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李佩霞受贿一案。

横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4月至2024年2月，被告人李佩霞利用担任万年县上坊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5万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李佩霞的刑事责任。

消息一出，舆论广泛关注，朋友圈刷屏。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受贿案，被控的金额也不大，为何会引起广泛关注呢？

七月份写的《女乡党委书记之父举报县委书记性侵，省级纪委应尽快介入》（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一文简略介绍过原委：7月25日，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实名举报，称女儿遭万年县县委书记毛奇性侵，2024年5月23日李与毛发生争执并声称要去省纪委监委举报毛，3天后李被万年县纪委监委带走并留置。

李长柳公布的录音中有一段录音显示，李佩霞在毛某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在毛某要求下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另两段录音，是毛奇两次深夜打电话给李佩霞，要求她去其住所聊天喝茶。通话中，李佩霞多次以生病为由推脱并表示“我怕你会忍不住”，毛反复说“不干嘛”、“最多像昨天一样，只坐一坐”，李佩霞又说 “我说话算话，等身体好了怎么都行”……

根据这些录音，我当时判断说：“我怕你会忍不住”，这种话很容易让人对“性侵”存疑，李佩霞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两人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到底是性侵还是别的性质的违法违纪行为，江西省纪委应该立即介入。

我当时还说：权力失范后胡作非为，使人失去抵抗的能力，无力反抗，这很可怕；权力失范后胡作非为，使人不仅失去抵抗能力无力反抗，甚至使人连抵抗的本能、反抗的意识都彻底丧失，不敢反抗，甚至被迫顺从，更可怕。

这些话，当时都写得明明白白，绝非马后炮。

没多久，毛奇主动投案。主动投案并不等于自首，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罪行，才能算自首。主动投案却不如实交代的，不能算作自首。

当时，我还有一些个人的疑问：李佩霞的父亲公开检举毛奇，是她被带走前明确委托父亲这么做的呢，还是让其父先找毛奇谈判、谈判未果后才采取的报复行为呢？

这一点其实需要搞清楚。如果是直接检举，李佩霞可能有立功情节，毛奇的案子不仅在江西影响重大，在全国都算影响重大，完全够得上立功甚至重大立功。如果李佩霞没有被认定为有立功情节，那我们就得更冷静看待这起官场丑闻引发的地方反腐。

8月18日，上饶市委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李佩霞涉嫌受贿，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对毛奇和李佩霞的关系，通报则是这么说的：经查，发现毛奇存在利用职权影响与李佩霞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问题，李佩霞为了职务调整升迁违反生活纪律。

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的消息对两人的关系没有具体描述，只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毛奇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综合录音和官方的上述通报，我认为自己早期的判断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他们之间肯定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女方极可能是被迫顺从后想得到一些仕途上的“推荐”。

李佩霞受贿案开庭，打乱了我的写作节奏。昨日写了《除了很牛的博物馆，我老家还有一种叫鱼面的美食》（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一文，本打算今天继续写老家的美食，可李佩霞案中暴露出太多不正常的事，不得不改为关注此案。

有些基层官场的不堪，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传闻毛奇对李佩霞还有其他更加不堪的行为，发布庭审消息的法院和当地其他有关部门都没有回应。因为有这样的传闻，舆论高度关注李佩霞涉嫌受贿案中家属委托的律师未能顺利会见李佩霞、开庭时家属委托的律师未能进入法庭等细节。舆论认为，如果当地不允许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和代理此案，极可能是害怕更多不堪的丑闻流传曝光。

资深媒体人刘万永对上述细节发表了评论：江西万年的毛奇、李佩霞事件，是一个值得解剖、值得警惕的官场丑闻。李佩霞案件，也是江西法治的试金石。

刘万永在评论中表达的担心，很多人都有，我也有一些类似的担心。

法院发布消息说，李佩霞自己委托了律师。那么，李佩霞自己委托律师是否是自愿的就显得很关键。如果她是自愿委托了那几个官派律师，那家属和外界应予尊重；因为外界传闻，当地安排官派律师占位可能是为了掩盖更多不堪的真相，若李佩霞不是自愿而是迫于压力被动接受的官派律师，那上述猜疑就等于变相被证实了。

过去，我们为了减少本地势力对一些案件的干扰，常会呼吁一些案子异地侦办、异地审理。这一次，我注意到，李佩霞作为万年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其涉嫌受贿案异地审理了。

大家可以查一查地图，横峰县虽然也隶属上饶市，但东与广信区相邻，南与铅山县接壤、西与弋阳县相连、北与德兴市毗连。万年县东与弋阳县、贵溪市毗邻，南与鹰潭市余江区交界，西与余干县接壤，北与乐平市相连、与鄱阳县隔乐安河相望。

大家注意到没有，万年县与横峰县虽然同属上饶市，但不接壤，中间隔着一个戈阳县。那么，上饶特意选了一个与万年不接壤的横峰县审李佩霞的案子，肯定是有某种特殊用意的。

按照李佩霞的行政级别和并不太大的涉案金额，其涉嫌受贿案按常规应该在万年县审理，如果毛奇还在万年县当县委书记，那当然应该异地审理，如今毛奇也被双开并移送司法了，其在万年县的余毒正在清理或已被清理，此案又是举国关注，此时的万年县公检法不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帮已经落马的毛奇迫害李佩霞，这种情况下还异地安排在并不接壤的横峰县开庭审理，一定还有别的原因，一定是为了实现某种物理隔绝。

当地这么做，可能是为了保证案件的公平公正， 也可能是为防止更多真相在万年县散播。

横峰县有关方面发布了庭审的信息，却没有在宣传中强调“异地审理”，基层政法机关这种一反常态的低调，让人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因此，我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法站出来说这一次的异地审理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

舆论还注意到，横峰县人民法院发布的信息称，有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30多人旁听，可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媒体发布自己采写的新闻稿件，整个舆论场全部转发的是横峰县人民法院发布的通稿。

有记者旁听而没有任何媒体刊发自采自写的报道，这也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

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很容易让人怀疑李佩霞案幕后还有更多的黑幕、还有更多耸人听闻的事情，有关方面理应继续追查，查明真相并正面回应社会关切。

乌坎事件发生于2011年，是一起震惊中外的中国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当时，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因不满村干部私自出售土地、腐败和选举不公，爆发了集体抗议。村民们要求重新选举、公开财务以及归还土地。最终，村民如愿以偿，乌坎村进行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出了新的村委会成员，基本实现了村民的诉求。这一事件在当年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人将其视为中国基层民主和维权的象征。

尽管中国当局之后对乌坎村的打压持续不断，导致这场基层民主实验最终不幸失败，但其象征意义却难以磨灭。在美国大选前夕，旧金山湾区华语青年行动组织“擦星星事务所”组织了一场乌坎事件纪录片的放映活动，并发布了相关报道文章及“共笔”。

在该篇文章的编者按中，作者评价这场“民主实验”道：

从城市到农村和牧区，从中原汉地到东部沿海，到民族多样的边陲，中国每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社会动态都有着因地理和人文的迥异产生独特的地方，包括抗争的动机与策略。乌坎村民强大凝聚力的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以社群利益、土地归于农民为焦点的共同诉求……

促成乌坎人凝聚力的还有当年相对自由的社交媒体— 年轻人建立QQ群在村内匿名宣传上访和抗争事宜，对外则使用微博和各大论坛更新乌坎村的状况。乌坎各年龄层的人各司其职，有声望的长者主持大局、谈判，有行动力的年轻一代负责宣传、保护关键人物和纪录，甚至小学生也来帮忙给选票盖章。

乌坎的村民从对组织选举毫无经验，到构造出一套照顾到很多细节的选举流程和机制令人叹为观止。包括考虑到如何让不识字的村民参与选举，因保护新移民较多的一条村而设计了秘密写票处……

在“共笔”中，一位观影者写道：

老实说，任凭我一个生长在中国 30 年的人，也看的我恍若隔世。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含义。我从没想过中国人会那样勇敢的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一幕幕，人们和政府辗转斗争，从土地到选举，从规则到人权，环环相扣，谁是谁的基础，哪个是不可背叛的信条？没人怕引火烧身，没人祈求大雾何能主动散去。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众人将悲痛化为更强有力的回响，他们拼尽全力去维护的，不过是最起码的规则啊！作为观众，我可以轻飘飘的说一句，他们也不过是在瑕疵中摩擦出了关于民主的最初的火花。但是作为一个深知中国社会的人，我却没办法不为那一幕幕有残缺的勇敢和抗争去称颂。

另外两位观影者则表示，“乌坎事件”证明了中国人也可以拥有民主：

当年我在网络一直关注并支持乌坎事件，村民们团结和持之以恒的抗争决心给我很大鼓舞。 看了纪录片里面村民参与选举的细节更让我震惊 在今天看来，精彩程度绝不亚于这次的美国大选 选举流程专业、村民参与度高、热情洋溢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共产党不让 ！

乌坎的民主尝试是对「中国不适合民主」的最好反驳。纪录片里最触动我的一刻是村里的老奶奶第一次拿到选票，志愿者为她讲解怎么投票。还有小学生也参与到民主实践里，帮选票盖章。即使民主权利不是与生俱来，也是很好被学会的; No matter for how long we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accept a reality of authoritarianism, it’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擦星星事务所还联系到了乌坎事件唯一一位流亡海外的亲历村民庄烈宏。在编后记中，作者记录了对庄烈宏的采访：

13年前风起云涌的乌坎事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曾经和庄一起选举的伙伴都已经刑满出狱，庄烈宏也流亡美国10年了。如今的乌坎已经重回平淡，大家对民主选举，对收回土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想要的生活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不过庄烈宏说村民们并没有后悔当年的走向街头，抗争和搞选举。虽然，如今的他也不希望村民们再去抗议，因为如今的中国再也没有街头政治改变局面的可能。他谈到他很少与国内联系，以他的身份不太方便。

我问他，选举的诸多细节设计看起来设计得很全面，当时是遵照什么设计出来的，庄坦言大部分流程都是村民按着常识商量着办的，没有什么人教，只有秘密写票处是熊伟提议的，熊伟是民间智库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的身影活跃在那时的乌坎，也出现在纪录片中。

庄谈到乌坎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必需过的一道坎，是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民主价值碰撞出的火花。同时他谈到乌坎的选举能够实现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村子的宗族色彩很强，是个独立村。地理位置上村子靠海，进出村子只有两条路。村子很大，有1.3万人40多个姓氏同住一村，所以各个家庭必须互相协商，互相牵制，村子里的大事小情也都是各个家族互相角力的结果，有民主协商不受到外界影响的基础。没有单一姓氏独大，造成极端事件的条件。

没必要跟一个纯PR项目较劲儿。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826.html

复赛之后，阿里达摩院终于承认姜萍师徒在初赛中作弊。与此同时，后两者所在的涟水中专也出公告，宣布取消数学老师王闰秋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网上又是众说纷纭。关于姜萍风波，我写过两篇评论：

