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车俊为何未能沿袭夏宝龙模式退居二线后还升副国级？》中已经介绍了车俊是2010年5月从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升正省部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2016年6月调任浙江代省长，在省长位置上仅坐了10个月便就地升任省委书记。

但是，当时在兵团里与他车俊搭档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刘新齐却没那么好命。就在车俊离开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党委的11个月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发布消息称：日前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且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新齐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这个刘新齐出生于1956年，19岁时“参加工作”，第一个职务是 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四连的统计。如此出身证明此公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两年前的1月1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兵团后代” 是中共新疆维稳的最可靠力量》一文中介绍了此前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4名新疆官员中，除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陈全国，另外三人都是“兵团后代”，包括时任新疆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时任新疆公安厅长王明山以及时任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笔者2022年1月17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熊选国 另一位被习近平雪藏的中共高官中的法学真博士》中介绍了当美国的制裁宣布之前，霍留军已经被中纪委工作组宣布采取“双规”措施几个月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令公布后，中共当局这才在内部宣布霍留军“不再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

这里需要更正的是，这个霍留军其实是在2019年4月就已经被免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此时距他的60岁生日还有1年零4个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因为霍留军“有幸”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按照习近平“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对美斗争原则，霍留军虽然贪腐金额“实在是过于庞大”，但仍然还是被内部宣布免予刑事处理。

下面继续介绍车俊当年在兵团的搭档刘新齐。此人自出生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兵团半步。有墙内报道文章中说他到1988年10月升任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党委书记、团长时，都还没有去过一次乌鲁木齐。1994年在兵团农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职务上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学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在中央党校“镀金”之后，刘新齐晋升为农三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继而又改任兵团农一师党委书记兼师长，2001年6月，升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副省部级。

2010年5月，车俊被安排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以及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一年半后，才满64岁的时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华士飞被安排提前退居二线，刘新齐被就地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兼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时的华士飞虽然被安排提前退出实职，但当时的中组部也没有亏待他，特别为他安排到全国政协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举家迁往北京。

而出生于1956年的刘新齐于2017年3月先被宣布免去兵团党委副书记职务，半个多月后又被免去兵团行政一把手职务时，还不满61岁。接替他职务的彭家瑞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这个刘新齐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还去北京出席了人大例会， 5月份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是笔者所追踪的中共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被处理速度最快的一个。

中纪委当时宣布开除刘新齐党籍的理由是“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子收受他人财物，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利，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执纪审查工作”。但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邵峰则对记者说：“腐败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无论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还是兵团原司令员刘新齐等人，无一不是政治上的阴谋家、野心家，或是政治上的两面派‘两面人’，其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都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经济腐败背后隐藏着政治问题。”

不知刘新齐落马之前的“野心”是什么？觊觎兵团党委书记职务？

刘新齐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断崖式下降“之后，有墙内媒体追踪报道说：2015年8月至今，已先后有四名兵团党委常委级人物被查，除了职务最高的刘新齐外，还包括他在兵团党委领导层的三名前同事。2015年8月，兵团党委原常委，第八师原党委书记、政委，石河子市原市委书记宋志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一审获刑四年；2016年12月，时任兵团党委常委田建荣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2017年4月6日，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后续的故事是，田建荣已经于2017年6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时过7年，仍然没有宣布对他的司法处理结果。

王世江于2017年7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通报中说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严重蜕变、经济上特别贪婪，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腐败分子，严重破坏了自治区水利系统的政治生态……

而在王世江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前一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已经对外宣布了“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就和田建荣一样，对王世江的司法处理的结果至今没有被公开宣布。

兵团贪官群里像田建荣和王世江这样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便长年没有下文的例子挺多。比如2016年就被媒体报道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时任兵团第九师副师长张建雄；再比如兵团五师双河市原副厅级干部孟宪锋已经于2023年3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但至今也无法从公开媒体中查到他们被逮捕、起诉和开庭的报道。

另外，时任兵团第四师副师长杨国伊已于2021年2月19日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同时也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时任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文国辉已于2020年12月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也是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但从此双双再无下文。

