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市新政和股市涨潮的刺激下，尽管“亏了小一百万”，一些卖房人终于成功“解套”，卖掉了房子。

手持现金，重新投入房地产市场之前，他们更加谨慎，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刚需”不再需要被其他人定义，曾经和房子绑定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慢慢松动。有人感慨：“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终于卖掉了

整个国庆，孙璐都待在南京家里，卖房。

她要卖的房子是自己的婚房，2019年买下的一套两居室。今年房子满五，可以出手。挂牌价是260万元，比买来时的317万已经降价了将近50万。虽然要亏，但想置换的房子也降了价，孙璐觉得，“这是置换的好机会”。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紧接着，9月29和9月30日，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四个一线城市和央行同时发布楼市刺激政策，对贷款利率、限购数量、首付比例、购房资格等各方面做出调整。

孙璐关注的置换房所在的小区，有业主立刻把房价回拨了三四十万元。孙璐的目光放在“止跌回稳”这四个字上面，她把这四个字拆来开解读——“止跌”，意思就是努力让房价不再跌了；“回稳”，意思就是努力稳住房价，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大的波动。

这成了她国庆认真卖房的强心剂。好消息还来自股市。国庆前期，股市一路飞涨。9月30日，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次开盘，全市场超5000只股上涨，各板块普涨。孙璐虽然不炒股，但她知道，股市好的话，买房的人的预算就多，有钱买房上车的人也会多起来——再往好一点想，看她房子的人多了，她卖出去的成功率就高了。

她退掉了湖州的民宿，放弃了全家去旅游的计划，把家里打扫干净，每天拭目以待，准备迎接踏进家门的看房人。

假期头两天，看房的人果真多了。每天都有几波人上门，她一一介绍房子的优点：次顶楼，有落地窗，光照充足；小区环境优美，绿植丰富，从家里能眺望长江大桥；她给全屋铺装了地暖，在没有暖气的南京过冬很是方便……

然而，过了头两天，便没什么人来看房了。孙璐问中介，对方说，新房的开发商为了吸引买家，简直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促销、赠送家电，“都被吸引去看新房了”。

新闻里各地看房人挤爆售楼处的热闹与她无关。好几天时间，她专门在家等待，却门庭冷落，只能不停地在网上刷帖子。各种观点被精准推送到她的页面，“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开始混乱，有人觉得价格要上调了，有人觉得还是不会，有人觉得会更稳，不上不下。”但“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对我们心理也会有影响。至少不会担心，房价会在短时间内再降个10万、8万了。”

国庆节后，房子突然卖掉了。10月12日，一对想买房给女儿上学陪读的夫妻来看房，很快又带着妈妈再看了一次。

孙璐熟悉这个家庭配置，针对性地介绍起来：两个朝南的房间都是落地窗，采光特别好；装修非常新，2020年刚做的，保养得也好。重点是，有地暖，“有老人小孩的，都会很在意地暖这个事”。

之前来看两次的访客不是没有，但孙璐依稀感觉到，这家人是真的对她的房子产生了兴趣：“她们会问地暖花费多少钱装的，柜子是不是钉在墙上搬不走的。真对你这个房子感兴趣的人，才会去想这些事情。”

双方很快坐到谈判桌上。孙璐报出的底价是245万元，为表达诚意，又让步了5万元，降到240万元。

谈判中，孙璐讲究的方法是，一点一点地让步，“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你着急，否则很容易被对方拿捏”。谈到细节部分，对方表示可以让孙璐把家具全部拿走，出价230万元。看孙璐不满意，提出再加五千元，她当即拿出手机，准备打车走人：“五千元有什么好谈的？”

她死咬着价格不放，除了新政给了她一些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卖家少给一万元，她购买置换房子的首付就少一万元，贷款和利息就因此多一笔。她希望手上能多拿到一些现金，但对买家来说，多掏现金买房也是不容易的。

一番来回之后，买家提出233万元，同意孙璐在房子里免费住到明年三月份，省下租房、搬家的费用。最后各让一步，房子以233.5万元成交。

为争取多卖几千元，谈判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过程虽然很消耗人，但成功卖掉房子后，孙璐有一种短暂的愉悦，上个月也曾有买家出价，她选择等一等，多卖了8万元。她赌对了。

孙璐挂牌40天就卖掉房子的事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他们都非常地惊讶，问我怎么做的，说我也好想卖掉，大家真的很想把房子卖出去。”

