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加州洛杉矶的大火中，有不少民众的住宅遭到波及。在这场大火中，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如何？本台采访了一些民众，听他们讲述了有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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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被烧的园艺设计师 目前正获得帮助

在南加州洛杉矶的大火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园艺景观设计师损失惨重。他的一位友人Y女士通过文字告诉记者，在这次大火中，他被大火波及的房子中有他的一切：“还有收藏品和许多种植多年的绿色植物，后院就是他们接待客户的展厅。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的养老房。”

Y女士表示，虽然这位园艺景观设计师为房屋购买了保险，但赔付金额还没有确定，而且承保范围很可能只包括被损坏的房屋结构，不包括土地。不过，这位园艺景观设计师得到了当地教会的帮助，并已经通过网络众筹平台筹集到了1.2万美元的资金。平日里参加教会活动的Y女士，也在网上参加了这种帮助洛杉矶当地灾民的众筹活动，她表示：“我们都捐给了受灾的家庭，主要是给基督徒朋友。”

Y女士表示，根据她了解的情况，洛杉矶当地有不少教会、食品银行能够向灾民提供帮助。她用她这位受灾朋友的经历，对美中两国遭受自然灾害的民众的遭遇进行了对比，表示她的这位朋友得到了教会方面在资金和物资方面的不少支持：“对比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我有个同学的父母死在这场地震里，她想找回父母的遗物都很难。最后找到了之后，就算就地起价，也没有人肯开车带他们离开。她很绝望，从一个很正面的人变成了陷入抑郁症、要吃药的人。”

被火灾波及者讲述火灾下的公民社会

艾女士家住洛杉矶帕萨迪纳，距离火场很近。在1月7日火灾发生时，她的房屋虽然没有被烧毁，但飘入了不少烟尘，她的孩子就读的学校被烧毁了。她讲述当时的情形说：“烟很重，当天晚上火烧得很大的时候风势也很大，有很多灰烬已经开始往家里面吹，家里面已经闻到很重的烟味，就赶紧把空气净化器都拿了出来，不是很够。”

艾女士表示，在这之后，她购买了更多空气净化器，并准备向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申请补助。她告诉记者，由于她的家庭不是受灾最严重的群体，因此没有特别积极地向政府寻求补助。但是在1月7日大火发生的时候，据她所知，帕萨迪纳当地已经设立了灾民避难中心。

她表示，令她感受更强烈的，是在火灾期间看到了不少公民社会自发救灾的行为：“非常多的教堂或者是志愿者组织，有很多捐助行为，或者去了解受灾人民需要什么东西，大家尽量提供帮助。”

(微博截图)

目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表示中国人遇到自然灾害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美国人遇到自然灾害则不会遇到帮助的情况。艾女士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而且美国救灾时不但有政府的救灾行为，也有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救灾行为。她告诉记者，在她的孩子所在的学校被烧毁后，有一家日托机构为她的孩子提供了三天的免费日托服务。在这之后：“很多学校其实名额都非常紧张，但是为了这次的灾民，他们会多找一些名额出来分给大家，所以我们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学校。”

居住在洛杉矶的留学生王涵也向本台讲述了他在火灾期间对他人提供的帮助。他表示，虽然洛杉矶的大部分城区没有被大火袭击，但仍有不少人需要帮助。他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前两天住在了我家里，就是因为他的房子附近被烧得很严重。”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近日，在南加州的洛杉矶，随着当地大火持续，有越来越多居住在当地、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投入了救灾活动之中。本台采访了其中多位参与救灾的人士，听他们讲述了相关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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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人士组成救灾队 一次捐赠物资价值超过七千美元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最近在洛杉矶组织了一支救灾队，展开了广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活动。救灾队队长李家亮表示：“我们第一天筹集了资金，第二天租了个货车，在好市多（Costco）购买了相应的物资。先去了帕萨迪纳的物资接收点，但是那边接收满了，我们又去了阿卡迪亚。”