至于被宣布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之后便长年没有进一步消息的兵团贪官就更多了。比如时任兵团妇联主席张新荣，时任兵团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佼玉都是于2018年1月被宣布接受审查；时任兵团国资委副主任梁东亚是2020年初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此三人至今都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呢，对兵团贪官们的司法处理过程也有快的，比如2017年落马的时任兵团纪委副书记刘军，不出一年就已经被宣布因受贿两千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9年。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经受了纪委和监察委的审查调查幸免牢狱之灾或者只是受到轻处分的至少有以下几人。

2000年2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兵团副司令员陈忠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既然只是行政撤职，说明这位陈副司令员已经成功免受牢狱之灾。

另外还有一个免受牢狱之灾的例子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原党常委闫志顺。此人虽然问题严重，但因为是主动投案，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和公职，但不移交司法。

受处分最轻的当属兵团第九师原党委书记、政委何建明，此人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但2020年3月下达的处理结果竟然只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上撤消原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综合我们本篇文章和过去相关文章的内容，截至目前，新疆兵团落马的正省部级贪官有两个，一个是目前已经结束一审等待判决的前兵团党委书记、政委韩勇，另一个是前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而陆续受到党、政及司法处理的副司令员，第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的陈忠，第二个是退休4年后又被倒查的杨福林。杨福林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也还兼任一段兵团政法委书记职务。所以他被中纪委罗列的罪名里还有一项“违规插手案件”。

这位杨副司令员从2001年至2020年，从兵团副师长职务开始持续受贿至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总受贿额三千万出头。法庭审理时认定他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杨福林被一审宣判的时间是去年4月。3个月后，另一位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当时以《涉破坏“祖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焦小平被双开》为标题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中纪委对焦副司令员的双开通报中的奇特内容：“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破坏秦岭生态”……,另外还有“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等。

这个焦小平是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著述颇丰。因为他的罪名之一是“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的实施”，所以他落马后其《碳博弈-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气候政策》、《未来低碳技术》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则》三本著作受到特别关注。

此公是2022年6月才被从北京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位置上调升新疆兵团副司令员的。到任不满8个月即被宣布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审查调查。 与此同时，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王炳炬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迫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5月17日，焦小平受贿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法庭宣布他的受贿金额只有6千多万，而且其中5千多万“未实际获得”。所以他最终应该是获刑10年以下。

关于兵团贪官群的最新消息是天山网上月18日发布的，内容是兵团第二师22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吴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几年来笔者陆续搜集到的新疆兵团贪官群的资料远不止本文介绍的这些。留待日后再出现新的正、副司令员和正副政委被审查调查的消息时，一并介绍。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大贪官韩勇可能是唯一不欠新疆少数民族血债的兵团一把手》中，介绍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张春贤于2015年4月安排韩勇接替车俊，由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任兵团一把手的用意，就是要让他在此职务上等待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当选”中央委员。可惜事与愿违！个中原因应该是当时在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机关里盛传的车俊以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身份向上反映了韩勇到兵团工作后不把反恐当“主业”。

今年四月中纪委宣布开除韩勇党籍、公职的通报中说他“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政治意识淡漠，不敢担当斗争……”，应该就是指他韩勇上任新疆兵团一把手职务后在“反恐”问题上的“无所作为”。

2014年8月11日的人民网转载了由时任兵团一把手车俊亲自审阅过的《兵团日报》文章《新疆兵团：保持高度警惕以实际行动参与反恐斗争》,声称一定要充分认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切实发挥维稳戍边特殊作用，保持高度警惕，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到反恐维稳斗争中，以“零容忍”态度、坚定的立场与“三股势力”作斗争。

同年9月9日，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的《西出阳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周年散记》一文透露“兵团人先后平定暴乱300余次”。

这可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披露的数字，兵团当然是新疆“反恐”的中坚力量，但也并不是全部力量。而截止2014年9月，仅兵团就完成了300余次的“平定暴乱”任务，这个数字真的是十分恐怖。

自诩为墙内新疆民族问题专家的张凡和李景全曾在新疆兵团自己办的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说是“西北边境之敌不敢贸然进犯， 兵团其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兵团屯垦戍边只是发生了显性功能向隐性功能的演变， ‘兵团无用‘只是部分人和平时期的错觉。 和平发展时期，新疆社会形势也发生变化，兵团 维稳的功能得到强化。此时，新疆的主要威胁演变为 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 和宗教极端分子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制造民族隔阂， 利用非法宗教活动煽动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闹事，使新疆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纠缠在一起。假如此类事件交由军队处理，将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加之，类似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地方政府很难迅速调集力量应对。而兵团散布于新疆各地，亦兵亦农、能文能武，解决此类事件时，不仅反应速度快，而且得心应手。”

