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捕捞”出现了细分领域——6月来以来，50多位耽美文学作者被跨域抓捕，多为女性。她们中有人被判刑5年，有人不得不四处筹款以求轻判。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4234.html

CDT编辑注：朱令铊中毒事件是发生于1994至1995年的一宗案件。1994年11月底，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本科生朱令（本名朱令令）出现铊中毒症状，最后得助于互联网才得到确诊和救治，但留下永久后遗症，此后几十年生活无法自理，直到2023年逝世，一直依靠父母照顾。1995年5月，北京警方对朱令案进行调查，但相关证据丢失。警方传唤了嫌疑人孙维（朱令的同班同学），但未将其逮捕。朱令案于1998年结案。近年来，朱令案频繁引发社会关注，清华校友、帮助朱令的志愿者张黎利在本文中透露，过去几个月先后有七家媒体对朱令的父母进行了采访，但是采访的内容被禁止播出。

这是我个人油管频道《闲人老张》最近一期视频的字幕，供无法看视频的网友们参考。为了文章能顺利发出，关键人名做了处理，希望文章能通过审核且存活得久一点。

---

大家好我是闲人老张

今天想谈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就是发生在1992年的清华大学投毒案

也就是朱令被投毒案

我的老观众可能都知道

过去十几年以来

我一直是帮助朱令的志愿者之一

有一个专门帮助朱令和朱令家人的

华霖救助基金

我是这个基金的发起人理事

也是帮助朱令的微信公众号

《朱令我们在一起》的唯一的一个管理员

朱令照片。图源：网络

呃再过几天呢

12月22号

就是朱令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关于朱令的消息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已经被禁止得

越来越严了

是禁止广泛讨论和转发的

过去几个月

先后有七家媒体

对朱令的父母进行了采访

但是采访的内容都被禁止播出了

而且

国内另外几个长期关注朱令的微信公众号

比如说

《帮助朱令》微信公众号

的管理员

也被多次请去喝茶

现在也没法正常更新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

《朱令我们在一起》

更新起来也非常麻烦

嗯常被删帖

或者是被限流

而且有的时候

审核也非常复杂

我改一个字可能要等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今天我聊的内容

就不在公众号里面发布了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油管这种

不受限制的自媒体上面发布

所以今天的内容

我就放在自己的个人频道里面了

今天我想讲的

并不是朱令案的来龙去脉

因为这个互联网上到处都是信息

我想讲一下

我作为一个和朱令同年级的清

华大学生是如何成为了一个志愿者

我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

我参与这件事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清华大学校方在朱令案中

扮演了一个多么不光彩的角色

首先我想澄清一点

我并不是在朱令案以后的

第一批志愿者

在案发当时

第一时间给朱令提供帮助的

是北大的贝志诚

那第一位志愿者

对案情进行反思

并开始追寻真相的志愿者

是朱令的同班同学童宇峰

他创建了一个

专门记录朱令案的网站

叫做《风中的木头》

这个网站至今还存在

第二波救助朱令的志愿者

是2005年

当朱令案在天涯上

成为热点之后

在北美的何清女士

还有一位李女士

她们在海外成立了

海外的救助朱令基金

他们是第二批志愿者

我开始关注朱令案

已经是2013年了

是第三批的志愿者

那2013年的4月份

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投毒案

一个复旦医学院的研究生

给同寝室的室友下毒

造成室友死亡

这个案件当月就破获了

但是随着这个破获呢

清华的朱令被投毒案

又重新被媒体提起来了

我也是在2013年

才第一次听说朱令的名字

我现在还记得那天的情况

就是我听到了朱令名字以后

我就追到这个论坛上去

天涯论坛上去看帖

从下午下班一直看到了半夜

在我自己办公室里面看到最后

我手脚冰凉

背上全是冷汗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除了朱令本人

其余的绝大部分故事里的人物

都是我非常熟悉的

那首先就是贝志诚

因为当年呢我在清华里面

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

不上晚自习的人

所以我经常晚上呢

就到我们从宿舍楼的另一层

和另一个班的

这个一些不上晚自习的人一块

就是打游戏啊

或者看他们玩游戏啊之类的

那那个时候呢

贝志诚也是经常从北大来清华

看我们玩游戏的

所以那个时候跟贝志诚有过几面之缘

但是其实这个案件里面

让我更惊讶的一个一点呢

是案件的唯一的嫌疑人孙某

孙某是我实验中学

初中三年的同桌

我还记得

跟孙某第一回见面的时候

第一堂课

我们上的是英语课

在上英语课之前

孙某问我说你小学

学过没学过英语

我那时候要面子

我就说学过

然后孙某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单词

问说这个单词你认识吗

我看了一眼

我说不认识

然后孙某当时就哈哈哈大笑

这是我们第一回见面

后来我知道那个单词写的是not

not也就是说我其实是英语的not

我都不认识

因为当时很没面子嘛

后来呢

在初中三年期间

我们俩一直是同桌啊

我的学习反正一直是不怎么样

直到初三下半学期我开始努力

勉强又上到了实验中学的高中

但是孙某在中考的时候

报考了北京四中

所以到高中以后她就去四中了

高中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后来在92年我们都考了清华

我上的是计算机系

孙某上的是化学系

在大一的时候

入校的时候我们应该见过一面

然后后来在清华里面就再也没见过

直到快清华快毕业的时候

我们又见了一面

那个时候

在我们的宿舍楼外面吧

孙某当时穿的一件红的夹克

因为她从初中

就特别喜欢穿一件红的小夹克

我看见她就跟他聊了几句

当时就问我说马上要毕业了

你准备去哪啊

孙某跟我说他准备出国

她问我

我说我可能在国内先混几年吧

聊了两三句话就走掉了这就是

我印象里的孙某

对孙某的印象

没想到再次看到孙某的名字

已经是在天涯的论坛里面了

而且

孙某是作为案件的唯一嫌疑人存在的

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诧异的一点

再接着再看天涯的帖子呢

让我更诧异的呢

就是

孙某那个时候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

是清华计算机系的谢某某

谢某某我也认识

谢某某的宿舍跟我可能就隔几个房间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怎么这件事里面所有的这些人

除了朱令本人之外我都认识

我就隐隐地觉得

这件事可能跟自己有些关系

然后当天晚上呢

我回家就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面呢

我梦见自己在清华的三教

也就是那个一个特别大的阶梯教室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突然有一天去上晚自习

就坐三教的阶梯教室最后一排

在那正坐着呢

正要掏出书来呢

孙某过来了

孙某跟我笑了一下

然后在桌上放了两块糖就走了

然后我呢就嘴馋嘛

我就把糖拿起来给吃了

刚刚把糖吃掉

我就吓醒了

惊醒然后直接背后全是冷汗

这个就是我对朱令案的第一次的知情

的情况

那个时候是4月份

正好是清华的校庆期间

我在那个周末

去学校跟我们同班同学聚会

就谈到了朱令这件事

有一位在学校留校当老师的同班同学

就说

他知道朱令案

而且他说据他所知

清华在朱令案上能做的都做了

没有什么对不起朱令的

当时我就很怀疑

因为如果清华该做的都做了

为什么像我这样

跟朱令同一年级的学生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而是在10年以后我们才听说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起疑了

紧跟着

我又参加了一个

清华企业家校友的聚会

在这个聚会上面

我就提出了我自己的疑问

而且我也建议说

大家都是做企业的

积德行善

最好咱们大家凑一些钱

给朱令做一些生活费用

我觉得以咱们校友的名义

去送过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报道

知道

朱令他家里这个医疗费还是比较缺的

所以在那次集会上

我差不多募了10万块钱左右吧

具体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会后呢我又通过一位律师朋友

找到了朱令的家人

我就带着现金去朱令家拜访

朱令家

是在北京方庄的一个老楼里面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三居室

还是四居室啊

就是进

门有一个很昏暗的很小的一个门厅

然后门厅左边有一个小房间

就是朱令的房间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

朱令在床上昏睡着

床旁边立了一个特别大的氧气瓶

我就在这个很昏暗的小客厅里

跟朱令的父亲吴叔叔

还有她的母亲朱阿姨开始聊天

了解朱令的情况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

从1995年到2013年

18年里面

都是朱令的父母在照顾朱令

没有护工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们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而且不管是在医疗费用上

还是住房条件上

都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

吴叔叔当时说

他们想去上海找一个亲戚

在那附近找一个能长期住的病房

最好有两个房间

一个大房间是朱令的病房和看护病房

旁边一个小房间

是叔叔阿姨轮流睡觉的地方

我当时就做了很详细的记录

然后那天

我们也谈到了

叔叔阿姨最大的担心

叔叔阿姨他们当时就说

如果哪一天他们走了

以后谁来照顾主令

我们差不多聊了一个小时吧

从朱令家这个昏暗的客厅出来

我下到楼底下以后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为这件事做点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叔叔阿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不懈照顾了女儿18年了

我觉得这种付出实在让人感动

我觉得只有父母对子女

才能有这样无私和长期的付出

子女对父母可能都做不到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跟叔叔阿姨聊天的时候

我进一步

确认了清华在这件事上肯定是有责任的

我当时的怀疑可能是有道理的

我放下对清华的这个怀疑

我先把

刚才聊天里面和叔叔阿姨谈到的这个

访谈的情况

写了一个文字稿

发到了我们那个校友群里面

就是给那些捐钱的人看

同时呢

叔叔提到的这个上海疗养院

两个房间这个情况

我也在校友群里面开始问

有没有人能提供这样的条件

嗯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拜访朱令家的情况

那再往后呢

因为那是2013年4月份

到4月底的时候

朱令这件事就进一步成为网络热点了

嗯

有人在美国白宫的网站上发起请愿

说要求把嫌疑人孙某从美国驱逐出境

而且这个请愿

在几天之内

签字人数就超过10万了

所以到2013年5月份

大量的记者就开始去朱令家采访

紧跟着呢

就惊动了这个当年的北京市公安局

所以公安局就在朱令家门前

安排了警员

不再允许记者上门了

也不再允许访客了

同时

公安局的副局长

带队到朱令家探访

为了稳定舆情

对朱令进行了一些安排

当时安排朱令到北京友谊医院

进行了20多位专家的会诊

同时公安局和卫生局又协调

制定了安置方案

安置方案就是按照我写的那篇文章

里面叔叔的要求

安排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

在北京市小汤山医院

安排了两个房间

大的房间是朱令

和护理人员住

小的房间是叔叔阿姨轮流睡觉

这样的话朱令一家

就被保护起来了

也可以说被隔离起来了

因为记者就很难再进行采访了

但是我作为志愿者

还是能去医院探访的

每回探访

都需要审批

我觉得医疗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他们刚刚住进去的时候

医疗费用到底由谁来出

还没有结论

我们算了一下

每年的医疗费用可能要70万左右

在朱令成为媒体热点的期间

可能网友捐了接近100万

但是我觉得

这种通过媒体热度造成的捐款

不持久而且

叔叔阿姨也比较担心

将来他们离开以后

朱令谁来照顾

即使把网友捐的钱全留给一个亲戚

可能这个亲戚由于个人原因

也不可能长时间的去照顾朱令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只有一个组织

才能长期有效的去对朱令进行救助

包括进行这个医疗费用

包括生活费用的募捐

所以呢就是几经波折吧

最后

终于在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底下

挂靠成立了华霖救助基金

本来基金的名字想叫朱令救助基金

因为基金所有的募来的款项

都是用于救助朱令和他家人的

但是因为这个名字当年太敏感了

审批的时候没有审批下来

所以改名叫做华霖救助基金

中华的华

甘霖的霖

基金

也设立了章程和管理制度

我

就是基金的发起人理事(之一）

此后的一年

直到公安局

完全承担朱令的所有的费用之前

我们可能进行了两三次

的捐款

那个时候

我已经知道

清华在朱令案里面责任重大

清华造的孽

我觉得应该是清华的校友来帮助清华

还

同时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对清华在朱令案里面的责任

进行了自己的整理

在2014年5月份

也就是说我介入这件事一年之后

我在一个公众号里面写了一篇文章

专门谈清华在这个案件里的责任

但是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

很快文章就不能访问了

而且我也没有公众号的访问权限了

这个公众号直到2020年

我才重新拿回管理权限

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清华那些事儿

里面只有一篇文章

就是当年我写的这篇文章

那下面

我就念一下

当年我写的这篇

调查清华在朱令案里责任

的文章同时我会加入一些评论

好那下面我开始念

文章的题目叫做自强不息的清华

请停下来

等等灵魂

写于朱令被投毒20年之际

自强不息

如果大家知道

清华大学的校训叫做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但是通过我的调查

我认为在朱令案里面

清华绝对没有厚德载物

所以我的标题把厚德载物去掉了

叫做自强不息的精华

我下面开始念

作为和朱令同一届的清华学生

我直到毕业10年后

才听说了她在宿舍被投毒致残

的可怕经历

从那时起

除了对校友的同情之外

我一直对母校清华大学

在这起校园投毒案中的责任和问题

感到不安

2013年春天

朱令案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之后

校庆聚会上听

到的一句评论“清华能做的都做了”

终于使我下定决心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到今天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

在此将调查结果和个人观点列出

供关心此事的校友们参考

括弧注一

每个观点下方的事实罗列中

隐去了清华校方员工的姓名

仅以职务名或清华校方代称

注二所列事实

均来自于自己的访谈

和亲眼所见的文字材料

并无网络摘抄

好下面说观点一

观点一朱令的病没有及时治疗

清华负有部分责任

1995年3月9日

朱令第二次住院

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接诊

李舜伟怀疑为铊中毒

并当即打电话

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职业病研究所的专家联系

并让患者携带门诊记录

立即前往该职业病研究所请专家查看

事后李舜伟在门诊记录中写道

张寿林教授来电

称急性铊或砷中毒

需考虑可请朝阳医院查尿铊含量

请免疫科会诊

1995年3月15日

应李舜伟要求

清华校方提供朱令接触化学品清单

排除接触铊的可能性

当时提供清单如下

我这个文章里面有当时的这个

提供的这个药品的扫描件

我认为正是这份清单

使医生排除了铊中毒的可能性

导致朱令的病情发生了不可逆的恶化

这是我的观点一

那观点二

清华在证据丢失造成无法侦破问题上

有重大责任

1995年4月28日

朱令被确诊为两次铊中毒

怀疑宿舍内投毒

当晚9点

朱令父母联系学校要求报案

4月29日凌晨

朱令家人再次联系清华校方

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同学保护现场

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以待化验

清华校方表示反对

认为迁出同学有困难

并告知朱令班的女生

五一期间要去旅游

问题不大

4月29日下午

清华保卫处报案

1995年4月29日至5月7日期间

宿舍失窃

重要证物丢失

警方取走部分剩余物品

分析其余物品封存后

要求清华校方保留

至于清华这个失窃案

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详细的内容

我的这个报告里面只是我的简短结论

所以我在里没有提

我接着念

1998年11月17日

警方要求清华保存封存物品

被发现再次部分丢失

扫描附件是第二次丢失物品清单

和清华的情况材料说明

如果第一次失窃案不发生

案子当年可能就不会证据不足

如果第二次失窃案不发生

随着科技进步

十几年前无法化验的物品

也许能重新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

但是接连两起离奇的失窃案

终于时案件所需证物丢失殆尽

而两起窃案均发生在清华校方

已经明确了解案情的严重性之后

清华的管理水平可见一斑

这个是我当年写的

我这里面补充一些当年没有写的情况

第二次失窃案发生之后

清华化学系的反应是

可能是被打扫卫生的人给偷了

我这文章里面附了这个清单

从这清单里可以看到

基本上

这回已经把所有的相关的证据

全都丢失掉了

最后的解决方案

是清华大学化学系

向朱令家赔了3,000块钱了事

再补充一点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2014年

在2018年

华裔专家贺敏将

当年朱令中毒时的长发

进行了质谱检测

可以清晰的看出反复中毒20余次

而且中毒出现了两次峰值

这些在当年没有条件进行的检查

如果要是当年的证物不丢失

实际上是很容易查出来的

因为在水杯这种上物品上面

去检查这个铊的残余

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可惜当年这两个失窃案

使得所有的证物都丢失了

即使是在2018年科技有了发展

这个案件也没法侦破了

我认为造成这个案件无法侦破

清华是最大的责任人

我接着念我的文章

观点三在治疗和救助朱令方面

清华难称积极

一1995年朱令治疗费用50多万元

根据公费医疗政策

国家和清华共同承担

这里面

我补充一些当时文章里面写的细节

就是作为清华学生

朱令是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

她在校期间费用是由清华承担的

但是在1996年

就是朱令住院一年之后

清华就停止继续支付医疗费用

而且开始反复催促吴叔叔和周阿姨

给朱令办理退学手续

办理退学手续

就意味着医疗费用没有人来承担了

那个时候

承受着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的

叔叔阿姨

实在无奈

只能连续给清华校领导写陈情信

在1997年3月25日的陈情信里面

那时候已经写到第五封了

他们再一次表达了最迫切的几点请求

第一是请求清华保留朱令的学籍

二是

请求继续支持朱令治疗康复的费用

三是请求安排照顾朱令的生

活

直到朱令能够生活自理

或者案件水落石出

但是清华从来没有给过反馈

直到1997年4月28号

在化学系

朱令他们班同学毕业前夕

清华终于给出了回应

安排了一次

校方和朱令家属的见面座谈会

参与的双方

校方是来自于校办

总务处保卫处

教务处及学生部的行政领导们

还有化学系的代表是副主任薛某某

那朱令一家

到场的是这个朱令的母亲朱明新

和朱令的舅舅朱三三

在这次会上呢

朱令家又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但是清华校方的回答是非常坚决

原话如下第一

关于学籍

国家有规定

朱令的学籍已不能保留

学校考虑

若朱令病愈

有医生证明

可重新考虑复学

今后朱令与学校是校友关系

第二关于费用

家属建议设基金支付费用

对学校来说是天文数字

学校经济紧张

爱莫能助

有学籍有费用

无学籍无费用

那这次座谈会之后

清华逼朱令退学

其实就是断了朱令的所有的医药费

来源

不好听的说法

就是

把在自己校内被投毒受害的受害人

推出了学校

让这个受害人自生自灭

所以调查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深深感到了清华的冷血与无情

刚才这段是我后面的补充材料

那我接着念我的文章

1997年11月20日

北京市相关部门

要求清华提供40万元救助款

清华最终同意提供20万

并和朱令家人

签订一次性困难补助协议书

剩余20万

由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

这里面我也做一些补充说

明就是当时朱令家每个月的医疗费

至少是六七千

所以尽管叔叔阿姨非常节省

但是还是钱非常不够

叔叔阿姨

就写信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

恳请校方先行支付朱令的治疗费用

维持康复治疗

但是校长秘书拒绝签字接收

所以他们送信

校长秘书不收

那叔叔阿姨只好在97年9月3号

以挂号信的方式

把这封信寄给了当时的清华党委书记

寄出以后也一直没有回音

直到一年以后才有回音

那一年以后为什么有回音呢

是这样并不是清华良心发现

而是接到了市里的命令

首先 1998年8月

公安局公布这个处理结果

那原话是这样

经过中央领导批示

经过北京政法委强某同志批准

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结办此案

这里面有一句话

根据中央领导同事批示

妥善处理

做好双方家属工作

所以对于朱令案

除了结办之外

就是要做这个安抚工作了

这个时候

北京市要求提供这个补偿方案

清华才参与了

补偿方案

那我接着说一下后面的细节

1998年9月22日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张某某突然出面

联系朱令家属开会

会面

嗯

朱令的父亲吴叔叔和舅舅朱叔叔出席

会上张再兴表示

学校决定一次性解决

给20万补助

还专门说了一句

我们对朱令是特殊的照顾

但同时强调

一次性补助和司法程序相矛盾

不能一并进行

朱令的母亲朱阿姨回忆

当时的言下之意就是很清楚

不是因为他们的责任

而是一种道义上的选择

问接受不

接受接受的话就是签一个协议

这事就了了

清华以后就都不管了

如果要告清华的话

那就告我们随时准备应诉

再说一下这40万的

为什么是20万

20万

市政府本来决定是一次性补偿40万

这个40万市政府要求清华全都出

但是清华并不同意

拖了一个月

所以最后教委也没办法

从外面找来了另外的20万

到10月份

北京市的教委书记说这件事落实了

那那20万是哪来的

就是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也就是2013年我挂靠成立华霖救助基金的

地方

好我接着往下念

1998至2012年15年间

清华校方没有再和朱令家人联系

清华校方

没有任何人和朱令家打过电话

写过信什么都没有

就是对朱令不闻不问

朱令事件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后

2013年9月6日

清华校友总会总干事

校长办公室主任和公安局人员

一起拜访了朱令父亲

2013年9月10日

清华校方两位管理人员

再次到医院探视朱令的父亲

这里面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从2013年5月到9月

我一直在协调校友会的人

跟朱令父母联系

希望他们重新建立联系

那这两回会面

和我本人的推动作用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2013年9月25日

清华校长和两位管理人员及一位校友

前往医院探视朱令及家人

校友当场给了朱令父亲10万元现金

那这个呢

我也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在9月25号的前一天

这个校友会的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

第二天陈校长要去见朱令的父亲

让我带着基金会募来的剩下的钱

一块前往

那那个时候呢

我这个比较年轻嘛

就觉得为什么校长去见

要我拿着我们

在校友里面募来的钱去

所以呢

我就没去

但是十年以后

我反过来想

其实这个是清华和朱令家人

和解的关键的一步

因为从朱令案发生之后到现在了

几十年了

只有一位校长愿意冒一些风险

去见朱令的家人

那个时候

我没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了不起

但是现在看

当时的陈校长

是清华唯一一个

愿意去为这件事

冒一点仕途上的风险的人

那呃

后面的结果呢

就是

因为我没去

所以

校友会又叫了另一位清华企业家

姓梅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梅律师

梅律师到了现场以后

陪同校长一块看了吴叔叔

临走的时候呢

梅律师拿出了10万元现金

交给了吴叔叔

校长离开之后呢

当天下午

一位律师就给吴叔叔打了电话

吴叔叔很兴奋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律师

那位律师就马上在微博上发了文章

说清华要承担责任

然后准备启动追凶

写了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

这篇文章

应该是把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断送了

因为清华一看

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了

风险太大

在这之后

我再去想推进这件事的时候

清华已经没有任何反馈了

我再也推不动了

没有任何一个清华校方的人员

会出来见朱令的父母了

我通过内部打听到的消息

他们说一位

领导的原话是从今以后

清华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是幕后的信息

接着念此后截止至2014年5月15日

清华方面没有和朱令家人联系

就是到我10年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下面我念

观点4清华校方一直在回避责任

首先

在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并报案之后

清华在是否存在铊的说法上前后矛盾

1995年5月

北京电视台电脑医生的记者采访时

问是否有铊

校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1995年5月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清华化学系副主任说

朱令所做的实验

其他学生都做

而且作为本科生

她绝无可能接触到含铊物质

那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

化学系的这个薛某某

他当时的原话是

从朱令的在校学习环境中看

是绝不可能接触到含铊物质的

她做的实验其他学生也在做

接着又强调

而且作为本科生

她绝不可能接触到含铊物质

接着念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

警方找到了

清华大学购买铊盐的明确证据

这块我说一下补充材料

那这个时候呢

朱令案已经从清华派出所

上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14处

由民警李树森负责侦破

李树森同志非常尽责

工作非常细致

他一口气从北京查到了石家庄

调查了2,000多人

落实了200多个单位

最后落实到清华

查到了清华购买化学品

铊盐的发票和介绍信

1996年11月

清华校风称不是清华没有铊

是化学系没有铊

工物系有铊

我再提供一下补充材料

那公安这时候再去联系清华

得知化

学系的李某某童某某两位教授

做实验要用铊

学校确实购买过

因为公安已经出示了发票和介绍信

这个时候

我们搜索这个SCI科学索引的数据库

可以发现

1996年 清华大学在荷兰学术期刊

《分析化学学报》上

发表过一篇涉及铊盐的论文

第一作者和第三作者

正好就是清华的童某某和李某某

两位教授

根据化学学科实验研究发表

写作的一般周期

可以推算

相关实验工作正好就在1994-1995年

朱令中毒期间

1997年3月

清华校方承认化学系有的仪器有铊

由本科生搞科研接触铊

那这个时候清华承认了

童某某和李某某的实验室中

除了有几名研究生之外

还有唯一的一个本科生孙某参与

也就是说

在朱令身边的人之中

孙某是唯一一个

能合理合法接触到铊的学生

那我接着念

其次

清华的最终结论是自己没有责任

和国家教委对此事的认知不同

1997年4月28日

清华总务处处长称

清华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

没有问题

1997年6月26日

清华大学副书记表示清华是否有责任

我们反省过

一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

二

管理上按照管理毒品的规定做了

三及时报案了

凡是公安局要求做的都做了

中间被盗

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到现在学校没有责任

关于责任问题要有法律依据

我接着念

1997年7月28日

国家教委发布的

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

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明文指出

1995年5月和1997年 5月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

生铊盐中毒事件

除人为作案之外

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这其实是北京市教委官方

给北大和清华的两起铊中毒案的

官方定性第一

这两起都是投毒

第二毒源是哪来的

都是两个大学实验室来的

所以说

对剧毒化学用品管理不善

是重要原因

但是这是教委对这这个事情的定性

和清华的定性不一样

清华至今没有改过

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定性

清华至今没承认过

在这件事上有任何责任

我接着念我的文章

一年来的调查访谈过程并不复杂

但其中的一些发现却让我震惊

第一清华校园过去20年来

发生的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不少

但从未听说过

清华承认过自身的管理责任

反倒看到了清华状告死亡学生

家长闹事的新闻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

当年我查到的新闻啊

有一位在清华校园内

非正常死亡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做杨闻韶

木易杨闻天祥的闻

韶关的韶

1991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南岳阳

2008年 以岳阳市理科状元的成绩

考入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2010年4月29日

上游泳课时发生意外

当时任课老师不在场

只有一名本科在读学生作为助教

这个助教

在杨同学溺水打捞上来之后

在一边只知道哭

两个巡视员去打急救电话

施救电话先是打给了校医院

说没有救护车

然后打999

过了10分钟救护车人员赶到

但是杨闻韶已经瞳孔扩散

停止呼吸

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的教学责任事故

但是没有新闻

游泳馆照常使用

清华没有向杨闻韶的父母道歉

而且

清华把杨闻韶的父母

所在的单位

告上了法庭

说他们父母无理取闹

这件事情

在互联网上也是被大量删帖

但是我保留了当年的记录

我这里有杨闻韶父母写的

关于杨闻韶如何淹死的一封信

我一直保留着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上已经没有了

好吧我接着念

第二清华绝大多数学生

对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知之甚少

我的很多同学和我一样

在毕业十多年后

才从媒体上

得知了当年发生在身边的朱令惨案

而调查中

采访的清华在校生

和近几年的毕业生中

大多数没听过朱令事件

也不知道其他的学生命案

我想这种对命案的轻描淡写

正是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的根源之一

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清华每年死的人很多啊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说法

一每年自杀四个

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

每年自杀4个

这么多年下来

这里面都是自杀吗

这里面难道只有朱令跟杨闻韶

是出现了这种意外情况吗

这里面有没有他杀

有没有其他一些事情

清华应该承担责任的

但是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

我们都没有看到过新闻

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清华承担过任何责任

我相信在清华永远伟光正的光环之下

清华园里面游荡着不止一个冤魂

不止一个学生的冤魂

我接着念

清华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有了孩子以后

我经常带他到校园游玩

当他问起时

我曾毫不犹豫的回答他对

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曾经我希望在清华读书

能成为我和儿子的共同经历

现在我相信

一个能尊重儿子生命

能以身作则

教会他如何承担责任的学校

才是选择的底线

母校清华

在建设世界一流名校的道路上

慢些走吧

请停下来等等灵魂

2014年5月20日

唉

我其实曾经非常以这个清华母校为傲

在2001年

2011年清华成立百年基金的时候

那时候清华成立一个百年

叫做新百年发展基金

那年我捐了三份钱

一份是以自己的名字

一份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

我捐了三份

使得我们父子三人

全都出现在了

这个新百年基金的

初始捐赠人名册上

那个时候我太希望自己的孩子

至少其中一个孩子能跟我成为校友

但是2014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对清华已经深深的失望

我对清华的冷血

推卸责任非常的不满

清华的校训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我经过一年的调查

我看到了这么多的事实

清华的厚德载物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在文章里面把厚德载物去掉了

那这只是我十年以前写文章的时候

对清华的认知

从2014年到现在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

清华在朱令案上的新的作为

我已经不能用失望来描述了

我认为突破了

突破了最基本的底线

我只能用深深的以清华校方为耻

来描述我的感情

如果现在让我写清华的校训

那就

不仅仅只是厚德载物去掉

剩下自强不息了

如果我现在给清华写校训

那应该是厚颜无耻

死不悔改

过两天就是朱令的忌日

我会在朱令的忌日之后

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清华在这后面的十年里又干了什么

他为什么当得起厚颜无耻

死不悔改这八个字

今天就到这

---

朱令忌日之后，会做第二集视频节目，说一下清华大学2014年之后在朱令事件中的无耻行径，敬请期待

在这场全国瞩目的庭审现场外，寻亲父母们汇聚于此，比起关注余华英案的结果，他们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媒体记者的新闻直播间举牌，期盼自己的寻亲信息被传播得更广更远。

