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P

纸面上讲，咱们的退休年龄确实太低了。

世界各国平均退休年龄，大概在65岁左右。北欧、澳洲和荷兰等发达经济体在67岁左右，英国还打算逐渐到2037年时推迟到68岁。退休年龄比较低的，印度、沙特、俄罗斯、土耳其、越南，都在60-62岁左右。

但退休年龄和养老金改革是个复杂议题。一个63岁的丹麦打工人，跟一个63岁的土耳其打工人，所面临的医疗、住房、失业和养老等条件，会像ta们的年龄一样相同吗？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统计学挑战都差不多——当下纳税的工作人口，不足以支撑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这种下降由两个历史性变化引起：

人类预期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
新生儿出生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

一国政府在设定退休年龄时，考量的因素除了人口预期寿命，还有劳动力市场上“新鲜力量”的可持续补充。比如，我国在1978年颁布当下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版本时，预期寿命68.2岁，到现在已经提高了整整十岁。一个人在55岁就退休，的确是前工业化时代的语境——人到60岁就已经是“老龄”了，是时候去享受清闲了，尤其是后面的年轻劳动力“取之不尽”，政府还等着你挪位置出来呢，否则就业率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但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到2035年左右，我们65岁及以上的人将占人口的30%，而2021年为14.2%——才60岁？还需要你多发挥几年余热。

退休年龄涉及养老金偿付。在美国，每个退休的人对应三个工作缴税的人；但在法国，每个退休的人只对应1.7名工作缴税，到2033年，将只剩1.5名。法国的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里属于最低之列，所以马克龙一直想将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到64岁，引发了持续的抗议浪潮，但最终还是在2023年强行通过改革法案。

除了推迟退休年龄，各国还琢磨出了什么办法应对「人口统计学」危机呢？

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劳动力。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经验。

但这些公共政策逻辑实在太冰冷了，缺乏人类情感和温度。毕竟公共政策的制订思路，是国民领取养老金到死亡的平均时长在15-20年间。这话太难听了，不是吗？

具体到我们个体身上，不把自己视作统计学上的劳动力数字和养老金额度，当然可以去积极思考「退休意味着什么」，跳出社会时钟，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人到中年，还来得及开启“第二人生”呢，劈柴喂马，冲浪画画；更何况很多人其实也并不想早早退休，ta想在自己好不容易达到的职业生涯高位上多发挥几年，毕竟刚到六十岁时，精力和经验上都还处于黄金状态。

这些都对。

但一个人主动地“活到老、干到老”，享受「新退休观」的乐趣，跟被动地晚几年到手退休金，好像不能等而化之？

「延迟退休」在统计学数字上是合理的，那么围绕低保、医保、失业金、城乡巨大鸿沟的养老金的救助支撑安全网又如何呢？

换句话说，对于一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夕阳红”等生命意义叙事显得太奢侈了，ta们盼望着能早日摆脱每日的劳作，拿到些应得的养老金，躺平休息，或者很可能也躺不平，要做些零工，维持生活。

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歧视，以及技术变革，给打工的人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人到了35岁就淘汰了，63岁才能拿养老金，这之间的28年，是不是只能“灵活就业”了？

一个丹麦牛马，在46岁失业了，怎么办呢？这题我会。每月领取不超过前份工资90%的失业金，最高19728克朗，也就两万块吧，政府提供职业培训，持续帮你介绍工作（被录用后不能拒绝）。

一个土耳其打工人，从事体力劳动，来自非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中心地区，在46岁失业了，ta该怎么办呢？这题我不会。

这些可不是年龄数字。是具体的生存处境。

我外婆晚年时，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老来难。老家有一个传统曲目就叫《老来难》，讲的是老年人如何遭儿孙的嫌弃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过我外婆的后代都敬她爱她，没让她遭罪。但其他很多老人都没这么幸运了。我们村曾经有一位老太婆瘫痪多年，很不招儿媳待见，每一天饥一顿饱一顿呆坐终日。她好像有两个女儿，也被儿媳骂得断了亲。

终于有一天，俩女儿回到娘家，烧了一大锅热水，给母亲好一顿洗刷。细节很快在全村传开：她们母亲的下体早就长疮腐烂了，烂到生了蛆。

听者伤心，闻者落泪，都骂她的儿子儿媳不是人。骂是骂，也没谁去找她儿子儿媳的麻烦。老太太被女儿们接过去过了一段时日，后来又不得不送过来，最终无声无息地死掉了。

或许是刻入基因的价值观，农村人过了五十岁，最怕的并不是死亡。穷、病、断子绝孙，还有“老来难”，哪一条都比死更加可怕。

倘若老到没法给家族提供价值，像条老狗一样尽快死掉，是人们最后的体面。

村庄里哪家死了老人，你细究死因和死状，就是在找茬。——即使有新农合医保，大部分农村老人也无福享受基本的疗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常年不服药的，比比皆是。大家包括老人自己都对一条祖训心照不宣且身体力行：咱的命，不值钱。

中国传统道德一直宣扬“孝”，落到民间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孝”看似在洗脑和剥削孩子，其实在哄骗他们的父母为国家多造人。

“孝”道掩盖了一个事实：新生人口首先是中央帝国的人矿，而不是父母美好晚年的后盾。

中国秦制两千多年来，一代代青壮年尚且活得艰难困苦，何况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但为了延续孝道的谎言，每个朝代都在动用刑律来拷问子女们的私德。

秦制中国有一点很荒诞，国家本由人民供养，却恬不知耻宣传国家养育了人民，“没有国哪有家？”对于老弱病残，国家当然只有恩泽没有责任。

人们就像甘蔗一样，被国家榨取完汁液，老成一堆渣，就扫入垃圾堆。谁让你年轻时没考上编呢？

人只要活得艰难，死也不会太安心。

外婆临终前最揪心的是，政府开始强制火化。她一辈子受尽了罪，谨小慎微，积福行善，敬奉各方神圣，想着说死了后可以去另一个世界享福。要是被挫骨扬灰，这一切就会全部失算。

于是她多次叮嘱我，等她死了，要是我的几个舅和表哥背弃承诺，“旭阳呀，你就背着我跑到岗上，随便挖个坑给我埋了……”

她终究如愿，被“偷偷埋了”，结束了她被各方势力——土匪、民团、中央军、日本鬼子、土改工作队、党员干部……威逼恐吓的一生。

今天下午，我被国家告知到63岁才能领退休金时，我想起了外婆，想起了乡村里，不声不响的受罪和死亡。

学校是如何查到“翻墙”访问境外网站的学生呢？据信息处老师小安透露，学校提前部署了安博通上网行为管理，通过IP反溯、实名到人，能准确定位到“翻墙”学生，一抓一个准。

翻墙是什么？

“翻墙”可不是翻墙头，而是指绕过国家网络监管，访问那些被屏蔽的网站。这里的“墙”是指“国家公共网络监控系统”GFW（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又称中国国家防火墙。“翻墙”则是指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规避国家网络监管，突破IP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

“翻墙”违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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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妥妥的违法违纪行为！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不同省市的高校也发布了相关通知，例如国防科技大学发布了《这道“墙”翻不得！切莫以身试法》、吉林财经大学发布了《关于学生违规使用翻墙软件的规定》。

可见，我国明确禁止个人“翻墙”行为！

高校如何治理“翻墙”？

为了给全校师生提供健康、安全的上网环境，小安老师通过多方对比和产品测试，最后选择部署安博通上网行为管理来管控和溯源学生“翻墙”行为。那这款产品有哪些突出优势呢？

优点一：设备性能高，部署简单

不管是采用旁路部署、透明桥还是串接，其部署方式十分灵活，对原有网络影响很小。此外，还有60G带宽的2U商用设备和20G带宽的100%全国产化设备，稳定、抗造，简直是为高校量身打造。

优点二：先进的代理软件识别能力

内置116种翻墙代理软件，比如常见的Shadowrocket、Clash、自由门等。借助机器学习与JA4指纹，通过内部搭建“代理软件自学习”模型，将流量特征行为化，能够准确识别代理软件流量和代理协议，做到精准封堵，毫不留情。

优点三：认证方式多种多样，满足不同客户的实名诉求

内置18种认证方式和9种第三方认证平台对接方式，不管是高校常用的深澜、城市热点，还是自部署的Portal服务器，都能实现傻瓜式配置，轻松对接。通过翻墙IP反溯、实名到人，精准定位，准确“逮捕”。

优点四：报表详细全面，独立界面展示

针对学生的翻墙行为，可自定义时间产生报表，不仅能查看翻墙趋势，还能查看应用、用户分布、排行情况，将翻墙行为全纪录的同时，辅助教师完成业绩汇报。

如何部署“防翻墙”设备？

通过串联部署的方式，与学校认证平台对接，达到学生实名上网的效果。同时借助机器学习，实时检测代理流量并直接封堵，做到代理流量不出校，法规责罚不沾身。

高校案例有哪些？

江西某五所高校：产品凭借准确的代理识别能力以及丰富的代理特征库脱颖而出，成功中标，涉及40G带宽、60G带宽设备。

且在江西某高校测试期间，网监办反馈其存在翻墙行为。安博通技术人员紧密配合信息办老师，查看上网行为管理设备上的翻墙日志和NAT日志，精准锁定疑似违规学生。随后，在其个人电脑中找到代理软件和非法论坛的访问痕迹。此番高效协作与精准排查，赢得了信息办老师对我司设备及服务的高度评价，不仅巩固了双方合作基础，更顺利推动了项目的中标与圆满验收。

苏州某教育网：硬件支持100%国产化，产品凭借针对代理软件的准确阻断和快速开发、响应，成功中标20G带宽国产化设备。

除“翻墙”外，安博通上网行为管理还可以深度识别、管控并审计七千多种IM聊天软件、P2P下载软件、炒股软件、网络游戏应用、流媒体在线视频等常见应用，具备强大的带宽管理特性，配合网络应用行为精细化管理、清晰易管理的日志等功能，助力高校和企业实现可视化管控与安全无忧。

安博通深耕网络安全可视化领域十余年，致力为用户创造网络安全业务新体验。现已拥有1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100000多个企业级客户，产品在政府、金融、运营商、教育、能源、军队军工等多个行业均获得成功应用。未来，我们将继续以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积极赋能并护航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变革，为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繁荣的数字世界贡献力量。

一尊不退累14亿。

“多年前，我从某知名媒体辞职。没有告诉任何人真实的辞职理由……”，黄雪琴说。

多年后，她参与了一场与女性赋权有关的话题分享，与她一同参与分享9位女记者当中有5位表示自己曾遭受了程度不一的性骚扰。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女记者群体里，不是只有她曾身陷囹圄，不是只有她选择了沉默。

#Me too风暴在盘踞西方主流媒体头版数月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今年年初，300名好莱坞女性发起的Time’s Up行动使得性骚扰问题再次升温。而在中国，2017年10月20日《我也被性骚扰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一文在传媒圈内掀起一波风浪；2018年3月7日，《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在调查报告发布之后继续跟进采访，一起来听听这份沉重报告背后的故事。

中国媒体版#Me too：聚焦女性媒体人

2017年，中国持证记者已超过22.8万，其中女性占48.23%，在媒体行业，女性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

然而，根据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全球约有一半的女记者遇到过与工作有关的性骚扰，近三分之二的女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威胁、恐吓、性别歧视及骚扰。而这个数字近几年有怎样的变动不得而知，原因是近几年的该主题的权威调查数量几乎为零。

8成受访者曾遭遇性骚扰，近6成保持沉默

此次调查共有1762人参与，收回有效问卷416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83.7%）的受访女记者曾遭受性骚扰，42.4%的受访者遭遇的性骚扰不止一次，18.2%的受访者遭遇 5 次以上。

“数据结果的出来的时候，这个数据展示的结果比想象中严重。”黄雪琴表示，这只是媒体行业范围内的一个调查，并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所以数据是偏高的。

这些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报警仅占 0.6%。“女记者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并且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数据结果验证了这一经验性结论。

89份被骚扰自述，5张#Me too照片

在网络上发布性骚扰调查的时候，黄雪琴曾呼吁曾遭遇过性骚扰的女记者实名或匿名留言讲述自身的经历、拍照支持#Me too。截止调查结束，89 人以留言的形式分享了曾经的遭遇，37人以邮件、私信等方式详细讲述其遭遇。然而，只有5名女记者拍下#Me Too 图片。

黄雪琴表示，在这为数不多的5张照片当中，有人特意遮住了脸，有人只拍了自己的背影，几乎没有人愿意大胆站出来。

起初，在国内推#Me too的时候，黄雪琴就发现，许多曾遭遇性骚扰的人并不太愿意用正脸、图片或者相片的方式来直接告诉大家“我被性骚扰了”。互联网为匿名发声提供了便利，这也是她决定采用调查的形式推动大家为自己发声的原因。

女记者缘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很是讽刺，我们自认为以笔为嘴，为全民发声，为弱势群体维权，然而，却耻于为自己捍卫权利。”

—— 受访者自述

一边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一边自身遭到侵犯时却选择了沉默，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作为拥有良好的数据搜集能力、反应能力、敏感度及话语权的高知群体，常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女记者们理应比较大胆地维护自己权利。在和受访对象的沟通之中，黄雪琴找到了答案。

“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中国，记者是自我认同价值相对较高的职业，这使得大部分女记者的自尊心很强。”通过调查采访，黄雪琴发现，一些女记者会抱着“不想让家人失望，也不想让别人对她所代表职业失望”的心理。

由于性骚扰事件中的证据采集较为困难，加之女记者们见惯了社会上的冷暖与无奈。她们明白如果证据不足举证对方，对自己是很不利的——不仅担心隐私被泄露，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跟生活，还担心性骚扰实施者对自己的打击报复。

种种原因之下， 57.3%的女记者选择保持沉默。

“其实女记者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导致最后越勇敢为别人发声的人，到了自己身上就变得更加无力、更加尴尬。”,黄雪琴说道。

345份被骚扰问卷的背后

性骚扰——权力的游戏

“怎么处理？聪明泼辣的，挡过去；胆小怕事的，躲着走；委曲求全，那就是悲剧。”

——受访者自述

性骚扰实施者当中，超过九成（91%）为男性。其中，40.9%的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30%的为同事，37.1%为陌生人，17.3%的性骚扰实施者为工作中的采访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40.9%的性骚扰实施者是当事人的领导。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础岗位，职业级别仍有较大的性别差距。

由于早期的行业发展缺乏专业培训，黄雪琴认为，目前记者行业内充斥着一些“江湖气”严重的中上层领导。“那些站在权利的高处的资源拥有者或者既得利益者，比较容易对相对职位低、相对能力或者权利跟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群体发起的挑衅。”

“不仅是女记者行业受到困扰，性骚扰背后的本质是权利跟资源的不对等。” 黄雪琴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权主义者：“不管是男跟女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所以这不是一个男跟女的战争，而是权力高位跟低位的一个战争。”

人才流失不容忽视的原因

“这样的环境又会导致女记者的纷纷转行，媒体人才流失，媒体环境更加恶劣。”

——受访者自述

职业的特殊性是女记者成为性骚扰高发群体的一大原因，调查当中，性骚扰实施者为女记者的采访对象的比例也高达17.3%。

在遭遇过性骚扰的媒体人当中，16.3%的人有持续的精神抑郁，12.4%严重影响了事业，5.6%的当事人有自杀和自残倾向。

黄雪琴说：“如果在采访过程中受到了采访对象的性骚扰，可能会对受访者其实是存有一定的芥蒂之心的，就很难再建立起跟受访对象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她们工作的表现，也或多或少地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媒体行业不景气、收入不高、做新闻的空间变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媒体行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黄雪琴发现，除了以上原因，性骚扰遭遇也是促使女性媒体人转行的重要刺激因素。

“这背后有个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倾向，性骚扰是传媒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黄雪琴表示，“调查虽然没有显示出职场性骚扰是媒体人离职的直接原因，但它确实是原因之一。” 

阴暗里的曙光

“或许真的像你说的，只有重新揭开伤疤，让里面的淤血流出来才能真正治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自我治愈，也给更多女记者们一份力量。”

