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历经3次入狱坐牢16年后，今年抵达美国。近日，朱虞夫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民主党部共同发起年终送暖活动，以帮助在中国坐监受难的民主人士和他们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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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温哥华党部的成员们过去2个月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如何能帮助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民主伙伴。这项名为“年终送暖”的活动是由现年71岁、已经从事民运活动45年的朱虞夫发起。

朱虞夫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之后又两度被判刑坐监。16年牢狱后，受癌症侵扰的朱虞夫今年7月终于抵达美国，但他心中挂念的还是在中国患难的民主人士和他们的家属。他说：“其实我们坐牢以后家属真的很苦，坐牢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他们如果被共产党抓起来了，长长的刑期，上有老丶下有小，真的是非常惨。所以，我千方百计地这次要为他们募捐。”

朱虞夫先首先研拟了十几名最亟需帮助的人员名单，包括湖南民运人士谢长发丶浙江民运人士吕耿松和陈树庆等人。谢长发已经出狱，但吕耿松和陈树庆都还在监牢内。

在中国民主党温哥华党部的支持下，许多人主动慷慨解囊，透过单独对接的方式，确保捐助金能送到被关怀者手上。温哥华党部主席郝丹坦言，现在连单纯的帮助都很困难，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控管太严，资金难以送达；另一方面又怕被冠上 “勾结海外势力”罪名，反而连累他们。郝丹表示，本次行动只是想让被关押的人或家属在日常生活上有一点温暖，没有什么政治企图。

(朱虞夫提供)

郝丹说：“朱老刚刚出来，他在国内还是有一些资源的，才能够实现一些对接。不然的话，我们之前往国内做一些捐助什么的其实都挺难的，甚至有些他们的银行帐户都是被封锁的，包括他们的社交软件都是全透明的。”

郝丹说，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6月25日成立至今，一直被中国公安部列为“敌对组织”，受着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有不少人在服刑期间就被迫害致死，例如聂敏之丶力虹丶王荣清丶陈子亮等。最近，该党党部正在整理关于民主党人被判刑和生死情况，初步发现，仅在浙江的民主人士坐牢刑期加起来就达175年之久，已有23人为中国民运事业而付出生命代价。此外，出狱后的人士也多半疾病缠身，且继续被当局恶意封闭，导致生活艰困。郝丹就此呼吁，“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希望各界施予援手。

本月初，叙利亚阿萨德家族的独裁统治倒台，许多人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朱虞夫表示，反共浪潮已经势不可挡，现在国内的表面平静是因为当局大举打压、维稳，但这撑不了多久，海外的支持力量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外应确实要通过内应才能起作用，共产党内部还是有一些有志之士的。希望我们这样做会诱发他们心目中希望改革的念头，我们不能停止。”

朱虞夫说，北京政权已如惊弓之鸟，民主希望不远了。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被关押长达22年的中国异议人士王炳章即将迎来76岁生日。全球各地民运组织与人权团体响应“自由王炳章”关注组的倡议，近日发起“全球行动 营救王炳章”的救援运动，呼吁为这位身陷囹圄的政治犯送上关怀与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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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王炳章”关注组于12月11日通过推特账号@FreeWBZofficial发布倡议书，呼吁全球公众参与“全球行动 营救王炳章”运动，以各种形式为王炳章博士送上生日问候。

倡议书内容如下：“王炳章博士2002年被中共从越南绑架回国，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单独关押至今已有22年。王炳章博士将于今年12月28日满76岁。在他生日到来之际，您的一句问候、一张明信片、一幅画，都会给他送去无限的温暖与关怀。我们在此呼吁大家能以不同形式为单独监禁22年的王炳章博士庆生。”

一位曾与王炳章同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的异议人士张先生本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在狱中遭到狱警警告，不准接近王炳章的囚室：“我是2013年进北江监狱，在第三监区，我跟王炳章关在同一个监狱，但属不同监区。记得我刚进监狱的时候，一个管教对我说，不要想着里应外合把王炳章救出去，不准接近王炳章的囚室。当时我想，我怎么知道王炳章被关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王炳章被单独囚禁。”

