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了，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

在当下以及未来，这仍将拷问许多人，各行各业的人。首先是直接负责处理事件的职能部门，然后（或者说“同时”）应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的媒体记者。

自2024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采访报道制度。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做好新闻媒体服务引导工作，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

最近读尤瓦尔·赫拉利的《智人之上》，“信息”或许是该书中出现最多的词，赫拉利批判最多的，是“天真的信息观”。

当信息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资源，必然面临权力的垂涎和垄断。

譬如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哪怕只是社会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同样可以被垄断。大众能看到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和越来越多元的媒介，还会取决于权力的意志和恩赐。

垂涎无可厚非，权力本性使然；问题是，如何阻止这种垄断。

打造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罗纳德·里根曾宣告，“极权主义的歌利亚很快就会被微晶片的大卫打倒”“信息就是现代社会的氧气……能够越过顶部装了刺网的高墙，能够飘过通了电、设了各种陷阱的边界。电子束如同微风，仿佛穿越蕾丝一般吹过铁幕”。

然而，里根只看到了信息时代的滔滔河水将如同自然之力一样灌溉每一寸土地，却忽略了河水之源的出口。这演员般的浪漫台词和美好想象，注定过于自信了。里根发布上述自信演讲的时候，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刻。

砖头水泥建筑的物理意义上的墙体是比较容易被推倒的。但赫拉利又提及一种新形态：硅基铁幕。

事实上，仅仅二十年后，奥巴马的观点已经有所反思：“在信息流动方面，我认为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变得越强。”

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新闻的进步或社会进步，有时恰恰相反。赫拉利就举了纳粹德国的例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无疑是当时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当这种先进性落在戈培尔手里，就是巨大的坠落。

如果官方是信息的唯一出口，或者被定义为唯一的权威出口，那这样的信息就可以视作天然不可信的。因为垄断本身，就意味着不客观，就意味单方面的利益。

信息需要“交流”，而不是“直流”。相信唯一来源通道的信息，就是最大的天真信息观。而这种天真信息观泛滥起来，将比“信息匮乏”更为恐怖。

同样的，一家媒体，如果是带着官方交付的任务，而不是按照新闻的逻辑去自主采访，那得出的调查结论也理应被怀疑。

特朗普遇刺事件，是当天是全球头条新闻，CNN、福克斯、ABC、CBS、N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不遗余力地加入报道，人人可参与，而不是特勤局发布一切信息，特勤局只是一个被采访的对象。这种交互印证的信息生态，才能让我们看到一起有血有肉的新闻事件。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当下和未来的权利争取和自由追求，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信息的知情权、发布权和传播权。

最近，中国记协公众号也发文指出，“突发事件应对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信息发布、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网络社会，公众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大幅提升，对虚假信息的容忍度显著降低。”
 
一个同类事件，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够获取多少真实的信息，也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自由的程度。

11年了，最大的变化是不敢再说了。

蝼蚁之命，轻过蝴蝶。

蝼蚁之命，轻过蝴蝶。

珠海驾车撞人事件，对大众心理产生巨大冲击。舆论场如潮声讨凶犯为“禽兽”“恶魔”，不只是对死伤群体的同情，自觉或不自觉的“代入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焦虑的社会情绪。

对于这类犯罪人，著名学者迈克尔·赫·斯通称之为 “和平时期邪恶” 的代表——“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毫无情感，只剩下无法形容的残忍和伤害，以及让我们震惊的邪恶。”

可以揣测的是，对于行凶人烦某而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后，面对终将到来、毫无悬念的极刑，大抵比起默默忍受至老死，似乎更有存在感。

由此便提出一个命题：在制造惨绝人寰的撞人事件之前，凶犯烦某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个体存在？

对此公众是急于知晓的。网上出现樊某“假离婚受骗说”、“司法裁判不公说”等传闻，试图为其无差别杀人报复社会，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当然即便假说成立，也绝不意味可驾车撞人。

究竟是哪些因素，为其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埋下了伏笔？

在社会学上意义上，珠海驾车撞人案已不是单纯的社会治安问题或孤立的犯罪现象，它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折射出，在今天的社会心理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呈畸形走势的暴戾心理。

这一次非常不愿意看到，舆论鼎沸数日、街谈巷议一番之后，随着对烦某的一纸宣判，事件成为过去式而归于平静，而烦某最终成为一个标签化、模糊化、概念化存在。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心理成因是多层次的，犯罪产生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环境，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环境。

个体原因对犯罪的产生也有影响，只不过是在社会因素基础上产生的影响。

从微观社会个体到宏观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来看，烦某实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必定是因为其中某个或几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心理成因，表面上无规律可循，实质上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动机的确立是可以被捕捉到的。

还原一个真实的烦某，破解其犯罪心理结构，将微观层面的个案纳入宏观社会的治理视野，从源头上降低同类事件发生概率，意义自不待言。

极端个案并不能直接反映一个地方的治安状况和文明程度，但是如何对待极端个案，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治理的水准。

11月11日，广东珠海市晚间发生一起特大驾车撞人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之后，新华社发布了习近平的罕见指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11月12日，深圳市公安局反恐怖工作支队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呼吁民众牢记遇到极端驾车冲撞时应采取的“躲、避、掷”三招，也提醒如无必要，尽量不去人群密集聚集区，特别是没有设置车辆隔离带的人群密集区域。

11月14日，微博大V @张宏杰 转载了以上“安全技巧”，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调侃“中国人又学了一项生存技能”、“学不完的经验，堵不完的窟窿”。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的评论：

我是小哲尔：堵不完的窟窿。

三里屯跑叔RunningUncle：中国人的本领又多了一个！

yanbeifei23：要不怎么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中国人每天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安全训练，防止被刀砍、被车撞、被箭射、被下毒、被棍打、被围殴，以及情杀、仇杀、他杀、自杀。黄沙百战穿金甲，久卧病床终成医。

Tonyliu395995：互害社会的生存法则之一。

SonnySu：平安大中华，献忠每一家。

行为旁观者：居然要学这种生存技巧，下次要学什么？

红木一笑：学这个防那个，最后抑郁而亡。

后现代的脚后跟：官方指导标准？真够黑色幽默～

渝悦诗风：食品不安全教我们如何分辨，公共场所不安全让教我们怎么逃窜，对我们也太好了。

fujiwara989：这都出攻略了？看来可以写本书，专门讲如何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肯定畅销。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生死一瞬：危机事件中的生存智慧》。

JamIBrady77893：如果有一位大力士加速开倒车，这是避无可避的。

编者按：这是一名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的经历，也是她18年人生中一次难得的狂欢。她没告诉家人，夜骑5小时，忍着寒冷、饥饿、疲惫，和朋友肆意享受着青春的“Passion”，但几天后，一切都变了。

她的学校发布了“封校”通知，晚上要查寝，要拍照签到，周末也无法离校，身边的室友开始责骂夜骑的人。她也开始反思，当初自己该不该去，陷入了自责、愧疚。

舆论场里不再是“青春真好”，许多媒体、网友开始转向，批评“夜骑开封”。那条通往开封的大道上，非机动车道一度禁止骑行，但仍有人举着写有“自由”的大旗，在黑夜徒步或狂奔。

她所经历的，远不止是一段“夜骑开封”的旅途，更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社会如何在这个时代被影响、被裹挟、被转向的过程。如今，“夜骑开封”正在慢慢降温，而学校日常秩序何时回归，她还不知道。

作者 / 杨聿

编辑 / 芋头

11月1号，星期五，“夜骑开封”爆火一个星期后，我和朋友踏上了郑开大道。

出发前我常在抖音刷到大学生“夜骑开封”的视频，再加上付航喊的“Passion”，看得我热血沸腾，但我并不想去，郑州到开封50公里路，骑行感觉会累死。寝室里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我说：“他们怕不是疯了吧！”班长也去夜骑开封了。

有一天晚上，我对象问我，要不要一起骑去开封，坐火车回。我不想去，他给我打电话说了半天。我问他为啥想去，他说：“因为夜爬嵩山和老君山都没赶上，不想年纪大了之后没有回忆的青春，想夜骑开封疯狂一次，年纪大了之后也不会再留遗憾。”

说完这些，我决定和他一起疯狂一次。我没敢跟家人说，晚上不安全，说了肯定要挨骂。那会儿，学校还没严管夜不归宿，我告诉室友要去夜骑开封，他们也说我疯了。

1、首先困难的不是骑行，而是找车

从郑州出发。杨聿/摄

我们定在11月1号晚上9点在郑州市体育中心地铁口集合。这里离郑开大道近。

那天，我对象提前来我学校，我们买了蛋挞、泡芙、营养快线等，我带了暖宝宝、厚外套。本来不想拿这么多东西，骑车是累赘，又怕路上需要，还是拿着了。

但想准时出发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困难的不是骑行，而是找共享单车。

我们坐地铁到市体育中心时，地铁口的共享单车已经没了，在周围转了20分钟也没找到车，出发时间改到晚上10点。

我们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说只要掏两块钱，就能拉我们到有车的地方。5分钟后到了地方，车是有，但有人用书包、水放在车筐，占了。我们很无奈，一行6人决定分头行动。

有的人甚至去了二七广场、火车站，这两个地方离骑行出发点，坐地铁要1个小时。为了能顺利“夜骑开封”，我们也是拼了。

到了10点，车还没找到，大家还分散了。有人提议去龙子湖。兜兜转转，我俩又回到了龙子湖大学城附近。路上也有漏下的车，但是坏的。

找了半天车，还没出发，人已经累了，我有点烦躁。

最终，我俩回到学校门口，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两辆“小青桔”。扫开的那一刻，我心情瞬间变得激动，此时已经10点半了。其他朋友还在找车，我们在附近没没帮忙找到。

我俩决定先往郑开大道骑，看看沿路能不能找到。路上也有许多找车的，有人问我俩车在哪找的，我说在龙子湖附近，但现在已经没了，建议他们去其他地方。快11点时，其他朋友也找到了车。

从开始找车，到骑上车，我们花了近两个小时。

2 、有人扛旗，有人唱歌

夜骑KF途中。杨聿/摄

晚上11点左右，我们终于骑行在郑开大道上，路上遇到了一波波夜骑去开封的大学生。

刚开始大家都在非机动车道骑，但后来发现深夜机动车道上的车辆并不多，有人骑到了机动车道上。有些人骑得慢，我想超过他们，但非机动车道太挤了，有时我也会走机动车道。我对象提醒我往里骑，外面不安全。

后来我们放慢了速度，我把手机拿出来放着音乐。一路上，许多人一边骑行一边唱歌，红歌、流行歌曲、老歌，各种歌都有。大家似乎没有一丝困意，精神抖擞沿着郑开大道前进。

每到一个距离开封的标示牌，大家都停下来“打卡”。我们经过一个专门设置的骑行驿站，才停下来休息了会。一位女同学请我帮他们拍照，他们有人扛着旗，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此时温度降到了个位数，最开始越骑越热，到后半夜越骑越冷。我担心感冒，把厚外套穿上。路上一波波的骑行队伍喊叫着“Passion”从我身边掠过，大家如此开心、放松、自由。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一周的不开心、烦恼在这一晚全都消失殆尽，青春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11月2号凌晨2点多，我们到了开封与郑州的交界处。一道拱形构筑物上挂着“开封市界”的标识牌，夜骑开封的大学生都停在这拍照。过了交界处，我们继续骑，就看见不远处的开封城墙上亮着一个巨大的蜜雪冰城“雪王”。

穿过城墙，意味着骑行即将结束。我拿出手机拍照记录穿过开封城墙的那一瞬间，感到一路的疲惫、付出都值了。骑到开封博物馆附近，我们换了共享电动车，我锁上了那辆共享单车。

平台显示：骑行总计50公里240分钟，共计16.5元。付完钱，我就和这辆“战车”说再见了。

真应了那句话：800米的体测你生死难料，50公里的开封你说到就到。

3、单车占领开封，学生坐着睡觉

开封市界。杨聿/摄

那会儿天还没有亮，开封必打卡景点万岁山还没开，有朋友说鼓楼有休息的地方，可以先到那暖和一会儿。

到鼓楼时已凌晨5点，手也冻麻木了。当看到鼓楼门前停满共享单车时，我震惊了。两边的商店门前、周边街道都被单车占领。我当时想，第二天早上这些商家看到这番景象会不会一脸懵。

鼓楼门前站着许多打卡拍照的大学生，还有摆摊卖小吃的。经过一晚骑行，大家体力也快到极限了，又累又饿，我问了一家卖灌汤包的，15元一笼，有点贵就没买。

后来又路过一家灌汤包店，店铺没开门，台阶上坐着很多大学生，我俩也坐下了。风吹得我直流鼻涕、手脚冰凉，而且困得不行。有人坐台阶上睡着了，有的直接躺地上，我们也坐着睡了会儿。

醒来后店还没开，天亮了，我们绕着鼓楼转了转，休息会后，就一起去了万岁山。正值周末，里面人山人海，挤得我们走不动一点。

我们在动物园旁的美食街吃了碗凉皮，10元一碗，一口就能吃完，有点贵，而且还没有座位了，是站着吃的。

听说万岁山晚上8点半有打铁花，我们吃完饭，先去看了很多表演，比如：幽默版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等，还有 “王婆说媒”。下午6点，我们就提前排队等看打铁花了。

但人太多了，进场区都挤满了人，我们愣了半天，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半天才能挪一小步，快被挤成了肉饼。有家长怀里抱着的小孩都被吓哭了。挤进去时已经没座位了，在外圈站了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

我感觉快睡着了，骑了一晚，逛了一天，有点扛不住了，实在又饿，于是我们提前离开了，随便在路边找了家灌汤包店。

店里客人并不多，我们买了一笼灌汤包、一碗胡辣汤、一个鸡蛋灌饼，老板拿了两个塑料小碗，专门吃灌汤包用的。我尝了下，味道跟想象的有点差别，并没有一口爆汁。

之后，我们去了开封火车站，站内基本全是大学生，大多是回郑州的。火车上，有人在讨论为啥这么多大学生。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母女，那位母亲对她女儿说：“你看那些哥哥姐姐多厉害啊，骑自行车去开封，我们坐车还得一个小时呢，所以你要多锻炼像哥哥姐姐一样。”

听到这句话，我内心有点自豪，发了一个夜骑开封的朋友圈，文案是“Passion！！！”很多朋友点赞。这时，离我们出发已经过去将近24个小时。

4、10万人夜袭开封，大道堵了

塞满单车的郑开大道。网络图片

母亲知道后，把我怪了一顿。她在抖音上也刷到很多大学生骑行去开封的视频，说你们这群小孩疯了。

我们回来之后，夜骑开封还在继续。开封文旅发布消息，开启景点免费、灌汤包免费，看到这条消息，我后悔去早了，应该晚点去。

回校后，一个在洛阳的朋友发消息问我，去KF后怎么回郑州。他买了11月8号下午的车票，打算从洛阳坐高铁来郑州，晚上夜骑去开封。还有朋友问我在哪找单车，他们也打算去，问我会不会“锁车”？

室友们也想去，问我还去吗，我说不去了，骑不动了。我问室友，刚开始我去时都说我疯了，现在为啥也要去，她说：“谁知道夜骑开封嫩火，天天在抖音上刷到，也想去试试。”

我在网上看到越来越多人加入骑行队伍，有市民、网红，还有其他地方赶来郑州的大学生。令我震惊的是，11月8号（周五）晚上，竟有超过10万人“夜袭”开封。

众多骑行者涌上道路，造成郑开大道多个路段出现严重拥堵。机动车道被占，机动车无法前进，影响了交通，路上出现很多交警、医疗站，许多工作人员一直加班到天亮。开封许多地标性的建筑也被共享单车包围，共享单车调度员每天在开封和郑州间往返。

看到这些消息，我感觉这件事好像变了味儿，和我上次骑行的感觉已经不太一样了，不再是开始所谓的“青春、热血、自由、激情”，变成了盲目跟风、吸引流量，甚至到达了疯狂的地步。

在抖音上，我看到很多“夜骑开封”的新闻、视频，评论区出现了许多谩骂声。

夜骑刚火时，我看大家都很支持，评论都是羡慕大学生的青春自由，还刷到一个80后男人被大学生感染，坐轮椅7小时从郑州滑行到开封，我内心也有点自豪。

但是后来，我刷到过一个自称某老师的博主发视频，批判“夜骑开封”的大学生，文案中写“青春没有售价？河南的麦子明码标价！你爹妈工资就是他们的劳动力价格，明码标价！”

那位“老师”还在评论区说“龙子湖那些都是些什么学校，自己没数吗？跟清华北大学生一样，都是大学生，啊对对对，大学生，三本职业院校也说自己是大学生呢？”

我看到这些话很气愤，我也是专科生，一个老师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歧视大专生，就举报了他的视频。

5、自由过后，封校、挨骂、自责

11月8号晚上，郑州一些大学发出“封校”的通知。这一消息出来，没去骑行在校的大学生天都塌了。本打算和室友一起去夜骑的朋友也收到“封校”通知，他们的夜骑计划只能取消。

第二天，我们学校辅导员也发来通知：由于近期夜骑开封的同学过多，安全得不到保障，为了大家的安全，因此学校采取措施，周六周、日全校学生不得进出校门。

我们看到通知集体“破防”了。那天是周六，室友原本准备出去和朋友玩，她很早起来，化了妆，刚收拾好，就收到通知。我也打算出去逛街，全泡汤了。我们在寝室吐槽着，我们又不出去骑行，凭啥不让出去。

为了防止我们出校，学校实施晚上临时查寝、拍照签到、定位签到，周末还让学生去教室点名。班长点完名，老师开安全班会，之后开始放电影。等到下午6点，班长通知可以去吃饭，我们才去吃饭。吃完回教室再一次点名，之后继续放电影，记得放过《八佰》。班上很少有人在看电影，基本都在低头刷抖音、打游戏，要么聊天，一直到晚上9点才让回寝室。

