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法院周二（12月17日）对被判贪污、受贿罪的原呼和浩特地方官员李建平执行了死刑。作为习近平执政时期第二个被执行死刑的党政官员，李建平被处死本身反映了中国司法的何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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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出后，网友很快翻出了2021年初也被执行死刑的华融集团原董事长赖小民的案例。

两人都是官员，罪名中都涉及贪腐。但在众多中国的贪腐案件中，这两人却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唯二被处死的人。舆论的焦点于是再次聚焦到对贪腐官员适用死刑是否公正的问题上。

十亿是个槛？

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李建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国有公司资金14.37亿余元，其中2.89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共计5.77亿余元；挪用公款10.55亿余元，其中4.04亿余元案发前尚未归还。另外，李建平还纵容以赵文远（已判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最终，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李建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上述法院公布的信息，李建平总共涉案金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舆论对他被执行死刑本身并无异议，但对以多少涉案金额为死刑标准却有很多讨论。

新浪网转发了一篇社媒文章，其中提到涉贪关于“十亿死刑”、“数亿死缓”的司法红线。李建平涉贪金额30亿，赖小民17亿，似乎都符合这个标准。

自称李建平“老朋友”的内蒙古自治区法制研究室原副主任杜文对本台记者分析说，确实有10亿的红线，“到了习近平这儿，他最初提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要少杀、慎杀原则，后来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要10亿元以上才会判处死刑。”

记者核查了2016年4月发布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四条提到：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这个“解释”通篇都没有提及“十亿”的这个数额；但在第三条中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这一条文也并没有解释何种数目是符合死刑的“数额特别巨大”。

杜文告诉记者，他很明确是有政府文件中对10亿的司法红线做了规定，但他已记不清是什么文件。

身在美国东岸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则对记者分析说，有关“十亿红线”的说法未必是空穴来风，这可能是一个潜规则，“贪腐10亿才适用死刑的规定，他们肯定不敢明确写在文件上；”他说，否则就不方便统治者根据需要来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判决。

(RFA Traveler/视频截图/CCTV)

政治疑云

据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界面新闻报道，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因涉案10.4亿元，也曾于2018年3月被判处死刑，但上诉后于2022年被改判死缓。

对于同是贪腐超过10亿却得到生死不同的判决，杜文认为，这是因为李建平案是一个政治案件，“内幕这个圈子里太多人都知道这个事了，李建平的后台就是刘云山，而习近平跟刘云山的关系一直都很糟糕。”他说，习近平就是要借李建平案打击刘云山。本台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消息。

杜文还说，实际上当局公布的涉案金额可能都不是真实的，“中共贪官对外公布的数字并不是有多少就公布多少，而是需要多少就公布多少。”他指出，这是对贪腐官员办案的通例，“一个人被抓后，（甚至在被抓之前），要不要杀他或要判什么刑，就取决于他要不要开口。”他补充说，就是看这个被抓的官员会不会开口去咬别的官员。

死刑下降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中国执行死刑数量出现下降趋势。美国人权机构“对话基金会”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死刑已经减少了一半。但据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份报告仍将中国称为“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隐瞒死刑的真实数据，这份报告没有对中国实际死刑的数据作出估计。

但吴绍平指出，中国死刑数量下降带来的未必是公正结果，“中国官员的贪腐案件，也就是经济案件，哪怕贪腐再严重，有基本上不适用死刑了。通过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这样的案例，贪腐几亿、十几亿都没有被判死刑。”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六（12月14日）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交顾问伊曼纽尔·博纳(Emmanuel Bonne)进行战略对话时提到，贸易战只会导致“双输”，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中欧贸易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王毅的这种说法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欧贸易战已经打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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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外交顾问博纳这次访问北京前，外界已经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明年初访华。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博纳的这次访问就是为马克龙访华打下基础。

据中国和法国的媒体报道，王毅与博纳在北京的这次对话内容广泛，涉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已经动荡的国际局势等等，但引起外界较多关注的还是王毅在对话时对中欧经贸问题的提法。王毅强调，贸易战只会导致“双输”；中国是自由贸易体制最坚定的捍卫者，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博纳则表示，法方不赞成打贸易战，支持欧中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欧盟刚刚从11月开始对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加征45%的关税；而作为回应，中国很快对欧洲出口到中国的乳制品、猪肉产品、化工产品和白兰地等展开反倾销调查。王毅的提法给双方本已紧张的贸易关系似乎又增添了变数。

(美联社图片)

