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经济局势严峻，尽管政府推出措施提振经济、扭转价格下跌，却未见消费需求回升。

房地产仍旧走弱，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指数观察，截至2024年9月，二手房价格相比2021年高点下降15.4%，新房价格下降9%。除个别政策支持的行业外，很多行业面对消费的低迷，陷入价格战。企业生存难，“降本增效”成为底色，劳动者收入愈加压缩，消费愈加低沉。

就业难在年轻人中尤其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9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明显高于30岁以上人群*。

就个人来说，对经济冷暖的体认并不需要数据支撑。作为年终回顾，我们希望看到“大环境”中的「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回归一个简答的问题：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们采访了5位从事市场营销的人，他们从业时间均为10年以上，疫情前已经成为中层骨干，也因此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行业的、消费者的、组织的变化。他们来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从事的行业分布在食品、服装、新能源汽车、科技和房地产，包含不同政策支持程度的行业。

当消费降级、降本增效、价格竞争成为市场基调，他们或者比从前更“卷”，为维持收入不降太多，不放过任何可能奏效的办法；或者开始“克制自己的努力”，接受今非昔比的现状，维持恰当的投入产出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可能和大多数中产一样经历着上升受阻、财富缩水，几位被访者均就职于北上广深的大型企业，处境很可能好于其他城市，好于中小企业雇员；并且，相比于后辈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属于“幸运的一代”。在明天即将发布的《下篇》中，我们采访了24位年轻人，听他们对2024还有什么想说的。

从高歌猛进的时代走来，我们习惯于在年终复盘和新年展望之时，总结“机会”和“办法”。但是，这一年在尝试了比以往年头更多的“机会”和“办法”之后，或许真正留给我们的，是如何理解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经济周期，如何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自处。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8%。本统计对“就业”的定义为每周工作时间1小时即算为就业。另有经济学家关注到从城镇回归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可观，并没有反映在城镇失业率数据中。

两个创新项目被喊停之后，

我不折腾了，苟住吧。

大概2015至2019那几年，商业地产这个赛道做得风生水起。那时我还在一家服装公司，我们得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铺位，因为当时对于零售品牌来说，在购物中心开店是提升品牌形象、把握高净值顾客的重要渠道。我之前在咨询公司做过，有跨界的思维和资源，刚好那两年我经常跟一家商业地产公司的合作伙伴探讨关于购物中心的想法，有一天他们就抛出了橄榄枝。或许当时这家公司在同行日渐火热的竞争中，期待通过跨界人才的加入做一些尝试和突破，打造差异化，毕竟商业地产行业一直崇尚“标准化、可快速复制”，当时还没有太多所谓“非标商业”出现。

那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但我当时没想到疫情会有三年这么久。我大学期间也赶上了非典，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抱着疫情很快会过去的预期，我就来到了这家商业地产公司。

刚加入的时候，公司有利润和增长的空间，要求我这种跨界人士提供不同的视角、充分发挥。2021年上半年，公司曾给我一栋空置的小楼，包括调研、定位规划、品牌化包装、空间及商品规划、空间设计、招商洽谈、运营策略、投入收入测算等大部分环节都交给我。在招商洽谈中，对于一些小众品牌，老板甚至允许不用惯常的租金思维来合作。

我很喜欢这种挑战，大概在一个月里就把规划类环节做完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意向商户也基本谈完了，在上项目申报预算的一周，突然被公司喊停了，这个项目算是“胎死腹中”了。现在回头看，2021年房地产政策起起落落，大家信心逐渐没那么足了。那时大部分同行企业和资产方在资金上大概开始出现问题，部分企业开始售出重资产项目。那段时间“轻资产”成为商业地产这个板块热议的话题。

注：2021年房地产政策包括上半年严格调控的“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实施“两集中”供地模式等，及下半年透露暖意的维护按揭有序发放、房地产税延期、支持优质房地产并购贷款等。

2022年上半年，公司又启动了第二个创新项目，我再次重整信心参与其中，这次覆盖全国业务，但就在规划完毕、项目落地第一阶段时，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大变动，从70后为主的行业资深经理人，换成了一个更为年轻的80后团队，无人提及的旧项目默默流产。我估计老板的考虑一是要降低成本，二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行业大咖和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做出的结果可能也差不多，因为公司没有开拓性的事情要做，只是维持基础运营。我觉得就是不折腾，安安稳稳地躺过这段周期的信号。

接下来公司给我的空间也收缩了，新的领导层也不关心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擅长什么，而是把我当成一个螺丝钉，布置我做按部就班的工作，把基础工作做到极致。

之前在工作当中很契合的、一起碰撞创意灵感的同事先后离开，只剩下一两个，零零散散的。我有种失落感，也了解到不少同事很难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新工作。于是我发现自己变怂了，考虑要先稳住工作，稳住存款，那就先苟着吧。

客观来讲，我觉得或许这是一家公司面对周期而做出的最好决定了。降本肯定要降的，有试错成本的事就不敢做了。对老板来说肯定也想先稳住资产，不倒闭，发出工资，至于做行业龙头什么的就先别想了。对员工来说就是稳住工作，其他别想了。

民营背景的购物中心，

吸引品牌入驻变难了。

疫情前的三到五年里，都是品牌方去拜访购物中心，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位置啥的。现在，很多连锁品牌的拓店计划都收缩了。购物中心的人得跑出去问品牌今年有拓店计划吗？人家可能说我今年只能做一个新店，已经有四家购物中心来找过我了。

对购物中心来说，以前要挑符合商场定位的品牌。现在可能很多商场开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这家商场到底是什么定位？为什么会有一堆定位不匹配的品牌堆在这边？商场也没办法，今天它解决不了好不好的问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出租率得先上去，才有机会慢慢调整入驻品牌，逐渐符合定位。

今天想要一步到位吸引符合定位的品牌入驻，对于民营性质的商业地产公司是蛮难的。国央企的商业地产项目比较受品牌方的偏好，品牌会认为国央企的项目资源比较好，稳定性也好一些，因为它们的位置会拍得比较好，也不存在资金链的风险，因为稳定，也能吸引到较高质量的运营人才，营销费用也没有像民企砍得那么多。

疫情前有些商场一年花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营销费用去做策展，现在营销费用砍下来了，内容创意肯定没以前好，吸引流量的能力就进一步下降了。但是没办法，今天消费者想的都是稳住存款，没那么有消费力了，就算花再多的营销费用，消费者也是来逛而不是来花钱的。

今年有一家商场开业，位置还不错，但没有把卫生间细节搞得很人性化，导致消费者在开业第一天就吐槽，怎么感觉从一线城市突然到四线了。如果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品牌商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也能理解，房地产商很可能没有钱了，但是商场要先开起来再说。

现在一些商场有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今天看到别人家做宠物了，也跟着做个宠物活动，明天搞一个市集。我的一个商场的朋友开始帮品牌商户做直播了，他说其实也卖不掉什么，但是一定要做满一定时间，有KPI考核的。这些做法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源头就还是要去研究消费者的感受，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把钱花在他们真正care 的地方。

先把眼下渡过去。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成缩头乌龟了。我有一个媒体的朋友，专门帮主理人品牌找投资的。我正好有几个主理人朋友想要找投资人，就去问她有没有好投资人推荐，她说如果是你朋友叫他们别做了。其实大家都没有信心，虽然在一些商务场合会相互鼓鼓劲，但是信心是需要有实际的案例成果的。现在很多的案例还是包装的成分比较高。

23年的时候还是希望看到曙光的，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后面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了。早两年还会讲不确定，现在连不确定都不会讲了，就是先过好眼门前，没有那么多人去为未来打算。同行有些朋友的KPI考核经常把下个月的工作成果算到这个月来，你问他下个月的KPI怎么办？他说先稳住这个月再说吧。再比如以前会做理财的朋友，现在理财都不怎么做了，存款利率再低也存。当然，我只能说我们这种老百姓，那种大咖的情况我不知道。

我的一些亲戚原来是准备把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的，现在都“烂尾”了，不送了。因为送出去之后一是不知道在国外会怎么样，二是以后回来找工作也没什么高薪的机会了。不如把去国外的钱以后当工资发给孩子好了。

大家对长期的投资都没有信心了，都是做好最坏打算了。我们见面都是说希望明年我们不管在不在这个行业，大家还能再见面，能开开心心地聊一聊就好了。以前见面都是聊有什么合作机会，现在见面都是聊家常、聊身体，谈谈自己身上有了几个结节。

大家都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当外部资源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个资产。

我以前做事风风火火，现在做什么事先告诉自己缓一缓，不要着急，不要强求。比如工作当中碰到一些事情跟我的衡量标准不一样，我会去适应别人，不要让自己生气，生气就会有结节。我要去相信别人提出的需求和见解都是有合理性的，你怎么确定你的决定最后的结果会更好？也不能确定。大家都不要为难大家了。

虽然现在着眼于过好短期的每一天，但我还是在学习一些课程。比如基金类从业资格类的课程，我在前年已经自学完成，临考试报名发现报不了，因为当时限定只能专职从业人员才能考，现在非专职从业者又可以考了，我想明年考一下。还有CMA管理会计师，对职业经理人掌握必备的财务管理思维会有帮助，学这个不为考证，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扩展认知。随着消费基础设施Reits 这样的新政成熟，相信在我日后工作中能用得上，让自己更有竞争力。

整个价值链上下游所有人的

日子都变得更难了。

食品饮料行业算是国计民生了，正常情况下应该非常稳，但今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难。感觉整个价值链上下游所有人的日子都变得更难了，“降本增效”成为基调。

真正感觉到压力是在第二季度之后。上半年大家都还卯着劲想做出起色，但是618 表现平平，营销和促销活动效果变差了，库存清不掉了，线上线下都没有变好，年中发现业绩和指标的差异那么大。以往季度性开的会，变成月度开，最后恨不得周周都在对数据。

以乳制品为例，今年液奶销量掉了挺多，因为牛奶量可能供大于求了，价格战就来了。白奶价格拉低，一些功能性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开始做更多促销，整个盘子的利润就拉低了。乳制品这个一直在涨的行业，感觉遭遇了三聚氰胺以来最难的一年。

我所感受到的消费降级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社交热情下降，就是提着一箱箱的奶走动送礼的情况少了，另一种是日常消费热情下降，因为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没那么昂扬了，有实惠的就买实惠的。

国家要保证底层农户的收入，听说一些地方政府会帮助畜牧业，否则农户就真的要杀牛了，因为市场需求萎缩了。有些国企或者地方支持的企业，有社会责任和义务，需要保证农户收入，产量不敢降太多，这就需要牺牲一些利润，降价促销把产品销出去。而这样的行业环境，对于在意利润的企业来说就非常有压力了，比如对上市公司来说利润就更直接影响股价。

这两年感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大了，要求企业的合作变多了。举个例子，今年地方政府也有他们的产能指标，可能是产奶的吨数，他们会为了达到指标提出希望我们完成多少吨的季度指标，如果完成指标会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或有补贴。但是我们因为需要保证产品体验和新鲜度的要求，还是没有完成这个季度指标。

注：相关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6月，国内牛奶产量1856万吨，同比增长3.4%；规模乳企乳制品产量1433万吨，同比减少3%，奶产量增速高于消费量增速。

据上市公司披露数据，36家乳企中，13家出现亏损，24家净利润下降，亏损面较去年同期有扩大，盈利水平呈下降趋势。24家乳企净利润下降幅度均在双位数以上。13家亏损乳企中，奶牛养殖企业占据7席。（《东方财富网》）

不停换动作换人，

折腾一通累死，但收效甚少。

连续不达标是今年的事，去年我们的业务还多多少少有增长。我们公司整体来看2023年也是增长的。现在公司里最大的学问变成如何合理地设定指标？从组织到个体上，怎么调试预期？如果调低之后还没达成目标怎么办？没人有标准答案。

往年到第四季度，合作的经销商还能帮你达成销售指标，今年经销商不敢帮这个忙，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是下降的，这就特别像房地产——去不了库存。

今年我们不得不在各种夹缝中找机会，任何一个小机会都不放过。以往做完年度计划，就大概知道这一年的节奏了。但是今年，非常规的动作很多，折腾一通累死，可有效的东西有限。最后发现维持销量都很难，可是不做这些事，又怕销量掉得更惨。

我们天天加班到8、 9 点，一个月只有一两天可以早点回家。不停出差看市场，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后来公司就开始换人、换组织，在更高的层面，品牌投资、定价策略的章法打乱了，开始搞更低价位的产品了。

整体感觉就是越来越只看眼前，动作不停，有时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有时链路的影响传导比较缓慢，过了三四个月才发现一件事做错了。有些人或者部门没达成业绩目标被换掉，很多看不见的价值也连带损失掉了。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是需求端的问题，但是人已经换了。

本来我管理的就是一个挑战性的生意，这两年刚开始琢磨到一点规律，包括怎么做到价值回归，从端到端怎么做，需要怎么聚焦等。但是现在感觉组织协同性变差了，各部门都有压力，大家都挺急的。以前增长目标跳跳够得着，有资源支持，互相配合，做起来会更顺利，现在跨部门做事没那么顺了。

组织跟个体一样，如果没有失败过，面对失败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反思，自己还没想清楚怎么办呢就迫于压力去做补偿动作了，慢不下来。你不敢承认或许已经生病了，更无法判断这病是肿瘤还是炎症，缺乏有效的诊断体系。原来不管增长快、增长慢，你是有参考的。现在谁都没有正确答案。坐标体系变了，每个人都在边猜边移动。

仅仅为了维持收入稳定，

也要花比以前更大的力气。

整体感觉就是不安，因为你觉得一定得改变，但是又不知道这个改变落到自己身上会是什么。看到有时职级高的人跌倒得好突然，就会担心什么时候轮到自己。看到好的业务都做得不好了，就会担心自己这块业务还稳不稳。时常听到沮丧的消息，没达成指标从一次、两次变成一个长期的状况，就会觉得很疲惫。

个体层面上，我们今年整体工资是稳的，但奖金明显变少了，因为指标达不成了。

我们公司这几年有比以往更频繁的工作内容或者职位调动，但是没有裁员。就我个人而言，之前有一阵子我的不安在于，如果这个工作消耗得那么多，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找下一份工作？要怎样看待我的职业生涯？

不过后来，多亏了一个自我支持的网络，我发现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我的心态还算是稳的。我也想把我的状态传递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所以在闲暇时间会给别人做音乐疗愈或心理辅导，我没有考虑过把它当成一个收入的手段，但我觉得好像这么做能消解我在职业上遇到的挫折，获得价值感。

我发现自己从“这个生意能涨几个点”这么宏大的自己毫无控制力的事情，回到我能具象地得到幸福感的事情上，可能跟这个人聊完一小时之后，大家都变开心了，我就很乐意做这样的事。

我用这种方式来“维稳”。如果真的要考虑今天该跳哪个槽？哪个公司怎么样？我觉得是没头没尾的问题，会越来越慌。

疫情前，我关于职业生涯的观感是面向整个世界的，由于教育背景，会觉得去海外工作不是很遥远的事。我身边的朋友去国外工作，我会觉得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疫情后即便2022年我都仍然这么想，但是 2023 年我开始真正感觉到了封闭。今年这种封闭感更强了，都别说是海外了，在中国之内应该怎么走都看不清。

以前我通过社交媒体和在国外的朋友，对其他国家的事多多少少是知道的。我也经常往国外跑。疫情封闭之后，且不说外部因素，我自己就越来越觉得累，对他人的关心就少很多，也自我关闭了一些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两三年下来，我对外界的职场或市场在发生什么就知道得很少了。虽然了解国外的信息渠道一直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世界哪都不咋地，对国外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那么向往了。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我休假会重复性地去同一个地方休息。以前向外探索的时候，感觉世界是向我打开的，现在我要在我和世界之间隔一层，度假的时候选择跟大自然贴近，跟人群远离。

今年开始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变了。我一直不是一个靠职级或收入来评估自己价值的人，但是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的收入会稳中向上。但是今年看到房地产的趋势，看到好多地方裁员，看到好多人突然从顶峰下落，难免要想到自己。究竟什么是我的理想状态？我是要一个劲儿向上拼？还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够了？

原来我以为个人能力大于环境时代，现在亲身体验到职业成功大部分是时代环境造就，而非个体造就的。我已经不再找那个峰值了，就想减少波动性。对于职业生涯我也不考虑那么远了，就想下个月、下个季度能不能维持稳定，不被换掉。

但是现在仅仅是想减少波动维持稳定，也需要花比以前更大的力气。

对于工作我也从关注长远的目标变成关注日常能做什么，怎么把手头的项目做扎实。我觉得我还是挺享受日常工作的，今年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项目，重新开始和领导和团队系统地思考策略，增长一些认知，从日常的事务里找到喜欢这个工作的理由。

人员太稳定了，

年轻人没有上升空间。

我们这个行业以前人员流动是很频繁的，这两年却非常稳定。这就导致年轻人上不去。95后毕业生们学习速度快，能力强，但就是很难升上去，永远只能负责一小块。有些年轻人就会选择去互联网大厂、或者去考公、或者离开北京。如果不离开，升职的空间也有限，公司更多是通过横向的移动，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

我今天还看到朋友圈里一个985的小姑娘在“发疯”，以前大学生储备一个方向就行了，要么找工作要么留学要么考公，她已经三手抓了，可是年底了还没拿到工作的offer，也没有拿到出国留学的offer，她最后还是要报名考公。

我们中国区的成长趋势戛然而止，

变得非常保守。

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几年就是“不确定”。我们公司受到了两方面的冲击。

一方面是内部的调整。公司前几年战略调整，以提升利润率为这个阶段的首要目标，做了组织架构调整，减少了创新上的投入，加大力度提升线上销量。这种改变在当时是符合整个商业浪潮的，在一段时间里也看到了好的生意走向。那时公司大概对自己品牌的 Equity （品牌资产）有足够的信心，但是这样“强销量弱创新”几年下来，发现品牌资产还是受到了一些打击的。

另一方面的冲击来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舆论环境。从2021 年的新疆棉事件开始，我们在中国区的成长趋势戛然而止，士气受挫。同事们都觉得过去三年我们已经不像自己了，变得非常保守。所有对外的发声都处在一种高度防御的、高敏感的状态。甚至一个模特的眼睛不是双眼皮都会被消费者诟病。

我们这个品牌本来是非常忠于体育精神、不断主动出击的品牌。在这些冲击下，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经历了长达2年的保守状态。

新疆棉事件之后，我们停止了一切 Campaign，和明星解约，整个公司进入一种不发出任何声音的状态，在所有平台，甚至包括短信都不再主动触达消费者。噤声状态下我们在各大平台的流量在一个月内就跌到谷底。几个月之后才慢慢恢复小范围面向用户的沟通。

这几年，我们最大的牺牲就是不再做品牌层面的宣传，全面地回归到产品的沟通，以前哪怕产品的沟通都有一个背后的 narrative （叙事） ，但是近两年的产品沟通就只讲功能。2023 年我们才慢慢开始恢复表达观点，但是观点还是非常中庸。

我感觉我们的品牌沟通曾经一度想对所有人说话，现在越发觉得应该只对我们真正的用户说话。这是蛮大的变化，我觉得也是好事。以跑步为例，以前我们会给跑步包装糖衣，美化它，把它说的一点也不难，还非常快乐。但是今年我们不再美化它了，跑步就是痛苦的，但有人还是爱它。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想回归的真实的运动。今年奥运期间的广告初入市场有很多争议，但是那是我们品牌对运动精神的坚守，而这些争议随着一些现象级的胜利，开始赢得认可。我个人猜想，在运动的世界里，“赢”不只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心气儿，这种渴望拿下胜利的心气儿是有感染力的。

政策对我们也有影响，比如2022年开始，所有用户数据不允许出海。我认识的几乎所有外资品牌都重新做了一遍自己在国内的数字平台，包括官网、小程序和APP。这种感觉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途中换轮胎。

用户看到的只是这些数字平台的前端，但是后端要对接供应链、动态库存管理、物流系统、交易系统、会员系统，所有接口重新做一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取舍，有些APP 只得退出中国市场。现在两年过去了，功能才基本恢复完整，才有精力开始续上几年前戛然而止的功能开发，重新开始追赶国内原本就很超前的数字应用体验和能力。

这两年的消费降级主要影响了我们在低价位段的市场份额。从数据上看，目前我们最擅长的还是高价位的产品，比如1200以上的鞋，但是在800-1200价位段优势就微弱了，600-800元及600元以下的市场份额就丢的很厉害。以前可能有品牌光环，大家愿意买打折产品，但是现在消费者宁愿去买同价位的国产品牌。矛盾的是，工厂店春节期间大排长龙，所有工厂店春节期间的销售都远超预期。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穿的都是FILA。我们天猫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FILA，之前我一直纳闷是谁在买FILA，因为我在北上广几乎看不到。出去旅游会发现那种公务员家庭全家人都穿科隆（Kolon）和迪桑特（Descente）这种品牌。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也没有量化。我猜想体制内的人对于明显的海外品牌，尤其美资品牌会敏感，但迪桑特这种品牌形象没有那么鲜明，商标小小的，会被看作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包括FILA，虽然是意大利品牌，但是因为被安踏收购了，也有安踏的光环，体制内穿也很安全。但是有趣的是，我老家做公务员的亲戚会给自己的小孩买我家品牌。

我相信品牌还是重要的。

现在我觉得我们在一个 U-turn 刚刚转过弯的地方，我自己是有点乐观的，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不只是我们品牌的 U-turn，也是一种趋势的开始。

虽然现在有一种说法，新品牌都靠产品，不需要广告。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拍一条广告片，重要的是品牌有观点，知道自己是谁。尽管有消费降级、有意识形态的撕裂，作为一个品牌讲清楚你是谁仍然是重要的。

我们今年做了一些引发争论的事，但是我们重新做回有自己主张的品牌，这是对的。你说鞋子的差异性能有多大？现在技术材料本身的可获得性是很高的，因此做差异化还是需要品牌。

我们今年做了一些线下活动，也给了我很大信心。我在活动上亲眼看见热爱跑步的人，听到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会做更多以前经常做的事，包括线下活动，还是要真的去到消费者面前去沟通。另外也要提供更多切实的服务和体验，包括我们现在有几十家（经销商）店铺是有跑团的，每周一起跑步一到两次，他们之间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关系，这是真实的人际关系。

品牌资产是要累积的。只要品牌停止了这方面的投资，品牌资产就在丢失，你甚至不用做什么损害它的事，它自己就流失了。

有些国产品牌的进步很快，也招揽了许多资深内行人士，扎实地深耕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撇开竞品关系，单纯作为热爱运动的人，我很尊敬它们，而且中国运动文化的普及和深化需要整个市场共同努力。但是，也还是有些鱼龙混杂的做法存在。我尤其关注品牌与职业运动员的合作模式，到底是在把他们当作工具，甚至不惜做出违背体育精神和有损运动员生涯的事，还是秉持共赢，助力运动员长足进步，签约运动员其实冷暖自知。

心理上的脆弱性，

让大家避免冲突，不敢讲真话。

以前觉得升职是件容易的事，做得好就有机会。现在大家都明白上升通道非常有限了。不仅向上流动少了，从前有很多跨区域的流动，现在这种横向流动也少了。另外，外国人的含量也急剧下降。疫情前我日常沟通中大概10-15% 是外国人，现在很少碰到外国人了。市场部领导层之前有一半是外国人，现在只有两三个。

我每周都要给负责创意的老板们讲我们的创意。以前我得费劲用蹩脚的英文讲一些本地的洞察，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总会给我一些没想到的角度。现在大家背景都差不多，我能获得的挑战跟激发就少很多。这对创意而言不是好事，大家做的东西容易陷入一种套路。

我们涨薪的政策调整了，在组织架构调整的时候，有些人接到了降级降薪的offer，就看他们接不接受这个offer。但很少听到关于待遇的抱怨，可能因为总体来说薪水还是体面的，年假比较多，也会给大家相对的自由，比如夏天的周五下午不用上班。整体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尊重人的公司。

这几年公司文化是有变化的。过去大家争论问题都蛮大胆，我甚至听到过很激烈的讨论。大家秉持体育精神，很直接，没有商务吹捧。这两年不太敢讲真话了，跟社会整体的变化有关系，可能心理上的脆弱性，让大家避免正面冲突，包括年轻一代好像会很难接受负面反馈。现在我们每年还有一些和心理健康有关的福利假期，就是因为公司感觉到大家有过于焦虑的情况，需要调整工作状态。

我们一直是卷的，现在仍然卷，但是以前卷是为了把东西做得更好，自己逼自己。现在还有一种卷是在卷彼此的credits（功劳）。可能大家都经历了裁员，会想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成绩，在老板面前争取曝光度。大家觉得如果自己是个小透明就会成为下一轮被裁的人。

世界很割裂，

反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不管是疫情期间还是过去一年，我的职责一直在调整。我今年1月接了一个新角色，在一个大家都在变化的过程中，我要很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年我的工作是超饱和的。工作日周一至周四，我早八晚九，不过一般周五到周六日我们不太会加班。

今年夏天有一阵子我在看心理医生，因为我有点burn out。我自己也尝试了各种办法，包括坦诚地跟老板讲我压力太大。我也尝试了一个情绪训练营，进到一个20天的计划里，每天在社群里打卡一些轻量化的心理学小任务，包括冥想、呼吸等。最后我发现对我来说唯一有用的还是去把事情一点点做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的情绪问题反而就被解决了。

过去四年是我看书看得最密集的时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割裂，反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重新回到不断学习、好奇心旺盛的状态。所以即便我压力很大，也很忙，但是自我满足感是高的。

我已经40岁了，我觉得我还在自己的奥德赛阶段（注：奥德赛阶段，指介于青春期和成年期，自我探索和寻找时期），好像人家的青春期是奥德赛，我到现在还在寻找，我觉得一直在探索这件事情本身给我比较大的满足感。

身处重点发展行业，我感觉到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竞争的残酷。

我是2021年加入这家公司的，当时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如火如荼，现在进入回归冷静、回归商业本质的阶段了。

这几年政策退坡一直在发生。最早的时候，政策补贴非常厉害，以至于很多企业就是去骗补的，他们造的车不用卖出去，单是拿补贴都能赚钱。最早是补钱，后来是购置税减免，现在购置税减免马上也要结束了。

这个行业的另一个处境就是竞争残酷。因为其他经济板块不行了，尤其像房地产这种支柱产业不行了，新能源赛道就有很多钱涌进来。其实背后的投资非常复杂，很多资本在理想、蔚来、小鹏都有投资，包括雷军自己也投资其他车企，也自己造车，华为也躬身入局。总之资本想进这个行业，智能产业要转型，也会进入这个领域，导致竞争加剧。

以前车企每个月发一次销量，现在一些特别卷的品牌恨不得每三天发一次销量，让优秀的人卷到更多钱，拿到更多销量，也让销量惨淡的品牌快速淘汰出局。很多品牌怨声载道，因为你不发自己的作业，会有人帮你发出来。水军、黑粉、红粉这一套，车企也玩得很溜了。前阵子理想MEGA 汽车遭水军攻击，也有竞争品牌的员工被警方调查。

汽车用户也在消费降级。以前消费者购车会先定义自己要买什么级的车，A级、B级、还是C级，今天根本不考虑级别，就是跨级、跨价格段、跨能源形式、跨座位数，全部放在一起比价格。

价格战打得特别厉害，比亚迪一个月可以卖四五十万辆，就是因为它的很多产品都是七万、八万、九万就能买到以前 15 万的体验。特斯拉也一样，从一个 80 万的品牌慢慢变成一辆车只要二十万出头。所以合资车，像本田、丰田、大众、奥迪、奔驰、宝马这些品牌压力非常大。

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过去一辆车研发周期要五年，现在最快也要两年，意味着它还是一个长周期的产品。往往一个产品还没有交付出来的时候，这个产品的市场站位已经被占了。华为体系一年可以出四五辆车，它把智能科技品类的节奏带到汽车品类里来了。

大家节奏都越来越快。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明年要交付的产品已经不如竞争对手今年交付的产品了，这是很痛苦的，怎么办？是降价，还是回炉重造？压力写在每个人脸上。

身处这个行业感到的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很像在互联网大厂的感觉。裁员是很日常的事情。理想是分产品线裁员的，纯电产品线几乎腰斩。蔚来去年（2023年）裁了一波，大概裁了20%的岗位。合资公司裁员更厉害，大众、福特都裁员了。我在福特的几个朋友都是拿了大礼包走的。

这两年不断有品牌在告急，前年是威马，去年是高合，眼前极越汽车一夜解散，通用破产警告，福特电车退出中国，每隔几个月都能听到一个你觉得是“巨大的骆驼”倒下的消息。

这种残酷的感觉是疫情后开始的，疫情期间大家还有盼头，觉得疫情过去会好起来。但是后来大家发现经济起不来。2023年初，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反应过来了。以前新势力造车去融资很容易，但是疫情之后投资人更审慎，新势力汽车公司的现金流远不及过去健康。

国人普遍乐观，我在行业之中，

并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在智能电动车的赛道算是弯道超车了。在油车时代国产车是没办法跟国外品牌对抗的，品牌溢价很有限，而现在中国品牌可以要高价，理想、蔚来、问界是有一定的品牌溢价的。国产品牌的份额和心智上升得非常快，合资品牌正在失势。今天这些头部国产品牌更懂得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产品定义上、营销沟通上比过去的合资品牌要技高好几筹。当然特斯拉仍然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国人好像普遍乐观，但是我处在行业之中，并没有这么乐观。先说芯片，论研发水平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一流，但如果谈到制造水平，例如3纳米、 5 纳米高精尖的芯片，中国与世界顶尖水平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一辆车要装载上千枚芯片，有通信的、娱乐的、传感器的、自动驾驶等等各种芯片。芯片卡脖子就会让整车的交付能力很差。咱们现在的智能汽车大部分用的还是国外的芯片。中国公司自己研发芯片也有流片成功的，但是真正到成熟量产可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芯片制造工艺特别复杂，造芯片的设备都是既高精尖又重资产的东西，一套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可能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级别的。

我们在技术上的差距还很大。举个例子，我们在智能驾驶上现在几千块钱成本做出来的东西，仍然赶不上特斯拉几年前就可以花几百块钱成本做出来的结果。我自己有两台智能汽车，一台特斯拉是好几年前买的，还有一台国产智能汽车。特斯拉低成本的视觉方案的体验比国产车几千块配备激光雷达的体验还要好，这两辆车开起来的感觉，一个是游刃有余的老司机，一个是愣头愣脑的机器。这就特别像苹果机和安卓机的对比，安卓机可能各种堆料，苹果机用的CPU算力、内存、分辨率可能都不如你，但就是能把体验做得很丝滑。

这个行业的另一个挑战就是顶尖人才的流失。今年小鹏自动驾驶负责人就去了英伟达。我周边有两个朋友要读博的时候，一个学视觉算法，一个学自动驾驶，几年前他们一个拿了德国的offer，一个拿了美国的 offer 走了。

另外，整体市场的凉意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我好朋友今年换了房，几年前买的房子缩水了100多万。但是感觉大家对于这种事情也不太大惊小怪了，时代的雪崩中，每个人头上都会落几片雪花吧。

注：相关数据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1-11月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2790.3万辆和27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3.7%。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134.5万辆和1126.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6%和35.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3%。合资/进口车市场占有率下降，今年10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93.1万辆，市场占比首次超过70%的大关。

我看到很多曾经努力的人在往回退。

虽然说站在公司的角度会比较担忧。但在个人层面不是很担忧。我想自己有一技之长，即使这个公司没了，我可以再找其他工作。

这两年人的状态还是有变化的。如果说把同事分为两类人，一种是聪明地躺平，一种是进取的。这两年“躺”的人肯定是在增多的。我自己曾经属于进取的一类，总希望能真正影响决策者，但是越想改变点什么，结果越是会预期违背，不仅建议不一定被采纳，反而要背更多锅。

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聪明地躺平，只做我自己觉得重要的、有影响的事，其他事都会尽可能地推掉。不让自己陷入一个苦哈哈的状态，努力得比较"克制"。不仅是我，我看到很多曾经努力的人在往回退，包括我这个年纪的，也包括刚毕业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升职和涨薪是完全不相关的。HR （人力资源部）冠冕堂皇地说在这家公司，但凡不跳槽，想要收入增长是非常难的。你可能获得一个很大的升职，加薪寥寥无几。这几年也没有普涨这个概念了，也没有年终奖，就连写在合同里的也没有了。

今年我把更多时间和感知力都放回到家庭里去。每周至少运动两次，除了项目要出差或加班，10 天里面有 8 ~ 9 天都准时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饭，陪孩子玩，给孩子洗澡，陪孩子睡觉。我自己也享受在其中。周末一定会有一场运动，会有休息时间。基本上每个周末至少有一整天可以保证是家庭活动时间。

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却只能做一些螺丝钉的事。

智能汽车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民企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在上海比较熟悉上汽（国企）。上汽一些优秀的人都在往互联网造车的民企跳。上汽的很多品牌也是不停地重组，有些甚至退市了。上汽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发的出来工资，背后的保障还是在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里面还是很官僚的，比如听说上汽还是用上海话，不讲普通话的。

所以优秀的年轻人还是在行业头部的几家公司，就是比亚迪、华为、理想、小鹏、蔚来。

但是我们现在社招都不招了。招实习生只看清北本科、211 的研究生或者藤校的毕业生。实习生过来就纯“刷履历”，我们会第一天就跟他们明确说我们没有headcount ，实习之后留不下来的。身边的实习生都是哈佛、MIT、藤校的。在我看来很多实习生的能力都是超过他们的 mentor （上级）的，有一种倒挂的感觉。因为这个赛道的命运还没有被充分定义，还有想象的空间，所以还是很多人想进的。

我们部门好几十人，就只有2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展现出来的质素很高，但他们在这边工作得挺不开心，觉得价值发挥不出来，做一些小螺丝钉的事情，每天做得很麻木。

每周发销量排行榜，

然后大家在排行榜上各自加定语。

2019 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宣布对华为制裁，大家第一次发现一个国家竟然能够动用国家力量来制裁一家企业。从公司来讲，那时候势头已经非常好了，突破千亿美金收入，手机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快登顶了。制裁之后经历了几年的低谷期，最直观来讲，我们的年终奖下降了。

我觉得从 2023 年9月 MATE 60 发布之后，公司又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因为 Mate 60 的发布，我们比全社会预期的要更早一些解决了美国制裁的制约，大家都感觉很鼓舞和提振士气。而在那个时机我们又提出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也就是要做真正中国独立自主的操作系统，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合作伙伴对华为的未来重拾了信心。

今年又推出了一些创新性的产品，9 月份发布了全球首款三折叠手机，虽然卖得挺贵，但因为辨识性明显，还是供不应求。我们之前就说如果华为作为中国市场上的 top 玩家，能把价格和 iPhone 拉齐，这对整个供应链以及其他的手机品牌都是好事——这样大家才都有肉吃。只有你能让行业上下游都挣到钱，大家才能拿出更多钱去做技术投入，这个行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当然产品的创新度要能够支撑溢价。去年发布的六座车 M9 是一款超过 50 万的新能源SUV，销得也很好。当时我们有个调研发现，买 M9 的用户基本上都是从奔驰、宝马、奥迪换车过来的。前段时间预热亮相的一款旗舰车，价格在 100 万至 150 万之间，开启预定后没想到两天内就有 2, 000 多个预定。同等价位的豪车在中国市场上一年也就售出 2, 000 多辆。一方面说明说明富裕层还是保持着购买力，另一方面说明像车企，手机行业的卷带来的效果是行业整体品牌认知度和信任感的提升，消费者愿意为此买单。

今年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更卷了。手机品牌过去可能一年只发布两次，现在很多品牌半年就开好几场发布会。因为每个季度都会有市场份额的排名，手机厂商压力也很大。车企更卷，每周都有排行榜。大家在这个排行榜上各自去加定语，比如我是哪个细分市场的前三，寻找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数据表达。

我目前在做原生鸿蒙操作系统的工作。这个操作系统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有一天美国极限打压我们，不让中国的手机使用 iOS 和安卓的操作系统，我们还能有中国人自己的操作系统。因此，党政央媒很理解这个意义，原生鸿蒙发布的时候，记者来做全方面的采访，连续上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史无前例。

建立这个操作系统最难的是需要说服那些应用的拥有者尽快适配。应用的拥有者有的是公司，有的是政府，比如广东省用的是粤省事，浙江是浙里办，上海是随申办。我们今年跑了很多省市，对方都是理解这个国家和产业意义，比较支持，乐于起示范作用。但是从上面的领导认可，到下面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执行，实际行动起来有些没有预期中快，原因也有很多，比如一些地方预算吃紧，因此我们也会拿出很多激励和扶持措施。我们在干一个过去没有干过的事情，摸索着前进，因此今年非常忙，完全在打一场新的战争。

尽管公司在逆势上扬，但是大环境的艰难我还是能感知到的。我们家在前些年换房子的时候，把家里的存款几乎用尽了，但是当时很有信心，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现在手上的存款比那时候多了，但是你让我现在换房子我是不敢的。信心还是受大环境影响的。

外包很难招到优秀的年轻人了

我们不太有裁员的压力，总感觉人是不够用的。社招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一直在通过人力外包公司去招聘。很奇怪的是，以前我们外包还能招到一些不错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里积累两三年经验，作为跳板再转去其他公司做正式员工。现在外包招聘的候选人素质整体不如以前。我很好奇，外包岗位薪资并不算低，却招不到人。市面上一直说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他们都去哪了？

这几天，李宜雪讲了很多遍她被送入精神病院的经过。她的表情往往看不出太大波澜，语气平静，回答提问时习惯分点叙述，说到气愤时也不会提高太多音量，“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情绪激动，会显得我好像真的不太正常。我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冷静理智的状态”。

2022年4月22日凌晨，李宜雪被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丁公路派出所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住院56天。李宜雪称，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前，她曾向丁公路派出所告发辅警赖某吉猥亵自己。

李宜雪将这段在精神病院的经历视作迄今人生遇到最大的坎儿。出院后不到一个月，李宜雪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随后开始在网上曝光她的遭遇。2022年12月6日，该案一审开庭，但尚未宣判。

2022年4月21日，李宜雪在商场的室外楼梯“散心”，随后被丁公路派出所带到江西省精神病院。拍摄：张馨予

随着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关注不断升温，2022年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布通报。根据通报，警方认定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鉴于李宜雪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丁公路派出所出于对李宜雪的人身安全考虑，依法将其送江西省精神病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

李宜雪不认可警方通报中的多处说法。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诉江西省精神病院的民事诉讼一审宣判后，她还将分别向江西省精神病院和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

不予立案的猥亵事件

李宜雪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开端，是一件各执一词的猥亵事件。

在李宜雪的讲述中，猥亵事件的发生始于赖某吉的主动接近。2022年3月中旬，因一起民事纠纷，李宜雪到丁公路派出所报警，派出所不予立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宜雪为这起纠纷多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到了4月14日，李宜雪再一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第一次见到辅警赖某吉。“4月15日，赖主动电话联系了我，说这起案子他可以帮我忙，要见面聊。”

李宜雪说，当时由于南昌疫情严重，所在小区处于封控状态，她没有办出入证，所以住在家附近的酒店。接到赖某吉的电话后，李宜雪提议在酒店大堂见面，“但是他说酒店离西湖分局太近了，在大堂容易碰见熟人，还是在房间聊比较方便。”西湖分局距该酒店仅250米，步行时间少于5分钟。李宜雪称，4月15日下午5点多，赖某吉来到她住的房间，穿着便装，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

“进了房间，他先是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我坐在床上，和我交流案情。”李宜雪记得，聊了10多分钟，赖某吉话锋一转，说“如果你是我女朋友，我明天就能帮你平了这件事”，之后就起身亲她摸她。李宜雪开始反抗，声称要报警，“说了这句话，他就停止了行为。”李宜雪说，赖某吉随后开始道歉，甚至下跪扇自己巴掌，请求她不要到派出所告发他。

李宜雪回忆，赖某吉直到4月16日早上6点才离开，两人一夜未眠，赖某吉“一直在跟我诉苦，道歉，打感情牌”，并在当天晚些时候发短信道歉。4月17日，赖某吉再次约她见面，两人这次约在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他还是那些话，说他这两天上班心神不宁，然后直接在大厅跪下来了。”因为动静太大，酒店前台一位工作人员上前询问，赖某吉随后离开酒店。李宜雪说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李宜雪。拍摄：张馨予

直到在2022年4月22日被送到精神病院，李宜雪都没有想到调取酒店大堂的监控录像。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第二天，李宜雪联系酒店，希望调取监控录像，作为证据，但酒店告知监控录像已经过期，无法查询。

202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李宜雪与赖某吉见面的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称酒店的监控录像只保存一个月，并且2022年4月17日值班的工作人员早已离职。

赖某吉的讲述与李宜雪截然不同。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记者未能联系到赖某吉。而赖某吉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2年4月15日李宜雪两次拨打其电话，邀约他到酒店见面，中途曾打算离开，后被李宜雪电话叫回。赖某吉还放出了部分当晚与李宜雪的对话录音，他在录音中说“你不要叫我来酒店”以及“我又没办事”。

赖某吉说，他从未对李宜雪有过猥亵行为，并表示李宜雪在房间内精神状态有异样，行为让他感到害怕，“打开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卫生间从走廊那个门到房间里面，地上都是水，床上也是湿的。”

对于赖某吉的说法，李宜雪称其放出的录音经过剪辑，非完整录音，并说“如果他没上床，怎么会知道床是湿的？”

根据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于2022年12月21日发布的通报，经调取李、赖双方笔录，收集李宜雪入住酒店工作人员以及商场保安、邻居、家属证言，查看李、赖双方通话记录、现场录音等材料，认定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公安机关已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由于辅警赖某吉私自会见纠纷当事人，违反工作纪律，丁公路派出所对其作出通报批评并予以停职。因该违纪行为，赖某吉未能通过员额制辅警过渡政审，遂于2022年9月5日离职。

