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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

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新新闻x低音｜「欠薪中国」系列报道：国企员工、医护人员

过去两年，“拖欠工资”、“集体讨薪”事件屡上热搜，从公务员、国企事业编、公立机构专业人士，到民营企业职工、快递员、农民工，无一幸免。据劳工NGO“工劳网”统计，仅媒体公开报道的欠薪事件就有1700多起。政府财政债务危机、房地产崩盘、消费衰退交织成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下，无人独善其身。

独立媒体“新新闻”和“低音”日前推出「欠薪中国」专题系列报道，采访经历欠薪、降薪、讨薪无果的各行业当事人，呈现经济寒冬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 全文阅读：「欠薪中国」系列报道一・国企员工欠薪半年，靠卖烧烤谋生

目前，该系列已经发表两篇报道。第一篇报道，是一名城建国企员工的故事。他在被拖欠大半年工资、微信零钱一分不剩、公司天台跳楼未遂后，每晚下班推着三轮车卖烧烤。他傍晚六点出摊，深夜两点回家，睡到凌晨五点就爬起来，去菜市场买新鲜的牛羊肉。天亮了，就去上班；第二篇报道，讲述了一名二级医院护士被拖欠四个月工资、集体讨薪无果，另一名公立三甲医院医师基本工资变零、绩效减半。

以下是报道节选：

刘跃腾已经七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养老保险两年没缴、公积金也封存了。

他在一家城建国企上班，月薪不到3000块。过去五年，单位时常拖欠两三个月的工资，再补发其中一个月的钱，但欠下的薪资从未还清。然而，从2024年6月开始，单位再未发过一分钱。

他找领导讨说法，领导说单位没钱，有点钱还让上级政府借走了。他给民政局写信、给工会写信，没人搭理。2023年的一天，他喝多了，站在公司楼顶要跳楼，对着110、120、消防队喊，“我想不开”，结果当天下午，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就补发了。
……
2023年起，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出现大规模拖欠工资的情况。小红书涌现大量“体制内会拖欠工资吗”、“问下X省公务员，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吗”等帖子，评论区上千回复中，许多人称半年至一年没有领到工资，绩效和年终奖也被拖欠；还有人因此无法缴房贷车贷，以至于影响了征信记录。被欠薪的公务员，覆盖省市直属机关和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横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中部人口大省。

另一名在国土资源局工作的受访者也有相似经历。33岁的张载鑫从去年四月起，便无法每月按时收到工资，单位总是等两三个月才补齐发放。他参加土地增减挂项目（复垦新耕地，以置换商业或工业开发占据的耕地），但没收到8000多元的补助。他去问领导，领导说单位没钱。
……
2023年初，刘跃腾决定下班后出去打工。

他先去人力市场当日结工，一天200块钱，到了年底，就攒钱买了辆三轮车，晚上推去路边卖馍，慢慢添置了炉子、桌子和凳子。2024年初，他开始卖烧烤，夏天生意好，一晚能卖3000多块钱，冬天也有每晚500块进账。

赚钱的代价是失去睡眠。刘跃腾白天仍需坐班，只能在上班前把烧烤原材料备好，下班后即可出摊营业。于是，他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去市场买新鲜的牛羊肉、茄子、韭菜、调料，然后在天亮时赶去上班；午休的间隙，他见缝插针回家，钻进厨房切肉，临走前让家里人把肉串起来；下班后，他便推着三轮车去卖烧烤，从傍晚六点一直卖到凌晨两点，收摊回家。

李青青原本在一家二级医院做护士。2023年11月，院方突然宣布“放假”，令她不明所以。她询问领导，对方打太极，并暗示她去找其他工作，她才意识到，医院要倒闭了。

但此前，医院已拖欠了全体员工四个月工资，并断缴社保。李青青和同事们商量，“如果医院彻底关门了，这笔钱不就再也要不回来了？”大家决定去集体讨薪。

几十个医护来到医院领导办公室，质问：“能不能给我们解决问题？”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中年人沉默。

“就是不给，就说单位没钱”。李青青向《新新闻》转述医院领导的态度。
……
韩君怡是一所公立三甲传染病院检验科的副主任医师。她2024年8月的基本工资单是这样的：

实发合计（元）：150
应发合计（元）：4500
应扣合计（元）：4350
实扣公积金：2000
补扣公积金：100
扣养老保险：1350
扣医疗保险：300
扣失业保险：50
补扣各种保险：550

再往前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实发合计”一览显示的是“0元”，全被五险一金扣光了。她拿到手的钱，全部来自绩效和补贴，一共7000块。

疫情前，她每个月算上基本工资、绩效和补贴，能拿一万六。但“动态清零”防疫结束后，基本工资少了，绩效和补贴也逐渐变低，“温水煮青蛙，后来越砍越狠”，总薪资下降近60%。

李青青和韩君怡的遭遇，是公立机构大范围欠工资、降工资的缩影。

2023年起，医院、高校、中小学等公立机构出现大规模欠薪、降薪的情况。据劳工NGO“中国劳工通讯”统计，医护和教师欠薪事件共有50多起。曾经兼具“体制内”与“专业人士”双重光环的医生、教师，也走上了讨薪之路。

2023年5月，河南三门峡34名事业编教师公开联名讨薪，称工作近四年，无基本工资、无社保医保、无公积金；2024年1月12日，陕西师范大学杨凌实验中学拖欠教职工三个月工资，校区因拖欠电费被供电局拉闸；2024年10月，河南新乡第四人民医院几十位医护在医院门口拉横幅讨薪，称被拖欠八个月工资。在一则媒体发布的“甘肃一公立医院拖欠15个月绩效工资”抖音视频的1.6万条评论里，众多医护人员讲述自己被拖欠工资数月至半年，绩效补贴被克扣一年以上的遭遇；有人自嘲称，在医院工作三年，工资从每月2000元“涨”到了1850元。

许多公立机构属于事业单位，虽经历企业化改革，但单位收入、员工薪资构成（无论是否有编制），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财政支出。欠薪降薪，反映地方政府财政出现问题，而这也在欠薪讨薪事件中的官方回复得到印证。

二、莽莽｜从29岁到34岁，李翘楚的五个生日

李翘楚是多年关注中国公共事件的行动者，参与过北京“清理低端人口”、#MeToo运动、劳工和人权律师维权。自2019年底起，李因男友许志永被牵涉进“12.26厦门公民案”，遭到指定监视居住，而后从“人权受害者”变成“人权抗争者”持续发声和行动，却遭到非法羁押、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024年8月3日，李翘楚被释放，却被严格管控和噤声。

1月13日是李翘楚的生日，但在过去的五年间，她都没有度过一个安稳的生日。今年李翘楚34岁，却因与许志永的通信权被非法中断，无法收到爱人的祝福。《莽莽》日前发表文章，回顾了五年以来李翘楚的遭遇。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2025年1月13日 34岁生日

李翘楚在外界消失了几乎4年。这4年发生了什么？她一刻都没忘记过，她希望自己一直是个有记性的人，拥有真实的内心。即便不会改变现实，但在集体制造的“真实”面前，也能反驳：“真相不是这样！”也许现在的环境，无法像4年前那样，让她“大声讲话”，但即使保持沉默，也要做一个在“盛世年代万人合唱”时，心里有坟墓的人，将记性生长出来的全部记忆传递给下一代的人。

过去的五年间，李翘楚没有度过一个安稳的生日。2025年之初，距离李翘楚“释而不放”“从小监狱去到大监狱”已有半年，她即将34岁 。

在她出狱后的这段时间，经历了许志永绝食抗争、通信权被非法剥夺以及持续的威胁和骚扰，她向朋友感叹“原来出来之后的生活比在看守所还要艰难”。对于许志永在监狱的遭遇，她感到讽刺和无奈：这些宪法、监狱法写明的最基本权利，却要如此激烈抗争，也没有结果。这其中的逻辑，翘楚曾在2020年回忆指定监视居住时写过：“他们将权利作为福利或奖赏施舍给我，企图通过扭曲的体系碾压我的人生原则、剥夺我‘生而为人’的尊严。让我永远都逃不出政治压迫下的受难者标签。”

翘楚在2019年夏天的自画像

过去的创口变成灰色的伤，李翘楚还在适应带着伤口继续的生活。有诸多报道试还原翘楚作为一个女性行动者的主体性，看见她的成长路径。李翘楚和许志永，自2019年相识相知起，彼此的命运便有了交互，既作为共同体又分别作为独立的个体努力。李翘楚为许奔走之时，时常处于被质疑身份的失落和失望中；而翘楚也如此希望能够撕掉贴在自己身上的各类标签，回归鲜活与自主，不只是“女友、未婚妻、无法律身份的伴侣”，更不只是“女性抗争者、人权捍卫者”，而是一个坚持不需要被定义、鲜活的李翘楚——做人性的守护者，与同伴一起走向凶险未来。

翘楚曾在采访中说：爱与革命，一直是她生命最重要的主题，这两个部分都与许志永紧密相关。许志永曾令她体会到，如何在极权体制下把自己活成生命常态，而非政治机器。

李翘楚的文章写到过，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引领着人们进入更伟大的冒险。“爱，是对于真正的平等自由的信念：爱上我们这个即将要完蛋的社会，一直挺下去、熬出头、带着勇气去忍受，在不可能中说话和行动，站在强权的对立面，直到让我们自己都感叹为止。只有爱的贯穿，勇气才能如此彻底。”

三、纽约时报｜西藏寄宿学校：培养忠于中共的年轻藏人

1月9日，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报道了中国政府在藏区设立寄宿学校，迫使藏人儿童和青少年与其父母分开，接受以汉语为主的教育和政治灌输，通过寄宿教育系统性抹杀藏语言和文化。文章报道的现象与2023年中国数字时代（CDT）采访西藏行动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和主任Lhadon Tethong时谈到的问题相一致。

中国政府2018年出台的教育指导意见要求年龄较小的学童原则上不寄宿，但藏区的寄宿学校近年来却不断扩张。联合国研究人员和藏人活动家估计，约75%的藏人学生目前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其中包括不满6岁的幼儿园和学前班儿童。一些地区的寄宿比例更高，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中学生寄宿比例高达95%。在习近平任内，这些寄宿学校大大减少了藏语课程。习近平去年6月在青海藏区视察一所寄宿学校时说，“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纽约时报文章写道，中国政府坚称寄宿学校入学是自愿的，但政府近年关闭了大量村小和私立藏语学校，同时强迫家庭将孩子送去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一些寄宿学校的老师殴打、体罚学生；还有学校资源匮乏，学生在没有老师监督的情况下斗殴、受伤。也有寄宿学校的老师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就像孩子的父母一样；有学术刊物记录教师如何帮助藏人学生适应寄宿生活。

文章写道：

中国政府官员表示这些学校让藏区学生无需每天跑很远上下学，但官方网站也推广习近平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指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容易对宗教、历史和民族关系产生“错误”的观念。

习近平在2014年表示，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应该“让适龄的孩子们学习在学校、生活在学校、成长在学校”。政府希望这些儿童能成为汉语和党的价值观的倡导者。

在一段网络视频（视频看起来是学校的作业）中，一名就读于寄宿学校的四年级藏人学生说，她的妈妈只会说藏语，去买东西的时候汉人收银员听不懂藏语，而她化解了局面。她在视频中呼吁其他学生教父母说普通话，视频的标题是：“做文明人，说普通话。”

藏人活动家嘉洛（Gyal Lo）对纽约时报表示，他在2016年就注意到寄宿学校对藏人儿童的影响，他亲人的两个小孩当时分别只有四岁和五岁，被送到寄宿学校后逐渐不愿用藏语和父母交流。

嘉洛在调查后发现，一些寄宿学校的学生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才能见父母一面，他们几乎不会说自己的母语。

“孩子们应该向他们的祖父母、父母学习，了解本地语言、事物的名称、传统和价值观。”“寄宿学校在身体和情感上都使孩子与父母及家庭成员疏远，”嘉洛说。

• 相关阅读：【CDT关注】莽莽｜一所独立藏语民族学校的坚守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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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知乎｜如何看待小红书在美国App Store上排名第一？

近日，“TikTok难民”进小红书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持续发酵。

1月中，部分美国等国家的TikTok用户为了反对即将生效的“TikTok禁令”，故意涌入中国社交媒体软件小红书，并自称是“TikTok难民”。

这一事件起初引起中国网民“自豪、欣喜”，对这些“海外友人”持欢迎态度，并借机嘲讽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但很快，这些并不了解中国审查制度的“TikTok难民”们，遭到小红书大量封号、禁言。

对此，一位知乎用户发布帖子进行分析和评论。但该帖很快被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反转来的也未免太快了，小红书本来是唯一来自国内且无需用大陆身份证、手机号实名认证就能正常用的中文平台（因为小红书很注重海外华人市场），而一直以来因为海外用户几乎全是华侨所以国内上面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小红书现在估计是看见大量的老外来到一个受国内监管的平台上所以怕了，于是重新开启了大陆实名认证的要求，导致现在外网上好多在问这到底是啥的：

而且因为这些跑来小红书的老外并不了解中国国情，现在有大量老外的小红书号直接被封了：

听说有人爱借小红书的事来阴阳“人流迁徙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就这情况你猜一个月后还能剩几个老外？不过说起“文明”，这下还真成了老外版的“被文明误伤的感觉真痛”了哈哈哈

给老外们一点小小的中式震撼，也算是另一个角度的“文化输出”吧？

二、基本常识｜深圳火灾豪宅过渡安置方案：财政补贴每月每户5万元租房

2024年12月11日下午，深圳湾悦府二期的一间住宅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2025年1月，深圳当局发布该小区过渡安置方案，给每户财政补贴每月5万元进行租房。

然而，由于该小区为当地“超级豪宅”，有网友对当局这一方案进行质疑，认为存在“劫贫济富”之嫌。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也以纳税人的身份对当地方案表示批评。
文章写道：

深圳财政对富人真的是相当慷慨，慷慨到我揉眼睛看好几遍都不敢相信的程度。

根据方案，这栋楼的业主可以选择两种过渡安置方式：第一种是住每晚约800元的五星酒店（后海木棉花酒店），每家给安排2到3个房间，一直住到能搬回去为止。

第二种是接受现金安置，按照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公摊部分）每平米每月补贴225元，折合大户型每月补贴50400元。

一言以蔽之，大佬们生活品质不能有一丁点的下滑。

咱们公允地说，这些业主遭受了无妄之灾，拿到补偿接受补贴是合情合理的事，不能因为他们有钱就忽视他们的合法权益。仇富是不对的。

关键在于，这赔偿和补贴的钱由谁来出呢？

我看到有文章分析说，因为发生燃气爆炸的房屋是法拍房，所以责任归属出现了真空地带，原业主失联很久了，物业没责任，天然气公司没责任，抵押的银行也没责任，所以不知道向谁索赔……

这些法律责任方面的事情我们非专业人士可能搞不明白，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而且绝对不会错的：

这栋楼发生火灾，我没有一丁点责任吧？不该我出钱赔偿和安置业主吧？既然我没有一丁点的责任，为什么深圳南山区要拿着财政的钱去补贴这些业主每月5万元呢？

作为深圳纳税人，这些补贴给亿万富豪的钱里面，大概率也包含了我的一两元吧？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白领何德何能可以出钱补贴这些住在千万豪宅里的亿万富豪呢？我自己租着每月不到 5000元的房子，你再拿我交的税去补贴人家每月5万元的租金，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可能有人要说了，财政资金说是先行垫付，后面业主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拿到赔偿之后会还回去的。

那么问题来了，业主们找谁索赔去呢？如果知道索赔的对象，为什么不让责任方来垫付呢？如果不知道索赔对象，那这垫付还能有收回来的一天吗？

作为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安置受灾群众是非常合理的，如果真是受灾群众有困难，拿财政资金去垫付也好，赈灾也好，谁都没有二话。

深圳湾悦府二期A栋的业主们的确是受灾了，可他们是困难群众吗？你在整个太阳系打听打听， 有见过非要住五星酒店或者花5万元租房的困难群众吗？

三、传播学考研必读｜记载了1568名失踪人员的缅甸电诈失踪者文档，是我近年读过最沉重的文字

近年，缅北电诈一直是被持续关注的话题。

随着演员王星被解救，一份记录了1568名缅甸电诈失踪者的名单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

• 【金山文档 | WPS云文档】 “星星回家计划“全国亲朋被骗缅甸概况收集（缅北+缅东）

在微信公众号“传播学考研必读”发布的一篇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这也许是我近几年以来读过毛骨悚然的纪实。

这也许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最沉重的文字。

这文档不是由哪位恐怖小说家所写，也不是由哪位擅长非虚构的记者所写，如果是这些人，我可以付之一笑，当作博流量的噱头。哪怕它文笔再夸张，再刺激。

这文档让人窒息的就是它没有任何文学性：它大部分内容文字简单，表达粗糙，还有错字而且很多内容都是重复又重复的，只有这个人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航班号是多少，在哪里失踪这样的流水账，看到最后会让人忍不住往下拉 —— 只有读到最后家属的祈求，你才会突然想起来：这一个格子里，包着的是活生生的一条命。

我曾想把这份文档比作《古拉格群岛》。但看了一小时，直到这个似乎没有尽头表格，在我面前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墙壁，我才发觉：这不是文学，这是一面无声的哭墙。这里除了砖石和哭喊，别无他物。

这份文档，就是记载了1500名失踪人员的缅甸电诈受害者的互助文档。全称是“星星回家计划“全国亲朋被骗缅甸概况收集（缅北+缅东）”

1月3日开始，和其他人一样，我看到了演员王星被骗到妙瓦底的消息，也高兴于他的命运终于得到转机。差不多在1月8日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和王星一样家人被骗到缅甸的家属，做了一个自助的文档，还上了热搜。我就用微博转了这一条，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见。

转的时候，大概里面已经有了将近100多条记录，但我没有仔细看。因为我感觉：我除了转发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文档已经被暂停编辑，也不能导出或下载（也许不能阅读）。但我更没想到的是，仅仅一两天功夫，这个文档里记载的受害者人数已经膨胀到了1568，其中被困缅北者1168人，被困缅东400人。

和王星一样的人，1568人！

长期以来，由于和电诈相关，因此国内报道大多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为了挣大钱明知非法还主动投身其中的职业骗子；另一种则是缺乏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傻子”。