我和室友们都感觉有些崩溃，在教室看电影还不如回寝室躺着。学校做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学生偷偷出去夜骑，保证学生安全，不过我们都已经拍照、定位签到，为啥还一定要呆在教室。

我们学校网络“校园墙”上很多人开始吐槽，抱怨想出校玩、回家或过生日都出不去。“为什么不去管那些骑行的，把我们这些没去骑行的封在学校干什么？”

周六下午去教室的路上，我也听到很多骂“夜骑开封”的人，一个脾气比较暴的室友也在责骂，听到责骂我一声也不敢吭，毕竟我也去了。

“夜骑开封”这件事在网上发酵得越来越大。后来，郑开大道非机动车道临时封了，开封万岁山客流量也达到上限，但还有许多人选择徒步去开封，越来越疯狂了。

网上很多人发视频倡议“青春要Passion，也更要安全”，单车平台也发“骑行倡议书”呼吁减少此类行为。我开始反思最开始该不该去，如果不去是不是就不会造成这么大影响。

我陷入了自责、愧疚中，一时难以消化。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对象，他对我说：“没必要，（他们）不是因为咱们才去的。咱们那天晚上不也有好多人去嘛，如果把这个责任分担到每个人头上，咱们也没啥责任。不要想那么多，没必要把责任堆到自己头上让自己心里难受。”

他说完后，我想了下，只有我一个人意识到有什么用，只有当所有人意识到扎堆的严重性，想到骑行扎堆的影响，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今天，学校发了最新通知，为了防止我们周六、周日出去，调课到周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网上看到一个新词叫“四无五失人员”。

所谓“四无”指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无房子车子等资产。“五失”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或异常。

据说最近有些社区在统计“四无”人员和“五失”人员。“这些人最大的特征是没有软肋，了无牵挂，是社区的重点关注对象。”

说到软肋，不由得想起前些天，在一个诗人朋友的鼓励下写过一首叫《软肋》的小诗——

那天，在马路上遇见一只甲壳虫

————

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

它穿过峡谷、溪流、阳光斑驳的小道

小心翼翼地避开大型爬行动物如公交车

再小的地名，它也能准确抵达

看着它爬进草丛，我放下心来，也突然有点感伤

面对危险时，它毕竟还有甲壳护体

而我，暴露给这个世界的

全是软肋

是的，这个世界上，谁都是有或曾经有软肋的人。当然，生活也是随时可以去除一个人的软肋的，比如，按照“四无五失人员”的标准，按照男女失衡的比例，若干年后，多出来的数千万光棍也会加入“四无五失人员”行列，够社区工作人员忙的了。

想起了网传上海曾对常住人口开展疑似精神病患者调查，有“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症状的居民将成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线索。揽镜自照，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有成为精神病的潜质？

为了安全，有地方将广场舞也暂时给禁了。

所谓“四无五失人员”当然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在特定情况下走极端的概率会增加。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境遇乃至身份是流动的，兼之基数巨大，排查“四无五失人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昨天的原创文章里，排在第一的留言是——就在这几天，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号开放留言功能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从学校以及周边环境，接受“爱”的教化多？还是“恨”的教化多？

这条留言有一定说服力。我认为，这个社会，一些人之所以充满戾气，本质上，与‘人“的教育的缺失有关。

简单说，就是把人符号化、标签化了。很多人为暴力杀戮叫好，并且理直气壮，是因为，被害者被他们贴上了一个特定标签，比如，他们都知道，一个成年人向孩子行凶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那个孩子是日本人，被贴上了日本孩子的标签，马上觉得这是一种正义之举、英勇之举了。

不久前，微博认证为作家的四川省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在一个微信群里说，杀一个日本小孩，才多大点事？

同理，当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很多人拍手叫好，不同样是因为死难者被他们贴上了美国人的标签吗？

能给外国人贴标签，当然也可以给国人贴标签。这样的悲剧，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发生很多起了。

具体到珠海这起事件来说，据闻凶手的行凶原因，是妻子与某个暴走团的人有染，在他那里，暴走团的成员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抹去的符号。

当一个人被标签化、符号化，被抽离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附着其上的人类基本情感也就消失了。杀害一个人时，世人常有恻隐之心；但是，消灭一个标签、一个符号，一些人心里涌起的可能只有快感。

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我们的社会要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最终还得回归人的本身。熊培云说过这样一句话，符号抵达的地方，也常常是理智崩溃的地方。那么换过来，当贴在他人身上的标签与符号消失，为他人赋予人的基本情感与温度，常识与理智才能在我们的社会回归。

当更多人拥有了良知、理智这样的“软肋”，也就不必为“四无五失人员”绷紧了神经。

出了极端重大恶性案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追责：

为什么没能阻止凶徒作案？如果提前采取了某些措施是不是就能阻止悲剧发生？

然后是亡羊补牢的第二反应：

能不能做点什么来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复盘反思和防微杜渐都是很好的观念，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够帮助我们所在的社会进步完善。但是很遗憾，发生在珠海致数十人遇难的这场恶性案件，其实没有什么简单直接的办法能够预防和避免。恰恰相反，如果为了交差而硬要做点什么，运动式地采取某些措施，反而可能激化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最容易被想到的措施是加强安保、增加安检。很多人把增加安保安检当成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万能良药，但任何安保都是有范围和有限度的。

具体到珠海这座体育场来说，其夜间本身是有保安驻守巡逻的，也设置了防止机动车驶入的关闸。还能怎么加强安保呢？

增加保安人数，到多少是个头？一座能容纳数万人的大型体育场，周边方圆接近1公里，如果要求每1000平米配一名保安，一个班次也得有100名，一天要花多少钱？每1000平一位保安，能不能及时制止得了这样的恶性案件？

枪支可以禁绝，刀具可以管制，菜刀西瓜刀也用铁链锁上吗？现在是越野车行凶，能禁止越野车上路行驶吗？

很痛心，但很遗憾，真的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办法可以预防。

在亡羊补牢的措施里，被提到最多的是及时摸排化解社会矛盾，摸排盯防重点人群，这也是各地发生恶性公共安全案件后的常规动作和标准动作。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项工作怎么做，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在各级街道办、公安部门和信访部门那里，都有一份本辖区“重点人员”的名单。名单上面可能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受到精神冲击的可怜人，可能是利益受到侵害后坚持维权不息的“刺儿头”，也有的是精神状态不正常或价值观扭曲长年无理取闹的“鬼见愁”，还有最多的就是有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

每当政府要举办什么重大会议、庆典活动，需要营造安定祥和社会氛围的时候，这些“重点人员”就会被重点关照一遍。早些年路子比较野的时候，每逢特殊时期都要把那些老上访户“请到”某个招待所住下来。现在一般不这么干了，但是会安排社区网格员和片警逐个清查一遍动向，要求见面确认状态，有的还要口头教育一番叮嘱当事人老实点儿。

你说这么做有用吗？或许是有点用的，清查一遍，威慑一番，也许真能避免短期内出现恶性案件。但是，这些“重点人员”的问题解决了吗？必然是没有的。

上面发通知要求排查隐患化解矛盾的时候，并不会同步拨下一笔用于解决矛盾的专项资金，更何况很多矛盾涉及公平正义的缺位，光用钱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运动式排查一圈，并不能对化解社会矛盾有任何的实际帮助。反而有可能因为部分执行者工作方法不当、态度恶劣、虚假承诺等情况，导致原有潜藏水面之下的社会矛盾被激化升级。

其实你说上头不想彻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让社会治安变得更好一些吗？他们肯定也想的。但是，就是很简单的做不到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

那些看似深入本质，直达根源的解决方法，一旦你了解了它实际的操作方法就会明白，都是一级做给一级看而已。

“重点人员名单”里边清清楚楚，真要想解决矛盾，还用等到现在？

再说了，珠海绝对算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和法治文明排名靠前的城市了，莫非只有珠海存在那些社会矛盾？

一点建设性意见：

为了大家包括你们自己的安全，稍微吐点利益出来吧。

11月11日19时许，广东珠海市体育中心内发生男子驾车撞人事件，已致35人遇难、43人受伤。

事发后，嫌疑男子被警方当场控制，后因自残被送医。官方通报称，嫌犯樊某62岁，初步判断作案动机疑与财产纠纷有关。

网传信息显示，樊某疑生于辽宁锦州，在珠海做生意，其登记住址离事发地仅约一公里。此外，肇事越野车疑为樊某案发前所购新车。对此，笔者联系有关方面求证，暂未获正面回应。

现场亲历者称，当晚有多个徒步队伍在事发地锻炼，一越野车沿着跑道径直冲向人群， 多人被撞身亡。

事发后，当地市民自发献血、献花。据财新网报道，13日凌晨，珠海体育中心西门，悼念死难者的花束下附有一幅手绘的花朵图， 写有“为了再次信赖的纪念”字样。

作者：王晓楠、侥猿、呆呆、柚子

1.幸存者

珠海市体育中心地处香洲区，是珠海市最大的公共体育场所，建于1998年。网上视频显示， 每晚7点至8点，该场所会聚集多支徒步队参与锻炼，另有成百上千市民在此跳舞、打球等。

当晚7点左右，40多岁的珠海市民陈先生到达珠海市体育中心，他是一个徒步队的成员，这个徒步队成立已有六年多，属于市民自发参与的休闲活动。

在体育中心内部的田径场四周跑道上，共有六支徒步队伍，每队有四五十人，年龄从40岁到 70岁不等，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一一退休教师、 房产销售员、打工者、餐饮老板和水果商等。

这些徒步者的家距离体育中心仅几公里，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到这里锻炼。

晚上7点半左右，徒步者们每三人一行，六支队伍依次排开，每队之间相隔十多米，整齐地沿着跑道开始徒步。他们身着红、白、绿、蓝等颜色的队服，周围还有许多健身跳舞的人。

按往常情况，徒步活动应在八点半左右结束。然而，接近八点时，一辆小型越野车突然高速冲入人群，它没有减速，也没有按喇叭，沿着跑道内圈和外圈的中间位置，从后方径直冲向徒步队伍。

在内圈徒步的陈先生突然听到“砰砰砰”几声巨响，“好像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他愣了一下，随即迅速跳向一旁的绿化带，担心车子会返回来撞人，他又爬进了旁边围着铁丝网的围栏里。

反应迅速的陈先生并未受伤，赶紧起身救助队友。他所在的一个队伍中有十多人受伤，“有的脚断了，有的头撞吐血了，看着好恐怖。”

这支队伍还有七八人当场死亡，包括队伍的队长—一她是一名53岁的女性，已从社保局退休，经历过两次离异，有一个女儿。陈先生的一位朋友本来已有两三天未参加徒步，11号这天邀陈先生一同前往，结果不幸被当场撞死。

张女士（化姓）告诉笔者，她所在的徒步队约有20多人，事发时，她突然听到“砰”得一声巨响，一旁的队友们直接被一辆汽车撞飞，“车是从身后开来的，有队友当场身亡。”

事发后约15到20分钟，警方赶到现场，制服了肇事司机。随后救护车、交警、消防赶到，“医生抢救了一个多小时。”陈先生帮忙把一些伤者扶上救护车，伤者被送往珠海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珠海中西医结合医院和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抢救。

11月12日，珠海警方发布通报称，11月11日19时 48分许，珠海市体育中心内发生一起犯罪嫌疑人驾车冲撞锻炼市民的重大恶性案件，致3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3人受伤住院治疗，伤者暂无生命危险。

2.袭击者

据警方通报，嫌犯樊某62岁，离异，初步判断作案动机疑与财产纠纷有关。

警方称，案发当日，樊某驾驶小型越野车闯闸强行进入市体育中心，冲撞正在体育中心内部道路锻炼的市民，驾车逃跑时被赶赴现场的公安民警当场控制。

“公安机关经综合现场勘查、视频监控、证人证言和电子证据等情况，初步查明，案件系樊某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警方表示，公安机关对樊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并依法对樊某予以刑事拘留。

12日，一份疑似为嫌疑男子的电子病历在网上流传。

相关病历显示，11月11日晚10点59分，一位名为樊某秋的62岁男性被送入珠海市人民医院， 收治科室为重症医学科，他的出生地为辽宁锦州古塔区。

病历还记录了他的身体情况——“患者1小时前疑自残致颈部、胸部多处出血，120出车接回我院急诊求治。经我科会诊后拟“1.颈部多处开放性损伤；2.颈部肌肉损伤；3.颈部血管损伤；4.创伤性胸部气管破裂；5.失血性休克’收入我科。患者精神状态一般。”

重症医学科所在的珠海市人民医院（南区）距离珠海市体育中心5.6公里。11月12日20时许， 重症医学科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笔者电话，当被问到是否收治了一位名为樊某秋的患者时，电话被移交给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接听， 对方表示，“患者个人隐私信息不方便透露。”

警情通报的信息则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电子病历记录存在一致性——“案发当日，民警发现樊某在车上持刀自残，立即将其制止并送往医院救治。樊某自残致颈部等部位严重受伤后昏迷，目前仍在救治之中，暂时无法接受公安机关讯问。”

一位珠海本地人表示，事发地为体育中心内部道路，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车辆进入，日常只有健身、散步、跳广场舞、打篮球的人，体育中心之前新修了内部道路，分了骑行和走路两条道，徒步队伍的日常活动很有规范。

据“水瓶纪元”报道，值守保安称，肇事车为一黑色越野车，前一天便停在电子升降杆附近的停车区域。事发当天，樊某驾驶车辆冲毁电子升降杆和铁质栏杆，围绕场地一圈冲撞人群后原路返回逃离，在距离最近的出口大门几百米处被抓捕。针对网络流传信息称车辆为外地牌照，该保安否认并表示，牌照为粤C开头，系本地车牌号。

事发后，一张含有肇事车辆买主信息的截图传出。网传截图显示，涉事越野车疑于11月4日所购，提车日期则为案发前一日，即11月10日。

而该网传截图上所登记的购车人身份信息亦指向一位名为“樊某秋”的62岁辽宁锦州籍男子。

对此，13日上午，笔者致电涉事车辆经销商， 店内销售及售后人员均称不了解相关购车信息。据销售人员介绍，涉事越野车为2024新款车型，最低配售价约为19万。

此外，天眼查显示，“樊某秋”在珠海当地经营一家零售商店，成立于2022年。该商店所登记联系方式亦与购车信息一致。笔者多次拨打该号码，均无法接通。

据上述网传病历，“樊某秋”的现住址为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一小区，离事发体育中心仅一公里左右。公开信息显示，该小区二手房均价为2-3万不等。

陈先生称，他在珠海生活了40多年，从未听说或经历过类似规模的伤人事件。事发后，珠海市香洲区多个小区发布通知称，近期暂停群众性集体聚集活动。13日上午，笔者从其中一小区物业获悉，相关要求系由社区居委会统一发布，附近小区皆有接到类似通知。

当地一社区居委工作人员表示，因珠海市体育中心的撞人事件，故决定暂停大规模聚集活动，具体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航展之后结束再说。”

据媒体报道，第十五届中国航展计划于11月12 日至17日在珠海市举行。珠海市体育中心近日发文称，该中心东门设立了航展专线乘车点， 航展期间，体育中心部分进出口实施临时封闭管控。

这则官方声明写男性犯罪嫌疑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离婚后对其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至少有以下五个问题：

1.过于简单化了犯罪行为的多方面性质。它忽略了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例如心理健康问题、社会压力或可能的暴力史。

2.也可能会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即：男性在感到受挫时有权做出攻击性反应，男性离婚时采取暴力行为是可以理解或预期的。

3.这种表达内含一种微妙对无关者的谴责。

因为着重于嫌疑人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的不满，可能暗示离婚后的法律过程间接导致了悲剧。

它隐含着嫌疑人对财产分割不满可能是“有理由的”或“可以理解的”。

这类叙事风险在于，将部分责任转移到离婚制度或嫌疑人的前妻身上，尽管她与本次犯罪毫无关联。

4.强调离婚和财产纠纷导致暴力行为，可能也会污名化那些有离婚经历的人。

5.从法律角度来看，犯罪行为本身应该被单独认定为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不应该过多地将其与不相关的离婚财产这一民事纠纷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能会模糊焦点，影响对案件的定性和处理，也转移公众和执法部门对该起公共安全犯罪的关注和打击重点。

中国式大家长的矛盾调解：

好了你们都别闹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两边都有错，互相让一步，赶紧和解结案。

民间对这个思路有着更贴切的称呼：

和稀泥

和稀泥的好处当然显而易见，可以很快把事情“解决”掉。一个案子这边从清单上划掉，那边就会同步出现在某个人的绩效表格里，省心又省力。

和稀泥的坏处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就是难免会拖泥带水。如果双方真正的利益冲突没有解决，调解的方案双方都不满意，分辨是非对错的道理没有得到认可，那么矛盾只是说是暂时被压下去，而不是被解决掉了。

在某些时候，遇到某些极端的人，这种被暂时压下去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既伤害当事人，也重创全社会。

其实，有一些人处理纠纷时习惯和稀泥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上头对和稀泥的处理方法设置了硬性指标要求：

今年的和稀泥比例是35%，明年必须提高到40%，五年之内必须超过60%的稀泥率……

这样的指标一定会逼着实际办事的人去强行和稀泥。原本能明辨的是非被搁置了，原本能分割清楚的利益被模糊了，原本能表达清楚的诉求也被摁在肚子里了。作为结果，原本能够被公平公正彻底解决的矛盾，就成了稀泥包裹之后领导看不到的矛盾，并在稀泥之中蛰伏、生长、爆发。

当这种矛盾累积多年后出现剧烈爆发、多点爆发，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时候，如果还是追求及时“化解”矛盾，会不会本身就成了“累积”矛盾的源头？

声明：本文系平日的思考有感而发，不代表对当下热点新闻个案的分析评论，请勿对应细节。

各相关院校一纸禁令，大学生集体骑行被按下暂停键，渐次归于平静。

然而，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不应就此落幕。这些大学生到底在干什么、想什么，社会该有怎样的回应性姿态？

