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语 2024.11.11
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上的今天:
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凌晨从郑州出发,骑行5个小时,驶向50公里外的开封,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盛大景观。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认为,景观本质上是 “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夜骑开封,就是这种景观。
据媒体报道,这场几十万人模仿的骑行活动,还要从四个郑州的女大学生说起。
四个女生下课后,想吃开封的灌汤包了,晚上7点出发,从郑州骑行50公里,花了3个小时,抵达目的地,享受到了美味的灌汤包。
当然,她们也发了社交媒体。
从一开始,这场行为艺术就是视觉性的,放着10块钱的流水班车不坐,放着20分钟的高铁不乘,非要费劲巴拉花好几个小时骑50公里,他们追求的就是这种视觉性的景观。
重要的是以一种景观的形式被看见,而不是真的触达目的地本身。
后来的模仿者看重的,也是这种视觉性的景观。
而当小红书和抖音等参与进来后,这种视觉性的景观就变成了一种盛大的媒介景观。
它树起“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的价值观大旗,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为指导思想,喊着“PASSION”的口号,几十万人的骑行,就成为一种裹挟性的、强制性的独白,它正确地不容争辩,任何在它面前扫兴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
我看了很多夜骑开封的视频,镜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慷慨激昂,笑得那么开心,“青春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成为骑行短视频最常见的文案。
这是追求实在意义感的人不能理解的快乐,他们不能理解,开封的灌汤包就那么好吃吗?去开封到底要干嘛?他们也不理解,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累得半死不活,到底图啥?
舒舒服服地去玩不好吗?不好。
因为,在路上的骑行本身,成为了意义的全部。或者更准确的说,在路上骑行时的快乐,成为了意义的全部。
这就是景观的自我实现,它的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不叫停,开封接住这波流量,即使能转化为经济效益,也必定十分微弱。
当骑行的意义指向自身,开封的灌汤包就成了一个借口和由头,而在路上的快乐也就变得空洞、虚无和无意义。
但正因空洞、虚无和无意义,这快乐就越发迷人。夜里的骑行,摆脱了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意义和责任,以及秩序,它追求的就是野生的、自发的、轻盈的快乐。
这一点,把夜骑开封跟马拉松和音乐节区别了开来。
虽然都是快乐,但年轻的大学生们不愿被动地等待被安排,不愿只作为台下的观众陪衬台上的演员,他们试图自己创造景观,并成为景观的主角。
因此,如果非要说,夜骑开封,其实和万圣节更像,它们是快乐的不同版本,却都殊途同归:
从日常生活中短暂的逃离,把自己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组成并投入一个集体,被人群看见,并和人群一起,被更多的人看见。
二三十万夜骑的年轻人,似乎在用行动向世界宣布,他们要的其实很简单,不是成功,不是贡献,而仅仅是快乐,纯粹的、稀缺的、轻盈的快乐。
而在热血肆意的骑行开封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压抑和苦闷呢?
有作者说,上万人集合夜骑,是一种“群体性癔症”。
我觉得这是准确的判断,不过,是从理解的角度去看。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要走出生活的轨道,骑行在路上,且只为了骑行在路上,旷日持久,乐此不疲,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可能确实病了?
真是大跌眼镜,彻底颠覆认知!
贪腐行为,竟在高中生群体中蔓延……
刚刚,河南信阳市实验高级中学发布通报:
原来,网传该校有学生会干部在日常学生管理中索取钱财问题,情况属实。
此前,该校有学生向媒体投诉,学生会干部以查违纪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贿赂, “这个时候你不给他交钱,他就给你处分,给你上报老师。”
有知情人透露,学生会干部在没收学生手机后,私下向学生收取每台300元的费用以归还手机,并不上报给老师。
索贿的人员中,既有学生会主席,也有学生会成员,而且索贿行为持续多年。
看到这桩“奇闻”,仕道君竟一时语塞。
看来权力的滋味,无论大小,都能让人尝出甜头来。
说实话,仕道君也曾从教多年,居然不知道高中学校里还有学生会。
实际上,比起大学里有职有权的学生会,高中学校里的学生会存在感很低,因为有升学压力,组织性并不强。
然而,信阳这所高中的4名学生会干部,居然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之下,忙里抽闲,大肆索贿受贿,将微末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学生收300元,全校那么多学生,而且持续多年,看来涉案金额不会是个小数目。
小时偷针,大时偷牛。
这几名学生会干部,将来上完大学、参加工作,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掌握更大的权力,极有可能会重操学生时代的敛财术,从而沦为饕餮巨贪!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干部受贿”的新闻并非绝无仅有,几年前安徽还发生过“小学副班长受贿几万元”的奇闻。
安徽怀远县某小学,有个叫小赐的学生,在班里担任副班长兼语文科代表,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的权力。
他的受贿模式是这样的,老师把检查背课文的权力交给了他,他说背了就是背了,没背就是没背。
每次背书时,孩子们必须拿钱。小赐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
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
如果不拿钱,肯定过不了关,还会被逼吃屎喝尿。
发生“受贿”的班级,从最开始的20多人,读到六年级时,已经只有7个人。
逼人吃屎喝尿、动辄打人、“专车”接送、指定“会计”、专人买早餐……这7个人的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小赐硬生生从同班的小朋友手里,搜刮到两万多元,平均下来一年四千余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实际上,小赐个头矮小,不过13岁,却把手中的一点点权力运用到了极致。
真是:三分人样尚未学会,七分官样栩栩如生!
原本圣洁无瑕的校园里,居然滋生出一个个 “小官僚”“小贪官”,既让教育蒙羞,更令我们反思。
北京大学曾经专门成立课题组,搜集了241所高校的巡视整改通报,旨在从整体上总结我国高校在巡视中暴露出的系列问题。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高校中普遍存在“重教书轻育人”“重成绩轻品德”“思想政治建设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仕道君以为,“重教书轻育人”“重成绩轻品德”等现象,不惟发生在高校,同样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班级官场化”“班干部官员化”的倾向,在很多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这样“官本位”盛行的环境里,出现早熟的“贪官”也就不奇怪了。
古人云:“蒙以养正,圣功也。”
意思就是,在蒙童时代培养正直无邪的品质,是造就圣人成功的必经之路。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养成,思维进入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更是国家的未来。
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社会,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加强孩子们的思想教育、品德教育、养成教育,刻不容缓!
看来,培养清官廉吏,必须从孩子抓起!
有五年的时间,我女儿没有户口。她在这个社会系统里是不存在的。
我有一个女儿,11年前,我未婚生下了她。2013年,生育还不被鼓励,最初我办不了准生证,孩子也上不了户口。在我女儿生命的前五年,她是一个在社会系统里不存在的人。最终我不得不以假结婚的方式,让她摆脱“黑户”的身份。
最近几年,生育率下降,政策开始支持、奖励生育。在广东、陕西、安徽、四川等地,一位女性只需要提交身份证或户口本,就可以完成生育登记,不再需要结婚证。我的那些与政策对抗的经历,成了一段大概不会重演的历史,只属于计划生育时期的困境。
我想讲讲我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争权的故事,与男人争权,与政策争权。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我和我的女儿相遇的故事。
我会当一个未婚妈妈
那多酷呀
2012年年底,我的月经推迟了一周没来。凭借模糊的直觉,我想我可能怀孕了。
当时我和男友刚交往了四个月,处于感情非常不稳定的阶段。我在附近的小医院做了妊娠尿检,证实了我的直觉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我记得当时被喜悦击中了,“我太厉害了,我能当妈妈了”。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是母亲,有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分裂中的受精卵,或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正在我身体里。那是个周末,我回家后,就坐在卧室里晒太阳,觉得自己身体老金贵了。然后慢慢细品那股喜悦。我当时就决定要生这个孩子了。
确认怀孕后,我给男友发了个短信,说我有事要说。他等了十分钟后才回,问什么事。我说我怀孕了。他又等了十分钟,回:竟有预感。我们竟然没有接着讨论下去,约好见面聊。
我们下班约在餐厅。气氛当然不像平常一样自然,他的表情让人难以判断。等到菜上来后,他清了清嗓子,问:“你打算怎么办?”
当时,我的确没有细想,压根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也许我以为男人都会像电影里一样,欢欣鼓舞,喊:“太好了,我要当爸爸啦!”
事实证明,不是。他表情凝重,开始艰难地表述,大意是,他不喜欢孩子。他上一段婚姻有孩子,他一直觉得,他对孩子的爱不足够到对他终生负责,也终归会伤害到他。其次,他不相信婚姻。这个我们讨论过的,他是不可能跟我结婚的。
我有一瞬间是很失望的。但也就是一瞬间。结论很快浮现了:我会当一个未婚妈妈。
那多酷呀。
是的,我觉得很酷。我甚至觉得,我就该是个未婚妈妈,不按理出牌,挑战世俗,睥睨父权。去你的婚姻,去你的三口之家,令人窒息和无趣的庸常。我是个现代女性,像《老友记》的瑞秋,“you can be as involved as you want”-——这就是我大致对他说的意思,完全是照着老友记来的。
他嗫嚅着说,他还是希望我去做人工流产。说话时,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拂袖而去。
“我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的身体!”