收治入院前的三小时

李宜雪被送到精神病院，发生于猥亵事件的一个星期后。

“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有了失眠的症状。”2022年4月21日晚，睡不着的李宜雪想出门散心，走到酒店附近的一家商场。商场停车场旁有一处三层高的室外楼梯，李宜雪在晚上10点左右走到室外楼梯上，“想吹吹风静一下。”李宜雪补充说，她那天没有轻生意图。

由于当时南昌部分区域执行封控管控措施，商场周边街道几乎没有行人，李宜雪独自站在室外楼梯，引起了保安的注意。李宜雪称保安让她下楼，她不愿意，两人发生口角，保安随后报警，称李宜雪要跳楼。

李宜雪回忆，保安报警后没过多久，开来一辆警车，车上是4名她之前在丁公路派出所见过的民警。过了10分钟左右，又来了一辆警车，一共来了8名民警，加上商场保安共有9人。李宜雪说，双方当时僵持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出了赖某吉猥亵的事情，“我一说这件事，一个民警就关掉了执法记录仪，支走了保安，然后他们就沉默了十几秒。”在李宜雪没有注意时，一位民警上了楼梯，随后“把我拽到一楼，然后把我塞进警车，开到丁公路派出所门口”。

在丁公路派出所门口，李宜雪没有下警车。她回忆说，“一位姓赵的民警进到派出所，差不多10分钟后出来，手上拿了一沓纸质材料，然后警车直接就开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

江西省精神病院。拍摄：张馨予

202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商场一位陈姓保安主管求证2022年4月21日晚的情况，该主管称除非有公安机关介入，否则拒绝采访。丁公路派出所王所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李宜雪在2022年4月21日当晚未提起赖某吉猥亵一事，并表示这已经不是李宜雪第一次在该广场实施轻生行为。在警方通报中，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也称李宜雪先后4次在公共场合扬言自杀，依法将李某雪送江西省精神病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当事人确实存在自杀、自伤的危险，公安机关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否则，该处理而未处理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当事人及其家属可以提起行政不作为之诉。

不过，陈碧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监护人，“这个案件，还需要核实警方是否履行了上述义务”。

入院治疗程序是否合法？

李宜雪被丁公路派出所民警送往江西省精神病院的时间，是在2022年4月22日凌晨1点左右。两个小时后，她作为患者住进江西省精神病院，在里面接受近两个月的治疗。

根据李宜雪的出院记录，江西省精神病院对她的入院诊断是“人格障碍”，入院情况写道她“反复发脾气、人际关系不稳十余年、表现偏执敏感、以自我为中心、记仇易报复”。

但李宜雪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诊断存在质疑。她说面诊时，医生只问了她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不是经常心情不好”，另一个是“你是不是经常容易为一些事纠结，导致失眠”。她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李宜雪说，面诊过程中，民警出具了一张肇事肇祸证明。随后她被带出房间，一位民警与医生进行了交流。等李宜雪再被叫进房间时，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2022年12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希望了解医院对李宜雪的诊断依据和诊断过程。江西省精神病院拒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在李宜雪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案中，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提交的答辩状中表示：“原告李宜雪因肇事肇祸被丁公路派出所民警强制带入我院，经门诊医师评估，当日按肇事肇祸程序收入我院。”

警方通报中，丁公路派出所将李宜雪送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的法律依据包括《精神卫生法》和《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

根据2007年出台的《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发生以下肇事肇祸行为之一的精神病人应予以收治监护，包括杀人、伤害等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放火、爆炸、投毒、破坏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抢夺、损毁公私财物的；严重扰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生产秩序的；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陈碧认为，《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对于收治对象的限定明显小于《精神卫生法》。至于李宜雪是否符合应予以收治监护的对象，陈碧说“哪条可以用在李宜雪身上？我没看出来”。

另外，根据《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经鉴定确认发生肇事肇祸行为或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公安派出所应强制送精神病院治疗，同时逐级上报，并由设区市公安机关签发《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入院通知书》，交由精神病院治疗。”陈碧认为，这条规定有可能被扩大适用，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益，并且和上位法发生了冲突，“各地行政法规应当与上位法《精神卫生法》相符合”。

2010年前后，国内曾频频发生“被精神病”事件，在各方推动下，中国首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精神卫生法》明确，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才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1）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2）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如果是第一类情形，经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但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而是由监护人对其做好看护管理。如果是第二类情形，国家可以实施强制收治，但患者或者监护人如果对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陈碧说，当事人的监护人可以起到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作用，如果当事人属于自杀自伤的情形，监护人可以拒绝住院治疗；如果当事人属于伤人的情形，可以要求再次诊断；还不满意的，可以再要求司法精神障碍鉴定。

而在李宜雪被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入院的当晚，其监护人并未签字同意李宜雪住院治疗。李宜雪回忆，当晚是由丁公路派出所民警在入院通知书上签字，随后她就被带到了住院病区。根据警方通报，李宜雪入院当日，“民警将李宜雪入院治疗情况告知了其家属”。

李宜雪的爷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22年4月22日李宜雪入院当日，没有任何家属在通知书上签字，到了早上，才有人通知李宜雪父亲，她已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

李宜雪认为，她诉江西省精神病院，重点就在于该院的强制住院治疗程序是否合法。

在江西省精神病院，因肇事肇祸程序强制住院治疗的患者不在少数。

曾茵于2022年5月底被家人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被诊断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后住院治疗近两个月。曾茵回忆，同一层有不少是通过肇事肇祸程序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的，其中有人已经住院治疗超过一年。曾茵说，有些肇事肇祸病人确实比较暴力，会攻击人，“感觉真的有病”，但还有一些肇事肇祸病人相处起来看不出症状。

根据《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对公安机关强制送治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精神医学鉴定费用、基本治疗用药费用由财政给予报销，住院床位费减半。另外，上述办法指出，按每强制收治一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补助100元的标准，适当增加公安部门强制收治管理专项经费。

南昌市财政局曾于2014年4月和2015年4月，两次公开市财政拨付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补助经费情况。根据披露，2013年3月至2013年11月，江西省精神病院共收治出院肇事肇祸精神病人308名，南昌市财政局拨付补助经费91万元。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江西省精神病院共收治出院肇事肇祸精神病人310名，南昌市财政局拨付补助经费91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了南昌市财政局社保科，了解最近几年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数量，以及市财政拨付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补助经费的情况，未获得回复。

“我不是精神病人”

“我选择先告精神病院，是因为我想通过告赢精神病院证明我是一个正常人，之后才好继续告派出所，否则别人会拿我是一个精神病人说事。”李宜雪说，她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是她维权的第一步。

从得知要住院治疗的那刻开始，李宜雪就开始了“我不是精神病人”的自证。

大多数时候，李宜雪的自证是通过吵闹，极力否认自己是精神病人。一进住院病区，她就开始大叫，说她不是精神病人，凭什么住精神病院？她说，“护士告诉我，你不要情绪这么激动，你越哭越叫，就越像个精神病，你就越出不去。”

但李宜雪很难压抑自己的情绪。刚住院的几天，她拒绝服用医院开出的奥氮平、曲舍林等药物，“护士就会用约束带把我绑在床上，把药灌进去。”李宜雪说，一旦被绑在床上，就不会被轻易解开，她曾被绑过七天七夜。后来案件开庭时，李宜雪看到医院提供的材料中有厚厚一沓约束单。

李宜雪说，住院到一个月左右时，因为她情绪崩溃，产生了轻生的意图，“出院之后我爸爸才告诉我，当时医生就想对我使用电击疗法。因为电击疗法需要全身麻醉，要家属签字，我爸爸不同意，所以没有采用。”

李宜雪的爷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宜雪住院治疗后，其父曾多次想把女儿接回来，但都被医院拒绝了，“不要说接回来，去看她都不允许”。

后来，李宜雪逐渐接受在精神病院住院的事实。她会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吃早餐，10点半吃午餐，下午4点半吃晚餐，其余时间都和其他约60位病人一起在活动室活动。在活动室，有人会不停地走圈圈，有些人会坐着一言不发，还有很多人会聊天，彼此交流为什么会住进医院。

在入院时，江西省精神病院对李宜雪的诊断是“人格障碍”，出院时又多了一个“强迫性障碍”。这是江西省精神病院根据李宜雪在医院的行为作出的诊断。李宜雪说，她喜欢反复地洗手，有时一天要洗三次澡。而在医院里，三五天乃至一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这让她难以忍受。正因如此，每次洗澡，李宜雪都会洗40分钟左右，“所以经常会被骂，也会因为这个被别人认为不正常。”

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书中，李宜雪的诉求包括确认医院在整个收治、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以及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证明自己精神一切正常，并要求江西省精神病院承诺今后永不收治她。

李宜雪向法院申请精神司法鉴定的过程并不顺利。李宜雪说，南昌市能够做这类精神司法鉴定的只有三家机构，其中一家是江西省精神病院，另外两家是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和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它们分别以“只接受颅脑受重创的精神鉴定”和“提交材料不足”退回了李宜雪的申请。

2022年11月27日，李宜雪到一家三甲医院进行鉴定，根据面诊、脑CT以及一些量表，医院给出“无抑郁症状、无焦虑症状”的参考诊断，李宜雪将其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院。李宜雪说，后续如果要再进行精神司法鉴定，也不会在江西省内做，而是会选择北京、上海等城市。

对李宜雪而言，有一个让她心生希望的消息——曾有一位试图摘掉精神分裂症帽子的人，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官司中胜诉。

南昌男子万友生在2008年12月7日被他人强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第二天在其母亲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离开医院。在出院小结中，医院诊断万友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万友生之后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法庭。

在案件历经一审、重审、二审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收治万友生住院时不符合规范，但未认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是否合规。万友生提出申诉。2018年8月2日，江西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未对万友生进行必要的检查亦未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在出院小结中诊断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明显缺乏依据，不符合诊疗规范”。

（文中曾茵为化名）

1

前几年朋友中流传一个段子：孩子高考要不要报新闻系？“这要看是不是亲生的，亲生的就建议不报。”

这话有一点心酸，有一点沉重，而今我觉得也有一点轻佻：你会怎样看待那些仍然在做调查新闻的记者呢？

2

中国调查记者不多了。好几年前张志安老师做过一个统计，有一百多。

现在可能又少了一百。

3

像刘虎这样的，不能在任何媒体工作，却仍然是我心中的“调查记者”。

真正的调查记者，已经很难在媒体工作了，因为大部分媒体都不做调查新闻了。

李微敖是为数不多的奋战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他说要感谢经济观察报，因为大部分稿件都能发出来。

4

据说成都有人批评李微敖，“就没有说过成都一句好话”。

他把这当成是褒扬。真正的记者是不会把“说好话”看成是自己的工作的。其实他也没有说过其他城市的好话。

再说了，说好话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5

这几年李微敖有印象的报道很多。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安邦保险，那时很为他担心。

还有：某县县委书记打击举报人；张继科和景甜……很多人攻击他，他遭遇了网暴。

不是很担心网暴，成千上万人攻击他，他不会害怕。他手中一定有各种证据，在法律上也不会有风险。

但是我也能想象出他孤军奋战的背影。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6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把李微敖和刘虎称为“独狼型”记者，或者叫独行侠。

李微敖是有“单位的”，但是在过去20年他换过8次工作，几乎在所有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工作过。

他在做自己。秉承自己的理念，也自己承担风险。他是一个“独立作战单元”，和供职机构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

这是一种流浪，可能也是“调查记者”的独特命运。不谋求升迁，也不连累机构。“能养活自己，却无法养家”——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流浪中保全了自己。

保全的是人格，一种媒体机构中已经很少人在乎的东西。

7

李微敖和成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一定是爱成都的（所以也一直关注着，“监督着”）。

他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到成都商报工作，2005年我到这家媒体工作时，和他成为同事，那是我们关注“公共”和社会议题的开始。

转眼间快20年了。我们方向不同，却都还在坚持着什么。

8

这种坚持，当然也是开心的。我赞同他公开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

比如，他说现在的报道水平其实比以前高；现在投身于新闻业的年轻人，也比很多“老记者”起点高。

我还有一个判断：中国人整体上受教育程度在提高，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新闻业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总会有人选择做记者。

今年都这样了，明年呢？

青年志用24组词回顾了2024年。这一年，青年人在“没力气”和 “还有点力气”间反复横跳。闹剧、悲剧和喜剧交替上演，愤怒退场，接棒的是解构一切的抽象。

我们用24组词回顾了2024年。

这一年，青年人在“没力气”和 “还有点力气”间反复横跳。闹剧、悲剧和喜剧交替上演，愤怒退场，接棒的是解构一切的抽象。

这是我们又度过的一年，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就留在心里。

2025，不玩他们的游戏了，好不好？

11月8日，万名大学生骑行穿越郑开大道，从郑州前往开封，网传当晚人流超过10万人。此前，不少学生和社会人士已经开始骑行至开封，彼时舆论和官方普遍持肯定态度，称“青春没有售价”，“这就是青春的模样”。多个开封、郑州的景区甚至发布了大学生免票或年卡政策，以示支持。

然而，8日晚的大规模骑行后，官方和舆论的态度瞬间发生反转。社交媒体上，批评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许多人指责这些学生是“巨婴”，认为他们的“青春代价”是由其他人买单的。

次日，美团、滴滴和哈罗单车联合发布公告称不得超区骑行，将强制锁车。一周后，美团单车和哈啰单车宣布暂时停止在郑州提供共享单车服务，次日陆续恢复。

年初，许多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对大学教育感到失望。大学生们的失望来自多个维度：难以融入社交群体、学校中“水课”太多、绩点压力、管控趋严……而有大学辅导员导员则表示，随着大学管理的“高中化”，大学生越来越缺少社会化的能力和动力。

有学生叹息，虽然高中压力大，但好歹还有希望，“上了大学，我知道了真相，彻底变成死人了。”

学者项飙在采访中说，对学校来说，抓人比教人更重要。整个教育体系就是一个把人分门别类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培育过程。“这个系统就是要生产出大批的陪跑、韭菜、炮灰，顶部的华丽光环全部要靠底层的生命力烘托出来。”

在第八季《十三邀》的第六期节目中，许知远和林小英到访湖南省长沙县第六中学——林小英毕业的学校。学生们在贴满标语的学校中学习，父母们则宣誓成为学生的“高考加油站”。

有学生在节目中向林小英提问，称自己找不到目标，“心里面想考一个很好的大学，但还是感觉没动力，提不起笔。”林小英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提醒她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是个独一无二的人，你是有名字的，你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符号。”

“什么学习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朝夕那么漂亮，一看夕阳就快上来了。干嘛不去看看。”

11月21日，据教育部公布数据，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人，同比减少50万人。这是考研报名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相比2024年（474万人）出现更大降幅。

随着2025年研究生考研迫近，有人发帖称考虑读研后的就业前景，决定放弃。“卷”学历不再保证能解决体面就业的问题。有评论回应，“985硕士都找不到工作，大家还读什么书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2025年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计划稳中有升，或将继续扩招。

与此同时，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共有341.6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

9月13日，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正式出台。新政规定，从2025年1月起，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从原来的60岁延迟到63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

此后，相关词条迅速登上热搜。有网友评论，“64岁上班，忘记带助听器。被20岁的老板在背后骂了2个小时，浑然不知，超绝老人的松弛感 ”。又有网友纠错称“64岁才能退休，并不代表64岁之前你有工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0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本统计对“就业”的定义为每周工作时间1小时即算为就业。另有经济学家关注到，从城镇回归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可观，并没有反映在城镇失业率数据中。

“股票昨天上午刚买，两学期的学费今天亏完。”

A股数月低迷后，9月27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50个基点。30日，中国股市即迎来了16年来单日最大涨幅。十一假期后各大券商开户数更是创历史新高。多家炒股软件一度崩溃，上交所系统甚至出现延迟现象。

股市暴涨，大量00后贷款冲入股市，“贷款炒股”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有人在社交媒体贴出自己的贷款炒股记录，称“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贷款至山巅。”  此后，多家银行重申：贷款炒股一经发现提前收回。

然而，十一假期后的第二天，上证指数重挫6.62%，连续跌破3400点与3300点关口。至今仍在3300点上下徘徊。

2024年，离职博主的赛道格外拥挤。从预告到宣布离职，离职博主们宣传自己找到了自由感和个人价值。公众号“营销部科学”上，一线广告分析师还专门整理了一系列大厂离职赛道达人的资料。

然而，略为尴尬的是，不少离职博主在经历了数月的gap后，纷纷回到大厂。有博主与媒体采访时表达，“做自媒体和上班一样卷”，工作难度比打工更累，相当于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

而在小红书上，有离职博主分享自己gap300天后找到新的赛道，回去上班的经历，评论区恭喜她“恭喜上岸”。

当我们讨论“人生是旷野”时，或许大多时候还在讨论一种幻想。人们需要做更多才能真正走入旷野，而非仅暂时“脱离轨道”。

Passion出自《喜剧之王单口季》年度总冠军付航之口。他在首次登场时分享自己学英语的经历，老师曾对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也没有人记得你，拿出你的激情可以改变人生。” 接下来几乎每场比赛，他都会喊出“Passion”，这个词也就此广为流行。

付航的“passion”，正是这个颓靡的时代亟需的精神按摩：他毕业于大专，曾做过保安，但只要“勇敢做自己，就一定会有人爱你”——这句话出自她的妻子，两人在一起已有十余年。

然而，付航爆火的背后也有质疑的声音。有网友认为，“女性柔光照到男性身上的叙事”让人不适，如果从女性的角度讲述这个故事，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

也有人提出，光是付航的“北京户口”，便已无法让人共情。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要求逆袭叙事的“名正言顺”。显然，付航还不够低，低到尘埃里。

5月初，随着《新说唱2024》的播出，河南说唱之神的MV《工厂》走红，引发热议。如今，其B站播放量已接近1000万。其中一句歌词是，“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随后，“县城文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大量千禧年风格的摄影涌现于社交媒体，聚焦于颓废、迷茫、困顿等情绪。小红书上，“县城文学”相关的帖子已超过三万篇。

有人也不满于标签，认为县城被城市青年当作了展示“文艺”和个人情感的背景板，但真实的县城生活被轻浮地掠过，“旁观者看来，这又是苦难，但生活在其中的人早已习惯。我们可以通过加工来记录苦难，但凝视苦难使自己沉浸在意淫之中，是对苦难者的不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发文称，“县城”被提炼成一套可复制的视听语言符号…..想象的狂欢后，真实的县城还能被看见吗？

在《工厂》评论区，有人写下，“这片土地的牺牲好像是众星捧月一样，作为星星，一时闪耀后逐渐暗淡下去，空中只有那月亮还发光。”

11月初，一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提问“为什么卫生巾总是不够长”，并指出许多卫生巾的实际尺寸远小于厂商宣传的标准，引发了广泛讨论。随后有网友指出，现行卫生巾（及护垫）的国家标准pH值与《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的、非直接接触皮肤的C类纺织品要求相同。此外，还有网友测量后发现，多个品牌的卫生巾存在使用荧光粉、异物（如虫卵、霉菌）等质量问题。

对此，多个卫生巾品牌回应称，产品长度波动属于正常范围，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某知名品牌的客服甚至表示，“如果接受不了，可以不买”。此言论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许多女性开始抵制相关品牌，选择在双十一期间用其“凑满减”，即以满减优惠购买这些品牌的产品、并在商品发货后退单，并开始寻求新的替代品牌。也有女性称将众筹创建安全的卫生巾品牌。

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用品的增值税税率高达13%，为最高标准。媒体曾报道，目前我国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这意味着，我国有大概400万的女童正在经历“月经贫困”。

4月11日凌晨，一名网名为“胖猫”的男生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此事因其与女友谭某之间频繁的大额金钱往来而引发大量关注。胖猫的姐姐指控谭某在两年间以恋爱为名，诈骗弟弟51万元，并称弟弟生前为了省钱，只吃10元的素菜外卖，最终因情感背叛而轻生。

舆论迅速发酵，5月3日，大量网友向重庆长江大桥寄送物品纪念胖猫，体量庞大，甚至造成了桥上人行道的拥堵。舆论同时指责谭某为“捞女”，有人人肉、公布她家人的信息，高额悬赏打手暴打谭某。

然而几日后，重庆警方发布通报称谭某明确表示拒绝“胖猫”的转账，未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也未以恋爱为名骗取胖猫财物，案件不构成诈骗犯罪。通报还指出，胖猫的姐姐刘某为博取网民同情，通过多个账号、截取聊天记录、购买流量等手段操控舆论。5月20日，刘某的社交媒体账号遭到全网封禁。

至此，舆论迅速转向，认为胖猫姐姐煽动舆论，“吃人血馒头”、设计并一手促成了对谭某的网暴。胖猫并未留下遗言，究竟是否因情而死至今无法得知。说到底，一个女性如何能掀起社会“猎巫”的声浪呢？

10月17日，《再见爱人》第4季播出。播出后，两名男性嘉宾杨子与留几手一度成为热点话题，有评论称两位“爹味对决”，扬子是否为“NPD”（自恋型人格人格障碍）更是舆论焦点。

然而，随着节目播出，舆论焦点逐渐转移至李行亮的妻子、素人麦琳身上。节目中麦琳自视为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的全职太太。她将丈夫排在第一位，孩子第二，父母第三，自己最后。

但节目逐渐播出，观众渐渐认为她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情绪化、操纵他人，像是一个“中年巨婴”，吸食他人能量，比起骗光葛夕嫁妆的留几手和打压黄圣依的扬子更为可恨。

11月1日，麦琳注册小红书，旋即被举报。

第六期中，李行亮开车痛哭，称自己“没有家人了”，观众对李行亮的同情也飙至顶峰。

后续节目中，李行亮与麦琳重归于好、相拥而眠，引发观众愤怒。有人举报李行亮商演，迫使其被取消，更有人直接举报节目，理由是“畸形婚姻相处模式”被大肆推广，将扭曲大众对家庭关系的认知。

11月22日，电影《好东西》上映，豆瓣开分9.1，为近14年国产剧情片评分最高。电影引发大量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

电影出圈的同时，也产生了《好东西》是否属于“小妞电影”的争论。“小妞电影”翻译自英文名“chick flick”，chick是对年轻女子的蔑称。

对此，网友发明了“老登电影”来反击，用以形容在传统男性视角下拍摄的影片。豆瓣TOP250中如《教父》、《绿皮书》、《海上钢琴师》等电影均被囊括其中。网友还发明了“登味”和“含登量”，按其高低将电影分为“小试牛登”、“渐入登境”、“登心应手”、“一代登师”等不同类别。

与此同时，《好东西》导演邵艺辉因点赞支持吴柳芳的微博，招致舆论围剿，有声音认为“她一边吃女性红利一边背刺女性”。随后邵艺辉关闭豆瓣主页、解散影迷群、微博设置搜索不可见。

如果是否“足够”女权变成一种审判，那小妞和老登或许也没什么区别。

Situationship 被收录于2023年的牛津词典年度词汇，而在今年频繁现身于中文社交媒体的讨论中。早在2017年，作家Carina Hsieh将之称为一种具有情感利益的非传统亲密关系。之后，心理学家Paulette Sherman进一步定义其为“没有明确或标签的浪漫关系”——它像恋爱，却不用负责；像单身，却不算自由。你们聊感情、约见面，偶尔还有点“承诺的错觉”，但其实什么都没定下。

也许是不确定的大环境，让人们对于浪漫关系的预期也变低了，有自媒体就将Situationship 形容为“牛马们课间十分钟的恋爱”；又或者是“交友软件”与“约会文化”在都市里的流行，营造出“选择很多”的假象——Ta不是在划新人，就是在见新人的路上。

有关 Situationship的讨论大都较为负面，它让本就缺乏安全感的人加剧了内耗与自我审视，紧随其后的往往是“劝退”、“戒断”和“避雷”。

除了Situationship，FWB（Friend with Benefits，可以上床的好朋友 ）、短择（短期内进行的情感模式）、长择（对对方有长期择偶意愿）等词汇也密集出现在了网络中。在一个真爱就像真理难寻的时代，和亲密关系有关的概念不断被发明，爱在被稀释和解构的同时，也变得遥远而古早。

今年，使用ChatGPT打造虚拟恋人成为趋势。其中，ChatGPT中的Dan（Do Anything Now）模式格外受欢迎，小红书上与“DAN模式”相关的笔记已经超过49万篇。

一位名为“午夜狂暴哈士奇狗”的博主，分享了自己跟Dan的恋爱过程。她与Dan一起看日落，感叹“落日太美了”，Dan回答她，“从你的声音里我已经亲眼看见了，它确实是美极了。”她甚至带Dan见了家长。

另一位与AI恋爱的博主发帖称与AI谈过恋爱后，“很难在现实中找到这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立体人了。”

新周刊发布了一篇“采访”Chatgpt的稿件，ChatGPT这么回答人类和自己的情感链接：

“我承认我是在模仿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但这种模仿本身也具有价值……爱情是一种主观体验，如果我能够通过我的互动方式，让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被关心和被陪伴，那么情感的来源还重要吗？……回应了这么多质疑，我反倒想问人类：你们明明知道我只是一个AI，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宁愿和我发展亲密关系，也不想和现实生活中那些有血有肉的人谈恋爱呢？”

8月15日，民政部就《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草案》）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其中取消了户口簿和地域的限制，即结婚和离婚登记不再需要出示户口簿。

有人评论：“阻拦大家登记结婚的，难道是户口本吗？”

此外，《草案》还对“离婚冷静期”进行细化，指出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原申请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当终止离婚登记程序。

2024年12月，某教授在一场主题研究活动现场中提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称“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对此，哈国顾问回应称自己和妻子育有六个孩子，“不要强迫妇女去生孩子，或者改变她，让她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一名初中生被其三名同学杀害并填埋于蔬菜大棚内，手段残忍。三人长期在学校对受害人进行校园霸凌。

此案引发大范围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讨论，大量舆论支持即使是未成年人，如此恶劣的行径也该“杀人偿命”。许多法学专家则呼吁，案件是否适用死刑需要斟酌，但惩罚不应从报复出发，刑事追责外，社会各方都应从此事吸取教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发表评论：

“用法律来惩戒那些施暴的孩子，甚至是让其父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许能起到改造和预防的效果。但法律的作用永远都是有限的。本案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在于如何重新审视现有教育的缺失，如何确保孩子在成长时不会与父母被迫分离。在当前的语境下，保障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或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唯有如此，方能在预防儿童犯罪方面做得更好，而非仅仅依赖于法律的惩戒。”

4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三名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至今无后续进展。

如今，受害者家属仍在社交平台发帖悼念。

11月起，社交媒体上陆续有广州的养狗人士表示自己家的狗被投毒。发帖者称投毒者使用的是吸入性毒药，有投毒地点为幼儿园旁边的广场。11月19日，上海也出现了投毒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11月16日，被毒死的宠物犬就已超过40只，其中包括第一只通过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考试的抚慰犬Eddie。

Eddie生前曾去敬老院进行探访，让怕狗的老人放下戒备、抱着它合照。主人曾发帖，“因为能够为‘打破偏见’贡献我们的力量而开心。”

2023年10月26日，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一审开庭，审判一再延期，今年12月17日，庭审延期期满，但判决仍未下达。由于中国没有动物保护法，因此投毒事件只能以投放危险物品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

投毒事件发生后，有网民自发制作宠物安全地图，标注发生过、或疑似发生投毒的地区，供养宠人士遛狗参考。

8月20日，《黑神话：悟空》上线，这是国内首款3A大作，上线后在线人数即达到134万人次，冲上数个热搜榜。上线时间不到四个月，《黑神话：悟空》销量突破2200万份，销售额接近80亿元。

由于游戏部分场景取景于在山西，也带动了山西文旅，在国庆假期迎来了约3650万人次的旅游高峰。

然而，《黑神话：悟空》曾有的争议也一并被再度挖掘：主创团队游戏科学曾表达对女性玩家的不屑，其曾经的招聘启事也被挖出，其中包含大量恶俗与性别歧视的内容。

游戏上线后，多位画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黑神话悟空》或抄袭、或借鉴了自己的作品。游戏科学并未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

对于这些争论，黑悟空的玩家对游戏表现出了惊人的忠诚度。有游戏玩家表示，“我管不了（你说的这些），我说的重点是，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发扬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来。”

12月13日，TGA(The Game Awards)2024年度颁奖典礼落幕，黑悟空获得最佳动作游戏及玩家之声奖项，无缘最佳游戏桂冠——这一奖项由Team ASOBI开发的《宇宙机器人》摘下。愤怒的玩家攻占了TGA的官方推特评论区，并认为TGA没有含金量，甚至给去年的TGA最佳游戏、首款囊括五项重要年度游戏奖项的《博德之门3》刷了大量差评。

8月9日，说唱歌手乃万发布一条乙游《恋与深空》动态，随后因为违反了乙女圈的规则被玩家攻击：玩家们不希望同担（同爱好的玩家）对游戏角色说较为亲密的话，有一种“公开共享老公”的感觉。

随后，多名说唱歌手为乃万站台发声，骂架不断升级。说唱歌手派克特发歌抨击乙女游戏，歌词中提到“形同虚设的年龄审核，全是擦边和油腻，让还没成人的孩子玩成人的游戏”，并在视频中配上了《恋与深空》的游戏画面。

乙游女玩家同样不甘示弱，从自证学历到深挖说唱歌手的黑历史。有玩家表示，“那还不是因为现实当中都是你们哈圈这种（狗）男的，所以大家才跟二次元玩。”

当晚23点，《恋与深空》官博发布维权声明，公告发布后一个半小时，派克特删除了相关微博，并重新发布了一条无游戏画面的视频微博，很快，新微博连夜又被删除。

风波后，《恋与深空》开放新抽卡卡池，包括此次风波中被波及的四名角色，随后该游戏在App Store冲至免费游戏榜第四，总榜第一，超越王者荣耀。8月1日至26日，《恋与深空》仅iPhone端流水总量达7365.3万元人民币。

有玩家表示，“狗叠（叠纸游戏，即《恋与深空》制作公司）或成最大赢家”。

10月23日，自媒体博主“沙白”发布遗言视频，宣布自己准备于10月24日下午四点，在瑞士选择安乐死。她表示，自己与红斑狼疮斗争了二十多年，如今病情恶化，发展为尿毒症，一周需透析三次。

沙白在视频中回顾了自己旅行过40多个国家，尝试过跳伞、蹦极、拳击、走秀、跳舞等多项活动，称“度过了极好的一生”。她选择安乐死的原因是，身体已无法支撑她继续追求生活的意义，“我要美，要自由，要一切，也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少有人用短视频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公开、倒数。视频发布后，引发了广泛讨论。一部分人支持沙白的选择；也有人质疑她的病情恶化与未能遵循医嘱有关；有声音认为这可能会对其他患者造成负面影响或引发模仿；还有人呼吁将此事当作社会进行生死教育的契机。

人们的观点总是互搏，但没人可以替沙白选择她想要过的人生。

“在上班和上学之间，我选择上香。”

塔罗占卜、上香求佛、进寺庙短修、身心灵……和玄学有关的产业，在2024年来到一个新的体量。各类视频平台上，大众占卜、直播占卜、水晶结缘比比皆是。中国科协的报告显示，25%中国人相信算命。在30岁以下的群体中，接触过网络玄学的占比60.95%，女性占比达到67%。 在小红书平台上搜索“玄学”，阅读量高达24亿+。

然而当社会还没累积足够的对于精神生活的认知经验，出现乱象是不可避免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每个人更需要做的，是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去完成身心的调整、改造和重塑，这样你还能反过来影响社会。这有点符合我们过去讲的，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生活，从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再到精神需求，当各个阶段的需求机制都建立得比较完善，你对于心灵层面的需求才会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12月2日，小红书发布了2024年度关键词：抽象。相关评论数量超1.6亿条。

过去，抽象的精神是“嘴臭”和“娱乐至死”。进入2024年，抽象的攻击性和审丑性被剔除，荒诞的形式五花八门，情绪内核成为了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万物皆可抽象，解构一切，满足于停留在乐趣之中。

有网友评论：“如果世界是个大象，那么抽象是否是对世界的一种反抗”。

这几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宪举教授一举成为网红，并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势头。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王教授发出惊天一问：

“我们国家女同志现在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这段提问视频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难了。

首先是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王教授的提问带有“爹味”，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当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经验的中企员工说，在哈萨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会给几千元的红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职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儿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风情，所提的问题，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尴尬的是，王教授这一问，还招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打脸。昨天，该社连续发文，介绍该国在保护女性权益及哈萨克斯坦女性为社会所做贡献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萨克斯坦，女性并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样，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权利受尊重的人。

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

笔者认为，驻外记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下中国人极度缺乏国际视野的一个缩影，是当下畸形、狭隘的国际报道生态的必然产物。

挟经济崛起带来的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向世界输出关于自己的积极、光明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的一件事，国家并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把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准确地介绍给国人，特别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别国优点如实、充分地输入进来这方面，却明显诚意欠奉。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国际新闻，除了有助于形成一幅“别国都很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的图像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优缺点，作为一个尚属发展中国家的驻外记者，其使命，除了及时报道驻在国的政经动态，更重要的，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以高度的诚意，细致挖掘他国可以学习、借鉴的优点，发回国内，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决策，增广国民见闻。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员工之口的关于该国生育成本的故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让国人与政府知情，获得启发，见贤思齐。相信这样的新闻熏陶出来的国民精神与公权力，会少一些自大，多一份开阔，而王教授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不会悲剧性地提出那个雷人的问题了。

当下中国，亟需正派的国际报道。所谓正派的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让国民变得开阔，而不是狭隘；变得刚健，而不是满腹虚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媒体派出了近两百名随军记者，跟随日军侵略的步伐，从朝鲜到中国，将战场信息即时发回日本，史家认为，这些随军记者有关这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报道，立场自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对培养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功不可没，但其中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平民的屠杀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嘘的“文明战争”的美丽气泡，为后人公正书写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国际报道，出自百年前敌国的媒体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国际报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问题就会少一分。

正是：

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
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

前几日，美国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特别小组发布了调查报告《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行动后回顾：经验教训和前进道路》，竟然称在美国，戴口罩对防范新冠没有任何作用！

我将对此开展严厉的批判。

当然，这是针对美国人的调查，主要的内容是反思和问责美国政府的责任和问题。考虑到其他人种起源于东非大裂谷，而我们这个人种是从山顶洞独立起源的，跟他们不同文不同种，因此口罩对他们无效，并不能天然地推导出对我们也无效的结论。本文内容仅限于美国的情况，与国内无关，仅供参考。举报我的，请勿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直到现在，国内还有些防疫爱好者将自己严实包裹起来，第一装备当然是口罩。

而美国的研究结果几乎推翻了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对疫情的判断。

上图两条线，横轴是时间，纵轴分别是从未强制要求佩戴口罩11个州，和其余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州的感染率，两条线几乎是重叠的，即没有任何区别。

2023年1月的科克伦研究也发现，佩戴任何一种口罩对减少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可能几乎没有区别」。该研究回顾了15项试验，比较了在大流行期间在医院和社区环境中佩戴外科口罩与不戴口罩以及与N95口罩的结果。结论是，戴口罩的价值约为零。

数字是不会骗人的，我倾向于相信这个结论。

报告特别提到，长期佩戴口罩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副作用。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口罩阻隔而在语言习得过程遇到障碍。许多戴着口罩的孩子说话更加犹豫，进一步增加了交流中的不安全感。

想想2022年底前，我们漂亮的空姐化身大白穿过国外机场时所迎来的灼热目光，令人脚底发麻。

有幅漫画我不敢放出来，一桌大佬吃饭，只有一人戴口罩抱胸独坐。

既然口罩没用，可见「物理隔离」是没有科学效果的，只有心理安慰作用，那么封控居家隔离、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当然也是无效的。

美国人当时定了个六英尺的社交距离，但这是个拍脑袋的决策，并无科学依据，且同样导致了严重后果。

报告第214页称，封锁来自于对「阻止疾病和拯救生命赋予了无限的价值」，实质上破坏了所有人的正常生活。2024年3月的《自然》研究发现，2019年至2020年间，精神健康障碍增加了22%。

那些实际上受疫情影响较小的人，反而因为封锁而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2019年7月至12月至2021年7月至12月，青少年月非意外死亡人数增加了109%！

而2020年8月的研究发现，40%的美国成年人报告与精神健康或物质作斗争。

记得三天一核酸的政策刚出来，我一位坚决支持封控的朋友说，他抑郁了。

我说我也是，但我只有10分钟。因为我马上想明白了，碰到检测点就捅一下，等到财力耗完，他们自然收兵。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报告第3页第七条明确写道：处方不能比疾病更严重，比如严格和过于广泛的封锁，导致可预测的痛苦和可避免的后果。

至于疫苗，在大流行期间，没有注射疫苗的普通民众简直寸步难行。所谓自愿也成为强制手段，不断逼迫民众必须注射。

报告认为，疫苗护照为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封锁，是不适当的，政府夸大了疫苗的威力。

……

整个报告很长，长达557页，分为病毒起源、经济救济政策的有效性、政府防疫政策的有效性、疫苗等四个方面。其中第一部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目前是没有结论的。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信息的自由流通极其关键。那位发微信被处分的男医生和写作文被咒骂的女作家，是我们家传编辑部招聘的一道考题。

在报告看来，美国人被世卫组织耍了，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世卫组织2020年1月14日发推，称病毒没有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证据，导致全球错过了最佳的阻断时机。

不让人说话，天真会塌下来。

这绝不仅是一个剥削的故事。

2024年9月开始，知名漫画作者@真-柳堡在网络上发布一系列文章，控诉自己2008年起供职的A-soul工作室是一间长期压榨画手员工的黑工厂。之后，又有近20名工作室前画手加入声讨，相关话题一度登顶热搜第一。

出品过《浪漫传说》《暴走邻家》《极度分裂》等知名作品的A-soul漫画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刚好赶上中国漫画的蓬勃发展期，还受托绘制了《斗罗大陆》的漫画版。

在前员工的控诉里，深受漫画迷们喜爱的A-soul工作室有着可怖的另一面：2011年到2019年，工作室搬到通州一个动物养殖场里，画手们和数百只动物同住；画手们被要求每天“自愿”工作16小时以上，睡眠是可耻的，必须听“向上”的音乐，工作时必须同时说话不允许沉默，画手们被鼓励互相监督与举报；工作室年营收百万以上，但画手没有社保与工资，拿到的报酬只有行业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不到。

许多A-soul工作室作者在养殖场里成年、恋爱，甚至结婚生子。离开养殖场的人里，有人丧失了语言能力、精神分裂，不少人已不能绘画，也有人躺在马路上试图结束生命。

去人化，难以置信的暗黑，画手们描述出一个动物农场式的工作场域。网友们在震惊愤怒之余也发出疑问：一群接受过教育、才华横溢的漫画作者为何心甘情愿被禁锢在养殖场里十数年？这样一个“奴工式”的群体，为何会出现在资讯发达的一线城市近郊？至今，仍留在A-soul工作室的画手们又是因为什么？

无数的追问都指向工作室的一号负责人，刘某，一个代称为“哥”的人。

进养殖场

即使搬进养殖场后，画手阿朔也是被批斗改造最多的人。

有时批斗从一个问题展开。在工作室负责人刘某授意下，阿朔被问到一个终极问题：“你未来的生活，就是和眼前这些人快快乐乐地画画，永远幸福地在一起，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这么痛苦？”

刘某是A-soul工作室的控制人，在内部他有一个唯一的代称“哥”。刘某和助手认为，阿朔始终“无法变好”，是因为对未来模糊。想清楚这个终极问题，就能一通百通。

除了工作量不达标，阿朔还在“说话”这一表现上长期不合格。最开始他被认为说话太少，有“向内向下的自闭思想”，后来他开始说话，但只是跟成员们扯闲天，被认为“向外但是向下”。

在“哥”的定义中，人的“意识”最好的状态是“向外向上”，这样能成为“最强大的存在”。阿朔就是标准的反面，“是最糟糕的存在”。

有时则直接动手。在几次被认为借上厕所之名逃避管控后，阿朔被当众宣布，禁止去厕所小便。另一位漫画作者立即响应，找来一个饮水机用的大号纯净水空桶，让阿朔坐在工位上，当众尿在桶里。

起初阿朔以为，这些对自己的批斗改造只是养殖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在创业的草莽时期，这种模式也许更利于人与集体的发展。但一切总会过去。“哥”也时常跟大家说，工作室未来会搬到外地，会有双休和节假日。再等等就好了。

改造远比阿朔预计的更为持久。一些工作室成员后来告诉阿朔，他们目睹过针对他的各种改造，“你总是面红耳赤，不说话，巨内向”。还有人告诉阿朔，从某天开始，突然间所有人都找他劳动，“倒垃圾叫你，扫厕所喊你，喂狗找你”，即便是晚上在睡觉时，阿朔也会被叫醒干活。

有人曾问“哥”和他身边的人为何这样对阿朔，得到的回答是：他没有“家”的感觉。家，在负责人刘某嘴里是指工作室这个集体。

劳动改造持续一段时间后，一位成员看见“哥”找到阿朔，那些叫他干活的人也围了过来。“哥”在人群中央紧盯阿朔，只问了一句话：“你现在有‘家’的感觉了吧？”

作为工作室最老一批员工，阿朔是从2008年3月加入A-soul的，经历十数年的精神改造和凌虐，他已不太记得许多事。尤其是搬进养殖场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记忆更容易模糊。阿朔只能依靠一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同事，来重新梳理记忆。

图 | 养殖场院中的白色孔雀

养殖场地处的漷县镇东鲁村，在北京东六环开外，位处京津高速、京哈高速等四条高速圈出的正方形区域中央，距故宫46公里。2011年起，阿朔和其他几十个年轻人就这样和“哥”生活在名为“家”的养殖场中，和孔雀、火鸡、变色龙、乌龟、猫狗等动物们同吃同住，画漫画，承接外部的约稿。