贸易战已经开始了

前美国贸易官员、现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顾问芮恩希(William Reinsch)对记者分析说，王毅的提法是中国在面对贸易制裁措施时的典型做法，“当有人针对他们展开贸易行动时，他们总是用贸易战来回应；他们总是要反击的。他们和欧盟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在几个领域展开针对欧盟的调查。”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博士则认为，王毅这番表述的真实用意，还是在控制欧盟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水平，“中国真正想做的就是避免双方的关税失控，超出汽车的领域，因为中国严重依赖在欧洲出售各种商品，这样以免变成全面的贸易战，因为这样会伤害中国。”

杜斯特伯格博士认为，实际上中欧之间目前已经处于有限制的贸易战中，现在的问题是双方是否会扩大这种贸易战，“欧盟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他们无法承受汽车市场被中国产品占领，所以他们不会从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上回撤，现在就取决于中国是否会扩大有限的贸易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发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盟都是逐步在增加对对方商品的制裁措施。

8月底，欧盟宣布了对中国制造的进口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反补贴税的决定草案一天后，中国很快就宣布对包括各式乳酪、牛乳和奶油等在内的欧盟多种产品展开反补贴调查，接着又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到了10月份，欧盟则宣布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廉价硬木胶合板展开反倾销调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息显示，中国对欧洲商品展开新一轮的制裁措施。

贸易战升级的可能性

杜斯特伯格分析说，中欧贸易战的限制性条件是中国和欧盟都非常需要对方作为自己商品的市场，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美国政府面临换届，又要面对新的挑战，“在特朗普政府中，对中国商品进口的限制很可能增加，所以中国需要欧洲作为其销售点。”

美国艾德菲 （Adelphi University）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的看法与之相似，他强调说，如果中欧贸易战扩大，对中国会更不利，“受害比较多的应该是中国，因为他可能同时丧失美国和欧盟两个主要市场。”他指出，中国电动车国内市场不能完全消化，必须大量销往国外，这等于全世界帮助中国在消化过剩产能，如果美国和欧盟同时都不干了，对中国将是很糟糕的局面。

就在9月底，欧盟尚未批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已经生效，同时还大幅提高了对中国具有其他重要战略意义商品的关税，包括钢铁和太阳能产品。

王维正强调，中国经济与欧盟、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其出口所占比重较大。出口受影响，影响的不仅是其经济，也可能影响到其政权稳定。

芮恩希对于中欧之间目前这种有限贸易战升级的可能性也表示怀疑，他以美中贸易战为例，“当我们施加关税时，他们所做的也是增加类似的关税，但他们随即停止了，并没有持续增加。我感觉他们会继续像以往那样做，也就是那样了，除非欧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身在美国西雅图的经济观察人士蔡慎坤则分析说，中国对于欧洲的贸易战仍然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即使是加征了关税，中国电动车在欧洲还是有市场的，原因是中国商品的价格实在是太低廉了，欧洲的工业生产成本加起来根本干不过中国。”

王毅在对法国还是欧洲喊话？

对于这次王毅对法国总统顾问喊出贸易战的提法，蔡慎坤说，其用意是可能通过敲打法国威慑整个欧盟。但他说，欧盟除了法国、德国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并不是很强，所以未必会受到中国的要挟，“如果是长期的贸易不平衡，欧洲国家肯定要联合起来，增加关税，阻止中国的商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市场。”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2023年的数据，包括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在内的欧洲国家，中国在其进口中都占较高比例，但它并未超过邻近的欧盟成员国或美国在总体贸易中的重要性。中国只是欧盟整体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占出口总量的9%，同时中国也是欧盟整体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占欧盟进口总量的20%。

哈德逊研究所的杜斯特伯格博士则告诉记者，王毅的意思是想通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中起作用，以局限贸易战的规模。但欧盟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会试着每次去影响一个欧盟国家的决定，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确实可以做到的话。但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说服欧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电动车的关税上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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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周四（12月12日）在北京闭幕。长达4000字的会议通报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九项重点任务，但外界对此的反应却比较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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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疲软、股市低迷、消费不振，美国高关税若隐若现，到了年底，中国经济仍未走出低谷。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外界充满期待。但会议的通报周四发出后，市场的反应却比较消极。周四当天，上证和深证指数都收跌超过2%，跌势在周五延续。

能提振消费吗？

对本次经济工作会议的成果，媒体反应不太一致。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在报道中指出这次会议突出了一个“实”，并不吝赞美说会议通稿“扎实、坚实、实效、实绩、夯实、走实、抓实、求真务实……”。但台湾中央社在报道中说这次会议缺乏具体措施。

