉、杰沙……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转而从事写作？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个地方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与此同时，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

@新京报：【#国企回应登报喊离岗员工返回上班#：年年联系不搭理 共查出16人参保不上班】#吉林一公司查出16人参保未没上班#10月17日，吉林一公司4名员工擅自离岗有人达16年引关注。该公司名为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新京报 我们视频从吉林森工集团获悉，除上述4人外，另有12人擅自离岗。吉林森工集团相关负责人称，企业在职员工500余人，筛查出这16人参保但没上班，这些员工均为零工资已再次通知他们返岗，通告中的4人当中已有1人已取得联系。上述负责人称，10月21日前，4人若未返回公司，将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新浪热点：#国企员工擅自离岗16年丈夫发声#【国企员工擅自离岗16年 丈夫发声：妻子产假后再没上班 计划下周回公司】#国企员工擅自离岗16年计划下周回公司# 10月17日，吉林一国企4名员工擅自离岗，其中有人长达16年引关注。其中一名员工张某某离岗时间最久，从2008年8月至今已有16年。我们视频联系到擅自离岗16年张某某的丈夫。张某某丈夫称，妻子一直在外地陪孩子上学，没去上班，计划下周一（21日）回公司上班。张某某丈夫称，16年前妻子怀孕身体不好，公司相关负责人给批了产假在家休养。吉林森工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共筛查出16人参保但没上班，正在处理。（新京报）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网友评论：

紫荆乡人李迪华：16年了，才登报，够有耐心！一路呵护。

望江添续：真好，社保需要交满15年就能领养老金，他们这交了16年，既不用上班又能领高标准退休金，真好哇[讽刺]

前进屯：铁饭碗16年也生锈了,这是不锈钢饭碗

无言感激TakeMyBreathAway：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

张宪旺：有没有看过驴得水

我们—说好的幸福呢：这就是上岸的好处

蔚丶我布隆：私企的话旷工三天就开除了

狂霸少皇拽爷：0就这还振兴东北呢

生活与希望q：主要是振兴力度不够，中央得加大金额扶持

玩在野Kaka-：擅自离岗16年，这就是铁饭碗，但凡是个私企，你擅自离岗6天就直接卷铺盖走人了，这离岗16年，只是发个通知函让你回来上班

吃葡萄吐皮又吐籽：一个产假休16年，那另外三个呢，男的总没有产假了吧[笑cry]病假/丧假/婚假……是哪一个

子衿未眠：这个事情太荒诞了！大家都不要被带偏了，应该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员工擅自离岗16年，中间有多少人失职，离岗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吃空饷，这些离岗人员入职是否违规和暗箱操作，离岗时间浪费了纳税人多少钱。。。这些才是这个新闻事件的本质啊

《奥林匹亚1：民族的节日》

长久以来，人们广泛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德国人对集中营究竟有怎样的了解，他们又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对“种族敌人”、奴隶工人和社会局外人的迫害？为了对此做出回答，并探究纳粹迫害在公众层面的情形，历史学家罗伯特·盖拉特利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件。在《支持希特勒》这本记载翔实的著作中，盖拉特利指出，大多数德国公民对纳粹暴行的程度有相当清晰的认识，并始终支持德意志帝国。

Robert Gellate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对数十个案例的引用研究中，作者发现，纳粹并没有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掩盖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激进做法，而是在媒体上大肆宣扬，并大声宣称他们的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优越。纳粹利用流行的图像、人们珍视的德国理想和长期存在的恐惧来宣传他们的观点，并能够说服皈依他们事业的人。作者追溯了自1933年开始的故事，展示了战争，尤其是战败的前景如何使纳粹主义变得激进。随着德国一步步走向失败，德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对任何打算投降或抵抗的人来说，恐怖是家常便饭。

今天的推送摘自这本书的第五章“社会局外人”。他们是生活方式不够理想的人，无法符合纳粹所谓“健康民意”的人，拒绝适应社会的人，最后他们也被送进了集中营。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纳粹赋予盖世太保巨大的权力来追捕政敌以及所谓的“种族敌人”。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刑事警察受命搜捕并铲除社会的局外人，其中包括犯罪分子、乞丐和流浪汉等。总体来说，警察和有关机构通力合作，旨在为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人民共同体”恢复其所谓的纯洁性。本章的焦点是刑事警察及其打击各类社会局外人的行动。我们应着眼于更大的背景，同时也不要忘记，一大批生物医学专家也参与到了种族清洗的活动中。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警察、医学专家及各大机构常常勾结起来，联手清除那些被认为“不适宜共同体生活”（gemeinschaftsunfähig）的人。

早在1933年之前，就有一些个人和群体主动或被动地生活在社会边缘地带，因为他们不愿或者不能遵照勤劳、整洁、冷静克制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来生活。这些价值观和准则以及对于拒不遵从者的负面态度一直延续到了“第三帝国”时期，并且被放大了无数倍。纳粹关于打造一个和谐、健康、勤劳、政治上忠诚的“人民共同体”的愿景并不是新近才形成的，但是与从前不同，希特勒的独裁政权拥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任何不属于纯粹的白种“雅利安人”的民族不仅面临越来越多的歧视性措施，还会被送到集中营里劳动致死，或者刚一进去就被杀害了。