——受访者自述

自揭伤疤、打破沉默、调查呼吁……"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曾是黄雪琴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她的这份勇气与果敢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面临着多种质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给记者行业抹黑；有人认为她这样的举动会加剧两性矛盾。

在黄雪琴看来，大家应该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不应该因过度美化而对女记者性骚扰问题避而不谈。目前的状况是——女记者职场性骚扰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性骚扰与调情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在黄雪琴看来，之前的披露和这次的调查都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事情。

比如，在这次采访调查中，有位男编辑想借这个调查道歉。这位男编辑说，他曾出于喜欢拥抱了一位女记者，在了解了许多性骚扰的案例之后，发现这位女记者当时可能因为他的高级编辑身份而压抑了不情愿，他认为自己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骚扰了这位女记者。

有时候，性骚扰和调情只有一步之遥。黄雪琴说：“当事人到底舒不舒服，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一点很重要。”

有人揭开自己淤血的伤疤，有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黄雪琴认为自己的举动至少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思及性骚扰意识的提升。“其实很多人对性骚扰是脱敏的，我希望大家敏感起来。”

沉默到发声：让脱敏的人们敏感起来

下一步，黄雪琴打算将这份性骚扰报告邮寄给记协和工会，引起他们对行业内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在黄雪琴看来，媒体行业是在一个比较开放、包容、接纳的行业，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带头来在媒体里面做一些培训，给女记者做一些培训，告诉她什么是性骚扰，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去做。”

调查显示，61%受访者在性骚扰发生后处于一种“懵”状态；48.6%不知道该如何反抗；近74.4%的受访者都希望工作单位有必要开展“防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或者出台相关的规定，但只有3%的受访者表示他曾受到过相关的培训或讲座。

中国缺少防治性骚扰的机制是性骚扰问题的症结所在，黄雪琴和罗茜茜很早就在资料搜集中认识到这个情况。防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包括事前的防性骚扰教育、事中的处理机制（调查协助、法律援助及心理咨询）及事后的惩罚机制三个方面。“‘反性骚扰机制’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我要把实化。”

《时代》杂志2017年度风云人物——“打破沉默者”，这个词不仅指#Me too运动中勇敢发声的女性，而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职业与身份，都选择不再沉默，将秘密公诸于世，汇集成一个声音的群体。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打破沉默者”的行列。

在这个注意力只有七秒的金鱼系时代，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发声本身，更是一种力量。黄雪琴说:“其实尖锐的批判声当局反而不接受，人们反而愿意倾听那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声音。我希望我发出的声音是柔和但有力的。”

辛苦操劳一辈子，她们不想再被叫某氏

姓名是每个人来到世界时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也是持续一生的祝福。它伴随人的出生、长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名字的故事。

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会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从未拥有过？

答案也许是女性。在公安部政务服务平台上查询全国同名人数，能找到某个名字对应的全部使用者数量，输入“张氏”，查询所得8352人，其中8347名是女性。

还有更多农村地区的女性，她们被唤作“小妞”“刘家媳妇”“赵妈”。在户口本、身份证和墓碑上，她们留下的是“××氏”“××妈”“××女”。和名字一起被消音的，还有她们的历史和生命记忆。

我们想知道8347名张氏，和更多宋氏、李妈、王家女的故事。她们如何生活，如何失去和找回自我，如何被记住或被遗忘。

一、没有姓名的一生

去年清明节，林舟找人代烧纸钱给奶奶。对方问她奶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林舟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又打电话问了父母和亲戚，大家都不知道。

林舟和奶奶相处不多，只记得小时候站在菜园子前，奶奶给她编辫子。篦子梳头太痛，奶奶心疼她，就用手指给她梳理头发，“酥酥麻麻的，特别舒服”。

另一段记忆是5岁时，林舟在奶奶家的门槛上自顾自地玩，从屋内跳到屋外，再跳回来。门边有一张堆放杂物的小桌子，林舟盯着桌上的一袋铜锣烧，馋得不得了，准备问奶奶要来吃。回过神，她看到奶奶从床褥子下面翻出来钱塞给家人。那天晚些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因为怕耽误学习，父母从没让林舟回家上过坟。后来每次林舟想起奶奶，就买了纸钱在路边烧。不知道奶奶的名字，连烧纸钱都怕给错人。她只能在心里默念“奶奶”，磕三个头，许愿奶奶能收到。

林舟家在苏北农村，但在那个时代，像林舟奶奶这样没有名字的女性，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有些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名字。在河南的县镇和村落，人们把小姑娘唤作“妮胞”，在田间地头喊一声“妮胞”，会有很多女孩应声。如果有妹妹出生，姐姐就改叫“大妮胞”，妹妹是“小妮胞”。还有“刘大女”和“刘二女”，她们是山西人，如果家里再生了女孩，会被叫作“刘三女”。“刘大女”和“刘二女”说，家里穷，读不起书，所以没有学名，也不需要。

一位“妮胞”说，那时候农村的小孩不经养，如果不是男孩，家里能给口饭吃，活着就不错了，“谁管你叫啥？”

顶着这些不算名字的名字一路长大，她们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村女性一样，嫁进夫家，生下孩子，成为一个或几个人的母亲，有了新的称呼：“××的妈妈”“××的媳妇”。

在湖南，一位女性的名字是“成永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对老年女性的称呼，“成永娭毑”就是“成永的媳妇”。结婚以后，身边的人都这样叫她，甚至亲近的朋友也不清楚她的本名。她可能叫“邹玉芬”，也可能叫“周玉芬”，没有人试图弄清楚。

在被村里人叫作“鲁女”之前，鲁淑珠的名字有美好的含义。“淑”是淑女，“珠”和她姐姐名字里的“珍”字连在一起，就是“珍珠”。嫁到村里以后，大家记不住她的名字，渐渐叫她“鲁女”。在她们的村子里，还有“付女”“王女”“老王婆”。

鲁淑珠和家里人抱怨过，说别人总是记不清她的全名。她给小辈们讲自己叫什么、是哪个字、有什么含义，但除了医院体检和做核酸，村里人很少直呼她的姓名。“鲁淑珠”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了。

直到死亡，姓名也没有被还给她们。

符怀玉下葬的时候，由她的儿子操办丧事。清明立碑，墓碑上没有刻全名，而是刻了“先妣符氏”。符怀玉的外孙女感到不解：外婆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墓碑上不能刻？

家里人告诉她，写了全名对家里不好，而且路过的人会破坏墓碑。但扫墓的时候她发现，公墓里男性的墓碑上都刻着全名，女性的墓碑上却基本都是“×氏”。那个惦记着她爱吃肉丸的外婆，睡觉前絮絮叨叨地给她讲述自己的一生的外婆，也成了“×氏”。

符怀玉的女儿试着跟家里人商量，想在墓碑上刻下母亲的全名。但她是外嫁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不被看作是自家人，在红白喜事上没有话语权。她所在的华南农村，长辈的葬礼基本由长子操办，女儿们只参加丧葬仪式，平摊费用，却不能拿主意。

丧葬习俗在各地农村不同，女性不上墓碑的规矩却很相似。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外嫁女的名字不能刻在娘家人的墓碑上，自从出嫁起，她们就不再属于本家；在江苏等地，媳妇也始终被夫家当作外人，墓碑上只能刻成“×氏”或“××氏”。

不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夫家，她们都没有自己的位置。

这种忽视太过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以至于她们自己也很难察觉。孙王氏是河南农村人，一生务农，忙着把孩子拉扯大。和丈夫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偶尔互相拌嘴，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她没有对自己的名字发表过看法，因为村里的女孩一向没有正经名字，只有男孩会按照字辈来取名。

没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的资料里，能找到很多男性的名字，他们叫“卫国”“建功”“国昌”“志华”。关于女性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二、不属于自己的证件

她们真正面临“我的姓名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1984年全国开始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后。

跟着集体登记户口，或者由家中的男性代表她们把名字报给登记处，等上一段时间，她们收到了一张写着“×妞”“×娃”“×妹”的身份证。户籍登记人员和她们自己都没想过，这个不算名字的名字会伴随一生。直到她们年纪大了，在医院挂号就诊，或者偶尔坐高铁出远门，才发现所有人都叫自己“×妞”。

邓玉芹的名字是她丈夫和儿子报的。到了登记处，他们不知道她的正式名字叫“邓玉芹”，就报了村里人常用的“贱名”——“琴娃”，就连“琴”字也是随便报的。登记人员是村里的干部，也只知道村里人都叫她“琴娃”，就按照错误的名字进行登记。

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很疑惑：“怎么报的是这个名字？”

年初，她生病进医院，每次换药或检查，护士都喊她“邓琴娃”。外孙女去医院照顾她，看见外婆又无奈又气愤的样子，才知道原来外婆的大名是“邓玉芹”。

黄乜权的孙女，也是在用黄乜权的身份证预约纪念币购买时，才发现名字有问题。“乜”在广西壮语里是“妈妈”的意思，“权”是她养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是夫家的续弦。夫家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孩子的生母早早生病去世，为了有人能照顾家庭，又迎娶了她。

孙女也听说，上户口时，村里把结了婚、有小孩的女性都登记成“乜”，黄乜权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正式姓名，不是一个或几个有寓意的字，而是“××的妈妈”。

伴随着2010年代信息实名制的进一步落实，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她们本人更深地绑定。“乜”“娭毑”“娃”出现在社保卡、高铁票上，有了正式、合法的效力。

正是因为信息实名，我们才能查询到那8352名张氏。但对其中的每一位张氏来说，正式姓名的缺失或错误，可能意味着更多。

叶月琴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夏玉成”。用浙江舟山方言读起来，两个姓名几乎完全一样。当年负责登记的办事人员只问了她姓名的读音，但没有和她确认是哪几个字，弄错了名字。

收到身份证，叶月琴没太在意，以为只是一张卡片，“用不上”。况且别人叫她都是用方言，听不出差别。没想到后来，她所有的证件都只能用“夏玉成”办理。

几年前，叶月琴夜晚出门散步时意外遭遇车祸，大出血住进医院。护士和医生用普通话叫她“夏玉成”，她不回应，转头看看女儿，看看女婿，等着女儿和女婿答应。

打药前，护士向她确认：“你是夏玉成本人吗？”叶月琴没有反应过来，直接纠正了护士，说我叫叶月琴。护士也有点懵：“啊？你叫叶月琴？”

叶月琴的女儿只能上前拉住护士。她告诉医院，是本人没错，夏玉成。

三、一场改名战争

邓玉芹和叶月琴想把她们被登记错的名字改回去。

多年前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就拜托儿子去派出所问一问，被派出所一口回绝：“改不了。”后来她换过一次身份证，也亲自跑过一趟派出所，都没能把名字改过来。

到了2006年，她要换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想让儿子帮忙改名。儿子嫌麻烦，不愿意跑腿，说没必要改，更何况手续也很繁琐。邓玉芹指望不上儿子，就自己在派出所找人、托关系。然而派出所第三次回绝了她的请求。

这次失败后，改名字成了她的心病。嫁到夫家以来，她的日子并不好过。丈夫总是打她骂她，在外面打麻将不回家，办了锅巴厂又破产，从来不管家里的一儿一女。邓玉芹几乎靠着自己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家庭，多苦的日子都挺了过来，却一直没能用上一张印着“邓玉芹”的身份证。

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和陕西省的公民姓名变更政策，年满18岁的公民只需要向户籍地派出所提供户口本、身份证、书面申请和个人声明，就拥有变更姓名的权利。但书面申请中给出的理由能否被认定为充分，需要派出所的办事处进行主观判断。邓玉芹迟迟改不了名，也许就卡在了“主观判断”这一步。

办事处见过太多登错的姓名。邓玉芹所在的关中农村，很多人的身份证都是错的，邓玉芹的姐姐身份证上也出现了登记失误。姐姐不是很在意，村里大部分人也没放在心上，旁人不理解她的执著：那么多人都错了，为什么你要改？有什么必要？

邓玉芹觉得，“邓琴娃”不好听，况且自己明明有真名，为什么不能改？而对叶月琴来说，姓名凝结着她关于自我的历史，必须要改。

出生后，叶月琴父母双亡，姓名成了父母留给她的最后一样东西。用着“夏玉成”，连姓氏都是错误的，她总觉得心里不舒服，要改回叶家才有归属感。

她告诉儿子、女儿和外孙女，想把姓名改回来，尤其是姓氏。儿子不理解她：“姓名能有什么意义？既然姓名错掉了，那就错掉好了，反正都是我的母亲。”80多岁的叶月琴一个人生闷气，觉得儿子不尊重她。

村里的人也劝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叶月琴不想用不属于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死去，到那时，“火化场的姓名都不是真实姓名。”

眼看着外婆年纪越来越大，叶月琴的外孙女许文开始琢磨改名的事情。今年三四月份，许文想到外婆的生日在五月底，不如就在生日前带她改名，完成老人家的心愿。

她查了查浙江省更改姓名的条件，发现很多人成功改了名字，其中有父母陪孩子改名的，也有刚生产完、还没出月子的母亲给自己改名。改名看起来很方便，只需要填一张申请单，等着审批通过。

改名当天，她和妈妈、外婆约好8点出发，叶月琴7点半就等着，逢人就说“我外孙女要带我去改名字了！”

但到了办事处，她们才发现比想象中困难。如果只改名字，说明原因就能改，比如不好听、有贬义、有重名，但变更姓氏，就必须找到公证人，或者证明这是父母户口本上的姓氏。可是当年给叶月琴登记姓名的办事人员早就去世，她的父母双亡，没有留下户口本，两个亲兄弟也因去世注销了户口，没有人能证明她是叶家的女儿。

许文问办事人员，叶月琴的侄子能否证明亲属关系？实在不行，去检验DNA也不行吗？办事人员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查了很长时间的资料，尝试调取叶月琴的户口迁移记录，但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夏玉成”。

叶月琴等了两个小时，从兴奋等到沮丧，只等来“只能改名字，没法改姓氏”。她开始说不改了，要回家。

没想到过了几天，儿子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办事处走访调查，几经辗转找到了公证人，姓氏和名字都可以改回来了。叶月琴高兴得立马打电话给女儿。

紧接着，她换掉了存折，做了市民卡，又改了银行卡和医保卡绑定的信息。每个月的退休金打到市民卡上，她没法像翻存折一样直接看到数字，只能去ATM机查看，叶月琴有些不安，但她还是经常去村里炫耀：“我的名字已经改掉啦！”

四、最漫长的革命

向历史回溯，还有很多女性以各种方式找回或改正了姓名。

有的人在日军侵华期间办良民证的时候，给自己悄悄改了名字。有的人解放后在扫盲班上夜校，老师给她们起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名字里有“文”“菊”“香”，也有听起来更坚硬、更与时代相关的“铁”“杰”“军”。在女性普遍没读过书的年代，她们唯一的权力，是把代表着自我的那几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

而沿着时间的河流向下走，许多女儿、孙女或外孙女，也正在尝试做出一些改变。从想要记住长辈的名字，或者教她们读一本书、识一个字开始。

田舒看到奶奶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是两个姓氏的组合，觉得不对劲。问了奶奶，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在这个家，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本名。田舒说，对爸爸和伯父来说，奶奶的名字就是“妈妈”。田舒想要记住奶奶的名字，也记住奶奶除了是母亲，还是一位喜欢社交、爱聊天的女性，以前每年夏天，她都让田舒趴在自己背上，带她去亲戚家玩。

杨辰问自己的太外婆想不想学识字：“我可以教你。”那时，杨辰只有11、12岁，而太外婆已经80多岁了，在给自己准备寿衣，还让杨辰帮她绣鞋底的莲花，说是能登上天梯。学了几天，太外婆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再学没什么用，杨辰就没有继续教。

现在谈起来这件事，杨辰有点后悔：“其实应该再教教她的。”

识字能带来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至少村里那些需要识字才能办的事情，比如更新户口、选举村委会、登记宅基地，也许不再是读过书、上过学的男性的专属。

道阻且长，她们只能做出自己能做的努力。符怀玉的外孙女见证外婆从“符怀玉”变成墓碑上的“先妣符氏”。她无法插手外婆的丧葬仪式，改变不了延续千百年的规矩，但她向母亲承诺，一定不让母亲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说不论自己以后怎么死亡，都一定要留下全名。