舆论场上的声音见仁见智。各种看法都可以探讨，但我唯独坚决不同意“吃饱撑的”这种简单粗暴论断。

如果用一句最简洁的话来解释这一现象，我概述为：在无意义的人生中寻找意义。

他们以夜骑这种青春的、富有个性的、无羁绊的方式，为群体性的无意识压抑找到一种宣泄。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当前各种矛盾叠加交织，青年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就业、升学、住房、婚姻等人生基本问题，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一代年轻人。这代人内心都在艰难爬坡。

多样化的焦虑渗透青年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复杂的多元表征。焦虑现象成为当代青年对未来发展迷惘的的整体性情感症候。

他们在急剧市场化所形成的阶层分化中，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失落感、无意义感。

个体面对这种结构的强力又表现得无能为力，只能在世俗化生存的挤压中日益萎缩。他们的境遇，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个折叠的面相。

受限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环境，“无意义人生”的话语无法得到广泛的宣示，而是通过“隐蔽地说出”和“集体无意识行动”的组合方式来予以现实。

自发性、无组织性的集体骑行，不过是青年群体在面对理想与现实鸿沟时的另类感性表达。

我们的主流权威媒体，在高分贝讲述青年人养猪、送快递、卖煎饼、补裤裆年赚百万的励志故事之余，可曾以显著性的议程设置，让青年敞开心扉，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将他们对现实无奈的诉说作为一个公共议题展开？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四十多年前，那场关于现实、理想和人生的大讨论——“潘晓讨论”。

那时候，潘晓无比困惑地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青年潘晓发出一代人的精神呼号：“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望和审视“潘晓之惑”时会发现，它所表征的时代虽早已远去，但其所引发的思考以及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的人生价值等问题，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包括高校大学生在内的广大青年。

或许当今青年人所面临的现实，比潘晓那个年代更加严刻。“潘晓之问”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全社会对“潘晓之问”给予了充分理解和宽容。

胡乔木公开表示说，“青年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

他还说，“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 。

当年《中国青年》刊登《潘晓同志来信》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

围绕那一代青年的失落和困惑展开的“潘晓讨论”，让个人性的青年话语登上了历史舞台，被称为“一代人的精神初恋”。

“潘晓问题’”大讨论的作用，决不是潘晓及其共鸣者在讨论中道出了什么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使年轻人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从此有了正确的校准和参照。

它的作用在于：讨论的组织者创设了一定的条件，使青年得以向社会倾诉自己人生的迷惘、困惑，说出了以往想说不能说的心里话，说出了与主流社会话语、传统话语不同的观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打开了青年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全方位的深刻嬗变的闸门。

我并非认为，集体骑行是被焦虑迷惘裹挟的年轻人应该效仿的行为方式和策略。

想说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能否建设性地面对一个紧迫议题：以一种既怀抱广阔又体贴幽微的柔韧之思，包括对各种强持、自许的戒惧之心，去观照精神和心灵沉郁顿挫的年轻人，以接通他们的苦恼与欢欣，尽可能满足他们身心的安顿感和生命的意义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集体骑行一禁了之，莫如来一场当代版“潘晓讨论”。

后续：澎湃新闻｜广东珠海体育中心发生撞人事件：事发跑道上，肇事司机逃逸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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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爸我妈都在场，我爸正在内圈的跑道跑步，车是绕着跑道外圈，开了一两圈， 无差别的集中撞向所有人，他看到车撞向人群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徒步队的音响声音很大，后面的人在尖叫，前面的人听不到，所以都没逃掉。我想受伤的人肯定大于几百人，除了身体受伤的，在场目睹一切的那些人肯定都会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我爸跑过去的时候，我妈已经倒在地上了，还有一只鞋子找不到了，那时候我妈呼吸微弱，我爸给她做人工呼吸，她还有一些微弱的回应，当时我爸以为她只是被撞到了头，和一些骨折。我在网上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十点，我赶紧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没有接，因为我爸晚上去跑步一般不带手机，十点那么晚了我爸还没接电话，我就开始担心他们出事了，我打给我妈，我爸接了，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照顾我妈了，我爸跟我说没什么事，让我不要担心，说过两天再回去也行。

但是网上流传的视频实在是让我放心不下，所以我当晚凌晨两点多到达了珠海。回去的路上我爸跟我说，让我直接回家，去了医院也没用，人在ICU里面，我们进不去。我爸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带我来了医院，ICU门口是另一个女孩在哭泣，她的妈妈昨晚也被撞了，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顺便一提，那个女孩说她今天跟单位请假，公司的人都不知道昨晚珠海发生了什么。

我爸说，昨晚他们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乱成一团， 等了两三个小时才开始治疗，一开始我妈还能说几句话，后面因为血压下降，医生把她的头全剃了，签了病危通知书，推进了ICU。

今天一整天都是在等，中途推去做CT的时候，我终于见到她了，我看到她躺在病床上，光头，戴着呼吸罩，头上肿了一个大包，手是肿的发白的， 其他地方遮住了我看不到，事故前一天她还发朋友圈去横琴花海玩，还发了好看的自拍，仅仅一天时间，就变成了这样。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等到下午，医生把家属叫进房间里，头内部损伤， 内脏损伤，腹部积血（应该大概是这样，我听不懂医生说的话，也看不懂电脑上的图片。）还有全身多处骨折。医生询问我爸，做了手术也不会醒过来，是否做手术，不做手术今晚就会去世，做了手术中途可能去世，如果做成功了是以植物人的状态多撑几天。医生的意思其实就是没得救了，但是你要是想做手术也可以试一试。而且是同时做两台手术，做完腹部的，立马做脑部的，医生说他们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大舅在这种心痛时刻还要黑色幽默一下，他说，做吧，就当为医学做贡献了，给你们增添实操案例。但是没有人笑，我已经站在后面静悄悄的被眼泪淹没。

事件发生十几个小时了，没有警察，也没有媒体跟进受害者后续，没有统计伤亡数据，网上能搜到的相关新闻也寥寥无几，（也可能是我太心急了，我急于想要知道结果）。

下午的时候，有三个自称街道工作小组的三位女士，下午的时候，有三个自称街道工作小组的三位女士来医院找我爸了解情况，她们说可以反应需求给她们。她们很温柔的陪我爸聊天，试图带给他一些安慰。手术的时候，她们也一直陪着我们一起等。我很感谢她们的善良。

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爸对着床上昏迷的她喊了她的名字，让她坚强一点。

我听到我爸一次又一次的去厕所擤鼻涕掩饰他的眼泪。我怕看到他的眼泪，我尽量不去看他，我也知道他在用尽全力憋着不哭。我知道他的心已经塌了，但是他还在竭尽全力的接听所有电话，平静稳重的回复所有关心我妈的人。我不知道我爸以后怎么办。

无法预测手术需要多长时间，现在还在等待手术过程中。

还有几点，网上流传的关于“暴走团”这个叫法， 我觉得很不礼貌，这次的受害者们，他们大多数是已退休的中老年人，40-65岁这个区间。他们只是在自己的退休生活里，在体育中心的合理区域，合理时间，进行自己的锻炼而已。遇到这种事只会说风凉话的都是傻逼，迟早遭报应。

最后，感谢一下昨晚献血的所有人，谢谢你们凌晨大半夜还去排队献血，我觉得你们很无私很善良你们一定会好有人好报的。

CDT编者按：本文包含令人不适的图片。

后续：澎湃新闻｜广东珠海体育中心发生撞人事件：事发跑道上，肇事司机逃逸被抓

2024年11月11日，据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局通报，当晚7时48分许，一辆小汽车在珠海市体育中心撞倒多名行人后逃逸，肇事司机樊某，62岁，已被警方控制。当晚7点左右，40多岁的珠海市民陈先生到达珠海市体育中心，他是一个徒步队的成员。这个徒步队成立已有六年多，属于市民自发参与的休闲活动在体育中心的一个标准400米田径场跑道上，共有六支徒步队伍，每队有四五十人，年龄从40岁到70岁不等，成员来自名行各业–有退休教师、房产销售员、打工者、餐饮业从业者和水果商等。这些徒步者的家距离体育中心仅几公里，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到这里锻炼。

晚上7点半左右，三百多名市民排成一排每三人一行，六支队伍依次排开，每队之间相隔十多米，整齐地沿着跑道开始徒步。他们身着红、白、绿、蓝等颜色的队服，周围还有许多健身跳舞的人。

按往常情况，徒步活动应在八点半左右结束。然而，接近八点时，一辆白色吉普车突然高速冲入人群，它没有减速，也没有按喇叭，沿着跑道内圈和外圈的中间位置，从后方径直冲向徒步队伍。在内圈徒步的陈先生突然听到“砰砰砰”几声巨响，“好像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他愣了一下，随即迅速跳向一旁的绿化带，担心车子会返回来撞人，又爬进了旁边围着铁丝网的围栏里。反应迅速的陈先生并未受伤，赶紧起身救助队友。

他所在的队伍中有十多人受伤，“有的脚断了，有的头撞吐血了，看着好恐怖。队伍还有七八人当场死亡，包括队伍的队长–她是一名53岁的女性，已从社保局退休，经历过两次离异，有一个女儿。陈先生的一位朋友本来已有两三天未参加徒步，11号这天邀陈先生一同前往，结果被当场撞死。

事发后约15到20分钟，警方赶到现场，制服了肇事司机。救护车起初只来了两三辆，医生就地抢救，现场伤员太多，救不过来。11月12日，珠海航展将在距珠海体育中心约38公里的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陈先生表示，“很多救护车、消防车都派到那边去了。后来救护车逐渐增加，交警、特警、消防赶到现场，医生抢救了一个多小时，陈先生帮忙把一些伤者扶上救护车，伤者被送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人民医院抢救。晚上10点多，现场人员被要求离开陈先生也往家走，到家时已是11点左右一些伤者仍在抢救中。

公开资料显示，珠海市体育中心是珠海市最大的公共体育场所，建于1998年10月位于珠海新香洲红山路，它不仅能承办大型国际国内体育赛事，还可用于大型文化娱乐活动。陈先生表示，周末时有很多小孩在那里活动，“幸亏今天礼拜一，小孩上学了，没跑到体育中心那边。”

陈先生在珠海生活了40多年，从未听说或经历过类似的伤人事件。他说，车子撞向人群时，未听到肇事司机说什么话。晚上11点左右，电话那头的他仍然心有余悸，“你不知道是不是恐怖分子这样故意扫，跑到人多的地方杀，那就没办法了。

11月8号下午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加上此前的4万亿和2万亿，有些媒体欢称放水12万亿，市场一片欢腾。

4万亿是2023年末发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势严峻，于是此前已审议通过，将在未来五年累计增加4万亿元地方债限额用于替换隐债。

2万亿是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暂时不强制要求2028年前替换完毕，仍按原合同偿还。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虽然2018年《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但中央也知道你们没听话，为了GDP和卖地，实际上还是还是用了城投公司举债去摊大饼搞。

现在你们还不上了，中央也知道。

你们现在很着急，这个，中央也知道。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规定化解隐性债务的最晚时间是2028年底，你要被考核。

于是尊重现实情况，不要求你们在2028年底前替换完毕，继续记在城投账上往后腾挪吧。

小结一下：

第一，10万亿（6+4）是允许地方多借点。就像老爸给儿子的信用卡额度是一年5万元，结果儿子各种花钱，欠了一屁股债，还不上了。于是老爸同意把额度提升到7万元，其中每年新增的2万元是专门用于借新还旧。

第二，2万亿是晚点还，儿子欠了很多钱，本来计划是2028年前全部还完。但考虑到你欠债太多，其中一部分还不完也没关系吧。比如有5000块钱是因为给爷爷奶奶过生日欠的，念你一片孝心，既然还不上不逼你了，那就继续往后拖着吧。

看出问题了吗，同志们？债务约束是什么？

债务约束呢？难道没有债务约束吗？嗯，经济学上确实没有，只有行政上有，债务约束是老爸。

如果中央不限制，地方可以继续借！大家就是默认你是王思聪，肯定还得上。哪怕像那个六盘水的李再勇，大家还记得吧？任职三年，六盘水新增债务1500亿。

而李再勇开始任职六盘水市委书记的2013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4亿元，当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19亿元。就这么个财力怎么能把钱借到1500亿的？因为大家就是当李再勇是王思聪啊。

因为六盘水的老爸是贵州，贵州的老爸是中国。哪有中国还不上的？

所以，在正常市场秩序下，原本借贷主体经还款能力测试和风控评估，达到80分以上才能借到钱。但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和地方城投，40分以下都照样还能借到钱（大概这个意思，不是定量计算）。

你看，六盘水照借不误。

鉴于大家一致认可政府是不会倒闭的，所以，我国的地方政府还款能力实际上不是一个市场公允判断问题，是一个行政管理问题，只能通过法规用一定逻辑为地方政府设定债务限额（《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所谓新增限额的10万亿（6+4），当然不是中央给了地方10万亿，而是中央允许地方继续多借钱。这当然更不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再还10万亿的能力。

众所周知，银行借贷是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资金会流向资源配置效益高的地方。资源配置效益高本质是社会需求高、消费者需求旺盛。如果40分以下都照样还能借到钱，那么它意味着两种可能：

1、资金配置被扭曲了，需要钱的合格借款人可能没有拿到钱，钱都给了次级贷款人；

2、40分左右不及格的贷款人都能借到钱，说明没啥合格借款人了。

上面两种情形都很糟糕。而且，次级贷款人的风险是很高的，你让他借新还旧，最大的可能性是不但旧的没还，新的又乱花了。

2018年至今，我国化债四轮，显性债务从18万亿增长至2024年的44万亿，隐性债务从估计的20—40万亿之间增长至40—60万亿之间（不同研究机构有不同估算值，纳入国务院监测的数据是14.3万亿）。

所以，10万亿的结局大概率一样。原计划用于借新还旧的额度，地方政府大可能不会还旧，而是用于投资拉动增长，借来的新债会注入地方城投，按1：4或者1：5的比例扩大融资，带动无效投资继续增长。

事实上对于我们的经济运行，越是市场低沉，资金的配置功能就越低效和错配。

当然，每一轮财政投资都会拉动增长，但他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依赖于全民的有效劳动，依赖于有效劳动满足民众的有效需求。地方政府新借来的钱可以去收购很多保障房，继续去搞产业园，去搞片区开发和基础设施，去反映到GDP的数据上，但这些动作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

因为，人们用不上。

当然，12万亿最终会流动到全社会，但其中大部分会留在地方政府、央企、地方城投等主体内，以拉增长为目的按原有逻辑（土地-基建工程）低效运转。

一些与政府基建业务相关的人群会比全社会更早和更多的拿到钱，这部分人会从中获益，溢出部分消费力。但更广大的人群其实拿不到钱，因为他们承接货币的路径只有工资。所以，直接发钱是缩小贫富差距（同样100元总是对越穷的人价值越大），而财政扩张总是会扩大贫富差距。

1998-2004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规模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富快速分化。

所以，你放心，由于不是“共同富裕”，楼市和股市涨不起来。

到目前的状况，把资金投入有效基建是很大的挑战，从各地拼经济保增长慌不择路的态势来看，大概率会继续助推无效基建和隐性债务的继续扩张。

集中花钱天然存在浪费和无效投资倾向，当然没有分散花钱高效。目前的状态，越是让钱能直接进入群众口袋的越是利于增加保障、改善预期，而且是花小钱、办大事。比如能不能推动实施12年制义务教育，比如能不能增加生育福利。这些政策对改善民众预期和现实困难功效极大，但花费却不到12万亿的十分之一。

有人就一直提议直接把钱补给新生的孩子，其实这是个好主意。

郑州四名女大学生，一时兴起夜骑开封，竟引得当地20万年轻人群起效仿。

其他一些省会城市的大学生也掀起夜骑潮。原本的即兴之举，成了一场集体行为艺术。

最初开封和郑州文旅部门与骑行学生积极互动，当地交警也积极予以保障。随后不久，事情发生微妙变化。

郑州、太原、西安等地院校陆续发文禁止跨地骑行；三大单车平台采取相应限制用车措施；河南媒体连续发布多条评论文章给“夜骑”热降温。

“夜骑开封被按下暂停键”等相关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首位，引发网民热议。

这些年轻人怎么了？该如何看待扎堆骑行现象？

这场青年集体行为艺术，表现为一种自发性、不稳定性、无组织性。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指出，集体心态并不是个人心态的简单集合，而是由集体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所构成。

这种集体心态源自体验，发于经验，经由互动，也通过信息的交互而嬗变流转。

这一代大学生面对的，是就业率跌至谷底，考研考公竞争激烈，对未来不确定性程度空前增加。

想卷卷不动、想躺躺不平。吃过了时代红利的过来人，却以“何不食肉糜”的姿态，轻易给他们贴上“不思进取”的标签。

常态世界的简单化和单一化，掩盖了社会样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常态世界建构和定义的背后，充斥着隐秘的行为规训。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一旦有某种形式的时机出现，就能造成群体性情绪的释放。

他们以夜骑这种青春的、富有个性的、无羁绊的方式，为群体性的无意识压抑，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

自由舒展是人的本能需求。从总体性的遮蔽和观念性的贬抑中挣脱出来，让自己获得别样的心理濡养，至少能体味到“我能换个活法”的感受。

我不赞同一些人所谓的“乌合之众说”、“整齐划一审美说”。它隐喻的现实背景，恰恰是社会结构缺乏弹性、过于刚性。

正因为如此，骑行迎合了无数年轻人内在的渴求：在压力爆棚的困苦、焦虑中，需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进行纾解。

几乎所有的集体行动，都会被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审视、分析和处置。

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集体骑行，说到底不过以一种“有限的叛逆”，进行一场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张扬，是长时间积淀形成的紧绷心理的短暂自我调节。

一禁了之很容易。怎样建设一种弹性社会，让处在系统性困境之下的社会成员得到宣泄？

这才是面对扎堆骑行现象，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命题。

行文至此，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首很有名的诗，题目好像是《妈妈，你就让我跳吧》，这个年轻人要摆脱束缚，想“跳一曲优美的华尔兹”。

