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游客：
因中山公园内部调整，公园于2024年10月27日下午14点起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望各位游客互相转告，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中山公园
2024年10月26日
10月25日，不少上海网友反映称，为阻止市民今年自发举行万圣节狂欢活动，当局自25日起出动大量警察在巨鹿路等地实行戒严，并在地铁站附近重点看守。另外，警察还随意带走装扮成角色的Coser，搜查市民随身携带的大件行李，通知经营性场所不得举办有关活动等。据悉，该戒严活动可能会持续到下周。
2023年万圣节是上海解除新冠疫情封控后的首个万圣节，在当时有不少年轻人将个人装扮与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在巨鹿路等区域进行了一次放飞自我、勇于表达的狂欢，因此也被称作“万梗节”。最终，万圣节活动在官方急推的“交通管制”中落下帷幕。对此，有网友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相关阅读：【CDT周报】第144期：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梗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2023年上海万圣节的两个经典Cos
@whyyoutouzhele：10月24日，上海。台湾人“麦狗”发视频称，他经营的酒吧接到警方通知，酒吧不允许有任何万圣节活动，店内不准有奇装异服，否则就会被关门整改。
@whyyoutouzhele：10月25日，上海。因长相酷似那英而走红的网红“这英”发视频称，只要有装束、妆容、并和他人合影，就会被带走。她还透露在愚园路被警察带走“喝茶”。
@whyyoutouzhele：10月25日晚，上海。有人穿着清朝皇帝和妃子的服饰上街，被警察带走。
@whyyoutouzhele：（25日晚）上海。因临近万圣节，巨鹿路，长乐路部署了大量警力，如临大敌。
@YesterdayBigcat：上海政府从10月25日起出动大量警察在巨鹿路、淮海路、复兴公园等地实行戒严。网友称，戒严会一直持续到31日。
有网友对25日的现场维稳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
在微博话题“#想去上海过万圣节”下，不少网民对于禁止过万圣节感到愤怒，批评当局“一刀切”。
（后续）之后，微博话题“上海万圣节”被平台封禁。
有网友表示“明天（26日）就是下刀子我也得去”，有网友则评论“2023万圣节被诊断为新的错误记忆。”
@whyyoutouzhele：26日，上海巨鹿路附近，警察及安保列队严阵以待。
@dashengmedia：26日晚，小雨。此时，上海巨鹿路及附近周边道路，到处都是警察和警车。FOUND158前整条路上摆了三排铁栏，车辆禁行。附近几条街道年轻人比例很高，但不少人来了之后就匆匆离开，人群一直流动。现场看不到有明显cosplay的形象，网传早些时候已有人因cosplay被带走。
10月26日晚，据 @whyyoutouzhele 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即便当局在上海巨鹿路及周边严密布控，但仍有大量民众无惧戒严一同上街，聚集地点也被临时转移至中山公园。
@whyyoutouzhele：26日晚，上海中山公园。coser和围观市民聚集在一起唱歌，随后警察没收音箱，并把coser带走。
26日深夜，上海中山公园发布公告宣布闭园，称“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相关阅读：【立此存照】上海市中山公园｜闭园公告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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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频道 柴静 Chai Jing：中国知名调查记者、主持人。曾供职于中国中央电视台，2014年离职后成为独立媒体人、YouTuber。代表作品：《穹顶之下》、《陌生人》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领导人习近平的思想却少为人知。今年1月和10月，分别有两本专门研究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出版。一本是伦敦大学教授曾锐生和其同事奥利维亚·张合著的《习近平政治思想》，另一本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博士的《论习近平：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如何塑造中国和世界》。
17号，中国问题专家、CSIS弗里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专门针对这两本撰写了书评，探讨了习近平思想是否真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对于习近平思想，两本书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曾锐生和奥利维亚·张认为，习近平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非真正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指出，习近平更多地借鉴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和控制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习近平来说，马克思主义被重新诠释为服务于党的利益，强调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是推动无产阶级的解放或实现共产主义。
相反，陆克文在其著作中提出，习近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习近平相信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陆克文认为，习近平的政策和国内外战略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理论，旨在实现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愿景。
布兰切特则认为，习近平确实经常赞扬马克思并要求全体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陆克文所表明的那样，毫无疑问，习近平和党的机构严重依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世界，理解历史的变迁，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布兰切特认同陆克文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严重影响了中共的世界观，然而他指出“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至少是“极端边缘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打算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尽管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推行了一些扶贫和改革措施，但这些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收入不平等、城乡差距和社会福利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政策，如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和对市场的干预，更多地体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