直到今年8月，邓玉芹的名字还没改过来。外孙女准备趁着暑假去多开几份公证书，再带她去派出所试试：“等我闲了，带你去看看！”

听到这句话，邓玉芹很开心。

（应受访者要求，林舟、符怀玉、许文、田舒、杨辰为化名。）

“从今天起，这就是阿富汗女性必须穿的服装。”

“黑色面纱作为“建议”提出，而如今它是法律。” —— 在上月底阿富汗发布的一份 114 页告示中，所有限制妇女权利的政令被正式确定为法律。

法律中规定，女性在除了自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都属于非法行为 —— 因为女性声音中有“潜在的邪恶”，而声音应该被视为女性的私密部分。

“如果一名妇女离开自己的家，“她有义务隐藏自己的声音、面部和身体。”

来自颁布法律中第 13 条。

那些歌唱的阿富汗女人们

而这些被剥夺权利的女人，正在用歌声回击这一切。

在社交网络上，抗争的阿富汗女性纷纷上传了自己歌唱的感人视频。

Hakima 曾是一名助产科学生，她因为政府严令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而如今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她和她的三个姐妹录制了一段歌唱的视频。

“你们把我变成家中的囚犯，因为生而为女人，所以我有罪。”

她唱：“塔利班，你在哪里？这个世界已经走了多远？”

手中则是一张白纸，上面写着：My face is not intimate 我的面容并不是私密的，以此来回应塔利班“不允许展示面容，不允许发出声音”的禁令。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妇女走在喀布尔的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她大声喊：

“正是在这些街道上，我们曾经为自己的权利抗议，却遭到残酷镇压，导致我们失去了所有自由。”

“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世界，

我歌唱自由和爱

 —— 我立场坚定，

我不怕你的残忍。”

那支被全球通缉的摇滚乐队

这些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唱歌的面容让人想到了前两年名震世界的 Burka 布卡乐队。

这三个永远以蓝色罩袍示人的女孩，组成了阿富汗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被通缉了 20 年，全球只有十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塔利班武装分子曾说，如果逮住布卡乐队的成员，会让 3 万人见证着，在喀布尔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注视下对她们施以极刑。

利用“罩袍”和“音乐”这两样禁令本身，去反抗极权，并且逃过了所谓制裁。布卡乐队的存在，也许真的是很多后来阿富汗女性的榜样。

他们由三名阿富汗女孩（鼓手 Nargiz，贝斯手 Zamina 和主唱 Lorna）在 2003 年组成，以布卡这件阿富汗女性必须要求时刻戴上的东西为乐队名，将阿富汗女性的处境用歌声唱了出来。

We all now wear a burka, 

you don’t know who is who

我们都穿着布卡，

你认不出谁是谁

If you want to meet your sister, 

it can be you uncle too

如果你想和你姐姐打招呼，

那也可能是你叔叔

为了拍这些 MV，她们隐瞒家人，躲到郊区，至于那些户外拍摄的镜头，每拍 3 分钟就会迅速换个地方。

因为处境特殊，大家在收不到她们消息的时候常常想过她们也许已经死了：

的确，很久没有收到关于布卡乐队的消息了，目前 Discogs 上最新发行的单曲《I Care for You》停留在了 2021 年。

但在如今阿富汗女性们的歌声中，布卡乐队早已变成了一种精神，蓝色罩袍下可以是任何面孔的阿富汗女性。

和布卡乐队一样，塔利班掌权后的这几年，有一支姐妹组成的乐队叫 The Last Torch 最后的火炬，她们用歌曲为阿富汗女性发声。

两人冒着生命危险，穿着蓝色罩袍演唱，她们把罩袍比作移动的笼子，“埋葬了所有女性的梦想”。

The Last Torch 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引用了阿富汗已故诗人 Nadia Anjuman 一首著名的诗，她写写这首诗是为了抗议 1996 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权。

我口中满了毒，怎能说蜜呢?

唉，我的嘴被一只残忍的拳头打碎了……

哦，为了有一天我打破牢笼，

从这种孤立中解脱出来，在欢乐中歌唱。

而在今年发布的最新单曲中，The Last Torch 自己写下了这些词：

“那一波波的女声

打破监狱的枷锁。

这支笔写满了我们的血

折断你的剑和箭。

法令渐次剥夺他们的身体所有权，但这些女孩的心灵自由却并没有停止。

除了布卡乐队，之前阿富汗首位女子交响乐队的指挥，20 岁的 Negina，也曾冒着被乱棍打死的危险，用生命演奏；

她带领的 Zohra 是整个阿富汗地区第一支女性管弦乐队，由 35 个 13 到 20 岁的女孩组成，她们都来自阿富汗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到今年，这个乐团已经走过 7 年：Zohra，意为“音乐，艺术，耐心和爱的女神”

那些表达的人们

当然也不止音乐。

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阿富汗强大的妇女运动”的组织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的一张图片，是加入了抗议“被剥夺说话权利”行动的女性合照。

今年在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上大放异彩的阿富汗选手 Manizha Talash，她是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一员。

Talash 并非她本名：在阿富汗，她跳舞的俱乐部因炸弹袭击而被迫关闭，而她也开始收到死亡威胁，为了保护家人，她改名 Talash，意为努力："我为了那些梦想着更广阔生活的女性而比赛。”

塔利班颁布新的条令之后，图书馆，教育资源，女性最基本的权利保障都在陆续消失。

当然还有音乐 —— 如果你演奏乐器，那么你的乐器会被公开焚烧，无论男女。

她们也有短暂走在光下的时刻，而如今是至暗的。

女性仍然是抗击塔利班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其中一名叫 Zuhal 的女孩说，她不害怕，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们不会投降，因为如今的未来让人没有希望，我认为如果我不反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梦想带进坟墓。”

阿富汗人常说，希望才是最后消亡的东西。

参考资料：

1. Afghan women are singing to protest a new Taliban law

2. Afghan women raise their voices in song in online protests against Taliban’s bid to silence them

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

“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

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

“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

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

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

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本文所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为不暴露隐私，文中隐去了书名、出版社等具体信息）

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是我在《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一文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那次的讨论，主要是逻辑意义上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这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波动。因为在这两种不同情境之下，对反转问题的判断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文章发表之后，还是经常有网友问，孙老师您能不能说得更明确点更具体点？老实说，如果具体到时点，可能只有算命先生才能给出答案。但如果在指标的意义上，我想可以这样说：

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想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我最近曾关注过碳酸锂的行情变化。

大家都知道，碳酸锂是制造锂电池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迅猛发展，碳酸锂的价格扶摇直上。仅在去年下半年，碳酸锂的价格就从9万元/吨飙升至50万元/吨。但不久之后，碳酸锂的价格就步入了漫漫熊途，前些天一度跌破7万元/吨。一次吃饭时，我问一位业内人士会跌到哪里？他回答说6万。

碳酸锂价格的起伏，很简单，就是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处于加速的阶段时，碳酸锂供不应求，于是就有了其价格的节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纷纷扩产，新的项目不断上马，甚至大量在国外收购锂矿项目。这样一来，市场中的碳酸锂，严重供过于求，这时候价格的走低不是必然的吗？相关企业的亏损，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这时，如果有人问，碳酸锂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反转什么时候会到来？答案不是很明白吗。

就是过剩产能的出清。所以我们看到，各大企业纷纷采取行动，缩产或者停产。只有出清了过剩产能，才能实现市场新的均衡，才能迎来真正的反转。于是我们看到，本月11日，一家头部企业计划停产的消息传来，当天碳酸锂期货的价格大涨8%。这时，才有分析人士战战兢兢地分析说，反转可能到来。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反转，还要看接下来产能出清的进程。

说到这里，我想有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我这里不是要讨论碳酸锂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碳酸锂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启示。

对于当前经济的低迷，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讨论。但在最近的几天里，话题越来越聚焦于通缩的问题，越来越聚焦于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加以刺激。

其主要论据显而易见，2024年8月份我国CPI同比仅上涨0.6%（其中主要还是食品价格的拉动）；出厂价格指数自2022年10月份开始同比下跌，到今年8月份已经持续了2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可能会延续目前五个季度的跌幅至2025年；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8月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自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于是，就有了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的呼吁：中国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易刚的呼吁引来国内外众多论者的响应。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通缩危机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应该尽快出台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应当说，通货紧缩是一个客观现实，其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就此而言，我没有不同意见。我想说的是，问题的真正症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内需不足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来看下面的一组数据：

1-8月，稀土出口量增长6.4%，出口额下降40.2%，出口价下降了43.8%；肥料出口量增长4.4%，出口额下降13.9%，出口价下降17.5%；箱包出口量增长9.4%，出口额下降2.1%，出口价下降10.5%；鞋靴出口量增长3.9%，出口额下降5.3%，出口价下降8.9%；套餐产品出口量增长4.5%，出口额下降14.5%，出口价下降18.2%；钢材出口量增长20.6%，出口额下降6.8%，出口价下降22.7%；铝材出口量增长15%，出口额增长10.8%，出口价下降3.7%；手机出口量增长4.6%，出口额下降1.7%，出口价下降6%；家用电器出口量增长23.6%，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7.2%；汽车出口量增长27.5%，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5.9%。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产品的价格，不但在国内持续走低，在国际市场也在走低。如果我们从需求端可以解释国内市场价格走势的问题，那国际市场中的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如何解决？这提醒我们，我们在需要正视需求问题的同时，更要正视供给端的问题，即严重的产能过剩。

前面我们讨论了碳酸锂的问题。碳酸锂价格的走势告诉我们，在面临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出清过剩产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的供需失衡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说，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知道，这样说，人们可能感觉不舒服，但问题就在那里，是回避不了的。

当然，经济的问题非常复杂，至于那些更深层的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下面的两篇文章：《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做记者，给了我书写的自由，经历了什么，被什么所打动，我就记录什么，写什么……我对弱势群体总投以最温情的眼光，容易被个体打动，被情感裹挟。这一路走来，高高低低、风风雨雨，也真是不枉这半生了，因为不是麻木不仁的人生，不是对不公不义视而不见的人生。” —— 黄雪琴

8月，阔别祖国六年之后，我和家人回国探亲。因为年幼的孩子不适应国内的炎热天气，我预先计划的游览项目基本上全部取消，改成在家吹空调趴窝。唯一的一次出门，就是21号去拜访“贞观”编辑部。

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正巧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

约访是一个小小的夙愿。和那些动不动发十几，甚至几十篇文章的资深作者比较，我只能算是一个酱油党，这么多年里，总共就在那里发过三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乃至很尊敬这个公号，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有态度，有温度”的集体。

有态度的公号挺多，有温度的很少。

我在“贞观”发第一篇文章是在2017年。那年春节，也是带着孩子回国探亲。春节的西安灯会很著名，不可不看。一周之内，我们全家把城墙和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都看了。总体说来，我觉得城墙灯会的游览感受好过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闲着也是闲着，回家之后，我从价格，管理和服务，友好程度，彩灯水准，景点标识清晰度，地理位置／交通难易程度，餐饮娱乐，厕所等方面对两个景点一一做了评测，并且打了分。熟悉古早bbs风格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是bbs老用户常见的商家打分方式。这篇文章其实没啥营养，纯粹的个人感受。写完之后，一键发送，投给了贞观公号，然后就踏上了归途。

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无聊刷手机，发现邮箱里躺着一封邮件，说是这篇稿子被采用了，要我补充一些照片，所以，又从相册里挖了些照片发过去。来信的人自我介绍是“贞观”的主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漫长而平淡的联系。

“贞观”的文章挺好看，但我不是每篇都看，忙起来好长一段时间不看。标题基本上是每一篇都浏览过的。它喜欢在别人仰望月亮的时候，低头捡拾地上的便士，为此使人分外觉得温暖。确实如后来的自剖文中所说，“贞观超过2/3的文章都来自于普通人的日常写作记述。他们向贞观投稿，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感所遇所思，这些内容大多立足于陕西、西安，作者也主要来自于陕西，或者与陕西有交集，文章风格各异，内容多元。创立贞观的出发点，是为普通人提供感知和记录真实生活的多元化写作表达平台，到现在投稿作者过万，刊发过文章的作者超过2000名。有些作者热爱写作，供稿较频繁，更多的陌生作者是觉得遇到值得记录的事，有感而发，进行投稿。”

也正因为这个创立和运营初心，“贞观”在陕西的读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常常是一文既出，回复云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据说，很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政府部门和官员非常关注“贞观”。

西安是旅游城市，文旅事大，“灯会”一文刊发之后引发了小小的影响。小道消息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大唐芙蓉园的同志们读完不咋开心，为此，特地到某省级权威媒体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自己棒棒哒（言下之意是“贞观”那篇文章是有人别有用心，恶意抹黑），这个回应思路实在非常经典，令人拍案叫绝。

“贞观”其实发过不少监督类稿件，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监督类稿件不涉及重大问题，多半是和风细雨萌萌哒。记得有文博专业人士在“贞观”发文，对陕历博的展品说明牌内容挑刺，一条条分析，打脸打得“啪啪”响。那一次不用小道消息，我们也看出来了，陕历博的同志们读完也不咋开心，一些博物馆的员工甚至都不掩藏自己的身份，一哄而上，在留言区撕巴起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抓头发、揪胡子的群殴场景，两个字概括：“爱看”。

我忘记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了，好像陕历博领导重视了起来，表示要邀请专家全面排查改进工作。

领导都重视了，那必然是HE了——这简直是一定的。

然后，“贞观”继续挑刺，好像还顺手哔哔了别的博物馆。

又过了好几年，我又写了一篇欧洲动物园游览记发在了“贞观”。如果印象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他们的约稿。那段时间他们批了西安本地的动物园，约稿是为了进行比较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贞观”的文章乐趣之一是看读者留言。有的公号内容很有水平但留言很少，有的公号留言很多但是泥沙俱下。“贞观”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读者留言很多水平比较高。文章在这里发表之后，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是读者的留言把他们补齐。“动物园”一文的读者反响没有“灯会”一篇那么大，我记得不少人说这种比较有点强人所难，走都走不稳就不要想跑了。

第三篇文章就是在去年。因为帮朋友买了两台饺子机，我在朋友圈持续跟踪它们从河北邢台转运都柏林的路线，可能这个跟踪比较有意思，又被主编同学看到了，她又来约稿。我拖了一段时间，总算把一大堆琐碎的朋友圈文案整理了出来。他们把这篇稿件发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开幕式的时机，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可能因为角度新颖，读者好评如潮，后来又入选了“豆瓣”2023年度故事，并且被选入了《延河》新设立的“新大众文艺”专栏。

《延河》是这么表扬我们的：“充满真情实感，元气淋漓，可以看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也能看到新的问题，新的语言。它像《诗经》中的‘风’，来自广阔的大地和田野，他们的歌吟，他们的咏叹，真实自然，鲜活生动，历千年仍感动人心，有无穷的魅力。”

他们并且热烈赞美：“我们欢迎这样的作品！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

（照抄这么多表扬，主要是引用别人的话表扬自己，会显得自己虽然很谦虚，但实则很牛逼）

以上就是我和“贞观”浅浅的缘分。和这两天陆续发表回忆录的各路作者经历相比，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从我被发表的文章题材可以看出，贞观并非以“追求爆款”为目标。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具体展现。

爱具体的人，关注具体的生活。

贞观创业八年半，绝大部分作者是普通人。他们在生活中或许因为一个契机，或许有了片刻空闲，把自己的半生凝结为一篇文章，因为表达的冲动，投给了这个公号，才铸就了贞观的厚度，深度和广度。大家写，大家评，“贞观”在本地深厚的影响力，是这么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

也会做适度的监督工作。有人开玩笑说，“贞观”暴露的问题，如果能被解决，很快就会解决。如果问题不能被解决，“贞观”很快就会被解决。

印象中，除了发文，“贞观”做过不少线下工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西安温度”活动。

从2017年开始，贞观联合西咸新区完成了两季“西安温度”活动。他们组织青年设计师团队，无偿为街头巷尾的小店、摊贩乃至于普通人家进行设计改造。这个活动最少完成了20个作品。