该文章举出的例证之一就是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七•五“暴乱”。在这次“暴乱”事发24小时之内，兵团“迅速集结了三万多民兵待命，到达指定地点执行巡逻执勤任务。”

完全可以想象，三万多不统一着装但却荷枪实弹的“民”兵压阵，只会比正规军更让“暴民”们感觉恐怖。

当然，新疆兵团（截止2014年9月的）300多次“平定暴乱”不全是发生在车俊全面主持兵团工作期间（ 2010年5月至2015年4月）。但无论是与前任的聂卫国，还是与自己的后任韩勇相比，车俊在统率新疆兵团的5年时间里的“主动作为”和“敢于担当”显然是受到了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和习近平本人的相当认可，不然中组部也不会想习近平所想，把这个车俊安排到习近平曾经担任过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浙江省，沿着习近平当年的踪迹，先当省长，再当书记。

那么当年的习近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欣赏并决定重用车俊的呢？

车俊比习近平年轻两岁，和习近平有着同样的下乡插队，并因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突出而先入党继而做官的经历。不过呢，习近平当年在插队期间的最高官位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而车俊则是在当过公社团委副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又被提升为公社党委书记。

说起来，当年的公社党委书记等同于如今的镇党委书记，是正科级的“国家干部”。但这个车俊在连续两次高考失利后，于1979年底要求调回到省会合肥父母身边，工作关系调到了合肥中级法院，从助理审判员做起，一路升到该院的副院长。期间花3年的业余时间拿到了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的函授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从此就算是有“学历”的干部了。

接下来，车俊又陆续担任了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市委副书记和市长，以及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书记。

2005年3月，因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河北省优秀人民公仆、优秀共产党员、廉政公仆等荣誉称号” 而受到中共高层特别关注的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奉调公安部，在合肥有着较长时间公检法工作经历的车俊被认为是跨省接替刘金国的合适人选。不过，到河北担任省委常兼政法委书记一年半以后，车俊便被中组部安排改兼省委组织部长，一年半后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2010年奉命入疆前的职务是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

那段时间的车俊之所以被时任中共中央“副总书记”、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看中，说法之一是习近平2010年7月间在河北视察期间听取了车俊的工作汇报，立刻对他的市检察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和省级政法委书记的从政履历有了兴趣。

习近平此次巡幸河北之后，当时的河北省委内就风传车俊迟早会进入中央公检法系统工作，甚至有人打赌说他会先比刘金国晋升正省部，很快就会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官至正部长级。

前面说了，新疆乌鲁木齐发生2009年的七•五“暴乱”后，兵团一声令下，就能在24小时内迅速集结了三万多“民”兵，而且这还是兵团在乌市市区和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只有两个师，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到全国各地“包活”的工程建筑师的前提下。

但是，即使这样，中央方面对兵团的这次表现仍还不满，继而便开始为时任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兼新建集团董事长聂卫国物色接班人选。

几个月后，车俊奉命入疆，被直接委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新建集团董事长，官至正部长级。而聂卫国则奉中组部之命进京，在国务院的三峡办公室领了一个正部长级的闲缺。

说明一下，中共政权目前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一把手的直辖市和自治区里，虽然其党委一把手是副国级，但行政一把手都是正省部级，省委副书记一律都是副省部级。唯一的例外就是新疆。每届新疆自治区委员都至少有三名副书记，而除了担任政府一把手的那位副书记，还有一位兼任兵团党委书记的副书记，也是明文规定的正省部级。与所有地方省份一样，新疆兵团的政务一把手司令员，也是正省部级。

有纪录显示，车俊是2010年4月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向时任自治区委书记张春贤报到。次月被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在自治区党政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3个月后即又新添一个职务，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他也是历任新疆兵团一把手里唯一担任过这样一个中央级职务的。随着他2016年6月调任浙江省长，新疆自治区委里便只有一个区委书记是当然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该小组的组员里再无一个是来自新疆自治区委或者兵团党委。