在中国官媒人民网发布的会议通报中可以看到，会议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包括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其中第一条就提出了要大力提振消费，并明确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具体要求。

但曾担任鸡西市副市长并主管当地财政的李传良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起实质作用，“个人消费现在已经很低很低了，很低的缘故一是经济内卷造成的，二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本身就比较低，所以他现在提高这几种待遇达不到（提振消费的）目的。”

李传良分析说，目前的措施并没有真正恢复市场自身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他还是国家拿出刺激政策，例如基础建设、扩大贸易等等，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市场、个人或民间的消费，这还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消费。”他强调，这些做法对提振消费作用都不大。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不少中国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都强调，消费不振是其重要原因，并呼吁中国政府多下功夫刺激消费。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被外界一致看好的措施。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对本台分析说，中国消费不振并不是老百姓没有钱，而更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均，“所以如果不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或者说不在老百姓收入不均的问题上去改革的话，单纯提高消费是缘木求鱼。”他提到一个数据：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消费只是美国的十二分之一。

虽然这次会议通报中提到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但黄大卫认为这不足以真正提振消费，因为本来养老金就很低，“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比例大概是40%左右，这低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70%，这意味着很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足以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他说，现在会议提到了提高养老金是一个积极信号，但还很难说是有力度的改革，从整体经济制度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视频截图/CCTV)

没有新东西

会议通报中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指出了其中的具体要求，包括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等等。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市场对此的广泛解读是中国的财政政策要从保守走向宽松。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对记者分析说，这些措施并不新颖，而是一直都在用，但问题是不太有用，“用了这么多次，但一直是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是暂时有效果，但后果是通胀，印发货币越来越多，人民币就开始贬值。”

本周有消息说，中国政府正考虑明年让人民币贬值，以应对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可能提高中国货品关税的局面。

但在本次通报中，提到了“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等字眼，外界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间接承认了中国存在通缩问题。通缩问题也是近年以来国际经济界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之一。

谢田则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通缩，“中国大面积地、长期、持续地印钞放水，钱印得越来越多，怎么可能通缩呢？”

谢田说，从这次会议的通报看，政府措施没有新的东西，这也是市场对此感到失望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政府有很多重要工作都没有做，“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的负担很重，中共这么庞大的官僚机构，他不去削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预算，他反而增加赤字，所以他没有想真的解决问题。”他说，相比看，阿根廷新政府的一些做法可圈可点，“米莱政府刚刚把中央政府的部委从十八个减到了八个，他甚至要大规模减税，减税90%。”

李传良则指出，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果可以看出，实际上体制能允许的经济措施都已经穷尽了，“原来所谓扩大内需、四万亿等等，这些经济政策实际上都失灵了。”

黄大卫则认为，整体上这次经济会议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由过去否认困难‘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氛围’，转变为承认目前的经济挑战、进行局部改善。”

要有真正的造血功能

会议通报中还提到，要为基层松绑减负，“让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并强调要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似乎是把希望寄予基层地方政府，通过调动其积极性来促进经济发展。

李传良指出，这种说法已经很露骨了，这说明中央政府很清楚基层地方官员“躺平”的现实，“很多人说做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有能力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了，躺平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都躺平，不做比做要好。”

他说，虽然这次会议已经把话都说得这么白了，但也只是喊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个群体已经是这么一个状态了，而且事实上这些政策也落实不了，真正的能人不会去出力使劲，没有能力的人政策再好也没有用。”

李传良又补充到，真正激发动力关键的不在于官员，而在企业，而企业要好起来，还是看机制和体制。他说，“真正的造血功能没有，只做外科手术起不到什么效果。”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美国大选后，候任总统特朗普组建的执政团队中涉及对华关系的人员，一直受到中文舆论的紧密关注。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媒体在大选前就连发文章，呼唤寻找下一个“基辛格”。中方的这种心态源自何处？当前美国政坛是否有可以满足中方期待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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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周三（12月11日）晚举行了2024年度晚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委员会致信，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保持沟通”，希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相关人士，继续关心支持中美关系。这是继去年该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习近平致信庆贺之后，习近平再次致信这一组织。

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帮助美国企业到中国经商，并为此在华盛顿作游说工作的行业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承载了中方希望借助其力量稳定中美关系的期待。这与中国官方媒体上寻找下一个“基辛格”的呼声显示出一致性。