如今面对这些夜骑大学生，在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不妨就让他们骑吧，我们作为旁观者应当脱敏。

开局一张图。

郑州数万大学生组团夜骑开封的盛况，引起了全网的关注，曾经的汴梁古城希望借此流量热度火一把，没想到这么几天就凉下去了。

继多所学校发文委婉劝阻、交管部门发布禁行公告后，河南一学校来了个猛操作，推出让人记忆犹新的“临时出门证”管理制度。

所有学生非必要不得离校，因紧急特殊原因确需离校的须申请经批准后持临时出门证才能走出校门。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相信大家也都有似曾相识之感。

本着“都是为学生好的原则”，结果来了个近于“一刀切”的“封门制度”。

其实，对于最近热起来的组团夜骑，网上也吵得不可开交。

有支持者认为，青春没有售价，这是大学生激昂青春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学习压力的一种释放。

还有人调侃，这是河南大学生关于“消费降级”的一种社会实践，从青春没有售价直飞海南三亚，到青春没有售价铁锭直到拉萨，再到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拿下，这是多么生动的“消费降级”社会实践课。

也有反对者认为，这种组团夜骑，纯粹是给社会添乱，给交通添堵。

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大学生“特种兵式穿越骑行”，不仅增加了人生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文旅经济，这是积极的一面。

当然，大规模人员集结，跨城骑行，还有占道现象，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应该正视，也支持有关各方的正向引导。

但是，照搬以往“一封了之”的管控思路，就值得商榷了。

说的是“都是为你好”，潜台词则是“老老实实都得听我的”。

一边是相关部门开绿灯积极“揽客”，一边是交管部门多方位“拒客”，一边是学校明令禁止“截客”，南辕北辙的操作，很是让人费解。

再看这临时出门证制度，说来或许只是学校新管理方式的一个小举措，但若是追忆往事往深了想，那可真就不敢想了。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193期：“万梗节”无法被禁止，它不在巨鹿路，就在其他路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4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件，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1月2日—9日 这一周。

前段时间备受广大网民关注的姜萍事件终于真相大白。11月3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宣布获奖名单正式发布，其中姜萍并未获奖。通报还称，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学生提供指导，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而这其实也间接承认了“17岁天才少女姜萍逆袭事件”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造假闹剧，站在前台的姜萍，因配合了老师演出，深陷撕裂且对立的舆论洪流。

据悉，由于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初赛并无监考，那么替考就会变得非常容易。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闰秋先完成了一轮考试，在已知考题的情况下，后又顶替学生姜萍再度参考，完成初赛。最终，在王闰秋的作弊操作下，姜萍以93分的成绩名列全球第12位，成为前30名中唯一的女生，以及赛事举办以来首位进入决赛的中专在读生，这一“奇迹”自然也引来诸多关注。最终，在各媒体的轮番热炒下，让姜萍事件成为了本年度最热新闻事件之一。

有网友对于这起舞弊事件提出了三大追问。首先是阿里达摩院为何没有对考试结果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便公布入围名单，未曾对姜萍的数学水平进行必要的验证，反而派摄制团队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制作了宣传视频。之后，央视新闻等多家官媒也集体下场，力赞姜萍，将故事进一步渲染成了中专少女自学成才力压名校学霸的传奇逆袭。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网上开始出现了各种质疑声音，但达摩院始终未公布有关调查结果，直至一份精心措辞的公关文书发布。

其次在闹剧收场前，竟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挖出了背后真相。官方媒体仅仅只是负责宣传造势，而其它多数媒体则选择了参与这场病毒式的传播，并未参与到生产事实、厘清真相之中。整个社会被迫陷入了一种“无真相”状态，舆论和注意力被不断拉扯，各类互相冲突的信息层出不穷，最后往往是一地鸡毛。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例如，网友西坡便询问道“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呢？如果王闰秋是主谋，那学校对他‘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最后当地政府疑似深度介入了姜萍事件，连同学校一同构建了全方位的信息封锁网。以保护的名义，将所有可能知晓实际情况的当事人都纳入了屏蔽层，彻底阻碍了信息核查。以至于有记者来到姜萍老家之后，发现早已人去楼空。而涟水中专也是大门紧闭，严格拒绝了每个想要来找寻更多故事细节的人。但与此同时，当地文旅部门趁势展开了高调宣传，推出诸如“涟水不大，盛产学霸”、“淮安不大，创造神话”等标语，人为推高了这座苏北小城的网络热度。

有网友感慨，姜萍事件本是个励志的寒门逆袭故事，但最终却被证明是场精心设计的巨大骗局，戏耍了全国人民数月。这或许揭示了，“诚信缺失、真相不明、立场泛滥”才是这个不正常社会的常态，阿里这种“洋为中用”的赛制，暂时还是有些水土不服。如今，回顾央视新闻当初对于姜萍的采访，她的那句“自己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做题，平时做的作业扫一眼就觉得没有什么做的价值”显得相当轻狂，甚至可以说演技十足。但为何这些在场的主流媒体会出现如此之大的报道失误呢？它们是否已经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新闻生产能力？

仅仅在四天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有了答案。由中宣部批准常设的“中国新闻奖”第34届评选结果揭晓，其中新华社消息《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获得特别奖，且位居首位。而四个特别奖中有三个都与习近平有关。有网友调侃称，自己的第一反应还以为这是条别有用心的洋葱新闻，但可悲可鄙的现实还是证明了我国新闻已死，只剩笑话。讽刺的是，同样是造假，普通人与领袖的所面对待遇截然不同。当姜萍事件真相大白后，网络上的各种尖锐的批评和诅咒，官媒对于不实报道的心虚自删，并不罕见。可是当习近平全票当选后，这种公然的行骗与欺诈却堂而皇之的存在着，不断重复着这个荒腔走板的世界级玩笑，最后还获得了每年一评的中国新闻界权威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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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人随笔｜你们把学校当什么了？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父母的软肋，但正因如此，总有人拿着刀子，对着你的软肋不停地戳。因为他们年纪尚小，又天然地对学校、对老师有着畏惧心理，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能听之任之。于是，他们压榨学校，学校压迫老师，老师压迫学生，学生再要求家长，环环相扣，万无一失。可悲，可叹。

一周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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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博主飞象网项立刚发文说：强大的中国需要一战证明自己。完全无法想象，这疯子一样的家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拥趸。难道真有无数的人认为，我们需要靠战争去证明一下自己吗？劣币驱逐良币，长期以来对拥有正常思维的人动辄封号禁言，导致网上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这类无底线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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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苑南街道办擅抓百姓“软肋”，作为一类官场“亚文化”，虽然摆不上台面，却能渗透并形成集体无意识，逐渐演化为一种行政潜规则。放刁耍赖之徒混入重要领域的管理层面，控制这种文化从基层社会逆流向上，一个地域势必渐失正派价值，基层权力微循环必然不畅甚至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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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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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一段发言，我觉得很有价值，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当经济面临很大压力、短期内有可能快速下滑时，采取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刺激都会有代价，并且采取刺激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刺激达到经济向好的目的，而是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 倪刃｜被滥用的“内卷”一词，本意早已被扭曲

“内卷”这个词被滥用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文网络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喜欢用流行语来消解和简化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反智的倾向。原来在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一个严肃词汇，变成了定义模糊的大众流行语，从而导致那些学术成果被幼稚化和忘记……

一周故事：

• 南方周末｜她们想知道，究竟是谁在生二孩？

这些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各种各样——恐惧“失独”、“希望孩子有个陪伴”和“避孕失败”是她们最常提及的。让沈洋惊异的是，“过去看西方的文献，那些愿意生二孩的女性可能是由于丈夫参与更多，但是我做了访谈之后发现，爸爸参与育儿的比例普遍偏低……

• 星球商业评论｜捕鱼也别用绝户网

这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发布者叫朱厂长二手车，说的是他上班期间，来了一位湖北十堰的朋友。这位身穿便衣的朋友，只身一人来到厂长店里，自称是湖北十堰东岳分局的警察叔叔。在没有皮肤，没有本地叔叔陪同，没有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出示了工作证件之后，要和朱厂长找个地方：谈一谈。

• 看客inSight｜熬过漫长的规培期，护士想去看心理医生

今年5月，“全国护士缺口接近400万”的词条登顶热搜，许多人因此才意识到，这个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岗位，人员流失如此严重。依据2023年底的数据，目前全国注册护士总量约563万人，这意味着每1000个人里只有4名护士。

• 凤凰网｜真实世界里的逝者沙白：对话沙白父亲、朋友、前同事、学生、邻居

“我觉得她足够勇敢了，不管是治疗二十年，还是安乐死的决定，她觉得这是给自己的交代就足够了。后续我刷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比较惊讶吧，我不认同所谓贩卖人体器官等各种观点，但我也不想攻击谁，大概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所以才戾气很重。”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说，互联网上传播的二次加工后的“沙白”，成了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1

万万没想到，这年头，老师也成了一种高危职业。

11月3日，四川南充。

一名家长忧心忡忡地向记者反映了件最近困扰的事：

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又开始缴纳了，他今年原本不打算给孩子交，但孩子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催缴，还声称没买的学生要被停课，学校还要给家长开会。

“你不买，天天群里催！小孩都被区别对待了，不买不行啊。”

这位家长提供了该班主任在群内的微信截图，班主任在群内要求“马上给孩子买了，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给没买的开家长会”。

这一做法引发了家长们的不满，有家长反问到：

这不是自愿缴纳的吗？为什么又要强制执行？

面对家长们的诘问，班主任老师连连解释：

“没办法，这是学校安排的，学校说是教育局安排的，教育局说是上面安排的……学校以停课相威胁。”

这个说法，让无数家长纳闷且气愤：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什么时候，连催缴医保都跟学校挂钩了？

那么这件事，背后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

记者联系了当地教体局，教体局工作人员直接表示学校做法是错误的，医保是自愿的，将进行调查。

他们还表示：没有向学校下达过医保的任务指标。

诶？那这个事就不是教体局的责任。

记者又连线了当地的街道办、医保局，他们都表示，医保是自愿购买原则，否认向学校下派任务。

对于学生因此被停课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得，问了一圈，都是否认三连。

难不成是老师自己强制要求学生缴纳医保？

而且这件事，班主任催缴了，对她有任何好处吗？

11月5日，教体局又出来回应了：

是班主任发布的信息言辞不当、语意不明，没有强制，没有停课。

其中的深意，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了，我就不扒开写了，你懂的。

而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激烈的情绪。

很多人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

“这哪是生孩子，这是生人质！”

“只要不生就没有软肋。”

“终究还是孩子的钱好挣！你们不买他们父母的高额退休金哪来？”

这件事，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愤怒？

说白了，大家反感的并不是买医保这件事本身，而是用孩子做软肋去拿捏家长干这干那的行为。

今天是买医保，明天又可以是别的事，一旦开了个头，以后无论什么事都会要找学校，找老师，通过拿捏孩子，给家长施压。

这样下去，老师到底是教书的，还是来施压的？

教育的边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践踏，怪不得有人说，现在可能只有殡仪馆不找班主任下达通知了。

什么行政命令都要求学校和老师来执行，动辄就拿孩子来威胁。

孩子这个“软肋”真的是被有些人用得够够的了。

2

这件事并不是孤例。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离谱的新闻。

江苏某县的一名高三班主任就在网上吐槽：

她称这段时间县某局发布了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

她已经再三强调并把该精神传达给学生和家长。

可这样还不够，上级还要求每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天必须要督促各位家长在骑电瓶车的时候带头盔，并且要统计全班学生上下学方式。

如果发现有家长和学生在上学或放学途中不戴头盔的，她将会被学校通报批评。

也就是说：家长不戴头盔，受到通报批评的却是老师。

本以为这个政策已经够让人难以置信了，但事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魔幻。

有网友晒出了他孩子学校的通知。

有三个家长和学生没有佩戴好头盔，而这，本是有关部门应该管的事，到最后却变成了，学校、孩子和家长的事情。

更让人感觉魔幻的是，家长如果被处罚，孩子在期末评优的时候将会受到影响。

真的是离了大谱！

我忘记戴头盔，该怎么罚怎么罚，我半句怨言都没有。

但这关老师和孩子什么事？

用孩子拿捏我们做家长的？

虽然骑车戴头盔是一件正确的事，也确实应该戴头盔，但他们这样做就让人心里不舒服，仿佛送孩子去学校，就是被他们拿来当人质。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涉及到孩子，做家长的就会束手无策。任由别人搓扁揉捏，也无可奈何。

这样类似的事件实在不胜枚举。

2022年，某学校流传出一张图片。

国家反诈APP也进校园了，要求学校和班主任动员家长安装。

这出发点本是好的，如果只是要班主任动员也就罢了，然而，在通知的最后，依然给老师们下了个“软钉子”。

6月底前区暗访组将分校分班对安装情况进行抽查，请务必100%安装。

谁安装了，谁没有安装，没有安装怎么处罚，摊到老师头上，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任务了。

还有广东一些小学的家长接到学校发给家长的“一封信”。

信里的内容却无关任何教育的内容，而是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推广ETC。

内容一出，很多家长既茫然又愤慨：

ETC跟学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每个家长必须完成任务？

本来我们可以硬气地回答：装不装是我的自由。但这事一旦经过了学校，性质就变了味。

很多家长担心不安装老师完不成任务，孩子要被穿小鞋，即使不情愿，也还是给足了老师的面子，配合老师的工作。

这里面最气愤的就是，很多学校总是包装成“遵循自愿原则”，但家长若是没有安装，就又要孩子回去催促家长办理，总之就是要达到目的。

所以，请问这还是“自愿”吗？保险推销员都没这么难缠。

这些杂七杂八的任务，不仅家长反感至极，老师也是苦不堪言。

很多老师吐槽：

现在的任务最主要的不是备课教学，而是应付各种检查，督查，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和打卡……

消防，禁毒，扶贫……这些行政上的科普任务也就罢了，但有些地方甚至要求老师监督学生家长是否给爱宠打狂犬疫苗，要老师发链接到家长群里各种点赞，投票……

一天天各种任务摊派下来，耗费了老师大部分的时间，上课和教书已经变成了见缝插针的事。

有人统计过当代老师的“任务”：

安全教育平台，禁毒知识竞赛，宪法小卫士，防溺水，青年大学习，手抄报，劳动作业……

不一而足，令人头大。

即使这么难，孩子和家长也必须全方面配合。

不配合？

“上面”就会找老师的麻烦，最后，这麻烦还是摊到了孩子的身上。

很多老师现在老师活成了一个冲在前线的“工具人”，各种部门各种文件通过老师和学生这种最直观的权威关系，去“拿捏”。

作为公民，你可以不听他们的，但作为家长，你不听老师的？

而当学校成为了一个传达指令和KPI的场地，当老师成为了一个绩效打卡员，当老师不再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时，老师们还有多少心思放在咱们的孩子身上？

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学生的悲哀，也是学校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3

几年前，我的孩子也曾拿过一张单子，上面要求家长带孩子参加某个活动，价格还不便宜。

班主任老师对家长说：

“这是学校下达的任务，她也没办法，必须下发。

但是具体的内容家长可以自行甄别，自愿报名，即使不报名也无需跟老师交代。”

孩子如今已经上6年级，这个老师也早在几年前就去了初中部任教。

但我仍然对她印象十分深刻。

一、她传达了学校的通知，完成了任务，学校不至于处罚她。

二、她顶住压力对家长告知实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毫无疑问，她做得非常好，但我想到的是，是不是我们每个老师，都必须要这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过一句话：

现在生的不是孩子，是人质！

这句话，异常犀利地剖开了冰川之下的隐匿。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父母的软肋，但正因如此，总有人拿着刀子，对着你的软肋不停地戳。

因为他们年纪尚小，又天然地对学校、对老师有着畏惧心理，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能听之任之。

于是，他们压榨学校，学校压迫老师，老师压迫学生，学生再要求家长，环环相扣，万无一失。

可悲，可叹。

校园，应该是最干净的沃土，是最纯粹的地方，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地方性质渐渐变了味。

校园变成了传达指令地，教室成了生意场，在这种现状下，孩子难受，家长愤怒，老师崩溃。

曾经，我们亲切地称学校是人民学习地，称老师是人民老师。

那是一个没有微信群，没有各种考核的年代，但我们仍然可以教出非常优秀的孩子。

教育，从古至今都只有一个原则：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立太平。

唯有如此，学校才能真正成为一方净土，我们的孩子，才能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为一个个正直乐观的人。

把教育还给老师吧。

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9日发布交通管制通告：因郑开大道郑州段多处路面被共享单车等物品占用，为尽快清理相关物品、确保道路通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现决定自2024年11月9日16时至10日12时，对郑开大道郑州段非机动车道实行禁行措施，因此带来不便，敬请大家理解。

同日，开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通告称，因郑开大道开封段多处路面被共享单车等物品占用，为尽快清理相关物品、确保道路通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现决定自2024年11月9日16时至10日12时，对郑开大道开封段非机动车道实行禁行措施，因此带来不便，敬请大家理解。

此前报道

据报道，“夜骑开封”的热潮源于今年6月。当时，4名郑州的大学生为了吃开封灌汤包，在晚上7点骑共享单车出发，历时三个多小时抵达。这一举动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直至近日，“大学生夜骑开封”爆火网络。

11月8日深夜，因大学生夜骑开封队伍集中涌入郑开大道，导致交通严重拥堵。郑州交警连夜对相关道路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

9日凌晨，河南开封官号连推多条言论，倡议大学生不要扎堆骑行，对社会要有责任心，要激情更要安全，并珍惜此次全社会的保驾护航。

开封融媒官方微信号发布推文称，热血不止共享单车，青春并非没有界线的横冲直撞。安全并不一定以骑行人数取胜，拍脑袋就走的穷游实则充满风险，举全社会之力的后勤保障不可能次次出现。

开封融媒写到，“青春要passion 更要平安”，如此大规模的集体骑行，势必会造成道路拥堵、城市拥挤以及其他安全隐患，同时也会给两地正常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开封融媒建议大学生骑行开封不必扎堆夜行。“旭日初升的早晨、阳光灿烂的下午，叫上三五好友，寻找更惬意舒适的路线吧！”