不过呢，1955年出生的车俊调赴浙江时已经61岁，时不我待。所以习近平只让他在省长位置上坐了10个月，便抓紧安排他接替了夏宝龙的省委书记位置。

回看新华社2017年4月26日刊登的一则关于浙江省主要领导人“换将”的新闻:夏宝龙不再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由车俊接替。次日，夏宝龙就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时的夏宝龙距离65岁生日还有8个月左右。因此而被外界推测可能已经在习近平那里”失宠“。谁成想次年的十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竟安排他“当选”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车俊在因为年龄原因无奈离开了浙江省委书记宝座，被依惯例安排到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当了一个副主任委员。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车俊一度被浙江官场上认为也会像此前的夏宝龙一样，退居二线不久就重返一线，而且就是会在2023年的十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接替夏宝龙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继而就是再接替夏宝龙的实职，成为中共港澳工作的新一届掌门人。

试想，一个在担任兵团党委书记期间天天高喊着要“维稳”就一定要“主动出击”的人接掌港澳办，对那些不服管的香港人的震慑力会有多强？

当然，如今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车俊并没有成为“夏宝龙模式“的复制品，原因就是栽到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车建军手里了。

2020年9月7日，有香港亲共媒体报道了《 原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胞弟7月落马》的消息，说是有中共内部人士透露中国安徽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车建军7月底落马。报道中强调车建军的兄长是刚刚卸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车俊，两人相貌也神似。

2021年12月30日，车建军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11年。此前官方在开除他党籍和公职的通报中，称他在1996年至2018年间利用担任安徽省纪检委纪检监察员、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主任、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时，在规划审批、项目用地、承接业务、案件办理等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42万余元。

车建军因贪污受贿罪被共产党政权关进自己的监狱，而且在安徽官场上人人知道这个 无能之辈之所以能够官至正厅级，全都是靠其兄长车俊在背后不断“发力”。所以习近平只能“忍痛割爱”。这也导致了夏宝龙自去年三月因71岁高龄而不宜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情况下，港澳工作的掌门人竟然一时找不出合适的替代人选。

这里说句题外话，自前年的中共二十大和去年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开完之后，中共官场上可能只有两个人是已经不再有副国级职务但至今仍然还是留在此前以副国级身份兼任的职务上，第一个就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希，在二十大后虽然把此前兼任的中组部长职务交了出去，但同样重要的中央党校校长职务至今还在担任。第二个就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

去年3月中共“两会”开过之后，中共驻港新闻机构《大公报》刊登文章称，此次新组建中央港澳办，年过七旬的“老将”夏宝龙出（连）任主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他高度肯定、信任和期待。

次月，一家大外宣媒体又刊登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完整名单浮出水面 中央对港澳工作重心未发生明显变化》一文，说是新的名单里，除了担任组长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五名副组长分别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外交部部长秦刚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当然，代表外交部的那位副组长如今已经由秦刚换成了王毅。也就是说，如今的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里，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书记处书记。而夏宝龙虽然已经没有副国级头衔了，但仍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组长。

话说当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这位夏宝龙是他手下的省委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现如今，既然给他夏宝龙安排一个新疆（反恐）兵团前党委书记当接班人的预设落空，那么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也是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出身的周霁出任他的第一副手。

至于车俊，虽然第二次成为夏宝龙接班人的希望落空，但在担任二线虚职的同时，还是被习近平以另一种方式重用，委以中央第一指导小组组长职务，以“钦差大臣”身份周游列省为习传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北京时间的12月12日，新华社发布了前陕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勇受贿案被广西南宁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的消息。南宁市检察院指控他1993年至2023年的30年时间里，先后利用担任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陕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61亿余元。

这个韩勇是吉林九台人，父亲是当地县委机关的一个科级干部，18岁时被父亲安排在离县城最近的苇子沟公社插队。

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韩勇确实是“积极要求进步”还是他在县城当官的父亲运作的结果，反正是韩勇插队不到两年就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并很快当上了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村官”当了不足一年，韩勇就被县教育局指定占用分配给苇子沟公社的吉林大学工农兵学员名额，于1977年3月入校。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凡是1977年入学的“大学生”，仍然还都是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虽然称之为77级，但事实上都是78年春入学的。