我并非痴迷孩子的人。十多年前,正是“剩女”这个叫法盛行之时。我被叫做剩女、三高女(高学历、高收入、高龄)。适龄婚育在当时还是主流观念,但我并没有受很大影响,我从来没有认为结婚和生孩子是人生必选项。我曾在23岁时不慎怀孕,我知道的第一时间就想打掉,因为太年轻了,不想结婚。当时没有无痛人流,手术极其疼痛。我打完胎出来,和当时的男友一起去看电影,《爱情麻辣烫》。里面有一个场景,徐静蕾的角色抱着老公欣喜若狂地喊:“我们要有孩子啦!”我在电影院里一下子大哭起来。
为什么我在38岁怀孕时,坚决要生下来?可能是生物学因素,受到体内倒计时的时钟催促。38岁不生,我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法体验当母亲的感受了。可能是因为两年前,我的父母相继患病离世,让我感觉很孤独。我从小成绩优异,被父母认定是两个孩子中“留一个在身边陪伴,放一个在外面闯荡”的后者。17岁我考上大学就离家了,在上海工作,去北京工作,去澳洲留学,再回到上海定居。我的生命里,在父母身边占17年,独居占了21年。而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伴侣,和我重建一个家庭,就像我父母的家一样有欢笑,有美食,有狗子追着我们姐妹俩奔跑,有盛开的杜鹃花和花荫下的金鱼。
父母去世,尤其母亲去世后,我常常沿着早晨空荡荡的淮海路走路去上班,走着走着就哭出来。自由的魅力和独立的欢欣,在被享用20年后,开始变得不那么摧枯拉朽了。相反,在某些深夜,在周日无事可做的下午,孤独变得非常尖锐。
第一次和男友谈崩后,我们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争吵的内容大同小异,翻来覆去。基本的争执点在于,他觉得生孩子需要两个人同意,他不要这个孩子,我就没有权利生下来。我觉得你简直不是个男人,不把怀孕的爱人照顾起来不说,我自己生,你还有脸跟我吵。
在我们的争吵到达最高潮时,他咆哮:“你没有这个权利!我有一票否决权!”,我咆哮:“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我的身体!”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
受精卵落在子宫后,母亲只需用身体承载,一个生命就会诞生。生命的主体性,会随着孩子越长大,越凸显。现在我女儿11岁了,她的样貌跟我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她的学渣体质,则完全颠覆了我的学霸基因。她还是个超级社牛,几乎全小区的孩子,都认识我家以及我们的狗。她是小红书和抖音原住民,制作的视频总有上百的点赞评论。纪伯伦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流产她杀死她,失去和这样一个独特生命相遇的机会,这个悲痛是母亲的;生下她养育她,为这个生命负起保驾护航的责任,这个重担也是母亲的。这个决定,只有母亲来做。11年后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育权是属于女性的。
当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独自抚养,承担难以承担的艰辛。
和制度第一次正面遭遇:
准生证难题
我在医院妇产科,拿到尿检阳性报告的第一秒,整个人还是懵的,甚至不太确定“阳性”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报告单,回到诊室,挤到后面的病人和医生之间,陪着笑小声询问。医生一边忙着写病历,一边用大到冲出诊室的音量喊:“怀孕了呀!”她啪地把病历往边上一推:“你走妇科还是产科?”我又不明白了。她继续大声说:“你生不生?!生就是产科,不生去妇科!”。她这时候才抬起眼来看着我,我被她一看,无地自容,嘟囔着说我考虑考虑,赶紧穿过女人们的眼光逃出诊室。
这么大的事,医生并不认为你需要时间考虑。
要生孩子,首先需要结婚证,凭它才能回户口所在地办准生证,有了准生证,才能在医院建卡,建小档。这第一道关卡,对我来说就有如铜墙铁壁。
直到今天,在网上搜索,仍然查不到明确的未婚生育合法化讯息。2016年1月1日,全国放开二胎政策并取消准生证制度,代之以生育登记制度,但细则仍然显示,需要持结婚证登记。只有四川省走在前面。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由四川省卫健委发布的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这消息一发布,依然引发了网上大量反对的声音,很多人认为这个规定给二奶打开了方便之门。
未婚生育不犯法但违法,违反了《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也有些说法将之列为违规。当然,事实上未婚生育也一直在发生,每个母亲大约都有不一样的原因或苦衷,也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法或神通。
假结婚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但也很难操作。任素汐演过一部电影《寻汉计》,就是讲一个和前夫睡出孩子的女人,到处找人假结婚的故事。她首先找的是前夫,前夫已婚,不肯离婚再跟她假结婚。事实上,我也厚着脸皮,打电话找过前男友。他听清来意后,委婉地说,早几个月就没问题,但是他现在已有交往对象,他很喜欢和在意她,也是奔着结婚去的。也就是婉拒了。电影里面,任素汐还找炮友,想春风一度后,就赖上他。我想,我连真正的孩子父亲都赖不上。“是男人就要负责”,这是上一辈的观念了吧。
后来,朋友还帮我找过婚托。我决心做未婚妈妈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的姐姐和好闺蜜们。无一例外地,她们都说:“好!生!支持你!”其中有一位好朋友在本地有点办法,很快给我找来一位婚托/中间人,收费3万,1万作为介绍费,2万给跟我结婚的人。“人家也不能白帮你,对吧!”那个中间人说。
他很快给我一份男性资料,还附有身份照片,62岁,本地人。只要我答应,出钱,马上可以领证。
这时,我一路考学做白领的乖乖女价值观占了上风,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跟一个陌生、丑陋、在现实中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的男人,违法地成为合法夫妻。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最后是钱帮我度过了这第一道难关。我上网找到一家外资医院,不需要什么证,从产检到生产,费用大概十万出头。好在我的工作在此之前一直很顺利,我也薄有积累。我拿出存折,去这家外资医院,充了一张十万的金卡,成为了他们的贵宾。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非公立医院。看诊是预约制的,每次去之前,要提前打电话约好时间,还会收到短信再次提醒。医院前台笑脸相迎,确认名字后,把你带到软包卡座的等候区,并问你需要喝什么。很快里面的护士出来,把你带进一间一对一的诊室,掩上门。医生同样微笑着,详细询问你的怀孕状况,但绝不会涉及个人隐私。我害怕的结婚与否等问题,一个也没被提到。
在等候区,我看到妆容精致的少妇,由拎爱马仕包包的婆婆陪着,带孩子来体检;也看到年轻的孕妇,由穿戴时尚略略漫不经心的丈夫陪着来产检。自从知道怀孕后,我的心里一直兵荒马乱,直到现在,在粉红粉蓝色装饰的私立医院等候区,在安静舒适和暗香浮动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身心安泰,被尊重被照顾。而我,几乎和四周这些女性们,一样幸运。
开始几次产检比较顺利。我只需定期预约,去医院,等候5分钟,然后进入芳香洁净的单人卫生间,锁上门,收集一管尿液。然后医生会拿着检验结果报告,例行询问孕期情况,并嘱咐一些注意事项。对健康的孕妇来说,产检简单到有点例行公事的感觉。
后来,也许是我独自去产检的次数多了,医生开始软言提醒我最好带爸爸来,比如,这个月B超可以看到宝宝样子了哦,等等。尤其到了五个月大排畸的时候,医生反复强调,万一出现问题,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医生说的当然很有道理,只是我无法照办而已。我就用“好的好的”来敷衍,或者用“他没有时间”来搪塞。
到了孕晚期,不知道是医生意识到了我的情况,还是政策开始收紧,医生从拐弯抹角,到越来越挑明,最后直接摊牌了,问我要结婚证。我也就摊牌了,说我没有。医生为难地顿了顿,推心置腹地劝我在生产前解决这个问题。她说,法律上来说,哪怕在生产前一天拿到结婚证,都不算非婚生育。否则,就难办了,医院也难办,上边风声越来越紧,在严查我这种情况,她们也没办法。
我一边唯唯诺诺地答应,一边也是束手无策。但我当时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外资私立,拿钱办事,应该是辖外之地吧?
之后每次产检,医生都会提这事,我都说在办在努力。就这样扯皮到了预产期。
生了
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是在升职跳槽到新公司后的第三个月怀孕的。入职时已经有HR向我抱怨,说我部门养着两个产后请长病假的女员工。
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忙完一个大项目后,新来的HR找我谈话。她说,公司经过一年的考察,觉得我的能力还是不胜任,尤其这次比稿没有拿到,所以决定辞退我。当然,“跟你怀孕没有关系啊!我们也看到,你在怀孕期间还比稿加班,很努力,我们是认可的。”
她接着说,老板非常仁义,你可以提出一定的补偿,你月份这么大了嘛,身为女人我也不忍心的。然后她又补了一句,“当然,你这种情况,属于非婚生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公司本来是一分钱不必赔的。”我听懂了,意思是叫我不要狮子大开口。我没说过我是未婚怀孕,但似乎全世界都知道。
临近预产期,我的产科医生忽然休假了。她在最后一次产检时(或倒数最后第二次,我记不太清了),告知我这个消息。大概看我脸色变了,她安慰我说,会有有经验的医生帮我接生,我的资料也都已转给她。其实,当时我心里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觉得她是想借休假逃避接诊我的责任,但我无从证实,也不敢提出异议。我什么都没说。
2013年一个40度高温的夏夜,晚上10点,我的羊水破了。我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打电话叫了一辆120。然后拿出早就整理好的待产包,等着。120很快到了,我躺在车上,害怕得手一直在发抖,根本停不下来。我用颤抖的手,先拨通了一对离我最近的好朋友夫妇的电话,他们表示马上赶去医院和我会合。然后我拨通了我姐的电话,我姐住在南京,她说马上订定最早一班高铁车票。之后,我打了孩子爸爸的电话。没人接听。十分钟后他打回来了,我也告诉了他。然后,我就安安静静地独自发着抖。
120把我送到之前产检的私立医院的产房,因为是半夜了,里面没什么人。护士为我做了简单的检查,说我已经“in labour”。原来,刚才在120上开始的隐隐作痛,已经是阵痛了。
朋友夫妻赶到了,我要进产房,我觉得不宜让他们陪伴,就感谢了他们,让他们赶紧回家。
我独自在产房,按护士指令,脱掉裤子,像条赤裸裸的大鲸鱼,躺在一张一次性尿布上。但我终于不抖了,因为已经把自己交到了专业人士的手上。护士说刚刚开到1指,按我的年龄,还早着呢。她在我身上盖了张床单,就出去了。
阵痛渐渐变得厉害起来。孩子父亲来了,尴尬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哀嚎、捶打床栏杆。护士进来看了一次,说可以通知负责无痛分娩的麻醉师了,然后又出去了。从头到尾,在第一产程中,护士在我身边只待了几分钟。
麻醉师一小时后才到。护士检查,说我已经开到八指。我在肚子剧痛中,又在脊椎注射了剧痛的麻药。打麻药时孩子父亲有没有签字同意、麻醉师和护士说了什么,我是痛得一概不知了。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只是放声哭喊。然后剧痛就减弱了,麻药起了作用。床被折叠成大约90度角,我改为坐姿,开始了第二产程。
我把孩子父亲遣走,让他去产房外等待。他既无用,又何必把我最丑的时刻给他看。没想到,第二产程比第一产程更痛苦。想象一下吧,你要在巨痛袭来的时候,不是遵从本能蜷缩起来,反而要使尽毕生力气。我一直虚弱地向护士哭求,说“我不行了”,护士乐呵呵地责骂:“都这么说的!现在不行也得行啊!要不给你推出去剖腹产?”话糙理不糙,两个半小时的“1,2,3,push”后,一个护士说:“哎?好像好久没喊‘我不行了’”,另一个笑着说:“喊不动了!”
总共十小时产程后,我生下了我女儿。产后的多巴胺还是内啡肽汹涌席卷全身,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天亮了,挣扎了一晚的我,大口吃着医院给的牛奶包子粥。然后,我的姐姐到了,月嫂到了,朋友们陆续都到了。
和制度第二次交锋:
户口难题
我女儿生下来51厘米,6.5斤,健康正常。我没想到的是,生产之后,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2013年的政策规定是,非婚生子女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然后随母落户。我打听过,社会抚养费各地不同,在当年的上海大概是两万块钱。我拿得出这笔钱,但是对有些更困难的未婚妈妈来说,这笔钱也不是小数目。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缴纳社会抚养费后,未婚妈妈实质上不会得到任何社会提供的抚养帮助。相反,未婚妈妈被剥夺了所有合法生育享受的津贴和补助,如生育保险和带薪产假。直到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取消了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问题出在户口上。我的户口一直在原籍,留学回国之后,我在上海工作交金十几年,政策上户口可以迁入上海,但是我又懒又怕麻烦,一直没有办理。现在有了孩子,考虑到将来读书等一系列事情,我就想把户口迁进来。
迁户口材料在我怀孕五个月时交上去,然后开始了审批等待。填资料时有“未婚/已婚”选项,也有“有孩/无孩”选项,我想按照事实,就是填未婚、无孩。
没想到,审批等得遥遥无期,一直到我生产前一刻才拿到批文。那时我身子笨重,胎儿压迫坐骨神经,每走一步都疼,哪有精力去跑几个地方办理。我想批文在手,等生完再去办,也不着急。
出了月子,我找了一天去政府大厅办理,人山人海中,我看见一个桌牌上写着红色的警告,大意是,若瞒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违法行为,后果自负。我心里一咯噔,想了想,未婚生子算违反计划生育吗?应该不算吧,又不是生二胎。再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光今天就排队了这么久,就赶紧办完吧。
事后回想,我糊涂吗?非常。鸡贼吗?有的。我后来发现,当你完全合理、合规、合法地生活,办事是很顺遂的。社会不断地升级,体系变得更简单更惠民,前提是你是一个良民。我并没有意见,中国这么多人,良民尚且没有照顾周全,我这种挑战社会伦理纲常的人,不被照顾也是应该的。你不能既挑战游戏规则,又要获得遵守规则的好处。
接下去的十几天里,我在公安局、档案局、派出所之间跑了几趟,把户口正式落在了上海。此时,距离我孩子出生,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
我这时再去给孩子上户口,问题就来了:我的孩子,出生在我落户上海之前,意味着她必须落户在我的原籍。而我的原籍,已经没有了,我的户籍在上海。
我要求把我退回原籍,让我女儿也落户在原籍。这样虽然没有上海户口,但比没户口要好上百倍。但是对不起,没有“退回”户籍这个说法,我要回原籍,需要遵守原籍的人才引进规定:35岁以下,3年以上社保。38岁的我,不可能符合了。
我要求把孩子落在现在的上海户口,对不起,不可能。她出生在我的户口出现之前。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局。
后来在困境中,朋友甚至帮我画起了思维导图:
假设1,我当初在办理户口迁移材料上写“有孩”,会如何?这个假设马上被否定了,因为那样的话,需要填写这个孩子的姓名性别户籍等所有资料,而那时孩子还没出生呢。
假设2,我在女儿出生后,先把她的户口落在原籍,再随我户口一起迁移,会如何?结论也是不行,因为随迁是对合法婚姻状态下的子女配偶适用的,对违反计划生育法的人,大概率不适用。
假设3,我的落户先于女儿出生,会如何?我们推断,可能行。虽然严格追查的话,我在落户过程中已经违反了计划生育法,但是,公安引进人才系统和派出所上户口系统,不一定能密切配合至此。我女儿也许还有机会。
但无论如何,假设都只是假设了。
一个大活孩子
还能上不了户口?