另外，9日凌晨，美团、哈啰、青桔相继在深夜发布骑行倡议书。三家公司均在倡议书中表示，希望大学生朋友能够慎重考虑并减少此类从郑州骑行共享单车至开封的行为。

来源：中国新闻网、北京日报

袜子当然是含棉纤维多的好穿，其实也不算贵，在工厂生产端，一双纯棉的袜子（实际含棉量70%左右）成本只要一块多钱。但是，如今在电商平台已经很难买到纯棉的袜子了，大量标注纯棉或者棉纯的袜子，实际上仅含有便宜的涤纶纤维。

袜子产业的整体品质从升级到停滞，再至现在倒退，背后有着砍一刀公司不可磨灭的功劳。其他很多个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产业，都是如此。

我原先就知道这个因果关系，但一直缺乏翔实的调查来支撑观点，直到最近看到公众号“正面连接”的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才更加直观具体地认识到，一家电商平台的崛起对民生消费品各个领域的负面影响有多深。

以袜子这个细分产业为例，“正面连接”的报道详细展示了电商平台的极限压榨是怎样逼着整个行业的代工厂一步步降低价格，一步步逆向淘汰棉袜，一步步停止产业升级陷入低质内卷。

据“正面连接”报道，更吸汗透气的纯棉袜子在2010年代本来已经成为了市场的绝对主流，某电商平台横空杀出之后，袜子的平均价格的确是被打下来了，可袜子里的纯棉纤维也同步被赶走了。在占到全国销量70%的“袜子之乡”浙江诸暨，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是纯棉袜子的好几倍。

中国市场从40年前一脱就噼里啪啦闪静电火花的化纤袜子升级到纯棉袜子占主导，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而纯棉袜子从绝对主流降级到涤纶袜子的配角，只用了不到5年。是什么力量在作祟？

原因很简单：袜子的价格被某些平台规则压到了不合理的区间，压到了纯棉袜子做一双亏一双的“生死线”，自然就是低成本涤纶袜子的天下了。

虽然“正面连接”的报道没有直接点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家横空出世的平台就是砍一刀。

袜子的生产成本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八月酷暑时节，体感温度达到40度，诸暨的一家袜子工厂连空调都不敢开。

袜子工厂的老板黄雄说：“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袜子工厂的逻辑变得十分简单粗暴：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每个环节只挣1分钱，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

那客户是谁呢？你以为是每一位消费者那就错了，工厂的真正客户是砍一刀。

表面看起来，工厂在电商平台开店铺，砍一刀只是提供了互联网服务，但实际上，砍一刀决定着产品的零售价，决定着产品的促销方案，决定着订单的售后退款。

平台才是真正唯一的卖家，工厂只是砍一刀的供货商而已。

在实际操作中，砍一刀的运营会和很多家生产袜子的白牌工厂接触，要求他们大幅降价，品类最低价才能获得平台的流量扶持推荐。你想说我价格稍微高一点，品质也好一点行不行？没用，平台不给你流量扶持，用户搜索时根本翻不到你的店铺。

这样看起来，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虽然难以买到优质好袜子，至少还能买到便宜实惠的袜子吧？是，但有一个前提是袜子的质量要有基本保障，不能穿几天就露脚趾，不能一脱鞋熏坏满屋子人。

而袜子的质量恰恰是砍一刀没那么关心的指标，因为这家平台还有一项绝活儿是代替商家操作直接退款，所有的退款成本由工厂承担。

不管袜子的质量多么低劣，只要价格够低，退款之后可以继续获得平台的流量推荐。总有更多的用户懒得为了几块钱去申请售后，生产低劣涤纶袜子的厂家就这么依附在砍一刀身上赚取那每道环节1分钱的利润。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品类一两家工厂被砍一刀平台压榨，还不至于影响到整个行业。砍一刀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会不断地更换流量扶持的工厂，谁给的价格更低就把流量倾斜给谁，逼着所有供货工厂去卷最低价。

最离谱的是，正常生产销售的袜子需要跟清理库存赔本甩卖的袜子比价。

那正常生产销售的袜子怎么才能跟亏本清库存的袜子比价呢？只有一个“田忌赛马”的办法，就是把C级的袜子包装成A级销售，这样就能和亏本清仓的A级袜子比拼低价。这也是消费者经常反馈从平台上买到的低价产品货不对版的原因。

薄利多销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情况，货不对版的低价倾销则是对行业和消费者的双重伤害，唯一从中获益的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平台。

那有的读者会说了，我知道了这个平台的特点，不在意质量只图便宜的时候去买，想买质量好的东西就去别的平台，岂不完美？

那就太天真了……

砍一刀对行业的影响绝不仅局限于在它平台上推荐的那些工厂，而是通过极限的内卷硬生生停滞甚至拉退了很多行业的产业升级。

据“正面连接”报道，2010年代，诸暨袜子产业经历了几次整体的产业升级，厂家纷纷升级更新技术的机器设备。一位厂长介绍，那时升级机器是没办法的事情，一定要换，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政府对生产高端袜子的“一体机”补贴力度一度高达40%。而现在，纯棉高端袜子最难做，都在卷低价，厂家自然没有动力去升级新机器。正面连接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诸暨一家袜子工厂原本雄心勃勃要做自己的品牌，定制了价值200万的包材，如今也只是躺在那里落灰。还有工厂送走了研发新品的经理，重新走起了低端走量的路线。

在极限卷低价的氛围之下，整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步伐被粗暴中断，在局部甚至出现生产技术的倒退。一家平台规则的力量竟恐怖如斯。

投射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就是现在我们不仅在砍一刀很难买到真正的纯棉袜子，即使换到其他电商平台，也要花更多力气才有机会买到一双纯棉袜子。而袜子，只是中国受到极限卷低价平台侵蚀的万千行业中不太起眼的一个。

童装、护肤品、充电线、牛肉干……无数个行业都陷入了白牌工厂挣扎求存的困局。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有低价有高价的市场是产业链繁荣和消费者受益的必需条件，一个只剩无限卷低价且不顾产品质量的市场，最终一定会害了所有人。

本文于11月5日首发于公众号基本常识，后被神秘力量删除，现修改重发以正风气。

11月6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司法局抖音账号（法治克拉玛依）发视频称，用微信发送违法信息时，微信团队会截屏、录屏保存证据，移送公安机关，即便撤回也没用。

在引发网民关注后，目前该抖音视频已被删除。一些网民就“微信审查”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的推文评论区：

qiao17339973：可笑的是这群狗腿子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做个视频宣传。

lanmeijs：后台有数据，还用截屏、录屏？

Tonyliu395995：习大哥在看着你。

mikemo21211：微信是唯一一个还在用的大陆app, 如果不是不得不用，真想卸载了。

Tiny_Xqx：平时拿微信记录告诉不能当证据，轮到我们就算证据了。

jxsl2022：中国所有APP的聊天记录都会存储在公司服务器里面。

TomRojie：终于官方承认微信有监控了。

QyhOfficial：截屏录屏也太low了，你说会保存聊天记录到服务器还差不多。

saul_better_leo：新疆是这样的。

coolcat2p：侵犯隱私也能講的這麼光明正大。

Aa6919868027836：日益变态的审查。

hhcjames：不演了? 直接擺明了你被隨時監視著 !

redfull14：微信群里听课卖保健品骗老年人的骗子你们怎么不管管。

fanzhang8021：是真的。当警察拿着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在我家找我时出示了。

chainaqiangaok：堵住百姓嘴，打断百姓腿。威胁加恐吓，邪恶政权危。

Chenlia66769962：查了一下，此视频已下架。

三胖“换脸”的原因竟然是….

拿三位数的工资，熬夜干苦力

今年5月，#全国护士缺口接近400万#的词条登顶热搜，许多人因此才意识到，这个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岗位，人员流失如此严重。

依据2023年底的数据，目前全国注册护士总量约563万人，这意味着每1000个人里只有4名护士。还处在规培期的李成夏，对当下医院人手不足的现象深有同感。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跟医院有合作培养的计划，李成夏实习了近一年，每个月最多休息4天，而且没有补贴。毕业后成为规培护士，她和正式工一样，一晚上照顾70个病人，没有一分钟休息，却只能拿到最低的工资。

据她的观察，同期能顺利熬过规培的护士只有不到一半，即使这个规培机会是她们从社招的1000多个竞争者手里抢来的，也不得不放弃。无处不在的安全隐患、职场上前辈的霸凌，还有频频传来的行业里同龄人的死讯，种种一切，都让护士们的心理状况岌岌可危。

熬过漫长的实习期和规培期后，“李成夏们”依然想逃离医院。

一

 活在死亡阴影下的护士们

“那可能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回忆起那段经历，李成夏仍心有余悸。

大三时，李成夏在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实习。那天，轮到她值夜班，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性闯入医院，手持菜刀在她面前的桌子乱砍，李成夏吓得浑身发抖，她转身躲进配药室，锁好门后，迅速抽出电棍、防狼喷雾。

幸运的是，巡逻保安及时赶到，将闹事者制服，才让李成夏逃过死劫。

近年来，国内医闹事件时有发生，有媒体统计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2016年至2023年间，我国累计依法起诉伤医、扰医、在医院聚众滋事等犯罪14271人。

护士长担心会遇到“特殊情况”，在值班房放了防狼喷雾、电击棒、长棍、皮拍子，就是为了让护士们在危机时刻，保自己一命。

原则上，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床位1000台以上的大型医院，需在入口处配备安检设施。但李成夏发现，医院的安检只在卫健委检查医院时，才会重新打开。

突发的暴力事件，并未让李成夏离职，毕竟各家医院情况大致相同，安检皆形同虚设。

医院里人来人往，医护要面临的不只有感染的风险

就在上个月，她现在工作的医院里，险些又发生一起伤医事件。闹事的是楼上的精神科患者，半夜突然发病，又没有家属照顾，在病房里大吵大闹。值班的护士想要安抚他服药，结果那病人听到以后，夺过来水杯就砸向了护士。

幸好护士躲得及时，才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她那时已经怀孕7个月了，因为受惊血压升到了158，但也只休息了一天，又回来上班了。

“休假”在护士们眼里是一个很小众的词语，她们的时间被严格框定在了值班表的小盒子里。即使是病假也不能轻易开口，因为一旦请假，就意味着同事要放弃本就不多的休息时间来医院顶班，这让生病都成了一件有负罪感的事。

在李成夏实习的那8个月里，她每个月只有4天轮休，“节假日”的概念，从来都不存在她们的职业里。

行业里有个常见的说法，叫“白夜下休”——第一天白班、第二天夜班、第三天下夜班、第四天休息，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退休；但也有不少医院因为人力有限或者科室太忙，将下夜班那天视为休班，不给一天充分的休息。

值班意味着，随时做好准备

在医院里人人自危的安全隐患下，更让医护们难以忍受的，就是这种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换钱的“夜班”。

据李成夏了解，有些医院上白班的护士长，会调监控查看夜班护士有没有睡着。一旦发现有人闭眼超过三十秒，将拍下监控画面，发到护理群上“公开处刑”。

上夜班的护士们，可能只有猝死那刻，才能闭眼。

李成夏所在的医院夜班分为大小夜，小夜是下午4点上到晚上12点，大夜是晚上12点到次日8点。每次上完大夜班，哪怕正当腊月隆冬，李成夏也会出一身虚汗，顶着早高峰骑车回家的路上，眼睛都快闭上。

有次等红灯，不过10秒，李成夏双目紧闭。绿灯一亮，还停留在原地，不耐烦的司机在身后连按几次喇叭，刺耳的声音吓得她条件反射跳起来，差点把车摔倒。

李成夏已经不敢去想，今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个类似的早晨。回家躺在床上，她困意十足，却无法入睡，只听心脏像打鼓一样跳动的响声，震得耳膜隐隐发痛。

饶是如此辛苦，护士们也只能拿到100元的夜班补贴。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的一份报告中记载，超60%的医护人员，每月要值4个及以上的夜班，而护士夜班次数在8次及以上的人数占比，达到了33.74%。

超负荷的夜班随之带来，是超速的心率、飙升的血压、内分泌失调等健康危机。全国144家三级公立医院中的调查显示，护士自评“健康”的比例为28.92%，医生更低，占比20.30%。

李成夏值班时的心率

医疗体系中的每一环都是平等的，护士是其中的耗材，医生亦是如此。

去年，急诊科一位50多岁的主任医生，连上2天白班，第3天还留在医院值夜班。

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个需要抢救的病人，主任通宵做完手术，好不容易把病人救活，他准备去食堂吃饭，再回宿舍休息。

打饭路上，他晕倒在地，一旁的同僚迅速反应过来，跪在地上，给他做心肺复苏。最终，还是没抢救过来。从主任下手术台，到他心脏骤停，全程只过了13分钟。

主任去世后，医院把之前患者们送给他的横幅全部撤下，送还给了遗属。那一幅幅红底黄字的“妙手仁心”，曾被医院和主任视为是“荣誉”的象征，如今也只会让同仁们觉得触目惊心。

《Public Health》的文章中指出，中国2013年到2015年间医生过劳死的病例中，猝死前，超过一半医生曾连续工作8到12小时，其中11名医生连续工作超过24小时。

也许只有适应这套“拿命换钱”法则的医护人员，才有资格在诺大的医疗体系中，当一颗稳固耐用的“螺丝钉”。

二

 直面患者的任何情绪

在不少患者及家属眼里，护士只是一个任人使唤的“高级丫鬟”，喂、美女、那个谁，都可以成为对护士的代称。患者和家属但凡有一点不满，都把投诉当成对付她们的杀手锏。

李成夏所在的肿瘤科室，有不少患者处于肺癌的初期或晚期阶段，要经常检查观察肺部肿瘤蔓延情况，这项工作大多都是由规培护士来承担。一些年纪大、家境不太好的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方案充满不信任，不是怀疑医院在拖延治疗，就是觉得医生想要掏空他们的积蓄。

“怎么又要抽血，我的血都要被你们抽干了！”李成夏总要一边给患者检查，一边忍受着这样的谩骂。无论她怎样一次次向患者们解释抽血的原因，但下次抽血时，依然有患者质疑，医院别有居心，想把他们的血拿去卖钱。

护士用测试仪为糖尿病患者进行指尖采血检测血糖

医院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悲伤的环境，困在病痛中的患者及其家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往往会直接把怨气撒在护士身上。

最近，李成夏遇到了自己执业生涯最难缠的患者家属。对方50多岁，是患者的男朋友，不管李成夏和医生如何跟他沟通，他总是扯着嗓子大骂：“我要投诉你们，我要去上报，把你们医院投诉到开不下去，你们这群骗子，我女朋友都快死了，都怪你们！”

患者查出肿瘤后，持续在医院化疗，由于免疫力低下，她反复发烧感染。一天凌晨，患者烧到睡不着，再次发烧的患者和她的男朋友诉苦，治病治得好痛苦，她要熬不下去了。

患者的男朋友很心疼她，冲进护士站，对着值夜班的李成夏一通辱骂：“你们这群庸医，是不是想把病人医死？”

患者的诉求没解决，护士也不能下班回家休息。等到医生上班后，李成夏把情况报告给了患者的主治医生，医院派来两个医生轮番劝导患者的男朋友，他先是把男医生骂了1小时，女医生去劝导时，又差点对女医生动手。直到患者的儿子赶来医院，这出闹剧才算是收场。

除了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家属，李成夏更头疼的，还有行业里那些不可言说的人情世故。

值夜班，是医护行业里最煎熬的

护士和医生一样看重经验，因此从业久、资历深的护士，往往掌握了团队里较大的话语权，她们对新人的培养更严格，有时也会把工作中的怒火发泄到规培护士身上。

前面那个闹事的家属早就不止一次来护士站找茬了。有次李成夏刚下夜班，家属闯就进护士站来，不由分说就把交接班的前辈骂了一通。李成夏接到电话连忙赶回来，想不到前辈顶着一张气到猪肝色的脸，劈头盖脸又把李成夏骂了一遍。

“她就是不想一上班就领投诉，让我来承担她的不快。”李成夏和大学同学郑英玉吐槽，才知道实习生和规培护士被拉来做“背锅侠”的情况比比皆是。

郑英玉的带教老师在医院里工作8年了，有次无意中把其他病人的点滴，落在另一个病人的床上，病人家属发现后，误以为护士打错药，吓得大惊失色，连忙找医院投诉，要负责人给个说法。

接到投诉后，带教老师一口咬定，是郑英玉放错药，无论她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病房里没有监控，她无法自证清白。

患者惹不起，前辈不好惹，新人护士就成了最好惹的“替罪羊”。最终，当着全病房患者、家属和医院领导的面，护士长把郑英玉痛斥一顿，让她干不了就滚回学校，别再这里害人害己。

治病救人的事，容不得一点差错

医院不是一个让人保持情绪稳定的地方，医生和护士在承担超负荷工作量的同时，还要顶住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如果能遇到脾气和善的患者，整个护士站都会忍不住为这位患者祈福，只不过在李成夏短暂的从业经历中，这样的情况屈指可数。

令她最为惋惜的一个患者，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父亲。每次帮他打针，他都会笑呵呵，脸上的肉也随之抖动，他总会说：“没关系啊，我的血管不好找，就应该给你们年轻人多练练手。”

他处于肺癌晚期，住了一周院便消瘦许多，但脾气总是很随和，喜欢跟护士们聊起自己的女儿。去年离婚后，前妻带着女儿住在东北，只有他哥来医院贴身照顾。化疗做了三次后，有次抽血化验，他跟李成夏炫耀，快父亲节了，女儿要过来看他了。

“上次见我家大闺女，她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现在都三年级了，不知道长高了多少。”

可惜离父亲节还有五天，他在夜里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去世。他心里最惦记的女儿，终究还是没来看他。