1933年之前，希特勒就已明确表现出了对于那些所谓的“败类”和“蛀虫”的鄙夷，刚一上台就开始积极呼吁整治街道，驱逐违法犯罪分子，净化种族。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那种自由世界嗤之以鼻，并且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样，支持警察采取实际行动。他瞧不上那些温和宽宥的法官，所有被判有罪的犯罪分子以及一切与他的社会愿景和种族愿景不符的人都会遭到他的斥责和唾骂。

尽管希特勒和希姆莱等纳粹领导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打击社会局外人的具体措施，但是长期目标和规划的落实并非是在社会真空下完成的。遭到迫害的局外人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传统决定的，但是采用更加激进的手段对付他们则是为了赢得那些良好公民的支持。因此，纳粹针对社会局外人制订的计划、出台的政策都是有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利益考虑在内的，他们会去猜测德国民众支持什么，能够包容什么。各地的政府机构都发现，处置“问题案件”有了新的可能性，不仅紧跟中央政府的步伐，还常常越权行事，甚至自行提出具体法案。

……

《帝国的毁灭》剧照

“反社会分子”

纳粹针对惯犯和职业罪犯的理论和实践渐渐也被拿来针对反社会分子。反社会分子定义较为宽松，纳粹上台之前就已在社会福利和警察机构内得到了广泛讨论。反社会分子这一概念可以是一切不像良好市民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并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纳粹不仅希望清理犯罪分子，还想把一切反社会分子从社会里彻底清除。也就是说，一切生活方式不够理想的人，以及一切不符合纳粹所谓的“健康民意”的人都算是反社会分子。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纳粹分子声称那些走上歧途的人令他们深感不安，并于1933年大造声势，呼吁清理所有妓女、皮条客和非法堕胎者。任何不肯从事固定工作的人都成为他们矛头所指。夏季多个机构以“侵扰民众”为由，出手打击“吉普赛人”、好逸恶劳者和流浪汉。1933年9月中旬，纳粹分子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逮捕行动，彻底清理街上那些所谓“瘟疫般的乞讨者”。他们要求民众把钱捐给正规慈善机构，因为德国已经很穷了，无力负担那些“全职乞丐、好逸恶劳者、酒鬼和诈骗犯”。逮捕行动有助于清理滋生不良行为的环境，有望预防犯罪。

希姆莱还下令进行了大量其它大规模逮捕行动，就任德国警察总长不足一年，第一波行动就已经开始了。1937年初，他通知刑事警察制定一份“职业罪犯和惯犯”名单。第二份通知则解释说，尽管犯罪率有所降低，部分罪犯依然从事犯罪活动，并表现出了反社会甚至反政府的倾向。希姆莱于1937年3月9日下令展开“特别行动”，逮捕2000名失业者。此外，所有“在刑事警察看来”属于职业犯罪分子、屡犯或屡教不改的性犯罪者都应被送进集中营。警察热情高涨，最终被捕人数不止2000，而是2752，其中仅171人在缓刑期获释。警察以此为借口清理“问题案件”，被捕的人被描述成入室盗窃的专家（938）、小偷（741）、性犯罪者（495）、骗子（436）、劫匪（56）以及贩卖脏物者（86），其中仅有85名女性。部分犹太人也被捕了，但是具体数字不详。截至1937年年底，仅372人获释，68人则死在了监狱里。除非确认他们能找到工作而且能坚持做下去，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获释。

1937年的逮捕“行动”是由警方开展的，完全没有与法院沟通，可见警察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法治再次成为牺牲品。“特别行动”由内政部授权，司法部完全被撇到一边，以至于司法部官员和普通民众一样，是事发之后一个多月才通过报纸报道得知此事的。

1937年12月14日，内政部出台“警察打击犯罪预防性行动基本法令”。当时刑事警察刚刚重组，统一的预防性抓捕行动尤为重要。这项法令以1933年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法令》为基础，为盖世太保的成立做出了合理化解释，并且允许刑事警察清理犯罪分子，保护社会不受“一切蛀虫”的损害。当时共出台了两个措施，其中较为激进的一项就是逮捕所有因为案底被划为“职业罪犯或惯犯”的人。警察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其收入“预防性拘留”，定义模糊的反社会分子后期也处于警察权责范围内。第二项措施是“由警方下令进行的计划性监管”，刑事警察借此可以控制有过前科的人，所需的人力物力比简简单单的巡逻更多。纳粹警察全面控制了获释囚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无限期地对他们强加多达二十种不同的限制令。警察可以决定他们住在哪里，有哪些休闲活动。他们不能饮酒，无法参与某些社交活动，而且无法获准进出许多公共场所。囚犯出狱后可能会被软禁在家，禁止开车、饲养宠物或者持有武器。至于“危险惯犯”刑满释放后究竟能否被释放，刑事警察总部希望做出最终决定的是警察而非法院。

