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引发网民怒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11月22日到访人民大学，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发布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演讲互动部分，其中包括王宪举的提问和卡林的回答。目前人大重阳已经将这篇文章删除。CDT已将文章保存至404文库。以下帖子来自微博和小红书。

@边雀投江：公众号原文已经悄无声息地删除了，从现场提问，到审稿，到发布，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些话有问题，全场“会心一笑”。甚至被声讨之后，直到现在闷头装死毫无回应。王宪举教授能怎么样，自罚三杯都算不上吧。助力留存一份，人大和王宪举都应该服服帖帖被钉上耻辱柱。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谢谢你！”

——王宪举，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边雀投江：看到了哈方回应，也在这条下存个档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小红书：

陈生大王：哈方的回复太打脸了：1，不要强迫妇女生育，不要替她选择。2，保护妇女权益，3，国家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会给每一个小孩分红，该账户只能用来解决住房或者教育问题。

麦卡PU10P：这个问题最糟的还不是它本身的内容和措辞，而是它得到的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文明回答，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反衬得落后了十倍不止。两位王教授你们真的是，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梦露_202308：人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怎么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女人生孩子，直白的说就是怎么给女人脖子套铁链。

总是在放空看窗外：妥妥纳粹配种言论

史海勾陈2：人是有尊严的，怎么能强迫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去做不愿意的事儿呢，那样人与牲口何异

江湖边远：建国后的诸多运动已经把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都消灭掉了。

神气飞天猪：只能用沐猴而冠来形容这种提问……

丁叁胖凉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可谓是学术界的卧龙凤雏了

BlackHandsnake-：试试这条微博多久会无

网络暴民_发疯版：我寻思这也不是封建社会啊，咋能从一个教授嘴里讲出这种话

墨墨-心中的星星：已经恶心到台面上毫不避讳了

米粒娇糖：我将如国家爱女一样爱国

哥特指纹：这种人研究了一辈子，死活不明白为啥女人不愿意伺候他了

AAA洋芋批发商刘姐：真贻笑大方了

我是超级鸢尾猫猫：老登尸位素餐坐在位置上不挪屁股[微笑]我怕我生的孩子长到22岁没岗位在家啃老啊[微笑]他们这种人赶紧滚蛋我就敢生了。

甜诚兔兔茶：以前强制带环流产不也是这这样吗，他说的已经很直接了

FIowind：王：你们用的什么铁链啊？你们的妇女怎么不跑啊？ 哈方：我们解决孩子教育问题和住房问题。

是蝌蚪酱_:卸载微博之后很久没看，总觉得这里是非太多，没想到外面的世界如此离谱

ianlinglaw：不得不说，提问者比回答者的文明程度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穷则独善其身67：保存 完全不拿我们当一个完整的人看待 女性一定要多读书 健身多看看这个世界 能远离就远离 这样子的 不要心有任何幻想 会有人救你 真真一女三吃 大家加油

工作真的好烦人：真的气笑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授啊，这就是所谓的男女平等？

海拉鲁香蕉批发：我很震惊,一阵恶寒

农场主对黑人奴隶的诉求是,要他们老老实实使劲干活。

牧民对自己圈养的牛羊的愿望是，多怀多生，壮大族群。

而当代我国顶尖大学的高知，在国际大会上对我国女性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倡导”是，服服帖帖早生多生，一毕业就生 有时候真的很佩服韩女。

更让我恶心绝望的是，外国女性的鄙夷，和国人男女的笑容。你们究竟想让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变成什么样？？？？？？？ #女性 #国际形象 #女性生育权 #生育率 #生育率下降

二编，新增了哈萨克斯坦代表的回答

三编，哔我帖子,我修改再发!!!!

四编，这是有多怕啊

五编，给我们的发言人打了码，所以本文不涉及任何暴露隐私，嘲讽谩骂人身攻击他人的行为，我写的初衷就是希望女孩子们能够更有自我意识，对当前社会的生育态度能有更清晰的认识，无论生与不生，我都希望这是女生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不后悔的决定，女性永远是生育话题的第一性。

盛开的白兰树下：还不如研究怎么让男性产子呢

plokij：为什么不生啊，这简单，第一因为有你这样的人，第二怕生出你这样的人

陈美霖，“坠亡姐弟”母亲

在2024年开了一家甜品铺

四年前，两岁女儿和一岁儿子被前夫从15层高的家中扔落坠亡。今年1月31日，得知前夫张波和女友叶诚尘终于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陈美霖哭了一整天，觉得心突然空了，似乎跟孩子们的羁绊就此断开，彷佛再见的是自己所有过往。

那是另一段痛苦的旅程。结案后，她做了甲状腺乳头状恶性肿瘤全切手术，在脖子上留下一道约六厘米的细长疤痕，并需终生服药。她尝试跟两个好友合作直播带货，但总有网友质疑她“吃两个孩子的人血馒头”。她对陌生人很难建立起信任，对于新情感更是百般顾虑，甚至认为自己不配获得幸福。

夏天，她在重庆一处商业区摆摊卖自制甜品，从制作到售卖，几乎独立完成，她开始感受到自我的价值。

过去这一年，她一直在寻找，如何维持与孩子之间的羁绊，怎样在流量中自处。答案在哪里她还不知晓，更多时候顾不得细想，被时间推着一头扎进新生活。

你现在注册了新账号“美霖的提拉米苏”，和之前的账号“睿瑞妈妈”看起来是两个身份，是有意这么做吗？新账号介绍是“重生的陈美霖”，但还是关联了睿瑞妈妈的账号，那希望别人觉得你是哪个身份呢？

虽然他们是以睿瑞妈妈认识我的，但我希望慢慢淡化这个标签，从睿瑞妈妈一步一步到陈美霖，不是找回以前的陈美霖，而是一个全新的自我，有三十岁女人本该有的自信独立。现在不少粉丝来买甜品，我有时怀疑大家来是照顾睿瑞妈妈，而不是因为我做的提拉米苏。

我在新账号的介绍里写着“重生”，但我还没有到重生的那个点，还是在努力（通往）重生的阶段。等真正重生了，我会取消介绍里（和睿瑞妈妈账号）的关联。

陈美霖和她的蛋糕摊位。魏荣欢 摄

一月初得知宣判结果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想了什么？

心头突然一下子空空的，脑子也空的。

是很复杂的一种空，因为案子还没有到结尾的时候，我会觉得，跟娃儿还有点羁绊。当真的结束了之后，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要说再见了”。以后如果说没得跟娃儿的一些羁绊，我又该怎么办。

然后另一边我又觉得张波挺可怜的，真的为他不值。

（那天）我哭了一天，大声哭，哭累了停下来眼泪还一直流，最后是哭着睡着的，耳朵里也全是泪水。“再见的是我过去的所有”。

过去的所有，指的是前三十年的人生吗？

30岁之前所有的事情我都想遗忘，明白吗？从1到30所有的事情。如果那会儿我听了我妈的话，上了更好一点的初中，我所有的圈子都会不一样。圈子不一样了，我就不会认识张波。

我在读书的时候曾经幻想过我30岁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工作平稳，有一个幸福的家，有孩子，该上班的时候上班，休息时候一家人出去玩，我想要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能让我感到很安稳。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我怀妹妹（大女儿）的时候。我一定会大胆跟妈妈讲，我要把她生下来，但是不结婚。

陈美霖曾收到多封前夫张波从看守所寄来的“忏悔信”。讲述者供图

2024 年里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有什么决定让你觉得自己和“一年前的我”不一样了？

当我看清一个人的时候，果断拒绝来往。今年我跟两个朋友合作创业，后来都闹掰了，因为发现她们找我合作是看中我的流量。

我现在不愿意社交，总觉得大家都是带着目的性的，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如果说有人要约我出去吃饭怎么样，我就会认真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警觉性很高。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只能用一个词吗？我觉得是三个词——惨、累、坚持。惨就是被朋友利用，被朋友欺骗，创业也很艰难；累是工作上一路走过来很疲惫，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上；坚持是虽然这么累，但是我一直在坚持，没有放弃。

甲状腺那次手术，有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吗？

手术之前，我想如果手术台上发生意外，对不起爸爸妈妈，然后面对孩子这一块，我觉得挺高兴的，终于可以跟他们见面了。

当手术清醒了之后，我一下就哭了，觉得我还活着，仅此这一点。

自那之后，我可能对生命要比之前看得重一点，不会再有轻生的念头。

（注：3月20日，陈美霖做了甲状腺乳头状恶性肿瘤全切手术，需终生服药。）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内蒙古妈妈失去孩子的新闻（注：内蒙古三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我有看过，有点像我这件事情。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伤害的总是孩子，看得最细的是这个孩子没了的过程，因为这些情节很重要，决定对方能不能被判刑。我在孩子的事情上也学会了抠细节。

今年你有发现身边一些什么之前忽略的事物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街上的人来人往，烟火气息。现在摆摊站在那儿看，挺有趣的，有爸爸妈妈推着车带小宝宝出来逛，还有的出来遛一下狗，看着他们好快乐，烟火气息能治愈人。

附近不是有很多培训机构嘛，有妈妈可能会因为宝宝做了一件乖事想奖励，就过来给他们买蛋糕。就像我以前对妹妹，比如她好好把饭吃完了，我就奖励她一根最喜欢的山楂棒棒糖。

2024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跟爸妈一起去西双版纳过年。孩子出事之后，我就没有在家里过年，亲戚家也不愿意去。如果爸妈不愿意跟着我去外边过年，我自己也要去。

其实我很羡慕别人能自己一个人走很远。我从来就没有自己去旅游过，有点胆小。现在没有那么害怕了，很想去体验一下，自己去看看世界。

现在面对新感情是什么态度？

有人跟我表白过，我顾虑很多，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真心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网络上的流量，接近我会不会有什么目的。我害怕男的会不会都像张波一样，因为张波一开始也对我很好，但是时间久了会变。我会不断告诉自己，“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我现在觉得好像自己就不配，不应该得到幸福。

2025年，你希望周围的环境和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

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内心更平静，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更独立，做到自己出摊的整个流程（独立）。现在父母和朋友们帮我摆摊，有时候我就会去依赖，比如妈妈帮我刷盘子，明明这个工作是我的，不能让自己形成这样的习惯。

陈美霖在摊位前忙碌。魏荣欢 摄

现在还会经常想到孩子吗？

一开始有很多朋友安慰我，说要相信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只是你看不到摸不到而已。我晓得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又想自我安慰。