三

熬过漫长的规培期

进入医院工作后，李成夏时常想起以前在学校宣誓的场景。成群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护士帽的女生手捧蜡烛，目光炯炯地宣誓：“余谨以至诚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从小到大灌输的理念中都告诉她，护士是一门伟大的职业，受人尊敬。可真正进入医疗体系后，李成夏发现，这个职业和她想象的完全相反。

成为正式护士前，护理生需在医院实习，才能注册护士资格证。而条件好的三甲医院，学历普遍要求在全日制本科以上，毕业后还需要再规培两年，通过考核后，才能签正式合同。

护士实习，比较像打杂的助理，主要负责一些跑腿的工作，例如换药、换病房的床单被套、铺被子，医院还会安排他们在各个科室学习。轮到ICU时，李成夏学习使用了许多高精密的仪器，掌握了许多抢救技巧，但熟练这一切后，她发现自己干的最多的，还是给病人翻身和换纸尿裤。

手术室护士，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下

熬过八个月实习期后，李成夏本想留在实习医院规培，但师姐们劝她能走就走，“拿最少的钱，干最多的活。”在这家医院里，规培护士们的工资只有800元底薪，外加400元餐补，扣完五险一金，只能拿不到400元的工资。

而这也是医护专业毕业生们普遍面临的处境。

毕业后，李成夏陆续参加了几家省内知名三甲医院的社招。1000多人抢10个名额的激烈程度，让刚毕业的李成夏大开眼界。最终她选择一家知名度较低的三甲医院，和500多个考生，竞争20个名额。李成夏心里松了口气，感觉压力小了许多，最终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入。

进到医院后，她发现自己这个规培护士的身份，更像是医院的“临时工”。

规培医生有个人工号，可以登录医院系统，执行任务、下达医嘱，接着由护士执行医嘱。但规培护士没有工号。所以经常性的，李成夏在给患者测血糖、登记信息前，都得让患者先等一下，她去借个工号。如果正式工忙得脚不沾地，或者担心借走工号担责任，那患者就得和她一起等。

医院工作日时，病患应接不暇，可看病流程却繁琐复杂，患者就诊耗时随之增长，无论是规培护士还是正式工，都要无偿加2到3小时的班，才能回家。随着超量的工作、夜班的堆积，护士们的身体状况岌岌可危。

冬天是肺病的高峰期，医院病患众多。有时，李成夏上夜班，要一人管70多个病人，晚上连坐下休息半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整晚都在查房、量体温、监测血糖中度过。

未规培前，李成夏3年左右，才大病一次。而规培期的1年，李成夏大病过5次，但她不敢请假，急忙吞下退烧药后，她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带病上班，几乎是每个护士的必经之路。害怕麻烦同事、患者络绎不绝，但护士人手永远不足，一旦有人请假，只会给同僚平添麻烦。

熬不住压力，放弃规培的也大有人在。和李成夏同期规培的护士，有人跳槽去三级医院，也有人中途改行转业，去肯德基当服务员。李成夏并非不想离职，但中途退出拿不到规培证，倘若以后还想重操旧业，在另家医院就职时，还得重新规培。

这份工作做的越久，李成夏越觉得，所谓的“白衣天使”，其实只是一个方便道德绑架护士无私奉献的符号，并非荣誉。

每年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前段时间，李成夏的大学同学郑英玉也辞职了，转行去了一家医美公司。这是一份带有销售性质的工作，她不仅要当护士，还要充当客服，每月月末，医院会根据护士们的业绩进行考核，发放工资。

虽然这份工作也很忙碌，还要面临绩效考核的压力，但起码不用再回到医院里通宵上班、还要被同事诬陷的日子了，郑英玉一天也不想再过了。

被带教老师冤枉后，她果断辞职回到家乡，通过社招去一家三甲医院规培，但她坚持不下来，半年后再次辞职。和李成夏聊天的时候，她提到，当时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同期规培的护士徐佑灵自杀了。

那时，医院收了30名护士规培，她和徐佑灵分到不同的科室。两人只是点头之交，但在她印象中，徐佑灵做事细心，实操上手快，规培期内从未出过差错。医院是容错率极低的地方，这让徐佑灵备受各个科室的护士长青睐。

那天，郑英玉如往常一样，早上七点半到护士站开晨会，护士长在面前高谈阔论，总结每日工作的经验教训，郑英玉心不在焉地听着。

突然，一道影子刷地从窗外略过，没等她反应过来，楼下传来一声巨响。郑英玉跑到窗边往下看，只见有人脑袋着地，四肢扭曲，倒在血泊中。

后来她才知道，跳下去的人就是徐佑灵。她死前正值夜班，再过半小时，就能回家睡觉。至今，同期的规培护士都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她又为何逼自己走上绝路。

医院的桂花开了。李成夏最喜欢桂花，但因为工作太忙，她已经快要忘了，现在正是桂花开放的季节

同龄人消逝的生命，宛如巨石压在李成夏心口，让她喘不过气。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撑不住了。下夜班回家的路上，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李成夏心里默念，要是能突然被车撞死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心理科看看了，可是医生出诊那天，总也赶不上她轮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 白剑峰. (2023). 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563万人. 人民日报 [2] 陈媛媛, 代紫庭, 杨纯希 & 张振宇. (2024). 好医生李晟，在诊室加班时遇害. 澎湃人物 [3]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2021). 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卫医发〔2021〕28号). 卫生健康委网站 [4] 王丽萍, 张建国, & 李强. (2019). 医务人员过劳死的影响因素及预防对策.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35(9), 712-718. [5] Shan, H. P., Yang, X. H., Zhan, X. L., Feng, C. C., Li, Y. Q., Guo, L. L., & Jin, H. M. (2017). Overwork is a silent killer of Chinese doctors: A review of Karoshi in China 2013–2015. Public Health, 147, 98-100.

天通苑这个街道，名气很大。

成就其“大”的因素，与其地处首都无关。首先是社区规模大，在全国乃至全亚洲无可匹敌，这说来算是一种“硬实力”。

天通苑也不乏“软实力”的。比如这里首创抓居民“软肋”，作为网络热词至今深深扎在无数人的心里。

“找个黑地儿拘他三天”，“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往寻衅滋事上靠”，“看看哪个帽子扣他合适”，这等惊人言论，字字如刀，直扎心尖。

天通苑社区干部一句“软肋”，足以抵消十万句生娃宣传口号。

这事过去近两年了，本不想再提及。因为它决计不是什么“正能量”，唯一的功效是撕裂干群关系，打击世道人心。

再说了，翻人旧账，揭人短处，实在没啥意思，本人素来无此癖好。

而近来听闻的一桩事情，让人感到这个街道，正在将专治百姓不服的传统特色、斗争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在天通苑南街道办治下的佳运园社区，以“地头蛇”自居的村干部，铁了心要在被小区居民楼四面包围的一处空地上，违规违法建设露天菜市场。

这块空地规划用途，载明是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小区开发商。村委会强势开建的菜市场，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任何合法手续。

一个彻头彻尾、距离天安门不过17公里的违法建设项目，竟然如此“霸王硬上弓”，这在首善之区，实在闻所未闻。

居民就此向12345热线求助，三个多月来打了近千个投诉电话。

迄今为止，除了一处建在距离小区公共饮水机几米远、为菜市场配套的简易厕所，被愤怒的居民轰走，其他违建仍岿然不动。

菜市场日渐成形，开业在即，街道办却坚称“没有建菜市场”，“只是在平整场地”；

该区域菜市场早已饱和，居民急切盼望建“一老一小”服务设施，街道办却说建菜市场是“城市更新”、“嵌入式服务设施”之需；

居民指出违建菜市场隐患多多，贻害无穷，街道办主任却说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具有合理性”；

昌平区规划执法部门将违法线索移交街道办，街道城建科科长却说两处矗立的门头、墙顶盘绕的电缆、私设的电表箱、堆叠的棚架等不属于违建；

居民吁请街道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向违建方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街道办却向上级建议对此“不纳入投诉即办考评”；

这处违建菜市场惊动《北京日报》，予以公开报道后，街道办仍一口咬定只是正常的“三通一平”，对现场进行象征性清理暂时停建，违建几乎纹丝未动。

街道办的屁股，端端地坐在违法建设的那一边。

他们到底想干啥，在挑战谁？

街道办相关人员与违建方存在怎样的利益纠葛，这个不好妄加评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专治百姓各种不服。

昔日跃跃欲试要抓百姓“软肋”的，是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似乎与街道办无关。

问题在于，当时有报道说，天通苑南街道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认真调查”，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调查处理通报。

网传与下属三名工作人员商讨抓居民“软肋”的居委会主要负责人，去年六一儿童节还受邀与“软肋”们欢度节日。

“软肋”舆情曾鼎沸一时，抓“软肋”刺中公众最敏感的神经，成为某种特定意义的指代而流行于网络，制造这一舆情灾害的人居然毫发无损。

这足以说明，在天通苑南街道办层面，抓百姓“软肋”是被允许的，没准还视为本辖区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就违建菜市场一事，居民越投诉越不搭理，舆论越关注越不当回事。你们要跟官家讲法律、论公理吗？老子就是不拆违建，再闹就抓你“软肋”。

两件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抓孩子这个“软肋”，后者是抓“权利弱势”这个“软肋”——权利不服膺权力，这可以么？

对待治下百姓“不服”，拿粗挟细，揣歪捏怪，放刁撒泼，这在天通苑南街道办，说来是有传统的，不排除俨然成为“土围子”内的治理共识。

都是因为“软肋”在握，具体从何处下手去抓，全凭人家的兴趣，“抓手”可以有异，内在逻辑却是一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专治子民的官员，历来不乏其人，水浒世界里的华州贺太守、江州知府蔡得章等即是，一身市井市侩的痞气，至今未有绝迹，且刁泼作派更甚。

这类官员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治民”上，想出些歪点子，使出些烂招数，明明知道很不着调，却公然摆到桌面上，不能奈它何。

明明是违建菜市场，依法依规拆了就是，但几个月下来就是拆不动。

以最小的权力，行最大的刁难。一个周边居民强烈反对的违建菜市场久攻不下，这件事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充斥着小官僚的满满恶意。

把“以人为本”叫得震天响，暗地里却把“骗瞒哄捂”伎俩视为一种“大本事”；在人跟前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是鸡鸣狗盗。

这也揭示了一个真谛：放刁撒泼还真不是脸皮薄的正人君子们能玩得转的。

天通苑南街道办擅抓百姓“软肋”，作为一类官场“亚文化”，虽然摆不上台面，却能渗透并形成集体无意识，逐渐演化为一种行政潜规则。

《中国流氓史》有一段话：“无论是哪朝哪代、哪省哪乡，比绅士层与流氓无赖层共同管理或控制地方社会更可怕的，无疑是国家社会与流氓社会的合流。”

放刁耍赖之徒混入重要领域的管理层面，控制这种文化从基层社会逆流向上，一个地域势必渐失正派价值，基层权力微循环必然不畅甚至坏死。

从根本上说，一个日益搅动舆论场的违建菜市场，最终拆不拆得掉，对应的乃是天通苑南街办的政治微生态。

2024年8月9日，湖北武汉，市民在汉口江滩与 “一家五口” 雕塑合影。（视觉中国 / 图）

两个不同世代的女性决定研究城市里的二孩家庭。

蒋莱生于1970年代末期，是一个“00后”孩子的母亲，在她生育的21世纪初，普婚普育和隔代养育是社会主流，过了28岁还未结婚的会被称为“剩女”，不生育则被视为自私，或是生理有缺陷。

沈洋生于1980年代中期，是一位二孩妈妈。在她生育的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6，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1.66岁，她也成为家族同辈中唯一生育了下一代的人。生育已经成为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意味着高额的养育成本和大量的时间投入。母职惩罚、生育损伤和不婚不育的声音齐头并进。

蒋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她们的研究从2015年初开始。彼时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正在做女性领导力研究的蒋莱发现，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术界，女性总是受困于中下层，难以晋升，她们身上始终绕不开的话题，是生育和育儿。她和沈洋都很好奇：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女性都是哪些人？她们为什么生？生育后，对她们在职场上的影响有哪些？

这项研究持续了六七年，她们访谈了四十余位城市中产女性，她们大多接受过优质的高等教育，其中半数以上是二孩及多孩妈妈。这些女性都曾是职场妈妈，其后或由于育儿压力，或出于个人原因，一部分人回归了家庭。

这些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各种各样——恐惧“失独”、“希望孩子有个陪伴”和“避孕失败”是她们最常提及的。让沈洋惊异的是，“过去看西方的文献，那些愿意生二孩的女性可能是由于丈夫参与更多，但是我做了访谈之后发现，爸爸参与育儿的比例普遍偏低，受访者生二孩的理由与丈夫是否参与育儿关系不大——这背后受到很深的父权制的影响。”

蒋莱和沈洋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比如二孩随母姓的家庭，女方家庭通常对小家庭在经济上、育儿安排上付出得比男方家庭更多，这可以说是在父权制背景下，由于女方家庭提出了反传统要求而进行的过度补偿。这些发现被蒋莱和沈洋集结成书《新生育时代》，于近日出版。

有意思的是，研究进行期间，沈洋也从一位尚未生育的女性，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五年前，目睹丈夫的家务劳动投入，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决定生育二孩，是因为她在工作上感觉碰到瓶颈，“想生个孩子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更重要的是，与她笔下的受访者一样，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陪伴，“等我和丈夫百年之后，她们可以携手迈入我们没有机会经历、也没有能力预测的未来。”

我们的对话从城市中产妈妈生育二孩的原因开始，谈到了她们日常需要的支持体系、心中理想丈夫的模样，也谈到二孩实践中的具体困难、母职惩罚，以及多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就像她们在书中所写的一样，“在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在家庭友好、妇女友好、生育友好文化任重而道远的阶段，探讨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反思两性角色与父职母职的差别，不仅能推动性别平等的加速发展，也为生育带来新的理解视角。”

1.“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

南方人物周刊：既然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你们也在书中指出，目前国内0-3岁的托育机构普遍缺失，她们为什么还想生二孩？

沈洋：很多受访者都提到了害怕失独，觉得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其中一个受访者的丈夫参加了同事的追悼会后被触动，决定生二孩。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她们觉得生两个孩子可以互相有个陪伴，对孩子的性格发展也有好处。

蒋莱：意外怀孕的也不少，但避孕也与权力关系有关。我们的受访者主要是高学历女性，照理说能了解到足够的避孕知识，“意外怀孕”可能也体现了女性在性关系中的不自主。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在书中写，其实在生育二孩的决策中，妈妈反而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这是为什么？如何体现？

沈洋：体现在谁先提出生二孩的需求。我们二十几位受访者（二孩妈妈）中，生二孩更多是妈妈提出来的。

她们想生二孩也有时代红利的原因，在房价便宜时早早买下首套或多套房，经济上比较富足；很多女性在体制内工作，比较稳定，不会因为生育二孩受影响，再加上她们在工作上可能也得不到太多的成就感。比如一位叫作颜文婷的受访者在工作上非常努力，但因为各种因素，在晋升上一直受阻，所以她当时很沮丧，想再生个孩子获得一些成就感。

蒋莱：体制是双向的，它提供了稳定，但体制内部也不是性别中立的，女性职业发展会遇到更多困难。我做女性领导力研究的时候比较过政界、商业界和学术界，发现在商业界，女性晋升发展的机会是最大的，但她们很少有考虑二孩的。

南方人物周刊：这是不是也能解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拥抱体制，或者说默认女性最好的工作是做老师？

蒋莱：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做老师，其实还是希望她既有一份工作，又能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我的一些学生也是这样。我学生的情况很好玩，有一些想法的女大学生把不婚不育挂在嘴边，观点好像很超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研究生和进一步深造的女博士的婚育压力很大，家里常常会催。

沈洋：我自己接触的学生没什么婚恋焦虑，有认识的博士生准备非婚生育，父母也很支持，她准备博士开题后就生孩子。

蒋莱：父母能够理解非婚生育，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这是非常少数的。

沈洋：但我最近和学生做不婚不育的未婚青年研究时，好几个女生都提到了非婚生育的想法，她们说是受到社交媒体上一位律师的影响，觉得这样生下的孩子还能跟自己姓。

2024年7月13日，北京北海公园，穿古装的游客在拍摄写真。（视觉中国 / 图）

2.娘家的支持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是，受访者颜文婷决定生二孩前，先问了她的母亲是否愿意继续带二孩，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才放心地怀孕。这种现象在你们的受访者中是不是很常见？

蒋莱：能否得到娘家（社会资本）的支持，是这些女性决定生二孩很重要的因素。

南方人物周刊：那丈夫扮演什么角色？是否有所补偿？

蒋莱：丈夫的角色总体都比较弱化。由丈夫提出想生二孩的，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都可有可无；反对生二孩的丈夫，也有什么都不管的。至于补偿，一些二孩家庭第一个孩子都是由姥姥带的，二孩往往由奶奶带，但这不能算是丈夫的补偿。

沈洋：也有丈夫的家庭出资买学区房的。二孩出生后，一些不想要二孩的丈夫还是增加了投入，开始增加育儿时间。书中有一位女律师的例子，后来丈夫变成了全职爸爸。

南方人物周刊：在这些女性眼中，好丈夫是什么样的？

蒋莱：我们的受访者大多还是有很深的传统观念，认为丈夫不失业、不家暴、不出轨就能接受。

沈洋：我们也有一个受访者说她结婚后考察了老公几年，确定对方能带孩子、比较顾家才肯生。

蒋莱：我观察身边人，愿意生二孩的都是丈夫一孩时表现还不错。我对我配偶的表现是不满意的，当时他没太进入角色，所以后来他说生二孩，我没同意。

沈洋：很多实证研究都发现，如果丈夫参与育儿更多，女性生育的意愿会更高。前几天我还在和一个朋友聊天，她结婚5年了还没生，她丈夫工作很忙，所以她对于生孩子之后的生活很没信心。女性是否愿意生，与丈夫给不给力肯定是有关系的，但在我们的被访者中不明显。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不依靠隔代养育，二孩家庭的夫妻一般怎么带娃？