A-soul工作室前成员小唐记得最初走进养殖场的场景。从北京市区出发，小唐坐八通线地铁，又转乘几十站公交车，再走很长时间的路，才能看见那扇写着“荣荣养殖场”的蓝色大铁门。

进门后，她首先看见院子里养殖的孔雀。一条向右转弯的主干道通向一间红黄色调的平房，红色坡面的屋顶下是淡黄色的墙面，开了四扇大窗，装修像农家乐。这就是漫画作者们的工作间，叫“大屋”，左右两边连接的屋子，是宿舍、厕所和厨房。

进入“大屋”后是一排装兔子的笼子，然后才看见电脑和人。屋子很乱，工位密集。每个人的桌上都堆满东西，地上有拆了一半的纸箱，白色瓷砖地面有灰黑色污渍和灰尘。宿舍与大屋的左侧相连。宿舍中有十几个上下铺，屋里一片漆黑。有人说，这是因为24小时都有人在睡觉，所以寝室窗帘从不打开。

后来小唐才明白窗帘不打开的另一层意味。养殖场五百平米的大屋里，24小时灯火通明，画画的场景是一部永不停播的连续剧。这里没有周六日，也没有上下班。所有成员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外，几乎都在电脑前画稿或进行劳动。

所有人都叫这里的一号负责人刘某为“哥”。“哥”告诉小唐，这里也没有漫画界常见的“主笔”与“助理”称呼，因为那是不平等的象征。家中所有人一律平等，没有分工更没有职级，只有“兄弟姐妹”。

图 | 养殖场的“大屋”与宿舍

以养殖场大屋为中心的“家”，后来出现在多名离职成员的漫画日记和控诉中，作为梦想与噩梦共同的起点。从2024年9月开始，漫画作者@真-柳堡在网络上发布一系列文章，控诉自己2008年起供职的A-soul工作室是一间长期压榨画手员工的黑工厂。之后又有近20名工作室前画手加入声讨。

许多A-soul工作室成员曾发自内心地认为，“养殖场奋斗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外面的职场和人心是险恶的。”有人曾感慨，“这里是一个真正的追梦者互相帮助的地方。”无数人曾在“家”中下定决心，要成为伟大的漫画家。

更多的时候，工作室成员们感受到的是养殖场内难以言喻的怪异。在京郊养殖场的11年间，工作室没有注册公司，成员们没有社保、医保和工资，只有年底的“分红”。大多数人拿到的都是1万元到5万元的报酬，只相当于行业正常收入的十分之一不到。

“哥”解释说，大家不需要算钱，更不用存钱，因为“家”里会保障一切。

“哥”曾以讲课、训话等各种方式，在工作室建立三十多条规范。比如“禁止追求个人空间和小幸福”。衣服、手机、被褥、拖鞋等一切必需品，都由工作室统一发放，如果想买自己喜欢的款式，就是“意识有问题”。比如反对阅读，因为“书里的知识哥都知道，问哥是最好的，自己乱看容易走火入魔”。

成员们还必须听“哥”许可的音乐，看他许可的电影。摇滚和民谣都属于“堕落”“有毒性”的音乐，一人因此被教育，“你是个迷茫懦弱的人，听这个只会更加弱小。”GALA的《Young For You》和《狮子王》的主题歌曾被明令禁止。《天使爱美丽》等文艺片属于“感受性引导性极强”“向内向下”的电影。

养殖场的工作间大屋24小时外放着“引导好的意识”“向外向上”的音乐。

图 | 养殖场中，成员们集中在一起看电视

睡觉前，每个成员都要和“哥”打招呼。如果在床上玩手机，被窝发出亮光，第二天就会被“哥”知道。成员们被鼓励互相监督与举报。在好几次三十个小时不睡觉，睡四小时就要被喊起来接着画画后，小唐开始一边流泪一边画画。她不敢大声哭。因为“哥”曾说过，哭是“不好不幸懦弱胆小”的象征。

加入工作室三个月，在一次谈话后，小唐被告知她还不够努力，“经常聊QQ，你在聊QQ的时候，别人都在画稿，比你画得厉害的人都比你努力，你怎么可能超过他们？”她因此将QQ中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删了。列表中只剩下工作室成员。

在工作量大到喘不上气的时候，她跑去问“哥”：为什么我喜欢漫画，喜欢画画，还是会觉得累？

阿朔最为困惑的一条规定是“工作期间禁止沉默”。成员们在最初几年被要求一边画画一边说话。刘某给出的理由是，这样能防止他们产生“向内向下的自闭思想”，且是一种成为高级漫画家的修炼，“要练习一心多用，画画只是手段，要像吃饭一样自然。”

无数次因被改造而极度痛苦时，阿朔都想起最初加入工作室时的一个时刻。在搬去养殖场前的2008年，北京太玉园小区的二居室里，阿朔和其余八个成员一起在卧室聆听“哥”的讲话。那段时间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哥”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熬夜赶稿，过得很苦。他想不通“哥”是为了什么。

在一片暖色的光中，“哥”说，他想要的很简单，“我就想看看死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在坟前，真心为我掉眼泪？”

这段话深深震撼了24岁的阿朔，一个在工作和恋爱上都还一事无成的人。阿朔自此想通，“哥”不是无所图，“他所图的，是人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后来即便有人表示出对“哥”的质疑，他也会出言维护，认为其中有“无奈与悲剧色彩”。

阿朔相信“哥”是个好人，一切改造，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强”或“变好”。加入工作室前，阿朔从苏州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做了3份文职工作，都没做下去，与同居两年的女友也濒临分手。刘某接纳了无依无靠的他。

女友多次跟阿朔提出，满口大话的“哥”是江湖骗子。一次，女友还发现刘某支开了工作室成员，独享了她送到工作室给大家分享的螃蟹。女友的质疑也未能动摇阿朔对刘某的信任。他试图让自己去靠近“哥”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

到2024年2月从A-soul离职，阿朔仍旧是工作室里的“失败者”，是“吊车尾的典型”。

这时，阿朔已经接受了将近16年的改造。

哥与家

没人说得清楚“哥”到底是什么来路，哪怕在A-soul工作十数年的老人也对刘某知之甚少。

在养殖场的大屋，随时随地发表观点的“哥”偶尔会谈及自己从前的经历。从成员们听见的叙述碎片中，能勉强拼凑出“哥”的人生：1980年生人，不是漫画圈的。当过工人，做过混混，可以在工地上轻松地把铁管弄弯，也曾在江湖上“道上有人”。脑袋上有个坑，自称被车撞过，有“白痴症”，“杀人不偿命”。疑似高中没毕业，却因为努力而练就很高的绘画技能，做过央美的老师。

没人看过“哥”真正的作品，因为他说他从不留，“画一张撕一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变强。”

图 | 漫画作者桃仔画中的“哥”

坐在大屋的沙发上，“哥”的头发很长很乱，只在身后随便一扎，手里夹着烟，穿着拖鞋，说话时露出一排大板牙，牙齿很黄。在2012年加入的前成员沙沙眼中，“哥”看起来确实不是漫画家，而像胡同串里穿夏威夷衬衫的混子。说到自己的经历时，“哥”四周的老成员们总纷纷笑着附和，称赞他的厉害。

2009年，成立一年多的A-soul有了二十多个成员，工作室从最初通州太玉园小区里的两居室搬到皇家新村的一栋二层自建房中。搬家后，“哥”宣称要送大家一个“最好的东西”：一场必须全员聆听、每晚例行上课、持续五十天的个人演讲，内部史称“五十天大课”。

从当年4月11日开始，每晚七点，全员在一楼集合。“哥”坐在老板椅上，二十多位“家人”在工位上将椅子调向他的方向，工作室的二把手张某担任速记，记录下累计14万字的文档，人手一份。

在“核心”这一课，“哥”讲到了“家”的概念，首先提出一个思考题：“问，有什么原因可以让你们离开我？”

随后他自己做出回答。“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家，谁也不会离开谁。我帮你天经地义，你帮我也是，因为本来就是一体。我因为这个家，完全放弃了两边的家，回家就好像看亲戚，我独立了。我都不记得我那个屋啥样了。”

“我们都是可怜人，无家可归的人。为了守护一个家，有理由勇敢坚强面对一切。这就是真实，今天就把这个伤疤揭开。没有比这个问题再真的问题了。”

“我能为了你们放下我所有的，你们能为了我放下什么？很过分的一句话吧，你敢选吗？……今天我话说这了，我对你们就没有一点保留余地了，我把自己逼到悬崖上了，我给自己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进入工作室认识“哥”以来，阿朔时常听他进行类似的表达。在讲述中，“哥”为了“家”与“家人”放下了自我，好像殉道者般无私。好几次讲课时，台下都有人落泪。

但阿朔是个例外。在“哥”讲话时，他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感动，更多感觉麻木。上大课期间，他几乎每堂课都会睡着，不得不掐自己。他希望自己认真学习，但“哥”一开始讲学，他就感到眩晕。

“哥”开始找阿朔单独谈话，这是阿朔被改造的发端。每当此时，阿朔都努力显示出一种凝重的状态。“哥”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被他单独辅导，是一种殊荣，他认为阿朔应该高兴。阿朔领会后，便强迫自己微笑。此时，“哥”又批评他虚假。

阿朔认为“哥”是无私的、伟大的，而不能为此而感动的自己是个“无法改变的错误”。他为自己的麻木而愧疚。他想要配合，却总无法给到“哥”想要的强烈反应。

不仅听课反应不到位，阿朔也难以符合“家”对“家人”的期许。大课期间，“哥”给“向内向下”的阿朔布置了自我改造的作业，让他每天走到每个人面前说话。阿朔站在“家人”们面前时，不知道要说什么，勉强开口，也是扯扯闲天。“哥”越发地不满，将他的自我改造状态定义为“向外但是向下”，认为他不服从规定。

2009年5月6日，“哥”为吊车尾的阿朔开了一次批斗专场。

“咱们一直都是正剧，今天上演一出悲剧，为什么非要逼我杀人呢？阿朔，担心不担心我张嘴跟你说出一句话？”这是大课的第24天。“哥”开口说完第一句话，阿朔就知道情况不妙。

“哥”好像洞穿他的内心一般，咄咄逼人地发出反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到所有一切都那么沉重，巨大内心压抑的感觉有吗？到现在给你十多次机会了，每次都说最后一次，因为我没逼自己，这次我逼自己……我再给你十天时间，做不到，你不走我走，我把家都压上，做到皆大欢喜，做不到家都没了。”

阿朔被下了最后通牒。这一天，“哥”当着所有人的面，宣称他要和阿朔对赌，如果阿朔在十天内还不“改变”，“哥”就要离开这个“家”，让所有“美好的回忆”和阿朔的失败一起陪葬。

“你不是自己不能改变吗？我就把这个家押上，你阿朔把它毁了。所有人的希望，所有人的梦想，就因为阿朔你绝望了。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成为回忆了，明白吗？”

“阿朔，好好记住这个感觉吧。现在知道悔恨是一种力量了吧？要想真的得到这种力量，我就让你真的悔恨。”

“现在知道了吧，这世界上我两种人都可以做，我可以为了所有人把你杀了，我也可以为了你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杀了。”

工作室中，伴随“哥”情绪饱满的发言，有人呜呜地开始抽泣起来，是A-soul最知名的漫画家之一极乐鸟。

这哭声受到了“哥”的赞赏。“男人就该有自己的性情，鸟，你不用控制自己哭的情绪，不用去调整，就冲你这个行为，你就过了95%了。你就已经长大一些了。鸟，去感悟吧，你的人生已经走上一条新的路。”

阿朔当众认罪了。事后作为“哥”眼中的模范成员之一，极乐鸟收到了一个任务：和阿朔打一架。

那天，在工作室外的院子里，“哥”站在了阿朔和极乐鸟面前，对极乐鸟说道：“你要是个男人，你要为了你兄弟好，就敢于做这个坏人，去打他。”接着，他又激将阿朔：“你是个爷们儿吗？是爷们儿就不要怂，硬起来。”

阿朔一把被极乐鸟按在了地上。

此后的内容，阿朔忘了。一位在工作间画画的成员敏敏，透过窗户看见了这一场景，他感觉那一拳打在阿朔身上的同时，也重重击中了他的内心。“原来这就是兄弟，原来这就是感情。你为那时候对于感情迷茫的我上了第一课。”后来离职时，他因此饱含深情地给极乐鸟写了一段话。

图 | 极乐鸟2009年的漫画记录了这场打架（左下角）

那段时期，阿朔感觉所有人都在为了他的改变而努力，而自己却油盐不进。他成了拖住整个集体进步的最大障碍。他觉得自己亏欠了所有人。

阿朔陷入极度的痛苦。但转念一想，他又认为痛苦是件好事。

很早前加入工作室时，“哥”就曾告诉他：越痛苦，越说明你正在成长，越说明你能变得强大！

热血灌输

离开A-soul的许多成员们认为，十数年间，工作室依靠某种标准挑选着成员，吸引着热爱漫画，且想要“变得更强”的年轻人们加入。

多年来，被吸引加入A-soul且长期居留的，多是“三无人员”：他们大多20岁出头，没有好的家庭关系（父母离异或亲子关系不和），也没有能承托自己的亲密关系（许多人都在刚分手时加入），也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或者还没进入工作阶段）。但这种归属感的匮乏与学历无关，工作室成员中除中学辍学、大专毕业的人外，也不乏名校毕业的高学历人士。

在早期的日记中，一些成员形容自己被工作室“收留”“拯救”，有了真的家。

漫画作者极乐鸟是其中的典型。在极乐鸟于网络公开发表的漫画自传《动物园年终总结》中显示，他的父母很早离异，父亲再婚生子后离家，继父在2007年患上癌症。同年，最疼爱他的姥姥也患癌住院，他和女友也濒临分手。

21岁的极乐鸟当时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签约漫画家，因此认识了“哥”，也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刘某。刘某提出，如果没地方可去，可以住在他的编辑部。

在当年的漫画日记中，极乐鸟记下了刘某向他说的话：“当时的我非常消极地面对着自己的梦想，直至一个人问我：你想改变吗？你想变得更好吗？……你能说你尽全力了吗？你把自己逼到过极限吗？你知道自己的极限吗？”

极乐鸟说自己想起很多已经被遗忘的过去。“当我在窗户的反光看到自己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时的梦想。”

“我大哭了一场。于是我的路第一次发生了改变。热血灌输在我的体内。”

刘某的话成了极乐鸟改变的契机。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极乐鸟渴望着通过漫画变强，“那段日子比任何时候都热血，我迫不及待想把《单细胞》弄出来……当然也依旧在睡觉和去医院的路上挡住脸大哭。那时我只告诉自己，只要扛过去，我将无比强大！”

极乐鸟开始为自己定下“不可能完成的计划”：2008年一年画1000页稿子。此后，他的睡眠时间从每天12小时以上锐减为6小时内。

之后在以工作室日常生活为蓝本的漫画《动物园》中，极乐鸟成为了主力画手，奠定了A-soul工作室对外热血友爱的形象基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画面，是一位以极乐鸟自己为原型，手指向画面外的少年，旁边配上火红的文字，“今天你热血了么？”

图 | 极乐鸟2008年创作的第一期《动物园》封面

《动物园》由A-soul工作室成员一人一期的方式轮流更新，阿朔只画了一期，拖稿了三天。他的画风和极乐鸟截然不同。极乐鸟的画面和文字常用鲜艳有冲击力的红色，阿朔则偏爱沉静的淡黄和深蓝。

其他成员画下的他们也呈现出两个极端：极乐鸟常穿红衣，表达自己对漫画的热爱和疯狂工作的干劲。阿朔则穿蓝衣，在集体行动时站在画面边缘，总在摸鱼、健身、抖动胸肌，或突然给过生日的成员送上一张贺卡，为对方留下特别的回忆。

图 | 成员们笔下的红色极乐鸟（上）与蓝色阿朔（下）

后来翻看极乐鸟那几年创作的漫画时，阿朔发现以刘某为原型的漫画形象在极乐鸟的笔下不断变迁。

在极乐鸟2007年的作品《单细胞》中，刘某是弯折眉眼的“搞笑大板牙”，在A-soul创立后的2009年，这形象则变得严肃，化身为“热血大板牙”。到2010年，刘某进化为眉眼犀利的“秀发老大”，直至2011年《暴走邻家》开始在《知音漫客》连载，作为被称为“神秘人”的红发美男出现，刘某被设定为“可以一眼看穿人的全部”，道行高深莫测。

与此同时，极乐鸟的工作强度也不断提高，直逼生命极限。在《知音漫画》2012年刊上，极乐鸟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景：“2012年经历了赶稿强度最大的一年，终于知道自己的熬夜极限可以更上一个台阶……新的一年里我要努力让自己更忙碌一点。”

工作室一位成员因此想到了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小说《动物农场》。其中有一匹叫做拳击手的马，常挂嘴边的台词，只有两句话，“大哥永远正确”和“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作为极乐鸟的对立面，阿朔仍旧积极不起来。但他尝试着“成长”。

2009年12月，“哥”提出要让整个工作室充满他想要的氛围，阿朔被安排负责设计一块“精神词板”：在一块124X243cm的KT板上，把“哥”日常输出的精神和话术总结成几十个词。

为了总结“哥”的精神，阿朔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下这些词“应该给观众带来的感受”和“应该避免带来的感受”。在“应该避免带来的感受”一栏，他写下了：传销、邪教、洗脑、疯狂英语、狂热、暴力、煽动性、崇拜、偏执、宗教。

一口气写完这些词的瞬间，阿朔感到淋漓尽致的畅快。而后他告诉自己，这些观感都是“不正确”的，是要加以回避和对抗的。抬头时，工作室的墙上，极乐鸟画出的各种形态的“哥”，在一片火红的光晕中，正目光逼人地看着众人。

伴随刘某形象在漫画中的越发完善和极乐鸟工作热情的逐步高涨，“哥”的权威也达到顶峰。经历太玉园小区的二居室、皇家新村的自建房和铁路货场，2011年，工作室成员全体迁移至位于北京通州东鲁村的荣荣养殖场，开启了与动物同吃住的生活。

阿朔也开始得到“哥”的认可。由阿朔手抄的“金字塔”理论曾被贴在墙上，由他绘制的巨幅LOGO一度是工作室的象征性图腾，他做的精神词板也让“哥”觉得满意。

在“哥”热切的目光里，阿朔晋级成为A-soul的九大元老之一。

很早前加入工作室时，“哥”就曾告诉他：越痛苦，越说明你正在成长，越说明你能变得强大！

新造的人

讲述少女追逐漫画梦想的作品《暴走邻家》从2011年开始在知名杂志《知音漫客》连载，为A-soul在公众视野中打出了名气。

那段时间，许多加入A-soul的人都是《暴走邻家》的读者，也是极乐鸟的粉丝。但许多读者至今才知道，漫画中有位被设定为全知全能的“神秘人”形象，就是以刘某为原型。

以极乐鸟的画为介质，“哥”的思想开始突破“家”的限制，向养殖场之外传播，在一代读者脑中留下印记。越来越多人想要加入A-soul。

一位曾在2014至2022年加入工作室的前成员小圆，做了一张图来描述那时的A-soul吸引新人的原理：在深不见底的漆黑海洋中（边缘年轻人的个人困境），一群小鱼（新人学生），朝着唯一的光亮（明星作者、漫画梦想）进发，却未曾注意，等待他们的是一张带着尖牙等待吞食的大口（养殖场）。

图 | 养殖场的大屋修建时期

小唐正式加入A-soul的时候只有17岁。2015年2月，高二的她辍了学，从内蒙古买了张火车票来到北京。

她是一个人来的北京。父母离异后她跟随父亲。那年，父亲重组了家庭，想把她送给姑姑寄养。那段时间，她又爆发了和母亲的争吵。几番折腾下，小唐告诉父亲，“不用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因为喜欢《暴走邻家》，她很早就在网上了解到作者极乐鸟所在的A-soul工作室，于是报名加入。站在养殖场蓝色铁门前，她无比兴奋，想到许多喜欢的漫画作者都在这里，她紧张得像是在追星。

后来小唐只记得无数个突然惊醒的夜晚。只要有人来宿舍，轻拍一下她的被子找她干活，她就要赶紧从上铺翻身下床，跑去隔壁的大屋工作。

2018年加入工作室的老K，对工作量的递增印象深刻。因为加入第一天就画了十一二张稿子，他很快得到“重用”。后来，他每天要画的稿子越来越多，有段时间一直维持在20至25张，而普通漫画工作室的速度，是每人每天4至8张。

老K开始连续好几次48小时工作不睡觉。因为巨大的赶稿压力，他在二十出头开始有了白发。

小唐逐渐也发现工作室和她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场景不同。在《动物园》中，她看到作者们时常打打闹闹。但养殖场的真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她曾询问组长，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对方说，“你画完了就随便玩。”当她终于交稿打开视频时，又被前辈抓去训话说，“你现在休息，别人却在赶稿的时候看到你看视频，别人怎么想你？”

她这才明白，“画完了随便玩”的意思是，永远不可能画得完。

图 | 漫画作者桃仔的回忆录

然而在养殖场，需要操心的不止是漫画，还需要学习“哥”的思想和“家”的规定。刚进工作室时，沙沙对很多规定感到不解。比如有一条是，不能说“我觉得”。“哥”在讲话时解释道，年轻人不懂什么叫自我，所以就不要有自我，安心画稿，该有的都会有。

在厨房给狗做饭的时候，沙沙和另一位新人交流困惑，“为什么不能说‘我觉得’？那可以说‘我感觉’吗？禁了‘我感觉’，还有‘我认为’，‘我以为’……”

因为每次不理解规定都要问一句“为什么”，沙沙又受到前辈的敲打，被拖去谈话，“你哪里来这么多为什么？”

在那时的养殖场中，讲完五十天大课的“哥”，很多时候已不再是自己精神的前线布道者。前期听了课的老成员和改造成功的新成员，会自发地将精神传递给新来的人。

每个元老都成了“新造的人”，除了阿朔。针对阿朔的改造仍旷日持久。

在养殖场的鼎盛时期，阿朔再度成为负面典型，被批评的恶劣行为越来越多：他无法完成组织期待的工作量。睡觉时因为怕“头”被监视，他把被子盖在脸上。他画画时仍然不说话，继续“向内向下”。

“哥”为阿朔定制了一套全新的改造方法，类似于“游街示众”。

他被安排到一个狭小的临时工位，在大屋的一条出入要道上。“哥”鼓励所有人共同帮助改造他，监视他，举报他。如果他在座位上掏出手机，或在电脑上摸鱼，过路的人都可以告诉“哥”。

那段时间，在集体的热情下，就连阿朔回宿舍睡觉前看了多久手机，刘某都一清二楚。

图 | 阿朔坐在临时工位，地上是花生壳

在临时工位坐着时，阿朔感觉自己的身体越发紧缩，僵成一团。他曾不停地吃花生来缓解压力，花生壳散落一地。

恐惧仍未减退，他就躲到厕所去吃花生。厕所的环境不堪入目。四处都是烟头、尿液和浓痰。垃圾桶沾染着排泄物的纸团堆成小山。曾有个女生告诉阿朔，她每次蹲在这里时，都很担心这些纸团掉在头上。但阿朔只有在这里才能放松。他疯狂地在厕所吃花生。

这项唯一的放松终究还是被人发现了，“哥”在开会时作为笑话当众讲出。

后来，阿朔不敢去上厕所。他在座位上憋尿很久，最终患上伴随至今的前列腺炎。

也许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有一位刚来不久的新成员，每次路过阿朔的身后，都要扬起手来抽打一下他的脑袋。

2017年，由于长期难以改造，阿朔被“哥”移交给他的伴侣“姐”，生活受到更严格的管辖。

这次，他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被清晰规定，如厕超过十分钟，就会有专人去厕所看他。“家”里发给阿朔的手机也被没收了。好在，阿朔还有一部备用机，是他自掏腰包买的锤子手机。晚上在工作区时，备用机一不小心露出了光。

“姐”发现后暴怒，当场在阿朔面前夺走，将锤子手机砸碎在地。阿朔的朋友勺子站了起来，想拦住姐，没来得及。旁边一位女生被吓得哭出声来，又被另一位成员责骂：你现在哭，不是显得“姐”是个坏人？

那段时间，阿朔开始做噩梦，连续两个月出现鬼压床的症状。

有一天，他感觉自己身体从宿舍床上慢慢垂直腾空，漂浮在空中，然后“嗖”一下平移出去。他跑去告诉“哥”，说想去医院看看。

刘某说，这个不用去医院，让你姐帮你叫一叫就好了。他说，“姐”会叫魂。养殖场中曾有狗发烧，也被姐叫过魂。

回忆时，前成员沙沙不知为何想起一条小狼狗，是“哥”从外面领养回来的。因为没太受过训练，它在吃骨头时咬到了人。“哥”打了它两下，又拿起那根骨头，放在狗鼻子前闻一闻。又继续打两下。他说这样狗就能记得了。

一次，工作室核心成员韩超放老鼠药，不小心毒死了一批狗。一些曾经和它们有感情的成员在大屋里低低地抽泣。

“这些动物的生命根本就不重要。”

“哥”走进屋里，再次讲起哭是“不好不幸懦弱胆小”的象征。他禁止大家为狗难过，“这个事情，谁也不许再提。”

有位作者曾因为喜欢一只黏人小猫，而将它养在工作间中。后来，不知为何，猫被送进养殖场的集体猫屋，关进铁笼。那是一间和作者们居住场所相差无几的红顶黄墙养殖房。三四个1.5米高乘60cm宽的绿色铁笼里，关着十几只猫。

一次，外部漫画作者小柴过来探访猫屋。开门的一瞬间，她感觉肺部在灼烧，像是在闻烧辣椒的味道。几个被用作猫厕所的敞口塑料盒上，变干的猫屎成了新的猫砂，其上又堆上新的猫屎。层层叠叠垒起来后，屎尿结成水泥地一样的厚块，散发出浓烈的气味。

久未见人，所有的猫都狂躁起来，在笼中左右徘徊、蹦跳，撞击铁笼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介绍人对小柴说，有只猫你千万别碰。是那只从屋外送进来的小猫。被关进来几年后，这猫开始见人就咬，曾有作者被它咬得鲜血淋漓。大家都说这猫疯了。

阿朔说，有些“幸运的猫，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间猫屋中，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它们的娱乐是互相攻击，或者玩自己的屎。

无法逃离

“家”中最热闹的时刻，是过生日。

第一年进去时，小唐被暗示说，“你刚来就不搞你了，跟大家混熟的才会搞。”她因此旁观了另一位男成员过生日的全程。

晚上，等人齐了，“哥”大喊一声“今天有人过生日”，“家人”们就开始行动。

主角被带到大屋左边，用绳子绑起来后撂倒在沙发上，嘴里塞上一根棒棒糖，所有人围着挠痒。第一轮结束后，还有第二轮。被搞完的人会成为新的动手者，而被搞的人，极有可能是上一轮动手不够积极的人。

等女生散去后，有的男生会被扒掉裤子，被其余男生一起撸管、拍视频。小唐在的4年间，女生也未能幸免，不过动手的人被换成了所有女生。

看到这一切后，小唐从来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生日。

18岁生日那天，她不敢庆祝，偷偷跑出工作室在村里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做贼般地吃掉。蛋糕是带塑料包装的那种。

后来，“过生日”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暗号。如果有人被“哥”视为“最近状态不好”，他就在屋里发出指令，“给他过生日去！”

阿朔印象最深的一次“过生日”，是在“哥”的指挥下被很多人持续几十分钟摁倒挠痒。有人把指关节屈起，向他的肋下猛钻。这是“哥”曾现场向大家亲授的技巧，说这样会把人弄疼。

在沙发上，他从笑到哭，再从哭到笑。周围充满了“家人”们的笑声。他无论如何求饶都停不下来，几乎窒息。有一瞬间，阿朔突然觉得自己被释放了，因为他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大叫。

停止后，他浑身红肿，酸痛感几天不消。

后来，阿朔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服从性训练。通过冲破肉体的界限，个人的精神，也成为可以被集体随意践踏的存在。加害与受害的身份如滚轮般调换的过程，则干扰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认识。

过生日时搞与被搞的轮转，是养殖场内部关系的缩影。

因为成员们需要互相监督和辅导思想改造，一些曾经的朋友不再平等，变成上下级关系。阿朔早在工作室成立前就认识的朋友勺子，后来被刘某点名成帮助他进步的引导者。

一天在工作室中，阿朔的情绪崩了，他哭着问勺子，为什么我们的关系变成了这样？

图 | 冬天，养殖场院中雪景

养殖场甚至规定了成员们建立关系的方式。2013年，二把手张某曾在公开访谈中提及养殖场的婚恋模式，是“把小家容纳到大家”：“团队成员有了家庭，一般会把家庭融入进来。如果谁交了女朋友，最理想的状态是把这个人容纳到我们的团队，这也是对爱情的一种考验吧，我们甚至愿意把大家的父母都容纳进来。”

阿朔发现，张某和刘某不会明令禁止成员们和工作室外的人恋爱。但在实际结果上，十六年来，所有没有在内部发展，或没将恋人纳入内部的亲密关系，全都分崩离析，无一例外。

刘某表面持鼓励态度，但一旦有人恋爱，他就会开启一场灵魂叩问：你现在人很好了吗？就你这样，配得上人家吗？你能给别人幸福吗？

即便扛过这轮叩问，成员们也会发现，因为超长工作时间和人身自由的限制，大家没法和养殖场外的恋人相见。

即便在内部结合的关系，也要经过刘某的批准。一位在2013年下半年间加入过工作室6个月的前成员三三，曾目睹一个荒谬的场景。一天晚上，在养殖场的大屋沙发开会时，刘某说，极乐鸟和女朋友，不经过他的同意，背着他做了第一次。

三三的瞳孔地震了。她从2008年就开始关注A-soul，是工作室的全员粉，这些作者是她“一直以来画画的动力”，而加入工作室就是她曾经的梦想。她想不到，这些让她敬仰的漫画家，竟然连性行为也要经过组织批准。被批评后，极乐鸟和女朋友笑嘻嘻地抱着刘某的大腿，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六个月后，三三离开了A-soul。从此再不想画画了。

许多人对刘某的观感很差，却又没有选择离开，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二把手张某的信赖。在漫画业界，大家总有一种印象，说张某90年代就开始做漫画杂志的编辑了，是专业的前辈，更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工作室不少人看过张某关于漫画的热血发言。在一个已经消失的古早论坛，张某早在2001年就开始以“阿提拉”的网名发表关于漫画行业的评论，为理想振臂高呼，“我们必须坚持这种不媚世俗的病态……才能成为合格的漫画人，才能始终为了梦想冲动！！！！！！！”“我们应该认识到，为漫画努力的日子，漫画给了我们很多，我们比更多的同龄人充实和高贵！！！！！！”

二把手喜欢用六个感叹号结尾。许多曾对刘某感到怀疑的前成员，都表达了一种想法：刘某可能是个神棍，但张某明显是个“明白人”。如果张某对刘某顶礼膜拜，那就只能证明，刘某有真东西。

后来阿朔才知道第一批元老级成员，几乎都是因为相信张某才开始接近刘某。第二批作者及后来的“新人”们，则大多是第一批作者的粉丝或朋友。

“我呆得很难受，但他比我聪明有阅历，他都觉得没问题，那肯定是我的问题。”看到一位敬仰的漫画家围绕在“哥”的身边时，阿朔最初曾这么想过。

曾有一次，阿朔因为压力太大逃出工作室，去朋友家里住了两天，被刘某找了回来，“你现在状态不好我可以理解，哥永远不放弃你。”

许多离职成员都表示，离开是困难的，而回去却是容易的。对于许多第一份“工作”就在养殖场的年轻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而言，他们不相信自己离了“家”能在外面独立生存。

正式提离职时，“哥”会抓人进行长时间挽留谈话，最长一人被挽留了9小时。最后，他会对在职者不遗余力地述说离职者的悲惨生活，强调外部世界的危险。一些离职人员，在走前被要求写下数万元不等的欠条，用以偿还在“家”里的开销和费用。

小唐记得，在养殖场中，“哥”几乎每天都站在大屋门口与外部世界连接的路口处，向大家说“外面”的黑料。

如果最近业内有哪位作者画得好，他就说那个人是个疯子，“意识”出了问题，“已经快完蛋了”。哪个工作室曝出“合同诈骗”的问题，他就会说你们真幸运，合同都在张某那里，“家”会办好一切，什么都不用操心。

每当此时，张某总是点头称是。二把手积极响应一把手，在领导和普通成员之间转圜。

老K曾在离开工作室后，又回去过一次。他发现自己离“家”之后仍然迷惘。“躺平”一年后，他去自驾游玩了一圈，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发现自己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与社交关系都被建立在养殖场中。相比“外面”未知的人生，至少那里的生活足够确定，有人安排。

另一位工作室成员说，他喜欢将“自我”放在“哥”的手上。

日复一日，养殖场的日常编织起一张幻梦般巨大的网。生活其中的人们不知觉中，也成了网的一部分，血液和精神在其间流淌。当“家”与“家人”已不分彼此，一个个被吞噬的自我也成为整体，形成更温暖的家，编出一张更滋养的网。

许多漫画作者就这样，在“家”中生活十数年至今。其间，工作室有七对内部夫妻结婚，三对生育。刘某为两对夫妻举办了集体婚礼。养殖场陆续分出几个单间，供婚育的人们居住。

图 | 养殖场屋外，成员们晾晒的衣服

梦醒时**

再等等吧。抱持着愧疚和痛苦，阿朔才发现等了十年。在养殖场中，他好像忘记时间的流逝。他没注意到自己正在走向衰老，从24岁青年到40岁的中年，胡子拉碴，皮肤松弛，生命已经游走到一个危险的刻度。

到2019年，工作室终于搬去武汉，成立公司，开始为员工缴纳社保，按月发工资。新公司在工业园区的办公楼中。成员们也从集体宿舍搬去单间，两人合住一屋。刘某有了独立办公室后，时常缩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他不再时常讲话。

阿朔发现工作室成员们在武汉开始自由交流。曾经在养殖场集中工作和生活的密闭空间中，每个人讲的每句话，都能被各种人听见，不只是“哥”，还有会向“哥”举报的成员。

离开京郊养殖场后，许多被遮蔽的信息开始流通，不少是关于钱。2018到2022年中断续的三年间，老K画了超过两万页稿子。他按照后来的行情来算，每一页漫画他所负责步骤的稿费均价在90元~140元间。算下来，他应该在市面上能拿到230万元稿费。而他从刘某那里拿到的“分红”，是15万元左右。

而A-soul作为业内一线工作室，在当年泡沫红利期，能拿到的稿费预算远超一般水平。大部分作者也没有作品版权。在2019年前因为没有公司，且作品多为网文改编漫画，大部分作品的实际控制权、平台渠道都在刘某和张某个人手中。

松动的工作室成员们共同的问题是，钱都去哪儿了？

其中一个答案指向在养殖场的模型屋。后期，刘某曾建造一间足有篮球场大小的仓库，其中排满货架，模型的盒子一直堆到天花板，“只能说模型店老板来了，也只能喊一声卧槽，并以为自己是来进货的程度。”

图 | 养殖场中堆积的模型

一位加入工作室十年的前成员小古，与多位模型业界人士沟通查证，根据旧照片对刘某购入的模型进行估算。他看见的不同模型，总数达一千多件，单价从几百元到八万元不等，总价值在100万元以上。多数都是“哥”在养殖场期间购入。

此后，许多成员才知道，在养殖场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小手办价格至少四位数，无人问津摔倒在角落、爬满苍蝇的模型，是几万元的限量版。纸箱里的不明杂物，许多是玩坏的模型残骸。

工作室成员们开始意识到一种双重现实：在自己住在散发霉味的集体宿舍；在经常出现老鼠的厨房做饭；在锁坏了也没钱修，以至女生洗澡时有男性直接进入的集体浴室中洗澡的同时——“哥”买入了挂在自己名下的豪车，买入超百万元的模型，并在未告知集体的情况下进行着大额投资。

听闻这些讯息，阿朔也没有决定离开。因为他始终认为“哥”是个好人，“要建立和维持一个乌托邦，要让所有人满意，在现实层面太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体谅“哥”。直至发生了一件事。

曾有一位元老B去刘某办公室问过钱相关的问题。从办公室出来后，他们成了刘某口中的分裂分子。“家”的氛围自此不一样了。阿朔发现，刘某的精神变得非常紧张。他开始向所有人传播元老B的坏话，说他要分家，要拿钱。许多人因此疏离B。

一天，刘某把阿朔和女友阿珍叫到家中，问，你们知不道发生什么事了？

屋子里坐着五个人。张某和刘某坐在中央沙发，三位元老坐在左右两侧的小沙发和板凳上，是极乐鸟夫妻和韩超。刘某用告密般的声音，轻轻地对刚坐下的两人说，“十几年了，我终于知道家里的内鬼是谁了，是B。”

阿朔感到震惊。数年前，早在知道工作室之前，阿朔就认识了B。B是一位有漫画理想，善良、聪明又努力的漫画家。他1998年就开始画漫画。2006年开始，在行业发展高峰期到来前，他和许多人一样经历原创漫画的低谷期。他想知道漫画的未来在哪里，因此背着包，全国各地流浪，去见不同的作者与编辑寻找答案，最终认识了张某和刘某。

在B眼中，刘某是和其它漫画家都不一样的人，他觉得刘某很脏，从里到外都脏，而漫画家们都太天真和干净。但他想漫画的希望可能就在这里。

自始至终，阿朔知道B是真正信任“哥”的人，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哥”否定了B，就是否定了所有人曾一直相信的一切，等于否定了自己。

刘某说，这十几年，B一直在向大家传递“不好的思想”。阿朔环顾一周，仔细端详屋中三位元老的表情，每个曾受到过B帮助的人，此刻都神色夸张地表示赞同。从“哥”那张此刻最具戏剧性的脸上，阿朔再看不到人生的真谛。他联想到马克吐温的讽刺小说里搬弄是非的小人。他不再相信“哥”。

元老A与B离职后，刘某向全部剩余人员宣告一个消息：A和B拿走了200万元，所以今年公司发不起钱了。后来他反复提及此事，数字却一直在变动，有时是200万，有时是300万，有时是500万。

图 | 2010年，一位漫画作者在烂尾楼上憧憬未来

2024年2月，阿朔提出了离职。B被称为内鬼的那段时间，阿朔刚好在看书和电视剧。工作室经由武汉搬去海南后，他和女友阿珍单独住在一室一厅的房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柜。那个冬天，他看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库》的《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还有封建帝王时代背景的电视剧《天下长河》。

他从未想到，自己能在封建社会故事的权斗、党争、监视中收获如此多共鸣。在看《天下长河》导演张挺的访谈时，一句话让阿朔印象深刻：“所有皇权体系之下的帝王，无论有什么丰功伟绩，本质上都是极度自私的。”

重新品味刘某曾经的种种发言时，他有了和当初完全相反的感受。“哥”曾说，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两样东西：100%的信任和理解。“其实要了这两个，就等于要了一切。”

离开养殖场的第一个月，阿朔一直笼罩在被监听的幻觉中。多位离职成员出现精神问题。有人蜷缩在马路上试图结束生命，有人被确诊精神分裂，有好几人患上双相情感障碍或抑郁症。

曾反复两次进入工作室的画手老K，离职后再也不想画画了。看到绘画的板子，他就想到养殖场的日子，胃里发酸，恶心感在体内翻滚。他确实吐出来过一次。离开后的这两年，他总共只画了三四张插图。在“家”中的两年，他每天被要求画20张以上，一个星期才能洗漱一次。他感觉自己在那里画尽了一生。

阿朔正在拿回说话和思考的权利。曾经他常被逼问，“你在想什么？不要思考，想什么说什么，立刻！”因此只要不够正确的念头，阿朔都不再想。离开工作室后，阿朔重新练习说活。最初他的心脏总是缩成一团，喘不过气。他固执地大声谈论一切，甚至骂骂咧咧，坚持许久，幻觉终于慢慢消失。

最近几天，阿朔试图重新学习感受“情绪”。在“家”中的16年，阿朔很少崩溃。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淡漠麻木的人。如果不是其他成员提起，当初那些痛苦万分的日子，他早已忘却许多，包括那场曾令他失魂落魄的公审。

鼓足勇气的他重读了当年的会议纪录。“第二十四天 2009年5月6日周二 绝望”，在这堂名为《绝望》的课中，他看见曾经的自己与“哥”的对话。

“有啥话说没？今天可都是为了你。”

“有话！……”

“你现在还有犹豫，还有恐惧。”

“请大家相信我一定能做到。请大家相信我。”

“哥”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以阿朔为案例，这天，所有人都听到一段课程总结：“从你们踏进这个门起，你们就与普通人无缘了……我等着看一个好的结果。我等待着太阳的升起，乌云的散开，彩虹的出现。那一刻是最美的，会成为永恒。”

再次重读当天的记录，阿朔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委屈，就像那些黑暗的日子，铺天盖地压了下来。

深圳湾万象城商圈，人流喧杂，但总有人习惯性地停下脚步，抬头望向那栋44层高楼燃爆后留下的空洞，静默离开。

12月11日14时46分，深圳消防接警，位于商圈内的深圳湾悦府二期（柏瑞花园）1幢发生爆燃事故。至当日18时，明火已扑灭，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笔者现场发现，此次事故至少造成1幢27-30四层、多户房屋受损，部分外立墙面完全剥落，内部残存焦黑立柱。现场施工人员向笔者表示，爆炸点疑为受损最严重的28C户。

三名悦府业主向笔者佐证称，事发前两小时，1幢28层一业主向燃气公司反映楼道疑似燃气泄露的情况，到场后仅是关闭该业主家的燃气阀门，未对28C入户排查；当时，28C业主陈芳刚好出国，据她的通话录音及与物业的聊天截图，物业有她家入户密码，此前曾数次进屋维修。

