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2024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共7篇，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报告汇、年度敏感词、年度播客、年度视频和年度人物。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3篇，下一篇是《2024年度播客》。

2024年，被网友戏称为“幻象交织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叙事之间的鸿沟愈发显著。中国经济“唱响”和“唱衰”的反差成为舆论场的焦点。一边是官方在国际场合高调宣称“经济回暖，信心重振”，另一边却是现实中降薪、失业潮以及年轻人“摆烂”的无奈与迷茫。

从“无差别事件”受害者的悲愤到经济唱响与唱衰的鲜明对比，再到“六四”事件纪念日被压制的沉默气氛，裂痕愈发显而易见。而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经济困局，那台日夜不停的审查机器始终运转，将真相掩埋，将质疑屏蔽，将一切试图突破控制的声音悉数湮灭。

今年的“六四”纪念，仍然如往年般被严格封锁。从社交平台到公共空间，相关话题被全面删除，那些为自由付出代价的记忆再次被无情抹去。与此同时，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也愈发无孔不入，从个人社交网络到经济领域，从教育政策到文化创作，无不笼罩在“维护稳定”的名义之下。而经济领域的“唱响”叙事与普通人的真实困境则更为刺眼：官方高调宣称“经济回暖”，但普通人生活在降薪、失业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中苦苦挣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躺平或“跑路”。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逐渐加深的恐惧社会：“无差别事件”的问责化为禁声，关于凶手的讨论瞬间消失；经济低迷中的讨论声音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被迅速打压；“六四”的沉默被视为一场年度例行的“稳定胜利”。就像网友们讽刺的那样，“表面一片祥和，实际是深度压抑的荒原”。

在2024年即将落幕之际，中国数字时代第3篇年终专题《年度敏感词》，我们将呈现这一年中被压制的故事：从珠海体育中心现场的惨烈到“六四”的沉默，从经济挣扎到青年摆烂，试图突破控制的阴影，让沉默的真实得以被更多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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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唱响”与“唱衰”

敏感词：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2月2日，中国A股主要股指悉数下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上证指数一度跌破2700点。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文章，该文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激烈嘲讽，相关话题呈现了惨遭严重翻车，大批网友留言痛批官媒虚假宣传，微博最终将话题“#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屏蔽。

实际上，自2023年12月15日起，中国官方就要求“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并批评“唱衰中国经济论”是人为构建的“话语陷阱、认知陷阱”。有关中国经济的话题，也成为了贯穿2024年的关键。

敏感词：

中国经济 + 彻底崩溃；中国 + 腹背受敌；经济 + 腹背受敌；繁华渐逝；中国经济 + 陷入 + 资产负债表；中国经济 + 彻底崩溃；三中全会 + 中国经济无解药

7月份，中文财经圈热议一篇长文，其题目是《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文章广传两天，但稍后就遭到了全网删除。《繁华渐逝》是3万字的长文，加上图表和参考书目，有50页之厚。尽管如此，中文互联网上对于该文章，及其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还没有歇止。

【404文库】丹江湖上钓鱼翁｜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3万字长文）

稍早，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质疑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说法，并说人们认为北京越来越强大的说法并不准确。

“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在蓬勃发展？别扯了。” 拜登补充道。

时事评论员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同拜登所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枯竭。这个国家经历他们自己的2008。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愿国家陷入衰退，所以，他们采用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的债务刺激计划，现在是他们还债的时候了，但他们没有办法。

章家敦认为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在350%左右，甚至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2年美国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15.7%，日本为216.5%，而到了中国则是“无此地区数据”。

可以察觉的是，中国政府并不希望自己的百姓亦或是外人讨论他们当前的经济状况，以及执政者的处境。

敏感词：

泉港区砸锅卖铁；地方政府 + 砸锅卖铁；璧山 + 砸锅卖铁；重庆 + 砸锅卖铁；砸锅卖铁 + 工作专班；青海海东市 + 砸锅卖铁

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重庆市璧山区、青海省德令哈市等地政府发布的成立“砸锅卖铁”专班的红头文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该文件全称为《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璧山府办[2024]26号），其中提出：“按照《重庆市璧山区推动国有资产盘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工作专班由常务副区长担任组长、区财政局局长、区国资中心主任任副组长，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区财政局。”

该消息引起网民关注之后，有网民证实，除了重庆璧山区外，青海省德令哈市等地也已成立“砸锅卖铁”专班。

目前，多个相关微博话题已遭到屏蔽，网民的留言也被审查删除。

有网友提问到：不是遥遥领先吗？怎么混到了这个地步？

尽管如此，习近平和中国政府依然秉持着他们一贯的“撒币”风格。9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正式开幕。官方称，有来自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部长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等分别出席峰会和部长会。习近平在峰会上承诺，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三千六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引起民众不满。

为推动落实“十大伙伴行动”，习近平承诺未来三年，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

此外，中国还将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并向非洲提供十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为非洲创造不少于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以及向非方提供十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中方还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同中国建交的包括三十三个非洲国家在内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在微博上，多数官媒的微博相关报导下边均是“评论内容暂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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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领导班底