北京的江敏，也在10 月6日卖掉了房子。2018年，她花310万元购入了北京朝阳区一套 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花了20多万装修，最终以265万元的价格成交了。“加上这些年还的利息，亏了小一百万。但总算卖出去了。”

因为是1998年的老房子，江敏不想把价格捏得太紧，最初挂牌288万元，国庆前夕她降到268万元，果然吸引了更多人看房。“以前是一周两三个人，现在一天就能有两三个人”。

虽然亏了钱，房子很快卖掉，没有经历太多波折，江敏感觉特别开心。曾经作为北漂能力证明和安全感来源的房子，一度变成了“累赘”。终于出手，也不用背负房贷了，她甚至感到摆脱了束缚：“如果我想离开北京，我也随时可以离开北京了，对吧？比如去别的地方，如果想回来再买呗，反正房子涨也涨不到哪去了。就感觉整个人生的可能性反而多了一点。”

看房量刺激了成交量。根据北京链家数据，十一期间二手房成交热度较高，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数量增长近两倍。

58安居客研究院数据也显示，国庆长假期间，日均新房找房热度较9月份日均热度上升约8%，二手房重点监测百城中，有83个城市的找房热度有所上升，其中38个城市的涨幅超过10%。

国庆楼市报告。图 / 58安居客研究院

40多岁的姜维，要卖一套位于朝阳区东五环的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三个月前以830万元挂上网，一直没卖出去，终于赶在假期最后一天出售。姜维的房子无论小区还是户型都比较“抗跌”，在房价下行时期也是抢手房源，卖不出去，只是因为买方在等一个更低的价格。

10月5日至10月7日那几天，基本上每天五六波看房的，报价基本在750万元以下。到第6个报价的时候，谈了三四十分钟就成交了，卖出了760万元。虽然低于心理预期十几万元，但是买了一个“确定性”。“如果继续拉长周期，有可能出现报价更理想的买家，但也可能不出现，早早收获了一个确定性，很重要。”

“确实是托新政的福，要不然可能纠结到11月、12月份去了，太磨人。”

柳薇是在新政出来前卖掉了自己位于北京鸟巢附近的70平方米小两居。2019年430万元购入的房子，挂牌398万元，最终370万元卖出去了。

卖房是为了置换更大的房子，因为生了小孩，结婚时买的房不够住了。眼看着房价一路走低，她认为到了置换的好时机。

“我们这个房子跌了，但是我们想买的大房子也跌，大家如果跌同样的单价的话，其实他那边跌得更多。”柳薇一直看好的一套海淀的房子就跌了不少。去年4月份的成交价是780万元，今年的5月成交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户型，580万元，足足跌了200万元。“到了下半年，现在580万肯定都卖不上了。”

这么一比，柳薇调整了心态，一旦遇到有缘的买房人，就果断快速出手了房子。她有些庆幸，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她和老公凑出了100来万元，找亲戚朋友借了几十多万元，首付和房贷几乎是1:1，没有加更高杠杆买更大面积，“否则亏得更多”。

卖房之后的国庆节，趁着假期，她不停地跑楼盘挑选置换房。她发现，她看过的新盘里，没有一个不打折。

“丰台有个楼盘，开盘时定价一平方米4万9，因低于政府指导价被约谈，后来调整到6万多块，但实际上通过返佣的形式，还是5万多块在卖。”

除了打折降价促销，精装修也被开发商卷成了基本配置。柳薇看的楼盘里，许多新盘是五恒系统的科技住宅，不仅科技拉满，家具也给安排妥当，“冰箱、洗衣机、洗碗机全部配好，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卖房方法论

在过去这几个月，每个想要卖房的人，都成了卖房专家，形成了自己的卖房方法论。

房价上涨、还是卖方市场的时候，卖房人只需挂牌到网上，然后等着看房人踏进门槛就可以。如今，每个人都要为卖房付出更多努力。

孙璐虽然卖房时间不算久，但经历的心理冲击不小。今年9月3日，孙璐第一次将房子挂牌。挂牌之初，看客寥寥。她有些着急，眼看着自己看中的房子一个夏天内降价了四五十万元，“觉得会继续跌，而且速度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焦虑的心情迫使她不得不马上降价，从260万元降到了252万元。