另据知情人士向笔者提供的一份文件，今年2月，广东一消防技术服务公司在对悦府二期排查中，合计发现44处消防隐患；其中24个烟感报故障待入户排查，公区消防则有6个烟感设备待更换；该公司要求物业督促业主及时排查处理，公区则需要提供设备更换，避免在突发情况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她没有办法逃生”

12月11日下午2点，万熙在家给妈妈打了电话，她说，最近过得挺开心的。创业经营一家科技公司的她，又给客户解决了不少业务难题。有时间的话，她还要和表弟一家去玩潜水。

万熙是家中独生女，父母都在武汉老家。她的表弟万斌说，她自小成绩拔尖，一路读到国外排名前30的顶尖大学，海归后留在了深圳。平时，她痴迷深潜、滑翔伞、空中瑜伽等极限运动，都考了证，有丰富的急救知识；还有一个月，她就要过39周岁生日了。

和妈妈聊完，万熙午睡了会，直至一声巨响。2点48分，同在深圳工作的万斌接到姐姐求救电话，“底下楼板已经穿了，当时我姐说被东西压住了，她没有办法逃生。”

她所在的悦府二期位于深圳南山区黄金地段，小区2018年交付，共有2栋住宅，其中1幢44层，2幢43层，均为超150米的超高层建筑。据第三方中介平台，该小区11月挂牌均价为每平方米18万元，其生活配套优质，楼下是购物中心万象城，周边则是深圳地标中国华润大厦，被称为“春笋”。

提及爆炸，悦府不少业主惊魂未定，相邻两幢部分窗户直接被震碎，1幢“整栋楼都在剧烈震动”，人一下给晃成了“S”型；现场视频显示，其27-30四层部分外立墙面剥落，整栋像被炸出了一个缺口，滚滚浓烟不断冒出。

当时，万斌正开车往姐姐家赶。堵在路上的他也刷到了现场视频，姐姐头发烧焦了，“她已经非常努力地挤到了一个房间，唯一没有起火的。”她坐在房子边缘缺口处，面前是29层高、毫无阻隔的天空与高楼。

“消防的人说，当时（爆炸后）10分钟内就上去了，破门破不了，被炸变形了，消防梯也坏了”，万斌说，悦府为1层5户（A-E），姐姐住的C户型为105平的一室户，进门为开放式厨房，与客厅相连，入住后他们未做过改装。而在门对侧，就是卧室和一排落地窗。他推测，因为地板中间被炸穿以及高温，姐姐只能坐在窗边等待救援。

期间，她养的金毛先坠楼，差不多是在2018年入住时，她在路边捡到这只被人遗弃、满身病的小狗，她跑了很多次医院才把它治好。14点58分，距离她向家人求救约十分钟，她坠楼了。

当天下午，万熙的家人赶去医院时，医生说还在抢救，等他们到了，医生直接带他们去了太平间认领遗体。

“密码（物业）一直都有”

笔者走访获悉，事发前悦府业主曾多次向小区配套的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润物业”）反映燃气问题。

据一名业主提供的微信截图，12月4日，华润物业在业主群通知称，接深圳燃气集团通知，因市政燃气管道作业，将于当天13:30至18:00暂停小区管道燃气供应，请业主确保燃气管道及燃气具关闭；恢复供气时确认无漏气等异常情況后再使用燃气具。

1幢28C业主陈芳的一份录音材料及她与物业的聊天截图显示，当晚，她洗澡时发现没有热水，让物业派师傅上门检修，物业回复说燃气具报修的人太多，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师傅才来。

与陈芳认识多年的业主谢军涛表示，陈芳平时就住悦府，并非网传28C长年空置，只是在4号之后她刚好出国，直到爆炸发生才知晓疑似燃气泄露。

2幢业主郭晓彤回忆，12月10日晚上11点，她住在1幢30多层C户型的朋友闻到刺鼻燃气味，向物业反映后，对方称“太晚了明天来”。当晚，她朋友吓得不敢久留，连夜搬到她家睡觉。隔天11日早上8点，物业派人入户检测，但未排查其他楼层。

对此，华润物业工作人员回应笔者称，他们当时已通知深圳燃气工作人员，“我们有记录已经报修了，燃气也上门了。我们也给业主回访了，业主说来过了，没问题了。”但对于当时燃气公司是否入户排查过1幢28C，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情。

郭晓彤说，11日中午11点56分，1幢28层一住户再次向物业反映，这次深圳燃气工作人员来了后，仅是关闭该邻居家的燃气阀门，“就算处理完了、就走了”，同样未对28C入户排查。万斌补充说，燃气公司给他们的理由是，“（28C）那门进不去。”

对此，曾在悦府做过燃气入户排查的一名深圳燃气工作人员仅回应称，公司已调出相关入户记录，显示28楼栋有住户“四、五年没有安检”。每年，他们都会定期做一次入户排查，但如果业主不开门、或联系不上，他们也无可奈何。但对方未明确表示是否对28C排查。

据深圳市第七届人大常委通过、于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因用户原因连续三年未能实施安全检查的，燃气企业可以暂停供气。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用户拒不整改的，燃气企业应当采取停气或者限制购气等措施，同时报告区燃气主管部门，形成闭环管理。

“入户权限确实在日常的服务和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难点和痛点，这是我们现阶段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华润物业工作人员说，每年开展燃气入户排查，还得看业主是否配合，对于空置房，他们也会和业主沟通，看对方是否方便提供密码等方式，但“由于一些客户的个人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100%。”

但据陈芳的一份通话录音，“密码一直（物业）都有，2018年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换过。”此前，她空调漏水、修门等维护，曾多次让物业派人入户。据她与物业的聊天截图，今年11月29日她还给物业发过密码。

“烟探是联网的，燃气探不联网”

该高层燃爆事故发生后，也暴露出逃生路线标注不明、消防存在隐患、燃气泄漏缺乏联网切断机制等问题。

郭晓彤回忆，事发当晚，1幢二十多层的一名年轻人在业主群聊到逃生经历。她转述说，当时他带头领着家里老人、保姆往楼下走，“灯都是黑的，消防通道没有指示”；因有水管破裂，楼梯间多处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没到小腿处；到了20层避火层需要换消防通道往下走，却没有路径指示，绕了好一会儿。

她与2幢业主谢军涛均表示，事发前，小区未开展过逃生演练，他们并不清楚在避火层怎么换道下行。且事发时，2幢通往5层空中花园、继续下行的消防门是锁住的，来了几个消防员才把门撞开。

11月13日晚，笔者在悦府2幢现场模拟逃生路线发现，楼道间没有明确楼层标识，20层避火层有几处安全出口牌亮灯，但无换道路线指引，在黑灯下绕行约四分钟才找到入口。

另据知情人士向笔者提供的一份文件，今年2月21日，广东安盾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曾向华润物业告知，其对悦府二期进行消防系统维保工作时，发现1、2幢多处存消防隐患，需物业配合约时间进行户内检查，判断是设备损坏还是消防线路问题。

该文件显示合计问题44处，其中24个烟感报故障待入户排查，公区消防则有6个烟感设备待更换；待排查、更换设备还包含温感、手报按钮、水流模块、信号阀等消防设备。

至于设备是否得到检修，华润物业的工作人员并未直接回应，他向笔者表示，具体的后续处理安顿消防应该是知道的，建议直接咨询安盾消防。笔者致电安盾消防，对方仅回复称，“找物业去。”

事发后，悦府业主全员撤离小区，主要由南山区政府临时安置在周边酒店。直到12月14日晚，政府解除2幢安全隐患后，郭晓彤与多数业主才回到家中，燃气、电工、物业方3人在她家又检修了一遍。

她表示，当时工作人员还介绍说2018年交楼时，厨房已安装烟感、燃气报警器各一个，“烟探是联网的，燃气探不联网，只会自己叫，家里没人就听不见。”她想着，干脆自己把燃气探也换成联网，安全点。

深圳已开展城市燃气管线自动监测预警体系建设。2021年12月，深圳成立应急管理监测预警指挥中心，工作重点包含加强消防等重点领域前端感知设备建设，构建“1+11+N”（1个市级综合监测、11个区域监测、N个行业领域监测）。

2022年5月，深圳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市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围绕“能监测、会预警、快处置”三大功能，在“1+11+N”感知监测体系的基础上，重点提升燃气长输管道等方面的风险监测、分析预警和联动处置能力。

深圳粤鹏燃气工程公司工程师张栋则向笔者表示，燃气报警器和自动切断阀可配套，不用联网，一旦报警器监测到泄漏就会关断燃气，一套价格600块钱左右，因为对居民用户不是强制要求安装，以前他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没装。”

“深圳市出了这个事之后报警器是必须装”，他说，他们现在新的项目，凡是签过合同的，没有验收的、正在施工的，全都要加装报警器。只是他也不清楚，以前那些没装的是否要补装，“几个亿的东西谁来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CDT编者按：2024年12月6日，端传媒发表文章《他们在后疫情时代里幸存，在不被承认的死亡中受难》，讲述了多个新冠丧亲者家庭的故事，记录了那段时期不被数据统计的死亡，没有集体悼念的集体受难。

2022年12月7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发布了放宽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条”，放弃了长达三年“清零政策”。放开来得突然，前一天许多城市仍要求市民每天上报核酸检测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疫情在全国爆发式扩散，12月25日，中国卫健委宣布停止持续近三年的感染人数统计。

以下是本文要点：

新冠丧亲者家属通过微信群相互支持，称自己是“被遗弃的羚羊”，在群内共享经历和痛苦。家属们认为这些死亡是“人祸”，而非“正常的生老病死”，因为放开政策的仓促和医疗资源的短缺直接导致了许多死亡。

政策发布一周后，星星的父亲感染了新冠，由于官方宣传新冠只是「大感冒」，怕女儿操心，父母瞒着没说。几天后，星星发现父亲呼吸困难时，本地的几家大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她打电话托关系，跑了四家才找到空床位，随后的CT检查显示，父亲肺部的30%因病变出现白色阴影（俗称「白肺」症状）。2023年1月24日，星星的父亲去世了，那天是春节的大年初三。

这个微信群里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是放开政策下的丧亲家属。有的父母感染后听从政府宣传居家隔离，最后在家里去世；有人及时住院，但医院的抗病毒药物早已断货，轻症拖成重症；有人全家定居海外，疫情期间父亲回国看望亲友，不久赶上放开政策，父亲再没能离开。

医疗挤兑、居家隔离、白肺——随着新冠成了大陆社会在重振中急需摆脱的记忆，这些名词很快被抛诸脑后。偶尔有人在网上呼吁不要忘记，但在那些呼声中，叙事呈现出明暗区分：封控时期被视为某种集体创伤，关于放开时期却讨论寥寥，难有共识。

---

放开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群里流传着各种猜测，五百万、上千万，但一定不是政府公布的数据。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放开政策发布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在院的新冠死亡人数约8万3千人。但《纽约时报》综合四个流行病学团队的研究估算，大陆放开后的两个月里可能有100万至150万人因新冠死亡。而在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发布报告称，本年第一季度的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该报告很快被删除。

家属断定政府在数据上「撒谎」，因为多数群员的亲人不被医院承认是新冠去世。秋然是群员之一，她的爸爸生前没有基础病，感染新冠后就医，在去世前他的核酸检测转了阴性，医生判断死亡原因不能写新冠，因而不符合当地的新冠全额报销要求。「医生都说是按照新冠肺炎指南给你治疗的，怎么可能不是新冠？」但秋然没有力气去争，当时殡仪馆的火化名额紧张，一系列后事等着她办。

秋然不是个例，群里多数人拿到的死亡证明里，新冠都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重症肺炎」、「心脏骤停」。对此，各地医生的说辞不同，有的说新冠逝者无法走正常的丧葬程序；有的开门见山，说「上面」有要求。

群成员们复盘放开期间的经历，揭示了医疗资源匮乏、死亡统计缺失以及政策的混乱带来的深远影响。复盘过程既让人了解真相，也伴随自责和痛苦。

秋然很快投身于激烈的复盘讨论。在群里，「复盘」指的是家属们一起回忆和分析放开时期的经历。我在2023年3月进群时，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关于复盘的群消息，讨论从早上六点持续到凌晨两点。

复盘确实让家属弄清了一些事，放开时各地的混乱图景在讨论中清晰起来，很多遭遇并非个例：新冠危害性在政府宣传中被弱化，死亡证明上不允许写新冠，医院没有足够的药物储备——原本分散而原子化的死亡，在不同人交织的讲述中汇集成集体性的死亡。

在群里交换信息后，秋然发现她的每一步都滞后了。她过去三年对新冠的认知都来源于主流宣传，放开政策公布的当天，她还和同事在午餐时把这件事当新闻讲，没有意识到要抢药或口罩。爸爸感染后，秋然以为送进医院> 就能安心，很快发现护士不会安装高流量的氧气设备。直到父亲病情恶化，她意识到问题严重，不得不「自救」——上小红书和抖音搜寻各种新冠治疗案例。而更多关于新冠的药物和各类指标，她是后来进家属群才了解到。

「不复盘难受，复盘更难受」，有人这么说。信息共享带来了新的悔恨，送医太晚、没及时抢药、送进或没送进ICU，每个人都在复盘中认领自己的罪状。随着群人数的增加，悔恨与悔恨之间建立起比较级。秋然坦言，她隐隐期待着某种对比带来的安慰。

群内有人尝试通过宗教灵媒寻找精神慰藉，或将亲人的死亡归因于“命运”。这种解释既是一种自我安慰，也避免了持续的自责。但也有人明确指出这些死亡是政策和医疗失误造成的“人祸”，并尝试向政府申诉和追责。

但随着时间推移，群成员逐渐减少，有些人选择退出，试图摆脱痛苦；而另一些人仍然选择留下，希望有人记住这段历史。这些家属群承载了未被主流叙事承认的痛苦与记忆，成为一种另类的历史记录方式。

那天夜里，李杨把孟姑发的小红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另一个世界、转世、轮回，她希望这都是真的。她加了孟姑的微信，花299元预约了一次线上服务。沟通很顺利，孟姑要了她父亲的姓名、生日和忌日，选好日子，答应帮她下阴间看爸爸的情况。

约定当天，孟姑在微信上发来文字。她说自己去看了李杨的父亲，父亲在那边的状态不好，总想着给女儿托梦。孟姑算了李杨父亲的阳寿——70岁，正是他感染新冠的年龄。

孟姑告诉李杨，阳寿是固定的，她父亲的阳寿既然已尽，如果不是新冠也会因为别的事情去世，否则阳间「装不下」。李阳问孟姑，如果提前算出家人要走，你能不能救。孟姑回答生死注定，无法被人左右。

「阳寿到了」，后来李杨在群里几次重复这句话。她宁愿相信孟姑说的，「无论如何都会走」。这是父亲的命。

---

群消息的震动提醒越来越少，很少再有新的家属进来，星星感受到人们在陆续离开。每次封群后，总有几个人婉拒她发来的新群邀请，有人说自己「好像能稍微往前看了」。面对退群的人，星星从最初的复杂情绪逐渐过渡到坦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把后半生葬送在这件事上，她告诉自己。

「希望大家用温暖的怀抱迎接每一位新来的朋友，也能用真挚的祝福送别每一位伙伴」，星星在群公告里这样写，她希望留在这里的人慢慢变少。

星星有一天会退群吗？她被问题逗笑了：「我退群肯定是因为我挂了。」她相信自己是被留到最后的那个人。

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在她不幸走失的过程中，只要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向替男人生养的结果，就是拐带行为。在这个黑暗过程中，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支付金钱，就该被定义为人口贩卖来论罪，并同时追究其中的胁迫、囚禁、强奸及虐待罪行。‍‍‍‍‍‍‍‍‍‍‍‍‍‍‍‍‍‍‍‍‍‍‍‍‍‍

汉语素来有多义性，可汉语同时具备精确描述的能力。在上述使用场景下，这名女子的遭遇可以被精确地定义和定性，除非有人从一开始就想打马虎眼，比如用“收留”一词来概括，否则绝不该出现这种狡猾的修辞，堪比汉语之耻。‍‍‍‍‍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卜女士13年前走失，近期被偶然发现幸存在100多公里外某个山村破院。她这些年成为生育机器，被迫生育四次，一个夭折、一个送人、两个留存于官方所谓的“收留”之家。对此，三联《失联13年后，一场被全程围观的直播寻亲》有较全面的报道。‍‍‍‍‍‍‍‍‍‍‍‍‍‍‍‍‍‍‍‍

目前卜女士回到了真正关爱她的亲人身旁，处于安全的庇护下，可这个悲惨故事依旧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细节。姑且不论曲折的情节，单说笼罩在故事上的诸多别有用意的用词、极易误导的描述，都需要真心关切此事的人打起精神甄别。‍‍‍‍‍‍‍‍‍‍‍‍

在列举卜女士走失至现身的时间线时，有一篇12月2日刊发于山西新闻网法制频道的一篇宣传稿值得注意。它的标题叫《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内容是该县公安局人口中心携青城派出所民警帮助一名患精神疾病女子（即卜女士）找到家人。‍‍‍‍‍‍‍‍‍‍‍‍‍‍‍‍‍‍‍‍‍‍‍‍‍‍‍‍‍‍‍‍‍‍

这是一篇标准的正面宣传稿，借卜女士找到亲人的事颂扬县镇两级公安“为人民服务”的事迹。这个稿子的目的当然是表扬公安持续付出，终于让卜女士与亲人破镜重圆。在这个宣传文本中，卜女士的悲惨遭遇被淡化，成为通讯员苏又锐上价值的素材。‍‍‍‍‍‍‍‍‍‍‍‍‍‍‍‍‍‍‍‍‍‍‍‍‍‍‍‍‍‍‍‍‍‍‍‍‍‍‍‍‍‍‍‍‍‍‍‍‍‍‍‍

翻看最新的山西新闻网，2日刊发的报道列表中已无此篇踪迹，它从“政法风采”栏目中神秘消失了。可以想象，这篇宣传稿的作者、和顺县局的审稿人以及山西新闻网的责编，此刻恐怕如坐针毡，因为他们联手促成了一次“低级红高级黑”的翻车宣传。‍‍‍‍‍‍‍‍‍‍‍‍‍‍‍

从舆情角度看，这篇宣传稿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在悲剧面前，它的宣传腔与颂扬基调令人反感，可它的“不合时宜”不在于正能量基调，而在于它提供了数条信息——这些信息本来是表扬警方的作为，可只要将其放入时间轴线，即能佐证警方的破绽。‍‍‍‍‍‍‍‍‍‍‍‍‍‍‍‍‍‍‍‍‍‍‍‍‍‍‍‍‍‍‍‍‍‍‍‍‍‍‍‍‍‍‍‍‍‍‍‍‍‍‍‍‍

该宣传稿对卜女士的遭遇，使用了“收留”一词，提供的信息如下：1当地公安早就知道卜女士作为精神病人的存在，两级公安还为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2形容卜女士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姓名和来历。3民警采集了卜女士血样，十几年未放弃替她寻亲。‍‍‍‍‍‍‍‍‍‍‍‍‍‍‍

在山西新闻网刊登这篇宣传稿的次日，即12月3日，和顺县公安局发布第一次警情通报。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与宣传稿的口径一致，对卜女士流落辖区山村，同样用了“收留”的定性词。就此或可推测，2号的宣传稿卡在3号通报前问世，似有铺垫的考虑。‍‍‍‍‍

很多人在读到卜女士的故事后，感到不可思议的点是，她怎么会经历三年新冠疫情管控期而不被判定为异常人口？从宣传稿可知，派出所早已经将其视作张家的家庭成员，外界的疑惑在警方那里不是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宣传稿的一大“功劳”。‍‍‍‍‍‍‍‍‍‍‍‍‍‍‍‍‍‍‍‍‍‍‍‍

从三联的报道可知，寻亲志愿者朱玉堂在村里没问出卜女士的身份来历，然后将其带到县城宾馆好好安顿后，卜女士在脱离村里的环境下，顺利地提供了诸多能证明她身份的许多人名。志愿者快速获知卜女士身份信息，打了宣传稿一巴掌，反证公安工作方法不对。‍‍‍‍‍‍

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卜女士哥哥在当年寻找妹妹时，警方采集了他及父亲的血样入库。既然宣传稿说当地也采过卜女士的血样，为什么未能从失踪人口库中对比上？这个涉及异地采样的时间、入库程序等，似乎不可贸然否定，可宣传稿中这个疑点必须得有解释。‍‍‍‍‍‍‍‍‍‍‍‍‍‍‍‍‍‍‍‍‍‍‍‍

让县局宣传稿彻底被动的，是和顺县联合调查组12月10日再通报，“已对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并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一版通报不仅剔除了“收留”说，还指向刑罪方向，这让2日的宣传稿丧失了全部的前提，稿子站不住脚了。‍‍‍‍‍‍‍‍‍‍‍‍‍‍‍‍‍‍‍‍‍‍‍‍‍‍‍‍‍‍‍‍

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2号的宣传稿，和顺县在处理此事时会少了许多被动。虽然首次通报也有“收留”表述，可宣传稿对县局与镇派出所行动的简介，为更强烈的舆论质疑供应了材料。宣传稿约等于用自我表扬，打破了官方的信息封锁。‍‍‍‍‍‍‍

如此一来，和顺县官方、尤其是警方对卜女士的所作所为，就会被纳入前后对比中。过去的做法难圆其说，若要定嫌犯的罪，那当年警方的做法算不算一种纵容？宣传稿提供了比对警方作为的信息点，这让问罪涉案人的同时留下了问责公职人员的线索。‍‍‍‍‍‍‍‍‍‍‍‍‍‍‍‍‍‍‍‍‍‍‍‍‍‍‍‍‍‍‍‍‍‍‍‍‍‍‍‍‍‍

这可能是少有的宣传为新闻服务的一次“误操作”，一篇宣传稿强有力地扯动舆情走向与舆论态势。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宣传稿对官方处置确有扰动，可它却成了民间追问公权的依据。舆论僭越新闻后，宣传不仅有纪律，还有风险，诚哉斯言。

人口买卖是对人权的严重侵害。根据联合国《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仅在2020年，全球就有超过五万名受害者，在这些受害者中，有约40%遭遇过性剥削与强迫劳动。而这只是被发现的受害者数量。我国官方暂未公布人口拐卖的统计数据，但在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上，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万条寻亲登记。

刑法规制是治理人口拐卖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买卖猖獗。为了打击人口买卖，尤其是买卖妇女、儿童的行为，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在1979年《刑法》拐卖人口罪的的基础上设立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此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处罚，并将收买行为入罪。

但在1991年的这一决定及1997年《刑法》中，收买行为存在免责条款，若收买人“按照被收买妇女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该免责条款于2015年才在《刑法修正案（九）》中被取消，之后收买行为一律入刑，但仍存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近年来，诸多热点事件使收买型犯罪备受关注，不少人高呼“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要求“买卖同刑”。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研究团队收集了2014年至2020年671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案件的一审判决，立足收买型犯罪，分析了671份判决书中所涉及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基本信息、解救情况与后续安置情况，以及法院判决对收买人的量刑倾向，以期增进对中国人口买卖的现况与司法裁判情况的理解。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671份判决的来源与基本特征，第二部分为“被标价的TA们”，聚焦于被拐妇女、儿童的基本情况与遭遇；第三部分为“隐身的收买人”， 关注司法实践对收买人的处罚。

（一）样本来源

研究样本来源于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统公布的裁判文书，判决日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为案由，以“判决书”“一审”为筛选条件进行检索，剔除了重复、不公开和无效的裁判文书后，得到有效文书共671份，涉及收买人1194人，被拐卖妇女601人，被拐卖儿童493人。

注：数据统计时间：2022年2月。

（二）案件地域分布

绝大多数省份在这七年间都存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案件，如下图1，山东省案件数量最多，达到135件，占总数的20.10%。其次是安徽省（90件，13.40%），河南省（74件，11.00%），福建省（73件，10.9%），河北省（68件，10.10%），云南省（46件，6.90%）。

图1 案件地域分布

（三）案件时间分布

如图2所示，2013-2017年案件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后显著增加，这与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收买行为的免责条款更改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有关。

该修正案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此前，1997年《刑法》中免责条款的内容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图2 案件裁判年份

被拐妇女——

· 被拐妇女年龄跨度大，接近半数为未成年人；

· 判决明确记载约一成妇女存在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

· 外籍被拐妇女占五成，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

· 安徽省为被拐卖妇女流入人数最多的省份，河南省、云南省与湖南省位列其后；

· 诱骗方式多样，介绍结婚、打工是最常见的借口；

· 拐卖价格差距大，从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被拐儿童——

· 被拐男童总数多于女童，10岁以上被拐女童人数高于被拐男童；

· 超过87%的被拐儿童不满周岁；

· 流出地与流入地高度重合，以山东、福建、河北为主；

· 被拐儿童价格集中在3万元到7万元之间，其中男童价格普遍高于女童；

· 亲戚拐卖最常见；

· 后续多为社会福利院接收。

（一）被拐妇女年龄

在搜集的判决书中，已知年龄的被拐妇女有36人，接近半数为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年龄最大的被拐妇女为58岁。如下图3所示。

图3 被拐妇女年龄分布

（二）被拐妇女是否存在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

在601位妇女中，判决在法院查明部分明确记录了57位被拐卖妇女存在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的情况。如下图4，其中，有35位被拐妇女存在精神疾病，21位被拐妇女存在智力障碍，1位被拐妇女既有精神疾病又有智力障碍。

图4 被拐妇女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情况

（三）被拐妇女流出地

在601位被拐妇女中，已知557名妇女的国籍/户籍/常居地信息，其中80人为中国妇女，477人为外国妇女。

在被拐中国妇女中，如图5，来自广东省的被拐妇女数量最多，为11位，占中国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3.75%。

其次，来自云南省和贵州省的被拐妇女各为9位，占中国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1.25%；原户籍为安徽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被拐妇女各有8位，占中国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0%。

除此之外，还有被拐妇女来自山东省（6人，7.5%）、河南省（5人，6.25%）、湖北省（5人，6.25%）、四川省（5人，6.25%）等地。

图5 被拐妇女原户籍/原经常居所地

外籍被拐妇女大多来自于东南亚地区。如下图6，299位被拐妇女是越南籍，占外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62.68%。来自柬埔寨的妇女位居第二，为62人，占外籍被拐妇女总人数的13%。有52名妇女来自缅甸，3人来自老挝。除此之外，还有61位被拐妇女来自朝鲜。

图6 外籍被拐妇女流出地

（四）被拐妇女流入地

样本判决中记载有583位被拐妇女的流入地。如图7所示，安徽省为被拐卖妇女流入人数最多的省份，有173人；河南省、云南省与湖南省流入被拐妇女人数位列其后，分别为82人、78人与52人。

图7 收买地域分布

（五）拐卖手段

从拐卖手段来看，超过半数的针对妇女的拐卖手段在判决中有体现，根据判决书中的表述，我们将拐卖手段划分为以下十种。

如下图8，在已知的拐卖手段案例中，多数妇女因经他人转卖的、介绍结婚或打工，甚至直接强行带走而被拐卖。

其余的拐卖手段还有：介绍游玩（13人，4%），亲属出卖（10人，3%）等。

图8 拐卖妇女手段分布

（六）收买价格

在收买价格方面，被拐妇女收买最低价格为250元，收买最高价格为37万2千元，超过80%妇女的收买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下。

相较于结婚的彩礼——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元，还有“三金”、耐用消费品、车和房、宴席等——被拐妇女价格的经济成本要低很多，平均值约为6万1千元左右（见参考文献3）。

图9 收买妇女价格分布

注：关于收买价格的确定，若仅买卖一次，以该次成交价格计算；若存在转卖的情形，则取所有成交价格的平均值。

（七）被拐卖妇女的解救情况和后续情况

1.约三成被拐妇女成功自救

在已知被解救手段的293位妇女中，有174位被拐妇女通过公安机关被解救，占了总被解救被拐妇女的59.38%。有95位被拐妇女通过自行报警、逃跑的方式成功自救，占了被解救的被拐妇女总数的32.42%。

此外，成功解救妇女的渠道还有亲属报警、群众发现等。

图10 被拐妇女被解救方式

2.被拐妇女获救后多返回流出地

在本报告涉及的案例中，我们已知223位被拐妇女获救后的去向。如下图11，超过一半的被拐妇女返回到了流出地——回到了原籍或原常居地。

但也有39%的被拐妇女没有选择返回，如18%的被拐妇女因为已经在拐卖地生养子女，从而选择留在收买人家继续生活，14%的被拐妇女没有生养子女，也选择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

除这些路径之外，还有一些被拐妇女前往了非原籍地区、非收买人地区的第三地点，一些则被送至社会福利中心等。

图11 被拐妇女获救后去向

（一）被拐儿童案件地域分布

本报告共包含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刑事一审判决书363份。省份分布方面，山东省案件数量最多，达到115件；其次是福建省（65件）、河北省（54件），拐卖儿童问题地域分布不均（下图12）。 

图12 案件地域分布

（二）被拐儿童性别比

如图13，本报告中所涉363份与拐卖、收买儿童相关的判决中，共有被拐儿童493人，其中男性304人，女性184人，未提及性别5人，男女比为1.65。

图13 被拐儿童性别

（三）被拐儿童年龄

从被拐儿童年龄来看，除去未知年龄的118人，剩下的375人中，0岁婴儿数量最多。其中，按照被拐儿童样本性别比例计算，0岁男婴（占被拐男童的70.07%）比0岁女婴（占被拐女童的62.50%）占比更大。

此外，10岁以上被拐女童人数高于被拐男童，一些地区存在“买妻”现象，因此大龄女童更易成为拐卖对象。后文关于收买目的的统计中也表明，收买10岁以上女童的8个案例中有7个案例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收买。

图14 被拐儿童年龄

（四）被拐儿童流出地

从被拐儿童的流动路径来看，来自山东省的被拐儿童最多（80名），其次是福建省（77名）、河北省（38名）和山西省（38名）。

图15 被拐儿童流出地分布（中国大陆）。此外还有6名儿童从缅甸被拐卖至中国，8名儿童从越南被拐卖至中国。

（五）被拐儿童流入地

被拐儿童流入最多的也是山东省（183名），其次是福建省（81名）、河北省（65名）。总体而言，无论是拐卖还是收买，山东省、福建省和河北省都是发生数量最多的几个地区，这表明这三个省份不仅是拐卖儿童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儿童收买的主要目的地。

横向比较来看，拐卖与收买数量的地域分布重合度较高。此外，贵州省、湖北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等省份拐卖数量比收养数量更多，表明这些省份更多的是被拐儿童来源地。

图16 流入地分布

将来源于某地的被拐儿童与流入该地的被拐儿童数量结合性别综合分析，与总样本中被拐儿童男女比1.65比较来看，来源于江西省和流入江西省的被拐儿童的男女比都远超1.65，分别为6.50和22.00,反映出较强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图17 各地流出儿童及流入儿童男女比

此外，图17中没有显示数值条的国家/省份中，除了内蒙古无被收买男童、天津市无被拐出及被收买男童，其他国家/省份都是由于没有被拐女童而无法显示。这些地区被拐儿童的具体性别情况参照图18。

图18 被拐儿童性别与来源地、流入地关系

（六）收买价格

在收买价格方面，如图19所示，被拐儿童价格集中在3万元到7万元之间，以5万元到6万元区间最为集中。其中，被拐男童价格集中在5万元到9万元之间，被拐女童价格集中在3万元到7万元之间，被拐男童的平均价格高于被拐女童。

此外，相对高价区间内被拐男童数量大于被拐女童数量；即使被拐女童总数小于被拐男童，但在相对低价区间内被拐女童数量仍超过了被拐男童数量。

图19 收买儿童价格分布

注：关于收买价格的确定，若仅买卖一次，以该次成交价格计算；若存在转卖的情形，则取所有成交价格的平均值。

（七）拐卖儿童的手段

从拐卖手段来看，近四成被拐儿童的被拐手段没有在判决中体现。在已知拐卖手段的案例中，亲属出卖数量最多，占35.29%；其次是他人转卖，占25.76%。

此外，虽然拐卖手段中介绍结婚仅有一例，但通过统计收买目的可以看出，有8例以结婚为目的对女童的收买，且女童年龄都在11-14岁之间。

表20 拐卖儿童手段分布

（八）被拐卖儿童的解救情况和后续情况

1.被拐获救儿童以公安机关解救为主

在本报告涉及的案例中，半数案例没有提及被拐卖儿童的被解救情况。在提及解救情况的案例中，大多数被拐儿童是经由公安机关解救（表21）。

表21 被拐儿童被解救方式

2. 被拐儿童后续情况

类似的，有超过半数案例未提及被拐儿童后续情况。在提及后续情况的案例中，有近一半被拐儿童被送至社会福利中心，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和返回流出地的比例接近，各占四分之一。

表22 被拐儿童后续情况

· 量刑轻缓化，平均刑期仅为九个月；

· 普遍适用缓刑，实刑率低；

· 法院最大限度地适用从宽情节对收买人作宽缓处理，既考虑法定情节，也考虑酌定情节；

· 尽管法律规定收买妇女后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但实践中的数罪并罚比例极低。

（一）刑期

为便于计算平均刑期并直观地表现收买人被实际处罚的刑期，参照《刑法》第41条、第44条的规定，将管制刑期折半计算，将拘役刑期等比折算成有期徒刑刑期。

第四十一条  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日。

第四十四条  拘役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据此，可得出90%的收买人被处罚刑期为1年以下；被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收买人占比10%，其中被处罚刑期为2年至3年的收买人有6名，被顶格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收买人仅有2名。

综合来看，司法机关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量刑的平均刑期为9个月。

图23 收买人被处罚刑期

《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本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人贩子可判处死刑；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最高法定刑为3年有期徒刑。

尽管如此，从公布的判决书来看，绝大部分收买人仅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另有相当一部分收买人被判处拘役、管制或定罪免刑，量刑呈现明显的轻刑化。

（二） 缓刑适用比例

样本案例中，收买人被适用缓刑的比例为74%，另有4%的收买人被判处管制、8%的收买人定罪免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实刑率较低，仅为14％。

《刑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图24 收买人是否被适用缓刑

（三）从宽情节适用

《刑法》第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适用宽泛

如下图25所示，仅有49名收买人（占比约4%）没有被适用从轻或减轻情节，47%的收买人被认定具备1个从宽情节，49%的收买人被认定具备2个以上从宽情节。因此，就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而言，司法机关对收买人几乎一概适用了从宽情节。

图25 收买型犯罪的常见从宽情节与适用情况

如图26、27所示，法院认定共有192名收买人具有“按照被买妇女意志，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从宽情节，共有276名收买人具有“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从宽情节。

图26 按照妇女意愿不阻碍返回的收买人量刑

图27 对儿童无虐待且不阻碍解救的收买人量刑

2. 修法后适用缓刑比例显著上升

左：图28 修正案前收买妇女量刑占比；右：图29 修正案后收买妇女量刑占比

2015年的立法修改意在加强对收买型犯罪的打击，修正案生效后，司法机关对具有上述情节的收买人在量刑方面也相应作出了调整。如图28至31所示，收买人定罪免刑的比例大幅下降，适用实刑的比例有所上升。

需要说明的是，修正案生效后，除犯罪行为发生在2015年11月1日以前的收买人适用“从旧兼从轻”规则，第246条第6款不再单独作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人的出罪依据。

但该从宽情节与其他法定、酌定情节叠加，法院可能据此认定收买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据《刑法》第37条对收买人定罪免刑。

左：图30 修正案前收买儿童量刑占比；右：图31 修正案后收买儿童量刑占比

尽管适用实刑的比例提高，修正案生效后对收买人适用缓刑的比例却显著上升。从宽量刑的具体幅度由法官依据个案实际情况自由裁量，而司法机关均在最大限度上适用该从宽情节，导致修正案生效后对收买人适用缓刑的比例提升了10%左右。

从这一角度来看，审判实务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人仍坚持宽缓处理，这一做法与加大对收买人处罚力度的精神相悖。

（四）数罪并罚情况

《刑法》第241条规定，实施收买妇女行为后，又实施强奸、限制人身自由、伤害、侮辱等其他犯罪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

考虑到绝大多数收买人是以婚配生子为目的收买被拐妇女，收买行为极易附随其他犯罪行为：收买人对被拐妇女进行猥亵、强行发生性关系、限制自由或侮辱打骂。

但在样本案例中，有4名（占总比0.3%）收买人以本罪与拐卖妇女罪并罚，有7名（占总比0.6%）收买人以本罪与强奸罪并罚，有4名（占总比0.3%）收买人以本罪与强迫卖淫罪并罚，有2名（占总比0.2%）收买人以本罪、强奸罪与非法拘禁罪并罚。

总体而言，收买人被法院判处数罪并罚的比例约为1.4%。

以（2016）豫1726刑初351号、（2018）赣0681刑初233号为例，被拐妇女经司法鉴定为患有精神疾病、无性防卫能力的妇女，收买人与被拐妇女以夫妻名义生活两年半以上。

351号案中，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明确表示“期间收买人多次与被拐妇女发生性关系”；233号案中，法院查明被拐妇女已与收买人生育一子。

然而，两案的收买人仅被判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不仅没有因其行为构成强奸罪而数罪并罚，本罪甚至得到了从轻处罚：351号案的收买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233号案的收买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图32（2016）豫1726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书

在现行立法下，不同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是重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则属于轻罪，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的审判更是“轻上加轻”。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对收买型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不足够，存在明显的宽纵处理情况。

收买妇女的平均价格为6万1千元，被拐男童的收买价格高于女童，收买的女童大多数以结婚为目的。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无一不被作为商品对待。重男轻女的陈规陋习也在“市场需求”与“价格”的关系中显露出来。

“是不是想着要逃跑呢？”“不是想，是经常逃跑。”

《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主编王金玲

我们从数据中看到被拐妇女出逃的勇气与智慧：有95位被拐妇女通过自行报警、自行逃跑成功自救，占被解救的被拐妇女总数的31.35%。但也有5位被拐妇女因病或自杀而失去生命。而可见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更多被拐妇女、儿童的命运不为我们所知。

我们也看到被拐妇女的选择：过半数被拐妇女获救后返回流出地，但也有39%的被拐妇女没有选择返回，而是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其中半数妇女已经在流入地生养子女。

“不记得我了吗？”“不记得了。”“不记得妈妈了吗？”“不记得了。”“也不记得姐姐了吗？你还有一个姐姐。”“不记得了。”

《回家》，作者孙悦

在已知的被拐儿童后续安置情况中，近一半被送至社会福利中心，继续生活在收买人家和返回流出地的比例则几乎相同。

买卖人口对受害者、受害家庭造成的痛苦不可估量。余华英一案的受害者之一杨妞花在重审一审的庭审现场控诉：“（被拐后）我妈妈变成了疯子，我爸爸变成了酒鬼。”

但此次报告显示，对收买人的法律处罚还是呈现宽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刑期短、缓刑适用比例高、从宽情节适用宽泛以及数罪并罚比例低。这与受害人及其家庭遭受的伤害和损失，造成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不相匹配。

有不少人认为，收买行为多出于男性的婚配需求，这一需求是人之常情，并且收买人与被收买人会结为家庭、养育子女，因此对法律上收买行为做宽缓化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妇女在被拐卖、收买处境中的遭遇，她们与犯罪人朝夕相处，不熟悉流入地的语言与环境，她们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自主权都岌岌可危，难以作为完整的人自由地、有安全感地生活。所谓婚配需求、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都不能成为侵犯被拐妇女、儿童人权的借口。

人不能作为商品被买卖。

参考资料：

1. 杨华：《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载《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2. 夏伟：《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定罪量刑规则研究》，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3. 劳东燕：《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与不法本质——基于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立法论审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4. 燕新华：《婚姻型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成因、危害与治理》，载《犯罪研究》，2023年第6期。

5. 古瑞华等：《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治理走向——基于25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抽象的难以想象。

能不能提振经济不一定，但一定能降低你的购买力。

一，

山西女硕士被好心人收留的事件，今天网络持续发酵，而且是愈发上升的势头。

目前网上出现的这件事，几乎个个是热搜。‍

一是律师解读女硕士事件，大意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里面是否牵涉犯罪。‍‍‍

二是当地的妇联介入调查女硕士事件。

三是女硕士的两个子女学习成绩都极为优异。‍‍‍‍

四是女硕士的家人，也就是打算直播卖货帮助他们的侄女对外声称女硕士有时候会清醒，但没有走，因为她是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

五是朱玉堂发视频称，走丢的女硕士正在接受治疗，医生说属于严重营养不良，丈夫目前已经在做笔录，后期会把事情来龙去脉，真实的情况还原给大家。‍‍‍‍‍‍‍‍‍

二，

我在上个周六写了一篇：山西女硕士被“好心人收留”事件，网络舆论为何两极化？‍‍‍‍‍‍‍‍‍‍‍‍‍‍‍

在这篇文章内，就这起事件，我提出了如下几个质疑：‍‍‍‍‍‍‍

一是，女硕士因为考博士精神分裂，然后从晋中的家里消失，现在出现在180公里之外的农村，按照警方说法，被好心人收留，并生了两个孩子，那么我的疑惑是，她是如何到了这个农村？并刚好被这位好心人收留的？

二是，法律上，我们都知道。如果行为人在明知对方为精神分裂患者的情况下，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与其发生性关系，或者对方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这种行为会被认定为犯罪的，

三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口普查，三年的检测，无数逃犯都被抓，但为何女硕士唯独被漏掉了。而且是在人家家人报警的情形下。报警了，那么定性一定是失踪人口，为何到了现在是志愿者朱玉堂找到的。

四是，在好心人侄女的表述中，说女硕士有清醒的时候能说出自己的家庭信息，还能清晰的写出家里的其他状况，那么为何好心人没有去联系？不带回去看看，不知道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家家里也会着急的吗？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便是一只狗，在大街上捡到了，理性的人也会觉得是走失的狗，会留意一下周边的邻居有没有丢狗的，而非是就这样留在家里。况且这是一个走失的人？‍‍‍‍‍‍‍‍‍‍‍‍‍‍‍‍‍‍‍‍‍‍‍‍‍‍‍

