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信息是好的，”高管们在备忘录中告诉员工。但是，他们还说，政府监管机构或竞争对手可能会抓住谷歌员工之间随意、漫不经心写下的话语不放。

谷歌表示，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诉讼而暴露出的可能入罪的言论，员工之间应该避免猜测和讽刺性的语言，在相互写信讨论“热门话题”之前“三思而后行”。他们被要求：“在掌握全部事实之前，不要发表评论。”

技术也进行了调整。该公司的即时通讯工具设置改为“不记录”。一句不谨慎的话第二天就会被删除。

这份备忘录成为谷歌15年来将删除作为内部通信默认设置的开端。尽管这家互联网巨头存储着全世界的信息，但它创造了一种尽量减少自身信息的办公室文化。它的手段包括：将法律保密特权作为万能盾牌，对自己的技术施加限制，同时不断警告员工，即使是最成功的公司也会因口风不紧而陷入困境。

证物和证词显示，谷歌采取了许多措施对内部通讯保密。它鼓励员工让文件具备“律师–当事人保密”属性，任何时候收件人列表中都要有一名谷歌律师，即使这些文件不涉及法律问题，而律师也从不会回复。

面临诉讼的公司按规定需要保存文件。但谷歌将即时通讯排除在了自动法律保留之外。如果员工卷入了诉讼，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打开自己的聊天记录功能。从审判证据来看，很少有人这样做。

谷歌并不是唯一一家试图将更新型的通讯方式排除在法庭之外的公司。随着即时通讯和短信成为流行的办公工具，关于如何在法庭上使用这些信息，企业和监管机构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

在一代人以前，饮水机旁的一次谈话或一通电话可能会造成指控，但这些话都会在空气中消失。有人可能记得，但他们总是可以否认。也许是听者听错了，或是误解了。

公司希望即时消息像现实生活中的对话一样转瞬即逝。他们认为，给下属发一条关于某宗并购案的影响的短信，不过是闲聊而已。但监管机构和诉讼当事人认为这些是合理的目标。

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其中一些短信表明，至少有一名高管认为合并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法官表示，艾伯森公司“未能采取合理措施”来保存这些信息，但没有惩罚这家超市连锁。艾伯森拒绝置评。

但谷歌的行为受到了最广泛的批评，在所有三起反垄断案件中，法官都对该公司的通讯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多纳托是Epic一案的主审法官，他说，“谷歌内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压制相关证据的系统性文化，”该公司的行为是“对公平司法的正面攻击”。他还说，审判结束后，他将“彻查”谁应该为谷歌允许这种行为负责。多纳托法官拒绝置评。

司法部已要求布林克马法官实施制裁，这将假定缺失的材料在谷歌受审的案件中对谷歌不利，包括垄断权力及谷歌的行为是否反竞争。该案的结案辩论定于周一进行。

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认真履行了保存和提供相关文件的义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回应询问和诉讼，并对员工进行法律特权教育。”

“谷歌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公司政策，那就是‘不要保存任何可能让我们难堪的东西’，”她说。“而这让谷歌看起来很糟糕。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人们就会想，他们为什么要表现得好像在隐瞒什么呢？”

谷歌成立于1998年9月，就在几个月前，当时最具统治力的科技公司微软被美国司法部提起反垄断诉讼。司法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些具有破坏性的备忘录，可以用来证明微软非法垄断网络浏览器市场。

1993年，一位公司副总裁在给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明年我们需要继续我们的圣战。”另一位高管试图说服苹果取消一项功能，他说：“我们希望你把宝宝扼杀在摇篮里。”

问题在于，科技的进步使得生产和保存大量信息变得极为简单。谷歌首席律师肯特·沃克在Epic一案的庭审中作证称，在成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谷歌每名员工产生的电子邮件数量是普通公司的13倍。他说，谷歌感到不知所措，显然，如果不做出改变，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2008年的备忘录中称，聊天信息将自动删除，该备忘录由沃克和工程高管比尔·考夫兰签署。他们指出，谷歌拥有“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文化”。其即时通讯工具最初称为Talk，后来是Hangouts，然后是Chat，该工具迅速被员工采用。

在Chat上，工程师们可以放心，不用那么拘谨。正如一名谷歌员工在法庭展示的聊天记录中所写，谨慎的需求“使得书面交流变得不是那么有趣，有时甚至不那么有用。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不公开聊天的原因”。

与许多企业一样，谷歌要处理许多诉讼，以至于一些员工在同一时间面临多起诉讼。其中一些人可能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处于诉讼保留状态。

Epic一案的律师劳伦·莫斯科维茨在沃克出庭作证时问他，究竟要如何让员工处理这一过程。

“你期望你的员工，成百上千的员工，每天在发送或接收每条即时消息时，停下手头的工作，逐一比对法律保留主题列表，以决定是否应该更改Chat的默认设置，再进行其他业务，”莫斯科维茨说道。