外婆经常劝我，把心放宽，沉浸在那里面伤害的是自己，他们都不在了，但你还活着。比如妈妈用墙纸盖掉娃儿在墙上的涂画，我觉得是在抹去娃的那种存在，但我不会抗拒，有印记就行了。平时我在屋头待的时间很少，如果一直留在那边，我父母看了心里也会很难受。（而且）如果我每天都看到一些娃儿的东西，我可能会变成一个疯子。

妹妹最喜欢的玩偶给她烧去了，我只留了一个猪猪玩偶在床头。有时我会把它当成娃儿对着说话，比如今天做了啥子，心里好烦，但是烦归烦，妈妈真的好想你们，你们想不想妈妈？一定不要忘了妈妈。

向阳，前富士康女工

在2024年获得本科文凭

向阳（网名）来自湖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初中毕业后南下打工，今年26岁的她已经在工厂流水线上待了11年。

她一直试图跳出流水线，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为此，她在打工之余报过面点、母婴、养老护理等技能培训班，考了大专，又继续考专升本，最终在今年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同样在这一年，她被工厂开除。仲裁失败后，她决定上诉。她也没有听从朋友的建议，换个工厂继续打工，而是选择暂时停下来，写小说，学习法律知识，学做菜。

向阳把这一年称为自己“成长的一年”，她学着不那么听话、服从，学着听一听内心的声音。她依旧不确定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她承认自己还需要摸索，可是她相信，眼前不止进厂这一个选择，她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你6月份正式拿到本科学位证了，感觉如何？

我以前很想拿到这个学位证，过去比较自卑，觉得别人是厉害才能拿到，但我不行。所以刚拿到的时候，一开始我有种虚荣感，想和朋友炫耀一下。后来就觉得我能拿到学位证，是因为我也一直在努力。

向阳的学位证。讲述者供图

我记得视频答辩那天，整个人快崩溃了，当时是借了朋友的房间和电脑，环境很不好，旁边在装修，楼下收废品的一直放大喇叭，还有小孩子在打闹。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选女性就业难这个话题？我说因为我可能马上就会遇到，这就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直接说，你写的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你为什么坚持要写这个话题？

我当时只能说，我的论文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我已经很尽力了，我想尝试发现问题，如果我不写，可能更加没有人知道女工的困境。

我们班（专升本）50多个人，拿到学位证的只有一半，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好的，算是多了一点自信心，以后找工作应该能用得上。

其实我1月底被富士康开除了，说我连续旷工4天，违反了集团的条例。他们之前给我绩效考核打丙，我不肯签字，就去工会那边维权，旷工那几天就是在工会。

我不服气，今年一直在找律师打劳动仲裁，7月案子正式开庭，10月出的结果是我败诉了。现在没有律师帮我，我自己在重新起诉，每天在催法院什么时候给我立案、开庭。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会打打零工，现在天天在家里写小说，复盘我在工厂里遭遇的事情。

这一年算是你休息的一年吗？

不叫休息一年，我一直在学习。我有在慢慢地学法律方面的知识，自己打印证据材料，学习怎么在仲裁的时候提出质证意见。周末又报了班去学炒菜。

我朋友还在工厂，每个月能领五六千块，她会觉得我有一点摆烂、躺平，就是找借口不想上班，也会催我出去打工。我不觉得自己在摆烂，我可以不要钱，我可以允许自己弱一点，做错一点事，因为做错了你才能去纠正改变。我愿意在我弱的时候，停下来去充电。

这一年我一直在探索自己的想法，包括反思我在工厂遇到的这些事情，有些并不是自己的错，没必要像以前一样只会服从、责怪自己。

今年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今年过年没有回老家，我觉得这是我脱离原生家庭控制的第一步。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去找律师，一步步跟进案子，打劳动仲裁，跟律师一起改仲裁书，而不是一直依靠别人。

以前我的家庭，包括工厂、社会，教给我的就是你要听从安排，要服从，有时候我遇到问题也会想，有人帮我把所有事情处理好就好了。我这一年一直在摸索着学会独立，要自己去做决定。

你发现了身边一些什么之前忽略的事吗？举一个小例子。

之前打劳动仲裁的案子我特别焦虑，有时候我会把这些情绪全部倾诉给朋友，会让他们也焦虑起来。这是朋友后来跟我说的，我太困在情绪里，他们也很难受。

今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做什么？

6月份我递交完案子之后出去散心了，去的最远的是惠州双月湾，我一个人在那里待了三天两夜，去看了海。我发现在大海面前，自己是渺小的，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坚持。因为我今年遇到的每一个挫折，之前写论文也好，后面处理案子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会一直陷在里面。但是我坚持去做，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起码是有自己的方向，而不是盲目被别人指挥。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一个外地女孩死在西安的出租屋里，那个是2024年8月16日，11点55分贞观公众号发布的。我看到后续是有一些调查，说有些信息可能不准确。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反映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困境，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是一样的，就业上的难题，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明明很努力，但是付出和回报还是不对等的。出人头地其实很难的，能解决自己的温饱，好好活下来真的已经很好了。

新的一年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是什么？

我跟富士康的案子。案子解决完之后，我还要去寻找一条出路，女工的一条出路。不是像我朋友说的那样，一定要进厂。我觉得有多种可能性的。

康菲，连环凶杀案死者女儿

在2024年等到网暴者的道歉

2024年5月，35岁的康菲（化名）收到了等待已久的胜诉判决书。

4年前，她的父母在一起重大恶性连续杀人案件中丧生，外甥受重伤。案发前，凶手曾非法潜入康家，他们两次报警，未得到重视。康菲为此要求公开调查，警方是否存在渎职。没过多久，她发现多个账号开始在公共平台对她的家人进行诽谤和网暴。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难取证，康菲找到了其中3个账号的注册者，包括一位当地民警，时任江西抚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2021年，她正式对3人提起民事诉讼。

案件一度受疫情、取证等因素影响，进展并不顺利。但康菲顶住压力，始终拒绝与网暴者私下和解。历经两次庭审，在这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上，她最终取得一场胜利。

2024年有给自己定下什么计划吗？现在一年快结束了，计划完成了吗？

我以前会有一个固定的计划，比如今年工作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赚多少钱，要去哪里玩。但是我家里发生事情之后，发现有时候做了很多努力，也没什么用，比如我希望调查警方是不是存在渎职情况，到现在没什么进展了。我就有点摆烂。

我爸爸走的时候，我们都找不到一张他比较好看的照片，最后选了一张有点严肃的，我每次看到那张照片就特别心痛。回想过去的30多年，我为了在深圳扎根，努力买房子、车子，然后刚买房子没多久，我家里就出事了，那一瞬间会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所以现在每一年我会更珍惜和亲人的相处时间，比如我的姐姐、外甥、我的先生，因为我的亲人已经不多了。

这一年生活里有什么重要节点吗？

今年5月收到法院的胜诉判决书吧。这至少对我的家人和父母是一个安慰和交待，我不需要这些人给我们赔偿多少钱，而是想让他们知道，你做了错事要付出代价的。

网暴案判决书。讲述者供图

今年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那次坐地铁，一个大爷占座，我直接过去跟他说你把腿收收，我要坐下。后面我跟他发生了冲突，闹到派出所，调了监控之后，派出所让他跟我当面道歉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挺勇敢，也特别庆幸我是30多岁遇到这个事情，因为我20多岁家里没出事的时候，我就是个外表很瘦弱，也有点怯怯的人，那个时候我不会有勇气站出来。

今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做什么？

应该是大理吧，因为我过年没地方去。以前过年就是回江西老家，我妈妈会提前好几天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叮嘱我出发前一天要带什么，是开车还是买的几号的高铁票，一直问。然后出发那一天会问你几点钟到，堵不堵（车），我爸又要开车来接，现在想起来其实都是幸福。

现在回去，我感觉也只是回到了一个房子里，江西冬天也很冷，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所以我就跟我姐姐、我先生，带着我外甥去了大理。

你对身边的人有了什么新的理解？举一个小例子。

可能是对我姐姐。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母都很宠我，我大哥是最大的，又是儿子，父母也会对他有偏爱。我姐姐就是夹在中间的、可能会被忽略的老二，她性格会比较硬一点，不太懂怎么撒娇、示弱一下。

今年我们去大理的时候，一次因为太堵车，只能骑小电驴过去，我们4个人只有我先生一个人会骑。我姐姐问怎么办？我就开玩笑说我不用担心，我老公会骑。她就说那你们俩走，我不去了。我就觉得她很硬。

我以前根本不关注别人，也没时间去分析你过着怎样的生活导致你形成了怎样的性格。但是出事之后，我姐姐是跟我关系最亲密的人之一了，她承受的比我还多，不仅是我们父母，她的儿子当时受重伤，她也离婚了，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在扛。所以在大理的时候，我跟她说，你可以软一点，你可以跟我撒娇。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我感觉是“淡”。因为除了网暴案胜诉，和地铁那件事之外，其他我好像没有特别多的记忆，就很平淡。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我关注了这段时间很火的卫生巾事件，就是大家测量出来的实际长度小于包装上标注的长度，感觉女性在很多环节里一直是自我意识最小的。我还在研究可以去哪里写留言，这个行业标准确实存在问题，我想写一写反馈意见。

2025年，你希望周围的环境和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没有办法期望周围的环境改变，比如今年我一直在投诉我家附近的噪音问题，每天晚上都有一群老太太跳广场舞，音响放得特别大，我给社区、12345都打过电话，但一直没解决。我感觉周围的环境不是我能控制的，只能做一点算一点，希望大家更文明一些，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纠纷。

至于我自己，希望能更平和一些，身体免疫力增强，睡一个好觉。我失眠的问题好多了，但晚上还是容易做梦。梦到最多的还是我的父母，有一次梦到我回老家，我妈在做饭，我疯狂地哭，说妈你去哪了？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以为你走了。

那个梦非常清晰，我记得妈妈穿着她很喜欢的碎花连衣裙，我爸穿的是一件冬天的夹克。妈妈站在厨房里说没有，我跟你爸就去了个三亚湾，玩了两天就回来了。

我太想他们了。

康家衣橱上，贴着家人外出旅游时拍的照片。李晓芳 摄

七七，烂尾楼盘业主

在2024年拥有了燃气和电

搬进延迟交付的房子第二年，七七（化名）过上了一种看起来正常的生活。

她28岁，在成都生活了5年，省吃俭用攒下积蓄，买下这套57平方米的在建公寓。然而交房时间一拖再拖，去年5月，面对房租和房贷的双重压力，她决定搬进迟迟不能交付的楼房里。

