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六神磊磊读金庸｜年轻人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此消息引发网民怒批。

对此，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布文章对该学者进行嘲讽，并为中国年轻人发声

作者提到：

一位专家问老外客人，怎么让年轻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引发很多讨论。

专家原话的槽点特别多。就没忍住，简单聊几句吧。

这届年轻人其实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他们有情绪、有压力，以自己化解为主，不怎么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本届年轻人在自我开导方面特别会。

最近某宝上的二十大年度商品，知道都有些什么吗，水培香蕉，谐音梗“禁止蕉绿”，一个链接卖十万加。大家就这样自己宽慰自己，怎么不老实呢。

让玩，他们就玩一下，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到小酒馆的门口；不让玩也不说什么。允许过的节日过一下，不提倡过，就收起道具，低头假装路过。多好的人儿。

他们爱网上骂骂老板，但好像也没真对老板做什么。你看那些报复社会的糟心事件，还是中老年干的多。年轻人干什么了。

他们看的诗歌、小说、摇滚、嘻哈，哪一样不老实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东西都刺儿得多。连网络小说现在都是以“苟”为主，苟道流行。早几年的男频网络小说，主角都要“在生死之间磨砺”“越级挑战”，现在不磨砺了，都苟起来。

还要怎么老实服帖呢。

如果一代人很喜欢猫狗，却不想要孩子，说明不是因为缺爱的能力，而是因为后顾之忧。消除后顾之忧才是最有效的。总想靠做思想工作解决问题，不太好使。

教授还忽略了一件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八个字是个互相伤害的循环。

想着让人家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回头又会有人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可千万不要有自居食物链上游的幻觉。

毕竟生孩子和炒股不一样。想让大家都去炒股，就会有人自告奋勇出来，扮演炒股，直播炒股，回头去邀功，显示引导得多么新鲜卖力。生孩子演不了啊，咋引导，你得真生。

二、基本常识｜丰县铁链女之后没有全面清查，所以才有“收留”女硕士的荒唐

12月初，一名失踪15年的女硕士在山西农村被寻回，并被官方称为是被“收留”的新闻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网民关注。

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布文章，提及同样是涉及拐卖妇女且被官方严厉审查的铁链女事件。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文章写道：

“收留”一个精神病女人做老婆生孩子，花钱买一个被拐妇女做老婆生孩子，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种事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存在，到现在依然存在。

但是，被舆论公开的有几个，被法律制裁的又有几个？

我们都关注过江苏丰县铁链女的绝望人生，现在也知道了山西晋中一位女硕士的悲惨遭遇，那，还有其他在病痛和禁锢中挣扎的女性等着被解救吗？很显然，还有的，而且数量不会少。

然而，江苏丰县公安部门与山西和顺县公安部门一定会用坚定的口吻告诉大家：

本地没有发现其他受害女性。

丰县没有去全面清查，江苏没有去全面清查，远隔千里的山西，自然就更加没有动力去主动清查了。

也因此，在山西和顺县被“老实男人”强奸禁锢了十多年的女硕士卜某及其家人，很可能在2022年和我们一样看到过铁链女相关的新闻，很可能也在心潮澎湃期待着很快被公安解救。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受害女硕士没有等来警察叔叔的解救，反而成了“被好心老实男人收留”的正能量新闻女主角。

荒谬是真的荒谬，但意外却是一点也不意外。

丰县铁链女事件被定性为偶发个案的那一刻，其他被拐卖、被拘禁的精神失常妇女的命运就已经被宣判了“维持现状”，不太可能再有什么曙光。

从“实用主义”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考虑，假装不存在，假装看不见，绝对是最稳定、最经济、最省心的做法。

解救一位被拐卖强奸的精神失常妇女，后半辈子治病和养老的钱得地方政府来安排，收买并强奸拘禁妇女的男人得抓起来关几年，家里的孩子可能也得政府来收养。在解救被拐精神失常妇女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群众的不理解甚至暴力反抗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会被媒体曝光影响本地领导的仕途……

是的，如果考虑划算不划算，那公安部门主动去清查解救一名被拐卖强奸生了孩子的精神失常妇女，绝对是一件方方面面都严重不划算的事情。

只是他们可能忘了，在判断一件事情划算不划算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人生而为人的尊严价值，在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

他们可能忘了，被铁链锁住的八孩母亲小花梅是个人，被“收留”十三年生育多个孩子的女硕士卜某，也是个人。

三、往事与随想｜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

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同样针对此事进行评论，但文章也很快便被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

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假设回到2011年7、8月的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你指望卜小花在那里能得到什么？

