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6日，43岁的红斑狼疮和尿毒症患者，上海托福教师沙白（真名郑丰）开始在自己的视频号上发布“去瑞士旅行（由机构协助结束生命）”倒计时系列视频，10月24日，倒计时最后一天，“沙白安乐死”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互联网上持续多日的巨大争议。

10月30日，从瑞士返回上海郊区家中的沙白父亲郑先生向凤凰网确认，女儿于10月24日在瑞士“安详离世”。

沙白“旅行倒计时”结束后的一周，也是互联网舆论风暴最猛烈的一周，凤凰网作者每天前往沙白过去的工作生活地点，寻找每一个在真实生活中（而不是网络上）认识她的人。一周里，凤凰网先后拜访了沙白常光顾的爵士酒吧的店长、和沙白父亲一起打了多年羽毛球的小区邻居、因为儿子和沙白是病友而成为忘年交的垃圾管理站阿姨、沙白参加的西班牙语俱乐部的负责人、曾供职教培机构的前同事、工作室的员工、教过的学生，最终10月30日下午，接通了沙白父亲的电话。

“事情已经过去了，谢谢你们的关心……”电话那头，这位78岁的退休高中数学特级教师声音听起来温和、礼貌。

“生毛病不是自己要生的，老天爷安排好了生毛病有什么办法？而且这个毛病已经没办法康复了。”谈起女儿最后的选择，沙白父亲说自己“不接受也得接受”，“当时她跟我说(去瑞士)，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不陪她去，她自己也要去。我陪她的话，路上稍微好受一点。”

至于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沙白父亲说，“小孩都走掉了，你说我坏也好、好也好，都和我浑身不搭界了”，他只是庆幸沙白妈妈不上网，不然“肯定要气到呕血”。“我也一看了之，什么也不理睬。网络上面瞎说的人很多，没人阻止。他们不想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痛苦了，再来伤害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他温和地恳请网络上热议的人，包括替他们老夫妻鸣不平、责备女儿不孝的人“不要评论了，让我们过过平静的生活”。“再去议论故去的人，没有意思了。我们好也好、不好也好，对大家没有什么伤害。要是这件事情有什么伤害，也是对家里人的，我们两个老人去依靠谁呢？”

凤凰网：她最初说想去瑞士时，您一定很难接受。

沙白父亲： 不接受也要接受，她认定的事情要做，你没办法改变她，再讲她身体确实是很痛苦了，在这个阶段如果不走这条路，就是在病痛当中、痛苦当中过世的。那么她愿意选择这种相对来讲体面的，没痛苦的离开，就选择这条道路了。

凤凰网：在最后这个阶段前，生病多年间，您会常劝她要以身体为重，要听医生的话吧。

沙白父亲： 我女儿这一点呢，只好弯弯曲曲跟她讲，直接跟她说她听不进去，她确实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命里安排好的，没办法。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健康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对吗？

凤凰网：有些对她的身体比较危险的（行为），比如去新西兰晒太阳，您有没有阻止过？

沙白父亲： 她不肯接受我们对她任何一点的批评，她经济独立，也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没有办法阻止她。珍惜生命要靠自己的，这件事情靠外来的（力量）珍惜，好像蛮难做到的。

凤凰网：妈妈这些天……

沙白父亲： 这种打击对她（妈妈）来说是非常残酷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打击？钞票吃光用光没有关系，房子倒掉也没有关系，一旦失去亲人是没办法挽回的。

但这也不是突然发生的。长期以来，她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我们一直看在眼里，所以走到这一步，我们既感到震惊又感到不震惊。震惊就是不恰当的事情发生了，对吗？不震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习惯，这个毛病还晒太阳什么的，她自己不太注意。

凤凰网：她在视频里说和妈妈之间有些心结。

沙白父亲： 她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女儿出什么事都是我去（照顾），她住的房子、（开工作室的）成本都是我们提供的，再对妈妈抱怨就没意思了。如果妈妈不让我给她，我也给不了。

她呢，个性比较强，跟我关系一直老老好的，和妈妈总不是顶融洽。但这也怪不了谁，大家个性的关系。她的个性和妈妈之间容易冲突。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有很多都是天生的，女儿天生和我好有什么办法呢？

凤凰网：回想起来，您会觉得可能有点太宠爱女儿，太由着她了吗？

沙白父亲：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去她提的合理要求我都可以满足她，包括住房，她需要做什么（创业）项目需要钱，也总归提供给她。我们两个只有她一个小孩，钞票放着干嘛呢？能够给小孩就给小孩了。但是老天安排好了，身体不好，没有办法的呀。否则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留给她的财产，她就算不工作也笃笃定定可以过后半辈子，这个钱她不要的话那我们就自己用。

凤凰网：女儿的朋友们这几天有来联系您吧。

沙白父亲： 有来联系我的，但是我都谢谢他们。第一我不愿意麻烦大家，第二我的身体还可以。我现在碰到什么事情还能自理。假如真的到哪天生活不能自理了，我们自己家附近有疗养院的，去疗养院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无所谓了，能活一年是一年，能活两年是两年，听天由命了。反正这个社会欺负我也不太可能，因为大家都看着的。再说我还有这么多学生在呢。

凤凰网：这件事影响力太大了，网络上难免有一些负面声音。

沙白父亲： 小孩都走掉了，你说我坏也好、好也好，都和我浑身不搭界了。

我想对（网络上评论的人）说，希望你们不要评论了，让我们过过平静的生活。她妈妈不上网，（不然）看到网上这些肯定要气得呕血。我也一看了之，什么也不理睬。网络上面瞎说的人很多，没人阻止。他们不想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痛苦了，再来伤害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再去议论故去的人，没有意思了。我们好也好、不好也好，对大家没有什么伤害。要是这件事情有什么伤害，也是对家里人的，我们两个老人去依靠谁呢？

凤凰网：您二老身体还好吗？

沙白父亲： 我和她妈妈现在住在郊区，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有房子生活。现在也不去想它了，天天吃饱饭、睡好觉，不要生毛病就是了。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我们两个人一旦有人生毛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生毛病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对家庭的打击是很大的。

凤凰网：有人说您因为患有阿尔茨海默，这些年照顾女儿很吃力。

沙白父亲： （阿尔茨海默）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感觉是老年病，听力下降、视力下降都很正常，我生活现在能够正常进行，天天买点烧点东西吃吃，这个毛病后期可能不太行，智力衰退，最后发展成老年痴呆，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

她妈妈长期以来身体都不是太好，心脏病和肝炎都生过，体质总归不是太好，我在家里承担一些家务，给她弄弄吃吃，让她不要出现重大疾病就好了，现在家务都是我来做，我也想过了，再过段时间我请个护工来帮忙。我现在毕竟还可以，你想我瑞士也去过了。

凤凰网：沙白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是您在安排你们接下来的生活。

沙白父亲： 我无所谓安排不安排今后的生活，到老了，了了，都上交给国家算了。这些事情我现在都不去想了。

我现在还要钱来做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要了。以前我会想留钱给女儿，让她后面的生活过得好一点。现在我们两个人有退休金正常生活，能省下的钱就存下来，万一以后生病代价就比较大，请保姆也挖得出来，能应付一下。虽然以后兄弟姐妹可能也会帮忙，但是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能够应付一下。

坦白说，我们现在已经没什么向往了，我们好像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现在过一天算一天，我也不想麻烦人家，现在能料理自己，我也已经觉得蛮好了。我们也不想麻烦亲眷了，走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算了。

凤凰网：听您说没什么向往了，太难过了。

沙白父亲： 总归年纪轻的送年纪老的比较好，年纪老的送年纪轻的也是反常现象，无论从物质、亲情还是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可悲的。

生毛病不是自己要生的，老天爷安排好了生毛病有什么办法呢？而且这个毛病已经没办法康复了。

凤凰网：您有什么想跟年轻人说的吗？

沙白父亲： 只想讲一句，保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吵吵闹闹都是小事情，身体保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个好身体，钞票多点少点又怎么样呢？钞票少就少吃点在家里，钞票多就玩玩。身体好着，情绪开朗；如果身体不好了，谁也救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

一定要爱惜生命，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沙白的英语工作室Lighthouse位于上海市中心一所公寓楼内，原来是沙白父母的住家，五年前老两口搬到郊区，腾出这套房子支持她创业，原本的两室两厅重新装修后变成4间教室。

小区的垃圾分类站在工作室旁边，管理员杨阿姨最后一次看见沙白大约在三周前。她们认识多年，成为忘年交是从杨阿姨看到沙白手臂上的瘘开始，她知道那是透析插管用的——她的小儿子曾患有肾衰竭，也经历了四年透析。

过去每次见到杨阿姨，沙白都会热情打招呼，询问阿姨儿子的病情。在杨阿姨眼里，她是个“直率、有本事、有个性”的姑娘。2024年春节前，沙白告诉杨阿姨她决定去瑞士。

“她和我说她承受不了，受不了了，要去申请个啥，打个什么（针），我说不来，但能听懂她的意思，就是要去死。”杨阿姨是农村人，无法接受这种观念，每次见面都一通劝说，“我说你也算成年人了，你不能这样，对你妈跟你爸多狠心啊……我讲你走了你会不甘心的……”杨阿姨说沙白会吐槽“说她说的不好听”，但每次也会听完。

与沙白命运不同，杨阿姨的小儿子排队四年后等到了肾源，肾脏移植手术成功，结束了漫长的折磨。沙白为他高兴，仔细询问了换肾细节。患病多年来，杨阿姨一大家人的轴心都是努力打工为小儿子治病，术后怕累，小儿子再没工作，在家休养，每个月吃几百块钱的药。“他透析的时候也都是没有想活的心，说，妈呀，我都不想活了，我想跳楼。我说你死了，你小孩怎么办。我给他说的，他要强起来。”杨阿姨说。

前期杨阿姨会遇到照顾沙白的24小时护工，后来只看见沙白父亲一个人来照顾，“一天一趟，（有时）早晨来得早，晚上走得晚”。

10月上旬的一天，沙白来向杨阿姨告别，说阿姨以后你都看不到我了。“我（劝说）能力有限……”杨阿姨伤心地告诉凤凰网，“好伤心。她爸爸妈妈很可怜。”

10月27日，凤凰网作者再次来到小区，保安张师傅和杨阿姨都说，当天早些时候看到了沙白父亲。“郑老师精神状态看起来还可以。”张师傅说。那天网上舆论已经发酵了几波，有人质疑“沙白炒作”、谣传她“支持器官买卖”“为瑞士付费自杀组织做广告”。张师傅不好意思上前安慰，远远向沙白父亲挥了挥手，对方也向点头回应。

和沙白家住上下楼的邻居老赵（化名）是沙白父亲六七年的羽毛球球友。之前每天早上六七点一起打球。沙白搬进来开工作室后，老赵每天出门遛狗时间正好能碰到沙白出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她脸色不是太好，发黑的，我衡山路老房子那里有个透析病人，面色也是这样”。

在老赵眼里，沙白“这孩子是个天才的孩子”，“又懂理工科方面，读建筑，又懂英文，钢琴又弹得那么好，跳舞又跳得那么好，这不是天才是啥了？她有那么大的毅力和信心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真的是不简单。”

沙白父亲搬到郊区后就不常有机会打球了，7月份，老赵还在微信上邀请他回来打，沙白父亲回复“以后有空会来”。“现在看（一时半会）也不会来，这个事影响太大了。”

老赵说，沙白爸爸虽然是知识分子，但身体强壮，“前几年还在做数学老师，教高三学生”，他更担心一身病的沙白妈妈，“她好像过着一个隐居的生活”。

沙白喜欢爵士乐，最爱光顾的爵士酒吧Heyday离她的工作室只有一公里多。店长Andy和沙白认识六七年，他说沙白喜欢坐在最中间、离舞台最近的位置，会提前请他帮留位置，每次来也总会带着一二好友。

沙白最后一次来听音乐是2024年9月10日，一个周二的晚上，和闺蜜一起来的。Andy记得她穿了长袖，脸有些浮肿，演出中场休息时，沙白突然问，是否可以和好朋友即兴演奏一首歌。Andy不知道她会弹钢琴，很惊喜，问她们要唱什么，她说唱电影《爱乐之城》主题曲City of Stars。

那天20多位客人坐满了半个酒吧，沙白和朋友看起来有点紧张，“唱完了整首歌，弹唱配合得很好，观众也鼓掌了，接着回到座位继续喝鸡尾酒”，Andy说，直到那时自己都不知道沙白是个病人。9月底，在Heyday演出的一位美国爵士歌手转给他沙白的视频，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Elizabeth（伊丽莎白）的人，Andy才得知沙白的状况。

“你看不出她是个病人，她的谈吐、整个人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感觉她为什么不坚持去治疗，（为什么不）再去试一下。”Andy用“独立”“自信”“开朗”“阳光”“气场很强”“心直口快”等一大串词形容沙白给他的印象后，顿了顿说，“我想作为旁观者看到的状态和她实际上自己体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他说，乐手们说爵士是一种强调即兴表达的音乐，这也是喜欢爵士乐的人身上共同的特点：自由。“沙白去世我们会觉得可惜，但是可能对她来讲是一种解脱吧。”

他给沙白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10月23日凌晨4点，“我说我鼓起勇气给你发这条信息，我说我对你对生命这种态度就是没有什么言语能够去描述了……我佩服你的勇气”，“她最后没有回复了”。

沙白最后一次发病是2023年底，而2024年5月她还在边透析边工作，到9月还接了一位托福学生，她发朋友圈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想的，就为了开心吧”。

几个月前，前同事、好友Helen提出去探望沙白，被拒绝了。“那时候她水肿比较厉害，不想见人我很理解。”她说，沙白讲过自己不办葬礼。

沙白拼命工作也拼命玩儿，旅行美景、美食、小感想都会发朋友圈，“过去她是一个人或跟学生去旅行，最近两年频繁带父亲了”，Helen希望大家能注意到“在她病重，生理心理极大痛苦时还可以拍视频分享，同时发表很多争议性话题是很有勇气的”。

“我很早就知道她有安乐死的打算，同时我挺支持她的，我对于死亡的态度跟她有些相似，我大一时父亲去世，他癌症晚期非常非常痛苦，我和妈妈当时都跟他说，可以不撑着，可以放心地走。医生说他最多半年，他撑到了一年半。从那时我知道要活好每一天，让每天都遵循本心，不要遗憾。我妈妈也是个喜欢探索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所以我就努力赚钱带她玩过所有的大洲，南极洲当时我外婆病危所以我把机票退了就没去了。”不过Helen说最近她的想法有些转变了，“我最近有小孩了”，“小孩和家庭的责任感会让我考虑更多，我会把自己的排序放在后面”，“如果生病，我会遵医嘱”。

前沙白工作室的托福老师Coco（化名）希望大家注意到沙白的职业成就，“很厉害的一点是只要是她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出分”，教培机构难免遇到少数心理不健康的学生，沙白也会引导他们——心态和口语一起引导，效果总是不错。“她怎么上课的我不知道，但学生是愿意一次次反复回去跟她上课的，也愿意跟她分享他们的生活，一些很自闭的孩子，敢跟她开口，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工作以外，Coco记得沙白会给工作室窗外的流浪猫准备猫粮，在没课时陪爸爸在客厅打乒乓球，以及Coco自己孕反严重无法正常上课时，沙白曾温柔安慰，夸她的丈夫是温暖的人，和他共同孕育一个孩子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会给她的生命带来一种新的意义，总之，她眼中的沙白“热爱生命、努力生活、坦坦荡荡，是一个很棒的人，一个很暖的女老板”。

“所以我觉得网上那些其实都是被截图的只言片语影响吧，就挺心寒的，感觉哇一两张图片就能改变网民的想法，我们几个老师都感到很无奈。”Coco说。“我感觉可能是被营销号带的，你知道，就是（为了）流量嘛，他们就找可能引起讨论的话来截图，事情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从头到尾全程经历过之后，我真的感觉这外面的新闻估计没多少个是真的，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没多少是真的）……”

至于沙白视频的影响，Coco说，她跟另外一位老师认真讨论过，两人都觉得那些视频让她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了，“我一直相信她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不是网上说什么为了好看。如果我遇到她的情况，未必能做成她这样的成就，上课很累的，经营一家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很累，她要照顾身体，还要做这么多事，我真的佩服。”

2024年8月19日，沙白发朋友圈说希望把自己所有还有用的器官捐给医院，“这是我对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几天后她得知，由于协助死亡过程要在体内注入大量药物，器官无法捐献，她“止不住很失落”。8月底，她开始频繁提及自己正在经受痛苦，“我还能承受多久”。

Yoyo是沙白的托福口语学生，她向前推算时间线，发现她们上课时沙白正处在发病期，但沙白完全没表现出来，也没提及，传达给Yoyo的精神状态都是乐观的。当时沙白还叫Elizabeth，因为机构有两个老师重名，她主动把名字让给另一个老师，给自己改名“沙白”。

当Yoyo看见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那个去瑞士的沙白已经回国”的谣言，还配以“哈哈哈哈”和“笑哭”表情时，她非常气愤，回复“这一点都不好笑，她真的走了”。她告诉凤凰网，“我站出来替她说话，只是觉得这是对一个逝者最基本的尊重，对死亡的敬畏”。

“我觉得她足够勇敢了，不管是治疗二十年，还是安乐死的决定，她觉得这是给自己的交代就足够了。后续我刷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比较惊讶吧，我不认同所谓贩卖人体器官等各种观点，但我也不想攻击谁，大概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所以才戾气很重。”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说，互联网上传播的二次加工后的“沙白”，成了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有网友将沙白讨论“为什么不换肾”的视频截图拼接，说她“支持器官买卖”。而完整的视频内容是在表达即便有人自愿捐肾给她，也并不合法，即便合法，也等待时间过长，而她的其他器官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没有换肾的必要了。

2024年3月，上海一家西班牙语俱乐部负责人蒋超在朋友圈得知沙白生病后，向她介绍了肾移植的医生，基于前述理由，沙白拒绝了。和Andy一样，蒋超和沙白因共同爱好结识，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知道沙白生病。他记得的沙白常去俱乐部分享旅行经历，热爱生活，有感染力，不仅英语好，西班牙语和法语很流利，还在学意大利语。

一名自称是沙白的意大利语老师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自己与沙白的聊天记录，记录显示2024年2月再次发病后“接近尿毒症”，一周需进行3次血透，同时母亲是癌症病人（沙白视频中提到是鼻咽癌），父亲“中度老年痴呆”，在照顾沙白的过程中丢失了身份证、两把轮椅，旅行时“迷路了几十次”，对话中，沙白对父亲的状况表示担忧，提出不愿因日益严重且没有转圜余地的身体状况继续拖累任何人。

在此前一次（2018年）来势汹汹的病发后，沙白产生了在“相对较短的生命周期内体验更多”的想法。她开始做旅行计划，目的地包括新西兰、约旦等日晒强烈的目的地（猛烈日晒可能诱发或加重狼疮病情）。沙白写道，“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我想以更短的生命周期为代价，把我的生命充分地过下去。”

沙白去世后，沙白工作室的前合伙人Phoebe Chen发布了缅怀短文，文末写道，“最后一天我问她紧张吗？她说完全没有，我说好吧那就这样，爸爸我们替你照顾”。她已经联系了沙白的父亲，会在老人愿意的时候上门看望。

沙白父亲告诉凤凰网，再过几天，他将启程去美国旅行，那是沙白生前最后一次为他安排旅游，预付了全部旅费，希望他能出去散散心。

余影对本文亦有贡献

《再见爱人4》播出的时候杨子的极致爹道震惊了观众，留几手（刘爽）对妻子的打压也不遑多让，还以为这即将是有毒老公的批判大会。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从上一周到这一周，网络上（尤其是女性用户为主的小红书）骂得最凶的，是歌手李行亮（代表作《愿得一人心》）的全职主妇妻子麦琳。

麦琳所有的问题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过于节省和拧巴，需要老公提供情绪价值又不能提具体要求，又想省钱又想要老公送礼物，老公送礼物又要退了。

最大不应该也就是干预老公创作，但是老公砸了吉他，她也就知道不能这样了。

一个有情感需求无法跟老公沟通的妻子，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变成“麦琳 窒息”这样的词条三天两头上热搜。

网络上骂她骂得简直是花样百出：从“吃绝户”到精神控制PUA；从讲话有台湾腔到为什么她戴眼镜还挂个链子好讨厌。

麦琳说自己以前很多人追，就有人嘲笑她现在又矮又胖又丑，甚至把胖和懒惰爱吃相关联起来直接攻击起了人格。

麦琳说自己不是物质的人，就有人说她明明也有名牌，闲鱼卖过名牌还说自己包包太多。

麦琳深夜跟杨子和留几手坐下来聊了几句，就有人说是“三恶人聚首”说他们都在吸血，可另外两个男人比麦琳可恶得多。

杨子和留几手的爹味语录一串串，杨子说黄圣依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害人害己，黄圣依一思考，老天爷就发笑”。留几手满嘴“我妈说我妈说”，当着外人面打压葛夕“你才几个粉丝你算什么博主”。

而麦琳是觉得每一份来自李行亮的礼物都难以令她满意，说了几次“没有送到我的心趴上”，这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梗。诚然看节目她令人疑惑，但这难道真的比杨子和留几手那种毫不留情的全方位打压伴侣的人格和尊严更可怕吗？麦琳跟音乐相关的答案都会说李行亮或《愿得一人心》，说不能让老公去卖唱。她对李行亮是有珍惜和尊重的，只是情感需求沟通不好，跟那两个男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杨子和留几手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可怕，现在攻击麦琳的火力让骂他们的声音都少了。

黄圣依成名没多久就跟杨子紧紧捆绑，杨子自己都承认，是黄圣依让他老杨家全家都有名了，让巨力索具更广为人知。而出道21年的黄圣依，名下竟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杨子支支吾吾说很多钱在藏品里，黄圣依要先进入他的圈层理解了收藏以后才能变现。黄圣依也提到自己曾经想找自己应得的劳动所得，发现杨子拿不出来，她认为亏掉了。杨子却说黄圣依是听了朋友怂恿想要自己的钱，是被带坏了。

杨子从不带孩子，对“如果黄圣依消失”的问题都没想到没有了老婆没人带孩子，脱口而出：“她不是带娃走吗？”

葛夕的几百万嫁妆（总数有说600万的有说900万的）都被留几手亏光了，亏光了留几手还骗人。现在是葛夕在养他，留几手也不跟粉丝解释葛夕不是蹭他热度，被葛夕投诉“软饭硬吃”，此外还毫不关心丈母娘超级疼的带状孢疹。

麦琳再怎么跟李行亮闹情绪，她也是生了孩子（两个孩子随李行亮的姓）、操持了家庭（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全方位支持李行亮（李行亮说要一个月专心创作就能放下家庭琐事去创作）。

关于麦琳掌握家庭财权的问题。首先她掌握家庭财权不等于李行亮真的没有自己的钱。两个人都是一起决策消费的，麦琳只是习惯节流。

网友说麦琳图李行亮的钱。可是在黄圣依讨论钱在哪里，能不能查到自己的钱，李行亮和麦琳夫妇都在肯定点头连声说“可以查可以查”。可见李行亮并不是黄圣依那种一无所知的状态。“麦琳管钱”，跟杨子直接收走黄圣依的钱，完全不是一件事。

而且，麦琳只是抠门，麦琳没有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投资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骗过李行亮，她可能已经被部分网友绑上断头台了。

麦琳也没有拉着着伴侣上自己的直播间。就算有保姆麦琳也一直在照料孩子。

比起那两个男人的恶毒，麦琳到底算什么恶人？

最不能忍受的是，“吃绝户”是本是一个形容男人侵吞女人财产的词汇。一家的丈夫死了，他还没留下男丁，其他男性亲戚要来占领这家的财产赶走女人，这是“吃绝户”。有些别有用心的男人择偶，专门找家庭条件好的独生女，生下孩子“天经地义”随自己的姓，岳父岳母的资源也顺势归自己，女婿变成了这个家庭继承最多话事权最大的人，这是他们的“吃绝户”目标。

“吃绝户”这个词，从来都是跟男人受益相关，跟男性占领了冠姓权和继承权相关。怎么可以用在一个遭遇了巨大生育损伤、生了两个孩子都随父姓、自己始终在操持男方家庭事业的女人身上？

如果只是图钱，图老公收入都在自己口袋，麦琳为什么要省钱，为什么买东西都要退货？她不能自己拿着钱自己出去买钻石买爱马仕吗？如果只是图钱，麦琳为什么反反复复在节目里说“不关心我”总提“心趴上”，她就是在乎“心”，但是现在捋不顺自己啊。谁爱钱还会这么纠结？

再说，主妇为什么不能掌管丈夫的财产？生育占据了女性时间和精力，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万一丈夫出轨了钱都被他转移走，这不是很多妻子最害怕的事情吗？财产和收益都归女方最起码是一个表示，虽然真要离婚不一定怎么分。这至少是比较有利于生育女性的一种家庭安排示范，为什么网上都是女性在骂她？

麦琳说破天去，也就是个脾气不好的主妇。

做妻子，做母亲，脾气不好不是很正常吗？这么累的事情有谁脾气好，连吉赛尔·邦辰都因为前夫不带孩子受不了离婚了。李行亮给麦琳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都不妨碍她可能是为了家庭太累了还没有个人成就所以就是脾气不好啊。

麦琳就是个生活里的普通人，而且她的丈夫李行亮还反复说不会离婚，离不开她。要是妻子说离不开旁人不看好的丈夫，那肯定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样人”“活该”“不用管”。但李行亮自己都在反复肯定麦琳的付出和价值，全网却用最恶毒的话攻击麦琳。麦琳开了小红书，就有人去举报她，认为她已达“三观有问题需要封号”的程度。

同样疯魔的还有，一贯喜欢维护婚姻制度的网友，这次却希望李行亮离婚，希望有人去插足李行亮，希望这对夫妻分开。

以上是不用看节目都可以讲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应该这么骂麦琳这么恨麦琳。舆情对男女绝对是双标的，骂女人，从每个毛孔里挑剔女人，几乎是一种厌女文化造成的本能。不管平时大家怎么说要对女人宽容，一旦到了具体的女人就会变成，“但是她真的太坏了她例外”。这个“但是”和“例外”，每一年每个月都在网络上出现。

就目前信息说，麦琳的举动是不是可以理解的？

我尝试这么理解。

麦琳和李行亮夫妇登场就双双表示自己不是来离婚的，是来解决婚姻问题的。

李行亮进入娱乐行业之前在一家销售公司找了工作，麦琳是他的同事，两个人就开始谈恋爱，李行亮准备做歌手，麦琳就从深圳陪他到北京，不会做饭学做饭，生活困难就去批发市场进饰品到网上去卖来维持生活养家。（请注意这些都是李行亮自己说的，他认可的麦琳的付出。并不存在网络攻击的“麦琳说的话不可信”。）