刚开始的日子充满不安，深夜里常有陌生人敲门，断水断电让她心力交瘁。唯一让她安心的是自己布置的暖黄色空间，那是她为自己创造的温暖的“小世界”。

一年多来，经过与开发商的多次交涉，情况逐渐有了好转。今年，楼里通了电和燃气。虽然屋外依然冷清，七七坚信自己离那个“家”越来越近了。

2024年，买过的最满意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3月份买的一台家用咖啡机。

楼里之前没有通电，是从外面的电箱接的临时电。当时房间里不能同时用太多电器，随时可能停电。白天上班的时候，屋里断电，晚上回家冰箱里的冷冻食品都化了。

那个时候，想喝咖啡只能点外卖，十多块钱一杯，挺贵的。

我以前一直在咖啡店工作，学会了做咖啡，也很爱喝咖啡。今年1月份，楼里通了电，我就想着买一台咖啡机，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做了。

我把咖啡机放在进门旁边的一个小柜子上。咖啡机是乳白色的，跟我小家的装饰风格也挺搭的。基本上每天早上起床收拾完，我就会做一杯带出门，边走边喝。感觉自己的生活也从随时断电的不安和焦虑里慢慢走出来了，逐渐变得正常了。

七七的咖啡机 讲述者供图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坚韧吧，从买房到知道它出现问题，然后入住到现在。刚开始自己就像一堆泥土，是散的，后来克服各种问题，看到楼盘在慢慢变化，自己也从一堆泥土变成了一个小泥块，更加坚韧了。

为了自己的小家你做过哪些努力？

我的小家室内面积只有42平米，不算大。刚住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很空，那时候也没有钱去添置更多的东西。入住后，我只要攒一点钱，就买一些喜欢的东西添置进来。

我喜欢比较暖色调的灯，我桌子上摆了两个小灯，一个是南瓜灯，一个是梨子灯，90块钱一个，不贵，但都很可爱。家里还有三个落地灯，感觉一进屋把灯都打开，整个屋子都显得很暖和。小时候家里装修用的是瓷砖，冷冰冰的，我就想，在我的小房子里要放一个地毯，这样冬天脚就不会冷了。我挑了6、7种，最后选了一大块羊毛毯放在客厅，踩上去暖暖的，特别舒服。

从入住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一个空房子慢慢被这些小东西填满，每天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些东西觉得挺温馨的。

夜晚，七七在房间里看剧。吕萌 摄

2024年，你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做什么？

我去了上海，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朋友带我在上海逛了逛，在外滩打卡了“三件套”，还去了上海交通大学。

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为了贴补家里就出去工作了，后来攒钱买房，也一直为房子的事操心。之前幻想过大学是啥样，可能就比高中大一点，但真正进了大学才知道，它很大，从一栋教学楼到另一栋都隔了大几百米，还有很大的图书馆，真的很羡慕那些大学生。

如果能和某个人交换一天生活，你希望是？

我的老板。我挺羡慕他的，他去过很多国家，朋友圈全是他置顶的各国旅游照片，有六七十篇，比我命还长。我没出过国，去过最远的就是上海。

2022年的时候，我在一家叫“大溪地”的咖啡馆工作。当时我不知道大溪地在哪里，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看到大溪地很美，外国人认为那里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当时不敢想，对我来说出国是件很遥远的事，现在也是。我很想和我老板交换一天，去大溪地看看。

2024 年里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4月份的时候，我坐地铁上班，一个穿短裙的女孩坐在我前面。我看到旁边一个男的拿着手机在女孩前面晃，很明显是在偷拍。我走过去，跟那个女孩说：“你过来，有人在拍你。”可能那个男的也有点心虚，赶忙把手机揣起来，装作若无其事地在那左右看。

我看那个男的长得很凶，我们俩都不想惹事，就一起去了旁边。女孩子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坐了两站就下车了。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关注到这个事情之后，我海鲜都吃的要少一点。还有比如谈恋爱女方想分手，男方不愿意分，把女生叫下去说见最后一面，反手就给女孩杀了，或者泼硫酸。当时会想到自己，之后谈恋爱，还是要选择一个性格好点的男生，就算分开了，至少不会有人身安全问题。

今年你发现了身边一些之前忽略的事吗？

有一次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突然她就生病了，咳嗽得很厉害。我想，作为一个在外面漂泊的人，对父母的陪伴还是很少的。希望父母能来我这住，我多陪陪他们。

2025年的第一天，如果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坐下来吃饭聊聊，你会选择谁？

我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我们一家四口在不同的地方，爸爸在深圳打工，妈妈回了老家（四川南充）照顾外婆，弟弟大学毕业就去了福州工作。感觉都身不由己，各奔东西，还是挺遗憾的，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今年（2024年）十月，楼里通了燃气，真的是一年里最开心的事了。那天，我做了第一顿热乎的饭，煮了邻居送我的腊肠，配上妈妈寄来的豆干，我吃了两大碗饭。我们四川人喜欢吃辣的、爆炒的食物，之前用电磁炉做不出那个味道，我那天吃了很多。新年，我希望能在我的小房子里给家人用燃气做一顿饭。

在房间里做饭的七七。吕萌 摄

新的一年，你希望周围的环境和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

希望我们楼盘的公共区域和一些基础设施能进一步完善。我们楼里本来有四套电梯，现在只有一套能用。没有维护卫生的人，楼梯上全是垃圾，灰尘也多，一些装修垃圾，木头、纸壳、泡沫什么的都扔在楼道里面。小区门口到我们楼门这段路没有路灯，晚上挺黑的。如果公共区域完善一些，住的人越来越多，下班回家路上有人，自己也不会那么害怕了。希望有一天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满楼的灯光能把我回家的路照亮一些。

当然，最希望的还是2025年能交房。最近听到小区物业说明年要交房，虽然不是官方信息，但还是期待。拿到房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

买菜回家的七七。吕萌 摄

“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自曝光以来，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和顺县公安局于12月3日发布的警情通报，该事件最初被描述为卜女士被张某“收留”，这种避重就轻的表述也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于案件性质及处理方式的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卜女士作为精神病患者的遭遇，也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起近三年前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两起事件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就我的观察，对于该事件，公众至少存在三点疑问，需要公权力机关予以正面回应：

1、张某是否构成犯罪？具体而言，卜女士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张某在明知卜女士精神异常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并生育子女，是否构成强奸？张某“收留”卜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拘禁”乃至“虐待”？

2、卜女士的遭遇是否涉及人口拐卖？卜女士家位于晋中市榆次区，距离张某家和顺县石叠村上百公里，卜女士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能够走失上百公里的距离，在此过程中，是否涉及人口拐卖的行为？

3、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失职行为？卜女士走失的时间达十余年，而相关部门早就知晓卜女士患有精神疾病以及被“收留”的事实，为何一直没有依法惩处张某的犯罪行为，又为何一直未能妥善安置卜女士？相关部门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职责，相关工作人员（如民警）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对该事件，和顺县联合调查组于12月10日发布了最新通报（详见《最新通报：“卜某走失被找回”事件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于第一点疑问已进行了正面回应，认为张某确实涉嫌强奸罪，并已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对于其余两点疑问，还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

基于目前的信息，我想再聊聊，公众（包括我自己）为何会产生以上这些疑问，以及基于这些疑问，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12月初，“山西新闻网”发布了一则《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的新闻报道，在该报道当中，存在如下表述：2011年，青城镇石叠村村民张某某收留了一名患精神疾病女子，后二人组建家庭，并生育一儿一女，在和顺县公安局人口中心和青城派出所的共同努力下，为其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由于该女子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来历，民警多次去其家里了解情况，采集血样，同时进行全国人像比对，辨认了300多条人员信息，对相似度接近的人员逐一核实，但却一直未能确定其身份。十几年来，和顺县公安局民警帮助其寻找家人的工作从未放弃。

▲“山西新闻网”的报道

暂且不论该报道对事件“丧事喜办”的错误定性（把犯罪美化为善举），从该报道本身，至少可以看出两个事实：

1、在十几年前，和顺县公安局就已经知晓卜女士属于精神病患者、张某与卜女士“组建家庭”乃至生儿育女的事实；

2、十几年来，和顺县公安局一直在帮助卜女士寻亲。

其中，若第1项事实属实，那就意味着，和顺县公安局在明知张某强奸卜女士的情况下，仍纵容这一犯罪行为长达10余年，其间也并未履行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义务，由此可推知公权力机关存在渎职。

对于第2项事实，即和顺县公安局十年如一日地在帮卜女士寻亲，我认为该说法存在太多疑点，这也对应到公众的第三点疑问，即公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底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

首先，根据公众的朴素认知：公安部门花了十几年时间都没能找到卜女士的家人，为何在志愿者介入之后，就能在短短几天内成功寻亲？难道整个公安部门的资源和能力还不及一位志愿者？对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公权力机关的失职，要么就是公权力机关的无能。

---

其次，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发生以后，2022年3月2日，公安部曾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详见《公安部决定：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公安部要求，要集中摸排一批线索，特别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要全面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要深化“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会同社区、街道和村组深入群众家庭，走访福利院、救助管理机构等，全面梳理排查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线索，重点排查疑似被拐人员，充分发挥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职能优势，在福利救助、卫生健康服务、走访慰问等工作中及时发现拐卖犯罪线索。要建立健全举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涉拐线索。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为专项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应当已经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卜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摸排；相应的，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对张某涉嫌“强奸”卜女士等犯罪行为进行了应有的惩处。然而事实却是，到了2024年底，官方媒体仍将张某的行为错误地报道为善举，而卜女士甚至至今尚未获得户口。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失职。

此外，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因此，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加强对卜女士的寻亲力度，而不至于拖到2024年底，在志愿者的介入之下才实现家庭团聚。

基于上述事实与分析，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同时，我也难以相信和顺县公安部门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帮助卜女士寻亲。对此问题，希望后续官方的调查能够予以重点关注，也希望公众能够持续进行监督及发声。

最后，有必要再聊一下本案是否涉及拐卖妇女的问题。

在公众心目中，此次“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无疑唤起了人们对三年前“丰县铁链女事件”的记忆，两起事件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自然而然地，人们也会担忧卜女士是否也像小花梅一样，不幸成为了人口拐卖的受害者。

在10号的通报当中，官方的表述是：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公安机关仍在深入调查。

