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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飞灰》导演刘健伦：“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以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宁化飞灰》，目前正在美国各地陆续上映。现居英国伦敦的该片导演刘健伦，在1月7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专访，讲述了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从简单记录到超过1000小时的视频素材
现年47岁的刘健伦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告诉本台，他是在2019年5月反送中运动大规模爆发前夕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素材的。一开始，他是自己做简单的记录：“那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拍一个什么纪录片，我自己是一个电影制作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记者。到后来，我帮德国一个电视台去拍香港的一些运动资料片段，所以我才做了一个记者。就在这个很巧妙的情况下，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个记录。”
他说，那时他没有想过反送中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有了“国安法”，而他则一直拍到了2021年，拍下了超过一千小时的视频素材：“那时候因为‘国安法’，我有很多记者朋友就离开香港，或者是被抓了。所以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在香港不太安全。在香港，我有很多不同的素材，当时因为在油管（YouTube）、很多社交媒体里面已经看不到2019年的一些片段，所以我拿着所有我的视频片段离开香港。”
他坦言，在2021年5月离开香港时，他感受最深的时刻是上飞机的时候，还有和家人吃最后一顿晚饭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想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香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就把自己的感受跟香港2019年的运动剪辑在一起，就有了这个纪录片。”
五年过后 当年香港街头的场景历历在目
回顾拍摄这些视频的两年时间，刘健伦表示，他一开始是辛苦的：“通常游行集会在中午的一点钟开始，但是它一直持续到午夜两三点钟。我就一直从中午一点拍到凌晨两三点，所以觉得很辛苦。”
他说，但是慢慢地，他就觉得并不辛苦了，因为他成长在香港，他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香港，他此前还没有经历过反送中这样的场景、没有经历过香港有这么大的游行和动荡的时代：“所以我自己后来就没有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一个责任去记录这个历史，记录香港的变化，记录香港人在这个大时代里怎么样找自己的定位、身份，怎么样去保护、维护香港人一直都有的自由、人权，一直都有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
刘健伦表示，尽管现在离他在2019年拍摄这些视频素材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直到现在，他对每一个街头、街景在当时发生过的事、人们说过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其中有几个场景令他记忆最深刻。他谈到其中一个说：“我自己哭得很厉害的，第一次就是在机场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我当时做直播，现场拍摄记录了一个警察怎么样把他们抓捕了。我当时很内疚，因为我没有提醒他们警察追上来了，当时警察是警车开到公路上，有警察跳下车追他们。”
刘健伦在拍摄香港街头抗争的过程中，拍下过不少示威者被捕的时刻。他说：“每一场的抓捕的时候，我记录了很多很多被捕人士说出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名字，我全部记录下来。他们都说，这个记录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救生艇，因为有很多时候就算律师（要）找他们，但是也找不到，所以我的记录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他表示，这也是让他决定把这些视频素材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的重要动机之一：“我自己去剪一个这样的纪录片下来，让全世界知道当时香港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些被捕的人对我记录的影片不失望。”
他谈到了这部纪录片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的用意：“我们离散的香港人要怎样去找我们的身份，怎样保持我们香港人的身份，这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也是这个纪录片的目的，就是让全世界不同的人知道，香港人为什么要逃到不同的国家，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香港人。”
前线记者遭遇的危险：“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
刘健伦告诉本台，在反送中运动时，据他所知，拍摄街头画面的记者都被警方的催泪弹、橡胶子弹、水炮车、胡椒喷雾等等武器击中过：“所有的我们都试过，我们所有（人）都中过弹，不止是我自己。我自己中过很多次。”