在李行亮低谷期看不到事业希望的时候，麦琳从学做饭开始学着当李行亮的后盾，说摆地摊也要陪他。

两个人共苦却不能同甘，但是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好了，他们却经常吵架。

麦琳一开始的叙述是自己的付出不被看见，为什么还要她讲。李行亮则说麦琳过于“抠”了，什么东西都捡别人剩下的。

到了第二第三期他们吵架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

第一个是“衣柜”矛盾，麦琳说家里的衣柜都是李行亮的衣服，没有自己的衣服，她就会感觉到委屈。李行亮也提到触发点包括她可能看到朋友家自己有大衣帽间电动梳妆台，回来看看自己会情绪变差。

李行亮的解决思路一是，搬新家就有更多储物空间了，就有麦琳的空间了。解决思路二是，给麦琳买衣服，但麦琳又嫌贵给退了。

这样总是解决不了，麦琳却为此发作的时候，第三次李行亮把自己的衣服打包全扔到垃圾堆了。

两个人在复盘这个衣柜问题时，麦琳重复的是“你不关心我”，李行亮重复的是“我已经想办法解决问题了，你到底要什么”。

第二个是“礼物”“惊喜”矛盾，麦琳羡慕朋友能经常收到来自丈夫的礼物，就会表达自己也想要。但是无论李行亮如何努力，她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李行亮曾经瞒着她策划大惊喜，扮成公仔，给她做功课送生日礼物，做功课的过程还做了PPT，麦琳当时惊喜了，事后说“还好”。还有一次是李行亮打飞的去上海买青团，因为不记得麦琳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全买了，麦琳在意的是第一口吃到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口味。而且她还说李行亮是大吵一架之后才会有这个举动。

衣柜也好，礼物和惊喜也好，麦琳的根本矛盾点在于：一方面她是一个标榜付出、标榜省钱的人，这已经刻到她的“道德标准”里；另一方面她看会感到缺爱、不被关注，又很难直接承认自己要具体的东西和具体的话语。

这里我还要引入一个信息是，麦琳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个非常时髦活泼的辣妹。李行亮说她像张曼玉像安室奈美惠，也不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麦琳在节目里说自己胖了会不自信，就算李行亮说没关系也还是不自信。这些跟要礼物要惊喜争吵衣柜的空间，可能都是一件事。

她个人的容貌、精神状态，都跟婚前、生育前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她自己能看到，她对自己不满意。但是育儿和照顾丈夫的琐碎填满了她的时间，她难以改变。而且她受到的“付出规训”，也会为在意外表、在意“别人都有的我也要有”，而感到羞耻。她一方面在意，一方面要否认自己在意的不是令她羞耻的事情。

她的敏感和失落也体现在，她希望不是自己发起要求，才能收到回馈。她可能希望李行亮主动发现，衣柜里没有妻子的衣服。

当然，从表面信息来看，李行亮策划惊喜似乎很好了。但在这之前麦琳是不是数度失落，是不是每次都抱怨了李行亮才开始行动，我们至少是无从知晓事情全貌的。

仅就“又有愿望又不配得”这个矛盾来说，在东方式的母亲和妻子身上很常见。对全职主妇这样一个已经在不公平位置的女性来说，解开心结需要有耐心。

张婉婷为麦琳说话，说妻子要的是丈夫主动发现的情感表态。

我是觉得，麦琳需要的是关心，哪怕有耐心地买完退了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对她来讲都是感受到爱的。女儿们如果试图疗愈付出型的妈妈，应该也能明白这个过程，妈妈要的不一定是实在的东西，哪怕她拒绝，也要反复给，这过程她能感到有关心在。

第三个还有“省钱”矛盾，李行亮说麦琳特别节省，家里的东西总是捡朋友剩下的，垃圾桶都是油漆桶。为了省钱还造成了更大的麻烦，比如舍不得买电脑影响工作，舍不得买新手机结果手机坏了照片全丢了，修手机再找人恢复数据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李行亮也说了，如果不是麦琳省钱，全家无法过上现在的生活、无法买房子。麦琳有一种节俭的惯性，而且李行亮享受到了这个好处。现在掰不过来节俭，至少应该和麦琳一起想办法。但网友已经先帮李行亮审判了麦琳是虚伪。

而对于李行亮说自己抠门，其实麦琳的第一感觉就是丢脸。她就是这么拧巴，在家可以抠，又不想让外人知道。

有个非正片的情节，在“能否接受对方有异性亲密朋友”的问题上，麦琳能接受，李行亮不能接受。李行亮自己就是一个“传统男人”啊。他就是因为麦琳足够传统足够贤惠选择了她。麦琳经过了艰苦的生活变成了拧巴的样子，这不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吗？

第四个矛盾是共同工作产生的。李行亮和原经纪公司解约了现在自己开公司，麦琳帮他处理工作杂务，但是会连创作方向也干预，让李行亮生气得砸了吉他。干预创作显然是不对的。而且麦琳确实不懂。

但是，但是。李行亮说家庭生活很繁琐他写不出歌会焦虑，他要是一个人待一个月就写出了五首歌就不焦虑了。——那么就是说，他有时间能一个月一个人待着做自己的事业。可麦琳永远浸泡在家庭琐事里。就是因为她总是被排除在李行亮的事业之外，她特别想参与，才会参与得这么可笑。

第二期加更里李行亮和麦琳在跟留几手聊天时提到自己家里有保姆，说一开始也不习惯家里有人后来就习惯了。攻击麦琳的人说，你看她不是有保姆吗。网传李行亮和麦琳住在北京8万多一平的小区里，家里有300平米，另外从李行亮之前发的视频里看到了奔驰车。这样麦琳的生活就被描述成“住豪宅开豪车有保姆根本不是独自付出的全职主妇”。

麦琳私人闲鱼号被扒出来之后攻击越来越多。她的闲鱼里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值钱的东西也在卖，这就是她奇葩，人品不好。她也卖过奢侈品包袋，录视频介绍时说自己“包太多了”。

各种“吃瓜”满天飞，麦琳朋友为她写的长文却被忽视。麦琳有非常大的生育损伤，生第一胎耻骨骨裂，第二胎七八个月胎停了引产。（而现在麦琳有两个孩子，就是说在大月份失去孩子之后她继续选择第三次怀孕。）此外麦琳父亲罹患了癌症，麦琳和李行亮买房的时候还遭遇一房两卖的情况需要维权，李行亮想要用互联网上发声，麦琳没有同意，后来自己找律师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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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育损伤，详细的描述更让人心碎。生育导致耻骨骨裂是“她躺在床上，每天都在哭，因为太疼了”。骨裂之外还要喂奶，又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麦琳和李行亮当时住在北京一个小两居里，一个房间要给李行亮创作，她在另一个房间没日没夜地带孩子，还担心孩子哭闹影响李行亮工作，生育给她带来太多疲惫。

她处理这么多焦灼的事情，难道不会觉得委屈，不会觉得缺爱，不会抑郁吗？这信息量不比她闲鱼卖了什么东西重要吗？什么破烂都卖不就是习惯性节省吗，拍视频说一句“包包太多用不掉”不就是假装跟别人一样是富裕奢侈的闲置而不是更舍不得钱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麦琳上节目不说自己具体的痛苦比如生育损伤。也许她并不想当众说这些，她连被指出抠门都会觉得没面子。更可能的是，她不能真正说她老公不好，会影响李行亮的形象，她只抱怨最不致命的事情。

无论是否有麦琳朋友给的信息，只看节目我也非常理解麦琳。她太像很多很多个母亲了。

因为长期以丈夫和孩子为第一顺位，习惯性为别人活着，觉得自己的意义就在于付出和奉献，因为长期以付出来维系自己的意义，她的心已经被掏空了，没有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会感到委屈和不满足，但是又无法提要求。因为这又违背了她所推崇的奉献美德。

她当然有她的问题，但绝不是网络现在对她的恶语相向。

有人说，就是因为麦琳像“母亲们”，想到了童年，才感到窒息，要说出来。可是，令人窒息的母亲，不都是因为承担了太多母职而产生的失控和变形吗？指责母亲的时候，真的不需要看看父亲站在那里做了什么吗？

除此之外，我还有感觉是，麦琳和李行亮在困难的日子里，曾经紧密地相互支持和共生过。他们现在还在随时手牵手，两个人永远说绝对不离婚就是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日子比过去好了，生活也被经营家庭的琐事填满。麦琳找不到过去那种强烈的相互共生的情感。她总是想要情感和浪漫，又觉得一旦说“我需要你这样”，就不是她想象中的浪漫爱。他们在困境里紧密共生时，想要的东西更一致，更容易被满足。现在失去了这个前提，她找不回当时的那种激烈的爱意。

更重要的是，李行亮始终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麦琳没有。随着生活困难的解决，她跟李行亮的精神交集在变少。

张泉灵安慰麦琳，你已经是她生活的大部分。但因为张泉灵说过自己的先生占自己生活很少比重，却是最后的托底。麦琳立刻说，我不是那托底的部分。

麦琳并不理解李行亮喜欢什么音乐，麦琳只喜欢李行亮的音乐，归根结底是喜欢李行亮这个人，而不是喜欢音乐。麦琳说自己的听歌趣味是抖音流行曲，说完了立刻解释说大俗也是大雅，可见得她也知道这种趣味不被丈夫认可。

这些其实也不重要。但你让麦琳说自己想要什么，她根本不像葛夕那样清楚回答，现在我变了，我喜欢跳伞，喜欢一个人掌控。麦琳没有那种“我”的精气神。虽然她其实也知道，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不会给自己留空间”。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唯有，学习为自己而活、找到自己。

如果麦琳现在脾气不好让大家觉得“窒息”，那么我觉得真正窒息的点应该是，麦琳已经有个财权上交的老公了，已经有保姆有大房子了，她还是这么累。可见全职做妻子做妈妈就是非常损耗，是物质补偿不了的损耗。

——损耗到你的心如果因此掏空，因为太久没有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可能根本不知道拿什么填满。损耗到看着丈夫一个人有精神世界，会无法承受。

有人嘲笑麦琳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太对了，她就是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才自然而然走上一条全社会都不会阻止她的路：找一个男朋友，绕着他转，做个好女人，生孩子，做个好母亲。

如果李行亮要走这条路，说麦琳喜欢时尚你去当模特吧我当后援。会怎么样？没有人会认可李行亮，没有人会认可在前面冲的麦琳。他们都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这个机制就是在这样运转的。

是，麦琳不聪明，不机灵，不前卫。没有舆论没有社会压力没我自我暗示去阻止她，她就顺着从众的惯性会去为爱情和家庭付出。

可是朋友们啊，女性一旦有没有坚决的自我认知和意志，可能就会走上一条痛苦的路。这件事还不够可怕吗？

而男性不管什么性格什么起点，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在教他们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留几手这个以嘴臭为乐趣的人都能表示自己从小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从小开始80%的精力都在这里，包括婚后。而看起来跳伞旅行会怼人的葛夕，结婚最初80%的精力在留几手身上。

（包括麦琳自己在内）为麦琳辩护，好像必须证明她没错，她真的付出了，她没有坏心眼，她不是要钱，才能说，她现在心里总也填不满需要回报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她握着财权也是应该的。虽然麦琳就算真的只是脾气不好也不应该这样被网暴。

砝码就是这么不公平。

如果要讨论“做全职主妇不是一个好选择”，话题很容易变成“因为麦琳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变成了一个她个人的错误。

很多骂麦琳的人，都是认为只要找到李行亮这样的老公，就能做一个幸福全职主妇。她们认为是麦琳脾气不好不满足才会这样的。当李行亮知道抬行李，知道吵架之后再先办法和好，她们就已经觉得这丈夫足够让婚姻全是通途。全然不顾每个女性生孩子都可能有生育损伤，每个人要是只带孩子只照顾家庭就是会扭曲。很多母亲们，都是这样扭曲的。

幻想中一个男人的优点，都会被百倍放大，当做真事来爱。一个女人还没有彻底厘清的“情绪失控”，足够发起全网围猎女巫，连她说话、戴眼镜、素颜的脸，都是错误，真正“活着呼吸是错死了也是错”。

对于有些人来说，找到男人的好处，好像是一种本能的习惯。杨子再怎么样，幻想他有钱，全然不顾黄圣依所有事业金钱都被杨子吸血，真正的霸总就是对妻子也不手软的霸道和不讲理。留几手再怎么样，会怼人，会现眼看着挺好笑，全然不顾留几手亏了妻子多少钱，生活如同废物，不照顾妻子和妻子全家的感情，甚至连搞笑这件事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动作语言女人说就是讨厌恶心，男人说就是搞笑。

诅咒麦琳就是一种对婚姻制度绝望的信仰：只要我足够好，足够顺从，足够知足，足够贤惠，足够忍耐，我就会得到幸福的婚姻和生活。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正在抱怨的正在发疯的妻子。

骂女人，比怀疑游戏规则，更容易。

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工厂很难”、“厂子快办不下去了”。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感受到电商平台之间低价竞争的惨烈，而作为生产一线的工厂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们走访了浙江诸暨和山东沂水的数十家源头厂家。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选了中国百强县。它们最有名的地方产业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轻工业：传统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

南北两地有很多差异。比如，江浙一带的厂家通常更早受到电商的影响，干脆是先想做电商，再去开厂；而山东一带则更晚入局电商，进入电商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无奈之举。共同点是，无论是诸暨还是沂水，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厂，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博，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现在，生命线还未断，但生命线已如悬丝。

工厂开不了空调了

汽车驶过浙江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时分，一路铺面卷帘门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在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控制下，室外体感气温已经接近40度。但推开工厂大门的瞬间，闷热的气流还是扑面而来。

这座袜子厂在楼里，一栋楼就是一座独立的厂。顺着外置的楼梯往上爬，简陋的三角钢焊接的楼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响，每一步都感觉楼梯将要散架。猫着腰进入一个小门，三楼五百多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层层叠叠的纺机——14台为一组，一共5组70台，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纺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大部分纺机都停止运转了。他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耳机里什么都不放，隔离了纺纱机的隆隆声响。

这里的袜厂是不开空调的，不能开，也开不起。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开不起的经济账袜厂老板黄雄则是这么算的：“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黄雄告诉我们，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后，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诸暨是浙江绍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袜子产业发达，“走错门都是做袜子的”。在诸暨，每年将生产出250亿双袜子，占全国销量的70%，全球1/3的袜子也来自于这里。

但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没有老板敢囤货了。家里有几十万双袜子、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来越难卖，“以前出个10个款，能起来五六个，现在出10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其他的都卖不动的”。

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根据2008年出版的《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一双袜子的毛利润在1.2元左右。但现在，“能挣5分钱就是暴利了”。至于高端袜，以前利润约有10%，现在“有的还挣10%，有的挣2%、3%，有的连1%都不到。”

黄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我们在浙江、山东走访的产业带上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断崖式的下滑。”一位山东沂水食品厂的老板说。在沂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28天，再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你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一位老板娘说。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都可以被缩减。

生意在开倒车

诸暨当地的商家和工厂老板们发现，电商平台的某些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成了低价“大逃杀”。

工厂的逻辑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利润低到什么地步？“一个环节赚一分钱”。王凯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厂”的老板娘，她告诉我，翻袜环节赚一分钱、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一双袜子赚5分钱。但是，如果量足够大，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那就是150万的年收入。对于当地的小老板而言，这个数值已经不菲。

纯棉袜子吸汗、透气，柔软不臭脚，在消费处于快速发展的2010年代，纯棉袜子已经成为绝对主流。棉又分很多档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双棉袜的含棉量也有区别，有60%，有80%。

但是，袜子里只要有棉，一双袜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块以上。

如果成本要压到1块以下，就需要用到涤纶。涤纶袜更便宜，但材质硬、易起球、易发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费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质的细微差别，这种复古的材质正在重新找回市场。在当地，工厂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数倍于纯棉袜子。

周鑫是黄雄的邻居，拥有另一家童袜厂。他一直痛恨涤纶袜，他称之为“垃圾袜”。这几年没挣到钱，他觉得是因为“涤纶的来搞”。当涤纶袜以低价占据市场时，他生产的棉袜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扰乱市场”的过程。“有些消费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气。

周鑫还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铺里的商品图片，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他一摸就知道，这是涤纶。消费者不能用肉眼和触感直接分辨，他强调说“可以用火烧”。如果是棉的，烧出来是纸的气味，涤纶袜点燃之后，会发出塑料烧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专门在某平台上买了销量第一的涤纶袜，录视频“烧给客户看”，可是，隔着网线的消费者怎么闻得出是什么味道呢？周鑫专门找了一个朋友用画外音告诉观众：“着起来了，着得很厉害哦。这是纯棉做的袜子吗？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烟是乌黑乌黑的！”

与此同时，抄款、盗图的风气盛行一时。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出来了，“就跟狼一样，哪里闻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当地人强调。“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画，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与紫色相间的库洛米。当仿品出现时，他们也无处申诉。

大家更喜欢做平台上已经“卖爆了”的款——打开某平台的app，搜索“袜子”，首页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厂家正在竞相生产的。不过，款式虽然相同，图片也一模一样，质量却可能大有区别。

另一家的供货厂的老板赵振东告诉我，“一个产品起码要做两种到四种不同质量的”，把各个档次都覆盖到，以供不同客户挑选。“卖得好的，四个质量，四个价格”，“客户来了，我都直接问：你是要品质还是不要品质？”

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样品。“都是涤的。”他说，“涤的就是跑量，适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压货的，只有客户订才做。”棉袜不压货，这是他的另一个策略。

赵振东承认，这都是一些求稳的做法。而使用这样的策略，不过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坚持，自己绝不做涤纶袜，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卷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不是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总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袜子的克重、股数、针数、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有了20克的袜子，就会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袜子，又会有14克的。”

产业升级卡住了

像周鑫这样的老板，本来希望在“产业升级”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升级差一点就成功了。

2010年后，大唐袜业开始向着差异化、质量取胜的方向发展。“时尚潮流风”、“商务风”、“运动风”等不同赛道也开始逐渐被区分出来。机器升级换代，“电脑机”能做几百个花型，“一按就出来了”。

舍弃低端走量的小厂也是当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关停“三合一”小厂（集生产车间、仓储、员工宿舍于一体的厂，易有消防隐患）、淘汰燃煤锅炉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这么做的时候，社会非议很大。”一位政府人员告诉我，“肯定会真刀真枪地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在堵他们的路，或者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伤亡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和改变。

但现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点。厂家朝不保夕，早已没有充裕的资金升级，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转型。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厂家不愿意更换新的机器了。在过去，几乎每一次机器换代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厂长说，那时候更换机器是“没办法，一定要换”的事，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但现在，我们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一度政府对一体机的补贴力度高达40%。问题在于，一体机生产的是高端的袜子。可是现在，高端袜最难做，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花大价钱更换做高端袜的机器。今年，一体机的补贴力度已经降到了10%。

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原本也“一腔热血”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厂长很快发现，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做高端举步维艰。

品牌需要营销，需要广告，需要媒体影响力，都需要钱，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发现“是个无底洞”，终于“扛不住了”。两年前，一位常有新点子、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放弃了线下商超，招来了专门的电商负责人。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像厂家们放弃的的“品牌梦”。

9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正在举办诸暨大唐第十八届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自1999年开始，早年每两年办一届，这几年每年都办。长年来，展会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订单的主流渠道。

在博览会现场，有的企业在宣传自己开发出了不勒脚踝的新技术，有的企业在宣传新中式的礼盒包装——更舒适的技术、更做文章的营销包装，已经是袜子这类日用品最大的产业升级空间了。

令人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向我推销蚕丝被，话术如出一辙：我们马上要收摊了，把这些被子便宜卖掉就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推销的人告诉我：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户签下大订单后免费赠送的礼物。但今年，展会上客户稀少，往来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没人。因为没有签大订单的客户了，商家只能尝试把赠品推销给往来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从下午一点呆到四点，他们的被子一直没有推销出去。第二天，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袜业市场，还在卖。

白牌工厂困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囤积了大量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中低端小厂，被称作“白牌”。所谓“白牌”，指它只有生产功能，没有品牌功能。

白牌厂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货”。“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产，让品牌商家去贴牌售卖，成为大工厂的一个外置器官。“供货”，则是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产品。两者的利润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袜子的白牌厂，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需要依靠“走量”赚钱。

在步入电商时代后，“白牌”一度成为“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比大工厂更加灵活。得益于电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这些源头厂家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白牌厂也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对于厂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户、经销商们应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产就行——看起来，这个“外置器官”独立了。

但当大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才发现白牌厂的脆弱。

作为大工厂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外贸易能消化的产能也比过去有所缩减，内销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厂可以通过研发、市场、运营等部门的创新，为自己争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白牌厂却无计可施。

同时因为资质不够，白牌厂往往难以接到线下实体的大订单。即便想做，也因为低端的生产线生产已久，又早早削减了自己的线下渠道，即便临时想转型，也来不及了，白牌厂已经无法匹配多数线下中高端配给的需求了。

就连看上去最后的出路——直播，他们都没有办法做。诸暨袜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一只鱼，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资金达上亿元，请到王宝强做代言人。对于大部分小工厂而言，不可能砸得动钱。此外，直播“没法控制卖多少”，前一天某一款卖爆了，卖出了1000单，工厂加速生产，第二天又没量了，但已经在运行的产线却无法停下来。

最终，摆在诸多白牌厂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它们必须参与一场低价战争：加入市面上卷低价的电商平台，或变本加厉地以低端走量的逻辑继续做代工和供货。不管哪种方式，都是通过让渡更多的利润，来换取一种确定性。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不是没有订单，就是订单不稳定。假如工厂一会儿停摆，一会儿重开，一会儿需要解散工人，一会儿又要重新招人，临时工比长工贵，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只有机器全开，达到产线饱和的状态，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一位工厂老板形容。

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将产品销出去，那就要亏钱了，“做了亏2000，不做亏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饼厂老板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月饼的成本，再怎么计算也不可能低于3块5，为什么可以卖到一块钱？“我们买回来吃了，确实是月饼。”一位老板百思不解。

那个厂家可能是在清库存。一家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老板简哲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形势好的时候，一些老板搞不清自己一年具体赚多少钱，只知道赚钱了。因为“没有人会专门养一个会计坐在家里做帐”，他们通常把财会功能低价外包出去，外包财会的主要功能是把税理清。他们也不会找人及时地盘点库存，但“只要还有库存，钱就还不是你自己的”。

这些老板们从来不会告诉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钱。他们只告诉你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单，比如以前“一天四五万单”，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千单了”。

一开始，由于单量够大，就算利润再低，总还是赚钱的。就算部分产线亏本，但只要达到生产线饱和的状态，总有少部分产品可以卖钱。“为了养活工人，就要把机器开起来便宜做。”黄雄这样解释工厂的逻辑。

除了压成本、亏本清仓，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之所以可以被卖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老板“算不明白账”。他们“看着差不多就做了，实际上是亏的”。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这些规则就如天书。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对厂家更严苛，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加入电商平台后，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实操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里可能罚款。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成本叠加的“蝴蝶效应”。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运输成本已经支出；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要缴纳品质问题的罚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整改结束已经入库迟到，需要缴纳迟到的罚款；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会导致链接显示库存不足，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如果价格过低，也会导致爆单。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决定在平台清货，他只有200单要清，店铺小二告诉他，清货要降价。老板从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终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但他库存只有200单。发不出货，就必须承担罚款。每单8元，总共缺货1800单，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万5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资才有可能达到8000）。他们很少叫苦，他们更喜欢说“习惯就好”。但是，再简单的工作，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后来穿布鞋，再后来穿拖鞋，再怎么换，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了。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300块——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山东沂水，产线萎缩得更加厉害。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7、8天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逃出内卷

形势比人强，低价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轻易阻挡它，对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触到了一种叫作“半托管”的新模式，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所谓半托管，就是相对于平台对货品有全部处置权的“全托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厂不太擅长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订单、物流、营销环节，工厂有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尤其是决定生死的定价权。这种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个产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内，产品的长期销量也比较稳定，工厂卖家薄利多销的模式能持续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这种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宝的淘工厂。周鑫一开始也没搞懂，平台让渡出了部分定价权后，怎么与其他平台竞争低价。但仅退款数量的明显减少，让他明白根子在用户身上：淘宝成熟用户居多，对劣质产品的容忍度明显更低，这就给价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半托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价值，在于工厂不具备的市场洞察能力。由于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在访谈中，不少厂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场调研，没这个条件”。而平台可以借助自己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对市场的判断、对消费者的洞察，帮助工厂真正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举个简单的例子， 5双袜子一包，有时候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双的颜色——这一个微小的调整就可以让商家的单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并不需要一味去卷低价。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果品类，但淘工厂重新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赠礼物”的需求，为它添上包装，添上“禁止焦绿”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网热卖，单链接热卖10万+。

“大家都说中国是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认为中国是产能错配。”一位工厂老板向我转述跟淘工厂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洞察到，而许多不匹配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却被大量生产。

这个小二所对接玩的具厂，此前一直不敢把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开款中去。玩具看起来是标品，实际上是非标品，种类非常繁多。如果开10个款，能爆3到5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确打爆链路、又节约了运营成本后，商家的确定心非常强，他就愿意去主动去开款。

形势好的时候，工厂倒闭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库存”。当时，厂家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策略上更冒进。但如果货囤得太多，来年出不掉，厂家将会承担巨额亏损。

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定性”对厂家至关重要。参与半托管模式的工厂可以根据销售情况来定制生产。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库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访过的几个产业带上，都有工厂在“偷偷”做淘工厂。工厂老板们很小心，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好，就会怕被同行发现，甚至亲兄弟都不让知道。怕知道了，都挤上去做，又开始卷起来。

他们真的是卷怕了。

如果写内地的舆论史，哪怕带着激愤的观点，只怕也绕不过胡锡进这个人。这一点，一定会让写史的人沮丧，以为是向某个阶段，某些不那么光彩的时代特征让步。这种洁癖值得铭记，却也是侧记舆论场真相时，不得不自我说服的作者心态。

胡锡进以不可描述的原因，淡出舆论场近百日后，账号在千呼万唤中苏醒。于他而言，不知道是南柯一梦，还是漫长星途上的必要休眠。他账号重启的第一篇博文，写了京郊之变的闲笔杂感，甚或是晚年归隐的念头，颓唐之色不加掩饰。‍‍‍‍‍‍‍‍‍‍