敏感词：

胰腺；胰腺癌

2024年开年之际，中国股市经历持续走低。1月19日，习近平提及金融监管的讲话似乎对股市暴跌起到了某种加速效果，他要求有关部门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而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则吹捧道“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金融取得巨大的成就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

1月24日，X（原推特）上传出习近平罹患胰腺癌的消息，虽然这一传言无法证实，但有不少网友调侃这可能是拯救中国股市的唯一方法——“此君一死，经济能活”。

颇为巧合的是，1月25、26日中国股市出现大幅反弹，为该传言的传播增加了一丝喜剧效果。以至于有网友感慨“看来现在什么好消息也不构成利好了，能拯救市场的可能只有噩耗了。”

1月31日，河南网红王大娟透露，自己的老公高波不幸因胰腺癌去世，年仅32岁。这对网红夫妻曾拍摄了大量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由于该新闻正好与涉习传言为同一种病因，不少网友对其进行了“恶意转发”、“祈翠”，导致话题“#网红王大娟老公因胰腺癌去世”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最终它遭到了官方封禁，搜索时会提示“抱歉，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

而后，微博将“胰腺癌”设为禁搜词，仅可见V用户发言；抖音搜索“胰腺癌”一词，几乎全部结果均来自实名医生账号。

敏感词：

习近平统治中国；习近平 + 龙颜大悦；习近 + 注定失败；近平 + 注定失败；言論自由 + 習近平

3月4-5日，“两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当局加大对于“习近平”敏感词的审查力度。有关他连任统治中国、打压中国言论自由、指导中国经济开倒车的相关话题均遭到了屏蔽。

值得一提的是，“龙颜大悦”再度成为两会敏感词。这是一档纯草根的非商业性网络视频娱乐节目，由天涯社区配音公社版、娱乐八卦版联合推出，于2010年6月14日首播。第39期【龙颜看两会】于2011年3月14日播出后反响强烈，引起诸多网友共鸣，最终该期视频遭到全网封禁。视频存档和文字版详见中国数字空间页面《龙颜大悦：内地网民闹爆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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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

习近平 + 闽江新军；災難 + 習近；习近平 + 个人集权

本次两会使得习近平进一步扩大个人集权，从法治走向人治。

根据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的分析：去年李克强提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共6次，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与“习近平强军思想”各出现1次。

但今年李强的报告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乃至“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每个大段落的前后都出现，总计达12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强军思想”各1次外，另外还多了“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简单地说，整个报告充斥着习近平的崇拜。”

敏感词：

記者會/记者会；記者問/记者问；政府工作報告/政府工作报告；讲话 + 主题教育；总理 + 倒车；总理 + 倒退

就在两会期间，新闻发言人娄勤俭发布重磅消息称，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在这一消息公布之后，网易新闻一则往期专题《总理记者会的前生今世》遭到删除。

作为两会的“休止符”，总理记者招待会已成为各界对两会议程的最重要期待之一，是不可错过的重大事件。从1993年开始，两会闭幕后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常态化、制度化。而与会的媒体则是从600家到800家不等。以2007年为例，在大会发给记者的750张请柬中，港澳台地区记者200张，内地记者200张，而国外记者占了350张。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最著名的莫过于2012年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这次发布会是16年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发布会，全程3个小时。在这场史上最长的发布会上，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对“王立军事件”表态。 —— 网易新闻

除此之外，微博平台上多个转发了该消息的官方账号均开启了评论精选，大量网民评论不可见：

总理记者会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也被关闭，说明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有网友表示“演都不演了”；“人大举手，政协拍手，总理不回答问题，民众也不许讨论。”；“人治社会发展的极致，就是全国上下只听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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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手段层出不穷

敏感词：

网号网证要来了、网络身份证要来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推行网证是互联网走向规范重要标志

7月26日，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联合起草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25日。

其核心内容是“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 网民在申领了网号（网证）之后，会得到一张虚拟的“网络身份证”

然而，有媒体注意到即便“网证制度”仍处于征求意见期，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认证版）”已经在多个应用商店出现，并已上线试点APP和场景共67个，包括部分政务App和互联网App，如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中国铁路12306、淘宝、微信、小红书、QQ等。

有网友担心“网证制度”的推出会导致“只有一次的言论自由”，“只需封个网号就能一次性全平台封杀”，这将导致网民言论违规成本急剧提高，也就限制了多数人的表达欲望与言论尺度。