然而，从互动表格来看，受害者的情况更为复杂。

从基本数据看，总体而言，男性居多，16-40岁都有可能，并且28岁以上比例较高。在28岁中，35岁以上的比例又明显高于35岁以下的。

从出境动机看，主要被哄骗的方式是出国工作，旅游、恋爱、见网友有但是比例不高。

这两者综合起来看，似乎刻画出了一个中年失意者的形象，的确如此，尽管描述受害者家庭情况的内容不多，但这些大都提及了背债、事业失败、找不到工作等。这种失意是很多人铤而走险的原因。

一个人是怎样被骗的？在看到他人被骗的时候，看客很容易为了维持自己的心理秩序，找到受骗者的种种错处，并幻想出如果是自己，一定能够从容应对，全身而退。然而，看完文档之后，扪心自问，我处于受骗者的环境，也许并不能做的更好。

骗子的最基本话术，的确是高薪诱惑，也就是所谓的“背东西”、背债、代购等。

然而，如果只是高薪，并不能打消被害者对去国外打工的怀疑。然而，在这里最重要的一招就来了：几乎一半以上的案例，都包含着“熟人”介绍。

在文档中的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是，许多受害者失去联系的地点，正是在国内。尤其是云南、缅甸的周边县市，大量的人于此被骗或被强制带到缅北园区。甚至昆明、西双版纳都有诈骗集团的黑手出没。

我真希望能有人将这1568个人的文档下载下来。能将这面无声的哭墙保留起来。

因为对待这些事物 —— 记忆、苦难、受害者 —— 的态度，

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能走到的高度。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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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毕竟是个特殊的领域，天职在于治病救人。所以，药品集采，要算医保资金的大账，也要算患者个体就医体验的小账，以患者为本。

日前，上海政协委员、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等20位上海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直言某些集采药药效不稳定，医生在临床使用中没有选择权，呼吁给原研药留出通道。

对于政协委员反映的问题，国家医保局高度重视，决定1月21日联合多部门，赴上海当面听取相关委员、专家关于药品集采政策及中选产品质量保障的意见建议，并重点收集有临床数据支撑、有统计学差异的质量和药效问题线索。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来给医疗机构使用，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大批量、规模化的采购，以量换价，降低药价，减轻患者的看病负担。自2019年试点开始以来，我国药品集采已经进行到了第十轮，就在2024年12月30日，第十轮药品集采结果公布，药品降价幅度达到“历史之最”。网友在欣慰之余，也有一些担心：如此廉价的药品，质量和疗效能不能得到保证？

从这些委员的提案看，集采药药效不稳定，不只是老百姓的主观心理感受，而是有临床实践经验提供证明。有代表委员直言，某些集采药物存在“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等问题。这不仅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与医疗安全，还可能增加就医成本。

集采药疗效欠佳的背后，是国产仿制药，对进口原研药大规模的取代。比如很多家长应该有切身体会，用于治疗支原体肺炎的进口阿奇霉素，在公立医院已经很难开到了。

需要指出的是，仿制药的药效，未必一定比进口药差很多。进集采之前，在质量、疗效等方面，这些仿制药也通过了一致性的评价，能够替代原研药。

问题在于，药品集采采用低价中标的逻辑，中选企业利润空间有限。为了降低成本，不排除个别不良企业在拿到集采“入场券”后偷工减料，更改使用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辅料，从而影响药品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也影响了患者对仿制药的信心，市场对原研药的需求大增。

而患者看病就医，不同于进商场购物，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按照政策规定，公立医疗机构要优先选用集采名单内的药品。

第十批集采结果公布，62种药品采购成功，234家企业的385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其中原研药企业首次无一入围。这意味着，进口原研药退出公立医院已成定局，医生基本上没有选择权。

进口原研药退出公立医院，不等于不让它们进口，在民营医院以及药店、电商平台，依旧可以买到相关药品。然而，患者通过这些渠道购买原研药，无法享受医保报销的福利，看病成本会大幅提升。

正因如此，有委员建议，放开原研药与非原研药比例，把选择权交给医生，对于疗效好的原研药物，医保要纳入目录，根据原研还是仿制、进口或者国产给予不同的报销比例。说白了，让有丰富一线临床经验的医生，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灵活选择合适的药物。

不可否认，自推行药品集采制度以来，医药购销领域回扣腐败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药品价格实现了显著下滑，极大程度减轻了患者的看病负担，同时也缓解了医保资金的压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医疗行业毕竟是个特殊的领域，天职在于治病救人。所以，药品集采，要算医保资金的大账，也要算患者个体就医体验的小账，以患者为本。

就上海政协委员的提案，国家医保局表示，“欢迎广大医务人员当好药品价格和质量问题的吹哨人”。完善吹哨人制度，可以及时淘汰问题药品，倒逼中选药企把好质量关，不敢因低价中标而牺牲药效。但层层反馈毕竟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制度完善之前，当下更应该多听取一线医务人员的呼声，尊重他们的选择权，给原研药留出空间。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只有赋予医生和患者选择权，原研药和仿制药才能实现更加公平的竞争，国内药企才能脱离政策庇护，尽快成长起来。

1月初，来自北京市知名中学的化学老师曹葵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高中化学的一个必做实验中的异常现象令他困惑。该实验涉及了一款知名药物——阿司匹林肠溶片，自两年前实验所用阿司匹林肠溶片更换了品牌之后，实验效果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差异。

据他介绍，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9年版）实施后，阿司匹林肠溶片检测实验成为高二化学课的一项必做实验。目的是检测阿司匹林有效成分乙酰水杨酸中的羧基和酯基。在酯基检验中，需要先对乙酰水杨酸进行水解（注：乙酰水杨酸溶液，加入硫酸后，加热），水解后会产生水杨酸。当水杨酸遇到氯化铁，会发生变色反应，溶液呈现紫色。

图：高二化学教材中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检测实验

“2020年到2021年，我们用的是拜耳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实验现象一切正常——在阿司匹林水解前，加入氯化铁后，溶液并不变色，经过水解后产生了大量水杨酸才能变色。”曹葵说。

由于拜耳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价格偏贵，自2023年起，曹葵所在学校开始购买国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作为实验材料。曹葵在实验中发现，国产个别品牌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注：辰欣药业、石药集团，所测规格均为25mg/片）在水解前就发生了变色，无法像以往一样进行水解前后的对比。

他补充说，其实教学大纲没有硬性要求在乙酰水杨酸水解前进行检测，但按照科学研究证据获得的要求，他让学生要先通过水解前检测，明确乙酰水杨酸和氯化铁混合并不会变色，这样才能证明水解后，相关反应的发生。

现在，由于水解实验前后，溶液都发生了变色，这个环节失去了意义，并且上述现象是普遍的，学生操作和老师操作结果一致。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2025年1月初，曹葵用几款不同厂家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做了上述实验。

此次测试的品牌包括：京新药业（002020.SZ，药品规格为100mg/片）、南京白敬宇制药（注：由南京道群医药委托生产，规格为25mg/片）、石药集团（01093.HK，规格为100mg/片）、拜耳（100mg/片）、沈阳奥吉娜药业（100mg/片）。其中，前边三家企业的阿司匹林肠溶片通过了一致性评价（指仿制药与原研药具有药学等效和生物等效，视为临床疗效一致），同时也中标了第十批国家药品集采。

具体的实验过程是：将一片阿司匹林肠溶片研碎后放入适量水中，振荡后静置，取用上层清液，向试管中加入2毫升清液，再滴入2滴氯化铁，在几秒钟后，观察溶液的情况。

实验结果显示，京新药业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变色最为明显，紫色程度较深。南京白敬宇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次之，呈现微紫色。拜耳、石药集团、沈阳奥吉娜药业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在实验中颜色相近，肉眼不容易辨别出变色现象。

图：曹葵在1月13日进行的对比实验结果

曹葵说，理论上，溶液颜色越深，含有越多的水杨酸。

据了解，水杨酸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在古埃及的药典中，用于解热和镇痛。但水杨酸可能让人产生恶心呕吐、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等不良反应。1897年，在拜耳工作的一位化学家霍夫曼，或许是为了解决患关节炎的父亲在服用水杨酸后出现的胃痛问题，尝试将水杨酸乙酰化，成功制成了乙酰水杨酸。1899年拜耳将这款乙酰水杨酸命名为阿司匹林，此后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药物之一。

乙酰水杨酸相比于水杨酸对胃部的刺激性大大减弱了，但仍然存在刺激作用。1993年，拜耳推出一种新剂型——阿司匹林肠溶片，即在阿司匹林外部裹上一层包衣，使其通过胃部时在胃酸的刺激下不发生溶解，待进入小肠后方才溶解，可进一步降低阿司匹林对胃部的副作用。

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主管药师介绍，阿司匹林肠溶片在生产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游离水杨酸成分，需要控制其含量。某种程度上，这个含量反映了产品质量。

经济观察报记者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以下简称《药典》）对阿司匹林肠溶片中的游离水杨酸含量有明确规定，其含量不得超过阿司匹林标量的1.5%。

一位药学专家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检测阿司匹林肠溶片中水杨酸含量的标准方法应按照《药典》规定进行操作。《药典》规定的方法需使用检测仪器液相色谱，而一般人不具备这样的检测条件。

由于曹葵所在学校未配备这类设备，他采取的检测方法也不属于《药典》规定的标准检测法。曹葵说：“当水杨酸含量很低时，试管实验是观测不出来的，而液相色谱依然能检测出来，并能测出水杨酸的具体含量。”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试管试验观察出变色并不一定意味着药品质量不合格。根据《药典》，只有当水杨酸含量超过标量1.5%时才属于不合格药品。

曹葵困惑的是，上述几家不同厂商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大多都通过了国家的一致性评价，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实验结果差异。

为此，曹葵拨打京新药业售后服务电话询问变色原因，工作人员回复称，按照阿司匹林肠溶片质量标准，加水煮沸放冷之后，加氯化铁就会变紫色。而曹葵实验中并未煮沸也很快显紫色，工作人员说，阿司匹林肠溶片在水里就会水解，只是程度不一。

南京白敬宇制药的工作人员回复曹葵说，实验所用25mg/片的规格目前已停产，集采中标的规格是100mg/片。

据经济观察报了解，对药物成分是否合格的检测只有各地官方的药品检验研究机构出具的报告才具有法律效力。1月16日，经济观察报致电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询问是否可检测药物成分是否超标，工作人员回复称，不对私人提供检测服务，除非是联合公安部门、药监部门发起。

网上看到有消息称，一度消失的针刺麻醉又卷土重来了。

嗯，“针刺麻醉”，扎上几针就让人感觉不到疼痛了，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有点像武侠小说里才有的情节。

赶紧找来媒体的报道读一读，只可惜，读着读着，越读越迷糊。你说这玩意不厉害吧，要准备向全国推广了，还成立了一个国家针刺麻醉临床研究联盟。可是，你要说这玩意很厉害吧，在到了临床的时候，光针刺还是不行，还是得用药，只是“麻药相应减量使用”。

哦！说了半天，还是得用药？那这扎针是图个啥？又扎针又用药，那你说病人的麻醉究竟是针刺的功劳，还是药物的功劳？

媒体的报道是这样说的：“这项一度濒临失传的中医技术今年起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可是，再一查资料，这项针刺麻醉，可是上世纪50年代才推出的。这才几十年时间，就濒临失传了？

仔细一查资料，这个所谓的“濒临失传”，其实是被“摒弃”了。

至于为什么被摒弃？据说是因为这玩意太疼了。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针刺麻醉”的麻醉效果“时有时无”，很不可靠、很难操作和掌握，一旦无效，病人疼痛难忍，在手术台上乱动，甚至有正在做手术的病人会痛得“从手术床上蹦起来逃走”。

想想都吓人！

网上还有一篇北京中关村医院退休医生刘京林接受采访时的文章，刘京林医生回忆了当年推广应用针刺麻醉的情况：

针刺麻醉究竟有没有用，我不是医生，自然不敢下结论。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特点，就是“神奇”，几根针一扎，人就麻醉了，你说这神不神奇？

但其实说起来，还一种比针刺麻醉更神奇的方式，就是“气功麻醉”。连针都不用扎，气功师向做手术的患者发气、发功，就能达到麻醉的效果。

别认为我是在造谣，上百度学术、知网等一搜，还能搜到多篇文章，1987年的《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刊登过《气功麻醉机理初步探讨——外气镇痛效应的研究》的文章。1988年的《上海中医药杂志》也刊载过《对31例切除甲状腺瘤腺叶和舌甲囊肿所施气功麻醉的临床和实验总结》，据说麻醉的效果很好，且无任何毒副作用。

气功麻醉到底是不是有效，咱也不知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各种关于气功治疗各种疾病、提高人体能量等神奇故事广为流传，据说头上顶着一口锅，就能接受来自宇宙的大气场。气功大师也是人才辈出，各显神通，有人号称可以拦截导弹、原子弹，还有人声称远程发功，扑灭山火呢。

你就说服不服吧？

“针刺麻醉”和“气功麻醉”，都曾经被推广应用过一段时间，之后销声匿迹。现在“针刺麻醉”已经卷土重来了，只是不知道“气功麻醉”会不会也重出江湖？

“针刺麻醉”这项曾经被摒弃的技术，上海岳阳医院的周嘉教授，愿意重新捡起来研究，那就继续研究好了。有愿意去亲身体验“这项一度濒临失传的中医技术”的，那就去体验好了。

但是，把针刺麻醉这项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还是得慎重。个人建议，还是先缓一缓吧。

01 买一个“铁饭碗”

二十八万现金是提前准备好的，摞成几叠，整齐摆放在桌面上。2023 年 11 月，广东潮州的一间客厅里，28岁的林简义将这笔钱交给面前的陌生男人，只换来对方的一纸承诺。

这个陌生男人经营着一家专注“高端就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宣称通过“内部渠道”可以将求职者推荐至烟草局、电网等炙手可热的单位。双方签署的合同里，对方承诺将在一年内把林简义安排进入中国烟草专卖局潮州分公司，笔试、面试、政审、体检只需走过场，保证“包过”。

对林简义来说，这份工作极具吸引力——稳定、高薪、体面，标准的“铁饭碗”。对方还承诺了薪资待遇：月薪过万，加上丰厚年终奖，年收入可达二十多万。

当然，“铁饭碗”的价格也不低：52万元服务费，除了林简义当场支付的28万元定金，余下的24万元尾款需要在他顺利上岗后支付。

林简义太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了，2019年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全职备考公务员。两年内两次进入面试，但都遗憾落榜，最近一次以0.05分之差错失录用机会。为了继续备考，他在当地法院找到了一份合同工的工作，但每月收入2000多元，不仅无法维持和妻儿一家三口的日常开支，甚至要靠父母接济。

由亲戚介绍牵线，仅和这个男人两次会面后，林简义的母亲就替他支付了定金。

林简义与人力资源公司签署的合同。讲述者供图

与林简义一样，为工作发愁的赵琳也将目光投向了“高端就业”的中介公司。赵琳今年34岁，学历不高，这些年找工作没少吃苦头：打了 10 年工，做过销售，自学过编码和设计。但她最长的工作也只干了一年半，就职过的小企业频繁裁员，总是“干着干着老板就跑路了”，报警维权的经历都有好几次。

2023 年，当赵琳又一次准备找工作时，招聘软件上“高端就业”的广告一下子吸引了她的注意。她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对比了多家中介的广告后，最终在二手交易平台，她选择了一家相对“实惠”的机构——一个中介宣称，国家电网的行政岗，不限专业，只要4.8万就可以当正式工，如果一次性付清全款，还能享受3.8万元的优惠价。

从洽谈到签合同，双方甚至没有打过照面。赵琳仅凭对方提供的营业执照和身份证信息，就通过支付宝转了2.4万元定金。几天后，一份纸质合同从合肥寄到了她位于南京的家中，承诺将在当年12月前帮她实现上岗转正。

类似的招揽广告如今仍在社交平台随处可见，“央国企就业指导”“内推”“超快安置”……在西安，即便从事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的姜怡也很难不动心，姜怡曾在一家机关单位负责处理投诉和纠纷，也是临时工。姜怡说，面对“带编事业单位安置”这样明显不合规的承诺，她并非全然相信，但她认为，国企岗位可能存在某些“操作空间”。

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选择了一家“靠谱”公司。几年前，她最初在校园招聘会上注意到这家咨询公司，还曾受邀去对方公司体验过免费的面试指导服务，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最近两年，姜怡发现，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朋友圈频繁发布全国范围内的招聘信息。和林简义的情况相似，当时她已经备考公务员两年都未能如愿。对方发布的一些信息她特意查询过，确实是企业在招岗位，而且对方在朋友圈隔三差五分享转账记录和收据照片，也增加了可信度。

终于，2023年中旬，当姜怡看到关于西安电网的招聘信息时，她找到对方，在家人帮助下花了10万元定金，买下这份工作。

无论自身经济条件如何，这些年轻人们都迫切地渴望着一份“铁饭碗”，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经济和就业形势的担忧，如果花钱能给未来上个“保险”，即便冒着风险，他们也愿意“搏一把”。

付完定金后，林简义足足等了四个月，才等来“新工作”的动向，2024年3月，中介公司要求他前往河南郑州，参加烟草行业的岗前培训。

林简义在培训期间佩戴的学员证。讲述者供图

培训地点设在一家靠近河南郑州烟草研究院的公寓式酒店。从一开始，这场培训就显得格外“神秘”：签到时，林简义被引导到酒店的角落；培训期间，学员们被严格禁止拍照或发布朋友圈。负责管理的组长和班长更是在头两天反复叮嘱大家，“如果有人问，就说交了4500块钱来这里培训的。”这些要求听起来耐人寻味，但考虑到中介公司一再强调的“内部渠道”，林简义暂时选择相信。

那场培训持续了七天，现场学员有 100多人，很多都是面庞稚嫩的年轻人。林简义的住宿由中介公司全程安排。他的室友告诉他，自己也花了三四十万，通过中介机构“推荐”进来。培训日程安排得紧凑，他们白天听“专家”讲座，晚上回酒店撰写心得体会。授课的讲师们自称是烟厂的退休职工和干部。

培训结束后，林简义回到潮州，立刻辞去了法院合同工的工作。其实早在他签合同时，中介就曾要求他辞职，以便为他“办理烟草局的社保”。当时，林简义心里并不踏实，“我怕我先辞职他们没有给我买。”参加完培训后，他觉得“有点靠谱了”。

几个月后，林简义再次接到通知，这次是让他前往贵州毕节的一家烟草营销中心实习。实习团队有20多人，许多都是上次培训时的熟悉面孔。他们被分配去实验室观摩抽样检测，去烟站帮忙分拣烟草。