文丨新京报记者 罗艳

12月19日，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周围，涌动着一抹流动的“红”。上百名被拐孩子的父母举着红色寻亲牌，在此或踱步、或驻足。

夏学平就是其中一员，她身着一件印有儿子李正宽幼年照片的白色T恤，手举一块红底寻亲牌，牌上用黄、白、黑三种颜色的字体记录了李正宽的个人情况和失踪信息。

这天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以下简称余华英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在这场全国瞩目的庭审现场外，寻亲父母们汇聚于此，比起关注余华英案的结果，他们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媒体记者的新闻直播间举牌，期盼自己的寻亲信息被传播得更广更远。

2024年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外，聚集着众多举牌寻亲的父母。新京报我们视频截图

01 举牌寻亲的母亲们

12月19日早上九时许，夏学平的丈夫开了半小时面包车，把她送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此时，那里已围了不少和她一样前来寻亲的人。

另一位举牌寻亲的妈妈肖英妹，是前一晚从老家毕节市织金县赶到贵阳的。19日早晨5点多，她便和姐姐坐地铁出发了，7点3分，法院外湿冷的空气逼得她直打颤。

夏学平并不认识在场的其他寻亲者，但相同的经历使得大家总有话可讲。父母们眼眶湿湿的，斥责人贩子罪行，互诉对孩子的牵挂。夏学平心痛又心酸，“我们聊自家孩子丢了多少年，为什么别人能找回来，我们运气那么差，还没有找到。”

夏学平夫妻俩都是安顺人，在贵阳市南明区甲秀新村（甲秀楼）经营着一间杂货店。1998年7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4岁的儿子李正宽在店门口丢失。

孩子失踪后，她走街串巷地发传单、贴寻人启事，带着材料参加贵州省内外的寻亲会和认亲会。最近两三年，她从别的寻亲者那里学到可以在直播间举牌寻亲的法子。

几天前，夏学平刷到杨妞花发的抖音视频，得知余华英案又将开庭的消息，“要赶紧去散发（寻亲）信息。”

在法院外围，一些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将话筒和摄像头对准了举牌寻亲者，一位一位地访问。夏学平不识字，她不知道来的都是哪些媒体，也不懂何为新闻直播间，但她可以确定的是，记者的镜头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我就想上（镜头）那儿去散发信息，早一点儿找到丢失26年的儿子。”

务农为生的肖英妹也不识字，她分不清哪些是志愿者，哪些是媒体记者，看到镜头了，她就走过去，举起寻亲牌。

这是肖英妹第一次到法院外的新闻直播间举牌寻亲。受限于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她的寻子脚步没有踏出过贵州，但贵州各地的寻亲会，她去过不下十次，跟着当地寻亲志愿者团队，辗转遵义、兴义、凯里……

12月19日，她拿着那块“寻儿王涛龙26年”的牌子，哪个镜头前的人多，她就凑过去，排队接受采访，一直到中午12点多才离场。

肖英妹的寻亲牌。受访者供图

据肖英妹观察，当天起码有一百人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举牌寻亲，有人站在记者身边，还有人自己打开手机直播。

夏学平徘徊了6个小时，她安安静静地举着牌子，有时盯着说话的记者和受访者，有时呆呆地望望别处。下午2点多，随着人群渐渐分散和离开，夏学平发现了一位正在独自直播的男记者，她走到那位男记者身后，获得了十来分钟的“独家曝光”机会。

02 26年寻子路

夏学平的表达能力有些吃力，但聊起儿子丢失前的情形，她总能准确流畅地叙述。

1998年7月31日那天，她外出，当天上午10点左右，丈夫对4岁的儿子李正宽说：“小宽，你看着门店，我去拿个东西就来。”短短几分钟后，儿子就找不见了。

夏学平和丈夫立马报警，得知情况的亲戚、朋友、邻居全都帮忙找孩子，几十号人几乎把村里和车站的边边角角都找遍了，依旧没发现李正宽的踪迹。

夏学平曾告诉过儿子不要跟陌生人离开，但孩子还是丢了，在寻亲的过程中，她听说“人贩子会开着中巴车，直接把小孩抱上车就走，有的父母买水果时转个身就看不到孩子了”。

夏学平的寻子信息。受访者供图

同样是1998年，彼时，肖英妹一家住在贵阳市花溪中曹司尖山村。当年5月7日上午，5岁的王涛龙和三位小伙伴去中曹司桥下玩耍，到中午11点左右，小伙伴们陆续回家，却迟迟不见王涛龙的身影。一位小伙伴曾提及，是他家的亲戚杨某接走了王涛龙。

肖英妹说，警方调查后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是杨某拐走了孩子，后来杨某搬走，儿子至今杳无音信。

王涛龙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26年来，全家都在寻找王涛龙，然而，除了到公安机关采血，跟着志愿者或其他寻亲者参加贵州省内的认亲会，这个农村家庭再没有别的办法。后来，肖英妹在晚辈们的帮助下开通了抖音账号，发布寻子信息。

李正宽丢失后，夏学平生下一对龙凤胎，但她从未放弃过寻找李正宽。她常常接到别的寻亲父母打来的电话，“要不要去散发信息？”二十多年来，他们去过福建、广东、湖南等地寻找孩子。

李正宽的弟弟和妹妹为了支持母亲寻子，也会在网上发布消息，而夏学平本人只能靠着一双腿，“走到哪里算哪里，拿着个牌子到处走，有时候走到巷子里会发一点儿传单，巴不得孩子看到了能回忆起来，联系我们。”她总隐隐感觉，就快找到李正宽了，现实却是始终没找到。

有一回，夏学平接到一名年轻男子来电，对方表示是通过新闻直播间的举牌信息找来的，但核对了出生年月后，才发现他并不是李正宽，夏学平失落之余，提醒对方赶紧去做信息采集，希望他能早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每当看到别家寻亲成功，夏学平都会选择独自在家的夜晚，大哭一场。做生意忙的时候，她会短暂忘记儿子被拐走这件事，可一旦停下来，李正宽又从她心里蹦出来。她害怕家里人担心自己，很少外露对李正宽的思念，“我难过一下，慢慢就压下去了。”

王涛龙（左）幼时与姐姐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03 “晓得他还活着就知足了”

“我不太好意思跟人家争。”通常，夏学平会走到人少的镜头前举起寻亲牌。以前举牌的时候，她总忍不住流眼泪，如今时间久了，她慢慢也就习惯追着镜头跑。但余华英案重审二审开庭前一晚，她还是哭了，“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伤心，人贩子太坏了。”

如果李正宽没有被拐，夏学平和丈夫不会再生育。生下龙凤胎后，家里的经济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四处寻找李正宽的头几年，生意被搁置，夫妻俩不得不借了几万块维持生活运转和支撑寻子开销。

“有时候脑袋会空白。”夏学平说，她已经不能生气了，否则身体会不舒服。

王涛龙被拐后，肖英妹形容自己天天以泪洗面。三年前，肖英妹丈夫因寻子无果，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虽然有医务人员定期上门给他开药和打针，但他无法再踏上寻子之途。

得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维持死刑判决，夏学平有点儿激动，“这是应有的惩罚，我恨不得踢（人贩子）几脚，人贩子让我们的家庭破碎，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外面好不好。”

29年前，余华英把5岁的杨妞花从贵州拐走，卖到河北邯郸。两年前，寻亲成功的杨妞花报了案，余华英落网。

据新华社报道，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王加文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色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他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其间，共拐卖儿童17名。

2024年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重审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余华英及部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余华英拐卖儿童上诉案，并于当日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余华英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该案重审二审开庭前一天，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通过抖音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画面里，杨妞花被媒体记者和仍在苦苦寻亲的举牌父母们围住，采访过程中，她把身旁的寻亲牌推到镜头前。王文广写道：杨妞花用自己的热度帮助寻亲家长扩散被拐孩子的信息，愿天下无拐不再遥远。

寻亲父母们期盼着通过余华英案的巨大影响和广泛关注，找到自己的孩子。庭审期间，肖英妹和其他人一起喊着“杨妞花加油”，为其鼓劲，也给自己打气。

夏学平说，她会一直怀着找到李正宽的希望，到新闻直播间举牌寻亲，期待李正宽看到的那一天。“他回不回来都没关系，回来肯定最好，不回来也不勉强，有困难我们就帮助一点儿，活得好我们也放心一些，我们只要知道他还在，就可以了。”

在和新京报记者的交谈中，肖英妹有时候会感叹“找不到了”，而后又坚定地说，“还会继续找下去。”她多次表达，寻找儿子不是为了给自己养老送终，“晓得他还活着就知足了。”

起初，海棠文学城上多位耽美作者的停更和失联是悄无声息的。各种小道消息在微博隐秘地流传，直到当事作者和家属出面证实，事件才终于搬上台面。自今年6月以来，安徽警方以涉嫌淫秽物品牟利罪，跨省抓捕了50多位作者。她们不得不奔波于派出所和法院，四处借钱筹款，以应对可能面临的高额罚款，并积极争取缓刑。

12月17日，笔者获悉头部作者“云间”由于积极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另一位作者“一蟹”，因为涉案金额在25万元以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缓刑两年；部分未能筹集到资金退赃的作者，被判处了更长的刑期，如“辞奺”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所有涉事作者都留下了案底。

此前数月，坊间恶意的猜测和时刻悬置在头顶的审判之剑，让作者与家属们不约而同地保持缄默，有意回避各家媒体的关心和追问。

过去几年间，国内各网络文学平台逐步收紧审查制度，使耽美作者们被迫翻越墙外赛博流浪，而如今，服务器在台湾的海棠文学城作为国内耽美作者的创作飞地已不再安全。色情淫秽和言论自由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分？女性情欲的书写又该往何处安放？

销号、删文、闭站，海棠作者失联风波

海棠文学城出事了。

6月20号，作者小竹正在网站连载耽美小说。她看到读者反馈说无法正常充值，也联系不上经销商。所谓“经销商”，其实就是淘宝店铺的客服，读者充值一般是在淘宝店铺，少数是微信直充。头部作者“云间”也迟迟没有更新，耽美圈内人都知道，“云间”在写作上十分勤奋，一年365天都不会断更。接连的异常事件，让小竹心生警觉。已经写作近3年的她，深知自己身处灰色地带，不可掉以轻心。

根据网络资料，海棠文学城_（下文简称“海棠”）成立于2015年，是隶属于台湾龙马文化出版社的网络文学平台，内容以女性向的耽美和R18（指“18禁”，表示出版物的成人取向，年龄未满18岁者不适宜观看）_内容为主。由于近些年来，耽美文学在国内平台频繁遭遇审查，更有“脖子以下不能写”的规定，网站服务器架设于台湾的海棠文学城便成为了规避内容审查的飞地，吸引了大量耽美作者转向该平台创作。写文在圈内俗称“产粮”，而“太太”则是读者们对“产粮”作者的敬称。

小竹开始找其她作者交流，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晚12点多，小竹辗转得知，有作者已经被警察抓捕。据说安徽警方成立了专案组，跨省抓捕了很多人，并且抓捕还在继续。

“我当时听得冷汗都下来了”，小竹连夜给海棠编辑发邮件，要求注销账号、删除所有文章。她焦虑到睡不着觉，每隔一小时，就会突然醒过来，害怕听到敲门声和电话铃声。“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被‘选中’，特别害怕。为了这么一件事，留下案底，心里挺不能接受的。”

起初，编辑以损害读者权益为由，拒绝删除小说，“读者会闹的”。按照常规程序，作者注销账号后，小说还会继续保留三年，提供给已经付费的读者阅读。编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后来的确有读者在网上抱怨作者跑路一事，“退钱退钱退钱，生气了”、“感觉我像小丑”。

但在特殊时期，所有小说都会变成作者们的“罪证”，有带来牢狱之灾的隐患。小竹顾不上别的了，只能以利益交换。“我的账号里还有几万块钱，全都归你们了，快点放我走！”编辑才终于松口。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小竹和朋友们私下奔走相告，提醒身边的作者抓紧“跑路”。部分作者相信了她们，纷纷发邮件申请销号、删文。6月21号，海棠闭站锁文，但对外只说是进行为期5天的升级维护。作者们被捕的消息被紧紧捂住，外界依旧风平浪静。

海棠闭站公告（图_网络）

多数读者都以为是常规维护，没有细究原因。直到6月26号，海棠闭站延期了，才有读者察觉到些许异常。豆瓣小组里有人提到：“云间太太可能是海棠出事被抓了”。

读者晨晨是耽美小说迷，已经入坑近十年，自称“杂食党”，什么类型的故事都爱看。当晚，她上微博广场搜索海棠，看到有爆料者称，海棠的经销商失联很可能是因为“进局子了”，作者们的流水情况也会随之暴露，“稿费过万的作者最好都快点跑”。

事件发酵早期关于海棠闭站的网络传言。（图_网络）

由于信息闭塞，谣言也不胫而走。有人相信长期正常运营的海棠，不可能出事，一定是作者“私印”才被抓（私印指在中国内地印刷耽美实体出版物并售卖盈利）；还有人猜测作者们存在偷税漏税、洗钱等行为，或者怀疑海棠存在政治立场问题。

6月20号，安徽警方以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上门抓捕了十几个作者，其中包含“云间”、“辞奺”、“一蟹”和“Momo”等人。

与此同时，海棠在国内最大的两个经销商王某某、温某也遭到抓捕。笔者在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官网，检索到了相关开庭公告，两人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起诉。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开庭公告（图_官网截图）

“她们是同一天被抓的，而且警察掌握了作者们的所有信息，明显是提前盯上作者们了”，晨晨推测。6月29号，海棠重新开站，但所有文章都被锁住，无法查看。出事的消息传出后，曾有作者发邮件向海棠确认抓捕事件的真实性，但编辑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因此，部分作者基于对编辑的信任，或者尚存侥幸心理，解锁了小说，继续更新。

海棠重新开站后的页面，【】为锁文状态。（图_网站截图）

“筏喻”便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开站后，她积极“产粮”，很快冲到了网站榜单前列。因为作者减少了很多，在这个时期写作，能获得翻倍的流量和收入，小竹补充道。

7月底，第二批抓捕开始了。警方很快注意到“顶风作案”的“筏喻”，上门找到了她。而同期涉案金额较低的作者，都是被电话传唤。

从派出所保释出来后，“筏喻”悔恨不已。她在微博公开提醒，“当初信心满满的我，换来的是手铐与负债累累”、“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请尽快注销！” 海棠事件才开始引起大范围关注。在此之前，作者们担心公开提醒，会被警察认定为通风报信，遭到追责，只敢私下传递消息。

“筏喻”在微博的公开提醒

得到确定消息后，更多作者发邮件申请彻底删除文章、注销账号。（图_网络）

发表《直播也能挽救用品店吗？》、《想离婚却被疯批老公欺负了》的作者“啊若”曾向海棠发送邮件，申请注销账号，但编辑在注销账号的同时，也将文章解锁上榜了。“不好说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晨晨评价道。

“我真的好痛苦……原来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免于传唤抓捕）”,“啊若”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原本考上了公务员岗位，“似乎一条崭新的、光明的大道就这么衔接到我摇摇欲坠、陈腐的人生道路”，她在微博倾诉道。

“啊若”在微博自述

对于海棠的种种做法，许多读者忿忿不平，指责海棠“不做人”、“害人精”。小竹猜测，海棠不希望作者都跑了，影响网站盈利。对此，笔者曾发邮件联系海棠询问相关事项，但并未获得回复。

关于耽美作者的处境，有网友打了个比方：“这种灰色地带的作者，注定像被城管追逐的小贩一样，抱着作品一路跑一路丢。这种追逐我已经经历了六年，有时觉得世界好像就这样吧，有时觉得万一哪天一阵风就把纸吹到脸上了呢。”

自证与筹款，涉案作者或面临高额罚金

截至目前，大约有50多位作者遭到抓捕。12月中旬，部分作者的判决结果陆续确定。据小竹透露，由于作者们未直接贩卖小说，也没有定价权，“属于给网站打工的”，在案件中被认定为从犯，在量刑中得以降档处理。涉案金额在25万元以下的作者，基本都能缓刑。如“一蟹”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缓刑两年。

而头部作者“云间”由于积极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部分未能筹集到资金退赃的作者，被判处了更长的刑期，如“辞奺”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所有涉事作者都留下了案底。

海棠头部作者“云间”的判决书摘录。（图_网络）

此前，为了争取减刑和缓刑，涉事作者们大多在积极退还“赃款”，也就是多年来赚取的稿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一个13万流水的作者，罚金按一倍算，就是26万，再加上律师费、(前往安徽应诉的)往返路费……真的是天文数字了。这还是流水小的”。读者晨晨忍不住感叹，“她们只是一群二十多岁的、生存艰难的女性，她们又不是印钞机……”

因此，部分作者在取保候审后，仍为筹款不得不继续投入写作。她们跟以晋江为代表的大陆网站签约，写“清水文”（指没有R18情节的内容）、开放约稿，但稿费仍是杯水车薪。自8月以来，已有十几位作者在微博公开筹款。为了避免诈骗嫌疑，她们还附上了逮捕或取保告知书、医院检查报告和居住环境等照片。

据“云间”的妹妹在微博讲述，“云间”在海棠写文近十年，共计千万字，被读者戏称为“无情的码字机”。她一心扑在写作上，没有养育孩子，只有4条宠物狗。为了退赃和缴纳罚金，4个月以来，家人都在借钱、筹钱，但依旧弥补不了资金缺口，才不得不上网向读者求助。

“云间”妹妹在微博筹款。

公开资料显示，“云间”著有《兄友弟恭》、《离婚申请》等多部耽美小说。《离婚申请》讲述一对同性伴侣历经变故破镜重圆的故事，主角“双重人格攻”和“没落少年受”的设定收获了许多读者的喜爱。2021年，《离婚申请》被授权改编为漫画作品。

晨晨补充，由于“云间”是海棠的头部作者，面临的处罚也更为严重，但好在读者数量众多，大家积极打赏，终于解决了资金难题。微博发文第二天，“云间”的妹妹关闭了打赏通道。

只是，并非所有作者都能顺利筹到所需资金。作为“幸存者”的小竹，将手头的活期存款都借给了出事的作者，“（稿费）都是‘不义之财’，不如拿去帮帮她们，（被处罚）不是她们应得的”，但她也坦言，“应该还是凑不齐的”。

而“Momo”的家庭也无法提供助力。“Momo”在微博自白，父母在未成年的时候，生下她后便撒手不管，她一直跟奶奶相依为命。被警察带走的时候，“Momo”还在便血，后来检查发现是肿瘤，好在是良性。预感到可能会面临罚款，她曾打算趁父亲心情好的时候，商量借钱的事，但得到的回复是，“（你）不如死在里面算了”。“每每提及都会忍不住哭出声来”，“Momo”在微博倾诉道。

“Momo”住院做手术（图_微博）

同样身处窘境的，还有作者“张嘴吃肉”，涉案情况与“Momo”相近。她是“单机作者”，没有与其她作者建立联系，此前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因而未能及时做出应对措施。小竹解释，大多作者都明白海棠处于灰色地带，因此平时会尽量避免留下痕迹：不出版实体书、不开通微博、也不建立作者或读者群，以免被追踪、举报。

“张嘴吃肉”在微博自述，她曾做过胃全切手术，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同时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因此只能写文谋生。她的母亲在工厂里做保洁，父亲则是夜班保安。家里一直有养鸡，有很大的鸡粪味。因为家境，她感到自卑，从小就不敢邀请朋友来家里玩。

“我确实文笔不好，只能依靠勤奋来获得读者青睐。但这几年的勤奋换来的却是如今的滔天悔恨。”她在帖文中坦言，在预料到灰暗的命运后，自己曾一度尝试自杀，但被母亲拦了下来。“越贫穷越努力，越努力越不幸，负向反馈，恶性循环”，读者在微博评论区，点出了不少耽美作者面临的经济困局。

海棠作者“张嘴吃肉”在微博筹款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官网显示，自11月以来，陆续有10位作者进入庭审程序，每周都有1-2个案件开庭。笔录、开庭，让作者们不得不多次在两地往返，从重庆、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前往安徽。

为何安徽警方能突破属地属人原则，跨境逮捕全国各地的涉案作者？对此，律师黄思敏解释：“互联网时代，和传统社会的传播形态并不一样，这使得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地，所以有时候会有跨区域的执法和抓捕。当然，目前也有各地“趋利执法”的情况，趋利执法的情况在经济类刑事案件里更多一些。”

笔者从知情人处获取到涉事作者的判决书内容，其中部分细节在耽美圈内引起了热议。判决书显示，证人汪毅骏无意间通过广告链接跳转到海棠文学城，发现网站里均为色情小说，于是向警方举报。巧合的是，该名证人与隶属于绩溪县公安局一位职员重名。一份绩溪县交警执勤岗亭升级改造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显示，采购人代表为汪毅骏。不过，笔者暂未能验证，两人存在何种关联。

海棠涉事作者判决书的“证人证言”部分的摘录

绩溪县交警执勤岗亭升级改造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图_官网截图）

2023宣城市乒乓球协会的资料显示，职员汪毅骏隶属于绩溪县公安局。（图_网站截图）

对此，黄思敏律师同样认为，目前的身份信息不足以做出推断。不过她也指出，警察假装成读者、消费者来固定证据，是司法案件中常见的手段，也就是钓鱼执法。

在入坑十几年的读者陈桐看来，作者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她们一把。目前为止，她已经打赏了约三千元，还借给一位经济困难的作者三万元。

有些网友嘲笑打赏的读者轻信她人，“以后老了会被忽悠去买保健品”。作为回应，核心读者们建立了一个“保健品爱好者”小组，专门用来更新、讨论海棠事件。

豆瓣“保健品爱好者”小组页面

“买保健品也挺好的”，陈桐表示无所谓。“用我的钱，为我想要的世界投票”，这是她一直以来的观点。她还曾资助过一位女高中生，每个月给100元，资助了2年。那是一次网络联合资助，还有另外5位网友参与其中。她们都希望那名女生能顺利读完高中，考上大学。

面对内部纷争和网络质疑，涉案作者大多主动噤声

与同温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上汹涌而来的质疑声。

分歧先是在海棠耽美作者圈内部产生了。“一蟹”是第一批被抓捕的作者，著有《合法共妻》、《逢星》等小说，微博粉丝数约九千。事发后，她曾私下提醒一些作者，后来聊天记录被截图发到网上，反倒引来同行的质疑和谩骂。据她在微博讲述：“那一段时间骂我的人不计其数，说我自印获利牵连平台，牵连其他作者，贪心不足，说我活该”。她遭到一些反对者的抵制，对方疑似使用了多个账号来辱骂她，称她诈骗。

在小竹看来，当危机发生但信息却不透明的情况下，作者圈内难免会滋生互相怀疑的氛围。“海棠是2015年就有的，到现在快十年了都没出事，大家都不敢相信一点预告也没有，（警方）突然就开始抓人了。这时候只有‘一蟹’站出来了，很多人确实觉得可信度不够。而且这是赚钱的途径，（作者们）本能地不愿相信海棠出事了”，小竹说出自己的猜测，尝试分析内部纷争的起因。

那段时间，“一蟹”因身体不适住院，后来仍要面对无休止的网络谩骂，一气之下，她向警方举报，称攻击她的同行作者“屠厌”也用“黄文”获利不少。小竹认为，“一蟹”此举只是为了警告屠厌，彼此不要再继续内讧消耗。后续警方也并没有抓捕“屠厌”。

同为海棠作者的“一蟹”曾举报“屠厌”（图_微博）

舆论风暴进一步酝酿在“番茄小作文”事件中。8月4号，作者“番茄”发布微博长文，讲述自己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生活贫困，高三一度处于抑郁状态。“家里没有卫生间，在房子的左边搭了一个木棉瓦顶的棚子洗澡用，风大点就能塌，有一道黑漆漆的防水门帘子，里面铺着横七竖八的砖头和木板，这边踩，那头翘，我怀疑大人们洗澡还得学跳舞”。

靠写文赚钱后，她觉得一度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贷款买房，她和妈妈终于有了家。没想到却因海棠事件被捕，“（看守所）里面没有窗户，我分不清白天黑夜……整个人能活动的范围小得可怜，肩膀腰背全身上下都痛。我不怎么更换姿势，因为无论怎么样都难受。”

“番茄”的微博长文摘录

该帖文一经发布，就获得广泛关注，转发近2万次。“我当时哭得稀里哗啦的”，小竹和许多人在感动之下，给“番茄”的微博账号进行打赏。打赏增加的同时，质疑声也随之而来，部分网友质疑“番茄”编造故事，要求她拿出相关证据。对此，“番茄”没有给出合理的回应，而是直接清空微博，希望以此平息争议。结果适得其反，有些读者称她为“删博跑路”，气得发帖辱骂。

小竹一度也不理解，为什么“番茄”不愿拿出取保候审决定书来自证。直到后来，她跟“番茄”交谈，才意识到她的精神状态很差，对方甚至说，“大不了就跟妈妈一起跳楼”。“在那个状态下，谁也不可能去做什么公关，有什么完美的回应”，小竹说。

质疑后续演变为，感到受骗的打赏者们专门建立了维权群，收集证据向警察报案称“番茄”非法集资和诈骗。维权群一度有两百多人，部分人后面收到了“番茄”的退款，有群员则反映维权群主从未有过打赏记录。

维权群内的讨论

警方最终没有立案，反劝他们不要再刺激“番茄”。小竹认为，在那篇帖文里，“番茄”只是讲述了自己的处境，并未直接诱导打赏，“就像给主播打赏（都是自愿的）”。无论如何，耽美海棠圈内不信任的种子就此种下了。此后出面筹款的涉事作者也不时遭到质疑，还有人坚持认为“番茄吃了其她作者的‘断头饭’”。

海棠头部作者“云间”的妹妹在筹款一周后，也因疑似被举报，其微博主页目前显示为禁言状态。诸多争议下，其她作者纷纷将微博昵称改为“XX已老实”、“XX不会倒”、“XX想努力活着”，表达知错悔过的态度，以避免被牵连进舆论争议的风险中。

海棠作者“云间”妹妹的微博遭到禁言

10月下旬，笔者陆续向12位涉事作者发出私信联系，均无得到回应。竹子在跟涉事作者们进一步沟通后，转告笔者称，其实大家都收到了联系私信，出于安全顾虑，才选择保持沉默。“因为害怕交流的话题会涉及到女权或者其它敏感议题，公开后又会引来很多人骂她们，或者对判刑有影响……海棠出事后，蹭流量的太多了……”

未知的风险，让圈子内部弥漫着不安。相比对外发声，展现自己的困境，她们更愿意保持缄默。“出来筹钱，就是她们敢冒的最大风险了。之前的媒体记者，她们也都没有回复。她们真的很害怕……”晨晨解释道。

筹款微博的评论区里，也不时有读者提醒大家不要“上升讨论”，以免给作者们带来麻烦。“讨论变得奢侈、遥远，好像已经没有必要了。人们开始自觉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再听话一点，再沉默一点……跟18年比，一切都更糟了”，晨晨忍不住感叹。

耽美创作频繁涉黄判刑，“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2018年，耽美小说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安徽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判决结果出来后，在网络引发了不少争议。网友直言，“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而按照最高法在2004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刊物两百件以上，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即可认定为淫秽物品牟利罪。数量或数额达到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对照“天一案”中，制作7000册、获利15万元来看，的确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符合法律依据。但争议点在于：20年前的法律，是否还适用于现在？