习近平的政府经常监禁劳工活动家和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打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的群体……习近平在2021年10月利用党的权威期刊《求是》宣布中国“要坚决防止落入养懒人的‘福利主义’陷阱”。这听起来更像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不是卡尔·马克思。
在涉及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问题上，文章指出，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对民族文化的压制与社会主义理想相悖。这些措施强调国家统一和稳定，但却忽视了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多样性。
因此，作者认为，习近平思想的官方著作更多是套话、空话。他引用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对《毛选》的评价，套用在习近平身上，“不客气地说，要想从这些文本中领悟到任何深刻的理论意义，都需要极大的善意”。
作者总结道，习近平实际上更倾向于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党的集中领导、纪律和控制，强化了党的权威。与毛泽东不同，习近平并未倡导持续的革命，而是通过加强党的组织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这种做法更多地体现了列宁主义的思想，即通过一个精英化、纪律严明的政党来领导国家。
作者认为，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列宁主义的手段，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非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政策强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党的控制，但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方面却有所欠缺。
他的方式——将列宁主义的控制与现代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相结合——代表了一种更积极、更集中的努力，以恢复中国的历史地位，并以挑战当前全球力量平衡为长期目标……他用偏执取代了务实，用忠诚取代了功绩，用盲从取代了辩论。曾经看似为整个国家服务的管理机构，如今却在为一个人对他所领导的党的权力的不懈追求服务。官僚专业主义正在让位于恐惧驱动的停滞不前，官员们争相留任，而非解决治理难题。繁荣、和谐社会的承诺被用来交换稳定、安全和“国家强大”的承诺。
最后，布兰切特质疑，这种追求所谓“国家强大”的做法很可能最终会一地鸡毛。
追求这些目标的代价却在继续上升。问题不仅在于习近平能否实现他的目标，还在于如果他实现了目标，中国会剩下什么。
2018年，中国和梵蒂冈达成了一项天主教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在经过两次续签之后，今年10月22日，中梵再次将这一协议延长四年。
梵蒂冈表示，自18年协议签署以来已有多名主教被任命和祝圣，并且中国已正式承认“几名此前未被承认的主教的公共角色”。
然而，17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发布一份报告，称协议签署以来，中国当局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并没有改变，相反宗教镇压愈发严苛。
报告指出，自2018年9月以来，大量虔诚的教会领袖遭到打压，数百万中国天主教信徒的宗教自由被剥夺。整个中国当局正在对天主教会进行系统性压制。
报告称，中国政府的迫害主要针对拒绝接受中共控制的天主教领袖。报告列举并分析了10位获得梵蒂冈认可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他们因为抵制中共对宗教事务的干预，遭到无限期拘禁、失踪、持续的安全调查、被驱逐出教区，或其他妨碍他们履行主教职务的措施，包括威胁、监视、审讯及所谓的“再教育”。
报告还强调未涵盖过去六年中去世的受害主教或信息有限的其他主教，也未涉及受迫害的神父、教会其他领袖及平信徒。
报告指出，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试图切断中国天主教会与教皇的联系。“当时中共驱逐了教皇特使，并将上海主教龚品梅囚禁了30年，只因其拒绝放弃教皇的权威。自1990年代起，北京开始采取更隐蔽、不流血的方式对付不合作的天主教主教，以避免西方的批评和制裁。”
“2007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出信函，明确表示爱国会及其附属机构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于1980年）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然而，报告指出在2018年中梵协议签署后，北京以此为借口加大了对主教加入爱国会的压力。2019年，梵蒂冈发布了指南，允许良心拒绝加入爱国会，但同时也接受加入成为常态。
此外，报告指出，协议签署并未实现教会希望达成的目标：
梵蒂冈支持与北京的协议，是因为急需填补中国约三分之一的天主教教区主教职位空缺。自协议签署以来，主教任命的进展十分缓慢，至今约10位主教获得任命。北京在此期间单方面宣布了其中几项任命，甚至在上海教区的主教调任问题上单方面采取行动，显然违反了协议。教皇方济各为维持中国天主教会的“团结”，事后批准了这些任命，但真正威胁教会团结的正是这10位主教所遭受的迫害。
最后，哈德逊研究所批评称：
梵蒂冈在与中国30多年的对话中，对中国的宗教压制保持沉默或轻描淡写，这与其对东欧共产主义的“无批评政策”如出一辙。而宗教自由与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政府应认识到，中国的天主教会与所有宗教少数群体一样，正遭受压制，手段虽各有不同，但中共显然意图取代所有宗教，以党的教义、价值观和形象代之。
10月23日，微软威胁分析中心（MTAC）发布了第五份美国大选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加大对美国选举的干预力度。
中国主要针对持反共政策的共和党候选人和国会议员进行攻击。遭锁定的目标包括阿拉巴马州众议员巴里·摩尔（Barry Moore）、德克萨斯州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等政要。其中，鲁比奥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但仍遭到大量攻击。
中国当局的具体手段主要是通过其控制的社交媒体机器人来影响选民，发布他们涉嫌腐败的帖子，批评他们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并宣传他们的竞争对手。
微软还指出，负责这一行动的组织“Taizi Flood”被认为与中国公安部有关。
此外，俄罗斯黑客主要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及其副手。伊朗则将攻击的矛头对准特朗普团队，并批评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
对此，路透社报道，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无意、不会干涉美国大选”，此类说法“充满恶意猜测”。
今天的推送摘自《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当我抵达仰光，首先拜访的是好朋友葛叶（Ko Ye），他是研究缅甸军政府管控思想的专家。葛叶已经在仰光做了30年的出版商，在出版物公开发行之前，政府审查员会检查他的出版社以及缅甸所有出版社出版的每一页纸上的每一个字。仰光可以维持正常的表象，部分是因为这种严密的审查机制。