这支救灾队在1月12日进行了第一次救援物资运送行动，运送的物资包括水、食物、生活用品，他们筹集到的物资和捐款来自五十多人，总额超过了七千美元。李家亮说：“种类很齐全，基本上涵盖了正常生活用品的所有东西。”

目前，他们的救灾活动仍在进行。李家亮表示：“我们现在还在陆续收到捐款，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这几天能筹集多少钱、统计一下，把剩下的款项再捐到红十字会或者消防局。”

参加了这支救灾队的闫现鹏表示，在刚开始筹集物资时，他们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筹到的钱并不太多，只能去买一些急需的物资。有的地区物资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反而是有些其它地区物资不全，我们就看哪个地方继续需要物资。”

他告诉记者，他们进行的第一次救援物资运送行动也有所不足：“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并不是特别专业，很多人都没有通知到。我们把物资捐完以后，持续地还有人在捐款。等捐得差不多了，我们会直接购买物资，或者把多余的钱给红十字会和消防局的网站。”

(李家亮提供)

救灾队成员：大量民众自发投入救灾 捐赠物资担任义工

日前，在小红书、微博等多个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美国民众不能自发救灾的说法。亲身参与了洛杉矶救灾行动的受访者表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参加了救灾队的朱晓娜说：“我们到了第二个捐赠物资点，把物资捐赠了。那边有很多自愿的义工，看到他们的情况，我觉得我能到现场，对我感触非常深。”

(微博截图)

李家亮告诉本台，他认为这种表示美国民众不能自发救灾的说法，明显带有中共不实宣传的成分。他亲眼看到的情形，是非常多的民众都自发投入了物资捐赠中：“现场救灾的情况非常地积极。像我去的第一个安置点，他们接收物资的量已经达到了不再接收（的程度）。所以说，在美国受灾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的（救灾）积极性和热情是非常高的。”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近日，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地区发生火灾，一批居住在当地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投入了与救灾相关的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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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倡议 迅速筹措物资送往庇护所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长界立建表示，这次救灾援助是紧急进行的，从发出倡议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很短：“我们是1月9号上午紧急（出）的一个援助（倡议）。这个倡议一出，我们在群里一呼吁，很多人筹备响应。当天（准备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多人就请假。因为老板听说这个事情是做援助火灾灾民，就特批假期。”

(范英龙提供)

短时间内，响应本次援助活动的人数就达到了二十多人。他们在1月9日当天午后聚集在位于洛杉矶阿罕布拉的超市，购买了大量食物、矿泉水、卫生用品，也有人捐出了上百条毛毯和枕头。随后，他们组成车队前往位于帕萨迪纳市政厅的灾民庇护所。

界立建表示：“我们联络了庇护所，这都是他们紧急亟需的一些产品。”

在这支救援车队到达灾民庇护所后，他们将运送的救灾物资交给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

(范英龙提供)

中国民运人士筹备更多援助计划

界立建谈到了他们进行这次援助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我认为，是中国政府迫害我们，美国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家。美国有难，我们应该力所能及地去帮助美国。我觉得，这是美国伟大的一个原因，人人有爱。”

曾参与过上海白纸运动的房兰峰参加了本次援助活动。他告诉本台，中共的极端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华人的形象：“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是怀着善良、友爱的世界公民，愿意为文明社会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也呼吁更多华人朋友能积极参与到救灾捐助活动，让我们共同用实际行动、爱心去守护家园。”

(范英龙提供)

目前，洛杉矶当地的中国民运人士还在筹备其它参与救灾援助的计划。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执行长王中伟在1月9日接受了本台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稍晚一点，我们会投入一些行动，去筹措一些受灾区的人可能会用到的日常用品，比如说一些服装、一些个人卫生用品，或者饮用水等等。”

责编：何平

以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宁化飞灰》，目前正在美国各地陆续上映。现居英国伦敦的该片导演刘健伦，在1月7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专访，讲述了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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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记录到超过1000小时的视频素材