2019年，新京报曾发表《耽美小说“天一案”中的罪与罚》，彼时已有不少法学界人士呼吁量刑数额标准需要与时俱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冀莹在采访中表示，当法律出现滞后性，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时候，应在司法解释中对数额规定进行及时更新，提高认定标准，以在将来的审判中获得实质公正，并赢得民众认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也表示，案件整体量刑过重，与公众的朴素情感相抵触。他建议，在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破格减轻”。

而在海棠案中，所涉“淫秽物品”的“社会危害性”标准模糊，实质上无法准确估量影响。因为涉案作者们的“违法所得”直接来源于读者，可是读者并不认为自己“受害”了。晨晨表示：“（她们）不是‘罪不至此’，而是‘我始终都不认为她们有一丁点罪’”。“法条可以代言我们吗？警察和法官可以代替，作为读者的我们‘受害’吗？一场除了被告，无人受害的犯罪，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罪行？”晨晨不解地反问。

罗翔在《论淫秽物品犯罪的惩罚根据与认定标准》中指出，刑事立法综合了道德主义、家长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理论，而道德主义是最古老的理由，不容忽视。“淫秽物品会导致个体堕落，败坏社会道德，进而导致社会瓦解。”其中的冒犯原则，就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要考虑因素，即淫秽物品无端挑动他人性欲，引发性兴奋或性羞耻感，这是对他人的深度冒犯。

黄思敏律师向笔者补充道：“按照现有的刑法规定来看，淫秽物品的危害性，体现在侵害了国家对文化出版物品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的善良风俗。”

但社会学家、性学家李银河，曾于2012年在其博客《声援耽美网站作者》一文中提出反对意见：“淫秽品法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条活着的恐龙”，“这是一个仅仅属于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文化革命时期道德标准的过时的法律”；“因为淫秽品是言论，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它不是行动。它有受到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款保护的权利，不可以被违宪的判刑。”

黄思敏同样认为，如何定义“淫秽”，并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涉及道德、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色情淫秽和言论自由之间存在张力，其中的界限值得探究。

不过，黄思敏提醒，淫秽物品牟利罪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涉及性犯罪的影像。“关于这些性暴力影像，台湾和香港都有专门的立法，日本也是，和《跟踪骚扰法》之类的法律是结合起来的。但是大陆没有这个，所以关于网络以及影像的性暴力犯罪，目前仍放在‘淫秽物品牟利’的框架下来处理。”

而这也是小竹感到不公的原因，“（性犯罪影像）是有真人露面的，因为的确有女性被偷拍了，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真实的人受到伤害，只是女性写给女性的性幻想，却用同一条法律来判……”

另外，也有不少网友强调国内实行读物分级的重要性。公众号@NJU核真录 曾查找相关法律规定，相比内地，港澳台地区对色情刊物采用了成年人和少年儿童不同的标准。从文书内容来看，成年人保留部分使用此类物品的权利，而对儿童和少年实行额外的严格保护措施以防止其接触。

公众号@NJU核真录 整理的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有关淫秽物品的量刑条款。

上一篇推送也被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投诉了，不知道会留多久。

投诉理由还是侵害商誉。

那我们就来复原一下“人大重阳”组织的那场活动，王宪举“教授”为什么会问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那个如何让女大学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娃的问题。

先看看王宪举的原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卡林先生是中国的客人，王宪举是接待一方的工作人员，而且长期在体制内工作，肯定不会是故意给外宾一个下不来台，他之所以会用“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样“生动活泼”的话来提问，就是卖一个老来俏，希望听众觉得他很幽默。

其实这个话很轻佻，咱们细细品一下。

“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

这话说明了中国已经没办法了，束手无策了。这话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这么说的，说这话很丢人的。

“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

对哈萨克斯坦女生婚育的描述，即使是事实，也非常不礼貌。

比如，比如啊，如果王宪举去访问美国，美国教授说：“听说你们中国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

王宪举教授一定会义正辞严地说：“一派胡言，我们国家一向重视女性权益，尊重女性，女同志是工作中的半边天。”

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妇女被描述为生育机器，都是特别不得体的，都是有悖于现代文明的。

所以，王宪举可能心是好的，但他的嘴一定是瓢的。

他说的这句话，让卡林先生就特别不乐意，赶紧重申了哈萨克斯坦对女性权益的尊重。

王宪举几句轻佻之言，客人不乐意也就罢了，让中国人民大学陷入舆论危机、公关危机，是绝对的麻烦制造者。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如果是绍伊古、佩斯科夫来，他会这么问吗？会说“听说你们俄罗斯女的一毕业就生孩子，还特别喜欢做代孕”吗？

当然不敢，吓死他也不敢。

人为什么会有轻佻之言，因为他对对方没有那么紧绷，没太把对方当回事。

很多俄语口的人，对俄联邦非常恭敬，对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落后一点的国家，难免有轻慢之心。这种分别心其实是特别要不得的。

你看看王宪举在环球网上写的随笔就知道了：

这些国家的所见所闻让我眼前一亮，当地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的变化让人大有刮目相看之感。比如，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是中亚最年轻且现代化水平颇高的城市；在内战中千疮百孔的杜尚别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现代化建筑令人目不暇接；乌兹别克斯坦具有中亚传统文化风格的名胜古迹保存完好，吸引国际游客蜂拥而至；被称为“白色大理石之城”的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拥有密集的白色大理石贴面建筑，使人感觉清爽、整齐和有序；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名胜古迹集中，伊塞克湖更是不愧为“中亚明珠”。

他看五个斯坦，都是这种风景优美、能歌善舞的视角。

以自己为诸夏，别人为蛮夷；

以自己为大国，别人为小邦；

以自己为先进，别人为落后；

以自己为大棋，别人为耗材。

就会有“为什么你国女大生毕业就生孩子，服服帖帖”的提问。

所以，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老记者善于提问，活跃气氛，这不是。王宪举生于1954年，知青出身，15岁就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去了北大荒。

后来工农兵学员进了二外俄语。

他的成就主要就是翻译俄罗斯的人物传记，新闻业务这块不瓷实，而且非常陈旧，早就落后于这个时代四十年了。

王宪举的代表作，叫做《与亚太地区合作的门户——访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用这个名字，那个城市对我们来说，就叫海参崴，永远的海参崴。

而且，他没有政治敏感性，不得体，爱给自己加戏，这个最要命。

上一个这样的人外号叫“亚洲钢”。

这样的老人家，安心抱孙子就很好。

我大胆猜一下，可能就是他儿媳妇怎么劝都不肯生，一直没抱上孙子，所以才坚持跑到人大重阳去搞个研究员和教授干干。

虽然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挣钱不少，但对不愿意生育的年轻女同志的怨念，暗搓搓藏在心里，苦得很。

人大重阳的负责同志啊，你们要好好照顾老同志的心理状态，像心里太悲伤的、心头有块垒的，就不要拉到外事活动上来了，你看造成舆情了不是？

搞政治学研究，有个问题是要明白权力从哪里来，因何起作用。

当他开始希望让所有的女性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时候，应该首先问问自己。

“我（我们）能命令她们吗？我命令她们、控制她们的理由是什么，我是养了她们，还是给她们解决了上大学的所有学费，是保障了她们所有的后顾之忧，还是给了她们住房和工作？如果这些我什么都没做，我又有什么立场，去让她们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呢？”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当教授的不体面，我们这些校友就帮你体面。

王教授，你告诉我，怎么让你这样的老同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回家抱孙子，不再给我们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制造麻烦了呢？

你要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昨天唐建光老师来书店喝茶，再次对我开书店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办活动、卖书，也许能让书店存活下去，但是对个人来说，花那么多时间，是否值得呢？

“你最近写了什么？”他发出这样的诘问。

我辩解道：写得少也许是好事，写多了可能就封啦。

但是我知道，这辩解很无力。

其实，我是发自内心喜欢书店的事情。

昨天晚上一个小朋友来书店听讲座，向杨斌教授提了好几个问题。后来她告诉我：“张老师，我是xx的女儿。”她爸爸是书店的会员，前段时间一直在美国游玩。

小女生在美国上学，她还顺便转达了几位美国朋友给我的问候。她是在华盛顿季风书店认识的他们。“因为季风，我就想搬到华盛顿去。”

相关阅读：

【新生空间】季风微读圈｜从上海到华盛顿，季风书园异域重生
【404文库】季风书园｜让我们用清晰的声音喊出我们的不满

这样的事情，就让我坚信，书店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世界仍然有一些人需要书店，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一些特别的希望——剩下的，就是做一些事，让书店能够存活下去。

这很难。在2024年的冬天，很多行业都难，书店也许更难。

上海唐宁书店最近关门了。书店老板发了个视频，控诉业主方不遵守合约，不和书店续租了。最新的消息是，业主方发了一个声明，说书店已经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

记者去书店采访，书店给的解释是，如果续约，接下来会办一系列活动，也许能挣到交房租的钱。

坦白说，我认为这想法很天真，办活动，不亏钱就不错了。真相就是，仅仅是房租就能让一个书店关门。

南宁言雀书店，是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开业才6个月，就宣布清仓，低价甩卖库存书。

这个书店的老板是一个网络作家，勤奋更新公众号。她说，开书店本来是“追寻自由”，结果发现却是给自己的一个牢笼。连房租都挣不到，只能宣布放弃。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不管是书店还是咖啡馆，都提供了自由的感觉，那是对顾客而言。对店主来说，踏踏实实经营，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到无穷多的琐事之中。书店合伙人有一次警告我，让我找一个助理，让我解放出来写作——我的反应却是，请不起。

言雀书店宣布倒闭清仓一个月，“三天卖掉159本书”。这很繁荣、热闹，但是却是在葬礼上。一个书店总是在死去的时候，才能吸引到读者。

成都晚读书店，在今年夏天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店铺。主理人“大橙子”，最近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帮父亲卖橙子。父亲很焦虑，橙子短期内销售不出去，只能低价处理给批发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大橙子”说，自己去年帮父亲“卖橙子”，有一部分其实是自己买下来送人了。我好像也吃过他送的橙子。他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年轻人，可能这就是他选择开书店的理由。他曾经在大书店做过采购经理，懂得书店的运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好的生存办法。

关于书店的消息，总是让人伤心。有的甚至让人气愤，昨天我就听说一个，不过暂时无法写出。\
《书店日历》里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消失的书店”，书评人绿茶为它们画了插画。这有点像遗像，不过却没有人悲伤——死去的书店，总是最好的。

现在的书店就是一个悖论：很多人都认为它有价值，但是却无法存活；书店死去，曾经的读者会伤心，而书店老板则会获益，他将重获自由。

前天我让店员奔奔下单布置圣诞树，去年圣诞节时我在纽约，而今年我要在书店，祝大家圣诞快乐。

最后是一个广告：要买《独立书店日历》的可以联系我，最后一批，售价仍然是128元（包邮）。

同性恋及性少数议题是一个事关2亿人的民生问题（7000万性少数+1.4亿家长=2.1亿老百姓）。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尊严贫困”问题，而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我认为需要从解决“物质贫困”到解决“尊严贫困”过渡，让人人活出尊严感，尊严感是人能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少数议题与以下民生息息相关，也是重要需求待解决（水平有限，仅列出部份，欢迎有识之士继续补充）。

1. 家庭与婚姻

• 婚姻权利：目前同性伴侣无法结婚，影响他们的财产继承、医疗决策权、子女抚养权等合法权益。
• 老人养老：许多LGBT人士在年老时可能缺乏配偶和子女的支持，面临养老保障的压力和不安全感。
• 父母与子女关系：传统观念对父母影响深远，同性恋群体常面临来自家人的压力，包括催婚、生育和家庭期望，产生家庭矛盾和亲子关系问题。

2. 医疗与健康

• 心理健康：因为社会歧视和偏见，LGBT人群中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比例较高，需要心理健康支持，现有的研究显示，因为父母不接纳，造成的抑郁症高5.9倍，尝试自杀率高8.4倍。
• 性健康教育：缺乏针对LGBT群体的性教育和健康资源，导致艾滋病防治等问题在该群体中的高发率，影响了社群的健康。
• 配偶医疗决策权：在重大医疗事件（如手术、重病治疗等）中，配偶具有法定的优先决策权，而同性伴侣或其他关系人则需特别授权才能参与决策。同性伴侣在无法合法结婚的情况下，缺乏病危探视和医疗决策权。

3. 教育

• 校园歧视与欺凌：同性恋学生常面临同侪的歧视和校园欺凌，影响心理健康和学业发展。
• 教师支持：整体来说目前缺乏对教师的性别多样性教育培训，导致教育系统难以有效应对性别少数学生的需求。
• 教材与课程设置：教材中目前缺乏性别多样性的讨论，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4. 社会保障

• 住房与福利：同性伴侣无法共享住房公积金，也难以共同申请保障性住房。
• 购房资格：在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等限购城市），已婚人士购买住房时，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购买更多的住房，而单身人士可能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一些地方规定已婚人士可以享受更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而单身人士的贷款额度可能较低。
• 养老与保险：无法享受配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
• 失业与社会支持：公开出柜的人士在求职和工作中可能遭遇歧视，失去经济安全感。

5. 劳工权益与就业

• 职场歧视：LGBT人士在招聘、升职和福利中可能遭遇隐性或显性歧视。
• 职场出柜压力：担心性取向被公开导致职业发展受阻或被孤立。
• 多元包容文化：少数公司开展LGBT友好政策，但整体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仍有不足。

6. 法律保护

• 反歧视立法：缺乏具体保护LGBT人群的反歧视条款，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面临权利缺失。
• 家庭暴力与安全：一些LGBT青少年因性取向遭受家暴或“矫正治疗”，法律保护薄弱。
• 伴侣权益：同性伴侣在子女收养、医疗决策、遗产继承等方面的权利缺失。
• 法定继承顺位：同性伴侣无法作为法定继承人，只能通过遗嘱继承，并且可能面临额外的继承税费。

7. 税收与经济优惠

• 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已婚人士可以在赡养老人、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中，按夫妻共同负担比例进行申报，享受更灵活的税收优惠。单身人士只能按个人名义申报，额度可能更有限。
• 夫妻财产的税收优惠：在夫妻之间转让房产，通常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而同性伴侣是非婚姻关系的转让则需要缴纳相关税款。

8. 公共服务与政策

• 人口与生育政策：LGBT群体在不结婚的情况下，难以享受生育相关的政策支持，在领养孩子时会被区别对待。
• 社区支持：社会对同性恋议题接受度较低，许多同性恋者难以融入社区生活，孤独感强。
• 家庭观念宣传：现行宣传仍然以传统异性婚姻为中心，缺乏对多元家庭模式的尊重与支持。

9. 文化与社会认同

• 传统文化压力：家庭观念中的“传宗接代”和“孝道”要求，成为同性恋群体面临的巨大心理和社会压力。
• 公众态度：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
• 社群支持：LGBT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受限，社会参与度低，造成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

性少数议题是涉及到健康、教育、法律、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民生问题。需要通过推动反歧视立法、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公众接受度等措施，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更加包容、和谐，美好的社会。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信：

尖尖：在倾斜的天平面前，冷漠地说出：不支持与不反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在不公面前没有中立。

兔兔：我们的社会应该成为更加包容、和谐，美好的社会。

小浩：应该立法保护性小数群体

贰黍：同志文艺作品保护，电影，书籍，音乐，绘画等文艺作品的创作与展示

zodiac：还有进入直婚后的配偶和子女

ZunxianYang：在關注性少數者的權利的時候，除了性少數者本人及其直系親屬，還有被迫進入異性婚姻的同性戀者、被迫進入有性婚姻的無性戀者、同妻、同夫、無性戀者法律上的配偶以及他們可能生下的孩子等。他們的權利（知情權、婚姻自主權等）都不可無視！

康康：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少数群体也是中国的公民本就不应该歧视。歧视、恐同本身就是一种愚蠢愚昧，落后野蛮无知没有人性！少数群体也有人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制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尊重！支持立法，保护权益！给予歧视、恐同社会、单位、学校、个体、公司等法律制裁！

直到听见有人说：在大街上看到异性恋可以牵手搭肩接吻，可是当看到一对同性伴侣在做亲密行为的时候，人们就会投去异样的目光……为什么啊？？？我们都是人……在学校里性别气质与生理性别不符合的人就会被人嘲笑，而且学生很喜欢拿性取向去作为取笑一个人的标签，而国家在这方面有没有想过要出台怎样的条例法律法规落实性教育，性别平等教育来禁止这方面的歧视呢？大家同样生活在阳光下，为什么我们性少数群体就不能像异性恋一样大大方方的生活？享受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对待，我也想和我的同性伴侣登记结婚，然后成立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可以？

王小矿：看到评论区有些留言想回应下：所谓“直婚”，就是骗婚，没啥好洗白的。当然现选择“直婚”的同性恋群体的确是被迫的，但这不是歧视受害者欺骗别人成为加害者的理由和借口。如果阿强说的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当然选择“直婚”的一定会减少，但也不见得会消失。短时间之内，外部条件无法有大的扭转，自我成长和改变也是必须的。

CDT编辑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引发网民怒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11月22日到访人民大学，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发布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演讲互动部分，其中包括王宪举的提问和卡林的回答。目前人大重阳已经将这篇文章删除。CDT已将文章保存至404文库。以下帖子来自微博和小红书。

@边雀投江：公众号原文已经悄无声息地删除了，从现场提问，到审稿，到发布，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些话有问题，全场“会心一笑”。甚至被声讨之后，直到现在闷头装死毫无回应。王宪举教授能怎么样，自罚三杯都算不上吧。助力留存一份，人大和王宪举都应该服服帖帖被钉上耻辱柱。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谢谢你！”

——王宪举，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边雀投江：看到了哈方回应，也在这条下存个档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小红书：

陈生大王：哈方的回复太打脸了：1，不要强迫妇女生育，不要替她选择。2，保护妇女权益，3，国家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会给每一个小孩分红，该账户只能用来解决住房或者教育问题。

麦卡PU10P：这个问题最糟的还不是它本身的内容和措辞，而是它得到的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文明回答，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反衬得落后了十倍不止。两位王教授你们真的是，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梦露_202308：人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怎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女人生孩子，直白的说就是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

总是在放空看窗外：妥妥纳粹配种言论

史海勾陈2：人是有尊严的，怎么能强迫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去做不愿意的事儿呢，那样人与牲口何异

江湖边远：建国后的诸多运动已经把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都消灭掉了。

神气飞天猪：只能用沐猴而冠来形容这种提问……

丁叁胖凉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可谓是学术界的卧龙凤雏了

BlackHandsnake-：试试这条微博多久会无

网络暴民_发疯版：我寻思这也不是封建社会啊，咋能从一个教授嘴里讲出这种话

墨墨-心中的星星：已经恶心到台面上毫不避讳了

米粒娇糖：我将如国家爱女一样爱国

哥特指纹：这种人研究了一辈子，死活不明白为啥女人不愿意伺候他了

AAA洋芋批发商刘姐：真贻笑大方了

我是超级鸢尾猫猫：老登尸位素餐坐在位置上不挪屁股[微笑]我怕我生的孩子长到22岁没岗位在家啃老啊[微笑]他们这种人赶紧滚蛋我就敢生了。

甜诚兔兔茶：以前强制带环流产不也是这这样吗，他说的已经很直接了

FIowind：王：你们用的什么铁链啊？你们的妇女怎么不跑啊？ 哈方：我们解决孩子教育问题和住房问题。

是蝌蚪酱_:卸载微博之后很久没看，总觉得这里是非太多，没想到外面的世界如此离谱

ianlinglaw：不得不说，提问者比回答者的文明程度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穷则独善其身67：保存 完全不拿我们当一个完整的人看待 女性一定要多读书 健身多看看这个世界 能远离就远离 这样子的 不要心有任何幻想 会有人救你 真真一女三吃 大家加油

工作真的好烦人：真的气笑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授啊，这就是所谓的男女平等？

海拉鲁香蕉批发：我很震惊,一阵恶寒

农场主对黑人奴隶的诉求是,要他们老老实实使劲干活。

牧民对自己圈养的牛羊的愿望是，多怀多生，壮大族群。

而当代我国顶尖大学的高知，在国际大会上对我国女性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倡导”是，服服帖帖早生多生，一毕业就生 有时候真的很佩服韩女。

更让我恶心绝望的是，外国女性的鄙夷，和国人男女的笑容。你们究竟想让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成什么样？？？？？？？ #女性 #国际形象 #女性生育权 #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

二编，新增了哈萨克斯坦代表的回答

三编，哔我帖子,我修改再发!!!!

四编，这是有多怕啊

五编，给我们的发言人打了码，所以本文不涉及任何暴露隐私，嘲讽谩骂人身攻击他人的行为，我写的初衷就是希望女孩子们能够更有自我意识，对当前社会的生育态度能有更清晰的认识，无论生与不生，我都希望这是女生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不后悔的决定，女性永远是生育话题的第一性。

盛开的白兰树下：还不如研究怎么让男性产子呢

plokij：为什么不生啊，这简单，第一因为有你这样的人，第二怕生出你这样的人

CDT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于2021年12月，当时编程随想已消失半年。很长一段时间内，互联网上没有关于这位传奇反共技术博主下落的任何确切消息，直至2023年3月下旬，网络上开始流传一份刑事判决书，其中虽只字未提“编程随想”的博客名，但指控被告人阮晓寰在2009年6月至2021年5月期间，“编写百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内容涉及攻击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境外网络平台予以发布，造成大量网民浏览、评论、转发、效仿等恶劣后果。” 熟悉编程随想的网友猜测，阮晓寰就是编程随想的真实身份。判决书显示，阮晓寰197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于2021年5月10日遭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抓捕并被刑事拘留，6月17日被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2023年2月10日，他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没收财产人民币两万元。

阮晓寰与妻子贝震颖同为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专业学生，酷爱计算机的阮晓寰后来放弃大学文凭，从事了喜欢的网络技术工作，并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全总工程师。而贝震颖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她是在丈夫被捕一年多后，才辗转获知“编程随想”即是她的丈夫阮晓寰，“因为从拘捕到判刑，全过程完全是暗箱操作。”

今年4月在一次采访中谈及阮晓寰，贝震颖说：“贫瘠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现状。你得先种草，把土壤养肥，接着才能种庄稼，一步步土壤肥力上去了，才能种出更好的东西。阮晓寰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12月13日，上海高院二审维持原判。贝震颖表示，开庭全过程仅持续七分钟。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与党国斗，与权贵斗，其乐无穷”——2021年度人物：编程随想》全文。

---

从2021年5月9日起，知名反共技术博主[编程随想](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7%BC%96%E7%A8%8B%E9%9A%8F%E6%83%B3 "编程随想")突然不告而别，就此销声匿迹，到今天已经长达大半年时间。他失踪的消息曾经震动了中国的泛自由主义圈，一些热心读者、号称知情的博主和海外中文媒体都曾提出各种关于他下落的假说，其已经遭到中共秘密抓捕的传言也一度十分流行，虽然这些说法都未得到证实，但也许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编程随想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编程随想的消失，众说纷纭的下落

直到最后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博客上的头像一直是一张罗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图片，读者从他浩瀚的博文中透露的只言片语知晓：他是一名身在大陆的程序员，从事信息安全领域的工作十年以上，职位高至管理层。由于编程随想非常注意网络安全，从不留下任何可供追查到其身份的线索，这点信息也不一定绝对真实，但凭借他展现出来的对网络安全、编程和软件开发技术的精通，以及对企业管理等知识的关注，都是符合这个粗略的身份定位的。

编程随想自2009年1月15日在BlogSpot上开启了“编程随想的博客”起，直到2021年5月9日失踪，共发表了712篇博文，他在目录上把文章按内容分为了六大类：“提升思维能力、普及政治常识、扫盲翻墙姿势、揭露党国嘴脸、网络安全教程、软件开发技术”。

12年来，编程随想独树一帜，将反抗极权、颠覆党国作为自己的终身使命而写作，他用“授人以渔”的方式去自我赋权、启蒙大众，既为读者提供了技术上的武装，又提供了思想上的武装。他的文章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很强，内容涉猎广泛，除了有网络安全技术、翻墙技术方面的知识，还有大量政治常识普及，政治和历史批评，以及围绕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公民教育，心理学知识讲解，书评和读书笔记，和时事新闻的转载、总结和点评；除此之外，他运营着一个很有名的GitHub开源项目《太子党关系网络》，致力于搜集和揭露历代中共权贵阶层的裙带关系。

他的行文颇符合一个程序员的风格：通俗风趣，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且条理清晰，注重逻辑上的前因后果，非常系统化，使人读后切实感觉收获了知识和力量。他频繁活动了12年却未被中共抓捕的壮举，激励了无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有志之士。在编程随想的博客的读者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被称为“墙内技术反共第一奇人”、“翻墙教父”，享有和阿桑奇、斯诺登等人齐名的江湖地位，还有很多人将他想象成经典反极权影片《V字仇杀队》里的V的形象。

编程随想曾在遭遇网络攻击之后，在一篇博文中与读者约定了最长2周的“静默期”期限。为了降低被摸清活动规律的风险，他会尽量使自己上线的时间“随机化”，例如在博客上设置批量回复留言的机制，这可以让他先离线写好一批回复，然后在短时间内集中发出，以便降低自己的在线活动时间。他说:“有时候俺会连续多天没有上线，只要不超过2周，大伙儿无需担心。”但是如果他静默的时间超过2周，大致会有几种可能：

1. 【肉身暴露】，被跨省了；或者遭到了【深度入侵】，导致所有帐号被盗。
2. 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意外，导致俺死亡（比如：出车祸）。
3. 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意外，导致俺丧失活动能力（比如：重病住院，长时间昏迷）。
4. 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导致俺无法安全地上网（比如：在外旅游期间，笔记本被盗或损坏）。

他还指导过读者如何判断这几种情况：如果静默时间超过2周，博客和相关账号也被关闭了，那他无疑是被跨省抓捕。如果2周后账号恢复了活动，但是做事和行文风格出现“显著变化”，也说明他可能被抓捕，相关账号已经被“朝廷方面”控制。但如果静默超过2周后，长时间（比如一年之上）没有恢复活动，那要么是他被抓捕后，朝廷方面没能拿到他的加密盘的密码和key file，所以无法控制相关账号，要么就是他意外死亡。

因此，在今年5月底，编程随想发表了最后一篇分享电子书的博文后，意外超过了2周静默期未活动，他失踪的消息便迅速传开。署名为“co-memory”的作者在多位编程随想读者的启发和协助下写了一篇文章《被捕、病逝、主动静默，编程随想停更事件长文分析》表示，虽然早期的时候社交媒体上有一波“内线爆料”，例如反共推友@墙国蛙蛤蛤 和@Sapphire、YouTube主播江峰时刻、悉尼奶爸等都表示通过自己渠道核实编程随想已被逮捕。在这些“内线爆料”的基础上，几家境外中文媒体作了跟进报道，从而让这个说法得到大量传播。但是，由于这些“内线爆料”毫无细节，且编程随想的博客和其他账号始终未关闭，他的巨大影响力仍在，因此被捕一说站不住脚。

随后co-memory提到，在编程随想最后的博文的留言区，有所谓知情人的爆料称编程随想的真实身份是曾经的“中央警卫局信息技术员”，在2011年因病退休，于今年5月11日在北京三医院因为癌症而病逝。这则爆料的细节比较多，且co-memory认为，编程随想是“退休老干部”的假说解释了什么他有那么多时间去阅读和搜集资料，且编程随想最后半年博文数量和原创度下降的事实支持了他于2020年12月-2021年5月健康状况恶化的假设，因此他更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但他也坦言无法排除编程随想是在面临重大安全威胁后选择暂时或永久静默。

一位网友甚至祈祷：“我希望编程随想只是被车撞了住院了之类。”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情感上宁愿相信他是病逝、出车祸，也不愿接受他落入敌手的可能性，这是在维护他所代表的反抗者的尊严，和反抗的希望。

现在看来，编程随想成功保持了密不透风的匿名，直到逝去之时也未能以真实的名字和身份与世人相见，这已经凸显了这个人物在极权时代的非常处境、他的强大能动性和独特意义。早在2014年，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萧强就曾经推举编程随想为2014年中国互联网的“英雄”：