很多人会说，他们应该去报警，然后警方会把卜小花送到救助站，寻找一段时间后，再把她送回亲人的身边。

而实际上，这里面每个链条都是断的。

你觉得石叠村的村民会有这个认知？谁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现实是，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些都是没人管的，从小到大，他们看见的乞讨人员政府管吗？隔壁村那个精神病人政府管吗？顶多会有长辈做示范给他们打碗饭吃，这就是好人，若有人收留，这就是大善人。在农民眼里，政府从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饿死你也没人管的好不好？所以，你准备批评他们认知有问题？

好，即便他们上报了，你觉得警方和救助站就会管？如果找不到家人，你觉得当地精神病院/福利院就会养她一辈子？你觉得当地财政有这笔预算，如果没有这笔预算，上级部门和中央就有这笔拨款？

这就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我不是说要把现实合理化，我最不满的是，大家好像漏骂了什么。

这一轮网络舆论，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所谓“丈夫”张瑞军，然后是认可张瑞军“收留”卜小花的当地警方，再有就是麻木不仁的当地村民，但是，最应该骂的，难道不是那个权力最大资源最多牛逼哄哄无所不能的汲取性政府吗？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只要把张瑞军给判了，把当地警方通报批评一下，这事情就完了。

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中国没钱，这不搞笑吗？中国人这么勤奋，怎么会没钱？

今日中国，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而最大的不公不是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分给了自己。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  编者按  ·

彭仁郁老师是中研院民族所的专任副研究员，台大心理系毕业后，她负笈法国，获得巴黎狄德罗大学临床人文学院心理病理即精神分析学博士，回到台湾后，她的研究关切从乱伦性侵受创者的主体经验扩展到慰安妇、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创伤疗愈。最近几年，她跨出研究者的舒适区，在台湾树起“政治暴力创伤”的大旗，通过家庭访问、工作坊的方式让深埋于历史的受苦经验得以被诉说，在抚慰伤痛的同时促进代际对话。同时她也积极与艺术家合作，在语言的尽头开辟另类的疗愈空间。在访谈中，彭老师分享了她对“创伤”这个词的理论与社会脉络、以及新冠疫情和台湾MeToo浪潮的看法；我们也聊到了她在促转会进行政治暴力受难者创伤疗愈工作的经验与思考，威权的幽灵如何盘踞当下，疗愈如何成为一项必要的社会工程。和彭老师的对话让我意识到，当我们追溯历史记忆中的伤痛，不只是在哀悼或招魂，也是在思考如何走向未来。

采写 / 安孟竹

采访时间 / 2023年9月

纸版刊于《te:镜中寻步》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布莱希特 1940《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黄灿然译）

01 灾难时代的集体创伤 

安孟竹（以下简称安）：谈到“创伤”这样的概念，人们会联想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医学史上，这个诊断范畴的发明与越战相关。创伤对我们而言曾经是个舶来词，但如今也已进入大众生活、变成日常用语了。在台湾，“创伤”这个词是如何被大众接纳的？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一般性理解是什么？

彭仁郁（以下简称彭）：PTSD原本是精神医学脉络里一个指称疾病的专有词汇，指的是一种与有生理基础的痛苦所不同的受苦状态。如你所说，这个疾病的建构原本是为了让国家投入公共资源来照顾那些从战场回来后出现暴力、酒瘾、社会适应等困境的军人。当这个概念进入DSM（《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之后，这个词汇反而“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了。台湾很早就开始跟随北美精神医学。从1980年代开始，只要有新版DSM手册一出，我们马上就会翻译。

在台湾，“创伤”概念真正流行起来是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开始。在这场灾害中，第一次有大批精神医学及临床心理学的专业人员投入救灾。他们带着PTSD的创伤量表到达现场，同步进行助人实践和创伤研究。随后，公共媒体上开始广泛谈论PTSD。后来的每一次公共安全事件，从八仙乐园彩色派对火灾到太鲁阁号列车出轨，临床工作者和媒体都共同推动了大众对PTSD的知晓度。

921震后，救援人员从倒塌的房屋中抬出遗体。图源：端

如今这个词开始被用在所有“生活逆境”场景里，似乎所有负面经验都可以产生创伤，这个词使用的场景光谱开始变得非常广。大家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也忽略了它原本是一个非常病理化、标准化的疾病名称。这并不是台湾专属的现象。法国人类学者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的《创伤的帝国》（The Empire of Trauma）里也写到，“创伤”开始入侵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这个词去正当化自己受害者的立场，于是就产生了“受害者竞争”的问题。（【注】：受害者竞争指的是，受害者各自都认为最惨的受害者是自己，且是他人造成了自身的困境，但实际上往往是整体情势在伤害所有人。）