一切都在稳步推进中，林简义曾经的疑虑也一点点消散，他感到自己离梦想的工作越来越近了。

02 出售工作的人

曾就职于一家中介公司，小叶很清楚如何识别那些急于找工作的人。这是他工作的重点：通过在各个社交平台发布吸引性的文案，专门针对那些学历平平、希望找到稳定工作却苦于没有渠道的人。

当求职者们被他的“引流”文案吸引而来，小叶提前为客户们准备好了两套方案：免费推荐和付费推荐的工作。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话术。小叶说，“所谓的免费推荐，只是从招聘软件上随便挑几个岗位推荐过去。”

推荐付费工作才是他的主要目的。这套方案里的选项丰富，他展示了五张表格，包含烟草、银行、医院、学校、水利局和航空等行业的岗位，售价5万到30万不等。售价30万的烟草局岗位他通常不会主动推荐给客户，“最贵的最不容易成交。便宜一点的（他们）咬咬牙也就付了。”

根据小叶的说法，在他们公司，有些情况下确实可以买到工作。他促成的最多案例，就是将求职者送进一些私立学校。这些岗位大多求职者自己也可以在招聘软件上找到，只不过中介公司会通过包装来提升吸引力，比如调整薪资待遇、工作时间和岗位性质等描述。“基本符合要求，没啥智力问题、学历问题都能成功应聘”。通过中介支付费用的最大作用在于增加“保障”。另一位行业人士说，“这也是因为大学扩招，符合要求的人太多了。”

小叶经手的一个成交案例，一位求职者通过他们花了6万多，进入一所私立学校。签合同时，中介口头承诺双休、朝八晚七、寒暑假照常休息；但当对方正式去面试并入职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却是单休，寒暑假期间还需要帮学校招生。上班没多久，这位求职者就觉得“被忽悠了”，以岗位描述不符为由要求退款。

事情最终以全额退款告终。小叶透露，这位求职者直接从学校打来质问电话，态度强硬。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影响公司与学校的后续合作，老板最终决定退还全款。

中介公司跟企业合作是行业内部的公开秘密。曾任西安某中介公司的销售主管江琦深谙其中门道，他的工作不仅包括拉拢客源，还负责“联络企业”。在他看来，这一行的核心就是“利用信息差赚钱”，“跟人家（企业）谈好（岗位卖）多少钱，中介从中加点钱。”

江琦介绍说，不同的中介机构往往会根据自身资源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合作，有些同行专注医院，有些负责学校，还有些瞄准各大国企或军工单位。其中，本地“一些名气不大的省属国企”是江琦所在公司最常合作的对象。这些企业的行政岗位普遍工作轻松，对专业要求低，几乎任何背景的候选人都能胜任，因此成为中介机构的“主打产品”。

中介发布的就业安置广告。讲述者供图

然而，这些岗位大多是合同工，首签期限通常为两年。为了打消求职者的顾虑，中介公司会精心设计话术，营造“稳妥感”。“只要花钱进去了，把本职工作干好，逢年过节，我们可以从中间介入让你跟领导攒个局，你再送点家里的土特产，续签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江琦介绍说。这些看似简单的承诺，会让许多求职者心甘情愿地掏钱。

另一位行业人士、前中介代理杨力则披露了中介公司与企业合作的具体模式。他所在的公司与一些企业长期保持联系，掌握企业内部的岗位空缺动态。例如，一些大型集团的二级公司在校招录用后，若有候选人因故未能到岗，就会通过中介公司补充名额。此外，部分大型集团的社会招聘也会为“大客户”（即中介机构）留出少量指标，这为中介提供了运作空间。

但几位从业人士都强调，能顺利促成的岗位其实是极少数，大多是虚假宣传，其中最受求职者欢迎的“国家电网”和“烟草局”的岗位，他们直言，“还没见过能安置进去的”。

江琦明显感觉到，近两年，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高端就业安置”公司的数量不断攀升。这类公司从企业获取的岗位名额常常会层层分包至代理，再由代理加价转手，“现在市面上出售的很多岗位，其实已经被转了五六手。”

过去三年，江琦靠“出售”工作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售价在10万元以下的岗位，他能拿到1%的提成，30万及以上的岗位则能拿到2%的提成。在销售高峰期，他们公司单月业绩可高达200多万元，而江琦个人的最高月销售业绩则超过50万元。

即便那些普通岗位，求职者通过中介顺利上岗后也充满风险。

小叶所在的公司，干脆把销售的岗位都称为盈利性岗位，他们与求职者的合同一般只有一年，不对后续的工作保障负责。求职者入职后很容易因企业的内部调整被辞退，那么该岗位就会被重新包装，继续对外出售。小叶说，“有时候算一算薪资和你找工作付的钱，其实就是白干一年”。

03 群演和“空壳”公司

花52万买工作的林简义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期待成了泡影。2024 年 8月，刚到实习中心没多久，他就被催着缴齐24万尾款。但按照合同约定，林简义方应当在招聘的综合面试和终审环节后缴纳尾款。对方急切的态度让他感觉不对劲，他拒绝交款，一个星期后，林简义就被告知合同终止，并被要求从实习单位打包行李离开。

直到这时林简义才真正冷静下来，仔细复盘这桩买卖。这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岗前培训还是实习通知，都是来自一个私人号码，他从未收到任何官方通知。对方承诺自己辞职后就续社保，但半年过去了，他的社保仍是断缴状态。他在事后查询发现，自己合作的这家中介公司，事实上是在自己交款前几天才临时注册成立的。

“那时我就感觉，我应该被骗了。”林简义说。

赵琳也没等到安置工作，付款后好几个月，她只等来了各种推脱的借口：文凭出了问题，超过30岁，年龄不符……承诺的上岗期限也从最初的半年拖延至一年。赵琳要求跟中介视频或见面，都被借口搪塞了。

姜怡则在更早意识到了不对劲，交完款当天，她回家在社交软件上搜索“高端就业”，看到铺天盖地的“避雷帖”，立马找到对方要求退款，但已经晚了。

几家公司都以各种借口拒绝退款。他们分别报了警。

林简义参加的培训结业典礼现场。讲述者供图

近年来，围绕有偿就业安置引发的法律纠纷不断。姜怡记得，报警时，警察也告诉她，“接到这类的骗局太多了”。在裁判文书网上，也有大量“高端就业安置”引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

2024年11月，兰州警方侦破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进一步揭开了此类骗局的常见套路。这场持续近三年的骗局涉案金额超过8000万元，受害者多达400余人，均为大学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引发广泛关注。

根据兰州公安的公开披露，案件主犯于某曾是兰州一家国企的临聘人员，因熟悉国企招聘流程，从2021年底开始策划这场精心包装的骗局。他伙同多人，以“安排央企、国企和党政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工作”为诱饵，专门针对甘肃省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实施诈骗。

为了提升骗局的可信度，于某等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诈骗体系：他们注册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作为掩护，租赁多处场地伪装成“考场”“培训中心”或“会议室”。从发布招聘信息到组织考试、面试，再到安排体检和岗前培训，整个流程被设计得环环相扣。他们甚至为受害者提供工装、工牌和制服等入职装备，以增强骗局的真实性。

这套精密操作中，或许最让人难以防范的是他们的“群演”策略。警方调查发现，于某的“公司”里，真正从事日常工作的只有一人，其余全是临时雇佣的“群演”。这些人被安排扮演各种角色：有的假装公司员工在工位上忙碌，有的在“考场”中假装考生，有的甚至冒充“内部关系的大领导”，专门安抚受害者。

与此同时，诈骗团伙会运用多种手段拖延时间。一些受害者被安排以合同工身份进入真实的国企工作，并被告知很快就能“转正”。当受害者质疑时，他们伪造文件和新闻，例如篡改国企网站上的巡视报道，或者编造“上级领导出事”等借口，进一步稳住受害者。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每个“工作岗位”的收费从几万元到二十万元不等。经过中间人层层加价后，一些岗位最终以高达五六十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求职者。

为防止高校毕业生遭受求职诈骗，早在2023年6月，公安部、中央网信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发布预警信息，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冒充部委、国企、央企的违法犯罪活动。

事实上，就在林简义去河南参加培训后不久，中国烟草培训网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相继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从未委托或授权任何机构、组织或个人举办招聘考试、面试辅导班或岗前培训。可惜这些声明他直到几个月后才看到。

林简义在郑州参加完中介组织的培训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发布澄清声明。图源公开资料

04 “执念”

包括林简义在内的几名受害者报警后，均因证据不足未能立案。“警察去调查了，说没有查到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林简义说。

报警无果，姜怡尝试通过市长热线和市场监管局投诉，仍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姜怡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转账程序。按照相关规定，公司从事职业中介活动需要办理人力资源经营许可证，她合作的中介公司并不具备相关资质。但当初对方以避税为由要求她将款项转给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这使得纠纷性质从刑事转为民事，规避了相关监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

而赵琳算得上“幸运”，报警无果几个月后，一通来自安徽警方的电话为她带来转机，她得知，自己合作的那家中介公司因涉嫌欺骗多人，当地警方收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对涉事中介进行了调查查处。她得以追回全部损失。

赵琳在社交平台讲述追回退款经过。讲述者供图

更多的受骗者只能选择漫长的司法途径追回损失。2023年，姜怡将中介公司诉至法院，指控其非法获利。

筹备官司那年，姜怡没有放弃备考公务员。姜怡说，被骗10万元的经历让她一度陷入巨大的心理压力中，既羞愧又自责，反倒是父母不断劝慰她：“钱拿不回来就算了。”案子后来经历了一年多的拉锯战，最终法院以双方都违背公序良俗为由，判决合同无效，中介公司退还10万元。

姜怡也在那一年顺利考取了目标岗位。回顾这段经历，姜怡感慨，只有完整经历了招考和录用的全过程后，她才确信，带编制的岗位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内部操作”轻易获得。

林简义目前也在联系律师准备起诉事宜。等待进展的同时，他接手了家里的民宿生意，这段时间，他渐渐发现，相比单调、一成不变的工作，自己其实更享受经营生意带来的自由和成就感。然而，这种自由并不能完全打消他的顾虑。生意场上总是伴随着变数，从长远来看，“体制内的工资更稳定”。因此，他还打算继续备考，争取那个“铁饭碗”。

回忆起当初被骗的经历，林简义依然无法平息内心的愤怒。林简义说，当初买工作的决定和资金其实都是母亲做主，这件事到头来最伤心的还是她，“她难过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被骗。”

为了搜集证据，最近半年林简义联系了不少培训和实习过程中认识的“同路人”，他们也都曾花重金"买工作"。令他意外的是，一个朋友得知他的情况后，不但没有感到担忧，反而热心地给他继续介绍“靠谱的机构”，保证“百分百可以相信”。更多的人则还在等待所谓的入职安排，面对林简义的提醒，他们始终坚持，“我们不一样”，“又不是一个机构”。

相似的心情也出现在曾经的受害者赵琳身上。从2023年至今，找工作一年多了，赵琳还没遇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前不久她应聘上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才干了四天，便被老板以不符要求为由辞退，工资也遭到拖欠。无奈之下，她再次报了警。或许是多次碰壁后产生的无力感，她又将希望投给了“高端就业”安置业务，疑惑“怎么才能找到真的呢？”

还在中介公司工作时，小叶和江琦都遇到过不少这样“执着”的求职者，他们被骗后不死心，甚至会继续铤而走险。江琦回忆，大多数找到他买工作的客户，都是家庭条件尚可但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有的客户你已经明摆着骗他，他还是会信你，他们对这东西（稳定工作）已经有了执念”。

他记得公司曾接待过一位客户，对方在2022年交了钱，公司承诺给他办理军队文职。然而两年过去，“2024年的（录取）公示都已经出来了，他还在等 （我们给他办）2022年的补录。”

面对这些屡次受骗却依旧抱有幻想的客户，小叶有时候也觉得唏嘘，当一些求职者前来咨询时，虽然他不会直接戳穿骗局，但偶尔会旁敲侧击地提醒对方，“你要不自己去面试看看？成功率也挺高的”。

这种态度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小叶坦言，他进入中介公司工作也是因为求职不顺。过去两年他曾跟多家“高端就业”公司打听过工作，甚至动过花钱买工作的念头，阴差阳错地以员工身份进入这个行业后，“希望彻底破灭了”。

那份中介工作他只坚持了两个月，“每待一天都是煎熬”，“知道真相后很难继续，良心上不安”，几千块底薪一到手他就“跑路”了。曾经给他人提供就业安置的他，如今也重新加入了找工作的队伍。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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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3日，巴西公共劳工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对中国企业比亚迪在巴西巴伊亚州卡玛萨里的工厂进行突击检查，称发现约有163名中国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

根据巴西当局通报，这些工人需要经过许可后才可以离开宿舍，他们被迫进行长时间无休工作，护照以及薪水也被承包商企业扣押。此外，这些工人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极为恶劣，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部分工人甚至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巴西当局对此进行强烈谴责，并暂停向比亚迪旗下承包商工人发放临时工作签证。

该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后，比亚迪汽车巴西分公司承认相关问题。但在12月26日，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发表评论，称巴西当局是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
中国社交平台上对此事件的讨论也遭到了严厉审查。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星球商业评论｜奴家给各位吹个笛子吧

长期关注商业领域的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对巴西比亚迪劳工事件进行评论，但原文很快被删除。

文中提到：

给比亚迪盖工厂的外包建筑企业叫金匠，工人们住在四个设施里。按照巴西人的说法，工人们睡在没有床垫的板床上，31个人才有一个浴室，上班时间太早，有时一周工作七天。

巴西人说工人们已经被当地有关部门解救了。但这个居住环境令人震惊，岌岌可危，有辱人格，堪比：

奴隶。

国内舆论彻底分化。一方认为，比亚迪这是丢人丢到国外了，就算是给了工人高薪，但还是把996，无视居住环境保障那套带过去了。站出来说自己没有被奴役的哥们儿，是：

奴而不自知。

另一方认为，这环境咋了，国内建筑工地都这样，甚至有的大学宿舍还不如这个呢，而且挣钱又多，人家工人都没叫苦，你们带啥节奏？

沉默了两天后，金匠巴西分公司和比亚迪公关总经理李云飞站了出来。金匠说当地劳工部门检查频繁，这里面有文化差异，净问些诱导性问题，再加上翻译偏差，所以完全没有奴役和解救，都是误会，不信你看我们员工拍的视频和按的手印。

看得出来，巴西劳工部门把员工们带离工棚，侵犯了他们的人权，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他们非常生气，指印按的力透纸背。

李云飞则说的更直接。他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情上，见识了境外相关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
里应外合。

攘外必先安内是吧？大星记得比亚迪在巴西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已与涉事机构断绝合作关系，并承诺将会“全面遵守巴西法律”。他们还说已对分包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并多次要求建筑公司改善。

这么看起来，他们确实知道一周干七天不合法，也知道那些建筑工住的不好，否则不会这么发声明。

二、王五四｜巴西友邦惊诧论

微信公众号“王五四”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但该文同样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举国上下，我们早就学会了抛开事实不谈，抛开华春莹副部级的事实不谈，她说的“我是十四亿分之一，当今生活在中国特别的幸福、安全、自豪和骄傲”百分百没问题。

可那些西方国家，就是学不会这一点，他们像极了许三多， 不抛弃不放弃，既不肯抛开事实不谈，又不愿放弃原则再谈，经常弄得我们很被动。这次让我们被动的是巴西，这两天网上爆出大量关于 “巴西劳工部解救了 163名比亚迪工地被奴役的中国劳工”的新闻。解救这个词，我们习惯于跟失足妇女结合起来，积极向上的词，巴西相关部门却跟劳工结合起来，还加了个被奴役，这就事关重大了。自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奴役这个词都是用在水深火热的西方人民身上的，我们是要去解放他们的，巴西这么一搞，弄得我们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这件事事关比亚迪，所以它们的品牌及公关总经理李云飞回应说，“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情上，见识了境外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里应外合，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本来是雪亮的，这些年被用的太多了，不管说的是不是人话，干的是不是人事，动不动就让群众用雪亮的眼睛看，早就看近视了，群众不看了。这些年，国产品牌基本都得了迫害妄想症，动不动就是境外势力抹黑你，你自己也不想想，本身跟人家有那么大的差距，你见过行业的头部没事去抹黑尾部的吗？承认差距，努力奋进，才是正道，别动不动就让子虚乌有的境外势力替自己的愚蠢和无能背锅。

友邦人士不了解我们的国情，所以经常惊诧于我们，而我们也无暇了解他们，所以也经常惊诧于友邦。就像以前中国的外贸公司，跟外国人合作，外商会要求改善中国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否则不给订单，以及跟中国政府签订一些协议时要求改善学校、监狱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等，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这不是有病吗？关你们什么事，可是友邦们就是这么喜欢干涉他国内政。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友邦们一直会惊诧，我们也会惊诧，但大家惊诧的点不一样，我们惊诧于，屎居然有这么多种吃法，他们惊诧于，屎居然能吃。这不是打比方，这是历史，发生过的历史，也可能是即将发生的未来，这是历史和未来的相互凝视，这是文明和野蛮的互相惊诧。

三、货殖新传｜巴西营救160名中国“奴工”，我看着却像找茬……

微信公众号“货殖新传”作者同样发布文章进行讽刺，该文很快便被404。

作者写道：

工资迟发、代管护照，这不是常态么？

至于什么水质啊、餐饮啊，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啊。

巴西人也太大惊小怪了。

就连工地工人，也在抖某上称，这是巴西人想抢他们工作的阴谋，故意找茬。

怎么说呢？

只能说，寰球并不同此凉热。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在他们看来竟然是「奴役」！

只能说，我们自以为还不错的生活，在别人眼中，简直猪狗不如。

怪不得CPTPP提出的一系列入盟标准，将工会独立列为第一条，将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列为硬性要求：

如果按照巴西这个标准，那我们国内企业没有多少能达标的！

而为了入盟，官方表示正与各成员开展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进程。并称将通过改革，目标全面达到CPTPP规则标准。

这如何实现？

在福布斯2023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我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

而相应的福利水平，则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6位，应了秦晖老师那句「自由减少而福利未必增加，福利萎缩而自由何尝进步」。