中国数字时代测试发现，网络审查部门严厉限制“网证制度”相关内容的微博热度，似乎想要控制“网证制度”正式推出之前引起的舆论反弹，已有多个相关微博话题遭到了屏蔽。

此外，几乎所有加V账户所发的消息都关闭了评论功能，这可能是出于有关部门的统一要求。

敏感词：

ISoon + 黑客；ISoon + 泄露；安洵 + 黑客； 網絡安全 + 安洵；泄密 + 安洵

2月16日，一家名为“安洵信息”（英文名称iSoon或Anxun）的中国公司内部文件被发布到GitHub上，文件显示该公司帮助中国政府的黑客攻击行为。

网络间谍行动：泄漏文件显示，吉尔吉斯斯坦、泰国、柬埔寨、蒙古和越南等中国邻国的政府机构的网站或电子邮件服务器均遭他们入侵，还获得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电信服务提供商的访问权限。

公司内部问题：据外泄资料显示，安洵信息欺瞒中国当局，且公司内部出现财务问题，产品品质低落，员工待遇低等状况。

该公司两名员工向美联社证实，中国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事。泄露文件包括数百页合同、营销演示文稿、产品手册以及客户和雇员名单。

谷歌的网络安全分公司Mandiant首席分析师豪尔特奎斯特（John Hultquist）表示，此次泄露文件的可能是"敌对的情报机构、不满意的内部人员、甚至是有竞争关系的其它承包公司"。他表示，泄露材料显示，安洵的资助者包括中国国安部、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

法新社记者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不了解所提到的情况。同时她说"作为原则，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追踪报道中国网络黑客的国家行为。为了对抗美国和偷窃关键信息数据，中国加大了在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岛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力度。同时，中国通过立法来收集网络安全漏洞，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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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走线之旅

敏感词：

走线；走线攻略

2月7日，美国CBS《60分钟》节目对近年兴起的中国“走线”大军进行了专题报道。记者在美墨边境墙采访时，走线者们称是在抖音学到了走线教程（被节目翻译为TikTok）。

正因如此，在节目播出后，于抖音检索“走线”“走线攻略”“走线教程”等，显示结果大部分与移民无关，少量相关内容均为负面信息（如走线者进入美国后生活拮据等）；抖音专供墙外的平行版本TikTok则直接禁搜中文“走线”一词，称其“违反社区规则”。

敏感词：

走线 + 美国；厄瓜多尔 + 走线；中国 + 偷渡；厄瓜多尔 + 美国；中国 + 偷渡；走线 + 润美

6月18日，厄瓜多尔宣布暂停与中国签署的一项面向中国公民的免签证协议，理由是非法移民数量“令人担忧”地增加。

厄瓜多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边协议的暂停将于7月1日开始。它补充说，这一措施是在当局发现大约50%进入厄瓜多尔的中国公民没有“通过正常途径”或在免签协议允许的90天内离开该国后采取的。

这一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厄瓜多尔正在恢复对中国公民的签证，但外交部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自2023年以来，中国人是抵达美国的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厄瓜多尔是美洲仅有的两个对中国公民提供免签入境的大陆国家之一，已成为中国移民的热门起点。

走线者一般搭巴士到哥伦比亚边境的图尔坎（Tulcan），再包车进入哥伦比亚，约2天的路程后抵达哥伦比亚西北部滨海小镇內科克利（Necoclí），付钱给当地“向导”，跟随拉丁美洲偷渡客的脚步，买船票进入对岸哥伦比亚与巴拿马边界，进入达里恩雨林。

雨林出来后，移民者再包车或自驾，一路向北，通过中美洲数国，抵达美墨边境，再“翻墙”偷渡进入美国自首，并在拘留所申请庇护，以换得在美国的居住及工作权。

尸位素餐。

恐怖的记忆被唤醒了。

当产能不饱和、利润空间被压缩时，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开始想办法在用人上“降本增效”，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工资或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

作者：田进 杜涛 

导读

壹 多重压力叠加下，今年下半年，张梁的企业出现亏损。他只能利用降低工人工时的方法来倒逼工人主动离职，最终达到降低产能的结果。

贰 一些企业用“共享零工”实现降本，一些企业则将目光投向了大专生。

叁 受出口订单的波动性、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提升等因素影响，制造业零工化趋势近两年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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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张梁的轮胎公司几乎每天都有人离职。离职员工主要是年轻人，但中年员工也在观望。

离职的原因是：公司一线员工的工资调整为按件计酬并且砍掉了所有加班。

张梁说：“年轻的工人主要靠加班提高收入，现在不让加班了，年轻人就走了。”

尽管知道结果如此，张梁仍不得不做出改变。今年下半年，橡胶价格飙升，下游价格却难涨，公司的利润空间被侵蚀殆尽。每多生产一条轮胎，公司就多一份亏损。

公司管理层曾核算过成本，如果直接停产公司亏损会更大，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产量、保持现金流，等待行情复苏。目前，公司轮胎的出货量从去年同期的约12万条/月降至约8万条/月。

但这也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员工了。

和当地同行交流时，张梁了解到，在行情波动中，不少制造业企业都会调整用工策略：比如有工厂会大批量利用职业院校的实习生来填补用工需求，另一家小型制造业企业则全部雇佣成本更低的中老年员工。