相较于胡锡进归来时的沉郁，他的关注者——或者说阅听人——表现得异常兴奋，可谓奔走相告。这些群体的很多人，在他账号沉默期间，边谈论胡锡进的“离开”，又期盼着他的重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很有意思的舆论场景象。‍‍‍‍‍‍‍‍‍‍‍‍‍‍‍‍‍‍‍‍

看待胡锡进、尤其是流传的“老胡”“胡编”这两个名字时，看似亲切的称谓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可称之为“亵玩焉”的语气。与其说胡锡进是一名退役宣传员，不如说随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他越来越被当成一名表演家，一种被围观的论界活化石。‍‍‍‍‍‍‍‍‍‍‍‍‍‍‍‍‍‍‍‍‍‍‍‍‍‍‍‍‍‍‍‍‍‍

阅听胡锡进的那些人，很大比例不是他的同路人，反而是价值观相左的人群。如果查看这些人灵魂深处、脱壳而去的古早立场，只怕还泛着自由主义的底色。但这些人围聚在胡锡进周边，耳熏目染，两下关系围绕虐恋的主题而演化。‍‍‍‍‍‍‍‍‍‍‍‍

如果放在一个较长时间段看，充斥胡锡进与他那些真真假假的欣赏者之间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舆论场病症。胡锡进的存在，象征一种意见市场现状下的“基础病”。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而是齐聚的病友通过他向公屏投射了流行的病情。‍‍‍‍‍‍‍‍‍‍‍‍‍‍‍‍‍‍‍‍‍‍‍‍‍‍‍

最初，这些舆论场的病人之所以看向胡锡进，并非折服于他的观点，而是鄙夷他的立场。其后，受鄙夷动机驱使的这些人受制于某些匮乏，将调笑作为嬉游舆论场的手段，进一步贴近老胡。最终，他们在暴风骤雨般的自我厌弃中，“拥抱”了胡锡进。‍‍‍‍‍‍‍‍‍

胡锡进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变迁，明面上是信息供应剧变叠加舆论场生态恶化的结果，实际上反映在深层的心理上，则是后者挣扎于失败者的沮丧，沉浸于纵乐，下意识地维持舆论场的在场感。这是一种不死之死，是舆论修正主义的必然产物。‍‍‍‍‍‍‍‍‍‍‍‍‍‍‍‍‍‍‍‍‍‍‍‍‍‍‍‍‍‍

对胡锡进本人而言，他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环绕他的人。而那些持嬉笑、亵玩的态度，声称爱老胡的人，本质上是不爱自己的体现。这可能是舆论场中第一个“我爱他，却与他无关”的虐恋故事，展露的是比去价值观化更微妙的舆论子生态。‍‍‍‍‍‍‍‍‍‍‍‍‍‍

胡锡进为自己的言论表达打上了独特标记，概言之，其肯定X加否定Y再得出肯定X的路数，约等于1＋另外一个1等于第一个1 的套路。就像是表演中可预测的折子戏，那些观众既轻视他所言，又习惯用这些言语制成他们亟需的白噪声。

若衡以新奇、深刻的标准，老胡所言悉数中庸、保守，谈不上太多的启发价值。但在宏观的坐标系上，老胡的墨守成规，因为言论背景的剧烈变动，有时竟然焕发显著的醒世与警示效用。这一点早已成为他观众所知，亦炼成后者的把玩心态。‍‍‍‍‍‍‍‍‍‍‍‍‍‍‍‍‍‍‍‍‍‍‍‍‍‍‍‍‍‍‍‍‍

在无法自拔的双向奔赴中，胡锡进与病态的观赏者构成了时针与分针的链接，而荡漾在二者之间的胡编语录，也能偶然地指向某种社会弊病，让观赏者发出“老胡也怒了”的哄然鼓噪。老胡越是做自己，赏玩者越是乐在其中，是谓药病同源也。‍‍‍‍‍‍‍‍‍‍‍‍‍‍‍‍‍‍‍‍‍‍‍‍

胡锡进劝进，服下这几剂药，就跟我们走罢；那些自视清高的围观者说，我服你胡药也不跟你走。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将胡锡进当作笑料的那些人，已然离不开他们的老胡。老胡避走舆论场，这些人抓耳挠腮，病情复发得很厉害。‍‍‍‍‍‍‍‍

老胡重出江湖，恢复言谈之功，不只是他个人的退有所养之需，也预示着通盘考虑。据此权衡，让老胡继续扮演老胡，谁能说不是洞察前述天机的明智之举呢？比起让这些病友或因涣散滋事，不若以老胡统领病友心神，维持无害化的治疗需求。‍‍‍‍‍‍‍‍‍‍‍‍

以今日之格局视之，老胡俨然已是舆论场的道德高地与良心支柱，流传朋友圈真假难辨的老胡语录，佐证这一象征的存在及扩散是现实而非臆想。归去来兮，胡锡进是否调整言说配方尚未可知，可那些嗷嗷待哺的围观者指嗓示意，喂药喂药，倒是真真切切。

谣言也要讲导向。

文丨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张彦君

这是一场特殊的毕业旅行。

照片中的六个女孩来自同一个宿舍，她们精心打扮，笑容甜美。在毕业五年后，终于等来之前没有成行的旅行。女孩许诗婷把这美好的时刻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很快，她发现合照被盗用了。一个拥有3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将其配乐做成视频，并附上文字“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视频下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许诗婷和舍友们联合起来私信博主要求删除，不仅没得到道歉和删帖，反而被拉黑。直到许诗婷报警，博主才表示，“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而被造谣的照片已扩散至多个平台。

女孩们被激怒，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权。

2024年9月19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定盗图博主侵害许诗婷和舍友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判决博主出具书面道歉信，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许诗婷说，盗图博主的主页里不仅有她们的合照，还有其他女生的照片，文字同样是关于“几万彩礼、你选哪个”。她看到女生像货架上被标价的商品，被挑选、评价。

坚持维权，因为她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造谣不是零成本，而是违法的。“我要通过打官司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博主盗用合照描述为“收10万彩礼的六姐妹”。受访者供图**

许诗婷通过私信和评论联系该博主，说明六人合照里是她本人和朋友，要求他立刻删掉视频。

但到了周末，许诗婷打开短视频软件一看，博主竟然又连发了多次合照，这次他在合照上标注“一姐、二姐、三姐……六姐”，年龄标注从20岁至24岁不等。配文“六姐妹彩礼都是十万，你会喜欢哪一个做老婆？”视频文案是，“我们六姐妹都想结婚了，你愿意给我个稳定的家吗？”有的视频评论量和点赞量上千。

不仅如此，博主把粉丝聊天群的群头像也设置成她们六人的合照。许诗婷看到之前的私信对方没有回复，她再继续私信时，发现已被拉黑，留言也已被删除。

很快，女孩们发现，影响不断扩大，照片和造谣的信息已经蔓延开来，“就像蟑螂繁衍一样。”

女孩梁蕊是合照中穿黑衣服、戴眼镜的女生，她看到视频的评论区里博主回复网友，“都是认真找男朋友。”有网友说，“必须选眼镜。”该博主回复，“她是做老师的。”

自己的职业被凭空捏造成老师，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评论，梁蕊既生气又憋屈，“感觉自己像个商品被明码标价，还被评头论足。”

为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状态，她选择屏蔽与此相关的内容。但谣言已经从网络蔓延到她的现实生活，上班时，有同事脸上笑嘻嘻地，用八卦和嘲讽的语气问，“你是不是在网上征婚？”梁蕊感到被冒犯和不尊重。

被盗用的照片在其他平台被搬运、二次传播，许诗婷收到很多网友发来的截图，有不熟的朋友问她，“你要10万彩礼结婚？这么多……我朋友想结婚。”许诗婷解释，“那个不是我发的。”

一个朋友看到网上照片后，问许诗婷是不是要10万彩礼结婚。受访者供图

“请不要打扰我”

2023年10月21日，女孩们开始维权。她们分别私信博主，没有得到回复，又涌进博主粉丝群里发声明，“此人搬运我小红书图片盗图造谣，涉及图中本人及其朋友，已准备写起诉信告此账户和此群，注意不要被诈骗，此账户非本人。”

二十分钟后，博主开启群成员禁言，半小时后，群聊被解散。她们又在平台上举报视频侵权，“盗用图片并配侮辱性文字，而且获得1万点赞，已经构成侵犯肖像权。”但投诉反馈显示，“根据现有材料，平台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请补充更多材料投诉，以便平台进一步定位核查。”

接连维权都不成功，盗图博主依旧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许诗婷“气炸了”。她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了解情况后表示，视频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不能立案，建议走法律途径维权。

许诗婷用小号私信博主表示已经报警，博主才开始回应她，“不好意思，我删除了。”他称图片是从一个搜索引擎用户的帖子中搬运的。

许诗婷对博主此前“无视、拉黑”的行为不满，她告诉对方，“我一开始好声好气跟你说，还要拉黑我。别以为删了就可以了，都是有记录的。”

博主回复，“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许诗婷觉得荒谬，“是你打扰到我们六个。”博主说，“人家（我）已经删了，你何必还为难人家（我）呢？”

许诗婷维权过程中，盗图博主称“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受访者供图

“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许诗婷被激怒了。她说，几年前实习时，她被一个男同事偷拍了一张穿皮衣的照片，发在一个仅有男同事的群聊里，并且发表了侮辱性的评价。群里相熟的男同事把这件事偷偷告诉她，许诗婷觉得恼怒又无能为力，“就算把偷拍的人拉出来骂一顿，又能怎么样呢？”

但这一次，许诗婷不想继续沉默，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但博主连道歉的态度都没有，这触及了她的底线。另一个坚持维权的理由是，许诗婷认为，合照被盗用是因她而起，她有一定的责任。

许诗婷把起诉的想法告诉宿舍群的女孩们，得到了大部分舍友的支持。

女孩蒋帆说，她们试图在各个平台举报搬运盗用照片的帖子时，发现大多数的举报都没有效果，少数举报成功也只反馈会通知博主删除，没有任何对盗图博主的处罚措施。

而她们却陷在繁琐的举报、申诉流程里。蒋帆心情烦闷，她也萌生想法，有没有更有力的手段能震慑这些盗图的人？看到许诗婷提出起诉，蒋帆立刻响应表示支持。

但女孩梁蕊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她回忆，许诗婷咨询律师后，律师建议六人联合参与诉讼比许诗婷一人起诉的成功率更高，虽然许诗婷提出可以先垫付律师费。但如果官司败诉，5000元的律师费需要平摊。

梁蕊刚被裁员，经济压力很大，找新工作已经让她心力交瘁。面对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结果还未知的诉讼，她退缩了。最终，六个女孩中，四人联合起来起诉盗图博主。

没有动摇维权的决心

许诗婷也没有想到，维权的过程如此艰难。

起初，她在网上寻找起诉的攻略和教程，打算自行研究。但她打开“广州互联网法院”小程序填写信息时发现，对案情的描述，她不知道要写多清晰。博主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她也不知道怎么填写。博主的个人信息，也无从知晓。

在咨询多个律师后，她聘请了广东智洋凯成律师事务所王梦婷律师。王梦婷告诉她，博主的行为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建议她们要尽可能多搜集盗图流传到各个平台的证据，证明博主盗图、造谣行为产生的恶劣影响。

她们手中有博主盗图的截图和录屏，但图片被扩散在其他平台上的证据并不好收集。好在很多网友给了她意想不到的支持，在许诗婷的维权帖子下面，收到很多网友在其他平台搜集的截图证据以及鼓励，“网友让我们一定不能气馁。”

许诗婷说，委托律师后，省去了她们很多精力，但依然有文件需要四人集体签字。共三次签字，她和舍友们分别从广州的各区聚集在一起，路程上至少需要一小时。

许诗婷听过舍友的抱怨，“又要签名，都这么久还没有结果，不想弄了。”她能理解舍友的心情，从起诉维权开始，被告卢某某就没回应过。许诗婷从律师那里了解到，法院给卢某某打电话、发短信都联系不到，导致法院公告和送达用了很长时间。

由于卢某某不配合，原定5月的开庭拖到6月5日，卢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

“如果不是我们坚持维权，（盗图）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许诗婷说，因为维权，有媒体联系她们进行报道，帮助她们澄清谣言。2023年11月6日，短视频平台才将盗图博主的账号封禁，视频清空。而被封号的前几天，盗图博主还一直在发视频，将商品挂橱窗。

2024年9月18日，她们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定，卢某某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发布案涉视频，将四原告及其他两位案外人的合照描述为“六姐妹”，虚构事实。卢某某将10万彩礼与四原告相关联，诱导网友评论四原告，引发网络用户作“出价”“挑选”等评价，多家平台发布相关报道，引起广大用户热议，部分用户作出负面评价。

广州互联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条等规定，判决卢某某侵害了四原告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法院要求卢某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书面道歉信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女孩们向短视频平台举报，但平台反馈“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受访者供图

违法不是“零成本”

许诗婷把好消息发在网上，许多网友替她们感到开心，“支持你，让坏人们的造谣成本更高一点，让姐妹们可以更开心自在地生活，无畏谣言。”

王梦婷律师说，虽然维权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胜诉判决表明，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要对自己在网络世界的行为负责。在蒋帆看来，虽然赔偿的数额不大，但心理上的胜利更让她振奋。“这次胜诉的意义让我感受到，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6个人，背后站着法律与正义。”

许诗婷说，之前在网上看过“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自杀案”，觉得非常可惜。事实上，事情刚发生时，女孩们也曾陷入过自我怀疑、指责和争吵中。

在宿舍群聊里，舍友们埋怨过许诗婷未经允许发布合照。舍友们觉得，合照要经过每个人同意后才能发，不能个人私自发上网络。

照片被盗用后，也有舍友认为，是不是因为最初许诗婷对帖子下的“变味”评论没有制止，才导致有更多博主去盗用、传播。甚至有舍友说，以后不想跟许诗婷一起玩了，就算出去玩也不跟她拍照。

女孩们还陷入了“受害者有罪论”的思维里，视频评论中有人讨论、评价她们的身材，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穿着有问题？”“裙子太短了？”许诗婷说，有舍友甚至想把合照中穿的衣服丢掉，“觉得好脏。”

蒋帆说，事情刚发生时，她有一种不安全感，决定以后还是不要再乱发照片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她的家人也叮嘱，别在社交媒体发图片或视频，“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怕吗？”

直到冷静下来，她们才想通，她们的衣着很正常并不暴露，问题不是出在她们身上，而是盗图的人。胜诉后，也有一些网友在许诗婷分享维权经历的帖子下方留言指出，这不是她们的错，盗图、造谣的人才应该反省、害怕。

许诗婷将收集证据、平台举报、找律师代理的维权过程整理出来置顶在社交网络的主页上，希望给更多想维权却不知该怎么做的人提供指导。她想告诉更多人，遇到这种事可以反击，“千万不要想不开。”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盗图、造谣是违法行为，而且不是零成本，“要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距离法院作出判决结果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卢某某依旧没有履行道歉和赔偿，后续许诗婷和舍友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女孩们的情谊没有因此改变。“我们平常相处也是闹闹哄哄，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没心没肺的。”蒋帆说，大家认识快10年了，是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密不可分。争吵的时刻、感动的瞬间、笑中带泪的回忆，都是漫长时光里共同经历的，这份友谊难能可贵。

蒋帆期待着，拿到赔偿后六人第一时间去吃顿美食庆祝，等到大家都赚到旅游经费，再一起结伴出游，拍美美的照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诗婷、梁蕊、蒋帆均为化名）

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不管官方用的是什么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借口，某些城市管制万圣节装扮的真实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他们心虚，有太多不愿让市民触碰的疮疤，他们心虚，害怕来自公共场合的行为艺术讽刺，他们心虚，所以这也不行那也不让。

这实在是非常可悲。

万圣节被市民选择作为公共表达的渠道，本身已经是退了一万步的妥协，官方其实完全可以与市民良性互动，进一步消解那些“特别装扮”的政治意味，将万圣节装扮游行作为 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阀。只可惜，他们太过心虚，完全没有信心和市民良性互动，最终只能一刀切禁止万圣节“奇装异服”。

在万圣节装扮成特定人物，甚至把自己装扮成物品，一部分人单纯是为了玩儿，一部分人则是寄托某种意义，表达某个主张。但因为有节日习俗的保护，无论多么严肃或伤痛的话题，都完全可以解读为“搞怪”，解读为“戏谑”，可以不用严肃回应，更不用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自信点，OK？

共青团上海在2023年发表的评论

“总之我不想在一个富强、平等、文明和谐的地方了。”

“画上句号”

朴奕在购房合同上签下名后，长吁一口气。

“算是结束了吧。”

合同上的那一套房子，是上海徐汇区的“老破小”，总价340万。朴奕每月房贷4200元，这样的日子得持续30年。

巧合的是，在10月13日这天，上海二手房网签量1334套，为去年9月以来的单日新高。

这让朴奕父母觉得，总算是踩对了时机。

买房，本是他们的原意。他们始终认为，房子是能握在手里不会贬值的资产，是让31岁的儿子留在上海的底气和资本。

与之对应的另一面是，朴奕吃够了买房的苦。

近两年，朴奕有过4次房产交易，几乎踩中了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包括逾期交付、房价下跌、房贷降息、限购放松等。

比如房贷利率。2022，他购入松江区新房，单价4.8万，房贷利率4.95%——此前有过房贷记录，再购房只能按二套房贷利率计算。

月供6000块的压力，让“高位站岗”的朴奕过上“二手生活”：电脑、手机都是二手，咖啡在二手平台下单，一杯9.9元的价格还能被“打下来”2块钱。

再如房价。今年，朴奕父母和他商量，把松江的房子置换回城区的老破小。被不同的卖家一次次突破底线后，他们以340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亏了120万”。

不论如何，这成了他回到徐汇区的筹码。“至少月供少了1800块。”

朴奕想过，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他不会买房，“这不是我的必选项”。

当“房子”成为必选项

房子，起初是朴奕的“救命稻草”：卖房是为还债，买房是为退路。

2022年，朴奕在北京工作，父母多数时候住在江浙某县城，那套总价268万、179平方的江景房本是退休养老的住处，他们用10年贷款换这份安居。

然而，他们却在退休年龄遭遇生意失败，倒亏70多万。

一边是房贷，一边是欠债，朴奕父母唯有卖房。

那套位于上海徐汇区的50平方米一室户，是“老破小”。尽管已经算不上是核心地段，但房价依旧高达8万。

朴奕老房子的阳台外景 图源：受访者提供

一番倒腾之后，朴奕家里债务全清，还有了百万结余。

有了“闲钱”，父母开始盯上房产。根据统计局数据，2022年上半年，房价同比涨幅超过1%的城市有7个，当中包括上海。

“楼市向好。这在父母眼里，买房是不会亏本的事情。”朴奕说，父母的经验认为，不买房的话，手里攥着的钱可能会贬值。而不论是银行储蓄或理财，都比不上房子保值。

于是，他也起了“房子是退路”的念头。那段时间，只要有空，朴奕都会从北京回到上海，出现在不同的新楼盘里。

如此往复，直到年中。朴奕得到消息，在看的新楼盘还有房源。第二天7点，他开车赶去售楼处，车速直踩到80迈。

停好车发现，排队长龙已经从售楼处排到了路边，甚至还有叔叔阿姨坐在自带的简易板凳上。

他心里沉了一下。走到售楼处门口，就被保安拦住。对方说号都取完了，言下之意是没有买房机会了。他有点不甘心，之前看过很多房，唯有这里的区位、房型、单价等，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在预算范围内。

在“房子是退路”的选项上，朴奕和父母选择孤注一掷：找有关系的中介，给了一笔43万的“茶水费”，拿下楼盘内的一套新房，总价接近450万。

朴奕购入的新房 图源：受访者提供

签下合同，是2022年8月。这也是新房价格最高点——据统计局数据，2016年至2023年2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中位数最高点，出现在2022年8月。

有的人买房，是为了退路。有的人买房，是为了向前进一步。

47岁的吴宏和妻子也赶在这个时间段买房。他们认为，“房子是资源”。

孩子已经14岁，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想去更好的学区。为此，吴宏倾尽所有，买下长宁区的老房子。他想过贷款，但转念一想，即便是满贷到退休，十余年的月付压力也大，“倒不如凑一凑，一口气付掉”。

盘过夫妻俩的收入和存款后，吴宏咬牙借了一部分钱，用接近600万的总价买了房，“哪怕以后不去住，租掉也是合算的”。

25岁的李丽和相恋7年的男友步入婚姻的第一步，是买房。

她是一名幼师，男友以留学生的身份落户上海，双方收入稳定，“在上海有一个家”的愿望也就提上了日程。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上海。最终，两个家庭凑够260多万首付，俩人再贷款140万，成就了一个“新家”。

但那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新家。那个一室一厅、不足60平米的房子，在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闵行老小区，木制地板泛黄，甚至有些剥离。但李丽觉得没什么，“不装修，只换新家具，先住进去”。

搬家那天，为了省下搬家公司要的200元上楼费，李丽和丈夫一前一后，硬是把那张两米长的、从二手网站淘来的沙发背上了6楼。

坐在二手沙发上看着“新房”，俩人开始畅想未来。

均值下降0.2%后

当无房一族变成有房一族，心理状态都会趋于一致：房价会接着涨。

朴奕的父母见过这样的情景：2015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楼市高歌猛进，新楼封盘惜售，工薪族变身投资客，那年12月成交量，创下2009年7月以来的78个月的月度成交新高。

2016年，限房限贷等限购政策陆续出台，上海房价疯涨的劲头过去，但依旧保持涨势。以徐汇区为例，那年均价6.3万元，前一年数字还停留在4.4万元。

那个时候的有房一族，同样对未来充满想象。

在2017年，吴宏认为从小资到中产，不过是一跨步的事情：普陀区的老房子单价超过6万，一年涨了80万，涨势喜人。

这样的涨势和稳定的工作，让他更有底气：卖掉开了多年的大众，全款买了宝马，“开这出去更有脸面”。

上海楼市的楼市也保持涨势。从2019年8月开始，上海新房保持28个月的上涨趋势（其中有3个月不变）。

基于此，朴奕父母对于房价上涨笃信不疑。因为资金不够错过了2019年的购房时机，朴奕的父母下定决心，趁2022年还有点“闲钱”，抓住机会买房。

进入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下降。根据70城数据，除了北京、上海在内的17个城市的新房价格有所上涨，其余均呈下降趋势。二手房方面，则只有北京、长沙、成都、南充4城上涨。

而新房房价坚挺的上海，则是出现二手房价格下跌，平均降了0.2%。

0.2%的均值下降，在吴宏的视角里，有更直观的体现。

那段时间，他从小区出入时都会看见中介的KT板：600、580、550、500……上面的数字变化之快，让他有点意外。吴宏本以为，这里地段、资源优势明显，“房价很稳”。

让他更意外的是，站在小区门外的热情搭话的中介。

“现在房价比前两年跌了快八九十万了，我手里有好多套，要看看吗？”

“房价有可能还要再往下，您考虑出手吗？”

吴宏所在的小区 图源：受访者提供

热情的语气，像一盆冷水浇在吴宏头上——房价真的跌了。直到2024年中旬，他的房子已经掉价近110万，总价的六分之一。

他庆幸过，自己当初不是找银行贷款凑首付，而是从几个朋友那凑了近60万。但很快，这点小庆幸也被击碎：各地陆续降低首套房、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以贷款100万、30年来看，利息比自己买房的时候少了近29万。

有朋友话里话外开始表达“还钱”。可吴宏暂时无能为力：公司效益不好，奖金被扣住了，孩子和家里日常开销，处处都得花钱。

现实的压力，让家里开始有埋怨声。吴宏妻子常说起过去的事，“当初为啥不用公积金贷款？”“为啥要买那辆宝马车？”

“不如把房子卖了。”妻子抛出了问题。

吴宏多数时候是沉默，唯有对妻子回应了这句话，“房子是不动产，总会涨回来的”。

李丽有点难与自己和解。

她的房子从400多万直降至270多万。房价跌了，房贷利率还是“高位站岗”：每月房贷1.2万，利率4.55%，贷款加利息已经超过了130万，“两头亏”。

9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为此，在LPR上加点幅度高于-30基点的存量房贷利率，统一调整到不低于-30个基点。

10月25日，李丽的心情稍微好点：存量房利率降了，算下来，每月房贷少还1千多块。

博弈与和解

接受了房价下行的现实，“高位站岗”的业主急迫地想要改变。

朴奕选择卖房。他没想到的是，底线会被一再突破。今年初，朴奕把房子挂牌，出价415万，他认为这是认亏的“底线”——不算房贷，已经亏了40多万。彼时，附近楼盘的新房价格回落到4万左右，相比半年前的4.6万单价，已经低了不少。

一个月后，中介说有买家上门看房，出价390万。朴奕有点犹豫，他算过账，刨去1%的中介费，还有新房5%的交易税，到手价格不到370万。

他拒绝了。

几个月后他才知道，如果有如果，他肯定会选这个出价最高的买家。因为这半年时间，压价的理由千奇百怪，比如“2楼的房子正对着居民活动区，秋天一过人就多就吵，到时候买房的会因为吵闹而不买房”。

他的底线被不断冲击。区位、楼层、学区、装修等房价谈判维度，全都失效，唯有“价格降得多”才是真理。

这半年，朴奕见过很多人，听过很多话术，在很多场涨与不涨的底线博弈中来回拉扯。父母比他更心急，早一步把底线透露给中介：370万。于是，中介很快把买卖双方的6个人招呼到一个会议室里。

买方率先开口，“330万”。

“不行”，朴奕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340万。”

交易的会议室 图源：受访者提供

一段漫长的拉扯后，购房合同的价格落在3405000元。这5千块，是朴奕卖惨后争取来的。而买家答应的前提条件是，提前搬进房子。

朴奕太想结束这场疲惫的拉扯了。

“如果能预知未来，我根本就不会在那时候买。”李丽说。

这房子差点就要断供。5月，李丽丈夫所在的公司利润下降30%以上，个人收入下降约20%。

那段时间，李丽整夜失眠，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挣钱。20多岁的年纪生出了好几根白发，看着自己的银行账单，还了两年贷款，差不多30万，但贷款还有100多万。

她想过跟父母借钱，“有点说不出口。我们没做错什么，但生活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但不论如何，李丽想趁着年轻再熬一熬。

她需要这套房子，“中国人的观念里少不了‘房子’”。受够了不停的换房搬家的她，一直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能让她不那么像浮萍。

已是中年的吴宏则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上。“三年后，儿子要能顺利考到老房子那边的高中，这房子就能卖掉，也算是解套了。”