1938年初，刑事警察逐渐开始完全脱离法院行事，声称只有采取预防性措施处理“国家的敌人——犯罪分子”，才能在无需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执行元首的命令。德国公众了解这些权力的实质和范围，但是警察的某些 “行动”并没有公之于众。同年，刑事警察甚至开始利用之前的指控对付那些在普通监狱里服刑的犯罪分子，他们刑满后无法获释，而是被送进了集中营。“第三帝国”里没有这些“居无定所”的“闲散人员”的容身之处。

《奥林匹亚1：民族的节日》剧照

1938年4月4日，希姆莱通知刑事警察，反社会分子的定义为“做出对社会有害的行为的人，他们不一定犯罪，而是拒绝适应社会”。按照这个模糊的定义制成的反社会分子名单中，包括所有“多次犯下轻罪、屡教不改、违法乱纪的人，说明他们拒绝遵守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恰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例如，乞丐、流浪汉、吉普赛人、妓女、酒鬼，以及患有传染性疾病尤其是性传播疾病却拒绝接受公共卫生机构治疗的人”。此外，不肯工作的人也被视为反社会分子，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是否有前科，只要逃避工作责任，靠公共福利维生”都算反社会分子，其中包括好逸恶劳者、逃避工作者和酒鬼。刑事警察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来处理一切“违法分子和一切反社会分子”。刑事警察还可以扩大计划性监管范围或下令进行“预防性拘留”，这种做法被称为对付犯罪分子和反社会分子“最犀利的武器”。法令最先针对的是无固定居所者，警察有权决定是否将其关进集中营。

《帝国的毁灭》剧照

与此同时，纳粹警察，尤其是刑事警察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且还在密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38年1月26日，希姆莱通知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表示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清理“好逸恶劳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难抓。对他来说，“好逸恶劳者”指的是那些生理上适宜工作却在没有合理原因的情况下两次拒绝工作或者短时间内辞职的男性。他表示，如果警方这次行动提前走漏风声，就会有人临时赶紧找份工作，但是本质上并没有打算改过自新，因此，“为了彻底清理”这些反社会分子，希姆莱呼吁展开“一次性的全方位突然袭击”。

希姆莱下令由盖世太保负责首次“打击反社会分子行动”，活动本计划1938年3月初开始，但是拖到4月底才正式启动。盖世太保获知，他们无须担心，反社会分子的定义肯定足够宽泛。这些被抓起来关进“保护性拘留”的人，在地方警察监狱里被关了两到三周，之后就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上至少三个月。由于盖世太保手中关于“好逸恶劳者”的资料不多，希姆莱要求职业介绍所、政府和纳粹福利机构为盖世太保提供信息。据估计，共约2000人被送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1938年6月1日，刑事警察受命在每个警区内至少逮捕200名无业反社会分子。1938年6月13日至18日，被捕的反社会分子包括流浪汉、乞丐、吉普赛人和皮条客等。所有在临时收容所里待过的人都会接受调查，看看他们是否“好逸恶劳”。此类调查之后还在继续。刑事警察大量投入到这次行动中，仅在柏林一地，刑事警察和秩序警察就逮捕了约2000人，因此德国全国逮捕的总人数绝非只有3000人上下。根据希姆莱的幕僚提到的数据，刑事警察共将8000多人送进了集中营。1939年初，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远超一万”。和最初公开的命令不同，连那些完全不再“好逸恶劳”并且已经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的人也会被刑事警察逮捕。

纳粹报纸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刑事警察采用预防性抓捕措施的信息，但是细节并不多。意大利法西斯头目此前访德时，媒体曾发表过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报道。意大利政府司法部的乔瓦尼·诺维利（Giovanni Novelli）表示，这种拘留是行之有效的，因为消除了直接或间接引诱人犯罪的因素，而且能更有效地控制他们的行为。纳粹法学家罗兰德·弗莱斯勒对此表示赞同，他向来认为“预防性逮捕”应该是司法体系的“固定组成部分”。他表示，德意志帝国防止腐化堕落的犯罪分子繁殖，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德国犯罪率降低要归功于政府设法保护了民族，维护了民族的福祉。此外，弗莱斯勒还盛赞劳动在囚犯改造过程中所起到的教育作用。

逮捕“好逸恶劳者”和所谓的反社会分子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借口，即强迫他们工作与警察净化种族并清除犯罪分子的职责相符，这一点在媒体上也经常看得到。除此之外，警察的工作旨在规训并惩处一切与勤勉、忠诚的种族同志形象不符的人。一些市长领会了这一精神，要求刑事警察把出名的酒鬼作为反社会分子抓起来除掉，尽管他们知道这是社会福利机构而非警察的职责。