葛叶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前的高脚凳上，他坐在办公桌的另一边，用快燃尽的烟点起另一支烟，然后开始他最擅长的话题：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the Press Registration and Scrutiny Department，PRSD，以下简称新闻局）。新闻局由军情局领导，是不折不扣的审查部队。它承担着艰巨的任务，负责从每一件印刷品中——无论学校课本、杂志、日历还是歌词——搜寻涉嫌反政府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和每一幅图画。葛叶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生活杂志。在粗糙的灰色纸张上，印满短篇故事、关于电影的文章和流行歌星的资料介绍。他翻开杂志，向我展示审查者用粉红色荧光笔圈住的某些段落，或者如某些页面所显示，圈住了整篇文章。在每一个涂画处，都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个字：“删”。
“为什么是这几张？”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觉得哪怕审查机构的人员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他解释说，新闻局有11条宽泛的规则，规定哪些主题不能触碰，但规则语焉不详。他们禁止：
● 任何“有违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
● 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谐和公共秩序”的内容；
● 任何“错误思潮”和“不能与时俱进的观点”；
● 任何虽然在事实上正确，但是“时间和环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内容。
“他们从不向我们具体说明为什么有些内容被禁止，”葛叶说，“我们只能猜测。”明确的忌讳是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1988年人民起义和“民主”这个词。每个月编辑都会接到新增的禁令——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变幻莫测，取决于缅甸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与葛叶会面时，禁令包括“大米”（严重短缺，使得政府必须限额供应）和黄金（上涨的黄金价格进一步说明缅甸的经济困境）。最近几个月，由于缅甸与近邻泰国发生政治冲突，新闻局决定将任何涉及泰国的内容从新闻里删除。葛叶说，这波及任何与泰国有关的内容，包括所有与泰国人有关的内容、所有泰国产品的广告。有一本月刊出于疏忽刊登了一条泰国公司的广告，新闻局将该期杂志全部查禁。新闻局的禁令也经常包括国际新闻。那些可能紧密影射缅甸自己历史的报道，比如发生在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起义和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将军的突然下台，都在缅甸的报纸和杂志上无影无踪。
“他们不仅禁止政治议题。”他接着说。甚至最基本的公共信息，比如在我抵达缅甸之后火车票价刚刚涨了四倍，也不允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或者去火车站买票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信息。“将军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任何关于他们国家的坏消息出现在印刷品上。”葛叶解释说。
1914年，一部叫作《凯瑟琳历险记》的电影被缅甸的英国政府查禁。电影讲述了一名白人女性在以印度为原型的虚构地区的冒险经历。审查者甚至不需要看过电影。他们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宣传手册，用红色蜡笔圈住他们不喜欢的语句。一处是不幸的凯瑟琳被卖到奴隶市场，另一处是有人夸口：“你将看到她被狂热的土著捆起来！”英国政府感到，让一名白人女性处于这么一个难堪的处境是有失颜面的，有可能让缅甸观众动坏脑筋。当局对媒体如何呈现英国人非常在意，把任何媒体批评都视为对王国合法性逐字逐句的消解。1933年，缅甸的英国审查者禁止了颇负盛名的电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这部电影呈现了国王用手进餐狼吞虎咽的模样，他们不希望一名英国君主被看到不用刀叉进餐，虽然今天很多缅甸人依然保有这种饮食习惯。通过严格的出版审查法——人称“封口令”——他们审查报纸和杂志，查禁书籍。［《爱经》和《我的奋斗》被双双列入他们的禁书目录。］任何被审查者贴上“恶意”“煽动”或“异议”标签的内容，相关负责人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被判刑。
在从英国独立后的短短十年里，缅甸经过一段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出版时期。但是当奈温掌握政权，他沿袭了英国的旧式法律，重新管制媒体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限制。近年来，既有的法律不断修订，以进一步加强出版控制。当局不断升级所有在职作家和编辑的背景资料。就像在英国时代，越出雷池一步意味着高额罚金或被判入狱。一名出版商正面临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因为他没有获得当局许可就印刷了学生的活页手册，手册内容包括诗歌和校园新闻。另一名出版商印刷一本书时超出了登记的200册印数，他被重罚，同时公司停业半年，实际上这已经足以让他破产。“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葛叶说，“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数量越来越多，无论什么题材，写作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编辑自然越来越小心翼翼。”
杂志编辑的处境尤其困难。杂志在印出之后送交审查委员会，如果审查者要求更换内容，编辑必须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过去常常看到那些令人不快的页码直接被撕掉，或者那些段落被涂上重重的黑墨水或银色、金色颜料（所以你无法把纸举到光下辨认其中的内容）。比如在1984年，有一名杂志编辑试图刊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译文选段，审查者把这些内容撕掉。如今新闻局的要求更加高明：它不希望公众看到媒体被审查。但是，葛叶向我解说如何暗示内容是否被删。因为编辑团队有每月的截稿期限，很难有时间重写文章，他们会预先准备一些内容填补审查者制造出的空白。葛叶向我展示了一本杂志，编辑用广告填补了杂志上的空白。他说，你可以通过广告数量判断审查有多么严重。我翻阅了一遍杂志，数出6页四分之一版，7页半版和3页整版广告。
葛叶从他的伦敦牌烟盒里敲出最后一支香烟。“新闻局在过去四十多年控制了缅甸所有的出版物，”他说，“现在我们有整整一代年轻人，生长在新闻局制造的被筛选出的现实里。”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在阅读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小说，那时正值缅甸短暂的出版自由时期，他的儿子惊讶地发现缅甸曾经存在一段可以批评政府的时期。当然，他知道可以关起门来批评政府（他已经无数次听到父亲批评政府），但是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在印刷物中这样做。“总有一天，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和迁徙自由，”葛叶这样评价当局，“但是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印出那些真相——如果人们可能知道真相——全部的真相，他们会在一个月内下台。”