他和妻子趁着假期去普陀山祈福。求得的签文说，一切会变得顺利，也能心想事成——这给了他们一些安慰。

“房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朴奕摆脱房贷后，时不时会想起这个问题。

他说自己想通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如果不在那个城市生活，附加的意义几近消失。

可朴奕的父母不是这样想的，他们需要为儿子考虑未来，趁着房价下行，手上的钱可以买回徐汇的“老破小”。

一切回到原点，与房子再次折腾。国庆假期之前，朴奕的父亲还是想赌一把，做那个“最合时宜”的购房者，在各种“要买就趁现在”的消息里，他看好了一套“老破小”，催着朴奕假期一结束就去签合同。

不到俩月，朴奕从无房族又变成房贷族。

在签约的当天，他认识的中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交易图，配文：“最近的五天，每天成交量过千，房价又要开始走高了。”

吴宏早已屏蔽掉跟房价相关的信息。

那天，他给朋友还了5万元借款，本想吃一顿好的当作奖励，看到菜单里原本想加单的荷包蛋，陷入一阵纠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朴奕、吴宏、李丽均为化名）

当女性变得好笑时

人们喜欢会说俏皮话的人，因为有趣。但只会说俏皮话还不够，还得有思想，这叫有料。有趣又有料的talk，你一定以为我说的是脱口秀。不不，我说的是法学院的刑法课。

怎么才能把“高深”的思想或“不招人待见”的观点变得有趣？这听上去很难，但刑法圈擅长这件事的人很多。比如罗翔老师，他那些关于张三的段子，让人笑到过瘾，还顺便普法。据业内人士说，“这是脱口秀应该有的样子”。

刑法学的另一位老师车浩，写的段子也很好。在他的新书《正义的决疑》里，有如下表述——“我们连打嘴仗和打飞机的禁止尺度都没整明白，还去讨论打真枪的禁止尺度，有点浪漫主义了。”令人笑到拍桌子。但这个段子有知识壁垒，一旦需要解释，就没法第一时间发笑了。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男老师，这可能来自人们的刻板印象——不管讲什么内容，女老师想讲得笑声四起，太难了。一位女性朋友曾经在民间教育机构管过一阵儿教学，想跟新东方学习，打造名师。于是要求老师们备课时在教案里面加笑点，十分钟一个大笑点，五分钟一个小笑点。女老师们的反对声浪最大，宁肯不要满意度，也坚决不肯讲笑话。她们都怼她说：“要不从你做起吧？”

于是，她就在各种课堂实践了一把，收获了稀稀落落的笑声，分外悲壮。

那时候，流行的T恤上写着一句话“where is my fucking skinny?”女老师的真实心声是：“where is my fucking funny？”别人很同情地总结：“女的，就是没那么好笑吧？” “也可能是太美了，所以才不好笑”。 “观点那么正确，所以不需要好笑”。

以上这些借口，很难不让人频频点头。但在这季脱口秀，这些借口通通不存在了。小鹿、唐香玉、山河、菜菜、鸭绒、Echo、步惊云、漆漆……她们轮番登场，我们发现：女生们原来可以那么好笑，比男生更好笑；甚至，又美又好笑、既正确又好笑。竟然可以这样吗？

长久以来，幽默仿佛就是男性的专属。如果女性是幽默诙谐的，那她一定悖离了公众对于女性美丽、端庄、持重的基本期待，同时也侵入了男性的传统领域？若有女性愿意走幽默这条赛道，那就意味着她得放弃淑女和美女的标签，比如此前的大笑姑婆吴君如，再比如后来的贾玲。

所以，当贾玲变瘦变美之后，公众会想当然地觉得她不再好笑。这是女性要为幽默付上的代价。虽然很难说这就是父权制的产物，但它至少代表了某种性别规训，就如我们期待男性要阳刚，女性要温柔一样的性别规训。

但令人欣喜的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走上舞台，这种刻板印象和性别规训也被渐渐打破。公众同样开始接受，女性一样可以非常好笑，而女性的诙谐幽默不会再被轻易地归入轻浮轻佻，甚至也无需再和扮丑捆绑销售。

在被这些女演员们一次次逗笑的过程中，我们甚至开始发现原来好笑的女生竟如此生动和美丽，比如胖胖的漆漆娇羞地讲自己如何恋爱脑，憨直的菜菜讲2米9的卫生巾可能要大过自家的客厅，还有堪称女性互联网嘴替的唐香玉直接开怼宝宝碗，大声宣告女性不仅要争取上桌吃饭的自由，还要争取上桌吃饱的自由。

所以，作为曾经羞于在课堂上讲笑话的法学女老师，我甚至憧憬，或许未来也可以再试试，如何将那些看似深奥的法学原理用更好笑的方式讲出来。只要我们不再自我设限，未来不管在培训圈还是法学院，是不是一定也会出现一群很好笑的女老师？

如果说幽默、自嘲、调侃都是对羞耻感的超越，是对外在处境的另一种对抗，那女性是不是同样可以拥有这种禀赋和权力？这就是女脱口秀演员们带给我们的胜利，是她们用一场场颠覆性的表演带给我们的胜利。

脱口秀里的女性表达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站上舞台，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女性表达。也是在这季的脱口秀中，我们看到了有更多女演员讲熟悉的催婚、催育，而女性议题的广度也从职场、婚姻、家庭拓展到外貌焦虑、月经羞耻、生育问题，甚至是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给女性造成的持久伤害。

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揭示出男女不平权给女性带来的尴尬、困扰甚至痛苦。大笑之余，我们同样为这些女演员输出的女性力量所吸引。如果说幽默已经代表了一种反抗，这些打动人心的女性表达中，同样包含了异常强大的女性力量。

印象深刻的一期，是菜菜讲女性的月经羞耻。她讲外卖小哥怕暴露，最终还是将代买的卫生巾放在了牛奶箱子里，而将牛奶放在了透明塑料袋里。这个爆梗和她的“我是来赚经费的”一样，将深埋在每个女性心里的月经羞耻彻底摊开在阳光下。在感受羞耻背后的荒缪时，内心那个曾经因裤子渗了经血而被男生讥笑，那个每次从书包里取卫生巾时总会左顾右盼，生怕被别人看到的小女孩，好像被彻底治愈了。

可当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诉说女性议题时，争议也越来越多地冒了出来。比如唐香玉第一期讲催婚异常火爆，第二期还将这个主题进行到底时，竟然连女性点评嘉宾也在提醒她，“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怎么走出困境的？”“你又回到熟悉的话题里去了，如果你有更大的视野用这套方式去讲，也会很好。”

但这些要求背后其实忘了，脱口秀本身就是要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出发，揭开自己最狼狈、不堪甚至自卑的一面，嘲讽自己娱乐他人，也在这种娱乐中袒露真相，并与自己和解，也向世界宣战。所以，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要只讲女性议题，就跟要求黑灯不要只讲盲人的人生体验，要有更广阔的视角一样荒谬无礼。黑灯在总决赛时说，我一直在说盲人的生活，可我感觉说的还不够，你们感受的同样不够，所以我还要说，即使在总决赛也还要说；而杨笠在串场时也说，我们女演员就会说这个，我们也就愿意讲这个，如果你觉得冒犯，那就看点别的吧。

有人说，总是围绕着女性困境吐槽，近似于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开始会让人同情、产生共鸣，反反复复就会让人避之而不及。但这种担心，不正是一份恐弱的心态吗？不想听到这些困境被反复言说，不愿被称为弱者。而恐弱又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有羞耻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排斥，对相关表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

二战之后，犹太人几乎不讨论纳粹大屠杀，因为这令整个民族感到羞耻。但明明遭受了那么大的罪恶，为什么还不能说呢？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得非常自信，才能把过去的伤疤暴露出来。后来，犹太人终于正视大屠杀了，这是历史正确的方向。而女性的处境，我们身在其中，反复感受，为什么不能说呢？那些尴尬的、可耻的、不公的、无处不在的困境，也必将通过言说和暴露，最终得以治愈。

女性议题对女演员到底是不是种局限？未来的脱口秀女演员们，是不是要想方设法地超越女性身份，去讲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只讲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事情？这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说高级的脱口秀是将个人经验引向社会议题，女性议题自然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至少在男女平权还未实现时，我们还需要有人站在台上，大声讲出女性的诉求和希望。

所以，在现阶段就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去演说日常女性的真实遭遇，又何尝不是隐藏在父权制下的厌女文化对如此严肃议题的轻蔑和鄙视？

被冒犯的男性和被抵制的女性

但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而当女脱口秀演员讲女性议题时，男性往往就会感觉被冒犯。比如杨笠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梗，就是她吐槽男性，“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却可以那么自信。”自此，“普信男”成了拥有性别优越感的男性的指代。很多男性却觉得被严重冒犯，而杨笠也因此被没完没了地一再抵制。

当然，很多男性对“普信男”的提法如此反感，有很大原因是话语本身的溢出效果。“普信男”的梗在剧场可以引起观众哄堂大笑，没有人会觉得被冒犯，走出剧场却引发如此多男性的“不耐受”，很难说不是脱离了文本和情境之后的断章取义和过度演绎。

很多人解释杨笠被抵制，是因为她挑起了性别对立；但动辄就将女性表达归类于性别对立和性别撕裂，从根本上也还是将男性放在那个不可被轻视、不可被调侃的有权者的高位，本质上也仍旧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社会格局，而不愿意触发任何改变。

如果男性只是在听了“普信男”的梗就觉得被严重冒犯，如果一个社会还要以男女平权作为目标追求，那么广大男性是不是需要提高一下被冒犯的阀值，而不需要动不动就感到被冒犯、被伤害？

其实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父权制将男性永远放在那个有权威、有话语权的高位，又何尝不是对男性的过度要求乃至隐形伤害？所以，恐弱与其说是很多开始主张自身权利的女性的反应，同样是那些抵制杨笠的男性的真实心理。据说，最反感“普信男”说法的群体，恰恰就是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因为收入、学历、外貌而被女性嘲讽和挑剔的男性。

所以，男女不平权伤害的绝不只是女性，同样有那些从小就被寄予了必须当个成功者的男性。他们向杨笠发起反扑，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不过换一个角度，把男性的抵制看做公民意见表达的觉醒也未尝不可。有不少男性开始介入这一话题，为“普信男”或者类似的标签激动，甚至组团采取了行动。即便这个行动是抵制，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主动性，哪怕是无意识的，在中国也很少出现。除了粉丝圈，人们很难为了喜欢谁、讨厌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进行站队，甚至采取行动。

上一次这样的尝试，还是2015年的超女比赛。那一年的夏天，从3岁到80岁的人，几乎都成了这场赛事的参与者。当你手中的票可以决定点什么的时候，某种主动性就在萌芽。尽管它未来还要学习如何对话、如何协商，但这个开始，也许就改写了顺从和沉默的故事线。如果我们的脱口秀女演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调侃自己的“被抵制”，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呢？

小鹿在半决赛的段子里讲出“我想夺冠”，之前这个想法她一直都不敢说出口，这也许是她本季的最大胜利。因为让一个女生大声讲出她的雄心，几乎和要求女性既美丽又好笑一样困难。但这一季的脱口秀，有那么多女演员站在舞台，我们亲见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血肉在疯长，这何尝不是女性的胜利？

再回到开头，对于所有喜欢听别人说俏皮话的女生，也许也可以试着出口：好笑，我可以，我也想试试。毕竟，幽默与勇敢、聪慧等所有人类的美好品质一样，绝非男性所专属，我们女性同样拥有。

按：“四足健身操”（квадробика）是近期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社交媒体上爆火的Z世代亚文化，通常是一些青少年装扮成动物造型，在公共场所模仿动物四足爬行、跳跃。这种亚文化出圈后，立刻引起了克里姆林宫政客的强烈反弹。刚镇压完LGBT和丁克的老保们正觉无事可做，立刻在这些cosplay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于是开始立法禁止“四足健身操”，并且让喉舌大力宣传这种亚文化的危害。BBC俄语部的播客请来了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请她谈谈这种亚文化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会招来老保政客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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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您正在收听BBC俄语部的播客《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奥克萨娜·奇日。俄罗斯当局开始关注“四足健身客”，也就是那些自认为是动物，戴上面具面具，模仿动物行为举止的青少年。  

一些议员称“四足健身操”是一种“破坏性意识形态”，并试图禁止这种亚文化“宣传”，而另一些人则要求不要干涉孩子们的生活。这种现象为何会引起官员们的意外关注？我们将与社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一起探讨。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俄罗斯当局已将亚历山德拉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录。亚历山德拉，您好。我理解您并不是“四足健身操”方面的专家，而是广义上研究我们思想构造的专家，但我还是想问问您，您有没有试着理解，到底什么是“四足健身操”？带着动物面具的普通人和“四足健身者”在行为上究竟有何的本质区别？

亚历山德拉

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各种亚文化活动，这些亚文化有时被称为“周末亚文化”，它们不同于一些已被接受的传统亚文化，如上世纪50年代的嬉皮士亚文化。嬉皮士亚文化提倡你要抛弃现有的、相当正式且严格的世界规则和欧洲文明规则。要拒绝性别的严格划分，穿不太有性别特征的衣服，打破这种对立。因此，你不应展示地位，不应穿昂贵的衣服、佩戴金表，不应遵循流行趋势或剪办公室要求的发型，所以要留长发等等。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到了70—90年代，这种亚文化逐渐普及起来。  

而所谓“周末亚文化”并不要求持续的自我改变。它们让你在一周的五天里可以过正常生活，穿办公室西装，完全符合社会的认可。我们人类学家不太喜欢“正常”（normal）这个词，因为“规范”（norm）在不同社会之间，甚至在同一社会内都有很大差异，但“社会认可”这个词更好理解。比如“社会认可服装”，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男性，平时上班穿着西装打领带，但到了周六，你从衣柜里拿出自己九年级时缝制，这些年不断修改的“兽圈”（furry）服装，穿上它去参加类似聚会，感受自己变成另一个身份的乐趣。  

还记得90年代非常流行的托尔金粉亚文化吗？这些人被戏称为“托尔金狂”（толкинутые），他们会在周末穿上矮人或霍比特人的装束，完全沉浸在这种身份中。这些亚文化，包括角色扮演等，有不同的称呼，但其实这都是现代社会中某种可塑性游戏的体现。

奥克萨娜

也就是说，像类似的亚文化一样，“四足健身操”是游戏和自我对抗规范的一个轻量版，只不过它是以青少年和儿童的形式出现的。

亚历山德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我开始深入研究这个话题时，发现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和儿童，甚至许多三十多岁的人也喜欢“四足健身操”和“兽圈”这种活动。只是他们不像孩子那样会公开表达而已。所以我不能说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特定年龄层的坏影响。不是的。这种爱好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之后一直存在。可以说它既安全又有趣。从70年代末开始，穿毛绒服装的人们聚会在美国各大城市逐渐流行起来。其实这没什么特别的。

[…] 

其实这种现象几年前就传到了俄罗斯，只是因为目前的道德恐慌和国家杜马及各级官员的“恐慌宣传”才让它流行开来，比如那些负责教育的部门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学校强制与学生讨论“四足健身操”的危害，宣称这不是我们的“精神道路”，而是某种恶心的东西。和孩子们讨论这个话题的还有哥萨克和神职人员，这倒是挺好笑的。

奥克萨娜

那么，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媒体议题中成为了触发点？就是说，的确现在俄罗斯到处都是禁令：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天天跟孩子解释“西方价值观”的风险等等。但通常这些限制只在某一层面上进行，而这次似乎层层升级，甚至到了议员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层面。这种媒体爆炸该怎么解释？

亚历山德拉

我可以尝试解释一下，但首先想从更广泛的角度谈谈。所有学者都爱深入分析，且喜欢冗长的解释。故事要从我们世界的信息交换方式开始讲起。  

举个例子，有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说狩猎采集社会。它们之所以是传统的，是因为它们拥有非常专门的信息容量。正如伟大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那样，波利尼西亚的爷爷抱起孙子时，他看着自己的孙子，清楚地知道孙子会如何度过他的一生——就像爷爷一样。也就是说，孩子们从长辈那里获得经验，生存能力直接依赖于他们能多好地模仿长辈，特别是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长辈。所以，模仿长辈越好，生存机会就越高，长辈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经验传递给晚辈。  

这种文化模式被玛格丽特·米德称为“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因为我们走在“喻”之前，“喻”（figure）代表父亲、祖父、祖母和母亲等传授经验的人。在这种文化中，进步非常缓慢，因为经验传递主要通过长辈到晚辈，年轻一代的生活意义在于良好地模仿长辈。然而，随着文化的逐步演变，出现了所谓的“共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阶段，进步变得迅速，儿童和成人必须同时掌握新事物，长辈传授经验的角色逐渐削弱。

这本书是玛格丽特·米德在1970年写的。她完全预言了50年后的情况。她说，会有一个时期，进步如此迅速，以至于每隔几年都会出现焕然一新的事物。所以年轻一代会比长辈更快地掌握这些新事物，并相互学习，而不是向长辈学习**。而且，长辈传授经验的必要性也将消失。我举个例子。我并不算太老，但我成长于90年代。像所有在90年代长大的孩子一样，我掌握了一些独特的知识。例如，如何排队凭证买荞麦，如何用破旧的丝袜制作浴室地垫、购物袋、圣诞装饰，甚至是搓澡巾。我会补丝袜上的洞。而所有这些我在90年代生活中获得的知识，现在完全没人需要。所以，我或许想把这些知识传给年轻一代，但他们不需要。这就是问题所在。接下来，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社会性的本能，想要教年轻一代如何生活。这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说，这几乎是人的生活意义——繁衍和保障生存。因此，为了保证孩子的生存，我们必须教他们如何生活。但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的问题在于，长辈的经验与年轻一代的经验不可比，因此没有太多可以传授的东西。因此，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会感到内心空虚，因为他们无法传递自己的宝贵经验。好吧，祖母可能非常擅长用五种难吃的食材做出美味的新年大餐，但这个经验对她的重孙女有用吗？基本没什么用。当祖母向重孙女提出这些建议时，重孙女可能会敷衍，因为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很有趣，但总的来说没有意义。因此，长辈内心会产生一种空虚感，而这是一种试图保护孩子免受未来威胁的本能，教他们如何在未来生存。但如果你无法传递任何东西，这种对孩子未来安全的恐惧只会加剧。**于是各种“哎呀，这东西对我们的孩子有害”的道德恐慌就随之而来了。

现代文化就是这样运作的。孩子很少重复成年人的经验。现在的孩子在成长为独立个体时，不会整天听爷爷奶奶讲述他们是如何在特定环境下猎熊的。这种经验已不再需要。因此，现代的经验传递更多通过夏令营、学校来完成，也就是通过朋友之间“水平”传递。也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模仿行为”（copycat behavior）——通过模仿和重复来学习。因此，每一代人，甚至在同一代人中都会出现某种问题：如果不能完全从长辈那里获取经验，年轻人就会产生身份认同问题，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不同于长辈。因此，在青春期阶段，他们开始尝试各种身份的可塑性游戏，比如“我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我不是这样，而是那样”，“我不是人类，而是某种动物”。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这些游戏的核心在于拒绝二元性。也就是拒绝文化中由长辈所强加的二元性。比如说，我会试验自己不是人，而是精灵，这样我就可以穿梭自然和非自然之间；又比如，我不是男孩或女孩，请称呼我为they/them；或者，我虽然是男孩，但决定穿裙子、染彩发去上学。或者，我投身于“兽圈”与“四足健身操”，不再认同人类和动物的二元对立，而是尝试扮演并真实再现出一种动物。这种拒绝二元性的探索构成了过去三四十年各种身份游戏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完全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另一个问题是议员和官员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应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他们为何要打击“四足健身操”。我们需要系统地观察他们打击的对象。关键在于，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构建一种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

让我们来看看普京、帕特鲁舍夫、纳雷什金、国家杜马议员以及各州州长的言论。我们能看到什么？比如说，普京表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不会有“家长1”和“家长2”，而是“爸爸”和“妈妈”。在另一场讲话中，他谈到在西方，“坚持传统、正常人类规范的人”很难生活。西方国家走向了“对宗教和家庭道德规范的激进否定”。[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性别中立的厕所”。同样，普京还说，他们现在喜欢“用小手指按按小按钮”，这对于现代生活非常重要，但我们则应该保留“语言文化”。而在去年8月15日的安全论坛上，[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说，“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西方人则试图用各种跨性别者和机械生物体（biomechanoids）来取而代之。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会害怕前往欧洲，因为各种变态行为在那里泛滥。”

单独来看，这些言论似乎都很愚蠢到荒谬，但若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言论中都透露出一种相同的立场，即存在“自然的、我们的”东西，还有“不自然的、他们的”东西，也就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而西方试图将这些“机械生物体”、“性别实验”、“性别中立厕所”和种种“变态”强加给我们。因此，俄罗斯的官员们、弗拉基米尔·普京、纳雷什金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俄罗斯免受这种即将落到你头上的恶只侵害。俄罗斯被视为“自然人”的最后堡垒。

因此，这种“保护”形成了一种启示录世界观。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因为人类正在失去“自然性”，而俄罗斯则在保护这一“自然性”。因此，持有这种意识形态，或自认为是这种意识形态传播者的人，随时都处于某种十字军东征状态，如同传教士一般。他们时刻都要提醒人们危险即将到来，并不断生产文本和法律来表达这一立场，把“自然的”俄罗斯描绘成“自然人”的最后堡垒，而剩下的世界则充满“生物变态”。

对“四足健身操”的恐慌完美契合这一模式。之前是对丁克的恐惧，再之前是对LGBT的恐惧。也就是说，“四足健身操”被视为对违逆人类的自然性，违背了“自然的、正确孩子”的观念——这些孩子应该有父亲和母亲，而非“家长1”和“家长2”，男孩要喜欢玩枪，女孩要穿裙子。这种世界观希望保留这种模式，因此打击“四足健身操”就是一种新的道德恐慌，试图维护这一集体信仰，植入一种“启示录意识形态”，以保护俄罗斯的“自然人”和“天然本真”。

此外，这种启示录意识形态有非常明显的前喻性质，因为我们必须总是向后看，向先辈学习，参考那些“自然行为”的范本。因此，一切可能威胁到孩子的东西，一切可能导致他们产生不自然或西方倾向的事物，都应被消除。

奥克萨娜 

作为一个俗人，这种解释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比如，当我们讨论禁止丁克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您所描述的“道德恐慌”。但当涉及到“四足健身操”时，我就有些不明白了，因为当它在俄罗斯的媒介形象主要与儿童，而非年轻人相关。我们看到，哪些要求禁止“四足健身操”的人，曾和多数俄罗斯人一起上过幼儿园。他们小时候也经历过某种“狂欢文化”，他们理应熟悉这种游戏。毕竟，我们小时候都装扮过小狐狸，在裙子上别一个尾巴，头上戴毛绒动物脸，或者穿小兔子服装。普通人会觉得奇怪，这种装扮和“四足健身操”并没有什么内在矛盾，可为什么他们却要禁止后者？

亚历山德拉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一切都在于分类。比如小狐狸或小兔子的服装是在幼儿园穿的，而且通常不会每天穿，只会在节日，尤其是新年时穿，很少出现在其他时候。这是一个狂欢游戏空间，而这种游戏并非孩子们自发进行的，而是由成人严格规定并控制的。自1937年开始，关于如何给孩子穿上小兔子或小狐狸的服装、为什么选择小兔子而不是其他角色等，都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手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场景，是一个游戏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不可怕。

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一定的分类体系，当这些分类的边界被打破，事物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我们会极其敏感地做出反应。因此，当孩子在新年时穿上小兔子的服装，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他们被要求穿上这些服装，被特意为此制作服装、练习歌谣时，这都符合“规范”。当他在被指定的游戏空间中玩耍，一切都符合规则。然而，当他走上街头，或在网上和人约好，在公园和另外三个喜欢戴面具、想趴在地上行走的女孩见面时，原本允许的游戏空间就被破坏了。这种游戏进入了不受控的空间，分类体系被打破，事物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这让人感到极其恐惧。

我要再次强调，这些恐惧的根源在于一种控制感的丧失。当我给你穿上小兔子的服装，你在音乐声中跳舞，我给你鼓掌，那这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自己制作面具，自行穿上爪套，还自行身穿这些爪套和面具拍照，这就不对了，因为这一切不在我的控制之内。

奥克萨娜

那您觉得当局会出台实际的禁令吗？

亚历山德拉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认为是会的。现在的俄罗斯当局总是想展示他们在不断地为保护受到某些外部势力威胁的“俄罗斯自然人”而战。这些禁令通常不会针对具体的事情，而是针对组织。所以，他们不直接禁止LGBT，而是禁止“国际LGBT组织”。他们不直接禁止丁克，而是打击“丁克运动”。所以，很可能他们会出台某种法律，明确或模糊地宣布禁止“宣传四足健身操”，然后把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宣布为这场运动的“代理人”。这样一来，这项法律就可以打击在VK、TikTok等平台上的一切“四足健身操”社区。

我问一位男性，“你会感到被杨笠的段子冒犯吗？”

“还好，我就是觉得不太好笑。”

不好笑，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一段表演，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但杨笠的表演激发起如此广泛的愤怒，本是让我有所困惑的。

脱口秀中本来就充满了“冒犯”。冒犯甲方，冒犯富人，冒犯老板，冒犯精英——似乎都没有引发广泛的愤怒和抵制，为什么冒犯男性，就会让不少男人感到愤怒呢？

一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脱口秀演员去“冒犯”那些更强势的群体时，ta得到了观众作为乙方、打工人、工薪阶层强烈的共鸣；杨笠的段子虽然得到很多女性的共鸣，但很多男性并不认可他们是一个更强势的特权群体，不认为女性是这个社会中受到压制、剥夺的“弱势群体”，不认为性别不平等真的普遍存在并真的在造成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不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可以有无数的例子、数据来回应。当下正在热播的综艺《再见爱人》，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注脚。

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离婚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刚开播，黄圣依和杨子上了热搜。我以前写过分析第一季、第三季的文章，在我看来，4季共12对嘉宾，多数的模式非常相似，女性提出想离婚（例外是艾威、李行亮和刘毅），核心冲突几乎都与性别不平等直接相关。

第一类，男嘉宾控制欲强，喜欢说教、替女方做主或限制女方的言行，贬低女方，女嘉宾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感受越来越糟，情感和需求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第四季杨子和黄圣依，第一季王秋雨和朱雅琼，第三季纪焕博和王诗晴都很典型，有此倾向但稍微好些的是第二季艾威和Lisa。

第二类，男嘉宾受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容易冷漠（王秋雨、第二季宋宁峰）或愤怒（第一季KK），好面子，内心渴望被崇拜（KK，第一季章贺），所以很难沟通，难以换位思考，或者难以表达自己。