1938年，德国正忙于备战，劳动力短缺，经济问题也是逮捕行动中的重要考量。一旦不适宜社会生活者被送进集中营，他们的劳动力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了。根据官方说法，这些集中营通常被称作劳动营。被囚禁期间，囚犯遭到沉重的剥削，旨在为快速扩张中的党卫军帝国提供资金支持。讽刺的是，1939年初，党卫军曾表示集中营“完美适用于”通过工作为反社会分子提供“教育性治疗”。

正如前文所述，二战前最后的岁月里，集中营不仅用于关押“国家政敌”，还囚禁了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战争期间，只要被警察认定“好逸恶劳”，或者只要有过前科，就会被送进集中营。早在战前，集中营就盯上了社会的局外人。到1938年10月底，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例，里面共关押着10188名囚犯，其中有1007名“职业罪犯”和4341名“反社会分子”，占集中营总人数一半以上，相比之下，被盖世太保以“保护性拘留”为由被关进去的人则仅有3982。此外，盖世太保也逮捕了反社会分子等各种“违法分子”，因此集中营里的囚犯绝不可能都是“政治犯”。

因此，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里囚禁的社会局外人的人数和共产党员等政敌的人数相差无几。位于柏林北部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情况也是一样。1938年6月到1939年9月间，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囚犯人数最少的时候约为6000，最多的时候则达到9000人上下。1938年12月则是个例外，当时囚犯总人数为12622，其中包括大量在11月大屠杀之后被关进去的犹太人。这些数字表明，在此期间，半数以上的囚犯都是“反社会分子”。关于之后的“行动”中被预防性逮捕的人数，全德范围内并没有留存完整的统计数字。部分文件显示，1938年底，共12921人被预防性逮捕，1939年底共12221人被捕，1940年底被捕人数则达到13354。

战争对刑事警察和法院的权力带来的影响从反社会分子的遭遇中可见一斑。帝国中央安全局1940年3月20日通知刑事警察，要求任何被法院 “预防性逮捕”并服满刑期的人都不得释放。如果司法机关无视刑事警察的反对坚持放人，那么警察就应该通过“预防性拘留”把这些人抓进集中营。战时，对待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人执行统一原则：战争期间绝不释放一人。

司法部长或许是唯恐被警察抢了风头，于1940年5月4日提醒法官，每次打算释放囚犯时，都要时刻谨记战争时期的局势。他表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德国国内的街道日益昏暗，某些人的犯罪倾向可能会被唤醒，这些人在和平年代或许是可以刑满释放的。显然，尽管警方已经做出了明确表态，司法部长也再三强调，还是有少部分法官从“预防性逮捕”之中把囚犯放了出来。

1940年6月18日，帝国中央安全局下令，刑事警察不得释放任何反社会分子或者有犯罪前科的人，轻罪除外；所有曾经是惯犯的乞丐和流浪汉都要继续关下去。由于“当下不可能移民”，集中营里所有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样，都不得不留了下来。

战争使一切都日益激进和极端正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一切被警方认定为反社会分子的人对此也是再清楚不过了。1941年1月23日，海德里希通知刑事警察，要求他们加倍“严厉地”对付犯罪分子，原本被刑事警察未经审讯“预防性拘留”有最长一年的刑期限制，如今已经完全没了上限，只有下限，而且警察就可以最终拍板。维克托·克伦佩勒曾经提到，纳粹警察辩称，之所以采取如此残暴的手段对待反社会分子，是因为“最优秀的人”正在战场上奉献自己的生命。

本文作者罗伯特·盖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1943—)，加拿大学者，当代欧洲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二战和冷战时期的欧洲历史。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盖拉特利在康奈尔大学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在西安大略大学和克拉克大学任职，教授大屠杀历史。自2003年以来，他一直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厄尔·雷·贝克历史学教授。 

译者  张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新闻系本科，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组织传播学硕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自由撰稿人，出版译作《黄金降落伞》。

关心民族问题的朋友可以多去翻翻我党一百年来的民族文件汇编。以古鉴今，方能鉴得失，知兴衰

顺便说一句，这个小册子的编写，其推动者就是当年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最后，以当年那篇雄文做结尾

看到著名出版人许医农去世的消息，有一点伤感。至少她主编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我熟悉的，也买过不少。这套书也让我知道了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还去拜访过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

更受震动的是看到同为出版人的老六以前发的微博：

很多读书人心中，80年代是无比美好的，那时候有很多好的丛书出版。前几天还有朋友拿给我一本当时的“五角丛书”《我为什么写作》。很多那时候能出的书，现在估计都不能出了。

但是，那种相对宽松的气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时候有一些“出版家”，抱着使命感在做事。光是三联书店，就有好几位，范用，沈昌文，他们的回忆文字都很值得看。

我为许先生的故事而感动，因为我曾经也是“编辑”，知道这一行的工作状态。如果以许先生为标杆，我几乎配不上“编辑”这两个字。

当然，我工作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社有很大不同，编辑无法拍胸脯一定要发某一篇报道。但是，我也确实没有过“发这个我陪你坐牢”的想法。看到记者的报道，真有坐牢风险，我可能还会痛斥他一番。