降价吸引了看客，但无一例外，都带着大砍刀，“上来就是只出220万”，这远远低于孙璐的预期，“我没同意，全部都没谈”。

9月底，有一个住在同小区、手里有闲钱的男士来谈过价。那时正逢股市大涨，买家多出了几万块，报价228万元。他买房仅为归置闲钱，因此态度随意，在价格上不肯让步，“一分钱都不肯加”。

孙璐主要是被买家的态度气到了。这位男士在小区里看了好几个月了，平时遛遛弯就能看个房子，他的心态是，未来三四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房价还会持续下降，“你们的房子反正要降价，不如现在便宜点卖给我”。

新政出了以后，他可能在股市挣了不少钱，又愿意加一点钱，但孙璐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们是诚心卖房，又不是着急还钱，这么卖了感觉是被人捡漏了，可能还真挺难受的。”

中介劝说：“现在遇到客户不容易，不卖的话不知道下一个买家什么时候来。”出面谈价的丈夫态度坚定，扭头就走。孙璐得知后有些惋惜：“如果这个时候不卖，继续降到年底，谁知道要降到什么程度？”

毕竟，社交平台上都写着：“一定要珍惜第一个给你出价的人。”

卖房一个月，孙璐“把能做的都做了”。她跟卖房平台签了好赞协议（签署后，房子会获得更多曝光），自己在小红书发了帖子，每天都在有意向买房的帖子下留言，甚至想过去找抖音的看房博主来家里拍视频。最终总算没有跌出心理价位。

孙璐家中的书柜。图 / 讲述者提供

柳薇真找了大V推流。她先是找中介做了一个商圈推广，聚焦房子“精装修”“大露台”卖点，热度在链家被炒得很高。除此之外，她还联系了一个有8万多粉丝的大V到家里拍视频，寻找目标用户。

在卖房之前，她曾精准定位了“下家”的画像：“能买我们这个房子的，一定是个年轻人，而且一定是第一次买房。他看上的一定会是我家的这个露台和精装修。”

柳薇家中的露台。图 / 讲述者提供

他大概率是小地方来的，手里大概能有个百八十万元的首付。父母无法提供资金支持，也没有话语权。“凡是跟着父母来看的，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露台没有什么用，他们不会为了这个露台去溢价的。只有那种自己挣钱的年轻人，他自己能做主，喜欢这个露台，喜欢这个房子，就买了。”

对方甚至不可能是二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的人群，因为来自这些地方的年轻人，父母多支援点，就没必要买小两居室，可以直接去买三居室了。

而最后的成交人，基本上和她的想象一致：他是一位来自广西农村的年轻男性，在北京从事程序员工作，看房的当天就自己拍板做了决定。手里有个七八十万元，然后找家里支援了个二三十万元，买这房子是结婚用的。即使是独立买房，对方也没有把杠杆加到最大，拿出100多万元，作为将近三成的首付。

谈判很爽快，男生中午来了一趟，晚上来看了下夜景，十分钟后就约去交易室了。谈价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从此你再也不用搬家了。”她清晰地感到，这句话戳进了对方的心底，为这笔买卖一锤定音。

看到年轻人憧憬未来的表情时，柳薇不禁有些感慨，五年前，她和丈夫也是这样买下了上一个房东的房子。当时的房东也是三十来岁，孩子一岁多，打算卖了房去海淀，如今他们如出一辙。

房子作为载体，见证了一轮轮年轻人在这个城市的打拼、憧憬，而房价的涨跌则左右着他们的资产变化、希望和失望，她仿佛看到命运的齿轮在面前转动。

解套之后

经过房价的洗礼，终于“解套”的卖房人，人生观也仿佛被洗礼了。

柳薇对“卷”的终点产生了怀疑。她和丈夫都是小镇做题家，从山东山西两个高考大省卷出来，考入北京大学，进入稳定单位工作，可谓“卷到了极致”。如今收入预期可观，并不存在裁员、房贷断供的问题，却依然保守谨慎，对置换房子的首付与房贷配置，柳薇的打算依然是五五开，“不背太多债，十年内还清”。

虽然现在北京的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了15%，首付少了，但杠杆大了，“我这样的家庭都不敢这样去操作”。

刚刚卖掉的70平方米的小房子曾承载着她和丈夫的青春记忆，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女，还收养过一只流浪狗。以前不忙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露台上聊聊天，吹吹风，看春花赏冬雪。可随着工作变忙和孩子出生，回到家就是看孩子睡觉，起床就收拾孩子然后去上班，露台变成无用的闲置空地了，“没有时间打理了”。