第三类，男嘉宾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一方面被妻子的独立和能力吸引，另一方面又希望妻子遵循传统，生孩子、做家务、照顾孩子、给自己面子、顺从。夫妻可能对分工无法达成共识，男嘉宾担不起或不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尤其是育儿或家务的责任，有的也包括经济责任，女嘉宾会感到自己承担了太多，不堪重负。又或者夫妻表面达成了共识，但妻子会感到实非自愿，或感到不被看见、价值感低。例如第三季刘毅和傅首尔、张硕和王睡睡，第四季刘爽和葛夕、麦林和李行亮，第二季苏诗丁和卢歌。

好吧，12对都谈到了。

当然，不是说女嘉宾在婚姻中是完美的，每位女性也都有自己的课题。但在性别不平等这个结构性问题之下，如果有更多权力、受益更多的男方不愿意作出改变，那关系很难不破裂，即使不破裂，质量往往也不高。

上面这三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这也是这个离婚综艺非常火爆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男性的很多痛苦，恰恰也与性别问题有关。依然想要拥有婚恋关系的男性，或是对传统性别气质或传统分工感到不适的男性，或是在“雄竞”中不占明显优势的普通男性，也很可能感到痛。（逻辑提示，并不是说“感到痛的都是’雄竞’的失败者”。）

如果性别更平等，男性也会成为受益者，拥有更多元的选择，减少经济的压力，和伴侣建立更好的关系，能表达自己的脆弱、恐惧和需要，减少挫败感和孤独感。

很多人可能依然会反驳，综艺里的女嘉宾，很多经济能力挺强。但现实中，很多女性既要求男性婚前加名买房、赚钱养家，又要求男性做家务育儿，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在经济方面，男性确实普遍承受更大的压力，尤其是90后的男性，似乎成为抵制杨笠的主体。这一代年轻人，赶上高企的房价、增高的失业率、下行的经济、激烈变化和内卷的社会、权利意识觉醒的女性，要能承受住经济的压力，又找到对自己满意的女性伴侣，是非常不容易的。

平等意味着，男性也可以提出经济上平等的诉求，男性的压力会更少，也会从性别平等中受益。

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但是，事情更加复杂。

有一些看似是女性得到的利益，更可能是女性在漫长的抗争中争取到的一些“补偿”。例如因为性别不平等，女性结婚生育后往往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这本身就容易影响工作的投入，而职场又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包括招聘歧视、同工不同酬、女性晋升天花板、性骚扰等，男性的经济投入就成为对家庭和女性的保障。

但这依然是基于不平等。

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突破口并不应该是要求女性先做出改变。女性主动放弃“补偿”，并不能换来平等。因为女性一旦进入婚姻，生育后代，如果大环境和男性不改变，女性的选择依然非常非常有限。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整个社会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同等的职业机会，对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这也正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的诉求。

在这些实现之前，在关系中，选择权依然主要掌握在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男性手中。例如一位男性可以共担家务，平等尊重和支持女性的职业需求和主体性，共担育儿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提出经济共担的期望，这样的话，找到合适伴侣的几率，总比“既不共担家务育儿，又要求女方共担经济”的几率要大得多。

退一步说，确实有的女性采用双重标准，既要又要，可能她们的一部分诉求是不合理的。逻辑学上有个思维谬误，叫“你错我也错”，不能因为你犯了错，就证明我的错误也是正当的；另一个思维谬误，叫“以偏概全”，不能因为部分女性的诉求不合理，推断出“多数女性要求平等权利的诉求是不合理的”。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很多女性和男性都还不能完全理解何谓平等，我们都需要一起学习。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需要很多的对话、说服、倾听、学习和反思。

至此，我列举了一点亲密关系中的例子。而性别不平等在多个领域广泛存在：女性有着更少受教育机会（尤其在农村）、更少的管理权（管理层女性比例低）、遭受更多职业歧视（同工不同酬、晋升难、招聘歧视等）、更多性别暴力（性骚扰、家庭暴力、性侵受害者更多为女性）、性别刻板印象（顺从、美丽）、家务分配不公（更多承担育儿、家务）、自主权被剥夺（生育权受限、话语和选择受限、被说教或训诫）……

二

不少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觉得她激发了性别对立。

杨笠的话，确实成为一些女性表达的工具。

不过性别的冲突，不是杨笠造成的，而是长期不平等的现状决定的，是女性的权利意识提升和男性的经济压力增加等因素决定的。

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大势所趋，这和女性整体的经济、能力、智识、选择提升有关，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和世界文明和科技的发展有关，也和女性长期、普遍遭受着某种程度的不公有关。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减少了，甚至不存在了，必然会要求拥有相同的权利，被平等对待。

而当某些男性被要求作出改变，被要求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这种需求本身，可能就会造成冲突，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表达。

很多人不再考虑脱口秀的特殊性——**调侃现象、调侃权力上位的群体，带给人幽默和反思。**杨笠，可能是出现在风口上的一个靶子。从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比父母辈更大，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可以谈不平等现象，但不要说什么男人、女人，说人就好。”但我们真的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不谈论男性和女性吗？就像我们真的能在减少贫困的同时，不谈论阶层分化或固化的问题吗？如果所有的讨论都走向“人”的权利，去掉性别、阶层等其他维度，那很多复杂的讨论会被消解掉，很多诉求根本无从谈起。

三

还有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普信男”这个标签攻击的是弱势的男性，例如外卖员、矿工，而不是最有权力的男性。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我确实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标签过于滥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带有过强攻击性的言论，我都是不支持的。

不过我比较怀疑，是否真的会有女性，主要用这个标签去攻击一个外卖员。我个人的感受是，它更可能指代那些很喜欢说教、显摆、命令女性的男性。

但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难道说社会底层的人也会是权力结构的上位者吗？这里引入了阶层的维度，外卖员的权力可能比中产女性低，但对于外卖员的妻子，更多农村女性来说，男性外卖员也更可能成为有更多权力的人。性别问题依然是无处不在的。

而每个人对“普信男”的理解也会不太一样，这里包含了很多女性体验。比如有的人可能认为杨子是一个“普信男”，明明是靠着黄圣依赚取了那么多流量和金钱，怎么能表现出如此的自大感和说教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段子似乎也并不是针对弱势的男性。

当然，人有感到不适的权利，有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冲突对推动性别平等，是不利因素，也可能成为有利因素，关键可能是冲突的程度，以及冲突后人们的反应。

• 有的人不认同杨笠的观点，觉得她表达得有些绝对了；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的语气，觉得感受到不被尊重；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这个人，也不欣赏她的幽默；

• 有的人不认同“普信男”的标签，在网络上表达滥用这种标签的坏处；

• 有的人不购买杨笠代言的产品；

• 有的人去京东发起抵制，威胁京东取消她的代言。

上面的言行都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范围内，但程度却很不同。

最后一种，可以获得最显眼的“胜利”，但对整个社会去面对、探讨、弥合性别裂痕，促进性别平等，却是最不利的。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对话、反思、倾听、协商，更多理性和建设性的沟通。

拥有更多权力的人先去改变，是必要的、重要的，我们需要一起去讨论，如何让这成为可能。政策制定者、企业各层级管理者、法律制定和执行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多数亲密关系中拥有更多权力的男性（可能处于不同阶层、年龄）……每个在某一角度中处于权力上位的人，都可以更加善用权力，推动性别的平等。

不但如此，我们的孩子，更是应该从小就接受好的性别教育。更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可能会更强，孩子们可能也会面临更多困扰。为此，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们，需要做更多。

我们C计划也不断尝试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一部分性别教育，促进男孩和女孩都参与对话、反思、倾听、说服、合作……

《朱家故事》讲到性别角色与家务分工，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讲到对男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顽皮公主不出嫁》讲到对女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法官金斯伯格》讲到识别性别歧视，

《居里夫人的故事》讲到打破性别偏见，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讲到男女间的友谊和反思性别刻板印象，

《绿山墙的安妮》反思容貌焦虑，

《印第安人的麂皮靴》讲到完美主妇规训，

《我是你爸爸》反思父权制对男性和女性的压迫，

《骆驼祥子》讲到容貌规训与荡妇羞辱，

《82年的金智英》讲到全职妈妈的处境，

《简爱》看到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背后的规训与话语权的剥夺，

……

还是看到了不少希望！

在房市新政和股市涨潮的刺激下，尽管“亏了小一百万”，一些卖房人终于成功“解套”，卖掉了房子。

手持现金，重新投入房地产市场之前，他们更加谨慎，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刚需”不再需要被其他人定义，曾经和房子绑定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慢慢松动。有人感慨：“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终于卖掉了

整个国庆，孙璐都待在南京家里，卖房。

她要卖的房子是自己的婚房，2019年买下的一套两居室。今年房子满五，可以出手。挂牌价是260万元，比买来时的317万已经降价了将近50万。虽然要亏，但想置换的房子也降了价，孙璐觉得，“这是置换的好机会”。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紧接着，9月29和9月30日，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四个一线城市和央行同时发布楼市刺激政策，对贷款利率、限购数量、首付比例、购房资格等各方面做出调整。

孙璐关注的置换房所在的小区，有业主立刻把房价回拨了三四十万元。孙璐的目光放在“止跌回稳”这四个字上面，她把这四个字拆来开解读——“止跌”，意思就是努力让房价不再跌了；“回稳”，意思就是努力稳住房价，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大的波动。

这成了她国庆认真卖房的强心剂。好消息还来自股市。国庆前期，股市一路飞涨。9月30日，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次开盘，全市场超5000只股上涨，各板块普涨。孙璐虽然不炒股，但她知道，股市好的话，买房的人的预算就多，有钱买房上车的人也会多起来——再往好一点想，看她房子的人多了，她卖出去的成功率就高了。

她退掉了湖州的民宿，放弃了全家去旅游的计划，把家里打扫干净，每天拭目以待，准备迎接踏进家门的看房人。

假期头两天，看房的人果真多了。每天都有几波人上门，她一一介绍房子的优点：次顶楼，有落地窗，光照充足；小区环境优美，绿植丰富，从家里能眺望长江大桥；她给全屋铺装了地暖，在没有暖气的南京过冬很是方便……

然而，过了头两天，便没什么人来看房了。孙璐问中介，对方说，新房的开发商为了吸引买家，简直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促销、赠送家电，“都被吸引去看新房了”。

新闻里各地看房人挤爆售楼处的热闹与她无关。好几天时间，她专门在家等待，却门庭冷落，只能不停地在网上刷帖子。各种观点被精准推送到她的页面，“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开始混乱，有人觉得价格要上调了，有人觉得还是不会，有人觉得会更稳，不上不下。”但“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至少不会担心，房价会在短时间内再降个10万、8万了。”

国庆节后，房子突然卖掉了。10月12日，一对想买房给女儿上学陪读的夫妻来看房，很快又带着妈妈再看了一次。

孙璐熟悉这个家庭配置，针对性地介绍起来：两个朝南的房间都是落地窗，采光特别好；装修非常新，2020年刚做的，保养得也好。重点是，有地暖，“有老人小孩的，都会很在意地暖这个事”。

之前来看两次的访客不是没有，但孙璐依稀感觉到，这家人是真的对她的房子产生了兴趣：“她们会问地暖花费多少钱装的，柜子是不是钉在墙上搬不走的。真对你这个房子感兴趣的人，才会去想这些事情。”

双方很快坐到谈判桌上。孙璐报出的底价是245万元，为表达诚意，又让步了5万元，降到240万元。

谈判中，孙璐讲究的方法是，一点一点地让步，“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你着急，否则很容易被对方拿捏”。谈到细节部分，对方表示可以让孙璐把家具全部拿走，出价230万元。看孙璐不满意，提出再加五千元，她当即拿出手机，准备打车走人：“五千元有什么好谈的？”

她死咬着价格不放，除了新政给了她一些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卖家少给一万元，她购买置换房子的首付就少一万元，贷款和利息就因此多一笔。她希望手上能多拿到一些现金，但对买家来说，多掏现金买房也是不容易的。

一番来回之后，买家提出233万元，同意孙璐在房子里免费住到明年三月份，省下租房、搬家的费用。最后各让一步，房子以233.5万元成交。

为争取多卖几千元，谈判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过程虽然很消耗人，但成功卖掉房子后，孙璐有一种短暂的愉悦，上个月也曾有买家出价，她选择等一等，多卖了8万元。她赌对了。

孙璐挂牌40天就卖掉房子的事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他们都非常地惊讶，问我怎么做的，说我也好想卖掉，大家真的很想把房子卖出去。”

北京的江敏，也在10 月6日卖掉了房子。2018年，她花310万元购入了北京朝阳区一套 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花了20多万装修，最终以265万元的价格成交了。“加上这些年还的利息，亏了小一百万。但总算卖出去了。”

因为是1998年的老房子，江敏不想把价格捏得太紧，最初挂牌288万元，国庆前夕她降到268万元，果然吸引了更多人看房。“以前是一周两三个人，现在一天就能有两三个人”。

虽然亏了钱，房子很快卖掉，没有经历太多波折，江敏感觉特别开心。曾经作为北漂能力证明和安全感来源的房子，一度变成了“累赘”。终于出手，也不用背负房贷了，她甚至感到摆脱了束缚：“如果我想离开北京，我也随时可以离开北京了，对吧？比如去别的地方，如果想回来再买呗，反正房子涨也涨不到哪去了。就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看房量刺激了成交量。根据北京链家数据，十一期间二手房成交热度较高，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数量增长近两倍。

58安居客研究院数据也显示，国庆长假期间，日均新房找房热度较9月份日均热度上升约8%，二手房重点监测百城中，有83个城市的找房热度有所上升，其中38个城市的涨幅超过10%。

国庆楼市报告。图 / 58安居客研究院

40多岁的姜维，要卖一套位于朝阳区东五环的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三个月前以830万元挂上网，一直没卖出去，终于赶在假期最后一天出售。姜维的房子无论小区还是户型都比较“抗跌”，在房价下行时期也是抢手房源，卖不出去，只是因为买方在等一个更低的价格。

10月5日至10月7日那几天，基本上每天五六波看房的，报价基本在750万元以下。到第6个报价的时候，谈了三四十分钟就成交了，卖出了760万元。虽然低于心理预期十几万元，但是买了一个“确定性”。“如果继续拉长周期，有可能出现报价更理想的买家，但也可能不出现，早早收获了一个确定性，很重要。”

“确实是托新政的福，要不然可能纠结到11月、12月份去了，太磨人。”

柳薇是在新政出来前卖掉了自己位于北京鸟巢附近的70平方米小两居。2019年430万元购入的房子，挂牌398万元，最终370万元卖出去了。

卖房是为了置换更大的房子，因为生了小孩，结婚时买的房不够住了。眼看着房价一路走低，她认为到了置换的好时机。

“我们这个房子跌了，但是我们想买的大房子也跌，大家如果跌同样的单价的话，其实他那边跌得更多。”柳薇一直看好的一套海淀的房子就跌了不少。去年4月份的成交价是780万元，今年的5月成交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户型，580万元，足足跌了200万元。“到了下半年，现在580万肯定都卖不上了。”

这么一比，柳薇调整了心态，一旦遇到有缘的买房人，就果断快速出手了房子。她有些庆幸，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她和老公凑出了100来万元，找亲戚朋友借了几十多万元，首付和房贷几乎是1:1，没有加更高杠杆买更大面积，“否则亏得更多”。

卖房之后的国庆节，趁着假期，她不停地跑楼盘挑选置换房。她发现，她看过的新盘里，没有一个不打折。

“丰台有个楼盘，开盘时定价一平方米4万9，因低于政府指导价被约谈，后来调整到6万多块，但实际上通过返佣的形式，还是5万多块在卖。”

除了打折降价促销，精装修也被开发商卷成了基本配置。柳薇看的楼盘里，许多新盘是五恒系统的科技住宅，不仅科技拉满，家具也给安排妥当，“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全部配好，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卖房方法论

在过去这几个月，每个想要卖房的人，都成了卖房专家，形成了自己的卖房方法论。

房价上涨、还是卖方市场的时候，卖房人只需挂牌到网上，然后等着看房人踏进门槛就可以。如今，每个人都要为卖房付出更多努力。

孙璐虽然卖房时间不算久，但经历的心理冲击不小。今年9月3日，孙璐第一次将房子挂牌。挂牌之初，看客寥寥。她有些着急，眼看着自己看中的房子一个夏天内降价了四五十万元，“觉得会继续跌，而且速度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焦虑的心情迫使她不得不马上降价，从260万元降到了252万元。

降价吸引了看客，但无一例外，都带着大砍刀，“上来就是只出220万”，这远远低于孙璐的预期，“我没同意，全部都没谈”。

9月底，有一个住在同小区、手里有闲钱的男士来谈过价。那时正逢股市大涨，买家多出了几万块，报价228万元。他买房仅为归置闲钱，因此态度随意，在价格上不肯让步，“一分钱都不肯加”。

孙璐主要是被买家的态度气到了。这位男士在小区里看了好几个月了，平时遛遛弯就能看个房子，他的心态是，未来三四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房价还会持续下降，“你们的房子反正要降价，不如现在便宜点卖给我”。

新政出了以后，他可能在股市挣了不少钱，又愿意加一点钱，但孙璐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们是诚心卖房，又不是着急还钱，这么卖了感觉是被人捡漏了，可能还真挺难受的。”

中介劝说：“现在遇到客户不容易，不卖的话不知道下一个买家什么时候来。”出面谈价的丈夫态度坚定，扭头就走。孙璐得知后有些惋惜：“如果这个时候不卖，继续降到年底，谁知道要降到什么程度？”

毕竟，社交平台上都写着：“一定要珍惜第一个给你出价的人。”

卖房一个月，孙璐“把能做的都做了”。她跟卖房平台签了好赞协议（签署后，房子会获得更多曝光），自己在小红书发了帖子，每天都在有意向买房的帖子下留言，甚至想过去找抖音的看房博主来家里拍视频。最终总算没有跌出心理价位。

孙璐家中的书柜。图 / 讲述者提供

柳薇真找了大V推流。她先是找中介做了一个商圈推广，聚焦房子“精装修”“大露台”卖点，热度在链家被炒得很高。除此之外，她还联系了一个有8万多粉丝的大V到家里拍视频，寻找目标用户。

在卖房之前，她曾精准定位了“下家”的画像：“能买我们这个房子的，一定是个年轻人，而且一定是第一次买房。他看上的一定会是我家的这个露台和精装修。”

柳薇家中的露台。图 / 讲述者提供

他大概率是小地方来的，手里大概能有个百八十万元的首付。父母无法提供资金支持，也没有话语权。“凡是跟着父母来看的，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露台没有什么用，他们不会为了这个露台去溢价的。只有那种自己挣钱的年轻人，他自己能做主，喜欢这个露台，喜欢这个房子，就买了。”

对方甚至不可能是二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的人群，因为来自这些地方的年轻人，父母多支援点，就没必要买小两居室，可以直接去买三居室了。

而最后的成交人，基本上和她的想象一致：他是一位来自广西农村的年轻男性，在北京从事程序员工作，看房的当天就自己拍板做了决定。手里有个七八十万元，然后找家里支援了个二三十万元，买这房子是结婚用的。即使是独立买房，对方也没有把杠杆加到最大，拿出100多万元，作为将近三成的首付。

谈判很爽快，男生中午来了一趟，晚上来看了下夜景，十分钟后就约去交易室了。谈价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从此你再也不用搬家了。”她清晰地感到，这句话戳进了对方的心底，为这笔买卖一锤定音。

看到年轻人憧憬未来的表情时，柳薇不禁有些感慨，五年前，她和丈夫也是这样买下了上一个房东的房子。当时的房东也是三十来岁，孩子一岁多，打算卖了房去海淀，如今他们如出一辙。

房子作为载体，见证了一轮轮年轻人在这个城市的打拼、憧憬，而房价的涨跌则左右着他们的资产变化、希望和失望，她仿佛看到命运的齿轮在面前转动。

解套之后

经过房价的洗礼，终于“解套”的卖房人，人生观也仿佛被洗礼了。

柳薇对“卷”的终点产生了怀疑。她和丈夫都是小镇做题家，从山东山西两个高考大省卷出来，考入北京大学，进入稳定单位工作，可谓“卷到了极致”。如今收入预期可观，并不存在裁员、房贷断供的问题，却依然保守谨慎，对置换房子的首付与房贷配置，柳薇的打算依然是五五开，“不背太多债，十年内还清”。

虽然现在北京的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了15%，首付少了，但杠杆大了，“我这样的家庭都不敢这样去操作”。

刚刚卖掉的70平方米的小房子曾承载着她和丈夫的青春记忆，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女，还收养过一只流浪狗。以前不忙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露台上聊聊天，吹吹风，看春花赏冬雪。可随着工作变忙和孩子出生，回到家就是看孩子睡觉，起床就收拾孩子然后去上班，露台变成无用的闲置空地了，“没有时间打理了”。

露台这种“无用”的东西，在有余裕时，是希望和美好的象征，在紧缩时期，也可能沦为生活的鸡肋。

对露台的态度也投射了柳薇这些年越来越务实的改变：年轻的时候还“很有理想，觉得要做出什么让世界震惊的东西”，现在想的是“能住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让孩子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起点，老了也能安安稳稳地退休，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愿望”。她记得2014年刚工作时，一个月挣几千块，就敢买大牌，如今收入高了，却习惯了用国产化妆品，在闲鱼上跟人拼单，在李佳琦直播间瓜分赠品。

江敏卖掉住了五年的房子后，本意也是置换，但在等待买家、选择新房的过程中，她算了一笔账：上万元的房贷，依然无法住进理想的住所，“不如花同样的价格在西大望路这边租珠江帝景的房子”。

江敏买房的2018年，正是全国房地产的上升期，那时候身边人都在买房，“你会觉得房子能给你一种安全感，它不止代表住所，也代表一种收益很大的投资”。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是一件说出去面上颇有光彩的事情。

时过境迁，江敏不再需要通过“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房产”来证明自己，“现在大家觉得手上拿着现金才是王道”。

“你买了房，等于把钱又给了别人，那这份钱最后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谁能知道？”楼市跟时代与政策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江敏觉得自己参不透，再也不想为所谓的安全感付出巨额利息了。

“我拿着比较少的首付，贷款去买一套房子，不如多花几年攒点钱，提高首付款的比例，相对应地，未来要还的贷款就少了。”

尽量减少身上的负债，正在成为共识。

江敏决定暂时搁置买房计划，租房生活。不过，房子之外，似乎也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投资。国庆前和10月8日开盘当天，江敏都加仓了股票，“现在还亏着呢”。

还愿意买房的人，多数是刚需。要么是想买人生第一套房刚需上车，要么是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进行置换，无论哪一种，房子的属性中，自住占据了主要成分，而过去房子作为不动产被市场赋予的投资属性，渐渐此消彼长。

从准备卖房开始，柳薇观察小区内的出售情况，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老破小跌得特别惨，现在比较抗跌的是刚需三居”。

她家所在的小区位于配套成熟的社区，出门就是地铁，医院、学院、商场都在附近，一年的带看量达到8000多次，每个月能成交十几套房。过去，小区二手房最高成单价来自于67平方米的一居室，但现在一居室的单价已经是小区里最低的，“已经从420万元跌到295万元”。

后来者居上的是三居室，虽然已经从过去的730-780万元的区间跌到600-630万元，跌幅超过100多万元，但由于面积较大，折到单价里，跌幅比一居室小得多。

此外，每卖一套房，挂牌价都要往下再跌一点已经成为趋势。柳薇观察到，自从八月份小区里出现一个295万元成交的一居室，后面的挂牌价再也没有超过300万元。

而如今“刚需”也变得不那么牢靠。柳薇一直在关注学区房动向，国庆期间，被称为“神盘”的蜂鸟家园小区成交了一套370万元的房子，那个房型高点时曾卖到过近千万元的总价。

蜂鸟家园小区成交记录。图 / 网络

5月份，她曾关注到蜂鸟家园的业主联合起来，声称“一定要守住600万元大关”，“现在300多万元就卖了，早就破了，可能是业主急需用钱。”

所以她不打算上车“学区房”，而是想先在五环外买一个大房子自住，改善生活。柳薇目前考虑的置换房子，一个是新楼盘，一个是几百米外的2009年的别墅区，两者是同样的价格。令柳薇纠结的地方在于，别墅区的房子已经较老，本身地段不占优势，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

在看这些房子时，她也不禁感慨房价下跌的“好处”，这些房子是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可能要到退休才能买得起”。

姜维在置换过程中选择了先买后卖，也因此差点遭遇财务危机和家庭危机。他看中的房子价格在1600万元左右，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卖上800万元，再凑个两三百万元，把首付交多一些。他的房子地段优良，2008年的次新房，户型属小区里的稀缺型，挂牌没多久就上了平台的必看好房榜单。这给了他率先买房的信心，却也成为谈价途中的阻碍，甚至在家庭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他倾向“赶紧出手”，而妻子却想“再等来一个好价格”，以至错失了出价最高的买家，报价从770万元上下一路跌到730万元。“说不后悔是假的。”但在姜维看来，卖房一事，需要家庭拧成一股绳，“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因为卖房是大事，需要家庭的一致性，不允许单打独斗”。

幸运的是，两人最终拧成了一股绳，而不像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讨论中那样，因为房价下跌闹到离婚、家庭破裂。两人偶尔也会调侃，一次犹豫，少卖几十万元。

最坏的时候，他衡量了卖不出房子、无法凑出首付的后果，“需要支付将近100万元的违约金”。他试着做风险预案，实在卖不掉，“就把北京和外地的房产做抵押贷款，等回暖之后慢慢解押”。

国庆已经过去三周，楼市的余温还在持续。麟评居住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10月14日-20日，重点1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20724套，环比升20.01%，同比升35.9%；新房成交继续放量，重点15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24287套，环比升12.39%，同比升23.82%。

江敏听中介说，国庆的热潮过去之后，许多人把卖房变成了一件朝九晚五的事，“每天来公司看看，像上班似的，天天就坐在那儿，看你有没有把我的房子卖掉”。

“像段子似的。”

（讲述者均为化名）

两档脱口秀节目剧终了，但脱口秀作文大赛正如火如荼。看过一些作文之后，我对当今网络的刻板印象又加深了。我发现很多博主对脱口秀的解读方式就是总结中心思想，总结中心思想的目的只有一个，赢。而赢，也就是他们的粉丝唯一需要的东西。