奥威尔相信，在极权主义之下，文学不可能幸存。一个极权主义政府，他写道，知道自己对权力的控制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可能允许真相被记录。为了维持现状，它依赖谎言。“现代文学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事情，”奥威尔在随笔《文学与极权主义》里坚持认为，“要么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真实表达，要么什么也不是。”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杀死了创造力。“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不可能在笼子里喂养。”他写道。
“胡说！”当我把奥威尔的随笔给一名年轻的缅甸作家看，他这样说。“去潘索丹大街（Pansodan Street）逛一圈吧，”他有些挑战地对我说，“你会发现文学在缅甸离死亡还很遥远。”潘索丹大街被人们亲切地叫作“街边大学”。这是一条正好穿过仰光市中心的繁忙大街。那里书店鳞次栉比，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你触目可及的地方都是书，成堆地堆在地上或者放在临时的木架上：有落满灰尘的老旧英语经典，科学教科书，新出版的缅甸小说，英语系学生用书，旧殖民时期的地方志，当代缅甸诗歌和短篇小说选，世界各地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译本。每月出版的书籍大概有100种，同时有超过100种杂志和80种周刊。显而易见，当局的铁腕审查无法摧毁阅读和书写的愿望。
在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在缅甸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缅甸的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在如何让信息绕过审查方面技巧炉火纯青。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则讲述一群狼袭击一头大象的短篇故事。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反复阅读，可以把它看作一则寓言，昂山素季坚持不懈地反对着当局对她的党派的长期压制。退休教师屯林，我在曼德勒的奥威尔读书会成员，用整整一个下午告诉我卡通片《狮子王》实际在讲缅甸故事。被迫离开故土的年轻狮子辛巴（Simba），是昂山素季。辛巴的父亲与昂山素季的父亲一样，死于谋杀。刀疤（Scar）是奈温，这头罪恶的狮子夺取权力之后，把一个曾经美好的王国变成一片焦土，动物们不是死于饥饿，就是被迫奔走他乡。最后，屯林高兴地提醒我，辛巴打败了罪恶的元首，那块土地重新成为彩虹和阳光的国度，河水碧波荡漾，所有的动物和平相处。
讽喻不是躲避审查的唯一方式。杂志编辑会刊登介绍瑞典医保制度的文章，希望读者把它与医保名存实亡的缅甸相比较。一些出版商翻译出版后现代主义和结构理论等思想流派的导读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努力削弱他们的制度，”一名翻译者告诉我，“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并且帮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身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不是直接的方法，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人们能够意会。”
我在仰光的时候，遇到一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像缅甸很多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曾经在监狱中度过很多年。他将近50岁，语调温和，他开口说明自己观点的时候，经常像默剧演员一样挥舞手势。“我写的故事都是以我身边发生的事为原型。”他告诉我。他的故事是日常生活的记录，经常重点写到军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生存的贫困状况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虽然他仍然设法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他想写的很多故事现在只能储存于大脑中。“我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他说。在监狱期间，他被禁止写作，所以他擅长把故事记在大脑里。他向我讲述了一则故事，关于想象的力量。
他说，监狱里有一名老人，负责清扫监狱长住处周围的地面。这块区域其他犯人禁止入内，每天老人都用整天的时间把它清扫干净。作家同情这位老人，决定节省下每天的限量米饭，与他分享。米饭非常低劣——几乎难以下咽——但是作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相送。他把省下的米饭给老人，老人表示感谢之后风卷残云地把米饭吃光，仿佛米饭是他曾经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这么难吃的米饭，你怎么如同享受美味？”作家问。老人回答，每天清扫地面的时候，监狱长太太在为全家煮饭，厨房都会飘来诱人的味道。当他吃米饭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比如猪肉咖喱炖土豆，他一边吃饭一边让味道在脑海中萦绕。
“对我来说，这是如此简单又完美的故事，”作家最后说，“但是我无法发表这个故事。”
我在缅甸遇到的作家，几乎每位都有至少一本书被审查委员会查禁。因此，在缅甸存在一种关于无法出版书籍——存在于作家脑海中的故事和不见天日的手稿——的秘密记忆。一些作家会写下明知不可能在当局统治之下获许公开的故事。我的一名朋友，每天都在他快要崩溃的电脑面前坐上几个小时，记下通过小道消息了解的每日事件。“我必须这样做，”他说，“这里的官方新闻每天什么也不报，如果我不记下，明天这些就会被遗忘。”我也遇到一名历史学者，他正在忙于编撰缅甸东部掸邦（Shan State）的当代历史。那是一部军政府如何对掸邦进行军事占领的历史，他解释：“我知道这不会被出版，但是我必须写出。我必须留下记录：至少它会在这里，或许有一天……”
就像一名缅甸作家向我开玩笑所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只是没有公开出版的自由。”
《一九八四》以温斯顿·史密斯走进他破旧的寓所作为开篇。温斯顿躲进浅浅的壁龛，那里有几英寸的空间在电幕虎视眈眈的视线之外。他坐在那里，拿着一本空白笔记本，里面是乳白色纸张，他的手里是一支偷偷买到的笔。当他在即将成为日记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下日期时，他怀疑能写给谁看，因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向任何人出示这本日记，都是不安全的。他开始记录前一天的事情，中间不停地被各种事情打断，然后他把笔放到墨水池里，笔记本上写下了题赠：“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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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艾玛·拉金 Emma Larkin，美国记者，在亚洲出生和成长，后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缅甸语。她以曼谷为基地，对亚洲进行广泛报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访问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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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艾玛·拉金 著