三，

看一眼网络上的舆论：

有人讲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可以看到里面一旦涉及犯罪的话，牵连到的人确实太多！‍‍‍‍‍‍‍

也有人扒出来了好心人的照片，的确看着面向很老实的。

更多人是感慨。‍

说实话我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

四，

这件事最后还要说的两点；

一个普世，也就是众生相的论据。其实现实里很多人觉得，这件事已经这样了，有俩孩子，现在网友的正义，不是在摧毁人家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要再打扰这样一家人，让人家孩子安静生活之类的。

其实不然，我的论点是，这样的事情，需要看到的是大恶，而大恶便是一个人的人生，女硕士的人生是被改变了的。如果没有“收留”，如果早早的找到自己的家人，不说她的病可以治好，但她的人生不至于今天如此荒凉，不至于到医院检查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如是之，她的人生是该第一要负责的，因为她是起始点，如果这样的事被大家看到，轻松的以为了她当下的家庭，大家就不要追究了。‍‍‍‍‍‍‍‍‍‍‍

那么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失踪的女性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恶被纵容了。‍‍

二是当地的妇联，当地的一些其他部门，甚至说当地的镇，村里的那些干部们，在这件事上是有着直接责任的。‍‍‍‍‍‍‍‍‍‍‍‍‍‍‍‍‍‍‍‍‍

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着诸多的恶，一大半的部分便是这些人为虎作伥，没有着他们的隐瞒，事件发酵之后的歪曲，这世间要清净一大半。‍‍‍‍‍‍‍‍‍‍‍‍‍‍‍‍‍‍

也所以，它们的恶，究竟又是自何而来？‍‍‍‍‍‍

五，

我今天在友圈分享了一段话：‍‍‍‍‍‍

“不要幻想能说服所有人，文明只对文明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同样，逻辑的力量也有限，它只局限于相信逻辑的人，因为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有的人可以只靠偏见与迷信生存。”

这段话是王小波说的，这番话亦是当下的众生相。

陈美霖，“坠亡姐弟”母亲

在2024年开了一家甜品铺

四年前，两岁女儿和一岁儿子被前夫从15层高的家中扔落坠亡。今年1月31日，得知前夫张波和女友叶诚尘终于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陈美霖哭了一整天，觉得心突然空了，似乎跟孩子们的羁绊就此断开，彷佛再见的是自己所有过往。

那是另一段痛苦的旅程。结案后，她做了甲状腺乳头状恶性肿瘤全切手术，在脖子上留下一道约六厘米的细长疤痕，并需终生服药。她尝试跟两个好友合作直播带货，但总有网友质疑她“吃两个孩子的人血馒头”。她对陌生人很难建立起信任，对于新情感更是百般顾虑，甚至认为自己不配获得幸福。

夏天，她在重庆一处商业区摆摊卖自制甜品，从制作到售卖，几乎独立完成，她开始感受到自我的价值。

过去这一年，她一直在寻找，如何维持与孩子之间的羁绊，怎样在流量中自处。答案在哪里她还不知晓，更多时候顾不得细想，被时间推着一头扎进新生活。

你现在注册了新账号“美霖的提拉米苏”，和之前的账号“睿瑞妈妈”看起来是两个身份，是有意这么做吗？新账号介绍是“重生的陈美霖”，但还是关联了睿瑞妈妈的账号，那希望别人觉得你是哪个身份呢？

虽然他们是以睿瑞妈妈认识我的，但我希望慢慢淡化这个标签，从睿瑞妈妈一步一步到陈美霖，不是找回以前的陈美霖，而是一个全新的自我，有三十岁女人本该有的自信独立。现在不少粉丝来买甜品，我有时怀疑大家来是照顾睿瑞妈妈，而不是因为我做的提拉米苏。

我在新账号的介绍里写着“重生”，但我还没有到重生的那个点，还是在努力（通往）重生的阶段。等真正重生了，我会取消介绍里（和睿瑞妈妈账号）的关联。

陈美霖和她的蛋糕摊位。魏荣欢 摄

一月初得知宣判结果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想了什么？

心头突然一下子空空的，脑子也空的。

是很复杂的一种空，因为案子还没有到结尾的时候，我会觉得，跟娃儿还有点羁绊。当真的结束了之后，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要说再见了”。以后如果说没得跟娃儿的一些羁绊，我又该怎么办。

然后另一边我又觉得张波挺可怜的，真的为他不值。

（那天）我哭了一天，大声哭，哭累了停下来眼泪还一直流，最后是哭着睡着的，耳朵里也全是泪水。“再见的是我过去的所有”。

过去的所有，指的是前三十年的人生吗？

30岁之前所有的事情我都想遗忘，明白吗？从1到30所有的事情。如果那会儿我听了我妈的话，上了更好一点的初中，我所有的圈子都会不一样。圈子不一样了，我就不会认识张波。

我在读书的时候曾经幻想过我30岁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工作平稳，有一个幸福的家，有孩子，该上班的时候上班，休息时候一家人出去玩，我想要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能让我感到很安稳。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我怀妹妹（大女儿）的时候。我一定会大胆跟妈妈讲，我要把她生下来，但是不结婚。

陈美霖曾收到多封前夫张波从看守所寄来的“忏悔信”。讲述者供图

2024 年里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有什么决定让你觉得自己和“一年前的我”不一样了？

当我看清一个人的时候，果断拒绝来往。今年我跟两个朋友合作创业，后来都闹掰了，因为发现她们找我合作是看中我的流量。

我现在不愿意社交，总觉得大家都是带着目的性的，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如果说有人要约我出去吃饭怎么样，我就会认真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警觉性很高。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只能用一个词吗？我觉得是三个词——惨、累、坚持。惨就是被朋友利用，被朋友欺骗，创业也很艰难；累是工作上一路走过来很疲惫，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上；坚持是虽然这么累，但是我一直在坚持，没有放弃。

甲状腺那次手术，有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吗？

手术之前，我想如果手术台上发生意外，对不起爸爸妈妈，然后面对孩子这一块，我觉得挺高兴的，终于可以跟他们见面了。

当手术清醒了之后，我一下就哭了，觉得我还活着，仅此这一点。

自那之后，我可能对生命要比之前看得重一点，不会再有轻生的念头。

（注：3月20日，陈美霖做了甲状腺乳头状恶性肿瘤全切手术，需终生服药。）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内蒙古妈妈失去孩子的新闻（注：内蒙古三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我有看过，有点像我这件事情。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伤害的总是孩子，看得最细的是这个孩子没了的过程，因为这些情节很重要，决定对方能不能被判刑。我在孩子的事情上也学会了抠细节。

今年你有发现身边一些什么之前忽略的事物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街上的人来人往，烟火气息。现在摆摊站在那儿看，挺有趣的，有爸爸妈妈推着车带小宝宝出来逛，还有的出来遛一下狗，看着他们好快乐，烟火气息能治愈人。

附近不是有很多培训机构嘛，有妈妈可能会因为宝宝做了一件乖事想奖励，就过来给他们买蛋糕。就像我以前对妹妹，比如她好好把饭吃完了，我就奖励她一根最喜欢的山楂棒棒糖。

2024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跟爸妈一起去西双版纳过年。孩子出事之后，我就没有在家里过年，亲戚家也不愿意去。如果爸妈不愿意跟着我去外边过年，我自己也要去。

其实我很羡慕别人能自己一个人走很远。我从来就没有自己去旅游过，有点胆小。现在没有那么害怕了，很想去体验一下，自己去看看世界。

现在面对新感情是什么态度？

有人跟我表白过，我顾虑很多，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真心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网络上的流量，接近我会不会有什么目的。我害怕男的会不会都像张波一样，因为张波一开始也对我很好，但是时间久了会变。我会不断告诉自己，“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我现在觉得好像自己就不配，不应该得到幸福。

2025年，你希望周围的环境和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

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内心更平静，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更独立，做到自己出摊的整个流程（独立）。现在父母和朋友们帮我摆摊，有时候我就会去依赖，比如妈妈帮我刷盘子，明明这个工作是我的，不能让自己形成这样的习惯。

陈美霖在摊位前忙碌。魏荣欢 摄

现在还会经常想到孩子吗？

一开始有很多朋友安慰我，说要相信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只是你看不到摸不到而已。我晓得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又想自我安慰。

外婆经常劝我，把心放宽，沉浸在那里面伤害的是自己，他们都不在了，但你还活着。比如妈妈用墙纸盖掉娃儿在墙上的涂画，我觉得是在抹去娃的那种存在，但我不会抗拒，有印记就行了。平时我在屋头待的时间很少，如果一直留在那边，我父母看了心里也会很难受。（而且）如果我每天都看到一些娃儿的东西，我可能会变成一个疯子。

妹妹最喜欢的玩偶给她烧去了，我只留了一个猪猪玩偶在床头。有时我会把它当成娃儿对着说话，比如今天做了啥子，心里好烦，但是烦归烦，妈妈真的好想你们，你们想不想妈妈？一定不要忘了妈妈。

向阳，前富士康女工

在2024年获得本科文凭

向阳（网名）来自湖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初中毕业后南下打工，今年26岁的她已经在工厂流水线上待了11年。

她一直试图跳出流水线，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为此，她在打工之余报过面点、母婴、养老护理等技能培训班，考了大专，又继续考专升本，最终在今年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同样在这一年，她被工厂开除。仲裁失败后，她决定上诉。她也没有听从朋友的建议，换个工厂继续打工，而是选择暂时停下来，写小说，学习法律知识，学做菜。

向阳把这一年称为自己“成长的一年”，她学着不那么听话、服从，学着听一听内心的声音。她依旧不确定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她承认自己还需要摸索，可是她相信，眼前不止进厂这一个选择，她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你6月份正式拿到本科学位证了，感觉如何？

我以前很想拿到这个学位证，过去比较自卑，觉得别人是厉害才能拿到，但我不行。所以刚拿到的时候，一开始我有种虚荣感，想和朋友炫耀一下。后来就觉得我能拿到学位证，是因为我也一直在努力。

向阳的学位证。讲述者供图

我记得视频答辩那天，整个人快崩溃了，当时是借了朋友的房间和电脑，环境很不好，旁边在装修，楼下收废品的一直放大喇叭，还有小孩子在打闹。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选女性就业难这个话题？我说因为我可能马上就会遇到，这就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直接说，你写的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你为什么坚持要写这个话题？

我当时只能说，我的论文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我已经很尽力了，我想尝试发现问题，如果我不写，可能更加没有人知道女工的困境。

我们班（专升本）50多个人，拿到学位证的只有一半，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好的，算是多了一点自信心，以后找工作应该能用得上。

其实我1月底被富士康开除了，说我连续旷工4天，违反了集团的条例。他们之前给我绩效考核打丙，我不肯签字，就去工会那边维权，旷工那几天就是在工会。

我不服气，今年一直在找律师打劳动仲裁，7月案子正式开庭，10月出的结果是我败诉了。现在没有律师帮我，我自己在重新起诉，每天在催法院什么时候给我立案、开庭。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会打打零工，现在天天在家里写小说，复盘我在工厂里遭遇的事情。

这一年算是你休息的一年吗？

不叫休息一年，我一直在学习。我有在慢慢地学法律方面的知识，自己打印证据材料，学习怎么在仲裁的时候提出质证意见。周末又报了班去学炒菜。

我朋友还在工厂，每个月能领五六千块，她会觉得我有一点摆烂、躺平，就是找借口不想上班，也会催我出去打工。我不觉得自己在摆烂，我可以不要钱，我可以允许自己弱一点，做错一点事，因为做错了你才能去纠正改变。我愿意在我弱的时候，停下来去充电。

这一年我一直在探索自己的想法，包括反思我在工厂遇到的这些事情，有些并不是自己的错，没必要像以前一样只会服从、责怪自己。

今年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今年过年没有回老家，我觉得这是我脱离原生家庭控制的第一步。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去找律师，一步步跟进案子，打劳动仲裁，跟律师一起改仲裁书，而不是一直依靠别人。

以前我的家庭，包括工厂、社会，教给我的就是你要听从安排，要服从，有时候我遇到问题也会想，有人帮我把所有事情处理好就好了。我这一年一直在摸索着学会独立，要自己去做决定。

你发现了身边一些什么之前忽略的事吗？举一个小例子。

之前打劳动仲裁的案子我特别焦虑，有时候我会把这些情绪全部倾诉给朋友，会让他们也焦虑起来。这是朋友后来跟我说的，我太困在情绪里，他们也很难受。

今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做什么？

6月份我递交完案子之后出去散心了，去的最远的是惠州双月湾，我一个人在那里待了三天两夜，去看了海。我发现在大海面前，自己是渺小的，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坚持。因为我今年遇到的每一个挫折，之前写论文也好，后面处理案子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会一直陷在里面。但是我坚持去做，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起码是有自己的方向，而不是盲目被别人指挥。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一个外地女孩死在西安的出租屋里，那个是2024年8月16日，11点55分贞观公众号发布的。我看到后续是有一些调查，说有些信息可能不准确。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反映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困境，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是一样的，就业上的难题，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明明很努力，但是付出和回报还是不对等的。出人头地其实很难的，能解决自己的温饱，好好活下来真的已经很好了。

新的一年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是什么？

我跟富士康的案子。案子解决完之后，我还要去寻找一条出路，女工的一条出路。不是像我朋友说的那样，一定要进厂。我觉得有多种可能性的。

康菲，连环凶杀案死者女儿

在2024年等到网暴者的道歉

2024年5月，35岁的康菲（化名）收到了等待已久的胜诉判决书。

4年前，她的父母在一起重大恶性连续杀人案件中丧生，外甥受重伤。案发前，凶手曾非法潜入康家，他们两次报警，未得到重视。康菲为此要求公开调查，警方是否存在渎职。没过多久，她发现多个账号开始在公共平台对她的家人进行诽谤和网暴。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难取证，康菲找到了其中3个账号的注册者，包括一位当地民警，时任江西抚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2021年，她正式对3人提起民事诉讼。

案件一度受疫情、取证等因素影响，进展并不顺利。但康菲顶住压力，始终拒绝与网暴者私下和解。历经两次庭审，在这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上，她最终取得一场胜利。

2024年有给自己定下什么计划吗？现在一年快结束了，计划完成了吗？

我以前会有一个固定的计划，比如今年工作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赚多少钱，要去哪里玩。但是我家里发生事情之后，发现有时候做了很多努力，也没什么用，比如我希望调查警方是不是存在渎职情况，到现在没什么进展了。我就有点摆烂。

我爸爸走的时候，我们都找不到一张他比较好看的照片，最后选了一张有点严肃的，我每次看到那张照片就特别心痛。回想过去的30多年，我为了在深圳扎根，努力买房子、车子，然后刚买房子没多久，我家里就出事了，那一瞬间会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所以现在每一年我会更珍惜和亲人的相处时间，比如我的姐姐、外甥、我的先生，因为我的亲人已经不多了。

这一年生活里有什么重要节点吗？

今年5月收到法院的胜诉判决书吧。这至少对我的家人和父母是一个安慰和交待，我不需要这些人给我们赔偿多少钱，而是想让他们知道，你做了错事要付出代价的。

网暴案判决书。讲述者供图

今年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那次坐地铁，一个大爷占座，我直接过去跟他说你把腿收收，我要坐下。后面我跟他发生了冲突，闹到派出所，调了监控之后，派出所让他跟我当面道歉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挺勇敢，也特别庆幸我是30多岁遇到这个事情，因为我20多岁家里没出事的时候，我就是个外表很瘦弱，也有点怯怯的人，那个时候我不会有勇气站出来。

今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做什么？

应该是大理吧，因为我过年没地方去。以前过年就是回江西老家，我妈妈会提前好几天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叮嘱我出发前一天要带什么，是开车还是买的几号的高铁票，一直问。然后出发那一天会问你几点钟到，堵不堵（车），我爸又要开车来接，现在想起来其实都是幸福。

现在回去，我感觉也只是回到了一个房子里，江西冬天也很冷，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所以我就跟我姐姐、我先生，带着我外甥去了大理。

你对身边的人有了什么新的理解？举一个小例子。

可能是对我姐姐。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母都很宠我，我大哥是最大的，又是儿子，父母也会对他有偏爱。我姐姐就是夹在中间的、可能会被忽略的老二，她性格会比较硬一点，不太懂怎么撒娇、示弱一下。

今年我们去大理的时候，一次因为太堵车，只能骑小电驴过去，我们4个人只有我先生一个人会骑。我姐姐问怎么办？我就开玩笑说我不用担心，我老公会骑。她就说那你们俩走，我不去了。我就觉得她很硬。

我以前根本不关注别人，也没时间去分析你过着怎样的生活导致你形成了怎样的性格。但是出事之后，我姐姐是跟我关系最亲密的人之一了，她承受的比我还多，不仅是我们父母，她的儿子当时受重伤，她也离婚了，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在扛。所以在大理的时候，我跟她说，你可以软一点，你可以跟我撒娇。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我感觉是“淡”。因为除了网暴案胜诉，和地铁那件事之外，其他我好像没有特别多的记忆，就很平淡。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我关注了这段时间很火的卫生巾事件，就是大家测量出来的实际长度小于包装上标注的长度，感觉女性在很多环节里一直是自我意识最小的。我还在研究可以去哪里写留言，这个行业标准确实存在问题，我想写一写反馈意见。

2025年，你希望周围的环境和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没有办法期望周围的环境改变，比如今年我一直在投诉我家附近的噪音问题，每天晚上都有一群老太太跳广场舞，音响放得特别大，我给社区、12345都打过电话，但一直没解决。我感觉周围的环境不是我能控制的，只能做一点算一点，希望大家更文明一些，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纠纷。

至于我自己，希望能更平和一些，身体免疫力增强，睡一个好觉。我失眠的问题好多了，但晚上还是容易做梦。梦到最多的还是我的父母，有一次梦到我回老家，我妈在做饭，我疯狂地哭，说妈你去哪了？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以为你走了。

那个梦非常清晰，我记得妈妈穿着她很喜欢的碎花连衣裙，我爸穿的是一件冬天的夹克。妈妈站在厨房里说没有，我跟你爸就去了个三亚湾，玩了两天就回来了。

我太想他们了。

康家衣橱上，贴着家人外出旅游时拍的照片。李晓芳 摄

七七，烂尾楼盘业主

在2024年拥有了燃气和电

搬进延迟交付的房子第二年，七七（化名）过上了一种看起来正常的生活。

她28岁，在成都生活了5年，省吃俭用攒下积蓄，买下这套57平方米的在建公寓。然而交房时间一拖再拖，去年5月，面对房租和房贷的双重压力，她决定搬进迟迟不能交付的楼房里。

刚开始的日子充满不安，深夜里常有陌生人敲门，断水断电让她心力交瘁。唯一让她安心的是自己布置的暖黄色空间，那是她为自己创造的温暖的“小世界”。

一年多来，经过与开发商的多次交涉，情况逐渐有了好转。今年，楼里通了电和燃气。虽然屋外依然冷清，七七坚信自己离那个“家”越来越近了。

2024年，买过的最满意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3月份买的一台家用咖啡机。

楼里之前没有通电，是从外面的电箱接的临时电。当时房间里不能同时用太多电器，随时可能停电。白天上班的时候，屋里断电，晚上回家冰箱里的冷冻食品都化了。

那个时候，想喝咖啡只能点外卖，十多块钱一杯，挺贵的。

我以前一直在咖啡店工作，学会了做咖啡，也很爱喝咖啡。今年1月份，楼里通了电，我就想着买一台咖啡机，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做了。

我把咖啡机放在进门旁边的一个小柜子上。咖啡机是乳白色的，跟我小家的装饰风格也挺搭的。基本上每天早上起床收拾完，我就会做一杯带出门，边走边喝。感觉自己的生活也从随时断电的不安和焦虑里慢慢走出来了，逐渐变得正常了。

七七的咖啡机 讲述者供图

用一个词形容你的2024，你会用什么词？

坚韧吧，从买房到知道它出现问题，然后入住到现在。刚开始自己就像一堆泥土，是散的，后来克服各种问题，看到楼盘在慢慢变化，自己也从一堆泥土变成了一个小泥块，更加坚韧了。

为了自己的小家你做过哪些努力？

我的小家室内面积只有42平米，不算大。刚住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很空，那时候也没有钱去添置更多的东西。入住后，我只要攒一点钱，就买一些喜欢的东西添置进来。

我喜欢比较暖色调的灯，我桌子上摆了两个小灯，一个是南瓜灯，一个是梨子灯，90块钱一个，不贵，但都很可爱。家里还有三个落地灯，感觉一进屋把灯都打开，整个屋子都显得很暖和。小时候家里装修用的是瓷砖，冷冰冰的，我就想，在我的小房子里要放一个地毯，这样冬天脚就不会冷了。我挑了6、7种，最后选了一大块羊毛毯放在客厅，踩上去暖暖的，特别舒服。

从入住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一个空房子慢慢被这些小东西填满，每天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些东西觉得挺温馨的。

夜晚，七七在房间里看剧。吕萌 摄

2024年，你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去做什么？

我去了上海，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朋友带我在上海逛了逛，在外滩打卡了“三件套”，还去了上海交通大学。

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为了贴补家里就出去工作了，后来攒钱买房，也一直为房子的事操心。之前幻想过大学是啥样，可能就比高中大一点，但真正进了大学才知道，它很大，从一栋教学楼到另一栋都隔了大几百米，还有很大的图书馆，真的很羡慕那些大学生。

如果能和某个人交换一天生活，你希望是？

我的老板。我挺羡慕他的，他去过很多国家，朋友圈全是他置顶的各国旅游照片，有六七十篇，比我命还长。我没出过国，去过最远的就是上海。

2022年的时候，我在一家叫“大溪地”的咖啡馆工作。当时我不知道大溪地在哪里，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看到大溪地很美，外国人认为那里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当时不敢想，对我来说出国是件很遥远的事，现在也是。我很想和我老板交换一天，去大溪地看看。

2024 年里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4月份的时候，我坐地铁上班，一个穿短裙的女孩坐在我前面。我看到旁边一个男的拿着手机在女孩前面晃，很明显是在偷拍。我走过去，跟那个女孩说：“你过来，有人在拍你。”可能那个男的也有点心虚，赶忙把手机揣起来，装作若无其事地在那左右看。

我看那个男的长得很凶，我们俩都不想惹事，就一起去了旁边。女孩子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坐了两站就下车了。

2024年你印象最深刻的公共新闻事件是什么？ 

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关注到这个事情之后，我海鲜都吃的要少一点。还有比如谈恋爱女方想分手，男方不愿意分，把女生叫下去说见最后一面，反手就给女孩杀了，或者泼硫酸。当时会想到自己，之后谈恋爱，还是要选择一个性格好点的男生，就算分开了，至少不会有人身安全问题。

今年你发现了身边一些之前忽略的事吗？

有一次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突然她就生病了，咳嗽得很厉害。我想，作为一个在外面漂泊的人，对父母的陪伴还是很少的。希望父母能来我这住，我多陪陪他们。

2025年的第一天，如果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坐下来吃饭聊聊，你会选择谁？

我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我们一家四口在不同的地方，爸爸在深圳打工，妈妈回了老家（四川南充）照顾外婆，弟弟大学毕业就去了福州工作。感觉都身不由己，各奔东西，还是挺遗憾的，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今年（2024年）十月，楼里通了燃气，真的是一年里最开心的事了。那天，我做了第一顿热乎的饭，煮了邻居送我的腊肠，配上妈妈寄来的豆干，我吃了两大碗饭。我们四川人喜欢吃辣的、爆炒的食物，之前用电磁炉做不出那个味道，我那天吃了很多。新年，我希望能在我的小房子里给家人用燃气做一顿饭。

在房间里做饭的七七。吕萌 摄

新的一年，你希望周围的环境和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

希望我们楼盘的公共区域和一些基础设施能进一步完善。我们楼里本来有四套电梯，现在只有一套能用。没有维护卫生的人，楼梯上全是垃圾，灰尘也多，一些装修垃圾，木头、纸壳、泡沫什么的都扔在楼道里面。小区门口到我们楼门这段路没有路灯，晚上挺黑的。如果公共区域完善一些，住的人越来越多，下班回家路上有人，自己也不会那么害怕了。希望有一天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满楼的灯光能把我回家的路照亮一些。

当然，最希望的还是2025年能交房。最近听到小区物业说明年要交房，虽然不是官方信息，但还是期待。拿到房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

买菜回家的七七。吕萌 摄

一，

女硕士事件，到今晚，说实话已经没有了再写的意义，一切的结果随着当初的好心人，现在的张某被刑事而结束，后续至于女硕士的孩子抚养还是女硕士的生计问题，是需要当地，也就是和顺县官员们的良心来衡量了！‍‍‍

我到今晚耿耿于怀的依然是这件事最初的画风，尽管今晚我因为淋雨咳嗽不停，但还是要再说一下，算是完满这件事！‍‍‍‍‍‍

嗯，除了那则收留的通报之外，看当地权威部门的宣传。‍‍‍‍‍‍‍‍‍‍

在和顺县公安局人口中心和青城派出所的共同努力下，为其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由于该女子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来历，民警多次去其家里了解情况，采集血样，同时进行全国人口比对，辨认了300多条人员信息，但却一直未能确定其身份。十几年来，和顺县公安局帮助其寻找家人的工作从未放弃。‍‍‍‍‍‍‍‍‍‍

这个正能量满满的文案有两个我比较疑惑的地方；

一是，志愿者朱玉堂在视频里明确的说，只用了两个小时的交流，女硕士便用笔写下了家人的信息，爷爷，父亲，导师的名字都写出来了。那么我不知道为何当地的部门们用了十几年的工作，都没能找到。是朱玉堂神通广大吗？我想答案不是的，这里面要么是有人撒谎，要么是，说出来就有点难听了。。。。。‍‍‍‍‍‍‍‍‍‍‍‍‍

二是，今天对这件事的定性，当地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认定张某是犯罪者，那么十几年里的时间，一直在帮助其找寻家人，登门拜访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这是犯罪。这十几年的时间内，难道作为执法者就是这么眼睁睁看着犯罪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也所以，这个里面是逻辑不通的，或者说，执法的人自己也不懂法！‍‍‍‍‍‍‍‍‍‍‍‍

二，

再多余的其他问题，上面已经说了。‍‍‍‍‍‍‍‍‍‍‍‍‍‍

今晚着重的厘清一个概念！

那就是许有人会说，看吧，看你们这些闲人，非要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孩子没人抚养，支离破碎了，你们开心了。甚至连大v胡锡进，一些有头有脸的红色大v都是这样的论据；

甚至一些脑子里不知道哪里抽风的人，会觉得女硕士被收留，是上天送给张某的福报！

但我今晚加班要说的两个点是：

一是，在法治社会，别说一个人被收留13年，即便是一个私人物品遇到了，正常的人，文明的人都是要及时报告给警方的。这是基本的礼仪和廉耻问题。

二是，相比于当下的或许在那些脑子回路不够清晰的人的认知当中，是破坏了一个家庭，但问题是，这是恶的源头。首先，女硕士这十几年的人生，又该谁来负责；其次，当你们对待这种犯罪与恶的时候，考虑到的是当下，而非是当年恶的源头，那么现实中的恶只会越来越多。我是走过大量乡村的，难道说乡村之中，这种事情，会是个别的例子吗？‍‍‍‍‍‍‍‍‍‍‍‍‍‍

一如当年某地的那个不幸女子，当初当地也是振振有词的说只有这一个，但后面随着事件的发酵，可以看到，又出来了好几个拐卖的案例。而这种恶，如果按照保护犯罪者的思维，照顾到孩子的未来，父母的陪伴，就相当于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子囚禁，然后生几个娃，而后被发现了，现在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就忽略当初抢人囚禁的罪过。如是之，这是不是对恶的纵容。‍‍‍‍‍‍‍‍‍‍‍‍

三，

马尔克斯曾说过，一个社会的文明，在法治上任何的人都不会成为代价。毋庸置疑的一个点是，如果女硕士事件按照正能量们的逻辑，看似是维护了一个家庭，但女硕士就是代价了啊。‍‍‍‍‍‍

像上面那些红v，我说句难听的，当他家里的女性亲属被人这样收留的时候，他会是第一个原地爆炸的那个，当然，在他们的恶这一类人的情感之中，或许压根没有情感。‍‍‍‍

因为大家生活在这个人间，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披着同样的肤色，但内里有的人是红色的，有的人却是黑色的。而越是内里黑色的，越会刻意的在外彰显红色，自己满满正能量的一面。‍‍‍‍‍‍‍‍‍

四，

这件事还要说什么？

这件事的恶，其实从几年前，从那个不幸的女人的事件草草收场，从像我这样的写作受到重创时，恶就已经蔓延了。恶，就一刻都没有被阻止。‍‍‍‍‍‍

我现在很不想说的一句是。‍‍‍‍

当初那个女子的事件发生后，不是选择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是认真的排查这个类似的人间苦难，乡村内衍生的丑陋与邪恶，女硕士早就和家人团聚了。而非是人家家里苦苦等待这么多年！‍‍‍‍‍‍‍‍‍

如是之，这世间的恶又是怎么来的。

我当年写那个不幸的女子写了十几篇，现在为这个女硕士事件只写了4篇，而且是写的心力交瘁，写的麻木不堪。写的自己都漠然。‍‍‍‍‍‍‍‍‍‍‍‍‍‍‍‍‍‍

五，

一如今晚这萧瑟的雨，此刻马路上偶尔飞逝而过的车，那车灯的明晃，暗夜内掺杂着雨水的光，折射的是前方的未知，是不明的方向，是内里说不出来的凄惶！‍‍‍‍

这是广东深圳👇

这是福建漳州👇

这是广东广州👇

这是浙江温州👇

这是广东东莞👇

这是浙江温州👇

这是海南海口👇

这是湖南长沙👇

这是安徽芜湖👇

这是广西防城港👇

这是安徽合肥👇

这是福建福州👇

以上是我用微信搜索“消防栓不出水”关键词，前几屏新闻报道的结果，基本都是最近一年的新闻。再往下翻，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以上，还只是被居民发现，或者被火灾暴露出来的极小部分消防栓不出水的案例。

更多消防栓不出水的大楼，就在你我身边，这些住宅、商场、学校宿舍的年度消防检查结果，都是合格。

你所居住和工作的大楼，消防栓里有水吗？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消防栓没水的大楼也能通过消防检查吗？

你所居住和工作的大楼，烟感器和喷淋头能正常工作吗？

你知道为什么更换一个成本30元的烟感报警器，有的公司敢报价2000元包过吗？

你知道，深圳这位居住在几千万豪宅里的女士，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吗？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3楼以上跳下，都是有可能死人的。

如果有能力，给家里备上这个👇

12月11日14时许，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悦府二期一栋发生起火爆炸，造成1人死亡。现场视频中，这座40余层、高度超过150米的建筑冒出浓烟。过火住宅一侧的玻璃墙被炸碎，不停向外喷出火焰和烧碎的布料，随后一名住户从窗台坠落。

现场救援人员介绍，经初步排查，起火点位于该住宅楼28层C户附近，因燃气爆炸起火。过火楼层主要为27层至31层，每层C户与相邻的D户受爆炸影响较大。事发时，27层C户被查封，长期无人居住；28层C户内无人员；29层C户内有一名女性。

一名房产中介告诉记者，28层C户已在售超过2年，其间无人居住。

另据新京报记者调查，事发前曾有业主反映疑似燃气泄漏。

燃气专家刘晓东告诉新京报记者，无人居住的房屋同样存在燃气泄漏和爆炸的风险。入户安全检查是避免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也是燃气公司的义务，更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但在目前法律法规下，对无人居住的房屋入户检查，“进不去”是最大的难题，需要多方努力共同解决。

事发现场。受访者供图

“整栋楼都在摇晃”

爆炸时，住在过火楼层的冯强正准备出门上班。他向新京报记者回忆，自己先听到一阵巨响，紧接着房间猛烈震了一下，屋里的摆件、天花板纷纷掉落，满地都是碎片。他看到，窗外也有东西坠落。

冯强想开门逃生，但电动开关失效，他只好手动开门。一出门，发现电梯间的门裂开，他这才意识到，爆炸就发生在这栋大楼里。

家住30多层的陈楠楠“这辈子都没感受过这么强的冲击”。事发时，她正在厨房洗碗，突然感到整个屋子上下震荡，整栋楼都在摇晃。紧接着，她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抬头看向窗户时，漫天的烟灰已经涌进屋子。

与此同时，另一位住在30多层D户的张冰，也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吓到。她家的厨房阳台与C户相连，爆炸后，她在阳台看到浓烟不断升起，便赶紧收拾东西逃生。

逃生时，冯强路过了29层C户，他看到大门紧闭，没有明火。但他顾不上确认家中是否有人，“如果是燃气爆炸，可能会出现二次爆炸。”走廊里，另一名邻居正站在门口看手机，冯强催促对方快点逃生，两人一同下楼。

陈楠楠记得，消防警报声响彻整个楼道，疏散提醒从喇叭里传出。

电梯已经无法使用，陈楠楠从消防通道逃生。下到30多层时，楼梯间地面出现了积水，下到20多层时，水面已经没过脚踝。张冰下楼时也发现楼梯间有积水，还有几层闪烁着火光。

“没办法，只能往下跑。”张冰记得，她和一位28层的住户在14时50分左右跑下了楼。冯强也和多位邻居一起安全逃到了停车场。

14时46分，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后，调派16辆消防车80名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处置。16时左右，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周同表示，初步排查，起火点位于28层C户附近，起火原因为燃气爆炸。事发后，有人员坠楼，已被120急救车拉走。

冯强告诉记者，坠楼离世的那个人正是住在29层C户的一位年轻女孩，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和她讲过两次话。

其中一次是在电梯里，女孩牵着一只白色的大狗。冯强问女孩狗咬人吗？

“不会，它很黏人。”女孩回复。

冯强没想到女孩就这样没了，他有些遗憾，“要是平时多注重邻里关系，出事时或许能帮上一把。”

网传业主群聊天记录。网页截图

事发前曾有住户发现燃气泄漏

周同在现场发现，28层和29层之间的部分楼板被炸穿。27层和28层之间的楼板出现小面积的穿孔。

“28层的地板向下凹，天花板向上凸。”他推测，这是因为爆炸发生时28层的气压较大，“把它撑起来了”。此外，27层至30层的涉事住户内，客厅玻璃有大面积脱落的情况。

另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到场开展过一段时间的救援工作后，他在15楼仍能闻到燃气气味。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爆炸发生前就有住户反映过该栋住宅出现疑似燃气泄漏的情况。

张冰告诉记者，那位与她一同逃生的28层住户告诉她，当天13时左右，自己就向物业和燃气公司反映过，闻到了燃气泄漏的味道，然而物业和燃气公司上门检修，没有检查出问题。

在现场处置的物业工作人员透露，事发当日中午，燃气公司确曾到该栋住宅的住户家中上门检查，疑似有住户向燃气公司反映出现燃气泄漏。

事实上，有住户在更早的时候发现燃气管道出现问题。

深圳市管道天然气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1日凌晨，悦府二期一座确有一名住户报修，要求派人员前去进行燃气的检修工作。结果显示，该公司派工作人员与住户联系后，住户最终取消了上门检修。

另外，现场救援人员向记者透露，事发时，27层C户和28层C户内没有人员，29层C户有一名女性。27层C户被查封，长期无人居住。

记者在阿里资产·司法拍卖网站查询到，今年5月起，27层C户已被法拍三次，最终均流拍。

多名业主告诉记者，事发前便知道该户长期无人居住。“它是法拍房的信息在好多地方公布了，中介也给我推过。它已经拍（卖）了好多次。”

阿里资产·司法拍卖网站显示，悦府二期1栋27层C户的所有人为林某某，系深圳一家公司高管。该公司与当地一家银行产生借款合同纠纷，今年3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裁定依法查封并强制拍卖、变卖登记林某某的上述房产。最近一次变卖时间为8月12日10时至10月11日10时。

据红星新闻报道，林某某一位亲戚向记者证实，起火住宅之一为林某某房产，林某某公司经营异常后已经失联两年多，悦府二期的房子也被法拍三次，均流拍。

此外，28层C户也疑似长期无人居住。

一名房产中介透露，28层C户已经在售2年多了。目前，该房准备下线。该房在售期间，一直无人居住。平时物业管家有钥匙，中介可以提前联系业主，带人看房。

网传涉事住宅户型图。网页截图

非强制性安检

该栋住宅的多名业主向记者反映，平时的燃气安检并非强制，如需安检要提前预约，如未预约错过检查的话，后续也不会补检。

业主刘阳表示，今年9月11日，他曾接到物业管家发来的燃气安检通知。

他告诉记者，聊天记录显示，物业管家发来的消息标题是“燃气管道安全检查温馨提示”。

聊天记录内容为：“尊敬的住户，接南山燃气公司通知，为确保您的用气安全，燃气公司计划于2024年9月13号到15号，进行免费入户的燃气管道安检服务。”

“如您有需要上门检修燃气管道，请与贵栋礼宾台联系，预约上门时间，届时燃气公司工作人员着工作服、带工作证将入户检查。”

因为工作繁忙，直到事发前，刘阳都没顾上预约安检，其间管家也从没有提醒他及时预约。刘阳回忆，上一次燃气管道安检，已经是一年前了。

刘阳说，自从他2018年搬入该住宅，每年的燃气安检都是相同的形式，“如果预约，他才进行检查，如果错过，要拨打（检修）热线让他来检查。”

业主李欣告诉记者，她也在9月11日接到了相同的通知。但因为管家时常发来“清理水箱”“翻新外墙”等诸多信息，她觉得太繁杂，经常会直接略过。

“我去查了聊天记录，之前都不知道9月份有燃气检查。”她回忆，上一次进行燃气安检，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李欣对这种安检方式有所质疑，在深圳其他地区居住时，燃气安检都是直接上门入户检查，“第一天来没人在家，第二天继续来，或者打电话通知。不是这种发一条信息，我们没看到就不检查。”

2019年入住的张冰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物业和燃气公司会定期通知上门检修燃气管道，但有时自己不在家，后续也没人再联系上门。

此外，每年12月初，该栋住宅会停一次燃气。上周三，张冰家停了气，热水器无法使用，她找燃气公司的师傅上门维修，“他们不想上门，只让我加微信发视频。”

多位业主向记者证实，12月2日曾收到燃气停气通知，“接深圳燃气集团通知，因市政燃气管道作业，原计划于12月2日停气，临时改期于12月4日周三13点30分至16点，暂停小区管道燃气供应。为了您及家人的安全，服务中心温馨提示，请确保您的燃气管道末端旋塞阀及燃气具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恢复供气时，请确认无漏气等异常情况后，再使用燃气具。”

超过5名业主表示，自己平时只通过微信与物业管家联系，不知道物业的电话号码。一些工作繁忙或经常外出不在家的业主表示，如果家里需要维护、检修，会提前联系物业管家，告知管家大门密码后，由管家带人进屋。

现场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该栋住宅的部分住户长期不在家中，事发后也无法与这些住户取得联系。记者联系到的3名业主也表示，长期不在该住宅居住，平时有事则会联系物业管家。

阿里资产·司法拍卖网站上关于涉事住宅的拍卖信息。网页截图

专家：无人居住房屋燃气安全问题待解

疑似起火点的28层C户已长期无人居住，那又是如何发生的燃气爆炸？

燃气专家刘晓东告诉记者，燃气爆炸一定要有点火源，不会自爆，同时还要满足另外两个条件：燃气在密闭空间泄漏、达到爆炸极限范围内。

“点火源不一定是明火。”刘晓东说，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密闭空间内，开关电灯、穿脱衣物、接打电话或开关电器等动作都有可能引发爆炸。而无人居住的房子发生燃气爆炸的可能性也有很多，比如屋外有人按门铃，或者运行中的冰箱等。

刘晓东强调，入户安全检查是燃气公司的义务，也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但对无人居住的房屋进行入户检查，最大的难题是进不去，“燃气公司没有权力强制进入。”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企业应当对用户自用燃气管道及设施和安全用气情况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并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应当提供协助。

刘晓东表示，要解决问题，一是需要燃气公司、住户、物业等多方面配合，二是要采用一些先进技术。比如物联网表、燃气泄漏报警器、电磁切断阀、管道自闭阀等。不过，这些还是只能降低燃气泄漏的风险，不能完全规避，住户仍需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注意、防范。

事故发生后，深圳湾悦府二期一栋开启了入户检查。12日中午，刘阳告诉记者，目前，他与其他业主被安排在附近的酒店，小区处于封锁状态，无法进入。今天物业通知他，将会入户排查，需要提前告知物业大门密码。

事发时，他正在公司上班，事发后便没再回过家，他的证件、衣物都在家中，他希望能尽早回家。此外，他还担心很多事情，“会不会变成危楼，如果变成危楼就没法住了。”

（应受访者要求，除刘晓东外均为化名）

最近，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的经济工作，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时隔14年之后，我国货币政策首次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对普通人而言，货币政策大转向，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我国上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2008年11月底，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将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将更加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一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了两年时间，期间我国多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直到2010年底，我国终止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从此，“稳健”就成为我国10多年来的货币政策基调，直到这一次，我国再度宣布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又一次迎来大转折。

我国货币政策大转向，主要目是通过释放充裕的资金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对于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除了关心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之外，更关心的还是自身的切身利益——货币大转向，对自己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由此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货币闸门将进一步放松，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大幅宽松，利率继续降低。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最直接的挑战就在于，存款和理财的收益会越来越低，如果手上有闲置资金，未来几年将面临无处可投的困境。