关于卜女士是否真的遭遇了拐卖，还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但如上所述，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事实上，国务院于2013年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为《行动计划》），对于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根据《行动计划》“保障措施”一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逐级建立协调机制，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反拐工作，并制定本地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年度实施方案。”“将反拐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范畴以及相关部门、机构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考核结果送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相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我向和顺县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前述事项，以了解和顺县政府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这也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表现。

我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全文如下：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颜森林，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

身份证号：5XXXXXXXX

联系地址：成都市XXXXXXX

联系电话：15XXXXXX

联系邮箱：15XXXXXX@163.com

被申请人：晋中市和顺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县长：李雪

被申请人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新华街3号

申请公开事项：

一、被申请人所制定的和顺县地区《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实施细则；

      二、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所制定的各年度实施方案；

      三、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反拐工作对相关部门、机构的考核结果。

事实与理由：

      近日，“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即“卜某走失被找回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3月2日，公安部曾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下简称“打拐专项行动”），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应当已经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卜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摸排；相应的，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公安部门就应当对张某涉嫌“强奸”卜某等犯罪行为进行了应有的惩处；此外，根据打拐专项行动的要求，“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因此，至少在2022年，和顺县相关部门就应当加强对卜女士的寻亲力度，而不至于拖到2024年底，在志愿者的介入之下才实现家庭团聚。有鉴于此，我认为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

      事实上，国务院于2013年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为《行动计划》），对于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该《行动计划》于2021年已进行了更新。因此，申请人认为，《行动计划》在2013至2020年度应当已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有效实施，和顺县自然亦不例外。

      根据《行动计划》“保障措施”一章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逐级建立协调机制，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反拐工作，并制定本地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年度实施方案。”“将反拐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范畴以及相关部门、机构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考核结果送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相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基于此，申请人特申请公开前述申请事项，以了解被申请人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这也是申请人行使公民监督权利的表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为《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除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事项并不属于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禁止公开的情形，故应当依法公开。

      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申请人认为，《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行动计划》年度实施方案及反拐工作考核结果，均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及根本利益，必然涉及公众利益，故申请人认为上述信息需要公众广泛知晓，被申请人亦应当主动公开。

      同时，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故申请人有权申请获取前述相关政府信息。

      综上所述，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晋中市和顺县人民政府），公开以下信息：

（1）被申请人所制定的和顺县地区《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实施细则；

      （2）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所制定的各年度实施方案；

      （3）2013至2020年度，被申请人就反拐工作对相关部门、机构的考核结果。

      倘若申请人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的，应当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明确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应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以便申请人后续另行申请。

      被申请人自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书之日起，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邮寄（可邮寄至上述申请人联系地址）或电子送达（可发送至上述申请人联系邮箱）的形式，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答复。若被申请人逾期不答复或答复信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则申请人将保留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事关每一位公民的基本尊严，希望被申请人能够本着“依法行政”、“阳光政府”、“公开透明”等行政理念，依法及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此致

和顺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签名）：        

日期：2024年12月11日

 

附：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我也同步按照和顺县官网“申请指南”的要求（网址链接：http\://www.heshun.gov.cn/zwgk/zfysqgk/sqzn），准备了如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

▲邮寄记录

截至本文发出之时，我已将上述《信息公开申请书》及《信息公开申请表》寄出，接下来，就是等待和顺县的答复。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参考我的内容来申请信息公开，这件事并不难，按照和顺县官网“申请指南”的要求（网址链接：http://www.heshun.gov.cn/zwgk/zfysqgk/sqzn）准备材料即可。

——颜森林

2024/12/11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为了宣传三土的新书《空谈》，翻出了四年前澎湃对三土的专访，题为《是男性，是父亲，也是女权主义者》。我因此又读了一遍这篇采访，其中关于我们生活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非常温暖：比如我们决定让二宝跟我姓的时候，第一个抗议的是大宝，因为她认为弟弟应该跟姐姐姓才对，然后三土用非常有趣的方式说服了她接受二宝姓袁。读完以后我本来想随手转发，但又停住了，想起网络上以及姐妹们对于男性自称女权主义者的质疑。作为一个严重内耗的人，我开始了灵魂拷问：我应该转发吗？转发意味着支持我的顺直男伴侣自称女权主义者——我应该支持他这样自我标榜吗？男人可以——或者应该——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么？我内耗了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这些想法很可能粗糙不完善，我诚恳地期待听到朋友们的意见，共同更好地理解相关的问题。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诉求是推翻男权压迫，以期达到女性以及其余所有受到男权压迫的群体的彻底解放和完全平等。女权主义者就是相信并实践女权主义的人。这篇文章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男人可能满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标准吗？二、如果一个男人满足了这样的标准，我们应该称他为女权主义者么？三、满足了这样的标准的男人可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吗？

一、男人都是“女权表演艺术家”吗？

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在城市尤其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群体中，越来越多的男人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这让他们看上去很进步，提高他们在两性交往中的吸引力。我们当然要警惕“女权表演艺术家”，留心他们露出马脚的时候：不少男人满口尊重女性，但一有机会就对身边的女性进行或轻或重的性骚扰；还有很多男人读了波伏娃、上野千鹤子，嘴里承认女性的无偿劳动是一个社会的基石，回到家里却往沙发上一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有些男人的确在婚前二人世界里尊重女性伴侣、承担一半家务，但等到孩子一出生、家务指数级增长后，就开始半夜装睡，推诿工作繁忙不着家，让伴侣丧偶式育儿。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怀疑：男人都是“女权表演艺术家”吗？

我觉得男人是“女权表演艺术家”的比例很高，但有的男人真的不是。前段时间与一位十几年未见面的朋友重逢，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刚跟三土在一起不久。那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你好崇拜三土。”我当然记得。那时的我虽然抽象地相信男女平等，但并没有经历过很好的女权意识启蒙（参见我之前的文章《警惕幸运缔造的肥皂泡》），而且深受言情小说、电视剧的毒害。三土在学术上走在我前面，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过我对他的“盲目崇拜”。我跟他刚刚在一起，他就一直提醒我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才华。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说：“张爱玲说女人遇见心爱的男人，便直低到尘土里，在尘土里开出花来。可是不平等的爱情哪里能长久呢，她自己不就是个例子么？”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我一直记得。这些年来，在学业上，他在成长，我也在成长。我慢慢从仰望他到跟他平等交流切磋。三土不仅没有失落感，而且由衷地欣赏我的成长、我的才华、和我的成绩。他总是第一时间阅读我的论文，津津有味地听我的播客、演讲，散步、吃饭的时候继续跟我切磋。我是一个很怕参加公共活动的人，但他一直怂恿并四处推荐我上播客节目、做公共讲座。做过几次活动之后，我才慢慢放得开一点。——这些听起来或许像“开明”男人引领无知少女成长觉醒的陈词滥调，女性的主体性在哪里？我觉得，女性的主体性不是体现在否认存在各种各样的力量影响和塑造着她们的认知。从小到大，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爱护我，支持我，为我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甚至在种种至暗时刻把我从深渊里拎起来的人。这些人中有女人也有男人。三土不是唯一支持我的人，但他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位。如果只允许我讲一个女儿国——女性之间相互扶持——的故事，那不是我完整的故事。我吸收着来自女性和男性的支持和鼓励，接受他们说的有道理的，反驳或拒绝他们说的没道理的。这就是我的主体性。

三土不仅打心眼里支持我的成长，而且在具体生活的选择上，他也确实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放弃很多对他的事业而言可能更好的选择。当我拿到耶鲁博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从纽约搬到了纽黑文，三土开始了每周至少有两天乘坐Metro North火车通勤、从纽黑文赶到哥大教课和参与系里事务的生活。搬到纽黑文对他而言，不仅意味着通勤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意味着离开本系的整个支持系统。因为不能经常见导师、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搬家之后他从系里得到的学术支持非常稀薄。反过来在耶鲁，他一直被当成“源的家属”，虽然也偶尔参加我们系的活动，但老师同学对他的了解和支持都很不够。所以，那些年一直住在纽黑文，意味着一直住在我的主场、他的客场。加上他喜欢大城市，不喜欢荒郊小镇，离开纽约本身对他的精神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选择住在纽黑文也不是只为了我。我们俩当时作为研究生，收入微薄，还带着一个孩子，住在纽约根本不现实。诚如Anne-Marie Slaughter在她那篇被讨论很多的《大西洋月刊》文章《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里所说，在贫富差距拉大、资本横行、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很多时候不是女性不能拥有一切，而是缺乏稳定经济基础而不得不在就业等压力下挣扎的中低层年轻人——男女都一样——不能拥有一切（我最近在《岩中花述》播客的一期节目《识别认知中的不正义，创造不设限的人生》里，和鲁豫老师聊了聊所谓“拥有一切”的迷思：人从来不可能拥有一切，因为做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其它可能的选择；但Slaughter的文章还是有意义的，其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和边缘群体更难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伴侣人生选择上的妥协是为了共同的生活，综合考虑起来，有时女方应该妥协，有时男方应该妥协。但无论怎样，当一方选择妥协后，其往往不得不承担更高昂的个人成本。在我们家，不管是当时我们一起搬到纽黑文，还是他在博士毕业后为了继续留在纽黑文，又念了一个自己并不喜爱的职业法律博士学位，实质上是他的事业和精神在承担这些选择的负面成本；而我则一直在主场，在让我愉悦的居住环境中（他爱纽约的人潮、博物馆与多样的文化生活，我爱纽黑文的秋叶、小山和小河），在我喜欢的学术领域自在地成长。

在我们家，三土带孩子比我更有办法、更有耐心，而且确实也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宝宝小的时候，他半夜起来喂夜奶、换尿布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也做，但我经常非常烦躁；也许他也是，但他基本没有表现出来，对宝宝几乎总是和颜悦色。林宝小时候，我在读博初期，经常要赶每周的阅读和作业死线，三土在博士论文阶段，时间稍微灵活一些，所以基本是他在带孩子，以至于有段时间，林宝每次在儿童活动空间（图书馆、游乐场）的装饰图上看到一大一小两只动物，比如一只大熊和一只小熊、或一条大鱼和一条小鱼，她就会说：“这是爸爸熊和宝宝熊”、“这是爸爸鱼和宝宝鱼”。问她：“妈妈熊呢？”或“妈妈鱼呢？”她就会说：“在图书馆。”想象一个动物妈妈们都在图书馆、动物爸爸们都在游乐场陪宝宝的世界，挺美好的。