时移势易

早在今年8月，澎湃新闻网就连发多篇文章，以《寻找“基辛格”》为题，分析当今美国政坛可能起到类似当年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作用的人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对此做了报道。

现居纽约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向本台透露，中国政府方面在大选结束后，曾试图与共和党以及特朗普身边团队的人接触，“就是寻找一个跟特朗普关系比较密切的这样一个人”，但到目前为止进展不大。

邓聿文分析说，要注意区分媒体和中国政府的不同意愿，中国政府未必是期望找到另一个“基辛格”，而主要是想找到一个能帮助中国在美中之间传话的人；而中文媒体上的这些以“寻找基辛格”为题的报道则可能主要是民间的一种期待。

对中国方面的这一期待，本台记者采访的多位美方专家却不太以为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戴维·麦考特（David M. McCourt）对记者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位类似于基辛格这样地位、并起到相似作用的人物，“因为战略环境已经非常不同，在1970年代，中国还不是那么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也有很重要的地缘政治需求，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进行区隔。基辛格看到这个格局，并预见到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他和尼克松都很愿意促成这一合作的实现。”

一般认为，基辛格作为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1970年代初秘密访问中国，帮助促成中美反苏联盟，是其成为中美关系扛鼎人物的重要基点。

麦考特说，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从197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代，美国对中国是友好的，基辛格就代表了这样一直倾向，即美国人喜欢中国；另一方面，基辛格也代表了一种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路，即主要思考战略性问题，权力平衡、大国政治等等，“在中国人看来，基辛格有关战略、现实主义以及大国政治的观点，可能是更好的美国人看待中国的基础，而不是那种更有批判性的、担忧的、恐惧的，以及威胁性的叙事。”

但中美关系近些年来不断走低，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战略格局也已经大不同于冷战时期。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期间，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与此同时，多年来美国政治极化也是显著的事实，共和、民主两党在诸多议题上长期分歧，但在对华强硬的立场上则趋于一致。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际军事研究员何天睦博士对记者分析说，“现在（美国）政治环境是分裂的，但对中国的不信任是共同的。”他说，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是散碎的，再加上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了北京在美国官员和领导人中建立亲华群体的机会，这甚至也限制了中国影响和游说国会议员的能力。

何天睦认为，现在似乎没有像基辛格那样的权威和影响力的人物了，但他又说，也许美中关系再次出现紧张/冲突的格局时，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毕竟基辛格也是在中美关系比较糟糕，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合作、降低双边关系压力的时候崛起的。

候选人何在？

在中国媒体对寻找下一个“基辛格”的报道中，提到了多位在中美关系领域工作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联席主席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shton Thornton），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院长詹姆斯·斯坦伯格教授（James Braidy Steinberg），还有较年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教授、美国前国务院顾问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等人，社交媒体上则常有人提及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

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甦棣（Stephen M. Young）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则提及其他几位人物，“欧伦斯（Stephen Orlins），他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还有韦德宁（Dennis Wilder），他曾担任中情局副局长。”杨甦棣同样也提及了曾与他共事过的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

另外，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有中国学者提及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麦考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提及了白洁曦教授，以及华盛顿智库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等人，“这些人都是在政策圈层里的，但并不认同把中美关系等同于零和游戏，这是华盛顿对华政策良好的基础。”他也提及作中国研究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副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但他说，这些人的情况和70年代的基辛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内有很大的权力。

麦考特强调，这些专家倾向于稳固中美关系，“尤其是白洁曦，她致力于中美之间的关系降温，缓和华盛顿的氛围。” 他认为，像白洁曦这样的“竞争共存派”，他们强调通过合作而非只是竞争或对抗，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中美关系。

何天睦则并不确定目前阶段有什么样的人能担当类似于基辛格的重任，他强调，“对华政策高度政治化并具有党派色彩，个人的影响力仅在其所在党派执政时才得以体现。”

但麦考特指出，中国方面或许可以转向五角大楼（国防部）去寻找对他们有帮助的人，“在五角大楼，可能我们无法找到基辛格这样的人，但可以实现更好的军事关系。”

麦考特分析说，在五角大楼更容易找到愿意从战略高度谈话的人，但如果去商务部、财政部，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脱钩方面的具体问题，包括技术转让、数据隐私等等。他不认为这些地方能出现愿意像基辛格那样着眼于大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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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专门强调要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并要求在边疆地区推广普通话和全国统一教材的使用。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预示着中央政府可能在新疆等边疆地区进行进一步的文化和经济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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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是周一（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作出这番讲话的。这次学习以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在学习中讲解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工作建议。