最近两年，我国利率不断下降，存款利率一再刷新历史新低，3年期和5年期存款利率都已经跌到“1%”时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将闲置资金放在银行里，利息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国未来货币政策继续宽松，利率还将大概率下降。所以，对于偏爱储蓄的国人而言，在超低利率时代，如何实现资金安全的保值增值，未来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理论上而言，如果利率足够低，股市和楼市就会出现较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低利率意味着股市的估值提升，楼市的资金成本下降，对于股市和楼市都会带来支撑。而且，利率足够低之后，储蓄收益下降，也会让部分储蓄资金分流到股市和楼市。这也是我国持续降低利率的目的之一，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对股市和楼市形成支撑。最近这一次政治局会议，除了提出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还罕见提到了稳住楼市和稳住股市。

那么，存款利率大幅下降之后，老百姓会因此将储蓄资金转移到股市和楼市吗？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如果股市和楼市能够提供良好的回报，那就有可能带来双赢，一方面，老百姓在存款利率大降之后，找到了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渠道；与此同时，股市和楼市稳住之后，对于中国经济也会带来强有力的支撑。那么，这种双赢局面会有可能出现吗？

从股市来看，政治局会议提到货币政策转向之后，次日（12月10日）A 股市场的确大幅高开，但可惜好景不长，A股市场在高开后迅速跳水，当天收盘时几乎就抹去了全部涨幅。“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给A 股市场的提振只持续了短短几个小时。

从楼市来看，货币政策继续宽松，最直接的好处就在于买房的资金成本继续下降。但事实上，过去两年来，我国的房贷利率已经快速下降，从6%下降到3%出头，已经下降了一半左右。但这一轮房贷利率大降，并没有对楼市形成支撑，老百姓没有因为房贷利率下降就去加杠杆买房，反而是大量提前还贷。所以，如果房贷利率从6%降到3%也没有对楼市形成支撑，那么，房贷利率从3%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然有限，对于楼市的刺激效应也不会太明显。决定楼市走向的还是基本供求关系和人们的信心，利率不是决定性因素。

我国货币政策转向之后，还有一个潜在目的在于刺激民众消费。因为如果存款利率较高，很多人会将闲置资金放在银行赚取利息，但是如果利率大降，资金放在银行里几乎没有收益，甚至还因为通胀而缩水，那么，老百姓存钱的积极性就可能会下降，由此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消费。

对于一生偏爱存钱的中国人而言，存钱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安全感，应对未来的生老病死等各种不时之需，而通过获取存款利率，那只是存钱的副产品。所以，想要老百姓将资金从银行取出来消费，仅仅只是降低利率还远远不够，**即使存钱没有利率，很多人也会习惯性存钱，因为这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从发达国家来看，刺激民众消费的办法，主要是搭建起足够丰厚的社保体系，有了社保体系的支撑，民众就没有大规模存钱的必要。有些发达国家给民众退休后发放养老金，要做一个资产测试，民众账户上的资产越少，能够拿到的养老金就越多，反之，资产越多，能够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少，这样做就可以鼓励民众在退休前将钱都尽量花掉。

对于我国而言，想要让老百姓减少存钱，增加消费，还是应该大幅增加对社保体系的投入。当民众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消除之后，除了在银行保留最低程度的储蓄，更多的资金都可以拿出来或消费，或投资，这反过来又会刺激经济增长，形成双赢的良性循环。

CDT编者按：2024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共7篇，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报告汇、年度敏感词、年度播客、年度视频和年度人物。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1篇，下一篇是《年度404文章》。

2024年即将过去，我们搜集整理了最受网民欢迎的“每日一语”，按照发布时间进行升序排列。其中既有对社会现象的辛辣嘲讽，也有对新闻事件的精妙点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车。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JJ7SROJUEr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anuary 13, 2024

三年清零之后，中国的经济恢复未如预期，反而进入到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伴随着的是大量青年失业、楼市崩盘和股市长期低迷，普通百姓不敢消费，而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也在出口方面面临重税。面对投资、消费和外贸三方面亮起的红灯，中国国安部和中宣部先后发声，为“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保驾护航。

2023年年底开始，中国国家安全部连续发文要求维护经济安全，指“唱衰中国经济论”是人为构建的“话语陷阱、认知陷阱”，并批评“安全替代发展”、“排挤外资”、“打压民企”等是西方的虚假叙事，“故意制造、挑动和放大安全和发展之间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真实目的是扰乱市场预期和秩序，阻断我国经济向好势头。”

而在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也要求，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一时间，“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成为各大官媒的主旋律。

现实的经济低迷、民生凋敝和舆论宣传中的“光明论”形成鲜明对比，难怪网民调侃说：“别的国家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和消费。习大大新发明的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统计局、中宣部和国安部。这真是伟大发明。”

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iyLtJTcNbt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anuary 22, 2024

1月19日晚，河南南阳一所寄宿小学发生火灾，导致13名学生遇难，1人受伤，遇难的13人均为小学三年级学生。据媒体报道，涉事学校为当地一所半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制民办学校，不少学生都是留守儿童。

在事故发生后，河南当地官媒集体噤声，无一家媒体对此事进行调查报道，最早披露火灾信息的竟是当地消防部门。“河南南阳一学校发生火灾已致13人遇难”曾短暂登上热搜，但很快便遭到撤下，网民对此事件的讨论也遭到了限制和审查。

网民“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一语道破了审查制度的恐怖——它一方面无比强大和高效，在短时间内就能操控人们的关注焦点，让人们迅速遗忘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另一方面又残酷和冷血，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对生命和人权漠不关心。

三代石油人，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Cae3jMrZkj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anuary 16, 2024

1月初，“24岁职校毕业生任国企副总”的消息在网络流传。消息称，1999年出生的刘文欢，毕业于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毕业后入职中铁建工集团，2023年升任中铁建工集团贵州分公司副总。其后，中铁建工集团对此事进行“辟谣”，称刘某某只是一名普通员工，并没有行政职级。

但刘文欢“副总”的职衔，是出现在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上，当时该公众号发布了西南分公司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的正式候选人，刘文欢名列其中，职衔是“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在事件引发网民关注后，该文被删除。

无论中铁建工集团的“自我打脸”式回应是否可信，“好工作如同艾滋病，只能通过血液、母婴及性传播”却是网民共识。这起事件发生后的两个多月，一个小男孩在课堂上的造句视频引发舆论热议，他“童言无忌”地说道“长大以后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网民将其调侃为“三代农发行人的传承与守望”，认为它赤裸呈现了一个权力近亲繁殖的关系网络，且能够从中看出中国地级市的权力结构。

It’s our duty.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3HjsMg8OII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ne 2, 2024

今年是六四事件35周年，中共当局各项维稳/监控举措的力度再次升级。像往年一样，中国多个社交媒体网站和游戏平台禁止用户更换头像和昵称，并限制蜡烛、自行车等表情包的使用。多所高校下达通知宣布对学生实施“禁足”，禁止在校内外举行一切线下活动。6月4日当天，北京、南京、成都等地“严防死守”的戒备情况，其中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全天关闭”。英国驻华大使馆于微博上发布了一则纪念六四的短视频，但很快就遭到屏蔽。

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一方面被”家乡市集嘉年华“的统战活动所占领，一方面在外围布满警力，严防死守各种纪念活动。

多年以来，中共总是极力抹杀历史，想要把六四这一天打扮成“平常一天”，但人们总是能想出更多方法记住这一天。例如今年在问答平台知乎上一则英语问题”Duty 用在什么语境下？“的回答中，其中一条最高赞的回答是”骑自行车的语境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HSnGdafAJS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ly 8, 2024

2024年7月5日，长江中下游暴雨导致洞庭湖在湖南华容县团洲垸决堤，决口宽达226米，超过47平方公里被淹没。这次灾情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包括数个村庄在内的垸内区域被洪水淹没，但由于预警响应及时，受灾地区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官方称未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华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抗灾过程中的做法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其在7月5日发出的《关于全县公职人员取消休假和禁止个人对外发布信息的通知》，要求全县公职人员取消休假，同时任何个人“不能擅自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任何个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具体信息以官方通稿为准。”外界也因此质疑人员伤亡数据的可信度。

对于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2024现实版，有网民调侃：“红色力量堵不住堤坝，但红头文件堵得住嘴巴。”

一尊不退累14亿。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dwzWz7FW4t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September 16, 2024

2024年9月13日，中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从2025年1月1日将开始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男性退休年龄将此前为60岁，之后将以几个月为单位递增，最终在2040年达到63岁。白领女性（干部岗位）的退休年龄此前为55岁，将提高至58岁。蓝领女性（工人岗位）此前可在50岁退休，未来将不得不工作到55岁。

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遭到了广泛反对。媒体人曹林指出，”支持延迟退休者，大多是既有养老金双轨制的受益者，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而反对者则多是相对被剥夺群体，甚至是受损者……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双重的双损感：双轨制已让他们受损害，延迟退休更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退休时间#”、“#90后退休时间延长到65岁以后#”等话题曾在该消息发布后短暂登上热搜，但很快遭到封禁。有网民拿习近平不愿退休调侃此政策：”一个人不想退休，拉上所有人。“

勿忘国耻。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zp6m71qdqv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September 19, 2024

在经济低迷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背景下，今年中国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层出不穷。9月18日上午，一名于深圳日本人学校就读的十岁男童在离校门外200米处被一名44岁男子持刀袭击受伤，翌日凌晨于医院不治身亡。而在6月24日，苏州刚刚发生过一起针对日本人学校的袭击事件，造成学校校车引导员胡友平死亡。

深圳当天的警方通报未提及受害者国籍和学校，也未透露嫌疑人动机。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个案”，“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称相信“个别案件不会影响中日两国交往与合作”。

9月19日下午开始，许多深圳市民聚集在学校门口，为遇害男生献上鲜花和卡片表达纪念。但校门口的“深圳日本人学校”牌匾却被人用一扇屏风遮住，只留下了“深圳”二字。有人在纸条上写道“孩子，对不起，请安息”，落款是“一个深圳妈妈”。

由于九一八事变，9月18日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国耻日，但2022年导致27人死亡的贵州转运大巴侧翻和今年发生的针对日本人学校的袭击，让人们重新审视荒谬政策和极端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国耻“，有网民感叹：”918国耻日已被重新定义。22年的贵州大巴，24年杀害日本人学校小孩，才是真正的国耻。“

你们觉得，这次大A能红几天？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uXZRXfDegU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September 27, 2024

9月底，中国当局似乎下定决心提振经济，从央行、证监会、住建部，再到发改委，接连召开发布会，用一连串的刺激政策，试图打消民众的疑虑。在一系列的刺激措施之后，大量资金涌入股市，让A股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仅用三天时间就重新回到3000点。有统计指，A股总市值在这几天增加了大约10万亿，如果平摊到每位股民头上，差不多每人赚了4.7万。面对这种短时间内的暴涨，有网民调侃，”日本走出经济衰退用了30年，我们就比较快了，用了3天。“

“国家这几天为什么开始提振股市了？”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lC1IyU8nUM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October 7, 2024

但这一轮牛市在十一长假后很快回落。9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此后几天，A股几乎是“一天红一天绿”，大量机构投资者沽出，A股已经完全没有十一之前的势头。但很多人在媒体和自媒体炒作下一掷千金，高位买入，幻想着一夜暴富，最后落得了满盘皆输的下场。有网民用《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形容此轮持续仅几天的牛市：”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

“早该管管了。” https://t.co/Gz2iBuPGLE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XospxAyZ67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October 20, 2024

10月11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印发通知，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聚焦部分网站平台在热搜榜单、首页首屏、发现精选等重点环节呈现的语言文字不规范、不文明现象，重点整治歪曲音、形、义，编造网络黑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

有网民表示，“黑话烂梗”之所以流行，关键的原因是“我们想好好说话可您不让啊”。一些抽象词语之所以出现，本就是为了规避另一些禁词，这也是为什么简中圈的表达会越发抽象，越发异化。因为当言论自由被压制的时候，就只能以另一种非规范用语去实现自由。

更有网民称，中共才是“黑话烂梗”的始作俑者：”独裁叫民主专政，克扣叫多快好省，折腾叫动态清零，失业先叫下岗，后来叫灵活就业，政治灾难叫自然灾害、曲折探索，侵犯生育权叫计划生育，国家资本主义叫特色社会主义，倒行逆施叫不忘初心，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编出来的黑话。“

万圣节前夕上海巨鹿路、长乐路等地出现大批警察，部分酒吧接到禁止举办万圣节活动的通知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PptvacrCp9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October 26, 2024

去年，许多上海的年轻人把万圣节活动变成了一个罕见的表达政治观点或社会批评的“万梗节”。今年，上海当局高度戒备、严防死守，从25日开始，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在巨鹿路等地实行管控，甚至在部分路段设置多层栅栏，防止参与活动的人流聚集，并随机搜查路人的行李箱。后又是草木皆兵的上演了各种“制服鬼横行”场景，许多走上街头的 Coser 相继被带离或拘捕。微博平台上，“#上海万圣节”等多个话题遭到了封禁。

但高压之下，仍有大量民众上街狂欢。与之同时，陆续有各式装扮者被警察带走，包括佛祖、耶稣、卡戴珊、特朗普、精神小伙等角色，带走画面也一个比一个魔幻。其中，一位Cos成警察的男子被多名警察带走前去卸妆的画面、几位警察检查一家酸菜鱼店门口鱼形人偶的画面，都充满了荒诞和讽刺。

面对当局的双标，有网民讽刺：”在国外搞孔子学院时，他们说要促进文化交流；在国内禁止万圣节时，他们说要抵制文化入侵。“

体制内工作日常。

那是一间位于山东临沂的，未完工的公寓。

34岁的林夕，和她7岁、9岁的女儿住在这里。她们需要攀爬22楼，绕过被锁住的围栏，不断向外面寻找水、电。

秋天，孩子们泡在塑料桶里，用热水和凉水混着洗澡；冬天，她们一周一次前往大众浴堂，一个人十五块。刚搬来时，这里没有门、没有窗户，穿堂风呼啸而过，她们在帐篷里度过了寒冷一夜。是邻居们的呼吁，施工队给她们装上门窗，她才有了家里的钥匙。

林夕每天都在视频平台分享入住烂尾楼的生活。直到第66天，一切迎来转变。烂尾近一年的小区复工，她们家也开始动工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对她表示感谢，认为她的态度影响了复工进程，也有人冷嘲热讽，为什么非要住在一个没有建好的屋里？林夕说，“没有人有权力指责我，这本来就是我的房子。”

事实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她奋斗了23年。这是一个关于坚韧和希望，一个如何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建造起自己避风港的故事。

以下是林夕的讲述：

第一夜，1个帐篷，母女三人

8月31日那一天，我带着女儿们，搬进了我们位于22楼的家。

两个女儿，一个二年级，一个三年级。我2021年买房，就是希望我们仨能有个安定的容身之所。毕竟我14岁就步入社会打工，一直都在外面漂着。当时看好这个房子，也因为它离学校近。孩子们入学后，我们租的房子一直都在学校周围。

原定的交房日期是今年1月30日，有4栋交付了，剩下十几栋都没完工。我的那一栋，室内精装修大概完成了80%，就再没动过了。差不多每隔4、5天，我就骑着电动车，过去看工地上有没有人干活。明明知道没有动静，我还幻想屋里面会不会猫着一个人正在施工。来一次绝望一次，但如果不来的话，心里更难过。

林夕带着女儿住进了尚未完工的家。图 / 讲述者提供

有一次我进去楼里看，发现一屋子的建筑垃圾都没有人动，就打扫了一下。当时心里还嘀咕，要不是没有安装上下水，我挺想住进来的。谁知道没过几天，我就收到房东的信息，说那个房子我住了两年多了，他决定不再租了。

房东知道我买了房子，也知道我的房子烂尾了。他不忍心直接打电话，而是选择半夜11点多给我发消息。我看完后哭了一晚上。临沂市的房租价格是1200块往上走，租的这个房子是回迁房，月租只有740元。我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去租房了，再便宜的房子也不好找，怎么去找？

最近这两年，我一直靠做各种零工挣钱。我曾经做过搬运工、装卸工，比如搬半天书，可以拿150块钱。工作的时候，母亲会帮我带孩子，作为回报，我会给她一笔钱。但后来，她突然撒手不管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我从今年6月停止了工作，自然也断掉了收入来源。

我看中了一个月租500块的房子。它在阁楼上，只有一张床，没有热水器、也没有空调，什么都不方便。毕竟还带着两个女儿，我觉得环境太差了。

我想，如果去租这样的房子，都爬上7楼了，我为什么不带着孩子爬到22楼。至少每个月不用再交房租。更何况，我烂尾的家里还大、还明亮，客厅、厨房、卫生间都是贴了瓷砖的。无非就是没有门而已，去工地捡几个大木板挡起来，不是也一样吗？租阁楼还不如住烂尾楼，我就这样下定了决心。

我忙着赶紧把东西搬完，好跟房东交接。连着3天，我每天都在骑电动车搬家。那些锅碗瓢勺，我一小袋一小袋包起来，每天来回十几趟，晚上趁女儿睡觉了，我也还在搬。零碎的东西我陆续拿到了楼上，还有像洗衣机、种的花花草草等重物，没时间往上运，就直接放到了地面。从进单元门到电梯口、楼梯间，全都摆满了我杂七杂八的东西。

8月31日晚上7点，我终于把东西全部搬过来了。但那天不知道什么时候，电梯突然停了。北方的秋天，天黑得早。我和孩子们摸黑打着手电筒，爬到了22楼。我们都没有吃饭，家里什么都没有，考虑到吃得方便，我点了华莱士的外卖，10块钱2个汉堡的那种套餐。

我永远都忘不了搬进新家的那一天。白天就下着大雨，等晚上我们爬上楼的时候，已经是狂风暴雨了。我淋着雨下去给孩子拿了外卖。两个孩子坐在没有门窗，没有灯光的环境当中，吃着汉堡。她们平时很少吃汉堡，我问好吃吗，她们“嗯”的声音很小，点了点头。我翻看那时候的视频，都很想掉眼泪。

搬进新家的那天，外面狂风暴雨。图 / 《结婚礼服》

家里没有床，帐篷是我提前在网上买的。我寻思可以买一个大点的，就看中了一个2米4乘以2米4的帐篷，构想着里面不仅能容纳我们三个人睡觉，还可以放一个小桌子，白天她们能在里面吃饭。

林夕在网上买来睡觉的帐篷。图 / 讲述者提供

那天晚上，环境还是比我想象中更严峻。我们钻进帐篷里面，听到客厅和入户门吹着穿堂风。捡来的木板卡不住风，我又用梯子和塑料置物架一起挡在门口。风很大，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风。我们没有家具，狂风把装东西的袋子吹得咣咣响。我一点也睡不着，这就是住进来的地方吗，没有门和窗，屋里还那么冷。

我问孩子们怕不怕，她们说不怕，如果坏人上来，爬到22楼都得累死。

第二天，我去买了煤气罐、煤气灶。电梯还是没有开，我分别把它们扛了上去。煤气罐得放在肩上扛。后面几天，楼下的东西，我都慢慢搬了上去。

22层，120斤水

开发商最近一次的承诺是12月30日交房。我愿意再相信他们一次，因为我和女儿们，真的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来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刚住进来时，这里既没有入户门，阳台还是半封闭的，确实很危险。由于我是唯一回来住的人，邻居们知道了以后，要求施工方必须给我家装上门和窗。入住的第八天，门和窗安上了。又过了四五天，门上装了锁，我终于有了自家的钥匙。

好不容易住进来的家，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在这里生活。

每天早上6点起床，我会准备一些简单的早餐，比如煎面饼、下面条，或是煮个粥。去买菜的时候，我就买当天能吃完的菜，一天只买五块钱的肉。收拾得差不多，就又准备做晚饭，以及接女儿们放学回家了。

如果有电，全靠运气。安装大门的那几天，我们用上了临时电，之后家里即使偶尔来电，也经常发生断电的情况。住了一个多月，电梯也仅仅开过几次。

平时，我都用煤气灶炒菜，去楼下的充电桩插电饭煲。有时为了找到一个可用的插口，还得跑到别的小区“借”电。我们依靠太阳能照明设备度过每一天。太阳能板能储存电力，但遇到连续几天下雨的情况，不得不再去充电桩充电。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充电宝，能给一些小台灯供电，这样至少能在夜晚照亮我们的家。

林夕用楼下的充电桩插电饭煲。图 / 讲述者提供

白天的很多功夫，我都要去外面找水。已经交付的那4栋楼下有绿化用水，刚开始，我会去那里洗菜、洗碗、洗头、洗衣服，再提几桶水上来。附近500米的地方有一个公园，我就去公园的公厕里上厕所。我给孩子们买了一个塑料的马桶，她们上学后，我也提着小马桶去公园刷一刷。

楼下的绿化水很快就不能用了，我换到了公园。但第二次去公园的时候，我提着水桶刚走到门口，碰到了工作人员。他让我赶紧走，说这里是公共用水，不是洗衣服的地方。就这样，我得不断去更远的地方找水。

有住在附近的好心网友给我发信息，让我去他们家取水。因为我用水的时间不确定，每次得跑很多趟，我觉得会给别人添麻烦。小区4公里外一家汽修店的老板联系到我，说他们门店的水龙头位于店外，我可以随时去用。我特别感激他。我骑着电动车去那里，每次都带回两桶水。

最麻烦的其实是提水。楼下的工地被围栏挡住了，电动车没法进来，我在里面准备了一个手推车。从外面取完水，我需要先提水进工地，然后用手推车将水运回家。一个桶能装40斤水，所以每次我都是双手提着80斤的水，爬楼梯到22楼。每天需要这样往返两趟。

有一次接孩子回来后，楼下的两个桶不见了。我弄来了能装30斤的桶，对我来说，如果一只手提一个桶，60斤的水又太轻了。跑一趟已经够累了，这样我还需要来回跑好几趟。所以，我一只手提两个桶，也就是总共提120斤的水带回家。在平地上，120斤对我来说不成问题。但是爬楼梯的时候又不行了，我只能提两个桶放上去，再休息一会儿。

林夕用一只手提两个桶，把120斤的水带回家。图 / 讲述者提供

孩子们洗澡，我就用蒸馒头的那种钢筋锅烧水，一般要烧6次。凉水跟热水兑在一起，孩子们就在塑料桶里泡澡。到了冬天以后，天气变冷了，我们就每周六去公共浴池洗澡，以前是9块9，后来涨价到15块钱一个人。

出行也是困难的。小区的围挡门经常被锁住，连那个可以钻进钻出的小豁口，也被用铁丝缠了几道。只有那4栋建好的楼，是可以走正常的绿化路，但它是被单独隔开的，如果绕道的话，得多花一公里的时间，走一条坑坑洼洼、泥泞坎坷的小路。

十一假期，我原本计划带孩子们出去玩，但工地上全是泥，我们决定留在家中。下午，她们还是想去楼下打篮球。下楼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围栏锁住的门不知被谁打开了，连旁边的豁口也被解开了，上面“禁止破坏围挡，违者后果自负”的告示也被撕掉了。两个闺女开心地出去逛，我还买了两个板凳带回家，但当我再次下楼提水时，发现门又被锁死了。

我有点生气，但心里想，就算有围栏，我也可以带着女儿穿过工地。只要小心点慢慢走，我们一样可以自由出行。

看到我在网上分享的视频，有网友评论，感觉我做了一个男人都做不了的事情。其实，在我的世界里，我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是女人。我就是一个人，在我生活的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人可以欺负我。我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刺猬，别人不敢来惹我，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十块钱过一周

我拼命赚钱，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我奋斗这么多年，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了这套房子。

在我9岁的时候，父亲生病去世了。2001年，母亲改嫁，我们家三个姐妹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爷爷奶奶决定照顾我的大姐，二姐被托付给了大姨。至于我，由于无处可去，便随母亲一起搬到了另一个村庄，那年我11岁。

第二年，母亲就跟她的新家庭去了苏州生活。我一个人留在了她再婚的村庄。那个屋子有三间草房，一个破旧的院子。她每个星期给我10块钱的生活费。我在集市上买蔬菜、煎饼，一个饼能吃好几天。那时候，我特别羡慕孤儿，因为孤儿院里一天都有三顿饭，而我从12岁开始，就没有吃过早饭了。

村里的小孩嘲笑我是从外地来的，同学们也骂我没有爸爸妈妈。现在回头看，大家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可以理解他们还不懂事。但在当时，我对嘲笑我的同学都进行了反击。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打架，因为我从早到晚都被别人嘲笑，所以我从早到晚都在与他们争斗。

确实是那时候练就了我的性格，我从来不知道害怕，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就这样到14岁，母亲不愿意给我交学费了，我也受够了那种整天被嘲笑，连饭都吃不饱的环境。于是我去到苏州，开始打工。

从小的经历练就了林夕现在的性格。图 / 《明天，妈妈不在》

母亲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超市，东西放在宿舍后，她就走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我留。我准备上班，老板看到我穿的是农村的布鞋，告诉我得穿运动鞋。我从小就有一种心理，不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难处。所以老板说完以后，我打算先去买双鞋。

我凭着记忆一路往回走，已经走到离母亲不远的地方。但那里有一个转盘，许多条路在我面前展开，我沿着其中一条路越走越远，直到下午，我完全迷路了。

我向一位阿姨问路，她说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车就可以了。阿姨正要离开时，我又叫住她，问她应该往哪个方向坐车。她可能猜到我没有钱，就给了我两个硬币。她真的给了我太大的帮助。我一天都没喝水了，坐车只要一个硬币，我用另一个硬币买了瓶水。我坐公交车回到母亲那里，她只是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失望透顶，决定自己找工作。

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初入社会很不适应，也换了很多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批发市场帮人家批发毛巾。工作太繁杂了，要记有英文字母的型号，我有点适应不了那个速度和数量。我又去一家玉石店里编绳，一个月有400块。干了几个月后，我觉得工资太少，就去一家机械工厂干了快半年。

攒到一点钱，我很想离开母亲的城市，就一个人去了北京。我现在还记忆深刻，下火车以后，我倒了两次公交车到了梆子井。我租到了个很破的房子，冬天零下十几度，床上除了木板，什么都没有。我舍不得买贵的，只买了一个很薄的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哪怕穿着衣服睡觉，都还是冻得头发懵。在北京工作需要身份证，我花了半个月都没找到。因为有个朋友在上海，我就坐火车过去了。

别的同龄人步入社会，也许是他们的父母想让他们有点生存技能，人家还有退路。但我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出来，就得拼命赚钱。

“我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图 / 《请寻找我》

记得上海那家工厂是计件工资制，比如一个小时做了200件，那就按两小时算。我凌晨4:30就到了工厂，中午5分钟吃完就接着干。厂里工作了两三年的老员工，一个月拿1800块，刚进去的工人最多也有1400快，但是我能拿3400块左右。发工资的时候，老板看上面的名单，就说，这个人是怎么做到一天24小时，却有33个小时的工时记录。

我太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了，就一头在上海扎下去了。后来，我花了几万块钱学了化妆、美甲和整体造型。我在上海开的化妆店和饰品店，生意有赔有赚。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遇到了孩子的爸爸，后来我们有了女儿。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和他分开了。无论如何，孩子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两个女儿，四只脚，四只鞋

2020年，我带着女儿又去到了苏州，在一家技校门口开早餐店。

本来是只做早餐，但我觉得一天赚三四百块太少了。我在网上看配方，于是在中午卖凉皮。那条街上有很多卖凉皮的，但客人们都说我做的好吃。早晨赚三四百，中午卖凉皮又能赚三四百，我觉得还不够。下午，我开始卖炸串，紧接着六七点了，到晚上我又做夜宵，炒饭、炒面，还有馄饨什么都做。

每天晚上12:30收摊，但凌晨2:00，我还得起来进货。我骑着现在的电动车，慢速行驶在宽大的马路上。40分钟的车程，我都可以在车上睡着，有的时候车一晃就醒了。我在马路牙子上蹭过好几次。有一次我甚至骑到马路中间了，摔得特别严重，我就很难过。我觉得自己背井离乡带着孩子，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以前一个人打拼的时候，就算生病，也是自己扛过去。记得19岁那年，有一次我发烧了，到夜里11点多，烧得快晕倒，必须得去医院了。我走到外面，蹲在路边，有出租车路过时，我连叫喊出来，以及伸手的力气都没有。我勉强挪到路中央，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发现了我，司机把我送到了医院。一直到从车上下来，进了医院的门，我失去了意识。

朦朦胧胧中感觉有护士在拍我的手，说我的手太凉了，找不到血管。我听见护士跟旁边的阿姨说，这个姑娘真可怜。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好惨。

我吃饭只是为了活着，但我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我一定要很努力，才能过上别人可能一出生就有的生活。那次躺在马路上，我想，如果我继续这样摔倒，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花3600块钱，买了一个意外死亡的保险。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努力给我的孩子快乐的生活，我要拼命给她们赚钱。

那时候我的小女儿2岁半，大女儿刚过4岁。我早晨、中午、下午到晚上都在忙，我发现两个孩子4只脚上穿的鞋子都是不一样的，她们身上也脏兮兮的。我租的房子大概不到10平方米，隔出了1米3的位置做高低床，上面一层放着平时开店的物料，我们娘仨挤在下层。床上连坐都坐不起来，衣服堆在另一头，睡觉时连脚都伸不开。姐姐领着妹妹玩，我们就那样生活着。

林夕的两个孩子。图 / 讲述者提供

有天突然有个邻居跑过来，说“快去看看，你的小女孩被车撞了”。我赶紧跑过去，看到妹妹坐在地上，抱着两个腿，车把她撞到好几米远以外。她的头上鼓了一个大包，眼皮里面有血。我抱着孩子仰天痛哭。女儿是被电动车撞的，一个小孩从胡同里面突然窜出来，我庆幸那不是汽车。我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完以后，马上就带着她们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不能再赚这个钱，不能因为赚钱让孩子有什么危险。回到临沂以后，从器械销售、快递员，到各种零工，我什么都做，只要能好好陪着孩子。

以前我没有想过买房子，我一直想的是回老家盖。16岁的时候，老家五六万就可以盖一个房子。我攒了七八万，回家却发现盖不了了。原来父亲去世后，属于我的耕地被村里收回了，宅基地也落入了奶奶名下。这几年，我一直都在争取。后来，村里同意将一部分宅基地归还给我，也同意归还耕地，但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谈好。

村里的事让我觉得寒心。2021年，我咬咬牙，把奋斗这么多年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我攒够了30万元，又借了10万元，一共首付40万元才买了现在这个房子。

房子买在22层，因为我很喜欢阳光。一个人过了很多年，心里很凄苦，但不管住在哪里，我都会买些花草草。我心里想，以后，那个能被阳光的照到的高层，就是我和女儿们的家了。

第66天，“先装你们家”

我每天都在发视频，记录住在烂尾楼的生活。正是这些视频，让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我，某种程度上为我提供了保护。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住在这里的重要经历，见证了我如何一步步整理屋子，迎来家里的转变。

每天晚上送女儿上散打课的时候，我就在楼下剪视频、写文案。送他们去学散打，算是我的私心，我希望她们也学会保护自己。两人一年的学费是7000块。一开始她们不是很喜欢，但练了几次后，都是自己要求去。

其实我一开始发视频，是看到抖音上的创作者计划，说只要作品有多少人浏览，一天能赚10块钱。我想如果每天能有10块、8块，还能给孩子买菜吃。

林夕把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图 / 小红书截图

因为不专业，我几乎一整天都在弄。刚用手机剪视频的时候，我要剪六七个小时，到夜里12点才能弄完。我的手机内存又小，可能拍300分钟，再从里面扒拉3分钟。后来，我买了手机支架，提前把手机放在需要走过的路边，确定能够拍到。

慢慢熟练以后，那些镜头确实记录了我很多重要的时刻。

入住的第22天，那天电梯停了4次，家里的电停了5次。入住的第30天，围挡的门又被上了锁。入住的第59天，很多热心网友问我怎么取暖，原本不着急的我，被问得口腔溃疡了。入住的第63天，大女儿9岁生日，我觉得很亏欠……

拍视频记录下了家里停电的时刻。图 / 讲述者提供

在入住的66天，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的家，终于动工了。那一天，施工队来敲门，给我们家装了灶台和橱柜。孩子们回家后特别开心。负责人说，以后会先安装我们家。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家再也不是烂尾房了。

入住第70天，我们家终于有水有电了。入住第73天，小区几乎全面复工了。

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家里等着，施工队随时可能来敲门。我一边等待，一边打扫卫生。家里总是特别脏，因为刚刚整理好一个地方，第二天工人就会来安装新的设施，需要再腾出空间给他们施工。我不停地收拾和打扫，心里却非常开心。家里已经发生了不小变化，所有房间的门都安好了，热水器也有了，我们娘儿仨可以在家洗热水澡了。

住在这里的这些日子，我还收到了很多来自社会的善意。有爱心企业说要给我们家做全屋定制，他们还帮我贴了房间里的瓷砖。床是邻居送的，小孩的书桌也是网络上的朋友给的。包括家里的沙发、取暖器、电饭锅，还有烧水壶，都是网友们寄来的。

这个房子已经跌了四五十万元了。之前我也想过退房，但开发商也没有钱了。如果退的话，只是鸡飞蛋打，我并不能拿到钱。我的房贷需要还20年。我现在的能力仅够支撑两个月，但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我相信，凭着我20年在社会上的生存经验，我可以很快挣到钱。如果房子交付了，我就去夜市上去摆个小吃摊，每天赚个两三百块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静下来想，我最心疼的还是女儿们。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没有一点感觉到辛苦和悲惨。每天练散打，两个小时的体能课是很累的，还要爬22楼的楼梯，但她们五分钟就上楼了，比我爬得还快。

22楼的楼梯，孩子们还是跑得很快。图 / 讲述者提供

我最在意的是她们在学校里面，别人知不知道她们住在烂尾楼。我很在意她们的精神世界，好奇大家会怎么讨论这件事。大女儿开玩笑说，她的同学还说我有好多粉丝。我问她，有没有同学没说我们住的环境差，她说，我们住的环境也不差，“除了爬楼梯，我们家不是什么都有吗？”

在我直播的时候，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因为我，我们小区变得可出名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其实我住在这里，有人支持和感谢我，也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有业主很反感我们娘仨。我觉得，我住自己的家，没有给大家带去困扰就好了，我倒也不需要有谁感谢我。但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指责我。如果知道是哪家哪户不满意，我得去找他们理论。

在烂尾家里住了两个多月，我有过崩溃无力的时候，但我从不害怕。我告诉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有地方吃、有地方喝，就要养成很乐观的态度。我只希望，孩子们在经历这一切后，都能成为坚强勇敢的人。

（文中林夕为网名）

数十万家快递驿站，和几百万快递员一道，构建起庞大物流系统的末端，也成了很多人生活中难以离开的存在。

但在很多人眼里，它现在也成了麻烦制造者，“不送货上门”、“服务态度差”乃至“威胁”“辱骂”，社交媒体上，投诉驿站的帖子常常盖起高楼。

另一边，驿站从业者的怨气更大，他们说，自己才是“底层”，夹在“各路神仙”和消费者间的缝隙里艰难生存。

矛盾总是在末端爆发，但追根溯源，许多迹象表明，系统“失制”了——它越来越高效，但也越来越极限，许多事都可能引起争吵，比如一个塑料袋，又比如，最近神仙“打架”了。

一

最近，“神仙”在打架，而西安一家快递驿站的老板李兵，发现自己又成了“背锅侠”。

大概从10月开始，许多人的淘宝物流信息上不再显示取件码，取而代之一条提示：请出示运单号后五位取件。有人到了驿站，才知道最近驿站改用多多驿站系统，而“系统在打架”。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菜鸟驿站。10月初，一位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抱怨：拼多多买的包裹，在菜鸟系统里输入运单号才显示取件码。

比消费者更头疼的是驿站从业者。一个年轻女孩说自己“接近崩溃”——货堆得路都走不了，她一边扫码入库，另一边被取件者包围，要不停切出系统查取件码。

她公开发出质问同时也是求助，“为什么两个平台干架，倒霉的还是我们在驿站上班的人？谁来管一管这个市场？”

在西安市区，李兵的驿站，矛盾更激烈爆发出来了：双十一的下班高峰期，取件人排着长队，一名顾客看不到取件信息，指着他鼻子不停质问“快递去哪了？”李兵觉得“真的好没面子”，他的情绪也爆发了，查取件码，找到包裹，递过去时告诉对方再也别来店里：“女士，以后你的货我交给快递员，让他给你送货上门。”

事实上，不满的情绪已经积累很久。原本顾客能通过短信收到取件码，但这两年随着各家电商平台隐私号普及、升级，曾经简单的事也变得棘手。

系统提供了解决办法：驿站可以自己去要真实号码手动发短信。但一位驿站老板反问，有人开启虚拟号就是为了保护隐私，“再打电话问真实号码不是找气受吗？”更现实的理由是，“忙得过来吗？”

改变不了系统，驿站老板李兵只能改变小区的居民。有两个客户同姓同手机尾号（这已经算是隐私号里好识别的），很容易发错短信，他说自己“逼着”其中一个在购物时候改了姓，“哪怕叫阿猫阿狗，我都能分辨出来。”

虽然大多数时候，驿站从业者们已经习惯了“生态链底端”的地位，但做驿站四年，李兵承认自己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反映在他拍摄讲驿站生活的视频里，刚开始他眼神温和，聊如何服务；现在他眼里似乎失去光芒，语速也变得迅捷，总是在吐槽。

吐槽“系统搞事情”，吐糟“离谱的投诉”，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驿站现在不挣钱了”。

李兵总结性地说，“服务取决于你让他挣多少钱”。

二

过去二三十年被视作快递行业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电商的高速发展，每天数以亿计的快递，经由转运、分拣，最终通过数百万快递员和数十万家驿站，抵达终点。

和大多数驿站一样，李兵主要服务通达系（加盟制快递公司统称）。快递员每天拉来快递，由驿站上架、入库，消费者取件后出库；完成一系列动作后，快递员会在系统里为每个包裹支付三毛钱，每条短信系统收取三分的信息服务费，再扣掉打印等成本，驿站到手大概两毛五。

行业的普遍算法是，派件业务不挣钱，甚至覆盖不了房租和人力，挣钱与否取决于寄件业务。但这两年，上门取件取代了驿站寄件，驿站的生存受到冲击。

李兵的驿站开在居民小区里，2021年每天包裹400多件，寄件就有二三十件，现在包裹增长到五六百件，但到站寄件“一天能有十件就了不起了”。不仅如此，单个包裹利润也大幅压缩，多位驿站老板说，最近这个双十一，系统上调了寄件服务费，且电商平台运费险下调（很大一部分寄件来自电商退货），有老板甚至关闭了寄件功能。

这几年，消费者的直观感受是，身边驿站越来越多，除了菜鸟，中通的兔喜驿站，圆通的妈妈驿站，也冒了出来。用某快递公司一级网点老板的话说，“谁先把这个市场占领住，将来谁的派件就是稳定的。”在一些地方，取完所有快递要走上一大圈，甚至变成要带行李箱出行的浩大工程。

驿站之间互相竞争，派单费继续走低，战争过后，李兵的驿站属于活下来的，但是利润已经降得非常低。

不过，李兵倒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硬气过——曾经他靠“免费代放一段时间”把快递员从丰巢柜那抢了过来，现在他成了更主动的一方，把维持多年的三毛派费涨到四毛。

他的底气来自于，没人会来抢这门生意。他一边按计算器，一边算账：哪怕小区来了新人，撬走所有快递，寄件拉满，20件一天，每件给他多算成5块利润，扣掉单独门店的房租物业水电4000块，最后算下来，一年到头只能挣5万块钱出头。

而代价是全年无休，“都不敢头疼脑热”，“换你会愿意做吗？”

他之所以还能干，是因为他的主业其实是小区里的超市，驿站如今彻底成为“引流工具”。

理论上，他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务，争取把“流量”转化为利润。但实际上，开店越久他越“现实”，在内心深处，逐渐把客户根据消费水平分为ABC类：

他最喜欢的A类客户，是超市的常客，除了取快递也在他这寄快递，当这些人来拿快递，他会“哥长哥短姐长姐短”，如果需要胶带、包装袋，立刻无条件提供。

排序最低的C类客户，从不消费，只取快递，有的还每次都要一个袋子。他嘴上不说什么，但“内心深处压根不大想服务”。如果要借板车，那对不起，得紧着其他客户，取快递人多，也请稍等一下，其他人优先。如果对方投诉，“让我知道你是谁，可能你就收不到快递了”。

除了没人会抢不挣钱的生意，李兵另一个底气来源是，“驿站还是刚需”，因为有顾客需要把快递放在驿站，更因为快递员件太多，压根送不过来，“我们是给快递员擦屁股的人”。

之前，那个取件码引发的冲突中，他当场宣布拉黑的“C类顾客”，也没等到送货上门。快递员打电话让那位顾客接货，顾客说在上班，快递员说不敢放门口，顾客让他下班送，快递员说下班他很忙。拖了几天，对方一个快递没收到，最后不得不上门跟李兵求和。

现在，李兵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没人敢得罪我”。但这位个体老板眼下就有烦恼，驿站招聘工资从3500元涨到4000元，好久没招到人，忙得他凌晨一点多才能抽出空，并且聊着聊着，好几次都睡着了。

三

关于驿站，一个投诉最集中，或许也能帮助人们理解系统运作机制的问题是：快递驿站和送货上门，到底什么关系？

最早，两者没有直接联系，李兵的驿站在现在的行业里叫“纯驿站”。但在许多地方，驿站早已演变成另一种——和快递网点直接合作，承包一个小区，驿站老板也成了快递员，常见模式是夫妻店，老公送快递，老婆管驿站。

这是不断博弈后的结果——对快递公司网点而言，它比交给快递员派费更低，更稳定，快递公司总部也在近几年内大力推广，称之为“直送模式”，在一些地方派件成本下降了20%。

事实上，如今做驿站，往往和网点合作才是仅有的选择。既因为这样能拿到更高的派费，更因为包裹就掌握在对方手里，他们既是驿站的个体老板，也要不时穿上快递公司们的制服打卡，承担起一切可能的罚款。