译者：王晓渔 译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弥亚、仰光、毛淡棉、杰沙……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转而从事写作？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个地方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与此同时，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
10月22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今年52岁的高朋，长期在北京顺义任职，曾任顺义区区长、顺义区委书记，2023年1月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履新副市长一年多，今年4月在任上落马。
高朋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北京市落马的首个副部级官员。“双开”通报称，他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退缩不前、逃避责任，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玩忽职守，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安排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提供“保姆式”服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任曾是北京最年轻的副市长，高朋简历上所谓的“经济学博士”，被查出是骗取的。通报称他弄虚作假，骗取学历、学位。
曾是北京最年轻副市长，履新一年多落马
公开履历显示，今年52岁的高朋，1972年7月生，辽宁凤城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高朋长期在北京工作。在进入政府机关任职前，在国企工作多年。曾任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融资规划部副部长，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之后，高朋调任丰台区副区长。2014年1月任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
2015年12月，高朋调任顺义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代区长，时年43岁，跻身正厅级，是北京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从那时起他在顺义任职长达7年。
2016年1月高朋当选顺义区政府区长，2018年4月任顺义区委书记。2023年1月，高朋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继续兼任顺义区委书记，是当时北京最年轻的副市长。2023年3月，高朋卸任顺义区委书记，专任副市长。
据北京市政府官网去年3月公布的市政府领导班子分工，高朋负责城市管理、交通、农业农村方面工作，协助负责应急管理方面工作。分管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乡村振兴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协助分管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系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北京市地震局、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今年4月17日，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基层规范化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高朋以北京市副市长身份出席会议并致辞，这是他落马前最后一次出现的公开报道中。
4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31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免去高朋的北京市副市长职务。
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退缩不前、逃避责任
时隔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对他的审查调查结果。
据通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北京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高朋理想信念崩塌，背离初心使命，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退缩不前、逃避责任，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安排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提供“保姆式”服务；
组织意识淡漠，违规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弄虚作假，骗取学历、学位；
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买卖股票，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大额钱款，搞权色交易；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
毫无纪法观念，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入职晋升、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玩忽职守，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高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高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曾获经济学博士，被查出骗取学历、学位
值得注意的是，处分通报称，高朋弄虚作假，骗取学历、学位。
公开简历显示，高朋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专业，工作后在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读在职研究生，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干部学历造假，本质上都是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是另一种权力交易的形式，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
类似高朋这样被查出学历造假的官员并不鲜见。如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湖南娄底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易军波，被查出伪造学历，骗取国家干部身份；四川省纪委监委网站6月3日刊文披露，已落马的85后宝兴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沈雷，专科毕业后几次“考公”失败，后通过伪造本科毕业证书以人才引进方式进入体制内。
已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也有人被查出学历造假。此前广为人知的被称为“五假干部”的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原主任卢恩光，被查出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一副假面具戴了30多年，长期欺瞒组织。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查出弄虚作假骗取学历。
