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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所重点高中的心理自救
黄花春是广西省崇左市一所重点高中的副校长，也是一名任教多年的英语老师。她观察到，从2021年开始，学生的心理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紧迫性是从每年高一新生的心理普测数据体现出来的。2023年，1500名新生入学，就测出100名左右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抑郁。抑郁的孩子分配到不同的班级，给科任老师和班主任都带来不小的挑战。班主任需要时刻警惕学生失踪、自伤，科任老师也变得小心翼翼。
学校做了很多努力，去防止可能的极端事件，比如钉上了窗户，在高楼上值守；同时不断补充心理老师，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心理监测机制；取消低年级的月考，减少学生的考试压力；休学的学生复学时，也会经历一个学校和家长联动的过程，帮助学生更平缓地融入学校生活。
但黄花春觉得，这些仍然不够。崇左是一个边陲城市，下辖7个县市区，其中4个县和越南接壤，会有一些涉外婚姻家庭，又因为经济欠发达，很多人外出务工，留下很多留守儿童。社会的、经济的、家庭的很多问题，在处于弱势的孩子身上体现了出来。
这些年，黄花春试图在更前端解决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排解不了负面情绪？思考之后，她做出改革，每天上午上过两节课后，学生有3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参加社团活动，搞搞街舞、轮滑，也可以聚在一起排排戏剧，或者就是晒晒太阳。她发现，对于精力充沛的孩子来说，有喜欢的事情做，一忙起来，心里反而能少了很多困惑。
还有很多问题仍然考验着一所学校的智慧。面对抑郁学生，如何划定家校之间的责任？如何平衡好高考与生命安全两条线？发生极端事件后，学校又如何维持老师教育最基本的底气？这些问题仍待探索和解答，但黄花春感到明确的是，「真正的校园不应该是死气沉沉，而应当活起来，让校园充满多元文化与快乐，这才是一条正确的教育之路。」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监测不到的学生
能感觉到，从2021年到2024年，我们学校学生的心理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2021年是最艰难的一年。早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学生因心理问题自杀的第一例极端事件。事发在一次月考当天，班主任巡查早读时，发现有名学生用MP3看网络小说。这在学校是不允许的，班主任就走过去跟学生说，7点半要考试了，建议先把MP3交给老师保管。那位班主任平时为人温和，也没有批评学生，说完这么一句话，学生也没有讲什么，交了MP3，就安安静静在那里等待考试。
刚好学校新建了教学楼，走廊上的监控设施都很完备。我们后来从监控视频里看到，早读结束之后，那名学生和同学说说笑笑，走到了5楼考场。他们先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但等同学进了教室，他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在场同学一下子都惊呆了，有的同学甚至才刚刚转身离开他，完全无法理解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这一例之后，到那年年末，又是一例；再到次年4月，又是一例。之后，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应对几次突发事件。
学生的心理危机不容忽视，不光是我们高中，还包括当地的中学和小学。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也是感到焦头烂额。其实，早在2019年，教育部门就很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对高中学校的要求是，每年都要对高一入学新生做心理健康普测。现在我刚好分管这一块工作，开学第一周，就会安排心理老师和班主任把全年级学生平均分配，每个老师大概会分到15～16名学生，进行面对面谈话，问题包括：日常与父母的沟通频次怎么样？如何调节不开心的情绪？难受时是否会跟好朋友聊天？如果发现学生存在异常，科任老师就会打上星号，然后把学生转给心理老师，进行下一步具体的抑郁量表检测。
每年检测结果出来，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都存在异常。2023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我们对1000多名高一新生进行普测，结果大约有100名学生存在中重度抑郁，其中20名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去专业医院查过抑郁。