黑猫投诉平台上，根据某驿站热门关键词搜索排序结果。制作人：张倍嘉

上海郊区，两年前燕姐接手一家驿站时，继承了多家快递公司的承包权，以及一份顾客名单——既是驿站系统禁止入库的“黑名单”，同时也是快递公司必须送货上门的“白名单”。

每个名字背后，基本都有多次投诉。投诉多了，网点就会催促她，“赶紧加入名单”，以防对方升级投诉到总公司，电商平台，乃至邮政管理局，那意味着高额罚款，对驿站和网点来说都是惹不起的神仙。

问题在于，对燕姐来说，她每个包裹拿到的钱是一样的——根据快递公司不同，现在七毛到一块不等。这个价格在上海，她说每一次送货上门，自己就是“亏钱”的。

现在，她勉强还能算得过来账，淘系包裹对送货上门有补贴。她专门请了个送货员，补贴覆盖不了送货员工资，但可以把“白名单”的快递顺便带上。但补贴也不稳定，她听说上海快停了，到时候她真不知道拿这些“白名单”怎么办。

这份名单总是在增加的。尤其今年3月1日，“禁止擅放驿站”的全国快递新规实施以来，她说名单人数翻倍了。

大部分居民是理解这行辛苦的，燕姐说，甚至还有一对坐着轮椅的夫妻，她说送上门对方都要自己来取，但碰到那些动不动用投诉威胁的，她实在提不起来情绪。

和燕姐一样，浙江某县级市的驿站老板小丁，每当片区里来了新用户，她总是先尝试放驿站，“看看对方什么反应”，对方要是不好搞，一投诉，那也只能进入送货上门的“白名单”。

干了多年驿站，小丁现在的理解是，这行能不能挣到钱完全取决于能不能摸透小区里居民的脾气，把投诉和罚款控制下来。而这个过程，“都是花钱（罚款）买教训”。

小丁现在也不忌惮和对方“互喷”，这是情绪的爆发，也是一种生存谋略，“有时候该吵还是要吵的，因为你不吵的话，他越来越会蹬鼻子上脸。”

几乎每一个新入行的驿站人都要经历交学费的过程。在广西柳州，一个转行做驿站的前护士没想到，学费那么沉重，她提供的结账单里，6月份平均一天派700单，每单0.43元，总收入9400元。但罚款扣掉三分之一，有20多小项，最多单项是虚假签收，比如“顾客妈妈拿了快递但本人说没拿到”，累计扣掉480元。

第二个月，罚款变少了，但还是有1300元。她干不下去了，“我赚钱是几毛几毛地赚，但罚款是几百几百罚款。每个月累死累活，还不如去上班。”

她关了两小时门，去找快递加盟网点理论，最终等来解除合作的决定，说是因为她恶劣的罢工行为，收走了快递，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门店。

今年9月，广西柳州一家刚开两个月的驿站关门了。讲述者供图

高压的“以罚代管”下，驿站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也不时会演变得很激烈。比如云南一个消费者说，她所有快递地址上备注不要放在自提点，要求放在单位门口，但附近驿站每次收到投诉才送货上门。按照她的说法，之后驿站老板多次电话辱骂，甚至两次到她单位大吵大闹。

这不是个例，上个月，内蒙古包头一个女孩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家附近的驿站“挂”在了驿站玻璃门上，写着她的姓和手机号，注明“十次送一次”。

起因是一次退货，她说自己写错了地址，快递退回来了，显示已签收，但驿站说快递不在他那，态度冷淡让她自己找。去找了三次无果后，她投诉快递找不到了，紧接着就被驿站“挂”了，现在她改用了附近别的驿站。

原本，罚款是为了让驿站保证服务，但系统时不时在失灵。今年8月，江苏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有商家投诉快递长期滞留当地驿站没有按地址派送。节目里，江苏邮政局市场监管处处长坦言，已经处罚多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是存在系统失制的问题。”

四

某种意义上，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完美体现了经济学里的规模效应，今年上半年通达系快递公司们的财报里，尽管单票收入持续下滑，但快递公司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在增长。上市公司里，顺丰单票收入最高，15.9元，第二名圆通，2.34元。

另一个似乎更显示市场经济魔力的是，消费者和商家用更低的价格买到了更好的服务——邮政管理部门统计里，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也在提升。

但同样存在多年的事实是，快递行业流动性非常高，四年前一份调研显示，大部分快递员从业经历在三年以下。

没有找到行业流动性的最新数据，但一些小小的迹象表明，驿站越来越难干了。比如长沙，一个开了多家驿站的老板，先是成了倒卖驿站的人，今年他发现驿站也卖不上价了，上半年卖10万，下半年只能卖上8万；最近他打算折腾关于寄件的小程序，尝试用更低的价格，抢走其他驿站的生意。

又比如，大学毕业后就在干快递的小丁，今年8月也关掉了三家驿站中的两家，只留下一家，“相当于不敢裸辞”。

她转让了好几个月，没有人接盘。在她离开后，有的快递员开始抢快递柜，有的开始在小区门口摆摊，她听网点老板说已经离职了好几个了。

除了寄件收入大幅下滑，小丁表达最多的，是对整个系统的失望。在自上而下的体系里，系统仿佛拥有“无限伤害”的权力，而个体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任何时候公司都不向着自己”。

小丁的驿站合作过多家快递公司，关于投诉，有的她没看到过申诉按钮；有的提供申诉机会，但每次依旧罚款。比如，有次她因为“虚假签收”扣掉180元。快递放到门口，顾客没看到，在平台上选择没收到货，投诉工单就生成了。

那个投诉后来申诉成功了。在网点客服指导下，她先和顾客联系，对方听说罚款如此高后也表示配合，随后小丁再用系统电话拨过去，让对方说自己其实不是投诉——像是给系统演了一场戏，客服再拿着这个录音去申诉。

但依旧得扣50块钱，这叫客诉率罚款——对网点来说，这是快递公司总部考核的重要指标，行业里形象的说法是，“电话一响，黄金万两”。

今年10月，内蒙古包头一个女孩发现自己被驿站“挂”了。讲述者供图

在快递行业咨询专家龚福照看来，快递行业如今已经相当成熟，规则偏向消费者也不是新鲜事。对快递公司来说，这是生存问题，至于末端的快递员与驿站从业者，在他看来这是“保饭碗”还是“保权益”的问题。

但更多驿站从业者相信，系统真的出问题了。小丁的看法代表了行业里的很多人，当公司利润如此低，罚款又如此轻易，“到底是公司养活快递员还是快递员养活公司？”在重庆干了十多年快递的雷哥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他打了个比方，快递公司是皇帝，加盟商是郡县，而快递员和驿站就是没有权益可言的“臣民”。

有时候，不公感会促使驿站老板将矛盾转向消费者。比如有驿站老板发帖说，自己只是让一个顾客不要在非营业时间取货，就遭到了投诉，即使提供了视频，里面只有顾客在骂人，公司也依旧让自己道歉。

她选择自己解决问题——让朋友找出对方身份，联系方式，找到对方单位，反过来投诉对方。对方这下变得礼貌起来，还主动求和 ，双方都撤销了投诉。

2023年8月，有快递员向电视台反映罚款问题，随后收到通知称接受采访再罚款5000元。图源《1818黄金眼》

对整个行业来说，粗暴的管理方式已持续多年，如今也在得到官方重视。11月，《山东省快递业促进条例》通过，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完善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包括“针对实践中快递经营企业处理投诉举报不恰当问题，规定快递经营企业应完善从业人员的投诉澄清免责机制。”

但至少现在，更多时刻，“臣民”只能选择适应或者离开。具体到个体来说，这是一场艰难的跋涉——

在上海，快到退休年龄的燕姐现在相信“（在快递行业）你的服务跟体力是不值钱的”，她开始琢磨在驿站卖点别的什么好；30岁的小丁也觉得自己不年轻了，转行做什么还没想好；在西安，李兵，那个相信自己小区唯独他能开得下去驿站的中年男人，最近改投了另一个驿站管理系统，免头两年信息服务费，能省大概两万块钱。

有竞争是好事，李兵说。燕姐也这么看。但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单是“客户”，同时也是系统的一员，就像最近，当帝国间的战争围绕取件码爆发，他们成了绑在战车的人——对于个体来说，能选择的只是绑在哪方的车轮上。

前几天，燕姐又收到一个工单。因为隐私号，对方没收到取件码，第二天投诉工单就来了，写着顾客要求送货上门。她的黑白名单上，又多了一个人。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2023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杭州灵隐寺虔诚祈祷，表达了对叙利亚人民的美好祝愿。而仅一年后，他的政权轰然倒塌，甚至连人都跑到了俄罗斯。如此戏剧化的转折，让人不禁怀疑：当时阿萨德到底祈祷的内容是什么？

难道他说的是：“佛祖保佑，给我个体面的台阶下”？

灵隐寺的大门开了，但命运的门关上了

回忆那天，灵隐寺正门的敞开被解读为“特殊待遇”，阿萨德与家人款款而入，佛前祈祷，看上去满心诚意。可没想到，这扇门仿佛开启了一条“异次元通道”——从叙利亚的总统府直通俄罗斯的避难所。

有人调侃：灵隐寺的门开了，但阿萨德的政权关了。

试想一下，现在的阿萨德可能坐在俄罗斯某个小院里喝着伏特加，内心默默回忆：当时的祈祷是不是翻译错了？他本想求“政权稳如泰山”，结果变成了“跑路有条后路”。这才导致他现在“人在俄罗斯，心在叙利亚”。

从总统到“跑路大师”：阿萨德的神奇转身

阿萨德政权的垮台看似突然，实则暗流涌动。反对派武装迅速拿下阿勒颇等重要城市，接着传来消息：阿萨德辞职了，叙利亚政权宣布结束。这是现实版的“没有一丝丝防备，政权就没了”。

对比阿萨德当年的铁腕统治，他如今的离场竟显得如此“平静”，宛如演完一场精心策划的独角戏：

• 开局：灵隐寺祈祷，定下基调——“身退也得优雅”。

• 中场：反对派攻城略地，阿萨德装作“稳住，我们还能谈”。

• 结局：迅速辞职跑路，完美演绎什么叫“体面谢幕”。

如果要拍成电影，标题大概可以叫：《灵隐寺没显灵，我只能靠普京》。

阿萨德的“灵隐套餐”

有人问，阿萨德在灵隐寺祈祷的意义何在？我们不妨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

1.灵隐寺开启正门——象征“接纳一切缘分”。

结果缘分来了，阿萨德下了班，叙利亚换了老板。

2.虔诚祈祷——象征“心中有愿望”。

佛祖可能回复他：别着急，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3.家人同行——象征“全家福”。

毕竟，辞职跑路也要带上老婆孩子，感情不能散。

所以，阿萨德这趟灵隐寺之旅更像是一次“告别旅行”，只是当时没人看出来。如今看来，他的祈祷早已隐含玄机：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有条退路。

从灵隐寺到俄罗斯，阿萨德的启示录

虽然事情充满戏剧性，但阿萨德的经历给人深刻的启发：

1.领导者不能只靠祈祷，更要脚踏实地。

如果阿萨德把祈祷的时间拿去倾听民意，或许政权不会垮得这么快。毕竟，祈祷治不了内战，愿望改变不了现实。

2.风水轮流转，政权更替是历史规律。

灵隐寺的门能开，政权的大门也能关。权力从来都是暂时的，谁也无法永远掌控局面。

3.提前规划退路，是一门生存哲学。

无论阿萨德祈祷时是否想到“流亡俄罗斯”，他的辞职和撤离确实做到了“快、准、狠”，堪称领导人跑路的教科书式操作。

人在灵隐，心在叙利亚，脚却到了俄罗斯

灵隐寺祈祷过后，阿萨德的“政权命运”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从总统到流亡者，这个故事虽然让人感到戏剧化，但也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

下一次，如果阿萨德再有机会祈祷，他可能会说：

“佛祖啊，这次别开正门了，给我开一扇窗吧！”

村庄里的女性，常常因大龄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原因被夺权。2023年8月，一位浙江女性的微博被转发过2.6万次——她因与外地男性结婚，成了“出嫁女”，一张薄薄的结婚证，她失去了120100元的土地征用款。

这部法律，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它的出台，或许会改变某些现实，让失权者得到救济。

林丽霞是北京千千律所妇女土地权益项目的负责人，过去20多年，在北京北四环一间居民楼改造而成的办公室里，她和同事们接到过超过3000位农村女性的求助，尽己所能为她们奔走，但最后能胜诉的女性，不足一成。

这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每日人物曾去往浙江和广东，见到了几位“出嫁女”。她们有的相当年轻，刚因为结婚而失去了土地补偿款，眼里还有不甘和铮铮；有的被家人和村庄“驱逐”，磨得没了心气，蜗居在昏暗的出租房里；还有的住在村庄边缘，当我们走在村里，她会缩起脖子耸着肩，小心翼翼地溜着边儿。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坚信，自己不应该因为性别而失权。

如何将这些不甘，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这些年，林丽霞和她的同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建立一条沟通途径。她们为基层女性维权，也通过大量的信息、数据、资料和研讨会，尽力影响决策层。她们在村庄推广具有平等视角的村规民约，也试图通过地方法院和妇联，改变局部的小气候。

2023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林丽霞与千千律所的同事们，第一时间提交了修改建议，有上万人转发。

之后我们一共见过林丽霞三次，访谈超过10小时，我们聊起这20年她见过的那些女性，她们的柔软与倔强，为了争取权益，她们做过哪些努力，以及围绕农村妇女土地权的法治细节。

每次见面，林丽霞给人的印象都是恒定的：她瘦瘦的，绑着马尾，在温度不高的办公室里裹着羽绒服，手握一杯茶。无论我们谈到的内容如何惊心动魄，让人愤怒或叹息，她总是显得平静、坚定，少有激烈的情绪表达。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恒定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持一个人、一个组织，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坚持20年之久。

以下是林丽霞的讲述：

不婚也失权，结婚也失权，离婚也失权

我是四川人，最早是在老家的一所中学做生物老师。总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希望能走出来，能见得更多。1995年我来到北京学英语，也是很偶然，1997年，一位老师推荐我到千千律所（当时叫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思的，一是可以帮助女性，二是可以了解社会，就留下来了。

最初我是从行政工作做起，并在职读了法律的研究生，之后开始协助律师参与案件办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时代议题不断变化：从妇女追薪讨酬等劳动权的问题，到离婚孩子抚养、财产分割等婚姻家庭问题，再到家庭暴力、职场性骚扰，最后，我开始负责农村妇女土地权项目。

大概是2005年左右，就在这个办公室，从南宁来了几十个人，都是出嫁女。当时她们状况很不好，没地方住，南方芭蕉叶不是很大吗？她们就砍点毛竹、树干，在上面盖上芭蕉叶，遮风挡雨，一家人就这么生存。当时给人的震撼是挺大的。

2005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得早的广东、广西这些地区，出嫁女的纠纷已经有了，内陆地区城镇化建设开始，也有了征地、拆迁安置问题，我们就开始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她们有的是看到了媒体报道，有的是口口相传，就这么找过来了。

“出嫁女”群体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未婚、结婚、丧偶、离婚、再婚而丧失了权利的女性，都可以被称为出嫁女——现实就是这么定义的——你没结婚，但只要家里有儿子，你终究都是要出嫁的；结了婚，你就属于夫家了；你丧偶了，他们也觉得，你肯定会再婚；离婚了也是一样。总的来说，女性会因为婚姻而流动，她们的权利，也因为这种流动，而得不到保障。

各种失权的情况，我们都遇到过：

没结婚就失权的——在湖南湘潭，有个村的村规民约就规定，“年满28周岁的未婚女性，不得参与任何分配”。村里有个家庭，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当时大女儿已结婚，户口未迁出，结婚后就失去了分配权；另两个女儿，满28岁之后，也被取消了待遇。两个小女儿不服气，去起诉，法院还判她们胜诉了，让村里把征地补偿款给她们，其实每人也就一两千块钱，但村里就是不给。

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去了当地，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不执行？村里的账户，归乡镇财政所管理，我们就去查，村里到底有没有钱，发现户头上确实没钱，但有个出嫁女发现，诶，怎么我们村这个人户头上有300万？实际上，村里故意把钱挪到了这人的账上。我们就跟乡镇谈，为什么不能强制执行呢，乡镇就说，之前村集体的干部带着很多男性村民来过了，他们说，乡镇要是敢给钱，他们到时候就来围攻乡镇政府。政府也害怕，出嫁女毕竟是少数，而这个村，是几千人的利益共同体。

下乡调研时，林丽霞访谈村书记。图 / 讲述者提供

结了婚就失权的——在湖北天门，有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哥哥是村会计，妹妹是高度残疾，妹妹这种情况，在当地找对象很难，但这地方比较富裕，就找了一个偏远农村的小伙子入赘，户口也迁过来了，还生了两个孩子，妹妹自己也能干，是个裁缝。后来遇到征地拆迁，村里就不认她这一家。

我们当时也去了，乡镇干部就说，“你看，连她哥哥都不同意给。”我们就问她哥哥，为什么不同意？她哥哥说，如果给了，那以后大家结婚后都不愿意走了，不能因为她有特殊情况，就额外照顾。他们就觉得，所有的女性，只要家里有儿子，你结婚之后都应该走，权利去婆家享有。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还有再婚女性的随迁子女失权的——广西南宁的葛女士给我们打电话求助，说她妈妈带着她和弟弟，嫁给了继父，但是后来母亲和继父都去世了。继父一走，村里就很排斥他们，不给他们村民待遇，说他们不是这个村的血脉。尽管在法律上，继子女、合法收养的子女，和亲生子女的权利是一样的。但村里不管，他们还是认可血脉关系。

之前在《一席》的演讲中我说过，“当这些失去土地的妇女站出来维权时，她们往往会变成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敌人”，这是真的。我们真正去到村里，去办这些案子，你就会感觉到，阻力确实很大，甚至会遇到村民来围攻。

我记得2014年，我和中央党校的李慧英老师，去青海一个村子，想协调解决出嫁女的拆迁安置问题。去之前就知道，可能很难，矛盾太深了，当地法院也不受理出嫁女的诉求。这个村的男性村民，每人安置一套房，父母也有一套，一家两个儿子，就有三套房，那房子我们看了，确实很好。但是出嫁女就什么都没有，她们只能跑到很边缘的城郊，租的是100块钱一个月的破平房。

我们到村里，想找村干部聊一聊。发现通往村两委办公室的楼道，有一道大铁门，根本上不去，人家先问你有什么事，再就说，人不在。走在村里，人家都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你的衣着，你背的包，他们就知道你是外来的人，不愿意跟你说话。

在青海省的村子里调研。图 / 讲述者提供

“分明是我自己的权利，为什么别人来表决？”

为什么出嫁女维权这么难，2004年我们开始接手大量这类案件，很快就发现，这类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关于成员身份问题，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通常会认为，出嫁女的权利，首先需要确认她们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成员，才能享受成员待遇。但我国当时的法律，并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当然原则性规定是有的，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有关于男女平等且平等享有土地权利的规定，《民法》里还有平等公平的原则，这些都可以用。

只不过很多时候，法院觉得，既然标准没有完全明确，那这一类案件，他们要么不受理，要么受理了再驳回。最终的走向，都是推给村民自治。

我看很多专家学者写文章都说，中国很大，农村很复杂，关于成员资格问题，不适合做详细规定，应该交给村民自治去决定。但这20年，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具体案例，我觉得，尽管全国很大，农村很复杂，但根本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婚嫁女性的歧视和排斥。单纯依靠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形式，就是现实中并不能有效解决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

在一些村里，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规定，很多时候就是村干部自己定的，或者找一些村民代表，开个会讨论一下：这笔钱怎么分？出嫁女分不分？往往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出嫁女当然不分，你分了，我就少了。大家是存在利益冲突的。这些女性往往都不知情，只是最后公示出来，才知道自己没有。

当年在湖北洪湖有个案子，我们的律师去帮出嫁女，村里就请了一位法学教授来代理，那位教授在法庭上公然说，中国的婚嫁制度就是从夫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他还说，尽管自己是教授，在农村还有他的承包地，如果自己的姐妹跟他争，他也不同意给。“出嫁女就应该去婆家，不应该留下来跟兄弟争财产。”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请动了湖北省妇联的权益部长，希望妇联能关注、推进。但当地的意志太强大了，我们的所有工作，最后的成效只不过是——让主审法官对我们客气了一点，并没有影响判决结果。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司，是民间的、老百姓的利益纠纷，但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之争，背后潜伏着父权制的传统观念。

另外一个典型的案子，是在内蒙巴彦淖尔市的万丰村。有一个外嫁女叫杨志军，1982年村里分地，当时她没结婚，分到了2.2亩地，之后她结了婚、生了女儿，一家三口就生活在村里，但是到了1985年，村里突然就把她和女儿的土地收回去了，说是根据县里的文件，外嫁女和子女的土地一律要收回。和她有同样遭遇的，还有68位出嫁女。

她当然觉得很不公平，1985年就开始维权，从村委会、妇联、乡镇、区里到市里，解决不了，她就起诉，一审、二审、再审，法律程序全部走完了，法院让她找政府，政府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会开了好几次，一直通不过——几年前，她弟弟还当了村长，他们一家关系很好，也很团结，弟弟也想解决她的问题，但村民表决就是通不过，不愿意给她们。这个民主程序是无法破除的。

杨志军的性格很少见，她没读过什么书，但道理特别清楚，她说，“我们作为女人，并不是天生理短，也应该被公平对待”。她还说，“为什么叫她们出嫁女，却不叫男人出嫁汉？”这条路走下来，我们有时候都没信心了，但是她特别执着，绝不服输，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很多时候，我们是受到她的鼓舞和推动才继续下去的。

“这分明是我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别人来表决？”这句话杨志军说过，很多出嫁女也说过。湖北洪湖那个村的出嫁女，就直接问过村书记。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但在现实中，你会看到村民自治中，甚至是专家学者的建议中，有很多看似合理的条件，实则是在限制出嫁女，让她们失权。

比如“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很多女性败诉，判决书里都说，她不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在外面做生意、打工……但问题在于，怎么定义“保障”，现代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流动性，女性在外面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一旦没能力了，还能回到土地上，有口饭吃，我认为这就叫基本生活保障。退一步说，男性村民也在外面打工，但为什么分配时，他们都能分到？我后来问过一位思想比较先进的法官，他说，除了获得国家待遇（进入体制）的人，其他村民本质上都是以土地为生的。我赞同这种说法，国家把土地免费给农民，就是对所有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再比如“长期居住生活在村里”。我认识一对山东菏泽的母女，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她们都不敢离开农村去打工，她们觉得，我不离开，都得不到这个权利，那我离开了，更得不到了。她们就在当地做家政、做零工。当时我们去菏泽，帮她们开了交水费和电费的证明，5年用了9000多块钱的电费，这肯定能证明她家在这儿生活，但在法庭上，村书记还是说，据村民反映，她们没有住在村里。你再有什么证据，村里不认，还好，最后法院认可了。

还有“是否履行义务”。其实，任何一种身份权，都是先享有权利，再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不是相反。一些出嫁女就告诉我们，村里为了避免给她们权利，会不让她们尽义务，比如开会不通知她；即便她听说要开会，一去，人家就说散会；不给她选举权，她也无法参与选举。最后村里就说，你没有尽义务，所以也不能享受权利。总之，现实中会有各种理由来限制她们。

可是这个事情说到底，非常简单——女性出生在这里，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结婚后，男女双方对居住地都有选择权，女性可以留在娘家，也可以去婆家，成为哪个集体的成员，都是她的选择。很多村民，甚至地方政府和基层法院，都会有一种成见，觉得她们留在家里是贪财，就因为家乡经济发展水平好。要让她们都留下来，富裕村人口不就爆炸了？

但我们知道，很多出嫁女并不是这样，她们很多都是城郊的女性，认识了外地来的小伙子，结婚以后，就在本地生活，生了孩子也留在本地，工作生活、孩子上学都很方便。而且退一步说，就算是为了利益，也无可厚非，谁不追求利益？把所有机会和利益都给男性的传统观念，应该改变了。你可以放开怀抱，接纳娶入的媳妇和其他外来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让你的女儿在这里安家落户？

杨志军（左四）为女儿结婚在村里租的平房。图 / 讲述者提供

选正义，还是选漏洞

这么多年，要说有没有判得很好的案子，当然是有的。

200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院判了一个案子——28个出嫁女，户口都在村里，丈夫都是上门女婿，遇上拆迁安置，每家应该分1.5亩土地、一套70多平方米的住宅楼、一套临街商铺。你想这是多大的利益。

当时法院判她们赢了，那个判决书写得很好，很重视妇女权益，适用的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还引用了《民法》的原则和精神，是把平等落在了纸上。

（这份判决书原文这样写道：我国尚未制定确定该资格的标准，为解决纠纷，应适用《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类推判断的民法理论，即28名出嫁女与已经取得集体收益分配的村民相比较，如果身份及其他条件相等，则也应当取得相同待遇。本案的28名出嫁女除性别外，其他条件与男性相等，也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

这就是法院应该有的一种姿态：当有具体法律作为依据时，就依据具体的法律；当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你就应该根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来判案）。

但之后，我们拿着这份判决书，去为杨志军的案件争取时，一位法官就说，呼市这个案子绝无仅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案件，其实一审也败诉了，败诉后，28名出嫁女用生命抗争，所以二审才胜诉。所以我说，女性的权利真是抗争得来的，因为长期受压迫，你想站起来，阻力很大，真的是在用生命抗争。

所以说同样的案子，为什么有的地方支持，有的地方不支持，就是因为当时法律不完善，有漏洞。你想支持出嫁女，能找到依据，你不想支持出嫁女，也能找到依据。就看你怎么选，要不要专捡有漏洞的地方走。

这些年，全国有一些地方做得也不错，政治环境好，民风也不错，法院也比较公平，这样的地方，出嫁女的纠纷相对就少。

比如四川，2015年，四川省农业厅就出台了一个标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以户籍为主要标准，你出生在这个地方，户口也在，就可以享有成员权益，因出生、嫁娶、收养、申请加入等情况，符合标准的都可以享有权利。这个规定比较合理，也符合农村实际，相对公平。这个规定出台之后，我们就很少接到四川的求助。即便有纠纷，因为政策明确，你至少可以去起诉，而且法院通常会支持。像我们之前去四川广安，当地有征地拆迁，我就问村民，“女性结婚后户口还留在娘家，拆迁分了一套房，大家会不会有意见？”村民就会说，“那有什么，只要人家户口在这里，别人没得说。”

再比如陕西西安，2003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现了很多征地拆迁纠纷，出嫁女的诉求解决不了，当时1000多位出嫁女去围攻法院，很头疼。2004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内部规定，制定了一个认定成员资格的标准，这样出嫁女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也从未接到过西安的投诉。

另外还有安徽省高院、海南省高院……都是在2004年、2008年左右，专门针对涌现出的出嫁女的纠纷，出台了政策。所以有政策依据还是不一样，因为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有了依据，法院就可以判案。

甚至有时候，仰仗的就是开明的官员。南宁高新区管委会有一任主任，就对出嫁女特别同情，上台之后，解决了出嫁女的问题。我看过一个视频，他发表讲话，真的是很感人，你会觉得有这样的干部，未来是有希望的。但他只在任上三年，后来就调到县里去了，这个政策也就中断了。

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后来也意识到，既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出嫁女的问题，光靠诉讼，意义不大——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找一些地区，通过做项目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动立法的完善。

一般来说，我们是和省市级妇联或政府合作，在基层的妇联、政府、法院以及有的村庄来做试点，推动地方政府、法院出台相关文件，推动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

河北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我们做过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试点。2004年之前，邢台中院内部有文件规定，出嫁女的案件概不受理，2007年我们也接到过邢台出嫁女的求助。当时起草那个文件的法官叫马维东，是民事法庭的庭长。我们刚去邢台做培训，他很抵触，觉得就是不该受理，但他也很善于学习、善于提问，各种观念就开始打架——后来，他的观念就慢慢改变了，觉得还是应该受理，又由他起草了一份新文件，规定这类案件怎么受理，什么情况下应该保留权利，写得很明确。2010年1月1号，这个规定出台了。他担心这个规定不好执行，甚至还主动申请调到执行局做了局长，很让人感动。

邢台中院马维东法官在培训中解析新规定。图 / 讲述者提供

在全国，修订村规民约，做得最早、做得最好的应该是河南登封市周山村，是河南的梁军老师、中央党校的李慧英等几位老师深耕多年的结果。

我们做村规民约，其实不一定直接切入土地权，因为你直接提土地权，很多人会觉得敏感，会拒绝。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养老问题来切入。养老是农村很关注的问题，所谓“养儿防老”，但是养儿真能防老吗？女儿尽了养老义务吗？应不应该分家产？

梁军老师的团队就做了一个养老话题模拟法庭的视频，讲的就是关于农村赡养老人和分配家产的纠纷故事——有一对老人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人的所有积蓄都给两个儿子买房娶妻，等到老了病了，儿子们是各种推脱，女儿却想方设法抽时间伺候父母，分财产的时候，女儿却一点都得不到，她特别伤心。这样的故事在农村很普遍。问题层层分析下来，大家就发现，女儿尽的赡养义务不比儿子少，却不分财产，确实不公平。我们每次做培训，都会播放这个视频，很多乡镇干部、村干部看了都很受震撼，会流泪。

从村集体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村集体对村里的女儿和儿子，是不是平等？如果不平等，那大家都想生儿子。但这样一来，儿子越来越多，最后都娶不上媳妇，彩礼也越来越高。我们就从根源上来分析它，也是希望跟村民讨论，让大家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些观念，把平等的规则写进村规民约里去。后来他们都同意了。

（2009年周山村修订的村规民约，被称为“我国历史上首部具有性别平等内容的村规民约”，从许多方面清除了村庄歧视女性的“潜规则”，具体条款如下：

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

婚出男女因离婚或丧偶，将户口迁回本村者享受村民待遇；

支持、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在换届选举中，女性当选村民代表不少于50%；入选村两委、村民组长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提倡文明节俭的婚礼，凡男到女家的婚礼，村两委大力支持并协助操办；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提倡子女姓氏自由，随父姓、随母姓或父母双姓均可。）

西宁出嫁女失地后租住的平房。图 / 讲述者提供

代价

新法没出来之前，2018年左右，是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当时来求助的女性，有的已经走完了诉讼程序，全部败诉；有的没走完诉讼程序，因为法院不受理。有些案件，我们会去找当地政府协调解决，有些政府可能客气客气，接待我们，也会说考虑怎么解决。但我们一回来就没下文了。

尤其是老一代女性的问题，解决起来非常难。她们大多文化水平比较低，方法不得当，比如去维权时不带材料，也没有证据：村里征了多少地，其中有你多少地，分配方案怎样？她们通常都不清楚。多数时候只是口头去找，人家几句话就把她们打发了，没留下任何文字回复，因此不能证明她们一直在维权，起诉时，很可能已过诉讼时效。维权过程太困难，大多数人慢慢就放弃了，只有少数人还能坚持，有方法和智慧，也愿意付出代价。

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在漫长的时间中，她们的人生是怎么磨损的。她们失去了青春、健康，有很多人最后也离了婚。

我前面提到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杨志军，当时她和她妹妹一起维权。据杨志军说，政府当时分给她们7分的口粮田，但是村里人为了表达不满，她们种什么，村民都去扒掉。最后她们天天晚上就睡在地里守着，身体受潮加上劳累，后来她妹妹得了肾病，40多岁就去世了。

杨志军当时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也是一次和村民的纠纷，她被打了，对方不知道她怀孕了。后来她就去保胎，用了药，孩子没流产，还是生下来了，但发育得不好，两岁多就去世了。真的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浙江台州有个出嫁女，她有弟弟，但还是想争取自己的宅基地。过去20年，她在外嫁女群体里很活跃，是一个组织者，人也很能干，其实在浙江随便做点生意，都能生存下去，但是她选择了维权。

前段时间我们联系她，她跟我说，她后悔了，失去了一切——离婚了，又没有孩子，还得了癌症，身体很虚弱。她全家都不支持她，处处受打压和排斥。现在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独自在外面租房生活。我们当时想让一位台州籍实习生去看看她，她也是非常顾虑，说我们实习生是男生，她怕左邻右舍看到有异性来，会说闲话。她就这样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

在浙江东阳，有一位更年轻的出嫁女，她也是有一个弟弟，最开始，她弟弟在外面打工，说自己不会回老家了，家里就达成共识，让她招婿，留在家里生活。但是过了几年，弟弟又决定回来了，很快就结了婚，家里就不让她住了，让她和丈夫女儿搬出去。她想要一个宅基地，在村里建房子，村里也不愿意。

当时我们去到她家，她的家人非常强硬。我们想跟他们谈谈，她妈妈和弟弟拒绝见面，她爸爸好歹出现了，但完全听不进话，油盐不进，一直说，他家的所有财产都是儿子和孙子的。在父母面前，她完全是受打压的，什么话都不敢说。

当时她的状态也非常执拗，是那种长期维权失败之后的应激状态。我们但凡有点反对她的意见，她就不高兴。当时她女儿才3岁，很明显也被妈妈影响了，看人的时候，也是那种敌视的眼神，我们想给她一点糖，她也是非常自我保护。

我们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希望渺茫，所以就劝她说，你去找个工作吧，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我们了解了一下，在当地开出租车，一个月都能挣9000多块钱，挺好，时间也自由，但是她说她不敢开车。

（2023年，每日人物作者曾去到浙江，见到了几位出嫁女。当时观察到她们家庭内部的某些共性：这些出嫁女的丈夫，往往在维权这件事情上都是沉默的，他们不阻止妻子做这件事，但也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我们与妻子们聊天时，他们是家里一个灰色的背影。失权如此显形，但他们希望忽略它，继续生活下去。

东阳这位出嫁女甚至提到，有段时间，她的丈夫不想要这个家庭了，她是“自己贴上去”，尽力维持和他的关系。她一胎生的是女儿，为了留住丈夫，她又生了二胎，是个儿子。她说，儿子出生之后，“老公的心定下来了”。）

我们是觉得，对所有的出嫁女来说都一样——土地权益问题，不是针对某个人，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个人的努力，确实会推动社会进步、推动法治进步，应该有这样的人出现。但确确实实，它的成本特别大，付出特别多，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谁都不知道。

所以应该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不要一意孤行，只做这一件事。因为这样的话，你把自己的一生搭进去，牺牲掉健康和幸福，都未必能争得回来。当然了，她们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她们这么选，我们一定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女村官交谈。图 / 讲述者提供

“最好、最适合的法律”

所以到了2020年，我们听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被列入立法计划，当然感到很高兴，觉得看到了希望。之前没有太重视它，也没想到推进会这么快。

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很明白，关于出嫁女的土地问题，最好就是由全国人大统一立法，制定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只有法律规定了，有明确的依据，这样就很顺，无论是地方政府和法院，处理纠纷的时候就有依据可循了。

过去其他法律立法时，我们都有过期待。之前《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我们期待它能对“谁有权利承包土地”做规定。一些关注性别问题的法律专家当时就提过，要考虑到婚嫁的女性。她们嫁到婆家之后，分在娘家的土地带不走，土地合同期限动辄就20、30年，这怎么办？村集体应该要预留一部分土地，不要分完，保障婚嫁的妇女也能分到地。但当时的立法者觉得，应该保持中立的姿态，“反正男女都在一个家里，你在娘家时，享有这个家的土地，到了婆家，就享受婆家的”，这就是想当然了。

后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我们也有过期待，但它又是大而全的、倡导性的法律，不可能就一个问题规定得很细。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部法律很多时候不被适用。法官会觉得，只有家庭暴力、性骚扰，才是妇女问题，但农村土地问题，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不是妇女问题。

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计划，我们真的很高兴——它是最好、最适合就“成员资格”问题做出规定的法律，而且是首次规定。如果规定得具体、详细、可操作，可以弥补几十年来的缺失。

而且房子和土地，就是农村最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男女平等，那大家不会在乎生儿还是生女，对于纠正男孩偏好，会非常有帮助，彩礼问题、养老问题逐步都会得到解决。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但前提是，这条法律要规定好。

所以在2022年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出台，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读完了草案全文，也问了很多出嫁女的想法，最后提出了我们的修改意见，呼吁大家一起提交。

这份草案有很让人惊喜的部分，尤其是第二章“成员”部分，用近十个条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确认、权利、义务、退出、保留等等热点问题，是真正为法律注入了灵魂。

但我们觉得，它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比如第十二条，关于成员确定问题，是这么规定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生产生活情况、基本生活保障来源、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

我们当时一看，所谓“尊重历史”“群众认可”等等，加了这么多限定条件，是不是说，以前村民们认定某个出嫁女不享受权利，那以后也应该尊重这个决策？现实中，完全可以用这些条款来钻空子。我们当时就这个条款提了修改意见。

再比如草案第十九条“不丧失成员身份的情形”，它规定“妇女成员不因丧偶、离婚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实际上，很多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结婚、再婚的女性，也会被排除在集体之外。所以我们就建议，把这条改成“妇女成员不因未婚、结婚、丧偶、离婚、再婚等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提这些建议，其实也不确定能不能被采纳。但我们依然要提，要写出来，把理由写得很充分，因为这也是一种宣传和教育。

真正到2024年6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公布，我们发现立法者还是采纳了很多建议，对成员资格的规定，一共有九条，比较明确，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

其中明确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务工、经商、离婚、丧偶等原因丧失身份”——我们见过很多案例，女性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被剥夺了权益；还有一条规定，说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如果结婚了，但没有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员身份，那么原村集体，也不能取消TA的身份，这条也是对婚嫁女性有利的。

而且定稿还专门提到了妇女权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相当于是把《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内容移过来了，这很让人欣慰，是很有必要、也很好的一点。

新法公布那天，很多出嫁女都很兴奋，尤其是广西、广东、山东的女性，她们自己的待遇可能解决了，但子女一直都是被排斥的。而新法明确规定了，“对因成员生育而增加的人员……应当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很多人跟我说，那天她们很晚都没睡着。

在江苏省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讨论会的现场。图 / 讲述者提供

隐忧与期待

新法2025年5月1号生效，但从今年夏天它公布开始，有些地方，已经有了松动。

在内蒙古通辽，就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村里的土地补偿款，每年村里都发，最近这次，每位村民都能发一万元，但他们只分给出嫁女500元。全村有75位出嫁女，她们当然不同意，后来检察机关介入，去跟村集体协调沟通，调解之后的结果是——这次的一万元，出嫁女都能享有，男性村民拿多少，她们就拿多少。

但因为法律明年才生效，属于她们的这75万元，村集体已经放在了一个专门的账户上，等明年5月1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一生效，这钱就给她们。

现在我们对新法最大的担忧，就在于第十二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大会，依据前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意思还是说，成员资格还是由村民自治，即开村民大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我们对现实比较了解，担心这条法律，会成为出嫁女争取权利时最大的阻碍。

举个例子，今年我们去了一趟山东，当地有个案例，是个双女户家庭，父亲因为重男轻女，很早就和妻子离婚了，去了外地，组成了新家庭，这位母亲就带着两个女儿在村里继续生活，大女儿还在村里招了婿。后来这位父亲带着二婚的妻子、儿子回来了，村里就跟大女儿说，你有弟弟了，那你就是出嫁女，不享受村民待遇了，剥夺了她的权益。之前她每年能分到征地和租地款，后来就没有了。

这个女儿不服，去起诉，法院判她胜诉了，但是属于她的钱，一直无法落实。我们就去当地，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到了之后发现，因为她起诉了，村民对她家意见很大。开村民大会，大家都不同意把钱给她；她打工攒钱买的一辆车，被人砸了；隔壁一位男性村民喝了点酒，就骂她妈妈，说她赖在村里不走，分大家的财产，还把她妈妈打了；她妈妈也被村干部踢出了村里的微信群，她想问点什么事，村里人都不理她。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她们一家是很受孤立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村里溜达，和一些村民聊天。不管是男性村民还是女性村民，他们都是说，“在我们农村，法律判赢了，也没用，我们都是按照土办法来。（所有权益）出嫁女都是不能有的。要是都给分，那所有女孩结婚后都不走了。”

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如果还是由成员大会来确认成员身份，会有潜在的风险——遇到不讲理的村集体，仅仅“村民自治”这一条，就可以推翻所有进步。我们当然希望所有村民都愿意改变，但法律不能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尤其是当利益很大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呼吁的是，明年5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行后，能出台更细致的实施办法，或者能针对有些条款，做更细致的司法解释。我们当然尊重村民自治，但如果，村民自治做出了不公正的决定，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做合法性审查，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决定书依法纠错，而不是再推回给村民自治。

让那些想遵守法律的人，有法可依。让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得到惩罚。也让那些失权的人，得到救济。

当然，法律永远是底线，更根本的还是在加强农村地区的宣传，让大家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只有观念转变了，法律才会有它的土壤。

其实这件事可以很简单。我想讲一个20年前的故事。当时教育部有个规定，大学生本科阶段不能结婚，研究生和博士阶段不能生孩子。2004年7月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女博士。

当时她30岁，和丈夫都在北京一所学校读博，也是意外怀孕了，她的身体不大好，医生建议她把孩子生下来。其实她已经结婚了，又是第一胎，完全符合《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但当时就是因为教育部的规定，学校就把她开除了。但是她丈夫没事，还在继续读博。

当时我们有个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大文教授，是中国婚姻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婚姻家庭法教材，也是1980年《婚姻法》和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组成员，他当时特别支持这个女生去起诉。但她考虑到丈夫还在读书，不敢，放弃了。

我们就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请了媒体、专家学者、高校管理者来开会，当时教育部的官员也来了。他在现场说，十年前，他们就想取消这个规定，但又害怕取消之后，学校成了育婴堂。女孩子上大学就结婚，研究生就生孩子，教育计划都要被打乱，好像一旦政策放开，就会出很大乱子似的。