当产能不饱和、利润空间被压缩时，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开始想办法在用人上“降本增效”，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工资或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其近期对江苏昆山工业企业的调研中发现，受订单需求下滑影响，今年没有出现以往旺季工人工资小幅度上涨的现象，许多工厂的工人工资甚至低于三年前的同期工资。

在此前的调研中，张丹丹还发现受出口订单的波动性、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提升等因素影响，“制造业零工化”趋势近两年大规模出现。

尽管“制造业零工化”趋势降低了工厂的用工成本，但此类被普遍采用的劳务外包方式也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保障能力。

张梁说：“如果行情迟迟不好转，工厂可能垮掉，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工厂的员工。员工其实是制造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制造业积蓄的层层压力可能最先在用工环节迸发出来。”

1 降本增效，员工买单

张梁的公司曾获评当地的十佳优秀民营企业，但在层层压力传导下，今年公司遇到了麻烦。

在轮胎制造的各项成本中，天然橡胶占据超40%。从今年年初开始，天然橡胶价格从约1.1万元/吨逐步增至约1.8万元/吨，导致轮胎总体生产成本直接增加约40%，公司仅存的利润空间全部被吞没。

一开始，他试图就原材料快速上涨向地方政府部门求助，希望能获取相应补贴或者适当降低厂房租金，而地方政府给予的反馈是“此为市场行为，企业需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和措施。”

他还试图通过上调轮胎价格来缓解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但在10月份成品出厂价小幅上涨了3%—5%后，就再也无法进一步上涨。价格稍微一涨，下游经销商立刻反馈“再涨就卖不出去了”。

张梁说，近三十年，中国轮胎制造业产能供过于求，行业持续处于内卷状态，产能未能得到有效整合。

另一个侵蚀企业利润的原因是融资困难。因公司达不到向银行贷款的资质要求，张梁转而以供应链金融的形式，向下游一家大型国企融资。过去三年，张梁的企业从该国企获得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但同时也被迫签下了“霸王条款”。

首先，公司需向该国企支付高额贷款利息；其次，该国企要求拿走张梁公司约30%的净利润，且计算净利润的方式为轮胎销售价格减去该国企为张梁公司核算的制造成本。多数情况下，张梁公司的实际制造成本都高于该国企核算出的制造成本；第三，公司销售的轮胎需要优先售卖给该国企的下属子公司，然后再转手卖给相应客户。该国企子公司能借此增加营收并获取出口退税。

近三年，贷款利息叠加利润抽成，张梁已向该国企额外支付了6000余万元人民币。

今年，张梁试图暂停与该国企的贷款合作，转而向当地的另一家国企求助，而这家国企给出的借贷年化利率是15%。

张梁说：“现在两种合作方式就像两瓶毒药。为了获得贷款资金活下去，只能选择一瓶喝下去，”

多重压力叠加下，今年下半年，张梁的企业出现亏损。他只能利用降低工人工时的方法来倒逼工人主动离职，最终达到降低产能的结果。

另一家张梁熟悉的小型制造企业也正计划通过将原工人全部逐步更换为工资更低的中老年员工的方式，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

该举措的直接原因，是该小型制造企业近期收到了上游大客户提出“降低20%供货价”的要求。这家企业主要为当地一家大型民营线缆公司供应装电缆的卷盘，近几年，该大型民企不断要求这家小型制造企业降低供货价，否则就更换供应商。

2 “中式”解法

在订单下滑和利润下滑的双重压力下，一些企业“创造性地”摸索出兼顾企业正常运营和降低用工成本的方法。

近两年，李迪和同工业园区的企业愈发频繁地使用制造业零工。通常工厂的一个千万级订单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因为今年订单大量减少，一个订单完成后工人们无单可做，维持长期工的成本成为了企业的巨大压力。

因订单需求减少，与李迪同处一个工业园区的水表制造工厂的长期员工，从去年底的140余人降低至春节后的100人，而目前已降低至40人。遇到订单高峰，工厂就会启用制造业零工。

李迪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电网设备研发和制造。以前，公司每年都能接到来自一家国企的分包合同。接到合同订单后，公司再将相关的零部件生产环节分包给不同下游企业，并最终在自己的工厂中完成设备组装、软件安装测试等步骤。

2018年，由于订单稳定性下降，李迪和同园区其他工厂管理者们在QQ群中形成了一个想法：各家企业可以根据项目生产进展来共享流水线工人。这些被“共享”的工人们通常只需经过一天的简单培训即可在不同工厂上岗，被安排的岗位一般是对产品质量不会产生致命影响的辅助性岗位，比如装配、收发货等。

随着对共享员工的需求不断扩大，当地直接催生了几家带领工人四处“奔走”的劳务公司。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中，制造业零工犹如多年前的“麦客”，被劳务公司带领着，在不同时节奔赴不同工厂，满足不同雇主的用工需求。因为工作更饱和，制造业零工的月薪一般会高于长期员工。