另如员工工资，社保占工资总数的比例达到了40%！

硬性税收和社保拿走这么多，养着全国8000万公职人员和几亿退休老人，如果企业不拉长工作时间往死里卷，利润从哪来？

换句话说，如果企业都像西洋那样8小时工作制，几乎没有几家能活下来！

要么降税，减少政府拿的部分，让给老百姓和企业，让企业缩短工时，提高员工工资。

现在很多地方都发不出工资，远洋捕捞都出了人命，怎么可能降税呢？

这么说来，我们可能连CPTPP的门槛都够不着，怪不得人家第五次拒绝讨论。

不过这也不奇怪，我们以为「自古以来」的一星期5天工作制，也是在2001年加入WTO时承诺的，之前每周至少工作5天半或6天。

如果没有洋人这么不停地逼，我们可能还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迷梦中自我感动。

昏睡百年，洋人渐已醒。相信我国在加入CPTPP的过程中，能提高待遇，不再令洋人视我工人为「奴工」！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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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日，陕西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一名学生在校内坠亡。学校称该生事发前与同校另一学生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而在学生家长要求调阅监控时，学校以“监控坏了”为由拒绝。此外，学生家长到校后被带至宾馆，由两名老师轮流看管。学生手机、手表内的信息也遭到删除。

之后，该学生家长在抖音等平台发视频呼吁公众关注此事。

1月5日，当地大批民众前往学校声援坠楼孩子和家属，并要求学校给出解释。有不少民众进行了现场直播，但直播间很快便被平台封禁。

随着民众聚集，当局出动大量警力进行维稳，根据现场视频显示，不少民众遭到警察锁喉、强拽、殴打等暴力对待。

然而，面对警察的暴力维稳，当地民众毫无畏惧，部分网民通过直播的形式呼吁更多当地人前往事发地抗议。但相关直播间均遭到封禁。

1月5日深夜，蒲城县联合调查组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

1月2日3时许，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有一学生在校坠楼发生意外，学校立即拨打120及110报警，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120急救中心到达现场后，宣告当事人已无生命体征。经师生辨认，该生为该校三年级（7）班学生党某。

事发后，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由政法、公安、纪委、教育等单位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经调查，1月1日22时许，党某在4楼宿舍因郭某（该校一年级学生）与同舍徐某（郭某同乡）聊天影响自己休息，与郭某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后党某在陈某（学生会成员）的陪同下到一楼告知政教处副主任雷某。雷某将郭某、党某叫至值班室进行调解后，二人回到宿舍。2日凌晨3时许，与党某同宿舍的黄某如厕时，发现宿舍阳台窗户下方放置有一张木凳，推拉窗呈开启状态且窗上金刚网纱窗被卸下，党某已倒在窗外楼下。

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目前排除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已就调查结论告知家属。

目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正按程序调查认定，善后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在此，对孩子的不幸离世，感到无比痛心与惋惜，对失去孩子的父母及家属，表达深切慰问。此事件的发生，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下一步，教育部门将强化心理健康、珍爱生命的日常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

同时，请广大群众和网民尊重法律及事实，尊重逝者及亲属，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依法维护健康有序的社会舆论环境。

官方的通报并未平息民众怒火。1月6日，民众再次聚集，并冲破了警察的人墙，进入学校。期间多个视频显示民众再次遭到警察的暴力对待，一些民众遭到抓捕。

另有视频显示，愤怒的民众通过扔石头、喷射灭火器等方式反抗警察暴力，一些警察四处逃窜。

目前，该事件仍在发酵，但中文互联网上的相关视频、讨论均遭到严厉审查，相关热度遭压制。

“建设美丽中华”

1月2号的事情了，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当地终于发了通报。

具体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去抖音上搜搜“蒲城”，有些话在这里不太好说。

说说能说的。

整个通报，前面说了吵架和打架，后来说了高空坠落死亡，又总结说“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再强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这仿佛在说“吵了两句嘴就要死要活，现在的小孩子怎么那么脆弱？我都已经自罚三杯了，你们还要再乱说，我就不客气了”。

所以，咱别的就不说了，就说一件事——

监控。

按照死者家人的说法，家人要求查看监控，但校方说监控坏了，所以家人一直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是家人不断在网上发声的原因之一，也是网友持续关注、愤怒不已的导火索。

监控又不失时机、恰逢其时、恰到好处地在关键节点上，坏了，这么懂事的监控，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才怪呢。

当然，这也只是学生家长的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联合调查组发通报，强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那你完全可以将此事讲清楚讲明白啊，但大家也看到了，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只有一句涉及到“监控”——

“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

哎，等等。之前校方不是说监控坏了吗？那公安机关又是怎么“调阅监控”的呢？又是调阅哪里的监控啊？

家人和校方，到底谁在撒谎？还是说监控一开始坏了，后来又很懂事地自己好了？

既然有监控，如果家人没看过，那是为什么？如果家人看过了，为什么还在说不给看？不应该是就监控内容再说话吗？

21世纪的当下，我们的校园事件，却总是被一个小小的监控“卡脖子”，看来，我们并不总是“遥遥领先”。

监控的事情，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我只能言尽于此，不好再说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可以斩钉截铁地说，通报冤枉了该学校。

通报说“此事件的发生，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我看未必。

十几天前，该学校的公众号还发文说，2024年12月9日、12日，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德育讲师团分别在学校新、老校区进行了两场《敬畏生命  热爱生命》专题讲座。

讲师团老师以真实案例入手，引入主题，引导同学们珍惜自己生命，关怀他人生命，谨慎对待生命关系，冷静处理生命问题，与周围生命休戚与共。

这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不是存在薄弱环节，而是强得很啊。

只是，打脸来得这么快，真是天大的讽刺。

他们的功夫都用在了哪里呢？

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公司发不出（老板不想发）工资了怎么办？长春一家商场的老板想出了创新的办法：

自己发行消费券来抵工资。

红票子👇

绿票子👇

一大叠票子👇

别看这消费券是企业行为，设计印刷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长春币”的主体是活力城商场的外观照片，发行单位是重庆路活力城Mall，面额从10元到500元不等，每一张都有独立编码。人民币能有的，“长春币”一样都不少，每一处都精巧，连Mall的首字母大写都没错！

据该公司员工向媒体提供的《员工“消费券”使用细则》显示，本次发放员工“消费券”可用于重庆路活力城Mall消费，缴纳大众物业管理小区物业费，购买大众置业指定房源及车位，并有具体使用的详细细则和咨询电话，落款为大众卓越控股集团。

发生这种情况，当地监管部门是怎么处理的呢？

和此前河南郑州某公司用购物卡抵货款发工资事件的结局类似，郑州和长春当地政府很显然并没有处理涉事企业的意愿。

郑州公司用购物卡发工资事件的处理是由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做出处罚，并督促企业增加购物卡使用门店数量。你没看错，督促增加使用门店数量……意思是这么做政府认了，但你要尽量让员工能把购物卡花出去。

长春这家公司自己发行消费券来抵工资的做法，当地政府早就注意到了。人社局的回应是：

已接到相关投诉，并已转交给劳动监察大队处理。

怎么处理呢？大概率就还是调解，并督促企业增加消费券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长春这位老板创新意识这么强，胆子这么大，可真刑啊。

公安部门再不管管，只怕真要全国学习推广了……

过去的这一年，关于孩子们的事情最揪人的心。我们关注，却不见明显的好转。

2024年6月25日，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国务院关于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在审计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时，重点审计了13省159 县2021 年至2023 年 8 月补助资金 231.37 亿元，

部分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较为混乱，有的被直接挪用，66县将19.51 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基层“三保”等支出。66个县为了还债挪用了孩子们的营养餐补助近20亿，平均下来一个县就是2900万左右。

审计署还发现，有41县和1533 所学校等通过压低供餐标准、虚构采购业务等变相截留挤占2.7 亿元，有5个县教育部门与中标供应商合谋，通过供应商分红、捐赠等方式套取4216.02 万元，用于发放福利等。147家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餐单位违规经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供餐。

审计署披露挪用事件后，我曾作文《从孩子们的嘴里夺食，罪大恶极》说：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应该点名道姓曝光才对。不点名道姓，我们就很难知道是哪些孩子的吃饭钱被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挪用了，家长们就很难有针对性的给孩子们补餐加营养，普通民众也就跟难参与到监督和公共谴责中来，违法违纪的官员们承受的法纪压力和道德压力就微乎其微。

我当时就曾预言：干了坏事而不受到谴责和制裁，他们将来还会继续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们。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一个结果：2024年12月22日上午，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审计整改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40.39亿元，完善制度248项，处理处分1200人。针对直接挪用问题，66县已原渠道归还、支付拖欠补助等19.51亿元。针对变相挤占问题，41县和1533所学校已通过原渠道归还或上缴财政后重新安排等整改问题涉及资金2.7亿元。对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问题：121县已处理处罚相关学校负责人237名，解除与147家违规食材供应商的合同等，追回资金或罚款等4.2亿元……审计署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海还披露，8省已经追责问责徇私枉法的供餐监管部门和学校工作人员等380多人。

可是，审计署的通报还是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县挪用挤占了孩子们的吃饭钱，也没有公布哪些官员和具体的责任人受到了何种的问责和处罚。

我不懂啊，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丧尽天良的人？正如夏天所预料的，不点名道姓、不公布具体的地方，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是很难有压力的，类似的事情肯定还会层出不穷。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24年12月19日，辽宁本溪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里甸子镇学校的一群家长反映：学校食堂提供给孩子的饭菜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而且那些蔬菜上还带有牙印和米粒，这些食物原本是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打算带回去喂狗，后来因为发现饭菜不足，就将桶里的剩菜拿回来给孩子们食用。

12月27日，针对“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国务院食安办27日联合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约谈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约谈指出：辽宁本溪发生的学校食堂舆情事件，暴露出学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陪餐制度流于形式、食堂管理存在明显漏洞等问题，性质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学校管理水平和食品安全工作的信心。国务院食安办将对本溪市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全程督办。

约谈的措辞还算严厉，可是事情发生已有半个多月了，国务院食安办约谈本溪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已近十天，国务院食安办表示将督办也上十天了，至今没有看到当地有任何官员被问责的消息。

时至今日，我们还得担心我们的孩子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对那些从孩子碗里抢饭吃的恶人与坏人，仅仅是含糊其辞的通报，根本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对把孩子不当人的畜生，仅仅是无关痒痛的约谈，根本无法有效保护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吃口干净卫生的饱饭，怎么就这么难？丧尽天良的畜生们挪用孩子们的吃饭补贴、把倒进垃圾桶的剩菜又倒出来给孩子们吃，怎么就不能让天下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有效严惩一批？

我们步步退让，才有今日之溃败。在孩子能不能吃饱饭、吃好饭的问题上，真的不能再退了，我们必须站出来再次追问：到底是哪些人干了这些缺德事，他们到底受到了何种惩戒与处罚？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忽悠过去。今日，本溪市的政协会开幕，明日人大会开幕，我们此时正好问一问本溪那些在会场正襟危坐的人们：孩子吃饭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你们坐在会场羞不羞？

2025年1月6日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基本常识｜那些你以为“大逆不道”的话，在地铁站大屏播出来也没啥

近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媒体人项栋梁在广州地铁一广告屏付费投放广告，广告写道：

如果你了解并认同以下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学；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

迎扫码成为同温层好友。

不少市民和网友前往该地铁站广告屏拍照打卡。项栋梁也发布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然而，不到一周，广州地铁便单方面毁约下架了该广告。“基本常识”所发布的文章也遭到当局删除。
文中提到：

关于“中医能不能治病”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有强烈的观点，也都知道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亲友之间删除拉黑反目成仇。

治病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人们基本都有一个概念，自己的观点只能在私下讲讲，最多在群里说几句，是万万不能做成标语出现在报纸电视广告牌等公开场合的。在当前的国家政策与社会氛围下，批评中医博大精深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文化可以传承学习，但最终归宿应该是博物馆，科技需要创新发扬，用来在医院治病救人。

关于“俄乌战争你支持谁”的问题，本来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客观公正讨论的，然而耐不住宏观环境有明显的立场偏向。

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会被举报汉奸，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文章会被平台删除，渐渐地，人们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侵略是“大逆不道”的，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俄罗斯出兵攻打主权国家乌克兰，是任何借口都无法掩盖的侵略暴行，是和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侵略中国一样性质的暴行。

关于“我是群众还是公民纳税人”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把“我是光荣纳税人”这个振聋发聩的答案大声喊出来，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是纳税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合法权益。只是有些人不希望广大纳税人有这个意识，不喜欢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中国既有个人所得税这样只覆盖少数群体的直接税，也有消费税这样包含在部分商品价格里却没有体现在小票上的直接税，更有覆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最终由所有消费者买单的间接税，也就是增值税。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无论社会贡献大小，只要有消费行为，就是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广告遭下架之后，“基本常识”再发布文章进行声明，称“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正当权益”，但该文同样也被删除。

• 相关阅读：【404文库】基本常识｜地铁投放的基本常识被撤档，文章也被删除啦

二、唐师三百手｜“学霸就餐区”，养成权威主义人格的温床

12月中，有网民发布一些照片，曝料称四川成都石室成象中学学生食堂设立普通学生就餐区以及“学霸就餐区”。该消息引起网民热议。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作者发文对这一教育现象进行反思。

文章写道：

近日，网传成都某知名中学食堂开辟了所谓的“学霸就餐区”。图片中展示的“高一学霸就餐区“，有专门特供的配好餐的精致木盒，有新鲜水果，有汤品。配菜有三荤一素，木制餐盒装得满满地。

图片中的这间成都某知名中学，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全成都各初中掐尖的“学霸”，也就是说，这间高中按照分数招收的最后一名学生，在他原来的初中班级里也是妥妥的学霸。

就是这样由全成都各初中掐尖录取生源的知名中学，在学霸中还要再度区分学霸中的学霸，并给予公开的特权。

“不平等”简直就是这间中学的座右铭，核心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间中学教不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平等”讲起来算不算阳奉阴违。

中学阶段（初高中）是一个学生情绪、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敏感期。直白地说，就是学生终其一生人格塑造的最关键时期。

如果学生处于一个享有公开特权，且又被严格和苛刻管理限制的校园里，那么，这样的学生最可能就是发展为权威主义人格。

权威主义人格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指的就是崇拜和服从比自己权力更大的人，但对不如自己的相对弱势者倾向于充满偏见和苛刻对待。

知名中学通常对学生都有着严格乃至苛刻的管理限制，例如不得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进校园，男女生不得有亲昵嫌疑的交往；甚至上厕所、说话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个性不能自由舒展，那么就必然扭曲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学教育大概率会培养出人格扭曲的学生，一代一代地培养。同时，校方滥用权力加以管理，使其中大部分学生养成慕强的人格，也就是崇拜和服从拥有强权的人和机构。

同时，因为天赋和不算艰辛的努力就能享有校方赋予的公开特权，这种不做什么就能比别人艰辛努力更优越的经验，培养的不是安全型的高自尊，而是自恋。

一个慕强的自恋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瞧不起比自己弱势的他人，不仅会以片面且负面的刻板印象来看待弱势者，而且也会倾向于以惩罚性方式苛刻对待弱势者。

这就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一体两面：慕强和凌弱。

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概念最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阿多诺提出。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二战时期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没错，权威主义人格就是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可以想见的是，能够坐在“学霸就餐区”的“学霸中的战斗机们”，成年后大概率能够顺利跻身社会菁英阶层，有机会成为掌控权力的“大人物”。

他们压根就看不起，也不在意比他们弱势的人群，包括培养他们的中学教师群体。

三、鸡蛋bot｜多位律师旁听刑案被法警喷辣椒水？当事人：法警禁止带手机，拍摄取证遭暴力执法

12月25日，网传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法院一刑案庭审现场，多位旁听律师疑遭法警喷辣椒水等“暴力执法”，引发广泛关注。

微信公众号“鸡蛋bot”作者联系到两位受伤的旁听律师，并发布文章对该事件进行报道，但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旁听律师李普（化名）称，他从外地赶至锡林浩特，参与旁听锡林浩特市法院一起备受争议的刑案庭审。“今天法院安排了两个通道，一是律师通道，一是旁听人员通道，两个通道都需安检。最开始，法警要求所有律师必须安检，被辩护人拒绝。后来主审法官下来沟通，律师才进入法庭。”

当李普和其他旁听律师试图进入法院时，却被法警告知，“所有旁听人员都需存包、存手机、不得携带任何（电子）物品进入法庭。”

旁听律师要求法警出示相关依据，“来了一个法警队的领导，说根据他们的规定，律师也得安检，不允许携带包、手机。一律师要求出具书面文件规定，对方拒绝。”

李普称，现场的旁听律师遂使用手机拍摄取证，随即遭到数名法警抢夺手机。“我和王某某律师正要制止法警的违法行为，也被法警围起来。之后，我们四个人（旁听律师）在安检大厅被法警轰出来。”

期间，连同李普在内的四位律师被锡林浩特市法院法警采取了喷辣椒水等措施，“有三位律师是最严重的，都是左右眼（被喷辣椒水）。还有两位律师手机被抢了。”

北京律师蓝泉（化名）也是上述被喷辣椒水的当事人之一。其表示，“整个事件（喷辣椒水）发生的非常之突然。”

“我们在跟法警理论能否带电子产品的问题。”随后，蓝泉遭到法警驱离，期间被喷数次辣椒水，“应该是喷了很多下辣椒水，我当时眼睛就睁不开了，非常非常痛苦，痛苦到绝望那种感觉。现在整个头皮、脖子、手腕，所有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非常疼。”

蓝泉和李普表示，事发后，她们已对锡林浩特市法院法警对旁听律师暴力执法一事报警，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派出所已处警处置，“110出警后先将律师送往医院治疗，现在去派出所，要去做笔录了。”

另据网传视频显示，另一位涉事旁听律师王某某称，他在质疑法警执法行为正当性时，被喷了辣椒水，“我过去要看警号时，法警就直接一甩手说，让你看警号，然后就朝我脸上喷辣椒水，我眼睛睁不开。”

司法实践中，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一般允许旁听人员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法庭。我国相关法律亦未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庭审秩序保障诉讼权利的通知》中表示：“对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一般允许携带进入法庭，但仅限于记录、法规查询、证据展示等辅助性诉讼事务使用，并要求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将手机等设备调成静音状态且不得开启录音录像功能。对重大敏感案件和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禁止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采取屏蔽网络信号等必要技术措施，防止庭审活动信息被不当传播，确有使用必要的，需经人民法院准许。”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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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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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能在2024年年底，迎来年初新闻大事件的后续，实属不易。

我说的就是2024年3月，三个初中生，用铁锹，把被他们长期霸凌的同学活活打死的事情。

当时亮哥就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全国的霸凌者，都在等这三个小畜生的判决结果》。

就在今天，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下来了：

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只需要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说，在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低龄化的当下，这个案子的判决，将会影响很多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命运。

如今，一个无期，一个12年，一个无刑事责任，虽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解恨”，但这已经是无数网友旷日持久的关注之后的结果了。

仔细看判决理由，张某某提议杀人并纠集他人参与，提前进行犯罪准备，直接实施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是主犯，判无期。