撕扯姜萍：一部爽剧，观众争着做导演

姜萍作弊？最新消息来了！

现在，我仍坚持原观点：姜萍师徒有无作弊，一点都不重要。没必要跟一个纯PR项目较劲儿。

今天我还要补充一句：感觉情感被欺骗，智商被侮辱的人，都属活该。

这年头还相信“中国奇迹”和“底层逆袭”，你配得上东亚和东南亚的任何骗局。

数学大赛本就是阿里达摩院一个自称公益的PR项目，初赛又是开卷。这样的赛制下，任何人的成绩不经复审都不能认定为真，尤其是中国选手。

阿里达摩院将这起舆情甩锅给师徒二人，有点不厚道。你给了选手作弊钻空子的机会，这可以解释为全球数学大赛已习惯了开卷。但在初赛成绩出来后，对姜萍的数学能力却不做基本考证，就发动那么多媒体渠道大吹特吹，这口黑锅是甩不出去的。

阿里达摩院前几年推出的数学天才，是否也和姜萍一样？如今只有姜萍被抓现行，以后人生路可想而知有多艰难，达摩院要不要给她一点补偿呢？

至于参与造势的媒体，它们都已经做肉喇叭很多年了，作伪远甚于此案者不计其数。信它们的人，我一个都不同情。

最后，希望官媒和阿里达摩院和再接再厉，变本加厉，为爱国者制造更多正能量。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

最近发布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劳动就业参与者平均每天的活动时间是6小时23分钟，通俗的讲就是，一周下来，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间是6小时23分钟。

这明显和我们的感知不同，也和其他的调查数据不吻合。“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是抽取的今年5月份作为样本。当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7小时，算下来每天是6.95小时，将近7小时。 这两个数据明显是不吻合的。

如何解释这种数据和现实的背离呢？

首先，要看调查的对象。“时间利用调查”采取的事居民入户调查，随机抽取5月份周一到周五的一天，以及周末的一天，然后让被调查者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自己的活动。只要这期间有过以薪酬为目的的活动，就会算进去。而“企业就业人员”的调查是以企业为单位的，排除了非正规就业，以及没签合同的，零时工等等。

这可能带来一个偏差，就是有些人是非充分就业的，并不是全职工作。这可能拉低了整体的工作时间。这些人很难纳入失业统计，根据国家的统计标准，每周只要工作了一小时以上，就算作就业人口。 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有些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可能会做一些零工，贴补点收入。如果这部分人被统计进去，就会拉低整体的就业时间。 当然了，这只是笔者的猜想，并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 

另外，这个调查统计的是6岁以上的所有人口。而这里的6小时23分钟，是就业参与者的数据，虽然排除了16岁以下的人口，但是仍然包括60岁以上的人口。如果分年龄段看，16/17岁的平均时间是4小时21分钟，18-59岁的时间是6小时32分钟，60岁以上的时间是5小时30分钟。很明显，老年人口和18岁以下的人口，就业并不充分，这也拉低了数据。 

但是，18-59岁的人口中，并没有进一步细分的数据。所以也很难确定，是不是青年群体中有大量的非充分就业人口。但是按照目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状况，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如果按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每周七天平局下来就是5.7小时。这是显著低于6小时23分钟的。所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工作时间仍然是很高的。

事实上，这里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无法真正反应我们的工作时间。“时间利用调查”的数据会被非充分就业人口稀释，而“企业就业人员”的数据，没有包括大量非正规就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口。很多不正规的加班也不会算进去。所以，这两个数据都是明显低估实际情况的。但，即使这样，出来的数据仍然明显高于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这更能说明，我们是处于全民加班的阶段，工作时间远超五天八小时。 

老年人口大量参与劳动

这个数据还反映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老年人口的劳动。数据显示，60周岁以上人口，平均的有酬劳动是5小时30分，无酬劳动是3小时31分钟。 这说明，我们有大量老年人口，处于退而不休的状态，甚至做了大量的无酬劳动。这也和我们的常识吻合，很多人退休了还会找点事情做，尤其是帮助儿女带孩子，做家务。

最近国家出台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如果实际情况是很多老人虽然退休了，仍然在工作。那么延迟退休，无非只是延迟退休金的领取。如果老人在家做家务。那么，延迟退休之后，谁做家务呢？

数据的复杂性

总之，数据虽然看起来客观，但是背后却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现象。 如何对解读数据，就非常重要。“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发布后，很多媒体直接拿着数据来宣传。比如，有媒体说，全民健身时间多了。他们的理由是，运动健身在2024年参与率为49.6%， 2018年为30.9%，提升了18.7个百分点。

这确实没错。但是，如果细看数据，就会发现，2024年参与锻炼健身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10分钟，而2018年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41分钟。虽然参与率提升了，但是参与时间降低了啊。而且，2024年的数据是6岁以上人口，2018年的数据是15岁以上人口。大量的学生参与运动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要简单的相信数据，数据的解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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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原创.

敢于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自己有关。

文｜西坡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

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据调查了解，在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我校教师王某某对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

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我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鼓励师生踏实上进。同时，恳请广大公众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包容和爱护。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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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打压所有人的老中的一生

永远不要跟系统共情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工潮gongchao.org：成立于2008年9月，旨在从一个阶级斗争、迁移和性别的角度研究以及记录中国的劳工风潮和社运。“网站有分析文章以及工人自己的故事，也有提供多种语言的资料。”除了编写以及翻译文章和书稿，gongchao.org在中国参与研究和采访。工潮也在中国以及东西欧组织有关工人斗争的演讲和讨论。

一、亚洲协会：美国大选两党中国政策差异巨大，但对抗中国是共识

美国大选前夕，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发布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和贺锦丽(Kamala Harris)的中国政策，并探讨了对美中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影响。研究所得出结论，虽然两人的中国政策差异巨大，但在强大的美国民意基础下，美中关系难有好转。

文章首先指出，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转向“战略竞争”。前任特朗普政府和现任拜登政府都通过关税、出口管制、对台支持以及限制双向投资等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无论是特朗普再次当选还是拜登的副总统贺锦丽当选，这些政策大概率都会延续下去。

然而，特朗普和贺锦丽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作者认为，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具有急剧威胁性，但可能为北京提供一些机会。具体来说，他的政策以关税为主，承诺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并提议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他还计划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扩大出口管制，甚至完全禁止进口中国的电子产品、钢铁和药品等。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特朗普或许会将这些强硬政策视为谈判的起点，利用其施加压力以换取中方的让步。

另一方面，作者称“特朗普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交易者”，他“可能会将中国的经济行动与外交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选前，特朗普曾多次抱怨台湾抢走美国的芯片产业。因此，“如果特朗普以交易的眼光看待台湾政策，他可以将其用作大棒，通过增加美国的支持来试图迫使北京坐到谈判桌上；也可以将其用作胡萝卜，同意减少美国的支持以换取经济让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达成大交易的机会可能很小，但在贺锦丽的领导下，这种机会几乎不存在。”

相比之下，作者认为“贺锦丽大概会延续拜登的政策方针，维持当前的美中关系模式”。她广泛支持“投资、结盟和竞争”的对华政策框架，即强调“提升美国实力、与盟友合作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竞争”。

在人权问题上，贺锦丽更为关注并支持香港和维吾尔人权法案，这可能进一步激化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她还强调美国必须在经济上“去风险”，确保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她也支持“护栏”政策，避免两国冲突失控，并更愿意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与中国合作。

对北京来说，作者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对华强硬是美国的跨党派共识，因此“无论谁当选，中国的对美策略将保持稳定”。具体而言，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增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并通过灰色地带行动推进领土和安全主张。

最后，作者认为，特朗普、贺锦丽和习近平的一个基本观点都是希望避免美中之间的大国战争。因此，他呼吁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避免误判和冲突升级。

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流量生意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日发布一篇文章，指出了中国舆论场上出现的新现象：在政府的默许下，中国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牟利，形成了一种以极端仇外言论为基础的流量驱动商业模式。

文章首先分析了这种情绪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作者指出，“二战期间中国遭受的苦难以及日本不愿全面承认其战争罪行”，使许多中国人难以原谅日本。因此，这也成了中国当局操纵民族主义所利用的工具。

然而，作者发现近年来的网络民族主义风潮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体”推动。自媒体和社交平台频繁通过夸张、仇外的内容激起公众情绪，制造中日关系紧张的传言。例如，短视频中常将两国关系描绘为敌对状态，甚至传播“日本学校是现代租界”等阴谋论。

“在算法推荐的推动下，观众不断接触这类极端内容，陷入充满愤怒的回音室，甚至可能因其内容影响而导致个人行为偏激，例如深圳和苏州的袭击事件。”

而这些自媒体这样做的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流量进行商业变现。“随着社交媒体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主要信息来源”，这种商业模式迅速发展，形成了“爱国流量生意”。作者指出，这一现象实际上并非中国独有，但特别强调这种商业模式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默许才得以蓬勃发展。

因此，作者指出这种商业模式能否持续下去仍需要看中国当局的“脸色”。“这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取决于非国家行为体是否在政府的政治边界和社会治理目标内行事。”如果内容引发社会不稳定或公共危机，政府可能会加强监管。比如，当局要求一些社交平台发布限制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内容的公告，以防止加剧中日关系紧张。

最后，作者指出，在苏州和深圳袭击日本儿童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加以限制。然而，他们认为中国当局做的仍不够。“中国当局仍对部分内容保持容忍”，因此，他们呼吁当局加大监管力度，因为这样才能培养出“对国际事务持有健康观点”的公民。

三、维权网：十月中国新增28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10月31日发布了十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41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并获悉有羁押4人被判刑，7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和被精神病10人以及18人被判刑，共计28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维权上访，捍卫少数民族权利，参加宗教活动，以及参加民主人权活动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及取保获释的41人的名单：

陈晓红、崔永芬、邓芳、 多杰扎才（藏）、郭宏焱、

康启惠、来桂芳、李峰、 李化莲、李兰敏、

李新德、李雪松、林明洁、孟素英、孟昱、

覃永沛、孙广利、孙玉斌、王长青、王明全、

王玉和、王忠胜、肖春、 肖树清、徐德武、

许丽华、许晓琴、杨怀花、姚桂珍、姚中群、

曾志远、张春耀、郑宝英、周克铭、初燕、

何世国、王伟才、樊钧益、葛志慧、朱龙飞、

谢文飞、

2、羁押人员4人被判刑：

5年6个月：何方美、

5年：杨泽伟（网名乔鑫鑫）

3年：余文生

1年9个月：许艳

3、被刑事拘留及被精神病的10人：

涂强、 赵长慧、许宗平、卢思位、刘家玲、郭宏英、李学惠、易惠军、许冬青、杨丽、

4、本期新增被判刑的18人名单：

7年6个月：马国斌、

6年6个月：伊克拉木.努尔买买提（维）、

5年：范文芳、

4年6个月：聂晶、陈秀莲、

4年：赵红梅、赵军、

3年6个月：武学章、朱兰慧、刘春霞、

3年3个月：王世军、

3年：陈学芬、

2年10个月：郝丽萍、

2年：付雁丽、王宏、

1年6个月：刘国华、

1年：毛德君、李爱莲、

截止发稿为止，中国目前共有1656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1389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8人，另有大量人员 “被精神病” 和强迫失踪并未完全记录在内。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请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4年10月31日）第109期（共1656人）》

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有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十月份中国发生了安全事故0起，工人集体行动110起，工人求助25起。

进入2024年，关于鼓励农民放弃自家农村宅基地的消息越来越多了。

湖北鄂州提出：农村居民自愿退出合法宅基地且拆除宅基地及相关建（构）筑物后，在“双集中”区域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按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购房补贴，退出的宅基地归还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