露台这种“无用”的东西，在有余裕时，是希望和美好的象征，在紧缩时期，也可能沦为生活的鸡肋。

对露台的态度也投射了柳薇这些年越来越务实的改变：年轻的时候还“很有理想，觉得要做出什么让世界震惊的东西”，现在想的是“能住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让孩子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起点，老了也能安安稳稳地退休，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愿望”。她记得2014年刚工作时，一个月挣几千块，就敢买大牌，如今收入高了，却习惯了用国产化妆品，在闲鱼上跟人拼单，在李佳琦直播间瓜分赠品。

江敏卖掉住了五年的房子后，本意也是置换，但在等待买家、选择新房的过程中，她算了一笔账：上万元的房贷，依然无法住进理想的住所，“不如花同样的价格在西大望路这边租珠江帝景的房子”。

江敏买房的2018年，正是全国房地产的上升期，那时候身边人都在买房，“你会觉得房子能给你一种安全感，它不止代表住所，也代表一种收益很大的投资”。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是一件说出去面上颇有光彩的事情。

时过境迁，江敏不再需要通过“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房产”来证明自己，“现在大家觉得手上拿着现金才是王道”。

“你买了房，等于把钱又给了别人，那这份钱最后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谁能知道？”楼市跟时代与政策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江敏觉得自己参不透，再也不想为所谓的安全感付出巨额利息了。

“我拿着比较少的首付，贷款去买一套房子，不如多花几年攒点钱，提高首付款的比例，相对应地，未来要还的贷款就少了。”

尽量减少身上的负债，正在成为共识。

江敏决定暂时搁置买房计划，租房生活。不过，房子之外，似乎也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投资。国庆前和10月8日开盘当天，江敏都加仓了股票，“现在还亏着呢”。

还愿意买房的人，多数是刚需。要么是想买人生第一套房刚需上车，要么是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进行置换，无论哪一种，房子的属性中，自住占据了主要成分，而过去房子作为不动产被市场赋予的投资属性，渐渐此消彼长。

从准备卖房开始，柳薇观察小区内的出售情况，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老破小跌得特别惨，现在比较抗跌的是刚需三居”。

她家所在的小区位于配套成熟的社区，出门就是地铁，医院、学院、商场都在附近，一年的带看量达到8000多次，每个月能成交十几套房。过去，小区二手房最高成单价来自于67平方米的一居室，但现在一居室的单价已经是小区里最低的，“已经从420万元跌到295万元”。

后来者居上的是三居室，虽然已经从过去的730-780万元的区间跌到600-630万元，跌幅超过100多万元，但由于面积较大，折到单价里，跌幅比一居室小得多。

此外，每卖一套房，挂牌价都要往下再跌一点已经成为趋势。柳薇观察到，自从八月份小区里出现一个295万元成交的一居室，后面的挂牌价再也没有超过300万元。

而如今“刚需”也变得不那么牢靠。柳薇一直在关注学区房动向，国庆期间，被称为“神盘”的蜂鸟家园小区成交了一套370万元的房子，那个房型高点时曾卖到过近千万元的总价。

蜂鸟家园小区成交记录。图 / 网络

5月份，她曾关注到蜂鸟家园的业主联合起来，声称“一定要守住600万元大关”，“现在300多万元就卖了，早就破了，可能是业主急需用钱。”

所以她不打算上车“学区房”，而是想先在五环外买一个大房子自住，改善生活。柳薇目前考虑的置换房子，一个是新楼盘，一个是几百米外的2009年的别墅区，两者是同样的价格。令柳薇纠结的地方在于，别墅区的房子已经较老，本身地段不占优势，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

在看这些房子时，她也不禁感慨房价下跌的“好处”，这些房子是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可能要到退休才能买得起”。

姜维在置换过程中选择了先买后卖，也因此差点遭遇财务危机和家庭危机。他看中的房子价格在1600万元左右，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卖上800万元，再凑个两三百万元，把首付交多一些。他的房子地段优良，2008年的次新房，户型属小区里的稀缺型，挂牌没多久就上了平台的必看好房榜单。这给了他率先买房的信心，却也成为谈价途中的阻碍，甚至在家庭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他倾向“赶紧出手”，而妻子却想“再等来一个好价格”，以至错失了出价最高的买家，报价从770万元上下一路跌到730万元。“说不后悔是假的。”但在姜维看来，卖房一事，需要家庭拧成一股绳，“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因为卖房是大事，需要家庭的一致性，不允许单打独斗”。