李某积极参与预谋并实施杀人行为，事后与张某某平分赃款，在共同犯罪中亦系主犯，罪责小于张某某，判12年。

而马某某在去作案现场途中才得知张某某、李某欲杀害王某某，并跟随前往。在目睹实施杀人时，即离开现场，后帮助毁灭被害人的手机卡，但他未参与犯罪预谋，未实施具体加害行为，案发后，他首先交代并指引公安人员找到埋尸现场。故不予刑事处罚。

而且鉴于他们犯罪时均是13周岁，最高刑期只能是无期徒刑，现在已经是顶格处理了。

没有因为是未成年，就不负刑事责任，这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

但在大众情感层面，这样的结果，肯定是和大众的期待存在落差的。

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这件事情，太超出大众的认知了，太让人震惊了。

不过是初中的学生，而且还是初一，才十三四岁，是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才让他们用铁锹把同学给活活敲死，还打得面目全非？

又是有怎样的心理素质，多么坚硬的内心，才能有预谋作案，分两次挖坑埋尸，在杀人时如此地默契分工，杀人后若无其事地去上学，又能心不惊肉不跳地撒谎，还能干扰警察的调查方向？

有预谋，有分工，能串供，心狠手辣，手段之凶残，心理之强悍，让人匪夷所思。从内到外，都如此老道，不要说是初一的孩子，就是凶残的成年罪犯，也要甘拜下风。

这样的恶魔，无期也可以各种减刑，说不定十来年就出来了，判12年的出来也不过26岁。

想想这样凶残的两个人，出来时还是年富力强，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啊。

可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顶格处理了，也不过如此。

不知道全国其他的霸凌者，看到这样的结果，会作何感想？

CDT编者按：该文在《三联生活周刊》网站仍能显示，但微信公众号内已被屏蔽。

2024年3月，河北省邯郸市郊的旧店村因为一桩命案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村里13岁的初一学生王小军被杀害，犯罪嫌疑人为王小军（化名）的三名同班同学，同样均未成年。本刊记者当时走访了受害少年与三名嫌犯所在的村庄，了解到他们都是留守儿童，王小军家庭条件相对稍好，在外做生意的父亲时常转给他一些零花钱。命案发生前，三名嫌犯在学校的表现不算差，表面上看并非典型的不良少年，平时还常和受害人一起玩耍，这也让周围的老师、家长没能及时注意到其中隐藏的矛盾和危险。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消失的少年

从邯郸市区中心往东开车40多公里，当周围从高楼变成萧瑟的林地和麦田，道路上挤满了运货的重卡，两旁见不到行人时，距离旧店村就越来越近了。

旧店村位于G309和G230国道的交会点附近，这里的农村盛产小麦和玉米，产业结构单一但交通便利，所以村子里很多青壮年从家门口的国道出发，顺着高速北上，到北京、天津务工。村里散布着一排排灰白砖房，由于年久失修和雨水冲刷，墙体斑驳，不少裸露出红砖底色，平日里村里人很少，能看到的大多是老年人和孩子——一个常见的普通北方村庄。

但2024年3月10号之后，旧店村因为一桩命案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村里13岁的初一学生王小军被杀害，犯罪嫌疑人为王小军的三名同班同学，同样为未成年。四人都是留守儿童。

3月19日，本刊记者来到旧店村时，初春的天气还偏寒，两旁的树木只剩下枯枝。村里有不少未建完的砖房和被打碎的围墙，上个世纪的邮局遗址和棉花专业技术服务站蒙着白灰的铁门紧锁，半面墙壁也已经垮掉。路边能看到的村民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用探询、警惕的眼神，盯着本刊记者从村头走到村尾。

这起村庄命案，从作案到遗体被发现，间隔仅一天左右。死亡陷阱的开局看起来很平静。王小军的姑姑对本刊回忆，王小军离家是在3月10日，星期日的中午，“说张庄村的同学带他去玩”。奶奶记得，孙子“高高兴兴出门”，但下午5点仍未归家，手机也打不通，奶奶便着急地出门寻找。

王小军今年13岁，刚上初一，身高接近一米七，身材偏瘦。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父亲组成了新家庭，平时在山东做生意，大约半年回来一次。母亲离婚时带走了妹妹，王小军独自跟爷爷奶奶在村子里生活。爷爷奶奶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以种植苹果为生。对他们来说，如何正确养育并管教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份琐碎又沉重的任务。知情人士对本刊出示的聊天记录信息显示，班主任日常和王小军家庭的沟通，都是给奶奶发微信。当王小军在学校的餐费没有及时缴上时，她垫付餐费后再通知王小军奶奶；当观察到王小军“不吃午饭”“在学校里游荡”，班主任发信息提醒奶奶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并嘱咐“不要再打他”。

3月10日下午5点左右，奶奶开始四处寻找王小军并报警。有不同点位的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下午，王小军曾和班上三名同学一起玩耍，下午3点时还坐在其中一名同学张某某的电动车后座。王小军奶奶联系上一名出现在监控中的同学，询问孙子下落，此时对方正躺在家里床上打游戏，并否认知道王小军的下落。案发后第二天，这三名同学仍然正常上学，直到被警方传讯。经过连日侦查，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为掩埋尸体，犯罪嫌疑人3月9日、10日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行了挖掘，经技术部门勘验，埋尸地点坑深0.56米。确定是未成年嫌犯单独作案，没有成年人参与。

3月11日下午4点，警方根据审讯搜集到的信息，找到了藏尸点。地点位于北营村南的一处废弃蔬菜大棚，距离张某某家约100米。3月18日凌晨，王小军家属陪同法医进行尸检，见到了孩子的遗体。其代理律师臧梵清告诉本刊，孩子“面目全非”，头部有多处被类似钝器敲打导致破裂的痕迹，而且全身上下布满不同类型的伤痕，有的是圆形小孔洞，有的则是弯状伤痕。

由于当时尸检报告未出，还无法判断哪一处是致命伤。但律师说，其中两处可能与孩子的死因有关——一处是颈部的严重击打伤，一处是后腰的贯穿伤。

为何行凶？

事发当时，网上传闻这起命案是学校霸凌的延续，说王小军和三名嫌犯是同班同学，在学校时长期遭受三名嫌犯的霸凌。但在三月份案件调查的初期，一位接近权威信源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尚没有证据证实三名嫌犯在学校内对死者有明显的霸凌行为。学校的监控视频也显示，四个孩子曾一起在走廊尽头游戏，也因此班主任一直以为他们是朋友，没有察觉到孩子之间的矛盾。以至于3月10日王小军失踪后，其奶奶向班主任询问孙子下落时提到，王小军“高高兴兴出去”找同学玩，班主任立刻联想到的就是平时和王小军关系紧密的同学张某某，因为平时经常看到他们“黏在一起”。

王小军和张某某是同桌。在此之前，王小军曾短暂入读过肥乡区第五中学，那里距离旧店村近20公里，是肥乡区教学质量较好的初中。但开学后不久，不确定什么原因，王小军转回了本村的旧店中学。

当地村民告诉本刊，旧店中学建于1958年，是北高镇唯一的中学，接受寄宿和走读，附近村里的孩子都到这里读书，辐射十余公里。每天早上，住得远的孩子们骑着电动车蜂拥而至，村里很是热闹。村民们认为，旧店中学的教学质量一般——通常在小升初阶段，成绩靠前的一半学生会被拨到市里的中学，剩下的便留在旧店中学读书。留在这里的学生，注重成绩的不多，逃课和打架倒“比较常见”。

三名嫌犯都就读于旧店中学，也都来自破裂贫困的家庭。知情人士告诉本刊，张某某母亲瘫痪在床，另外两名嫌犯家里是贫困户，“有的父亲跑了，有的母亲跑了”。但和网络传言“三名嫌犯平时就是学校里的‘小混混’”不同，在命案发生前，三名嫌犯在学校的表现并不算差。本刊记者看到其中两名嫌犯曾在学校获奖的照片，“张某某之前曾获得学校颁发的进步奖，另一名嫌犯学习成绩在年级前15名，平时看上去表现也不错”。这些孩子表面上看并非典型的不良少年，却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让学校老师和家长都感到吃惊。

和三名嫌犯相比，王小军的家庭条件是最好的，或许是因为这一点，他成为了被谋财的对象。“家里做生意，父母离婚后，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所以手上钱比较多。”知情人士说。微信记录显示，王小军失联的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的微信账号给张某转账了191元。而在这次的法院判决中，更明确地披露了作案动机：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某、李某（均时年13周岁）与同班同学王某某（被害人，殁年13周岁）存在矛盾，经张某某提议，二人多次共谋杀害王某某后平分王某某钱财。张某某选定一废弃蔬菜大棚为作案地点，并提前携带铁锹挖坑进行犯罪准备。

2024年3月10日下午，张某某将王某某骗出，因李某的电动自行车需置于被告人马某某（时年13周岁）家充电，李某骑马某某的电动自行车载马某某，张某某骑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载王某某，共同前往张某某事先选定的蔬菜大棚。途中，李某受张某某指使将二人欲杀害王某某一事告知马某某。四人进入大棚后，张某某首先持铁锹动手并直接实施杀害王某某的行为，李某帮助控制王某某，马某某见状离开大棚。张某某、李某共同致王某某死亡后，将尸体掩埋。三被告人骑电动自行车逃离现场，张某某将王某某手机微信账户中的钱转入自己微信后与李某平分，将王某某手机卡取出指使马某某砸毁，将手机交由李某扔弃。案发后，马某某首先交代并指引公安人员找到埋尸现场。

回到2024年3月案发的时候，当时案件调查刚刚开始。在本刊记者的走访中，无论是认识这些孩子的村民，还是接近调查的人员，都无法理解这起案件的原因。他们对本刊猜测这些年少嫌犯的作案动机，提到是不是打闹过程中导致的斗殴升级，失手误杀？或者是嫌犯们模仿血腥电子游戏中的场景作案？但都无法想象，这是一桩有步骤的预谋，且动机如此明确的犯罪。

（文中王小军为化名，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13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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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六神磊磊读金庸｜年轻人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此消息引发网民怒批。

对此，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布文章对该学者进行嘲讽，并为中国年轻人发声

作者提到：

一位专家问老外客人，怎么让年轻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引发很多讨论。

专家原话的槽点特别多。就没忍住，简单聊几句吧。

这届年轻人其实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他们有情绪、有压力，以自己化解为主，不怎么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本届年轻人在自我开导方面特别会。

最近某宝上的二十大年度商品，知道都有些什么吗，水培香蕉，谐音梗“禁止蕉绿”，一个链接卖十万加。大家就这样自己宽慰自己，怎么不老实呢。

让玩，他们就玩一下，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到小酒馆的门口；不让玩也不说什么。允许过的节日过一下，不提倡过，就收起道具，低头假装路过。多好的人儿。

他们爱网上骂骂老板，但好像也没真对老板做什么。你看那些报复社会的糟心事件，还是中老年干的多。年轻人干什么了。

他们看的诗歌、小说、摇滚、嘻哈，哪一样不老实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东西都刺儿得多。连网络小说现在都是以“苟”为主，苟道流行。早几年的男频网络小说，主角都要“在生死之间磨砺”“越级挑战”，现在不磨砺了，都苟起来。

还要怎么老实服帖呢。

如果一代人很喜欢猫狗，却不想要孩子，说明不是因为缺爱的能力，而是因为后顾之忧。消除后顾之忧才是最有效的。总想靠做思想工作解决问题，不太好使。

教授还忽略了一件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八个字是个互相伤害的循环。

想着让人家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回头又会有人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可千万不要有自居食物链上游的幻觉。

毕竟生孩子和炒股不一样。想让大家都去炒股，就会有人自告奋勇出来，扮演炒股，直播炒股，回头去邀功，显示引导得多么新鲜卖力。生孩子演不了啊，咋引导，你得真生。

二、基本常识｜丰县铁链女之后没有全面清查，所以才有“收留”女硕士的荒唐

12月初，一名失踪15年的女硕士在山西农村被寻回，并被官方称为是被“收留”的新闻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网民关注。

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布文章，提及同样是涉及拐卖妇女且被官方严厉审查的铁链女事件。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文章写道：

“收留”一个精神病女人做老婆生孩子，花钱买一个被拐妇女做老婆生孩子，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种事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存在，到现在依然存在。

但是，被舆论公开的有几个，被法律制裁的又有几个？

我们都关注过江苏丰县铁链女的绝望人生，现在也知道了山西晋中一位女硕士的悲惨遭遇，那，还有其他在病痛和禁锢中挣扎的女性等着被解救吗？很显然，还有的，而且数量不会少。

然而，江苏丰县公安部门与山西和顺县公安部门一定会用坚定的口吻告诉大家：

本地没有发现其他受害女性。

丰县没有去全面清查，江苏没有去全面清查，远隔千里的山西，自然就更加没有动力去主动清查了。

也因此，在山西和顺县被“老实男人”强奸禁锢了十多年的女硕士卜某及其家人，很可能在2022年和我们一样看到过铁链女相关的新闻，很可能也在心潮澎湃期待着很快被公安解救。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受害女硕士没有等来警察叔叔的解救，反而成了“被好心老实男人收留”的正能量新闻女主角。

荒谬是真的荒谬，但意外却是一点也不意外。

丰县铁链女事件被定性为偶发个案的那一刻，其他被拐卖、被拘禁的精神失常妇女的命运就已经被宣判了“维持现状”，不太可能再有什么曙光。

从“实用主义”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考虑，假装不存在，假装看不见，绝对是最稳定、最经济、最省心的做法。

解救一位被拐卖强奸的精神失常妇女，后半辈子治病和养老的钱得地方政府来安排，收买并强奸拘禁妇女的男人得抓起来关几年，家里的孩子可能也得政府来收养。在解救被拐精神失常妇女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群众的不理解甚至暴力反抗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会被媒体曝光影响本地领导的仕途……

是的，如果考虑划算不划算，那公安部门主动去清查解救一名被拐卖强奸生了孩子的精神失常妇女，绝对是一件方方面面都严重不划算的事情。

只是他们可能忘了，在判断一件事情划算不划算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人生而为人的尊严价值，在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

他们可能忘了，被铁链锁住的八孩母亲小花梅是个人，被“收留”十三年生育多个孩子的女硕士卜某，也是个人。

三、往事与随想｜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

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同样针对此事进行评论，但文章也很快便被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

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假设回到2011年7、8月的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你指望卜小花在那里能得到什么？

很多人会说，他们应该去报警，然后警方会把卜小花送到救助站，寻找一段时间后，再把她送回亲人的身边。

而实际上，这里面每个链条都是断的。

你觉得石叠村的村民会有这个认知？谁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现实是，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些都是没人管的，从小到大，他们看见的乞讨人员政府管吗？隔壁村那个精神病人政府管吗？顶多会有长辈做示范给他们打碗饭吃，这就是好人，若有人收留，这就是大善人。在农民眼里，政府从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饿死你也没人管的好不好？所以，你准备批评他们认知有问题？

好，即便他们上报了，你觉得警方和救助站就会管？如果找不到家人，你觉得当地精神病院/福利院就会养她一辈子？你觉得当地财政有这笔预算，如果没有这笔预算，上级部门和中央就有这笔拨款？

这就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我不是说要把现实合理化，我最不满的是，大家好像漏骂了什么。

这一轮网络舆论，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所谓“丈夫”张瑞军，然后是认可张瑞军“收留”卜小花的当地警方，再有就是麻木不仁的当地村民，但是，最应该骂的，难道不是那个权力最大资源最多牛逼哄哄无所不能的汲取性政府吗？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只要把张瑞军给判了，把当地警方通报批评一下，这事情就完了。

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中国没钱，这不搞笑吗？中国人这么勤奋，怎么会没钱？

今日中国，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而最大的不公不是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分给了自己。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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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彭仁郁老师是中研院民族所的专任副研究员，台大心理系毕业后，她负笈法国，获得巴黎狄德罗大学临床人文学院心理病理即精神分析学博士，回到台湾后，她的研究关切从乱伦性侵受创者的主体经验扩展到慰安妇、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创伤疗愈。最近几年，她跨出研究者的舒适区，在台湾树起“政治暴力创伤”的大旗，通过家庭访问、工作坊的方式让深埋于历史的受苦经验得以被诉说，在抚慰伤痛的同时促进代际对话。同时她也积极与艺术家合作，在语言的尽头开辟另类的疗愈空间。在访谈中，彭老师分享了她对“创伤”这个词的理论与社会脉络、以及新冠疫情和台湾MeToo浪潮的看法；我们也聊到了她在促转会进行政治暴力受难者创伤疗愈工作的经验与思考，威权的幽灵如何盘踞当下，疗愈如何成为一项必要的社会工程。和彭老师的对话让我意识到，当我们追溯历史记忆中的伤痛，不只是在哀悼或招魂，也是在思考如何走向未来。

采写 / 安孟竹

采访时间 / 2023年9月

纸版刊于《te:镜中寻步》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布莱希特 1940《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黄灿然译）

01 灾难时代的集体创伤 

安孟竹（以下简称安）：谈到“创伤”这样的概念，人们会联想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医学史上，这个诊断范畴的发明与越战相关。创伤对我们而言曾经是个舶来词，但如今也已进入大众生活、变成日常用语了。在台湾，“创伤”这个词是如何被大众接纳的？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一般性理解是什么？

彭仁郁（以下简称彭）：PTSD原本是精神医学脉络里一个指称疾病的专有词汇，指的是一种与有生理基础的痛苦所不同的受苦状态。如你所说，这个疾病的建构原本是为了让国家投入公共资源来照顾那些从战场回来后出现暴力、酒瘾、社会适应等困境的军人。当这个概念进入DSM（《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之后，这个词汇反而“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了。台湾很早就开始跟随北美精神医学。从1980年代开始，只要有新版DSM手册一出，我们马上就会翻译。

在台湾，“创伤”概念真正流行起来是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开始。在这场灾害中，第一次有大批精神医学及临床心理学的专业人员投入救灾。他们带着PTSD的创伤量表到达现场，同步进行助人实践和创伤研究。随后，公共媒体上开始广泛谈论PTSD。后来的每一次公共安全事件，从八仙乐园彩色派对火灾到太鲁阁号列车出轨，临床工作者和媒体都共同推动了大众对PTSD的知晓度。