安徽凤阳提出：如自愿放弃宅基地安置并进城购房，在原宅基地归还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并拆除建（构）筑物后，一次性给予5万元购房奖励（与货币、房票安置、购房补贴不同时享受）。

江苏南通提出：在主城区（崇川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园区，下同）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购房款总额1.5%的奖补。自愿退出（放弃）农村宅基地进城购房的，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具体标准由全市各地自行制定。

这一政策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有人认为，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也为让农民兄弟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也有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根本，是安身立命之本。长远来看，放弃宅基地可能会让农民失去更多。毕竟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购房。不仅要考虑生活成本，还有工作机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所以，只是几万块钱奖励，可能杯水车薪。

所以，行内人士觉得，政策设计时应明确退出补偿机制，确保农民能够获得合理、公正的经济补偿，并为他们的后续生活、就业提供多元化的保障方案。

01 、现行的农村宅基地制度

我国我国宅基地制度包括：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于集体，村民享有使用权；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对宅基地的面积进行限制，并无偿分配给村民使用，同时允许村民长期持有和使用。

过去，需求农民进城读书、就业、发展、买房，纷纷将户口转出农村成为城市人口。而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大量宅基地闲置。甚至很多人在城市有住房。在农村有宅基地，形成资源双重占用。

而近年来，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合理规划农村，比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的措施，如村庄道路、农村供水安全、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等项目，提升农村居住环境等。

随着利好政策不断，户口留在农村、有宅基地的农民将可以享受到更多农村发展的红利，比如居住环境的提升、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潜在的资产增值等等。

02 、关于咱们农民的几个建议

农村户口，迁出容易，但是迁回就相对难一些。尽管这些年已经有地区可以将城镇户口迁回，但是迁回也有条件，甚至可能享受的资源也会和过去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最近有消息，4类户口可以顺利迁回农村：

1.原户籍在农村的。但是迁回之前还有一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必须获得村里人的同意，要村集体同意接收户口，并且向全村村民公示，通过之后，无反对无异议，之后才能把户口迁回村里。

2.农村大学生。他们是可以将自己的户口再迁回农村，重新成为农村人，享受农村宅基地翻修居住的。

3.夫妻中有一方户口还在农村。靠这种夫妻关系投靠迁户口也是可以的。

4.如果户口已经迁出农村，并且农村还有自己的宅基地，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将户口迁回农村的。

只是在迁回之前，必须在城市里面没有工作也没有房产。而且符合这个条件之后，还要经过村里同意，方可把户口迁回去，因为自己的宅基地还在，所以依旧可以合法拥有这些资产。

所以，看似非转农容易，实则还是有难度！

而且，拥有农村户口，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宅基地。一旦将户口迁出，变成了城市户口，宅基地就不再属于你，将被村集体收回。

即使宅基地上的房子还在，按照规定户口迁出农村还可以享受继承权，但是这种住宅不可以翻建，年久失修之下，房屋倒塌，最后村集体就会收回宅基地。

所以，可以这么说，熬到现在的农村户口，已经到了即将有价值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将户口转出，还是要三思而行！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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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公报”，调查了3.85万户家庭、10.7万人，详细记录了大家一天的时间是怎么用的。结果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数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性别和无酬劳动方面的情况。后面我还会继续分析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数据，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

报告中所称的无酬劳动，是指那些没有报酬的劳动，包括做家务、照顾孩子、辅导孩子学习、照顾成年家人、购物、看病就医和做公益活动等等。虽然没有薪水，但这些事情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每天平均花在无酬劳动上的时间是2小时45分钟。其中，男性平均每天花1小时52分钟，女性则高达3小时29分钟。换句话说，女性在无酬劳动上花的时间是男性的1.9倍！

另外，无酬劳动的参与率也是有差异的。总体参与率是75.6%，但男性只有67.5%，女性达到了83.9%，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67.5名男性会参与无酬劳动，而女性则有83.9名。这说明，女性不但花的时间更多，参与无酬劳动的比例也更多。

再来看看2018年的数据。当时，居民每天平均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是2小时42分钟，男性为1小时32分钟，女性为3小时48分钟。参与率方面，总体是70.2%，男性是55.3%，女性是84.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男女在无酬劳动上的差距确实很大。虽然相比2018年，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稍微减少了，从3小时48分钟，减少到了3小时29分钟，男性的则有所增加，这说明家务劳动方面的性别平等有了一点进步。但即便如此，女性承担的无酬劳动仍然远远多于男性，差距依然巨大，要实现真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看全社会总的平均无酬劳动时间，2018年是2小时42分钟，而2024年是2小时45分钟，略有增加。具体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花在照顾孩子和老人上的时间增加了，也可能是经济下行，我们更倾向于的自己做饭了。

女性、社会和隐性劳动

女性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仅参与有报酬的工作，还承担了大量的无酬劳动。这些无酬劳动，被称为“隐性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但却支撑着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且这种劳动，如果做了是看不见的，比如，一个人天天把家里打扫的很干净，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一旦不打扫了，区别立马就出来了。而在父权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经常会默认女性的这种隐形劳动是理所应当的，而忽略了这背后的付出。 在统计数据和社会评价中，女性的这些付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但事实上，没有这些劳动，我们的社会生活将难以维持。

国家统计局的这份报告，难得的对无报酬劳动做了统计，还是很有意义的，也让被长期忽视的隐形劳动浮出了水面。

当时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酝酿了历史的大风暴，再也笑不出来

最近，上面密集表态经济承压，需要经济大省挑大梁、发挥财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5%，也从必须完成变成了努力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具体什么时候不行了，对不同的人和行业而言，时间点可能并不一致。

早在2010年

这几日在澳洲采写家传，两位朋友发现不行了的时间，前后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国际消费品大陆市场高管。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类似于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关系，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实际上长期共生。

他发现，早在2010年，两大品牌的销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则一直关注金融市场，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经受了一段无法磨灭的时光记忆。当年到达澳洲，参与了美股交易，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视角回看那些年和国内金融市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气点说就是上帝视角。

可能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他的感受。

网课后遗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说，她感觉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网课之后，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这三年并非全部病因，但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一是失业率大幅变化，另一个则是人力市场对「疫情班」毕业生的歧视。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某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回复「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用人单位被迫用手机用电量来推断工作的注意力是一个方面，但从我们家传编辑部的招聘经历来看，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好的实习。毕竟学校只是读些书，连老师都不懂的职业技能，只能通过实习来训练。

二是不读书了。小红书和抖某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在几家高校有家传和数字人文课程，发现学生连开场白都不听，一入座就进入手机游戏、小红书和抖某状态。因为不读书，连基本的培养价值都没有。

这导致我们自2022年以来几乎没有招到像样的毕业生，甚至有三次「遇险」经历：面对拒绝，一位东北朋友逼问「我哪里不合适了？我觉得很合适」；询问一位河北学生有关俄乌战争的看法之后，她直接举报我们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一位贵州学生仅实习一个多星期，就在办公室录音三张光牒上网举报。

学生质量的下降是明摆着的，但是大环境也很明确。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考公数据。

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是2005年报名人数的4倍，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取向从原来的外企、民企转向了体制内岗位，直到今年的300余万人。

厌恶风险，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基本技能和经济理性。当人们趋向保守、稳定、热衷考公，而非进步、变化、创造财富时，经济肯定生病了。

从就业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盘

自信的体制内感知到不行了，可能会更晚一些。虽然10年前温先生一直讲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过了，让人误以为危机从来并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警惕，毕竟数据一直在强劲增长。

最近官方采取的动作，有两个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老赖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发改委公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信用系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修复。

二是在劳资纠纷中，以前几乎都是判企业输，而现在则几乎判员工输，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个经典的维稳手段：谁弱谁有理。
最近有个热帖说，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件了：

有几个朋友欠薪已经长达5个月，每天还要拼命干活。公司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员工还要笑脸帮忙应对，工作环境乌烟瘴气。老板不能不说辞退，这几个朋友找到我打劳动仲裁，我和他们讲，现在仲裁风向对劳动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会再接了，问了其他几个律师也都不愿意再接了。

很明显，这是官方的指导意见。之前是让企业拿钱出来安抚员工，现在则是保护企业以保税源，否则企业裁员，死给你看。

记得戴口罩时，说经济不过是暂停，脱下口罩分分反弹。现在包括财政政策大调头在内的举措，可以推测官方认为不行了，时间当在2024年10月份。

一条射线天地宽

换个非经济视角，则是2006年。

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市场化媒体的高光时刻，人们普遍相信可以向好，岂知却是顶点。2006年时，市场化媒体彻底被掐断舆论监督之路。
差不多同时，一位胡先生明言，东北邻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最近有人讨论垃圾时间，我说不对，至少应该是2006年。而且，现在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一日千里，是个人应该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却还在用周期论来分析，而我认为，之后是一条射线，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个时间点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鲁有一个谈话，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没有意识到划时代意义。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分析框架更新之后，我的结论是心病还得心药医，问题出在经济基础，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时间是2006年。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不行了？

我写了一本书，讲浙江人怎么培养家族企业家，上架当月入选浙江省好书榜：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或者，平民家庭一代人突起奋发，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又，每6.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山东湖南常出将军，且举族生长，郁郁葱葱。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大地之子、家族之魂，欲要认识自我、启迪后人，必先追溯祖辈事迹、了解家乡风物。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

每一个来过世间的人都应该留下记录。如果上辈已年逾70，请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家庭记忆：

家传编辑部系列，点击关注

梁专家要不也关注一下曾经的舆论动向？

万圣节前夕上海巨鹿路、长乐路等地出现大批警察，部分酒吧接到禁止举办万圣节活动的通知

看金星最近两条微博，这位在言辞上从未落入下风的知名舞蹈家方寸大乱。她对爱的急切作比及引申，证明舆论的主要走向剥夺了她相当多的安全感。此前她为之张目的剧目能否在广州上演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处理奔涌而来的舆论公审。‍‍‍‍‍‍‍‍‍‍‍‍‍‍‍‍‍‍‍‍‍‍‍‍‍‍‍‍‍‍‍‍‍‍‍

这就是金星面临的形势骤变：在她利用影响力，单挑并公开施压广州文旅局官员未果后，反冲的舆论利用年初她太原的演出事故，演绎出金星作为彩虹旗运动的代表人物。仅仅三天，金星就从对撞广州的勇者，变成唾面自干的慌张自辩者。‍‍‍

导致强弱变化的因素，是目前官民都忌惮的、事实上也完全处在地下的LGBT运动。这个运动当然也是个历史名词，现实状态也是破碎且不成气候的。从外界加诸金星的光环看，她会被当作性少数群体的代表，尽管她与此一运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

金星显然知道害怕了。她害怕被竖为这一运动的代言人物，进而触犯禁忌影响她的演艺生涯。这也许是她未曾料想的，往日成全她名望的光环，在经群体重新阐释后形成新的身份压力，有可能将她吞噬。金星刻意将自己与之切割，可态度暧昧。

比如她说“我只做我自己，我只代表自己”，同时，又继续复述彩虹旗的口号。这就是金星目前在做的既要又要的事，往日里快意恩仇的她，露出理屈词穷之态。因为在根本上，她陷入了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互博中，何以自处成为严峻挑战。