这些学生分到不同的班级，对整个班级影响都很大。曾经，有一个班分到差不多10名抑郁的孩子，其中3名还是重度抑郁，班主任就感觉座位都不知道怎么排了。作为科任老师，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抑郁的学生。给这个班级上课时，一走进教室，就感到整个班都闷闷的。上课期间，那几个孩子要么趴在桌子上睡觉，要么低头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试着邀请他们一起做小组活动，但他们不吭声。一节课下来，我就感觉在自言自语，害怕得不敢再去向他们提问。
这还不是最焦头烂额的状况。有时候抑郁的学生上完一节课，第二节课突然不在了，当堂的老师会感到责任重大，立马停下课堂，去卫生间、宿舍、顶楼这些地方寻找。现在每节课开始，科任老师都是先检查人数到齐了没有，如果没到的学生不是请假，他们就会立即通知班主任。
因为患有抑郁症的孩子越来越多，现在的孩子和过去不一样了，都是公开谈抑郁。不知道状况的科任老师去上课，问班上怎么少了这么多人，学生就会回答，他们请假治疗抑郁去了。还有的时候，老师遇到学生不回答问题，在课堂上生气，课代表就会说，那位同学是生病了，得了抑郁症，请老师理解一下。
感受到心理问题的紧迫性之后，我们学校开始花大力气把一些岗位匀出来，宁可先招聘到足够的心理老师，近三年几乎是一年招聘一名的频率，到现在已经配备了6名心理老师。每位老师都有具体的课时量，确保每个班级、每个星期都能排到一节心理健康课。每天会有一位心理老师值班，负责接访紧急的学生。老师日常也接受预约咨询，通过量表、谈话、沙盘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如果学生到了自伤、需要吃药的地步，心理老师就要联系班主任和家长，带学生去专业的精神机构诊疗。
但我们困惑的是，连续4年来，走向极端的学生反而是平时监测不到的孩子。有一类甚至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因为不想破坏在老师和同学心中上进的形象，就在各种检测中把真实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正常参加活动，给人感觉很开朗，直到在我们看来一件小小的事，比如一次考试失利，班主任的一次提醒，就引发一些极端状况。
面对这些状况，作为基层老师，我们会感到失去教育的底气，不知道怎么对待现在的孩子，即便没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犯了错，老师也不敢再吭声。长此以往，教育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疲软。
图源电影《年少日记》
回想「班主任」三个字，内心还是在发抖
每一次极端事件发生之后，不仅是学生，对相关老师也是一次重挫，如果没有做好心理疏导，老师也会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
所有老师中，班主任压力是最大的，每天早读到教室，晚自修也不敢放松，时刻盯着学生到齐了没有。这几年，很多老师都是为了评职称才当班主任，达到必要的年限之后，他们会马上申请说，宁可多任一个班的课，也不想多当一个月的班主任。而班级里一旦发生极端事件，有的班主任宁可一辈子不评职称，也不敢再担任这个职务。
为什么说班主任是最痛苦的？在我们遇到的第二例极端事件中，是下晚自修后，有个班的团支书突然在教学楼坠楼了。那位坠楼的团支书还有几分钟存活时间，班主任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又救不回她，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失去生命。
当天晚上，班主任去派出所做了笔录，我全程陪着他，一直处理到凌晨5点，没发现他情绪出现什么异常。但到了事发第二天晚上，有学生跑来跟我说，感觉班主任不太对劲。我就开始在校园里紧急找班主任，那天气温很低，又下着雨，我找了好一会儿，最后是在升旗的旗台那里发现了他。他正抱着国旗的柱子，默默坐在那里淋雨。
那位班主任年纪轻轻的，才三十多岁，可等我把他扶到办公室里一看，他的头发根真的是一夜之间几乎白完了。他坐着一声不吭，我就跟他聊起，人生真的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让我们感到出乎意料和难以承受，但还是要勇敢去面对。慢慢做了一些疏导之后，我说实在难过，你可以哭。那么一个高高大大，平时对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的老师，就在办公室里痛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他说，真的没办法接受，昨天团支书还活蹦乱跳，在他的课上还那么认真回答问题，甚至在出事之前，她还用班级QQ给同学发了最后的留言，继续做好「青年大学习」。平时的访谈排查中，他问团支书是否遇到学习上的困惑，有没有困难需要老师帮忙，她都说没有，一切都很好，以至于他完全都想不到团支书会出问题。
后来，我们就让心理老师给那位班主任做心理疏导，但他刚走进教室，看到撤走的座位，还是感觉承受不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算走出来，可以把心思放在教学上。他真的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总是在尝试各种创新的办法教书，我就试着做了几次动员工作，问他可不可以再当班主任？他就说，虽然还是热爱教育工作，但是回想「班主任」这三个字，他内心里还是在发抖。