来看看他们改造的一家旧书店。

还有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黄河边的课堂”公益支教活动。

黄河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陕西，它从高原而下，流经渭南、延安、榆林等县市，总面积2.98万平方公里。在生态治理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大题目之下，“贞观”选取了乡村教育/教育公平这个切口，20年初，邀请了包括学校、科技创业公司、上市公司、文化艺术机构、体育团队等多家顶级本土机构，100多名支教老师，历时半个月，沿着陕西境内的黄河流域，从延川永坪镇小学，到潼关秦东镇西北村小学，再到合阳县洽川镇中心小学，为黄河边的乡村孩子们带去了多样化的优质课程。

人民网当时的报道说，“每一站的第一堂课，都有专业老师来为学生们讲授黄河课，旨在让学生们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以及历史人文，从黄河的源头讲起，在带领学生们学习自己的家乡与黄河有关的内容……‘给乡村孩子们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有这些机构参与了公益课程：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西安梁家滩国际学校、曲江二小、西咸新区沣西一小、长安航空、长安竞技俱乐部、蓝岸新科技、斑斓绘本、第六镜科技、周二晚八点、西安云豹美式橄榄球俱乐部、领心思维、以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西北大学仲夏梦戏剧美育工作室、整个设计……

毫不保守地说，经由“贞观”的推动，我们的社会曾经变好了那么一点点。

那些温情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个历史上少见的炎热夏天，一直耕耘于中华大地一角的“贞观”，因为一篇文章，突然火遍全国。然后，背负了无数骂名。

“贞观”的创业者有传统媒体的背景，他们的专业性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正因为长期关注普通人的故事，使得他们在面对这篇投稿的时候，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它的危险。也就是说，从爆款文章出台的前后判断来说，他们轻敌了。

最初的失误，是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信源标注不足。如一位朋友所说：“（最初的稿子）对事实陈述没有注明信源，比如‘毕业于211’,这是有办案人的信源的。如果在稿子中写，‘办案mj说，211’,这样就没有一点点失实。如果不想在稿子中注明信源，也可以在文章最后注释统一注明，就像今天这篇说明，想必就不会有封号的危险。”

在事实核查方面，他们的工作也有疏漏。朋友分析说：“殷鉴不远，这样的爆款文章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被封号，因为太爆款了。比如说学校名字都搞错，如果我是编辑或者记者或者作者，得到了学校名，我也知道这个死者的真实姓名，那一定有很多种简单方式去验证这个信息的真伪，并且能够从死者的大学生活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甚至可以摸到很多采访的旁证。至少只要做一点点，就能立刻证伪单方信源，所以，这难道不是一个写作者跟一个发布者应该去做的吗？尤其是一个严肃的发布者，而且我看一些采访，这个公号还是一向有志于做一个严肃的发布者的。可能在爆款的诱惑面前失去了理智，或者说，只是他们的常规做法以前不出事，只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爆款。”

朋友早年间是很优秀的记者，后来上岸，关注具体的生活去了。我承认他说的都对，专业新闻媒体理应如此。但我还要说，“贞观”并非一个纯新闻媒体。如上文所言，他们更多的是一个表达的平台。他们没有能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闻媒体那样，时刻张开利齿，竖起耳朵。

长期关注普通人的讲述，展现时间线模糊的生活，多少软化了他们的心态和技能，最终“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这都是马后炮。回到21号那天。

选择中午去，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他们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但这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

那段时间，西安热得要死。打上滴滴的瞬间，心情是很愉悦的。不仅仅因为脱离了育儿的负担，也因为要去见神交已久的老友。车子一路往东，我还在贞观的读者群里嘚瑟：“猜猜我要去哪里啊？”

车到旺座曲江，烈日炎炎中找到了办公楼。老友来接应，一路电梯，就到了编辑部。

那个时候，因为那篇文章，网络上众议汹汹，正沸反盈天。见面之前，我一直忐忑，感觉那个见面时机实在不是很好。在我的想象里，他们正在四面楚歌，焦头烂额。去之前我再三地问，“没问题吗？”“真的不会打扰你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依然不怎么放心。

出乎预料的是，编辑部非常安静。也许是因为午休，光线甚至有些暗。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匆匆走过，“这是陈锵！”于是我赶快拉住他，强行合了一张影。

陈锵是贞观的“头牌”之一，我这么说是有群众基础的。很多贞观的老粉说，一看到标题就知道这篇文章又是陈锵写的，因为他的文字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地域特色，所以圈粉无数。贴几个能搜到的文章标题：《在葫芦头店看到女顾客，该怎么办》，《本想去岐山看妲己蹦迪，却意外收获一个土味景区》，《穿着尼龙袜皮凉鞋的西安老头，值得你叫一声北北》，《在陕西吃了个锅盔，感觉像挨了秦始皇一个嘴锤》。

陈锵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文章中那样谈笑风生，反而显得有些拘谨。我觉得他是一个i人，只是逃走未遂才被迫留下了一张合影。

“贞观”其实有许多优秀作者，虽然不是人人多么像陈锵那么有辨识度，但他们的作品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印记。以被《延河》选取的两篇文章为例，一篇叫《半坡天桥下的日结女工》，一篇叫《西安兴隆社区：被裹挟在高新区未来中心的魔幻现实》，都是目光沉降到社会底层的佳作。

在我的印象中，一二十年之前，这是传统的严肃媒体才会做的深度报道。现在严肃媒体死得七七八八了，“贞观”却一直在做，光这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了。

在编辑部中午留守的人当中，我和上文作者，汤加和铛铛匆匆见了一面。她们都是秀气文静的女孩子。

编辑部的门口有一个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小摆件，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纪念品：泰山石敢当。贞观的同学笑言：“是特地放在这里的……”

因为时间紧迫，吃了顿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位于曲江创意谷的贞观books。这里原来是晓书馆，后来归“贞观”所有，成为了一个俱乐部一样的活动空间。这里很有艺术感，空间感极佳。后来得知，这是日本建筑设计师藤本壮介以“知识森林”为概念营造出来的。

陈列的书也比较有特色。

我关注到有一块地方特别放置了陕西作家的书籍。也许是中午时间，人不多，在文创柜台逗留了一会儿，点了两杯咖啡。

“贞观”的同学介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会员制的图书馆，里面会有活动。记得马上举办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昆曲“《1699.桃花扇》（施夏明、单雯）读本会”。美人在前令我非常心动，可惜因为家事羁绊，未能参加。

爆款文面世之初，很多老粉说，很高兴“贞观”能借这个机会出圈，没想到出圈之后却被围猎。这也是我此行最大的疑问：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会导致最终封号？毕竟几年前某知名大v就是在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因为一篇虚构文章导致全盘被封杀。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始终保持谨慎乐观。读者群里的朋友们知道我在“贞观”纷纷转来问候，问他们感觉怎么样。“贞观”的同学带着一丝无奈说：“都这样了，还能咋地。”

因为是工作日午间，一切都非常匆匆，呆了两个多小时，就要离开了。一路又从贞观Books走回办公室。许多话，最终凝结成分别时的一句，“加油！”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随着年岁见长，每次回国见老朋友，我都会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滴滴平稳地离开了。看着前方的空旷道路，我回想着我们的对话：“能顶得住吗？”“没事。”

但现实是，有事。

后来才知道，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关注者还能看到文章，没有关注的人已经搜不到这个号。一时议论四起。我和大多数人一起，依然抱有幻想，觉得它在小黑屋里呆一段时间还会出来。

有意思的是，有一位贞观的作者说，被禁言一周之后，贞观仍然给他发出了一笔稿费。

9月4号，半个月时间到了，“贞观”也该放了吧？然后，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结局：

“贞观”彻底地消失了。

“贞观”死了，这多少让人唏嘘。毕竟创业八年，背后的团队投入了很多。但是在如今文字媒体式微，短视频和直播风头甚劲的今天，对于这个团队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脱离了旧的壳，也摆脱了桎梏，那就收拾行装，继续向前吧。

去编辑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的一本新作。现在看看，我在扉页的题词挺应景的。

理想不死。

心中有光的人终会重逢。

回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小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作为一个女性研究学者，她有过自己的时刻。在四十年前，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还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说，“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盛名之后，她奇怪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消失了很多年，有朋友以为她已经去世，事实上她在辽宁的一座小城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不会客，不接受采访，依然还在做女性研究。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李小江被时代选择过，也被抛弃过，但无论在哪种境遇中，她都没有放弃过。她真正做到了自己的书《解读女人》封面上的那句话：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这是她的故事。

“我都快死啦”

73岁的李小江女士仍然还在高强度地工作。她每天5点起床，6点开始坐在电脑前，除去吃饭和一个小时的午休，她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

对于时间，她有一种内在的紧迫与焦灼。在她的住处，每个房间里都有钟表，书房、卧室、厨房、甚至包括卫生间，客厅的墙上更是挂了四只圆形钟表，这样可以保证，“一抬头就能看到时间。”

今年除夕当天，她问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学者要几篇论文的电子版，用于写作，对方问，“你怎么今天还在干活？”他和李小江是认识四十多年的老友了，年轻时李小江就以勤奋高产著称，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大家都来到一个身体和精神加速滑向衰朽的年纪，而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令人敬畏的意志。他在电话那头表示叹服，李小江哈哈大笑，“我都快死啦。”

去年7月，李小江在大连的一家医院查出乳腺癌复发。她第一次确诊乳腺癌是在2007年，当时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去年她在江西做调研时，原先的刀口处长出了一圈直径1厘米的紫色肿块，一开始她没有太在意，以为是当地气候湿热引发的皮肤病。在大连确诊之后，医生很快安排她做了手术，但今年3月复查时，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发生骨转移。在乳腺癌的病程中，骨转移通常意味着已到晚期，医学能提供的帮助已经不多。

李小江的书房床头挂着一只蓝黑色水滴状吊坠，那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送给她的。在去年一次和学者戴锦华的对谈中，上野千鹤子将李小江称为“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中国女性学研究者”。她们本来约好今年要见面，但因为李小江的身体状况不得不取消了。

对大多数人来讲，李小江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名字要响亮许多。那时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告诉我，“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在她主编的、最为影响深远的那套《妇女研究丛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是孟悦、戴锦华，《性的社会史》的作者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中国妇女人口》的作者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学的朱楚珠……十多位作者中，很多当时还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者，后来在性别研究领域里各自“开宗立派”，而曾经推动这一切的李小江却奇怪地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时代精神不息轮转，只有向那段历史投注目光的人会偶尔发现她，西安交大一位做妇女理论的博士最近辗转联系到她，“她说，突然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个人，”李小江告诉我，“还有很多认识的人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注意到她是在谷雨实验室去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写女性主义图书出版热潮，希望邀请李小江做一次对谈。但她在邮件中婉拒了，“我不喜欢凑热闹，尤其是女性主义的热闹。”这则回复构成了我好奇的起源，在女性主义叙事成为某种时代潮流的当下，这位曾经孤独走在所有人前面的学者，却对女性主义展现出了一种疏离的态度。

在此之外，我也好奇这样一位学者的生命经历：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沉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漫长时间里，她在做什么？她在思考什么？又或者，她还在思考么？

“要么死，要么做事情”

李小江从大连大学退休十多年了，现在住在辽宁庄河，这是一座位于黄海北岸的小城，离大连很近，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十余条河流在此入海。

见到她费了很多周折，她在这座小城过着一种安静的、甚至称得上决绝的隐居生活。一些朋友想去看望她，国外几所大学的博士生希望以她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也两次托人联系她，她都婉拒了，“岁月有限，怕打扰。”这种打扰甚至也包括她的家人，丈夫和儿子去庄河的次数非常少，孙子出生两年了，她只在视频里见过他，“我不让他们来。”她也不希望邻居太热情，那意味着更为繁重的社交压力。

在庄河的一家茶室，我见到了李小江。她是那种身材称得上高大的女性，看上去很瘦削。因为服用靶向药的关系，她掉了一些头发，戴了顶粉色毛线帽。除此之外，你很难看出眼前这个人正在和一种绝症作战，她有一双看上去充满决断、少有疑虑的双眼，嗓音高亢，常常大笑，身上几乎没有展露出任何病人的虚弱和颓丧。

我们在茶室聊起漫长时间里的人和事，她展现出一种历史学家般的准确，三四十年前的地点、年份、人名、对方读的专业、后来的去向……我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她几乎没犯过错。这也许得益于她长期写日记的习惯，她的书架有一层专门放日记本，从青年时代开始，每一本都贴着编号，排号靠前的看上去已经非常陈旧了，最后一本的编号排到了87。当然，这种准确和清晰还能保持多久是不确定的，她告诉我，乳腺癌通常有两个转移方向，一是骨转移，二是脑转移，得知是骨转移的时候，她甚至感到了一种庆幸，“还好不是脑转移。”

她需要保持清晰的大脑来做事，目前她手里还有上千份的女性口述资料要整理。1990年代她曾组织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调研，花了十年的时间，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在2003年出版了《让女人说话》四册书。在确诊乳腺癌复发前，她在陕西、江西、云南等地做了很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许多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女性以及女手工艺人，这两年还采访了庐山万杉寺的30位比丘尼。

“历史是我个人的兴趣，与两个‘不信任’有关，一个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对被告知的历史不信任……另外就是对男性中心的史学不那么信任。研究历史，在我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像是反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真相。我知道这其实是做不到的，但做的过程对自己是一种安慰，至少，我亲眼见识和亲耳听到的东西，比在教科书中被告知的历史来得真实。”她说。

她和我聊起和这些普通女性做口述采访的经过，她去过33个民族的聚居地，上百个村落，提着小录音机，坐在那些女性的家里头聊天，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考察笔记。她记得在陕西旬邑县，有一位擅长剪纸的农妇，把十二幅剪纸摆在炕头，内容是她自己的人生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用哼歌的方式唱给李小江听。农妇一生多舛，17岁就嫁了人，结婚后遭遇丈夫的家暴，在阴暗的生活里，她的剪纸却总是色彩浓艳。

李小江赞赏女性在困苦生活中仍不放弃的自我表达，她希望能够在病情进一步恶化前完成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分类。

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事情镇定住了她的生活，没有在死亡面前惊慌失措。对她来说，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坐到书桌前：骨转移会让身体时常感到疼痛，现在服用的靶向药容易让皮肤过敏，同时感到疲惫，她时常需要在家里的按摩椅上躺一会儿。因为白血球偏低，她总是觉得冷，书桌下长期放着一只暖脚器。

她几乎不在别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生活称得上无欲无求。家里用得最多的电器是微波炉，一位朋友曾在她那里吃过一顿令人印象深刻的饭，她用微波炉加热了几片面包，佐以芝麻酱，拍了两根黄瓜，调料只放了盐，“真的是一言难尽的一顿饭，但李老师平时就这么吃，她也不想多花费时间在做饭上面。”这位朋友告诉我。

2019年9月，上野千鹤子来中国，李小江邀请她来自己当时担任客座教授的陕西师范大学做一次演讲，题目是《超高龄化社会中的福祉与性别》。演讲之外，她俩做了一次对谈，聊起对于生命的态度，上野千鹤子说，即使有一天痴呆了也不愿意死，李小江不同意，她说，要么死，要么做事情，“生命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麻烦事，只有做事才能让生命本身变得有趣并呈现其价值，否则，维持生命就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关于自己的生命，李小江曾规划过许多种用途，但无论哪一种，女性研究都不在其列。

因为个子高，她曾经当过篮球运动员。下乡时，她做过钳工（技术非常优秀）。“文革”结束后可以考大学了，最开始她想学美学，希望能拜在朱光潜先生的门下，但老先生已经不再招生。她退而求其次，选了文学，1979年考上了河南大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是那种聪明勤奋的学生，导师牛庸懋教授研究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希望她能承其衣钵。从现在来看，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了，牛庸懋很多年后依然为她感到惋惜：“小江如果不去研究妇女，会更有出息。”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她告诉我，她们这个年纪的女性成长于一种“男女平等”的叙事之下。在她的记忆里，报刊杂志流行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和“铁姑娘”的故事。新中国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许多女性得以进入传统男性的领域，那时候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女汽车司机、第一位女厂长等等。在农村，妇女以能和男性从事一样的重体力劳动为荣，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曾调研过陕南的四个村子，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记录了与村民的一段对话：“你说咋样叫男女平等呢？”“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