金星的遭遇还说明，从往日社会的光彩历史中获得名利的人，于昨日不复还的现实处境下，因为人设的惯性，不期然地被扔进公共舆论，会急速快进到需要重新确认立场的地步。金星的仓皇辩白证明，重新确认太难，她尚未过关。‍‍‍‍‍‍‍‍‍‍‍‍‍‍‍

金星尚未过关的这个事实，令她进退维谷。她越是将太原演出事故往“维护演出秩序”方向解释，就越能刺激反对者的情绪；而她试图用“祖国之爱”等来重新定义”“爱不分性别”这个口号，在另一个向度上适得其反，只怕会让性少数群体感到失望。

金星的微博写了又删，足见她的彷徨与焦灼不安。在这个形势下，与其问金星要做何样的表达才符合政治正确，不如看金星要如何表达才能远离政治正确。可因为此地此时的政治正确，早就分化成多条绳股线，金星想要片叶不沾身，何其之难。‍‍‍‍‍‍‍‍‍‍‍‍‍

从她最新删除微博的动机推测，金星似乎下定决心，在舆论审判之下，仅宣示个体的立场，只做个人表达，隐掉群体立场，拒作公共代言。这是金星对发言策略的调整，意味着舆论为她划出了一道红线，并且得到了她形式上的遵守。

例如，她强调她只代表自己，意思是不代表其他人，不代表那个群体。考虑到金星过去咄咄逼人的样子，这一句话是相当卑微的。而让骄傲如金星者低下头的，不过是三天的舆论拷打，以及她理应清楚的，那舆论映照出的势比人强。‍‍‍‍‍‍‍‍‍‍‍‍‍‍‍‍‍‍‍‍‍‍‍‍‍‍‍‍‍‍‍‍‍‍‍‍‍‍‍‍‍‍‍‍‍‍‍‍‍‍‍‍‍‍‍‍‍‍‍‍‍‍‍‍‍‍‍‍‍‍‍‍‍‍‍‍

当金星重申她不代表LBGT运动，不代表那面旗帜时，这可能是舆论场内的一个重大标志，亦即：一名被支持者推崇为某类群体意志的代表人物，声称与该群体无关，与该群体服膺的主义或思潮划清界限。金星作了既勇敢又怯懦的宣告。‍‍‍‍‍‍‍‍‍‍‍‍‍‍‍‍‍‍‍‍‍‍‍‍‍

在类似的舆论事件中，被认为代表了某个主义的代表人物，即使同样导致了严重的对立纷争，也未敢像金星这样站出来明示立场。两相比较。只能推测其他人被想象出来的代表身份，对当事人利大于弊，半推半就的暧昧取态更加有益。‍‍‍‍‍

金星低到尘埃里的立场宣告，最终会引致什么结果，现在也难预料。确定的是，她的涂改删除充满了别扭和犹疑，必定无法取信于反对者。但这个恐怕也不重要，因为金星碰撞广州的大事记，也可能被添加到性少数的受害者叙事中，替金星挽尊。

在金星撞击广州的舆论风波中，有一类中立观众，抱着“多元广州”的理论或历史记忆，或呼吁宽容，或痛惜今不如昔的羊城。其实大可不必，一座城市在线性时间中不会一成不变，就像立场背后的价值观要经受审视那样，人来人往的城市何尝不是如此？‍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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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含有涉及抑郁、自杀等内容，请酌情观看。如果你也有相关问题，请联系专业机构。

沙白白大约已经死了。现在评论她的生死，她无法回应，在此我先致歉。幸亏我支持她的生死观，这让我稍为心安。

很多朋友质疑沙白白不遵医嘱，最终只能以瑞士之行收尾。在很多科普中，红斑狼疮至今无法根治，但新药新疗法迭出，只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有很大的几率可控可缓。

中午我在朋友圈说我想写篇沙白白，一位上海美容行业的读者跟帖说，沙白白搞错了，红斑狼疮药物导致的“激素脸”是可逆的，停药后休养一段就能恢复如常。

就目前信息，沙白白不怎么遵医嘱，红斑狼疮不能晒太阳，不能跳舞玩户外以免劳累，不能这不能那……都被她一一突破。最致命的是，她害怕会被激素类药物弄丑，药也不好好吃。

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遇到沙白白这样的病患，会有多么痛心疾首。她也会成为病友中的反面典型，并因此拯救了若干生命。

不少评论将她的人生分为两段，病情危重无可救药去瑞士是后半段，不遵医嘱导致病情无法收拾是前半段，进而褒后半段而贬前半段。

我不太同意这种两分法。走进后半段的沙白白，正是前半段人生塑造的。我说的不是病情，而是心智与人生观。没有前半段不遵医嘱的沙白白，就没有后半段，在生命最后几小时里，还吐着舌头扮鬼脸的沙白白。

人与人之间，比激赏更重要的，是接纳。接纳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需要以慈悲心去充分理解那些乍看上去难以接受之事。

沙白白不遵医嘱就属于此类。对她的批评没有回应一个问题：如果沙白白从二十岁病发时就谨遵医嘱，是不是现在就会平安无事？

换句话问，那些视医生的话如金科玉律的病友，是不是都能免于英年早逝？周海媚女士也不听医生话吗？

二十来年，沙白白7次发病，以她的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一定会对红斑狼疮治疗的利弊有充分认知。承受这些年病痛煎熬的，是她那90斤骨血肉（她有段视频讲了体重），不是轻言是非的外人。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再说了，遇到类似重病，“我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是理性吗？我看不是。竭力存续自己的生命和基因，是碳基生物的天性，与人类智识关系不大。

反复审视“我这一生如何才够爽”，知行合一去奔赴，这才是理性。

假如有平行时空，里面生活着一位谨遵医嘱的沙白白，诚惶诚恐、谨小慎微地续着命，我们这个时空的沙白白会喜欢她吗？

世界上从不缺如何使用生命的教条，并且都大同小异。但具体到每个人，冷暖自知，利弊自负，外人难以轻言对错。

因为，如何定义 “更好的人生”，“更好的人生”是否意味着要活得更长，大家并无共识。

如果别人的定义跟你的不一样，且那定义也没有伤害到其他人，那就不要随便教人家做人。

不仅仅是沙白白：一个骄傲的爱美的女士，任凭速死也不愿披着病号服，撑着臃肿的身躯和脸庞，与一种连病因都无法确证的恶疾做漫长的恶斗。

即使“激素脸”可逆，即使胖到120斤还能再回到90斤，即使周围的人都可以忍，但自己一秒钟都没法忍呢？

当然，沙白白的很多思考，现在都不便臆断。有些话题就是她短视频谈到，也不能全然认定为就是她当初真实的想法。以下问题倒可以深入探讨：

沙白白病情的恶化，与她不太听医生话肯定有关系，但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谁也无法确证。

沙白白当初谨遵医嘱的话，收益多少是未知的，损失则是必然的（变丑变胖讨厌自己）。

沙白白不听医嘱，收益很清晰，那就是活蹦乱跳、漂亮快乐、嚣嚣张张，在变丑失能之前去瑞士。损失呢，也很确定，那就是死得更快了。

闪耀一个人的光芒，很可能会灼伤她自己。求仁得仁，总好过以不忍之心，求仁而得不仁。

她的任性，你可以看不惯。但她真不是无知。

她会误导其他病人吗？当然不会，她从没有说医嘱无效，她只是自己不愿意再听。那些在跟帖中安利喝中药治红斑狼疮的，才是害命谋财的歹人。

她对不起父母吗？好像也没有。如何过好一生——再短的寿命也是一生，自己说了才算数。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悲凉，更悲凉的则是白发人临死，还在揪心眼前黑发人的余生。

在公民福利严重缺位的社会，一旦孩子摊上精神残障和重病，很多父母既期盼孩子能活得能轻松开心，又希望他们能死在自己前头。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家庭。

沙白白的父亲是幸运的。

经常有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或就业。然而，从全国层面的数据显示，情况恰恰相反：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呈现逐渐上涨的趋势。尽管许多人期望能够在家门口就业，那依然是一个理想，而非现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三季度公布的数据，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总量达到了19014万人，不仅创下历史新高，还突破了1.9亿大关。为了生计，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与家人的团聚与陪伴。

为什么家门口就业如此困难呢？

这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出口驱动型增长与消费驱动型增长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截然不同。出口主要是工业品，其生产地域通常集中在沿海地区或部分大城市。这一现象导致劳动力向这些生产活动集中地区聚集。而消费行业则更倾向于去中心化：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消费，因此就业机会也是分散的，很多人能够在家门口找到工作。

根据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为6.2%，尤以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8.0%为显著。与此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仅为3.3%，明显低于出口增长。此外，分行业来看，前三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为5.8%，而服务业仅为4.7%。集中分布的工业增长快，而更为分散的服务业增长慢。

在这种依赖出口和工业拉动经济的背景下，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向工厂集中于大城市，而非分散在农村和中小城市的服务业。

此外，今年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也导致返乡从事农业的利润减少，使得农民工不得不外出务工。尽管近期很多消费者感觉蔬菜价格上升，但统计数据显示，大部分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即农民卖给批发商的价格）明显下降。例如，前三季度，油料价格下降2%，水果价格下降4.7%，牛、羊、禽、蛋的价格分别下降15.4%、9.8%、3.2%和8.3%。仅生猪价格上涨7.6%，蔬菜上涨2.3%。因此，很多从事种植的农民在收入方面面临很大压力，难以维持生计。

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住的城市

面对这些问题，许多人感到迷茫与无助。对于很多人而言，回不去的故乡与留不住的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深深的隔阂。即便曾经憧憬着在家乡创业的美好愿景，但现实的种种压力、生活的经济负担却将他们推向外面的世界。

今年三季度其他与就业相关的经济数据：

青年的失业率虽在8月份略降，从18.8%降至17.3%，但仍维持在高位。八月份是毕业季，众多毕业生涌入求职市场，正常情况下，九月份应出现就业率下降的趋势，但降幅并不明显，这表明大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此外，九月份25至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仍维持在6.7%，这一数据同样值得关注。该年龄段本应是就业市场最为吃香的，但失业率超过了整体水平，反映出当前经济环境对就业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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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YouTube频道 柴静 Chai Jing：中国知名调查记者、主持人。曾供职于中国中央电视台，2014年离职后成为独立媒体人、YouTuber。代表作品：《穹顶之下》、《陌生人》

一、书评：习近平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领导人习近平的思想却少为人知。今年1月和10月，分别有两本专门研究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出版。一本是伦敦大学教授曾锐生和其同事奥利维亚·张合著的《习近平政治思想》，另一本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博士的《论习近平：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如何塑造中国和世界》。

17号，中国问题专家、CSIS弗里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专门针对这两本撰写了书评，探讨了习近平思想是否真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对于习近平思想，两本书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曾锐生和奥利维亚·张认为，习近平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非真正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指出，习近平更多地借鉴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和控制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习近平来说，马克思主义被重新诠释为服务于党的利益，强调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是推动无产阶级的解放或实现共产主义。

相反，陆克文在其著作中提出，习近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习近平相信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陆克文认为，习近平的政策和国内外战略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理论，旨在实现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愿景。