这位班主任还算恢复得好的。我了解到有一所高中学校，极端事件发生后，孩子遗体没有火化，家长一直打官司，春节还在学校门口拉横幅，校领导不正面应对，把压力全部推给班主任。家长不断给班主任打电话，那位班主任就感觉崩溃了，不仅辞去职务，还跟学校请了长假，她已经完全上不了课，甚至一步也走不进教室了。
我能理解这种崩溃。作为副校长，我是会把老师保护起来的，家长的电话全部都是由我来应对。曾经有一位家长，打电话骂了我半个月，记得有一次接完家长的电话，我正在炒菜，就一边炒菜一边哭，心里也特别委屈，特别疼，但是我得承受住家长的情绪。
遇到极端事件，我们要面对很难的一关正是在家长。从家长角度，谁也不愿意养大的一个孩子没有了，都想向学校索要赔偿。但对一所学校来说，有限的公用经费维持校园运转已经是举步维艰，就我们学校来说，只能是申请校方责任险，另外提供几万元的人道主义慰问金作为赔偿。但家长刚开始肯定都不会同意，因为立场和处境不同，双方就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
我们和第一例因为MP3而坠楼事件的家长僵持的时间最久。家长告到基层法院后，法院根据收集到的证据，认为班主任在沟通时没有批评学生，而学生已经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坠楼又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最后就判决学校承担10%的责任，赔偿7万多元。家长不满意这个结果，上诉到中级法院，最后司法程序走了一年多，二审依然是维持了原判。
后面发生每一起，我们都会拿这一例判决去跟家长好好沟通。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理解养一个孩子的辛苦，和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但学校的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把孩子交给学校就可以了，如果老师已经在各方面尽职尽责，孩子最终还是出了问题，家长也要共同承担责任，否则，对其他在校孩子也是不公平的。
现在，虽然整个社会对学校有一定的理解，但招生的时候，家长也会顾虑，觉得发生极端事件的学校能不去就不去了，好的生源可能就这样流失了。
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学校会把教学楼、宿舍楼挂上各种防护栏、防坠网，让学生没有机会跳。
我们学校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么做，但做完预算之后，发现拿不出这笔经费，才换成制定一些措施来严防。现在，我们把所有窗户都钉死了，只留下一只手能伸出去的缝隙。教学楼都安装了监控，一层楼梯入口设置了大门，学生下了晚自习，保安人员巡查完会锁上门。我们还安排科任老师轮流巡楼，到了课后时间，凡是高楼的地方全部都有人在值守。
除了老师，我们还在每个班级挑选学生做「情绪观察员」。学生主动报名当志愿者，一旦发现同学情绪反常，要立马汇报给老师，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及时扼杀不好的苗头。
好几个学生都是在采取极端行动之前被制止了。我自己就制止过两次，一次是上个学期末，我刚刚下课，突然望见对面一个学生把窗户摇开了，一只脚跨出来，准备往下跳。另一次是听到学生说有人要跳楼，我从二楼办公室一路冲上六楼，看到2名学生拖住了跳楼学生的手。我赶紧帮忙，后面又有老师和学生加入，一共七个人才算把一条生命给抢回来。
从学业，到家庭
上面的措施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我们也意识到，极端事件往往事发突然，比起「严守」，更重要的是了解学生心理疾病的成因，做好「预防」，用一句老话来说，「上医治未病」。
我们发现，除了开学，还有几个关键节点需要注意：高一高二是期中、期末考前后，高三是月考、模拟考前后，学生会因为不想面对考试或者成绩不理想，采取极端行为。
以前，高一高二每个月都有月考，高三会有很多模拟考，临近高考的那个学期更紧张，几乎每两周就有一次考试。现在，我们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状况，已经取消了低年级的月考，但高三还是要顾及高考，考试仍然是差不多的频率。
我们只好在考前和考后开展主题班会，告诉学生要平和地看待考试，只要每个阶段认认真真学好，成绩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也会跟学生谈高考志愿和职业生涯规划，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状况，减少未来做职业选择的迷茫。但即便如此，学生的心理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多少。
我们去向心理老师那儿了解，逐渐认识到，考试只是一个导火索，并不是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目前心理老师排查出来，偏远地区来的留守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更高。