韩勇从1977年3月进入吉林大学法律系到1980年1月结业，在校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两年零10个月。

可别小看了这个吉林大学，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从这里走出来的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官多得令中国人民大学历届毕业生们嫉妒万分。

先说从吉林大学出来的副国级中央领导人，他们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十九、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前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主持常务工作，正部长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汪永清。

再说韩勇吉林大学法律系的同窗。除了前面说过的张军和汪永清，还有前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明显、孙谦，以及前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等。

这个奚晓明已经于2017年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主持对他先进行党内纪律审查调查的就是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张军。

另外，陆续从吉林大学走出来的中共正、副省部级高官还有：现任中纪委副书记喻红秋，先后担任过吉林和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前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前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前安徽省省长、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前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正部长级）赵实，现四川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利，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正部长级）邓凯， 前中央纪委常委、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现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崔少鹏，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刘滨，以及前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

这位胡怀邦因犯受贿罪已经于2021年1日获判无期徒刑。本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此时的张军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孙谦是副检察长。吉林大学法律系里有传闻说此二人中的一个在向河北省承德市检察院交办胡怀邦案时，让该院检察长提醒胡怀邦最好当庭就表示服判，不上诉，“争取个好态度，以利日后减刑”。

回过头来续说韩勇本人。

此公在吉林大学法律系花了两年零10个月的时间换了一张大学“普通班”结业证书后进入吉林省检察院， 从书记员逐步晋升，17年内累迁至吉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其中，1992年12月至1996年1月间的职务是吉林松原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检方指控其涉嫌受贿，正是始于此任上。然后就是从吉林省检察系统转岗至纪检监察系统，升任吉林省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厅长，晋升正厅级。

2004年7月，韩勇首次跨省份履新，升任新疆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跻身副省级。

2010年12月，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一把手张春贤向中组部提议获批，韩勇被升任自治区委副书记。

张春贤是2010年4月接替了王乐泉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新疆兵团第一政治委员职务。此时的韩勇是已经在位6年时间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升任自治区委副书记后，张春贤还让韩勇继续兼任了3年时间的组织部长，期间韩勇在十八大上“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2013年韩勇改兼省委党校校长，同时奉命把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兼职让给由中央组织部“空降”的马学军。

2015年4月，韩勇被安排接替另一位时任新疆党委副书记车俊当时兼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终于熬成了正部长级。

1956年月出生的韩勇到2015年已经是59岁，如果再不被提拔至正省部级，就只能在副省部级岗位上坐等退休。此时的张春贤已经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新疆自治区委书记及新疆兵团第一政委，在中组部那里的话语权自然是上了一个档次。所以在韩勇的这个年龄当口给他一个正省部级的位置，应该是张春贤对数年来辅佐自己有功的韩勇的政治犒赏。

如果对照韩勇的被起诉书内容和在他中共各级官场上的履历就会发现，他从1993年升任吉林省松原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至担任陕西省政协主席期间，只在一个职务上没有接受过贿赂，那就是他在担任整个官场生涯中的唯一一个正省部级实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兼新建集团董事长期间。个中原因就是他仅在这个岗位上坐了不足8个月的时间，就被中组部安排到陕西省等待“当选”该省政协主席。期间即使动过以权谋私的念头，也来不及实施。而被韩勇接替陕西政协主席职务的马中平说起来也算是他的吉林大学校友，曾经拿到过该校的在职硕士文凭。

熟悉中共组织运作的人都知道，自从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被升格为政治局委员兼任之后，中共中央就会在每届全国党代会上给新疆自治区分配3个中央委员名额，具体落实到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和兵团党委书记头上。

2010年8月开始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兼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兵团一把手“），同时也还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的车俊，是在2012年10月“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

2016年2月至2020年4月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兵团一把手的孙金龙是在2017年10月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委员。

2020年4月至2021年10月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兵团一把手的王君正，因为在这个职务上的上任和离任时间都是在两次全国党代会之间，所以他日后“当选”二十届中央委员是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身份。

而2021年10月至今年6月间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兵团一把手的李邑飞，则是于2022年10月“当选”二十届中央委员。