布兰切特则认为，习近平确实经常赞扬马克思并要求全体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陆克文所表明的那样，毫无疑问，习近平和党的机构严重依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世界，理解历史的变迁，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布兰切特认同陆克文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严重影响了中共的世界观，然而他指出“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至少是“极端边缘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打算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尽管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推行了一些扶贫和改革措施，但这些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收入不平等、城乡差距和社会福利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政策，如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和对市场的干预，更多地体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

习近平的政府经常监禁劳工活动家和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打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的群体……习近平在2021年10月利用党的权威期刊《求是》宣布中国“要坚决防止落入养懒人的‘福利主义’陷阱”。这听起来更像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不是卡尔·马克思。

在涉及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问题上，文章指出，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对民族文化的压制与社会主义理想相悖。这些措施强调国家统一和稳定，但却忽视了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多样性。

因此，作者认为，习近平思想的官方著作更多是套话、空话。他引用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对《毛选》的评价，套用在习近平身上，“不客气地说，要想从这些文本中领悟到任何深刻的理论意义，都需要极大的善意”。

作者总结道，习近平实际上更倾向于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党的集中领导、纪律和控制，强化了党的权威。与毛泽东不同，习近平并未倡导持续的革命，而是通过加强党的组织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这种做法更多地体现了列宁主义的思想，即通过一个精英化、纪律严明的政党来领导国家。

作者认为，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列宁主义的手段，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非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政策强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党的控制，但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方面却有所欠缺。

他的方式——将列宁主义的控制与现代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相结合——代表了一种更积极、更集中的努力，以恢复中国的历史地位，并以挑战当前全球力量平衡为长期目标……他用偏执取代了务实，用忠诚取代了功绩，用盲从取代了辩论。曾经看似为整个国家服务的管理机构，如今却在为一个人对他所领导的党的权力的不懈追求服务。官僚专业主义正在让位于恐惧驱动的停滞不前，官员们争相留任，而非解决治理难题。繁荣、和谐社会的承诺被用来交换稳定、安全和“国家强大”的承诺。

最后，布兰切特质疑，这种追求所谓“国家强大”的做法很可能最终会一地鸡毛。

追求这些目标的代价却在继续上升。问题不仅在于习近平能否实现他的目标，还在于如果他实现了目标，中国会剩下什么。

二、哈德逊研究所：中梵协议延期，教廷对中国剥夺宗教自由的行为保持沉默

2018年，中国和梵蒂冈达成了一项天主教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在经过两次续签之后，今年10月22日，中梵再次将这一协议延长四年。

梵蒂冈表示，自18年协议签署以来已有多名主教被任命和祝圣，并且中国已正式承认“几名此前未被承认的主教的公共角色”。

然而，17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发布一份报告，称协议签署以来，中国当局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并没有改变，相反宗教镇压愈发严苛。

报告指出，自2018年9月以来，大量虔诚的教会领袖遭到打压，数百万中国天主教信徒的宗教自由被剥夺。整个中国当局正在对天主教会进行系统性压制。

报告称，中国政府的迫害主要针对拒绝接受中共控制的天主教领袖。报告列举并分析了10位获得梵蒂冈认可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他们因为抵制中共对宗教事务的干预，遭到无限期拘禁、失踪、持续的安全调查、被驱逐出教区，或其他妨碍他们履行主教职务的措施，包括威胁、监视、审讯及所谓的“再教育”。

报告还强调未涵盖过去六年中去世的受害主教或信息有限的其他主教，也未涉及受迫害的神父、教会其他领袖及平信徒。

报告指出，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试图切断中国天主教会与教皇的联系。“当时中共驱逐了教皇特使，并将上海主教龚品梅囚禁了30年，只因其拒绝放弃教皇的权威。自1990年代起，北京开始采取更隐蔽、不流血的方式对付不合作的天主教主教，以避免西方的批评和制裁。”

“2007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出信函，明确表示爱国会及其附属机构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于1980年）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然而，报告指出在2018年中梵协议签署后，北京以此为借口加大了对主教加入爱国会的压力。2019年，梵蒂冈发布了指南，允许良心拒绝加入爱国会，但同时也接受加入成为常态。

此外，报告指出，协议签署并未实现教会希望达成的目标：

梵蒂冈支持与北京的协议，是因为急需填补中国约三分之一的天主教教区主教职位空缺。自协议签署以来，主教任命的进展十分缓慢，至今约10位主教获得任命。北京在此期间单方面宣布了其中几项任命，甚至在上海教区的主教调任问题上单方面采取行动，显然违反了协议。教皇方济各为维持中国天主教会的“团结”，事后批准了这些任命，但真正威胁教会团结的正是这10位主教所遭受的迫害。

最后，哈德逊研究所批评称：

梵蒂冈在与中国30多年的对话中，对中国的宗教压制保持沉默或轻描淡写，这与其对东欧共产主义的“无批评政策”如出一辙。而宗教自由与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政府应认识到，中国的天主教会与所有宗教少数群体一样，正遭受压制，手段虽各有不同，但中共显然意图取代所有宗教，以党的教义、价值观和形象代之。

三、微软威胁分析中心：中俄伊加大力度影响美国大选

10月23日，微软威胁分析中心（MTAC）发布了第五份美国大选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加大对美国选举的干预力度。

中国主要针对持反共政策的共和党候选人和国会议员进行攻击。遭锁定的目标包括阿拉巴马州众议员巴里·摩尔（Barry Moore）、德克萨斯州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等政要。其中，鲁比奥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但仍遭到大量攻击。

中国当局的具体手段主要是通过其控制的社交媒体机器人来影响选民，发布他们涉嫌腐败的帖子，批评他们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并宣传他们的竞争对手。

微软还指出，负责这一行动的组织“Taizi Flood”被认为与中国公安部有关。

此外，俄罗斯黑客主要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及其副手。伊朗则将攻击的矛头对准特朗普团队，并批评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

对此，路透社报道，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无意、不会干涉美国大选”，此类说法“充满恶意猜测”。

编者注：许志永，中国著名维权律师，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2020年2月，在流亡中的许志永写下给习近平的《劝退书》。2023年4月10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十四年，目前正在狱中服刑。李翘楚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劳工问题研究者，同时也是许志永女友。

为了抗议监狱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捍卫通信权。从10月4日至今，许志永已经绝食整20天了，体重在短时间内下降了10多斤。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不知能否受到适足医疗照护。

今年7月海外关注组曾曝出：志永被严重侵犯基本人权；遭监管“包夹”对他精神虐待；甚至姓名都被“消失”。志永如今的选择并非不珍爱生命，这正是他为了不再受到人格侮辱、夺回被侵犯的权利作出的义无反顾的决定。圣徒般的志永承受苦难的信心和意志，来自他心中的伟大力量。

目前，许志永在狱中的状况已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因为这些作恶者无所顾忌什么都敢干。为志永能平安健康的活着走出监狱，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尤其是海外的朋友们，有广泛的发声和有效的行动。促使有关部门依法对许志永提供及时合理的医疗救治，保障其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强烈抗议鲁南监狱充当流氓打手，对其进行严重虐待、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

最后，我衷心的感谢有很多海内外的朋友们一直以来对许志永的支持和帮助。请大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能帮忙在各种渠道多转发多传播。我对于志永的身心状况非常焦虑忧心，但处在这个环境里我也变得懦弱了。还需要靠大家的力量多支持，在这里给大家云鞠躬致谢了。

李翘楚
2024.10.23

10月22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今年52岁的高朋，长期在北京顺义任职，曾任顺义区区长、顺义区委书记，2023年1月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履新副市长一年多，今年4月在任上落马。

高朋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北京市落马的首个副部级官员。“双开”通报称，他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退缩不前、逃避责任，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玩忽职守，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安排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提供“保姆式”服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任曾是北京最年轻的副市长，高朋简历上所谓的“经济学博士”，被查出是骗取的。通报称他弄虚作假，骗取学历、学位。

曾是北京最年轻副市长，履新一年多落马

公开履历显示，今年52岁的高朋，1972年7月生，辽宁凤城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高朋长期在北京工作。在进入政府机关任职前，在国企工作多年。曾任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融资规划部副部长，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之后，高朋调任丰台区副区长。2014年1月任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

2015年12月，高朋调任顺义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代区长，时年43岁，跻身正厅级，是北京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从那时起他在顺义任职长达7年。

2016年1月高朋当选顺义区政府区长，2018年4月任顺义区委书记。2023年1月，高朋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继续兼任顺义区委书记，是当时北京最年轻的副市长。2023年3月，高朋卸任顺义区委书记，专任副市长。

据北京市政府官网去年3月公布的市政府领导班子分工，高朋负责城市管理、交通、农业农村方面工作，协助负责应急管理方面工作。分管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乡村振兴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协助分管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系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北京市地震局、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今年4月17日，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基层规范化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高朋以北京市副市长身份出席会议并致辞，这是他落马前最后一次出现的公开报道中。

4月21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31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免去高朋的北京市副市长职务。

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退缩不前、逃避责任 

时隔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对他的审查调查结果。

据通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北京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高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高朋理想信念崩塌，背离初心使命，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退缩不前、逃避责任，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安排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提供“保姆式”服务；

组织意识淡漠，违规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弄虚作假，骗取学历、学位；

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买卖股票，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大额钱款，搞权色交易；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

毫无纪法观念，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入职晋升、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玩忽职守，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高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高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曾获经济学博士，被查出骗取学历、学位

值得注意的是，处分通报称，高朋弄虚作假，骗取学历、学位。

公开简历显示，高朋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专业，工作后在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读在职研究生，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干部学历造假，本质上都是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是另一种权力交易的形式，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

类似高朋这样被查出学历造假的官员并不鲜见。如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湖南娄底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易军波，被查出伪造学历，骗取国家干部身份；四川省纪委监委网站6月3日刊文披露，已落马的85后宝兴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沈雷，专科毕业后几次“考公”失败，后通过伪造本科毕业证书以人才引进方式进入体制内。

已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也有人被查出学历造假。此前广为人知的被称为“五假干部”的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原主任卢恩光，被查出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一副假面具戴了30多年，长期欺瞒组织。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查出弄虚作假骗取学历。

官员如何骗取硕士、博士等学位呢？

比如中文专科毕业的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在普洱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通过与北师大资源学院合作成立普洱茶研究院，马上就成了堂堂理学博士。在2014年沈培平落马后，其速成的学历之谜，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党员干部骗取学历、学位，属于档案造假的一种情形，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第三款规定，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第八十六条规定，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彰，授予学术称号和征兵、安置退役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称号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就在昨日（10月21日），中纪委官网刊文《档案造假容不得半点姑息》，文章指出，档案记载着干部本人的基本信息、工作履历等，是党员干部成长轨迹的历史凭证，也是组织考察和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如果在档案上造假，向组织提交假学历、假证明、假履历，从小的方面说，是个人道德品质出了问题，缺乏做人诚信；从大的层面讲，是漠视党规党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文章指出，要严格档案审核标准，严把档案材料入口，特别要加强对新收集档案的审核力度，在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过程中不徇私情、不走捷径，对疑点数据信息及时进行核实处理，不给档案造假提供任何“方便之门”。同时，加大对档案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一经查实，必须严厉惩处。