张先生说，他出狱前才知道，王炳章从入狱开始就被单独囚禁，当局一方面怕有人告诉王炳章监狱外的情况，另一方面怕有人协助王炳章越狱：“我在广州认识的范一平，他是红二代，曾因牵扯到王炳章案也被判刑三年。范早年曾在广州见过从美国回来的王炳章，王炳章当年想走孙中山革命的道路，这对国内的极权体制而言是不能容忍的。”

这一倡议发出后，迅速引起全球各地民运人士、人权团体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形成一股凝聚国际力量的声援浪潮。在海外社交平台X，网民留言写道，想要营救王先生，最好的方法就是人质交换，美国、欧盟应找出一个可以交换的筹码。更多的人祝福王炳章生日快乐。

(路透社)

王炳章于1947年12月28日生于河北省石家庄。他被誉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第一人”。1982年，王炳章在美国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成为中国民主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创始人。

2002年7月，王炳章在越南被不明身份人员绑架，随后被带回中国。2003年2月10日，他被深圳市中级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自此被单独关押至今。

十年前，王炳章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其后转至北江监狱。当时广州的刘正清和葛文秀两位律师代理王炳章的申诉案，但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多次拒绝两位律师会见王炳章。

广东一位律师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由于受到当局压力，许多律师不敢接受王炳章家属的委托，代理王的申诉案。他说：“他没有什么代理律师了，应该是十年前他还有律师。这些年都没有听到他（王炳章）的消息，王炳章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精神可嘉。”

维权网报道显示，王炳章长期受到非人道待遇，身患重病，包括一次大中风、两次小中风以及严重的过敏症，冬季更常受冻疮、褥疮的折磨。由于狱中条件恶劣，家属探视一度受到严格限制。直到2014年2月28日，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才获准与其会面10分钟，得知他被长期关押在监狱小号内，与外界隔绝。

责编：陈美华、许书婷、嘉远 网编：瑞哲

在新冠疫情三年封控期间，住在西安的张博、张科两兄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他们讲述了封控带来的破产、饥饿、老人断药问题，以及当地饿死人的情况。他们的故事，请听本台记者孙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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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的家具厂生意：“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张博和张科是两兄弟，今年分别49和47岁，老家在西安郊外的西屯村，在2023年离开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加州湾区。在2020—2022年间的封控到来之前，他们在西安当地投资开设了一间家具工厂。但随着封控的到来，他们的工厂经营不下去了。

张博讲述了疫情封控对他的工厂造成的影响，说道：“它完全就不让你开门了，整个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所有的商业活动全部都停止。我感觉整个就是噩梦，就像一个高速运行的列车突然一脚刹了下去，然后一切人仰马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一团糟。”

他们曾经经营的这间工厂，运作模式是接别人的订单，为别人代加工家具。为了这间工厂，他们仅在货物进出、员工工资方面就投资了三四十万元人民币，这还不算包括一台价格在十七到二十万元的数控机床。在疫情封控到来后，他们的工厂又勉强维持了两年，最后实在无法维持，只能关闭。张博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他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封控，与他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处境也很恶劣：“他们几乎都完蛋了。后来没有完蛋的，我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家具圈，有一对上海夫妇，他们认为疫情快过去了，他们就借了一大笔钱，继续把家具厂开下去。最后又封控，破产了。”