刘健伦讲述了他自己遭遇过一次非常凶险的攻击。他指着自己头部的左侧太阳穴位置说，那是在2019年9月一天晚上的旺角：“有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催泪弹，当时我戴着一个头盔，这个催泪弹‘嘣’一下打到我这里，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前额说：“然后这个催泪弹撞到我这里，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是最危险的。”
在那段时间，他也见过其他记者受伤的样子：“有一个印尼女记者，我就在她后面相差一个身位，她的眼睛被射到了，她现在永久失明。”
2019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街头开枪发射实弹，击中了18岁中学生曾志健的胸部。对刘健伦来说，那天的气氛也是令他最难忘的：“当时知道警察疯狂地使用枪械、使用武器，可以随便用枪械、子弹去打示威者。当时因为我们没有防水背心、没有避弹衣，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如果中弹我们就完蛋了。”
刘健伦表示，当时他曾有过不想去街头记录的想法，但是他又想到，如果他不去记录的话，站在街头的示威者又会怎样呢？他说：“当天我记得，我自己写下了律师的电话，然后许了我自己的一个遗言，准备有什么问题、事情，被子弹射到了、死了、受伤了，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当时这个感觉是很慌很害怕的。”
但是，他还是克服了恐惧，继续走上街头拍摄视频。他说，他这样做一是因为要见证香港如何经历这样的历史时刻，二是街头年轻抗争者的勇气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因为他们都不怕死，他们比我更危险，他们都可以站在街上，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所以当时我这样想。”
艰辛的剪辑制作过程与创伤后遗症
刘健伦回忆说，在他离开香港前，一个教授曾看过他拍摄的视频素材，对他说：“你拿着这么多素材，是很珍贵，是记录香港的历史，记录香港年轻人怎样保卫自己的自由，去对抗这个政权，是很有价值的。”
他告诉本台，这位教授还说，香港的2019年和1989年的六四很相似，六四的大量片段和场景人们已经看不到了，反送中运动也会面对一样的情况。随着许多支持民主的香港媒体关门、以及黎智英及许多记者被捕，这种情况确实在发生。刘健伦说：“所以他叫我快点走。我自己因为在香港成长四十几年了，我没有见过香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决定拿着这些片段、相机就走。”
而在到达伦敦后，刘健伦开始了自己剪辑视频素材、制作纪录片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我要看1000个小时之外，我要处理我自己的情绪问题。因为我开始剪辑的时候，没有想过我重新再看这些片段的时候，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后来有些（时候）我不断地哭，或者是我看五分钟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再后来，有朋友告诉刘健伦，他应该是有了创伤后遗症，他因此去看了心理医生。回忆这段经历，他说道：“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刘健伦坦言，直到现在，他还有这样的创伤后遗症。2023年11月，《宁化飞灰》纪录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首映。刘健伦表示，在这部电影上映以来的一年多里：“我们去过很多电影节，拿了奖，也在不同的国家播放。但是每一次播放，我都不敢去看，就算在电影院或者是一些内部放映我都看不下去。可能每一次看了头五分钟，我就自己出来去附近的咖啡店坐下来，到播放完了我才回去（参加）问答环节。”
他表示，与现有的其它反送中纪录片相比，《宁化飞灰》最大的特色是从他自己作为一个前线记者的角度，去贯穿整个反送中运动。他谈到，有不少反送中前线记者都和他一样，出现了创伤后遗症：“因为我认识的一些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一听到警车的急救声，他们的心跳就会加速，然后有汗。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大，但是没有人去关照这一群记者，所以我就用这个角度去唤起其他人对记者注意。对2019年站在街头的记者，这是我向他们致敬。”
今年将继续全球各地放映 “香港是我们的家”
目前，《宁化飞灰》已在韩国、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上映。去年12月14日，这部纪录片于洛杉矶进行了在美国的首映。刘健伦表示，在今年，这部电影还会在全世界更多地方上映：“2月1号的时候在挪威奥斯陆有放映。我们在伦敦也有放映，在1月19号。在美国，我们2月22号在休斯顿有一个放映，3月1号在旧金山夏博剧院（Chabot Theater）也有。3月底的时候在台湾，7月的时候在日本。”
他说，如果人们想看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很多被忽略的片段和场景，或者是当时抗争者、记者的心路历程，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纪录片，而他也将出席很多场放映的问答环节。
在访谈结尾时，刘健伦谈到，他希望已经离开香港的香港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努力生活下去，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去等待光明的未来；他也希望仍在香港的人们努力地生存，保持安全。就他自己来说，香港是他的家，他每一天都想回去：“但是自己是很矛盾的。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是跟我一样，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总有一天想回去，但是要等适当的时候才可以回去，没有危险地回去。”
责编: 嘉远 网编：洪伟
© 孙诚拍摄，独家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