如今这个词开始被用在所有“生活逆境”场景里，似乎所有负面经验都可以产生创伤，这个词使用的场景光谱开始变得非常广。大家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也忽略了它原本是一个非常病理化、标准化的疾病名称。这并不是台湾专属的现象。法国人类学者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的《创伤的帝国》（The Empire of Trauma）里也写到，“创伤”开始入侵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这个词去正当化自己受害者的立场，于是就产生了“受害者竞争”的问题。（【注】：受害者竞争指的是，受害者各自都认为最惨的受害者是自己，且是他人造成了自身的困境，但实际上往往是整体情势在伤害所有人。）

安：“创伤”可以是大规模的共同遭遇吗？比如刚刚过去席卷全球的疫情，在您看来，可以算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创伤吗？

彭：狭义来讲，集体创伤源于某个集体共同面对的生死交关、危及存活的事件。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纳粹集中营。无论是酷刑、非人化对待、瘟疫般的屠杀清洗，纳粹的迫害对亲历者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创伤事件。

弗洛伊德把“创伤”视为“心灵包被层的大规模破裂”，也就是说，心灵的内容物失去了内外区隔，内在的自我丧失了一个与外在现实对焦的基准，于是会跟当下的现实脱节；当一个人离开了暴力的时空场景，不会把过去的经验带到之后遭遇的新关系中；但创伤状态的人很难再信任其他人，每段新关系的开始都可能是对过往的重复。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创伤状态的人会失去对自己所处现实是否安全的判断力。弗洛伊德谈论“创伤”的背景是一战后的欧洲。当时战争在欧洲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这种大规模的死亡让作为集体的人类共同面临着一个迫近自我毁灭的危急处境，人们对其他人类他者的基本安全感、信任感已经丧失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刚刚经历的Covid算不算集体性的创伤？疫情一开始，由于缺少维护安全的充分条件，大家会进入到了一种“我可能会染疫，染疫之后可能会死”的集体焦虑中：你要一直不断洗手、戴口罩，口罩戴出门一次就要换掉，似乎我们浸泡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环境中，病毒随时会入侵、夺走我们的性命。我们害怕自己因为流动把病毒带给家人，也害怕跟自己接触的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些的确是必要的防疫手段。但现在各国政府和流行病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Covid病毒经过好几次演化已经流感化了，致死率降低了很多，我们也早就有了疫苗，你可以出门了，不必再那么紧张。但这些科学数据和信息似乎很难进入到大家心里。直到现在台湾还有很多人延续疫情期间的保护措施，公车捷运上依然有大把的人在戴紧口罩，人们好像没办法回到Covid之前那种放松的状态。外在的客观情景转变了，我们的内在却无法跟上外在时空，依然受着死亡焦虑的影响。

这样的“过度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缓和。医学对创伤的恢复期有一个正态分布的描述，告诉我们95%的人过大概多久就恢复常态了。然而PTSD诊断标准给出这个“大多数人”的恢复信任感、安全感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有六个月到一年，而且没有对不同形态的创伤事件做出区分。实际上，每个人恢复的时间的确不一样。9.21大地震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经过事故现场附近时会感到惊慌。总有少数人落在这个“正常”的恢复时间之外。

02  我们与政治暴力创伤的距离

安：似乎集体创伤是一种共同的存在主义危机，对往下如何继续生活而言，过往的日常仿佛也失去了参照意义。也就是说，“创伤”这个词隐含着某种巨大的断裂感。然而也有一种通俗的看法会强调时间的力量，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痕也会慢慢淡化、消失或遗忘。从您作为心理学专家进入促转会后，一直面对和处理的是历史深处的创伤。根据您的工作经验，创伤真的会随时间而消逝吗？经历了几个世代，现在的人要如何去处理这种追溯到遥远过去的创伤？

彭：常民智慧里总说，让过去的留在过去，往前看；英文的俗谚里也有“时间会疗愈一切”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或许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无能为力。积极一点看，它告诉我们，即便在无能为力之中，还是得试着前进。同时它也说明了我们对自愈能力的信念。不止普通大众，临床工作者也相信人有自愈能力。所以即便经过了生死交关的暴力事件，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那些“症状”表现确实可以得到缓解，这也是临床观察的结果。但问题是，所谓自愈能力是不是那么个人化的东西？

我们刚进入政治暴力创伤的工作现场时，各种政治阵营的人，甚至“二二八”（1947年，国民政府的圆环缉烟、公署卫兵开枪事件演变成了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因长久对政府不满而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本人和家属、做转型正义研究的学者，都觉得我们没必要做这些，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从一般社会标尺来看，这些幸存者有家庭、有小孩，仿佛真和其他人一样过着正常生活，连他们自己都会说“我们能活到现在的人都已经好了”。确实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资源去完成自我疗愈。尤其是，一些较早站出来作见证的受难者，被视为转型正义中的“台面人物”。大家常以他们的状态来衡量整个社会从政治暴力创伤中恢复的情形。但更多的人是无声的，他们没有以受难者（及家属）的身份进入公共空间，而是选择隐匿。但当他们选择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清楚他们的状态。

我的策略是，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要首先现身，先从国外的经验来谈政治暴力创伤。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高强度地阅读一些文本，并且在公共空间谈论这个议题。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台湾的政治暴力创伤究竟长什么样，但我总认为，大家不可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威权统治后毫发无伤。国外文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伤不会因为当事人的过世而终止，留下的家人往往承接了创伤的状态。此外，口述历史文献里开始出现很多关于创伤的描述。我去问这些口述历史学家，你们听到的这些受难者、家属的创伤表述后有做什么处理吗？他们却回答说，自己只是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而已。

当我开始通过社群媒体、工作坊谈这个问题，陆陆续续有受难者后代来找我。其中包括我大学班上两个同学，他们是“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是指1949年《台湾省戒严令》的颁布开始，到1991年《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废除为止。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借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塑造了全台恐怖的政治氛围）受难者二代，可我在大学期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直到二十年后我在脸书上写了一些（这个项目的）东西，他们才私下跟我联系。

这些一开始来找我的后代里，有许多人是自己或家中兄弟姐妹曾被诊断为严重的精神疾患，但他们直觉上都认为这跟自己父辈的受难经历有关。他们把我拉进他们的家庭，观察那些没有走到台前的受难当事人的实际状态，我才有机会去理解政治暴力创伤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有的是1950年代的受难者后代，有的则是父亲在“二二八”时被枪杀，当时自己只有十几岁，现在都已是老人家，过去六七十年来从来没有因此哭出来，直到跟我说了之后，郁积在胸口的的东西才得到释放，眼泪才流下来。一个个案例的见证让我发觉这个社会有太多“沉默的幸存者”，他们中间陆续浮现出严重的创伤样态，已经不能不去处理。于是我们开始培训心理工作者进行入家工作。

一开始，“政治暴力创伤”对我而言有一个旗帜效应。我拿了这样一个名词出来，让受难者和家属可以借着它去言说过去一直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恐惧，让他们找到这样一个名词去对应自己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基于科学证据的疾病名称，而是如同“性暴力”或“家内暴力”这种词汇——这些词汇都不能准确涵盖生命经验，但我们需要这样的词汇让自己复杂的难言之隐有个可以指认的方向，它的效益和作用就是帮大家去正当化那些自己认为没有资格被讲述的经验。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总是会召唤思考和自我觉察。很多受难者，尤其是那些勇于现身作见证的人，是有一些英雄主义情结的，好像再怎么苦自己已经撑过来了。过了一两年之后，那些之前说自己“完全没事、不需要疗愈”的前辈陆续跑来告诉我，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自己身上依然有“症状”。比如有人到现在晚上都会做噩梦，大喊大叫、拳打脚踢，还有人说自己能闻得到当初受酷刑时便溺的味道。有时创伤反映在身体的惯性上，比如吃完饭会站起来不自觉地绕着室内走动，因为四十年前坐牢时，狱中的活动空间太狭小，为了保持基本的身体激励，狱友们形成了饭后循着同一个方向绕圈走动的默契。

对我来说，最意外的创伤表现是受难家庭对外部社会现实的焦虑。我们2018年开始做家访，原本有六十个家庭愿意接受我们去访问，入户工作从十月份开始，结果到11月底，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大胜，本来答应我们做家访的家庭接连打电话来拒绝。当时我们家访才做了不到一半，第一时间也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不得不去问一些前辈，他们告诉我，国民党上台，大家害怕了。我们这些没有威权时代生活经验的人会觉得，2018年了，大家还怕什么呢？直到前辈们跟我说了拒绝我们来访的原因，我才意识到他们创伤的程度远超我的想象。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就像在不同海域里生活，这边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微微波动，但对于那些受难的前辈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是风暴等级的恐慌。

03  难以命名的苦 

安：所以“政治暴力创伤”这个名词的提出在您的工作中更像是一种方法或行动策略，通过发明这个词汇来调动受伤者的言说。这样实践方式与一般临床心理工作有很大不同。临床上，通常是个体创伤浮现后，受创者主动找心理师，干预才开始进行。但您似乎秉持了一种强介入式、行动引领的姿态来做创伤修复工作，不知道这样的策略是否遭遇过争议？

彭：心理工作者在理解一个人的受苦状态时，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这个人自己的状态。我渴望理解的是，整个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压迫究竟会造就怎样的心理状态？在我听受难前辈“作见证”的时候，发现他们通常都在诉说别人的苦——家属如何，后代如何，然后召唤大家进行改革。自己的“苦”反而很难命名。当时我就在想，怎样让这些苦有一个更好的出口、让他们可以去自我察觉和指认，而不是停留在对政治立场的强调？“政治暴力创伤”的确是一个粗糙的、功能性的概念，它的提出只是想让更多经验被挖掘出来。先有这样一个词汇，你才可以去经营它的内涵。过去一个人总要先讲一大串故事，才能让听者感受到自己是受伤的。但当这样一个名词出现，你可以用“我有……”这样的句式让别人意识到你在受苦。

我刚开始挥这杆大旗的时候，一些受难者后代会对这个词很生气，因为这让他们直接联想到去脉络化的PTSD、觉得我在用临床医学的方式给他们贴标签，强化受害者消极被动的负面形象。他们会质疑说“你凭什么说我们有伤？”但当他们这样质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他们的苦是更加幽微、无法用一个粗暴的名词就说尽的。但攻击也好、反对也好，当这个概念提出来，大家至少可以在这个旗帜之下开始言说了。当他们开始理解我并没有要去扁平化他们的遭遇、消解他们痛苦的复杂性，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一些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得到过各种精神诊断，从躁郁症、抑郁症、焦虑症到睡眠障碍各种身心症状，但几乎没有人被诊断为PTSD。因此我无法借助现有的诊断范畴去争取关注，只能强调这些人的创伤因“政治暴力”而产生。

安：为什么由政治暴力导致的创伤会变得难以诊断，或是常被指认为其他精神症状？这些精神医学难以捕获的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体现？

彭：PTSD的第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要“说出暴力事件”。但受难者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对他们施暴的人就是这个政权。当他们被政权污名化成为叛乱者、暴徒，要怎么指控？他们怎么能确定这些经验说出来的时候，对方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而不是跟从政治宣传机器的话语？因此这些受难者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告诉别人自己遭受了什么。**这一点非常像家内性侵或性暴力。**如果不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临床工作者不断强调性暴力造成的伤害，这些受伤的经验就总是销声匿迹，甚至无法言说，因为伤害你的是家人啊！恰恰是这些看似拼贴、不准确的名词构造了一个松散模糊的空间，允许当事人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我们才意识到这种暴力带来了多严重的伤害，才能去探究那难以言说的究竟是什么。

很多受难家庭的二代、三代并不知道上一代经历了什么，但在日常亲子相处中，他们会吸纳当事人的负面情绪，变得不相信人、没有安全感。他们承受着家庭带来的影响，却很难讲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接收了什么。上一代人维系安全感的方式会让下一代人不明所以，有的后代从小就收到家人神秘的“禁令”——不可以轻信、不可以交朋友、不可以碰政治。很多二代自己被长辈监控的力度不亚于父辈被情治单位监控的力度。你会看到政治暴力创伤的代际复制。这种复制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没办法讲述自己经历了什么，但又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安：心理工作非常重视“讲述”，言说似乎也是疗愈旅程的开始。但带入到政治暴力创伤造就的“失语”情境中，讲述受伤经验或许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受伤者的表达？您在工作中会用哪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来调动难以言说的经验、让它们得以浮现？

彭：的确很难想象受难的前辈以他们的年纪、文化经验，能够在这种西方来的、一对一的治疗空间里对着一个所谓专业人士袒露情绪。复杂的临床状况需要我们准备多元疗愈的情境。所谓“疗愈”，其核心并不是专业的外在形式，而是关系的建立。这个关系要足够安全，可以让当事人放心地把尚未整理好的种种困扰、焦虑吐露出来。伤本来就是破碎的、血肉模糊的，大部分“伤”是很难讲述的。因为一旦开始回忆自己被羞辱对待的经验，还想维持一个“有尊严”的形象就不再容易。关键的是让受创者知道，不管你说什么，都只是你在我心里复杂形象的一个补充。

“创伤”像我们生命中的一块心灵地景（landscape of the mind），一个我们不想回去、却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地方。疗愈的过程就是让受伤者在另一个人的陪伴下不断重返那个过去无法言说的暴力场景。很多受伤者此前从未用意识状态重新经历发生的事，也无法使之成为叙事、对它形成某种掌控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暴力过于真实地笼罩着他，让他一旦接近，就被淹没。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关系后，我们在此刻定下一个锚，让受伤者身上先绑一根救生索，然后带着我们回到那个一直在追逐他、但他一直试图逃开的暴力现场，去理解当下的状态和过往经验之间的关联。我们的存在和陪伴就是让他意识到，他不会因为接近自己的内在而变得脆弱，当他被吸进那个伤害发生的黑洞时，旁边有个人能把他拉住。

受创越是严重的人，越是被卡在过去。一开始进到一些前辈家中，我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碉堡里、通过一台望远镜来远远观看外在世界的变化。当我们开始重复进入他们家里，让他们通过面对真人而建立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他们对社会的想象也开始变化。

除了诉说，疗愈也可以借助多元媒介。我们请了在地剧团帮我们排一出关于白色恐怖记忆的戏，把这出戏带回当年发生过重大案件的现场去演（注：这里指的是由再拒剧团创作使用声音剧场与说书形式创作的、演绎白色恐怖历史的戏剧《明白歌》）。表演地点不是大剧院，而是社区活动中心、受难者故居，或是某个小学，来看的人都是当年受难者的邻里乡亲。有的老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孩子，只是模糊地听长辈说起村里哪个邻居被抓走了。直到1980年代，国民党的监控体系还密布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当下公务员系统里的威权思维也没有完全消失。由于政治环境的钳制，在乡间基层，人们都在避免谈论挑战执政当局的话，很多事只能以私密方式流传。**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了不去谈论，甚至到今天已经忘记为什么不能讲了。**虽然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叙事对于生活在台北的人几乎成了政治攻防的工具，可一旦到了乡里一层，这或许是当地人五十年来第一次谈论这件事。他们的某个层面也被封印在过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没办什么公民论坛，而是用一种软性的、唤起情感的方式制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那些冻结的记忆可以被言说，地方隐没的历史才重新被召唤回来。

04  言说的悖谬，疗愈的可能 

安：政治暴力的漫长阴影，如同德里达的hauntology（幽灵学）。虽然世界好像变了，但历史的鬼魅一直萦绕于当下。创伤疗愈针对的是这样的历史，但也隐含着未来的面向。一个我们必然会去思考的问题是，伤害已经发生了，往后大家该如何继续共同生活？这样的工作必然要面对年轻世代。出生于不同环境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在创伤修复工作中构建年轻世代和上一代的对话是可能的吗？

彭：鬼魅之所以会重复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拒绝朝向过去、回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暴力的记忆就会被冻结在那个地方，让你没办法往前走。

世代差异也的确存在，出生在新世纪的年轻人，从有公民意识之后，就会接收到的大量政治投机客释放的网络信息。对于曾经威权统治的历史缺少感知。但我身边也有不少人从国、高中就开始关心“转型正义”（注：转型正义指的是民主化之后，就前专制政权所做的种族灭绝、人权侵犯等暴行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平反、道歉、赔偿、司法追究等形式来进行弥补，从而为正义的未来奠基。）的人。台湾每年会举办面向年轻一代的共生音乐节，每年会有上千人参加。不止有灭火器、闪灵这样的独立乐团来表演，也有受难者和家属来做见证，表演舞台周围也有各种人权团体举办的活动。“陈文成基金会”举办的“绿岛青年体验营”也一直由年轻的志愿者在维持运转（注：绿岛体验营是通过让参与者重返政治犯被关押的历史现场、倾听受难者讲述，从而体会威权时代历史经验的公共教育活动）。我们还会搞“人权办桌”这样的活动，把政治受难者和无家者、过去和现代的人权议题进行结合，今年已经办到第七年，声量和规模都在持续扩张（注：人权办桌是通过共桌吃饭的方式，促进无家者、政治受难者和公众对话的一种形式，背后的理念在于，无家者和政治受难者在人权被剥夺的角度上有着相似的处境，造成他们苦痛的是同一种暴力体制）。

我这一代人的悲剧和限制在于，成长于经济起飞的时代，可以把自己藏在在党国教育提供的安定感里。下一代或许没有那么理想的环境了。但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对生命的热情和向往。只不过是今天年轻人的欲望、对美好世界的期待很少跟大的政治理想挂钩，反而他们跟脸书、Instagram靠得更近，每个人都在贴私人网志和照片。目前转型正义的推动者，包括受难者们自己，都在提醒我们这些中年人不要把话讲那么沉重。很多前辈甚至问我：“可不可以用搞笑、幽默的方法来推动转型正义？”那部带到乡间的戏剧里有一场蛮地狱梗的，就是把“一个人可以怎样在威权时代活下来”用一种机智问答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原本很担心，受难前辈们看到了会不会觉得被冒犯，没想到他们反而看得很开心。他们认为想让年轻人接受，就要用这种方法。

安：曾经监控密布的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亲密、信任的破坏，理想的疗愈情境却需要身边人去提供亲密的支持。我自己这代人是对“创伤”这个词更加敏感的一代，但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想帮忙的时候，却会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害怕说错话。面对身边人经历的重大创伤，无论它是政治暴力抑或性暴力，我们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究竟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彭：我的答案是case by case。对很多人来说，或许什么都不做，光是聆听就好了。但也要看情况，在MeToo运动里，大家会发现，当事人讲述的情绪状态差异很大。很多人觉得“聆听”就是朋友之间的聊天。但聆听创伤经验需要去承接和想象对方的受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很难不受冲击。