“随想君能数年如一日和国家机器做这样的周旋，当然让人信服其技术能力。但我更加钦佩的，是他在其言行背后的巨大勇气。因为这样匿名的抵抗形式，绝对不比实名的风险来得更小。透过技术手段保护自己，同时又采用固定网名，发表大量专制者决不能容忍的信息的做法，等于是在观念和技术两个层次上，同时对专制者的权威，做出了公开的挑战和嘲弄。这是中国的专制者绝不能容忍的。作者真实身份一旦被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专制机构发现，遭到的惩罚可能比起实名的挑战者更加严重。因为公众不知道作者的实名，专制者可以使用最卑鄙阴暗的手段。随想君是一个思想者，尽管“艺高人胆大”，也不会不懂自己这样做巨大的风险所在。他能够一直坚持犀利的写作，一定在明了风险的前提下，对自己选择的所言所行，有为信念而承担的决心。”

二、“编程随想的博客”诞生与变迁

2009年1月15日，编程随想开博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博客开张及本博客内容简介》，只有短短的十几行字，说明自己的博客主要是分享软件开发的技术和经验。对于开始写博客的动机，他曾经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解释，称是在追究最高层级的“人生意义”。他说自己是典型的工作狂，在开博客之前，自己的精力主要花在事业上，后来觉得花在公司事务上的精力再多，主要受益人不过是公司的老板，这样的事算不上是“有意义”的，所以他才考虑搞个技术博客，这样至少可以帮助到IT界的同行。

编程随想曾坦言开博之时并没有准备在博客中抨击时政，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改变了他的看法。2009年6月11日，在开博不到半年后，编程随想的博客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他发表了第一篇“政治类”博文《是该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了》，文中讲了当时触动他做出改变的三件事，都发生在当年的六月四日前后：

第一，编程随想的博客所在的网站BlogSpot被墙了，而他的博客被殃及池鱼，这件事促使他开始写翻墙教程，后来持续很多年，大量读者都是因为找翻墙工具而来到了编程随想的博客。

第二，一批知名且非常有人气的国外网站被批量封杀，包括Twitter.com、Live.com、Bing.com、Flickr.com，而且在同一时期国内的很多站点也开始“和谐”操作，这让他觉得“很不爽。”

第三件事也是对他冲击最大的，当时工信部出台了《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要求所有电脑在出售前预装“[绿坝](https://zh.wikipedia.org/wiki/綠壩·花季護航 "绿坝")”监控与过滤软件。（后来由于遭到大量反对，工信部的“绿坝”计划夭折。）

编程随想说看到新闻后第一反应就是《1984》里面的那句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他大受震撼，质问到：“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那大伙儿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人权可言？”随后他引用了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的经典诗句“期初他们追杀共产党，我没有说话……”来表达自己决定采取行动的迫切心情。

“俺不想再保持沉默，不想再回避这些问题了，是该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了！”他在文章的最后感叹道。

内容的转型给编程随想的博客带来了很多变化。在编程随想最开始撰写技术类文章的时候，就受到了国内最有名的程序员网站CSDN上的一位知名博主的关注，他邀请编程随想在CSDN上开设“镜像博客”，还推荐了他的镜像博客上了CSDN的首页。编程随想对此感到很荣幸，在十年之后的博客大事记里，也不忘提起这件事，并表示对这位博主的感谢，但是2009年以后，随着编程随想写的敏感博文越来越多，CSDN的镜像博客也很少更新了。又过了很多年，有热心读者提醒编程随想，CSDN上的镜像博客已经没了。编程随想猜测，网站是迫于“真理部”的压力而删除了他的镜像博客。

为了给更多墙内的人提供翻墙教程和翻墙工具，并让他们能阅读到自己的博客内容，编程随想十多年来辗转使用了多个平台，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这些平台的兴衰：

2009年他使用微软的Live Space镜像了自己的博客服务于墙内读者；2010年开通Google Code分享翻墙工具；接着他开始使用微软网盘、甚至用Gmail和雅虎的“自动回复邮件”的方式分享翻墙教程。2013年编程随想的博客开通邮件订阅，使得很多读者不需要翻墙便能阅读他的博客；同年他开始使用Dropbox网盘分享电子书；2014年他开始提供“博客全站打包下载”，并且在2015年开始使用更安全和没有流量和大小限制的BT Sync网盘，实现了博客的离线浏览。2015年他的GitHub账号上线，并在2016年将《太子党关系网络》的数据开源道了GitHub……

这些平台其中有一些半路终止了服务，另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封禁了他的账号，还有一些因为功能和安全问题被弃用。在互联网上漂泊的岁月里，他凭借着过硬的技术知识和大量耐心的搬运劳动，始终保持着他的绝大部分内容的完整以及可得。

三、走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路

在《是该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了》这篇文章以后，编程随想开始写政治博文，但数量并不多。直到一年半之后，又发生了“钱云会事件”和“茉莉花革命”，特别是在2011年2月份左右的“茉莉花革命”期间，编程随想变得更加激进，并开启了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性质的写作，他博客的敏感度从此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你写的文章仅仅指出政府有哪些缺点，这个属于‘批评性质’；但是你不光指出缺点，还号召大伙儿推翻政府，那就属于’煽颠’”。编程随想觉得自己之前写作的政治类博文，多停留在“批评”的范畴，敏感度并不高。但是在“茉莉花革命”的高度敏感时期，他在10天之内连续发表4篇博文，其内容足以定性为“煽颠”性质。

2010年末到2011年初，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反政府示威浪潮迅速扩散，北非和中东多个国家掀起了“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很多独裁政权被推翻。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感召，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起源于匿名人士的在网上的呼吁，之后博迅网公布了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各大城市集会地点，消息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中国政府对此反应过度，派出大批警察和便衣驻守在集会地点，并于集会前夕抓捕了上百名活动人士。但集会当天，除了北京集会现场有数百人聚集——包括大量警察、便衣和记者，其他城市并无太大动静。

编程随想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茉莉花集会”的相关信息，撰写了参加集会的注意事项，并发布了网上搜罗来的集会现场照片，这给他的博客带来了猛涨的流量。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博文中提到“俺自个儿的照片还是不放上来比较保险，”暗示了他也曾亲自去到集会现场。

集会之后，编程随想第一次收到了Gmail的警告——“政府资助的攻击者正试图入侵你的账号”，这说明自己被“御用骇客”盯上了，这让他颇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更有了写下去的动力。

在“茉莉花革命”的话题之后，编程随想的博客便从“技术类”全面转向了以政治内容为主。从此以后，他开始更加积极地进行着反抗极权的学习和实践。不满于党国政治现状的他，有着自己简单明了的抗争哲学，那就是去启蒙更多的普通人，为他们的反抗赋权——“天朝是无法长久维持现状的，政治变革必然会发生。至于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谁也说不准。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有越多的网民提升【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那么变革就越容易发生。所以最近两年来，俺尽量多写这方面的博文，帮助更多的人摆脱洗脑。”

四、“抹黑”党国、启蒙大众——既“破”又“立”的抗争哲学

开始聚焦于政治内容后，编程随想一方面致力于揭露党国的腐败、黑暗现实，一方面传授给读者各种有助于提升个人能力的知识和工具。他认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的变革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能善用互联网的力量，便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同时扩大影响力。因此，编程随想以自己为例子，相信每个普通人都能以类似的方式去唤醒更多的人，进而推动国家发生变革，这就是他“授人以渔”的意义。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谈革命》，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于如何改变中国的见解。在文章中，编程随想反驳了“中国人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素质决定论”，认为“通过政治变革获得新制度”和“提高民众的素质”二者应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而人们所寄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权贵阶层利用“党领导一切“的垄断性权力为自己捞取海量经济利益，他们长期监守自盗，不可能进行真正损害到自己利益的改良；能够促进实质性改变的道路是去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在这个基础上，编程随想并不看好“暴力革命”的方式，认为及早推动非暴力革命，改变一党专政的局面，对民众来说是目前最理想的途径。更难得的是，编程随想还在《对党斗争的策略——如何自我保护，避免无谓牺牲》的章节里为普通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践建议。

在揭露党国腐败的方面，编程随想最有名的一个内容输出，非《太子党关系网络》莫属。早在2011年底，编程随想便发表了关于这个项目的第一篇内容：“太子党关系网络1.0版本”。他称其受到了《纽约时报》所曝光的温家宝及其亲属的家族财富所启发，开始制作一个“包括所有权贵的关系图”，为此投入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制作出了一张PDF图。

编程随想介绍：“这里面汇总了天朝权贵的血缘关系和职务说明。时间上包括了第一代到第四代的官员；范围上涵盖了政界、军界、商界；还包括一些太子党扎堆的公司。这些信息都是网络上找来的，为了尽量增加可信度，俺主要依靠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再加上其它一些官方网站的交叉验证。”他还号召网友群策群力，帮助他收集信息，曝光更多的“权贵分子”。

后来，《太子党关系网络》与时俱进，名单不断丰富，目前的版本包含了700多个权贵，130多个权贵家族，习近平在内的第五代高官们也都榜上有名。2016年2月，为了方便更多人的参与和写作，《太子党关系网络》开源到了GitHub，并命名为“zhao”项目，取自于“赵家人”的“赵”的发音。截至目前，此项目在GitHub上已经有“9k stars”（表示有9000多人点赞了这个项目），还有“2.3k forks”（表示有2300多人试图参与改进），说明此项目受到了大量关注。

除了曝光权贵阶层之外，编程随想还撰写了大量他戏称为“抹黑党国”的文章。《看看全国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货色——兼议“议会道路的改良”行不通》通过“人肉搜索”人大代表的名单和身份，揭露了中共权贵阶层如何操纵全国人大。他也通过广泛的阅读，写出《为什么马克思是错的——全面批判马列主义的知名著作导读》从经济学的角度彻底批判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文章《人类自由的三大死敌——谈谈“共产运动、纳粹主义、政教合一”的共性》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极权统治的本质。他同样热衷于批判历史，去推翻被中共所主导的叙事，《谈谈三年大饥荒》系列文章旨在戳破关于“自然灾害”的谎言，帮助网友了解那段被掩盖的悲惨历史。在他至今尚未完成的《回顾“六四”》系列里，他用三十多篇文章的篇幅，详细地讲述和讨论了“六四”的时代背景和各种事件，并以《太上皇邓小平的阴暗面》等文章揭露了邓小平和其家族的腐败，以此说明其采取的“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保守”的路线如何决定了中国在文革后的政治走势。

此外，为戳破中共宣传机构粉饰、歪曲历史的谎言，他还撰写了很多反宣传、反洗脑的文章：《谈谈真理部对朝鲜战争的忽悠》、《谈谈真理部对抗战历史的篡改》、《谁是最可恨的人？——写给仇日愤青们》……更别提他十二年如一日，一直在积极转载、总结和点评各种公共话题、时事新闻，与网友保持联系和互动，以一己之力创造和维护了一个坚定的中国异议者与反抗者的社群，这在今天的中国愈演愈烈的言论审查高压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在他消失之前，他关注的话题包括：医患矛盾、新疆棉花、武汉疫情、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美对抗、米兔运动、996工作制……

编程随想心系革命，则为之计深远。他的革命理论是系统的，表现在既注重“破”，又注重“立”——只是“抹黑党国”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帮助更多网友提高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因为他相信觉醒的大众在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编程随想在其《谈革命》系列的文章《政治变革需要哪些素质》里称，在一个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人们要推动政治变革，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其次是政治素质，而道德素质并不是关键因素。

他所强调的“好的心理素质”，包括：“愿意独立思考“、”具备基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了解常见的思维误区”、“了解常见的逻辑谬误”几个方面。之所以强调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是因为编程随想认为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正是建立在民众蒙昧的心智之上：

“在当今天朝，屁民的生活压力在持续上升（没钱买房、没钱看病、没钱养老…），生活质量在持续下降（食品有毒、药品有毒、空气有毒…）；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官僚的腐败变本加厉，权贵阶层的生活日渐奢华。如此糟糕的社会现状，为啥我党还能继续维持它的统治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靠愚民宣传。”

他相信，一旦大多数民众不再被党国忽悠，党的统治基础就会开始动摇。所以要提升民众的素质，首先得提升心理素质。

看重“心理素质”塑造的编程随想，撰写了很多分类为“心理学”、“洗脑与反洗脑”类的知识普及，尤其是针对中国人一些容易被极权利用的心理和思维弱点，他写了《天朝民众的心理分析：圣君情结》、《天朝民众的心理分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各种’一元化‘思维谬误——从“星座理论”到“共产主义社会”》、《扫盲逻辑谬误——以五毛言论为反面教材》等文章。

其次，他也很看重民众的“政治素质”。第一是“政治常识”：人们至少能搞清楚基本的政治体制，理清“国家、政体、公民、政府、政党”等概念的含义，明白“人民”和“公民”的区别，“人权”和“民权”的区别等等。他为此撰写了很多政治扫盲文章，例如《扫盲常见的政治体制》、《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政治常识扫盲：澄清’言论自由‘的各种误区》等等。

第二是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比如说是信奉社会主义还是信奉资本主义，或者是更认可它们衍生出来的各种小流派。因为“如果民众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场，就无法形成明确的政治诉求——这当然对推动政治变革不利。”另外，如果对其他的政治立场一无所知，一旦发现马克思主义行不通，人们也会陷入茫然的境地。

第三要认清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也就是一个人认为在政治上看重哪些东西，比如说有人认为“个人”比“国家”重要，或是“自由”比“平等”重要，而另一些人则反之。“政治价值观”也决定了一个人会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最后，如果立志于更多地参与政治、进行政治讨论和研究，那么了解相关的“政治理论”知识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为了帮助读者打开眼界，进行比较和借鉴，编程随想也不忘阐述和分析别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动，这方面的一些代表博文为：《聊聊美国政体中的权力制衡——不仅仅是三权分立》、《美国选举制度为啥这样设计？——兼谈其历史演变》、《最“纯正”的共产主义政权——红色高棉简史》、《台湾民主运动与独立运动简史》等。

编程随想认为，民众的政治素质对于成功推动革命至关重要，因为革命不仅是推翻旧制度，更重要的是重建新制度。如果广大民众的政治素质不够，就会出现只破不立的局面。再者，如果大多数民众缺乏政治素质，无法有效地监督和参与社会治理，就很可能给某些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导致革命成功之后，再次出现一个新的独裁政权。

五、面对来自当局的骚扰和威胁，选择坚守墙内

编程随想的长期活跃也给他招来了很多威胁。据他的文章记录，2016年两会前夕，在他将《太子党关系网络》开源道GitHub上之后，中国当局借用一个“半官方”的组织“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针对这个项目的某篇文章向GitHub的网管发去了一份“删除令”，称其平台上的“zhao”项目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是自2014年以来 GitHub公布的史上第6个，也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个“删除特定项目要求”，此前的5项都来自俄罗斯。之后GitHub对编程随想的“zhao”项目进行了选择性屏蔽，导致墙内的网民无法正常打开这个项目。

这次的删除令由于被GitHub曝光，引发了端传媒等主流媒体的报道，使得这个项目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编程随想因此发表了“获奖感言”，高调庆贺自己戳中了中共的痛点，并且挑衅道：

“俺很清楚：自己老早以前就被六扇门盯上了（2011年发博文鼓吹“茉莉花革命”的时候）。这么多年过去了，六扇门连俺是男是女、姓甚名谁、家住何方都一无所知。这是六扇门的耻辱啊，同志们！网监部门的警察同志们要加倍努力啊，否则你们怎么对得起“远超军费的维稳费用”啊？？！！”

2017年5月，因为持续遭到骚扰和攻击，他发表了文章《庆贺本博荣获“更高级别朝廷认证”——谈谈近期的“账号入侵、刷屏、钓鱼”》，记录了近期的异常事件，包括博客被大量重复或无意义的留言恶意刷屏，出现了疑似钓鱼的冒名者，然后是他又收到了Google的警告“检测到由政府支持的攻击者可能正试图盗取您的密码”，这是继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后，编程随想第二次收到Google的类似警告。他于是推测，“这两次入侵企图，都是来自天朝的御用骇客”，区别是上一次主要是因为高敏感度的”茉莉花革命“，而这次是针对“编程随想”本人而来，这也说明他获得了“更高级别的朝廷认证”。

也是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地和读者交代了“2周静默期”的规律，并和读者约定，如果自己有一天不告而别超过14天，如何去判断他可能的遭遇。

编程随想对自己的网络安全技术自信到近乎“狂妄”，他时不时便对着朝廷“放狠话”，并将“朝廷想抓俺而不可得”当做荣誉。在开博满十周年的2019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为啥朝廷总抓不到俺——十年反党活动的安全经验汇总》，详细地把自己方方面面的网络安全经验传授给读者，在“本文的目标读者”一栏里，他写到：

“开博这么多年来，有一个感慨——（在墙内）很多具备政治素质的人，缺乏信息安全的技能，所以他们无法利用互联网与党国斗争。”“虽说墙外已经有很多民运网站，也有很多民运人士开设了社交网络（SNS）帐号。但他们毕竟生活在墙外。天朝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光依靠海外人士，关键还是需要靠咱们这些生活在天朝的民众。所以今天这篇，首先是为了帮助那些【有志于从事反党活动的网民】。”

他的高调作风和越发严峻的政治环境让很多读者为他捏一把汗，面对始终存在，且不断增加的安全风险，编程随想也曾谈到“肉身翻墙”这个选择。他说：

“每当有热心读者担心本人的安危，其中有些人就会提出“肉身翻墙”的建议。（所谓的“肉身翻墙”，不外乎就是“移民、偷渡、政治避难”之类的招数）

俺很感谢他们的关心。但老实说，暂时还不考虑这事儿。之前在博客评论区讨论过此话题，已经聊了很多理由。俺不想把之前的讨论重新贴到这里，会显得太唠叨。此处只简单引用经典影片《V怪客／V字仇杀队》（洋文叫“V for Vendetta”）里面的一句台词（是 Evey 转述她父亲的一句话），大意是：

如果敢于反抗的人都离开了，那他们就赢了。

俺想继续留在这个奇葩的天朝。与党国斗，与权贵斗，其乐无穷 :)”

六、写在最后：纪念他，和这个年代中所有我们拒绝遗忘的人


编程随想消失之后，co-memory在文章《被捕、病逝、主动静默，编程随想停更事件长文分析》里的最后，提出了4点作为编程随想的支持者可以去做的事情，包括“抵制恐惧、传播编程随想的博客”、“将编程随想的故事拍成电影”、“将编程随想的博客翻译成多国语言介绍给自由世界”，以及建立“联盟式博客群”，延续编程随想所发起的社群，甚至帮助他写完没有完成的系列文章。

在“将编程随想的故事拍成电影”的部分，co-memory将他心目中的传说写了下来：

“编程随想的故事就是《V字仇杀队》的中国现实版。编程随想在已知自己身患慢性病，生命不多的岁月里，抓住每一分钟坚持十二年，不止启蒙了上百万人，也揭露了极权政府不过是只纸老虎。编程随想每一步都不出差错，耍得地球上最强大的高科技极权朝廷的鹰犬团团转，每年耗费朝廷维稳经费不知多少亿，最终安全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留给朝廷一堆可能永远无法破解的迷，给六扇门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报复的天大的嘲讽。而这一切都是在上百万说中文的读者的共同见证之下真实发生的，是数百万人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共同记忆。”

2021年就要过去了，感谢中国数字时代的读者阅读完我们《年终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最后，我们想以创始人萧强在2014年为编程随想写的一段话纪念他，和这个年代中所有我们拒绝遗忘的人：

“我希望未来的人们，会记住为了这自由一天的到来，在所有那些实名的、匿名的、无名的点滴抵抗行动的背后，一个个真实的生命，以及他们的智慧、勇敢、坚持和牺牲。而 “编程随想”和它的作者，即使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打开他的一篇篇博文，每一个读者都会看到，这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在网络上抵抗专制，争取自由的真切证明。”

附：“2021年度人物”其他候选者：

黄雪琴

黄雪琴是中国独立记者，女权活动者，曾发起《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参与多起#MeToo案件的报道，并为性侵害受害人提供帮助。2019年，她因记录香港“反送中”大游行而遭广州警方拘留，后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半年后才获释。2021年秋，黄雪琴原计划于9月20日前往萨塞克斯大学留学，但在赴英国前一天，她与友人王建兵一同被广州警方秘密抓捕，至今未获释。

张展

张展是中国公民记者，她曾任律师，后因参与维权而被当局吊销律师执业资格，也因多次批评政治而遭到警察传唤和骚扰。在2020年中国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她前往武汉调查与报道疫情实况，后遭到上海警方跨省抓捕，并以“寻衅滋事”为罪名起诉到法院。2020年12月28日，张展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狱中的张展坚持绝食抗争，致身体虚弱，生命垂危，张展的亲人朋友和关心她的公民向司法机构发起了救治张展的呼吁。

弦子

弦子是著名的MeToo案件——弦子诉朱军性骚扰一案的当事人。2018年米兔运动期间，她公开讲述自己曾在2014年中央电视台实习期间，遭到主持人朱军的性骚扰，引爆了舆论。本案在2020年12月2日第一次开庭时，上百人自发到法院门口声援，网络上更有大量关注，是近两年来难得一见的公民活动，也引发了审查的大力打压。2021年9月14日在海淀法院第二次开庭，宣判弦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军对其进行性骚扰主张，故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邹幸彤

邹幸彤是香港大律师、社会活动家、前支联会副主席。支联会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于1989年在香港支持八九民运（六四）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曾连续30年无间断举办六四游行、维园烛光聚会，最终于2021年9月25日解散。邹幸彤于2010年加入支联会做义工，六年后担任副主席。2021年6月3日，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二度反对支联会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而邹表示会以个人名义到场。翌日，她被警方以“涉嫌宣传未经批准集结”为由拘捕。9月9日警方对邹幸彤的指控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2月9日，邹幸彤与其余8人因六四集会被判罪成，邹幸彤获刑1年。


[黎智英](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黎智英 "黎智英")

黎智英是已经停运的香港壹传媒和《苹果日报》创始人，也是香港知名的企业家、社会运动人士和政治人物。黎智英受到六四事件的影响而进入传媒行业，创办《苹果日报》，常年关注敏感议题，不惧批评中国政府，并在香港运动期间坚持异议立场。2020年，黎智英及身边人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遭到两次逮捕，最终在2021年4到5月份，因“非法集结”和“组织非法游行”两项罪名被判监禁20个月。期间壹传媒也多次遭到警方搜查，资金被冻结，《苹果日报》最终迫于压力关停，在2021年6月24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戴为的脱口秀里看到这样几句话：

田螺姑娘在路边被人捡走，是绑架；

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锁起来，田螺姑娘回不了家只能嫁给他，这是非法拘禁加强迫婚姻罪；

被锁起来的壳，是田螺姑娘的婚前财产，是她爸妈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首付，现在被人给抢了。

有网友锐评：外国童话都是灰姑娘嫁王子，中国童话都是仙女嫁穷鬼。

这个童话故事的好笑程度，和山西女硕士卜小花被大龄“好心”单身男青年“收留”如出一辙。

1.

她本来是优秀的工学女硕士，师从白象忠。

哪怕后来因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错失考博机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也在家里备受宠爱，上面有哥哥和父亲疼爱，家庭条件虽然一般，家人也支持她读了硕士。

可以预想的是，就算卜小花精神分裂恢复不好，但有父亲和哥嫂的疼爱和关心，她至少可以安稳度日。

可从她离家走失的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2012年的一天，身患精神疾病的卜小花离家出走，没多久，她在大街上偶遇了单身汉张姓男子。

可疑的是，张某遇到一个精神病人，没有像普通人那样避而远之，或者好心报警，而是费劲千辛万苦，将女硕士“收留”在了自己家。

据知情人士爆料，卜小花在张家生活了13年，一共生下6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人，身边留有一子一女。

住了13年，孩子12岁，精神失常的卜女士被“收留”当天就被张某占了便宜，张某有很大的强奸嫌疑。

生下6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人，也是细思极恐。

张某不仅把卜女士当作生育工具，不爱惜卜女士身体不说，如果夭折孩子没有法律证明，是否中间有虐s？有苛待？送人的孩子是不是涉嫌遗弃罪？

数罪并罚，“收留”二字究竟何意？

张家人家境贫寒尚且如此，如若只手遮天，妇女活路何存？

2.

被好心“收留”13年的卜小花，有严重精神障碍，严重营养不良，40多岁老得像60多岁。

哥哥嫂嫂称，卜小花因为营养不良，站都站不起来，头发打结脏乱，连基础的治疗都无法做。

甚至直到见到父亲，重度近视的她才得以重见光明。

在张某侄女嘴里，卜小花还大小便失禁，可面对嫂子的卜小花，明显松快很多，大小便也可以很好解决。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诸多障碍，但她们不是完全傻，能分得明白谁对自己好。

就这样，张某侄女还敢公然开直播，为自己二叔伸冤，发生怒指卜小花无用，自己叔叔收留她是为了她好。

一家人的恶臭嘴脸，简直人神共愤。

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敢私藏精神病人十几年，一方面农村人认知低，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毕竟伤痛不在自己身上。

一方面妇女被拐卖后一旦生娃，逃出生天的少之又少，很多妇女为了孩子忍辱负重，就这样留下生活一辈子。

妄图用娃和母爱来拴住一个女人，可耻可恨。

另一方面，犯罪成本太低，如果这次不是张家人主动寻找卜女士亲人，这件事极有可能被隐瞒一辈子，而就算被发现，因为种种原因，张某也有极大可能逃脱处罚，看这次两次公告就知道了。

说一个冷笑话，拐卖妇女，量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而买卖6只鹦鹉，要被判5年；买卖20只癞蛤蟆，判处三年及以下；买卖野生动物价值二十万元以上的，会被判处五至十年。

这个事情里，最让我生气的是，女性的价值太过低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女性并非不如男性，就像卜小花，她也有自己的骄傲，作为工程力学硕士，她已经掌握了很多普通人一辈子都看不懂的专业知识，如果不是生病，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还有一个点是，哪怕卜女士不是女硕士，也是个人，是人就该有人权，违背一个人的主观意识，潜意识，哪怕是不完全意识去做事，那也是强迫！

我们不该过度强调高学历，因为还有太多普通妇女，在遭受着长达一辈子的迫害。

与其说大山里之所以能飞出很多牛娃，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本来就是凤凰。

不如说，一些贫困潦倒，一身毛病，却还妄想通过不法手段传宗接代的男人，不该为人。

他们不光害了这个女人，也害了自己的孩子，不敢想如果出生这样的家庭，我会感到多恶心。

3.