李小江坚定地相信这些话语。小时候，她是个比男孩子还野的“假小子”，喜欢爬树、翻墙、打弹弓。十六七岁下乡，她抢着和男社员一起干最累的体力活儿，担稻捆、摇耧、种麦子。她同时渴望自己和男性一样有所成就，有一次读到英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当水手的作家在白天遭受了风暴、严寒和沉重的苦役后，晚上仍然会在铺位上举着油灯读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李小江决意效仿先贤，不管白天的劳作有多么辛苦，晚上都会坚持读书。她悄悄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塞上耳塞偷偷学英语。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是危险的，她记得，室友一度怀疑她是“美蒋特务”。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学界没有专门的女性研究，李小江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男女的区别，“在一个所谓平等的环境中，要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搞妇女研究，我恐怕自己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直至迎头撞上婚姻和生育。

1975年，李小江结婚了，两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这段生活，“我原本是决计不结婚的，可是我恋爱了，它导致我心甘情愿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结婚时我还表示不要孩子，可不久就强烈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求证我们的爱情。”她至今都记得生完孩子后母亲来探望自己时说的一句话：“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母亲的断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李小江在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精力和时间，她很快便感到左支右绌疲于奔命。她记得有一次重要考试的前一天，儿子发高烧，她照看了一夜，心想如果天亮前还不能退烧，那就放弃这次考试。幸好儿子的温度最终降了下来，她赶上了考试。

她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是那种性情倔强的人，她从这种痛苦中生发出困惑，以及解决这种困惑的决心。她想要弄明白，在一个宣称“男女平等”和“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为什么只有女人陷入了这种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陷阱？

没人能给她答案，她面临的现状是：1986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李小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这项工作。

“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件自己的私事。”她说。

那时候资料匮乏，她几乎穷尽了能看到的所有的书。最开始是历史和哲学，她看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看得废寝忘食，研究生的室友调侃她“不务正业”。研究生同学郑慧生后来专做秦史和甲骨文研究，李小江请他为自己逐字讲解甲骨文中透露的女性信息，还逐句介绍了《山海经》中所有的女神。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她说：“我企图在史书中寻找女人的历史，却发现妇女未载史册。哲学也一样，哲学家中99.9%都是男性，很多人不结婚，但都有女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你说人类是由男女共同构成的，那你所有关于人的学问和历史中怎么能没有女人的位置呢？”

在意识到女性“历史性的缺位和失败”之后，李小江想要找回女性，她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了“文学中的妇女”。1982年毕业后，她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了第一堂妇女文学课。

李小江真正作为妇女研究学者被认知，是在1983年，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一篇名为《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在这篇1.7万字的理论文章中，她梳理了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历史变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但她认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妇女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此外她还提出对“男女都一样”说法的质疑，认为男女并不相同，“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生理）差别是与阶级差别相同的另一种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质。”

在结尾处，李小江引用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话，“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人们都认可“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中，她提出“女人不同于男人”，批评者认为李小江是在搞性别战线，“说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代言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但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出过国。”支持者则认为，李小江将女性从笼罩一切的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宏大维度中抽离了出来，回归个体的真实感受，重新建立了妇女的主体性。

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封信，以至于学校系里取信的人需要专门为她准备一个筐。

在刚刚踏入妇女研究时，李小江曾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没有敌人，没有战场，没有盟友，也没有后援，”这篇文章之后，她以一种喜忧参半的方式收获了全部。

“我不得不扬长而去”

梁军认识李小江是在1985年的一次讲座上。在一篇文章里，她回忆过，李小江穿着白底灰条的连衣裙走进教室，身材高大，看上去很有风度，一开口讲话，声音有点尖细，梁军心里想：“她的发声位置不太正确呢！”

但她很快被李小江所讲的内容吸引了，李小江讲的是《女性自我认识》，剖析女性迥异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女性生命道路的“中断”、女性双重角色的撕扯等。在那节课上，梁军清楚地记得李小江的最后一句话是：“既然我们身为女性，就要坦坦荡荡地正视女性的存在和价值，接受女性命运的挑战。”

梁军记得，课堂上有人哭了，她听完之后也很受震动。40岁的梁军自己当时正陷于一种消沉的状态，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于河南财经学院，在事业上也曾有万丈雄心，但渐渐被婚后生活磨损了锐气，她在那篇文章里写：“一头是职业，一头是家庭，不堪重负，又不愿丢弃，终日陷在焦躁、苦闷和抱怨之中，渐渐成了一个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的女人。”但最终还是只能丢弃，1985年初夏，她申请调入当时只是个中专的妇女干部学校，教授世界历史，工作很清闲，她说：“我当时只是想轻松一点。”

她在文章中回忆，自己找到李小江，坦陈自己的困惑，李小江告诉我，在她眼里梁军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极富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好老师，尤其擅长表达。她说：“你的条件挺适合搞妇女教育，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女性自我认识》接过去讲吧。”

也许是出于一种尚未完全泯灭的斗志，彼时对“妇女”一无所知的梁军接过了李小江的讲稿。此后的8年时间里，她走遍了中国的城市和县城，举办了近2000场不同内容的女性教育专题讲座，有一次为了赶路，她乘坐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几乎摇摇欲坠。

梁军的课很受欢迎，她的学员里，有农妇、女工、女大学生、女医生、女教师、女干部。她说：“我发现，对‘女人’的无知，几乎困扰着所有的女人……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觉和所有的听众是融为一体的，我讲妇女，就好像是在讲自己，我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努力唤醒妇女大众的女性意识是同步的。”

当梁军在全国各地奔波上课时，李小江把时间投入了另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在意识到女性在人类整体知识领域里的缺席后，她希望能创建一门关于妇女研究的新学科，在她看来，对女性的感性认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学术的层面上，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确认“女性”的位置。

“它（学界）已经生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不容置疑的批评标准——那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因此可以将女人置于科学价值体系中的‘无’，这种弥漫在学界的虚无所带来的漠视，逼得我不得不扬长而去，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创建妇女学科。”她说。

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智英找到她，问她能不能编一套和妇女有关的丛书，李小江说，要编就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她也诚实地告诉对方，如果由她来做，这套丛书将不会是以女性为噱头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出版社总编辑赵磷先生最后拍了板，就编妇女研究丛书，并且列入了重点出版项目。

杜芳琴是丛书中《女性观念的衍变》的作者，她当时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的一位讲师，学汉语史出身，喜欢研究《说文解字》和先秦典籍，空闲的时候喜欢注释古代游记散文。在李小江邀请她写书之前，她对“妇女学”一无所知，只读过李小江那篇《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

1986年，她参加了李小江组织的一次妇女理论研讨会，开会之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中国妇女形象历史探讨》，这是她第一次涉猎历史中的妇女。她虽然努力做了历史实证研究，但自觉文章写得并不好。这篇文章没能在会议上宣读，但却被李小江发现了，她坚持要把“女性观念的衍变”这本书的任务交给杜芳琴。

杜芳琴是那种内向敏感的女性，一开始她甚至感到惶恐，她没有任何理论功底，只有汉语史培养出的一点搜集史料的能力。1987年夏天，丛书作者们聚于河南，开会时分别阐释自己的写作框架，到杜芳琴时，由于过度紧张，她甚至无法流畅表达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了一半的内容，“我总认为自己的见解不高，怕贻笑大方。”

会后，李小江给杜芳琴写了一封信，她看出了她的窘迫，在信中鼓励杜芳琴，“心得硬起来，供奉起自己心中的上帝，到哪里去寻找肯定呢？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一年后，杜芳琴把写完的书稿交给李小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半个月之后，“她（李小江）那里反馈来了使我至今感动下泪的热情洋溢的赞誉。”也是这本书起，杜芳琴后来一直专注于妇女研究，后来担任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成为了中国女性研究的代表人物。

郑永福也是丛书的一位作者。1987年，李小江第一次找到他，希望由他来撰写一部中国妇女史的专著时，他婉言谢绝了。他称自己当时担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常务副主任，科研和行政都很忙。但这不是真实的理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主要是我内心的偏见，妇女史算不上什么大学问，难登大雅之堂，何况我是个男性，研究妇女很可能被人家耻笑。我当时已经有自己的方向，且小有成绩，犯不上涉足妇女史领域，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李小江没放弃，她几次劝说郑永福，1988年夏天，郑永福终于同意了，“实在是盛情难却”。他的妻子吕美颐也是一位历史学者，两人决定合写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一本是《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答应后，他向李小江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做妇女研究的事情不能公开，必须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原因是郑永福的导师、时任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思庸教授一直对郑永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寄予厚望，他们两人情同父子，他不敢让胡先生知道自己在做“没出息”的妇女研究。

1993年，胡思庸去世，郑永福从另一位教授那里拿到了导师曾给自己做的一份学术鉴定，“读了《近代中国妇女生活》这本书，非常高兴，非常兴奋，非常欣慰……我相信这部著作很可能走出国门，在海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些年，郑永福没有和导师谈论过自己的研究，他以为自己一定让导师失望了，看着眼前熟悉的字迹，他掉了泪。

像杜芳琴和郑永福这样的作者，李小江一共挖掘了将近二十位，他们来自历史、文学、性学、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不同的领域，她希望他们能从不同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寻找妇女的位置，她风风火火地投入这件事，1987年郑州大学有一个去牛津访学一年的名额，她也放弃了，“我走了这个事儿肯定就夭折了。”

作者中约有一半是男性，李小江对此并无偏见。她说：“妇女的事是大家的事，我以为大家的事最好大家一起做，我因此总是尽可能地召唤、组织大家去做，不拘形式，不拘性别，不拘能力大小，无论职务高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发现合适的人才，立刻请她（他）分担工作。”

这套“妇女研究丛书”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陆续出版，共17册，白色封皮，装帧朴素。它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莱斯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妇女史的汤尼·白露评价道：“在那个年代，关于妇女的学术研究和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丛书几乎是同义的。”

“我们需要新的理论”

回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绕不过去的里程碑事件。那次大会也是李小江命运的分野。

1995年4月，世妇会在北京怀柔县城开幕，中国政府提出要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身着粉色套装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女权即人权”演讲。中国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接轨”，我们当下所熟悉的女性主义——在当时还被称为西方女权主义——在这次大会后进入中国。

在李小江看来，这是解放之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在经济政治状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唯一一张能在当时打出去的正面的牌，全世界都认，于是妇女的事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国家的事情。”李小江说。

一位当时参与大会筹备的官员告诉我，在会议之前，妇联曾邀请李小江代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办两个论坛，但李小江最终拒绝了，此后回归书斋，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李小江告诉我，对于权力，她始终充满警惕。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认为不妥，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让女人说话》总序中，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在她40岁声名鼎盛时，曾有机会被拔擢为副部级官员，她婉拒了。

她也不曾加入过任何党派，她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员，外祖父曾劝她，你得有个组织，她并不赞同，“我就觉得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放弃这些职务的，不应该参与大合唱，所以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剩，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笑）。”

这种高度敏感的警惕来自于“文革”的经历。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天，李小江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当时担任河南某大学副校长，15岁的李小江看着父亲戴着高帽游街，人们把墨汁浇在他头上。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有一次被人从楼梯上踢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学校的学生带着一张床单来抄家，书全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了一套马列全集。

李小江不能明白这一切，从小父亲告诉她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是再认真不过的理想，“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按照列宁的说法，下面就是实现全国的电气化，我们当时候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努力学习数理化，希望能为未来的“电气化”添砖加瓦，在“文革”开始之前，她已经学会自己组装二极管收音机，后来，那些机械小玩意儿也都被抄家的学生带走了，她的名字被列为“黑五类”写在学校的黑板上。

她开始看家里仅剩的那套马列全集，看不懂就硬看，至今仍保留着看《资本论》时的笔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

因为这段充斥着痛苦的经历，她对一些冠以“主义”的主流话语始终保持警觉，“所有认知都是被告知的，人云亦云。宏大叙事之下，个人渺小而无力，但不是完全无助没有出路的——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条开窗通天的捷径。再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是辨识善恶的一道本能的防线。”她说。

具体到女权主义，除了它是一种“主义”之外，她始终怀疑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这种怀疑到今天也不曾改变。

1980年代，李小江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她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她告诉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和女权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她记得，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反应寥寥，她思考过这种“冷淡”的原因，“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与美国妇女当时的问题有太大的差距，比如，她们陷落在家庭，而我们几乎全都在社会上。她们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以致重新丢失自我，而我们则是在远离传统的方向上丢失了‘女人’。尽管当时我们的社会上妇女问题层出不穷，一时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些书的面市却于事无补，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王政是李小江的同龄人，她在1985年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书，研究妇女史，她也是在“世妇会”之后向中国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学者。她告诉我，在1980年代，李小江试图通过求助于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来把妇女从凌驾一切的阶级范畴中分离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实现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但李小江忽略了1990年代的中国妇女已经开始面对截然不同的困境。

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开始大规模的组织和人员精简。1998年到2000年，在政府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的口号下，每年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下岗潮。1999年的春晚，小品演员黄宏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台词：“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而女性在其中所受的冲击尤甚。从1980年代初期知青大量返城，就业危机即已出现，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妇女不可能充分就业，提议让妇女回家来缓解就业压力。这遭遇了妇联的强烈反对，但仍然不能改变女性日益艰难的就业处境：大量女工下岗停薪，女大学生分配难，大量曾经参与社会生产的女性在竞争中落败，她们回归家庭，重新做起了家庭主妇。

至1990年代下岗潮到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妇女史的教授宋少鹏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1990年代就业机会的整体缩减在男女两性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下岗女工占到了下岗工人的60%。“女性因为临时性（可能随时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或不能全身心地从事工作（分心于家内责任），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或排斥。”

王政告诉我，在有关妇女失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舆论上重新建构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人觉得男女平等的平均主义理想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必须被抛弃。新的男女平等不应该表现在权利和分配的平等上，而是表现在男女价值交换的平等之中，比如女性在服务、秘书和公关这些行业中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还有人认为为了国家发展和经济起飞，中国妇女应该向日本女人学习，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为国家牺牲自己。”

随着市场经济的狂飙和消费主义的确立，性和身体渐渐成为商品。王政在1990年代回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报刊杂志上的女性以前是壮硕的农村妇女，现在成了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基本要素就是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性成了被售卖的对象。”她记得连《中国妇女》的封面都成了性感女郎，她曾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妇女研讨会，一位妇联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关于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歧视调查，展示了一些妇女刊物的封面，有一张上面写着：“女人就是床上用的。”满座哗然。

在王政看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是反思“文革”极左路线，李小江的理论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她强调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以此呼唤女性和女性意识的回归，希望借此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开拓出属于女性的空间。但这种“做回女人”的理论在市场经济面前“毫无抵抗力”，而且有被“收编”的危险。

“这种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挑战，也正是由于它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这样主流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及，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自然）女性意识。在市场经济中，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王政说，“强调女性的差异会掩盖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化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王政记得，中国大部分女性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在世妇会召开之前，全国的妇女研究者在天津师范大学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她把当时西方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社会性别——介绍给了参加会议的学者们。

社会性别（gender）是对立于生理性别（sex）的概念，它更加注重考察形成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因素，认为妇女扮演的社会角色并非是由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的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

王政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此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整个两周我都没好好睡觉，因为晚上他们都会到我房间来聊聊，基本上要聊到凌晨两三点钟，希望了解越多越好，那种热忱是你们不能想象的。”

一位妇联负责理论研究的干部也找到王政，说：“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有时候被时代选择，有时候被时代抛弃。王政记得，“世妇会”之后，她牵头开办了很多课程培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研究范畴渐渐被大多数妇女研究者接受下来。她和李小江在一些研讨会上见过几面，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争论，后来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李小江几乎不再出现在研讨会上了。