后来写公号，第一次出现红色的“违规”通知，我也心惊胆战，周围人似乎也感受到危险马上降临了。也许出现了某种文化上的转折。

当然，现在写这样的文章，也并不是鼓励别人去冒险。在追思许医农老师的时候，想到她的好、她的勇敢，仍然是有价值的。她没有鼓励作者去“坐牢”，而是说“陪你去”。

看到一个说法，韩国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著作，当初因为“揭露黑暗”，也被当局处罚，要求负责对外翻译、推广文化的部门，不要推她的书。翻译机构回应，已经和国外机构达成了协议，没办法撤回。他们绕开阻挠，把她的书推广到了欧洲。这就是“文化生态”。

大家都可以作为生态上的一员，哪怕是作为读者。

不做奴才做公民。—— 北京四通桥抗议者彭立发 2022年10月13日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BD%AD%E8%BD%BD%E8%88%9F

CDT编辑注：2022年10月13日，抗议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横幅，要求习近平下台，随后他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四通桥抗议在中国互联网上受到严厉审查，但仍有网民以“孤勇者”“勇敢的人”“桥”“我看见了”等暗语向彭立发致敬。四通桥抗议在海内外引发声援，并在白纸运动中得到回响。本文作者米米亚娜记录了海外青年行动者如何克服恐惧声援彭立发，并强化自由派华人社群的连结。文章首发于2022年11月3日。

在北京四通桥抗议引发了海外大规模的声援浪潮后，我们也加入了校园贴标语海报的活动。我托一个坐办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张海报，备好了胶带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个在曼尼托巴大学读书的朋友去了她的学校。

我们辗转于校园的各个学科大楼、步行通道、公交车站和学生中心，寻找合适的位置。朋友显得非常紧张，她说她特意穿得低调，戴着帽子和口罩，选了个黑色长款羽绒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数次自语：“反而更显眼了。”

她左顾右盼，心神不宁，低声细语，生怕被路过的人发现。当我们在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门口的布告栏上贴海报的时候，她催促我快走，因为教室里正对我们的位置坐着一个东亚人长相的学生，她担心那人是中国人，已经“目击”到我们。当我提议要去中国学生最多的商学院贴海报的时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国人让她很害怕。

在转场的路上我问她是在恐惧什么。她的答案并不让人意外——怕和中国“爱国”学生起冲突，怕被ta们曝光和举报，怕影响到身在国内的父母和亲朋。

关于极权无远弗届的威胁和监视，我早已深有体会。它时不时就跳出来，提醒你无法脱离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还因为某个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为出现这种恐慌情绪而更加感到挫败。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运动期间，我在国内遭遇国安骚扰后那种失魂落魄的状态里，什么都没改变。我实在不明白，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已经身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自由的国度，为什么这种恐惧还是没有放过我？为什么它仍然可以穿越时空，一下子便捕获我的心神？

我明白这种恐惧是被夸大的。极权依靠人们内化的、自发的、膨胀无度的恐惧感实施控制。而被阉割、被去权、被孤立、时刻保持自我审查，就是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出厂设置。我的朋友还很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后从国内出来，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行动，只是有在朋友圈关注女权等议题。当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去贴海报时，她立刻就答应下来。“太棒了！”她说。

我告诉了她一个管理恐惧的方法：“一般我会看着那些比我更勇敢、冲在更前面的人，ta们的遭遇有助于让我评估自己的风险。你可以看着我，如果我没出什么问题，你就暂时不用担心。”

这个方法听上去有点缺德，似乎我们是借着他人的牺牲来给自己划定安全的红线；其实这种“红线”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妄想，我们对“幸存”的庆幸里包含了太多的侥幸心态。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规避风险上，就会不断规训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制了行动的空间。

可是，作为一个在母国从未以公民的方式参与过政治的新手，刚开始在自由社会里行动，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海里，需要套个游泳圈来获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为更多后来人降低政治参与的门槛，也是我的责任。毕竟当年我也是靠观察那些女权行动先驱而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实践使得我有路可循，与她们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被一次次打压后坚持行动的韧性，照亮了我无形的恐惧。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联结，拓展了彼此能力的边界，并被一种道德义务绑定在一起。

纽约抗议者在华盛顿广场张贴的标语。（作者提供）

发生在国内的“厕所革命”。（图：文宣中国）

公民日报（文宣中国）发起的声援四通桥抗议的海报运动。（图：文宣中国）

志愿者们制作的抗议海报。（图：文宣中国）

恐惧的感受如此普遍

“我看见了”——微博上的用户曾激动地流传着这句暗语。当我们看见了四通桥上一个普通人孤注一掷、以身殉道的决绝反抗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加速的关口引颈待戮的耻辱。倘若终究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我们何堪于面对如此耻辱？