李迪以一支20人的工人团队为例，算了一笔账：如果用长期工，算上社保支出，一名工人每月的人力成本约为7000元，20人的团队一年用人成本约为168万元。但如果订单量只需要工厂运作半年时间，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即使制造业零工的用工成本上涨到每月1万元，用人成本仍可降低至120万元。

最近两年，李迪接到的分包合同价格被上游公司越压越低，绝大部分利润都已用于居间费（给促成业务中间人的报酬）。他说，公司目前的想法就是“死撑”着等待经济形势好转。只要能维持公司运转，即使分包订单没有利润可挣，公司也会想方设法去争取。

2024年11月初，在工厂订单持续萎缩的压力下，李迪奔赴北京，利用一切人脉关系寻找潜在订单，为此，他愿意拿出订单合同总金额的10%来当居间费。

李迪说：“订单量起伏越来越大，工厂没办法持续稳定生产，制造业企业也就不值得养全职员工。”

一些企业用“共享零工”实现降本，一些企业则将目光投向了大专生。

张梁说，大专院校应届生为了拿到毕业证，需要在企业实习三个月至一年不等。为此，许多制造工厂会大量招收职业院校的实习生。张梁发现，近两年，劳务公司会在学生实习周期内安排他们到多个工厂实习，以此来满足不同工厂的临时性用工需求。

据张梁了解，学校和劳务公司都会从实习学生的工资中抽成。一般学校每月会从每位学生的实习工资中抽取500元至1000元，劳务公司抽取得更多。每月学生实际到手的工资可能不到2000元，而工厂实际支付的远不止这些。

张梁说：“每年高职院校都会源源不断地向工厂提供更低价的劳动力，但学生对这种模式越来越不满。”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因实习生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般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企业可以随时更换实习生而无需支付补偿金。

3 制造业零工化趋势加速

6月16日，张丹丹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86期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零工化趋势在过去十年已经悄然出现。受出口订单的波动性、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提升等因素影响，制造业零工化趋势近两年规模扩大。

根据大量实地调研数据，张丹丹推算，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地，派遣工（被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的员工）占企业用工规模的比例可达三分之一，用工旺季可达三分之二。

2024年6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蓝领人才发展报告》也显示，当前企业在“降本增效”趋势下，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外包等灵活用工方式。智联招聘平台上的灵活用工岗位持续增长，今年二季度职位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35%。

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务外包业务负责人杜静介绍，由于制造业在人员招募方面困难重重，且受订单量的大幅波动致使企业难以大规模聘用长期员工等因素的影响，劳务外包领域已发展成为规模极为庞大的红海市场。劳务外包模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为制造业企业迅速招集数百名工人。如今，无论是大型的国央企，还是中小型的民营公司，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采用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招工。

杜静表示，大量制造业企业选择劳务外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要把非核心的、辅助性的、季节性强的、不定期性生产的生产环节或是生产线外包出来，这样，企业就可以集中主要精力、人力和财力，从事核心业务或是增值大的业务，以实现企业运营效益的最大化。

杜静说：“长期雇用员工更注重企业薪资待遇、社会福利的合规性，相比之下，劳务外包工人最关注的问题是每天能获得多少收入，其次才是社保缴纳和工作环境。”

张丹丹提出，在就业市场变迁和零工化的背景下，应注重其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的新挑战，以及这种短期性的、高流动性的就业方式，可能对劳动者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挑战。

作为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2024年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时隔五个月后，重回荣枯线以上。这通常预示着宏观层面生产和需求的增加，企业信心有所恢复。而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们，仍在等待微观企业的复苏。

（应采访人要求，张梁、李迪、杜静系化名）

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被 “收留” 多年，生育子女，这究竟是何种“自愿”？面对明显的失踪与可能的拐卖，相关责任人为何没有采取报警或联络家属的应有举措？我们决不能容忍媒体与权威机构在用词上淡化罪恶，甚至将剥削行为包装成道德行为。能够将“拐卖”一词美化成““收留”，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对恶的纵容和对女性的严重剥削。当我们看到这些悲剧不断上演，我们必须质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会让女性的苦难被如此轻易消费与遗忘？

PART.01 “被收留”的受害者

2024年12月初，一则山西省和顺县公安局的警情通报再次让公众的目光聚焦于女性的生存权与人权问题。

通报称，一名女子卜某（女）于2011年从家中“走失”，后被和顺县一名张姓男子“收留”。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13年的“收留”期间，卜某生育了两名孩子，而张某被描述为“为了照顾她和孩子，留守家中务农”，靠年收入不足两万元的微薄生活维持生计。

这样的叙述却遮掩了关键事实：

（1）卜某是否真正自由？13年的控制为何被轻描淡写为“收留”？讽刺的现实是：卜某能明白的说出父亲哥哥的姓名和地址，能说出所就读的大学和大学老师同学的名字。这么清晰的线索，为什么十余年找不到家呢? 而志愿者根据这些线索，两天就帮助她找到了家人。