在家务上，我们从前大致的分工是，我承担采买和做饭，三土带孩子、洗碗、洗衣服、处理日常杂务。上次在美国生活的十年间，我们搬过几次家，但我从没有交过水电费，没有联系过通讯公司，没有报过税。以至于这次我暂别三土和两个孩子、只身回到美国后，每当必须自己处理这些杂务的时刻，就特别想念他。与女权表演艺术家不同，女权主义者应该是那些在生活中努力践行性别平等、承担相应重负的人。三土绝不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真正践行、或至少根据自己目前的认知尽力践行性别平等的男人。根据这些经验，我的判断是，即便有很多男人是“女权表演艺术家”，也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女权表演艺术家”。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言行一致，通过具体的行动，选择承担起性别平等所蕴含的男性应该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和代价。

二、男人要直低到尘土里，才算得上女权主义者？

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吐槽自己的伴侣。我也经常跟朋友吐槽三土。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吐槽三土，大概说了些家庭烦恼，比如倘若三土从法学院毕业后愿意留在美国当律师，我们如今就不会分隔在大洋两岸，但他特别倔，说除非到了全家饿肚子的地步，否则他绝不在美国当律师。一位好心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得出结论，说我在家里受尽压迫。我和这位朋友后来有进一步交流，消除了误解，但我也在思索，是什么让这位朋友觉得，因为三土不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他便压迫了我？我也不愿意为了三土牺牲我的事业，为什么不是我压迫了他？

吐槽往往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别人没有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所以我的希望与现实不符。我想要我的伴侣甘愿为家庭牺牲事业，我想要我的伴侣承担所有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我真诚地“吐槽”三土。但我所希望的，并不一定是我所应得的。另一种吐槽，是因为遭遇了不公、因为别人对我做了错的事情。我不是从这个角度吐槽三土的。他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热爱和追求的人。就像他没有权利要求我为他牺牲事业一样，我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为我牺牲事业。我虽然“吐槽”他，但并没有觉得他不愿意牺牲事业、不愿意独自承担那些仅仅消耗精力、让人头疼而又不带来任何智识快感的家庭事务，就是他对不起我和孩子。

但也许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有不止一个“幸运”的女朋友，她们的伴侣不仅在外面工作养家，同时回家以后一切妻子孩子至上，事业和家庭生活的安排都以妻子和孩子的需要为准。有人或许会这样论证：在男性享受着巨额性别红利、女性在职场和家庭受尽不公的今天，作为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的要求，只有在男女相处中对女性给予优惠性的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不是与女性平等相待，而是把自己放得比女性更低——的男人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不管那位朋友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论证或许会被用来支持其想法，值得展开讨论。

我们可以把给予女性优惠差别待遇宽泛地理解成这样一种实践：在男性和女性的意志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给女性的意志或利益更多一点权重。无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实践对女性的优惠差别待遇。比如在有些行业或有些公司招聘的时候，不管政策制定者或招聘委员会成员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可能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女性优惠差别待遇。这种实践应该在亲密关系中被采纳吗？

我觉得作为转型正义的要求，也许在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女性优惠差别待遇在亲密关系中也是应该的，但关键在于何种时候、出于什么理由。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sabeth Anderson）在《融合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 of Integration）一书中，讨论教育和招聘中为什么要对长期遭受种族压迫的群体成员给予优惠差别待遇时，提到了四个理由，其中三个或可挪用到对亲密关系的探讨上（第四个理由是通过给少数族裔优惠差别待遇，提高教育和就业中的多元性；这在亲密关系中不适用）。第一个理由是压迫补偿（compensation）。一般来说，只有施害者对受害者有补偿义务。如果亲密关系中男性伴侣并不是施害者，这个理由也许没有适用性。但安德森讨论了把补偿义务拓宽的可能性。在整个社会中，男性即便不是施害者,也享受着很多性别红利，而女性却承受着很多代价。享受了性别红利的男性伴侣,在亲密关系中承担对女性伴侣一定程度的优惠差别待遇的义务，似乎也说得通。当然，落实到具体的异性伴侣身上，因为各种身份交叉，每对伴侣中男性伴侣需要承担的补偿义务，以及女性伴侣应该被给予的优惠待遇，恐怕都是不一样的；不过作为一个原则，享受红利越多的男性，对承受压迫越多的女性，理应具有越大的补偿义务。

第二个理由是抵消歧视（discrimination-blocking）。我们都长期浸淫在男权意识形态下，不论男女，我们的思想中或多或少都有厌女、贬低女性的偏向，让我们下意识给女性的意愿和利益更低的权重。作为一种系统纠偏的方式，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或许应该采用普遍的对女性的优惠待遇，把她们的意愿和利益的砝码有意识地提高一点，其实只是抵消掉我们下意识中对她们的意愿和利益可能的轻视。这个理由往往只在男女意愿和利益的权衡大致旗鼓相当的情况（tie-breaking scenarios）中才适用。当男女双方的意愿或利益都是合理诉求，却又相互冲突难以两全时，如果这些意愿和利益有明显的权重差别，那么“抵消歧视”这个原因就排不上用场，因为那些情况下（比如家里仅存的一笔钱是该用来给男人买烟还是应该用来给女人治病，或者换过来，这笔钱是该用来给男人治病还是用来给女人买包）我们明确知道谁的意愿或利益应该得到尊重。

第三个理由是促进社会整合（integration）。这是在安德森眼中，支持在教育和招聘中给予少数族裔优惠差别待遇的最重要理由。在一个种族压迫深重的社会，往往受压迫的族裔被困在底层，居住在贫民区，从事不太需要很高教育的劳动，缺乏经济和政治资源来改善整个族群的处境。在教育和招聘中给予他们优惠性的差别待遇，就是将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慢慢纳入（integrate）到主流社会，通过这些人一代代的增加和反哺，慢慢实现其社群与其他社群的平等。这点看似跟亲密关系无关，其实不然。在亲密关系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利益是消费性的（consumptive），比如选家具、电影、餐食、旅游地点，是选家里女人喜欢的，还是选男人喜欢的。对这些问题，社会整合这个理由是不相关的。我个人认为，在消费性领域中给予女性伴侣的优惠待遇，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这些很多时候是小恩小惠。但在亲密关系中，有些重大决定是生长性的（generative），比如关于双方要不要支持女性继续求学，要不要支持女性在职场站稳脚跟，当男性伴侣和女性伴侣的事业产生冲突时应该倾向支持谁。在这些领域，男人往往很难平等考虑女性的意愿和利益，更别提对女性的优惠待遇。然而沿着安德森的逻辑，恰恰是在这些选择中，伴侣之间尤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支持女性的意愿和利益。如果很多伴侣都这样做的话，这对整个社会中的女性突破贫困和压迫，获得更好的机会、平台和话语权，走向性别平衡的社会整合，具有“滴水成河，汇流成海”的意义。

三土确实是有践行这三个理由的，尤其是第三个理由。如前说的，我们在事业上的选择，往往是更加有利于我的。他从来没有把他为家庭做出的事业牺牲，作为给我施加压力的筹码。他从来没有说过：“上次我退让了，这次该你了”。他所做的，可以理解为一位男性伴侣在转型正义阶段给予女性伴侣的一种优惠差别待遇，让我能顺利成长为哲学领域少数的女性学者，从而在他微小的个人能力范围内，促成多一丁点的女性在哲学圈中的整合。

我前面给出的三个理由都说明，在某些时候，亲密关系中的男性伴侣或许有义务给予女性伴侣一定的优惠差别待遇。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男性要做到没有自我、要直低到尘土里，才能开出男性女权主义的花来？我觉得不是的。女权主义的目标不是压迫男人，PUA他们，像男权PUA女人一样让他们失去自我。我一直相信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争取每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幸福。即便在一个男权依然盛行的时代，男性个体依然值得有尊严、自由和幸福。只有具体的压迫者才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而丧失这种资格。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男人在亲密关系中为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保留一席之地，就认为他们不配成为女权主义者。我虽然希望三土能够愿意在美国做律师，既能赚钱又能保证家人团聚，但我希望的是他开心去当律师，而不是他牺牲自己的梦想、每天哭丧着脸去当律师。如果到了全家饿肚子的地步，或许他真的只能去当律师。但目前的情况下，他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合情合理的。女权主义的花不是任何人低到尘土里开出来的。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在方方面面，包括亲密关系中，在恰当时候恰当程度地给予女性优惠性的差别待遇，并承担相应成本。但女权主义不要求男性放弃自我。

三、男人们都被男权意识形态宠得满身缺点，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

男权意识形态确实会惯出各种很“男人”的缺点，比如“普通而自信（普信）”，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缺乏细腻的情感，缺乏跟别人共情的能力，没有接受过照料劳动的基本培训，也不理解、尊重照料劳动的价值。很多学者也指出，其实他们的这些缺点也是他们作为男权意识形态受害者的体现。比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就说：“父权让男性践行的第一个暴力行为不是针对女性的。相反，父权首先要求所有男人参与对自我的精神阉割，他们必须杀掉自己的情感。如果个体男性不能成功地在情感方面自残，他必能预见被父权收编了的男人通过权力仪式来攻击他的自尊。（The first act of violence that patriarchy demands of males is not violence toward women. Instead patriarchy demands of all males that they engage in acts of psychic self-mutilation, that they kill off the emotional parts of themselves. If an individual is not successful in emotionally crippling himself, he can count on patriarchal men to enact rituals of power that will assault his self-esteem.）”了解了男性在父权制下各种典型缺点的意识形态根源和社会促成机制之后，在各种场合碰到男人展现这些缺点，我还是会生气或者觉得好笑，但我同时也对他们有一种同情。女性相对少有这些缺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运气。

其实，女性同样长期吸吮着男权意识形态的毒液，虽然我们少有那些很“男人”的缺点，但我们也常有一些男权特意在女性心理中栽培的缺点，比如自卑，容易恋爱脑，过分在意自己的外表等等。如果一个不完美的女人可以认知到自己不够女权的地方，并尽可能地改变自己，我觉得她就有可能算一个女权主义者。同理，我认为如果一个不完美的男人可以认知到自己身上不够女权的那些缺点，并尽可能地改变自己，他也有可能算一个女权主义者。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尽可能认识和改进自己身上不够女权的缺点。这点对女性女权主义者也适用。不是只有完美的女权主义者才是女权主义者。