南都记者梁建忠

编者按：本文在顶端新闻微信平台已经删除，但是在新浪网等平台仍可继续浏览。

10月14日，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哈尔滨市于涛、张绪霞、于波等人涉嫌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向社会公开征集该集团成员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10月22日，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从“6·14”专案组相关工作人员处获悉，通报中提及的于涛曾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张绪霞系于涛妻子，于波系于涛姐姐。

鸡西公安局上述通告显示，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鸡西市公安局打掉了哈尔滨市以于涛、张绪霞、于波为首，张有明、杨兴武、齐宝、门彦秋、方翠英、石生魁、张宏、高超等人组成的涉嫌黑恶违法犯罪集团。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彻查该犯罪集团的所有违法犯罪事实，即日起，鸡西市公安局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该集团成员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此外，通告称，对于提供有价值线索者，如查证属实，将视情况予以一万至十万元人民币奖励。

据财新网报道，于涛从警40余年多次立功受奖，1997年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其2022年退休，2024年落马。

据鸡西市纪委监委此前消息，于涛已于7月份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被查时其身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原二级巡视员。

公开资料显示，于涛曾任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秘书科科员，东莱派出所民警，前进派出所副所长、副教导员，南马派出所副所长，前进派出所副教导员、教导员，道外分局刑警队队长、刑警大队大队长、副局长。

2004年7月，于涛任哈尔滨市呼兰区公安分局局长。

2007年，于涛从呼兰分局任上被提拔为副局级。

2009年5月，于涛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2011年成为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

2019年7月份当地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程安排表显示，于涛为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2022年其被免去副局长职务。

来源：大河报（记者 刘永恒）

编辑：贾姣姣  审核：苗亚祥

“在普信男眼中，指出他们“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的杨笠是拳师，是晦气玩意儿。而性侵女大学生的刘强东反而是受害者，是英雄。”

近日京东请杨笠代言，为双十一造势，虽然只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商业代言合作，却遭到大量男性消费者的抵制，起因只不过是此前杨笠在脱口秀大会上对普信男的一句调侃，他们因此“退掉京东年卡”“呼吁挤兑京东金融”。

随后，京东火速发出澄清和道歉声明，显然是为了安抚那些感觉自己被冒犯的普信男。

事情越演越烈，成了一场普信男的大型猎巫狂欢。一个女脱口秀演员的商业代言权，就这样被剥夺，以一种十分荒谬而可笑的方式。对比这群人此前对刘强东性侵女大学生的宽容，不禁让人觉得恶心，再次凸显了普信男们扭曲的性别意识。

01 说男的普信，有错吗？

杨笠，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吐槽普信男“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这有错吗？

只要你稍微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有一套对男性非常友好的精神资源体系，男性出生时所带的生殖器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勋章，让他们无须努力就能赢得许多优待。

很多女孩子从小就被“引入了做女仆的角色”，被教导做家务，只准玩洋娃娃，过家家。

“当小男孩已经在拉帮结伙，在居住地区或探险或胡闹，小女孩却被关在家里，听讲居心不良的陌生人的故事。尽管家庭是现存最危险的地方，但她的相对封闭伏态却以保护为名而被证明为合理。大人教她要害怕和不信任外面的世界，却从不明言个中原因。”——《女太监》

普信男们被惯出来的“自信”，并不源自于他们的能力、成就，或任何可以客观衡量的标准。它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赋权，是在畸形的性别结构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通过性别秩序中的既得利益代代继承下来的。

在这样的社会架构中，男性自幼被教导，他们的声音更重要，他们的意见更具价值。因此，当面对一个触及这种虚伪的女性时，他们会感到不安。这也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性别不平等的真实存在，只不过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受到了威胁。

杨笠的“冒犯”，不过是轻轻揭开了这层面纱，点出“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这种人人习以为常现象背后隐含的，一种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集体性别霸权。

杨笠之所以招来他们的反感，正是因为她让这种性别霸权变得可见、可笑、而又不容否认。

前些天大冰直播间里大言不惭地把“嫖娼”说成拯救失足妇女的男性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普信男们绝对无法容忍自己享有的特权被质疑或调侃，更无法接受一个女性，以如此直接的方式揭穿他们的虚假自信。于是，他们一旦有机会，便要发起集体攻击，通过对冒犯者的围剿，重新巩固他们在性别结构中的优越地位。

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群体性的焦虑，因为当优越感的虚假面纱被揭穿时，男性性别特权不得不被审视。

实际上，普信男们对杨笠的群起而攻之，就是社会赋权与性别不平等在当下社会的真实呈现。

我们应该注意，为什么男性的自信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建立在性别差异上？为什么当一个女性指出这种不平等时，男性的反应不是反思，而是竭尽所能地排斥和攻击？

这只能解释成一种捍卫虚假自信的防御机制，背后隐藏的话语是“我说不过你还不能让你消失吗？”

可以说这种愚蠢的做法，又一次生动地呈现了什么叫“普通且自信”，他们固执地捍卫着一种早已不该存在的性别等级的样子，像极了气急败坏的跳梁小丑。

02 刘强东是英雄？

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普信男们只是因为杨笠在言语上对他们进行了冒犯就觉得不可接受，而对于曾经性侵女大学生的刘强东，对于一个在实质上对她人身体造成伤害的男的，却显出了无尽的包容，

在普信男眼中，指出他们“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的杨笠是拳师，是晦气玩意儿。而性侵女大学生的刘强东反而是受害者，是英雄。

刘强东之所以能够被他们轻易原谅，无非是因为他代表了权力的象征。他的行为，即便在道德上是不可辩驳的错误，但在普信男的眼中，却可以因为其成功与地位而被美化、合理化。

他们支持刘强东，实际上是在保护和维系一种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一个他们赖以为生的世界观。

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个体的反应，而是社会结构赋予男性的一种性别特权的具体体现。在这种结构中，男性的错误可以被轻易原谅，而女性的反抗或质疑则被视为不可接受，甚至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普信男们的集体反应，实际上是他们对性别秩序被挑战的焦虑和恐惧的反映。他们无法接受女性拥有表达意见和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因为这会动摇他们长期以来所享有的性别优势。

他们骨子里是厌女的。

03 男男相护的现状

注意到当下的舆论环境中，仍有人在为普信男们的情绪化反应做辩护，比如这位在平日里积极攻击反智言论，经常喊着捍卫文明口号的号主，觉得“

翻看此人往期部分推文，可见至少算是个文明人，但是在性别议题上，却充分暴露出了其无知与身为男性的傲慢。

他在文章中大言不惭地指出：虽然男性记恨杨笠的“普信男”调侃似乎是不“大度”的表现，但女权主义反对性别刻板印象，因此男性有权质疑为何必须豁达大度，正如女性有权拒绝被要求温柔体贴。从这个角度看，公众对杨笠的反击在女权叙事下也可以被视为“合情合理”。

这完全是一种对女权主义的误解，试图将其平等主张与维护男性性别特权的情绪化反应混为一谈。实际上，女权主义并不是为所有的性别反击提供理由，而是为权力平等和自由选择而斗争。普信男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对刻板印象的合理反抗，而是对性别平等的防御性抵制。

说出这话的人可以对远方的苦难表示无尽的同情，可以义正言辞地谴责非人类暴行，但是却看不到身边女性所处的困境，意识不到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结语

在这个处处充斥着普信男的社会里，女性更应该团结起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愤怒，表达自己对于男权社会的不满。

“女性聚在一起宛如女巫们的狂欢”，我们可以自由地在无男之地创造只属于女性的时间和空间，尽情地享受不以男性利益为先的自由时光，让男性成为漂浮于我们视野之外，非必要不出现的、可有可无的存在。

或许每个女孩都可以选择勇敢地说出“我厌男”，这绝对不是什么挑起性别对立，只是一种抵御男权侵蚀的自我保护，一种时刻提醒身边的男性需要尊重女性的鲜明态度。

“将厌男视作一道出口，一种存在于封闭路径之外的方式，一种抓住每次时机说‘不’的方式。”

“我们要求男性恰如其分地利用自身力量与特权：比如监督周围其他男性的行为举止，而不是对女性的抗争方式指手画脚。我们要求男性管好他们自己。不对，我们实际上是在要求男人学习一下少占用公共空间。他们并不是主角，他们必须慢慢习惯这点。”

“面对女性谈论厌男时，一个男人至少应该做到闭嘴和倾听。他会从中了解到很多东西，并最终获得成长。”

“如果所有女人都厌男，我们将组成一支盛大而又华丽的狂欢队伍。我们会意识到（或许一开始有些痛苦）原来自己根本不需要男人。我相信，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释放出意想不到的力量：它远远超越男性凝视与男权支配，凭借我们自己即可完全绽放。”

                                                                                  ——《我，厌男》

最近司马南不录视频吹嘘矮个子大帝了，可能是每次尬吹打脸都来得很快。

所以，最近司马南改走线下了，去了很多地方，在西安直播蹭李白被人骂，在胖东来直播被人赶出来，现在，我又看到他近期还在开封府直播了。

只见他在开封府前和包拯的扮演者一起直播，不知蹭蹭包拯的流量，是否就可以蹭到一点正气。

只见司马南在镜头面前说，现在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包拯，如果包公在的话，咔嚓一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地正法……结果话没说完，直播间被咔嚓一刀，就地正法，封禁了。

说实话，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司马南，但司马南在开封府前说的这段话，也没啥大问题啊。为何会被封呢？

要知道早些时候，有人跪在开封府包公祠里嚎啕大哭，还上了新闻，引来很多人来包公祠哭冤。

因为来开封府哭冤的人太多，结果导致包公祠都关门整修了一段时间。

可见很多人是盼望包公的，而呼唤包公也是有点敏感的。

而如今司马南来到包公祠，再希望包公来咔嚓一刀，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作为法治社会的人，你不呼唤法治，呼唤包公，这是对法治社会不满吗？

司马南纵横网络，只见别人被封，很少见到他被封，直播间被封后，看你还敢不敢呼唤包公，还敢不敢说咔嚓一刀，还敢不敢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两天，多家媒体曝光湖南省耒阳市人民医院为了接待离退休老干部体检将其他市民拒之门外的事。

奔流新闻报道称，医院工作人员解释拒绝其他人进入体检中心是因为老干部们“不希望别人跟他们争位置”，“老干部们要求高、脾气大，需要大家宽容。”

耒阳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则“辟谣”说，视频里的对话是6月份的事，经过剪辑拼凑，根本不是什么老干部体检，而是事业单位招聘体检。组织部不可能打招呼，为了老干部体检封闭场所不让其他人体检，不可能有耍特权的情况。

昨日，我在《这些老干部真的是被惯坏了》一文中有一个判断说：耒阳官方否认此事，但奔流新闻有采访录音为证，说得清清楚楚是老干部体检，鉴于过去发生过地方官员公然撒谎否认事实欺骗公众的情况，我还是倾向于相信有录音证据的奔流新闻。

有读者就批评我说，既然人家组织部都说了不是老干部体检，你还博眼球为了流量乱写。

呵呵，说句老实话，我昨天看到当地组织部门的“辟谣”后确实有点犹豫，担心写错文章批评错人。但经过思考，觉得当地组织部撒谎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奔流新闻采访了医院，医院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接待离退休老干部体检封闭了体检中心。

难道耒阳市人民医院有胆子栽赃陷害离退休的老干部？

我觉得可能性有，但微乎其微，组织部的干部为了掩盖“耍特权”的真相撒谎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经过思考研判，我还是选择相信奔流新闻的报道，于是发布了《这些老干部真的是被惯坏了》一文。