显然，当初张春贤于2015年4月安排韩勇由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改任兵团党委一把手的幕后考量，应该也是让他在此职务上等待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当选”中央委员。可惜事与愿违！个中原因应该是当时在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机关里盛传的车俊以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身份向上反映了韩勇到兵团工作后不把反恐当“主业”。

韩勇是今年四月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公职的。中纪委的通报中说他“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政治意识淡漠，不敢担当斗争，结交政治骗子、搞政治投机。以及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请注意这其中非常特别的一句“政治意识淡漠，不敢担当斗争”。当时的墙内观察者网就特别以《不敢担当斗争，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被开除党籍》为题报导之。财新同样内容的报导文章则是以《陕西政协原主席韩勇被开除党籍 官方通报首现“不敢担当斗争”》为题。

那么，这个政治意识淡漠和不敢担当斗争，应该就是指他韩勇上任新疆兵团一把手职务后在“反恐”问题上“无所所为”。

笔者观察到，2015年4月车俊把兵团党委书记和政委职务交给韩勇后，中央却是让车俊继续兼任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另外就是车俊不再担任兵团党委书记和政委职务后，依惯例都是要由兵团政委兼任的兵团军事部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却意外空缺。而韩勇之后的兵团一把手则是上任的同时就被任命为兵团军事部第一政委。

众所周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准军事实体”，，沿用兵团、师、团、连等军队建制和司令员、师长、团长、连长等军队职务称谓。但这部分“官”和他们手下的“兵”们并非现役军人。而兵团内部的现役军人，全部统编在兵团军事部。

在中共军队编制中，新疆军区是个特殊的存在。他是唯一的副（大军区）战区级的省级军区，下辖机构不但包括了正师级的乌鲁木齐警备区和克拉玛依、伊犁、塔城、阿勒泰、哈密、博尔塔拉、昌吉、吐鲁番8个军分区，另还辖有一个副军级的南疆军区和一个同样是副军级的兵团军事部。而这个兵团军事部则辖属着直属人武部和各局各师的人武部。另外，兵团里的一个人员规模远大于正规军师级建制的预备役师，是接受兵团军事部和南疆军区双重领导。

而近些年来的南疆地区“反恐“，全部都是由兵团军事部和武警新疆兵团总队以及南疆军区执行。而兵团下辖的好几个师除了经营工业或农业等主业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副业”就是建设和管理自己领地内的“再教育营”。“营地”里武装值勤任务是由驻地武警部队承担，管理人员和“教员”大部分是兵团预备役师各团里派出的汉族转业干部，也有少数维奸。

如此说来，首先是因为在位时间太短，其次是因为上任之始即被车俊向中央新疆问题协调小组密报“不抓反恐”，所以这个韩勇应该是自中共政权在新疆发动“反恐”以来唯一的一个没有欠下新疆少数民族血债的兵团一把手。

我们知道，自韩勇被免去兵团一把手职务后，习近平当局即陆续开始了对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兵团领导机关的政治大清洗，先是于2016年将张春贤调进北京“另有任用”，次年初即一次性让8名兵团副司令员和副政委不知去向。与此同时，习近平却又将与韩勇一同辅佐张春贤多年的车俊调任浙江省长，为日后就地接任省委书记热身。仅此就能证明，当年这个车俊不但是向中央举报了韩勇，很可能也举报了张春贤。故立功受奖！

本文开头引述的新华社报道的最后一段是：……韩勇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不过呢，认罪态度再好，2.6亿的受贿金额恐难逃死缓。如果不能被法院认定赃款赃物已经全部收缴，可能还会被附加终身监禁。

按照中共相应法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需要最高法院核准，而死缓则可以是高级法院核准。但2015年修订刑法，增设了死缓附加终身监禁这一新刑种之后，当局提出要“从严把握适用终身监禁审查标准”，说是终身监禁是对于罪犯自由权利的终身剥夺，需要一直在监狱内服刑并不得减刑、假释，没有经过改造后回归社会的可能性。鉴于该种刑罚是在宣告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作出决定，比一般死刑缓期执行更重，因此，其核准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其判断标准应参照死刑立即执行进行严格审查。

也就是说，韩勇是否会被在死缓基础上附加终身监禁，就看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张军是否愿意对自己昔日的吉林大学法律系学长网开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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