在今天万马齐喑的中国，他的发声堪称振聋发聩，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爆发的情绪、行动的勇气、自我牺牲的觉悟、对反抗高度的想象，还有基于理智的精心计划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可能性，一种突破现实的超现实。

谢谢他救赎过所有人的精神，让我们不至于就此沉沦。

“一个人的勇敢不应该没有回声。”活跃在Instagram上的反抗账号“公民日报”（CitizensdailyCN）在事发后立即呼吁，击中了人们的这种羞耻心。ta们带头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贴标语活动，倡议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将四通桥的标语和声援口号用所在国的语言和中文一起打印出来，张贴在学校和街头。

公民日报能够接力并扩大行动并不意外。这个最初在telegram名叫“文宣中国”的社群成立于李文亮医生逝世之后，基于为李文亮呼吁而聚集起来的一群泛自由派年轻人，逐渐发展壮大。ta们借鉴香港抗争者的“文宣”方式，持续面向简中青年进行公民教育，宣传民主、自由、进步的理念，也一直紧跟时事并组织公共讨论。在近三年之后的10月12日李文亮生日这一天，ta们终于又迎来一次不辱使命的时刻。

这次的动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千张海报席卷了全球三百多所高校，吸引了众多主流海外媒体的关注。借由这次行动的影响力，公民日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社群，在线上建立起基于伦敦、纽约、多伦多、南加州、澳大利亚的telegram群组——“My Duty线上民主墙”，聚集起了当地关心母国命运，反对独裁、支持民主化的华人。

“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安全、民主和自由的网络空间。我们虽然没有站在同一个校园或同一个街道，并不知晓彼此真实身份，但这不妨碍我们充分交换信息，向彼此提供支持，打破原子化，重新联结起来。”——公民日报在介绍“My Duty线上民主墙”时写到。

公民日报并不是唯一在为这种“联结”而努力的青年团体。这些年，与中国扩张的民族主义和蔓延到西方校园的“爱国”留学生群体相对的是，海外很多泛自由倾向的年轻人也得以在一次次国内外的公共事件中被政治化，并走到了一起。仅仅是我参与到的，以纽约为核心的北美中国女权社群早已耕耘多年，她们在中国米兔运动和很多女权公共事件中均有贡献。疫情期间，我的朋友主导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与行动者社群，以回应海外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困境和机遇，培养新生的社运力量。在这次的贴标语活动中，ta们也很快做出了响应。

在大家一起复盘这次活动的经验时候，我们发现对于“恐惧”的感受是如此普遍和类似。在远离加州、纽约的进步氛围的城市，一些学生在自己的校园里感到孤立无援，惧怕传言中和中国大使馆有利益关系的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势力。但即便“爱国”学生并不是成组织的，一个庞大而充满攻击性的国家机器仍然是其“背后灵”。

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一个名叫朱子豪的留学生十分有代表性。他高调录制手撕抗议海报的视频，宣称自己已向校方举报，而校方也积极介入调查，并移除所有“非法海报”。他甚至谎称，校领导认为此举严重违背“瓦大和荷兰政府价值观”，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重处分”。这些直接从中国语境里照搬到西方校园的恐吓话术纵然荒谬，至少说明一些“小粉红”们完全自知且积极地充当着极权的爪牙。

与这些“爱国”学生大张旗鼓的气焰相比，想表达异议的学生们只能尽量保持低调和匿名，即便听见路过者对于海报的讨论，也难以上前对话，因此失去和周围人坦诚交流、普及理念、建立共情的机会。严格匿名的需求还会局限这些进步社群的发展，线上的自由讨论难以转化成线下的共同行动，而线下的活动也难以借由公开宣传形成破圈的影响力。

跨国的公共参与者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我们担心自己的反抗话语被西方保守派用来鼓动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也担心进步派们因为忌惮种族歧视和恐华症的帽子而轻视极权对我们的压迫。我们担心香港和台湾等中文社群难以理解我们受到的审查，简单将我们的恐惧与懦弱、保守画上等号；也担心在将自己进一步“敏感化”的涉足政治的过程中，会和周围的亲朋好友疏远、撕裂，留下无解的创伤。

可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凭什么预设这条路不会举步维艰呢？比起身在国内的泛自由主义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掌握的自由和能动性已是极大的特权。甚至纵观中国社会，无论从民族、阶级还是成长时代来说，我们都充满了既得利益者的“原罪”，在更弱势更边缘的群体承受着不反抗或反抗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早已无地自容。