对于受创者来说，Ta们要回到那个被羞辱、对自己产生很多疑惑的场景里，说的时候也会担心聆听的人会怎么看自己。特别是在人际暴力的案例中，受害者会有罪恶感、会自责，因为她们总想拿回一些掌控权，即便是承受暴力、难以反抗的状态下。她们不愿承认自己当时是彻底失控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存恐慌。所以受创者在回到暴力场景时，总是努力反思自己“原本应该做什么”、“如果当时做了什么就好了”。这样的话如果善良的人听到，第一反应是跟对方说，“你已经很辛苦了”、“我知道不是你的错”。这种努力的背后是你消除对方的罪恶感，但这样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也在取消言说者当下复杂的情绪感受，反而让当事人觉得“你不懂我在说什么”。然而，如果不取消对方的感受，聆听的人好像又觉得自己没起什么作用。所以聆听创伤并不是一种舒服的状态，过程中双方都有一些情绪要处理。我们的训练是，需要停在那些复杂的、暂时没办法解决的冲突与不适之中。但现实是，绝大部分聆听者都想带着当事人逃开那个不舒服的状态，这是本能反应。

除了听之外，光是陪在受创者身边做些日常的事，比如吃饭、运动、散步，找回一些基本的生活节奏，就是很重要的事了。恰好这些日常的事也是专业人士不能做的。

安：在台湾这一波Me Too运动中，社群媒体上的许多证言都用清晰的逻辑、真诚而有力的表达来还原事件。网络时代，这种借助社群媒体的公共发言能算一种疗愈吗？

彭：这一波MeToo中，的确有很多人都能用与受伤经验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和强大的叙事能力、细腻的情绪笔触来讲述自己的遭遇。但必须看到的是，往往是经历过对创伤的爬梳、甚至做过临床治疗，才能有这样的表述。那些爆炸式、情绪宣泄的文章很少有人转发。大量转发的都是这种逻辑清晰、表述有力的文章，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受害者是有力量的。

一些媒体采访披露过，即便是那些很多人转的帖子——尤其是指名道姓指认作为明星、教授的加害者的时候，留言区也往往会出现大量情绪性发言。身边的朋友会告诉当事者别去看，但有的言说者还是想要知道别人的感觉、忍不住去看。所以在网络上讲出来就有疗愈到吗？或许有，但二次伤害可能也很大。我在给《端》的文章里写，“能说的就说吧”，意思是可以承担言说后果的就去说，还不能说的就不要强迫自己在这个时间、尤其不要用这种平台去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会招来什么反应、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评论。

安：矛盾在于，如果把它视为一场社会运动，见证和言说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动。可一旦讲出来，就可能演变成对受创者的二次伤害。所以面对难以承受的伤痛、或二次伤害的恐惧，也可以选择/允许“不说”对吗？

彭：没错，“说”本身就是有难度的。我有两个长期谈话的对象，一个谈了六七年，另一个谈了十一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当事人诉说的节奏、能说什么、能说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同一个创伤场景可能要回去五六十次，每次被说出来的只有一个面向。所以心理治疗里的诉说并不是一段有前因后果、明确结构的完整叙事。相反，当事人的心理节奏非常重要，每一次我们让她绑着安全绳索陪她回去，到达她暂时可以到达的地方。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一点点去推进那个可以被诉说的边界。

安：您作为心理工作者，介入的都是关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当然，没有一种痛苦是没有社会面向的。然而当专业心理工作者介入进来，社会苦痛就被放置在了一个封闭空间里去面对、处理。这种微观修复行动的目标并不在于撼动结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选择去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社会苦痛，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疗愈工作也是在追求社会正义？

彭：我们自己也是人，面对一些议题时我们的身份会变成公民、社会运动参与者，但就心理治疗工作而言，我们的确无法直接调整外在世界。心理学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受苦的人，看他卡在怎样的处境里，厘清他的向往是什么，帮他们找到替代的可能。

比如在家庭暴力或家内性侵的情境中，我们难以改变这个施害的家庭，但我们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受害者为什么离不开这个暴力的结构？我们需要去帮受创者梳理，她在这个结构里难以承认的欲求是什么。很多有累积型暴力创伤的孩子一直卡在自己的受虐经验中，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爱，在受虐中自我工具化为满足他人欲望的物件。这成了她们唯一的价值感来源。治疗师的介入不是去修理好受创者，而是和她一起进行新的关系练习，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渴望不必通过受迫害的关系而达成，不让他们继续在未来的其他关系中复制这种受害经验。治疗师与受创者的关系可以成为她建立新关系的雏形。等她们好一点，就可以离开了。

【受访者简介】

彭仁郁，巴黎狄德罗大学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任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浸淫于交织着个人生命史与社会集体史的人际暴力创伤“临床田野”逾二十年，探索精神分析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论及方法论介面，并致力于与受创主体同行的跨专业疗愈实践。代表作包括《乱伦试炼》（法语专书，2009）《“不要碰政治”？：转型正义疗愈工程的心理学介入》（2022）、《放逐于自身之外：乱伦创伤主体的心灵地景》（2018）、《过不去的过去：“慰安妇”的战争创伤》（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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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雪的通报出来了。

因鉴定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她被“依法”强制送诊。

送到哪没说，大概率是江西省精神病院。两年前，她就因同样的原因，被送进过这个地方。

那是整个事件的起点。

01.猥亵

2022年3月14日，李宜雪因民事纠纷，向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派出所报案。

由于派出所不予立案，且多次讨要说法无果。她就想着“闹一闹”，以便尽快解决此事。

4月14日晚，李宜雪抱着威胁的心态，顺着一家商场的墙外楼梯，来到三楼天台。

有人报警后，她被带到了派出所。接待她的，是当班辅警赖某。

次日，赖某以沟通案情为由，通过私人电话联系了她，说可以帮忙，但要见面聊。

当时疫情严重，李宜雪所在小区正处封控，进出麻烦。为了工作方便，她住在附近酒店。

因此，在接到电话后，她提出在酒店大堂约谈。但赖某以酒店离西湖分局太近，容易遇到熟人，说话不方便为由，提议在房间碰面。

出于对其职业的信任，李宜雪同意了。于是，4月15日下午5点多，赖某身着便衣进入了李宜雪的房间。

起初的十几分钟，赖某还在交流案情，但随后话锋一转，说“你要是我女朋友的话，我就能给你把这个事平了，还用得着整天往派出所跑？”

见李宜雪没有接话，赖某起身，从窗边的凳子上冲到床前，将李宜雪扑倒，实施了猥亵。

由于李宜雪反抗，并声称要报警，赖某停止了侵犯。但他抢走了李宜雪的手机，拦在门口不让她离开。

接着，赖某跪在她面前，扇自己巴掌，说他在派出所见到李宜雪时就非常喜欢，还说自己多不容易，有抑郁症，希望可以放过他。

赖某一边诉苦，一边道歉，就这样，两人僵持了一晚，直到早上6点，他才离开。李宜雪因心软，没有选择报警。

当天晚上，赖某发短信道歉。

第二天，赖某又约她见面，地点是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依旧是下跪、诉苦、道歉，由于动静太大，惊动了酒店工作人员，赖某自行离开。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02.送诊

自从此事发生后，李宜雪经常失眠。4月21日晚上10点，睡不着的她出门散步，又走到了先前的商场。

本想去三楼天台吹吹风，结果被保安发现，以为她要跳楼，便报了警。

李宜雪与到场的民警僵持了很久，聊到最后，她将赖某猥亵她的事说了出去。

按照李宜雪所言，听到这番话的民警们，第一反应是将执法记录仪关掉，并把保安支走。

接着，她被拽下楼梯，塞进警车，带到了丁公路派出所。

民警没让她下车，也没理会她要跟赖某对峙的请求，只是拿了一沓材料，便驱车前往江西省精神病院。

此刻的时间，是4月22日凌晨1点左右。

到达医院之后，民警告诉李宜雪，只是检查检查，弄完就放她回去。

面诊时，医生问了她两个问题：心情是不是不好？是不是经常为一些事纠结？

李宜雪给了肯定回答。

在她回答问题时，民警出具了一张肇事肇祸证明，内容大意是，情绪不稳、有自杀倾向、行为异常。

随后，她被带走，只剩下民警和医生单独交流。等她再次回来时，住院手续已经办好，并由民警签字确认。

最终，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没有获得法院许可、没有经过详细鉴定，仅仅是面诊的情况下，李宜雪被强制入院治疗。

03.起诉

当晚，因为哭闹，李宜雪被束缚带绑在床上，直至天亮。

她的主治医生告诉她，现在已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强制医疗阶段，家人也接不走，探望都不行。

之后的日子，就是每天早中晚，服用奥氮平、曲舍林等精神病类药物。

不吃就会被绑在床上，强行灌药。再不配合就打安定，绑个好几天。

5月下旬，李宜雪多次晕倒在病房，巨大的折磨让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因此，主治医生想对她采取电击疗法。但电击需要全身麻醉，家属签字才能使用，被她父亲拒绝了。

6月17日，李宜雪出院。

依旧没有任何诊断证明，只有一张出院记录，还是拍的照片。记录显示，李宜雪患有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甲状腺结节。

出院后，李宜雪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先是联系酒店，想调取监控录像，但被告知录像已被覆盖，无法查看，且当时值班的工作人员也早已离职。

于是，她选择举报丁公路派出所，可打遍了电话，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她认为，丁公路派出所一直坚称她是精神病，所以她只能先告赢江西省精神病院，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才能接下来告派出所。

她去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做了精神鉴定，在得到无异常的结果后，7月20日，她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了法庭。

04.罗生门

由于开庭时间遥遥无期，自8月起，她便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在社交媒体，很快引发了舆论关注。

8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督察大队，主动找到李宜雪了解情况。随后，赖某因此事被停职调查，于9月主动离职。

四个月后，12月6日，该案件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历经两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李宜雪认为，对自己的精神病认定存在问题，医院收治程序也违反了《精神卫生法》中，自愿住院和经家属同意原则。

而医院则称，他们是按照“肇事肇祸”程序收治入院，警方送来的手续材料齐全，属于依法依规收治。

另外，对于“猥亵”，赖某并不承认，他说李宜雪在房间内精神状态有异样，行为让他感到害怕。

随着该案被媒体广泛报道，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就此事发布了通报。

首先，认定赖某不存在猥亵行为，不予立案。只是对其私自回见纠纷当事人的行为，给予了批评和停职。

其次，李宜雪曾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

出于对她人身安全的考虑，丁公路派出所依法，将李宜雪送到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

对于这个通告，李宜雪并不认同，理由跟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时一样。

她表示，在此次民事诉讼宣判后，她将对精神病院、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前者是非法拘禁与虐待，后者是非法滥用职权。

05.失联

转眼到了2024年12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已久的李宜雪，突然发了两则视频，称公安局派了十余人闯进她家，还破坏了门外的摄像头。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这是视频中她的求助，之后便没了音讯。

由于互联网上流传着她失联的消息，12月17日，官方发布通报，说李宜雪没有失联，亦没有被传唤，她一直都在家中。

然而，当有人前往她家核实情况时，却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

5天后，另一份通报出炉，李宜雪再次被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

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只是不知这一次，她要在精神病院待多久了。

在广大网友的关注下，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终于发了通告，这次不再是什么西湖区融媒体中心了。

读完这个通告，不由得让人喟叹：不是这个冬天太冷了，而是这片土地实在太冷了！

这份通报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是，虽然声称依法依规将李宜雪送诊，却完全不敢提李宜雪父亲同意了没有。

而没有家属的同意，《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决定。

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没有法院的决定，任何机关都无权将公民关入精神病院。

而且进行强制性治疗还有个大前提：强制医疗的对象只能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而李宜雪实施过暴力行为吗？

有暴力倾向么？

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了吗？

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吗？

通报里可是明明说“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定书敢公布吗？

现场视频敢公开吗？

多么自相矛盾！

多么为所欲为！！

呜呼哀哉！

一国14亿人，当初救不了小花梅，如今又救不了李宜雪！

耻辱啊！耻辱啊！！

这份通报下面落款是两个部门，写得也很长。我仔细看了几遍，尤其是最后两段，愣是没看懂，看的是一头雾水。

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

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某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于李某雪当前病情状况，12月22日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我不是医生，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但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这个危害性大吗？到了必须“依法送诊”的地步吗？

为什么不是由李某雪的父亲“送诊”，而是必须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如果李某雪有侮辱、诽谤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那是不是应该接受治安处罚？该拘留就拘留，该处罚就处罚，而不是“依法送诊”吧？

一方面说诊断为有病，一方面又说“完全责任能力”，这怎么看都有点别扭。

通报中说的是“依法依规将其送诊”，但没有说送到哪家医院，那这“送诊”是送哪里去了？有没有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呢？

要知道，李某雪正在与江西省精神病院打官司，如果被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了，那就是把原告送到被告手里，想想都替李宜雪捏一把汗。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我所欣慰的是，今天，仍有人在朋友圈里孜孜不倦地普及法律知识。

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法学教授，有的是自媒体人。向他们致敬。

也有人跟我留言说，你敢聊聊法治吗？

我一听，就拍案而起！

你说得什么话？！在法治社会，法治有什么不能聊的！我们要天天聊、处处聊、人人聊！只要不裸聊，怎么聊都可以！

我们难道不就是要形成人人聊法治、人人盼法治、人人懂法治的美好社会吗？

人人可聊法治，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标志。如果一个社会连法治都不能聊，那它算哪门子的法治社会！

还有人跟我说，你敢聊聊依法执法、依法送医吗？

这又是什么糊涂话！“依法”二字后面，只要不是加违法的东西，加任何内容都可以。执法、送医加在依法后面，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执法者还能跑到法律头上不成？

真的不明白，有些人问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干什么。你想说什么？几个意思？

依法执法，这四个字，肯定没问题。谁要敢说这四个字有问题，那么他一定有问题。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当然，说归说，更关键的是做。比如，依法送医，依的是什么法？谁有权力送？送去哪？这些细节既然有人质疑，就有必要解释清楚。

很多人把“依法+”简单地理解为对公民个人的要求，比如违反相关规定会如何处理，不服从管理要求会如何处置等等。这其实是片面的，甚至都没有抓住重点。

在依法执法的工作中，政府是主导部门，也是权力部门、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因此在具体的施策、执法过程中，就更加要注重守法有序，这既是践行依法治国，也是为了公平正义。

所谓“遵纪守法，人人有责”，领导干部要带头，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线执法者更要知法守法、执法守法。

没有一定的法律授权，没有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可以轻易地对普通居民要求什么。这个底线就是法治的底线，就是依法治国的底线。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突破“依法”的底线。谁要是突破这个底线，就该让他尝尝法律的铁拳。

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检索“依法治国”，可以看到，“依法治国”出现在标题中的次数为600多条，出现在正文和标题中次数是1万多条。

随便拎出来一些话，都可以作为依法送医的行动纲领：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一个整体，要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不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

“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

以上，我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就不信，这些方方正正的文字，浓眉大眼的道理，敢情还有人说它错了。我觉得登在《人民日报》上都没有问题，我可以不要稿费。

你们说，是也不是？

看了李宜雪的通报，没看懂街道社区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的操作。这年头，街道社区是什么势力，这么神勇的吗？居然有权力想把谁送精神病医院就把谁送医院，他们是谁的部下？

通报里称警方从北京找来了专家，鉴定李宜雪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我压根没查到这是什么说法，只有一个叫“强迫性人格障碍”的东西，而那本身是不必送医的。

莫非分开写，是为了强制扭送精神病医院？

就算是李宜雪的家人要这么干，至少也得拿出她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证明才行。否则别人是精神病，她天天在家里睡觉，关你p事？

这不叫防患于未然，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臆想，仅靠一点臆想便伤害他人，难道不比精神病更可怕？你根据梅超风练了九阴真经滥杀无辜的现象，就要炮决其他练过九阴真经的人，防止他们作恶。郭靖冤不冤？

这显然比被警察拘留更可怕。被拘留了，至少得说明你违什么规，犯什么法。但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则不需要，因为此时你已经失去了“解释权”——一个精神病的话怎么能信呢？

更讽刺的是，通报本身让人看不懂，李宜雪被送精神病医院的理由，似乎是因为她在网上说了什么，言语攻击了谁，这才导致现在又被强行扭送精神病医院了……这行为真的不违法吗？当然，我是说李宜雪，她违法了你们应该批捕她；比如造谣、损害他人名誉权，甚至不能直接批捕，那不公平和透明，这不就是诉讼的意义吗？

至少得给别人一个证明清白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才能让人安心。

可他们把她再一次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里，是的，再一次。第一次把李宜雪送到精神病医院是2年前，当时李宜雪报警控告有一名辅警猥亵她。之后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说李宜雪要跳楼轻生是个精神病，把她送精神病医院关了56天。

说来也神奇，56天出来后，当初那个要跳楼轻生的人，竟然不跳楼了，也不轻生了，而是开启维权之路，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甚至把这家精神病医院告上了法院。

而可怕的是，现在他们把一个原告再次送到了那个被告手里。双方本就是一种“仇恨”的关系，把其中一方交给另一方“处理”，我只能说可怕。

网上有人说，没有人比精神病医院更懂怎么把人变成精神病。我不是很相信这种说法，但一个正常人在一群精神病的世界里，时间长了，恐怕精神很难不崩溃。然后成为真的精神病！

最后还有一点，这起事件按理说人们应该相信警方的通报，可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大的舆论，那么多的热搜，那么多的质疑和谩骂？

很合理，毕竟同一个地方，弄出过提灯定损，弄出过鼠头鸭脖这些荒诞至极的事情。尤其是鼠头鸭脖，市监局拿着去鉴定，一口咬死就是鸭脖，最终被啪啪打脸，这是对信任何等程度的破坏？

千万不要再搞一次！

CDT编者按：2024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共7篇，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报告汇、年度敏感词、年度播客、年度视频和年度人物。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4篇，下一篇是《2024年度报告汇》。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数字时代【404档案馆】累计发布160期播客节目。包括【CDT周报】、【404文库】、【404媒体】、【CDT报告汇】、【CDT网语】、【中国哭墙】等栏目。此外，还新增栏目【CDT关注】，更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墙内外反抗中共审查的声音。

在本期【年度播客】中，三位主播将以对谈的形式，分享过去一年里制作播客的感受。

以下是对谈文字记录：

播客之路：最大的收获与意义

Elijah：

本期节目是年终播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三位主播会一起回顾这一年来制作播客的点滴，聊聊收获与挑战，也会探讨在中国越发严厉的审查环境下，我们是如何记录这些消失的声音的。

今年一年，我们播客做了不少内容，话题从各种社会事件到中国经济以及对各种审查与反审查的记录，而且我们还新增了【CDT关注】等新节目。

你们觉得自己在播客制作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这份工作，我真的做对了！”