最开始我想的办法是托关系找人。我不能写下具体情况,因为涉及到很多好心帮忙的朋友。每一个朋友听说我的困境,都信心满满:一个大活孩子,还能上不了户口?我来帮忙!最后都铩羽而归。
努力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每次我重燃希望去赴约,向新的中间人介绍我的情况,再听他们分析和提出方案,千恩万谢后,等待。最终希望破灭,发现这条路又无法走通。
朋友A在我辖区的派出所有关系,就由熟人把窗口两位办事员一起约出来,由我请客,希望一顿饭的功夫就把事情谈妥了,办完后再私下酬谢。饭桌上我先说明情况,办事员们说回去问一下。几天后两位明确答复,不可以这样操作。户口本上既然有我落户的时间,如果再加上我女儿的出生日期,问题是最昭然若揭的。万一查下来,经手的谁都跑不掉。
后来一位公务员朋友B告诉我,不如走上一级的公安局系统。他指导我写份了两页的陈情书。我写完给他看,他笑了。然后他花了两个小时,逐字逐句指导我重写了一份。可惜我没有留下备份,这份陈情书的措辞、语气,都有微妙而严格的把控,是我此前和此后都不会的。陈情书的内容是我未婚生育和落户的来龙去脉,然后承认我的错误,着重强调目前孩子没有户口的困难,希望能网开一面,特事特办。但是后来,区公安局的人让朋友B转告我,因为涉及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这事无人敢办。
我也托朋友C走过更上层的路,希望通过“上面的人给句话”,大事化小。朋友C暗示我准备好至少三十万。我正在发愁拿不出这么多钱,还好,回复来了。显然,上面的人并不想为了这点钱丢了乌纱帽。
朋友D建议我可以办假出生证,把我女儿的出生时间,提早到我的落户时间之前。这条违法之路已经走到了一半,朋友告诉我,出生证有很严格的防伪系统。造假证的没有来找我要钱。过了阵子,我过意不去想联系他给一部分钱,他的号码已经查无此人了。
我的女儿
有五年的时间,我女儿没有户口。她在这个社会系统里是不存在的。她只存在于我的世界里,也像一般孩子一样见风长大,壮实,磨人,可爱,并不像一个不存在的虚空。
能证明她身份的只有一张出生证。这也是我争取来的,医院本来拒绝发放,后来让我写了一个声明,说孩子没有父亲,一切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医院无关。出生证上面父亲一栏是空着的。
我的女儿不像其他婴儿,从怀孕起就被昭告天下,然后降生、满月、百日,迎来无数次庆祝。她是悄悄来到我的世界的,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我父母已不在,在上海我的亲戚只有一位姑妈和几个表姐。自从显怀,我就找借口不去姑妈家了。后来表姐的女儿结婚,我只好豁出去,抱着10个月大的女儿出席婚宴,接受全体亲戚的目光洗礼。但不知出于惊讶还是体面,并没有人趋前询问我。他们都悄悄私底下问我姐去了。至于邻居、老师、同学父母等等,看见我一个人带娃,似乎会天然认定我是离异身份,礼貌地避而不问。
女儿大约5个月大时,我在朋友圈公开晒起娃来,每次都能得到八九十个评论点赞。我知道,这是朋友、同事、前同事、老板,所有好心的人们,在传达他们的善意,给我支持和鼓励。我倾向于在漫长的岁月里只记得这些。
总之,我未婚生育一个没户口的女儿,听起来是个极端的困境,真的在实际中,就也还好。
在她的婴儿期,用得到户口的事,只有打疫苗。普通婴儿在社区医院就可以建立一个疫苗本,由政府提供免费接种。这样的公共福利,我根本不敢想像。还好,有在私立医院自费打疫苗这个选择。如此,她也能拥有一个由上海市统一发放的疫苗接种本。
稍大以后,遇到的问题就是旅行。一旦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她就走出了我的私人领域,曝光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空白。幸运的是,2周岁以内的婴幼儿,坐飞机只需要出生证,而坐火车则不需要证件。
我的女儿非常难带,坐汽车曾创下连续哭号5小时的纪录。2周岁前,我带她去了一次三亚,她在飞机上哭闹了全程。虽然当时没有人抗议,更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纠纷,我还是觉得非常折磨人。
2周岁后,飞机就带不上去了,我们坐过两三次火车。因为没有证件,不能给她买座位票,我只能一直把她抱在膝盖上。她的体重和哭闹的能量,都随着年纪成倍增长,我更少带她旅行了。我原来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一个没有证件的,又很难带的婴儿,让我在好几年内被困在了原地。
我从来没有带她去过迪士尼乐园,因为没有证件,买不了票。水族馆也只在她的低幼期去过几次。但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大。
女儿总体很健康,是个很有主意的小人儿,说话古灵精怪。我视她为平等,她反向视之,觉得还可以高我一等。家里既然除了阿姨再没他人,她就是一家之主。她对我发号施令,“你给我上班去!”我几乎怀疑她是我妈转世。当然,“我爱你”这类甜口,她也是张口就来的。
我第一次当母亲,不会什么术,只能主打以诚相待。有些事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好,就干脆说实话。比如,“我们不能去迪斯尼,因为买票需要户口”,当然她也听不懂。不和爸爸一起住这件事,我也跟她解释过,她坦然接受,没有提出过异议(我和她的生父一直有来往,处在各种关系中。他有付抚养费和定期探视,尽到生物学父亲的责任甚至有所超越,这是另说)。带她出去聚会、应酬、上班时,感觉她更喜欢男性一些。这本也算正常,但看她扑到别人爸爸身上时,我多少心里还是有一丝惨然。
做一个单亲妈妈是什么体验?
女儿两个月大的时候,我拿到的公司赔偿金用得差不多了,我开始留心找工作。
先找到了一些freelancer的活,需要时而出去开会。我成了背奶妈妈,带着吸奶器、奶瓶、保温冰袋一大包,每5个小时找个小房间,躲进去锁门吸奶。家里交给我的月嫂,她是个极好的人,聪明善良、手脚麻利、有着朴素而高尚的价值观。她有一对成年儿女,女儿是个弃婴,在大冷天被扔在她门口,当时她已经有儿子了,村里人都劝她不要收养,但她不忍心。“她也是个人啊,是条命啊!”她说。
我用月嫂的工资把她留下来,成为我的育儿合作伙伴。也试过换更便宜的育儿嫂,但是我女儿彻夜嚎哭,只认她一个。
找工作并不顺利。我陆续面试了很多家公司,有些面试结束后,面试官会突然问“你女儿多大了?”。我所在的是个很小的圈子,和我非婚怀孕的事一样,我不说,自有人说。直到一年后,我才找到了正职工作。
我所在的行业,加起班来就不是996而已,到凌晨3点也不稀奇。有时我3点多回到家,累得坐在地板上就睡着了。而我女儿是铁定5点会醒的。
我坚持每天5点起床陪她,直到9点离开去上班。我一天陪她的时间,就这4个小时。我在客厅和她搭积木,读绘本,玩随便什么傻游戏,也去小区和附近的公园,捡树叶、抓西瓜虫、玩滑梯和跷跷板。
周末阿姨休息一天,我全力顶上,补偿一周陪伴的缺失。即使阿姨在,我也会抢着给女儿洗澡、喂饭。我像父亲一样工作,也像母亲一样育儿,在大概五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睡觉超过四五个小时。
外地不方便去,还好上海有最好的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公园、音乐节……我带她逛了个遍,去过无数次。我也和几个朋友家庭周末自驾游。别的家庭有分工,爸爸开车、游泳,妈妈负责喂饭、午睡、洗澡;而我就是一人全包。有一次,爸爸们突然纷纷把自家娃扛到肩上,我想不能让女儿感觉异样啊,只好以100斤之躯,勉强扛起了45斤的她。
都说前三年最难带,因为我女儿是个高需求宝宝,这个难带的时间,就延长到了前五六年。她是个睡渣,哄睡需要抱着走1个小时以上。有时刚睡着,她就马上醒来,令我崩溃。她三岁后就不睡午觉,我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喘息时间。她醒着时也非常粘人,即使在游乐场玩,也必须由我陪着。小区里,游乐场边坐满了看手机的妈妈们,只有我一个,总是在场子里跑的。
我身边很少有真正的未婚妈妈。从社会新闻上,我可以看到一些同类,她们更多来自底层,极端如把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饿死的乐燕。我关注了一个公众号,是帮助独抚母亲的公益组织办的“一个母亲”,也有互加微信。“一个母亲”的报道里,有和我类似遭遇的女性,分手后发现怀孕,或怀孕后男友跑路,但是坚持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在她们的讲述里,我发现只要有父母协助,生活都还过得去。在我这里,是长期月嫂代替了父母的作用。辛苦是一定的,这是我们为选择付出的代价。
有时我在朋友圈记录和吐槽女儿的言行,比如她热爱顶嘴,我让她穿凉鞋,她就说要穿“热鞋”;我骂她不要自作主张,她就结结巴巴骂我不要自作多情。偶尔,“一个母亲”会留言善意提醒,让我注意女儿的心理问题。
不排除是我无知,但是扪心自问,我真得觉得她没有问题。大家对单亲这件事过虑了。孩子对所谓“完整家庭”没有执念,甚至没有概念。有执念的是大人自己。
当然我是比较幸运的,除了受到制度的影响,并没有和贫穷等其他困境正面相遇。而我的孩子,首先她有我的爱。其次她毕竟受“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平等的权利”的明文法律保护。依照法律,生父是必须付抚养费的。抚养费不是给妈妈的补偿,而是孩子应得的合法权益。最后,她也始终被“孩子是无辜的”这个民间的朴素善意善待。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中,身边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落后状态,至少在我的体验中是这样的。
和制度第三次对垒:
入园难题
但到了女儿要上幼儿园时,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
那是2016年,现在我们知道,出生率的大拐点之年。受全面两孩政策影响,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增至1846万人。此后,出生人口开始逐年下降,2017年到2023年分别为1764.8、1523、1465、1202、1062、956、902万。冲击波总是滞后的。
2016年,还没人担心低出生率。一大波赶在2012年生的龙宝宝,以及没赶得及生在了2013年的蛇宝宝,都在这年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名额变得非常紧俏。
我们小区对口的公办幼儿园,我当然想都别想了。我甚至偷偷在附近的市级示范幼儿园门口逡巡,羡慕着每一个有上海户口的孩子,直到被保安赶走。而我最觊觎的,是一家连锁的台资幼儿园,叫吉的堡。每天它黄色的校车停在我们小区门口,年轻的老师用英语打着招呼,笑容满面地接孩子们上车。有一天我壮起胆,去吉的堡打听。我找到负责招生的老师,陪笑说明我女儿没有户口的情况,老师打断了我:“不行不行!”她挥了挥手,没有抬头,“我们只收上海户口的!”
我还试过一个国外慈善机构办的幼儿园。户口不是问题,但幼儿园因为办得非常成功,成为很多家长争抢的目标,需要面试入学。那天,我给两岁半的女儿穿了一件小西装,领她来到面试地点。面试流程非常正规严肃,大家填完表格后,屏息静气在走廊排队,等待被叫到。我们等了足足半天,我女儿被两名含笑的老外带走,我被拦在门外。我远远看过去,听见老师用英语问她,“Is elephant big or small?”我女儿木无反应。她两岁半,没学过一句英语,刚走出一见陌生人就哭的怕生期。老师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很多老外以为只要自己讲得够大声,够慢,所有人都能听懂英语。然后我女儿拿到一堆拼图,被要求坐下来拼,她坐下来了,两条腿顺势瘫在地上,不敢移动成舒服的姿势。最后,面试结束了,我们回家等待结果。一周后,我收到一条“资质中等,不予录取”的通知。
最后,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地处外环外,新开的私立幼儿园,打电话过去说明了情况,园长爽快地说没有大问题,明天是开放日,让我带孩子去就行。我忐忑地带女儿去了,看见园长时,我女儿正在爬攀爬架,叫她过来打招呼,她忸怩不肯,我急得几乎要扯她。园长制止了我。她轻松地说,没事的,孩子都这样。
不知为何,直到今天,我写到此处,眼泪仍快要夺眶而出。一路上有很多慷慨的,善解人意的人,稳住了我摇摇欲坠的心。雨果幼儿园周园长,给了我没有户口的女儿三年美好的童年时光,我永远在心底感谢她。
尾声
从那时直到现在,未婚生育从未真正放开,但是政策一直在变化。继2016年取消准生证、入户入学与生育脱钩的规定后,大概到2018年,我在微博上注意到,新的政策出台,孩子只需要有和父亲的亲子鉴定,无需结婚证,也可以随父亲落户了。
孩子父亲爽快答应配合。谁知到了派出所窗口,答复还是“不行”。我俩妥协了,领了结婚证,并且在一年后离婚。兜了一大圈,最后我还是走了假结婚这条路,只不过是和孩子生父。
我女儿终于在5岁的时候,把户口落在了她生父的户口本上。至此,一番磨难就基本结束了。
与此同时,社会悄悄地转了方向。政府一直在鼓励生育,但个体尤其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我历经磨难,反而变成了一个鼓励生育者。要好的朋友嘲笑我:你是自己在屎坑里,就想把别人也拉进来吧!这位朋友是单身族,视生养孩子为畏途,这似乎是当下的政治正确。
我很难说服他,也很难说服任何人。我只是一个母亲,在生命中的十一个年头,拿出一些时光,一些杀不死我的磨难,一些难忘的可供回忆的经历,换来了160cm亭亭玉立,会忍着足尖疼痛练习芭蕾,也会偷偷藏起不及格的数学卷子,和我血肉相关的另一个生命而已。
这种“拥有”感是如此的强烈,足够照亮我们平均长达80-100年的孤独余生。我想学《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讲述者,在讲完整个故事时说——
This story has a happy ending.