如果不是张家人自求帮助，女硕士也许要在张家待上一辈子，一生得不到沉冤。

这件事，表面上是张家人作恶，但在往深了瞅，恐怕很多人都不无辜。

他们可以是邻居，是旁观者。

是当事者的家人、亲戚，可以是村委会，也可以是你和我。

如果共犯越来越多，受害者只会更加孤立无援，最终默默忍受，忍下一个世界的恶。

如果这件事不好好查，好好判那就是告诉大众一个信息：

想让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生孩子，只要让这个女人精神失常就可以了。

只要精神失常不就医，这个人就可以任由你捏扁搓圆，真相就可以永远掩埋，任由“好心人”信口雌黄。

对于某些男人来说，找不到对象拐来一个，那可太容易了。

反正最多也就做个几年牢，换来两个孩子，也值得了。

恶就是恶，不应该被纵容。

哪怕张某对卜小花尽心尽责，无微不至，他也是犯罪，也该被判处，因为法律维护的，就是公平公正。

13年受尽凌辱，归来仍是那个为了知识不知疲倦的女青年。

希望好了之后的卜女士，不记得这些肮脏。

– END –

◆尹锡悦竞选时曾在手心写上“王”字。

为了逃避“青瓦台魔咒”，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之初便将总统府从青瓦台搬到位于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但终究没能逃出这一魔咒。

当地时间12月14日16时，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针对尹锡悦的第二次弹劾动议案。全体300名议员参加了表决，其中204人赞成，85人反对，弃权3票，无效8票，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尹锡悦的总统职务立即停止。

消息传来，汝矣岛的国会大厦前，20多万人爆发出欢呼声。他们高喊“弹劾成功了”“市民们胜利了”“民主主义胜利了”。与此同时，光化门前举行的反弹劾集会上则传来阵阵叹息声。

直到弹劾案通过前一刻，尹锡悦仍毫无悔意。在之前的对国民讲话中，他誓言要“对抗到底”，并反问道：“总统依据宪法作出的相关决定和统治行为，怎么能够称为内乱？”

6小时的戒严闹剧，以总统被弹劾而收场。随着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僵局持续，韩国正进入一段政局不稳的时期。亦有不少人指出，此次事件让投资者信心迅速流失，对韩国在经济和国际关系上的打击极大。

首尔大学前校长吴世正（音）评论道，长期以来，政治阵营间的你死我活令韩国变成一个充满报复的“角斗士竞技场”，尹锡悦的上台加剧了这种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朝野政党事实上已无法合作。“未来将围绕总统选举展开激烈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如果政治人士只在乎权力斗争，就没有人有余力去关心国家。人们关心的民生、经济和福利等问题都将退居次要地位。”吴世正说道。

执政党多位议员决定倒戈

一周前的12月7日，韩国国会对尹锡悦弹劾案进行表决时，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除安哲秀、金睿智、金相旭三名议员外，其余105人全部退场。但这一次，执政党的“弹劾时钟”急速变化。

◆12月7日，韩国国会对尹锡悦弹劾案进行表决时，国民力量党105名议员退场。韩国《京乡新闻》把105名议员的名单登载在报纸上。

按照韩国《国会法》，国会须在弹劾案提至全会24小时之后、72小时之内进行投票。按照相关程序，弹劾案需得到在籍300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200人）的支持才能通过。鉴于目前300名议员中有192名为在野党议员，通过弹劾案需得到国民力量党8名议员的倒戈。

12月12日，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表态称，将就弹劾案投赞成票。他坦言，已确认尹锡悦无意接受执政党提出的关于“有序退出”的方案，因此弹劾是令总统停职的唯一途径，“执政党议员应凭良心就弹劾案投票”。他还对周围人说：“第二次弹劾案投票时，本党议员必须到众议院投票。”

投票前，执政党内包括韩东勋、曹庆泰、安哲秀、金相旭、金熙智、金在燮、韩智雅等至少7名议员公开支持弹劾尹锡悦。而最终，倒戈的共有12人。

执政党原本抱有幻想，让尹锡悦自己来做抉择。12月7日，国民力量党提出让尹锡悦“有序退出”的路线图，包括“2月辞职、4月大选”或者“3月辞职、5月大选”两种方案。尹锡悦下台前，将不再参与包括外交在内的国政事务。执政党党首将定期与总理会面，确保不出现国政空白。

执政党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便缩短总统任期，也绝不以“下野”和“弹劾”这种不光彩的形式下台。其更深层的考量是，为了明年大选，将国民力量党从对其绝对不利的弹劾局面中拯救出来，为重建政权留下余地。等到李在明因刑事检控丧失选举资格后，再促使尹锡悦辞职、提前举行选举。这最符合执政党尤其韩东勋本人的利益。

然而，尹锡悦并不领情。他在对国民讲话中称，自己就任总统至今，从未在乎自己的声望、任期和职位，表示将“坦荡面对”弹劾和调查，奉陪到底。

◆12月12日，尹锡悦发表对国民谈话，其间放狠话称：“无论是弹劾还是调查，都会奉陪到底。”

韩媒披露，这次长达29分钟的讲话并非如之前一样通过直播进行，而是事先录制好再发给各大媒体的。

韩东勋对此表示，事前完全不知道尹锡悦要发表讲话的消息。他紧急指示召开党内会议，讨论开除尹锡悦党籍事宜。他还说，尹锡悦对国民讲话内容“超乎预料”，他并未对当前事态表示反省，而是将戒严合理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发动内乱”的事实。

韩国《国民日报》分析称，韩东勋此前考虑到国民力量党的未来，试图与尹锡悦达成协议，让后者将权力交给国民力量党，换来弹劾案的不通过。然而，尹锡悦突然表态不会提前辞职，双方谈判因此破裂，韩东勋随之改变立场。

“韩东勋之所以在尹锡悦弹劾案上立场几次反转，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利益，希望在党内解决‘戒严风波’带来的影响，并填补其下台导致的权力真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向《凤凰周刊》解读道，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将弹劾案拖下去。“眼下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正面临司法风险的压力。如果果断支持弹劾，弹劾后将提前举行大选，这对李在明来说明显更有利。”

过去一周发生了什么？

过去一周，韩国国会也开启种种调查。12月10日，韩国国会率先通过针对尹锡悦的“内乱常设特检法”，将调查尹锡悦深夜发动紧急戒严所涉“内乱罪”以及扰乱宪政等具体情况。随后，国会又通过要求迅速逮捕尹锡悦等8人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强烈敦促迅速逮捕尹锡悦、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前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等人。

根据韩国法律，“常设特检法”若在国会全体会议通过，将立即启动，总统无法对此行使否决权。但常设特别检察官需由总统任命，总统可通过不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方式拒绝启动“常设特检法”。

金龙显是“戒严风波”后首个被拘留的涉事者。由于检方担心金龙显毁灭证据，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批准拘捕令，金龙显于12月11日凌晨被拘留。拘捕令签发前，有工作人员在卫生间内发现金龙显试图用秋裤当绳子自杀。工作人员立即打开房门，金龙显放弃了自杀行为。目前，他被安置在保护室内，其身体状况暂无异常。

12月11日凌晨，韩国警察厅下属国家调查本部特别调查团还紧急逮捕了韩国警察厅厅长赵志浩、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峰植。

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处长吴东云当天在国会问询时表示，依照韩国法律，“将在适当时机尝试逮捕尹锡悦”。这意味着，当总统有逃跑或销毁证据的风险，但因情况紧急而无法获得逮捕令时，可对其实施紧急逮捕。

与此同时，韩国警方已经展开针对尹锡悦所涉“内乱罪”的调查。尹锡悦也因此成为韩国首位被禁止出境的现任总统。

12月11日，警方向首尔龙山总统府派遣18名侦查员，对戒严前后的国务会议记录等资料进行搜查及扣押。当天11时45分左右，侦查员尝试进入总统府区域，但遭到总统府保安厅人员阻拦。总统府保安厅一直以“军事和公务需要保密，未经监督人员的批准不得进行搜查”的规定为由，拒绝警方进入总统府。对峙八个多小时后，侦查员最终未能进入总统办公室，空手而归。

12月12日，韩国国会表决通过调查尹锡悦等人内乱罪嫌疑的“内乱特检法”和调查他夫人金建希的“金建希独检法”。按韩国规定，上述两项属于一般特检法。一般特检法在国会通过后，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驳回，法案可被退回国会再次表决。共同民主党表示将推迟送交法案，因为如果12月14日弹劾案获得通过，总统将立即被停职，而无法行使否决权。

寻求组建最强辩护团队

对尹锡悦来说，宁愿被弹劾也不愿主动辞职。过去面对在野党的弹劾威胁时，尹锡悦曾说：“我和前总统朴槿惠不同。”他还放出狠话称：“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崩溃吗？”

12月12日的对国民讲话中，尹锡悦依旧保持了同样的说辞——“在野党煽动弹劾，致国政瘫痪”。他还狡辩称，总统行使紧急戒严宣布权属于统治行为，与行使赦免权、外交权相同，并非司法审查对象。“自从就职以来，我未曾在乎过声望、任期和职位。如果想保住总统职位，我根本没有必要去对抗扰乱国家宪法秩序的势力，更没有必要宣布紧急戒严。”

这与他在12月7日向国民鞠躬道歉、表达“为稳定政局将全权交由执政党来决定”的态度大相径庭。

◆12月7日，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并就“紧急戒严”致歉。

有法律界人士透露，尹锡悦正寻求组建有丰富弹劾辩护经验的律师和前高级检察官为主体的辩护团队，其中包括检察官出身的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前委员长金洪一，“他似乎在赌宪法法院的裁决结果”。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尹锡悦之所以选择正面应对弹劾案，是因为他更看重宪法法院弹劾审判中的‘辩解机会’。”政治评论家黄太顺（音）表示：“尹锡悦知道弹劾不可避免，他估计会在最后时刻重点阐述自己为何别无选择、只能做出戒严的决定。”

最新的民调数据预示了“戒严风波”的最终走向。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12月13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尹锡悦支持率已经降至11%，不支持率为85%。

12月12日，一部名为《第一夫人》的纪录片在韩国上映。该影片通过采访多位关键人物深入挖掘金建希背后的故事。预告片一开始便向观众抛出问题——“龙山总统府的所有者是谁”“谁在将权力私有化”？

过去一周，敦促尹锡悦下台的示威队伍已突破警戒线，来到总统官邸入口处。12月12日下午，民众在首尔市厅站聚集后，朝着总统官邸方向前进。主办方预计参与人数达到1万人。在警方四度发布解散命令后，示威人群才散开，并继续前往汝矣岛参加国会举行的烛光集会。

“让我们能安心回归追星生活吧！”“就业这么难，尹锡悦你别让大家继续闹心了！”不少年轻人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挥舞荧光棒，并结合K-POP音乐营造团结氛围，展现了独特的抗议文化。大学生金东明（音）说：“如果想在未来有资格批评或指责现状，首先得采取行动。”他认为，参与抗议不仅是表达不满，更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当看到MZ世代（指1981年至2010年间出生的人）像庆祝节日一样享受集会，这种心理促使更多人参与其中，从而发展成一种成熟的集会文化。”檀国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林明浩（音）认为，“随着年轻人的加入，集会氛围也起了变化，从阴暗且有攻击性转为明亮且自由。”

彭博社认为，对于尹锡悦弹劾案的态度折射出韩国不断加深的代际鸿沟，一边是支持尹锡悦的那些年长的保守派选民，另一边是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后者指责总统未能创造就业机会并阻碍自己的发展。

第三位被弹劾的韩国总统

三年前的大选结果出炉后，以微弱票数败选的李在明在讲话中说：“希望尹锡悦能够开启超越分裂和矛盾的时代。”没想到，这位竞选期间在手心写“王”的男人，却让韩国社会更加分裂，并运用总统特权将这个国家推入“万丈深渊”。

◆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尹锡悦1960年12月出生于首尔西大门区延禧洞的一个学者之家。父亲是延世大学的统计学教授，母亲曾在梨花女子大学任教。

1979年，尹锡悦考入首尔大学法律系。1980年，全斗焕通过政变成为韩国总统。同年5月，身为大学生的尹锡悦做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在一场光州民主化运动的模拟审判中，他在扮演检察官时要求“判处全斗焕死刑”。

◆尹锡悦在首尔大学的毕业照。

从1983年开始，尹锡悦开启了长达9年的司法考试征程，直到1991年才顺利通过。这期间，尹锡悦与如今的死对头李在明在考场上交过锋。1986年，他和李在明都参加了第28届司法考试，但李在明通过了考试，他却失败了。

对于一名32岁的新晋检察官来说，位于首尔瑞草洞的大检察厅是他的朝圣之地。这栋白色大楼内，掀起过无数次政坛风暴。他也经历了扳倒卢武铉、朴槿惠的过程。

◆尹锡悦最终扛起“反文在寅”的大旗。图为文在寅（左）和尹锡悦（右） 。

经历了法务部与检察厅之间血雨腥风的斗争后，尹锡悦最终扛起“反文在寅”的大旗，成为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2021年3月4日，在心中圣地大检察厅的楼前，尹锡悦留下一句“职责已尽”，宣布辞职。三个月后，尹锡悦正式参选总统，并成为热门人选。而在成为总统前，他其实只做过一份工作——检察官。

他的经历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数婚姻。尹锡悦2012年结婚时已经52岁，妻子金建希比他小12岁。这场婚姻让尹锡悦的竞选之路一度大乱阵脚。竞选期间，金建希先被媒体曝出简历造假，随后，她与一名记者8小时的通话录音被曝光。金建希不仅要用1亿韩元贿赂对方，还威胁说“要将批评丈夫的记者送进监狱”。

◆尹锡悦的妻子金建希。

上任以来，尹锡悦一直面临“朝小野大”的执政困境。今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他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可以用惨败来形容。其政府不仅在民众最关心的就业困难、物价上涨等民生问题上没能回应民众诉求，还让韩国医生罢工事件持续发酵十个月有余。此外，由于第一夫人金建希收受名牌包一事不断发酵，尹锡悦不得不在国民面前公开道歉。

与此同时，朝野冲突不断升级。今年6月，共同民主党单独召开国会全体会议，选定包括国会议长、国会运营委员会委员长和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等11个常设委员会委员长。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由在野党单独选出常设委员长。

尹锡悦的怒火，在国会议长禹元植11月28日宣布“搁置明年预算案”的那一刻被彻底点燃。这最终导致他在12月3日晚宣布紧急戒严，酿成6小时的“戒严闹剧”。眼下，尹锡悦或将成为继卢武铉、朴槿惠之后，第三位在任时遭弹劾的韩国总统。

◆12月3日晚，尹锡悦宣布戒严后，韩国军警阻止民众进入国会。

韩国内政外交濒临瘫痪

弹劾案通过，但距离提前大选为时尚早。按程序，尹锡悦被停职后，韩国将由总理代行总统职权。弹劾案将送交宪法法院，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这期间，国会需证明总统违反宪法和法律，总统也可对此进行反驳辩论。法官会根据提交的资料和辩论审理案件。弹劾审判的最终决定需得到九名大法官中六人以上赞成。而只有当总统正式被罢免后，才会提前举行大选。

九名大法官中，三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由总统提名任命，三名由国会提名任命，三名由首席大法官提名任命。而眼下，宪法法院中仍有三个席位空缺，只有六名大法官在任。这意味着就算国会通过弹劾议案，以目前情况宪法法院也无法进行审理。

被弹劾前夕，尹锡悦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向国会提出“大法官马镛周任命案”，提案理由为“由于大法官任期届满，我提议任命马镛周为继任者，恳请国会予以同意”。共同民主党批判这一行为“是在恶意利用反宪法权力”，国民力量党内也出现了反对声音。

在国会极可能不会通过任命同意案的情况下，尹锡悦冒死提交，被外界解读为展现出“与国民对抗到底”的意志。王俊生说，“尹锡悦试图推荐相关法官，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规状态，之后代总统也将参与进来，最终应该会通过朝野协商来完成大法官的任命。”

从历史来看，2004年卢武铉在国会被弹劾，但宪法法院裁定其错误不足以解除其总统职务，卢武铉得以恢复总统职务。2017年，朴槿惠也被国会弹劾，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朴槿惠终被解职，还被判处24年有期徒刑并处以巨额罚款。如今尹锡悦的弹劾案通过，他的命运又将如何？

“接下来主要要看宪法法院的态度。”王俊生分析说，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看司法系统对“戒严风波”的调查进展，例如有关尹锡悦下令抓捕李在明、韩东勋等人的关键证据；另一方面更要看民意，尹锡悦的支持率目前跌至11%，如果继续下跌，将无力回天。“韩国法院一定会考虑民意，因为这起弹劾案不仅是一个司法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

根据宪法程序，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将代行总统职责。他在弹劾案通过后发表讲话，表示将全力维护国政稳定。此前受到“戒严风波”影响，在野党一度以涉嫌“内乱罪”检举韩德洙，并在研究是否对其进行弹劾。

◆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

尹锡悦则将被暂停行使权力，直到宪法法院公布弹劾审判结果。宪法法院的审理时间最高上限为180天，最终认可弹劾案成立或驳回弹劾动议。

如果总统被免职，韩国则将在60天内举行选举。在外界看来，李在明或成最大赢家。他大概率会尽早开启选举活动，这样就自然而然把当前反对尹锡悦的力量转为支持自己的力量，并将弹劾的氛围营造成政权交替的局面。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金艾伦（Ellen Kim）分析称，未来还需观察执政党会给出怎样的日程与计划。“毕竟李在明仍面临官司，因此在野党预计会计算好时间，避免他的判决得到执行。”

“戒严风波”后，国民力量党的内部分裂也更为严重。八年前，朴槿惠的弹劾案导致当时的执政党分裂为自由韩国党和正党。有政治人士认为，韩东勋可能会考虑通过创立新党来与反弹劾势力分道扬镳，很难说下一届大选时执政阵营能否保持整体性。

不过，也有分析称，韩东勋关于总统弹劾问题立场反复变化，让其领导力受到质疑，即便他决定创立新党，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他不仅缺乏有力的中坚力量，还面临保守阵营不愿再次分裂的弹劾创伤，这进一步增加了新党创立的难度。”

“随着尹锡悦弹劾案通过，在宪法法院大法官成员落定之前，韩国将出现一个权力真空期。它将会导致政治斗争更加激烈、社会动荡、经济放缓，乃至外交活动的推迟和停滞。”王俊生进一步分析说，“在重新举行大选之前，民意至关重要。在野党一定会让群众通过街头抗议来放大民意。这种情况下，尹锡悦的死忠粉也不会善罢甘休，双方或将上演激烈的街头斗争。这将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但总体上，我认为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此次“戒严风波”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更为深远。韩国股市在12月9日遭遇了“黑色星期一”，股市总价值蒸发了140万亿韩元。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也跌至两年多来最低水平。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原材料进口成本和美元债务偿还负担，还可能引发物价上涨和消费萎缩等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

如今“戒严风波”虽已解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预计将被削弱。“看到军队闯入国会的视频，投资者还能对这个国家有信心吗？如果国家陷入混乱，导致无法回收投资，投资也毫无意义。”韩国明知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元胜渊（音）认为，当前韩国面临国际信任危机，其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

韩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也蔓延到实体经济。韩国小工商人团体联合会12月1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88.4%的小工商业者表示，戒严后的销售额有所下降，36%的受访者称销售额下滑超过50%。一位韩国炸鸡店老板如此形容，“上面（韩国政府）往下扔了一颗小石头，我们会像被打中的青蛙一样遭受重伤。”

“戒严风波”也给韩国的国际事务带来影响。直到12月11日，朝鲜官方朝中社终于报道了邻国的“戒严风波”。文中写道，“尹锡悦‘傀儡’面临严重的执政和弹劾危机，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把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刀枪指向人民，导致全国动荡不安。”

美国国防部则宣布，将推迟原定于12月上旬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韩美核咨商小组第四次会议和第一次兵棋推演。这份尹锡悦2023年4月访美时达成的协议，象征着韩美同盟合作的加强。尽管韩国代表团已抵达美国，但美方国防部宣布将无限期推迟相关会议。

除此之外，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原定12月5日的访韩行程被推迟。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原计划12月中旬访韩商讨“2025年韩日建交60周年事宜”一并取消。

为此，韩国正努力处理目前的“外交瘫痪”，韩国外长赵兑烈不得不为此呼吁下属“通过外交努力来恢复全球对韩国的信任”。      

此外，尹锡悦发表对国民讲话时，无端拉扯所谓“中国公民威胁韩国安全”的案例，又称中国生产的太阳能设备会破坏韩国森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方对韩方上述言论深感意外和不满。中方对韩国内政不作评论，但坚决反对韩方将内政问题同涉华因素相关联、炒作莫须有的所谓“中国间谍”、抹黑正常经贸合作，这不利于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戒严风波”也将对美日韩同盟产生负面影响。金艾伦认为，包含特朗普在内，美日韩都出现了最高领导人的更替。“特朗普重返白宫，加大了三方同盟的不确定性。尤其眼下，日韩关系基于历史原因再度紧张，例如近来在佐渡金山问题上的争议。”

对韩国外交部门来说，最棘手的还是如何处理未来的美韩关系。韩国《每日经济》称，韩国此时本应为特朗普的再度当选做准备，避免被加征更高关税，但由于韩国陷入权力真空，或将难以应对下届美国政府。

“未来的美韩关系令人担忧，其带来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成本损失难以估量。”韩国亚洲大学中美政策研究所所长金兴圭忧心忡忡地指出，2025年，韩国的外部安全和经济环境或将迎来全面危机。

“如果敢于反抗的人都离开了，那他们就赢了。俺想继续留在这个奇葩的天朝。与党国斗，与权贵斗，其乐无穷。”——编程随想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7%BC%96%E7%A8%8B%E9%9A%8F%E6%83%B3

CDT编辑注：12月14日，韩国国会通过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案件将交给宪法法院审理，审理最长可达180天，以最终裁定弹劾案是否成立。CDT编辑用翻译软件将韩国媒体人的声明翻译成中文附在文末，翻译如有疏漏为CDT的责任。

导筒directube：4164位韩国新闻工作者发布声明：“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迫，是为内乱铺路”。来自297家媒体机构及新闻团体的4164名现职新闻工作者于13日通过《庆南道民日报》和《玉川新闻》的版面广告发表了时局声明。他们表示：“国会必须通过尹锡悦的弹劾案，凡是未参与弹劾案表决的国会议员，将被视为新闻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并将与国民一起对其进行审判。”

以下评论由CDT搜集自微博：

MR-FLYING：差距

alayne：惊叹于韩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与魄力 也苦笑于我们没有如此精神 声音已被消失

但是莎莎你要知道：脚踩某片土地连虚构都不敢这么写

归零归零归_女士：自由是要靠自己争来的，不像某些地方的电影人连反盗摄都不敢说

TheEngi：压迫自由者不配拥有自由

樱桃本色1997：唯有支持

机器猫口罩：我不敢说话

桑葚莓莓子：让我想起之前看的几部韩剧 上个世纪韩国最动荡的年代 有太多新闻记者锒铛入狱遭到迫害 时代总在驱使人们选择性遗忘某些印记 然而却以这种方式让印记得以永生…

不如去森林採菇：好羡慕

gdjsjsbdjs：要六名法官全部同意才行，大概率又是一场闹剧

悠谷_ :看之前说六名法官要一致通过最终大概率还是闹剧的评论，想起泰国同性婚姻法案通过时候，那些说国王会一票否决的人，他们都倾向相信或者编造出一些谎言让自己相信，有些普遍存在的好东西不是真的。

韩国记者关于当前事务的声明

必须弹劾企图破坏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尹锡悦

2024年12月3日晚上11点，尹锡悦总统宣布戒严，以“一举根除所有无耻的亲朝鲜反国家势力。”戒严令随即发布，明确指出这些亲朝鲜反国家势力的身份，指名“所有媒体和出版物”应受到“戒严控制”，理由是它们散布无法明确定义的“假新闻、舆论操纵和虚假宣传”。这是一个荒谬的声明，只有在50年前的军事独裁时期才可能发生。随着戒严军队带着枪指向国会和市民侵入，所有在韩国的记者都回忆起军政时期对新闻的审查和控制，他们曾被军靴践踏，度过了充满愤怒和恐惧的时光。

在尹锡悦独裁政府宣布戒严后，我们经历了又一次政变危机。面对百万公民提出的弹劾总统的要求，国会仍未能通过弹劾案。此外，拒绝弹劾的国民力量党领导人和支持政变的总理宣布他们将不顾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条款的约束，继续运行政府。这场政变仍在进行中。

当我们目睹大韩民国民主制度的坍塌，从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到2017年朴槿惠总统被弹劾，我们都见证过这个国家创造的历史。它提醒我们新闻自由的价值与生命一样重要。我们不能忘记记者在保护韩国民主艰辛的历史中所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次回顾1971年4月我们的前辈记者在朴正熙总统第三任期和戒严危机逼近时宣布保护新闻自由的决心，回顾1980年全斗焕及其党派领导的内部叛乱中要求真实报道光州大屠杀的前辈记者们的斗争并反对审查和制作的决心，以及1986年我们的前辈记者持续艰苦斗争通过曝光全斗焕军政时期的报道指南的决心和历史意义。2013年12月，我们的前辈记者们用血泪保护的民主和新闻自由的价值是永续而崇高的，与尹锡悦试图通过政变重返独裁的政权不符。

在大韩民国民主历史的崩溃和进步的十字路口，我们的记者们将竭尽全力保证新闻免受任何权力干预和民众要求的报道准确性。我们不会成为政治话语的传声筒，我们将为人民发声，提出质疑和批评。我们将清晰区分在这场危机中什么是重要议题，什么是继续内战的阴谋。在2024年12月，媒体的监督和批评将不仅针对亲政府的政变力量，也将针对政界各个阶层。我们不会忘记这是记者职业的社会责任。

今天在这里签名的4164名记者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 国会必须通过针对尹锡悦的弹劾案。所有国会议员都必须参与弹劾投票。必须通过在国会大厦内实施宪法来平息街头民众的愤怒。我们将视未参加弹劾投票的国会议员为新闻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并将与人民一起对他们进行审判。

• 在媒体界嘲笑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政治独立性、充当叛国罪犯尹锡悦的同谋者、浪费人民税收的人。过去两年半政府对媒体的压迫和广播系统的控制是预防叛国的先发行动。我们将彻底根除这一点并恢复新闻自由和人民的知情权。

• 所有媒体管理层和高管应避免任何损害报道、编辑、编程和制作自主性的指示或行动。我们将拒绝任何那些在突发新闻洪流中只顾文章浏览量或利用混乱打政治算盘的人给出的指示。政治独立和准确性是媒体在此时必须恪守的最严肃的基本责任。

2024 年 12 月 14 日

来自297家媒体公司、媒体机构的4164名在职记者签署了上述声明。

2019年8月12日清晨，从北京出发的飞机降落在柏林的泰格尔机场。我左手推着行李箱，右手推着婴儿车，里面躺着2岁多的儿子；7岁的女儿挽着我的手臂，拉着儿童行李箱。想着只是访学一年，行李箱里只有每个季度的3套衣服。

下飞机后，第一时间就要带孩子们上厕所。出来后，排队过海关的乘客已经排成了长队。儿子又困又渴，迷蒙着眼睛哭，不管我横着抱，还是竖着抱，都不安静。那个时刻，好像所有人都把视线投向我。其实，过海关之前，所有人都紧张得只顾得上自己。我一边安慰哭泣的儿子，一边担心过海关不顺利，焦灼不安地向前挪动，虚汗浸透了衣服。等到三个护照都盖了大印，才长舒一口气。

在计划里，这只是短期访学，并非移民“润出去”。无论投资移民还是读书移民，都需要太多钱，而且牵扯到复杂的家庭安排，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以为这次也像以往那样，学习期满就回国。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孩子，像朋友们说的那样，是袋鼠妈妈。似乎一旦受孕，母性的忧虑就植入我的血液和神经。我舍不得，也不放心离开孩子。

2014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奖学金，为期一年，2岁半的女儿同行。

2018年，获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后，我也带着1岁半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到京都大学访学四个月，研究主题是“亲密关系里的日本妻子”。日本的项目负责人问，就四个月而已，能否不带孩子，既能简化出国手续，也能专心研究? 我说，如果不能带孩子，我就不去了。那一年我39岁，陷于中年来临前的慌张，觉得人生似乎就要开始倒计时。这样的想法带来莫名的紧迫感，不是关于人生是否成功，而是日益紧迫地追问自己，目前的人生，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吗？

关于那次访学我写了一系列文章。2018年9月25日发表的那篇，开头是这样的：“我在‘正午故事’做记者，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习惯远虑，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离开现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对日本女性心存刻板印象，即“温柔顺从的妻子”。我明白刻板印象的误区，于是很想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她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角色的面具下，她们的灵魂如何自我言说？

在安静又自律的日本社会很难找到愿意讨论私人生活的采访对象，只有几位女性打开了心门的一条缝。借着一丝亮光，我看到了她们生活的幽谧和复杂。一位全职妻子说，她很痛苦，不是丈夫不爱她了，而是她不再爱丈夫了。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青梅竹马的一对儿。丈夫早出晚归地工作，她辞职在家照顾儿女。为了方便育儿，夫妻分床睡，见面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她觉得丈夫像陌生人一样了。伦理上，她应该爱丈夫，一个兢兢业业养家的男人。可是，她再也爱不起来，又难以说出口。她觉得被困在妻子的角色里了。

另一位80多岁的日本女性，她和妹妹都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退休后一起住进了养老院。我问她，“你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她回答，“与其说开心，不如说我别无选择”。她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并且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在别无选择之前，我要怎么活？为人妻为人母，我的自己在哪里？”

9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训练我做饭洗衣服。我还太小，需要踩着小板凳才够得到灶台，挥动得起锅铲。在妈妈的思想里，女人会做家务，贤惠勤劳，就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能当个好妻子，好妻子就必然有个好丈夫，好妻子和好丈夫就等于好的人生。我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那副牌顺利地打了下去，我的父母很宽慰。我和丈夫都是中国社会平稳发展时期的获益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安居乐业，有儿有女，我顺应着社会时钟履行着世俗的角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一辆绿皮火车，到站就停，到点就走，路线是固定的，终点是确定的，我却觉得缺氧，是混沌，是麻木。常常渴望着大风吹来，把橡树叶吹得“哗啦啦”地响，就像舒婷的诗里所写的那样，有风中的“互相致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等着风来。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既然我自己无力改变，会不会有辆车冲过来，让一场意外成为改变人生的外力？