现年47岁的刘健伦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告诉本台，他是在2019年5月反送中运动大规模爆发前夕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素材的。一开始，他是自己做简单的记录：“那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拍一个什么纪录片，我自己是一个电影制作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记者。到后来，我帮德国一个电视台去拍香港的一些运动资料片段，所以我才做了一个记者。就在这个很巧妙的情况下，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个记录。”

他说，那时他没有想过反送中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有了“国安法”，而他则一直拍到了2021年，拍下了超过一千小时的视频素材：“那时候因为‘国安法’，我有很多记者朋友就离开香港，或者是被抓了。所以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在香港不太安全。在香港，我有很多不同的素材，当时因为在油管（YouTube）、很多社交媒体里面已经看不到2019年的一些片段，所以我拿着所有我的视频片段离开香港。”

他坦言，在2021年5月离开香港时，他感受最深的时刻是上飞机的时候，还有和家人吃最后一顿晚饭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想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香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就把自己的感受跟香港2019年的运动剪辑在一起，就有了这个纪录片。”

(刘健伦提供)

五年过后 当年香港街头的场景历历在目

回顾拍摄这些视频的两年时间，刘健伦表示，他一开始是辛苦的：“通常游行集会在中午的一点钟开始，但是它一直持续到午夜两三点钟。我就一直从中午一点拍到凌晨两三点，所以觉得很辛苦。”

他说，但是慢慢地，他就觉得并不辛苦了，因为他成长在香港，他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香港，他此前还没有经历过反送中这样的场景、没有经历过香港有这么大的游行和动荡的时代：“所以我自己后来就没有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一个责任去记录这个历史，记录香港的变化，记录香港人在这个大时代里怎么样找自己的定位、身份，怎么样去保护、维护香港人一直都有的自由、人权，一直都有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

刘健伦表示，尽管现在离他在2019年拍摄这些视频素材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直到现在，他对每一个街头、街景在当时发生过的事、人们说过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其中有几个场景令他记忆最深刻。他谈到其中一个说：“我自己哭得很厉害的，第一次就是在机场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我当时做直播，现场拍摄记录了一个警察怎么样把他们抓捕了。我当时很内疚，因为我没有提醒他们警察追上来了，当时警察是警车开到公路上，有警察跳下车追他们。”

刘健伦在拍摄香港街头抗争的过程中，拍下过不少示威者被捕的时刻。他说：“每一场的抓捕的时候，我记录了很多很多被捕人士说出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名字，我全部记录下来。他们都说，这个记录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救生艇，因为有很多时候就算律师（要）找他们，但是也找不到，所以我的记录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他表示，这也是让他决定把这些视频素材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的重要动机之一：“我自己去剪一个这样的纪录片下来，让全世界知道当时香港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些被捕的人对我记录的影片不失望。”

他谈到了这部纪录片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的用意：“我们离散的香港人要怎样去找我们的身份，怎样保持我们香港人的身份，这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也是这个纪录片的目的，就是让全世界不同的人知道，香港人为什么要逃到不同的国家，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香港人。”

(刘健伦提供)

前线记者遭遇的危险：“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

刘健伦告诉本台，在反送中运动时，据他所知，拍摄街头画面的记者都被警方的催泪弹、橡胶子弹、水炮车、胡椒喷雾等等武器击中过：“所有的我们都试过，我们所有（人）都中过弹，不止是我自己。我自己中过很多次。”

刘健伦讲述了他自己遭遇过一次非常凶险的攻击。他指着自己头部的左侧太阳穴位置说，那是在2019年9月一天晚上的旺角：“有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催泪弹，当时我戴着一个头盔，这个催泪弹‘嘣’一下打到我这里，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前额说：“然后这个催泪弹撞到我这里，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是最危险的。”

在那段时间，他也见过其他记者受伤的样子：“有一个印尼女记者，我就在她后面相差一个身位，她的眼睛被射到了，她现在永久失明。”

2019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街头开枪发射实弹，击中了18岁中学生曾志健的胸部。对刘健伦来说，那天的气氛也是令他最难忘的：“当时知道警察疯狂地使用枪械、使用武器，可以随便用枪械、子弹去打示威者。当时因为我们没有防水背心、没有避弹衣，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如果中弹我们就完蛋了。”