【汉·班固《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
1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上有所恶,下亦从之。
通俗点来说,就是跟好学好、跟坏学坏,大人学坏了,自然也就教不好孩子,社会风气坏了,自然也就影响下一代的根正苗红。
谈及现在的社会风气,纵观直播流量江湖、看尽短视频剧本炒作、遍览官商勾结的权力金钱架构下的“利益共享”,守南天门的狗路过人间,都得摇头。
11月9日,河南信阳。
实验高级中学被曝多名学生会干部受贿一事,引发关注。
该校学生向记者表示,学生会干部以查违纪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贿赂,学生会干部在没收学生手机后,私下向学生收取每台300元的费用以归还手机,并不上报给老师。
“这个时候你不给他交钱,他就给你处分,给你申报老师。”
11月10日,该校发布通告称,已撤销涉事学生会干部的职务,并待公安机关调查后作进一步处理。
《反贪系列》、《反腐系列》、《贪官忏悔流泪视频系列》,白拍了。
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这种“社会潜规则文化”,已经强势登陆校园净土了。
2
严格来说,这都不是“受贿”,而是敲诈勒索了。
学校有规定,高中生不让带手机进校园,学生带了手机,就算违纪。
然后就出现了一批“监督员”,即学生会干部。
抓到了带手机进入校园的违纪学生,这就成了赚钱的生意,“交300,手机还你”。
再升级一下,就可以办成年卡套餐了,“交500,手机带进来随便玩”。
这种“职务之便”下,这些学生会的干部,他们带手机、玩手机,想必是不算违纪、不用交钱的。
“我就是查手机的,谁敢来查我的手机?”
看,像不像电视剧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我是监察员,我自己违纪没事;抓到了违纪的,交钱就给他放了;交的钱足够多了,监察违纪的人也就跟着一起违纪了。
纪律和规则这种东西,说的人和听的人,待遇从来就是不一样的。
3
武汉曾经有个小学,班上有40名学生,但是却选出了50个班干部。
除了大家熟悉的班长、组长、课代表,还有关长(关窗户、关灯、关饮水机)、门长、领读员、纪律监察员…
立志要做官、从小要有领导意识,一切官僚派的思想传承,都在从娃娃抓起。
甚至于,为了方便这一套官僚体系的“高效运行”,各个学校还经常配合以另外一套校园潜规则文化:
家长的背景调查。
入学第一天,就让孩子带问卷回家让家长填写,什么学历、什么职业、住哪个小区、开什么车…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幺蛾子“问卷报告”:
给学生家长档次分类表、梯子型表达家长的身份参差…
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现在变成了“看人下菜碟”。
诸如此类的迷幻骚操作下,终于成功的给下一代人精准熏陶了:
要当领导、要做官、要懂得运用权力的好处;实在当不了官,就去经商,当网红,做直播,编故事博眼球涨流量,然后坑蒙拐骗割韭菜。
小燕子200万,撬动股市30亿资金,豪赚15亿,最后被罚30万;
许老板40亿,撬动地产2.5万亿,他进去蹲了,多少承包商和业主,想死的的心都有了;
至于那些以权谋私露了马脚的,轻的就“停职反省”,重的就“革职查办”,最严重了捞了几个亿也不过是个“死缓”。
反正都七老八十没几年活头了…
自上而下的社会风气都在告诉下面的人一个真理:
有钱任性,有权是爹。
钱老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了,并不可怕,我们可以用十几年赶上去,如果风气坏了,就是几代人也难以恢复。"
眼下这个社会,就是“正能量”太多了,以至于连虚假的正能量都天天有人歌颂,真实的社会现状,却少有人直陈利害了。
都在教育“聪明人”要懂得人情世故,都在驳斥“老实人”的淳朴善良耿直最终吃亏。
得了小利,失了大义,争权夺利,民族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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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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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底,上海万圣节活动现场一些年轻人装扮成各式样貌集体上街庆祝的场面引起广泛关注,其中不乏一些具有抗争意义的装扮,例如“程蝶衣”、“鲁迅”、“维尼熊”、“监控摄像头”……
正因此,2024年10月底万圣节前夕,上海当局出动大量警力提前在巨鹿路、愚园路等地进行管控。根据部分上海网民的爆料,“只要有特殊装扮或有人合影就会被警察带走”。一些现场视频也显示警察的确带走很多青年人。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年轻人自发上街参与活动。在杭州、武汉等地也有具规模的活动发生,同样也遭到警察干扰。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相关的三篇404文章。
在上海万圣节活动被当局“镇压”后,微信公众号“我就是郁风”发布文章对当局行为表示不解,但该文在发布后不久便被删除。
作者写道:
看到消息,说今年万圣节上海不允许街头cos,去年因cos模仿那英大火的“这英”,刚露头就被警方带离。去年的cos圣地巨鹿路已被管控,有人说可以去愚园路,但等人们赶到愚园路,发现愚园路也被管控了。“这英”发视频称是“为了防止任何的聚集聚众行为”。
去年上海万圣节爆火,年轻人把来自西方的鬼节改造成了本土化的狂欢节,变成了一场盛大的创意cosplay秀,有人cos王菲、那英等明星,有人cos向太、李佳琦,玩“哪李贵了”梗,有人cos996程序员,控诉当牛马。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cos大白做核酸。今年传出消息,禁止cos大白。但临近万圣节,人们发现任何形式的街头cos都被禁止了。
去年上海万圣节引爆热搜,人们纷纷感叹“不愧是上海”“只有上海才能这么自信开放包容”,有人甚至留言,“看到上海这么大的包容度,我才意识到家乡小县城和国际大都市的差距,下决心奋斗去上海”。上海本土的界面新闻等媒体也不吝赞美之词,称这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去年的盛况也引发“沪吹”的新高潮。早些年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开放、最包容、最国际化的城市,各地下令抵制过洋节,抵制过圣诞的时候,上海圣诞节照旧张灯结彩,圣诞树和小麋鹿街头遍布,长泰广场甚至摆了座仿制的自由女神像。
但随着上海的封控,“沪吹”偃旗息鼓。去年万圣给了“沪吹”又一次开吹的机会。而到了今年万圣,有一部分“沪吹”已经移民。
显然,街头万圣节对上海形象的提升,对文化旅游软实力的拔高,对人才的吸引,在绝对的安全面前是要让位的。
这里的安全显然不只是人身交通安全,外滩曾经发生过踩踏事故,不影响此后外滩依旧人声鼎沸。保障人身安全,缓解交通压力,可以通过限流,分散地点等方式,而不是直接禁止。
更让人担心的,是去年已经出现“不好”的cos苗头,有人cos大白,被称最佳创意,有人cosA股进行讽刺。显然,今年也有人可能受此灵感,用cos、玩梗进行调侃讽刺。与其到时进行甄别禁止,不如提前在源头上断绝一切可能。
去年在街头维持秩序的年轻警察,也笑着对年轻人说“我真不是cosplay”,虽然是在执行任务,但他也是感受到了快乐与氛围。但如今的巨鹿路,已经被防备森严,满脸严肃的管控队伍替代。
苏联人平时不爱笑,发明了很多苏联笑话。年轻人生活中很难笑得出来,于是想在万圣节通过cos玩梗的形式放肆大笑,展现他们仅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现在已渐成一种奢望。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也发布文章对各地禁止万圣节活动进行质疑和嘲讽。
文中写道:
不管官方用的是什么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借口,某些城市管制万圣节装扮的真实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他们心虚,有太多不愿让市民触碰的疮疤,他们心虚,害怕来自公共场合的行为艺术讽刺,他们心虚,所以这也不行那也不让。
这实在是非常可悲。
万圣节被市民选择作为公共表达的渠道,本身已经是退了一万步的妥协,官方其实完全可以与市民良性互动,进一步消解那些“特别装扮”的政治意味,将万圣节装扮游行作为 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阀。只可惜,他们太过心虚,完全没有信心和市民良性互动,最终只能一刀切禁止万圣节“奇装异服”。
在万圣节装扮成特定人物,甚至把自己装扮成物品,一部分人单纯是为了玩儿,一部分人则是寄托某种意义,表达某个主张。但因为有节日习俗的保护,无论多么严肃或伤痛的话题,都完全可以解读为“搞怪”,解读为“戏谑”,可以不用严肃回应,更不用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自信点,OK?
微信公众号“第五二六区”作者则以讲述万圣节的历史来源以及相关故事来为上街庆祝的青年人发声。
在这篇被删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最近这两天看到不少关于“万圣节”被明令禁止,cosplay者被带走的视频。甚至连有Cos装束在街头行走都不行。
学生还被要求不参加“非官方活动”。当然,随之而来的又是关于禁过“洋节”的陈词滥调。
不由得想问一句,还TMD有完没完了!
这一波次的整治万圣节的活动首推魔都。
10月26日晚,中山公园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公告,表示公园将自周日下午两点起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0月27日下午,上海锦江乐园也在官方账号表示“不接待变装游客”。连一些商家在“小荭书”上发布的相关活动策划也导致账号失踪。
很多魔都高校学生收到通知称,“近期社会大大小小的聚众活动请减少参加,甚至不参与一些不明确具体主办方的非官方活动,若因此类活动聚集被扣或通报学校的一律按学校校纪校规严格处理。”
我非常理解和同情那些在万圣节之前就跑到街上的Coser。
这可能是他们盼了一整年的唯一的一次倾诉自己内心的机会。如果他们没有违反法律,没有违反道德良俗,没有伤害到别人,仅仅是表达甚至是嘲笑一下自我,有那么可怕吗?
不要害怕鬼。这世上,人如果恶起来比鬼还可怕!
我在去年的万圣节文章里写过:他们扮的是“鬼”,但他们只想活得像人!
与西方国家的万圣节相比,中国的年轻人只想划燃手中的火柴嘲弄一下自我,短暂的超脱一下现实。
无论是变装者还是观众,大家都在努力的打破冷漠,努力制造一点人文气息。在这一刻,人与人之间放下戾气,选择包容。
第二天早上,“可爱鬼”们又会变回搬砖的张三、牛马的李四。
难道连这么一点点小乐子也不可以吗?
哪怕是在清朝,依然也有“上元节”这样的日子供人们短暂的释放欢乐。女性可以不必考虑封建礼教的禁忌走上街头。
一向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大上海,何必跟万圣节过不去。其实万圣节对于很多人们来说,只是一点点对视后发自内心的笑声。可是为什么,连笑声都变成了最可怕的东西?笑,难道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吗?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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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领袖要选票”
今天看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一段发言,我觉得很有价值,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当经济面临很大压力、短期内有可能快速下滑时,采取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刺激都会有代价,并且采取刺激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刺激达到经济向好的目的,而是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我觉得他这段话把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解释得太到位了,一针见血。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只刺激,不改革,各地政府对刺激特别感兴趣,但是却没有改革动力。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刺激就是来钱,主要是通过发债的方式搞钱。
虽然现在发债也要层层审批,但只要批下来了,那地方政府又可以滋润一阵,起码不用这么紧巴巴了。
至于这笔钱用掉以后能不能还的上,这就不是眼前考虑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就让未来更有智慧的人解决。
因此刺激消费的事情大家都很积极,但是刺激并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经济改革。
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原来的那套土地财政的老路行不通了,所以才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具体我就不展开了,反正这两年大家都一步步走过来了。
怎么改革?