四、男性群体依然系统地压迫着女性群体、享受着性别红利，所以没有哪个男人可以算得上女权主义者？

男性群体所享受到的性别红利，很多是他们无法控制和无法拒绝的。比如我从小就听各种各样的人说，女生的学习成绩越到后来越差，导致我对自己的学业并不自信，但三土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影响。再比如我多次遭遇或轻或重的性骚扰，对读书时的我造成过长期而严重的困扰，但三土就没有过这样的挫折。他的这些性别红利是如此悄无声息，又如此深入骨髓地成为他的财富、他的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他没法拒绝，也吐不出来——就像我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我不是在男权社会中如履薄冰地长大，而是在性别平等的世界肆意生长，我会变成一个如何不同的自己。但男性在男权社会享受的另一些红利，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吐出来、可以自己推掉的，比如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成本的出轨，各种兄弟会约着聊天喝酒交换好处，等等。在我自己的观察中，对可以吐出来的性别红利，三土基本都是不沾的，而且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会非常努力地截断男性性别红利的复制和传递。他很着意培养有潜力的女生。在非常排斥女性的场合，他会提议和推广更性别包容的一些社交小条款，比如在男教授们称兄道弟、女老师不知该如此自处的场合，他会反复提醒大家都彼此叫“老师”不称“兄弟”。但凡有职业上的机会，比如选择谁去参加展现专业特长的播客节目，推荐谁去参加学术讨论，他都会尽可能推选女性朋友，让她们有发挥的空间。三土也远远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美国学术圈，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但基本共识是大家都应该这样做。我觉得因为男性不可避免地享受了一定的性别红利，就剥夺他们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性，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个男人诚恳追求女性的彻底解放和性别平等，尽可能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性别红利，同时尽可能中断男性性别红利的进一步分发，我觉得他可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是承认自己享受了性别红利，尽可能拒绝一切可以拒绝的性别红利，并拒绝参与男性性别红利的进一步派发。

五、男人默默做女权主义者就好了，我们不要称呼他们为女权主义者？

我前面列举的四点，每一点单独看来都是男人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即他们必须做到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而非充分条件（即如果他们做到了，就是女权主义者）。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充分做到了以上全部四点，他就满足了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充分条件。我的思考只是抛砖引玉，也许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没有发现，欢迎朋友们一起思考和补充。如前面所说的，女权主义者就是相信并以实际行动去追求女性以及其余所有受到男权压迫的群体的彻底解放和完全平等的人。这个关于女权主义者的理解本身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即便男人还需满足别的必要条件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原则性的理由可以否认他们能够成为女权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预设有的男人达到了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充分条件。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便他们“成为”了女权主义者，他们应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么？他们默默做女权主义者不好么，为什么非要给他们贴上“男性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提出这类疑问者，常常基于以下值得展开讨论的顾虑：在目前这个男性掌握更多资源、机会和话语权的时代，把“女权主义者”这一“荣誉”给予男人，会增加他们的性别红利，让他们更容易在女权主义事业中抢走风头；很多女性为女权主义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但她们受到的认可可能反而不如那些顶着“男性女权主义者”光环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也在诚恳地推动女权事业；在男人更容易享有光环和聚光灯的现状下，即便真诚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也只应该默默地做女权主义者；他们不应该被授予“女权主义者”的称号，最多只能称为“女权主义的盟友”，如此才能从原则上确保男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居于相对辅助和边缘的地位。

我承认“男性女权主义者更容易得到认可”这种现象现实存在，也完全理解相应的顾虑。要不要称符合了女权主义者条件的男人为女权主义者，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一是满足了条件的男人内在地（intrinsically）配不配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如果前提为真——他们真的满足了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简单：他们当然配。作为一个默认原则，每个人做出的实在努力、承担的具体代价，都应该得到与之匹配的认可。这是真正尊重个体的社会应该承认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即便我们在考虑到其余所有因素后得出结论，说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最好不要称满足条件的男人为女权主义者，我们也起码要对此有所愧疚，因为我们出于其余某些重要的价值考量（比如保障女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而牺牲掉了基于个人品质和行动所应当给予某些个体的最恰当的认可与尊重。

转移到第二个角度：要不要把符合了女权主义者条件的男人称为女权主义者，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些男人配不配（intrinsic desert），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外在条件和可能后果，来判断“将其称为女权主义者”是不是总体而言更好的选择。我们刚才考虑了一个反对这样做的理由（男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性别红利），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理由是支持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权衡比较两方面理由的份量。

如果只有女性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而男性最多只能称为“女权主义的盟友”（以此强调男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辅助地位），这制造了一种以出身为依据的等级。作为一个根底上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我对这种等级有很强的怀疑。我们来对比一下男性和资本家。我们暂把“共产主义者”定义为相信并尽可能用实际行动去消除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并支持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的人。无论一个资本家多么相信共产主义，做了多少支持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行为，如果他没有彻底放弃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或许我们确实应该只称他为“共产主义的盟友”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还没有彻底践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终将消灭资本家，所以资本家必须彻底放弃自己作为资本家的身份，才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女权主义的诉求不是消灭男人，而且男人不可能像资本家放弃资本那样，放弃自己作为男人的身份。拒绝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给予真诚的资本家，不是一种出身论；拒绝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给予真诚并踏实践行女权主义的男性，却是一种出身论。假设一位男性在女权运动中确实做了很多一线工作，我们却仅仅因为他作为男人的身份，只说他是“女权主义的盟友”而不称他为“女权主义者”，这种基于身份的等级区分是有道德成本的，我们不能不对此有所顾虑。

还有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pragmatic）理由，也支持将满足条件的男性称为女权主义者。不可否认，男性面临在传统男权意识形态和女权主义两套性别秩序之间的选择。按道理，他们当然都应该选择女权主义。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往往不是容易的选择。掌握着权力、资源和话语权的兄弟会（在中国是基本盘，在美国以川普、马斯克为代表的男性也至少有一半）在不断给他们萝卜加大棒的双重激励，让他们继续向兄弟会投诚。比如《纽约时报》旗下播客（The Daily）2024年10月23日报道（The Gender Election）说，美国30岁以下的青年男性远比30岁以下的青年女性更愿意投川普。根据该播客的分析，川普对青年男性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象征着一种易于令年轻男性理解的、让他们觉得可以“堂堂正正做男人”的传统社会脚本：作为“一家之主”养家赚钱，通过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来赢得其他男性的尊敬、以及妻子和孩子的仰视。女权主义者当然不希望青年男性都被这种传统性别脚本所吸引，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进步主义空间（the progressive space）中，我们给了这些青年男性怎样的替代脚本、怎样让这些脚本对他们有吸引力？想要堂堂正正做人，本身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我们诚然可以说男人有“原罪”，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享受着性别红利；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女权主义也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可以获得“救赎”并堂堂正正做人，而不是因为背负“原罪”而永远低人一头。我认为，我们应该宣传的替代脚本就是鼓励他们吐出可以吐出的性别红利，并积极投身于女权主义事业；让他们理解这是堂堂正正做男人的唯一正道。当他们这样做了，我们要么毫无保留地认可他们，告诉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屁股决定脑袋，突破了男权对他们的诱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要么特意节制地告诉他们说：“谢谢你，做我们女权主义者的盟友”。这两种说法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前一种说法既给予满足了女权主义者标准的男性内在配得的认可，也增加了女权主义话语对男性的吸引力：在女权主义框架下，他们可以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折扣地做好人。后一种说法则暗示说，无论男性多么努力，在女权主义视野中永远差一点点。哪种说法更有利于抗衡传统性别脚本、争取更多男性加入女权主义事业，不言而喻。有朋友或许会反驳说：“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的盟友”这一区别并不蕴含价值高下的判断。但历史告诉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区分却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话术。如果真的没有蕴含任何价值高下，那坚持这一区分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坚持这一区分的目的是保证男性群体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边缘而非中心地位，并向有心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男人们强调他们“永久的”（即不可根据他们的个人努力来改变的）边缘位置；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别本身恰恰是蕴含着价值高下判断的。

以上我考虑了一个反对将满足条件的男性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理由（性别红利），和三个支持这样做的理由（内在配得、反对以出身论等级、替代脚本吸引力）。当然，理由的数量多，并不意味着其份量就一定超过支持相反观点的理由。所以我不觉得我板上钉钉地证明了我们应该称满足条件的男性为女权主义者。但至少我说明了，这样称呼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要这样称呼他们的话，我们仍然要尽可能避免给予男性女权主义者更多的性别红利、或让他们霸占女权主义事业的聚光灯。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作为关注女权主义事业的每个人，我们不要把目光聚焦在男性女权主义者身上，而是正确看到每位女权主义者的贡献。我希望每个人都去学习了解中文世界那些英勇、智慧、并承担着巨大个人代价的女性女权主义者的事迹。现实就是，男性女权主义者太少；在重大事务上，他们确实做的主要是辅助性的工作。但不是只有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才是女权主义者。在更广泛而日常的女权主义实践中，男人可以是各种决定和行动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辅助其他女权主义者。有的男人在女权主义实践上做得比很多女人多。如果那些在个人生活中践行女权主义的女性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那么那些在个人生活中做到了我之前所列出的四点的男人也应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每个人贡献都应该被恰当地看见。与此同时，作为男性女权主义者，也要非常自觉地拒绝因为性别而带来的额外光环，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声音让其他人的工作和贡献更多地被看到。通过以上分析，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阐释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第四个必要条件：他们应该承认自己享受了性别红利（包括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性别红利），尽可能拒绝一切可能拒绝的性别红利（包括自己作为男性女权主义者而获得的额外光环），并拒绝参与进一步派发给予男性的性别红利。

六、男人只能被别人称为女权主义者，不能自称女权主义者？

综合以上反对和支持的理由，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我们应该不加保留地将那些满足作为女权主义者条件的男人称为女权主义者。即便如此，进一步的问题依然存在：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可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还是只能等待别人给他这样的认可？有两种常见的理由反对满足条件的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一、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一种傲慢的表现，从而使他们不配成为女权主义者；二、允许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令许多招摇撞骗的“女权表演艺术家”有机可乘，混淆视听，增加了女性被欺骗的可能性。

回应第一个理由：我认为当满足条件的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时，这未必是傲慢的表现。首先，如果他真的满足条件，他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内在地，他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不管别人是否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第二，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做到了我前面列出的四点要求，他一定做过系统的反思，充分理解并承认当前性别压迫的严重和自身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不完美，而且持续努力承担着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种种责任。他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这一点，很可能是其自我认知的重要甚至核心部分。不允许一个人肯定其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是一种压迫，跟不允许一个人用自己所习惯或喜欢的称谓来称呼自己，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当一名满足了相应条件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时，他不一定是出于傲慢，而可能仅仅是对自我认知中的一种重要元素的诚恳宣示。