今早，耒阳的读者发来了前两天在耒阳市人民医院拍的现场视频。拍视频的人也说：为了老干部体检，不许其他人进。

为了核实视频里的人的口音，我专门请前报社同事“鉴定”了一下。她是耒阳人，一听就很肯定是耒阳口音。

这个视频，进一步证明耒阳市人民医院最近确实有老干部体检将其他人拒之门外的这件事，耒阳市委组织部说其实是什么六月份事业单位招聘体检，纯属混淆视听。

基层组织部的官员说谎，我不是第一次发现。

在《“新闻门槛低”只是一个假象｜新闻实战》一文中举过一例。

2017年夏天，有一些机构媒体质疑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时任副县长殷某某的年龄问题。当年6月，殷某某出任该县副县长，县政府官方网站公关的殷雪明简历称，殷某某1969年2月出生，1984年1月工作。舆论认为，殷某某参加工作时不足15岁，其简历年龄十分可疑。

媒体质疑后，该县时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出面对媒体说，殷的年龄没有问题，是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录入错误，殷某某其实是1967年2月出生。

组织部长出面背锅，记者四散。但我很快发现，殷某某在淮阳县任副县长时曾驾车肇事导致一名妇女流产，对方将其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书记载的殷某某年龄，是1969年2月。

判决书这个细节，足以证明殷到郸城县任职前公布的就是“1969年2月出生”，绝对不是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录入错误，部长的话纯粹是此事引发质疑后有意掩盖真相、欺瞒媒体的谎言。所以，我后来写文章批评该组织部：到底是殷副县长欺骗了组织，还是组织帮着殷副县长一起骗大家？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会为了隐瞒真相对媒体撒谎，组织部里的其他人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耒阳市委组织部所谓的辟谣其实是撒谎。辟谣这个事，已经被他们彻底污名化了。诸位，你们让我们以后还怎么敢相信你们的辟谣？

撒谎，总会留下破绽并留下后遗症的。大家再回头品一品耒阳市委组织部的人说的“不可能有这种耍特权的情况”这句话，现在证明确实发生了老干部体检将其他人拒之门外的事，那是不是就认定了是“耍特权”呢，怎么处理老干部们呢？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一部相机可拍照片和视频，公职人员罔顾事实张口就说假话，是很容易被打脸的。

2024年10月18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女作家韩江作品《少年来了》

权贵谋私手段高，百姓埋单累断腰。

风光背后皆算计，一切苦果民来挑。

说好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呢？

之前和大家聊过各种医院里的“奇闻”，包括要求患者家属“最低消费7000元”，拉一个“客人”奖励多少钱等等。但那些和媒体今天曝出来的这起事件相比，全都只能算“小儿科”。

10月10日，一四川男子爆料，医生将其母亲推进手术室之后，向其索要3000元红包，不给红包就不做手术，且不能用微信转账。

有人猜测会不会是请的“飞刀”？如果是，那3000块说实话不贵。

注意，这里面的重点，是人已经躺到了手术室，再出来向家属索要红包。就算是飞刀，也不能在这种时候出来向家属索要红包吧？那是手术台，不是拍卖场；那是治病救人，不是价高者得。

人命关天的事，你要么就提前说好了费用提前给，谈不妥就干脆不接这单，让别人去做这个手术。

把人推进了手术室，来谈“不给红包就不动刀”，已经有了“威胁”的属性。

当地的回应也算是非常果断：高度重视，已经立刻着手调查，必然会给出回应，严肃处理。

退一步说，如果不是请的“飞刀”，还把病人推到手术室后出来向家属要红包，问题将变得更加无比可怕，普通人的权益将被侵犯到支离破碎。

因为那样的话，就赤裸裸的变成了金钱等于生命，而且不受约束。

近日，有网友投诉举报称，重庆某粮企将过期的大米重新包装，然后卖到乡村学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过期食品获取利益，也是一种牺牲老百姓健康为代价的方式，和医生在手术台上索要红包，有异曲同工之处。

该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议论。食品安全问题本就岌岌可危，现在竟然还有公然把过期大米重新打码，卖到乡村学校的事情，人们岂能不愤怒。

民以食为天就是个笑话，因为打不过有些人“以钱为天”。

当地市场监管局回应“立案调查”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要卖到乡村的学校里去呢？卖到乡村的小商店不好吗，卖到大超市不行吗？

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之前“不在学校订餐就不准在教室里吃饭”的新闻背后，当时学生家属的说法是：学校的饭菜非常难吃。

随后，又曝出了某校给学生吃碎肉、冻肉、肉泥，而老师的食材则另外购买的事情。当时大量家长凌晨时分堵住学校后门，曝光这惊人的问题。现在看来，他们还是太年轻了，不仅仅是食材，连米饭，都是坏的。

天天把“祖国未来的花朵”挂在嘴边，然而现实却是触目惊心。当他们用问题食品在小孩的身上压榨利益时，那些主播售卖虚假产品、不合格产品还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呢？

底线，永远在老百姓看不见的更深处。代价和悲剧，永远是普通老百姓在默默的承受。

10月10日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辆电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自燃，车主躺地翻滚逃生，但仍然被严重烧伤。问题是该车主是位才27岁的外卖小哥，如今躺在ICU里，医生告诉家属，至少要100万。

麻绳偏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这样的新闻，只有普通人才会去在意，因为我们普通人可能也在骑着电动车，甚至也在送外卖。或许，这就叫同病相怜吧！

小哥的父母是农民，他自己靠送外卖谋生，试问对这样的家庭而言，100万是个怎样的概念？有位网友感叹到，花完这笔钱把命救回来之后，这个家庭恐怕也在垮掉的边缘了，100万，需要他们用一辈子去偿还。

如果没有生活，而只剩下生存，其实生命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就如施耐庵在“水浒传”所写：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去年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悲剧，一名杭州的外卖小哥突然晕厥，据说是实在太劳累，引发心脏问题。虽然路人立刻拨打了120，但送进ICU后躺了5天都没醒，那5天就已经花掉了他4年送外卖的全部存款。

是他不够努力吗？是因为外卖小哥躺平了吗？有些话，说出来就像是个笑话。就像祥子到死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所以才没有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一样。

小哥的父亲是一名打工人，当天就从外地赶过去了。发现儿子过得非常艰辛，却只能坐在他的出租屋里默默落泪：租的房子只有4平米，衣服要晾在自己的头顶上。

新闻下面，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我没绷住，突然就落下泪来，趁着家人没发现，擦了擦。

这些事情，看起来仿佛各不相干，但实际上却都指向了底层的挣扎与上层的冷漠。红包才能保命，烂米也能进校，而外卖小哥的保命的价格，竟然又高得让人发笑。

这神奇的"厚此薄彼"，让底层的人无处可逃。只不过想简简单单、健健康康的活下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怎么就那么难？

百姓挖棵野菜可能坐牢，但医院收个红包、贩卖过期米，很多时候又只是轻描淡写轻拿轻放。弱者拼尽全力也只是在苟且，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挥挥手便可以翻篇。

富者累金积玉，贫者无立锥之地。

难道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现实真的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荒诞剧？而剧中早已写好了台词，分好了角色——我们只负责拍手就好？

突然想到诗人描绘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为了生活，虽然只有单薄的衣物，却也只能期待天寒地冻的时刻到来。因为只有那时，炭才能卖个好价钱。

但显然现实不该如此，期待冬天过去，对未来充满希望，才是正常的。否则，是否过于恐怖了？

◆◇◆
文 | 难得君

今天看到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情。

事发10月2日，也就是大假的第二天，地点：

一辆粤A牌照特斯拉将车速飙至120撞向了路边准备过马路的一家三口，让人痛心的是当天正好是孩子一周岁的生日，而他们一家三口却遭遇灭门之灾。

原本一起交通事故，事发十天了，当地却没有出任何通报。

而令人感到极其诡异的是，受害者家属发在网上的维权视频，却因不可描述的原因被迫删除。

现在全网封消息，不知道这篇短文还能存活多久。

先看现场的视频：

完整视频：

市区内车速如此之快，令人咂舌，而这个路段是限速40公里/小时。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周岁的孩子准备过马路，当时他们站着没动，并不是忽然冒出头来，而且站了很久，估计是在等车流过去。

此时一辆飞驰而来的特斯拉将三人撞倒，事发瞬间胸前背着一周岁的儿子的丈夫曾试图将妻子推向一边，但是由于特斯拉车速太快，一家三口惨遭灭门。

最令人气愤的是，悲剧发生后，肇事司机下车后态度极其嚣张。

他压根就不在乎三人的死活，而是淡定的用手机联系人，然后开始抽烟等待，就连拨打救护车电话的都是围观群众。

那么，面临三条人命顷刻消失，他为何如此淡定呢？

在闯祸之后，他又联系了何方神仙呢？

最可怜的是这对老年夫妻，他们失去了独子、儿媳和孙子三人。

普通职工家庭的老两口做梦也没想到，孙子生日这天，一家三口惨遭灭门。

令人发指的是，悲剧发生后，受害者家属没有受到肇事者一次道歉。

老夫妻发在某音上的视频也被迫下架。

那么这位阿姨说的“很多人上门”，究竟是谁？

他们采取了什么威胁手段？

为何事发已经10天，当地没有任何一份蓝底白字的通报？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全网压热度，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

恐怕关键点就在这里：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09年5月7日，胡斌因超速驾驶一辆改装的三菱EVO轿车在杭州市文二西路撞死25岁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有目击者声称，谭卓被撞出大约5米高后再重重摔在20米以外的地方，当场死亡。

5月8日，杭州交警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及“当时车速在70码（实际应为‘公里/小时’），由此引发全国舆论强烈不满。

迫于舆论压力，后经过专家鉴定，称车速肯定不是70码，而是在84.1公里到101.2公里之间。

5月15日，杭州警方以交通肇事罪向检察院提请批捕，并认定本次事故由胡斌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杭州警方也就早前的70码说法向公众道歉。

看来这次特斯拉的肇事者，能量相当大啊！

太尉作恶于朝廷，知府作恶于州府，衙内作恶于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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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以法度之”话题：私装手机信号屏蔽器，洛阳中院留下3大疑问

褚朝新/文，原发公号“衣者褚”。

最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一个律师“打脸”了。

据南方周末报道，2024年9月20日，刚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完庭的律师曾武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传唤。

洛阳警方传唤曾武律师的理由是：曾武等辩护人发现该法院法庭内安装了信号屏蔽器，当庭向法庭提出异议。休庭期间，曾武等人又看到律师休息区和洗手间内也安装了屏蔽器。在关掉第二个屏蔽器的时候，曾武不慎将屏蔽器碰掉，洛阳中院诉讼服务中心随即报警称曾武故意损毁财物。

曾武被洛阳警方口头告知拟行政拘留5日，而在他关第二个屏蔽器时提醒他“够不着可以用手机去碰开关”的实习律师姬太，已被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暂缓执行。

曾武等人因碰掉法院内的屏蔽器被行政处罚，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有专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得很清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不得对依法开展的无线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则进一步规定了使用无线电频率、设置无线电台应当取得许可。