刘健伦表示，当时他曾有过不想去街头记录的想法，但是他又想到，如果他不去记录的话，站在街头的示威者又会怎样呢？他说：“当天我记得，我自己写下了律师的电话，然后许了我自己的一个遗言，准备有什么问题、事情，被子弹射到了、死了、受伤了，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当时这个感觉是很慌很害怕的。”

但是，他还是克服了恐惧，继续走上街头拍摄视频。他说，他这样做一是因为要见证香港如何经历这样的历史时刻，二是街头年轻抗争者的勇气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因为他们都不怕死，他们比我更危险，他们都可以站在街上，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所以当时我这样想。”

(刘健伦提供)

艰辛的剪辑制作过程与创伤后遗症

刘健伦回忆说，在他离开香港前，一个教授曾看过他拍摄的视频素材，对他说：“你拿着这么多素材，是很珍贵，是记录香港的历史，记录香港年轻人怎样保卫自己的自由，去对抗这个政权，是很有价值的。”

他告诉本台，这位教授还说，香港的2019年和1989年的六四很相似，六四的大量片段和场景人们已经看不到了，反送中运动也会面对一样的情况。随着许多支持民主的香港媒体关门、以及黎智英及许多记者被捕，这种情况确实在发生。刘健伦说：“所以他叫我快点走。我自己因为在香港成长四十几年了，我没有见过香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决定拿着这些片段、相机就走。”

而在到达伦敦后，刘健伦开始了自己剪辑视频素材、制作纪录片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我要看1000个小时之外，我要处理我自己的情绪问题。因为我开始剪辑的时候，没有想过我重新再看这些片段的时候，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后来有些（时候）我不断地哭，或者是我看五分钟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再后来，有朋友告诉刘健伦，他应该是有了创伤后遗症，他因此去看了心理医生。回忆这段经历，他说道：“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刘健伦坦言，直到现在，他还有这样的创伤后遗症。2023年10月，《宁化飞灰》纪录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首映。刘健伦表示，在这部电影上映以来的一年多里：“我们去过很多电影节，拿了奖，也在不同的国家播放。但是每一次播放，我都不敢去看，就算在电影院或者是一些内部放映我都看不下去。可能每一次看了头五分钟，我就自己出来去附近的咖啡店坐下来，到播放完了我才回去（参加）问答环节。”

他表示，与现有的其它反送中纪录片相比，《宁化飞灰》最大的特色是从他自己作为一个前线记者的角度，去贯穿整个反送中运动。他谈到，有不少反送中前线记者都和他一样，出现了创伤后遗症：“因为我认识的一些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一听到警车的急救声，他们的心跳就会加速，然后有汗。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大，但是没有人去关照这一群记者，所以我就用这个角度去唤起其他人对记者注意。对2019年站在街头的记者，这是我向他们致敬。”

今年将继续全球各地放映 “香港是我们的家”

目前，《宁化飞灰》已在韩国、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上映。去年12月14日，这部纪录片于洛杉矶进行了在美国的首映。刘健伦表示，在今年，这部电影还会在全世界更多地方上映：“2月1号的时候在挪威奥斯陆有放映。我们在伦敦也有放映，在1月19号。在美国，我们2月22号在休斯顿有一个放映，3月1号在旧金山夏博剧院（Chabot Theater）也有。3月底的时候在台湾，7月的时候在日本。”

他说，如果人们想看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很多被忽略的片段和场景，或者是当时抗争者、记者的心路历程，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纪录片，而他也将出席很多场放映的问答环节。

在访谈结尾时，刘健伦谈到，他希望已经离开香港的香港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努力生活下去，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去等待光明的未来；他也希望仍在香港的人们努力地生存，保持安全。就他自己来说，香港是他的家，他每一天都想回去：“但是自己是很矛盾的。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是跟我一样，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总有一天想回去，但是要等适当的时候才可以回去，没有危险地回去。”

责编: 嘉远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