官员如何骗取硕士、博士等学位呢？
比如中文专科毕业的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在普洱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通过与北师大资源学院合作成立普洱茶研究院，马上就成了堂堂理学博士。在2014年沈培平落马后，其速成的学历之谜，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党员干部骗取学历、学位，属于档案造假的一种情形，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第三款规定，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第八十六条规定，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彰，授予学术称号和征兵、安置退役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称号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就在昨日（10月21日），中纪委官网刊文《档案造假容不得半点姑息》，文章指出，档案记载着干部本人的基本信息、工作履历等，是党员干部成长轨迹的历史凭证，也是组织考察和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如果在档案上造假，向组织提交假学历、假证明、假履历，从小的方面说，是个人道德品质出了问题，缺乏做人诚信；从大的层面讲，是漠视党规党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文章指出，要严格档案审核标准，严把档案材料入口，特别要加强对新收集档案的审核力度，在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过程中不徇私情、不走捷径，对疑点数据信息及时进行核实处理，不给档案造假提供任何“方便之门”。同时，加大对档案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一经查实，必须严厉惩处。
南都记者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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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哈尔滨市于涛、张绪霞、于波等人涉嫌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向社会公开征集该集团成员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10月22日，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从“6·14”专案组相关工作人员处获悉，通报中提及的于涛曾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张绪霞系于涛妻子，于波系于涛姐姐。
鸡西公安局上述通告显示，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鸡西市公安局打掉了哈尔滨市以于涛、张绪霞、于波为首，张有明、杨兴武、齐宝、门彦秋、方翠英、石生魁、张宏、高超等人组成的涉嫌黑恶违法犯罪集团。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彻查该犯罪集团的所有违法犯罪事实，即日起，鸡西市公安局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该集团成员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此外，通告称，对于提供有价值线索者，如查证属实，将视情况予以一万至十万元人民币奖励。
据财新网报道，于涛从警40余年多次立功受奖，1997年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其2022年退休，2024年落马。
据鸡西市纪委监委此前消息，于涛已于7月份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被查时其身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原二级巡视员。
公开资料显示，于涛曾任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秘书科科员，东莱派出所民警，前进派出所副所长、副教导员，南马派出所副所长，前进派出所副教导员、教导员，道外分局刑警队队长、刑警大队大队长、副局长。
2004年7月，于涛任哈尔滨市呼兰区公安分局局长。
2007年，于涛从呼兰分局任上被提拔为副局级。
2009年5月，于涛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2011年成为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
2019年7月份当地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程安排表显示，于涛为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2022年其被免去副局长职务。
来源：大河报（记者 刘永恒）
编辑：贾姣姣 审核：苗亚祥
外出住宿，不料住客的一举一动却被实时直播。偷拍设备藏在酒店民宿的插座、电视、空调、天花板烟雾报警器，甚至钉子、衣架等隐蔽位置，悄无声息地窥视密录，镜头另一端，交易与疯狂同时进行。
9月份，一名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及其团队在石家庄华强广场民宿房间内发现多个偷拍摄像头，该博主报警后，在楼道被多人围堵。这件事再次触动了公众对偷拍行为的恐惧与不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尽管偷拍现象得到了大力管控，但是因为新技术不断涌现，直播方式使得偷拍的侵害性更广泛，监管挑战也在持续增大。
他指出，酒店民宿需要首先承担防范、告知和及时处置偷拍事件的义务。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住客在发现受到偷拍侵害的情况下，提供基本信息进行举证，可以提出维权主张，要求酒店民宿承担过错推定的侵权责任，反向推动相关机构作出有效的自检和回应。监管部门也应加大监管的力度，变化监管的方式。
“偷拍产业之所以屡禁不止，因为其总是‘一本万利’。”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目前，偷拍产业链分工明确，已经形成了设备制造和销售、设备安装、视频获取和传播三个方面，也就是前端偷拍工具、中端偷拍机会和后端的偷拍传播行为。
公安部早在2014年就已经明确禁止非法生产窃照窃听设备，高艳东认为情况却不容乐观。10月11日，记者在淘宝、京东和拼多多APP上搜索“针孔摄像头”，均无显示相关产品。然而，记者通过其他关键词，诸如“小巧”“针眼”，或根据搜索框自动填充的关键词，错字搜索“摄线头”等，仍可搜索出店家宣传的体积小、隐蔽性强的摄像头，有的仅有指甲盖大小，“找得到，我吃掉”“无声无光”“保密发货”等是该类产品的常见宣传语。此类摄像头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除了在网络上依然可以找到售卖微型摄像头的渠道，高艳东指出，线下渠道更为隐蔽，在实践中也有不法分子购买零件自行编程组装。
高艳东介绍，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质检总局）2017年的数据，约有80%的智能摄像头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其中也不乏厂家在生产时就给不法分子留下“快捷通道”的产品。黑客通过技术手段侵入家庭智能摄像头，通常采用付费直播的方式进行盈利。