那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获得批准使用屏蔽器成为律师曾武等是否能被行政处罚的重要前置条件。如果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批使用屏蔽器，那律师们不应该去随意干扰法院使用屏蔽器；如果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获得批准而擅自使用了屏蔽器，那法院涉嫌违规使用屏蔽器。

律师卢义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关键点，于是向河南省工信厅申请信息公开，要求查询该厅是否授权批准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使用屏蔽器。

9月30日，河南省工信厅答复卢义杰，“您申请公开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同意洛阳市中级人员（民）法院2024年9月20日至12月20日使用无线电频率、手机信号屏蔽器的许可文件不存在”。

很清楚，河南省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没有发过文件允许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使用屏蔽器。那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擅自使用屏蔽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该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所以啊，曾武等人试图关闭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擅自安装设置的信号屏蔽器，不是蓄意破坏财物，而是在制止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违反条例的违规行为，不仅不应该受到行政处罚，还应该被奖励和肯定。

卢义杰用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揭露了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违规使用手机信号屏蔽器的行为，干脆、直接、有力，不得不让人给他叫个好。
这已经不是律师卢义杰第一次在公共事件中让人眼前一亮了。

前不久，他还打过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烟草局的脸。

麦积区村民阮双全因被控无证倒卖烟草获利两万元，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对其判刑五年。该案二审期间，阮双全提起行政诉讼称，麦积区烟草局收回和注销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行为，未依法向其送达通知，且未依法告知其享有听证权利，该行政行为无效，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2024年6月11日，天水市秦州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在行政答辩状当中，麦积区烟草专卖局拿出了“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通知书》是当时就做出了的，但由于无法联系到阮双全，无法向他直接送达，遂核准经营地址通过张贴通知书的形式向阮双全进行了送达。

为了证实所言不虚，麦积区烟草专卖局还提供了一张通知送达照片，称系“2021年月4日，天水市麦积区烟草专卖局在相关责任人阮双全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准的经营地址，张贴《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通知书》的照片。”这份证据末尾，还盖有麦积区烟草专卖局大红的行政许可专用章。

卢义杰正是阮双全的代理律师，经过他调查发现，麦积区烟草局所谓的2021年已经到店铺门口张贴了通知书纯属伪造的。

卢义杰律师是如何发现并证实烟草局的工作人员伪造证据呢？首先，他发现烟草局所谓2021年送达通知书的照片中店铺门口贴的春联竟与2024店铺门口贴的的一样。难道三年没换春联？这不太符合常识啊。于是，卢义杰等律师动员家属翻遍周边群众朋友圈，果然有人拍到过2021年的店铺门面照片，当年的照片显示当时该店铺门口根本没有贴春联，很容易就戳穿了烟草局伪造证据的假把戏。

为了进一步证明烟草局伪造证据，律师们又查了周边监控，发现2024年5月29日、31日清晨，各有两名工作人员多次在该店铺广告牌、卷帘门等处张贴文书，拍完照又把张贴的文书撕下带走，伪造送达过程。其中，烟草局工作人员2024年5月31日清晨6点拍摄的照片，正是烟草局提交卷宗中的所谓2021年送达的照片。

律师发现，5月31日6时，⻨积区烟草局工作人员到阮双全原经营地址张贴三年前的《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通知书》。

2024年6月2日，上述两人又在凌晨1点7分返回现场，将现场粘贴的春联撕掉了。这意味着，烟草局意识到了2021年该店铺门口应该是没有贴春联的。

6月2日凌晨1时7分，监控拍到麦积区烟草局工作人员到阮双全原经营地址将“恭喜发财”的春联撕下。

为了证实调取的监控视频里停靠在现场的红旗车是烟草局的车、张贴文书并拍照的也是烟草局的人，防止烟草局狡辩说视频里的车、人与其无关，卢义杰特地数次到烟草局“暗访”：在一个雨天，趁着该局的公车没出勤，卢义杰在该局车库“活捉”到了视频中的红旗车，在办公楼“偶遇”视频里张贴文书拍照的人，并拍照留存，一起交给了法庭。

在律师提供的铁证面前，麦积区烟草局出庭人员不得不在庭审中表示：此次“补证”没有法律依据，此举欠妥，向原告致歉，会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工作人员。

干得漂亮啊，卢律师！

卢义杰律师为何如此擅长打某些违法违规的公职人员的脸呢？

原来啊，卢义杰当律师之前曾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而且是调查记者，前两年转行做了律师。他在办案中用到的取证技巧，其实就是他当年做调查新闻的那一套。

像卢义杰这样从记者转型为优秀的实证派律师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同样从记者转型做律师的刘长等，他们过去都是优秀的记者，如今都将自己当年做新闻的调查方法运用到了办案取证的实操中，而且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十分有用。

他们，或许给很多还在迷茫的媒体人指明了一条转型转行的新路。

2024年10月11日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我们致力于构建自由、有尊严的华语精神生活。由资深新闻工作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凝集数百个跨越地域的创作者，通过新闻策展、采访编辑和深度访谈，以及一站式无审查的图书、影视和资讯共享社群，维护体面与美的华语文化圈层。要联结，也要大声。”

一、人权观察：中国当局在海外骚扰批评者

10月10日，人权观察发文批评中国当局跨国镇压。文章以日本为例，指出中国当局正试图恐吓持政治异见的中国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们。

中国当局以骚扰这些移民在中国的亲属为主要手段，“似乎意在吓阻离散社群成员抗议中国政府或参与所谓政治敏感活动。”

在2024年6月至8月期间，人权观察采访了25名从中国大陆和香港移居日本的人士。“他们都曾参与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反华或威胁一党专政的和平活动，例如举办公开活动控诉新疆危害人类罪行、宣扬西藏文化或成立读书会讨论内蒙古（人权）倡导人士的著作。”

数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表示，中国当局透过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和他们取得联络。之后警察直接用微信（WeChat）打电话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在日本批评中国政府，或者要求他们提供日本维吾尔社区的资料，包括日本维吾尔协会成员的资料。

来自内蒙古的倡导语言权利和民族自决的受访者也表示，中国当局通常通过他们的家人施压。例如，一位来自内蒙古的A.B.在日本参加抗议后，他的亲属在中国被警察拜访、威胁，并被阻止办理护照。

那些警察跟我的〔亲人们〕说，他们想问几个与一些照片有关的问题，但他们不能在那里给他看〔照片〕，所以他们要求我的〔亲人们〕到附近的公安局走一趟。他们给我的〔亲人们〕看一个〔在日本的〕内蒙古团体发布到网路上的一些照片，说里面有拍到我。我的〔亲人们〕便说照片可能造假。

来自西藏、在日本倡导西藏文化的一名受访者说，当他们到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办理护照换发时，使馆官员告诉他们必须回西藏去办。

此外，人权观察表示，中国当局还限制返国国民的权利。2023年，香港警方任意拘捕了一名从日本返回香港的23岁女性，理由是她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网上发文支持民主运动。这显示中国政府对海外公民的控制延伸到了他们回国后的自由。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向日本警方求助，因为认为日本当局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或者担心这样做会引发报复，恶化在华家人的处境。人权观察曾致函中国驻日大使馆、日本外务省和警察厅，但未获回应。

人权观察称，近年来，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日益直言不讳，包括在国会通过相关决议。然而，他们指出，日本还需要采取更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在日的中国人士免受跨境镇压的影响。

人权观察呼吁，日本应检讨相关政策，建立支持机制，帮助受到中国政府骚扰的人士。应尽速建立全国制度，调查跨国镇压案件，同时适当保障个人隐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制中国当局在日本境内的跨境镇压行为，维护在日居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

二、 X平台超过微信，成为简中圈传播美国大选虚假信息主力

现居香港的媒体研究员林蔼云（Oiwan Lam，又名阿藹）在全球之声发文介绍了一份来自非盈利组织美国华人权益促进会 (CAA) 的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中文意见领袖在利用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创伤传播虚假信息”，而社交媒体X（原Twitter）超越微信成为主要平台。

据悉，华人权益促进会 (CAA) 的研究基于2023 年 6 月 10 日至 2024 年 7 月 29 日期间通过中文事实核查网站辟谣吧收集的 628 条虚假信息得出了这一结论。

在这些虚假信息中，有关2024美国大选的占了三分之一，共计228篇。虚假信息的传播平台主要是X（占48%）、微信（25%）、Telegram（18%）和YouTube（9%）等。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开始追踪中文虚假信息以来，这是X首次超过微信，成为传播美国选举虚假信息的主要平台。

该报告指出，虚假信息通常来自美国右翼，并在华人社区中广泛传播。这些叙事往往会利用华人移民的历史创伤，尤其是中国大陆移民，他们对政治动荡和共产主义有深刻的负面记忆。其主要目的是激起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质疑美国选举的公平性，并支持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具体来讲，报告列出了五大常见的虚假信息叙事：

1，特朗普是美国唯一的救世主，今天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掌权。
2，拜登、哈里斯和民主党的“极左”政策正在摧毁美国，并让它走向共产主义。
3，拜登政府开放边境，是为了让无证移民在2024年选举中为民主党投票。
4，左翼分子是策划各种世界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幕后黑手，他们在进行一场长期的控制一切的阴谋。
5，2020年的选举是从特朗普手中被窃取的，大规模的选民欺诈，尤其涉及非公民，可能会导致2024年再一次的选举被盗。

报告还指出，X平台自马斯克 (Elon Musk) 收购后，内容审核政策发生了变化，恢复了许多曾因传播虚假信息而被封禁的账户。因此，这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广泛。同时，由于中国的审查政策，许多中国大陆的“意见领袖”从微信转移到X平台，进一步推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

此外，虚假信息不仅通过个别“意见领袖”传播，甚至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也参与其中。报告指出，中国当局的做法是为了加剧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政治极化，撕裂美国社会。

最后，报告称虚假信息大肆传播可能对选举公正性及社会团结产生深远影响，希望社会各界可以重视起来并采取行动。

三、Chang Che：习近平时代的文化流亡者

前纽约时报记者Chang Che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习近平时代的文化移民现象。 他指出，与过去中国移民主要关心经济问题不同，如今的文化移民更加注重历史遗产与身份认同。这类移民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还希望在文化与历史遗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表示，中国国内的文化与经济日益封闭，使得许多年轻人开始采取“躺平”或“润”的态度，而出国则成为他们的一种人生选择。

然而，新一代文化移民并非单纯的逃避者，他们在海外积极创建文化空间。例如，许知远等人通过书店与文化活动，试图在东京等地构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圈。与以往的移民不同，这些文化移民不仅仅是为了逃避政治或经济困难，而是希望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重新找到中国文化的声音。

在这波文化移民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一种是更接近于西方的公民社会模式，强调言论自由和思想独立；另一种则是较为温和的全球中国身份认同，避免直接与中国政府对抗。这些文化移民往往通过文化和艺术活动来表达自己，而不是通过政治运动。

文章还提到了历史上的中国移民，如梁启超等人，试图通过海外活动来推动中国的改革。然而，他指出与梁启超时代的团结一致不同，今天的中国移民在海外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这种自由的选择削弱了过去那种团结一致的革命性，但也为多样化的文化表达提供了空间。

最后，文章指出，尽管这些文化移民面临自我审查和外界的质疑，他们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定义新的中国身份。这种身份的重构并不一定是为了改变中国，而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中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