幸运的是，两人最终拧成了一股绳，而不像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讨论中那样，因为房价下跌闹到离婚、家庭破裂。两人偶尔也会调侃，一次犹豫，少卖几十万元。

最坏的时候，他衡量了卖不出房子、无法凑出首付的后果，“需要支付将近100万元的违约金”。他试着做风险预案，实在卖不掉，“就把北京和外地的房产做抵押贷款，等回暖之后慢慢解押”。

国庆已经过去三周，楼市的余温还在持续。麟评居住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10月14日-20日，重点1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20724套，环比升20.01%，同比升35.9%；新房成交继续放量，重点15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24287套，环比升12.39%，同比升23.82%。

江敏听中介说，国庆的热潮过去之后，许多人把卖房变成了一件朝九晚五的事，“每天来公司看看，像上班似的，天天就坐在那儿，看你有没有把我的房子卖掉”。

“像段子似的。”

（讲述者均为化名）

一些年轻人正在艰难地偿还由父母欠下的债务。在父债子还的观念下，一些父母因经商理财失败甚至是炒股、赌博形成的债务，在他们年龄变大偿债能力下降后，被转移到了刚刚进入社会的子女身上。亲情关系，成了家人之间财务剥削的脐带。

从父母身上继承的负债，成了年轻人们难以脱身的人生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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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父还债

酒席结束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

这场春节期间的酒席，刘芹和父亲吃得跌宕。酒席上，醉汉当众跟刘芹讨要欠款：“你爸欠我5000块，两年没还。”

席上人很多，醉汉借着酒劲对爸爸指手画脚，“这样的老板谁不能当”。5000元是刘芹父亲拖欠那位醉酒工人的工程工资。刘芹知道，这些年下来，父亲拖欠的工资不止这一笔，被当众讨要工资，这也不是头一次。

回到家，刘芹让父亲把账本找出来。父亲从屋里翻出了一本薄薄的发黄笔记本。因为经常翻阅，本子比正常情况显得更为老旧。某某来了几天，一天拉了多少车沙子，开了几个小时挖掘机，欠薪资数额多少——本子里一条条记录着每一位工人未被偿还的劳动和薪资。

父亲核算好一位工人的工钱，刘芹就把这笔钱转到父亲的账户。父亲转给工人，然后从账本上划掉这一项，一笔欠款就算结清了。

一笔一笔，数目一点点累积到20万，很快超过20万，再到逼近30万，账还没还完。刘芹的情绪渐渐失控，“你不是说20万吗？到底多少？”对最后的那个数字，她感到恐惧又无助，5个小时后，四十多笔欠了三四年的账终于还清，总数40多万元。

刘芹的爸爸在手机上一笔笔转账还款。

对刘芹父亲来说，想给工人结工程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刘芹的印象中，父亲自5年前开始做包工头，每年过年都要去大老板家里拜访、要钱。运气好的时候，20万的钱款，靠父亲软磨硬泡，能要回3、4万元。有时候工人们也来家里要账，僧多粥少，父亲要回来的这点钱根本不够发。

每年大年三十前两天，往往都会有父亲的工人来家里吃住，等着发钱。有时会有人争吵、拉扯，更多的时候，工人们就坐在那里，穿着开裂的旧皮衣和破洞的布鞋，屋子里的气氛压得很低。

刘芹26岁，这位从云南保山的村里走出来的姑娘，如今靠直播带货赚钱。有时，债主会找到她的直播间里，讨要她父亲欠下的债务。“欠我的8000块钱为什么不还？”这种评论让刘芹恐惧。对她来说，欠钱不还是大污点，而某种程度上说，父亲的欠债，约定俗成的也是她需要偿还的欠债。