没想到，外力来自一个朋友。

2018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暨同班聚会 。一位前财新同事过来会面，在校园里散步聊天时问起我未来的打算。我说，还是想继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国内做媒体的挑战越来越大，选题比较单一，工作简单重复。另外，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英美的教育太贵，法国和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我想先去体验德国或者法国的社会制度。他说，那就去德国吧，德国是欧洲的中心，经济最强盛。

于是，我开始把视线投向德国。我梦想过移民吗？谈不上，投资移民需要很多钱，而且出国后能干什么工作呢？想着都觉得累，所以，就没去做那样的梦。我相信水到渠成和运气。如果有好时机，就顺势而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次散步，我了解到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Robert Bosch Stiftung ）的跨国境研究奖学金项目（Crossingborders Fellowship），回北京后就提交了研究申请，题目是“德国老人的爱和欲望”。德国社会的老龄化严重，其老龄人口比例仅次于日本，但是养老制度却比较先进。我希望采访老人，是因为很想知道，站在人生终点的临界往回看，在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被当今社会不屑讨论，甚至忽略的爱和欲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2019年8月12日，我和两个孩子来到柏林，搬进了提前租好的公寓。楼下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信，是附近小学给我女儿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她在义务教育的年龄，所以无论父母是买房还是租房，她都能就近入学。后来，我的儿子也进入幼儿园，就在姐姐学校的马路对面。

我花了一个多月才把两个孩子都安顿好，生活慢慢地有了新的节奏。我们的公寓在一栋百年老房的一层，四层高的单元楼加起来有30多户人家，窗户就对着社区的花园。花园中心的沙池里摆放着儿童玩泥沙的玩具，旁边挂着秋千，沙池左侧是一块足球草坪，右侧是一块更大的草坪。花园的四周则围绕着灌木丛，穿插着苹果树，紫丁香，西梅树，榛子树和栗子树，以及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常常躺在大树上面，没有玩伴，百无聊赖。我们搬进来没几天，她就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玩了。她不会说英语，我的孩子们不会说德语，虽然是“鸡和鸭讲”，可是玩得很欢乐。后来，更多的邻居孩子加了进来，放学后一起踢球和抓迷藏，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景象。

8 月是盛夏，才30度的气温就让德国邻居们叫苦连连。他们在花园里摆上了充气的大浴盆，用浇花的水管灌满水，孩子们脱得精光，纷纷跳进去；大人们则围着花园中央的石桌聊天喝啤酒。我担心大人中会有猥琐的眼光，给丈夫打电话。他说，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穿上裤子，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于是，场景变得滑稽，只有两个中国孩子穿着内裤在玩水。再过了几天，我发现所有玩水的孩子都穿上了内裤。傍晚7点，金色的夕阳仍然贪恋着红尘。妈妈们开始从窗户喊各自孩子的名字，要他们回家吃饭。而我是用中文大声喊，“桐桐，辰辰，吃饭啦”。两个孩子玩得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一冲进家门就问，“妈妈，好香啊，好饿啊，今晚吃什么？” 我喜欢孩子自由地奔跑，也喜欢那一刻当妈妈的感觉。

花园的生活，像我儿时的样子，有玩伴，有邻居。2019年底，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领略柏林的风情，国内就爆发了新冠疫情；没多久，德国也有了病例。德国的疫情政策是优先保护老人，所以我中断了对老人的采访。没料到的是，疫情发生后两个月，“正午故事”就被界面新闻公司整体裁员。在40岁的时候，我突然失业了，而且身在国外。疫情和失业像一场暴风雨，把我和两个孩子冲上了一个新的岛屿，与我的昨日世界骤然分离。

疫情发生后半年，德国的社交限制放松很多。2020年5月的一天，和另外的一家约好，我骑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和他们的孩子玩耍。结束后，我们去他们家用洗手间。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俩人恶言相向，房子很大，却乱糟糟的。回家后，我坐在餐桌旁边，沉默了很久，心情很低落。那对夫妇在柏林已经5年了，妻子是亚洲人，丈夫是欧洲人，生活仍然过成那个样子。我——一个失业的中国人，有什么能力过得更好？

女儿关心我，过来询问。我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船长，船上有她和弟弟，行驶在迷雾笼罩的大海里。我很迷茫，无法回中国，那里正发生疫情，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害怕被隔离。21天的隔离，对于她和弟弟来说，也是折磨。而且，她和弟弟的中文已经跟不上国内学校的进度。如果往前，我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怎么合法留下来？怎么谋生？

女儿说，妈妈，我们不需要往前，也不需要往后，想一下，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在柏林，就在这里，这里盛开着鲜花，充满阳光。

我不敢相信，女儿竟然有那么明确的想法。接着，我说了另一个顾虑。如果留在柏林，就意味着她和弟弟的成长缺乏爸爸的陪伴。我不想他们长大后抱怨我，因为妈妈决定留在柏林，造成他们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她说，是的，她很爱爸爸。如果回北京，我们只有爸爸，没有了柏林的生活；如果在柏林，爸爸永远是爸爸，我们仍然有柏林的生活。

于是，我打开了手机，请女儿对着摄像头重新说了一遍。我要留下证据，给长大后的孩子们看。

对于这样的选择，我的丈夫很难过。他说，每次在院子里看到别的父母遛娃，家庭团圆，就难过得哭起来。后来几年的疫情，更是加重了他的孤独和艰难。我远在国外，鞭长莫及；而我在柏林的困境，他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这样的境况，我很自责。另外，也被我妈妈和哥哥责备，好像是我一意孤行，导致夫妻分隔两地，以及孩子们和父亲的分离，也逃避了赡养母亲的义务。但是，更难以启齿的是我的慌张和自卑，人生第一次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要依靠丈夫来保障生活。而我曾经是拿了一次又一次奖学金的新闻工作者，是拥有独立银行账户，自由支配生活的人。

思绪千条万缕，可是，身在孤岛，只能背水一战。但又并非真的勇士，而是一边搏斗，一边疑虑，“我可以吗？万一不可以，耽误了孩子们，怎么办？我可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吗？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父亲，怎么办？”

一旦倾向于留下来，马上就面临身份的焦虑。访学签证只有一年，就算以疫情为由延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签证到期之前，我必须找到工作或者申请到大学读书。

在国内工作的15年，从来不觉得雇佣合同很重要，当心情不爽时，就会想”大不了跳槽”。而且，有着工作经验，哪怕暂时失业也不至于慌张。可是在国外，雇佣合同成了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法律文件，而且有时间紧迫性，涉及到能否再及时延签以及在德国合法居留。它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对自己说，只要有一份雇佣合同，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我急于摆脱在异国他乡的不确定性，太渴望稳定下来了，因为它意味着安全，能让我瞬间冲破那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像很多新移民一样，我是那么焦虑，而那种焦虑是那么容易被人识别。2020年夏天，在花园吃晚饭时一个邻居坐过来闲聊，我问起他如何在德国找工作。他显得很体恤地说，他会帮助我，一步步地在德国安顿下来。首先是解决住房问题，毕竟在柏林很难找到长租合同。他买了新房，我可以随后搬进他现在所租的公寓；然后，如果我通过了德语Telc B2的考试，就可以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而且是无期限的工作合同。他的一番话，听上去像仙人指路一样，轻易地“渡我过河”，到达“安居乐业”的彼岸。

从那以后，我开始上德语课，疫情期间只能线上听课，每天起码有8个小时的上课和复习。很多个夜晚，孩子们入睡后我就在餐桌上写作业，写到深夜就坐着睡着了。6个月以后，我撑着僵硬酸疼的腰背，一次性过了Telc B2的考试，而通常这最起码需要一年。那一份无期限的雇佣合同，像诱人的鱼饵抛给了慌不择食的鱼，只要咬上去，就能永久地解决身份的焦虑，我只能竭尽全力。几个月后，我上岸了，而且办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一切都像天公作美，我感慨自己的幸运。可是，有一天，那个男邻居——也是我的上司之一说，他要带我去做有happy ending 的按摩。作为女性，我感觉到职场上的性骚扰，而那个职场是我很费劲才爬上去的码头。可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就是挺直腰板，无欲则刚的自由。2008年向《财经》杂志求职时，我经历了一整天的笔试和面试。很多年后，我问当年面试我的副主编张进，我既不学新闻，也完全没有新闻的工作经验，为什么录用了我？他思考了片刻，眯起眼睛，未言先笑，“面试的时候，你不卑不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人的重要特质”。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那样的特质， 既然张进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而我的后半生无论如何也都要不卑不亢，才对得起他。

入职两个月后，还没过试用期，我收到了柏林工业大学的offer，是为期一年的欧盟能源法和国际能源法专业的MBL项目。气候保护是德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已经融入了大众的生活方式。我当时想，也许学完欧盟能源法就能找到工作。尽管仍然是未知数，我仍然决定辞职，再次把自己扔进巨大的不确定性里。

拿到大学通知书后，我和幼儿园的园长及老师谈了读书及育儿的冲突，请求得到帮助。两位女士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并且鼓励说，“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强大。” 我填了一张表格，向政府申请将两个孩子的托管从下午4点半延长到6点，以及将上学的时间从8点提前到7点。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给了幼儿园和学校，它们将据此得到政府额外的财政支付。在柏林，幼儿园和1到3年级的课后托管是免费的；从4年级以后，根据家庭收入，家长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这意味着，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整个白天是政府育儿，无论学费还是午餐都是免费。另外，无论移民还是德国公民，每个孩子在18岁前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50欧元的儿童津贴，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国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务，包括照护和免费的兴趣班。政府网站上解释了政策的初衷：“学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标是让学校成为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权利，被德国立法者开门见山地明确下来，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顾照料儿女和读研的可能性。

我骑着自行车在火车站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疾驰。那是一辆很老旧的二手自行车，暗红色的油漆都掉得有点斑驳了，相对于我的身高，它显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车之后，哪怕把座椅调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着地。我不会开车，打出租车又太贵，坐公交车也很贵。最初的三年中，在这个异国他乡，那辆有儿童座椅的老车是我忠诚的“战马”。

读书那年，早晨7点多就要把儿子放进后座送往幼儿园，8岁多的女儿骑车跟在身旁。把孩子们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骑车赶到火车站，把自行车锁在附近，再乘火车到柏林工业大学上课。全天的硕士课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5点，我总是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出教室，小跑着去赶火车，再骑车去接孩子们放学。儿子很多次哭着责备我，因为妈妈总是让他成为幼儿园里最后回家的孩子。我承诺他，如果妈妈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样的情景确实很少发生，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论文或者参加考试，每次的成绩又会影响到是否有资格写毕业论文。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专注学习，但事实上也很难实现。毕竟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回复孩子学校的邮件，带孩子们去各种医生的预约，参加他们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到了冬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从10月到来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阴雨天，日复一日，漫长得挑战人类的耐心。雨天路滑骑车，每年冬天，我都会马仰人翻几次。幸好，儿童座椅上有安全带，儿子戴了头盔，就算倒挂金钩，也不至于受伤。在我的自行车后座，儿子从两岁半长到了五岁。

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申请工作签证，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2021年底，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却恰逢德国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我和儿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后，我申请了论文延期。等到重新启笔时，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后，就到了学校的秋季假期。孩子们无学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顿地做饭和陪伴。毫无意外，我的论文没通过，需要重写。没有拿到德国学位，找工作就更难了。我只好延签学生的签证。延签的时候，外国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随意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吓人的废话。那个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说了一句无心的话，却足以让我惶恐。

身份焦虑就像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担心它会掉下来。我很着急地去解决它，无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于是，焦虑成疾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而我却不自知。早上，总是急急忙忙地给孩子做早餐然后赶去学校，而我自己却来不及吃东西，甚至没喝上一杯水。2022年5月的某一天，送完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学校门口感到天旋地转。身边的朋友帮我叫了救护车，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着蓝天上漂浮的白云，像被撕开的稀薄的棉球。救护车来了，两个强壮的工作人员把我扶进轮椅，升上救护车。那一刻，我的情绪无比放松，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个医生多好啊。他们很疑惑地问为什么? 我回答，“我会觉得很安全。”

叫救护车的经历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信。害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环境，不敢独自去拥挤的火车站，不敢独自坐地铁，甚至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也怕一个人在超市晕倒，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国内做记者时，我习惯独自采访，无论多么偏远；在过去十年，我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横渡地球。没想到，来德国后，变成一个畏惧出门的病人。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问他，在咨询期间我可以从书包里拿一片面包吃吗? ? 叫救护车的经历使我害怕饥饿，担心血糖太低，所以书包里随时放着面包和巧克力。我变成了婴儿，每两个小时就问自己，“我饿了吗？” 心理医生告诉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事物有依赖，相比于酒瘾和毒瘾，我对面包的依赖简直不值一提。只要能让自己放松和觉得安全，就随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担心的事情没发生，就要记得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这是鼓励和提醒自己，担心只是担心，不是事实。最后，当我们谈到对陌生的恐惧，心理医生问我，万一我又在大街上晕倒，难道只有熟人才会施予援手吗？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日子琐碎且漫长，而流年飞逝。美国的好朋友转述这句谚语时，我有着切肤般的共鸣。2023年夏天，来德国五年后我们第一次回国。柏林朋友让我问候家人，行李箱里装着他们的回乡礼物。在柏林这个城市里，我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回国前，有其他邻居帮忙在花园里替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公寓，无期限租约且价格低廉，这意味着我可以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不用担心涨房租，不用担心突然被房东无理由地赶走，而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有完整的童年，我可以在这个房子住到生命的尽头。那是我们在这个花园里的第四个公寓。四年里搬了3次家，每次都是因为短期租约到期。搬家时，德国朋友汉尼斯、伊朗同学阿里、瑞士的朋友山姆,中国朋友星月、睿和达海等很多朋友都来帮忙：开车运家具，安装二手的高低床，给地下室搭建货架等等。邻居孩子们也来帮忙了，和我的两个孩子用黑色的垃圾袋，像蚂蚁搬家一样运输杂物。房子里没有家具，真正的家徒四壁，只有四个昏黄的20瓦的灯泡，厨房则连橱柜都没有，空空荡荡的。众人一起，用爱和友情帮我们建起了温馨的新家，终于可以安居。

至于乐业，又是一个偶然。2023年的秋天，汉诺威的朋友莉娜来借宿。夜里，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小沙发聊天。我向她请教找工作的方法，因为我始终没学会使用领英linkedin，不习惯在网络上推销自己。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我最爱的还是写作，没必要为了摆脱身份焦虑而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卖给不喜欢的工作。她说，做自由职业者挺好的，在家里写作时间相对灵活，还能照顾孩子。我说，一直没考虑做自由职业者，害怕没收入保障，没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汉时，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来。她说，事实上没有一份工作会有永久的保障。德国市场上有很多项目制合同，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期满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这样活着，是很正常的职场状态。德国也有灵活工作制，很多人会选择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公司打工或者只工作一半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谋生。我被她说服了。于是，找了中介公司，帮忙申请了自由职业者的身份。

去拿新的居留证那天，是清晨七点多。我忐忑不安地在柏林外国人管理局的办公室门口等待。最后，顺利地当场获得批准。我如释重负，精疲力尽地走出办公室。经过走廊，中介请我们停下来，想拍照为她的网站做宣传，让我举起护照，展示胜利和喜悦。她拿出手机的照片，给我看以往客户的笑脸，他们都不是白人。那一刻，我心里升起一股悲凉，原来在她的眼里，我和来自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客户是一样。可是又一转念，为什么我以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呢？我凭什么自恃是中国人，就会多了一些骄傲呢？离开故土，在陌生的土地上，开荒播种，放下前半生的荣辱，在身心上重构自己——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有一天，我和孩子们在家里吃饭，各自分享着当天的生活。儿子说，班上有个同学很让人讨厌，问他“你的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儿子没有搭理他。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们。关于失业的困境，关于努力想在国外留下来的身份焦虑，我从来都没敞亮地和孩子们沟通过。而这一切，都不应该让我们蒙羞。我放下筷子，认真地对儿子说，可以告诉他，你的妈妈是记者，是自由撰稿人，同时还是在继续学习法律的学生。没有几个人像你的妈妈一样勇敢，在40岁的时候重新回学校读书。你完全可以为妈妈感到骄傲。

儿子怯怯地，尽量不伤害我自尊地问，“自由撰稿人，那是不是说，我们会很穷？”

2023年9月，为了撰稿我去哈勒（Halle）的马普所采访人类学家项飚。在做准备时，我读了他的书和一些论文。“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他提出的方法。那天夜里，这个学术概念突然让我有了思想解放的感觉，像在黑暗里看到了烛光。“自己”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人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人生的悲欢离合，在里面进行不停歇的化学反应。这个过程就是永不停歇的不确定性——我接受了，终于在这块新土地里冒出了一片小小的新芽，它挺直腰板的姿态，是我没有放弃的自由和尊严。

我在1990年代去苏联，住在莫斯科中学教师马琳娜家。她第一天带我参观她家时，我注意到卫生间水箱盖上立着一卷卷筒式卫生纸。马琳娜老师对我说：“卫生纸，保证满足你的使用需求。”我谢过她，内心颇为感动，因为我知道，卫生纸在俄罗斯几十年都是个大问题。

19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时代，偌大的国家上千万人口，仅有彼得格勒省一家卫生纸厂，年产量仅为12万包，根本无法满足百姓之需。到1920年代苏联成立之后，卫生纸问题并未解决，人们如厕先是用布片和棉花代替卫生纸，再后来，家家户户便开始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废物利用。

1937年，苏联政府决定普及卫生纸，但工厂技术落后，无法满足国内需求，所以只得从英国进口。1939年，苏联开始生产卫生纸，但产品质量差，百姓也没有如厕用卫生纸的习惯，所以购买者寥寥无几，生产和普及卫生纸的计划泡了汤。

苏联人如厕用报纸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中期。1956年，苏联政府决定由立陶宛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工厂生产卫生纸。

根据苏共中央指示，卫生纸生产出来后，成为苏共高干的专属特供产品，普通人没资格使用。除特供外，苏共中央还将卫生纸配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涉外酒店，意在向全世界证明苏联卫生纸可以自给自足。

到了1960年代，苏联卫生纸逐渐普及到民间，但供不应求，因为那时苏联城市化改造速度远超农村，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消费者数量激增，卫生纸极其短缺。

苏联政府无奈，又开始向英国求购卫生纸，以缓解国内矛盾。但英国卫生纸因为价格昂贵，所以进口数量有限，并不能解决苏联人的实际需求。1969年秋，苏联从英国进口两台造纸机，在列宁格勒州生产出颜色灰暗、纸张坚硬的卷筒卫生纸——它虽然质量差，但比用《真理报》或《消息报》等替代品强多了。

可是，由于苏联卫生纸长期匮乏，百姓已经习惯使用《真理报》或《消息报》如厕，即便卫生纸生产出来了，购买者也寥寥无几。政府宣传部门又赶紧开动宣传机器，通过院线和报刊大力推广卫生纸。最后，苏联百姓终于尝到了使用卫生纸的好处，商场货架上的卫生纸一扫而光。

1970年代末，苏联人口增至2.6亿，而全国卷筒卫生纸的年产量仅为6700万只，就是说差不多有2亿人上厕所没纸用。全国陷入厕纸荒后，官方力保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供应，其他城市实施限购。比如1975年，苏联乌拉尔地区居民便凭票买卷筒卫生纸，每家每月凭票到指定商店购买——一张卷筒卫生纸票限购5份，指定的商店不是老有货，但卷筒卫生纸票却过期作废。

1980年代中期，苏联卷筒卫生纸价格飙升，单件价格堪比一本印刷精美的杂志，甚至还更贵。苏联百姓囊中羞涩，只得又恢复使用《真理报》或《消息报》上厕所。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联经济凋敝，就连莫斯科的商店也见不到卷筒卫生纸的影子，因为它已成为莫斯科黑市的抢手货。

在这种情况下，房东马琳娜老师竟然能保证我使用卫生纸，真是一诺重如山啊！

要说区分粉红的方式，其实是一个人是否走出爱国主义教育强行制造的那种创伤。 走出来的人，是因为承受了真实的来自政权的强暴，并试图改写幼年时期错乱的创伤记忆。 没走出来的人，是一边承受着强暴，一边用错误的创伤叙事错乱地攻击不存在的敌人。

一棵树被关押 by lola

最近街上的树都亮灯了，尤其是商场的建筑物，一改平日的风采，完全变成圣诞灯光缀满的城堡。就连去看演出的时候，舞台上的歌手也频频祝 Merry Christmas，到处都是圣诞活动，各种各样的感谢祭，大家热情高涨。

我回想在中国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这样过过圣诞节，没有这么洋气——说到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变成“崇洋媚外”的“洋”，也很神奇。小时候还互送苹果，然后就被学校勒令禁止了。中国的很多事，等察觉的时候已经是扎得很深的一根根刺，再挑出来很麻烦。有时候太深了，几乎长进了肉里。

有一天晚上去看演出，经过街上一些诸如“黑船屋”之类的招牌，伴侣突然说道：之于中国人，可能就像是“八国联军屋”一样的名字。我失笑，继而沉默——想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聊，日本人是怎么看待“黑船”、拥有怎样的历史观，他们并不恨美国。我想起之前去看资生堂的一个跨越百年的品牌展览，有一段时期的产品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人们也乐于追随。

“反送中“时期，我记得香港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考试中，其中有一道题这样问考生：“ ‘1900-45 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当时被中国网友愤而围攻，吵上了热门搜索，至于中国媒体肯定也有固定立场，最后是以香港教育局批评该试题收场，称“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

我对这个考试题没什么特别的意见，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回答它是错的，但至少也应当允许有人谈论它可能不是错的、允许历史有其他的出口。

这场舆论伴随着对“反送中”抗议的镇压结束，算是一个时代无奈落幕的注脚：不管你什么历史研究都必须先“尊重国民的感情和尊严”——然而这个庞大的不可消化的“创伤”是怎么被赋予给国民的，也没有人敢继续追问和回答，因为只是追问就会“伤害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同时也宣告了，历史的其他出口是不允许存在的。

即便到了今年，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密集发生，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也没有人觉得它是有根源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即便不说那些经济下行、社会压力导致之类的话，有好几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是对准了“日本人”这个关键词，我不知道这样还怎么能被称作“无差别”。

前段时间观察到台湾的网路空间在讨论宗教和心灵团体，因为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灵团体因涉嫌犯罪正在被调查，而有一个 YouTube 网红被指发布的新视频很怪，于是被网友说像是加入了该团体，一时间沸沸扬扬。

但我就想到，在中国，我们根本谈不了“身心灵”，一般称“传销”、“洗脑”，但都是涉及到经济诈骗、一定份额的经济纠纷才能被这样定义，平时就是灰色的，不可谈论的部分。像杨永信“戒网瘾中心”事件，就至今没有一种定义，所以它可以继续换汤不换药地存续着。

如果非要说“邪教”，这种伤天害理的怪东西，那么短视频平台抖音就有很多，而且几乎不需要到“创设教义”这种程度，有的骗子甚至拍视频说自己正在被日本人追杀，就会有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给他打钱。

历史的唯一出口就是这滔天的恨意，什么罪恶都可以往上叠加，轻松抵消。

只是这恨意还不是普通的恨意，如果重新审视“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什么鬼东西，可能就不会轻描淡写地说“国庆”只是一个假期了。它是对年幼无知的儿童采取了“性侵犯”、“肢解”等叙事强暴，使人受到残酷的心理创伤而选择“和祖国站在一边”，因为该“教育”恐吓它，若非如此，前者就是下场。

要走出这种创伤，说实话非常困难。有的人完全就是一边正在遭受政权强暴，然而采取的创伤叙事却是幼年被灌输的这种错位的叙事。使得他“分不清敌人”，于是反复错乱攻击——不攻击他人的话，自我内部就会在顷刻间崩溃，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每个人都能顺利重建价值的。

这种情况老实说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强大的心理咨询师可能也感到震撼。而且它并非出现在若干人身上，而是整个国家的国民，整整好几代人。

2024 年 12 月 2 日

大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如何平衡兼顾？

近日，一份盖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公章的公示在网上流传。据潇湘晨报报道，该公示称，护理学院一名学生向学院提交了个人基本身份信息变更申请，因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缘由，申请其性别信息由男变更为女。公示中详细写明了该学生姓名、所在专业和班级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一个原来的男同学突然成了“女同学”，其大学生活场景，势必会紧随性别变更而变更。比如，宿舍、如厕等等都会有所变化，而且与其在同一空间场景生活的其他人也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及时公示其性别变更，不论是保护他人的知情权，还是维护校园秩序，避免、减少误解和冲突，都很有必要。

性别变更虽是个人行为，但由“他”变为“她”，又关联众人的生活权益。与其一起生活，首先是让他人知晓，保障大众知情权。事实上，该学生申请性别信息变更，正是想以变更后的新身份，重新融入学校生活。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性别变更申请，让更多同学适应其新身份带来的一系列生活变化。

但性别变更信息的公示，又事关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也理应得到保护。大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如何平衡兼顾？

从报道看，涉事学校的这份公示，详细写明了该学生姓名、所在专业和班级和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敏感信息。虽是纸质，但也避免不了被拍照，在公共平台广而告之，存在被不当使用的风险。不少网友认为，此举严重侵犯了该学生的个人隐私权，担心这样的公示会导致个人信息被滥用，从而引发更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该学生申请性别信息变更，可能已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其承受能力也有一个范围。至少在上学期间，这个范围是限于校内，而非全网全社会。

为何要进行如此详细的公示，基于哪些相关规定，涉事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事涉及学工和教务，“目前我也没有得到这个相关的授权，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这样的说法显然无法回应公众关切。

出于程序上的必要，公示学生性别变更信息，既需要一定范围的公开透明，充分保障大众知情权，也需要在更大范围通盘考虑，采取必要的手段规避敏感信息被泄露，切实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

此事也提醒更多学校，在公示类似学生的个人信息时，要谨慎为之。既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公示的真实性，又要兼顾学生的个人隐私权。

以下消息均来源于新闻媒体、政府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官方账号、寻亲志愿者朱玉堂个人微博号，等有可信度的来源。

1979年 卜某出生。
2008年 卜某研究生毕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但她因为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无法考博士。后来，卜女士患上精神分裂症，家人到学校将其接回，在送医治疗一段时间后，出院在家休养。此后，卜女士离家失踪，从此杳无音讯。家人曾四处寻找卜女士并报了警，但一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这一晃，就是十余年过去。
2024年
据寻亲志愿者朱玉堂陈述：

11月20日，有一个名叫“小核桃”的女士（即张某侄女）找到朱玉堂，说她二婶找不到家了，希望朱玉堂可以提供帮助。
11月25日，上午，朱玉堂和一束光马小马老师从山西新洲驱车赶到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发现花花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立刻把花花接到了县城去住。经过晚上长达两个小时的沟通，花花写出了一些文字，其中包括她的亲人、导师与闺蜜的名字，被朱玉堂等人迅速拿去核实。她写下的还有地名、学校、专业等信息；还有一个“跑”字，写在这页纸的最上面。
11月26日，早上，和顺县青城镇派出所的民警驱车赶往榆次区，寻找花花的爸爸和哥哥。顺利找到后，进行了DNA采样和比对。晚上，哥哥和妹妹进行了视频通话，并相约第二天来和顺县看望妹妹。朱玉堂提到，花花守着哥哥写出了爷爷的名字，而爷爷在她6岁，哥哥8岁时就去世了。
11月27日，花花及她的两个孩子与哥哥相见。双方商定好礼拜六（11月30日）回榆次区与亲人重聚。
11月30日，花花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榆次区。据朱玉堂说，当时回家时的场面非常隆重，一大家子人全部都来了，长辈们也给了两个小孩见面礼。回家后，哥哥在和爸爸商量以后，非常迅速地把花花送到了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治疗。
目前花花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入院后，她的闺蜜周小利还有燕山大学校友会等也陆续联系上了朱玉堂，表示愿意鼎力相助。

朱玉堂同时提到了户口问题：户口因为15年过去在学校注销，没有迁回榆次区，哥哥现在在办手续，目前因为准备的资料不全，户口还办不下来。

官方通报：

12月3日，23时许，和顺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
“近期，我局青城派出所民警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发现，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居民卜某（女）不能准确表述自己的身份信息，派出所民警在山西及周边省市开展了大量核查比对工作，成功于11月26日与该女子父亲卜某贵（晋中市榆次区居民）取得联系。经警方确认，卜某（女）系卜某贵直系亲属。
经初步调查，卜某（女）于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后被山西省和顺县青城镇居民张某收留，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调查中。”