回应第二个理由：诚然，这个担忧有一定道理，即便原则上我们只支持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但这个口一松，假冒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层出不穷。不过，禁止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禁止了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女权表演艺术家”们就会转而称自己为“女权主义的盟友”。那么我们难道要继续禁止任何男人自称“女权主义的盟友”吗？另一方面，不允许任何男人——即便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还有别的坏处。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等都通过告诉别人自己是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来推广他们的理念；自愿捐赠器官的人群，也会相互鼓励彼此去告诉全世界他们是器官捐赠者，从而让更多人相信人类有能力做出这样巨大的利他行为，进而群起效之。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是不容易的。如果让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让他们可以掷地有声地跟别的男性讲述自己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经历，干干脆脆地呼吁其他男性也成为女权主义者，同时（就像三土在采访里那样）邀请别人“拿放大镜来审视他，从而帮助自己不断地反省和改进”，这会是一种有效的女权主义教育和推广。我们当然要警惕“女权表演艺术家”，但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度担忧他们会长久地欺骗到众人。毕竟大家都有眼有耳，我相信没几个人会仅仅因为一个男人自封女权主义者，就相信他真的是女权主义者。一个男人是否会被广泛承认为男性女权主义者，最终取决于他长期的言行。

综合以上考虑，我认为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可以并且应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而且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正如《圣经》中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窨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男性女权主义者应该能够跟其他男性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你也应该是！”

七、结语

回到我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男人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吗？成为了女权主义者的男人，应该被我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吗？他们可以、或者应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吗？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如果他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言行一致，通过具体的行动，选择承担起性别平等所蕴含的男性应该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和代价；二、在包括亲密关系在内的方方面面，在恰当时候、恰当程度上，给予女性优惠性的差别待遇，并承担相应成本；三、尽可能认识和改进自己身上不够女权主义的缺点；四、承认自己享受了性别红利（包括自己作为男性女权主义者而在女权主义事业中获得的额外光环），尽可能拒绝一切可能拒绝的性别红利，并拒绝参与进一步派发给予男性的性别红利。

对第二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只要一个男人符合了以上标准，我们就应该称他为女权主义者，原因有三：一、满足这些条件的男性，内在地配被称为女权主义者；二、拒绝称他们为女权主义者，是一种出身论，应该尽可能避免；三、明明白白地称他们为女权主义者，能够在传统性别脚本之外，为普通男性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替代脚本，长远而言更能带动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支持。虽然称男性为女权主义者确实有可能带给他们额外的性别红利、使他们容易占据女权主义事业的焦点，但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每个关心女权主义事业的人（包括男性女权主义者自身）的自我调整来化解。

对第三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并且应该。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诚恳的自我认知。同时，允许和鼓励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可以推动更多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思考。这些个人思考带着深重的、不可消除的个体经验的烙印。虽然我遭受过种种性别歧视、性骚扰等，我依然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相对幸运的女人，从小有非常爱我支持我的父亲，长大有爱我支持我的伴侣，有一个年龄尚小的儿子，他不一定顺直，但如果他顺直，我希望他有一个脚本能堂堂正正做人，而不必背负洗不掉的男权原罪。也许是因为我的这些个体经验，令我在一些女权朋友看来对男权制度过于温情。反躬自省，我不认为我对男权制度有任何温情。我恨男权制度。但我不恨男人（或更准确的说，我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是男人而恨他）。男权与男人原则上是可以分开的：女人也往往参与男权制度对女性的迫害；而等到男权压迫消亡的一天，男人依然会存在。以前看过一部关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其中鲍德温充满尊重和爱地讲起他十岁时的白人女老师Bill Miller：“肯定是因为Bill Miller，在我恐惧颤抖的童年就早早来到了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真正做到恨白人。虽然，上帝知道，我常常想杀掉其中不止一两个（It is certainly because of Bill Miller, who arrived in my terrifying life so soon, that I never really managed to hate white people. Though, God knows, I’ve often wished to murder more than one or two）。”我对此心有戚戚：也许因为我的父亲、三土、儿子，还有不止一次在我命运关节点托举或拉拔我的男性朋友、同事和前辈，我没有真正恨过男人。我知道男权制度和它娇惯纵容出的男人们很多时候吃人不吐骨头；我完全理解受过更严酷的迫害的朋友们可能对以上问题跟我有不同的判断；也许我的相对幸运使得我在理解这些问题时困在自己的认知盲区中。我的看法不一定全面，但它们确实是有着我这样经历的人的真诚思考。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带着自己的经历去片面思考。只有我们都真诚表达，彼此努力理解对方的观点，从而改进自己的认知，我们或许才都能更接近最合理的结论。我期待你们的批评。

最后，我其实对分享我自己的亲密关系有很多顾虑。我们家一夫一妻、一儿一女，是特别“完美”的异性恋家庭。我常常担心讲述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为以异性恋为准绳的意识形态（heteronormativity）添砖加瓦，构成对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朋友们的压迫。比如，我不希望任何被催婚催生的朋友，被父母指着我和三土的家庭说，你看袁源和三土一家不是挺幸福的，为什么你不结婚，你不生孩子？我和三土的异性伴侣关系美好，并不意味着它值得所有人效仿，就像很多同性伴侣的关系也很美好，但可能没有几个催婚催生的父母亲戚会要年轻人去效仿。所以倘若看到一对关系美好的有娃异性恋伴侣，就觉得这是应当效仿的常态，这种思路是很荒谬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对自己而言最舒适的生活，决定要不要亲密关系、以及怎样的亲密关系。其实，我跟三土之间的关系美好，甚至都不意味着如果让我重新过一遍人生，我会再做出一样的选择。如果我可以活一百次，我想换着花样过一百种不同的精彩生活。反过来，下次我不选同样的亲密关系，或者告诉别人不必效仿我的亲密关系，也并不意味着我这一次的选择不是一个好的、有价值的、值得过的选择。在我想清楚这点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害怕分享自己的生活了。好的异性恋关系不应该成为所有亲密关系的准绳，但它可以是万花丛中的一支，是千万种美好生活、美好关系中的一种。

当然，这在理想的、消除了男权压迫的社会环境中，或许没有人会反驳；但在异性恋叙事铺天盖地、其它生活方式遭到系统打压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聊异性恋么？我觉得还是有的。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顺直的，他们不可能等到消除了男权压迫之后，才去探索平等、美好的顺直生活。所以，认真探索平等美好的顺直生活的可能性，呈现在传统性别脚本之外有吸引力、符合性别平等理念的顺直生活，即便在当下也依然是有意义的，不应该自我静音。真正应该抵制的，是对“霸道总裁爱上我”之类有毒异性恋叙事的复制，以及对不符合异性恋模式准绳的其它生活方式的系统打压（我跟甘歌老师在之前一场题为《女权主义VS婚育与母职》的对谈中，对反婚、生育以及重新想象亲密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有过更细致的讨论）。

终于完成了我漫长的内耗，我真的只是想顺手转发一下《是男性，是父亲，也是女权主义者》。请让我顺手转发吧！

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吴柳芳（1994年生，29岁）在抖音当跳舞博主，被另一位体操女运动员管晨辰（2004年生，20岁）抨击为“擦边”“给体操扣屎盆子”。

此举反而引发吴柳芳关注度大量提升，从十多万粉涨粉到247万后被抖音禁止关注。

常见评论包括：管人家干嘛呢、去“擦边”也比以前奥运冠军搓澡的出路好、但是前国家队员当擦边博主真的好吗、都是男的在鼓吹女的有去“擦边”的自由……

问我什么观点，依然想说：所有维度都要看一遍。

一、运动员的人生

这当然是跟运动员生涯命运以及老生常谈的“举国体制”问题相关的。

20岁的管晨辰是在举国体制打通关的胜利者。8岁由宁波体育运动学校输送至浙江省队，13岁进入国家体操队。2021年东京奥运时，她是国体操队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参赛时还不满17岁。之后她在平衡木项目中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决赛，决赛中又获得金牌。这是中国女子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的唯一一块金牌。管晨辰也是继刘璇和邓琳琳后，第三位获得该项目奥运会金牌的中国体操运动员。

如此顺利和辉煌，是小概率人生。

吴柳芳则是4岁练体操11岁进入广东省队，14岁进入国家队被退回，一年后再度进入国家队。

十七八岁就去奥运会的机会，吴柳芳也曾经差点碰上。2012在上海的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选拔赛平衡木决赛中，18岁的吴柳芳在平衡木比赛中受伤，并因此无缘伦敦。

进入国家队后，吴柳芳有若干不错的成绩，但在体操世界杯也是分站冠军，也没去过奥运会。

冠军前运动员都可能要在退役后生活无着去搓澡，更何况是举国体制万里挑一再严格训练再看时运给不给机会的却落败的非奥运选手们。

王濛因为冬奥解说再度走红时就说过，自己想做为退役运动员做个MCN公司，因为这个人群退役后的出路是个问题：“不单单只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还有一部分你看不见的无名之辈，他们也是运动员，他们也从事了这个项目十年之久，只不过他们也是要面临着进入社会再就业。”这种想法在当年被称为“格局打开”。但像王濛这样能成功转型的退役运动员是极少数，她能帮助的运动员也是有限的。

除了受伤那次被报道之外，吴柳芳的人生轨迹少有人关注。管晨辰平衡木奥运摘金之后，有少许舆论注意到吴柳芳已经退役，但注意她的理由是，她是美女体操运动员。

关注度就是如此残酷，长得漂亮得到的关注还是比其他早早退役的运动员更多些。

怒怼吴柳芳的管晨辰称，根据自己的了解，吴柳芳有安排的工作：“她的路本是光明的，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不管吴柳芳是不是有当老师（网传“可分配教师编”）的机会没去，她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生计问题是她自己在面对。怎么能确认她在多年训练生涯几乎是令人灰心之后被“分配”“指派”的路，就是一条“光明的路”？

东京奥运夺金时，管晨辰的“袋鼠摇”动作一度引发热议。17岁的她回应是自己喜欢就行，不需要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时这些信息都会被解读为“新一代年轻人真好啊又能拿金牌又保持了个性”。