在拒绝参加世妇会后的很多年里，李小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妇女研究丛书”的一位作者曾如此形容李小江当时的尴尬处境：“在国外，有人认为李小江为中国说话，在国内又有人认为她是问题言论的散布者，于是在妇女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的现象，像李小江这样的人的一种作用和所代表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而新的时期又尚未开始，中国的妇女研究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人惊讶的是，在艰难的处境中，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了一种学者的“历史感”，她希望将这种争论记录下来。她主编的这本《身临“奇”境：性别 学问 人生》在2000年出版，她在书中邀请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作出贡献的一些人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性别意识和学术观点，作者有她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立场的学者，包括王政。王政告诉我，那篇文章里她讲了自己形成立场的过程，也批评了李小江的很多观点，发给李小江时她说，“请您批评指正。”李小江读完了之后说：“文章很好。”最后的成稿李小江一字未改。

在约稿的时候，李小江对作者们提出了几条要求：要求讲真话，不讲套话，讲个人体验，不以“我们”代言。另一条要求是对她自己的：无论作者立场观点，尊重原文表述，基本不做修改。这样读者看到的个案，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文化和立场。“我想让它们都留在这里，不求统一，不做是非评说，以便后来者可能从不同的方向上汲取不同的资源。”

我看完了这本书，它的确是一本能让人感觉到坦诚、包容、甚至勇敢的书，作者有前面提到的梁军、杜芳琴、郑永福，还有1992年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的王行娟、1996年创办全国首个资助贫困女大学生助学项目的高小贤、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硕士点的郑必俊、参与创办中国最早女同杂志《天空》的邬烈兴……17位的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摸索前进，为中国女性社会处境的改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在北京见到了书中的作者之一刘伯红，她在当时担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副所长，退休后在中华女子大学讲授性别平等的相关课程，她带着一丝怀念告诉我：“那个时候是激情燃烧的日子，不同的学科大家一起做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块做课题、开研讨会，比如说你做传媒，我做健康，她是就业，大家都有一定分工，最后形成一个合力，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这也让我想起汤尼·白露的一本书《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她在书中梳理和回顾了上世纪的中国女性运动，把丁玲、李小江和戴锦华作为不同时期中国女性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最后，她总结道：“与僵化思想的交战会以一场失望与希望博弈的方式展开，值得期望的是，未来是一个公平的未来，而失望却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是无论希望升起或破灭，每一个女性主义思想家都最大限度地与她的时代提供的即时前提或假设交过战。”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今年4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参观了一座妇女文化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以妇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了许多普通女性的生命经历和自我表达，分为“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织物上的历史”五个专题。馆里的工作人员林纷告诉我，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有400多件都是李小江亲手收集的。“这个博物馆是李（小江）老师的心血。”

林纷最近给李小江打电话，有一个新展览想邀请她来，李小江平静地说自己的癌症复发了，林纷愣在当场，不知道怎么接，李小江说，没关系你接着讲，她和林纷讨论了一些展览的细节，给了一些学术上的建议。

这座博物馆是李小江在离开公众视野后投注了最多时间的事情。1997年，她在郑州的处境日益艰难，受她的研究生同学、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邀请，来到陕师大女性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

博物馆是她在1990年代初就想做的事情，“那时候是想抢救妇女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女性的很多历史是通过民间文化的形式保存和传承的。”她在河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豆腐块的招募。没过多久，一个农村男人给她送来了两只刺绣用的圆形花撑，花撑的主人是他去世的妻子翟培英，男人写了一封信：“此物乃老妻翟培英闺门刺绣所用。1947年随嫁到我家，算来50余年了。每每把玩，翟培英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如在身边。”

翟培英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度过了普通的一生，然后死去，没有做出重大的社会贡献，没有影响过历史。但李小江记得，对方把花撑送来时，提起老妻满眼热泪，“他觉得她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我们应该记住，他认为放在博物馆里就会给别人看到他妻子的一生，然后让人们也记住他妻子这一生。”

还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女性坐着轮椅给李小江送来了自己用红纸剪的“十二钗”，她说：“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如果你能用你就留下。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两件展品。两只花撑是游客进到博物馆后看到的第一件展品，旁边放着翟培英丈夫的信。“十二钗”的每一钗都单独用玻璃装裱好，挂在剪纸这一部分最开始的位置。林纷告诉我，博物馆后来有了一些名气，一些著名的剪纸艺术家会送来自己的作品，但“十二钗”始终被放在这里。这是李小江为这座博物馆所定下的基调：没有名人的遗物，物品的主人都是那些不会出现被出现在史书中的普通女性。

工作人员乔木告诉我，为了收集展品，她们经常去特别荒凉的地方，有时不得不露宿街头。有一次去云南一个村子收集少数民族的嫁衣，没有宾馆，乔木就窝在街边的墙角睡了一晚上。她们没有钱买展品，只能努力讲明物品的用途，说服对方捐献。乔木把自己外祖母的砚台也捐了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女性在教育孩子，后来别人告诉她那个砚台可能很昂贵，她想要回来，但又不好意思，后来想：“放在家里也是摆着，还不如放到博物馆让大家看。”

女性研究中心教授屈雅君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由于妇女博物馆只有一点学校的补贴，很微薄，李小江担任兼职教授期间没有领过工资，都让屈雅君领了用来筹建、试展。为了赚点零花钱，女性研究中心还一起做过义卖，有老师写了“女书”，有人做了扇子，李小江自己勾了杯垫，但后来义卖的钱被学校认为是“小金库”，被没收了。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观，林纷告诉我，现在每次办展览打印材料，她都不去校外的打印店，因为一毛一张太贵了，她在网上找那种一分钱一页的。

李小江告诉我，博物馆做得很辛苦，但心情是兴奋的，“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到处都是所谓的原生状态，人也淳朴，无论走到哪里，总会让你惊奇，让你的思维永远处于亢奋的状态下。”

在收集展品的同时，李小江还组织了口述史研究，采访一些有故事的物品的主人。这套四册的《让女人说话》在2003年出版，其中亲历战争一册，豆瓣有一位读者这样评价：“他们所采访到的女兵/战争受害者都相当于是亟待抢救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用更细节的表达记录了女性在参战、生理期、生育等各个方面的故事。”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李小江渐渐意识到了理论的匮乏和有限，形而上的理论常会遮蔽掉个体的生命经历，“我觉得首先应该把局部的事情搞清楚，把一个个具体的符号解释清楚，然后才可能做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材料的收集不能中止，总会有新鲜的东西不断跳出来校正你的理论。”

去年，刘伯红和牛津大学教授叶玛丽一起去江西庐山看望李小江，在她租的房子里住了一周。刘伯红看到她还在写作，在和那些比丘尼做采访，她很是感慨，“作为一个研究者，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李小江告诉我，一个人在精神上站起来，不是靠争论，而是真真正正去做事情，“解释是一件最没有用的事情，自己做事情最重要。我要是管那些杂音，我这一辈子的话，别说是100步，我可能连10步都走不出来。”

在一次大学内部的讲座中，一个女生问她：“我们怎么做才能摆脱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李小江回答她：“现在好好学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有什么困境，都不要气馁。我有一句话，写在《解读女人》的封面上：“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壮丽的美”

今年6月，李小江从庄河搬到了大连的一家疗养院住，方便她每个月在大连打针。疗养院提供一日三餐，也能节省不少时间。庄河的朋友不放心她一个人，劝她留下来，她拒绝了。她说：“它能保持我正常的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是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我的生活，这样可以保证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最大化的。”

在整理口述史的工作之外，她仍然对新的知识感兴趣。她关注了一个介绍各种讲座信息的公众号，每天早上起来会先浏览一遍，把感兴趣的记下来。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刚从海外归来，有人会在上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小江会选感兴趣的去听。她最近听了一位学者关于“舞蹈人类学”的讲座，听完后和对方通了个电话，两人从晚上九点聊到了十一点多。

我和她聊起自己在过去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她展现出对其学术观点和学术脉络相当程度的熟悉。

李小江告诉我，在生命中很多个艰难时刻，是某种对未知的好奇支撑了她。她从小就喜欢爱因斯坦，很多年前还专门去爱因斯坦的故居拜访，她的电脑里至今留着一篇爱因斯坦写世界观的文章。他将客观世界描述为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一切宗教、人文和科学都是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会在某一刻获得“灵魂沉醉喜悦中的强烈战栗”和“一种壮丽的美”。她时而能从知识中感受到这种“壮丽之美”，这足以帮她抵御孤独、争议和批评，“这些东西在我活着的时候，它鼓舞了我，壮大了我，让我可以去抵挡那些来自于不同方向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她始终不能服膺女性“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在当下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她展现出一种担忧，她认为对女性主义的绝对信仰是一种短视与残缺，“女性主义只是一种视角，不是全部的视角。”她说。

在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两人曾聊到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李小江说，“怎样看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怎样看社会和妇女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我跟许多欧美女权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她们总是倾向把‘性别’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与我们的实际经历不相符。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问题远在女性/性别问题之上，是全民全社会必须共同承受和分担的……所谓“性别研究”，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性别因素的存在（几乎无所不在），同时也要同样清醒地看清它的位置：它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将来还有人看她的书，李小江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今年8月底，我和她联系，隔了一天之后她回复语音，说身体不太好，前一天完全不能说话，靶向药失效了，目前在住院治疗。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沙哑，但仍然是稳定的，她用一种颇让人信服的语气说：“不用太担心，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马上会完蛋。”

我怕耗费她更多的气力，请她多多保重自己，她回复了一个可爱小人说谢谢的表情包。她停止了工作，对于她来说，与思想和时代的较量也许已经结束了，过程中她从未放弃。与身体的较量则刚刚开始，我相信她不会轻易缴械投降。

应对象要求，林纷、乔木为化名。封面来自李小江

2020年，大学老师杨素秋进入体制内挂职，任西安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副处级）。她第一次进入官场，也第一次切身体验权力的运作机制。

首先从最简单的词语开始，她需要搞清楚“阅、阅处、阅示”的区别。她像一位真正的副局长一样批文件、开会，她也学习像一个领导一样乘车、发言、合影，比如在为文化馆揭牌时要动作缓慢，方便摄影师对焦，又比如在公开讲话时不应该“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而要“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疫情期间，她也需要按官职领任务，每天动员10个人接种疫苗（正处级的任务是每天25个， 副处10个，正科4个）。

权力很快显出它的诱惑。当她在报道中看到自己，名字位于开头，合影站在中间，她感到被重视的快乐。当她在一场活动的领导介绍环节被漏掉，她感到失落，同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冗长的环节总也取消不了——因为领导喜欢，“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杨素秋很快意识到不对劲，这种权力带来的快乐和失落让她警惕，她要阻止这种情绪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

任职的第一周，她领到一份工作，去建一座图书馆。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制定一份高质量的书目，但好书就意味着没有利润空间，书商们赚不到钱。商人们各显神通，有人向她展示自己的关系网，有人要请她吃饭，有人教她在政府做事的“规矩”。杨素秋一一拒绝，又联系了五十位各领域的朋友帮忙选书，花三个月的时间确定了图书馆的书目单。

就在一年挂职快结束时，她经历了一次与权力的正面交锋。一位“中间人”帮助某领导传话，让她取消图书馆的全部书目，因为“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 杨素秋与同事商议，求助身边亲友，甚至想过联络纪委。最终她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她还出示了写作大纲。

第二天，杨素秋得知“中间人”不再参与这件事，她保住了图书馆新一年的书目。包括这件事在内，杨素秋把她当副局长一年的经历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就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2024年1月，《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上市，至今已经六次印刷，共九万册，豆瓣评分9.0。因为内容涉及官场，书出版后，读者们讨论的主题常常涉及“尺度”。

一场线下活动后，一位年轻读者上前来问杨素秋，能不能把未删减版发给我？杨素秋说不行，我和编辑约定过不能发。年轻读者离开，但散场最后又追过来说，你发给我，我保证不发给别人。

这本书写了近两年，定稿后审订修改了半年。实际上，书稿的删减并不多，只有几页。杨素秋在每次接到修改意见后都会“维权”，像她曾保卫书目一样，试图保住一些内容。

书出版后，杨素秋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挂职单位的反馈。她猜想她的同事们不方便发言。她也曾担心因写了一些负面事件，书的发行会受到影响，一位朋友安慰她说，不会有人找你的，因为人物已经模糊处理，谁跳出来，那就是认领了书中的讽刺对象。

但影响还是有的。杨素秋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稿子，被陕西省某公众号转载后，很快被上级要求删除。陕西省某图书馆曾邀请她做一场交流活动，最终也未能获批。后来这本书更多在陕西省之外的地方签售交流。

杨素秋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点的反抗”，而不是随波逐流。因为“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螺丝钉一样无脑地去执行，这个事情就不存在缺口”。写作是她的反抗，在挂职的一年里她也不断尝试“做一个不妥协分子”，不打官腔，不写套话，打破原有的规则，保卫书目。

在官场的一年，杨素秋作为一个局外人参与体制的运行。她有一些局外人的特权（比如可以不在群里跟帖发言），也因为不遵守既有规则而承担压力。权力临时性地来到了杨素秋手上，她谨慎地使用，同时也带着新奇的眼光观察权力如何在外部世界与自己身上流转。她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些的人，但她是罕见的愿意记录下这些的人。她写下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后文我们选取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内容有删减），关于杨素秋所做的一次次微小反抗。她在书接近末尾处引用了加缪《鼠疫》中的一段话，我们也摘录在此：

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阅、阅处、阅示

初到局里的第一天，我握了几十双手。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介绍自己的姓名，伸出手来。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谦恭、礼貌。我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姓栗。

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这句话是褒义，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他一定办事妥帖，审时度势，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领导的信任，不被换岗。第二句：“可惜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这句话里全是惋惜。五任局长陪下来，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却没有上升空间。接下来的一年，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后是窗子，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钥匙、鼠标垫、WiFi 密码。

第二次进来时，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说：“素秋局长，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批示？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叠放整齐，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笔迹。

“批文件”，这是一个“副局长”到岗的第一件事，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第一件事。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字漂亮，开头一般是“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结尾分为三种：

请素秋局长阅。

请素秋局长阅处。

请素秋局长阅示。

“阅”，这个词，我见过，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阅处”“阅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是最轻的，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签一个字儿‘阅’，加重语气，表明您阅读过了。“阅处”，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阅示’，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批示”，前三天的“阅处”“阅示”，我都得请教栗主任，我该写些什么内容。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再和他们交谈，然后再“批示”。

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所有办公室都相似：暗红桌椅，黑色沙发，还有墙壁，墙壁都是空白的。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我们活泼。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三层是鹅黄，四层是嫩绿。五层是淡紫吗？我记不清了。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我买来电影海报贴在墙上——《花样年华》和《步履不停》，色调尽量柔和一些。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我想用纸挡起来。

白纸太严肃，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其实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谐，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否则是硬的、冷的。

局长走进我房间，看见海报和花纸，愣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我有一只灰粉的袖珍花瓶，还不如一颗柠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摆上桌子，是个装饰。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撩起一块红绸缎

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去给文化馆的“社区服务点”揭牌。社区干部不认识我，抬了抬眼皮，把头偏到一边去。文化科科长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干部连忙和我握手。仪式开始，工作人员五六名，摄影师一名，群众，无。

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可是没有听众。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然后等待他们鼓掌？不，我没有必要这样。我说：“我不讲了，直接揭牌吧。”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方便他对焦：“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挑选。”我听从他的建议，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

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合影中我职务最高，所以站在中间。正文也以我开头：

杨素秋副局长为xX揭牌，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

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我的表情够不够好看？拍摄的角度合不合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真的“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做了贡献。

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里是甜的。我贪恋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后会对自己职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大，吞掉我。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我是个文学教师，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以为“ 我区公共文化建设……”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那天，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

下午去文化馆，那里正在进行“非遗”艺人培训。我从后门进去，想旁听一会儿，馆长冯云见我来了，连忙把我拉到前台介绍。我推让了几下没推掉，只听见她说：“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领导，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我显然打断了他们的活动，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却还获得他们的掌声，这让我感到别扭。他们都比我年长，此刻我很明确，我不应该把自己树为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后面。

几天后，市里举办大型露天活动，要求各位局长参加。我们局长临时有事，我替她。第一排的“领导”只有我是临时替补的副职，坐在最右侧。主持人念名单，领导们依次向身后群众鞠躬示意。紧挨我左边那位莲湖区文旅体局局长已经起身，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掌心压着扶手准备站起来。可是主持人念到这里，停了：“下面有请第一个节目…” 我刚刚要抬起来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为什么单单把我漏了？因为我的级别和别人差半级，不够格。我有点失落，瞬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平常看演出做观众，都讨厌冗长的介绍领导的环节，可这个环节总也取消不了，为什么？