偷拍密录的场景涵盖私密场所和公共场所。偷拍者在酒店、民宿、出租房等私密场所安装针孔摄像头，此次石家庄事件里，博主便是在民宿空调的通风管道里找到了摄像头。
不法分子还会在公园、游乐场、海滩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的厕所中安装针孔摄像头，“其中在女厕的安装较为普遍，通常根据女性的年龄外貌特征，将女性如厕的视频打上不同的标签进行分类，最后统一售卖给网站或者个人买家。”高艳东说。
偷拍设备的购买价格低廉，但是偷拍视频却可以多次出售甚至“私人定制”家庭直播。根据高艳东的调研，偷拍主要有两种方式获利，一种是付费直播，一般是400-600元就可以买到三五台酒店摄像头的观看权限，家庭摄像头价格会更低。
一种是视频销售，不法分子将私密视频剪辑好售卖给网站，一条视频的价格在100-300元之间，或者将视频直接卖给观看者，一般价格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购买者不计其数。
酒店民宿里的摄像头是如何藏进房间的，事件曝光后，许多人对此提出疑问。“影子”博主在接受大象新闻采访时提到，许多团伙将服务器设在境外，通过支付佣金或分成的方式，指挥境内的社会闲散人员，俗称“小马仔”，统一给他们邮寄改装好的设备，告知安装位置和如何调试设备，装完之后删掉自己安装的视频。
2017年至2020年在北京经营民宿的王慧（化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曾在和同行聊天中得知，有的民宿老板在装修时就已经把摄像头安装在房间里。
“对方说做正经民宿能挣几个钱，他们都是这样做（指安装摄像头），视频会同步云端，有的实时直播，每天的直播收入可观。稳赚不赔做一年后转让民宿，以后哪怕摄像头被查到了，也不是他的事了。”王慧表示，她拒绝了同行的建议，还购买了检测仪，在每个房间贴了入住之前先检测的指示牌，提醒顾客保护隐私。
高艳东指出，确实存在经营者自己安装摄像头的情况，这类情况在学校周边以及旅游风景区会更多一些，商务差旅酒店相对少一些；资质齐全，品牌效应强的酒店和民宿可能会少一些，而资质不完备的住所则多一些。
不过，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普遍情况，“我愿意相信中国的广大酒店民宿经营者有着其应有的职业操守，不会去偷拍牟利，只有少数经营者才会这么做。”
高艳东表示，偷拍产业在2017年至2018年逐渐泛滥。在2020年前，偷拍产业依然在扩张，直到2021年11月份，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行动，偷拍产业才有所收敛。这几年随着净网运动的展开，线上购买针孔摄像头的渠道被取缔了许多，许多传播相关私密视频的网站也被大量关停。
“但团伙作案用于传播色情牟利的情况依然存在，而且新技术的运用使其更难以被发觉。”高艳东举例，诸如针孔摄像头之类的微型摄像头不仅可以实时联网直播，甚至可以“无红外”，不易被检测。不法分子还通过网络聊天工具或网盘兜售偷拍视频，使得传播行为更难被察觉。
石家庄事件发酵之后，网络平台出现了多种教人检查隐藏摄像头的方式，防偷拍设备销量上涨。“反偷拍博主”也大量涌现，一些博主放出偷拍视角打过码的画面，素材来源和定位不明，称以此引起受害者和网友注意，“避雷”相关酒店民宿，并推荐网友购买相关检测摄像头的仪器。有网友对视频来源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式也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曾在摄影器材品牌工作的吴文煜指出，近期一些热门的检查方法不一定都有效，“如果大家相信了错误的方法，反而是纵容偷拍摄像头。”吴文煜实际测试了通过反射红光找到摄像头的设备和激光笔，前者需要摄像头会反光且找准照射角度，后者需要激光持续且大范围照射，因此他认为这两者的效果比较有限。
使用网络扫描软件筛查可疑设备也是被提及较多的方法。“网络分析的软件原理是扫描同一个网络下面的设备，不认识的为可疑设备。基本上市面上的扫描软件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吴文煜提醒，软件会有漏报的可能，如果摄像头连接了其他的Wi-Fi，或者不使用Wi-Fi，就没办法检测到。
录像设备一旦使用，就会产生大量热量，可以使用热成像扫描仪扫描识别出来。吴文煜同时测试了插座和烟雾感应器，它们运转时自身热量不高，一旦被安装了隐藏摄像头，用扫描仪一扫就能发现。他认为这一方法最为有效，但缺点是仪器价格高，一台需要八九百元。
此外，事件当事人博主接受采访时特别提醒，普通人住酒店民宿时，首先要排查的是“带电的地方”，因为大多数摄像头需要通电才能运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有些网购平台的店家宣传“免插电”的摄像头，吴文煜表示，偷拍摄像头的耗电量比较大，“免插电”摄像头的电源容量非常小，无法支撑长时间使用，更多是商家噱头。
高艳东强调，普通人若发现了偷拍，首先应收集和保留相关证据，尽量保护好现场以便后续调查取证。他特别提醒，偷拍产业可能会涉及团伙作案，住客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要优先注重自己的人身安全，尽量避免与相关人员发生冲突，及时报警，当遇到人身威胁时向警方申请人身保护。
其次，住客合理评估入住场所的资质，是否为较为知名的、星级认证较高、资质齐全完备、品牌知名度高的酒店，如果是，可以考虑联系酒店管理人进行处理；若是资质不齐全或监管不到位的小酒店或民宿，应该谨慎通知相关管理人来处理，“因为并不清楚管理人与偷拍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9月24日晚，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已于24日将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审讯，该三人均供认借住宿之机，在客房内偷装网购监控设备，以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实，且与民宿业主并不相识。
2023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办理了一起偷拍案件。犯罪人员以拍摄影视素材为由将多名女生约至他的住所，用提前隐藏的摄像设备偷拍下女生换装的隐私视频。该案最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李鹏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将偷拍密录案件定性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务中比较少见，这也是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特别是隐私音视频信息所做的一次尝试。
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严格保护。李鹏表示，个人隐私也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偷拍偷录的视频若含有某些人体部位特征信息，如性器官等隐私部位，或窃取了未经允许下载的裸照等，均属个人信息保护范畴，都受到法律规制。
李鹏介绍，以往司法实务中认定偷拍密录案件性质的罪名，一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该罪要求犯罪嫌疑人使用了“非法窃听、窃照器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司法实务中一般将被禁止的针孔隐形摄像头等认定为“非法窃听、窃照器材”，但部分案件中，犯罪分子也使用市场上正规售卖的器材用于偷拍。这种情况就无法认定该罪。
二是依据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中规定的行为。但在偷拍案件中，将被侵害主体的隐私图片、视频评价为“淫秽内容”略有不妥，且一些犯罪行为人未凭借传播或售卖偷拍内容牟利，通过该类罪名进行刑事规制也存在一定困难。
最终，该案依据刑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获得法院的认可。