首先肯定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直接给底层发钱的方式改革。
这个逻辑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详细分析过,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底层人民太多,根据统计局数据,2023年能达到交个税的人(月薪5000以上)只有1.6亿,剩下的人连交个税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像欧美那样直接发钱,一个人头一个月100块,那么一个月的支出就是1200多亿,这根本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第二,中国的税收模式就决定了中国一定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对于个人消费而言远远排在企业后面。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误区,觉得我们除了交个税,其他几乎不用交税。
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企业生产阶段,就已经征收了大量税收,最典型的就是增值税。
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到最终零售端,整个流程政府已经把税给收完了,所以消费者去买产品就没必要再付所谓的消费税。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政府来说,大部分人的税收都是从企业端收取的,而消费者反而无足轻重。
因此我们就特别喜欢供给侧改革,改来改去就是想尽办法让企业多贷款,多生产,多交税。
但是欧美国家正好相反,它们大部分收税是从消费端收的,所以消费者的地位就特别崇高,无论什么党派上台,都会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给他们直接发钱,以此来促进消费,最终收到税收。
综上所述,直接发钱(包括消费券),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来说只能是负担,它完全没有得利的地方,所以这种模式想都不用想不可能执行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中国内需是不是就成为镜花水月了呢?
也不是,用刘世锦的说法:
从根本上来看,内需不足与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直接相关。需求结构的背后是收入结构。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比为1/3,约4亿人。在此之下,还有约9亿多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
反观日本韩国这些地区,国民收入差距较小,中等规模收入群体能够达到50%\~60%,所以他们可以长时间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
刘世锦表达得很含蓄,在我看来就一句话,分配体制改革。
只有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从现在的4亿人口增加到8亿,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增加内需,走出经济下滑的阴霾。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唯一可以改变现状的方式。
因此现在搞了那么多刺激政策,短期内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如果只是为了刺激而刺激,根本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变化,那么未来只会透支更多。
实际上这两年的透支,大家应该也看在眼里,感受在身。
但遗憾的是,现在有一种倾向,对刺激感兴趣,对改革不感兴趣,这就很难绷得住了。
正能量博主飞象网项立刚发文说:强大的中国需要一战证明自己。
完全无法想象,这疯子一样的家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拥趸。难道真有无数的人认为,我们需要靠战争去证明一下自己吗?难道你们全都是吴亦凡吗?
我很强大,你忍一下?
劣币驱逐良币,长期以来对拥有正常思维的人动辄封号禁言,导致网上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这类无底线货色。项立刚真的希望中国跟欧美打一仗吗?我只能说,真有那一天,他们全家会是第一个跑到国外避战的人。
至于普通人,则是他的炮灰。
其实一边叫嚣战争,另一边项立刚早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去了。又一次应证了那句老话,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至于普通人想逃到美国、欧洲,那都是做梦。前两天有名女子受病痛折磨,选择了去瑞士安乐死结束痛苦。我看到很多人表示惋惜,还有人在网上痛哭流涕。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共鸣的感觉的,但至少我知道大部分人就算和她得了同样的病,都不一定舍得花那个钱去瑞士安乐死。
机票、住宿、律师费之类的全都不说,光瑞士机构的收费就得近10万人民币。
同理,战争证明不了强大,战争只会让普通人去死。你去不了美国,首先签证就办不到。其次,费用也不是普通人能承担的。
当然,好在战争不是凭一个项立刚说说就会成为现实的东西,毕竟咱们是连协议内容都看不到的一帮人。他那些话,说白了就是讲给无脑的人听听,实现粉丝的精准引流罢了。
否则搞一些思维能力正常的人留在号里天天看自己撒谎,动不动骂自己两句,那不是找不痛快吗。
即便如此还是要提一句,千万不要试图煽动战争,尤其是普通人。这么说吧,上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新命令,禁止在未来五年内对俄罗斯公民进行人口普查。你猜是为什么?
那些被项立刚成功欺骗到的人,根本不明白战争的可怕。事实上,日本、德国、意大利那些国家的人,更清楚发起战争的后果。就拿德国举例子,倘若项立刚在德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表类似“德国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被抓。
因为他会触犯德国《刑法》第80条“煽动进行战争的言论是犯罪行为,可判处最长5年监禁”。如果更进一步,根据第130条,煽动民族仇恨、种族仇恨或鼓励针对特定群体暴力行为,还可以判到5年以上。
当然,在国内项立刚说这些没事,连号都不会被封,甚至还能得到大量网友的赞扬。他们就喜欢听你说自己强大,越离谱他们就越兴奋。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叫强大。
11月2日,有个山东博主,偶遇一86岁老人在路边举着一块豆腐啃,他好奇就去询问,原来老人没钱每天只能花两元买块豆腐吃,继续交流后得知老人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老伴去世了),只有二女儿会给钱,其他儿女不管不问,连过年都是自己一个人。
最后老人说,“有天不能动就死了算了,生活没有一点盼头”
飞机大炮是一种强大。可无论如何我也想不明白,对老百姓而言,吃饱喝足,幸福生活才更应该是一种强大吧?支持项立刚的,难不成都是大富大贵的家庭?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学校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教育就永远无法雄起。
“你不买,天天群里催,小孩都被区别对待了,不买不行啊!”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实验小学一位家长反映称,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发通知催缴医保,没买医保的学生不仅要被停课,学校还要给家长开家长会。
空口无凭,家长有截图为证:
一份学生医保是400元,该家长表示,他们家庭并非属于低保等特殊人群,最终在学校强推之下,还是不得不给孩子购买。
11月4日,面对媒体质疑,当地教体局工作人员称,学校的做法错误,将对此进行调查。
那么问题来了,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干嘛越俎代庖推销医保?吃饱了撑的?
“老师说她也没办法,老师说学校安排的,学校说教育局安排的,教育局说政府安排的……”这是从家长口中说出来的因果链条,多么熟悉。
当然,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下达了强制的命令,这个链条越往后的主体,越不会承认。
当地街道办回应称,“9月份接到文件开始启动医保,我们没有说是强制要买”;但是转口又是一句春秋语法:“南充市医保局要求是全民办理,说这是国家政策……”
还能说什么呢?懂的都懂。
真是看够了这虚伪的措辞和拙劣的表演。
如果你不承认存在“强制”,那么就去证明新闻报道中的群聊天截图是假的,就去证明老师说了谎、街道办也说了谎。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胁迫的何止学生和家长,教师乃至学校,又何尝不是被胁迫的呢?
当指标一层层传达下来,已经不再有人追问,错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在谁身上。
矛盾总试图在基层解决,可总是循环往复。
我们似乎也已然忘记了,医保自然由专业的政府职能负责管理,如果要求是从医保局、卫健委来的,还容易让人理解,怎么负责教育的学校,却在家长群搞起了直推?
一直以来,学校似乎都成了一个“中介机构”,或者是一个按钮,这个按钮背后有无数根丝线连接着学生和家长,医保也好,其他部门的其他政策也罢,似乎都能通过学校“分发”,然后触达千千万万个家庭。
医保不决找学校,打击诈骗找学校,计划生育找学校,劝生二胎也找学校,孩子家里有人维权找学校,需要投票点赞评转也找学校……
好像是个行政机关,有一点点权力,就可以给学校下指令,对教师吆五喝六,为其服务。这把教师当什么了?把学校当什么了?你们又曾真正尊重过教育,把教育当教育吗?
在下达指令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有想过,这种途径本身合理吗?合法吗?能稍微尊重一下行政伦理和依法治国吗?
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点点法治精神,压根就不该在推行医保政策的时候想到学校,想都不应该想。
“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都是下面的搞砸了”,我们也经常听到这种逻辑。
然而,如果一种医保需要强推,甚至通过学校跨界,以孩子的受教育权为筹码,最终胁迫家长就范,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医保,到底是利好谁?
总有人说,“都是为了孩子好”;新闻留言区里,不乏指责家长“不懂事”的高赞评论。
你要问为什么学校会沦为行政的附庸,这些留言其实就是答案。
这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发布者叫朱厂长二手车,说的是他上班期间,来了一位湖北十堰的朋友。
这位身穿便衣的朋友,只身一人来到厂长店里,自称是湖北十堰东岳分局的警察叔叔。在没有皮肤,没有本地叔叔陪同,没有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出示了工作证件之后,要和朱厂长找个地方:
谈一谈。
这位自称叔叔的人告诉朱厂长,今年6月他售卖的一辆价值60万的保时捷,资金来源是诈骗款。并要求他赶紧把这60万吐出来:
你个人损失也好,单位损失也好,必须先退赔。
乃悟刚说去看看评论区,结果朱厂长的这则视频直接就人间蒸发了。
这不是一个孤例。
前不久,浙江绍兴的一位女网友,因为生意需要资金,她老公就出售了一块价值40万的手表。
当天晚上,他们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冻结方同样是来自湖北十堰市的东岳分局。
东岳分局的叔叔把两口子请到绍兴当地派出所茶叙,告知他们他们卖手表的40万是诈骗款,其丈夫现在是网逃,要求女网友向东岳分局转账40万,并善意提醒他们:
我们已经有了刑拘证。
无奈,女网友只能转账40万给东岳警方。
我算算哈,卡里冻了40万,转账给东岳的叔叔40万,表还没了,这是不是120万一共?关键老公还被拘了,虽然后来放了,但这会不会留下记录影响孩子考公?
记者联系十堰警方的工作人员,得到回复说暂不知情,后续联系。
接连不断的案件经过短视频平台发酵后,很多网友跑到十堰警方社交平台下不断骚扰。
当然,不是只有湖北十堰。今年2月,家住温州的张女士把自家劳力士放在网上售卖。
4个月后被人用14.8万买下。结果当天晚上,张女士就收到短信提醒,她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第二天,在老家派出所的协助下,张女士得知自己是被贵阳警方冻结的银行卡,自己还已经被网上追逃了。
在排除了嫌疑后,温州派出所向贵阳警方去函,建议对方取消刑事措施。面对兄弟单位的来函,贵阳警方没有理会。一直到张女士打了14万“赃款”到所谓的被害人家属账户后,她的网逃身份才被解除。
有专家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现在骗子的手法非常高明。他们直接把商家的银行卡号提供给被害人,让被害人把钱打到商家账户上,这样商家的银行卡会被第一时间冻结。
可是骗子这样做是图啥呢?