我们的恐惧和愧疚都是真实的，但是，如何把恐惧和愧疚向外导向对他人的共情和行动的动力，而非向内导向自轻自贱、自我放逐、回避和犬儒的心态，是我们每个人的功课。摆脱极权的驯服和毒化，本来就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海外如火如荼的贴标语活动，在国内变成更加隐秘的“厕所革命”，抗议的标语被写在一间间没有监控的公共厕所里。随着二十大的召开，当局更是极力防范四通桥事件的影响。且不论因传播、谈论此事而大量炸号的“惯例”，我的微信联系人里就有两个人被警察“喝茶”。其中一人因参加了四通桥事件的telegram群组的讨论被查出身份，四个警察从天而降，当着其父母的面带走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审问。他的手机被翻阅，参与的所有“反贼”群组被记录，境外软件被删空，还写了保证书才得以回家。警察明确询问他对四通桥标语的疑似发起人彭立发的看法：“你觉得他做得对吗？”他只能回答：“不对。”另外一个人在被警察骚扰之后过于恐慌，无法回答我的询问，只是一遍遍重申“我爱党爱国爱人民”、“不会再发任何不合适的文字。”

长期以来，民众就是在这样细枝末节、无孔不入的审查和管控下生存的，连自己的话语和意志都被暴力殖民，这是何种无法言喻的疯狂和荒谬？

也许正是看清了现实的残酷，一些评论对四通桥抗议“泼冷水”，对它在国内能够产生的作用持悲观和绝望的态度。网友歌嶋政治人和鹿马的文章都认为，症结在于中国没有公民社会。在当局长年累月的打击和分化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已成一盘散沙，个体被原子化，无法集结成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只能出现这些分散的、零星的抗争。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这样的个人抗争得不到更多人的响应和支持。四通桥勇士注定只能是一个“孤勇者”。

“这种孤立感是令个体感到绝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同胞此起彼伏抗争也变得不冷不热，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反而有点麻木不仁。”（——《四通橋的呐喊 | 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

我们当然要谨慎，是否将自己对现状的焦虑和绝望化为了对革命的浪漫想象；借由浓墨重彩地“渲染”一个英雄和一次行动召唤革命，却简化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变革的难度的理解。但是，现实固然是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死循环，四通桥抗议却搅动了这一潭死水，打开了一点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并不基于自以为可以改变这一切——我想彭立发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他的“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方案真的会实现，但他依然抱着必死之心去做了。他就是要用牺牲自己的极端方式去唤醒民众。

所以，重点不是为什么他落到了独自反抗的地步，而这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接住他；重点是这已经一盘散沙的社会和积弱成疾的民众，是否可能因它的拼死突围而觉醒、振奋和挣扎起来，从而给自己被绑定的命运造出更多变数。

“希望”正是来自于看到了反抗本身——若绝望来源于我们无法看见彼此。借用张洁平的一句话：“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他已倾其所有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停止视而不见。

在国内，四通桥抗议也许会和之前的许多公共事件一样被深埋，被藏进人们记忆深处，像一颗种子在漫长的黑暗里等待复苏的那天。但是在海外，年轻一代的政治觉醒和广泛的社群联结，接住并发扬了我从彭立发身上看到的小小希望。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成果，ta们免于物质匮乏，见过多元世界，懂得共情弱者，不舍爱与自由，对社会正义充满热情。这份清新的希望，就像窒息已久的人吸到的第一口空气。

记得在丰县铁链女事件之后的一次对话中，我和女权活动家吕频说，最近两年我一直有种大势已去的感觉。铁链女之后，更让我觉得自己作为理性的公共参与者，能做的不多了。其实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和平推动政治转型的窗口期早已过去，国内自由派的社群被打垮，思想也已式微，女权运动延续到现在已属不易。我相信以启蒙为基础的改革是对人最友好的途径，但当权力无恶不作，共情普通人的苦难积聚成了压倒一切的紧迫感，甚至让我觉得自己的理性不再正当。我有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吕频说，她早已有运动会失败的心理准备。现在就看惨烈的个体悲剧是否还能唤醒民众。她还说，安顿好自己的生活，维系住我们的社群，是我们能够做的，也是可持续抗争的基础。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公民社会的想象，哪怕只能先寄望于留存在海外的火种。

恐惧一旦被跨越，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我和朋友的贴海报行动从黄昏持续到夜晚。离开的路上，我们发现了路边一个空白的布告栏，便决定在上面满满贴上一排标语。

也许是之前的顺利，她此时已经比较放松了。我们有条不紊地贴着，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已经有人站在身后默默地观望。

那人看了一会，终于忍不住上来搭讪，说自己是伊朗学生，最近也在组织伊朗人的抗议活动。他说：“我们跟你们的处境相似，我们应该互相联结。”

和他道别后，朋友说发现有人站在后面看的时候“吓死了。”

后来，这位伊朗学生邀请我们参加周末在市中心的伊朗人抗议集会，我特意做了几款海报，将中国和伊朗的抗争内容并置在一起，强调在反抗极权道路上跨国跨种族的团结。

当天朋友又叫了她的朋友来，于是在集会现场，我又认识了另外三个有共同价值观的中国学生。我们跟着伊朗人的大部队游行、喊口号，还一度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过程中很多伊朗人来对我们表示感谢。当伊朗学生上台发言的时，特意提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感谢了“中国朋友”的支持。