这跟我们学校的招生策略有关。今年之前，1500名高一入学新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来自县乡。但崇左市所辖7个县市区，有4个边境县和越南接壤，会有一些涉外婚姻家庭，另外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成年人几乎都是去外面务工，导致县里边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成长中会感到孤独，内心世界空洞，而一旦陷入抑郁，家人又很难给到他们足够的陪伴和支持。
每个星期天下午，学生有「黄金4小时」，可以外出接触寄存的手机。我们观察到，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跟同学或者朋友打视频，聊QQ，几乎不会跟父母打电话。到了中秋、国庆这样的假期，这些孩子宁可留在学校，也不愿意回家。曾经，我问过一个孩子不回家的原因，她就说，从市区坐公交车到县城，要两三个小时，然后还要坐很长时间的三轮车才能到家。但因为父母不在，家里就是冷锅冷灶，她只能去伯父家吃饭和睡觉，与其寄人篱下，还不如待在学校。
我们进一步了解，发现重度抑郁孩子的家庭情况更复杂，基本就是两种类型：一类是父母关系不合或者离异；一类是家庭里存在冷热暴力。
比如一名学生，高一进来就是重度抑郁，在学校里总是割脉，半夜要找心理老师和班主任。我们劝她休学，但她说宁可死在学校，也不肯回家，原因就是她有一个家暴的爸爸，她害怕回去会被打，也不忍心看到妈妈老是挨打。
我们也跟孩子妈妈聊过，她说自己就是打理几亩田地，照顾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家里全靠孩子父亲做建筑工，一天挣三五百养活。但孩子父亲每天干活累了，回家就想喝酒，喝完酒就家暴。她没有独立养活孩子的能力，离不了婚，就试着找妇联做了很多次工作，但是家暴行为还是没办法制止。母亲其实是希望养好那名女孩的，鼓励她考上大学，那孩子就在学校里苦苦挣扎，在夹缝里边活得格外艰辛，直到后来熬到了毕业，她说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家。
另一名学生的情况也很典型。她原本成绩很优秀，定的高考目标是985大学，但因为给自己的压力过大，每次考试前会控制不住发抖，肚子疼。高三开学时，她检查出了重度抑郁，不得不休学一年。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孩子的病根在学习，但直到今年复学，她才聊起自己的家庭，父亲原本在县城做生意，但疫情过后，生意不顺利，母亲感到经济压力大，经常和父亲吵架，已经到了闹离婚的地步。她想缓和父母的关系，将来工作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才会那么渴望考上985名校。
其实，能从县域到我们学校上学的孩子，中考成绩要冲到县的前15%，才可能被录取。很可惜，这些县里最优秀的孩子又被心理问题牵绊，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能上一本，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上二本。像刚才提到的那名学生，再次回到学校，她的目标已经不是985，而是能上个大学就不错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也试着和家长沟通，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教育责任，但是教育家长甚至比教育学生更难，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进你的建议。
印象特别深的是七个人合力救下来的那名男孩。救完人是上午10点，我身上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但事情紧急就先通知了家长，想着他家距离学校也就半个小时车程，干脆等处理完了再回家换衣服。但等到将近中午12点，我身上衣服都干了，那位父亲才到学校。后面回去我就重感冒了一场。
那位父亲到现场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孩子怎么没有跳下来，丢人现眼。我马上就批评说，这样的言语不妥，作为父母首先应该是关注和安慰孩子，那位父亲就回了这么一句，女孩子要关注一点，男孩子有什么好关注的？我在旁边就很无奈，后来拉着那位父亲单独聊，分享了几个严重的案例，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能救回来真的很幸运了。
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崇社区多开展一些活动，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感觉到，提高边境地区父母的教育和沟通能力太有必要了。家长可能会觉得，每天工作已经很忙，能让孩子吃饱就不错了，但是要了解到，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孩子对父母的期望值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不是解决一日三餐、冷暖问题就可以，孩子还希望父母是通情达理的，是可以在精神层面进行交流的。