今年10月,重庆的周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卖了4台iPhone 16 pro,银行卡被武汉市江汉分局给冻结了。周先生称,警方明确告知他,这笔钱是受害者打给嫌疑人,再由嫌疑人再打给周先生的。
武汉警方还告诉周先生,让他等着钱被扣就行,至于手机,对方就管不了了。记者多次拨打武汉警方的电话,均被挂断。
按照这个逻辑,骗子是用这种方法把钱换成了难以被追踪的手机,这样就可以另行出售。
专家又出来提醒了,说各位商家一定要核实好买家身份。这怎么核实,又不是宋代,坏人脸上还刺着字。
而且现在骗子们明显发现了这个流程里面的漏洞,他们甚至更新了手段。
四川法院报报道,今年8月,小刘在闲鱼上卖了一台手机,收到了对方转来的1万块钱。
第二天,小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云南警方的电话,对方告知小刘,他收到的1万块涉嫌诈骗款,让他立刻把这1万块钱转到指定账户,否则立刻联系当地警方对小刘:
进行抓捕。
银行卡已经被冻结的小刘慌了神,正准备转账时,被成都当地警方阻止。
来自云南的电话到底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这到底是不是连环计,四川法院报最后也没说。
抓骗子是好事,但是也麻烦尽量分辨一下好坏人,乃悟相信叔叔们有这个能力。
一个月前,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判了一个案子,29名原告要求网易退钱。
这个案子星球写过,童敏原本是泸州一所学校校长,因为沉迷网游,诈骗了亲友们5000多万的巨款充入了网易的游戏里,最后跳江自杀。
亲友们理所当然认为这是诈骗,就将网易告上法院,希望能把这5000多万退回来,但他们败诉了。
你看,也是可以不冻账户的啊。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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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虎跳峡上峡口以上至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是长达一百多公里的金沙江宽谷段,也是整个金沙江最长最大的宽谷河段,有龙蟠、石鼓、金江、巨甸、上江、塔城等重要乡镇聚落,是纳西族、傈僳族、白族、藏族、彝族、苗族、汉族多民族聚居区,村落田畴连绵相望,故而成为整个金沙江河谷中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上述文字摘自由四川省地矿局地质调查队工程师范晓所发布的文章《金沙江虎跳峡水电工程四大害》。在这篇遭到当局删除的文章中,作者以地质专业的角度详细讲述了金沙江虎跳峡水电工程长久以来的种种危害。
作者写道:
一、工程建在活动强烈的断裂带上,有诱发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巨大风险
金沙江中下游梯级电站群分布位置图。图中的小南海是重庆境内长江上规划的水电站,因侵占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项目已被取消。金沙江并没有和三江并流的澜沧江、怒江一起一直往南流,而是在石鼓附近来了一个近于180 度的大转弯,突然向北而去。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这一带是整个金沙江上升最强烈的地区,不仅由此形成主峰海拔5596 米、 5396 米的玉龙雪山、哈巴雪山,造就了中国乃至北半球纬度最南的现代冰川,也形成北东走向的巨大断裂带,金沙江正是循着这条断裂的路径,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冲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大峡谷。
正因为上述的地质构造背景,虎跳峡一带是整个金沙江新构造运动及其地震最活跃、最频繁的地区,也是崩塌、滑坡等重力地质作用最活跃的地区。虎跳峡的河谷极其陡峭,物理风化强烈,在暴雨的冲击和地震的影响下,坡面极不稳定,极易产生多种形式的物质流动。上虎跳江中的虎跳石,就是山体崩塌遗留于江心的巨石。
据统计,自 15 世纪以来的五百多年,沿虎跳峡北东向断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的≥6级的强震就达 7次之多,地震烈度往往都在 8度以上。
二、毁坏虎跳峡、石鼓长江第一湾等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地所属的自然奇观、生态系统与文化遗产
虎跳峡附近的区域地质图,笔者特地用红线着重标出了虎跳峡及附近的主要断裂。虎跳峡水电工程所影响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相关片区、以及遗产区范围之外的玉龙雪山自然保护区,都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密集区、生态功能区,由于巨大的地形高差,从河谷到山顶出现从中亚热带至寒温带完整的植被自然气候垂直带谱。遗产区及保护区主要的保护对象有:山地混合森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物种、典型完整的自然垂直带谱、高密度高原湖泊湿地群、冰川及其遗迹等等。
虎跳峡水电工程在施工以及水库蓄水后的运营过程中,都会对坝区、库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生境产生干扰和破坏,加剧生物物种生态廊道的阻隔以及生物区的碎片化。而且由于水库的蓄水量和面积都足够大,会对库区及周边气候产生影响,有可能不利于玉龙雪山、哈巴雪山冰川的稳定。
虎跳峡水电工程的兴建,将使金沙江中下游最后的自然江段(梨园库尾至奔子栏的江段)消失,从而使金沙江许多独有、珍稀鱼类的最后适宜生境与栖息地丧失,并面临灭绝的危险。
三、 淹没龙蟠至塔城一带金沙江宽谷中富庶的村镇田园约 20 万亩耕地,造成至少15 万非自愿移民及其贫困化,严重损害纳西族、傈僳族、白族、藏族、彝族、苗族、汉族多民族聚居区民众的利益,破坏该地区的社会稳定
虎跳峡水电工程的龙盘水库,将把金沙江规模最大的宽谷盆地完全淹没。这里是滇西北土壤、水热条件最好的粮食主产区和农业生产基地,被淹没的除了约 20万亩耕地,还有大量的果园、林地。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农民原本就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水库移民都处于被动、被强制的弱势地位,无法知情或参与影响自己命运的工程决策以及对自己房屋、土地等财产的处置,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许多移民都被迫由肥沃富庶的河谷地带迁往贫瘠的坡地或山地,失去原来的优质生产、生活条件与环境,从而导致贫困化。尤其在虎跳峡水电工程所涉及的滇西北多民族聚居区,这种对原住民富庶田园和美好家园的毁灭,将严重影响当地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近日,凤凰网转载了一篇最早发布在ONE文艺生活上的文章《第一批房价下跌的夫妻,已经离婚了》。该文作者讲述了一些与中国房地产崩溃、离婚冷静期相关的故事。该文疑似因与当局所宣传的经济社会形势产生分歧而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写道:
本来房价下跌就非常让人受伤,再加上夫妻矛盾更加令人破防。
有人把买房赔钱的锅甩到爱人身上,也有人因为资产锐减着急离婚变现。
第一批房价下跌的夫妻,已经进入了离婚冷静期。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故事一:
很难不吵架,尤其是你在房价最贵的时候,买了一套非必需的房子。
我们是21年秋天买的房子,老小区,二手房,说是精装可以直接入住,其实就是人家不要了的旧家具。
开始我是不同意买房的,从我们镇上到城里开车10分钟就到了,我在老家盖了个小二层,住得也挺舒服,但我媳妇儿死活都要买,不买房就离婚。
因为买房我们俩就吵过不少架。
不是我不想买,主要是我们县的房价贵得离谱,月收入人均三千的县城,房价最高的时候能上万,二手房也要八千块钱一平。
那时候我开店也确实赚了点钱,还没在兜里捂热乎60多万全砸房子上了,然后疫情来了,我的店一直在赔钱,现在换了一个小门脸只能说够温饱。
以前我累了还能关店休息休息,现在一分钟也不敢停,转着圈的干。
故事二:
在我们家,买房是一场持久战。
从20年初,我就说趁着孩子年纪小我们先置换好学区房,我老公不同意,说学区房不着急买,到时候有的是人卖。
然后年底学区房突然开始涨价,涨了将近40%,我想买也不敢买了。
第二年他又想买学区房了,我们把老城的房子挂出去一直没消息,终于有人来问价,比我们期望的少点,原本我想小退一步,但他又不行了,非要纠结那三五万的,最后没卖出去。
那段时间不知道从哪来的小道消息,说以后借读政策会大改,本来好的学区房房源就那么点,这下全靠抢了。
疫情的时候我一个远房亲戚想把她的学区房卖了,我专门跟人家说我有意向买,想着老房卖不出去就先放着,贷款再买一套。
他又说必须先卖老房再买新房,最后学区房没到手我还得罪了亲戚。
然后我们就等来了楼市一跌再跌,现在房子亏了将近50万了,明年孩子去哪儿上学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房价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
微信公众号“龙言大阅”近日发布文章讲述中国部分省份出现的公务员欠薪、财政收支失衡问题。
在这篇被删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南京市某辖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已经被拖欠工资好几个月了。最后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强行在市内各区间拆借资金,才解决了部分员工的欠薪问题,而今年后续的资金,还没有着落。
不仅是南京,整个江苏省,还有浙江、广东等经济大省,以及直辖市天津,都因为财政枯竭导致公务员欠薪或减薪。天津一些政府部门和公交集团的员工被拖欠工资数月,有些城市甚至不得不向当地寺庙借钱发工资。
多名当地的体制内人士证实,其实从去年开始,很多地方的工资已经开始减少。学校、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公务员取消了工资和周末加班费。而今年开始出现了更大规模欠薪。
广东省大幅下调了退休人员工资,降幅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全国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的经济强省,财政收支都已经失衡。
更不用说内地和西北、东北的省份了。在持续的压力下,官方可能会在年底增发地方债务,缓解各地的财政压力。过去依赖14亿人口作为分母的举债发展模式如今已陷入困境。政府正式债务已超过37万亿元,再加上政府融资平台的隐藏债务,预计不低于66万亿元。换句话说,光地方债这一项,摊到全国人民人均负债就达46742元。
公务员一向被认为是最稳定的职业之一,普遍相对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如果连他们的工资都难以保障,其他行业的就更难了。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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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南一北两个性质差不多的新闻,让人大开眼界。
一个是上海一些沿街商铺投诉垃圾处理费的收费乱象,这些小老板反映有关部门收取的垃圾处理费过高,和垃圾产生的量不相匹配,收多收少根本没个谱,一切都是收费人员说了算。
比如在黄浦区斜土路开“淮南牛肉汤”小吃店的杨先生,2021年和2022年,他分别缴了1200元的垃圾处理费,但是到了2023年,一下子就成了8100元,有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前两年少缴了,所以要补缴。
今年又收到了6000元的缴费通知,他认真盘算了店里所产生的垃圾量,认为6000元一年的收费绝对过高了。像杨先生这样,认为垃圾处理费收费过高的店铺老板大有人在。
另外一个是河北沧州某理发店老板,称因为没有空气质量检测合格证,要被城管部门罚款1000元。
老板说2022年的时候也被人拉群收过钱,每家交400元,给了钱就能拿到合格报告,然而并没有人来店里检测,今年这个价格已经做不了了,最低也得900元才能做。
都说隔行如隔山,我才知道,原来理发店不办空气合格证要罚款,小吃店要单独缴垃圾处理费,还以为直接扔到门前的公共垃圾桶就可以了。
怪不得总有人感叹,生意不好做,开店不容易,这两个新闻让个体商铺、小微企业的艰难,一下变得直观起来。
平常总说要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那负担哪来的,可不就是今天收这个费,明天收那个费,一点一点叠加起来的?
小吃店运营产生了垃圾,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帮助商铺处理垃圾,收取一定费用当然合理。这叫“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各地都有明确的收费管理办法。
上海的问题就在于,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收费标准不透明,很多店家根本没产生那么多的垃圾,却被收取了高额费用。
有关部门给出了每年3600元的最低收费标准,按照这个算法,“240升的垃圾桶1米高,一个店垃圾再少每天10厘米厚总是有的,按照每天0.1桶计算,干垃圾40元一桶每天4元,湿垃圾60元一桶每天6元,一年下来就是3600”——问题是有些店一天垃圾量不足十分之一大桶,但是收费人员对此置若罔闻。
收费的过程也过于随意,比如商铺用小桶盛垃圾,但是收费却是按照240升的大桶来算,要么由收费人员手动换算,而怎么换算往往是收费人员说了算——这不免让人心里产生疑问,要是和收费人员搞好关系,给点好处,是不是就能少交点钱?这不是给人留下钻空子的漏洞吗?
很多商铺租赁楼宇的物业,其实是有能力帮助这些小店处理垃圾的,像那些垃圾量少的,完全可以倒到大楼物业的垃圾桶内,交给物业统筹处理,大楼物业还会直接减免费用,这样一来,这些商铺一年可以省下几千元。但垃圾清运单位不同意物业这么做,必须得让沿街商铺单独、挨个交费——雁过拔毛的意味实在太过明显。
河北沧州理发店的空气要检测,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有规定要求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对公共场所的空气进行检测,但是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执法,不能一刀切。像理发店这种地方,最多也就用点化学试剂,对人体无害,哪里到了污染空气的程度?
而且空气是流动的,今天办了合格证,就能保证明天的空气合格吗?执法部门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着这种规定处罚店主,跟吃拿卡要有什么区别呢。
人们对行政乱收费一向很敏感,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企业经营者产生一种被剥夺感,破坏公众对营商环境的信心。
今年3月份,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文件表示要从降低税费、优化为企服务等5个方面来减轻企业负担,半年过去了,这个被商户们纷纷吐槽的垃圾处理费,难道不算在其中吗?