沃克回应说，这项政策“在当时是合理的”。

随着谷歌变得越来越大，公司的用词规范却越收越紧。在2011年一份名为《搜索团队的反垄断基本知识》的备忘录中，公司建议避免使用“涉及战争或体育、胜利或失败的隐喻”，并不要提及“市场”、“市场份额”或“主导地位”。

在随后针对新员工的培训中，谷歌表示，即使是“将产品交到新客户手中”这样看似无害的短语也应避免，因为它“可能被解读为表达了拒绝消费者选择的意图”。

如果使用正确的词汇和删除信息还是无法让谷歌避免上法庭，公司的结论是，那么就要由律师出马了。

在Epic一案中，原告辩称，谷歌多次援引法律与当事人保密特权只是在作秀，目的是为了阻止法庭公开文件。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在2018年给另一位高管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律师当事人特权，保密，肯特请提供建议”，他指的是沃克。这封关于一个并非法律问题的电子邮件被谷歌按下不予公开，在Epic对其提出质疑后，它的保密特权才取消。

法官要求沃克对谷歌的行为作出解释。他否认存在“隐瞒文化”，但表示，谷歌员工对某些词汇的含义不确定，这是一个问题。

“他们认为‘保密权’这个词与‘机密’是差不多的意思，”他说。

在Epic诉讼中公开了一条信息，一名谷歌律师将文件抄送律师的做法视为“假保密权”，并对此似乎感到颇为好笑。沃克表示，听到这个词，他感到“失望”和“惊讶”。

去年12月，审理此案的陪审团在全部11项指控中裁定Epic胜诉。

2023年9月，谷歌因其在互联网搜索中的主导地位而面临反垄断审判，司法部声称该公司隐瞒了数万份文件，称这些文件享有保密权。法庭对文件进行审查后，最终认定并非如此。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的阿米特·P·梅塔法官写道，“谷歌为避免给监管机构和诉讼当事人留下书面记录煞费苦心，令本庭感到吃惊。”他指出，谷歌显然吸取了微软的教训：它对员工进行了有效的培训，让他们不要创造出“不好的”证据。

梅塔表示，这最终无关紧要：在今年8月，他裁定谷歌垄断成立。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这家公司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取的。

“任何将识别和保存相关证据的责任推给员工的公司，都是在自找麻烦，”他写道，他还说，谷歌在下一个案件中可能不会如此幸运地避免制裁。

这些案件中的证据表明，为了谷歌和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谷歌的员工已经学会了一种如临大敌的态度。他们一再坚持在暗处交流，而不是在明面上。

“咱们怎么关掉历史记录？”产品管理副总裁亚当·朱达在2020年的一次聊天中写道。“我不保留历史记录。” 

有时，管理层非常担心留下记录，以至于默认使用过时的技术。

在2017年，时任谷歌子公司YouTube首席商务官的罗伯特·金克尔问老板苏珊·沃西基，她家里是否有传真机。金克尔解释说，他有一份“保密权文件”，而且“只是不想用电子邮件发”。沃西基已于8月去世，她并没有传真机。

想要保留电子记录的员工会受到责备。在2021年的一次群聊中，一名员工询问：“可以保留这里的历史记录吗？需要保留一些信息以免忘了”。

Trust的副总裁丹妮尔·罗曼说，不可以。Trust团队致力于寻找增强用户隐私和信任的解决方案。“引发这一连串的讨论涉及法律和潜在的竞争领域，我希望在享有保密特权的情况下进行讨论，”她说。“我希望默认设置为关闭历史记录。”

美国司法部律师朱莉娅·塔弗·伍德在8月份的一次广告技术案听证会上说，谷歌员工将这些私下聊天称为“赌城”，这是用了那句名言的典故：在赌城发生的事情就留在赌城吧。

谷歌坚持认为该公司尽力向政府提供了能够提供的文件，并且无论如何，司法部并未证明被删除的对话对案件至关重要。司法部表示，由于内容已被删除，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监管机构最近强调，聊天中不存在所谓的“赌城”。今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在一份执法备忘录中“明确”表示：通过消息应用程序的通信属于文件，如果存在诉讼威胁，则必须保留。

去年，谷歌改变了它的程序。默认设置为保存所有内容，包括聊天内容。处于诉讼保留状态的员工无法再关闭聊天记录。

然而，积习难改。在一次聊天中，员工们对这一消息的回应是在Meta的安全通讯应用WhatsApp上建群秘密沟通。

在对技术进行重大押注并获得巨大且戏剧性的回报后， 企业家会成为传奇人物。埃隆·马斯克现在将这种孤注一掷的哲学应用于总统选举，将自己的声誉——或许还有未来与特朗普的胜利绑定在一起。

杰夫·贝佐斯玩的是一种更为冷静的游戏，在马斯克出现之前，他是互联网时代的叱咤风云人物。他乐见马斯克成为热点，让他去做那些有风险的事。但上周，贝佐斯自己却意外地闯入了新闻的暴风眼。