蒋莱：夫妻双方都工作的话，就是靠外包，就算是有人全职带娃，也带不过来两个小孩。

南方人物周刊：沈洋老师生了两个小孩，生完二孩后，和过去只养育一个小孩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怎么协调？

沈洋：很不一样，现在基本没有个人休闲时间。我们主要的关注还是放在老大身上，当时决定生老二时，老大很多事情已经能自理了，我们也不鸡娃，很多兴趣班她都不愿意参加，所以在养育和教育的压力都不大的情况下，我们决定生二孩。现在家里的育儿嫂是管老二的，老大我们自己管。

但最近老大被选上了网球队，一周要上三节课，我们人手不够，我妈每个星期会来一两天帮我们带一下。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没有干脆请双方的父母帮忙？

沈洋：如果让父母来带，我和老公预见到会产生很多代际冲突，我们都不太认可上一代的育儿方式，所以生第一个小孩时就决定外包。我妈现在每周来一两次，我们都经常有冲突，没办法和解。

蒋莱：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挺费劲的，当时隔代照顾是主流，我想请钟点工，公婆其实是不太高兴的，好像削弱了他们的作用一样。后来小孩两岁送托班，我很想下午4点去接他，但我5点才下班。后来我考上在职博士，一个师姐建议我送全托幼儿园，她的小孩就是这么过来的。

但当时也遭到家里人的反对。小孩送到全托后，每周的接送也都是我在做，丈夫提供的是经济方面的支持，我们买的婚房，靠近我妈妈家，渐渐地矛盾也是很多。这些问题都是随着小孩一点点长大慢慢冒出来的，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在书里写，生娃是个“黑社会”。

2024年10月28日，在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北贾璧乡北贾璧村，小朋友在柿子架下玩耍。（视觉中国 / 图）

3.母职惩罚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研究最初是想了解生育二孩及多孩对这些女性职业的影响，这些影响还包括哪些？

蒋莱：我们当下社会各行各业对工作时间的要求都非常高，即使是体制内的工作或老师，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从而获得上升的机会。这样看的话，生育对女性绝对是负面的影响，不利于职业发展。但也有女性生育后，职业向上走的。

沈洋：我们的论文归纳了生育二孩的女性的四种职业发展类型：职业上升型，这些女性只占被访者中的1/4，大部分是从原生家庭中获得了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职业回弹型，这些女性在生育二孩之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但在跳槽或重新工作之后经历了职位/收入的恢复或上升；职业中断型，这些女性经历了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双重减少；职业停滞型，这些女性大多在公共部门工作，缺乏上升流动的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经历职业停滞或中断的女性对这一处境的态度是怎样的？

沈洋：其实不只是职业发展，母亲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有多个维度，孩子是否健康、是否有休闲时间同样是她们很在意的。比如我们的受访者苏晓洁，虽然由于带小孩等原因频频转换职业赛道，由医院和外企最终跳槽到社区医院成为街道医生，收入减少了2/3。但她现在上下班非常规律，不用加班和出差，也有个人的休闲时间，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也在书中提到，在访谈过苏晓洁后，也开始反思是否要用母职惩罚的概念衡量所有女性。

蒋莱：沈老师这个观点其实已经超越时代了，现在的问题是，母职惩罚是否被充分且广泛地认识到。

沈洋：互联网上有关母职惩罚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女性，她们都认识到生孩子对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

南方人物周刊：能不能解释一下母职惩罚？

沈洋：母职惩罚主要指女性由于生育在职场上面临收入下降、事业受阻。

蒋莱：中央民族大学的杨菊华老师提出过一个叫作性别税的概念——是在谈职业女性生育后面临的职场困境，但未婚未育的女性就可以在职场上免除这种困境吗？其实并不会。现在的女性求职者恨不得拿着一张不婚不育的证明去找工作，但招聘方在相同资质的求职者面前，还是会倾向于男性——这就是杨菊华称之为性别税的原因。

4.二孩跟谁姓？

南方人物周刊：当二孩真的生出来，姓氏成了一个需要协商的问题。你们在研究中发现，小孩冠母亲姓氏的前提往往是女方家庭付出了同等甚至更多的经济、照护方面的责任？

沈洋：其实无论跟不跟母姓，女方家庭都付出得更多，只不过这由此能促成一些家庭的孩子随母姓，但前提条件是需要丈夫及其原生家庭同意孩子随母姓。我也发现，由于随母姓，女方会在经济和育儿方面过度补偿，比如自愿带孩子更多。

不同家庭随母姓的动机不同，比如有的是女方父亲提出来——一位受访者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希望女儿的第二个孩子跟自己姓，而这个小家庭一开始和现在住的房子都是女方家里提供的，女方每个月还会给男方父母打钱。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怎么想到和受访者聊冠姓权这件事？

沈洋：这属于我的个人爱好。上海的独生子女家庭，二孩随母姓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我妈的姐妹们也常有这样的讨论。后来双独政策放开后，我父母对我的期待就是生两个，第二个孩子姓沈。

南方人物周刊：你生二孩时，孩子跟谁姓？

沈洋：如果孩子不跟我姓，我是不会生的。其实生一孩时，我也和老公协商过。这也反映了，孩子是不是理所应当就应该随父姓？生第一个小孩时，我和丈夫达成一致，随他的姓。到了二孩时，怀孕前我们就说好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都要跟我姓。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可能觉得如果生儿子，姓氏还是要跟男方，不然男方的姓氏传不下去了，但我们家就是把这些情况都提前说好，我老公的父母也愿意。

2022年8月27日，上海闵行文化公园，市民带着孩子体验露营。(视觉中国 / 图）

5.多孩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加剧男孩偏好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我很喜欢的一个章节是关于母女关系的，其中高嘉萱与其母亲的故事很动人。或有意或无意，高嘉萱成为母亲后复刻了母亲在她成长过程中的“鸡娃”模式。你们在书中写一开始并未想涉及母女关系的议题，但被高嘉萱的讲述触动到了，她最打动你们的部分是什么？在你们的生命经验中，是否有类似的体验？

蒋莱：看高嘉萱的访谈资料时，总能从她身上看到她妈妈的影子，所以后来我问她愿不愿意聊聊她妈妈，她欣然接受。后来访谈，她讲述她妈妈的故事时，对我触动很大，我妈妈和婆婆跟她妈妈是同代人，都经历过上山下乡。上一代的女性真的很苦，她们生于多子女家庭，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更多的家庭投资和关注，等到自己成了母亲，对女儿也会有复杂的情感——既很爱女儿，又要求她在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上做得好。

所以写高嘉萱的故事，也是对我已经离世的母亲的致敬，有很多话是我当时不明白、没有机会和她讲的。我非常能共情高嘉萱，我和妈妈的关系就像高嘉萱和她母亲一样复杂：有很深的联结，也有很强的冲突。她既为我骄傲，又希望我样样都好，对我生活的某些部分永远不满意。

沈洋：我的经历和蒋老师、高嘉萱挺不一样的，但母女关系这一章写得很深，也是最触动我的。我妈妈在婚姻中一直比较弱势，在我看来也不怎么上进，是我不想成为的人。我记得自己和她讨论过为什么要生我的话题，她说不生的话会被人看不起。生完我后，她立刻去上班了，说带孩子多难啊，还是上班轻松。我觉得她很坦诚。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还有一位受访者吕小滢，曾经目睹母亲追男宝的过程，早早明白要生男孩。像吕小滢这样想生男孩的家庭是否较以往有所减少？追男宝的过程中，一般是男的想要还是女的想要？

沈洋：男性女性都想要。书中来自南昌的女生张乐非常热忱地想生男宝，也是父权制的坚定维护者。

蒋莱：上海好很多，但有些地方“追”男宝的现象还是很严重。

南方人物周刊：多孩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加剧这个现象吗？

沈洋：是的，2019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约为110:100，到了2022年就上升到111.1:100。政策放开了，刚好给了一些有男孩偏好的人机会。

蒋莱：这其实是一个女性选择权的问题。我记得给云南某个女干部培训班上课时，和这些体制内就业的女性聊天，她们都说一孩政策的时候没办法——只有一个女孩也都接受了，否则会丢掉工作。现在政策放开了，肯定要生二孩。问题是，政策允许的话，我们就应该生二孩吗？

南方人物周刊：从2022年起，多地政府开始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比如浙江省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这会影响大家的生育决策吗？

蒋莱：该影响的都影响过了。大城市影响不到，对二三线城市而言，没有这些政策，大家也会生的。

沈洋：但至少可以缓解我们的经济压力，二宝刚出生时对牛奶蛋白过敏，只能吃特殊配方的奶粉，很贵，一开始是有一些经济压力的。

蒋莱：去掉大城市的话，生育率是不低的，在一些中小城市，二孩是标配。

沈洋：全国范围来看，生育主力依旧是生育过的女性。目前每年的出生人口中，54%是生育二孩及以上的，但上海就不一样，上海（户籍人口）的二孩率大概是24%，三孩比例是1.86%——这也是我们找三孩家庭样本比较困难的原因。

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对于未婚但想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有什么建议？

沈洋：了解你男朋友的性别观念，观察他和原生家庭是怎么互动的，比如是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家里谁在做家务。直接和对方聊聊他对女权的看法，对未来家庭的想象和安排。这些回答中如果有一些是你完全不能忍受的点，就不要继续了。有什么诉求及时沟通，不要一个人承担。还有就是，也不要害怕离婚。

那些寻子的父母们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人贩子余华英已经被判死刑。被拐的孩子们都找回来了。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而这也远比想象的更艰难。

文｜石里荷

编辑｜李天宇

从11人增加到17人

在自己寻子账号的粉丝列表中，卿素华发现了被拐26年的儿子。

2023年，人贩子余华英被捕后近一年，生活在云南的卿素华了解到，余华英拐卖案中，有多名云南儿童被拐卖到河北邯郸。她怀疑，儿子李聪也被拐卖到了那里。于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子信息时，针对性地往邯郸投送。

今年1月16日，卿素华发现粉丝列表中有一个账号IP地址在河北。她点开头像，觉得人很像李聪。卿素华连忙叫丈夫来看，丈夫也觉得有点像，而且觉得那个人的女儿「真像我们家的孩子」。过去20多年的寻亲经验告诉夫妻二人，这可能是错觉和巧合，还是稳妥一点，不要打扰对方。卿素华当时只是把视频收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这位粉丝的岳父给卿素华夫妇发来消息，称自己的女婿可能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李聪，又发来了几张女婿儿时的相片，卿素华觉得，这次应该可以完全确认了。

后来，大理市公安局下达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卿素华夫妇的指尖血样DNA检验结果显示，他们的DNA与邯郸一男子的结果吻合，这个人正是粉丝列表中的李聪。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决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并追加起诉她牵涉的4起拐卖儿童的案件。

李聪被拐案正是此次追加起诉的4起案件之一。根据媒体透露的庭审记录，2002年，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从云南大理下关四中旁的一间小卖部将李聪带走，交给了她。随后，她乘坐火车，将李聪带到了河北省邯郸市贩卖。

「我的孩子是个人，你怎么能把他当成商品一样去牟利，拿出去贩卖呢？」卿素华说。

2024年10月25日上午，重审一审判决，罗兴珍也来到了法院，作为被害人之一，罗兴珍的诉求仍是希望余华英被判死刑。1996年，一双儿女被拐走后，生活在贵阳的罗兴珍守着自己的修鞋摊27年，就是等孩子们有一天能找回来。这些年寻亲的过程中，罗兴珍边打工边找寻孩子，花费了50多万元，但她只请求获得20万元的经济损失赔偿。

比金钱更重要的，罗兴珍想听到余华英坦白并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她想要知道真相。罗兴珍对媒体表示，「余华英应该把自己拐卖的所有孩子都交代出来，人家才知道他们的小娃子在哪个地方。」

重审宣判的那天，杨妞花站在法庭外，对记者说，今天，有更多的受害家庭来到了现场，他们彼此互为支撑，会一起进入庭审，指认余华英。但早在去年一审的时候，只有杨妞花1名受害人出庭。

杨妞花是余华英案当年的受害儿童之一。在邯郸的农村，杨妞花曾叫李素燕，「南方野兔子」是她童年的外号，村里的小孩觉得她的眼睛很大，像兔子，外号的画外音是——「你不过是被南方父母抛弃的小孩。」

2012年，22岁的杨妞花开始在寻亲网站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但关于亲生父母、姐姐的消息，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转机发生在2021年3月，杨妞花开始在互联网寻亲。随着热度越来越高，一个多月后，她的堂妹刷到这些视频，把姐姐杨桑英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二人开始核对记忆里的细节，都对得上，当时就确定已经找到家人。姐妹二人在贵州相认，给爸妈上坟那天，杨妞花看着四处的杂草、冰冷的坟墓，下定决心要抓到人贩子，给父母报仇。

回到邯郸，杨妞花找到了当年给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王国付，恳求他为自己作证，但对方不肯，杨妞花希望，90多岁的他能在人生将要走到终点时认清自己的错误。她告诉王国付，「你今年90多岁，你比我妈妈多活了60年。」最终在多次的恳请下，王国付答应出来作证。

随后，杨妞花就开始积极参与这起案件的立案、调查以及庭审，最终贵阳警方成功立案。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重审所涉及的6名受害儿童并非余华英主动交代，而是公安部门在一审后逐步摸排、侦查出来的，把扎实的证据摆在余华英面前，她没有退路，才点头承认的。

杨妞花说，在法庭上，余华英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一向闪躲，试图狡辩为自己开脱——面对所有有利于她的证据，她全部都可以清楚地讲出来，甚至当庭反驳。但只要对她不利的，她就会说自己曾经被车撞过，失忆了。由于和她一起施行拐卖的情人如今已不在人世，余华英会把罪责推脱到对方身上，「我当年年少不懂事」、「当时我是被别人教唆」。

这意味着，余华英从未真心伏法、真心认错。而她在庭上的种种狡辩，对于受害者和他们的家长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曾经，杨妞花想过，如果余华英在法庭上能够坦白一点，提供一些更有用的线索，这样就算法庭判她无期或者死缓，自己不会提出抗诉，或许也不会「咬死」请求死刑。但最终余华英一次次的狡辩让她看到，她只想苟活，而非真正悔罪。

杨妞花坚定决心，余华英非死不可。

2024年10月，庭审结束杨妞花向记者讲述庭审经过图源视觉中国

「还是卖小孩赚钱」

宣判的那天，杨妞花向大众描述最多的一个场景就是——她和余华英对视了一眼，对方迅速低下了头，没再抬起。

讲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杨妞花微笑着，声音很有力。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余华英「整个人都蔫儿了」。而整个庭审，余华英佝偻着身体，像把自己叠了起来，双手在不停发抖。

这和余华英以往的表现都不一样，不久前，在重审开庭的时候，杨妞花曾和余华英对视过15秒，那时候，余华英扬起了下巴，双眼微眯，这个表情也被很多人形容为「阴鸷」。这让杨妞花确信，「她一定是想着当年怎么没弄死我。」

余华英受审图源网络

这次，杨妞花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差异，她觉得，余华英开始怕了。

判决还是下来了——2024年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还判决余华英民事赔偿各被害人三万元。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重审判决公布后，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余华英曾经居住的重庆市大足区茅里堡社区，这是她离开家乡后最初的落脚点。

余华英在村子里有两处房屋，一处是30多年前用煤渣灰盖的预制板房，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个房间，墙体多处开裂，地面满是塑料袋等杂物，村干部说这处房屋已经是危房。另一处则位于数百米外的公路旁边，是近几年才盖成的红砖房。

如今，这处新修的房屋由当地一名老人以5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余华英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2022年，曾有人看到她回来这里检查房屋，但当时没有人上去和她搭话。

在案件没有曝光之前，村民们记忆中的余华英不务正业，沉迷于打牌，经常不回家。得知判决结果后，一名亲戚沉默很久后说：「判了死刑是好事，免得再出来害人。」

来重庆定居之前，余华英曾在云南大理生活。根据她2004年写的一份自述材料，1963年12月，她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余华英称，「我的一生都在受苦」——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她只好辍学务农，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完整的家庭让余华英一度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也让她觉得「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二人结婚。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化名）。

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茅里堡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这里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龚显良。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男婴的降生让余华英和龚显良无力抚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子。余华英贩卖儿童，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据余华英后来的供述，当时，龚显良主动提出将男婴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够接手找到买家。如今，我们很难得知最初听到龚显良的提议时，作为母亲的余华英是什么样的心情，她有没有过犹豫。

但时隔近30年，余华英在一审时候表示，自己非但没有拒绝龚显良的提议，还跟随龚显良一起抱着孩子来到了邯郸，并见到了买家。对于亲生儿子的去向，余华英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

这场交易给余华英和龚显良带来了五千元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被利用的女儿和被选中的熟人

她把儿子作为筹码，把女儿当做诱饵。

想要更准确地评价、审判余华英，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她对女儿的利用。根据检察官指控，余华英作案时，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王梅花。这样可以降低被拐儿童和亲属的心理防备，为他们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

失去两个孩子之前，罗兴珍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都匀市。她的两个孩子胡华兰、胡华白就曾和王梅花是相识的玩伴。

1996年7月，罗兴珍在都匀市黑桥头摆修鞋摊，丈夫胡照周则在不远处的客车站附近开三轮拉客，一家五口租住在小河边（现都匀市西苑小区）的出租屋里。事发那天，胡照周提前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两个孩子，就赶紧来到罗兴珍的修鞋摊询问。

二人一起到客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找到平时喜欢看录像的大女儿。大女儿讲述，当天中午，「大姐姐」王梅花来家里玩，总是喊妹妹和弟弟去他们家。过了不久，大女儿出门给妈妈送饭，妹妹和弟弟应该就跟着王梅花去了余华英的出租屋。

二人带着大女儿赶紧找到余华英的出租屋。眼前的一幕是，屋子开着门，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屋子里的行李都没了，家里一片狼藉。