能不收的就别收,这些能吸纳就业的小店铺能活下来本来就不容易;就算非得收,至少也得给出一个合理清楚的收费标准,别让这些小店铺的钱上缴得不明不白。
有个孙子把爷爷举报到了民警那里,说爷爷的床头柜里藏着罂粟果子。其实那是爷爷的朋友10多年前给的,一直没用过,丢在床头柜里。
其实想想也肯定没用过,10多年前的东西,用过早没了。而且这也不应该叫“举报”,“告密”更合适。
但孙子完全不顾及这些,一手举报,把爷爷整的内心拔凉。有意思的是当地民警还特意赶到学校里,给这位“孙子”,发了张奖状。
一时间无语加懵逼,古代有个词叫“亲亲相隐”,在百科里是这么介绍的:出于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对自己的亲人有所袒护、隐瞒,不检举亲人的罪行,在古代进而被延伸为了另一种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属于犯罪”,反之则要论罪。
床头的罂粟不可怕,长在心头的,那才没救了。
我当然不是把百度百科里的内容奉为圭臬,我只是想说,某些东西,连百度的品行都不如。什么叫“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那是生而为人必须具备的人性啊,没这玩意儿连人都不算,居然还拿出来宣传,不知道有什么好宣传的。
“正义”至上,甚至不惜牺牲亲情?真正的正义、真正的人性之美,绝对不能少了分寸、温度和善意。
禁止毒品,人人有责。我也这般认为,但注意,“人人”有责,只跟人有关。
而且罂粟是在一些中药店、或者合法合规的药店真能买到的东西,你实在看不惯,或者想为禁毒出份力,偷偷帮你爷爷挖个坑埋掉拉倒,犯得着举报自己的亲人吗?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出现,上次也是一个“孙子”,马路上拦住警车举报爷爷在菜园里种植罂粟,警察都被他整激动了,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此等嚣张之事,前头带路。
然后把战战兢兢的老人找来一看,哪里是什么罂粟,分明就是草本植物虞美人,虽然也算罂粟的亲戚,但那玩意儿是国家允许种植的,半点不违法。
事情的结局是闹剧一场,可想来还是相当恐怖的。虞美人和罂粟都是罂粟属的植物,民警都要找专业的人来分辨半天,普通人买错种子也是有可能的。然后,被自己的亲孙子送进大牢,轻则5年以下,重则想都不敢想……
严谨的法律固然不可或缺,但理应与善意同行。不然,冷漠的“正义”加持之下,人心、亲情的裂缝只会越撕越大,甚至草木皆兵。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写稿子这么久,被举报的删文不计其数,有时候一些人把文章举报到删了还不行,不解气,于是要加我来骂。上来就直接表明来意的,我大不了拉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懒得跟他们争论。但还有一类人极其可怕,他假装善意,鱼目混珠,就潜藏在你的“好友”列表中,窥伺你的一言一行。
比如这位,加我之后,说要送我茶叶,还好我婉拒了。估计举报了一段时间没见到成效,直接图穷匕见,自称“网警”。
这手段,在战争年代一定能混得风生水起,今天是敌军,明天是战友,周末双休,骑墙两边都不帮。
当然,我不是他爷爷,他也不是我孙子,我和这样的网民素未谋面,他爱举报就举报,是他的自由。和那些真正的孙子举报爷爷相比,显然还是后者更为可怕。
后者是基盘,前者则建立在其之上。当孙子都要举报爷爷了,互不相识的人们才会道路以目。
虽然从宏观、法律的角度,我无法展开来斥责那些“孙子举报爷爷有罂粟”的大义灭亲行为。但是作为一个正常人,我还是要说一句——这样的孙子,真特么有猫病。
上海的万圣节,举步维艰。
“露头就秒”,很多COSER被叔叔带走。
还好,万圣节的梗,被杭州的年轻人接住了。
上海万圣节不知道去了哪里,急得王宝钏把杭州的野菜都挖光了。
这两个从上海来的,让人一时间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在玩梗。
谁说杭州是美食荒漠,杭州coser对美食的热情可不是盖的。
行走的魔芋爽。
再整点薯条和汉堡。
渴了再喝点饮料,瑞幸、coco还是蜜雪冰城?
coco吧,人家把吸管都准备好了。
最后再来点饭后水果,晴王就不错。
啊,还有巨峰,那就都来点吧。
但是,豆角可不能乱吃,除非你是邪恶栀子花。
哈哈哈,杭州的炒面和炒粉,很有国际视野啊。
纯牛马的牛奶,会比生活本身还苦吗?
深呼吸,保持理智,相由薪生,千薪万苦,含薪茹苦,纯牛马的心态超棒,给个奖状。
各路人马躬逢其盛,轮番上场。
肥肥胖胖是红猪。
鼓鼓囊囊是八戒。
师傅,你怎么和玉兔精在一起了?
僵尸和道长都能和谐相处,为师怎么不可以?
求菩萨保佑……
女菩萨端庄,但男菩萨养眼。
林妹妹,是你吗?
宝哥哥,是我呀,咱们合个照啊。
小主,浣碧在此有礼了。
浣碧,本宫驾到,还不快快退去。
女娲后人前来视察人间。
农民伯伯:来,斗地主啊。
怪盗基德,今晚偷走你的心。
蝙蝠侠和中东富豪,你们要不要比比谁更rich?
蜘蛛侠: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小贱贱都要被带走了,还不忘扭一下腰,你好骚啊……
艾莉:啊,谁在背后蛐蛐我?
不过,比抢镜,谁都比不过我冰姐。
冰姐艳压全场。
她被带走的那一刻,这个cos圆满了,直接升华。
小羊肖恩,你乱入了。
感受一下来自先天创业圣体姚润昊的肯定。
小英和下拉如的精神状态,没事哒。
听泉不鉴宝,开始鉴腿了。
你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白玫瑰附体:你们是来cos的,我是来赚钱的。
三折叠,怎么叠都有面。
越来越抽象……
以至于纯素人因为不够抽象,而无法融入大家感到自卑。
妈妈,我再也不玩抽象了……
有人选择不cos,因为往那一站就是穷鬼。不cos而cos,才是真cos,这境界直接上天。
这架势,周树人看了都直摇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干了。
看看这人气,就说喜庆不喜庆?热闹不热闹?
去年,大家就说,这根本不是万圣节,而是万梗节。
去年,就有网友说,为什么大家喜欢万圣节,因为这个节日不为纪念、不为团聚、不为铭记、不为反思,唯一目的就是快乐。
去年,就有大V说,在这时候许多人会比以往更深刻地意识到,一座城市的灵魂永远不是璀璨的霓虹、遍地的高楼大厦,而是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哪怕再辛苦也能苦中作乐、真诚热烈、多元包容、鲜活叛逆的生命力。
去年,我也说过,这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新的文化倾向。年轻人正在制造一个属于大城市年轻人的新节日,一个不中不洋的新节日。他们正在用松弛的姿态,快乐的宗旨,包容的胸怀,百无禁忌的胆量,创造一种新的未来。
可是,今年才发现,无论是上海还是杭州,都没没那么轻松。
我喜欢万圣节的这种氛围,这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它纷繁复杂,又百无禁忌。
请珍惜年轻人过万圣节的热情。
近段时间来,媒体上频频出现“远洋捕捞”这个词。
“远洋捕捞”,指的是司法机关异地抓捕民营企业主、查封外地企业财产的行为。
这一现象,被法律界称为“远洋捕捞”式办案。
“远洋捕捞”与“以刑化债”,被并称为抢劫民营企业财产之“双恶”!
本以为无论是“以刑化债”,还是“远洋捕捞”,都仅仅是特殊情况下的个例。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个例,而是现象。
近日,一份发布时间为2024年4月15日的《广东省情内参》被曝光于公众的视野。
《内参》称,广东省“互联网业态公司遭受异地逐利性执法,生存难以为继”。近年来,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区。仅广州一地2023年以来就有朴朴、壹健康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多为民营企业,且大部分明显带有逐利动机。
广东省的内参表示,河南出动1600多警力搞跨省办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市,对壹健康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远洋捕捞”。本来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可河南的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账户64个,冻结资金7.58亿元。按照壹健康的说法,已有数百名员工接受警方讯问,有数十人被刑拘,数十个账户被限额冻结,数十个账户完全冻结,涉及资金达数亿元,“上市泡汤、企业濒临破产”。
广东省的内参表示,河南出动1600多警力搞跨省办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市,对壹健康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远洋捕捞”。本来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可河南的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账户64个,冻结资金7.58亿元。按照壹健康的说法,已有数百名员工接受警方讯问,有数十人被刑拘,数十个账户被限额冻结,数十个账户完全冻结,涉及资金达数亿元,“上市泡汤、企业濒临破产”。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这是一种打着司法的幌子,行抢劫之实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一起两起,十起二十起,广东或许看在兄弟省份的面子上,咬咬牙忍了。
但上万起事件陆续发生,换了任何省份恐怕都会“婶可忍叔不可忍”了。
毕竟,这样的行为,从小了说严重影响广东的税收和就业,影响了广东企业发展的安全感,往大了说,严重影响了广东省和全国的和谐与稳定。
当恶意肆无忌惮的时候,就不要指望无辜者保持沉默。
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省份来说,同样是如此。
于是,广东方面开始进行反击,出台相应措施,以尽可能保护本地企业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广东省出台的措施,对那些大搞“远洋捕捞”的部门来说,有着一剑封喉的作用。
措施规定,省公安厅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联动机制,规定异地执法如需冻结广东省民企账户,须经省公安厅核准,不能仅凭外省公安机关的一纸公函就轻易跨省冻结民企账户。
对于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涉案财物,在保证侦查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
广东省的这一措施出台后,那些将广东民企当“唐僧肉”,流着口水纷纷跑来广东以“涉嫌犯罪”为由,行“远洋捕捞”之实的有关部门,不敢再放肆了。
在此之前,杭州一家派出所给辖区企业广为张贴「反非法入企办案」布告:
再加上前段时间浙江新湖集团被湖北一县级法院判去百亿元资产,官媒正式反击「远洋捕捞」,浙省的努力,可谓不屈不挠。
更早些的2020年4月份,义乌给异地执法的全国同行写了《办案提醒函》,除普及外贸常识外,还警告如果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将不予支持,并报上级部门:
10月14日,一场关于趋利性执法的防范与治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法律学术、实务界的专家,旨在探讨趋利性执法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危害以及治理建议。
会议探讨的趋利性执法是指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出于对个人或部门利益的追求,采取的违背法律原则和公正原则的执法行为。
这种行为表现为多种形式,如异地抓捕企业或个人以牟取利益,甚至冻结、划转其财产;一些地方和部门则通过下达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导致执法人员为完成指标而过度执法;
此外,还有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随意罚款、查封,甚至威胁企业生存等。
与会法学专家建议,异地执法办案,不是一概不可以,但需要设置提级管辖和共同上级审批制度,并规范对民企高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的权限。同时,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建立主官追责制度,遏制异地趋利性执法乱象。
趋利性执法并非新问题,但在当前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9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强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并提出要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督行为。
10月8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提到,要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坚决禁止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
此外,《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中也有关于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督行为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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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编者按:本文含有涉及抑郁、自杀等内容,请酌情观看。如果你也有相关问题,请联系专业机构。
近期,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局长林圣魁坠楼身亡的消息在中文互联网引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发布文章进行评论,原文遭到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一个局长的坠楼身亡,令人浮想连翩。
在福建省医保局原本的分工中,林圣魁主持福建省医保局全面工作,分管办公室、医药价格和采购处、基金监管处、机关党委(人事处)、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
林圣魁去世后,福建省医保局官方网站删除了林圣魁的信息。机构领导一栏,只有副局长程雪莺的信息。
整个报道中,有价值的信息就是4个字:坠楼身亡。
所谓字越少,事越大,这4个字,也给了公众巨大的猜测空间。
事实上,就在坠楼前一日,即9月29日,林圣魁还参加了医保局举办的朗诵展演活动,观看了干部职工的演出,在活动结束时,林圣魁还和干部职工一起登台合影留念,从当时的状态来看,林圣魁神情欢快,并无异常表现。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撒手人寰。
“坠楼身亡”是对结果的一种客观描述,直白地说,可以是自己跳楼,也可以是被别人暴力推下楼。
上个月,湖南省财政厅女厅长发生意外时,率先报道此事的财新在标题里使用的也是“坠楼身亡”的字眼。
当然,财新的报道里就表明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而福建医保局长坠楼的相关报道中,并无这样的表述。