他的众多资产中包括《华盛顿邮报》，他在2013年收购了这家报纸。该报的编委会正要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背书时，贝佐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决定。

这本来不该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无聊的声明而已，宣布某事不会发生了。然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推销员、凭借对客户至上的理念将亚马逊打造成现代零售的巨头，却遭遇了一生中来自客户的最大拒绝。

25万《华盛顿邮报》读者取消了订阅，这一数字最先由NPR报道，然后邮报自己也做了报道。这大约占到总发行量的10%。《如何抵制亚马逊及其原因》一书的作者丹尼·凯恩说，取消订阅的速度和决心令人震惊，但也有着诡异的合理性。

“亚马逊发明了一键式文化的整个概念，你点击一个按钮，你的门廊上就会有一堆卫生纸，”他说。“你不能一键就让车道上的特斯拉消失。但你可以让杰夫·贝佐斯拥有的报纸消失。”

取消订阅的人表示，他们觉得贝佐斯试图讨好特朗普，他否认了这一指控。相比之下，马斯克自去年7月宣布支持特朗普，成为这位前总统最引人注目的粉丝、拉拉队长和党羽所导致的损失立刻就显得没那么严重了。

从目前的销售数据还看不出消费者在出于政治原因抵制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周二，马斯克在X上隐晦地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转发了一位支持者的留言，称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在这场现代历史上最紧张、最富戏剧性、最混乱、风险最大的政治斗争中，马斯克、贝佐斯和其他超级富豪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机遇和无形的危险。这场选举当然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但对非常富有的人影响会格外大——或者至少他们自认为如此——以至于他们可能不可避免地也在试图影响这次选举。

迈克尔·乔丹在1990年为许多名人树立了标准。当时这位在北卡罗来纳州上大学的篮球巨星被问及是否会支持哈维·甘特——一名黑人候选人，试图挑战长期反对民权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

“共和党人也买球鞋，”乔丹说。赫尔姆斯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甘特。

乔丹后来说，那是即兴的评论，甚至就是开个玩笑，不过他并不想趟浑水。“我从来没当自己是一名活动人士，”他说。“我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篮球运动员。”

许多亿万富翁现在都成了活动人士。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人数增加了——据一项估计，自2016年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38%——而且他们拥有的财富更多了。尽管存在反垄断和监管措施，但富人和他们的公司一直过得很好。股市一直处于创纪录的高位。

然而，钱也不是万能的。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是世界上仅次于马斯克和贝佐斯的有钱人，他去年支持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竞选总统。埃里森至少花了3000万美元，但无法让斯科特成为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埃里森为他的候选人出钱，但在其他方面保持沉默。马斯克则完全不同，他完全成为了特朗普的代理人，也是他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周日，马斯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特朗普造势集会上对人群说，“我们要让政府不再对你们指手画脚，从你们的口袋里掏钱。”

毫无疑问，马斯克希望政府不要再对他指手画脚。《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特斯拉和SpaceX在内，他的公司面临20多项调查或审查。特斯拉对无人驾驶的推动是监管机构尤为关注的事项。就在上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它正在调查几起雾气和扬尘导致的无人驾驶撞车事故。

马斯克曾向特朗普提出，希望成为某种治理政府浪费的监察长，他还经常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生争执。该委员会对他在2022年收购当时名为Twitter的X展开了调查。在9月的听证会上，马斯克没有出现，证监会因此要求对他进行惩罚。

除了监管审查，马斯克在融资上也跟政府有关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6月宣布，SpaceX获得了一份价值8.43亿美元的合同，负责几年后空间站准备退役时进行脱离轨道的操作。SpaceX还拿到了发射军用和间谍卫星的合同。它在2021年和2022年获得了总价值4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将人类两次送往月球。它还有许多其他与政府相关的项目。

贝佐斯也与政府有业务往来。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司法部正在将亚马逊告上法庭，指控它违反了反垄断法。

特朗普担任总统时，亚马逊及其首席执行官有时会成为他挖苦的对象。该公司竞标了一份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五角大楼最后授予了微软。亚马逊提起诉讼称特朗普破坏了它的竞标。合同被取消。最终，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四家科技公司从这个云交易中各分得一杯羹。

报复心强的特朗普若是再次上台，贝佐斯最脆弱的财产可能也是他最关心的——他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该公司将与SpaceX和另外一家公司竞争，在未来五年内为国家安全火箭提供发射服务。

上周五，当《华盛顿邮报》宣布不会为总统候选人背书时，蓝色起源的首席执行官戴夫·林普在得州与特朗普进行了简短的会面。贝佐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周一他在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他知道“很多人会说这是个不符合操守的决定，会面这件事会被他们抓住把柄”，但整件事都是巧合。那篇文章吸引了超过2.4万评论，其中支持贝佐斯的不多。

几个小时后，马斯克在X上发文：“向杰夫·贝佐斯致敬。”他有可能是在调侃贝佐斯，就像有一次面对采访者的提问，马斯克回答：“哪个杰夫？”马斯克没有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