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彭小莲当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交上了一个德国裔的男朋友。这个德国裔的男朋友在听彭小莲讲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大惑不解地问：希特勒再坏，他害死的主要还是犹太人和外国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呢？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史以来——而且还是在和平时期——害死最多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还被一些中国人奉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还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图腾！

据中共官媒报道，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韶山人潮涌动。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迎来了来自各地的祭拜者，铜像下花篮满地，焚香区烟雾缭绕。人们举着红旗，高唱《东方红》，纪念毛泽东诞辰131周年。

其实这也只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在八十年代，毛泽东的故居门庭冷落。就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即便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几天，开往韶山的巴士上也坐的是农民工，没有几个朝圣者。总的来说，毛泽东热的复兴是在“六四”之后渐渐发生的，到了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大大加速，于是就有了这些年12月26日韶山的这幅荒诞的场景。

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在毛时代固然是隆恩厚重，备受眷顾。但即便如此，毛时代的种种灾难，韶山也未能幸免。例如大饥荒，韶山也饿死了很多人。

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湘潭)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截至1962年，中国有2075个县——引者注），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胡乔木这份调查报告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了普遍的饥荒，并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8月，中共举行庐山会议。在开会之前，毛泽东也多少了解到不少地方发生了吃不饱、甚至饿死人的现象。本来毛泽东是打算反左，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的。只因为彭德怀在会上给毛泽东提交了一封万言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感到自己的绝对权力受到挑战和威胁，于是就祭出路线斗争的法宝，把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把反左变成了反右。到头来，原先的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火上浇油，变本加厉，终于导致更多人活活饿死的大悲剧。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显示，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高峰。

其后，在刘少奇等务实派的努力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调整政策。中央也对庐山会议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小干部甄别平反。但毛泽东出于对彭德怀的忌恨，硬是给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继续压在阴山之下。到了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被软禁的彭德怀，派彭德怀到西南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看上去是要重新启用彭德怀。谈到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但就是与此同时，由江青幕后策划，上海的姚文元执笔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早已被打倒的彭德怀再踏上一只脚，就是要把彭德怀置于死地。和彭德怀一样要被置于死地的还有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贴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提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提到1962年的右倾。这就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对当年纠正毛自己犯下的极其严重罪错的务实派反攻倒算。

毛泽东在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中写得很清楚，“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特别是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有人在此句下面加上一条注：对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务必要坚决打击，置于死地。毛泽东的邪恶狠毒，即便在古今中外的暴君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中国财经网红、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12月24日在个人微博上贴出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的“轮台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段文字一发出，立刻在网上热传热议，很多网民都认为这段话是在影射习近平。

查看任泽平微博，这一段文字已搜寻不到，微博上任泽平的个人页面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这就从反面证实了网民的猜测。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当国家遭受严重的天灾，或者是朝廷的施政发生重大差错，乃至政权发生严重危机，皇帝就要发布罪己诏，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为什么发生了天灾皇帝也要做检讨？因为皇帝受命于天。皇帝若违背了天的意志，老天爷就会通过例如灾害等变异现象发出警告，所以皇帝就需要下罪己诏，以求得上天的原谅。

按照中国法学家萧瀚博士对《二十五史》的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总共有270份左右。

然而，中共最高领导人却从来不下罪己诏。毛泽东说过好几次，“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毛泽东说：“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这话不对。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清代的康熙，这都是被称为明君英主的，在被称为盛世的时代下过罪己诏。

为什么过去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如今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从不下罪己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帝制和现在的共产专制的一个重大区别。

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是伟大领袖，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常常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再有，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皇帝和大臣的位置是不能互换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总书记或党主席和他的高级同僚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一个人被送上伟大领袖的位置，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真理化身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了，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毛泽东径直把彭德怀提意见说成“下战书”。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彭德怀在万言书里用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在熟悉中共党史的人看来，这等于是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既然是路线斗争了，那就必须换人了。

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历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准确的说，共产党领袖还不都是一认错就下台，有些领袖是被他的同志们搞下台然后被迫认错。赵紫阳被逼下台但不认错，是党内的一个异数。

总的来说，在中共那里，认错和下台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皇帝下罪己诏，而当代的共产党伟大领袖没一个下罪己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怕人提罪己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12月16日出版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在这篇仅仅2000多字的文章中，习近平至少30次提到“自我革命”。一提起“自我革命”，立刻使人联想到文革。在文革中，林彪多次讲，文革就是自我革命。林彪批评很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口头上拥护，实际上不拥护，有的还对抗，原因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不愿意革自己的命。林彪有句绕口令式的名言：“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别人命的人的命。”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文革这场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大清洗，就是党内大清洗。所谓自我革命，并不是每一个自我都要革自己的命。伟大领袖就不在自我革命之列。伟大领袖就不革自己的命。伟大领袖专革别的老革命的命。文革就是伟大领袖对他的革命同志的大清洗。眼下习近平搞的自我革命也是同样的性质。

习近平在文章里讲的很清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简言之，习近平搞的自我革命，就是习近平对党内的大清洗。文革的自我革命，打出的旗号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眼下这场自我革命，打出的旗号是反腐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信息，2024年至今（12月10日）已有864人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包括54名中管干部，236名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574名省管干部；
期内有539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开除党籍和公职等），包括52名中管干部，71名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416名省管干部。

另据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披露数据，截至2024年9月末，全国已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4124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793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37607人（含5起省部级查处）。

这三项数据自中纪委2015年开始披露，后逐年增高，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间的被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均突破“10万人”（除2022年其余四年“党纪政务处分”人数也均超10万人），2024年则在前九个月就已达19.79万，预计全年被批评教育和处理的官员已突破20万人，或创造近年的峰值。虽然官方未披露被处分或判罪官员，罚没和追缴的总金额，但从“屡攀高峰”的反腐人数可知，相关资金规模一定超出想象。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2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法院对被判贪污、受贿罪的原呼和浩特地方官员李建平执行了死刑。根据法院公布的信息，李建平总共涉案金额超过30亿人民币，在中共落马的大小贪官中名列第一。

自十八大上台伊始，习近平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在5年后的十九大，当局便开足马力，为习近平反腐败赫赫功绩大唱赞歌，说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大管党治党力度，以坚如磐石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担当，集中削减腐败存量，坚决遏制腐败增量；建立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更做出结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当局7年前讲的话，今天看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从前面引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看，如今中共官场的腐败，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是变本加厉。不但人数更多，而且金额更大，大量的腐败不是存量而是增量，主要都发生在十八大以后，很多落马的高官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任命。这无异于宣告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是腐败的温床，同时也表明习近平的反腐败只不过是党内清洗的工具。习近平喊出“自我革命”的口号，说明其黔驴技穷，除了重新捡起毛泽东文革玩剩下的东西，再也拿不出什么新玩意。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习近平这两年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持续衰退，连政府都缺钱花了，从贪官那里罚没海量赃款，在官场也来一轮“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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