张博后来听说，这对夫妇在破产之后，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自杀了。

饥饿的滋味：“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

在疫情封控期间，张博与他的妻子、儿子住在西安市区内的居民小区中，张科则回到了老家西屯村照顾兄弟两人生病的父亲。在西安市区被封控时，张博体会到了饥饿的滋味。

张博讲述了他挨饿的经历，说道：“我们年纪大了，有风险意识，我买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吃到后期，基本上就没得吃了，因为我也没想到会封这么长时间、会封得这么频繁，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说，他对封控的印象，一开始是一次封两三个礼拜，但后来变成了一次封一两个月，这让他无法忍受。在2022年初，西安传出了一名29岁女子因为封控无法进城，在路边的车上被迫住了十六天，因此冻饿而死的消息。而这段时间对于张博来说，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他说：“我只记得封控得最长的那段时间，到了后期把肉都吃完了，虽然家里还有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封下去。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人早晚各一个馒头，（把食物）留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封控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饥饿，张博的胃病变得很厉害。他回忆道：“那段时间，我的胃病很严重，每天我们都害怕。给娃（按：西安方言称孩子为‘娃’）还是定量的，但是我和我妻子基本上就是早一个馒头、晚一个馒头，有时候熬一点稀饭。”

他讲述了饥饿给他的身体造成的损伤：“那段时间由于吃得少，胃反酸，最后就是胃病。后来到了美国了，我也很长时间不能饿，一饿的话就胃疼。我弟弟也一样，最后买了胃药了，经常吃胃药。”

张博说，在那段饥饿的日子里，他在手机上看到了那名女孩在车里饿死的事：“那个事情让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无法理解人的灵魂会黑暗、漆黑到这种程度，我难以理解。它是活活地把人饿死。”

张博说，据他所知，西安在封控期间饿死人的事不止这一例，甚至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人饿死：“离我们那儿不远，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那种苏联式老楼、老小区，特别老，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设施，厕所都不在屋里头、在外面。那种老式楼里头如果有老人的话，子女又没法过来照顾，很多老人就会得疾病或者饥饿导致死亡。就说我知道的，那边有老人被饿死的，有好几位。”

张博表示，这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挨饿：“我也没真的没想到，这个年代我遇见了我童年遇到的饿肚子的情况。”

农村的封控：痛苦的断药老人

与封控期间住在城市的张博相比，当时住在农村老家的张科又有另一番经历。和城里相比，他的老家西屯村的封控相对没有那么严酷。张科说：“西屯村严格来说，大封就一回。平常如果发现一个黄码——因为红码在农村很少见——发现黄码那就暂时把你封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两天做一次核酸，没有红码，那一个礼拜就解封了。”

张科说，西屯村仍有一次因为发现了红码被封了一个月。当时，村中的人们也得到过一次当局的食物补给：“反正就送了一回，我们农村好一点，它是个大箱子，里面有酱油、醋、蒜、菜啥的，这些可能在农村也不值钱，尤其是菜。但是它给上面报的是送了三回，（其实）一个月就送了一回。”

当时，张科与他患有肺病和前列腺炎的父亲居住在村子里。在封控的情况下，他父亲所需的药物成了一个大问题。张科说：“因为我父亲有严重的前列腺炎，他必须要吃德国产的药，农村没有卖的，只能在西安市买，所以我好几次都是让熟人弄过来。”

张科告诉记者，在封控期间有办法穿过封锁给他带药的人，是一些他认识的有门路的体制内人士。虽然如此，他的父亲也无法完全及时地获得药物，出现过前列腺药物断药的情况：“确实有一段时间，我父亲非常难受，他憋的难受你知道吗？肚子也胀，经常是小便出血，血块，老人是受了罪。”

张科说，对于西屯村那一个月的大封控，他的感受是“不想回忆”：“真的，我是不像我哥，可能做噩梦啥的。连回忆都不想，我跟他的心态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我不太想回忆这件事情。”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

加拿大宣布制裁八名涉及侵犯新疆、西藏和法轮功修练者人权的中国官员。加拿大维吾尔人权组织对制裁感到欣慰。香港人权组织则希望下一波制裁名单中，能包括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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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全球事务部（Global Affairs Canada）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发布新一轮涉及迫害人权的制裁名单，除了九名俄罗斯官员和合作者因残害乌克兰人民受到制裁外，还有8名前任及现任中国高官，因对新疆、西藏和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遭到制裁。