但家庭状况不是一天就能改变，学校也很无奈，被迫要为孩子兜底。我们只好额外关注留守、单亲、孤儿这类孩子，即便他们平时表现出积极开朗的一面，老师也会在上课时多给他们一些提问的机会，课后多一些谈心，观察他们有没有参加班级活动。
今年学校的压力稍微缓解了一些。按照教育厅的要求，为了保护县域生源，从今年开始我们不能再招收边境县的孩子了。前几天在饭堂吃饭时跟心理老师聊起来，他们说通过普测来看，这一届孩子基本来自城区，乡镇的比较少，心理状况要比去年那一批稳定。尽管从成绩来看，上一批孩子更拔尖，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这一批孩子虽然成绩中等，但对于学校来说，维稳已经比升学更重要。至少孩子先要安安全全生存下来，学校才能再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
图源《天空之城》
休学与复学
在心理老师的干预下，中度和轻度抑郁的孩子能慢慢好转，但抑郁程度特别重的孩子，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强行留在学校，既学不进去，病也不会好，直到去年开始，就根据教育厅的相关文件，要求在医院鉴定出重度抑郁的学生，必须要强制休学一年。
其实从整个学校来讲，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对抑郁症患者都更加宽容和温和了，没有去排斥这样的孩子。每年开学初，我们就会开一个心理健康讲座，告诉学生，如果感觉自己心理出了问题，那就是该吃药吃药，该看医生看医生，其他同学不用特别困惑和好奇，就用平常心对待。平时的心理健康课上，心理老师也会组织学生们讨论，如果班上出现抑郁同学，我们该怎么做？学生各抒己见，老师再做一些正确的引导。
为了让那名被家暴的女孩在团体里不至于太孤单，后来班级就形成共识，不要企图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感染她，但是可以变成一群人去靠近她，课外活动邀请她一起跳绳，在宿舍里大家也会拉着她一起吃零食，默默关注她的动向。
和休学配套，我们学校去年也启动了一个完善的复学程序，由政教处、德育处、教务处、年级组几位老师组成复学小组，考核学生是否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提供医院的相关证明，重度抑郁已经转为轻度；二是家长至少要陪读三个月，每天接孩子外宿，出现问题可以及时提供亲情陪伴，配合孩子的前期融入。
满足条件之后，复学小组再跟学生面谈，话题涉及他们休学在家的生活，是否和父母沟通，跟好朋友联系？回到学校会有什么计划？以及面对新的同学、新的班级，能适应吗？如果学生能轻松回答这些问题，说明他们放下了很多，复学小组就会判断他们达到复学标准。
也有学生在问询中出现激烈的情绪，但复学小组不会一次否决，而是让他们入学适应一两个星期，如果能正常融入，再交学费办理手续，如果适应不了，复学小组就建议他们继续休学。
重新回校园之后，这部分孩子总体表现比较平淡，没有极端地游离在集体之外，但也没有很好地融入新环境。他们有时候会交不上作业，完成不了测试，面对老师的询问会应付式地交流。能感觉到，大部分复学孩子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成绩也没办法再拔尖，他们的想法就是希望平平地过，完成高中学业就算了。
面对复学的学生，老师依然需要很多智慧，不能表现得过于关注，也不能一直不关注，让他们感到被冷落。为了拿捏好尺度，我一般会设置随堂接龙的小游戏，让复学孩子自然地参与进课堂。提问到这些孩子时，他们有的会说不知道，或者直接不回答，班级气氛会马上凝重下来。作为老师，我不会僵硬地对峙，而是调节气氛，问他们什么时候想再回答。如果对方说明天，那我会顺着说，先坐下来，明天继续提问。等到第二天，如果观察学生心情看起来还不错，我再把一些简单的问题抛给ta。
大家就开玩笑说，以前是学生对老师察言观色，现在是反过来，老师要顾及学生心情，站在他们的处境去思考很多问题了。
很多复学孩子都是没有完全康复的，他们晚上在宿舍睡不着，早读又起不来，到了课堂也是趴着睡觉。但这些违纪问题都不再重要，对于班主任来说，要格外留意的是让宿舍同学提醒服药的学生继续吃药，班干多给予关心，还要经常做一些谈话疏导，预防他们再次走向极端。
休学与复学制度执行的这一年来，学校的管理压力明显小了很多。但我们现在困惑的是，教育部门目前并没有给出一个复学的规范程序。最近，我们就遇到一个学生休学了几个月，父亲就整天缠着学校要把孩子送回来。孩子没有通过复学小组的评估，但家长反馈给了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又让我们同意接受这个孩子。
我们就想呼吁，教育部门是不是可以和医疗部门联合，给出一个具体的鉴定，判断学生心理健康达到复学标准，再明确接下来走什么样的程序，家校之间该怎样履行彼此的责任，而不是让学校独自去迎接风暴。
图源剧集《三十而已》
明天，高考，和未来
学校发生了几次极端事件之后，我们领导层也开始讨论，抑郁已经不是个例，而是整体上出了问题，休学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做个摸底调查，弄清楚学生为什么排解不了负面情绪。
调查是2021年展开的，当时和一位高一学生的谈话让我印象深刻。我问学生，在学校里过得开心吗？学生说算不上开心，总觉得压抑。我又问，为什么会觉得压抑？他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我说，不是有课外活动吗，可以跑跑步，散散步。学生就说，自己跑步有什么意思呢？我喜欢打球，喜欢跳舞，还喜欢跟同学一起比赛，但是学校要有这样的活动才行。