Rumu：

对我来说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正式入门了，我负责的两个项目是【CDT关注】[和【404维修站】。【CDT关注】主要是关注墙外媒体的比如说像莽莽、柴静、不明白播客等等。

因为以往，CDT更多注重的是对中国大陆的反审查与抗争，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海外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单独开设了这个栏目。

然后【404维修站】是一个我们即将要推出但是还没有推出的一个栏目。它是用来修复和补足那些因为言论审查被迫删改的词语和句子。就是我们通过“维修”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被改过的原文。

Frank：

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整个【404档案馆】编辑部把各个节目、各个类别现在开始非常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了。比如说我们有对于海外媒体的节目，我们有关于每周的记录，我们有对于敏感词审查的节目;

我们也有对于网络民议的节目，类似【CDT网语】。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节目的总标题叫【404档案馆】，我们首先是一个档案的性质。所以如果能够有条理地去整理或者是收录或者是归纳记录一些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大事小事，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如果说某一刻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的话，其实每一刻我觉得都挺有意义的吧。有时候会突然听见别人他也会说“诶，最近有一篇文章被删了但是后来在中国数字时代上面找到了”，那我就会觉得那一刻，我包括所有其他的同事编辑大家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Elijah：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于中国更复杂的审查机制以及公众舆论的动态有了可能更深的理解。特别是比如说在做【404文库】选读以及【404媒体】的时候就能看到：通过挖掘这些被删除的内容以及被封禁的账号，你能够发现更多来自普通人的真实的声音，以及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情绪，而不是单纯的来自官方的一些宣传或者报道。

Frank：

对，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两年开始我觉得我们收录了很多的比如说【404媒体】或者是一些文章其实它不是一些来自非常大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网络大V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是一些很普通的微信公众号，可能只是突然讲了一个话题然后成为了一个爆点。然后官方就这样就把它封禁掉了。这两年可能这种审查的影响逐渐从更广的对于大V、对于大影响力作者的层面已经逐渐下降到普通百姓的层面了。

Elijah：

我觉得我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像对于我们【404档案馆】来讲，我们对这种声音的记录本身就也是一种对抗遗忘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会让我觉得在做这种去记录以及去对抗遗忘的工作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有意义的。当然就是说在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伴随着特别多的困难，尤其是像我们做播客这种涉及到中共敏感议题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

幕后难题：制作中的挑战与意外

Elijah:

那过去一年中你们有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挑战是什么呢？

Frank：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挑战可能是，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记得像当时有几篇播客是关于梅大高速事故的，然后那几篇文章删的非常快。包括上个月关于无差别伤人事件，那些文章真的是出来一篇被删一篇，出来一篇被删一篇。

然后像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可能你在做你在录制时，文章就巳经被删除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你个人或者是你这一个团队在跟整个审查系统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包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是比较触及官方神经的话题的文章的收录上面，也需要进行非常迅速非常高效率的收集或者是整理。因为很有可能下一秒你刷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删除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Elijah：

播客的挑战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对一些信息的真实性的验证以及我自身的一些情绪的平衡，以及在我们收录的时候对不同文章不同观点的一些情绪上的平衡。比如说最近像珠海无差别杀人事件，包括像日本人学校男孩遇害事件中，在我们选读的时候，我们关注的观点仍然是可能带有我们主播个人的一些偏好的。

所以在在做播客，在为读者们选读一些内容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对这种情绪以及信息的平衡。而且很多素材的获取（过程中），尤其是像我们在中共技术性审查之下，让我们去获取一手的资料其实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所谓的非传统的渠道来获取一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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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中国哭墙】就是对于李文亮医生新浪微博评论区的网民留言的精选。其实这个方面就让我觉得非常触动。因为像每一期每一条留言，网民真的是在跟李文亮医生或者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所谓的李文亮医生在掏心窝子的讲自己内心的话。

然后你会看到其实中国普通百姓或者是中国社会阶层层面的普通人，他们其实是很朴素的。他们真的是每天需要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为了交房租去挣扎的。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倾诉，因为整个审查系统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去宣泄自己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渠道就是中国哭墙就是李文亮微博的评论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时刻你去朗读或者是记录或者是收录他们的文字，其实你个人也会非常触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主播，作为一个播客的主持人，我们其实得保持一定的理性，但是很难保持理性。所以说就是要在理性和感性中间寻找到一平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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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u：

我觉得我觉得两位说得都很好，然后先说我个人的一个困难，就是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还是跟练习播音技巧有关系，以及还有一些技术设备上的问题。这些都是后来慢慢改善的，从中感受到的一种进步也算是一种带来成就感的东西。

然后刚才Frank说的那个和时间赛跑我是很有共鸣。

每当看到一些被删除的文章，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或者是觉得很重要的议题，都会感到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备份，与这种审核赛跑才可以。

然后播客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时效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很讲求效率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录一些已经删掉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要很快（制作）出来的内容，包括我们现在年终的时候也是我们必须要很快的把每一篇内容都录好才可以。

情绪低谷：如何应对政治性抑郁

Elijah：

刚刚Rumu说看到各种404的内容其实会觉得很无力。那在这种无力之下其实我很好奇你们会不会因为长期关注这些敏感甚至所谓的“负面”的议题，而感到疲惫或是政治性抑郁？

Frank：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的都有政治性抑郁吧。尤其是如果你有渠道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国家、民主体系的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政治性抑郁。

然后如果长时间长期的接触这些话题当然肯定会有一种疲惫，但我觉得这个疲惫倒不是说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系统本身的疲惫，也不是说对于这种个人抵抗的疲惫。而是一种“我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努力到底能不能改变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这种情绪很难克服了，就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如果中共或者是中国一直保持这种高压的审查系统，然后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政治环境，那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克服。因为它可能会长期的存在。

Rumu：

说到政治性抑郁这个话题，我确实是有过一段很严重的政治性抑郁的，尤其是在曾经疫情的时候。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就是分享一下我个人就是消解政治性抑郁的一些方法，可能比较私人一些。

第一个方法就是退网以及关注“附近”。

“附近”是人类学家项彪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不过解释起来倒也可以很简单，它可以就指的是你的家园方圆五里地的那么一个小的生活空间。比如说你去公园，你去菜市场，去家门口附近遇到一些人。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我们干的事情是跟新闻相关的，我们很容易接触到的是一些很遥远很宏大的叙事。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使人们有这种遗忘“附近”的倾向。就是大家都沉淀在那个屏幕上的世界，然后这也是造成政治性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时候 就是能够从这个世界中稍微退出来，然后去观察去投入生活中具体的个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然后另一个能给我很大安慰的就是，你会发现找到同类或者说找到同道之人可以给你很大的安慰。

就是当你以为你自己是很孤独的，然后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关注这些东西，你找不到其他的人的时候。就是你去遇到这样的社群或者是去看一些跟你有相同想法的公众号呀这些发言的人，你就可以会有一种不再孤独的感觉。

难忘瞬间：触动心灵的一集

Elijah：

在过去这一年，两位在制作某些内容的时候，就像你们刚才说一定会被触动到的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或者一些重要的话题你们想分享的呢？

Frank：

那我讲一讲我吧，我可能这一年工作里面更多的话题都是关于中国经济的。

我觉得中国经济今年就非常的……用一个词叫抽象吧。

我觉得挺抽象的就是，一方面官方大张旗鼓地在说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包括各种方面都在讨论中国经济如何如何的好，GDP增长如何如何的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各种的社会事件、各种的底层事件，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年底的一些讲座上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是中国经济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有一种对峙在里面。就是官方知道他们在造假，也知道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数据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是为了一定的需求依然要维持这一套说辞。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已经察觉到了身边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他们想要通过某种渠道去反应去反馈这些问题的时候，反而会被中国的审查系统快速打压，迅速的压制。

所以我觉得我们工作的职责就是替很多的普通人，替很多的中国普通百姓去传达他们的诉求，去宣泄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国高压的审查体系之下更需要像我们这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微信公众号，无论是墙外的媒体，无论是墙内墙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过大家的宣传，通过大家的引导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到中国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中国的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有个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年对于中国经济的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各种讨论辩论对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当然我也希望2025年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可以越来越多，我也希望更多的文章、更多的微博、更多的演讲不会被删除，不会被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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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u：

就是有一个让我有一点印象深刻的话题就是吴柳芳的擦边事件。

可能跟我就是作为女性的身份有关系吧，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折射出的很多角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同时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叙事。

一方面是两性叙事，就是他很明显跟一些以前的对于这些荡妇羞辱的这些批评，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女性权益越来越多的关注。

另一方面就是大国叙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吴柳芳是一个这个奥运运动员嘛。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就是按照以前经典大国叙事来说就是“她既然是一个运动员怎么还可以去擦边？”“就是丢国家的脸”之类的。就是运动员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所以她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的社会舆论的风气反倒是从大国叙事开始有一些向同情个体的方向去转变了。

我记得之前看六神磊磊评价这个事件的文章，他的说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网民们把国之重器的共情范围悄悄缩小了，但是把人艰不拆的共情范围悄悄放大了”。

就是跟整个环境的变化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铁拳砸中的感觉，每一个个体都变得更加能够去理解那些其他个体的处境。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如果她不干这个的话，她能干什么？以及包括就是很多运动员，他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养活自己。

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在干的所有反审核的抗争，也是在“擦边”，因为什么是“边”？谁规定的“边”，“边”究竟代表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某种意上我觉得墙也是一道“边”，就是“擦边”的背后它实际上是社会权力还有舆情的那条隐形的动态线。

中国网民一直都很擅长于进行这种“擦边”的反抗。我觉得就是通过那种各巧妙的方式来绕过审核和不能碰的红线，然后用各种和谐的隐蔽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小小的反抗。但我觉得这种反抗它其实就是一种”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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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jah：

是的在【404档案馆】中我们也不断去强调这些话题。但是你仍然能看到在中文互联网上对女性的不友好，甚至就像Rumu说的吴柳芳事件中对这个曾经的运动员的一种荡妇的羞辱，到最后就恰恰是2024年大家对吴柳芳有了更多的共情。某种意义上也是像Rumu说的，其实中国的普通人都是在不断的“擦边”，不断的擦了各种各样的“边”。

记得有一期【404媒体】中也有提到一位女性医生的处境，她也是在社会权力、男权社会下给她界定的一个边界上不断地去做着小小的突破，可能只有一毫米、一微米的突破，但是她也是在做着所谓的强权不愿意让我们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因为这种普通人的不断“擦边”，我们对强权进行反抗，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才有了我们需要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

另外一个让我今年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可能也是每一年CDT，包括我相信各位都在关注的话题就是，一些记者、媒体人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一篇【CDT报告汇】中有提到中国的在囚记者人数仍然世界第一。（注：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简称RSF）2024年12月12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全球四大记者监狱——中国124人，包括香港的11人、缅甸61人、以色列41人和白俄罗斯40人——关押了全球近一半的被拘记者。）

所以尤其像今年张展出狱再入狱、很多媒体人的账号不断被封，还有像此前一些律师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子女甚至都无法正常的上学入学。这个也是让我今年仍然很感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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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T报告汇】中国在囚记者人数高达121人，连续5年成为世界最大记者监狱（外二篇）

工具与资源：审查材料的收集之道

Elijah：

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些各式各的话题以及我们的一些幕后的制作。其实（在制作播客时）收集素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两位在搜集并且分析这些素材材料的时候会用哪些资源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听众读者很好奇的问题。

Frank：

对我个人而言，一些比较主流的资源肯定是很关键的。当然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同样也完全不能够忽视中国官媒的一些作用。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些很大的舆论导向、一些很大的政治或者是经济上的导向，其实都能从官媒发布的文件或者是文章中发现它。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官媒的微信公众号甚至包括它们的微博账号，其实也需要很重点关注。

而且你也能看到其实大家在它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尤其是微博上，其实普通人的抵抗还是挺多的。包括如果这条微博被精选评论的话，那很多人会在转发里面阴阳怪气；如果他没有精选评论的话，基本上每一条官媒的微博评论几乎都会翻车。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大家获取一些不同观点、不同渠道的地方吧。

Rumu：

刚才Frank说的这一些，很多也是我在用的资源。

中国互联网上确实一直有这样反抗的声音，其实知乎上也常有，只不过知乎的那个问题经常动不动就被封了。不过可以通过被封的知乎问题来看出它的那个动向。

除了这以外我平时会关注一些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些国内常见的新闻或者是左派、自由派相关的人士，很多类似的我想就是我们的观众应该是在CDT网站上会经常看到他们的名字。

还有以及各种各样的墙外媒体。

除了这以外我觉得CDT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渠道，而且我觉得这也正是让我觉得CDT在干的是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原因，因为CDT在把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新闻就是以一种整合性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更快和更系统的去接触他们，就是能够方便大家。

Elijah：

对，对我而言我觉得CDT本身就是一个我获取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包括两位有说不管是墙内还是墙外我们获取资源的方式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很多内容一发出就会被删除，尤其是墙内。

机制变迁：审查的新趋势与影响

Elijah：

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审查机制，两位有注意到今年中国的一些审查机制有哪些新的变化吗？这种变化有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Frank：

我之前经常会整理知乎平台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讨论。然后从今年开始，知乎它有所改变，就是在过去你在谷歌或者是百度直接点知乎的链接你就可以点进去，而现在你必须要登录之后才能够看到具体的内容。它现在变得有一点像微博了，因为微博就是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你没有办法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就是进一步控制个人信息，包括很严密的对于谁来看这个新闻、谁来看过这个问题进行控制，那可能在未来他们如果想要追溯回去的话，他们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审查机制肯定是越来越严的。

Rumu：

就是 Frank说的这个我也有同感，就是不只是在知乎，在其他平台上也会出现的就是这几年我能明显感受到的一个是显示IP地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取消匿名。曾经的知乎的匿名板块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有用的内容。

今年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或者比较忧虑的一个东西就是网证制度吧。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可以体现出早有前科呀，很多方面都是，比如说所有平台就是在国内你都必须要用身份证实名或者是绑定手机号。然后所有不同的软件其实都使用的是同一个用户。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些IP地址还有取消匿名，它可以构成一条很明显的就是这种言论空间越来越紧缩的这么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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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智慧：如何绕过审查的限制

Elijah：

嗯，的确有时候会觉得当前我们收录的很多作者还在保持创作，会对他们的勇气而感到钦佩。所以两位有在收录这些内容的时候注意到一些比如说这些内容创作者对审查的一些有趣的应对策略吗？你们有任何发现他们绕过审查的一种方式吗？

我会发现最经典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尤其像一些官媒翻车言论下你总能看到网友似乎是在附和，但是不管是用狗头的方式还是用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来绕过审查。

Frank：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很多微信公众号的作者包括很多的网民他们很喜欢用代指或者说用历史借古讽今吧。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对于审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我记得像普里戈任的事件，包括关于俄罗斯、关于朝鲜出兵乌克兰的很多事情，中国网民就会用很多很多北宋、明代、清代、唐代的一些故事去讲。

那我觉得只要读者是一个对于时事新闻有所了解的，对于历史事件也有所了解的人，他就能很自然地懂得作者或者是这个网民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大家在审查的系统之下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是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包括一些很有趣的词语吧，比如说像“东大”现在是指中国，就是“东方大国”的代称。我之前一直在想我说“东大”是什么？

然后包括像“西朝鲜”，然后什么“北越南”，很有意思。

然后包括很多网友会说“原来你讲的是越南，我还以为你讲的是越南呢”。我觉得大家这种幽默真的是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逃避或者说绕过审查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甚至不需要说什么对面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Rumu：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汉语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汉语是一种内容含量很高，同时它又是一种语境文化。所以就是可以包含很多这种比较隐晦和复杂的内容。然后它也很方便谐音一类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河蟹”“草尼玛”等最早的互联网四大神兽。然后包括刚才Frank提到那个就是用明代唐代，也其实是我们的文化自古有的。这不就跟那个“汉皇重色思倾国”是一个样子的，说的是“汉皇”，但其实他在讲的是唐朝。现在也这样，然后就是用其它的什么这个越南、印度来代指中国，但不说中国，用一个代指的，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

Frank：

对，甚至我觉得就是可能中国它的语言的特点，中文是表意文字，所以就导致“习近平”这三个字后来出现了“刁近平”，然后出现了“刁近干”、“刁远干”。就虽然它最后已经抽象到从读音你已经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懂汉语你看到这三个字，你就会知道这个代指的是谁。

包括我们之前收录过的那个音调“↗↘↗”，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一个最搞笑的一个敏感词。大家居然能理解，其实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也反向代表了大家已经被整个审查系统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Rumu：

确实，还有那个就是像“六四”常用的代称是5月35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巧妙而且印象很深的一种代指。

感觉之后大家在【404维修站】也可以听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最绝妙的一个就是白纸运动。因为我觉得白纸运动算是把就是讽刺审核这个事玩到极致了。就属于是就给你举了一白纸，这个纸上什么都没有写，但是看到纸的人明白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一种没有传达任何东西的方式传达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从审核之中大家切实地创造了一种艺术，我觉得它已经解构了审核本身了。（注：这场运动表达形式——手持空白纸张——来自一个苏联笑话；2020年，这个笑话在香港成为现实：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抗争者手持空白纸张静默伫立，遭到警察的驱赶和拘捕。2022年，这种表达形式在中国成为一场大规模抗争运动的标志。详见CDS词条白纸运动）

Elijah：

对，甚至包括上海万圣节，“万梗节”，我们看到各式各的装扮，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解构都是在做讽刺。

Frank：

对我觉得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不服从”。

Elijah：

是的，就是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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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对2025年的期待

Frank：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聊了过去一年对于2025年【404档案馆】甚至对于中国数字时代整个网站整个团队大家有什么期待吗？

Elijah：

我个人的期待是更及时地做出一些对当前审查与反审查记录的工作。越发严厉的审查机制下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会越多，希望能做出更多的记录。

Rumu：

我的期待就是希望未来一年我们能够落实更多的一些愿景吧，作为一个保留的惊喜吧，就是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推出一些我们想要做的栏目。

Frank：

对，然后顺着Rumu的话，我对2025年的期待可能是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听众吧，或者说也希望现在的听众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栏目、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组织分享出去、介绍出去。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抵抗的力量，然后无论你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我觉得你都可以尽所能地向身边人、向你熟悉的人、向你信任的人去介绍我们的网站介绍我们的栏目，然后也是把对抗中国审查的声音传播得更远吧。这就是我的2025年的期待

Rumu：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就希望CDT可以找到更多的同道之人，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观众们感觉到自己找到了同类，并且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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