我今天才明白了，因为领导喜欢这个环节，希望自己被介绍，因为差了半级没被介绍到的“领导”大概会失落继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那半级从而获得被介绍的资格。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

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以及“被忽视”的轻微失落，都发生过。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闹笑话

我的稀里糊涂，不久就闹了笑话。“古道茶城”举办书画展，邀请我局出席并讲话，科员小全把他写好的讲话稿递给我，我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念完之后在台上合影，稿子还在我手中。摄像师冲我频频摇手，不按快门，小全急得在台下做口型“藏！藏！”我完全领会不了他们的意思——原来，“领导”走台应该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稿子要对折又对折，成一枚小物，藏在怀里，轻轻取出开讲。合影时更应藏起纸张，手中无墨，以示胸中有墨。而我，走台带稿，拍照带稿，看起来非常“没文化”。

除了这两次“没文化”以外，我短短的出镜还有两处不妥，都是小全跟我说的。第一，别的领导正讲话时，我转脸去看，不妥（我以为那样表示我在认真听，我以前就这么听学术报告）。第二，某领导面前，不能提“文化馆”三个字，他们之间有矛盾。我刚才提了两次，小全赶紧岔开话题，我没意识到。小全咬了几下嘴角，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眼里，我的表现像个异类。他想要纠正我几句，又限于职务等级，不便多干预。

其实不仅是他，几日前，外人也觉得我是异类。那天我局召集民宿企业择优评奖，民宿老板们站在走廊里，穿绣花衣裳或棉麻长衫，步履闲适。可他们一进到政府会议室，就坐得出奇地直。

我看了他们的幻灯片，有猫有狗有咖啡，四周屋檐错落起伏，彩色衣裙在旧日瓦和花草间摇曳，像透明油画轻轻动了起来。每人用五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他们掏出稿子念，声音绷紧，像在朗诵，时不时打绊儿。我说放松点放松点，像平时聊天那样就行，但他们还是坚持念稿。我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让我有新奇感：“城墙根儿底下有这么多漂亮旅店，我都不知道，其他市民大概也很难知道。你们给我多讲一些细节，我可以帮你们写文章宣传。”散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哪儿的？你讲话完全不像政府里人的语气。”

我踏进某一种职业，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讲话做事，现在我留心观察部分官员开会时的官腔。我有意抵挡，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那个样子说话。在我局的民宿评审会议里，我只希望群众觉得我性格好玩愿意做事，不想让对方注意到我的职务高低。

有时，我也得跟别人学着点。比如特色街区办的唐主任，任何时候发言都记得照顾前一个讲话者。他看了我一眼，说：“刚才杨局讲了三点，都非常中肯。下面我补充几句⋯⋯”他这样熟练地承上启下，而我却总是横空而出，叽叽喳喳，没前没后。我这样可能会让其他人不舒服。

理想中的图书馆

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

碑林区图书馆馆长姓宁，是我的直系下属，我叫她宁馆或者小宁。她在四十岁左右走上这个正科岗位，算是缓慢。别人说“她很老实，就像个老黄牛”。现在她还和别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图书馆装修好，她要搬离这儿，拥有自己独立的地盘。我打趣她要荣升“山大王”，她却皱眉，不想当山大王。她说自己生来就不喜欢拿主意，更愿意让别人替她拿主意。她不想当任何一个科室的主管，过去的许多年里，她习惯别人吩咐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不用费太多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现在她马上就要做独立法人，她怕出错。出了错，那可得她一个人担着。

现在，整个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光杆司令，没有兵。我主管的四个部门只有她这样孤立无援。我得多帮她一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有很多钱，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外形优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现在呢，也没窗子也没钱，我把这些事儿暂时撂开，重点考虑怎么买书。 

最近我的办公室比较热闹，各式商人向我递上名片。商人消息灵通，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在政府网站发布，他们就来了。这一家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事，那一家又在敲门。他们在走廊里等着，一个接一个。

除开一百八十万装修经费，我还有一百万买书经费。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一百万元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他笑了一下，说他的小舅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自己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一码洋—一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说他和官场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领导才开心。“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有经验，懂“规矩”，引导我这个新手按照他们的方案来。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劲。第三个商人进门时，我已经做好了对话准备，我要拒绝八万册，拒绝四百万码洋，那种价格不可能是好书。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堆笑，他说：“您要什么书，我有什么书，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内配齐数据，不用您费心。”

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适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点五折计算码洋，才可能买到好书。数量少一点，保证质量。为迎接评估，八万册是及格线，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明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今年的加上明年的，应该能凑齐八万册。

小宁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懂，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的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

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

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

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世说新语》——某某日报出版社，《老人与海》——某某旅游出版社。

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蹦儿书目，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没想到，我会看见这样的“报告”“岗位” 与“视角”：

《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

《价值网企业创业绩效损失机理研究——一种基于非物资资源配置的视角》

我看见了一些“文萃”，一些“风采”：

《某某酒业文萃》

《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

《吟诵的女儿——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吟诵推广志愿者某某某老师》

《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也看见了一些“学术”。作为高校教师，我熟悉这样的名字，知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某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学语文教育》

《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

《当代大学生德育中主题教育模式的理论与实务探析》

《创新驱动下的高校服务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我再次写邮件：

您好！

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销售榜单……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他们说，以前给政府配货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大家都知道“馆配”就是这样做的，书商提供什么书目图书馆就买什么书，这样比较快。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

他们带着笑脸，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喜欢我，怎么就倒霉碰到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临时挂职”干部，为了书目纠缠不休？

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

挂职之前，我以为文旅工作比较风雅，书香墨韵美景如画。其实不然，上要编书目，下要打老鼠。

恰逢“灭鼠”工作推进期，周末我接到电话，要我“半小时内陪同碑林区副区长突击检查酒店卫生，特别是鼠药的摆放位置”。

当时我正陪孩子在郊区比赛，他在雨地里摔湿全身，我与他互换衣服，童装运动裤穿在我身上短一截，露出我的小腿肚，童鞋上有泥。半小时后，我就这副模样站立在五星级酒店辉煌的大厅中，等待副区长，鼻腔中涌入玫瑰的甜香。副区长来了，疑惑地看着我这身打扮。

几个酒店的鼠药都按规定投放了，我拐到后厨，询问有无进口海鲜。海外生鲜有携带新冠病毒的风险，如有库存，需层层报备。

白帽子大厨说：“没有没有，我们早都不买进口海鲜了，绝对遵守政府的规定。”他把进货单交到我手里，公司名称那一栏全是国产。我的目光往左，扫到商品名称栏，看见四个字“xx红虾”，被划掉的两个字依稀看得出是“美国”。他说那两个字写错了所以划掉。我请他把红虾包装袋拿来给我看看，他瞒不住了。

几天后，群众举报某酒店即将举办大型聚会，疫情期间这属于严重违规行为。我们的执法大队立刻去查，服务员正在撕海报撤桌椅，必是有人通风报信了。然而，聚会的Logo 和姓名桌贴依然可见。

店方辩解说：“这是前段时间的聚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撤。”他是在撒谎，前段时间管控比现在更严格，不可能聚会。

执法大队的秦队长跟我说：“这问题大，得叫来办公室约谈。”

“约谈”是一项陌生工作。局长这几天不在，就得我来。我没谈过，不知道怎么谈。如果恩威并施，恩百分之几，威百分之几？我把握不好。

秦队长挪了把椅子与我并排，酒店经理坐在我们对面，双脚略分，膝盖并拢，手指撑在腿面上不动。酒店试图举办二百人以上的聚会，已然违规。经理来我们局里是来认错的，但手指里的情绪分明不服。疫情反复，酒店的生意也是断断续续，赚不到什么钱。他嘴唇紧闭着，在按捺心中的不满。

秦队长递给我一份文件，“个人防疫三大义务……违者获刑三年”，这几句词儿够坚硬，给我撑了腰。可是念完这几句，我就又不知道该如何厉害了。我肯定了酒店多年以来对文旅工作的配合，体谅他们疫情期间的不易，表达了政府的关怀，提出了未来的期望。完了吧？我感觉够全面了。我说：“就这样吧，你回吧。”秦队长抬手在空中顿住，对经理说：“别急，杨局说完了，你们表个态。”哦对，还是秦队长老练，我把最重要的一茬忘了。对方没表态，我就散会了，我实在是不会“约谈”。

我感觉到，企业一直不太“怕”我们文旅部门，特别是我这样不够严厉的干部。我曾和工商局联合检查网吧、酒店、游乐场，我发现他们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问题，不笑，四棱四方，说的条款我听不懂，隐约听见“执照”什么的。店家连声说：“我们改我们改。”他那态度，比对文旅局要恭顺。

企业违规，政府究竟要怎么做？温和一点，他们就愈演愈烈。凶猛一点，我又怕自己“仗势欺人”。遇到这种杂事我总想躲开，期望能换个人替我出面去做。

如果反过来，要是政府做得不妥，需要向群众赔不是，这种事我倒是愿意揽。前一阵，代表我区参加全市广场舞比赛的队伍，迟迟没有收到服装费和演出报酬。确实是我们的财务流程出了问题，群众的抱怨声按不住，成天和领队嚷嚷。领队来我办公室，我给他泡茶，请他先讲。他讲完了，我搬椅子跟他坐近一点：“您的难处我都理解，是我们做得不对。我向您允诺一个期限。“我做好了继续听他发火的准备，他却立即接受了我的道歉。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

读公文是我的必修课，人们也许以为此事苦在严肃枯燥，其实不然，行文的冗余才是阅读的重担。在同义重复中提取真正的主旨，就像在层层堆积的脂肪中寻找有限的肌肉。写稿者多支出一部分无用功，阅读者再次耗费一部分时间，一重低效叠加另一重低效，每一天，我的目光就在这样的句式中徘徊：

为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文化，努力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精品力作，以艺术的方式讲述黄河故事，进一步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拓展文化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扩大文化旅游消费市场，提升我市文化、活力、时尚与魅力指数，引导市民及游客感受文化魅力，体验黄河文化氛围，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展“黄河之行”民间艺术回顾展活动，制定活动方案如下……

这是小李提交给我的文件。眼前这页纸上，核心要点周围簇拥着大段说辞，段落与段落之间高度相似，互相复制词汇和口号。空浮的意义像浓雾一般升腾起来，包裹着草木房舍，让它们面目模糊。我得一行一行地扫视，花大力气拧去毛巾的水分，才能获得干货。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我把小李写的这两段压缩成三五句，接着批改宁馆交来的几份文件。第一份是宁馆为领导拟的讲话稿：

今天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  提高政治站位……首先……其次……再次……

第二点，  落实服务措施……首先……其次……再次……

第三点，狠抓安全生产……首先……其次……再次……

多年前的夏天，我生活在部队家属院，主力军队去外地执行特殊任务，只留下姓曹的副团长和一些哨兵在院里。曹团长隔一阵就要给军嫂开会，统一思想认识。他一个人坐在大礼堂高高的主席台上，军嫂带着孩子们来听讲。台下热热闹闹，有给怀里婴儿哺乳的，有织毛衣的，几十个小孩在椅子底下爬来爬去。哨兵维持秩序也没用，孩子哇哇叫，军嫂的手叭叭打在孩子屁股上。曹团长气坏了，声音越说越高：“下面我讲第四大点的第六小点，你们每个人都拿笔记下来！”

我给宁馆讲这个故事，她笑着搡我一下，说那就删掉几个“首先其次”。

宁馆交来的另一份文案是“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宣传海报。这份文案有四五百字，对于海报来说有些长，难以突出有效信息。我保留了必要部分：活动时间、地点和具体规则，删去我认为不必要的部分。

宁馆说：“你确定要删除吗？真能删吗？”她不太敢删。从前我给宁馆改稿，比较坚决，就像批改学生论文那样不留情面。后来我发现，每当我拿着笔删去她的官话套话，她的表情像在高空中被解去了安全索，“可以吗？真的可以吗？”我就犹豫了。我改得太厉害，和别人格格不入，她会为难。

宁馆一向谨慎。的确，在政府里，难得有放下规矩的松弛一刻。前段时间的一个傍晚，市政府在北郊运动公园举办露天演出，徐副市长落座在第一排中央，我在他右后侧不远处，我身后的椅子满是群众。场地四周拦着绳子，总有小孩想要钻过来看热闹，保安不让。副市长朝小孩那边张望了几眼，向左侧处长耳语，处长走到保安身边要解开绳子请孩子们进来，另一位处长从外围赶过来，拦住说这怎么能，孩子进来乱套了。第一位处长回身指一指徐副市长，第二位处长将信将疑，手依旧捏着绳子。副市长站起来招手示意，说：“是我说的，让小孩来坐在我前面。”哗地一下，一群背心短裤花裙子小孩涌进来围在市长脚边上。节目开始了，水泥地还略微有些热，小孩并不安静，窜来窜去，副市长的侧影笑眯眯。

因为恭敬的氛围整日笼罩，所以我总是对这些旁逸斜出的时刻特别留心。开会时，听见生动的句子，我记下来：

省委书记在讲安全生产时说：“宁可听骂声，不可听哭声。”

 市委书记补充说：“我们不要带血的GDP。”

 统计系统开整改会，副省长说：“局部生病，我们全省都要一起吃药？但我们应该来一次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歪风邪气打下去，清风正气树起来。”

……

可惜这样的片段稀有，大部分会场里只有雷同句式。我想起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空洞的语言背后是什么意图，刻板的语言背后又是什么意图。在这里，千人没有千面，人们把自己的个性和情感隐藏起来，再用格式化语句制造统一外表。这也许便于管理，促使内部秩序稳定步调一致，但这种语句很难获得外面的读者和听众。我局微信微博号每日推出政务新闻，年度运营费用十万元，每篇文章阅读量两位数或三位数，大半读者来自单位内部。

每个单位都有网宣支队，突然之间传令要求成员转发某个帖子，或者要求在某条时政文章下方以某个立场发言并截图反馈群里以证明自己完成任务。我想试试我的挂职身份能否让上级对我睁只眼闭只眼，让我免于这类义务。我成功了，我在网宣支队里是唯一的沉默者、安全者。可是宁馆若是不及时转发跟帖，就会招来批评。相比高校，政府人员的朋友圈内容都比较官方，一眼看去全是政务新闻，很少表露私人喜怒哀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也如此整齐划一。

我带着另一套行文习惯来到这里，我头脑中积累的好文章标准在这儿不太管用，很多次我和上级的意见都不一致。曾有科长这样提炼工作要点：“1个主题，2场大赛，3次培训，4份文书，5次整治……”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上级觉得挺好。又有一次，旅游科请来一位专家教授协助撰写“十四五发展规划”，造出许多名词。其中一章名字是：“文旅+”和“+文旅”。我尽量忍住，念了两遍还是想笑，这绕口程度堪比李泽厚讲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谁能搞得清楚，可专家说上级就喜欢这种名词。专家还为民宿规划未来方向，比如建议与咖啡、演出结合，等等。其实，咖啡与演出在“一夕”民宿里早已实现，还衍生出更多有趣样态，只是专家不知道。我从他的文字想到自己从前和社会的脱离，高校里的人得多出来走走，才能避免纸上研究落后于实地发展。

正处，每天25个；副处，每天10个；正科，每天4个

政治站位的意识，大约渗透在每一位公务员的头脑深处。他们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种率”，就跟主科成绩似的，考得差一点就紧张。区委书记去市里开会带回消息，碑林区疫苗接种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满意，给我们训话训了一个小时，“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后梯队。我们作为城三区之一，扪心自问，这样的成绩，说得过去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发动群众，齐心勠力，推进接种！”

书记一声令下，表格立即下发，将动员接种任务量化为阿拉伯数字。为防止造假，还须登记每位群众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完不成数量的干部，需要写书面报告解释理由，情况严重者要写检讨。达到90%以上接种率的，给单位入口处贴上绿色标签，疫苗排名将在文旅融合排名中占分数，接种率也要纳入年度考评。