如果系林圣魁自己跳楼,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他的抑郁症犯了。
有很多官员因抑郁症跳楼的新闻。很多人认为那是“被跳楼”,但是,考虑到我国抑郁症群体非常大,而且非常隐蔽,官员因此而轻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一种可能,是压力过大所致。
但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导致他选择放弃生命,外人无从揣测。
最近,与医保领域相关的一则新闻是,日前,国家医保局派出飞行检查组进驻无锡虹桥医院,检查发现,该院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2228.4万元,其中以勾结中介或以免费体检为名,拉拢诱导参保人员虚假住院,通过伪造医学文书、虚构诊疗服务等,涉嫌欺诈骗取医保基金1179.2万元。
当然,也可能有不为人所知的另外的原因。谁知道呢。
这个世界的剧情,往往会对一个人的想象力构成考验。
不管怎样,还是希望有关于他的后续报道,就像那个坠楼身亡的女财政厅长一样。
因为,他是一名公职人员,尤其是他的医保局长身份,不仅很容易引发公众关注,实现相关信息的披露,也可能是更好地保障公众利益的一种努力。
编者按:本文含有涉及恶性暴力事件等内容,请酌情观看。
2024年9月30日,上海一超市发生恶性伤人事件。该案引发网民震惊。对此,在微信公众号“每日乐评”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就此案进行反思。
文中写道:
这起事件不仅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公共安全和个人极端行为背后原因的深刻反思。
据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发布的通报,这起血案发生在2024年9月30日的晚上21时47分。
当时,松江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称,松汇中路的一家超市内有人持刀伤人。
警方迅速出警,将犯罪嫌疑人林某某(男,37岁)当场抓获,并将受伤人员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然而,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仍有3名伤者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其余伤者则幸运地保住了生命。
通报还透露,林某某因个人经济纠纷,选择来到上海实施这一极端行为。
那么,这位正值壮年的男子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经济纠纷,以至于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据一些非正式渠道的消息称,林某某的遭遇确实令人唏嘘。
他曾在2010年前往杭州工作,并在2012年结识了陈某某,开始在陈某某的工地上从事货架工作。
然而,从2015年开始,陈某某就拖欠了林某某3万多元的工资,尽管林某某多次讨要,但陈某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林某某从2015年一直追讨到今年。
期间,他多次尝试联系陈某某,但对方总是行踪不定。
直到最近,林某某打听到陈某某在上海注册了公司,便满怀希望地乘火车来到上海。
然而,当他到达上海后,却找不到公司的具体注册地址,只能流浪街头,晚上甚至没有钱住店,只能露宿街头。
在9月10日,林某某通过微信再次联系上了陈某某,但对方依然没有还钱的意思。
生活陷入困境的林某某无奈之下卖掉了手机以换取食物。
然而,随着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他最终萌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
在9月30日案发当天,他选择了人流量最大的沃尔玛超市作为行凶地点,手持两把刀实施了这一残忍的行为。
这些说法虽然尚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证实,但已经足以让我们对这起血案背后的原因有了初步的了解。
林某某的遭遇无疑是一个悲剧,他因为讨要工资无果而走上了绝路。
这也暴露出了我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欠薪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引发类似林某某这样的极端行为。
欠薪问题一直是一个顽疾,它涉及到个人、公司甚至政府部门等多个层面。
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原因或许很复杂,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才能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
张庆方律师是中国律师界闻名的“刺头律师”,他在近年来代理的多起刑事和经济诉讼案中,通过检举法官和公诉人行贿受贿等等个人劣迹的“刨坟式辩护”屡屡遭到当局打压。今年5月,他更是直接被海南海口中院法警架出了法庭。近日,有消息指出,张庆方律师已被吊销律师执照。
对此,微信公众号“让悲观者前行”作者刘书庆发布文章讲述他眼中的张庆方律师,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吊证于庆方来说是一件大事,这如同一个武士的刀被收缴了,从此还规定你不准再佩刀行走江湖。
这一年多来,从四川内江案开始,他的辩护仅仅用死磕都难以涵盖了,他实际采用了“超限战”的模式,不再就案论案,而是直接瞄准特定的人,以卓绝的勇气对个体进行“狙杀”,至江西鹰潭吴敏案更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全用上了,贪腐、学历造假,乃至私下犯禁的谈话,都成了他趁手的工具,堪称动物凶猛,他成了现象级的律师,律师江湖到处有他的传说,甚至眼瞅着都火出圈了,朋友赠他“张大刨”这一略带草莽气的雅号,他也顺势笑纳并自陈开创“刨坟派”。
他这种泥沙俱下的打法,如果换一个学历背景不够耀眼的人来做,会被斥为鲁莽不专业,分分钟会被有司搞死,但由一个科班出身的北大刑法学博士来做,配上他痛心疾首又辩才无碍的言说,下意识的各种桀骜不驯的姿势(甚至他的光头都在加成他的这份桀骜不驯),他非但没有显得鲁莽,反倒具有了某种雄姿勃发的英气,加成了他的魅力,他的辩护方式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彰显了某种极度无奈的司法现实。
至于本次他被顶格处罚的真正导火索,即他在钱成案中的辩护,我不便完全挑破,我只有对他和周泽脱帽致敬,不过两人的打法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结果,周泽使用的是套马杆,或者说更像是裹着一层棉布的铁索,而庆方则抽出锋利的长剑直刺而去。
所以某种程度,庆方办案是一种现象不可复制,在他被吊证后,恐怕也没有人再尝试去学他,他的办案方式注定会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照亮这茫茫暗夜。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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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机关食堂的肉臭了,涉事方敢插兜离席吗?敢全程莫名发笑吗?”
云南昆明一学校食堂臭肉事件,已经好多天了。我一直没有评论,是因为整个事件让人绝望。但又觉得有必要写点什么,同样是因为这起事件让人绝望。
是的,对这则新闻,我不是愤怒,而是绝望。
让我感到绝望的,不是学校食堂有“臭肉”,而是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发现有谁表现出来一点点羞愧。是的,一点点都没有。
学生吃了臭肉,他为何能如此淡定的插兜离场?
这位副校长在笑什么?为何能笑得出来?
有视频显示,学校食堂厨房的工作台面上放着满满几大盆肉。一位家长称:“整盆肉都是臭的,我看你们怎么炒给小孩子吃。”
还有视频显示,有家长在质问:“你们的良心呢?”“良心何在?”
家长的愤怒,或许在他们眼里,十分滑稽。而质问一个人良心何在,前提是得有良心这个东西存在。有良心,就会有羞愧心。
判断一个人是否心理正常,有一个关键点是“罪疚感”,也就是羞耻感。像这样的臭肉事件发生,只要是良心还在,或者说,只要是心理还算正常,所有牵涉到臭肉事件中的当事人,即使没有到无脸见人的地步,也总得有一点点羞惭之心,认为是一种耻辱吧?又如何能做到若无其事,淡定从容的插兜离场、抱臂微笑?教育局的官员呢?相关监管部门呢?
两百年前,龚自珍在《明良论》中说,“士皆知有耻,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如果一个国家的读书人没有了廉耻之心,不知道羞耻了,那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耻辱。
无论是插兜离场的董事长,还是那位抱臂微笑的副校长,想来都是读过不少书的,据媒体报道,那位微笑的红衣副校长还曾是当地连续多年的“功勋德育教师”。可是,当学校因为臭肉事件引发舆论谴责时,他们为何还能表现得如此若无其事?
网上有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什么人都可以坏,但有三个地方不能坏:学校、医院、法院。学校坏了,误人子弟;医院坏了,草菅人命;法院坏了,失去公平公正。这三个地方坏了,社会基本就乱了。
而在这三个地方,最不能坏的是学校,因为无论是医院的医生,还是法院的法官,都是学校培养的结果。
善需有心,恶本无根。校园食品安全,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在这一起又一起洞穿底线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又有几个相关责任人,为此真诚道歉过?又有多少人,对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真正的有过羞愧感?
不知耻者,必无耻。校园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屡屡发生?因为他们不知耻!
当面对的是一群毫无廉耻之心的人时,所有的愤怒,所有的谴责,都毫无价值。
云南昆明官渡区长丰学校食堂臭肉事件,终于有了结果:
长丰学校食堂承包商承包商停止经营,被罚578万,被没收违法所得46万元。
学校校长和法定代表人被免职,学校被罚款10万元。
官渡区教育体育局局长、区教育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副局长也被停职检查。
停职,免职,罚款,似乎是大快人心。
但仔细看这个通报,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涉事承包商被罚的578万中,只有10万是针对“经营不合格食品”。
学校经营不合格食品,也只罚了10万元。
校长本来年底就要正常退休,免职的意义也不大。
另外,如家长所说,家长见面会上发笑的副校长,竟然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至于三个官员“停职检查”,也就是一种修辞,自罚三杯都说不上。
而更重要的是,就像《南方都市报》评论的那样,从情况通报的排篇布阵来看,好像独独缺少了一部分至关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孩子们的身体状况。
据顶端新闻,早在今年六月,就有多位学生反映,在学校食堂吃饭会腹泻,家委会反映多次,都被年级主任压下来了。
即使事件被曝光,董事长王杰无视最后问题插兜离席,红衣女副校长全程莫名微笑,态度嚣张而傲慢。
而这一切,在通报里都未体现,没有人要给学校,给家长,给大众一个交代。
事情发酵后,家长怒斥,这样的学校饭堂,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网友狂批,盆里的肉再臭,不如有些人胸腔里跳动的那块肉臭!
人民网热评,一盆臭肉,为何能“熏”倒多名官员?
红星新闻说,臭肉事件校方如此傲慢只会臭上加臭;
昆明市委书记说,要把校园餐办成放心餐良心餐。
可没有人问一句,为啥政府机关食堂,就几乎没听说过有什么臭肉?
其实,问题问出来,答案也就同时出来了,很简单:
政府机关食堂之所以没有臭肉,是因为没有人敢这么做。
想一下,为啥“熏”倒多名官员的,是学校食堂的臭肉,而不是机关食堂的臭肉?
如果是机关食堂的肉臭了,涉事方敢插兜离席吗?敢全程莫名发笑吗?
同样都是人,同样做餐饮,为啥机关食堂工作者就那么有良心?
有人说,这是因为机关食堂不对外承包。
其实是有承包的,有对外承包,机关食堂也不会出现臭肉。
就算出现了臭肉,也不会只罚10万块。
机关食堂没问题,就一定有他没问题的道理。
也许是管理重视程度更高,也许是采购渠道更正规,标准更严格,也许是监管力度更严格,也许是追责更严厉,总之,机关食堂没问题,就说明这些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纸上谈兵,在现实中都能实现。
所以,昆明市委书记也不必表态要把校园餐办成什么放心餐、良心餐,直接办成机关餐就行了。
现成的体系,现成的经验,直接抄作业,多简单。
官员是人民公仆,孩子可是祖国的未来,人民公仆能得到的待遇,没理由祖国的未来得不到。
对吧?
注意到项栋梁,是他的“基本常识”公号。更新频繁,注意信息质量和核实,有时候非常尖锐。
记得有一次他在我公号后台留言,“这个我可不敢写”……大意是这样。其实,我很多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他写的主题,我也不敢。
这就是公号写作者的普遍状态。就像森林中的野兽,凭着直觉感知危险,奔逃——大部分也没什么用。
所以,后来就又看到了他的公号“建设性意见”。这也是很多公号写作者的宿命,不得不多找几个阵地。
新公号明显更谨慎、温和了,而且经常在文章后面附上一段“建设性意见”。既不想放弃说话,不想屈服,又有一点幽默。
项栋梁大学读的是生物,毕业后到南方报业当记者,跑农业口。后来他为了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连续吃了100天转基因。这让他“成名”,也让他真正走上了“公共表达”的道路。
和很多写作者(包括我)不同的是,项栋梁因为是理工科背景,写作风格更趋向“实证”,把科普和时事结合起来,更强调材料和逻辑。
而且,他有着真正的行动力。记得有一次他写某地连续有很多起跳河的,分析到当地年轻人的失业状况,他在公号说,如果有人真的没钱吃饭,可以找他,他管几天的饭(给一点钱点外卖)。
对这样的行动,我发自内心佩服,虽然并不能改变大环境,但是能帮一点是一点仍然是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行动”本身,能够注意他人的痛苦,愿意给予信任。
当然,在当下环境中,坚持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很重要的行动。写作是危险的,也是艰难的,经常受到攻击——而项栋梁看上去还那么健康,旅行,享受美食,这对人实在是一种安慰。
知道他旅行到成都,我请他到书店分享。我们都有两个公号,希望能够交流出一些新的、有意思的想法。
今天在Threads上面看到有帖子说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反映被街道办电话催孕。不知道朋友里面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看了一下,真是既魔幻、又荒诞。
当年搞计划生育,强力推行,给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仅仅是可笑的每月5元、10元。如今想提高生育率,又是靠催、靠逼迫。
为什么不学学海峡对岸发放高额的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托育补助、免费入幼儿园?
为什么不学学太平洋对岸给生孩子家庭6000美元抵税?给首次购房的中低收入家庭2万5千美元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