刘芹知道工人不容易，刚开始，她心疼工人们，用自己的存款垫付，以为等上面的款结下来就好，后来她就知道了，“上面的”很少履约付钱，她垫付的钱，基本有去无回。

每一次，当工人们堵在家里要账、债主来直播间讨债，刘芹都感到痛苦。刘芹不想一直做欠债人的女儿，这些年，欠债的耻辱和愧疚她都连带着承受了。醉汉的当众指责压垮了刘芹，她决心了结此事，即使存款有去无回，也要摆脱身上难以凭空推倒的羞愧。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不要求子女对父母负债的清偿责任，但是在中国民间，“父债子还”的观念仍有广泛基础。2005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实证研究》显示，接受访问的民众中，认可“父债子还”的人约占一半。《当代中国分家析产习惯法》中，作者提到，农村地区仍坚持“父债子还”原则，走访过程中，有村民告诉作者“只要是父母在外所欠债务，不论这些债务是用于何种开销，也不论儿子是否分得财产，儿子都负有偿还的义务。”在村民眼里，儿女不替父母清偿债务是“不道德”的。

为父亲还债的40万，是刘芹每天马不停蹄写剧本、拍视频、剪辑、直播，忙到凌晨睡觉，一点点攒下来的。为了赚这些钱，她声带受损，去年还动了一场手术缓解苦楚。尽管有心理准备，40多万元一下子消耗殆尽，刘芹还是崩溃大哭，她把手里用来转钱的U盾砸到地上，踢翻椅子，还扫落了桌上的东西发泄内心的委屈。

“凭什么要是我？”早年父母离婚，刘芹由爷爷奶奶带大。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没给过钱，也没陪伴她成长，但父亲欠的钱和人情债她仍要一并负担，一时间，她委屈不已。

冷静下来之后，刘芹要求父亲再也不能碰工程。她承诺每个月给父亲5000块钱，帮他买豆种、肥料和养牛用的饲料，让父亲在家中安心养牛、种豆，安分过生活。

以前，村里的人都知道刘芹的父亲挣不到钱，连带着刘芹也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现在她帮父亲还了债，又出钱整修了家里的房子，带着爷爷奶奶四处旅游，三亚、大理、西川版纳、北京，今年出了国门到了土耳其。村里人开始夸她，“刘芹有孝心、有能力，刘芹爸爸命好啊。”

刘芹带着爷爷奶奶去了北京旅游。

央行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有负债，其中，接近一半的家庭负债30万元以上。当家庭中的长者从壮年步入老年，经济收入流失，这些家庭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逐渐从父母处接过了偿还家庭债务的负累。

接手父亲的债务那年，研君24岁。那是2021年3月，他刚入职新单位，一家中部省份的大型国企，月薪从3千元涨到了7千元，准备全身心投入那份毕业后最体面的工作。

入职几天后，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让研君回家帮忙，轻描淡写地让儿子回家“弄个过桥资金”，去银行贷款20万，帮他度过难关。研君没多问，周末回家办了手续，此后，就背上了一年期借款，和每月的利息。

一年后，就需要还清这笔借款。研君父亲承诺，收到外面的欠款，就能还上。结果1年之后，借款到期，父亲推脱说账收不回来。后来研君才知道，父亲炒股亏了500万，家里投资的生意运转不过来，又欠了300万元债。为了还清这些债，父亲变卖了家里两栋楼里的一栋，还卖了奔驰车，却难以填上巨大的窟窿。

研君没有存款。接到几个银行的催债电话后，他自觉没办法了，向亲戚借了18万元还上了逾期的借款，又在另一个银行贷款了17万元还给亲戚。这一次，他每季要还3500元利息，本金3年后一次还清。

被父辈债务盘剥的生活

接手父亲的债务，陡然转变了研君人生的走向。

本让他欣喜的薪资一下变得杯水车薪，每月光还利息，就得耗掉他部分月薪。他向领导申请涨薪，倒是没有被拒绝。领导把他派去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工作，以此为交换，把他的薪资涨到了每月12000元。

在大西北，条件算得上艰苦。项目地处偏远，举目只有无边的黄土和几间低矮的平房，冬天零下十几度，屋子里没有暖气，晚上盖两床被子，他被冻醒好几次。研君一个人负责三个项目，带着团队在全国的建设工程大赛上拿了一等奖，业绩出色，但那时，公司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研君感到无力，夜晚他在工地的集装箱辗转反侧，知道土木行业不行了，再怎么干也还不上钱。

2023年8月，研君辞了职，跟当时的女朋友分了手。“你欠5、6万还好，几十万、上百万，你一个年轻人，怎么翻身？就算人家女娃是个好女娃，她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你男生应该成熟一点。”

没有收入，每个月的利息准时从存款中被扣除。研君想过破罐子破摔，当个背债人，“去借一笔把家里钱还完了，我自己跑外国去。”