12月9日，大河报《看见》记者联系到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委宣传部，对方称，针对网友提出的此事的相关疑问，他们正在调查中，要等一下官方通报。随后，《看见》记者联系到和顺县民政局，该局工作人员称，他们之前也不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刚给予了救助”，至于县民政局是否正在调查此事，对方称“我们没有收到什么指示”。
当天上午，和顺县青城镇政府有关部门回应记者称，目前是警方在调查此事，他们也是以警方的调查结果为准。随后，记者多次拨打和顺县警方的多个公开电话，均未接通。

大皖新闻也在9日发布文章：
“根据寻亲志愿者朱玉堂通过网络透露的消息，被收留女硕士花花已经被家人送往太原医院接受治疗，检查结果称花花严重营养不良，医生建议多补充蛋白质。收留者张某也已接受当地警方的询问和调查。
近日，大皖新闻记者驱车赶到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以暗访的方式对花花生活多年的村庄进行了走访。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花花居住的房屋位于村子后方，一层的砖瓦房看起来有些破旧，在房檐下疑似安装有监控摄像头，整个村庄四周是连绵不绝的大山，玉米是当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此处省略采访段。关键信息：
1.张某对“收留”过程含糊其辞；2.没有拘禁和施暴行为；3.和花花没有结婚证但办过酒席；4.家里很穷，一年就挣两万块左右；4.两个孩子大的6年级，小的2年级，同时否认生过6个孩子的说法；5. “（花花）发病的时候她就是骂人、摔东西，不发病的时候她就安静地坐着，她会看电视、有时也找报纸看看。她不跟人聊天，啥也弄不了，饭也做不了，家务也做不了。”）

中午时分，记者在村中走访时发现，村民家中大都房门紧锁，几乎看不到村民走动，记者见到的村民对于花花在村中被收留13年一事大都持回避态度，以不知道为由，拒绝谈论此事。目前，关于这一事件仍有诸多疑问待解。大皖新闻记者将持续关注。（大皖新闻记者 殷志强 余康生）”

12月10日，13点24分，新华社发布通报：
“和顺县联合调查组通报如下。
卜某，女，汉族，现年45岁。200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至2011年期间，因精神异常多次在多家医院接受治疗。2011年5月26日，从晋中市榆次区家中走失。2011年8月，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村民郭某（女，现年78岁）在本村附近发现卜某，且有精神异常表现，数日后由本村村民张某（男，汉族，现年46岁）带回家中，并育有子女。
关于是否涉嫌强奸问题。经查，张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关于是否涉嫌拐卖妇女问题。经走访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及周边村村民，2011年7至8月间，卜某曾独自在青城镇土岭村石叠村组及周边多个村停留10余天，有精神异常表现。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公安机关仍在深入调查。
关于是否涉嫌非法拘禁等问题。经走访石叠村组多位村民，卜某在村生活期间，精神疾病症状明显，但也常独自外出购买零食，未发现其离村出走的情况。是否涉嫌非法拘禁及其它违法犯罪，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对其它涉嫌违法犯罪、失职失责等问题，和顺县将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后续调查情况及时通报。
目前，卜某已住院治疗。对卜某及其子女，和顺县将积极开展帮扶救助。后期根据案件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其子女的监护责任。（记者：孙亮全 王劲玉）”

其他：
微博时间线参考：

相关事件：

张某的的抖音账号（账号曾用名：花花，抖音号697058535）分别在11月28日和12月2日发布了两则花花相关的视频，其中一则标题为“我爱我的老婆”，疑似在打造好心人人设，为直播带货造势。根据直播历史回顾，他从11月28日到12月3日每日都开了直播，橱窗里也上架了190余件商品。是否有带货行为暂时还未得到确切证据。现在该账号已改名，并删掉了之前的视频。
张某侄女的抖音账号（现用账号名：正义感，曾用名：小核桃寻亲记、小核桃妈妈，抖音号xiaohetao18196）现已设为私密，目前可靠的信息是，她在12月3-5号开了3场直播。此前她也一直在高强度做直播。12月9日出现词条“#收留者侄女直播带货#”，推测她最后一次在12月8日下午直播（因为最广为流传也几乎是唯一的一段直播切片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1:40，而带该词条的微博我找到的最早的是13:29）。她在直播中多次提供了很多信息，但很多已经搜不到了。现在已知的有：
隔壁的光棍经常翻墙去找花花。
花花一共生育了三个孩子，有一个送人了。
“十五年前，我二婶来和顺县讨吃要饭，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别人见了我二婶又打又骂，也不给一口饭吃，我家是好心人，给了我二婶一口饭吃，二婶就不想走了，也报了派出所，没找着（花花的亲人），刚好我二叔缺个老婆，两个人就走到了一块。之后也去和顺县广播站播过，政府和派出所都挺积极配合的，也采过DNA，还是没有找到。”

“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自曝光以来，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和顺县公安局于12月3日发布的警情通报，该事件最初被描述为卜女士被张某“收留”，这种避重就轻的表述也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于案件性质及处理方式的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卜女士作为精神病患者的遭遇，也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起近三年前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两起事件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就我的观察，对于该事件，公众至少存在三点疑问，需要公权力机关予以正面回应：

1、张某是否构成犯罪？具体而言，卜女士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张某在明知卜女士精神异常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并生育子女，是否构成强奸？张某“收留”卜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拘禁”乃至“虐待”？

2、卜女士的遭遇是否涉及人口拐卖？卜女士家位于晋中市榆次区，距离张某家和顺县石叠村上百公里，卜女士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能够走失上百公里的距离，在此过程中，是否涉及人口拐卖的行为？

3、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失职行为？卜女士走失的时间达十余年，而相关部门早就知晓卜女士患有精神疾病以及被“收留”的事实，为何一直没有依法惩处张某的犯罪行为，又为何一直未能妥善安置卜女士？相关部门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职责，相关工作人员（如民警）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对该事件，和顺县联合调查组于12月10日发布了最新通报（详见《最新通报：“卜某走失被找回”事件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于第一点疑问已进行了正面回应，认为张某确实涉嫌强奸罪，并已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对于其余两点疑问，还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

基于目前的信息，我想再聊聊，公众（包括我自己）为何会产生以上这些疑问，以及基于这些疑问，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12月初，“山西新闻网”发布了一则《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的新闻报道，在该报道当中，存在如下表述：2011年，青城镇石叠村村民张某某收留了一名患精神疾病女子，后二人组建家庭，并生育一儿一女，在和顺县公安局人口中心和青城派出所的共同努力下，为其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由于该女子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来历，民警多次去其家里了解情况，采集血样，同时进行全国人像比对，辨认了300多条人员信息，对相似度接近的人员逐一核实，但却一直未能确定其身份。十几年来，和顺县公安局民警帮助其寻找家人的工作从未放弃。

▲“山西新闻网”的报道

暂且不论该报道对事件“丧事喜办”的错误定性（把犯罪美化为善举），从该报道本身，至少可以看出两个事实：

1、在十几年前，和顺县公安局就已经知晓卜女士属于精神病患者、张某与卜女士“组建家庭”乃至生儿育女的事实；

2、十几年来，和顺县公安局一直在帮助卜女士寻亲。

其中，若第1项事实属实，那就意味着，和顺县公安局在明知张某强奸卜女士的情况下，仍纵容这一犯罪行为长达10余年，其间也并未履行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义务，由此可推知公权力机关存在渎职。

对于第2项事实，即和顺县公安局十年如一日地在帮卜女士寻亲，我认为该说法存在太多疑点，这也对应到公众的第三点疑问，即公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底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

首先，根据公众的朴素认知：公安部门花了十几年时间都没能找到卜女士的家人，为何在志愿者介入之后，就能在短短几天内成功寻亲？难道整个公安部门的资源和能力还不及一位志愿者？对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公权力机关的失职，要么就是公权力机关的无能。

---

其次，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发生以后，2022年3月2日，公安部曾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详见《公安部决定：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公安部要求，要集中摸排一批线索，特别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要全面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要深化“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会同社区、街道和村组深入群众家庭，走访福利院、救助管理机构等，全面梳理排查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线索，重点排查疑似被拐人员，充分发挥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职能优势，在福利救助、卫生健康服务、走访慰问等工作中及时发现拐卖犯罪线索。要建立健全举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涉拐线索。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为专项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应当已经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卜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摸排；相应的，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对张某涉嫌“强奸”卜女士等犯罪行为进行了应有的惩处。然而事实却是，到了2024年底，官方媒体仍将张某的行为错误地报道为善举，而卜女士甚至至今尚未获得户口。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失职。

此外，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因此，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加强对卜女士的寻亲力度，而不至于拖到2024年底，在志愿者的介入之下才实现家庭团聚。

基于上述事实与分析，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同时，我也难以相信和顺县公安部门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帮助卜女士寻亲。对此问题，希望后续官方的调查能够予以重点关注，也希望公众能够持续进行监督及发声。

最后，有必要再聊一下本案是否涉及拐卖妇女的问题。

在公众心目中，此次“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无疑唤起了人们对三年前“丰县铁链女事件”的记忆，两起事件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自然而然地，人们也会担忧卜女士是否也像小花梅一样，不幸成为了人口拐卖的受害者。

在10号的通报当中，官方的表述是：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公安机关仍在深入调查。

关于卜女士是否真的遭遇了拐卖，还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但如上所述，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事实上，国务院于2013年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为《行动计划》），对于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根据《行动计划》“保障措施”一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逐级建立协调机制，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反拐工作，并制定本地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年度实施方案。”“将反拐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范畴以及相关部门、机构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考核结果送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相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我向和顺县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前述事项，以了解和顺县政府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这也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表现。

我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全文如下：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颜森林，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

身份证号：5XXXXXXXX

联系地址：成都市XXXXXXX

联系电话：15XXXXXX

联系邮箱：15XXXXXX@163.com

被申请人：晋中市和顺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县长：李雪

被申请人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新华街3号

申请公开事项：

一、被申请人所制定的和顺县地区《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实施细则；

      二、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所制定的各年度实施方案；

      三、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反拐工作对相关部门、机构的考核结果。

事实与理由：

      近日，“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即“卜某走失被找回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3月2日，公安部曾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下简称“打拐专项行动”），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应当已经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卜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摸排；相应的，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对张某涉嫌“强奸”卜某等犯罪行为进行了应有的惩处；此外，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因此，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就应当加强对卜女士的寻亲力度，而不至于拖到2024年底，在志愿者的介入之下才实现家庭团聚。有鉴于此，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

      事实上，国务院于2013年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为《行动计划》），对于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该《行动计划》于2021年已进行了更新。因此，申请人认为，《行动计划》在2013至2020年度应当已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有效实施，和顺县自然亦不例外。

      根据《行动计划》“保障措施”一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逐级建立协调机制，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反拐工作，并制定本地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年度实施方案。”“将反拐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范畴以及相关部门、机构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考核结果送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相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基于此，申请人特申请公开前述申请事项，以了解被申请人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这也是申请人行使公民监督权利的表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为《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除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事项并不属于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禁止公开的情形，故应当依法公开。

      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申请人认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行动计划》年度实施方案及反拐工作考核结果，均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及根本利益，必然涉及公众利益，故申请人认为上述信息需要公众广泛知晓，被申请人亦应当主动公开。

      同时，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故申请人有权申请获取前述相关政府信息。

      综上所述，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晋中市和顺县人民政府），公开以下信息：

（1）被申请人所制定的和顺县地区《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实施细则；

      （2）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所制定的各年度实施方案；

      （3）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反拐工作对相关部门、机构的考核结果。

      倘若申请人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的，应当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明确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应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以便申请人后续另行申请。

      被申请人自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书之日起，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邮寄（可邮寄至上述申请人联系地址）或电子送达（可发送至上述申请人联系邮箱）的形式，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答复。若被申请人逾期不答复或答复信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则申请人将保留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事关每一位公民的基本尊严，希望被申请人能够本着“依法行政”、“阳光政府”、“公开透明”等行政理念，依法及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此致

和顺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签名）：        

日期：2024年12月11日

 

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我也同步按照和顺县官网“申请指南”的要求（网址链接：http\://www.heshun.gov.cn/zwgk/zfysqgk/sqzn），准备了如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

▲邮寄记录

截至本文发出之时，我已将上述《信息公开申请书》及《信息公开申请表》寄出，接下来，就是等待和顺县的答复。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参考我的内容来申请信息公开，这件事并不难，按照和顺县官网“申请指南”的要求（网址链接：http://www.heshun.gov.cn/zwgk/zfysqgk/sqzn）准备材料即可。

——颜森林

2024/12/11

12月4日23时许，位于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在等待了70个小时后，截至本刊发稿，家属们尚未获得失联亲人的进一步信息。

记者｜覃思
实习记者｜魏昭阳

塌陷与撤离

封路是从下午4点左右开始的。李欣的杂货店紧挨洲石路，这条8车道的城市主干道穿过深圳宝安区西南角，周边分布着多个工业区和一个大型学校，平时车流量很大，上下班高峰经常拥堵。12月4日这天下午，李欣注意到交警在路上指挥绕行，到下午4点左右，道路南向只留出一条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允许通行。李欣当时听路过这条封路段的人说，“修高铁有一点点塌陷”，“路面有些裂开”。

晚上9点，洲石路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全部封锁，下班的人需要绕道回家。路边五金店老板庄辉告诉本刊，9点左右他接到街道工作人员通知，让他早点打烊回家，但没有解释原因。晚上接近11点，通知变成了“强制转移”。当时李欣的店还没打烊，街道办和民警到店里来，“没有讲具体是发生什么事，就说前面有危险，要强制转移”。家也在附近的李欣只好和家人到两公里外的鹤洲村找了个宾馆。

晚上11点左右，住在宝州工业区宿舍的王蕊听到楼下有大喇叭声传来，“所有人带好随身物品下楼集合”。“特别大声。”王蕊说自己“睡得懵懵的”，一开始没理会，只觉得烦躁，以为是后面的学校在开广播，给学生播放通知。直到听见隔壁宿舍不断有人开门、下楼的脚步声，王蕊才察觉到不对劲。她睡衣也没换就也跟着往楼下走。刚下到一层，就听到“外面塌得哄哄地响，像打雷。”夜色漆黑，王蕊模糊看到大门口方向，那里紧挨着洲石路，有一棵树掉下去了。

跑出来的人被要求远离塌陷位置。在王蕊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性工人，他拉着管理人员，说“哥哥掉下去了，联系不上了”。他一直拨着哥哥的电话。大门被坍塌堵住了，要出去只能砸围墙，“砸了半小时左右，没全部砸平，要抬一下脚才能出去，电瓶车都骑不出来。”在等待砸墙的时间里，王蕊跑回家里换了件衣服，“只拿了身份证，充电器都没来得及拿，拿东西的时候手都在发抖，被吓到了。”

2024年12月4日23时许，广东深圳，位于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发生地面坍塌。

12月5日凌晨，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12月4日23时许，位于宝安区航程接到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接施工单位报告，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现场图片，坍塌位置的坑洞宽度横跨洲石路的7个车道，一直延伸到宝州工业区内的楼房下，坑深数十米，裸露出砖红色土，坑内积有水土混合的泥浆。

深圳消防的通报称，2024年12月4日23时24分，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报后，陆续调派59辆消防车、219名消防救援人员到坍塌现场处置。12月5日晚，广东成立深圳深江铁路重大坍塌事故省政府调查组。据《深圳特区报》，截至12月6日，消防救援队伍48车198人，以及侦检、照明、堵漏输转等10多种超百件救援设备已集结现场，已在坍塌核心区组织4个救援组，救援处置工作正在推进。

当晚坍塌路段的的情况

坍塌点距离4号当天撤离的李欣、庄辉的店只有100米。5日白天，坍塌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影响仍在继续。坍塌地点200米外的一家药店老板陈芳，早上接到了孩子小学班主任的发在群里的停课通知，“周四周五全校停课，小学生、初高中走读生今天不返校”。中午12点左右，街道办的车从她店门口驶过，喇叭里播放紧急撤离的通知，陈芳和家人简单收拾了够用两天的衣物，走出家门跟着大批正在转移的居民，“人很多，像赶春运一样”。大家朝同一个方向步行，走了2公里才走出封锁路段。陈芳告诉本刊，住在这片区域的多是广东省外来深圳务工、做小生意的人，因此撤离主要的去向是找酒店住。

复杂地质与高难度施工

陈芳的店在洲石路开了七八年，一家人住在店铺楼上，她印象中店旁边的施工是从1年多前开始的，听说是建铁路。但施工主要是在地下，平常不太能听见施工的响动。“最近的一两个月，有可能是地下施工进行到我们这一段了，我坐在店里，每天都能感觉到地面的震动，一到两次，都是在白天。一次震动就‘咚’的一下，像放炮，突然来一下，不是持续的。”

发生坍塌的工地属于深江铁路5标段。深江铁路是广东省深圳市至江门市的高速铁路，项目正线全长约116km，是国家“八纵八横”规划沿海高铁的组成部分，施工工期5年半，于2020年7月2日开工建设先行段工程珠江口隧道，2022年10月9日正式开工，预计2028年通车。深江铁路跨越5城，连接广东深圳、东莞、广州、中山与江门，该工程建成后，深圳与江门可实现1小时内通达，从深圳、香港去往经济较为不发达的粤西，时间将减少一半。

深江铁路路线图（图源：中国铁路）

深江铁路5标段项目，为深圳机场东至深圳北联络线，由中铁四局承建，全长20.06公里，为“一路二隧二桥”结构。据《深圳特区报》此前报道，这段工程具有跨国家环境保护区范围广、征拆协调难度大、施工难度大等特点。坍塌点位于其中一条隧道深莞隧道（联络线）。中铁四局深江铁路负责人曾对媒体介绍，深莞隧道（联络线）全长7324.878米，为钻爆法、盾构法组合工法施工隧道，其中复合地层土压泥水双模大直径盾构密集下穿多样性建筑物施工为全国首例。

长期研究铁路与高铁工程技术的岩土工程专家林斌于告诉本刊，此次深江铁路工地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塌方，可能与地下水的潜蚀作用有关。林斌于提到，深圳的地质条件具有特殊性，广泛存在红粘土且断裂破碎带较多，属于工程上的“不良地质”，是当地铁路施工面临的挑战。“红粘土属于一种特殊土，地下水容易渗漏。当地铁隧道施工造成地层扰动，地下水渗流、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林斌于告诉本刊，“地下水渗流在地层中产生潜蚀作用，导致地下形成较大空洞，如果周围的地下水多，动水压力大，很容易发生地下越来越大的掏空，发展到一定程度地面就塌陷了。如果地下有含水率高的流沙层，在施工扰动下，也可能发生掏空。南方降水量集中的地区，比如广东，塌陷原因很多时候和地下水作用有关。”

塌陷事故现场图

2022年《地质科技通报》上发表的一篇深圳地质局工作人员参与撰写的论文《深圳城市地面塌陷灾害特征及其成因分析》提到，深圳市高度重视城市地面塌陷防治工作，自2013年起成立了专门的地面塌陷防治机构，因而对地面塌陷事故数据有较完备的记录。2016-2020年，深圳市共发生地面塌陷事故1430起，累计造成7人死亡，财产损失约23822.5万元。文章指出，深圳市地面塌陷灾害正处于持续增长阶段，绝大多数属于小规模塌陷，且绝大多数发生在雨季，主要塌陷地点是市政道路和人行道；塌陷成因主要包括管网破损、暗渠河道破损、施工不当、雨水冲刷等等。管网破损和施工不当是造成地面塌陷的最主要原因。

林斌于表示，铁路施工开始前，都会进行地质勘查，但现有勘察技术的精度难以完全覆盖地下水的情况。“比如按照比例打两个钻孔来勘察，两个钻孔中间的一小块区域有可能勘察不到，有的时候施工发现问题，还需要打钻补勘。另外，地下水具有隐蔽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现在对进行地下水的计算方法有简化的环节，实际工程遇到的状况，未必能通过计算来预判。”

2023年3月22日，广东东莞，深江铁路项目（沙溪段）。（图｜视觉中国）

一位今年4、5月曾在深莞隧道联络线进行抽水作业的工人告诉本刊，当时地下隧道有大约10名工人，用挖掘机往山里斜着挖隧道，有三四十米深，一边挖一边做结构和防水，他和另外两三名工人负责抽水，将泥水经排水沟排到隧道里的沉淀池，虽然隧道里的土会渗出水，但属于正常的水量。

另一位在隧道坍塌前在地下开挖掘机的工人告诉本刊，他从今年开始在这块工地工作，工作是12小事制，白班夜班两班倒，每一班里大概有三小时有活干。12月4日当天，下午一点他观察到隧道出现掉渣情况，“有土块掉落、流沙、全碎的”，“当时我们正常放炮放进去一两米，里面那个岩层就不对了，明显更松了，掉下来的大土块用手轻轻一拍就散了。后来，隧道顶正上方出现一个窟窿，有水流往下，泥浆和土渣同时掉，我干隧道施工十多年了没遇到这个情况。”这名工人告诉本刊，旁边的安全监理去通知了隧道口项目部的人，随后，他们收到停工通知撤出，但一些施工和管理人员还留在现场抢险。“我在这里干了快一年，之前地质条件都比较好，是比较硬的岩层，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越来越差，土层越来越松。一个月前换了一个挖掘方案。”

一位从事沉降分析的岩土工程师告诉本刊，隧道施工的坍塌往往有岩土位移的预兆，如路面裂缝，或者工人在隧道内遇到大规模的渣土掉落。事发前该工地已经停工和封路，可能是已经发现预兆，而施工人员试图通过注浆等方式排除险情。“本来应该留出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地形的变化情况，用全站仪等仪器布点测量，地面的人及时撤离危险区。但有时候工期紧张，可能也是没有办法。”

失联70小时

坍塌发生后，本刊联系到多名失联人员的家属。据家属透露，失联的13人中，有几人是工地上的施工工人，其余则是包括施工方的技术人员、项目经理等。截至发稿，13人的失联的时间已超过70小时。

李梓月的弟弟李梓成是中铁四局的技术人员，23岁，刚入职一年多。对于弟弟失联的消息，李梓月“开始是不相信，后来是不敢相信，现在是没法接受、崩溃。”李梓月告诉本刊，父亲在12月5日上午9点接到了一通电话。“他说你儿子失联了，你们现在买高铁票过来。就说这么多，问他什么事也不说。我还报了警，我以为是骗子。”直到报警核实之后，李梓月一家才收拾东西，坐上从河南南下的高铁。刚开始，李梓月还对弟弟的情况抱着些侥幸，“难道是被坏人绑架了，难道是在工地上出事了没敢跟家人说？”直到在高铁上刷到社交媒体上的消息，她才意识到这次失联“生命攸关”。

广州，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施工人员现场加紧作业。（图｜视觉中国）

李梓月对弟弟这份工作的最深印象是忙。“（2023年）7月份入职，到他过年回家的时候，他中间只休息了一天，周末也没休息，晚上9点之前都没有下过班。”李梓成是半年前转到深江铁路工作的，这之后他的工作更忙了。“每天工作到10点。”据李梓月了解，弟弟住在公司宿舍，平时上午在项目部，下午去工地，由公司统一接送，这一年多来都是三点一线，每个月工资1万左右。她上一次见到弟弟，是今年7月自己给孩子办满月酒，弟弟特意请了探亲假。那次，李梓月察觉到了弟弟的疲惫，“会摘下眼镜，不停揉揉两个眼睛中间。我弟弟是很白的一个人，晒得溜黑溜黑的。”

李梓月眼中的弟弟一直很优秀。毕业前，李梓成就拿到了中铁四局的工作。“入职培训的时候，弟弟就是优秀员工。”在李梓月看来，弟弟从小就能吃苦、理性、适应力很强。李家父母出身河南农村，靠在外面服装厂打工挣钱养活3个孩子。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村里很少有大学生，所以当李梓成考上河南一所理工科特色的一本大学，全家人都很高兴。“他最开始想学计算机，被调剂去了采矿工程。他觉得特别好，他说这个专业在学校里面排第一。”在大学里，李梓成也很节俭，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上，“衣服一季只穿两套，每个月1000块钱生活费，别的同学都是2000。”

李梓月记得，这份工作家里人当时都比较认可。“当时觉得国企保障更好一点，安全性更高一点，考虑的是在铁路上，也不需要下矿。”家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担忧。“每次我妈给他打电话，结尾一句都是让他注意千万别出事了，小心点。他总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坍塌路段现场图

和李梓成一同失联的中铁四局员工当中，有几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技术人员，还有几位年近四十的项目经理、主任，其中就有37岁祝小辉。祝小辉的朋友告诉本刊，祝小辉成长于江西农村，一路从基层技术人员做到工程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是一个很厉害的高级工程师”。本刊在中铁四局的官方公众号查询到多篇对祝小辉的荣誉表彰报道。这些报道显示，祝小辉2009年参加工作，参与过多个难度较高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包括特大桥隧和高速公路项目，在项目管理中，祝小辉带领技术团队发明新的工装工艺，“极大提升现场施工生产效率和施工作业安全”。

在朋友的印象里，祝小辉前些年做项目经理的时候，“节奏很快，压力也大，很少机会能回自己家休息，陪两个女儿。驻扎在项目工地上，一年里一般只有春节才能回家。工程人基本没有周末的概念，办公室就是家。”这两三年，祝小辉升了主任，朋友觉得，升职之后祝小辉出差的时间变多了，“一年平均出差200天。他经常去各地做专家，评审施工方案。”朋友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祝小辉还不在深圳，“这次应该是临时过来这个项目的”。本刊从另一位失联人员的家属方面了解到，除了祝小辉之外，还有一位失联的38岁项目经理，也是在坍塌发生的当晚，从一小时车程外的另一个工地被调到深江铁路5段，抽调的原因是“抢险”。

与本刊通话时，李梓月已经在深圳的宾馆里坐了两天，等待救援的进展。因为一直流泪，吃不下饭，她已经没办法再用母乳喂养自己5个月大的孩子。孩子吃不惯奶粉，一直哭闹。失联的弟弟曾经告诉她，要给这个还是婴儿的外甥“打基础”。“他跟我信誓旦旦地说，‘姐，我要在深圳干出一番事业，要给我外甥打下基础，让他以后的路好走一点，来深圳有地方住’。”

河南籍工人张峰也在失联的名单中。他的妹妹张巧，也是在5号上午和嫂子一起踏上去深圳的路。在高铁上的一整个白天，她都在揪着心，拼命在网上刷着救援的新消息，“就想知道目前为止救出来一个人没有，心好痛，不知道还有没有生还的可能。”张巧说，哥哥是一个家的顶梁柱，有两个孩子。在高铁上，张巧一直没告诉嫂子哥哥失联的事，只是说他受伤了。张巧的哥哥36岁，到处打工，“没有固定的工地”。张巧和嫂子都不清楚张峰在塌陷的施工现场具体做什么。“有一个幸存的工人说自己去上厕所，转身就塌了”，这个工人告诉张巧，他们是第一天到这个工地干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全部为化名）

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杨斌在接受柴静采访时这样说。杨斌曾是受到体制表彰的明星检察官，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公平和进步，后因公开对司法制度提出批评而受到排挤。2015年辞职成为辩护律师，代理过一系列政治敏感案件。2020年被吊销执业证，目前在海外一所法学院访学。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3763.html

2022年12月7日下午17时许，全国解封。

病毒就地消失，从此告别动态清零。

两年了，恍然如梦。

早在前一天，我们还在为封楼与物业、社区进行抗争。

2022年12月6日凌晨7时许，我所住楼栋一名邻居被发现新冠阳性。

不就是感染个新冠嘛，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可当时他们却如临大敌，物业、社区、街道、疾控紧急出动，大批人马把小区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又是消杀，又是搭棚子，又是拉警戒线，终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整栋楼给封了。

没有任何文件，没有任何手续，仅仅只有物业在群里发了一段落款为区疾控的文字：要求大家足不出户，不准串门，配合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

出了门的，回不了家；没出门的，出不了门。

上班的急着上班，上学的急着上学，买菜的急着买菜，看病的急着看病。

大家都着急上火，业主群里吵成了一锅粥。

有人要求社区提供正式封禁文件。

有人援引《传染病防治法》质疑社区违法。

有人说老人生病，需要出门看病。

有人说连续封控，自己会下岗失业。

有人说要上班养家，手停口停。

有人说病毒并不可怕，就像感冒一样。

当然，也有赞同封控的。

有人说为了生命安全，少上两天班也没什么。

有人说要相信政府，要配合好社区。

有人说质疑的人是在没事找事。

两派人因此互相攻击吵得不可开交，一个小时不到，群里就有了上千条消息。

就这样一直吵吵到傍晚，社区一直没人出来回应质疑，甚至到12月7日解封，都没有看到正式封控文件。

当天19点左右，有邻居发了物业用铁棍封堵消防门的视频和图片。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