在节目里，选手和嘉宾已经极力消除输赢的意义了。看节目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感觉很多选手之间发展出了上学时候的那种纯真友谊，像付航和刘仁铖，“南瓜灯”。在节目外，输赢又重要起来了，而且变成了唯一重要的东西。脱口秀以后可别说自己是冒犯的艺术了，脱口秀演员除了冒犯彼此，已经没有可以冒犯的方向了。

我看到的最可笑又可怜的一种声音是：“付航明明是一北京人，父母还挺宽容，成长过程中都没什么心理创伤，他凭什么走底层人设，他凭什么代表小人物逆袭？”

这都什么脑回路啊，一群人在那里煞有介事地恨起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土改之前连夜给脱口秀演员定成分呢。不用那么麻烦，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油嘴滑舌的盲流子，统统发配到国有农场劳动改造，没一个冤枉的。

纪春生知道吗？“有吃吃得下，没吃扛得住，一顿饭前后管一礼拜”“我的名字将并列于瓦特、爱迪生、牛顿而毫不逊色，下一届诺贝尔奖，舍我其谁哉”“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狐狸”“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一个伸手不见六指的夜晚，我终于逃脱了封建的牢笼，破窗而逃”……在《我爱我家》里，我最心疼的就是他了，我没记错的话，纪春生最后被遣返回原籍了。

纪春生只是不想受制于万恶的城乡二元制度，只是想靠耍嘴皮子混口饭吃，他有什么错？他只是没赶上好时候啊，搁现在，他就是一顶一的脱口秀演员啊。谁不给他冠军，我跟谁急。给纪春生冠军，让纪春生代表小人物逆袭，大家应该都没意见了吧。他没北京户口，他没车没房，他成长路上应该没少挨打挨骂，他完全有资格走底层人设。

可是且慢。纪春生不是纪春生演的，纪春生是葛优演的啊。葛优是谁，葛存壮的儿子啊，妥妥星二代啊。他凭什么演小人物纪春生啊？他是小人物吗，他就演小人物？必须勒令葛优把演艺生涯这么多年挣的钱都吐出来。不光葛优，所有演小人物的演员，必须倒查三代，家庭平均收入平均财富高于贫困标准的通通吐钱出来。

说到这里，很多人已经激动起来了。真的不愿意承认，但这是事实。我们社会很多人的快乐来自于，在自己的微末权力范围内，让别人不快乐。你快乐让我不快乐，你不快乐让我很快乐。

照这个标准，全部喜剧演员都得塌房。你想啊，即便他真的家庭贫困，父母野蛮，可是进入演艺圈之后很快就挣到钱了啊，挣到钱之后就不许演小人物了，必须找个新的纯洁的没有被金钱名利腐蚀过的小人物来演小人物。现存的喜剧演员全部打倒，没一个值得同情的。

接下来的喜剧怎么搞呢？好办。古希腊人早就给我们展示过人类的智慧。当时他们发现，选举公仆的时候要是按出身选，对出身不好的人不公平，要是按才干选，对天资不好的不公平，最后怎么办呢，为了公平起见，抽签。我们搞喜剧也可以这么办嘛，从生活足够苦的人里边抽签选一个喜剧之王。演员海选门槛一定要把死了，不允许一个生活里有过欢笑的人从事搞笑事业。

要是选出来的人文本能力不行，表演能力也不行，不好笑怎么办？好办。总有办法让观众笑出来。TA都这么苦了，还在台上给你表演，你不笑是不是对穷人有意见？看来不让你尝点苦头，你是笑不出来了。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喜剧之王单口季脱口秀大会和ta的朋友们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也都别用了，重新启用已经尘封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颠扑不破老少皆宜的名字——诉苦大会。

先别鼓掌。要我说，只审查演小人物的喜剧演员是远远不够的。宫廷戏才是重灾区。张国立张铁林张丰毅陈道明唐国强陈道明陈宝国他们当过皇帝吗，就在那儿没皮没脸演皇帝。我还要实名举报，所有宫廷戏里边所有皇帝身边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太监全都是假的。如果你能找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算我输。

阅读全文：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454.html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有感于我喜欢的脱口秀艺人杨笠被抵制失去某平台的商业代言。（《抵制杨笠的人，大概也在愐怀辛瓦尔》）

这篇文章读者画像与其他文章不同，我的文章长期以来都是中年及以上男性读者（40岁-60岁、60岁以上）为主，但这篇文章例外，25岁到35岁的男性占据了大多数。

这批年轻男性为主的读者群，显然是抵制杨笠的主力。他们有着鲜明的行为特征，充满戾气，又很怂，在文章后排泄一句谩骂或者仇恨的话语，然后迅速取关。他们并不想表达观点，哪怕是批评的观点，他们只是想泄愤。

排泄对一个女脱口秀艺人表演时吐槽男人段子的愤怒和仇恨。

我很喜欢杨笠的表演，也很喜欢其他女脱口秀艺人的表演，像今年度两档脱口秀网综有精彩表现的菜菜、山河、小鹿、大国手、颜怡/颜悦、Echo等。相比于男性脱口秀艺人选择题材的相对逼仄，女性在性别视角题材上更为游刃有余。

我甚至还专门写过两篇文章来支持她们。（《现代女孩最好的品质，就应该是难搞啊》、《脱口秀能畅讲月经段子，就是进步》》）

这群充满对脱口秀女艺人杨笠仇恨的年轻男性，在留言中毫不掩饰他们对杨笠、女权、作者的满腔愤怒和仇恨。我前两天还专门写文章评论了一位叫嚣要把女权都用机枪“突突突”的年轻男性读者留言。

显然，他憎恶“女权”，认为杨笠就是“极端女权”。对待“极端女权”应该集体枪杀，并且株连家人一并酷刑屠杀。

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女权”是现代文明教养的检测仪

昨天，又一则年轻男性的的留言引起了我的兴趣。他的留言没有任何批评表达，只是叫嚣把作者以及赞同作者的其他读者通通都“做成肥皂”。

把他仅仅因为不喜欢的作者，乃至赞同作者的其他素昧平生的其他读者“做成肥皂”，恐怕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纳粹法西斯的暴虐。

他与其他大多数被杨笠表演段子激怒的年轻男性读者一样，充满戾气，又很怂。他在评论区吐一泡就取关逃了。

就是这么一位内心住着法西斯的江苏年轻男性读者，头像用的是亲子温馨的家庭场面。

看起来，他结婚了，已经是父亲了，应该有至少令他感到幸福和骄傲的家庭，否则不会用亲子温馨照来做头像。

看来，温馨的家庭、亲子不足以平息内心的暴虐和愤怒，他对一名女脱口秀艺人的表演耿耿于怀，对支持这名女脱口秀艺人的文章作者，以及赞同文章的其他读者有着不可遏止的仇恨，一定要吐一泡仇恨的排泄物，然后迅速逃走。

我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也不关心。我只想顺着这个话题谈一个小问题。他的仇恨态度距离实施仇恨行为到底有多远。

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结婚生子，有一个看起来幸福的家庭。自己可能有一份工作，或者开网约车、做小生意营生。但是，他内心充满仇恨。

从文章留言反映的只是他仇恨的一个小小侧面，对生活中完全没有交集的脱口秀艺人、支持艺人的文章作者、乃至与他素昧平生毫不相干的其他读者的仇恨。在生活中，他应该还仇恨更多的人，曾经的学校老师、单位领导、同事、不解风情的亲戚、相处不融洽的邻居、不礼貌的乘客（如果他开网约车），甚至势利的丈母娘、小舅子等等。

从心理学角度，愤怒和侵犯性言论往往源于挫折，太多的挫折积蓄了太多的愤怒，使他将愤怒和侵犯指向与他毫无关联的脱口秀艺人、文章作者、与他观点不同的其他读者。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愤怒和积蓄的仇恨情绪随着在互联网向陌生人呕吐排泄，可以带来替代性满足，减少在现实生活中的愤怒及仇恨情绪值，又可以继续扮演普通的丈夫，父亲、下属、同事、邻居、女婿等角色，甚至表现得温和而退缩。

如果生活就这样延续下去，在现实生活中扮演温和退缩的普通人；在内心底，网络中唤出人格里的法西斯，通过仇恨侵犯性言论来排泄积累的愤怒。只要能够保持平衡，现实生活中温和退缩人格与内心底暴虐愤怒的法西斯人格大概也就能相安无事。

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像妻子离婚带走孩子；或者失业还要被同事嘲笑、被领导训斥；或者房贷逾期面临失去房产；或者孩子重病医院却漫不经心酿成悲伤后果。诸如此类。

他内心底的法西斯人格就可能被类似重大的负面生活事件唤醒，他的仇恨态度就可能指向生活中的无辜他人，阴差阳错中铤而走险实施仇恨行为。

例如，向公园里婴儿车里的婴儿泼洒热咖啡；刺杀“敌国”侨民；在医院捅杀医护人员；砍杀前妻的新男友……

25岁-35岁的男性，就是90后。背负着沉重的房贷、车贷；为能结婚支付了高昂的彩礼；未来孩子读书面临不菲的预期支出；工作又随时可能遭到降薪、裁员。他们接受的教育灌输，观看的影视剧，社媒平台喜欢的推送，无不在他们内心底孕育、滋养仇恨的法西斯人格。

已经这么艰难了，还要被同龄的女脱口秀艺人吐槽讽刺，杨笠表演的脱口秀段子使他们集体破防；抵制杨笠成功的经验又使他们的仇恨得到滋长。

我能够理解他们，但鄙视他们又怂又暴戾的懦夫行为。我推荐他们不妨去看付航、南瓜、刘仁铖的脱口秀表演，也是25-35岁的年轻男艺人，如果能被逗笑，那就还能渡。

杨笠是总编剧。

杨笠有个京东商务忽然又被撤换已经是上周的事情了。当时没有立刻写，其实有个原因是，就杨笠被抵制被黑这些，前几年已经至少写了四次……也三四年过去了，怎么舆情一点没好转，感觉破防男还又变多了啊！

10月14日京东发布了跟一批脱口秀演员的合作的短视频，其中包括杨笠。

（部分）男网友立刻表示要抵制京东，退京东plus会员、到京东开发票、从京东金融里取钱等等。

于是京东取消了和杨笠的合作，并发出了这则看似语焉不详的道歉信，实际上是表态以后永不合作杨笠。

后来网传称京东金融出现挤兑遭遇监管进驻甚至需要拆借资金。京东辟谣称完全失实。

有男的欢庆京东取消了杨笠的合作，就会有女性因为支持杨笠也退订京东会员，并从此以后把京东视作一个厌女企业。

京东的创办人刘强东在已婚有孩子的状况下，2018年9月于美国明尼苏达涉“一级强奸”被捕。四个月后女方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刘强东强奸，并将京东公司列为被告。四年后本案以和解告终。

此外还要再说一下，刘强东悉尼的豪宅内也曾发生过一起性侵犯罪。

2015年12月26日，刘强东在他自己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顶层公寓举行派对。在派对后，一名派对上被灌醉的女性被另一派对客人XU LONGWEI带回其酒店房间性侵。XU被判七项罪名成立。刘强东没有被控任何罪行或不当行为。刘强东曾通过律师申请不公布他的身份，理由是可能让他的婚姻和生意受损。法官虽然一开始同意，但后来推翻了这些命令。媒体随后在2018年7月公布了刘强东的名字。

当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有如此形象时，网络上从未掀起“抵制京东”的大规模声浪，没有大规模退会员，没有开发票抗议，没有金融产品取钱。

而现在，一个女脱口秀女演员讲过“男的普通自信”的段子，接了京东的商务，一旦有男性用号召“抵制京东”，京东就如此在意他们的想法。

这里又需要引入一下抵制杨笠的往事回顾。

2021年部分男网友曾经试图冲击杨笠的卫生巾商务活动，且这种冲击一并针对了品牌和产品，很多男性冲入品牌直播间留下各种月经羞辱词汇：“没有男人，姐妹们用什么卫生巾。”“为什么要穿卫生巾，要自信流出来。”这种粗鄙的言行激发了女性网友对杨笠更强烈的捍卫，主动到品牌官博和客服处留言，要求必须留住杨笠的合作，最终杨笠在活动当晚出现在卫生巾品牌直播间，事后发了一条鼓励女性的长微博。（具体过程见→“杨笠加油”，就是我们此刻的“姐妹来了”）

（△2021年杨笠风波后的长微博）

在争议中选择站在谁的一边，就是一家企业的立场。

我现在回忆为了杨笠不断给卫生巾品牌官博转发留言的那一天，虽然结果是好的，但过程是非常焦虑和不确定的。哪怕是卫生巾这样完完全全只有女性消费者的商品，都没有能在男性抵制开始时就明确表态，例如“今晚杨笠会来直播间，不会取消杨笠的活动”这些。

就因为这样含糊不清，到了杨笠晚上出现在直播间那一刻，大家的心才算是落了地。当时连保护杨笠的卫生巾商务都要这么提心吊胆。

相比之下，京东如此干脆就表示以后永远拉黑杨笠。我只能说，抵制京东，现在，总该开始了。

尽管对于（部分）男性糟糕的素养早有准备，但上网还是经常为他们具体的言论而震惊。

他们需要的代言人是家暴犯蒋劲夫。

他们以为刘强东是“自己人”。

因为什么定义为“自己人”？在明尼苏达涉“一级强奸”被捕过？

（部分）男性口口声声“世界上没有性别矛盾归根到底只有阶级矛盾”，这回怎么忘了刘强东是资本家，他跟基层男性快递员有阶级矛盾？

需要复习一下刘强东的“兄弟”演变史吗？

2017年11月6日，刘强东：“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兄弟们再不用冒着烈日、寒风、风雪、雾霾对世界的伤害，走在大街上送货。” 

2018年5月16日，刘强东：“永远不会因为技术的迭代更新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2022年11月22日，刘强东发布京东全员信：“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和坚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不管是外包还是自有的，都是我们的兄弟。” 

2023年12月11日，刘强东：“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 

2024年5月，刘强东：“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顺便想说，刘强东每一次谈员工，直说“兄弟”，他是不需要女员工吗？他不会忘了京东是自己和初恋女友龚小京联手创立的吧？“京东”的是龚小京的“京”和刘强东的“东”，“京”在前“东”在后。

冲击杨笠商务的部分男性终极目标甚至是想把女性赶出职场，女性坐办公室当高管就是戳了他们心肺管子，女性在他们的语言里就是低人一等的，理解女性的男性会被开除出男人队伍。

这是刘强东和incel男的赛博兄弟会。龚小京女士不学郭德纲收走自己那个“京”字可真是大度。

而杨笠的商务被京东换掉之后，网络上对于杨笠的攻击反而愈演愈烈，网络猎巫也不仅仅针对杨笠，而是针对所有持女性立场的女脱口秀演员。

杨笠自嘲发过的自拍丑图被他们拿来人身攻击杨笠长得丑。——so what?她又不靠脸吃饭？再说发自己丑图是个挺厉害的态度啊，凭什么女的非得一发就是全妆精修图啊？咱就不能记录一下自己也有丑图吗？

凡是讲过女性脱口秀话题的，都会被列入“名单”，一律打成不好笑只会说性别。

在恋综里和杨笠讨论时说女嘉宾应该理解男嘉宾奋斗的邓紫棋，被列入“好女人”典范，邓紫棋和邓紫棋的歌迷看了都要说一声晦气。

（△中华民族女性最优秀的传统美德，该不会指的就是三从四德吧？）

回顾一下杨笠邓紫棋的讨论，起因是《同一屋檐下》里男嘉宾总说“我是为了你奋斗”，但这种态度生活里带来的就是女性为男性提供后援和情绪支持，男性奋斗真正有利的是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杨笠说：“男生的精力就就这么一点是吗，奋斗用多大劲？”

你看，很多男人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我是男人，我要奋斗，我可累了，女人应该支持我，我就配这么多支持。

有些男的不爱听“普通自信”，是因为真心觉得自己一点不普通。“普通”这样的形容就让他们感到冒犯。波伏瓦有云：“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

而男人一旦说，他们准备用“普信”来攻击女人，女人甚至都不会感到这有什么攻击点。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做到普通自信，终止内耗。

我们女的，学会爱自己真的是很难的。哪怕是最美丽的女明星都会担心肚子上多长一寸肉。哪怕是女博士也时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到时候社会攻击女人读书没用自己从专业上还要反复自省。就算是看起来最快乐的女孩，你问她有没有自我贬低过，那肯定是有的，你问她是不是被骂了先找自己的问题，那不可能不找，最健康的是找找找发现真的没问题要么算了。

男的，哪怕有一天过过这样的日子吗。《喜剧之王》总冠军付航的决赛段子说什么怎样都有人爱，我只会想啊你们都会有人爱的，男宝故事就是这样的。

都几年了男的还在为普信段子跳脚，我只会想是啊，因为我们女的到现在也不可能对自己完全那么理直气壮地自恋起来。要么按“好女人”标准每天觉得自己不好，要么知道我必须把书读烂才能避免走上那条路。没有一条，是轻轻松松相信自己就会被爱的路。

做自己就有人爱。不，我们女的做自己，就要做好被骂被厌恶被惩罚被排挤的准备，女人做自己必须以持之以恒的勇气承受住攻击才能换回更广阔的自由。

就连讲脱口秀这件事。男的调侃女朋友爱美拜金愚蠢不认路，这是正常的。女脱口秀演员越来越多开始讲述自己的处境，从节目里到节目外，都有人说她们太窄了，太重复了。

请问那些男脱口秀演员，那么多人高高兴兴说自己学历低，他们不窄不重复吗？他们为什么说自己学历低不读书都能当笑料啊？

我最近在线下听到一个女孩说自己学历也不高。只不过原来是连学校都没考上，后来复读才考到一个不怎么好的学校。她复读的动力是，如果考不上学校就要在老家被迫嫁人了。

这就是区别。

以上所有都是讲了太多遍的事情我甚至都讲疲了。但是现在让我震惊的是就这么点事，全网越来越多胡搅蛮缠的狗屁逻辑。

有的说现在社会就是割裂的，所以女的可以冒犯男的，男的反过来也可以冒犯女的。——可是女性说的是自己被歧视的处境，男性没有这样的处境。男性冒犯女性说的全是长久以来的厌女攻击，女的不美活该被骂，女的爱美那就是女的虚荣，女的什么都不懂……你倒是给我来个高级冒犯啊，你想得出来吗？

还有各种财经媒体积极在那总结杨笠是品牌杀手，女性主义没有商业价值。——成龙代言一个品牌黄一个品牌，现在拍一个电影扑一个，我建议先总结成龙。杨笠的商务微博数据很好，被有些男的抵制了只会让她的数据更好。女性贡献消费力的时候，你们说的是“女人爱花钱女人不理智”，男的买一个厌女游戏开始吹捧“男性消费力”了。

就连浏览海外媒体和社交网络，满眼看到的全是胡言乱语，联合早报用的标题也是脱口秀“女拳”。那些平时倡导进步平等价值的男人，上半年借着胖猫事件批判中国捞女太多了，下半年针对杨笠事件假装理中客说太偏激了不行。新闻里这么多严重性别暴力事件，怎么不说谋杀、殴打、虐待、贩卖女性的男人偏激？

关注了一个男博主讲什么时代需要改革都说挺好。忽然来一句，现在根本没有月经羞耻不用讲月经羞耻段子。你是男的，你来月经吗？你都不来月经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月经买卫生巾是怎么被社会规训，有没有羞耻？？

性别平等也是最基本的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这很难理解吗？

这一周多以来我最讨厌的就是假装客观哀叹一句“所有人都对立了”。这不是真正客观的描述。事实是，过去大家在社交网络上随意转发辱女段子，“黑木耳”甚至是一个网络流行词，留几手这种靠嘴臭骂女人的都能当网红。

是女性比过去更觉悟了，更能察觉到歧视了，更愿意发声了，开始往前走了。而另一方面男性甚至比上一代更厌女更迂腐对女性有更多侮辱和攻击行为。这不是“对立”二字可以概括的。

但是，世界是这样，我会面对。那些人抵制杨笠展现出了惊人的团结，那我们也只能以更多团结去维护女性说话的权利。女性主义如何实践都可以再讨论，我甚至可以说杨笠也不是每个段子我都同意。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护说话的女人，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说话的空间。

继续支持杨笠，继续支持女性脱口秀，继续支持女人站出来讲话。在这个糟糕的世界，以更多耐心、更多勇气、更多团结，做出我们的选择。

京东在11.11宣传中邀请脱口秀演员杨笠参与营销，随后引发网友不满，甚至引发了京东男用户的抵制。10月18日，京东官微对此道歉，并表示“后续我们没有和相关演员的合作计划”。但这又引来京东女用户的抵制。

杨笠曾在脱口秀节目中因男女对立话题引发争议，比如“普信男”“男人还有底线吗？”，此前一直都有争议，一些商业活动也曾引发争议，但烈度都没有此次大。

关于此事件的文章不少。我觉得，商业分析要准确，而社会分析要讲价值观。

京东的男性用户大概率不是杨笠的抵制者

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来的解释大致是，京东用户有大量男性，故引发抵制。这个解释，似是而非。

京东用户的性别画像，与其说是宅男性质，不如说是家庭。更何况京东女性用户及其消费的总量和增量都很大。而且，市场印象一般是，京东的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物流是最快的，但价格也是更高的。所以京东的男性用户，层次相对较高。

这个解释的误导性，不仅掩盖了真正发生的机制，同时也导向了另一个陷阱：为了男用户的切割，又引发了女权用户的抵制。

毋庸讳言，中国的女权有很大的问题，在婚恋、生育等等问题上，煽动性别，激发愤怒，但几乎忽略诸如无痛分娩、女童安全等严肃话题。反而是我这样的，看似批评女权的人来写相关的文章。

杨笠以一句“他们看起来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嘲讽“普信男”成名。普信男涉及生活、职场中的多个场景，但本质是嘲笑婚恋市场上被估价的男青年。

层次较高的年轻男性，经济收入、学历、家庭背景都会较好，未来预期也会较好。他们能获得奢侈的自由恋爱，他们和女朋友能有感情基础。女朋友也更可能因为接受教育，而具有感情、价值观方面的偏好，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性诉求。这意味着，在克服婚恋的诸多门槛时，女朋友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

但那些缺乏学历、收入较低、家庭背景较差、预期较差的男青年，往往只能通过相亲寻找配偶。缺乏自由恋爱的感情基础，基于其自身家庭、教育等，女方也会更在乎经济条件。女性会完全站在原生家庭的立场，对男性提出更苛刻的经济要求。

所以，“普信男”、杨笠本人，引起最大反感的群体，是那些在婚恋当中面对阶层、收入、彩礼等困境的年轻男性。这样意味着，男性层次越低，他就更可能会成为抵制杨笠的人。与此同时，他就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京东用户。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找代言人的程序，其实很复杂，有专门的供应商公司，会做测试，会找受众客户来访谈，在几个待选中的明星中选择、谈感受。京东的男性用户，本不该因为杨笠而激动。所以，很可能这些程序中，杨笠都是顺利通过的。

当然，我不知道京东有没有这些标准程序，或者降本增效，把该有的成本降了。

杨笠之前也当过其品牌的代言者，有争议但不激烈。在双11即将来到的时候，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商战推动博主，挑拨公众情绪，原本一些无伤大雅的调侃被用来激化舆论。

脱口秀里每个群体都可以被冒犯，不必上纲上线

并不否认，任何群体都有抵制的权利。但仅谈权利未免浅显了。权利之上，还有对与错，值得与不值得的判断。

杨笠冒犯的是群体，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是脱口秀的特征。我曾看过一个美国脱口秀，一个残疾人主动上台讲了一个冒犯残疾人的脱口秀。他的理由是，我们残疾人也应该被像其他群体一样对待，受到脱口秀的冒犯。

冒犯的群体越小，冒犯程度越高。而性别，是人类的第二大概念。对性别的冒犯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接受对任何群体的冒犯。

人类之下，就是性别，这么一个庞大的概念，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一个男青年面对他的婚恋挑战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全体女性。他所面临的那些困难与其说是性别的，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

反过来，女性在家庭中所遇到的老公好吃懒做，也不能外部化到社会变为整个男性。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女权领袖会说，我曾经叫我的老公（父亲）在职场竞争中，主动让位给一个女性。

女性权益问题的确存在，但网上那些以女权主义驱动的对婚姻、对小孩的厌恶；母亲带着小男孩进入女厕所等等热点话题，大多数场景下都成为了女性为难女性。带着孩子的母亲，因为体力上的弱势而更容易被指责被攻击。

所以，性别对立话题，只在网上有意义，只在积聚愤怒的时候有意义。它的本质，不是性别，而是抵制与仇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形成政治正确，离不开仇恨。西方以公平诉求为基础的种族、性别议题，也从仇恨中汲取力量。中国女权以及因中国女权而相应产生的中国男权，他们网络舆论操作也离不开仇恨。

方式也是类似的，通过微博挂人，煽动仇恨，发动粉丝去抵制、去举报、去消声、损害对象的利益。粉丝的愤怒获得压倒别人、损害别人的权力快感，博主收获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快感之外，还收割流量利益。

所以，哪有什么性别争议，抵制就是为了抵制，而且与仇恨强关联。为了寻求仇恨的最强力支援，仇恨会不断循环，直到价值观的终点。

实际上，抵制杨笠的群体，在气质上和司马南的粉丝是高度相似的。比如，他们更多地采取一种保守主义立场，去看待女人。很多这样的男性谈到中国女性涉外婚姻时，他们会说，这是中国的女人，这是我们的女人，不能让他们和外国人结婚。

所以，任何群体，的确，都有愤怒的权利。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在权利之上做出是非判断，那就是：容忍冒犯，保持宽容，促进自由，这是当下更需要的。

企业退缩，只会招来更大的恶意

面对舆情企业一定不能被动地等待，一定要积极干预积极反应，但是积极干预和积极反应并不等于是退让。面对愤怒、抵制，一味地讨好躲避、消除、退让，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示弱、害怕，本身就是引发仇恨与抵制的原因。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仇恨、抵制，可以发挥作用压倒对方，伤害对方，这种仇恨就会更强烈。所以，短期主义的退让，会引来更大的恶意，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麻烦。

所以，京东的退让立刻招来了另一波女性的抵制。因为不管女权也好，男权也好，都是这么操作的。这反映了中国舆论场上的残酷性。

所以，企业应该采取一些更长期主义的态度，甚至是牺牲当前的短期利益，勇敢正直，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宽容去坚持。这需要社会的支持。

硬币的另外一面，商战是正常的，乃至舆论场中的商战也是正常的，只要不造谣、不违法。但是为了短期利益而搞坏中国的营商环境、舆论环境，搞坏民智，一波又一波的民粹煽动中，不会有长期的赢家。