为了涨薪，研君接受了驻地大西北的外派。

父母的债务，轻易地剥夺了单韵生活里一些重要的东西。包括稳定的生活、快乐和健康。

2022年，单韵18岁，在昆明一所大学念预科班。她来自一个商人家庭，父母原本做沙发垫生意。受大环境影响，2020年前后，父母的生意陷入危机，家里原有的资产一点点被卖掉、抵押，房子、车子、仓库等被掏空殆尽。单韵眼见着父亲不再是“单老板”、每天都要参加饭局，而是成了一名搬家公司的司机，同样因为债务，母亲经营的门铺被法院收走，失去营生后四处求职无果。

那时候，单韵家的每个人，精神状态都有些失控。单韵的父亲，每几天就要参加网上开庭。庭外，债主们发来的法院传票他一张接着一张地收，催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焦灼催动下，单韵的父亲没日没夜地抽烟。晚饭时他喝酒，醉酒后就跟单韵母亲吵架，激动处两人砸家里的物件泄愤。这个家不知不觉混乱得不成样子，就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中的地板因父亲的焦虑布满烟头，一地肮脏。

学校限制出入，单韵只能从学校给家人打电话，挨个安抚父亲、母亲，以及还和父母一同生活的弟弟。挂了电话，她避开人群，跑到无人处大叫、撞墙发泄无处可去的怒气和无法解答的因果。最极端的时候，她想过把家人、催债人和自己挨个捅死，让一切恢复平静。

对她而言，罹患严重的抑郁症是必然的结果。精神上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描述，直接反映在躯体，她总会突然流泪、身体发麻、发抖，难以呼吸。

为了缓解父母债务带来的痛苦，单韵想过休学去做刷单的活儿挣钱，替父母还债，在学校辅导员的劝说下作罢。在焦虑支配下，她上网查询法律资料，林林总总，有一条告诉她：父母的债务，子女不必负担超出父母遗产数额范围的部分。另一面，父母未如她想象那般，呵护她不受债务的牵连，反而还曾用她的身份证压货，还曾想过借用她的身份信息贷款。

对她来说，父母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最大的风雨。

单韵读大学第一学期，靠着亲戚给的3000元度过，一天只吃一顿饭。后来，她一人做三份兼职，占用了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父母的债务，她也一起分担。赚来的一部分钱最终一部分去往了父母债主的户头——有时候父母向她要钱，口吻很急，说一些“这边的钱收不回来，那边又要结款了，你那里有没有钱给我？”之类的话，一次要走几千块，没有还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失望于父母的自私，又恐惧于可能降临的债务，在惊惧焦虑中度日。

扭曲了亲情

背负父辈留下的债务的儿女们，就像试图逃离漩涡的泳者。反反复复，缠斗难有结果。 

不凭借一些运气，似乎难以挣脱这种厄运。 

过了几年跟父辈一起还债的日子后，就在沉重的债务让研君感到“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时，赚钱的机遇戏剧性地降临了。研君在一个QQ群里偶然认识到一位炒币的老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跟着他开始炒币，恰好赶上一波虚拟币的大好行情，四个月的时间，他用手上的3000块挣到了100万。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一些金融投机技巧”。请求他再说详细一点，他只说“不教人炒股、不教人炒币、不教人投资，是人生三大善事。” 

总之，这100万让研君感觉人生终于柳暗花明，他拿出70万一口气把家里数年来剩余的债务还清了。 

“你就这点出息？不给你钱你就去死？” 槿茜气极了。这天中午回娘家吃饭，刚进门，父亲就催问她到底答不答应帮他借贷还债。槿茜拒绝后，父亲用死亡威胁：“那行吧，随便吧，反正我也准备好药了。” 

这种话，父亲不是第一次说。12年前，槿茜读高一时，父亲突然对母亲说，他赌博输了钱，瞒着家人抵押房子借了银行20万元，还不上了。如果不帮忙还钱的话，银行要来把家里的房子收走。最后，槿茜妈妈跟兄弟姐妹四处借钱，把银行的钱还上保住了房子。那一次，父亲也是这样，用去死来逼迫妻子帮他还钱。槿茜还记得，当时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活了，被车撞死算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被他用到了极致。”槿茜这样形容。