而如今是游戏胜利者的管晨辰拿出了各种鉴定“擦边”的逻辑，吴柳芳是不是擦边“大家心里都明白”。

管晨辰本人也被质疑跳的舞是“擦边”，她本人也一样签约了MCN，一样在发布跳舞视频。

这位奥运冠军的回答是，我跳的舞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不可能是擦边。

这种傲慢和顺着权力走的逻辑令人遗憾。可是在一个“只有赢才是对”“输了就什么都不是”的竞争环境里培养出的赢家，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似乎也并不奇怪。

有关部门在新闻里回答“领导正在研究怎么处理和解决”退役运动员的抖音账号问题。很想知道，退役了，连上网穿什么衣服能发什么样的跳舞视频也要管吗？

反对“举国体制”的意见提了多年。近几年新一代奥运观众成长起来，这种讨论反而变少了。除了大环境在变化之外，小环境里，饭圈有一种慕强潜意识，和奥运一结合，金牌/奖牌是圈粉点，在此之上如有外表、有梗的加持因素，运动员更容易成为一个明星人物。当然，倪夏莲这样（实际上不是中国队选手也不可能赢中国队）的松弛阿姨会让人们感叹运动本身是多么美好，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指向对“举国体制”的怀疑。中国奥运代表队有很多长期优势项目是商业化程度不够高的项目，但金牌选手在社交网络发酵下迅速明星化似乎又掩盖了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只剩下“艰苦训练终成正果”这一种叙事。

偶然看到非常具体的“艰苦训练”画面，心疼。

尤其是贫困的孩子通过运动员这条路改变命运后，更苦涩的问题不知道从何谈起。如果追问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没有了童年和更完整的学校教育，答案是这样的孩子可能本来也没有童年更可能彻底上不了学。

理想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有快乐的童年和基础教育，如有兴趣业余积极锻炼最好，运动员生涯的前途通过商业化来买单。商业化大众化越充分的项目，退役运动员就业越容易。

然而不理想的情况随处可见。除了国内有对举国体制的质疑，实际上在国外奥运选手也在OnlyFans“擦边”谋生。

经济困境迫使大批奥运选手通过OnlyFans（以色情内容著称的平台）出售身体图片，以维持他们在奥运赛场上的梦想。在他们为生计苦苦挣扎之际，奥运资助体系的缺陷被聚焦，监督组织称该体系“破碎”，多数选手“连房租都难以支付”。

Jack Laugher，以及其他现役和前奥运选手——新西兰赛艇选手Robbie Manson、加拿大撑杆跳选手Alysha Newman、德国跳水选手Timo Barthel、墨西哥跳水选手Diego Belleza Isaias和澳大利亚首位公开出柜的奥运金牌得主Matthew Mitcham——都通过OnlyFans找到了其他资助未能提供的财务稳定。

“奥运会运动的整个资助模式已经破碎。IOC每年创收超过17亿美元，却拒绝向参赛的运动员支付报酬。” 

美联社采访了多位运动员，他们证实自己不得不自费参加奥运会。大多数运动员却在为承担全球舞台上的竞争成本而苦苦挣扎。

这些成本包括教练费、物理治疗费和设备费，每月数千美元，还有基本的生活开销。一些代表团为训练提供资助，而运动员则需自行支付医疗费用和日常开销。另一些代表团则要求运动员自费承担所有费用。奥运选手通常只能获得一到两张亲友票，这迫使他们自费购买额外的票，让家人可以观看他们的比赛。

美联社：转战OnlyFans谋生的奥运选手们（煎蛋翻译版本）

如果不是吴柳芳忽然陷入争议，被淘汰掉的那些选手、哪怕是得到金牌也没有商业价值的选手，究竟要如何生活，这个议题会更加被人遗忘。

二、鉴“擦”

关于“擦边”或“软色情”，首先这决不能变成一种“好女人”与否的鉴定。一旦开始就没有休止。如果露出胸部的衣服算“擦边”，那么紧身的运动服算不算“擦边”？如果跳舞时性感算擦边，那么怎样行为才算“抑制性感”而免于被攻击“擦边”？

我明白女性朋友身在一个重重凝视和围猎的环境中充满不适和不安全感，但攻击一个女性的个体选择，不但本末倒置，也在无形中助长荡妇羞辱。

浙江共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发了一篇推文，细数吴柳芳参加过的公益活动。有网友说，她是个好人，所以不能攻击她。

她热心公益很棒。

但是又想说，她有没有热心公益这个优点，也不能因为鉴“擦”去攻击她。

不要鉴“擦”。

色情产业是否存在不是由女性是否会参与而决定的。或者说，性欲相关消费会永远存在。

这是一个对女性极尽围剿的社会环境。每个女儿都能有跟儿子一样的受教育和财产继承权吗？一个家庭面对贫困的时候，很多父母更倾向于用女儿去换资源，或许以强制她结婚的方式，或许以更残酷的方式。女性进入一个身体和精神可能被剥削的工作，是自己的选择，还是稀里糊涂的，还是被强迫的？

而男性不会面对这样的环境。

男人消费女人那么理所应当，女人消费男人只是口号。

当“擦边”这个词和男人结合在一起，立刻就成了褒义词。“擦边男”意味着他身材好还积极向女性展示，下一个赞美可能就是“男菩萨”。

就像“小三”，默认是女小三，罪不容诛理应即刻沉塘。如果加了个男字，“男小三”，那就是背德感拉满当代大情圣。女演员演小三上升本人看了她就烦。男演员演小三好棒好带感开辟新赛道多多益善。

平台禁止用户关注吴柳芳，构成的是对吴柳芳的审判：你这个女人道德有问题，不宜再被关注了。

而那些在各种社交平台里对女性释放污言秽语的男人、随口给女人造黄谣的男人、单方面给眼中所有女人标价的男人、吹嘘“买老婆”这种人口贩运和强奸行为的男人，他们被处罚过吗？

三、双重标准

反对性保守的人习惯这样回溯：当中国女演员可以穿泳衣上封面的时候，当国产电影里可以出现吻戏或性爱场面的时候，当女孩们都在穿吊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逐渐开放着。

这诚然是事实，但是这几年也有女孩提出这种疑问：为什么男人在鼓吹女人性解放的时候反应最为积极？高铁不让卖卫生巾他们会支持吗？男女都休产假他们会支持吗？男女同工同酬他们会支持吗？男人不可降分录取他们会支持吗？他们在家能参与家务劳动吗？跟自己的姐妹平分继承权他们愿意吗？

有意或无意，男人的确在支持女人性解放的时候声音最大。

乍一看，谁都可以性解放，似乎没问题。

问题是在目前的任何一种语境下，更自由的都是男人。

上文已经说过，色情消费中男女位置是不一样的。而消费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男人消费女性色情，是侵略的、碾压的、羞辱的、强迫的。消费之、贬低之、践踏之。这社会让男人消费女性如此丝滑，以至于他们站在大街上看到女人取快递都要造黄谣，看到女人的照片就立刻开始毫不收敛的语言骚扰。

女人消费男性色情，那根本不能算是消费色情。男人有个肌肉，就算女人消费了。女人试图“消费男色”，赞美之、供奉之、托举之，希望他事业更高，希望他咖位更大。没有人造谣他，只会美化他萌萌的蠢蠢的可爱的无害的，也许他生活里恰恰就是给女人造黄谣的男人。

男人消费女性色情，有那么多的产品，那么多符号，性化了一个又一个职业。可最终承担道德审判的是女性，女性选择什么样的着装，都可能变成此人品行不端的判断标准。

女人消费男性色情有这种体系吗？只有仰望。对着霸道总裁是仰望，对着英俊医生是仰望，对着柔弱少年是怜爱里加仰望。可观赏的男性肉体立刻与他的美德相连——他自律勤奋克制。男人穿任何衣服都不需要被审判他是否动机不纯。

性解放当然是社会开放的一种标记。可是，男人的身体是永远自由的。所谓自由，是社会保守的时候他们也能光膀子招摇过市，社会开放了他们就光膀子盯着女人看不知收敛。所谓自由，是任何身材的男人都觉得光膀子无所谓毫无羞耻，不会有男人为自己的啤酒肚抱歉。他们张牙舞爪的“自由”之态时常已经越线，地铁上把女人挤得没地方坐，路边撒尿都不需要感到羞耻。

男人歌颂性解放，举例是无可挑剔的美女性感照片，多好啊，这是自由。若有年老的或不够瘦的女性在海边着泳衣享受阳光，（大部分）男人又说，嚯这大妈，吓人。

双重标准一直存在，因而会有女人看到男人鼓吹性解放都警铃大作。

当男性不过脑子立刻说“擦边自由”的时候，当他们使用“擦边”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是在反对鉴“擦”反对荡妇羞辱啊，“擦边自由”“支持擦边”“想看擦边”这样喊下来，新的荡妇羞辱或新的剥削可能已经就要来了。

但是，但是我的女性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到不舒适，这种不舒适是可以理解的。可我们必须解析清楚这种不舒适的真正来源，且时刻要跟保守主义分开。抵抗双重标准和男凝需要的是一种更彻底的努力，而不是审判哪个女人在擦边，哪个女人在堕落。

如果是男运动员擦边，还会有这些事吗？女人会赞美他身材好退役后也做了跳舞博主，男人不会相互攻击谁在擦边。

还想说一件事是，无论是娱乐新闻或社会新闻，无论在任何圈层，女性都更倾向于相互规训，相互提出道德标准并警惕“坏道德”的出现。有人把这概括为“女人之间就喜欢争斗”或“女人就是斤斤计较”“女人自己都在打架还说什么girls help girls”。这种结论是不对的。因为女性是普遍失权的。失权的群体才更渴望通过遵守某一种规范来证明自己是好人，更渴望在主张某一种道德标准里因为自己是此种道德的排头兵而获得认同和自我肯定。最典型的就是在“爱国”“抵制某某”的各种标准里，也是饭圈女比男球迷这样的群体更主动去自我约束自我限制自我纠正。

吴柳芳是一个未能走上最高领奖台的运动员重新面对自己人生的运动员。她也是一个被反复凝视被挑剔的女运动员。

这是一个体育故事，也是一个性别故事。

事实如此：性解放了，也会性剥削女人；社会保守了，圈住的还是女人。

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当然需要的是更多解放，而非把“保护”误变成“保守”。解放包括身体自主权，包括性感和释放性感的自由，也包括不美不瘦不化妆不打扮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自由。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

讨论问题有多个角度，但至少从不要挑剔女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