有邻居@社区网格员说，你们这样把消防门封死，要是发生火灾怎么办？

我当时没在家，看到消息后也立即附和：门封死了，根本没法逃，你们难道忘记不久前发生的乌鲁木齐大火吗？

有人发出质疑，各地都开始放开了，连检测核酸都不做了，这样封控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社区的做法违反了中央的九不准、20条。

有人说中央反复强调要精准防控，不要层层加码，不能动不动封整栋楼。

有人质疑检测结果，毕竟核酸造假太多，西安、重庆、银川多地都有出现。

有人提醒邻居不要惊慌，并转发了国家卫健委、人民日报的文章，文章表示：奥密克戎病毒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感染肺部，属于自限性疾病，可以自愈。

当然，也有一些人阴阳怪气，说质疑者是在煽动情绪。

有人说相信社区，大家静候结果就好。

有人说物业、社区也很辛苦，要理解体谅，不要为难她们。

有邻居看不下去了，反问道：一个个都说要体谅，难道封消防通道也要体谅？

有人予以声援：提出问题不就是希望解决问题吗？都默不吭声，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有人连连附和，并发了一段很有深度的话：有人说你敬候佳音的处理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你可以躲在角落里沉默，但不要诋毁和嘲笑比你勇敢的人，因为他们争取到的光明也许会照耀到你。

一时间，群情激愤，好不热闹。

这时，有邻居在群里喊了一句：为了生命安全，大家下楼去拆围挡啦！

很多邻居响应，纷纷下楼。

有两个健壮男士直接冲上去拆围挡，众多邻居在旁边加油助威，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好之声。

物业和社区听到消息，赶紧灰溜溜地派人一起把拦在消防门前的围挡和铁棍拆掉了。

消防通道通畅了，但楼栋的封控仍没有解除，很多人一夜未眠，一直在群里抗争。

第二天上午，很多邻居拨打了12345进行投诉。

社区扛不住压力，不得不于12月7日下午14：33发布通知：除了发现阳性病例的楼层居家5天，该楼层上下3层自行居家隔离3天，不再对整栋楼进行封控。

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

下午17时37分，社区转发疾控消息，宣布所有封控全部解除。

不光我们，从那天开始，全国所有地方全都解封。

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当然，病毒并不会因为你解封就真的消失。

从那天开始，阳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同事纷纷中招，办公室的工位越来越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就在我以为已经躲过一劫时，我也中招了。

2022年12月12日，早上起来，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喉咙发痛，头发沉。

但自我感觉问题不大，还是坚持去了公司。

但到了10点左右，头重得像灌满了铅，喉咙疼痛难忍，嘴里发苦，浑身无力。

实在无法坚持，只好请假。

回到家，先是猛灌了一大杯水，然后倒头就睡。期间特别口渴，反复喝了很多次水，连出了几身汗，衣服都湿透了。

就这样昏天黑地，一直睡到晚上8点多，才感觉轻松一些，起来熬了一锅粥。但嘴里仍旧发苦，没有一丁点食欲。为了能快速恢复，逼迫自己勉强喝了一碗。

喝完粥又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13日中午，这时嘴里没那么苦了，食欲也恢复了一些，喝了一点粥又吃了几个橙子后继续昏睡。

14号凌晨，收到领导发来的消息，领导问我有没有抗原，老板想测一下。

这个时候抗原到处缺货，我也没用抗原，但能断定自己已经感染。

知道有个同事之前感染了，发朋友圈说自己用过抗原，于是微信问她是否还有剩余。得到确认后，赶紧打车前往。

出门前，做足了防护措施，不光戴了N95口罩，还戴了防护镜和手套。

因为怕司机不敢拉我，在车上强忍着没剧烈咳嗽，就这样一路憋着，好不容易赶到同事的小区。同事也是全副武装出来迎接我，不但给了我几瓶抗原，还给了一些口罩。

拿到后打车回公司，将抗原交给领导，顺利完成任务。

这时的我已基本恢复，除了食欲不好，没有嗅觉外，其他不适已全部消失。

可就在当天晚上，老婆发信息告诉我，她和女儿都感染了。

我放下电话，立马买票，连夜赶回长沙，记得那晚刮着很大的风，我拖着箱子，差点都被风刮到。

赶到家，发现老婆躺在床上直哼哼，声音沙哑，小得像蚊子哼哼，说自己浑身疼，像被人毒打了一顿。

女儿倒没那么重，不过也有些发烧。

我给她们熬了粥，强迫她们喝下，然后又让一人吃了个橙子，才招呼她们睡去。

接下来的时日，就在照顾老婆和女儿中度过。

女儿恢复得很快，第2天烧就退了。

老婆比较严重，在床上躺了1个礼拜才恢复。期间真是受尽了罪。

好在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

从此不用担心封小区，不用时刻做核酸，不用被迫打疫苗，不再处处查健康码，不再经常停课，不再动不动停工……

但愿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但愿……

以下评论由CDT搜集自微信：

胸口碎大石：如果没有那些人的上街，短时间内未必会放开

我是小卢：很遗憾，我经济条件不好，只能略表寸心！作者的文章我一划而过，但仅就标题，就足以让我对作者心生敬意……！悠悠寸草，唯此赤子之心！谢谢

王刚：略尽绵薄之力，希望你持续写下去，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曾经的苦难！！谢谢

天籁人生：四个字：刻骨铭心！

杨港濛：时间过的真快啊！那些场景，通知，网课，相聚，现在我回想起来依旧清晰，历历在目

尘土：一个＂三不“（不核，不喵，不罩）者路过，更没有中标[得意]

REMEND：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一叶飘红：新冠之后，各大学的校门再也不对外开放了

流动酒席厨帮哥：如果没有勇敢的在校大学生们，解封遥遥无期。

CDT编辑注：微信公众号“地球公民金建国”12月7日宣布停更。该账号共发布过135篇原创内容，账号简介为“相信理性的力量”。点击这里阅读CDT收录的作者文章。

本号自上次被关小黑屋半年后，今天7月份重新开始更新，已写了50多篇文章，但限流极其严重，甚至经常会出现读者接收不到推文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暂停此号更新，以后的内容会发到其他号上。不是有些朋友之前关注的那个小号，而是这一个：土星球长

为大家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尽可能关注，非常感谢~！以后这个号只会转载小号文章，或者在小号出问题时作为备用。

BBC新闻团队调查发现，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西红柿经过中亚和东欧运往意大利，并作为“意大利番茄”在世界多国超市中出售。14位受访者告诉BBC，他们在新疆亲身经历或目睹过他人被迫参与西红柿种植。（点击阅读BBC英文和中文版报道。）

通过海关进出口信息等公开资料，BBC发现新疆出产的西红柿通过火车运到哈萨克斯坦，再经过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最后被运往意大利。在2020到2023年间，意大利番茄加工企业安东尼奥·佩蒂（Antonio Petti）从新疆冠农公司购入了3600万公斤的西红柿。冠农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旗下的公司，因涉强迫劳动受到美国的制裁。佩蒂集团为全球多地的大型零售企业供货。早在2021年，佩蒂集团就涉嫌将以新疆番茄为原料制成的番茄酱作为意大利番茄产品出售，并被意大利当局调查。意大利当局在突袭中缴获了一份文件，里面写明了将中国的番茄和意大利番茄混合在一起的具体步骤。另据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媒体报道，佩蒂集团的部分产品被售往北美。但在一年之后，这起案件在意大利达成庭外和解，佩蒂集团对外否认从中国进口番茄。

在调查中，BBC记者以商人的身份暗访佩蒂集团旗下的“意大利食品”（Italian Food）公司，在参观工厂的过程中，公司总经理帕斯卡莱·佩蒂承认公司在使用中国的西红柿，他说：“是的……欧洲没人想要中国西红柿。但如果是你，那就可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路为你提供最好的价格，即使是采用中国西红柿。” 记者在工厂里用隐秘摄像机拍下十几个装着番茄膏的桶，其中一个标签上写着：“新疆冠农番茄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3年8月20日”。

几名接受BBC采访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表示，自己曾在新疆被强迫参与生产番茄，被迫长时间工作并遭到殴打：

“（监狱当局）告诉我们这些西红柿是被用于出口的，”艾哈迈德（化名）说，如果工人没有完成指标，比如每天650公斤，他们就会遭到电棒击打。

2015年因旅行证件不规范而入狱的维族教师马木提（Mamutjan）说，自己曾因未完成分配到的高数量工作任务而被殴打。

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的报道屡见不鲜。2022年，联合国发布报告证实新疆拘留中心里存在虐待和强迫劳动现象。北京否认了相关指控，称联合国的报告则建立在“虚假信息和谎言”基础之上。

根据上述调查，BBC制作了一小时的纪录片：

相关阅读：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新疆的压迫制度是如何发展？我们又要如何遏制它？

ZARA和H&M“极有可能”使用了强迫劳动所产的“新疆棉”（外二篇）

春山出版｜新疆就在我们身边——禁言、炸号、喝茶，在恐惧中，我们因为新疆走到一起

【CDT关注】Never Forget｜从中国冒险逃离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导演奉俊昊、演员文素利等2500多名电影人敦促罢免和逮捕尹锡悦总统

7日，电影人全体发表了内容为"罢免内乱罪现行犯，尹锡悦，请拘留"的紧急声明和联名结果。

电影人在声明中说:"用人文学常识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再怎么动员电影想象力也只能是妄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如果是有常识的国民，一定要在法律判断之前先得出以下结论"，"’尹锡悦是大韩民国存亡中最危险的存在，让其辞去总统职务只能是守护民主共和国的最紧急课题’"。

他接着说:"在过去的 尹锡悦 总统执政期间，我们电影人一直指出单行式政府的电影预算案的不便和不当。法律明示的权限–电影振兴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预算编制案因"尹锡悦"的单行式暴行而搁浅。如果在野党试图弹劾国务委员和处理预算案等是紧急戒严令的根据，那么反国家势力就是尹锡悦本人。"

电影人还表示:"克服最近的混乱状况，克服大韩民国地位下降的第一前提条件是停止尹锡悦的总统职务。如果弹劾是最快的途径，就应该选择弹劾，除此之外，如果有可以罢免的方法，就应该找到最快的途径。通过现场直播向全世界公开内乱罪现行犯的尹锡悦和国防部长官等戒严势力的拘留和定罪，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执政党，他表示:"我警告那些为重新创建政权而埋头于政治工程的国民力量国会议员。现在立即停止违背常识、无法控制的、大韩民国第一危险因素、内乱首领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才是大韩民国的生存之道。国民决定把政权交给谁。是作为内乱的同谋者载入史册，还是把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首位的政治家，请自己做出选择。"

电影界人士纷纷表示:"现在对于韩国的电影人来说，尹锡悦不再是总统。这只是内乱罪的现行犯。迅速停止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罢免、拘留。"

本月5日下午5时至6日午夜,约30个小时的联名活动共有77个团体和2518人参加。电影导演奉俊昊、边英珠、梁益俊、郑智英,演员文素利、赵贤哲、姜东元、全智贤、孙艺珍等榜上有名。

以下为要求"尹锡悦"下台的全体电影人紧急声明全文

12月3日晚10时22分，现任总统宣布实行紧急戒严，时隔2小时30分，国会通过解除紧急戒严决议，至今已经过了两天。宣布违法违宪的紧急戒严、让人联想起军部独裁的紧急戒严布告、在国会表决3个小时后才以国务会议议决法定人数没有成功为前提发表的紧急戒严解除、甚至怀疑行政部系统是否正常运转的一系列过程,再加上12月4日"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理由是为了向在野党传达警告信息等荒唐的报道接连不断。

目睹宣布非常戒严的大多数国民的第一反应就是"疯了吧？"

电影人也大同小异。用人文学常识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无论动用多少电影想象力,都只不过是妄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如果是有常识的国民,一定要在法律判断之前,做出以下结论是很自然的。他说:"大韩民国存在的最危险的存在是尹锡悦,让其辞去总统职务只能是守护民主共和国最紧迫的课题。"

已经与韩国建交的大多数大使馆都向滞留或以滞留为目的访问的本国国民发出"危险"警告,即使解除紧急戒严,也维持着危险警告。因为尹锡悦这一危险因素还没有消除。

就像政权的政绩一样，忙于宣传的韩流地位已经跌入深渊。海外媒体曾指出,大韩民国民主主义的成长和言论自由是文化艺术领域成长的最大基础,但连日来预测大韩民国的形象下降和访客减少,并进行了报道。担心自己喜欢的大韩民国"艺人"安危的声音接连不断,大韩民国国民也纷纷举报称被拒绝兑换外汇。

蹂躏国会这一宪法机关，向独立的宪法机关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和一系列媒体紧急派遣戒严军，戒严司令部要"处决未复职前公义"的措施，再加上令电影人愤怒的是"所有媒体和出版都受到戒严司的控制"的戒严司令部布告令第3项等国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大韩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使用"言论自由"的明确表述,但统称为在宪法中保障良心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学问和艺术自由等的"言论自由" 换句话说，尹锡悦是在深夜"全面实行违宪的黑名单"。只听到现任法务部监察官表示"不能接受戒严"并立即提出辞呈的报道,除了现任国务委员任何人表明辞意的报道外,没有迹象表明是为了对抗违法的戒严,维护国民的生命权而行动的。明明白白地证明了黑名单的工作原理和根据指示和命令进行没有灵魂的事情的辩解是多么虚假。

在过去"尹锡悦"总统执政期间，韩国电影人一直指出单行式政府电影预算案的不便和不当。法律明示的权限–电影振兴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预算编制案因"尹锡悦"的单行式暴行而搁浅。如果说在野党试图弹劾国务委员和处理预算案等是紧急戒严令的根据,那么反国家势力就是尹锡悦本人。有良心的公职人员就反问吧！自从民主主义稳定以来，没有人像 尹锡悦 那样凌驾于企划财政部和所有政府机关委，随意编制预算？

克服最近的混乱状况，克服大韩民国地位下降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停止"尹锡悦"的总统职务。

如果弹劾是最快的途径，就应该选择弹劾，除此之外，如果有可以罢免的方法，就应该找到最快的途径。通过直播向全世界公开内乱罪现行犯的"尹锡悦"和国防部长官等戒严势力的拘留及定罪是不可妥协的。

在此警告为重新创建政权而埋头于政治工学的"国民的力量"国会议员。现在立即停止违背常识、无法控制的、大韩民国第一危险因素、内乱首领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才是大韩民国的生存之道。国民决定把政权交给谁。是作为内乱的同谋者载入史册，还是把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首位的政治家，请自己做出选择。

现在对于大韩民国的电影人来说，"尹锡悦"不再是总统。这只是内乱罪的现行犯。迅速停止 尹锡悦 的总统职务, 罢免、拘留!

部分内容来源：每日经济

2500余名韩国电影人完整联署实名：

CDT编者按：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 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 对于裁员，相较李嘉明的彷徨，陈晨显得格外坦然，“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她说。

在陈晨被正式下达裁员通知前，外企撤出中国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据媒体报道，仅在2023年11月，便有多家外企撤出中国，例如思杰系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所有商业交易，并裁撤南京研发中心的所有员工，趋势科技因地缘政治撤出中国并裁撤大部分员工，德州仪器裁撤中国微控制器（MCU）团队并将原微控制器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2024年6月至7月，包括美国互联网巨头微软、日本本田汽车以及日本制铁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均采取了裁撤在华员工、调整在华业务甚至直接关闭中国办公室的举措。8月，IBM一夜之间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中心，据经历此事件的员工表述，3秒钟内，便有超过1000名员工被裁。而叠加上下游产业链的裁员规模，IBM此番的裁员举措导致了数千名中国员工陷入了失业境地。

“世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与中国划清界限”，陈晨说。

[…] “最近几个月的房贷我都是用公司给的赔偿金还的，但是快要坐吃山空了，下个月的房贷能从哪里出我现在都不知道”，陈晨说。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程亚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业的第一个月， 便和丈夫下定决心将他们位于上海郊区的唯一住房给卖掉了。

“房价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卖房，想着等以后房价回升的时候再卖，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这种清醒的认知不允许我卖房的行为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说。

最终程亚男以比购入价低70万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对于她而言，70万人民币是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在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和孩子的教育经费后，需积攒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拥有的财富。

程亚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作为某偏远省份县城中学第一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引发了轰动。在村子里的人看来，程亚男已经鱼跃龙门，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时的欢欣雀跃，程亚男不仅感慨：“十年犹如黄粱一梦，到头来我什么都没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时还失去了工作”。

而失业后的状况也确实如她所料，求职之路充满了坎坷。失业半年，程亚男在多个求职APP上投了不少于1000个职位，工资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馈却寥寥无几。

“很多HR会问我孩子几岁了，在得知我女儿才两岁还没读幼儿园后，很多人就再也没理过我，我猜测他们是担心我会在孩子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导致无法将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献给公司和工作。还有的HR会直接询问我是否会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也不会再理我。中国女性在职业市场受到的歧视和遇到的困难是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的”。

[…] 王旭明是微软撤出中国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原本期待微软在这轮外企撤出潮中能够多挺几年，如果过几年再撤出，他就可以直接退休，但事与愿违。2024年7月15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风声，他收到了微软中国办公室的裁员通知。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实现再就业基本不可能了，我今年已经45岁了，没有哪家（中国）企业会再要我，不管我的能力有多强，都无济于事，大家只要35岁以内的”，王旭明说。 而35岁门槛，即辞退年龄超过35岁的程序员的做法，恰恰同样源起于华为。

“所以这倒是个什么世道？处处作恶的公司居然可以在中国活得这么好，更糟糕的是它还引发了其他企业的效仿，然后直接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当牛做马，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李嘉明感慨道。

[…] 事实上，自2021年开始，阿里巴巴上的房屋拍卖数量曾暴增， 但很快，具体的法拍房数量和法拍情况就被平台下架。内部人士表示，下架相关信息是国家相关部门强制要求的，政府担心真实的法拍情况会引发社会恐慌，进而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统治权威。

但据路透社报道，2023年中国的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了43%。但对于具体的增加数量，因为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同的研究机构出具的数据也不尽相同。其中，中指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包含住宅、工业、商业等法拍房挂拍数量为79.6万套，而纬房研究院、国信达数据的统计结果是53万套。甚至有消息称，曾担任重庆市市长的技术官僚黄奇帆曾在内部会议中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拍房规模已经达到了400万套。

对于这些数据，某知名房企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表示：“很多人对这一数据不以为然，但如果我们结合中国人口规模和家庭成员模式，不难发现，仅2023年中国便有上百万人陷入了失房困境”。

房子是精英们最后的堡垒，失去房子，意味着他们被挤出了原本的人生轨迹。

[…] 茫然是他们共同的感受。在中国当下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中，重启人生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还能怎么办？难道只能成为新时代的奴隶吗？”他们问。

（节选。请访问《莽莽》的网站阅读全文。）

在政治学中，有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制度变迁？前面讲民主转型的时候，我提到过，过去两三百年，全球的制度变迁进入一个加速度变化的进程。在古代，尽管王朝不断更替，但是制度却很少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无非是这个朝代姓刘，那个朝代姓李，但是无论姓刘姓李，王朝的权力结构是类似的，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到了近现代，变迁的就不仅仅是王朝，而是制度本身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清王朝遭遇西方枪炮时，李鸿章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种制度变迁在世界各国逐渐显现出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彻底改写了世界政治图景。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空前的制度变迁？

原因当然很多。我们前面提到过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简单来说，这个世界的“老大”是谁，深深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老大”会试图在全世界复制自己的形象。经济发展也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因素——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因为经济发展了，资源丰富起来，权力不必高度垄断，民主也就有了物质基础。此外，政治精英的改革魄力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一根据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因为开明君主高屋建瓴，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决定顺势而为。

这些因素当然都非常重要。不过，这次课，我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观念。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辩护人》剧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1987》剧照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华丽的假期》剧照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韩前总统金大中和夫人李姬镐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土、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剧照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本文为看理想音频节目《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30讲》第22集的文字稿，作者刘瑜，于2020年9月首发于看理想App。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3575.html

CDT编辑注：北京一法院11月29日以间谍罪判处媒体人董郁玉七年监禁。现年62岁的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官媒《光明日报》资深编辑，在一些文章中对当局提出批评，曾获得多项新闻奖。他还曾为外媒撰稿，并在美国和日本的高校访学。2022年，董在北京与一位日本外交官会面时被捕，而后者被短暂拘留后获释。董郁玉家属在声明中说，法庭在判决中将董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另一名日本外交官的接触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判决书仅在法庭上宣读，未交给董的律师和家人。董郁玉的家人在英文声明中表示，这份判决是对董多年来撰文批评政府的惩罚，也是对“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CDT将家属声明翻译为中文，文末附英文原文。

关于董郁玉案判决与量刑的家属声明

2024年11月29日

（由董郁玉家属发布）

今天的判决不仅是对董郁玉及其家人的重大不公，也是对每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记者以及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郁玉七年徒刑，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彻底破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对董郁玉定罪，而这一罪名要求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行事。

根据庭审中宣读的判决书内容（此判决书未提供给董郁玉的律师或家人），董郁玉会见的日本外交官，包括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及现任驻上海首席外交官冈田胜，都被明确指认为“间谍组织”——即日本驻华使馆的代理人。

我们对中国当局公然将外国大使馆认定为“间谍组织”，并指控前日本大使及其同事为间谍感到震惊。

基于法院的这一推论，我们代表全体中国公民想要问一个问题：当局批准垂秀夫担任大使时难道不清楚他的身份吗？为什么在2022年没有以间谍罪驱逐垂秀夫及判决中提到的其他所有日本外交官？

随着董郁玉被定罪，每一位中国公民在与日本大使馆或可能任何其他外国大使馆及其外交官接触时，是否都需要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会将这些使馆视为“间谍组织”？中国公民也应清楚，外国外交官在中国法律的定义下有可能被认定为“间谍组织”的代理人。

每一个理智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对这种推理感到愤怒。所有希望与中国及其人民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外国人也应感到不安。

董郁玉二十多年来认识了许多日本及美国的记者、学者和外交官。他始终对与外国人士的交流保持透明，并长期充当中外沟通的桥梁，增进了中国与驻华日本、美国外交和新闻界的理解与交流。

董郁玉正因其在新闻工作中展现的独立性而遭受迫害。在被拘押之前，董郁玉就因发表文章而多次承受巨大压力，我们认为此次针对他的指控只是进一步加深迫害的借口。

董郁玉还因为其与外界保持原则性接触而成为攻击目标。他曾获得日本和美国多所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享有盛誉的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但这些经历却受到中国当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当局暗示，这些奖学金是外国政府对董郁玉“服务”的回报。中国互联网上的水军甚至把尼曼奖学金当作“美国间谍”的证据，还列出历届中国籍尼曼学者的名单，呼吁当局逮捕他们。

这些指控完全荒谬。然而，这些指控连同今天的判决，为成千上万曾在海外参与学术或职业交流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敲响了警钟。任何这样的奖学金现在都可能被中国法院认定为外国势力的“报酬”，并作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证据。

董郁玉被拘留多年的事实已经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寒蝉效应，而今天的判决可能会不可挽回地破坏两国高层关系。

董郁玉的定罪实际上宣告了“民间外交”的终结，而这种交往方式是中国当局一向标榜的。

正如去年多位知名学者和记者在呼吁释放董郁玉的公开信中提到：“如果中国记者、学者或外交官与外国同行的会面可能被用作证据证明中方从事间谍活动，那么谁还愿意来中国与他们交流？”

答案是：“没有人。”而中国当局今天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对于过去几年里关心和支持董郁玉的人们，我们深表感谢。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是无价的。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未能亲自见到董郁玉，只能通过他的律师——莫少平先生和尚宝军先生——了解他的情况。在此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通过每月一次的律师会见，我们得知董郁玉一直坚持每天做200个俯卧撑和200个腿部抬举，他的精神状态依然高昂。他知道自己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泛支持，并对此深表感激。

尽管今天的判决丝毫无损于董郁玉在国际社会中知晓他工作价值的人的声誉，但中国国内的宣传无疑会误导他的同胞，而董郁玉为他们奋斗了一生。他现在将在国内被污名化为“叛国者”，而不是被视为一名始终为建设更美好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对董郁玉爱国之情的无端攻击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全力支持董郁玉对判决的上诉。

Family Statement on Dong Yuyu’s Verdict and Sentencing

29 November 2024

(Issued by the Dong Family)

Today’s verdict is a grave injustice not only to Yuyu and his family but also to every freethinking Chinese journalist and every ordinary Chinese committed to friendly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Sentencing Yuyu to seven years in prison on no evidence declares to the world the bankruptcy of the justice system in China. The Beijing No. 2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convicted Yuyu of espionage, a crime that requires that the prosecution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knowingly acted on behalf of “espionag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gents.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which was read in court but not shared with Yuyu’s lawyers or family, the Japanese diplomats he met with, including then-ambassador Hideo Tarumi and current Shanghai-based chief diplomat Masaru Okada, were specifically named as agents of an “espionage organization,” which is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Beijing.

We are shocked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ould blatantly deem a foreign embassy as an “espionage organization” and accuse the former Japanese ambassador and his fellow diplomats of being spies.
Given this reasoning by the court, we simply want to ask on behalf of all Chinese people: Did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to approve of the ambassadorship of Mr. Tarumi? Why did China not expel all Japanese diplomats, including Mr. Tarumi and everyone else named in the judgment, in 2022 for spying on our country?

With Yuyu’s conviction, every Chinese citizen, when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embassy—or perhaps any other foreign embassy and diplomat—will be expected to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those embassies to be “espionage organizations.” Chinese citizens should also know that foreign diplomats are potentially agents of “espionage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meaning of Chinese law.

Every sensible Chinese citizen should be appalled by this reasoning. So should every foreigner who wishes to meaningfully engage with China and its people.

Yuyu has known numerous Japanese and American journalists, scholars, and diplomats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He is always transparent about his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ntacts and has long served as a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China-based diplomatic and journalistic communities from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Yuyu is being persecuted for the independence he has demonstrated during a lifetime spent as a journalist. Even before his detention, Yuyu had faced tremendous pressure numerous times for the words he published, and we believe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were an excuse for inflicting more pain and punishment.

Yuyu is also being targeted for his principled engagemen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is fellowships at Japa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prestigious Nieman Fellowship at Harvard, wer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by Chinese authorities. These authorities suggested that foreign governments were paying Yuyu for his service by awarding him these fellowships. Chinese Internet trolls pointed to the Nieman fellowship as evidence that Yuyu was an American spy. Some even provided a list of all previous Nieman Fellows from China and called on the authorities to arrest them all.

These charges are patently absurd. But the accusations, along with today’s outrageous verdict, put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who have been on exchanges abroad in danger. Any such fellowship could now be considered by Chinese courts to be a pay-off by a foreign actor. It could be used as evidence of a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crime.

Yuyu’s yearslong detention has already had a chilling effect on Sino-Japanese ties, and his verdict today could irrevocably damage relations at the highest level.

Yuyu’s conviction effectively marks the end of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 method of engage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lways claimed to champion.

As last year’s open letter by dozens of prominent academics and journalists calling for Yuyu’s release asked: “Who would want to come to China to meet Chinese journalists, academics, or diplomats if these meetings could be used as evidence that the Chinese side is committing espionage?”

“No one” is the answ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rovided definitively today.

To those who have asked and cared about Yuyu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e are eternally grateful. Your help and support has been of immeasurable value in this extremely difficult time. Like most of you,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e Yuyu in person and have only been able to get updates from his lawyers, Mr. Mo Shaoping and Mr. Shang Baojun, to whom we also owe a debt of gratitude.

Through these lawyers, who’ve visited him once a month, Yuyu has reported that he has been consistently doing 200 pushups and 200 leg raises a day and has maintained his high spirits. He is aware of the tremendous support he has received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He is extremely grateful.

Even though today’s verdict does nothing to tarnish Yuyu’s reputation internationally among those who know the value of his work, the propaganda within China will undoubtedly mislead his own fellow citizens, for whom Yuyu has advocated his entire career. Yuyu will now be known as a traitor in his own country, instead of being recognized as someone who always fought for a better Chinese society. This baseless assault on Yuyu’s love for his country is unacceptable, and we will support Yuyu’s upcoming appeal of his conv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