法律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用现有法律评价新型犯罪行为，有时需要更新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来实现。在李鹏看来，偷拍案件从行为上来说，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义，至于是否会达到情节严重的界限，还要看侦查机关查获的证据情况。他认为，情节严重与否可以依据行为人偷拍的内容和时长、出售的次数、观看传播的人数、非法获利等犯罪情节进行综合评价。
高艳东建议，若要打击偷拍，就需要斩断偷拍产业链，从前端、中端、后端同时发力。在前端，相关主管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严格控制生产销售偷拍设备，从源头防止偷拍泛滥。
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摄像头偷窥黑产集中治理。最终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2.2万余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余个，全面排查联网摄像头存在的安全隐患，发现4万多个未授权访问、远程命令执行等摄像头漏洞，收缴窃听窃照器材1500余套。
在中端偷拍机会这方面，几乎很难设防。高艳东解释，安装针孔摄像头的场所多是公共场所，并不会排斥人们进入，所以在这一方面，社会应该往排查偷拍设备层面去发力，早排查，早安全。酒店和民宿更应该加强监管，落实其安全筛查职责。
石家庄事件之后，一些酒店民宿经营者宣称采取自检自查方式，保护客人隐私。譬如，贵州毕节织金县的一名民宿老板程星明（化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他在9月25日购买了摄像头检测仪，在客人退房之后用仪器扫描检查房间，该举动获得网友和客人好评。
在法治层面，202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刑法中也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此外，高艳东建议将偷拍行为作为单独犯罪处罚，增设侵犯隐私罪。
他解释，一般而言，偷拍侵犯的是公民的个人隐私，而在实务和学理中一般不把公民隐私归入个人信息中，因而对于偷拍侵犯到公民个人隐私的，一般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惩处，通过民事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若是情节严重一般也只是通过刑法中的其他条文，诸如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侮辱罪、强制猥亵罪等条款对公民的隐私进行间接保护。
预防是刑法的重要功能之一，他指出，若只是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就意味着存在一些侵犯公民隐私的情况无法被涵摄入这些条文中，例如使用手机偷拍，并不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而若只是用于个人目的而不传播，也无法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以只能是处以行政处罚，但这样的处罚又显得较为轻微。“在目前的风险社会视角下，这很难起到预防作用。”
2024年10月5日，在中华民国113年国庆晚会上，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期刚过完75岁生日（10月1日），而中华民国即将迎来113周年（10月10日）。因此从两国的成立时间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他还强调，在庆祝活动中，要牢记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在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时，切勿用“祖国”一词。
以下是赖清德的讲话视频（部分）：
赖清德的“祖国论”引发了墙外网民热议，有不少网民都表示此说法“符合逻辑”：（摘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推特评论区）
SimonLe99917871：这就是简单的伦常，只有中共会不顾事实，强行让113岁的管75岁的叫妈。
wowININDERla：習近平他爸爸的祖國也是中華民國。
Helena3Zhang：按照数学（逻辑）是哦。
bows_bob9694：道统在民国政府，不在GCD。
woyongdehuawei：台湾：中国人的亲爹，俄罗斯：中国人的野爹。
WAVELOVE123：赖清德提出两个祖国论，好像有点道理，怎么破？
10月8日，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回应——“赖清德的‘祖国论’是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和升高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朱凤莲
10月8日，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中，针对美国之音有关赖清德祖国论的提问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我只能说，如你们都清楚所知的，美国的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不变。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我们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那将持续是我们今后的关注焦点。—— 康达(Daniel Kritenbrink)
原标题：国事光析：“人民”为何成为专制的招牌？—— 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祝辞
10月1日，政治学家、政论家吴国光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人民”只是中共掌握专制权力的护身符，一个证明其拥有合法性的幌子，实际上它是“有魂无身，是谓幽灵”。把“人民的幽灵化”，将这个幽灵作为招牌，中共就可以任意代言人民，永远垄断权力。
不承认并压制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权利，空谈并吹嘘作为集体意象的所谓“人民”的权力，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底蕴。前者是其实行专制的实质，后者是其垄断权力的根据。
这个戏法要点在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肯定集体，否定集体中的每一员。犹如口说保护森林，下手却砍杀每棵树木；标榜的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但你到哪里去找到”全体人民“？又有什么办法去问一问”全体人民”的意愿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讲“民主”，但那也是抽象的、虚空的、不见个体、不见举措的民主。习近平政权甚至还提出了所谓“全过程民主”呢，但是，这个过程上，一个一个环节的民主在哪里呢？脱离开一个一个的环节来谈“全过程”，民主也就被幽灵化了！
你听，习近平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这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幽灵做招牌，中共就可以任意代言人民，就可以作为天选之党永远垄断权力。反过来，如果“人民”不再是幽灵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之际，我谨祝愿中国人尽早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一个的个人，成为各有个性也共有关怀的十四亿公民！ ——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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