夫妻俩慌了，罗兴珍赶忙去公安局报警，胡照周则赶紧跑到都匀火车站和客车站，都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踪迹。夜色降临，商店纷纷关了门，对罗兴珍和丈夫而言，希望之门彻底关上了。「完了，孩子找不到了！」夫妻俩瘫坐在街边，抱头痛哭。那一年，女儿华兰7岁，儿子华白5岁。

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始终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小娃娃哭喊我哄」。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华兰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华白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但具体的贩卖金额和下落，她并不知情。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1995年冬天，余华英搬到杨妞花家隔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家人的信任。那时小妞花刚学着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余华英最后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

杨妞花也被卖到了邯郸。下火车后，5岁的小妞花就挨了第一顿打，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便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图源杨妞花

在这里，余华英带着她在村子了逛了十天，寻找买家。她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给杨妞花洗头，直接用热水往杨妞花的头上浇，「烫得我满院子跳」。而余华英就在一旁斜着三角眼盯着她，恶狠狠的。

在这段时间里，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杨妞花则被安排站在寒冬里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王国付卖给了一户人家，她告诉买家：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余华英也辩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显良管着，「他是当家的」，自己并没有花过多少钱，也没有从拐卖中获利。2000年，两人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余华英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2年，余华英又开始与出狱的丈夫王加文搭档，拐卖儿童，卿素华一家也是「被选中的熟人」。

当时，卿素华一家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因冬季户外寒冷，怕孩子的脸被风吹坏，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部，晚上再接回家。而王加文和余华英就住在小卖铺对面。

王加文出狱后，性格不改，经常在街头摆象棋残局行骗，没事就来小卖铺逗李聪，前后不到两个月，就跟孩子混熟了，李聪称王加文为「王伯伯」，卿素华记得，只要王加文招呼一下，不用拿零食引诱，李聪就会跟着他走。

出事那天，卿素华和丈夫叫李聪吃午饭，却发现儿子怎么都找不到。卿素华想到了王加文，她打电话给他，但对方一直关机。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王加文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让卿素华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和丈夫找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但王加文「漫不经心的，还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聪被拐走的时候，云南正赶上冬天，天气极冷，大风呼啸。卿素华一家也停在了2002年的这个冬天，很多次，她都想着从洱海边跳下，痛苦是不是就了结了。

卿素华后来才意识到：「自从王加文走进小卖部看到李聪之后，孩子就已经成了他的猎物。」

余华英被捕后，2023年7月，长期下落不明的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控制。卿素华和丈夫一起指认，在20多张照片里，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王加文，20多年过去，他们始终记得这个人的长相，「他变老了，牙齿掉了，嘴巴瘪了，但轮廓还是没有变的。他的样子一直刻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不敢把他忘记，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以接近熟人为手段、再以女儿作诱饵，这样的拐卖过程让很多人为之愤怒。某种程度上，在余华英所牵涉的案件中，王梅花始终被利用、被算计，也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余华英被捕后，一共公开庭审了三次，她的女儿王梅花都没有到场。有记者找到了王梅花，如今她已经36岁，她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余华英的庭审，也不愿意再提及她拐卖儿童一事。

图源电影《灿烂的她》

煎熬的、遗憾的

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华白和华兰消失后，罗兴珍和胡照周鞋摊不摆了，也不再拉客了。两个人每天就徒步在城市里寻找，依旧没有孩子们的下落。

孩子被拐后的第三天，都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罗兴珍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不是孩子在哭啊！」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办事员跟罗兴珍说，你的孩子、特别是二女儿应该有记忆了，你就在老地方摆摊，不要乱跑，孩子会来找你的。

从那时起，罗兴珍便没有离开过她的修鞋摊。几年前，都匀当地的记者走访了罗兴珍的鞋摊。就在平桥客运车站附近的街边，离她租住的房屋有5公里。鞋摊最显眼的就是一块红底的宣传板，上边印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华兰和华白失踪的信息，也记录着他们和父母一起短暂生活过的痕迹——一家人居住在一条30多米宽的大河边，孩子们经常叫爸爸骑车带他们出去玩，三姐弟关系好，会一起到汽车站看录像。罗兴珍在板子上印下了一句大标题「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多年过去，寻子的宣传板因为褪色、破旧，已经换了好几块。

孩子在身边，父母总是满足的，生活总有一股蒸腾向上的热乎气儿。胡照周是退伍军人，他和罗兴珍的老家都在四川广安，1980年经人介绍后二人结为夫妻。1981年，因为家里穷，他们来到都匀谋生。那段时间「尽管经济不富裕，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也同样有笑声」。罗兴珍回忆。

找孩子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夫妻俩花了700元——那是当时家里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点钱——在当地电视台打了7天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音讯。一直以来，罗兴珍和丈夫都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平时，罗兴珍花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狭窄的房间里堆满了她捡来的水瓶，她想「过几天卖了，换点钱，买点大米」。下雨的时候，罗兴珍也不收摊，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披一块破雨伞布，穿上雨鞋，继续守着摊位。

两个孩子不知下落，他们少了生活的支撑。他们在每个团聚的节日都更厌恶分离，也更渴望重聚，「别人家炮竹声声，我们却在暗地流泪」。

思念至极的时候，罗兴珍会拿出仅有的几张照片，看一看，摸一摸。姐弟俩都有个大脑门儿，比较容易辨认。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他们只拍过数量不多的几张照片，找孩子的过程磨损了一多半，留下的几张，罗兴珍一度保存得很完好，会小心收在信封里。

罗兴珍曾找大师算了一卦。算卦的那天，她拎了一只大公鸡，又给大师带了几百块钱，大师告诉她，孩子满16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找回来。

罗兴珍信了，也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活下去的念想。可现实并没有走向玄学，甚至也没有让罗兴珍看到希望，她想过很多次，「孩子都应该比我高多了，可惜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要是见到了他们，变化大不大？」

痛苦和恨意无处发泄，罗兴珍和丈夫只有一个目标——在人海中，捞回孩子。罗兴珍记得，20多年里，丈夫一共回来过五次。为了找到华兰和华白，胡照周开始流转不同的城市打工、攒钱。有记者曾经在珠海一个工地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处地下通道里装电缆。他将近60岁，上了年纪，很多工地都不愿意收他，白天有活儿就去打点工，没活儿的时候他就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在街上问。

更多时候，被拐家庭活在未知中，苦闷和煎熬是常事。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

过去的日子，有人劝罗兴珍别再开鞋摊了，太辛苦。但罗兴珍每次都会想，自己要继续在鞋摊待下去——留下来，孩子还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我这对儿女会被卖到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们被卖到哪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哪里都不敢走，我一个人在都匀生活，一个人守摊，不管挣不挣钱，我都要在这个摊子面前等他们到来。如果我走了，他们来了，就找不到我了。」罗兴珍说。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最终等到归来的孩子。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张荣仙的儿子王艳龙、王能能是第一对被余华英拐卖的兄弟。1994年，他们被余华英拐走后，张荣仙的丈夫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都匀的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附近玩耍时，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了肖正俊。此后20多年，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还将肖正俊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但几年前，陈丙连的丈夫因病离世。

杨妞花丢失后，她的父母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父母因无法承受女儿的丢失，度过了痛苦的四年——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她摆上一双碗筷。

爸爸则开始整日酗酒，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小时候，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后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

杨桑英告诉杨妞花，「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瓶空掉的老鼠药。两年后，妈妈熊棉衣郁郁而终。

父母离世，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那一年，她不到12岁。姐妹二人重聚后，杨桑英曾直白地告诉杨妞花：「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

图源电影《亲爱的》

「已经没得亲情了」

2023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杨妞花姐妹俩均参加了庭审。杨妞花一直盯着余华英，并问她：「你还认识我吗？是我把你送到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一年前，警方找到余华英的时候，她正在重庆大足区的一间茶馆打麻将。在网络流传的监控截图中，那一天，余华英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脖子上是一圈金项链。

经调查，余华英曾化名张芸，在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在那之后，她没有继续犯案。但她还是给12个家庭、17个孩子带去了终身无法磨灭的伤害。

余华英再次被捕，曾经被她和龚显良、王加文拐卖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线索。

警方通知卿素华找到李聪的那天，把他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她。卿素华本来想直接打电话，但小儿子劝她还是先加微信，「突然打电话，担心人家心里面承受不住。」

卿素华小心翼翼地靠近李聪。她给李聪发消息，说我是妈妈，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说我们可以平等讲话。李聪回复说，我知道，等一下我把孩子接回去，就给你打视频。

那天晚上，卿素华和李聪打了视频电话，聊了聊李聪小时候的事情，李聪把他的小学毕业照发过来，卿素华和丈夫很快就从50多个人里面把他认了出来。但时间久远，李聪对自己在云南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

认亲的那天，卿素华梳好自己的头发，久违地涂上了口红，她告诉自己要忍着、不能哭，「不想让儿子觉得自己丑。」今年2月，李聪回到家中住了几天，与卿素华还有丈夫团聚。在中秋节，李聪也给父母送来了当地的美食特产。

相聚的过程并不总是温馨顺利，在小心翼翼向彼此靠近的过程中，还有苦涩和遗憾。

根据庭审记录，2022年年末，都匀警方已经找到了华兰与华白的线索。罗兴珍说，华兰、华白都回来过一次，但分别待了一晚就走了。儿子华白一直没有做DNA鉴定。女儿华兰虽然做了DNA，但至今还没有与她相认。

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被找到的时候，华兰已经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几年前，她的养父去世，她照顾着80多岁的奶奶，压力很大。而华白一直生活在北京，养母瘫痪，养父在家照顾。孩子们都不好过，为了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罗兴珍和丈夫没有再给他们打过电话。两姐弟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找到也是当没找到一样」，她知道，他们与两个孩子更像陌生人：「已经没得亲情了。」

如今，胡照周正在安徽合肥当保安，一个月一两千，「赚点回家的路费」。66岁的罗兴珍年初出了车祸，不得已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面对之后的日子，罗兴珍想，「在一天，过一天。」

苦痛已经筑底，就意味着回不到真正的圆满。在很多媒体的视频采访中，对于找到的孩子，罗兴珍没有丝毫喜悦，当下的她更悲观、更疑惑。「以前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找到孩子了，孩子回到家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罗兴珍说。

余华英重审宣判不到一周，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拐卖儿童案件也迎来了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组成合议庭，对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二次开庭审理。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被呼富吉、唐立霞拐走。随后，郭刚堂踏上了24年的寻子之路，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检察机关在厘清呼富吉、唐立霞二人罪责的同时，也重申了儿童拐卖给受害家庭造成的亲情裂痕难以弥合——「最后虽然将孩子找回，5个孩子当中，4个孩子都自幼在收养家庭长大，在收养家庭学习、工作、生活，与收养人建立起亲子感情，而与亲生父母除了血缘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这种残酷的现实，是4个家庭毕生难以弥补的痛苦和遗憾。」

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有学者曾经分析过，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的亲子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创伤，这种结构性创伤会严重影响被拐卖儿童的正常社会化，使得被他们的心灵蒙上阴影，甚至造成被拐卖儿童出现某些更严重的危机，如性格孤僻、行为反常、精神失控、离家出走等等，进而导致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破裂。

如何修复这种结构性创伤，如何改善和调试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如何使被拐卖儿童尽快步入正常的社会化轨道。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也远比想象得更艰难。

就在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李聪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对此，卿素华觉得幸福。和李聪相认后，卿素华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名称改成了「寻子成功（李聪妈）」，她不再发寻子的视频，而是开始声讨购买李聪的买家，她写道：「你和李聪每天生活在一起，你如何面对他，你能真心带他？」

她坦言，自己从没想过要去邯郸，那里有自己挂念的儿子，也有无止境的伤痛，她觉得，「去到买家那里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

她的期许很简单，「找到孩子，知道他过得好，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图源电影《宝贝回家》

参考资料：

1、 《余华英案受害夫妻：儿女被拐26年后已有各自生活，不再打扰》，《南方都市报》

2、 《追加起诉4起案件、有家庭骨肉分离30年 余华英案细节最新披露》，极目新闻

3、 《22年前疑遭余华英丈夫拐走儿童DNA比对成功》，红星新闻

4、 《人贩子余华英：卖亲儿子，仍有被拐者未找到》，中国新闻网

5、 《「新粉丝的视频，越看越觉得像」 母亲寻亲22年终于和儿子相认，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紫牛新闻

6、 《余华英案追踪：11名被拐儿童背后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央视新闻

7、 《孩子被拐20年 妈妈原地苦等20年》，贵州都市报

8、 《人贩子余华英的割裂人生》，澎湃新闻

9、 《「人贩子」余华英今受审：供称卖私生子后，又陆续拐卖十多名儿童》，澎湃新闻

10、 《漫漫寻子路》，新京报

11、 《等候子女20年》，法治在线

12、 《结构性创伤：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亲子关系研究》，游稀，西南大学；13、《复仇的决心》，人物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地自11月1号起都有了新动向，大多开始收紧旧款车上牌的尺度等。但这项关乎几亿人利益的政策，似乎难得民心，伴随着新国标的各种争议，始终不绝于耳。

这其中，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发言尤引人关注。

李稻葵认为，新国标固然有一些进步，但在万众瞩目的电动车限速问题上，最高仍然不得高于25km/h，这比骑自行车的速度要慢。此外，李稻葵还质疑，新国标要求电动车加装北斗系统，会增加200多元的成本，加重百姓负担。

李稻葵直言，新国标电动车标准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同时呼吁：“在定标准的时候，一定要事先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一定不能让平时不太骑车的人来闭门造车。”

李稻葵的重磅发声，在网络上激起很大反响，许多人都觉得李稻葵的观点“接地气”，称赞“这才是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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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电动车国标的演进，关注了多年，之前在媒体任职时，也写过相关文章，呼吁正视民生需求，对电动自行车的不合理限制“松绑”。

应当说，此次公布的新国标，确实有些呼应民意的内容，比如电动车整车重量限值从55公斤，上调至63公斤，比如脚踏不再强制安装等等，就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但在关键的限速问题上，新国标依然原地踏步，不仅如此，新国标还要求，电动车速超过25km/h上限，电动机必须自动断电，换言之，这次限速，比起以前更动真格，进一步增加了解限速的难度。

电动车限速如此严格，理由为了安全。近年来，各种电动车事故频发，似乎验证了电动车限速的必要性。

不过，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25km/h的限速，未免有些离谱，普通人日常骑行自行车都能达到15—25km/h，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时速可达到35—40km/h，电动车连自行车都跑不过，这得多讽刺啊。

制定这个限速标准的人，肯定不是骑电动车上下班的人，否则，他不可能忍受得了这慢吞吞地“龟速”行驶。有网友因此调侃，建议公职人员必须骑新国标车上下班，只有让他们体验过，才能知道百姓的怨言从何而来。

当然，理论上讲，电动车限速越低，它确实安全性更高。但是，这种所谓的“安全”，代价未免太高，因为它建立在损害民众基本便利，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

凡事得有度，“安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电动车限速真有必要这么低吗？适当提高限速真有那么可怕吗？我看未必。

我骑了十多年电动车，平时正常行驶速度都在每小时三十四公里左右，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相信这不仅是我，也是许多人的共同经历。

都说电动车是马路杀手，实际上，你看那些电动车事故，大多都不是正常行驶的，比如闯红灯，比如非法改装等等，其中正常行驶导致事故的比例，能有多少呢？

改善道路安全，电动车当然要管，但正确的办法，应当是追根溯源，严抓闯红灯、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而不是本末倒置，把车辆人为限制成“龟速”，让大多数规规矩矩的骑行者，为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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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教授提到电动车加装北斗系统，我觉得不仅是增加购车成本的问题。

加装北斗系统的理由是可以通过定位，防止盗窃，可问题是，现实中电动车最为普遍盗窃问题，是电池的盗窃。绝大多数盗窃案，只偷电池不偷车，这种情况下，加装北斗系统又有啥实际作用？

电动车一般也就在一两千元左右，这种低价值的交通工具，居然比小轿车还高一等，享受和大型货车一样的待遇，连北斗系统都用上了，实在有些杀鸡用牛刀的味道。

李稻葵还提到，电动车安装挡风被违法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得人心规定。

挡风被固然会提高风阻，影响视线和驾驶的自由度，但是其存在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在寒冷的冬季骑电动车都是一件遭罪的事情，挡风被不仅给了骑行者在寒风冷雨中一些温暖，也使得他们在免于挨冻的情况下更从容驾驶，提高驾驶的安全性。

所以，以安全的名义禁止挡风被，动辄进行罚款，其实并不合理，它无视了民众的实际需求，缺乏基本的人性化考虑。

电动车管制如此之严，真的有助于改善安全吗？我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李稻葵教授就预言，新国标实行后，各种违法改装会越来越多。对此我也是忧心忡忡，比方说解限速，可能难度比以前更大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恐怕这样的技术障碍很快就会被攻破。

国标变了，但民众的需求没有变，卡得紧了，非法改装只会更猖獗。不如通过国标修订，让需求更好满足民众需求，也降低了非法改装的二次监管成本。

对电动车管得过死过严，这种“高标准立法”不仅无助于改善道路安全，它反而会带来“普遍性违法”，为执法创收带来便利，加重百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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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新国标出现一些不合理，不接地气的规定，并不是偶然，根子上，它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属于政策的“闭门造车”。

表面上看，电动车新国标在出台之前，征求过公众意见，但是，这种征求意见，有些走过场的意味，如解除25km/h限速等公众主流意见，并没有影响到最终决策。

征求公众意见，理当是更开放透明的。征求公众意见最好的方式，应当是召开一场公平公开的听证会，全程直播，把一切摊到阳光之下，而不是关起门来，在小圈子内进行决策。

现实中，一家博物馆的票价调整，一个城市的水价上涨，都要开相关的听证会。而电动车国标的修改制定，牵动数亿人的利益，对民生经济带来直接影响和冲击，却不用召开一个听证会，这合理吗？

社会的治理，需要有效的公众参与，那种打着“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旗号，一厢情愿，为民做主，大多是靠不住的，其结果，往往走在民意和科学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