海外青年声援伊朗抗议活动。（作者提供）

这是我第一次在温尼伯这个被我称为“流放之地”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社群”——这些已经政治觉醒并且有意愿参与政治的年轻人，就算只有五个，我也感到不再孤独了。他们都刚从国内“润”出来不久，大家确认过眼神后，就像找到组织的地下党一样熟络起来。

更令人欣慰的是，一起去贴海报时表现很恐惧的朋友变得非常积极，她不但用纸板帮我做了标语牌，主动和伊朗学生联络和保持沟通，并且把我们参加集会的照片、海报投稿到了公民日报。

果然，在公共参与的实践里，这种恐惧一旦被跨越，被克服，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想到了社群里的朋友说的：“勇气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信任也是在联结和共同行动中生长出来的。 ”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又爆了个冷门，由韩国女作家韩江（Han Kang）摘得。这次获奖，也让韩江成为韩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作家。

如果不怎么关注韩国文学的话，对韩江这个名字也许会很陌生。昨天我在转发了一则韩江获奖的消息后，有人留言说“祝贺韩红”。如果不细看，的确是容易把“江”和“红”这两个字认错。

但韩江的获奖完全够格，这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早在2016年，韩江就凭借《素食者》击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获得当年的布克文学奖。布克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一起，并称“世界文学三大奖”。

2018 年，韩江凭借新作《白》再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又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 IMPAC 都柏林文学奖决选短名单。

2023年，韩江凭借最新小说《不做告别》获得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

阅读韩江的作品并不轻松，看似清淡的文字，却总能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的压抑和窒息感。她的成名作《素食者》，书写的是受难的女性。女主人公英惠在一场噩梦之后，为了逃避来自丈夫、家庭、社会和人群的暴力，决意拒绝肉食，从而展开了一段极端的反抗之路，最终把自己当成一株植物，拒绝与外界交流。

韩江用这样一个看似怪诞的故事，隐喻又尖锐地指出韩国守旧传统对女性的压迫：“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

韩江的众多作品，从《素食者》到《人类行为》，都在重点关注“抵抗人类暴力”这一主题。在2016年布克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辞上，韩江说，“我经常会思考，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

出生于1970年的韩江，经历过韩国光州事件以及后续的历史转变。这些对韩国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日后都成为了她创作的灵感和资源。

她的《不做告别》写的是济州岛四三事件（1948年4月3日发生在韩国济州岛的民众抗争事件），围绕驻韩美军在济州岛的屠杀事件展开，讲述同族相残的历史伤痛。

另一部作品《少年来了》写的是光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至27日发生在韩国光州)。这起韩国现代史上最悲惨的事件，引发的伤痛与撕裂至今仍然在困扰着韩国社会。

如果说早期的作品，韩江主要在关注个人内心世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经在将目光逐渐转向韩国民族历史与集体苦难的书写。

阅读韩江的作品，给人的感受是沉重。有人说，韩国文学是伤痛的文学，而韩江的作品，这一点尤为凸显。有评论家这样介绍韩江的作品：“她探究的，是人类最根本的悲剧与伤痕，是绝望至极中才能感受到的那束微弱救赎之光。”

韩江的《少年来了》、短篇《一片雪花融化的瞬间》和《白色挽歌》被称为“灵魂三部曲”。

在写下这些作品以后，韩江说，“我要摸索着写下那些不起眼的、软弱的人们为什么在痛苦之中做出那样的选择。避开痛苦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把痛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来对待，除此之外毫无办法。”

这让我想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一段话：“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批判和揭露是一个作家需要去面对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承担。但是在中文网络，有人不这样认为。比如，司马南就认为，“这赞歌都不唱了，这文学艺术变成什么样了。”

另一个网络大V孔庆东则神秘兮兮地对诺贝尔文学奖玩起了阴谋论：“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它很可能里面有个圈套”。

在中文网络上，莫言经受过长时间的网络暴力。有个网名叫毛星火的，甚至上法院起诉，要求莫言赔偿14亿元的精神损失。

韩江揭露黑暗，并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媒体的评论称，“韩江的作品从更为根源的层面上回望生活的悲苦和创伤，笔墨执著地袒护伤痕，充满探索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这样评论韩江的作品，“她直面历史的创伤和无形的规则，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暴露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性。”

在韩江获奖的消息公布以后，韩国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兴奋之情和致敬之意，称赞荣获诺奖是韩国文学史的丰碑时刻。没有人用“只有出卖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来把她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也没有人给她扣上“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的帽子。

韩国没有司马南，更没有毛星火这样的妄人。

韩江的获奖，让韩国文学再度获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中文网络上总有一些人在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越来越不受重视。但韩江获奖后的超高热度，却表明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也不缺少关注和重视。司马南和孔庆东等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贬低，只不过是一种低智的意淫罢了。

愿中国的司马南和毛星火也能少一些，更少一些。

“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作家，就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一个作家的职责，是用文字叩问真理之门，及时发现和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也给予民众战胜苦难的勇气和信心。

祝贺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