（2）走失13年，孩子12岁？用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来掩饰受害者作为“生育工具”被物化的事实，子女成绩很好，请问这跟母亲是受害者有什么关系吗？

（3）强调“庄稼汉”张某的“善良本性”，用“家庭责任”转移公众视线。“庄稼汉”放弃外出务工照顾卜某和孩子”以弱化其作为剥削者的角色。并且通过“家庭”叙事和贫困环境的衬托，将犯罪包装为一段“艰难但温馨”的生活故事。

这起事件令人联想到就在不久前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铁链八孩母亲事件，2022年1月27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视频在网络流传，引发社会关注。在这条被热议的视频中，一个穿着粉色上衣的中年女子站在一间简陋的房间中，脖子上拴着铁链和铁锁，手里攥着一把筷子，屋内只有一张大床，上面摆着一碗凉了的粥。

可以说，从丰县第一次通报到最终的一审宣判，此事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初次通报时，未能触及核心真相，充斥着大量不实与误导性内容，大有欲盖弥彰之势，意图将背后错综复杂且性质恶劣的拐卖妇女犯罪事实隐匿于公众视野之外。然而，在社会舆论的强力聚焦以及深入细致的调查推进下，这起拐卖妇女案件的真相才如冰山消融般逐渐浮出水面，露出其隐藏许久的狰狞一角，让人们得以窥见那被黑暗笼罩的罪恶深渊。

在相关通报里，诸如 “被收留”、“患精神疾病”、“已生育子女” 等关键词赫然在列。彼时，一份精心粉饰的通报妄图遮蔽事实背后的狰狞真相。无独有偶，山西女硕士的经历竟也以极为相似的表述方式公之于众。在这两起案件之中，受害女性皆被定性为 “精神疾病患者”，而施害之人却被包装成 “善良的照料者”，其中拐卖与非法拘禁的嫌疑竟被堂而皇之地一笔带过。

这两起案件之间的叙述方式令人惊讶地相似，甚至显得公式化：弱化犯罪、标签化受害者、美化施害者的“善意”。

这无疑深刻地折射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权益的忽视，以及权力话语在其中悄然施加的不当操控，使得本应被公正对待、权益受充分保障的女性群体，陷入了被歪曲与不公对待的泥沼之中，亟待引起全社会的深刻反思与切实改进。

PART.02 探讨

无声的受害者，

标签化的命运，

不变的权利叙事。

官方的通报和媒体的报道，屡次提及小花梅和卜某的精神疾病，并以此作为“无法正常生活”的解释。然而小花梅和卜某的精神疾病是否早于“被收留”？她们在失踪后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医疗和心理干预？如果她们因疾病被认为无法独立生活，地方政府或医疗机构是否尽到了保护的责任？“精神疾病”成为案件中的关键借口，似乎为一切不公正行为找到了合适的理由。然而，无论她们的精神状况如何，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不应被剥夺。

这样的叙述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对女性价值的单一化定义：“一个无法独立的精神疾病患者，能为家庭贡献的唯一价值就是生育孩子。”这种观念不仅削弱了女性的多元身份与社会角色，更将其剥削合理化。从这起事件中，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深深的危机感。一个硕士学历的女性，一个在普通家庭中成长的人，可能在一瞬间失去自己的名字、自由、选择权甚至尊严——她被迫成为一个陌生家庭的“生育工具”，并且这种侵害还能在某种社会话语中被合理化。这样的悲剧，让无数人不禁反思：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依然会发生？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它折射出的是女性在安全、自由、平等权利上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当女性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当伤害女性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时，我们如何谈论公平？又如何让每一个人相信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结语

一个人遭受了多大的不幸，并不取决于她身处何种环境，而取决于这个社会如何看待并对待她的不幸。如果对于这样一起显而易见的侵害行为，我们仍然选择沉默或无视，那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也是对我们共同价值观的践踏。

每一次对女性的忽视和沉默，都是对社会公义与法治精神的背离。那些受害者无法用自己的声音呼喊，她们的痛苦被无声地掩埋。而我们如果没有为她们发声，反而成为了这种不公的帮凶。社会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反映了我们对女性、对弱者的基本尊重的缺失。当这些事件被轻描淡写地处理或被美化成“家庭问题”，我们无形中纵容了更多类似的暴力行为。

不管【她们】身处何种环境，不论她们的身份如何，女性的尊严和权利不应当被任何社会规范所忽视。我们需要警惕，避免将这些侵害行为隐藏在所谓的“文化传统”或“家庭隐私”背后。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种无声暴力的严重性，并站出来反对它，才能确保每一个女性都能在这个社会中拥有应有的尊重、自由与安全。