就在三年前，维吾尔人权项目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国际人权组织把12月9日确立为“维吾尔种族灭绝纪念日”（Uyghur Genocide Recognition Day），以纪念2021年独立的“维吾尔法庭”裁定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以及《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签署75周年。而12月10日又恰是世界人权日。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再次引发外界对新疆人权及经济状况的关切。

叙利亚形势的影响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各方面全过程，也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

对于习近平在此时作出这种讲话，身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力夏提（Dilixiati）对本台记者分析说，这和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中国政府现在突然如此高调，再次强调要稳疆，实际上是担忧国际形势的演变直接影响当地局势的动荡，从而失去对当地持续的统治和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叙利亚反对派军队攻入首都大马士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末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从叙利亚出逃，也宣告其代表的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的统治终结。据美联社报道，在叙利亚反对派军队中有数千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他们中有人表示，在叙利亚参战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以后能回到中国，报复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

身在美国的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则对记者表示，习近平此番出来就边疆治理讲话，可能和美中关系近来的发展有关。其中一个因素是美国政府面临换届，“特朗普提名了几个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是反华先锋，比如说马克·卢比奥，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是在重要位置。”他介绍说，这几个人一直都是推动维吾尔政策法案等政策的重要政治人物，尤其是可能担任国务卿的马克·卢比奥。

另外，伊利夏提向本台透露，他前不久接触到11月底中美换囚计划中被释放的三个维吾尔人中的一位，“她是一位老年的母亲，我和她见了面，她就说，她被送到北京，然后到美国后，很多的维吾尔人非常受鼓舞。”他指出，这表明在新疆当地的维吾尔人也感觉到美国一直在关注他们，海外的维吾尔人一直在为他们发声，而这次中国政府让了一步。

伊利夏提分析说，这些形势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信号，“他（中国政府）感觉到这可能给当地的维吾尔人，包括哈萨克人一种信号，使他们从消极反抗变成积极反抗，所以他要再次强调要继续这种打压。”

经济政策实质是强化政治管控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同样也谈及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他说，要把边疆地区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强调，有必要引导边境地区各民族“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应推广普通话和全国统一教材的使用。

目前身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回民马聚对本台记者分析说，从习近平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经济政策仍然是延续过去那种以汉人为重的倾向，“这几十年来看得很清楚，所有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那就是一定要是汉人在那个地方要加强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这些发展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是没有关系的。”

马聚举例说，边疆地区银行给少数民族的贷款长期受到很多限制，他在这些地区的亲友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清楚，比如在新疆，银行贷款给维吾尔人是需要政治审查的。新疆也有不同地区，比如在伊利，那里是哈萨克族自治州，贷款给哈萨克人、维吾尔人，银行也是需要政审的。”

他还介绍说，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过去对少数民族的金融帮扶政策没有这么多特别规定，但近些年则趋紧，“这些年来，临夏要给谁贷款，或者在经济方面要给谁扶持，可能是扶贫款，在政治方面，比如说某个县，要有县扶贫办、县委的政审的。”

马聚还提及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鼓励汉族向边疆地区移民的政策。据香港《南华早报》2021年的一篇报道，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汉族人口近十年在新疆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维吾尔族，其中大部分汉族人口的增长来自其他地区的迁移​。而中国政府也为鼓励这种迁移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包括住房、就业机会的提供，以及放宽居住限制等。

这些政策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关注和争议。马聚认为，这些做法真实目的其实是殖民，他反问到，“这么耗资巨大投入到新移民，请问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去帮助当地已有的维吾尔人去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呢？”

世维会的声明反对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力夏提（Dilixiati）对本台记者表示，习近平做这种讲话实际上也提醒了世界，新疆问题目前在国际上有所弱化。他认为，这和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有关，“俄乌战争、尤其以巴加沙战争以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不时召开会议讨论、议决相关提案，国际刑事法庭甚至针对相关责任人发出了通缉令，而对具有类似反人类罪行及种族灭绝危险的东突厥斯坦地区至今无一提案。尤其是与维吾尔人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各国，为了保持中国支持巴勒斯坦的统一战线，更加回避维吾尔问题，一些应邀出访中国的代表团甚至协助中共大外宣进行掩盖和粉饰。”

迪力夏提给本台发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世界人权日的声明中提到，国际社会有责任维护所有人的正义、自由和尊严，提请联合国采取积极行动，包括召开特别会议，议决人权高专办所提出的“可能构成国际犯罪，特别是危害人类罪”的风险问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有效地阻止中国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