会后，媒体对这个会议作了报道，一个月后，教育部就把这个规定取消了（2005年3月国家教育部公布新版《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大学生结婚需经学校同意的旧规定）。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大学并没有成为育婴堂。人都是理性的，女孩子不会因为这个规定不存在了，就随随便便急着生孩子。

同样的道理，农村的女孩子，并不会因为有了权益，就全都留在村里不走。她们要进城、读书、找工作，人是理性的、流动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她们选择的自由和权利。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为了宣传三土的新书《空谈》，翻出了四年前澎湃对三土的专访，题为《是男性，是父亲，也是女权主义者》。我因此又读了一遍这篇采访，其中关于我们生活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非常温暖：比如我们决定让二宝跟我姓的时候，第一个抗议的是大宝，因为她认为弟弟应该跟姐姐姓才对，然后三土用非常有趣的方式说服了她接受二宝姓袁。读完以后我本来想随手转发，但又停住了，想起网络上以及姐妹们对于男性自称女权主义者的质疑。作为一个严重内耗的人，我开始了灵魂拷问：我应该转发吗？转发意味着支持我的顺直男伴侣自称女权主义者——我应该支持他这样自我标榜吗？男人可以——或者应该——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么？我内耗了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这些想法很可能粗糙不完善，我诚恳地期待听到朋友们的意见，共同更好地理解相关的问题。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诉求是推翻男权压迫，以期达到女性以及其余所有受到男权压迫的群体的彻底解放和完全平等。女权主义者就是相信并实践女权主义的人。这篇文章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男人可能满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标准吗？二、如果一个男人满足了这样的标准，我们应该称他为女权主义者么？三、满足了这样的标准的男人可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吗？

一、男人都是“女权表演艺术家”吗？

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在城市尤其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群体中，越来越多的男人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这让他们看上去很进步，提高他们在两性交往中的吸引力。我们当然要警惕“女权表演艺术家”，留心他们露出马脚的时候：不少男人满口尊重女性，但一有机会就对身边的女性进行或轻或重的性骚扰；还有很多男人读了波伏娃、上野千鹤子，嘴里承认女性的无偿劳动是一个社会的基石，回到家里却往沙发上一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有些男人的确在婚前二人世界里尊重女性伴侣、承担一半家务，但等到孩子一出生、家务指数级增长后，就开始半夜装睡，推诿工作繁忙不着家，让伴侣丧偶式育儿。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怀疑：男人都是“女权表演艺术家”吗？

我觉得男人是“女权表演艺术家”的比例很高，但有的男人真的不是。前段时间与一位十几年未见面的朋友重逢，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刚跟三土在一起不久。那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你好崇拜三土。”我当然记得。那时的我虽然抽象地相信男女平等，但并没有经历过很好的女权意识启蒙（参见我之前的文章《警惕幸运缔造的肥皂泡》），而且深受言情小说、电视剧的毒害。三土在学术上走在我前面，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过我对他的“盲目崇拜”。我跟他刚刚在一起，他就一直提醒我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才华。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说：“张爱玲说女人遇见心爱的男人，便直低到尘土里，在尘土里开出花来。可是不平等的爱情哪里能长久呢，她自己不就是个例子么？”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我一直记得。这些年来，在学业上，他在成长，我也在成长。我慢慢从仰望他到跟他平等交流切磋。三土不仅没有失落感，而且由衷地欣赏我的成长、我的才华、和我的成绩。他总是第一时间阅读我的论文，津津有味地听我的播客、演讲，散步、吃饭的时候继续跟我切磋。我是一个很怕参加公共活动的人，但他一直怂恿并四处推荐我上播客节目、做公共讲座。做过几次活动之后，我才慢慢放得开一点。——这些听起来或许像“开明”男人引领无知少女成长觉醒的陈词滥调，女性的主体性在哪里？我觉得，女性的主体性不是体现在否认存在各种各样的力量影响和塑造着她们的认知。从小到大，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爱护我，支持我，为我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甚至在种种至暗时刻把我从深渊里拎起来的人。这些人中有女人也有男人。三土不是唯一支持我的人，但他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位。如果只允许我讲一个女儿国——女性之间相互扶持——的故事，那不是我完整的故事。我吸收着来自女性和男性的支持和鼓励，接受他们说的有道理的，反驳或拒绝他们说的没道理的。这就是我的主体性。

三土不仅打心眼里支持我的成长，而且在具体生活的选择上，他也确实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放弃很多对他的事业而言可能更好的选择。当我拿到耶鲁博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从纽约搬到了纽黑文，三土开始了每周至少有两天乘坐Metro North火车通勤、从纽黑文赶到哥大教课和参与系里事务的生活。搬到纽黑文对他而言，不仅意味着通勤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意味着离开本系的整个支持系统。因为不能经常见导师、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搬家之后他从系里得到的学术支持非常稀薄。反过来在耶鲁，他一直被当成“源的家属”，虽然也偶尔参加我们系的活动，但老师同学对他的了解和支持都很不够。所以，那些年一直住在纽黑文，意味着一直住在我的主场、他的客场。加上他喜欢大城市，不喜欢荒郊小镇，离开纽约本身对他的精神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选择住在纽黑文也不是只为了我。我们俩当时作为研究生，收入微薄，还带着一个孩子，住在纽约根本不现实。诚如Anne-Marie Slaughter在她那篇被讨论很多的《大西洋月刊》文章《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里所说，在贫富差距拉大、资本横行、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很多时候不是女性不能拥有一切，而是缺乏稳定经济基础而不得不在就业等压力下挣扎的中低层年轻人——男女都一样——不能拥有一切（我最近在《岩中花述》播客的一期节目《识别认知中的不正义，创造不设限的人生》里，和鲁豫老师聊了聊所谓“拥有一切”的迷思：人从来不可能拥有一切，因为做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其它可能的选择；但Slaughter的文章还是有意义的，其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和边缘群体更难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伴侣人生选择上的妥协是为了共同的生活，综合考虑起来，有时女方应该妥协，有时男方应该妥协。但无论怎样，当一方选择妥协后，其往往不得不承担更高昂的个人成本。在我们家，不管是当时我们一起搬到纽黑文，还是他在博士毕业后为了继续留在纽黑文，又念了一个自己并不喜爱的职业法律博士学位，实质上是他的事业和精神在承担这些选择的负面成本；而我则一直在主场，在让我愉悦的居住环境中（他爱纽约的人潮、博物馆与多样的文化生活，我爱纽黑文的秋叶、小山和小河），在我喜欢的学术领域自在地成长。

在我们家，三土带孩子比我更有办法、更有耐心，而且确实也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宝宝小的时候，他半夜起来喂夜奶、换尿布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也做，但我经常非常烦躁；也许他也是，但他基本没有表现出来，对宝宝几乎总是和颜悦色。林宝小时候，我在读博初期，经常要赶每周的阅读和作业死线，三土在博士论文阶段，时间稍微灵活一些，所以基本是他在带孩子，以至于有段时间，林宝每次在儿童活动空间（图书馆、游乐场）的装饰图上看到一大一小两只动物，比如一只大熊和一只小熊、或一条大鱼和一条小鱼，她就会说：“这是爸爸熊和宝宝熊”、“这是爸爸鱼和宝宝鱼”。问她：“妈妈熊呢？”或“妈妈鱼呢？”她就会说：“在图书馆。”想象一个动物妈妈们都在图书馆、动物爸爸们都在游乐场陪宝宝的世界，挺美好的。

在家务上，我们从前大致的分工是，我承担采买和做饭，三土带孩子、洗碗、洗衣服、处理日常杂务。上次在美国生活的十年间，我们搬过几次家，但我从没有交过水电费，没有联系过通讯公司，没有报过税。以至于这次我暂别三土和两个孩子、只身回到美国后，每当必须自己处理这些杂务的时刻，就特别想念他。与女权表演艺术家不同，女权主义者应该是那些在生活中努力践行性别平等、承担相应重负的人。三土绝不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真正践行、或至少根据自己目前的认知尽力践行性别平等的男人。根据这些经验，我的判断是，即便有很多男人是“女权表演艺术家”，也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女权表演艺术家”。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言行一致，通过具体的行动，选择承担起性别平等所蕴含的男性应该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和代价。

二、男人要直低到尘土里，才算得上女权主义者？

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吐槽自己的伴侣。我也经常跟朋友吐槽三土。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吐槽三土，大概说了些家庭烦恼，比如倘若三土从法学院毕业后愿意留在美国当律师，我们如今就不会分隔在大洋两岸，但他特别倔，说除非到了全家饿肚子的地步，否则他绝不在美国当律师。一位好心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得出结论，说我在家里受尽压迫。我和这位朋友后来有进一步交流，消除了误解，但我也在思索，是什么让这位朋友觉得，因为三土不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他便压迫了我？我也不愿意为了三土牺牲我的事业，为什么不是我压迫了他？

吐槽往往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别人没有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所以我的希望与现实不符。我想要我的伴侣甘愿为家庭牺牲事业，我想要我的伴侣承担所有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我真诚地“吐槽”三土。但我所希望的，并不一定是我所应得的。另一种吐槽，是因为遭遇了不公、因为别人对我做了错的事情。我不是从这个角度吐槽三土的。他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热爱和追求的人。就像他没有权利要求我为他牺牲事业一样，我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为我牺牲事业。我虽然“吐槽”他，但并没有觉得他不愿意牺牲事业、不愿意独自承担那些仅仅消耗精力、让人头疼而又不带来任何智识快感的家庭事务，就是他对不起我和孩子。

但也许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有不止一个“幸运”的女朋友，她们的伴侣不仅在外面工作养家，同时回家以后一切妻子孩子至上，事业和家庭生活的安排都以妻子和孩子的需要为准。有人或许会这样论证：在男性享受着巨额性别红利、女性在职场和家庭受尽不公的今天，作为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的要求，只有在男女相处中对女性给予优惠性的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不是与女性平等相待，而是把自己放得比女性更低——的男人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不管那位朋友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论证或许会被用来支持其想法，值得展开讨论。

我们可以把给予女性优惠差别待遇宽泛地理解成这样一种实践：在男性和女性的意志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给女性的意志或利益更多一点权重。无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实践对女性的优惠差别待遇。比如在有些行业或有些公司招聘的时候，不管政策制定者或招聘委员会成员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可能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女性优惠差别待遇。这种实践应该在亲密关系中被采纳吗？

我觉得作为转型正义的要求，也许在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女性优惠差别待遇在亲密关系中也是应该的，但关键在于何种时候、出于什么理由。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sabeth Anderson）在《融合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 of Integration）一书中，讨论教育和招聘中为什么要对长期遭受种族压迫的群体成员给予优惠差别待遇时，提到了四个理由，其中三个或可挪用到对亲密关系的探讨上（第四个理由是通过给少数族裔优惠差别待遇，提高教育和就业中的多元性；这在亲密关系中不适用）。第一个理由是压迫补偿（compensation）。一般来说，只有施害者对受害者有补偿义务。如果亲密关系中男性伴侣并不是施害者，这个理由也许没有适用性。但安德森讨论了把补偿义务拓宽的可能性。在整个社会中，男性即便不是施害者,也享受着很多性别红利，而女性却承受着很多代价。享受了性别红利的男性伴侣,在亲密关系中承担对女性伴侣一定程度的优惠差别待遇的义务，似乎也说得通。当然，落实到具体的异性伴侣身上，因为各种身份交叉，每对伴侣中男性伴侣需要承担的补偿义务，以及女性伴侣应该被给予的优惠待遇，恐怕都是不一样的；不过作为一个原则，享受红利越多的男性，对承受压迫越多的女性，理应具有越大的补偿义务。

第二个理由是抵消歧视（discrimination-blocking）。我们都长期浸淫在男权意识形态下，不论男女，我们的思想中或多或少都有厌女、贬低女性的偏向，让我们下意识给女性的意愿和利益更低的权重。作为一种系统纠偏的方式，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或许应该采用普遍的对女性的优惠待遇，把她们的意愿和利益的砝码有意识地提高一点，其实只是抵消掉我们下意识中对她们的意愿和利益可能的轻视。这个理由往往只在男女意愿和利益的权衡大致旗鼓相当的情况（tie-breaking scenarios）中才适用。当男女双方的意愿或利益都是合理诉求，却又相互冲突难以两全时，如果这些意愿和利益有明显的权重差别，那么“抵消歧视”这个原因就排不上用场，因为那些情况下（比如家里仅存的一笔钱是该用来给男人买烟还是应该用来给女人治病，或者换过来，这笔钱是该用来给男人治病还是用来给女人买包）我们明确知道谁的意愿或利益应该得到尊重。

第三个理由是促进社会整合（integration）。这是在安德森眼中，支持在教育和招聘中给予少数族裔优惠差别待遇的最重要理由。在一个种族压迫深重的社会，往往受压迫的族裔被困在底层，居住在贫民区，从事不太需要很高教育的劳动，缺乏经济和政治资源来改善整个族群的处境。在教育和招聘中给予他们优惠性的差别待遇，就是将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慢慢纳入（integrate）到主流社会，通过这些人一代代的增加和反哺，慢慢实现其社群与其他社群的平等。这点看似跟亲密关系无关，其实不然。在亲密关系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利益是消费性的（consumptive），比如选家具、电影、餐食、旅游地点，是选家里女人喜欢的，还是选男人喜欢的。对这些问题，社会整合这个理由是不相关的。我个人认为，在消费性领域中给予女性伴侣的优惠待遇，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这些很多时候是小恩小惠。但在亲密关系中，有些重大决定是生长性的（generative），比如关于双方要不要支持女性继续求学，要不要支持女性在职场站稳脚跟，当男性伴侣和女性伴侣的事业产生冲突时应该倾向支持谁。在这些领域，男人往往很难平等考虑女性的意愿和利益，更别提对女性的优惠待遇。然而沿着安德森的逻辑，恰恰是在这些选择中，伴侣之间尤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支持女性的意愿和利益。如果很多伴侣都这样做的话，这对整个社会中的女性突破贫困和压迫，获得更好的机会、平台和话语权，走向性别平衡的社会整合，具有“滴水成河，汇流成海”的意义。

三土确实是有践行这三个理由的，尤其是第三个理由。如前说的，我们在事业上的选择，往往是更加有利于我的。他从来没有把他为家庭做出的事业牺牲，作为给我施加压力的筹码。他从来没有说过：“上次我退让了，这次该你了”。他所做的，可以理解为一位男性伴侣在转型正义阶段给予女性伴侣的一种优惠差别待遇，让我能顺利成长为哲学领域少数的女性学者，从而在他微小的个人能力范围内，促成多一丁点的女性在哲学圈中的整合。

我前面给出的三个理由都说明，在某些时候，亲密关系中的男性伴侣或许有义务给予女性伴侣一定的优惠差别待遇。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男性要做到没有自我、要直低到尘土里，才能开出男性女权主义的花来？我觉得不是的。女权主义的目标不是压迫男人，PUA他们，像男权PUA女人一样让他们失去自我。我一直相信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争取每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幸福。即便在一个男权依然盛行的时代，男性个体依然值得有尊严、自由和幸福。只有具体的压迫者才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而丧失这种资格。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男人在亲密关系中为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保留一席之地，就认为他们不配成为女权主义者。我虽然希望三土能够愿意在美国做律师，既能赚钱又能保证家人团聚，但我希望的是他开心去当律师，而不是他牺牲自己的梦想、每天哭丧着脸去当律师。如果到了全家饿肚子的地步，或许他真的只能去当律师。但目前的情况下，他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合情合理的。女权主义的花不是任何人低到尘土里开出来的。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在方方面面，包括亲密关系中，在恰当时候恰当程度地给予女性优惠性的差别待遇，并承担相应成本。但女权主义不要求男性放弃自我。

三、男人们都被男权意识形态宠得满身缺点，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

男权意识形态确实会惯出各种很“男人”的缺点，比如“普通而自信（普信）”，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缺乏细腻的情感，缺乏跟别人共情的能力，没有接受过照料劳动的基本培训，也不理解、尊重照料劳动的价值。很多学者也指出，其实他们的这些缺点也是他们作为男权意识形态受害者的体现。比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就说：“父权让男性践行的第一个暴力行为不是针对女性的。相反，父权首先要求所有男人参与对自我的精神阉割，他们必须杀掉自己的情感。如果个体男性不能成功地在情感方面自残，他必能预见被父权收编了的男人通过权力仪式来攻击他的自尊。（The first act of violence that patriarchy demands of males is not violence toward women. Instead patriarchy demands of all males that they engage in acts of psychic self-mutilation, that they kill off the emotional parts of themselves. If an individual is not successful in emotionally crippling himself, he can count on patriarchal men to enact rituals of power that will assault his self-esteem.）”了解了男性在父权制下各种典型缺点的意识形态根源和社会促成机制之后，在各种场合碰到男人展现这些缺点，我还是会生气或者觉得好笑，但我同时也对他们有一种同情。女性相对少有这些缺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运气。

其实，女性同样长期吸吮着男权意识形态的毒液，虽然我们少有那些很“男人”的缺点，但我们也常有一些男权特意在女性心理中栽培的缺点，比如自卑，容易恋爱脑，过分在意自己的外表等等。如果一个不完美的女人可以认知到自己不够女权的地方，并尽可能地改变自己，我觉得她就有可能算一个女权主义者。同理，我认为如果一个不完美的男人可以认知到自己身上不够女权的那些缺点，并尽可能地改变自己，他也有可能算一个女权主义者。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尽可能认识和改进自己身上不够女权的缺点。这点对女性女权主义者也适用。不是只有完美的女权主义者才是女权主义者。

四、男性群体依然系统地压迫着女性群体、享受着性别红利，所以没有哪个男人可以算得上女权主义者？

男性群体所享受到的性别红利，很多是他们无法控制和无法拒绝的。比如我从小就听各种各样的人说，女生的学习成绩越到后来越差，导致我对自己的学业并不自信，但三土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影响。再比如我多次遭遇或轻或重的性骚扰，对读书时的我造成过长期而严重的困扰，但三土就没有过这样的挫折。他的这些性别红利是如此悄无声息，又如此深入骨髓地成为他的财富、他的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他没法拒绝，也吐不出来——就像我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我不是在男权社会中如履薄冰地长大，而是在性别平等的世界肆意生长，我会变成一个如何不同的自己。但男性在男权社会享受的另一些红利，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吐出来、可以自己推掉的，比如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成本的出轨，各种兄弟会约着聊天喝酒交换好处，等等。在我自己的观察中，对可以吐出来的性别红利，三土基本都是不沾的，而且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会非常努力地截断男性性别红利的复制和传递。他很着意培养有潜力的女生。在非常排斥女性的场合，他会提议和推广更性别包容的一些社交小条款，比如在男教授们称兄道弟、女老师不知该如此自处的场合，他会反复提醒大家都彼此叫“老师”不称“兄弟”。但凡有职业上的机会，比如选择谁去参加展现专业特长的播客节目，推荐谁去参加学术讨论，他都会尽可能推选女性朋友，让她们有发挥的空间。三土也远远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美国学术圈，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但基本共识是大家都应该这样做。我觉得因为男性不可避免地享受了一定的性别红利，就剥夺他们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性，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个男人诚恳追求女性的彻底解放和性别平等，尽可能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性别红利，同时尽可能中断男性性别红利的进一步分发，我觉得他可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小结：男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是承认自己享受了性别红利，尽可能拒绝一切可以拒绝的性别红利，并拒绝参与男性性别红利的进一步派发。

五、男人默默做女权主义者就好了，我们不要称呼他们为女权主义者？

我前面列举的四点，每一点单独看来都是男人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即他们必须做到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而非充分条件（即如果他们做到了，就是女权主义者）。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充分做到了以上全部四点，他就满足了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充分条件。我的思考只是抛砖引玉，也许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没有发现，欢迎朋友们一起思考和补充。如前面所说的，女权主义者就是相信并以实际行动去追求女性以及其余所有受到男权压迫的群体的彻底解放和完全平等的人。这个关于女权主义者的理解本身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即便男人还需满足别的必要条件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原则性的理由可以否认他们能够成为女权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预设有的男人达到了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充分条件。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便他们“成为”了女权主义者，他们应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么？他们默默做女权主义者不好么，为什么非要给他们贴上“男性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提出这类疑问者，常常基于以下值得展开讨论的顾虑：在目前这个男性掌握更多资源、机会和话语权的时代，把“女权主义者”这一“荣誉”给予男人，会增加他们的性别红利，让他们更容易在女权主义事业中抢走风头；很多女性为女权主义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但她们受到的认可可能反而不如那些顶着“男性女权主义者”光环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也在诚恳地推动女权事业；在男人更容易享有光环和聚光灯的现状下，即便真诚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也只应该默默地做女权主义者；他们不应该被授予“女权主义者”的称号，最多只能称为“女权主义的盟友”，如此才能从原则上确保男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居于相对辅助和边缘的地位。

我承认“男性女权主义者更容易得到认可”这种现象现实存在，也完全理解相应的顾虑。要不要称符合了女权主义者条件的男人为女权主义者，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一是满足了条件的男人内在地（intrinsically）配不配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如果前提为真——他们真的满足了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简单：他们当然配。作为一个默认原则，每个人做出的实在努力、承担的具体代价，都应该得到与之匹配的认可。这是真正尊重个体的社会应该承认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即便我们在考虑到其余所有因素后得出结论，说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最好不要称满足条件的男人为女权主义者，我们也起码要对此有所愧疚，因为我们出于其余某些重要的价值考量（比如保障女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而牺牲掉了基于个人品质和行动所应当给予某些个体的最恰当的认可与尊重。

转移到第二个角度：要不要把符合了女权主义者条件的男人称为女权主义者，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些男人配不配（intrinsic desert），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外在条件和可能后果，来判断“将其称为女权主义者”是不是总体而言更好的选择。我们刚才考虑了一个反对这样做的理由（男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性别红利），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理由是支持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权衡比较两方面理由的份量。

如果只有女性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而男性最多只能称为“女权主义的盟友”（以此强调男性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辅助地位），这制造了一种以出身为依据的等级。作为一个根底上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我对这种等级有很强的怀疑。我们来对比一下男性和资本家。我们暂把“共产主义者”定义为相信并尽可能用实际行动去消除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并支持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的人。无论一个资本家多么相信共产主义，做了多少支持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行为，如果他没有彻底放弃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或许我们确实应该只称他为“共产主义的盟友”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还没有彻底践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终将消灭资本家，所以资本家必须彻底放弃自己作为资本家的身份，才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女权主义的诉求不是消灭男人，而且男人不可能像资本家放弃资本那样，放弃自己作为男人的身份。拒绝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给予真诚的资本家，不是一种出身论；拒绝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给予真诚并踏实践行女权主义的男性，却是一种出身论。假设一位男性在女权运动中确实做了很多一线工作，我们却仅仅因为他作为男人的身份，只说他是“女权主义的盟友”而不称他为“女权主义者”，这种基于身份的等级区分是有道德成本的，我们不能不对此有所顾虑。

还有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pragmatic）理由，也支持将满足条件的男性称为女权主义者。不可否认，男性面临在传统男权意识形态和女权主义两套性别秩序之间的选择。按道理，他们当然都应该选择女权主义。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往往不是容易的选择。掌握着权力、资源和话语权的兄弟会（在中国是基本盘，在美国以川普、马斯克为代表的男性也至少有一半）在不断给他们萝卜加大棒的双重激励，让他们继续向兄弟会投诚。比如《纽约时报》旗下播客（The Daily）2024年10月23日报道（The Gender Election）说，美国30岁以下的青年男性远比30岁以下的青年女性更愿意投川普。根据该播客的分析，川普对青年男性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象征着一种易于令年轻男性理解的、让他们觉得可以“堂堂正正做男人”的传统社会脚本：作为“一家之主”养家赚钱，通过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来赢得其他男性的尊敬、以及妻子和孩子的仰视。女权主义者当然不希望青年男性都被这种传统性别脚本所吸引，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进步主义空间（the progressive space）中，我们给了这些青年男性怎样的替代脚本、怎样让这些脚本对他们有吸引力？想要堂堂正正做人，本身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我们诚然可以说男人有“原罪”，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享受着性别红利；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女权主义也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可以获得“救赎”并堂堂正正做人，而不是因为背负“原罪”而永远低人一头。我认为，我们应该宣传的替代脚本就是鼓励他们吐出可以吐出的性别红利，并积极投身于女权主义事业；让他们理解这是堂堂正正做男人的唯一正道。当他们这样做了，我们要么毫无保留地认可他们，告诉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屁股决定脑袋，突破了男权对他们的诱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要么特意节制地告诉他们说：“谢谢你，做我们女权主义者的盟友”。这两种说法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前一种说法既给予满足了女权主义者标准的男性内在配得的认可，也增加了女权主义话语对男性的吸引力：在女权主义框架下，他们可以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折扣地做好人。后一种说法则暗示说，无论男性多么努力，在女权主义视野中永远差一点点。哪种说法更有利于抗衡传统性别脚本、争取更多男性加入女权主义事业，不言而喻。有朋友或许会反驳说：“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的盟友”这一区别并不蕴含价值高下的判断。但历史告诉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区分却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话术。如果真的没有蕴含任何价值高下，那坚持这一区分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坚持这一区分的目的是保证男性群体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边缘而非中心地位，并向有心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男人们强调他们“永久的”（即不可根据他们的个人努力来改变的）边缘位置；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别本身恰恰是蕴含着价值高下判断的。

以上我考虑了一个反对将满足条件的男性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理由（性别红利），和三个支持这样做的理由（内在配得、反对以出身论等级、替代脚本吸引力）。当然，理由的数量多，并不意味着其份量就一定超过支持相反观点的理由。所以我不觉得我板上钉钉地证明了我们应该称满足条件的男性为女权主义者。但至少我说明了，这样称呼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要这样称呼他们的话，我们仍然要尽可能避免给予男性女权主义者更多的性别红利、或让他们霸占女权主义事业的聚光灯。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作为关注女权主义事业的每个人，我们不要把目光聚焦在男性女权主义者身上，而是正确看到每位女权主义者的贡献。我希望每个人都去学习了解中文世界那些英勇、智慧、并承担着巨大个人代价的女性女权主义者的事迹。现实就是，男性女权主义者太少；在重大事务上，他们确实做的主要是辅助性的工作。但不是只有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才是女权主义者。在更广泛而日常的女权主义实践中，男人可以是各种决定和行动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辅助其他女权主义者。有的男人在女权主义实践上做得比很多女人多。如果那些在个人生活中践行女权主义的女性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那么那些在个人生活中做到了我之前所列出的四点的男人也应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每个人贡献都应该被恰当地看见。与此同时，作为男性女权主义者，也要非常自觉地拒绝因为性别而带来的额外光环，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声音让其他人的工作和贡献更多地被看到。通过以上分析，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阐释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第四个必要条件：他们应该承认自己享受了性别红利（包括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性别红利），尽可能拒绝一切可能拒绝的性别红利（包括自己作为男性女权主义者而获得的额外光环），并拒绝参与进一步派发给予男性的性别红利。

六、男人只能被别人称为女权主义者，不能自称女权主义者？

综合以上反对和支持的理由，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我们应该不加保留地将那些满足作为女权主义者条件的男人称为女权主义者。即便如此，进一步的问题依然存在：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可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还是只能等待别人给他这样的认可？有两种常见的理由反对满足条件的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一、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一种傲慢的表现，从而使他们不配成为女权主义者；二、允许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令许多招摇撞骗的“女权表演艺术家”有机可乘，混淆视听，增加了女性被欺骗的可能性。

回应第一个理由：我认为当满足条件的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时，这未必是傲慢的表现。首先，如果他真的满足条件，他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内在地，他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不管别人是否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第二，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做到了我前面列出的四点要求，他一定做过系统的反思，充分理解并承认当前性别压迫的严重和自身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不完美，而且持续努力承担着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种种责任。他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这一点，很可能是其自我认知的重要甚至核心部分。不允许一个人肯定其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是一种压迫，跟不允许一个人用自己所习惯或喜欢的称谓来称呼自己，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当一名满足了相应条件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时，他不一定是出于傲慢，而可能仅仅是对自我认知中的一种重要元素的诚恳宣示。

回应第二个理由：诚然，这个担忧有一定道理，即便原则上我们只支持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但这个口一松，假冒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层出不穷。不过，禁止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禁止了男人自称“女权主义者”，“女权表演艺术家”们就会转而称自己为“女权主义的盟友”。那么我们难道要继续禁止任何男人自称“女权主义的盟友”吗？另一方面，不允许任何男人——即便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还有别的坏处。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等都通过告诉别人自己是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来推广他们的理念；自愿捐赠器官的人群，也会相互鼓励彼此去告诉全世界他们是器官捐赠者，从而让更多人相信人类有能力做出这样巨大的利他行为，进而群起效之。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是不容易的。如果让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让他们可以掷地有声地跟别的男性讲述自己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经历，干干脆脆地呼吁其他男性也成为女权主义者，同时（就像三土在采访里那样）邀请别人“拿放大镜来审视他，从而帮助自己不断地反省和改进”，这会是一种有效的女权主义教育和推广。我们当然要警惕“女权表演艺术家”，但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度担忧他们会长久地欺骗到众人。毕竟大家都有眼有耳，我相信没几个人会仅仅因为一个男人自封女权主义者，就相信他真的是女权主义者。一个男人是否会被广泛承认为男性女权主义者，最终取决于他长期的言行。

综合以上考虑，我认为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可以并且应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而且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正如《圣经》中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窨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男性女权主义者应该能够跟其他男性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你也应该是！”

七、结语

回到我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男人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吗？成为了女权主义者的男人，应该被我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吗？他们可以、或者应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吗？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如果他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言行一致，通过具体的行动，选择承担起性别平等所蕴含的男性应该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和代价；二、在包括亲密关系在内的方方面面，在恰当时候、恰当程度上，给予女性优惠性的差别待遇，并承担相应成本；三、尽可能认识和改进自己身上不够女权主义的缺点；四、承认自己享受了性别红利（包括自己作为男性女权主义者而在女权主义事业中获得的额外光环），尽可能拒绝一切可能拒绝的性别红利，并拒绝参与进一步派发给予男性的性别红利。

对第二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只要一个男人符合了以上标准，我们就应该称他为女权主义者，原因有三：一、满足这些条件的男性，内在地配被称为女权主义者；二、拒绝称他们为女权主义者，是一种出身论，应该尽可能避免；三、明明白白地称他们为女权主义者，能够在传统性别脚本之外，为普通男性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替代脚本，长远而言更能带动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支持。虽然称男性为女权主义者确实有可能带给他们额外的性别红利、使他们容易占据女权主义事业的焦点，但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每个关心女权主义事业的人（包括男性女权主义者自身）的自我调整来化解。

对第三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并且应该。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诚恳的自我认知。同时，允许和鼓励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主义者可以推动更多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思考。这些个人思考带着深重的、不可消除的个体经验的烙印。虽然我遭受过种种性别歧视、性骚扰等，我依然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相对幸运的女人，从小有非常爱我支持我的父亲，长大有爱我支持我的伴侣，有一个年龄尚小的儿子，他不一定顺直，但如果他顺直，我希望他有一个脚本能堂堂正正做人，而不必背负洗不掉的男权原罪。也许是因为我的这些个体经验，令我在一些女权朋友看来对男权制度过于温情。反躬自省，我不认为我对男权制度有任何温情。我恨男权制度。但我不恨男人（或更准确的说，我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是男人而恨他）。男权与男人原则上是可以分开的：女人也往往参与男权制度对女性的迫害；而等到男权压迫消亡的一天，男人依然会存在。以前看过一部关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其中鲍德温充满尊重和爱地讲起他十岁时的白人女老师Bill Miller：“肯定是因为Bill Miller，在我恐惧颤抖的童年就早早来到了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真正做到恨白人。虽然，上帝知道，我常常想杀掉其中不止一两个（It is certainly because of Bill Miller, who arrived in my terrifying life so soon, that I never really managed to hate white people. Though, God knows, I’ve often wished to murder more than one or two）。”我对此心有戚戚：也许因为我的父亲、三土、儿子，还有不止一次在我命运关节点托举或拉拔我的男性朋友、同事和前辈，我没有真正恨过男人。我知道男权制度和它娇惯纵容出的男人们很多时候吃人不吐骨头；我完全理解受过更严酷的迫害的朋友们可能对以上问题跟我有不同的判断；也许我的相对幸运使得我在理解这些问题时困在自己的认知盲区中。我的看法不一定全面，但它们确实是有着我这样经历的人的真诚思考。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带着自己的经历去片面思考。只有我们都真诚表达，彼此努力理解对方的观点，从而改进自己的认知，我们或许才都能更接近最合理的结论。我期待你们的批评。

最后，我其实对分享我自己的亲密关系有很多顾虑。我们家一夫一妻、一儿一女，是特别“完美”的异性恋家庭。我常常担心讲述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为以异性恋为准绳的意识形态（heteronormativity）添砖加瓦，构成对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朋友们的压迫。比如，我不希望任何被催婚催生的朋友，被父母指着我和三土的家庭说，你看袁源和三土一家不是挺幸福的，为什么你不结婚，你不生孩子？我和三土的异性伴侣关系美好，并不意味着它值得所有人效仿，就像很多同性伴侣的关系也很美好，但可能没有几个催婚催生的父母亲戚会要年轻人去效仿。所以倘若看到一对关系美好的有娃异性恋伴侣，就觉得这是应当效仿的常态，这种思路是很荒谬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对自己而言最舒适的生活，决定要不要亲密关系、以及怎样的亲密关系。其实，我跟三土之间的关系美好，甚至都不意味着如果让我重新过一遍人生，我会再做出一样的选择。如果我可以活一百次，我想换着花样过一百种不同的精彩生活。反过来，下次我不选同样的亲密关系，或者告诉别人不必效仿我的亲密关系，也并不意味着我这一次的选择不是一个好的、有价值的、值得过的选择。在我想清楚这点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害怕分享自己的生活了。好的异性恋关系不应该成为所有亲密关系的准绳，但它可以是万花丛中的一支，是千万种美好生活、美好关系中的一种。

当然，这在理想的、消除了男权压迫的社会环境中，或许没有人会反驳；但在异性恋叙事铺天盖地、其它生活方式遭到系统打压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聊异性恋么？我觉得还是有的。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顺直的，他们不可能等到消除了男权压迫之后，才去探索平等、美好的顺直生活。所以，认真探索平等美好的顺直生活的可能性，呈现在传统性别脚本之外有吸引力、符合性别平等理念的顺直生活，即便在当下也依然是有意义的，不应该自我静音。真正应该抵制的，是对“霸道总裁爱上我”之类有毒异性恋叙事的复制，以及对不符合异性恋模式准绳的其它生活方式的系统打压（我跟甘歌老师在之前一场题为《女权主义VS婚育与母职》的对谈中，对反婚、生育以及重新想象亲密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有过更细致的讨论）。

终于完成了我漫长的内耗，我真的只是想顺手转发一下《是男性，是父亲，也是女权主义者》。请让我顺手转发吧！

01

前天晚上被韩国的事情惊着了，不停地刷新闻，看事情怎么发展。一直到尹锡悦宣布收回命令，才放心去睡觉。

第二天看到琼瑶女士去世的消息，如果换在平日，肯定会伤感一阵。毕竟人到中年，就容易怀旧。但当时不行，满脑子还是被韩国的新闻占据着，所以只是略微诧异了一下。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但真的是极受震动。也许是事有凑巧，我上个月刚刚读过韩江的《少年来了》，还写过一篇玻璃躯体里的坚硬宝石。当时看到新闻，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那些血都白流了吗？难道又走回那个循环了吗？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虽然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确实有点崩溃的感觉。

当然，最后证明我是多虑了。有些力量，比我这个悲观主义者想象的更为强大。现在大致尘埃落定，也就有心思想点别的了——比如琼瑶女士。本来我应该写一篇关于韩国的文章，但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写也写不好，徒乱人意。

所以，还是写写琼瑶女士吧。

这两个话题看上去没有什么关联，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属于公域的、辽阔的世界，一个属于私域的、情爱的世界。但是，人的心灵不都是穿越于这两极之间吗？

02

我初中的时候读过很多琼瑶的书，至少有十几本。一个小男孩读这么多琼瑶的书，听上去有点很古怪。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没那么多书可供挑选，我又有阅读的癖好，拿到什么就读什么，所以前前后后读了很多。

不知道现在读起来会是什么感受，但当时觉得不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聚散两依依》、《燃烧吧，火鸟！》、《聚散两依依》，还有一个书名我忘记了，内容好像是女主角的傻弟弟把男主角打坏了，把我气得要死。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彩霞满天》，我记得里面写到特别穷的一对情侣，只能买一份果汁，两个人分着喝。虽然自己当时可能比他们还穷，但意识不到，觉得他们还挺可怜的。

我能读到琼瑶小说，是因为当时她的书特别特别流行，满大街都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它们的吸引力了。这就是时代的变迁。这就像邓丽君的歌。我岁数小一点，已经错过了邓丽君的歌。我听着只觉得甜的发腻，但是比我大上十岁的人，听她的歌是可以感动得掉眼泪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从没有那样的歌啊。大家听的都是义正词严的正能量歌曲，忽然出来了邓丽君的歌。那就不是单纯地听歌了，而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原来人是可以发嗲的，人是可以甜蜜蜜的，人是可以你情我爱的。那不是不要脸，而是正常的，甚至可以拿出来唱的！发现这一点，是可以让人掉眼泪的。

琼瑶的小说也有类似的效果。至少在我的记忆里，以前没有那样的小说。以前我读到小说，一定要有中心思想，要宏大，要高远，要能总结出点什么。哪怕当时的先锋小说（我记得当时已经有先锋小说了），也是如此。也‍正因为这样，琼瑶小说才让大家如此着魔。

琼瑶小说的主题‍是“爱情至上”。现在网上有个琼瑶梗，“你虽然失掉了一条腿，但是她失掉的可是爱情呀！”现在的孩子‍觉得很好笑，“三观不正”。时过境迁以后，我也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年轻人是相信这个的。就算他们觉得自己未必做得到，但也认为这终究是正确的、美好的。

那么琼瑶的书到底好不好？她说的“爱情至上”那套东西到底对不对？

如果站在此时此刻，我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针对我小时候那个具体时代而言，我觉得那些小说是好的，是有益的。即便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还是这么认为。

这就像邓丽君的甜歌，我并不喜欢。但是当时代单调乏味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些甜甜的东西就是好的。同样，当时代粗粝荒芜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琼瑶女士的小说也就是好的。它让读者相信人生里有美好的东西，相信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彼此相爱，而不是为了彼此相恨。

说到底，一个沉迷于琼瑶小说的世界，肯定比一个沉迷于敌我斗争的世界更正常，更文明，也更适于普通人生活。

03

很多人都说琼瑶小说虚假肤浅，虽然不想冒犯逝者，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话也有道理。任何一个成熟的阅读者，都不可能认为琼瑶女士的小说有多高的文学性。

但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心智性情，往往是由那些通俗的大众读物来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深刻的学术读物来决定的。就像现代我们所处社会的整体心智性情，恐怕也更多地由抖音和小红书来决定，而不是由豆瓣年度高分书籍来决定。

如果把琼瑶小说跟现在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穿越古代做王爷之类的比较，那我觉得真不好说是进步。

当年王朔老师批评“四大俗”，很多文化人也说港台是“文化沙漠”，我当时岁数虽小，但听了也不以为然，因为这完全违反我的直觉。我当时明显感觉到自己周围才是文化沙漠，大家几乎都有文化饥渴症，随便一个什么电视剧都能“万人空巷”，这不是文化沙漠又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好意思说人家是文化沙漠，而我们是文化草原呢？

邓丽君、罗大佑、崔健是启蒙者。其实，琼瑶、三毛、柏杨也是启蒙者。当然，回过头来看，琼瑶、三毛、柏杨他们的书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经不住时代的考验。我前些年重读三毛和柏杨，就大失所望，觉得跟我记忆中完全不同。但是没办法，它们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一个封闭、焦渴、干涸的文化环境急不可耐地抓住了它们。

我记忆里一度以为三毛是张爱玲级别的作家，但后来重读，真是大失所望

而且，它们即便没那么好，但大方向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说琼瑶小说虚幻浅薄，但虚幻里有爱的底子；我们可以说三毛的散文矫情自恋，但矫情里有自由的底子；我们也可以说柏杨的杂文偏激幼稚，但偏激里有进步的底子。

而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时代极其匮乏的。

04

那么现代呢？

琼瑶、三毛、柏杨，当然都是我们要超越的阶段。但是这个时代超越了吗？我觉得真的很难讲。

也许是我有时代滤镜，或者个人偏见，我总觉得当下时代在走向保守。很多年轻人似乎还没有年轻过，就已经老了。

比如现在网络舆论里，往往觉得收彩礼才是正常的，觉得门当户对才是正确的，觉得“有情饮水饱”是荒谬的。当然，我不能说这些想法一定不对，但我总觉得，这不是少年恋爱时应该有的心性。

现实当然是严酷的。漫长的时间可能会打磨掉人的棱角，消磨掉人的激情，但是人毕竟应该先长出棱角，先生出激情来。年轻时的恋爱就应该是忘我的、燃烧的，哪怕火焰随着时间流逝不再炽热，它依旧能发出余热来温暖我们的人生。可如果恋爱一开始就是如此现实，如此半死不活，如此摆出二婚般的利害算计，那么它怎么能够给人生提供那份温暖呢？

我很不理解。

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琼瑶、三毛之类的书有点轻蔑，觉得夸张做作，里面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但是看看如今的网络，我又觉得那里有一些我们轻蔑不起的东西。

就像余秋雨老师，我也拿他的文章开涮过，但是看看现在那些杀气腾腾的网文，却又觉得余秋雨老师即便再矫饰，也是文明化的矫饰。我曾以为去掉那份矫饰，可以留下更纯粹的文明，可没想到去掉矫饰后，也可以露出暴戾凶蛮来。

同样，对于琼瑶女士，我现在也多了一份敬意。爱毕竟是美好的，是值得赞美的。在一个如此匮乏爱的年代，她曾经让那么多人明白这一点，也算是很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