很简单，就是你不能为了确保家里百分之百安全给装上100道防盗门，盗贼虽然进不来但你会发现你每天回家要开一百道锁然后崩溃。

然后也从侧面说明了一点，这个决策其实就是脑子一热想的。

表面看安检是为了防止有人携带危险物品进站，进行恐怖袭击什么的，结果这么个安检法，好几百人排着队在地铁口等。

倘若，我是说倘若真的有罪犯，那更方便了，你看下面这密密麻麻的人，罪犯都不用进站跑到地铁里，你就直接在队伍中间动手，死伤也一大片。

这么密密麻麻的人挤在队伍里，和挤在地铁车厢里有什么区别？没有很大区别，倘若真的有罪犯，伤亡人数不会比在地铁里动手少。唯一的区别是，伤亡发生在地铁车厢外还是地铁车厢里。

最终保护的是乘客吗？不，不是的，其实保护的是地铁，大家就不用自作多情了。但最终吃苦的肯定只有打工人自己了。

珠江新城和体育西是广州牛马汇聚程度最大的两个地方，挤地铁的难度相当于地狱级，广州3号线也被誉为死亡3号线，我当初挤3号线的时候，都不用往前走，后面的人自动就把你推上来了。

根据广州轨交的数据，2024年广州3号线的日均客运量达到了180万人次，这是个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每天运一座城市的常驻人口流量了。

在这么恐怖的流量上面加上跟坐飞机似的地铁安检措施，我觉得珠江新城的队伍得排到美领馆那边去，弄不好得绕美领馆一圈，这知道的是地铁在排队，不知道的以为把美领馆给围住了干什么。

你说地铁这么挤，那我不坐地铁骑电鸡出行可不可以，答案是不行，因为广州前段时间才发布了电鸡的管理措施，虽然没有明说，但你可以理解为会对电鸡进行类似于「限行」、「限购」之类的动作，然后也会加重处罚。

我谈不上支持或者不支持，但我知道大家是要出行的，牛马是要上班的，你对电鸡进行控制，说太乱了影响出行、安全和市容什么的，能理解，那就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以及把产业资源弄得分布均匀点。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再像昨天那么折腾一次，所有牛马的通勤时间将会直接翻倍甚至翻两倍3倍，比如从珠江形成往老黄埔走，地铁40分钟排队一小时，这谁受得了。

所以给做决策的人科普一个知识点，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几百块钱就租到珠江新城的房子然后下楼遛个弯就可以到工作地点的，以及，打工人也不是铁打的，也要睡觉的。就这样。

从2023年到今年4月，仅广州一城，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了‘远洋捕捞’。

最近，#两警察私带警用装备跨省抓人索财#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该话题背后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有损司法公信力的案件，详情如下：

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

同年6月11日，两人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沈某趁二人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

刚开始，德清县警方认为两人可能在冒充警察，准备按“招摇撞骗罪”展开侦查，结果发现二人真的是司法人员。

最终，杨某某、占某某被判犯有滥用职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案件是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由此引发热议。

杨某某和占某某奔赴外地抓捕并处罚民营企业家的做法，被官方称为“异地逐利性执法”，民间说法则是“远洋捕捞”。

近年来，“远洋捕捞”事故屡有发生，对民众信心和民营经济造成了不小的伤害。4月15日，有人在《广东省情内参》上披露，近年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发达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众多民营企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近万家企业遭遇了异地执法。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异地逐利性执法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执行，还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公众信任造成了负面影响。

某种意义上讲，“远洋捕捞”已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隐疾。

1 围绕“远洋捕捞”的斗争

上一次“远洋捕捞”登上热搜，还是在今年9月。

9月3日，“浙商杂志”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原创文章《知名浙企疑遭“远洋捕捞”式办案 上百亿资产或不翼而飞》，为浙江新湖集团鸣不平。

2010年6月，浙江新湖集团斥资2.045亿元从易某、马某、胡耀尹等自然人股东手上购买了华易隆鑫公司100%的股权，从而获得了新疆宜矿公司50%的股权。而后经过多次股份变更，华易隆鑫公司持有的新疆宜矿公司的股权减少至41.075%。

新疆宜矿公司是华易隆鑫公司与中部Y市国有企业的合资公司，旗下有一座面积比澳门还大、价值高达340亿元的露天煤矿。浙江新湖集团非常看重这块煤矿，打算好好经营它。

但是，一场行贿案打乱了浙江新湖集团的部署。经中部T市检察院查证，从2010年7月到2013年2月，华易隆鑫公司前股东前自然人股东胡耀尹累计向宜化集团前董事长蒋远华行贿2555.23万元。

东窗事发后，中部某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华易隆鑫公司（浙江新湖集团子公司）将所持有的煤矿股权返还给Y市国资委。

这样一来，浙江新湖集团就要面临失去这座大煤矿、损失上百亿元的风险。

有律师认为，Y市运用公权力掠夺了浙江新湖集团的财富，有违法理。

法院的判决还带来一个恶果，浙江新湖集团面向内部员工发行的理财产品出现兑付问题，金额高达46.8亿元。

与浙江新湖集团类似，武汉常相伴公司也宣称自己遭遇了“异地逐利性执法”。

去年4月，南方S区公安局以伴伴App（由武汉常相伴公司运营）涉嫌开设赌场为由，前往常相伴公司总部，将多名工作人员带走调查。

据武汉常相伴公司爆料，该公司约3亿元资金被转入S区公安局的账户，公司股东个人资金也被强行划走约2000万元。

武汉常相伴公司还称，“因账户钱款被公安违法强制划扣，公章、银行U盾被全部扣押，致使全体1600名员工工资，数十万平台主播及合作伙伴合法收益无法支付，依靠平台谋生的数十万人员陷入生计无着的境地”。