所以，面对抵制杨笠，男女青年，都应该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塑造一种更健全的心态。京东的男用户，本不是这些仇恨的对象。而京东的女用户，更不应该是这种仇恨的对象。在我看来，女性对于抽象宏大的话题不感兴趣，反而能用更朴素的认知去接近现实。

总之，保持宽容，才是最重要的。接受冒犯的社会习惯，需要从最不敏感的地方开始，也就是最宏大的概念开始。人类，然后就是性别，接下来，可以是任何职业，任何观念。

弱势的男性年轻人，面对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脱口秀，本该始于冒犯。但在愤怒与戾气中，严肃媒体退缩、畏惧，比京东更甚，反而倒是没人去承接脱口秀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了。

这是愤怒的年轻人们，没有意识到的。

阿涛年迈的母亲好几天联系不上自己的儿子了，她想到了同在北京的亲戚孙先生，让他到阿涛上班的地方去看看。

9月23日中午，孙先生到了阿涛租住的地址附近，但打不通他的电话。下午一点左右，他终于走进了阿涛的出租屋，屋里站着警察。他们询问了孙先生和阿涛的关系，然后告诉他：

人没了。

阿涛，河北人，今年42岁，生前是叮咚买菜丰台区长辛镇的库管员。加入叮咚买菜前，阿涛开过一家小粮油批发部，疫情时生意不好做，他就把店关了开始打零工。

2022年的除夕夜，阿涛正式成为了一名叮咚买菜的配送骑手。买电动车的800块钱，还是问孙先生借的。

因为有过盘货、库存管理等经验，阿涛很快从骑手干到仓管员，又从仓管员一路干到了店长。今年7月，阿涛觉得干店长工作压力太大，申请调到了长辛店，重新做起了仓管员。

去世前，阿涛曾向自己的店长请假。店长要求他再来上一天班，但阿涛表示自己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眼睛里全是血。

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阿涛在微信里向店长保证，让自己再缓一缓，只要能看见东西了就回去上班。

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晚，阿涛和店长进行了一次45秒的通话。而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阿涛被法医认定为猝死。因为并非刑事案件，没有死亡时间进行鉴定。家人们在把遗体火化后，想搞清楚阿涛最后的时间发生了什么。

当他们登录阿涛生前的企业微信和查找考勤记录时，APP弹出一句话：

账户已被禁用。

通过生前乘坐公交的记录、工资发放时间以及阿涛手机相册里的截图，家属们得知中秋节他连续上了三个夜班。从9月1号到9月17号，阿涛只休息了一天。

从23日被发现去世，叮咚买菜官方和阿涛工作的店里，没有一个人找他，也没有人联系家属。

9月29日，家属主动找到叮咚买菜。叮咚买菜告诉他们，阿涛是和第三方签署协议的外包员工，应该由第三方负责。最后还表示他们要下班了，让家属赶紧走，随后直接报了警。

而第三方则表示，从现有的证据看，和他们关系也不大，但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几万块钱。

星球这几年写过，像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外包雇佣，由于没有五险一金，在签订协议时，都会附带购买一份保险。外包公司告诉家属，阿涛这种情况走不了保险：

因为死亡时不在工作地点。

42岁的阿涛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家属们说自己没有讹钱的意思，但几万块钱的赔偿，连阿涛下葬以及鉴定的开支都不够。

这件事在经过媒体报道和舆论发酵后，叮咚买菜对外宣称，他们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介入此事。10月14日，家属们接到了来自叮咚买菜的电话。

这一次，叮咚态度好了不少。他们告诉家属，公司高度重视这件事，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汇集了公司各部门精英的智囊团，大家建议可以走工亡认定，但需要家属配合提交证据。他们已经联系好警方提供阿涛上班的监控，并且会督促第三方提交相关考勤资料。

但家属一方却对公司已经没有了信任，他们至今都无法打开阿涛的企业微信，也查看不到考勤记录。所谓的监控更是没有看到。

警方告诉他们，民事纠纷不属于警方管辖。其次，工亡的认定需要在阿涛离开工作地点48小时之内，但现在阿涛的遗体已经火化，家属从哪儿去找证据提交？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想要解决问题，应该是叮咚和第三方机构积极收集提交证据，给家属提供方案：

而不是在这里为难我们家属。

和阿涛签订协议的公司叫做云千斗。家属们表示，从工友处了解，北京地区叮咚仓管员几乎都是和这家公司签订的外包协议。

云千斗的母公司叫做杭州爱才人力资源。这是杭州的一家明星企业，浙商500强，曾多次接待领导视察。根据宣传，这家公司的客户还有京东、蔚来等等，是浙江省五星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乃悟看了一下阿涛和云千斗签订的协议，协议中反复强调，双方不构成任何劳动关系或类似关系，云千斗对阿涛的任何保险、福利、社保都不具有义务。

2021年，爱才人力资源获得了叮咚买菜供应商的两项大奖，分别是：

安心伙伴奖、卓越贡献奖。

阿涛生前工作的长辛店镇，一百年前是工人争取权利并取得胜利的地方。叮咚买菜的官方宣传里，有不少一线员工在抗洪、抗疫中坚守的文章。

在那些文章里，他们叫叮咚铁军，在那些文章外，他们该叫什么？

今天看见新闻，有学生家长发视频，说一个中学学生食堂的生肉是臭的，当地负责市场监管和教育的主管部门立刻赶赴现场，经过初步调查，发现猪肉的确“感官气味异常”，目前已经进行了查封和调查工作。

虽然这个“感官气味异常”六个字写得非常含糊，留有了很大的余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批肉是肯定不正常的。

能够用鼻子闻出来的异味，说明已经不正常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

售卖不合格的食物，我一直都觉得是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而把这些食物卖给中小学，是丧尽祖宗十八代天良的做法，说他断子绝孙都不为过。

原因非常简单，中小学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现在的孩子极少下厨房，他们对食物的判断，只有好吃或者不好吃，基本上没有能力分辨食物有没有污染或者变质。

而他们吃到这种变质的猪肉，如果调料放得重一点，他们甚至都尝不出来，说不定还觉得“辣得过瘾，胜过辣条”。

这些年来，中小学的食堂经常出事，有食物变质的，有原料过期的，有混杂异物的，至于什么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的行为，跟用臭猪肉比起来都算得上有良心了。

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其实最直接的一条，就是“领导班子陪餐制”。

我在西藏的时候就是这样，学校领导班子排着班，每周一个，在学生吃饭前的一刻钟先去吃学生食堂，书记、校长、副校长、后勤主任……人人都有，绝不落空，我们都亲切地把陪餐的人员称为“验毒师”。

如果学校领导自己采购的食材有猫腻，他肯定不会吃；如果不是学校领导采购的，他对食物的鉴别能力一定比未成年人强。饭菜有没有做熟，食物有没有变质，口味有没有恶劣，他们一口就能尝出来。

即便是食材真的出了问题，学校领导也能拍着胸脯说：“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自己也在吃这个。”

至少学生家长心里会稍微好受一点。

再说了，现在直播手段那么发达，大街上随便一个网红直播都有大把大把的人观看，学校领导一日三餐直播吃学生食堂，我就觉得挺好的。

你想想，学生开饭前一刻钟，校长拎着饭盒子走到学生食堂，喊一声“家人们”，然后打饭、吃饭、评价火候和味道，有问题直接把后勤主任和厨师叫过来询问，这不比网上那些瞎编剧本的霸道总裁剧好看多了吗？

又直观，又好玩，我就不信，家长不爱看。

你说，我一个教育界的门外汉都能想到的办法，那些“深耕教育系统几十年”的精英们想不到吗？

我不信的，我觉得他们一定想得到。

但是为什么他们明明有办法，却又不执行呢？

我此前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凡是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其中一定有某个环节的重要信息我们不知道。

让校领导带头吃学生食堂，从操作层面上来看，其实一点都不难。

真正难的是，一直不让这个方案在全国的学校推广并且一丝不苟地执行下去。

希望您能理解我上面这句话的意思。

一些年轻人正在艰难地偿还由父母欠下的债务。在父债子还的观念下，一些父母因经商理财失败甚至是炒股、赌博形成的债务，在他们年龄变大偿债能力下降后，被转移到了刚刚进入社会的子女身上。亲情关系，成了家人之间财务剥削的脐带。

从父母身上继承的负债，成了年轻人们难以脱身的人生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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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父还债

酒席结束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

这场春节期间的酒席，刘芹和父亲吃得跌宕。酒席上，醉汉当众跟刘芹讨要欠款：“你爸欠我5000块，两年没还。”

席上人很多，醉汉借着酒劲对爸爸指手画脚，“这样的老板谁不能当”。5000元是刘芹父亲拖欠那位醉酒工人的工程工资。刘芹知道，这些年下来，父亲拖欠的工资不止这一笔，被当众讨要工资，这也不是头一次。

回到家，刘芹让父亲把账本找出来。父亲从屋里翻出了一本薄薄的发黄笔记本。因为经常翻阅，本子比正常情况显得更为老旧。某某来了几天，一天拉了多少车沙子，开了几个小时挖掘机，欠薪资数额多少——本子里一条条记录着每一位工人未被偿还的劳动和薪资。

父亲核算好一位工人的工钱，刘芹就把这笔钱转到父亲的账户。父亲转给工人，然后从账本上划掉这一项，一笔欠款就算结清了。

一笔一笔，数目一点点累积到20万，很快超过20万，再到逼近30万，账还没还完。刘芹的情绪渐渐失控，“你不是说20万吗？到底多少？”对最后的那个数字，她感到恐惧又无助，5个小时后，四十多笔欠了三四年的账终于还清，总数40多万元。

刘芹的爸爸在手机上一笔笔转账还款。

对刘芹父亲来说，想给工人结工程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刘芹的印象中，父亲自5年前开始做包工头，每年过年都要去大老板家里拜访、要钱。运气好的时候，20万的钱款，靠父亲软磨硬泡，能要回3、4万元。有时候工人们也来家里要账，僧多粥少，父亲要回来的这点钱根本不够发。

每年大年三十前两天，往往都会有父亲的工人来家里吃住，等着发钱。有时会有人争吵、拉扯，更多的时候，工人们就坐在那里，穿着开裂的旧皮衣和破洞的布鞋，屋子里的气氛压得很低。

刘芹26岁，这位从云南保山的村里走出来的姑娘，如今靠直播带货赚钱。有时，债主会找到她的直播间里，讨要她父亲欠下的债务。“欠我的8000块钱为什么不还？”这种评论让刘芹恐惧。对她来说，欠钱不还是大污点，而某种程度上说，父亲的欠债，约定俗成的也是她需要偿还的欠债。

刘芹知道工人不容易，刚开始，她心疼工人们，用自己的存款垫付，以为等上面的款结下来就好，后来她就知道了，“上面的”很少履约付钱，她垫付的钱，基本有去无回。

每一次，当工人们堵在家里要账、债主来直播间讨债，刘芹都感到痛苦。刘芹不想一直做欠债人的女儿，这些年，欠债的耻辱和愧疚她都连带着承受了。醉汉的当众指责压垮了刘芹，她决心了结此事，即使存款有去无回，也要摆脱身上难以凭空推倒的羞愧。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不要求子女对父母负债的清偿责任，但是在中国民间，“父债子还”的观念仍有广泛基础。2005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实证研究》显示，接受访问的民众中，认可“父债子还”的人约占一半。《当代中国分家析产习惯法》中，作者提到，农村地区仍坚持“父债子还”原则，走访过程中，有村民告诉作者“只要是父母在外所欠债务，不论这些债务是用于何种开销，也不论儿子是否分得财产，儿子都负有偿还的义务。”在村民眼里，儿女不替父母清偿债务是“不道德”的。

为父亲还债的40万，是刘芹每天马不停蹄写剧本、拍视频、剪辑、直播，忙到凌晨睡觉，一点点攒下来的。为了赚这些钱，她声带受损，去年还动了一场手术缓解苦楚。尽管有心理准备，40多万元一下子消耗殆尽，刘芹还是崩溃大哭，她把手里用来转钱的U盾砸到地上，踢翻椅子，还扫落了桌上的东西发泄内心的委屈。

“凭什么要是我？”早年父母离婚，刘芹由爷爷奶奶带大。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没给过钱，也没陪伴她成长，但父亲欠的钱和人情债她仍要一并负担，一时间，她委屈不已。

冷静下来之后，刘芹要求父亲再也不能碰工程。她承诺每个月给父亲5000块钱，帮他买豆种、肥料和养牛用的饲料，让父亲在家中安心养牛、种豆，安分过生活。

以前，村里的人都知道刘芹的父亲挣不到钱，连带着刘芹也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现在她帮父亲还了债，又出钱整修了家里的房子，带着爷爷奶奶四处旅游，三亚、大理、西川版纳、北京，今年出了国门到了土耳其。村里人开始夸她，“刘芹有孝心、有能力，刘芹爸爸命好啊。”

刘芹带着爷爷奶奶去了北京旅游。

央行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有负债，其中，接近一半的家庭负债30万元以上。当家庭中的长者从壮年步入老年，经济收入流失，这些家庭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逐渐从父母处接过了偿还家庭债务的负累。

接手父亲的债务那年，研君24岁。那是2021年3月，他刚入职新单位，一家中部省份的大型国企，月薪从3千元涨到了7千元，准备全身心投入那份毕业后最体面的工作。

入职几天后，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让研君回家帮忙，轻描淡写地让儿子回家“弄个过桥资金”，去银行贷款20万，帮他度过难关。研君没多问，周末回家办了手续，此后，就背上了一年期借款，和每月的利息。

一年后，就需要还清这笔借款。研君父亲承诺，收到外面的欠款，就能还上。结果1年之后，借款到期，父亲推脱说账收不回来。后来研君才知道，父亲炒股亏了500万，家里投资的生意运转不过来，又欠了300万元债。为了还清这些债，父亲变卖了家里两栋楼里的一栋，还卖了奔驰车，却难以填上巨大的窟窿。

研君没有存款。接到几个银行的催债电话后，他自觉没办法了，向亲戚借了18万元还上了逾期的借款，又在另一个银行贷款了17万元还给亲戚。这一次，他每季要还3500元利息，本金3年后一次还清。

被父辈债务盘剥的生活

接手父亲的债务，陡然转变了研君人生的走向。

本让他欣喜的薪资一下变得杯水车薪，每月光还利息，就得耗掉他部分月薪。他向领导申请涨薪，倒是没有被拒绝。领导把他派去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工作，以此为交换，把他的薪资涨到了每月12000元。

在大西北，条件算得上艰苦。项目地处偏远，举目只有无边的黄土和几间低矮的平房，冬天零下十几度，屋子里没有暖气，晚上盖两床被子，他被冻醒好几次。研君一个人负责三个项目，带着团队在全国的建设工程大赛上拿了一等奖，业绩出色，但那时，公司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研君感到无力，夜晚他在工地的集装箱辗转反侧，知道土木行业不行了，再怎么干也还不上钱。

2023年8月，研君辞了职，跟当时的女朋友分了手。“你欠5、6万还好，几十万、上百万，你一个年轻人，怎么翻身？就算人家女娃是个好女娃，她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你男生应该成熟一点。”

没有收入，每个月的利息准时从存款中被扣除。研君想过破罐子破摔，当个背债人，“去借一笔把家里钱还完了，我自己跑外国去。”

为了涨薪，研君接受了驻地大西北的外派。

父母的债务，轻易地剥夺了单韵生活里一些重要的东西。包括稳定的生活、快乐和健康。

2022年，单韵18岁，在昆明一所大学念预科班。她来自一个商人家庭，父母原本做沙发垫生意。受大环境影响，2020年前后，父母的生意陷入危机，家里原有的资产一点点被卖掉、抵押，房子、车子、仓库等被掏空殆尽。单韵眼见着父亲不再是“单老板”、每天都要参加饭局，而是成了一名搬家公司的司机，同样因为债务，母亲经营的门铺被法院收走，失去营生后四处求职无果。

那时候，单韵家的每个人，精神状态都有些失控。单韵的父亲，每几天就要参加网上开庭。庭外，债主们发来的法院传票他一张接着一张地收，催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焦灼催动下，单韵的父亲没日没夜地抽烟。晚饭时他喝酒，醉酒后就跟单韵母亲吵架，激动处两人砸家里的物件泄愤。这个家不知不觉混乱得不成样子，就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中的地板因父亲的焦虑布满烟头，一地肮脏。

学校限制出入，单韵只能从学校给家人打电话，挨个安抚父亲、母亲，以及还和父母一同生活的弟弟。挂了电话，她避开人群，跑到无人处大叫、撞墙发泄无处可去的怒气和无法解答的因果。最极端的时候，她想过把家人、催债人和自己挨个捅死，让一切恢复平静。

对她而言，罹患严重的抑郁症是必然的结果。精神上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描述，直接反映在躯体，她总会突然流泪、身体发麻、发抖，难以呼吸。

为了缓解父母债务带来的痛苦，单韵想过休学去做刷单的活儿挣钱，替父母还债，在学校辅导员的劝说下作罢。在焦虑支配下，她上网查询法律资料，林林总总，有一条告诉她：父母的债务，子女不必负担超出父母遗产数额范围的部分。另一面，父母未如她想象那般，呵护她不受债务的牵连，反而还曾用她的身份证压货，还曾想过借用她的身份信息贷款。

对她来说，父母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最大的风雨。

单韵读大学第一学期，靠着亲戚给的3000元度过，一天只吃一顿饭。后来，她一人做三份兼职，占用了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父母的债务，她也一起分担。赚来的一部分钱最终一部分去往了父母债主的户头——有时候父母向她要钱，口吻很急，说一些“这边的钱收不回来，那边又要结款了，你那里有没有钱给我？”之类的话，一次要走几千块，没有还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失望于父母的自私，又恐惧于可能降临的债务，在惊惧焦虑中度日。

扭曲了亲情

背负父辈留下的债务的儿女们，就像试图逃离漩涡的泳者。反反复复，缠斗难有结果。 

不凭借一些运气，似乎难以挣脱这种厄运。 

过了几年跟父辈一起还债的日子后，就在沉重的债务让研君感到“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时，赚钱的机遇戏剧性地降临了。研君在一个QQ群里偶然认识到一位炒币的老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跟着他开始炒币，恰好赶上一波虚拟币的大好行情，四个月的时间，他用手上的3000块挣到了100万。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一些金融投机技巧”。请求他再说详细一点，他只说“不教人炒股、不教人炒币、不教人投资，是人生三大善事。” 

总之，这100万让研君感觉人生终于柳暗花明，他拿出70万一口气把家里数年来剩余的债务还清了。 

“你就这点出息？不给你钱你就去死？” 槿茜气极了。这天中午回娘家吃饭，刚进门，父亲就催问她到底答不答应帮他借贷还债。槿茜拒绝后，父亲用死亡威胁：“那行吧，随便吧，反正我也准备好药了。” 

这种话，父亲不是第一次说。12年前，槿茜读高一时，父亲突然对母亲说，他赌博输了钱，瞒着家人抵押房子借了银行20万元，还不上了。如果不帮忙还钱的话，银行要来把家里的房子收走。最后，槿茜妈妈跟兄弟姐妹四处借钱，把银行的钱还上保住了房子。那一次，父亲也是这样，用去死来逼迫妻子帮他还钱。槿茜还记得，当时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活了，被车撞死算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被他用到了极致。”槿茜这样形容。

槿茜生活在对父亲的信任随时会脱轨的忐忑之中。 

2023年9月，父亲给她打了电话，她不敢接。没人接电话，父亲就一直打，十多次拨号之后，槿茜不安地接起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对槿茜说，他不想打工了，要白手起家去创业，想跟银行贷款30万元，打电话来，是想请她帮忙当联系人，去银行签字。槿茜没信，几天前，槿茜在父亲要求下，借给了父亲1万元。父亲没说原因，只说发了工资就还。槿茜看他要得急，给他转了过去，几天过去，父亲又来了，开口就是这么一大笔钱，着实奇怪。她让父亲说实话，结果父亲说，是欠债了，一共20多万元。

父亲看似通情达理地说：这个不用你出钱，后面有问题也不会找你。 

可是，如果只是紧急联系人，提供联系方式就行了，为什么需要本人出面？槿茜留了心眼，上网一查，发现父亲说的其实就是担保，哄骗她签了字之后，需不需要为这笔欠款负责，就不是她或者父亲能决定的了。

槿茜对父亲感到很失望：“我刚结婚，以后还会有孩子，你这样让我平白无故背上一笔债，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未来？”

这年槿茜26岁，结婚成家不到半年。直到大学，家里的欠款才还清，槿茜大学毕业后进入济南一家医药连锁上市公司做财务，工作很稳定，不久前结了婚，对方很体贴。眼看日子越过越好，现在爸爸又欠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槿茜几乎两眼一黑。

“那我到12点就要被起诉了，你说怎么办吧，我听你的。”电话里，父亲假用无所谓的语气催促槿茜做决定。无赖的口气让槿茜又急又气，“你惹的这些事为什么是我给你出主意？” 

槿茜感到爸爸在用亲情绑架她，“他太了解我了，知道我心软，一定会想办法帮他。”父亲总是理直气壮地找她要钱。“他觉得我帮他是应该的，我是你闺女我就应该帮你。” 槿茜说。 

最终，她还是妥协于父亲的亲情威胁，给父亲打了5万元。对于槿茜这样的人来说，亲情并不可靠，却像是魔咒一样束缚她的想法。父女多年，槿茜不忍心看爸爸被追债，尽己所能地帮他。

给父亲的5万元，是她和丈夫共同账户的钱。父亲要得急，槿茜没跟丈夫商量。用这笔钱，槿茜心里有愧。

后来，槿茜跟丈夫坦白，丈夫没有埋怨，但此后，丈夫不再把工资存进共同账户，丈夫说“我怕你把钱都给你爸。你都有前科了，没法再相信你了。”这让槿茜在小家里陷入了被动，丈夫现在的收入和存款她都不清楚。槿茜感到夫妻之间有了隔阂。 

回想起来，槿茜对爸爸表达了彻底的失望。“你说你孩子过不过了，人家刚结了婚，你让我在家里怎么呆？你让人家怎么想你？他一点都不考虑。” 

开始是欺骗，后来是威胁，“就把这种不堪的手段用在自己家人身上。”槿茜觉得自己对爸爸的感情被一点点地消耗掉了，从开始的心疼、着急，想方设法帮他，到后来的责怪、埋怨，现在变成“你爱咋咋，不行你就进去，进去了我们还管管你。” 

几天后爸爸又找槿茜，说同事帮他贷了5万块，现在还款期到了，这笔钱不还不行，槿茜怕影响爸爸的工作，还是给了他5000元，这是槿茜一整个月的工资。 

很长一段时间，槿茜觉得自责，“我怎么这么没出息，一个月就挣5000块，我就是能挣1万块也好呀。”有时，也忍不住觉得怨，她看电影《你好，李焕英》，看到李焕英说“我的女儿，只要健康快乐就好。”槿茜一下子哭了，“为什么我的爸妈从来不说这种话，我也想要开心快乐，我不想承担那些我不该承受的东西。” 

国庆假期，槿茜还在公司加班。每次，在朋友圈刷到别人又去看演唱会了、去哪里旅游了，槿茜都忍不住难过，“好羡慕人家有诗和远方”。这个月5000块的工资，1000块是给上高中的弟弟的生活费，2500块给爸妈交了年度保险，除去自己的吃穿用度，还有杂七杂八的人情往来，根本剩不下多少钱，“存也存，一两千的，都不够一趟车票钱。” 

槿茜决心不再管爸爸。“实在是管不了，没这个能力。”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感谢陈佳仪、李心怡对本文的帮助。）

真正能拯救他们的，其实也不是做题，而是让所有像“聊天”这种看似不稳定、不正经、没保障的工作，都能在体面、有尊严、权益均等的前提下，挣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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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三邀》第八季最新一期节目，许知远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的对谈“灌木也能成乔木”播出后，备受关注。

在这期节目里，林小英依然很犀利，并直言现在的教育弊病：教育功利化、无效“内卷”、唯分数论，评价体系单一，学生的时间和空间被填满、没有时间探索自我，成长路线被预定、出口单一，等等。

林小英的这些话引发了很多共鸣。

其实这些都是近几年教育批判的一种主流话语，人们并不陌生。比如说教育内卷，这已经是共识了，至于卷到什么程度，成年人去做一下小学生的题就知道了。

林小英的话因此得到了很多赞同，这也是她此次能够出圈的原因所在，她的评价确实戳中了很多人。

但是更值得琢磨的，其实是群嘲、批判她的声音，这在视频的弹幕里可以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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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里，林小英说了一句，“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

这是她本次节目飚出的一个金句。但弹幕里也迅速飘来了反怼，“站着说话不腰疼”“应试教育的成功者叫后面的人别上车了”“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坐着聊天挣钱”，等等。

这样的意见很常见，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崇拜分数的应试教育，已经是普通百姓改命的唯一机会。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高考是最公平的，毕竟这个考试里理论上只看分数。而每年围绕高考产生一系列诸如保密、押运、护航、停工等一系列宏大叙事，都在强化这一点。

然而，现实中，某些所谓自主招生、素质教育等，确实也滋生了一些腐败。一些有权势的家庭会和学校合谋，叠加监督不到位，在这些面前，寒门子弟更是毫无机会。此前个别高校领导和工作人员落马，都在印证这种印象。

所以，哪怕内卷的应试教育如此乏味、残酷，那些毫无生气的校园生活，整齐划一的着装妆扮，甚至催生了一些惨剧，但很多人依旧无动于衷——“这就是最公平的，没办法”。

当然，应试教育是不是公平其实也值得再想想。

比如，这两天就有一个新闻，2025年高考报名陆续开启，多地要求严防“高考移民”。这一方面说明有人可以移民，另一方面说明不同地方同分不同命。

但这不妨碍芸芸众生出于对丧失公平的恐惧，而自觉地维护起内卷的教育机制。所有赋予“自由度”的教育改革，也因为慑于这种民意而无法被提起。

哪怕他们其实就是这套内卷机制里最疲惫的一群人——可以想象，群嘲林小英的观众，他们除了内卷别无选择，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在这套系统里争取胜利。

林小英曾经写过一本反思基础教育的非虚构作品——《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不过，她试图拯救的“县中孩子”，以及背后的家长，也许就是她最大的反对者。

02

今天的教育内卷是矛盾的现象。

如果说过去大学录取率很低，考上大学即是“天之骄子”，那么内卷确实说得通，入场劵就几张，当然得努力。

可是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其实一切都指向反内卷：本科、硕士、博士全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本科录取率从5%到93%，堪称几何级数增长。就在前不久还有一个新闻，博士点拟大幅新增831个。