不得不说这套管理方法很独特，疫苗数量和职务级别形成美丽的规律，标准的等比数列：

正处，每天动员25个。

副处，每天10个。

正科，每天4个……

书记大手一挥：“散会！”

多亏我职务不高，领到的任务只是十个。我在各个朋友群里吆喝了一天，只动员了三个。我失眠了，我想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平民。

为完成疫苗任务，所有带职务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这可苦了102室的杨局，他异常害怕打针。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还能招来怜惜，与他高大健壮的身板结合则有些喜感。他说：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当年在体育学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里的针疗把他同学扎得像个小刺猬似的，同学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浑身发抖，从此不能见针。在单位里他一直拒绝年度体检，能躲则躲。可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医生面前，神情庄严，四肢绷紧，胳膊刚刚缠上血压计的绷带，数值立马从120飙升150。医生说血压150不能打疫苗，他闭上眼睛说：“我静静，我静静。”后仰于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晕倒。”我说我和宁馆按住你怎么样，他不说话，直摇头。细针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机给同事打电话分散注意力，还没接通，医生就说：“打完了。”我和宁馆笑出声。

为动员群众，我们发明新办法。宁馆打印我区所有接种站地址电话，摆在图书馆前台，见人就劝，可是离那个等比数列依然有距离。馆员献出一计，不如直接奔赴接种点门口，逢人就问“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政府公务人员上级要我必须完成动员任务完不成我就要受罚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填在我的表上吗谢谢谢谢。”几位馆员练就新技能，语句流畅，表情谦恭，心态强大，被拒绝一百次总有一次被答应。晚上他们拿着填满名字的表格归来，活脱脱房产经纪推销员。

我局任务完成，街道社区又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分到的名额更多，难以完成，递给我们一沓名单和经验：照着名单挨个儿给群众打电话，拨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设，像迎接冰雹那样迎接群众的责骂。万一对方把电话挂了，也别放弃，第二天接着打。群众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们态度再软和点，循循善诱，徐徐图之，冰雹有可能变成毛毛雨，有可能雨过天晴……当然，也有可能变成更大的冰雹。

“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图书馆坐了下来。他说自己经常和领导吃饭，那些领导的名字从他口里依次弹跳出来，飘浮在空中，簇拥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后他说：“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为什么？”

“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常年给领导跑腿。我要哪个书商中标，他就能中标。我要从中分成，领导也要分成。”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攒动，辨识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述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它为什么不能被取缔？“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我尽量让自己情绪正常，只有在面对宁馆时我才可以卸下面具，最激动的时候，我对着座机的听筒嚷嚷：“纪委就在二楼，我转身就可以上去！”在这个办公室，我不曾这样愤怒过，说完了我才意识到纱窗没有关，窗帘没有拉。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静坐了一会儿。

我给宁馆发了一条短信：“刚刚我电话里发火说的事，你知我知就可以了，不要给局里其他人说，传出去都是是非。”

这件事，我只能跟宁馆讲。宁馆确实靠得住，没有坏心思，关键时刻拿住了方向。我这个快要离开的挂职干部，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跟我站在一起。

我大概很难赢。我原本就不大的权力已经微弱到几乎没有，我的性格又是直来直去，不擅长话中有话。面对中间人，我要怎么旁敲侧击，怎么委婉施压，才可能扭转局面？

下班了，我没有走。隔壁传来当当当的声音，是乒乓球敲击着台面，应该是纪委的那几个干部在打球。我们局在大厅里放了一张球台，纪委在我们楼上办公，常来。此刻的球声像是自我介绍：“我是纪委、纪委、纪委……”

路过球台，纪委的干部大声跟我打招呼：“杨局下班？不来打两下？”

这是我冲动之下最想与之对话的人，但我又不能一下子把关系全都撕裂，我马上要走了，宁馆还在这，这个案子会影响她年终考评，谁来帮她收拾残局？在与暗处对手较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输了，真是对不起（帮我编书目的）那五十位朋友。他们无偿地帮我编制书目，就这样化为乌有。我也愧对老百姓，没能给他们买来好书。

回家之后，我关紧卧室门，推上纱窗，拉严窗帘，打了几个电话。

赵文说：“素秋，你不要撕破脸，你去和他谈。阿尔都塞说了，要在敌入的阵地中打。你去暗示他，你挂职结束就回原单位，可以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继续向他施压，这事情也可以捅到媒体，‘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是什么结果？他有胆这么贪，有命花吗？但是，你要记住，做能臣要比做奸臣还要奸，这几天你推演一下攻防步骤，不要出漏洞。”

弟弟说：“姐，你不要撕破脸。你作为文学教师，完全可以编织辞令，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嘛。你可以这么说‘您知道，咱们这个图书馆关注度一直比较高，我在央视节目里说过馆配书成本低的问题，万一央视啊、纪委啊，随后回访，发现里面都是馆配书，您想想，瓜田李下的，解释起来很麻烦。再说了，我和您虽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难怕有些人捕风捉影，再者，我也邀请了几十个专家，这么多人如果发现他们做的书单完全没有上架，也会发表意见，万一在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恐怕不太好。这个图书馆，用得好了是政绩，但也是双刃剑。我马上就走了无所谓，就怕影响您。’姐，这就是优雅威胁，该说的都说了，要是听不懂，就是个傻子。人都要面子，要台阶下。你还可以说，感激对方一年来给你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对方需要，你离开之后，也会持续给图书馆帮助。长期合作，搞成碑林区的门面。帮他弄政绩，也是给他的好处嘛。”

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游泳池笨拙地游着，胳膊很沉很沉，就要下坠，我想呼救，突然发现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深不见底，而池壁还有好远。我开始呛水，拍水，胡乱扑腾，这时候铃声大作，我从水里伸出手臂，抓到一个电话听筒，我自动漂了起来。电话里有男声有女声，所有声音重复念叨着一个词“有个领导有个领导有个领导”，嘈杂不堪。我扔掉听筒，就开始下沉，抓住听筒贴在耳边，就又漂浮起来。我不得不听这些噪音。我浑身湿淋淋，泳装里竟然有两个口袋，有两张纸，一张是赵文的话，一张是弟弟的话，水已经把字迹浸泡得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我展才皱巴巴的纸张，大声朗读，用我的声音压倒听筒里的声音。那声音消失了，一片寂静。

梦境只是梦境。在真实生活中，“那个领导”是谁，我始终不知道。“那个领导”会不会向我让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中间人向“那个领导”传达我的态度。

赵文和我弟弟教给我的话，我都讲了。中间人说他回去给“那个领导”说。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时间，他们这样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输。

我很着急，我得战胜“那个领导”。我一定要保卫书目，这是我最后的阵地。我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没有足够的智谋。快给我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找胜“那个领导”？抄佛经能不能转运？能转运我现在就抄。捐助贫困学生能不能转运？原本我打算秋天开学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办理。

弟弟哈哈大笑：“你想捐就捐呗，还搞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宋璐恶作剧：“你去银行，正好遇见那个领导，领导也在给贫困学生捐钱，做此法事以期能顺利黑下图书馆的回扣。”

我在银行单据上填下：

名称：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开户行：中国交通银行大雁塔支行

账号：6113 0105 3018 0100 263xx

备注：捐助2021 级学生鲁x

办理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问我：“‘红凤工程’是哪儿的啊？可信吗？”她也对公益感兴趣，一直想捐，没找到放心的项目。我告诉她，这个项目是陕西省妇联发起的，只资助女生，二十多年前资助过我，所以我信任这里，有发票，学生和资助人建立一对一联系，不会骗人。她说：“那太好了，我也来查查学生的资料，挑一个，今天就捐。”她低头写字，记录“红凤工程”的办公电话和详细捐助流猩。她的下颌线系柔顺，是个温雅的人。我刚刚走进银行时的郁结之气缓缓散开。

离挂职结束倒计时十五天，“那个领导”依然没有动静。书如果再拖着不买，可能会影响年底评估。

局里同事和我说话好像有些异样，也许他们知道我面临的状况。宁馆来了，锁上我的房门，欲言又止。她说“那个领导”托中间人带话，问她凭什么相信我是在编书目。谁会笨到用三个月时间去编一份书目，不拿一分报酬？说不定我根本就没编，是和书商勾结一起撒谎，分钱。

我大笑。挂职人员的工资都是原单位发的，我确实没有拿过政府一分报酬。不知道“那个领导”是要挑拨离间，还是他实在不相信一个人可以不计报酬地做事？我打开手机，展示各个朋友谈论书目的聊天记录。我又打开电脑，“原始书目”以朋友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作为标记—一“哲军帆书目”“耘锋震书目”“墩明睿书目”…

还有“已查重书目”“小吕合并书目”“出版社书目”“去年缺货书目”“法律医学书目”“理想国商务三联译林书目”“定稿书目”……我对宁馆说：“这全是我编书目的的证明，每份文件后面显示修改的最后日期，都是这三个月做的，你拍照存档，拿去给中间人看吧。”

《庄子·秋水》里，惠子怕庄子与他争权，庄子给惠子讲了一个故事：鸱得到一只腐烂的老鼠，害怕鹓雏与自己相争，便大声吓脆鹓雏。鸱并不知道，鹓雏只吃清洁新鲜的食物。想起这个故事，我笑得厉害。我应该像庄子那样，向惠子做出严正声明—-我不吃腐鼠。

宁馆请我过几天去招标现场打分，我说：不，我去年没参加图书招标打分，今年也不会参加打分。我甚至连招标现场都不打算去。

我希望以我的“坚决不在场”问“那个领导”表示，我根本不会沾染这里的钱。我只是要保护我的书目。

中间人又来了，说，“书目去掉百分之四十，总该可以吧？一百多万的百分之四十，才几十万嘛。”

我很想问他：“你代表哪个领导？你说，我开录音键录下来。我凭什么相信你和领导的关系？你让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来跟领导解释。”

这些话在我心里倒腾了一会儿，我又接下去了。我只是说：“不可以。按照往年规矩，书籍有破损或者缺货可能，我们在合同里写明配货率95%，也就是误差率5%，现在我顶多让步到误差率10%，但绝不可能误差率40%。”

他撂下一句话走了：“10%不够我和领导分的，40%才够。你掂量。”

一个月前，我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作家经纪人毛晓秋读到“腾讯谷雨”记者杨宙对碑林区图书馆的报道，建议我把建设图书馆的事情写成一本非虚构书籍。其实刚刚挂职时我有过类似的打算，我在南院门的经历也许可以写一本《芝麻官札记》，但后来我在“贞观”发表的“个人英雄主义”文章引起一些官员不满，让我意识到，凡是写政府的纪实类文章，都要谨慎再谨馍。我和经纪人反复讨论写作提纲，尽量把握言论尺度。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为我们正在拟制的大纲贡献了突如其来的情节拐点。毛晓秋说：“我能感受你的难过和气馈，这种事情我没想到在现实中居然发生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素材，当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居于下风，但这个题材可以在写作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退一万步，假设三个月的心血编成的书目不能够在图书馆中落实，也可以在你的书中长存下去，所以想到这一点，你不要太悲伤。”

毛晓秋的话给了我安慰，如果结局真的无法扭转，我也得接受，但我决定最后试一次，尽人事，听天命，这部书稿是我最后的赌注。

我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我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出示了我的写作大纲。

第二天，招标公司打来电话，中间人撤退了，不再参与我们的事。我的书目保卫成功，第三天正式开标。

在梦里，一棵树在我的窗外长了起来，我眼睁睁地看见花蕾像蘑菇一般顶破湿润的树皮，一簇簇钻出来，手舞足蹈，在空中摇。粉红色的一朵朵云。梦醒了，我背部的骨骼一寸一寸地松弛，像在发酵。我长长地吐气、吸气，气体在骨头的缝隙中流动。

加缪《鼠疫》中，记者朗贝尔和医生争论人们在为什么而死。朗贝尔说人们过于英雄主义时是在为理念而死，而人应该为其所爱而死。

然而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最新收支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财政收支缺口达5.74万亿元。

总有人说，不怕，有上面。可是放眼全国，去年财政收入21.7万亿，支出27万多亿，赤字5.3万亿！

这其中，光地方就花了23.6万亿，即也就是说，把所有的21.7万亿都给地方，还有1.9万亿缺口！

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只会更糟！

看这张表，除了上海，可谓「全军尽没」！

沉没的过程也很清晰：2000年净贡献省份12个，2010年降至10个，2020年降至8个，2024年降至一个！

但上面并没有占到便宜，家难当啊。以去年为例，上面对地方转移支付10.3万亿，但本级收入只有不到10万亿，即上面把所有的都分给地方，还有3000亿缺口！

就这样，各地还各种「砸锅卖铁」给上面看，讨钱的意思是明摆着的。

那么，如此庞大的收入，究竟花到哪去了？

有个数据说，8000万公职人员，花掉了总支出的40%！

当然，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并非全是公务员。有个统计，截至去年，我国公务员数量预估710万，算上参公、党群、工会妇联等共1300万，医疗、教育等事业编制3100万，共5100万人。再加上离退休人员，总数突破8000万人次，约占全国总人中的5.66%。

这些消费单元，可不像承担了一半税收的民企那样属于「自己人」，而是「亲人」。

「亲人」没米下锅，那可不得砸锅卖铁么？你看前些年经济好的时候，有人建议出售国企或将国企划到社保基金，以应对已经到来的老龄化危机，但被人以各种理由否决。

如今「亲人」吃不上饭了，各种花式出售国有资产，也没见谁说有什么不好。

好在铸币权在手，用康主持人的话说，一张成本大约17美分的百元美钞，却换来了价值100美元的商品，这是个「收割」。但他可能忘了，哪种货币又不是呢？

但这毕竟是激素，不能常吃，否则必不远矣。

事实上，我国M2从2013年的100万亿，到2020年1月的200万亿，不到7年时间翻了一倍，足够夸张了吧。

至于上面花钱？全靠赤字！

地方还想怎么着？

既然家长没油水了，那就各显神通吧，举债、赖账、罚款、「远洋捕捞」都是手段。

官方数据，截至去年10月底，地方债务总额约40.1万亿元；高盛集团去年8月估算数为94万亿元。

不管哪个数据，这都超过了全年收入。现在地方能还得起利息，都算是健康财政。

至于赖账，以刑化债的贵州马老板，绝非个例。

至于罚款，以辽省为例，罚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全国第一，有些地方的年度增速为100%。

当然，这不仅仅是交通违章罚款，还包括反腐收入。这方面也有成熟套路，如果官员拿不出钱来，安排三家左右民企出钱。去年下半年跳楼的那个常州企业家，就是这种角色。 

至于「远洋捕捞」，那更是源远流长。有个地方捕快，盯上了南边一家公司，办个300万元的案子，每到年底就来「收年礼」，网传第一年开口6000万，如愿；第二年1.2亿元，如愿；第三年6亿，当地政府吃不消了，先下手为强，将公司所有人关进酒店，「抓捕式保护」，让外地上百人扑了个空，最终闹到部里、网上，引起了一起大风波。

以致杭州一家派出所给辖区企业发放「反抓」指南：

但如果换家机构，比如监委办呢？可不用这么麻烦的非要当地配合，完美绕开！

最近又有两起事件。

一起是浙江前首富黄老板的新湖集团，被湖北那边判决，为15年前收购的一家公司的前股东的个人行贿事件负责；同时，公司发行的两个基金爆雷。

此事有些类似于倒查15年，如果就这样认了，影响深远。浙江官方媒体和一些学者，也都站出来说话。

这事我奇怪的地方在于，黄老板的行事作风成谜，但身份大体清晰。不知湖北那边是真不了解，还是什么原因，竟敢下他的手，我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起是深圳传音科技财务负责人肖永辉，被远在振安的监委留置了。

传音是家手机公司，基地在深圳，市场主要在海外，今年上半年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

就这么一家公司，怎么就被那里的一个县监委给盯上了呢？匪夷所思！

官方媒体毫不避讳地用「远洋捕捞」一词来描述这两起案件。

很明显，自家栏里的猪，连骨髓都敲出来吃了，只能把手伸到别人碗里。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意外。

当然，对于解决财政困难，我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父亲积攒了一生的记录，总不能扔了吧？老人一走，总不能什么都不留下吧？

遥遥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