除了大企业，个体户的钱袋子也可能被异地执法机关盯上。

据《南方周末》报道，新冠疫情期间，义乌市多名商户老板都遇到了银行卡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的烦心事。

据了解，很多义乌老板习惯用地下钱庄收付款，而地下钱庄里面可能有“脏钱”。他们可能在无意之中被卷入漩涡中，资金账户就会被外地公安冻结。

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有些案子的涉案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但公安机关不管那么多，直接冻结卡里的所有资金。

更神奇的是，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办案流程相差较大，就会出现信息混乱。2021年3月，义乌商人陆放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同时被十几家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冻结，理由是涉外赌博。

一系列荒诞事件过后，“异地逐利性执法”成了企业家、经营者在商业竞争之外，最担忧的事之一。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着重强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并提出要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督行为。

12天之后，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会上，国家发改委领导提出：要规范异地行政执法行为，建立健全异地行政执法协助制度，防范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

而在各类法律文件中，我们也能看到规范涉企执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和《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

中央提供指导性文件，地方政府则需要落到实处。

2020年11月10日，为了保护本地商户的合法财产，浙江义乌成立了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5个月后，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又发布了《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为普通商户撑腰。

今年8月，杭州市九堡派出所发布了一则名为《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办案》的通知。

里面醒目地提及“如果外地公安没有在本地公安的陪同下，非法入企办案的，请立即：110报警+拍照取证”，此举获得全网一片好评。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第一省”，在11月20日的发布会上，浙江检察机关公布出了自己的成绩：排查查封企业资产2年以上且未解封的1.7万余条数据线索，帮助123家企业解冻账户资金7000余万元，解封房产6套，解除扣押汽车20辆。

浙江之外，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态度也非常鲜明，要坚决与“异地逐利性执法”乱象做斗争。

2 “远洋捕捞”背后的经济账

从经济上来分析，结合新闻，实施“异地逐利性执法”风险不小，为何仍有地方机关趋之若鹜？这要从政府的收入构成说起。

一般来说，政府有两大收入来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也是我们所说的“卖地收入”。受房地产行情影响，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287亿元，同比下降24.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税收收入跟宏观经济形势高度相关，行情很难好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131715亿元，同比下降5.3%。

所以，地方政府必须在非税收入上多下功夫，来弥补“卖地收入”和税收收入的损失。

非税收入包含八个小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捐赠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和其他收入。

其中，上级监管最松、操作成本最低、资金到账最快的项目，就是罚没收入。

执法机关办案里的罚没收入是上交到地方财政，之后地方财政根据各个单位办案的贡献或当地惯例，分别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返还。与其他收入相比，罚没收入更能“造富”执法人员。

罚没收入的处罚对象又分很多种，比如个人、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事业单位。

个别急功近利、胆大妄为的干部，就会命令手下执法人员严查境内各种经济活动 ，大搞“罚款创收”。

把本土民企都“割”完一遍后，他们的目光就会移向发达地区的民企，通过全国执法类信息系统查找外地民营的违法证据，然后就有了“异地逐利性执法”的戏码。

或许在违规执法者来看，“异地逐利性执法”是为单位寻找财源的无奈之举。

2 如何预防“远洋捕捞”

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急功近利，“远洋捕捞”除了需要事后处理，也需要“事前预防”。

11月12日，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提出了一系列专业建议。

朱征夫认为，解决逐利性执法最关键的是在法律上斩断逐利执法的利益链条，应考虑在审查起诉阶段将案件交回原地管辖，由企业所在地或企业家经常居住地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相应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朱征夫进一步提出，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或者作出立法解释，将刑法第64条规定的“刑事案件的罚没所得一律上缴国库”中的“国库”明确规定或解释为“中央国库”，即将刑事案件罚没所得统一上缴中央财政。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军看来，要从根本上遏制“异地逐利性执法”，需要对地方财政的基本需求予以有效保障，否则地方为获取财政资金，就会有额外的动力去进行趋利性执法。

除了以上技术性的细节举措，在意识层面，各地或许要将“异地逐利性执法”同“营商环境”强挂钩，前者是短期的利益，后者是地方招商引资，生活安居的无形资产。

当文章开头的企业家选择在浙江跳车时，便已经用脚投票，而在所有远洋捕捞事件中，表态最为坚决的，恰恰也是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

“远洋捕捞”的恶意可大可小，但造成的危害却是全方位的。吴老师曾多次提到，**尊重企业家，给企业家的定力，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确定性、透明性和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