「学校要有这样的活动才行。」我开始思考这一句话。既然学生提出需求，那么学校就应该想学生之所想，做学生想做的事。真正的校园不应该是死气沉沉，而应当「活」起来，充满多元的文化与快乐，这才是一条正确的教育之路。
后来，我们就召集全校的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开了一个会，想让学生多提建议，具体要开展哪些活动，最后收集上来一个「愿望清单」。我们根据清单，把每天上午9:10～9:40这个时间段变成「多彩大课间」，搞了很多趣味性和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学生上了两节课之后，马上可以从教室走出来减压，晒一晒太阳，也晒一晒各种运动的能力。有个学生说，跳起来出了汗之后，整个人都变舒坦了。
学生会和团委还提出，想要在学校增加社团类型，我们校领导经过集体决策，最后也决定用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充实学生的生活。除了传统的文学、戏曲、篮球，我们还加入了新时代孩子喜欢的动漫、街舞、轮滑，就是想击中更多学生的兴趣，争取全员都能够参与活动。
现在到了课外期间，学校广播站会播放歌曲，我就看到有的学生在宽敞的地方滑轮滑，有的在排演戏剧，读书社团在做一些读书分享，能够感觉到，校园逐渐恢复了一些生机。
但对于高三生来说，高考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年级组长一开始就反对搞活动，特别是大课间30分钟，原来的规定是，第一个10分钟打水、去洗手间，第二个10分钟练字，最后10分钟用来做习题。年级组长就很焦虑，学生学习的时间原本就不够，现在这半小时还让学生放松，成绩怎么上得来？
我们就跟年级组长说，高一高二都在活动，高三学生就能学得进吗？而且那一年，高三年级的抑郁比例明显高过2个低年级。年级组长说，那是偶然，我说不是偶然，是因为管理太死了，永远把学生固定在一个格子间里，不给他们自主活动，学生怎么可能自由地生长？这样动员之后，年级组长也能慢慢想得通了。
现在，高三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还是常态，但课外活动时间是自主的，学生要参加任何社团都支持。像我女儿就是今年在这所学校毕业的，高一高二她都是社团的负责人，到了高三才把位置转给低年级同学，她做总顾问，帮助处理一些难解的问题，参加重要的比赛。高考之前，她还代表学校参加了朗诵比赛。其实对于精力充沛的孩子来说，有喜欢的事情做，一忙起来，心里反而能少了很多困惑。
但是，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做出改变，甚至很多学校还没有意识到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记得2022年时，为了了解边境县市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状况，我密集走访了十七所学校，发现很多学校都没有把心理健康列入常规教学。有的学校因为经费不足，没办法配置心理老师，就让班主任、甚至是音乐老师来兼任；有的经济条件好一些，配有一两名心理教师，但心理健康课是不开的，只是把基础读本发给孩子；还有的为了应付政教处的检查，就随意把一间教室挂上牌，充当心理咨询室。
我们学校虽然做了一些调整，在心理老师这一块也已经配置充足，但一直以来，我们很焦虑的一件事情是，极端事件发生之后，校园表面上会很快从恐慌恢复到平静，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这些事情真的过去了吗？会不会只是表现出「正常」，内心其实留下了创伤？
现在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事发24小时之后，让心理老师走进班级，对学生进行团体辅导。心理老师会有一整套疏导的话语，目的是告诉学生，人的成长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学会放下离开的人，放下困惑、焦虑与恐惧。
想象不到的是，现在的学生表现得比老师还要冷静和坚强。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例那位团支书离开之后，我们和家长一起去宿舍收拾遗物，宿舍学生不仅不忌讳，而且还帮忙整理，家长收拾完临走的时候，学生还提醒，团支书养了一盆小小的太阳花，让家长别落下，一起带回家。
对于个别与离世学生交往密切的朋友来说，受到的影响重一些，会要求回家休息，但待个两三天，学生也就感觉可以把这件事撂过一边去，回来投入正常的学习。一个女生曾请假了一周，当时她还在读高一，我们甚至很担心她会不会因此休学，但是一周回来之后，我们看到她跟同学又说说笑笑了，派出所再一次找她核实重要的笔录，她也表现得很冷静。
我们不想过多打扰学生，但又担心他们的心理。偶然聊起的时候，没想到学生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老师不要纠结想太多了。他们一致的口号是，不管昨天是悲伤还是快乐，都要往前看。他们要继续走下去，因为他们还有明天，还有高考，还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