槿茜生活在对父亲的信任随时会脱轨的忐忑之中。 

2023年9月，父亲给她打了电话，她不敢接。没人接电话，父亲就一直打，十多次拨号之后，槿茜不安地接起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对槿茜说，他不想打工了，要白手起家去创业，想跟银行贷款30万元，打电话来，是想请她帮忙当联系人，去银行签字。槿茜没信，几天前，槿茜在父亲要求下，借给了父亲1万元。父亲没说原因，只说发了工资就还。槿茜看他要得急，给他转了过去，几天过去，父亲又来了，开口就是这么一大笔钱，着实奇怪。她让父亲说实话，结果父亲说，是欠债了，一共20多万元。

父亲看似通情达理地说：这个不用你出钱，后面有问题也不会找你。 

可是，如果只是紧急联系人，提供联系方式就行了，为什么需要本人出面？槿茜留了心眼，上网一查，发现父亲说的其实就是担保，哄骗她签了字之后，需不需要为这笔欠款负责，就不是她或者父亲能决定的了。

槿茜对父亲感到很失望：“我刚结婚，以后还会有孩子，你这样让我平白无故背上一笔债，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未来？”

这年槿茜26岁，结婚成家不到半年。直到大学，家里的欠款才还清，槿茜大学毕业后进入济南一家医药连锁上市公司做财务，工作很稳定，不久前结了婚，对方很体贴。眼看日子越过越好，现在爸爸又欠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槿茜几乎两眼一黑。

“那我到12点就要被起诉了，你说怎么办吧，我听你的。”电话里，父亲假用无所谓的语气催促槿茜做决定。无赖的口气让槿茜又急又气，“你惹的这些事为什么是我给你出主意？” 

槿茜感到爸爸在用亲情绑架她，“他太了解我了，知道我心软，一定会想办法帮他。”父亲总是理直气壮地找她要钱。“他觉得我帮他是应该的，我是你闺女我就应该帮你。” 槿茜说。 

最终，她还是妥协于父亲的亲情威胁，给父亲打了5万元。对于槿茜这样的人来说，亲情并不可靠，却像是魔咒一样束缚她的想法。父女多年，槿茜不忍心看爸爸被追债，尽己所能地帮他。

给父亲的5万元，是她和丈夫共同账户的钱。父亲要得急，槿茜没跟丈夫商量。用这笔钱，槿茜心里有愧。

后来，槿茜跟丈夫坦白，丈夫没有埋怨，但此后，丈夫不再把工资存进共同账户，丈夫说“我怕你把钱都给你爸。你都有前科了，没法再相信你了。”这让槿茜在小家里陷入了被动，丈夫现在的收入和存款她都不清楚。槿茜感到夫妻之间有了隔阂。 

回想起来，槿茜对爸爸表达了彻底的失望。“你说你孩子过不过了，人家刚结了婚，你让我在家里怎么呆？你让人家怎么想你？他一点都不考虑。” 

开始是欺骗，后来是威胁，“就把这种不堪的手段用在自己家人身上。”槿茜觉得自己对爸爸的感情被一点点地消耗掉了，从开始的心疼、着急，想方设法帮他，到后来的责怪、埋怨，现在变成“你爱咋咋，不行你就进去，进去了我们还管管你。” 

几天后爸爸又找槿茜，说同事帮他贷了5万块，现在还款期到了，这笔钱不还不行，槿茜怕影响爸爸的工作，还是给了他5000元，这是槿茜一整个月的工资。 

很长一段时间，槿茜觉得自责，“我怎么这么没出息，一个月就挣5000块，我就是能挣1万块也好呀。”有时，也忍不住觉得怨，她看电影《你好，李焕英》，看到李焕英说“我的女儿，只要健康快乐就好。”槿茜一下子哭了，“为什么我的爸妈从来不说这种话，我也想要开心快乐，我不想承担那些我不该承受的东西。” 

国庆假期，槿茜还在公司加班。每次，在朋友圈刷到别人又去看演唱会了、去哪里旅游了，槿茜都忍不住难过，“好羡慕人家有诗和远方”。这个月5000块的工资，1000块是给上高中的弟弟的生活费，2500块给爸妈交了年度保险，除去自己的吃穿用度，还有杂七杂八的人情往来，根本剩不下多少钱，“存也存，一两千的，都不够一趟车票钱。” 

槿茜决心不再管爸爸。“实在是管不了，没这个能力。”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感谢陈佳仪、李心怡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