按这个逻辑，教育不应该再卷了。因为每个人上大学更容易了，没什么必要卷。

这时候又有人说了，这是学历的通货膨胀，学历变得不值钱了，更要卷。

这是不是不讲道理？招生少是卷，招生多也是卷，难道宇宙的尽头就是卷，卷是所有人的宿命？

这实在是太颠覆常识了。人们基本的思考逻辑就是，当资源变多，人们就不需要过度竞争。医院多了，球场多了，人们就不用去抢了，这才是正常的。

但教育似乎很独特。学校多了，录取率高了，可是内卷却越来越激烈了。这真是不可理喻。

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句怼林小英的话，“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坐着聊天挣钱”。

怎么不可以呢？网红不就是吗？

但估计在做题家眼中这就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在社会眼中也是如此。虽说网红挣得多，但网红承受了多少骂名，翻一翻评论区也能感受得出来。

网红，就像一个时代的照妖镜——这并不是说网红是妖，而是看待网红的态度，折射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众心态和深层人性：仇富、偏见、固执、从众等等。

舆论对网红的挞伐可谓不遗余力，看看这些所谓翻车网红的评论，那些呼吁“严厉打击”“彻底取缔”“关闭电商直播”的声音是多么亢奋。

这里只是拿网红举个例，无意去为网红辩驳。但是“不能靠聊天赚钱”的想法，或许正是教育内卷的原因：

很多人在有意无意，封闭教育之后的就业出路。

比如一个可以“靠聊天挣钱”的工作，在群情激愤的不宽容下随时被扼杀。很多年轻人或是突然失去了这个工作，或是战战兢兢、敬而远之。

那么剩下了什么呢？

应试做题，跟他们此前的教育逻辑是同构的。看看今天年轻人崇拜的职业，考公考编考教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做题。

很多年轻人不仅鄙视网红，也鄙视文科，崇拜理工科——这其实还是崇拜做题，文科所谓的自由发散、不求唯一、重视“综合素质”的学科，是没用的，就是不如只求唯一解的理工科。

03

那么，教育怎么能不卷？

教育最后的目标，都是为了有限的那几种工作，只能是有编的、稳定的、要考试的、看学历的那些。

所有脱离了做题路径的职业，都不是好职业，万般皆下品、唯有做题高，那么当然得卷。

教育是扩招了，社会的宽容度并没有，少数出路才能被认可。体力活、做生意、陪聊代练、“靠聊天的网红”，都不在很多人的理想之列。

这当中有观念的问题，比如人们对新型职业的陌生和恐惧，舆论压抑了多元创造，社会不能理解“实物生产”之外的价值，等等。

但也并不全是观念，这些没有被纳入“好职业”，背后一定都是普通人根据嗅觉和感知，进行理性筛选的结果，一定存在着或是权益福利或是工作境遇的差距。

比如，当城市落户用学历乃至学校作为筛选标准，那么自然是告诉年轻人卷好学历才配被大城市“看上”，更有实际的好处。

又比如，国内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3.7年，中小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这些自然也是告诉年轻人，找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不要“想有的没的”。

再比如，只有某些职业才有完备的五险一金、医疗养老保险，那么当然也是告诉年轻人，你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没有人能说林小英说得不对，学生不能过度嵌入，而应该“脱嵌”，从一种固定的、标准的、统一的模式中挣脱出来，道理都懂。

但是，万一做题就是他们最认可的模式呢？一个年轻人喜欢看风看云，满脑子天马行空创意，他敢去尝试吗？

我总是忍不住脑补那些怼林小英的年轻人形象，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大概也会刷短视频成瘾，然后看到网红翻车的时候忍不住啐一口：早该封杀你们了，对实体经济一点好处没有。

然后，躺倒在床上刷手机，刷到个某单位的招聘信息：要不我也报个名？

这是一种认知的困境：没有也没法有“其他想法”的年轻人，也不会想到应试做题之外还有什么。

真正能拯救他们的，其实也不是做题，而是让所有像“聊天”这种看似不稳定、不正经、没保障的工作，都能在体面、有尊严、权益均等的前提下，挣到钱。

能停止内卷的，不是学校多了，而是路多了。

你可以急，领导不能急。

外出住宿，不料住客的一举一动却被实时直播。偷拍设备藏在酒店民宿的插座、电视、空调、天花板烟雾报警器，甚至钉子、衣架等隐蔽位置，悄无声息地窥视密录，镜头另一端，交易与疯狂同时进行。

9月份，一名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及其团队在石家庄华强广场民宿房间内发现多个偷拍摄像头，该博主报警后，在楼道被多人围堵。这件事再次触动了公众对偷拍行为的恐惧与不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尽管偷拍现象得到了大力管控，但是因为新技术不断涌现，直播方式使得偷拍的侵害性更广泛，监管挑战也在持续增大。

他指出，酒店民宿需要首先承担防范、告知和及时处置偷拍事件的义务。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住客在发现受到偷拍侵害的情况下，提供基本信息进行举证，可以提出维权主张，要求酒店民宿承担过错推定的侵权责任，反向推动相关机构作出有效的自检和回应。监管部门也应加大监管的力度，变化监管的方式。

吴文煜测试金属探测仪（左）、红光检测仪（中）和热成像扫描仪（右）。受访者供图。

一本万利的偷拍产业屡禁不止

“偷拍产业之所以屡禁不止，因为其总是‘一本万利’。”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目前，偷拍产业链分工明确，已经形成了设备制造和销售、设备安装、视频获取和传播三个方面，也就是前端偷拍工具、中端偷拍机会和后端的偷拍传播行为。

公安部早在2014年就已经明确禁止非法生产窃照窃听设备，高艳东认为情况却不容乐观。10月11日，记者在淘宝、京东和拼多多APP上搜索“针孔摄像头”，均无显示相关产品。然而，记者通过其他关键词，诸如“小巧”“针眼”，或根据搜索框自动填充的关键词，错字搜索“摄线头”等，仍可搜索出店家宣传的体积小、隐蔽性强的摄像头，有的仅有指甲盖大小，“找得到，我吃掉”“无声无光”“保密发货”等是该类产品的常见宣传语。此类摄像头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除了在网络上依然可以找到售卖微型摄像头的渠道，高艳东指出，线下渠道更为隐蔽，在实践中也有不法分子购买零件自行编程组装。

高艳东介绍，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质检总局）2017年的数据，约有80%的智能摄像头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其中也不乏厂家在生产时就给不法分子留下“快捷通道”的产品。黑客通过技术手段侵入家庭智能摄像头，通常采用付费直播的方式进行盈利。

偷拍密录的场景涵盖私密场所和公共场所。偷拍者在酒店、民宿、出租房等私密场所安装针孔摄像头，此次石家庄事件里，博主便是在民宿空调的通风管道里找到了摄像头。

不法分子还会在公园、游乐场、海滩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的厕所中安装针孔摄像头，“其中在女厕的安装较为普遍，通常根据女性的年龄外貌特征，将女性如厕的视频打上不同的标签进行分类，最后统一售卖给网站或者个人买家。”高艳东说。

偷拍设备的购买价格低廉，但是偷拍视频却可以多次出售甚至“私人定制”家庭直播。根据高艳东的调研，偷拍主要有两种方式获利，一种是付费直播，一般是400-600元就可以买到三五台酒店摄像头的观看权限，家庭摄像头价格会更低。

一种是视频销售，不法分子将私密视频剪辑好售卖给网站，一条视频的价格在100-300元之间，或者将视频直接卖给观看者，一般价格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购买者不计其数。

酒店民宿里的摄像头是如何藏进房间的，事件曝光后，许多人对此提出疑问。“影子”博主在接受大象新闻采访时提到，许多团伙将服务器设在境外，通过支付佣金或分成的方式，指挥境内的社会闲散人员，俗称“小马仔”，统一给他们邮寄改装好的设备，告知安装位置和如何调试设备，装完之后删掉自己安装的视频。

2017年至2020年在北京经营民宿的王慧（化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曾在和同行聊天中得知，有的民宿老板在装修时就已经把摄像头安装在房间里。

“对方说做正经民宿能挣几个钱，他们都是这样做（指安装摄像头），视频会同步云端，有的实时直播，每天的直播收入可观。稳赚不赔做一年后转让民宿，以后哪怕摄像头被查到了，也不是他的事了。”王慧表示，她拒绝了同行的建议，还购买了检测仪，在每个房间贴了入住之前先检测的指示牌，提醒顾客保护隐私。

高艳东指出，确实存在经营者自己安装摄像头的情况，这类情况在学校周边以及旅游风景区会更多一些，商务差旅酒店相对少一些；资质齐全，品牌效应强的酒店和民宿可能会少一些，而资质不完备的住所则多一些。

不过，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普遍情况，“我愿意相信中国的广大酒店民宿经营者有着其应有的职业操守，不会去偷拍牟利，只有少数经营者才会这么做。”

高艳东表示，偷拍产业在2017年至2018年逐渐泛滥。在2020年前，偷拍产业依然在扩张，直到2021年11月份，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行动，偷拍产业才有所收敛。这几年随着净网运动的展开，线上购买针孔摄像头的渠道被取缔了许多，许多传播相关私密视频的网站也被大量关停。

“但团伙作案用于传播色情牟利的情况依然存在，而且新技术的运用使其更难以被发觉。”高艳东举例，诸如针孔摄像头之类的微型摄像头不仅可以实时联网直播，甚至可以“无红外”，不易被检测。不法分子还通过网络聊天工具或网盘兜售偷拍视频，使得传播行为更难被察觉。

如果不幸找出隐藏的摄像头

石家庄事件发酵之后，网络平台出现了多种教人检查隐藏摄像头的方式，防偷拍设备销量上涨。“反偷拍博主”也大量涌现，一些博主放出偷拍视角打过码的画面，素材来源和定位不明，称以此引起受害者和网友注意，“避雷”相关酒店民宿，并推荐网友购买相关检测摄像头的仪器。有网友对视频来源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式也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曾在摄影器材品牌工作的吴文煜指出，近期一些热门的检查方法不一定都有效，“如果大家相信了错误的方法，反而是纵容偷拍摄像头。”吴文煜实际测试了通过反射红光找到摄像头的设备和激光笔，前者需要摄像头会反光且找准照射角度，后者需要激光持续且大范围照射，因此他认为这两者的效果比较有限。

使用网络扫描软件筛查可疑设备也是被提及较多的方法。“网络分析的软件原理是扫描同一个网络下面的设备，不认识的为可疑设备。基本上市面上的扫描软件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吴文煜提醒，软件会有漏报的可能，如果摄像头连接了其他的Wi-Fi，或者不使用Wi-Fi，就没办法检测到。

录像设备一旦使用，就会产生大量热量，可以使用热成像扫描仪扫描识别出来。吴文煜同时测试了插座和烟雾感应器，它们运转时自身热量不高，一旦被安装了隐藏摄像头，用扫描仪一扫就能发现。他认为这一方法最为有效，但缺点是仪器价格高，一台需要八九百元。

此外，事件当事人博主接受采访时特别提醒，普通人住酒店民宿时，首先要排查的是“带电的地方”，因为大多数摄像头需要通电才能运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有些网购平台的店家宣传“免插电”的摄像头，吴文煜表示，偷拍摄像头的耗电量比较大，“免插电”摄像头的电源容量非常小，无法支撑长时间使用，更多是商家噱头。

高艳东强调，普通人若发现了偷拍，首先应收集和保留相关证据，尽量保护好现场以便后续调查取证。他特别提醒，偷拍产业可能会涉及团伙作案，住客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要优先注重自己的人身安全，尽量避免与相关人员发生冲突，及时报警，当遇到人身威胁时向警方申请人身保护。

其次，住客合理评估入住场所的资质，是否为较为知名的、星级认证较高、资质齐全完备、品牌知名度高的酒店，如果是，可以考虑联系酒店管理人进行处理；若是资质不齐全或监管不到位的小酒店或民宿，应该谨慎通知相关管理人来处理，“因为并不清楚管理人与偷拍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9月24日晚，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已于24日将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审讯，该三人均供认借住宿之机，在客房内偷装网购监控设备，以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实，且与民宿业主并不相识。

2023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办理了一起偷拍案件。犯罪人员以拍摄影视素材为由将多名女生约至他的住所，用提前隐藏的摄像设备偷拍下女生换装的隐私视频。该案最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李鹏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将偷拍密录案件定性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务中比较少见，这也是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特别是隐私音视频信息所做的一次尝试。

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严格保护。李鹏表示，个人隐私也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偷拍偷录的视频若含有某些人体部位特征信息，如性器官等隐私部位，或窃取了未经允许下载的裸照等，均属个人信息保护范畴，都受到法律规制。

李鹏介绍，以往司法实务中认定偷拍密录案件性质的罪名，一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该罪要求犯罪嫌疑人使用了“非法窃听、窃照器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司法实务中一般将被禁止的针孔隐形摄像头等认定为“非法窃听、窃照器材”，但部分案件中，犯罪分子也使用市场上正规售卖的器材用于偷拍。这种情况就无法认定该罪。

二是依据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中规定的行为。但在偷拍案件中，将被侵害主体的隐私图片、视频评价为“淫秽内容”略有不妥，且一些犯罪行为人未凭借传播或售卖偷拍内容牟利，通过该类罪名进行刑事规制也存在一定困难。

最终，该案依据刑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获得法院的认可。

法律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用现有法律评价新型犯罪行为，有时需要更新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来实现。在李鹏看来，偷拍案件从行为上来说，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义，至于是否会达到情节严重的界限，还要看侦查机关查获的证据情况。他认为，情节严重与否可以依据行为人偷拍的内容和时长、出售的次数、观看传播的人数、非法获利等犯罪情节进行综合评价。

应综合治理偷拍产业链的前、中、后端

高艳东建议，若要打击偷拍，就需要斩断偷拍产业链，从前端、中端、后端同时发力。在前端，相关主管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严格控制生产销售偷拍设备，从源头防止偷拍泛滥。

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摄像头偷窥黑产集中治理。最终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2.2万余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余个，全面排查联网摄像头存在的安全隐患，发现4万多个未授权访问、远程命令执行等摄像头漏洞，收缴窃听窃照器材1500余套。

在中端偷拍机会这方面，几乎很难设防。高艳东解释，安装针孔摄像头的场所多是公共场所，并不会排斥人们进入，所以在这一方面，社会应该往排查偷拍设备层面去发力，早排查，早安全。酒店和民宿更应该加强监管，落实其安全筛查职责。

石家庄事件之后，一些酒店民宿经营者宣称采取自检自查方式，保护客人隐私。譬如，贵州毕节织金县的一名民宿老板程星明（化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他在9月25日购买了摄像头检测仪，在客人退房之后用仪器扫描检查房间，该举动获得网友和客人好评。

在法治层面，202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刑法中也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此外，高艳东建议将偷拍行为作为单独犯罪处罚，增设侵犯隐私罪。

他解释，一般而言，偷拍侵犯的是公民的个人隐私，而在实务和学理中一般不把公民隐私归入个人信息中，因而对于偷拍侵犯到公民个人隐私的，一般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惩处，通过民事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若是情节严重一般也只是通过刑法中的其他条文，诸如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侮辱罪、强制猥亵罪等条款对公民的隐私进行间接保护。

预防是刑法的重要功能之一，他指出，若只是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就意味着存在一些侵犯公民隐私的情况无法被涵摄入这些条文中，例如使用手机偷拍，并不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而若只是用于个人目的而不传播，也无法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以只能是处以行政处罚，但这样的处罚又显得较为轻微。“在目前的风险社会视角下，这很难起到预防作用。”

最近几天，很久没有露面的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又火了。

他先是在上周做出了预言，说下周股市开市就要全部涨停，所以节前建议大家持股过节。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专治各种不服的大A狠狠打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脸。

其实，真正有本事的专家一般都不做这种很具体的预测。毕竟。股市这玩意从来就没有人能真正预测对过，连巴菲特荣格这样的人也都是讲讲趋势啥的。你问他们明天股市是涨是跌，他们往往也是懵逼的。

更何况，咱们大A历来的打法都是不按套路出牌，比什么美国股市不知道要狂野到哪里去了。

一般来说，专家预测被打脸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先躲起来不出声，毕竟现在网络时代，新热点多的是，说不定明天有别人被打脸，你的糗事也就是被忘记了。

没想到的是，任泽平预测失败之后，不但没躲起来，反而变本加厉了。他昨天和搞私募基金的但斌吵起来了。

10月2日，但斌说过：股市暴涨必有暴跌。他建议大家谨慎入市，再被套就不好整了。当时还有人嘲笑但斌被吓破胆子了，行情来都不敢出手。

现在看，但斌的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

10月11日，但斌又指出：“喊大牛市，让股民往里冲”的专家、学者和自媒体作者们，应该对股民们公开道歉。

其实我觉得但斌的说法还是很克制的，毕竟你们大嘴一张随便就能BB几句，但听了你们建议的散户们赔掉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有的人甚至是赔了棺材本。

这种情况，道个歉怎么了？

别说道歉了，股市暴跌之后，之前劝人入市的上海爷叔都失踪好几天了，据说是门牙被愤怒的散户打掉好几颗，不敢见人了。

就在但斌喊话之后，所有曾经劝散户入市的人们都悄咪咪地不出声的时候，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主动对号入座了。

但他这次倒没有和但斌争论股市下一步的行情，而是剑走偏锋，打起了爱国牌。

10月11日，任泽平在自媒体上发文，给但斌安了一个“唱空股市”罪，还不点名地骂但斌就是汉奸。

自己的预测失败，就给预测对了的人扣个汉奸卖国的帽子。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而是纯纯的道德绑架了。

不过，说到“唱空股市”这件事，我倒是想起了任泽平的历史来。

任泽平在担任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曾经在著名的国泰君安工作过，2014年的他发表了一篇雄文：《论对熊市的最后一战》，在这篇文章中他说5000点不是梦，还说“党给了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等振聋发聩的言论。

文章一出，可以说是震惊四座。当然了，有人说A股在2014年之后确实达到了5000点，任泽平说的没错。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任泽平说这个话的时候，时代背景是这样的：

而熟悉A股的人都知道，2014年到2015年的那一波“牛市”完全是靠资金推动起来的，散户们正是听信了任泽平之流的“预测”，利用各种配资杠杆大举入市，据不完全统计，当年的各种杠杆资金加起来达到了5万亿。

当然了，杠杆形成的牛市有多疯狂，后果就有多凄凉。那么牛市造成的伤害，让很多散户现在还心有余悸。

今年国泰君安已经要和海通证券合并了，任泽平曾经工作著名券商落得个惨淡收场。

2017年，任泽平跳槽到恒大地产，担任许家印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年薪1500万。而现在的恒大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不用我细说了。

我说到这，可能有人又要说了，任泽平在恒大崩盘之前就离开了，而且他还说过：许家印根本不听他的，就是拿他做个招牌。言下之意，他任泽平还是有水平的，如果许家印要是按照他说的做，不至于有今天。

这种说法，和他在国泰君安时预测5000点不是梦一样，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许家印听不听任泽平的咱们是不知道的，但你任泽平在恒大做首席科学家的时候高喊未来10年一二线城市房价翻二倍，三四线城市房价翻三倍，那咱们可是听得真真的啊！

由此可见，恒大能有今天，中国房地产能有今天，任泽平这样专家的贡献还真的不少呢！

任泽平倒是不唱空，但他工作过的单位全完犊子了。

或许，这么多年走来，任泽平已经发现“经济学家”的这碗饭实在是不太好吃，再看复旦的张维为教授等人混得风生水起，于是就端起爱国饭碗来了？

但问题是，你真要是胡锡进那样人的也就算了，毕竟他买股票吃瓜群众就当去动物园看耍猴了。

可你任泽平是一个堂堂的首席经济学家，在用严肃的经济学理论来解构问题的同时，还加带一点个人情绪的私货，结果就是粉丝们被打了鸡血之后进场去接盘那些逃顶卖公司的。

任泽平这样的所谓”经济学“家们，都特么的快成“政治经济学”家了，在经济上辩不过人家，就给对方扣政治大帽子，这真的是很无耻。

几乎所有能够一本万利快速致富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

——项栋梁基本常识

作为一名还算有点影响力的博主，在国庆前那一波股市暴涨中面临好几种观点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坚定地看涨

可以说中国股市被长期低估，可以说宏观政策刺激力度空前，还可以说楼市解禁会带动中国经济基本面腾飞……

这种选择的好处是安全，绝对的安全，而且不怕塌房。是的，就算预测错了节后股市暴跌也不怕塌房，因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正如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的话术，股市下跌不是他预测错误，而是大好形势被那些唱空A股看衰中国经济的坏人给破坏了。按任泽平的观点，这么关键的时刻，谁看空中国股市简直就是民族罪人。

很遗憾，这种既安全又政治正确的选择，我真的做不来，主要是脸皮不够厚。

第二种选择是警示风险

虽然在市场最火爆的时候提醒大家谨慎投资、注意风险不要上杠杆很煞风景，但也很有必要，是我的选择。

9月30日，A股连续暴涨了几天，我发文提醒大家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股市暴涨并没有支撑，可惜文章很快被神秘力量删除了。

这种做法其实有点蠢的，两头都不讨好。领导们不喜欢这样的发言，觉得你在破坏大好形势，股民们也不喜欢这样的提醒，觉得你在耽误他发财。涨了，他们要嘲笑你踏空，跌了，他们又怪你汉奸误国。

但是，这一生耿直不屈，也是没有办法。

第三种选择是趁机狂割韭菜

这也是不少人劝过我的快速发财方法，就是提前买入一支股票，再利用影响力放出消息，鼓动粉丝一起买，手动造一支妖股出来，在泡沫破灭之前抛出套现，一天就能赚到我吭哧吭哧码字十年赚到的钱。

当然，他们很显然高估了我这个小V的影响力，也低估了基本常识读者们的判断力，我来走这条路肯定是做不成的。

而且就算我粉丝千万，一呼万应，我也不会这么干。不是我嫌钱多，也不是我不懂这套操作方法，而是这条发财大道很明确地写在了《刑法》和《证券法》里面。

但真就有千万粉丝的博主不信邪，非要公开推荐股票。

按照大蓝自己的说法，以他现在的热度，随便指一支创业板的股票，可以轻松连续拉涨停。

你还别说，这野生财经博主还真就敢说敢干……真不知道是无知者无畏还是利欲熏心铤而走险。

对于这样明目张胆主动送人头的行为，抖音平台当然也没惯着他。这不，永久封号了。

据抖音安全中心通报，抖音长期坚决打击包括“非法荐股”在内的各类非法证券活动。最近一个月，累计治理股市相关违规账号3600余个、违规内容15000余条。其中就包括永久封禁前健身教练，现千万粉丝财经博主“大蓝”。

很多人以为“大蓝”被封号是因为预测股市节后暴涨导致用户亏钱，这完全是误解了平台的规则。

类似这种对股市整体趋势的预测，无论对错，都是不违法的。无论你是健身教练还是出租车司机，无论你有一千粉丝还是一千万粉丝，不需要《证券从业资格证》，都可以去预测股市的宏观走势。就算预测错了，你就是不认输不吃屎，粉丝也不能咬你。

但你要是公开预测具体某一支股票的涨跌，呼吁粉丝一起买进或者卖出某一支股票，无论你是一千万粉丝还是一千个粉丝，对不起，封号没商量，因为违法了。 这可不是什么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是有明确规定的法条。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五条第六款规定：　

禁止任何人对证券、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

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就公开推荐股票，或者公开推荐股票后私下反向操作来割韭菜，的确是赚快钱的方法，但也是踩缝纫机的捷径，奉劝更多还没被注意到的大蓝小蓝们好自为之。

最近股市波动很大，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各个平台上以“财经博主”身份出现的“荐股大神”都层出不穷，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牛鬼蛇神们更是除之不尽。

希望各个平台都能履行好监管责任，对那些明确违法且社会危害巨大的账号加强打击。

小孩赌气将玩具扔在路上不拿，最后不得不返回去拿的，大概率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地方债也一样。

瞪眼这么久，最后还是中央买单！

昨日财长的新闻发布会讲得很清楚：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相关政策待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再向社会做详尽说明，这项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措施，这是一场及时雨，将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压力，可以腾出更多资源支持经济发展，巩固基层「三保」。

至于额度，因为还需要人大批准，所以暂时无法透露，但肯定很大。

此外，去年给地方转移支付10.3万亿，今年已经到了这个数字。

但无论如何，再穷不能穷官员，《警员勒索100元近乎行乞》的故事，应该可以缓解了。

只是，又要苦一苦百姓。

既然有人注定要被拔毛，那总要取悦一些人，分化击破，免得一致反对。昨日发布会说，今年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历次最大幅度，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总体提高3%左右。

昨日财务通知我，社保缴费基数又提了，企业负担又加重了。

转嫁，还是转嫁，让年轻人厌老年人。

想想之前，人们还指望他们说话算数一次。

比如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研室主任黄守宏表示，地方债务将坚持「谁的孩子谁抱走，中央政府不救助」，地方政府要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不能存有地方债务特别是违规违法形成的债务让中央政府救助的幻想。

2023年1月9日，财长刘昆表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还称要打破政府兜底预期。

结果，又是一个原地180度大转弯！

看看去年，中央全年收入21.7万亿，光地方就花了23.6万亿，直接造成赤字5.3万亿！不知道这一轮化债结束，又该是多少。

但再加税的可能性，实在是不太高。有个政府部门净资产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姑妄参考，应该不会太离谱：

实在加不上去，那就只有最后一招放水稀释了。现在看来，正在走这条道。

这会不会鼓励地方继续举债，捅出更大的窟窿？

稍微理性的地方官，都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最近这几年，一些东南城市已经在做类似的动作。反正自己苦死也是养别人，还不如让自己好过一点，要完蛋大家一起。

现在这种财政大锅饭，就是负向激励。

于是蓝财长说，对违法违规举债问题严肃查处问责并限时整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风险。

也有行动，10月11日公布了三名被查处的部级官员，其中有两名涉嫌违规举债：

广西政府原副主席秦如培被指「违规举债，瞒报债务」，贵州政协原副主席陈晏被指「违规决策，滥权妄为，盲目引进推动项目，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

杀几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以前这种狠话说得少吗？

一位朋友分析说，天量长期国债疏解地方财政的新招一出，各级地方政府会加入到标高债务的锦标赛之中，有点鬣狗群争吃腐食的意思。

也是，我们就瞪大眼睛看着，看他们最后究竟能报出一个什么样的账单来。

虽然最终全国人民都要买单，但更大的担子，还得东南经济大省的人民挑。这个问题一提就删，只能闭嘴。

潘多拉的盒子必将打开，一切可能都将呈现，活着的人都将亲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