被裁制者的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加拿大人和被制裁者有财产相关活动或对其提供金融服务。渥太华称，将继续关注中国侵犯人权行为，并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

八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书记陈全国、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来提·扎克尔、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彭家瑞、刚被“双开”的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前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洪波和前统战部部长尤权等官员。

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总监托赫蒂(Mehmet Tohti)对渥太华的制裁感到欣慰，但这一步等了至少两年时间。“我们送出的制裁名单上有超过十个人，我相信这只是第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官员被制裁。这些残害维吾尔族的官员犯下了严重罪刑，需要受到惩罚。”

2021年加拿大就曾制裁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经济实体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称他们侵害新疆维吾尔人权。

2022年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访问新疆後发表报告，认为中国在新疆可能犯下危害人类罪。报告详细描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

这一次最新的制裁并未提到香港问题，这令加拿大香港人权民主组织感到失望。

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前主席李美宝很欣慰渥太华终於有所行动，但她强调，侵害香港人权者也应该受到制裁，看看最近香港当局对47人案和黎智英的错误指控和判刑，就令人痛心。“我们有提供很多文件给政府，也写信给所有国会议员，过去两年一直呼吁渥太华能对迫害香港的官员实施制裁，遗憾这一次制裁名单上没有看到这些人，但我们仍会持续游说努力。”

中国外交部批评加拿大打着人权幌子对中国栽赃抹黑，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强调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和保障人权，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目共睹。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近日，中国人权律师李方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递交建议书，要求纠正民政部未经法定程序终止涉外收养的决定。他指出，此举不仅涉嫌违反《收养法》和《民法典》，还损害了中国法治形象，呼吁重建涉外法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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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中国民政部突然终止涉外收养政策，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和争议。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新政策仅允许外国人在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子女及继子女，彻底叫停了原本在国际间广泛实施的涉外收养。这一政策的出台在美国家庭中尤其引发强烈反弹。美国参众两院的103名议员联名致信总统拜登，要求其向中国政府施压，确保完成已经配对的收养手续。

法律问题与程序瑕疵

本周一（9日），李方平向中国国家信访局网站提交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建议信，建议责令民政部改正建议书。他指出，这个决定违反了《收养法》《民法典》和其他相关法规。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研究了现行法律后发现，民政部此举相当于越权废止了《收养法》和《民法典》的相关条款。他说：“社会收养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实施，也是中美双方民间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人文管道。疫情前，民政部还高度认可涉外收养，包括说95%的被收养者是残疾儿童，但是疫情之后又马上终止，而且无法无据，无情无理。

李方平强调，根据现行法律，外国人在中国收养子女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而终止涉外收养相当于废止了这些法条，需经全国人大或国务院严格的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废止。然而，此次政策调整既未进行事先论证、公开讨论，也未告知公众决策理由，严重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

此外，中国外交部的回应虽证实政策调整，但也未说明具体的法律依据和程序细节。如果不是外媒记者提问，这一重大政策变动或许仍未被公众知晓。李方平质疑，这种未经任何透明程序就实施的禁令，已损害国家法治形象。

禁止涉外收养引发海内外热议

禁令公布后，许多美国家庭表示失望甚至愤怒。据报，疫情前已有超过300个美国家庭完成了与中国儿童的配对收养，但因为政策调整，这些家庭与孩子的团聚希望化为泡影。这些家庭普遍为收养的特殊需求儿童做了周详准备，如医疗安排和心理辅导，政策的突然改变对其造成了严重打击。美国议员的联名信中呼吁中方履行国际承诺，完成已配对收养的后续工作。

中国国内的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对儿童保护的重视和主权独立；反对者则批评决策仓促、程序不合法、缺乏人道关怀。

中国法律与行政权产生冲突

法律专家认为，民政部的决定不仅挑战法律的权威性，还暴露了中国当前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问题。内蒙古政府前法律顾问杜文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收养法》和《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涉外收养的法律地位，任何行政机关无权擅自废止或停止执行。民政部的禁令严重违反《立法法》对法律修改和废止的规定，是典型的越权行为。他说：“涉外收养的相关条款，明确写入收养法和民法典中。这些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任何行政机关无权擅自或停止执行。这封建议信不仅揭示了民政部越权违法的事实问题，还揭示了当下中国法制困境的要害。”

杜文还指出，近年来，中国的行政决策频繁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在涉外收养问题上，民族主义的渲染使许多人误以为终止涉外收养是主权的体现，忽视了孤残儿童和收养家庭的基本权利。

重建法治信心的必要性

李方平的建议书呼吁民政部撤销禁令，并尽快完成已配对家庭的收养程序。他强调，涉外收养制度不仅对孤残儿童有益，也为中外民间交流提供了桥梁作用，是利童、利己、利他的三赢选择。

他指出，涉外收养在中国已有数十年历史，为大批特殊需求儿童提供了温暖的家庭环境。终止这一制度不仅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的信任危机，还将对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责编：许书婷、嘉远 网编：瑞哲

真的要感谢较真的网友和勇敢的自媒体。

这件事情终于迎来了法治的结果。

12月10日，山西省和顺县联合调查组通报，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是否涉嫌强奸、是否涉嫌拐卖妇女、是否涉嫌非法拘禁。

目前第一个问题已经明确，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第二个仍在深入调查；第三个需要进一步调查。

一切正在回归法治的轨道。

这是一起要从十三年前讲起的悲伤故事。2011年5月，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卜女士离家失踪，从此杳无音讯。家人也曾四处寻找并报了警，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2024年11月25日，山西晋中市和顺县一名女子向寻亲志愿者朱玉堂求助，希望帮她婶婶寻找亲人。

一开始，这件事是以寻亲正能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这位“侄女”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她的选择为卜女士打开了一道门，后者的人生因此迎来改变。 

经志愿者和警方帮助，“婶婶”找到了亲人，并被证实就是卜女士。

11月30日，卜女士回家，与亲友重聚；12月3日晚，和顺县公安局通报，女子2011年从家中走失被一居民“收留”。

有些人以为，事情发展到这里，就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稍微懂得法律常识的人，都从中看到了问题：

一个人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精神病患者，怎么可以将其私自带回家，还和其生儿育女呢？这当中存不存在违背妇女意志？存不存在强奸、拐卖、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

这种疑问应该是下意识的，只要我们拥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和通畅的脑回路。而且，这并非没有参考案例，也就是两年前，在苏北，全国人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遇见一个走失的精神病患者，下意识的、同时也可能是唯一正确的方式，难道不就是报警吗？

那可是2011年啊，那一年被称为微博元年，社交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而两地也就相隔一百多公里。如果当时发现者之一选择了报警，哪怕去网上发个帖子，卜某很可能就在负责任的警方协助下回家了，而不是“消失”十三年。 

然而，我们所以为的常识，在很多人的眼中甚至某些官方意识中，依然不是常识。 

一个村子都选择了沉默或默认，他们和她一起生活了13年，直到另一个女孩决定为其寻亲。

在第一张通报之后，转发的媒体有很多，但鲜有严肃的质疑者。好在，这是一场众目睽睽之下的寻亲，显见的问题终究要接受围观和拷问。

放眼去看，这世间的很多悲苦，时不时以正能量的面目呈现。

一定有人会说，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女人，被“收留”已经很幸运了，甚至应该感谢对方给予的“稳定生活”。这种人常常忘了，如果法治得彰，她们原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就像卜女士，严重营养不良，她回家后，不仅与亲友重逢，沐浴在亲情之中，更被送去省城的医院接受治疗。这难道不是更好的改变吗？

通报里还有一句：对其它涉嫌违法犯罪、失职失责等问题，和顺县将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后续调查情况及时通报。

所以，这事还远远没完。

而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在广袤大地上，是否还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