安：“创伤”可以是大规模的共同遭遇吗？比如刚刚过去席卷全球的疫情，在您看来，可以算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创伤吗？

彭：狭义来讲，集体创伤源于某个集体共同面对的生死交关、危及存活的事件。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纳粹集中营。无论是酷刑、非人化对待、瘟疫般的屠杀清洗，纳粹的迫害对亲历者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创伤事件。

弗洛伊德把“创伤”视为“心灵包被层的大规模破裂”，也就是说，心灵的内容物失去了内外区隔，内在的自我丧失了一个与外在现实对焦的基准，于是会跟当下的现实脱节；当一个人离开了暴力的时空场景，不会把过去的经验带到之后遭遇的新关系中；但创伤状态的人很难再信任其他人，每段新关系的开始都可能是对过往的重复。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创伤状态的人会失去对自己所处现实是否安全的判断力。弗洛伊德谈论“创伤”的背景是一战后的欧洲。当时战争在欧洲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这种大规模的死亡让作为集体的人类共同面临着一个迫近自我毁灭的危急处境，人们对其他人类他者的基本安全感、信任感已经丧失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刚刚经历的Covid算不算集体性的创伤？疫情一开始，由于缺少维护安全的充分条件，大家会进入到了一种“我可能会染疫，染疫之后可能会死”的集体焦虑中：你要一直不断洗手、戴口罩，口罩戴出门一次就要换掉，似乎我们浸泡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环境中，病毒随时会入侵、夺走我们的性命。我们害怕自己因为流动把病毒带给家人，也害怕跟自己接触的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些的确是必要的防疫手段。但现在各国政府和流行病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Covid病毒经过好几次演化已经流感化了，致死率降低了很多，我们也早就有了疫苗，你可以出门了，不必再那么紧张。但这些科学数据和信息似乎很难进入到大家心里。直到现在台湾还有很多人延续疫情期间的保护措施，公车捷运上依然有大把的人在戴紧口罩，人们好像没办法回到Covid之前那种放松的状态。外在的客观情景转变了，我们的内在却无法跟上外在时空，依然受着死亡焦虑的影响。

---

后新冠时代的创伤被媒体称为“风暴之后的风暴”。图源: The Conversation

这样的“过度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缓和。医学对创伤的恢复期有一个正态分布的描述，告诉我们95%的人过大概多久就恢复常态了。然而PTSD诊断标准给出这个“大多数人”的恢复信任感、安全感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有六个月到一年，而且没有对不同形态的创伤事件做出区分。实际上，每个人恢复的时间的确不一样。9.21大地震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经过事故现场附近时会感到惊慌。总有少数人落在这个“正常”的恢复时间之外。

02  我们与政治暴力创伤的距离

安：似乎集体创伤是一种共同的存在主义危机，对往下如何继续生活而言，过往的日常仿佛也失去了参照意义。也就是说，“创伤”这个词隐含着某种巨大的断裂感。然而也有一种通俗的看法会强调时间的力量，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痕也会慢慢淡化、消失或遗忘。从您作为心理学专家进入促转会后，一直面对和处理的是历史深处的创伤。根据您的工作经验，创伤真的会随时间而消逝吗？经历了几个世代，现在的人要如何去处理这种追溯到遥远过去的创伤？

彭：常民智慧里总说，让过去的留在过去，往前看；英文的俗谚里也有“时间会疗愈一切”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或许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无能为力。积极一点看，它告诉我们，即便在无能为力之中，还是得试着前进。同时它也说明了我们对自愈能力的信念。不止普通大众，临床工作者也相信人有自愈能力。所以即便经过了生死交关的暴力事件，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那些“症状”表现确实可以得到缓解，这也是临床观察的结果。但问题是，所谓自愈能力是不是那么个人化的东西？

我们刚进入政治暴力创伤的工作现场时，各种政治阵营的人，甚至“二二八”（1947年，国民政府的圆环缉烟、公署卫兵开枪事件演变成了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因长久对政府不满而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本人和家属、做转型正义研究的学者，都觉得我们没必要做这些，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从一般社会标尺来看，这些幸存者有家庭、有小孩，仿佛真和其他人一样过着正常生活，连他们自己都会说“我们能活到现在的人都已经好了”。确实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资源去完成自我疗愈。尤其是，一些较早站出来作见证的受难者，被视为转型正义中的“台面人物”。大家常以他们的状态来衡量整个社会从政治暴力创伤中恢复的情形。但更多的人是无声的，他们没有以受难者（及家属）的身份进入公共空间，而是选择隐匿。但当他们选择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清楚他们的状态。

我的策略是，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要首先现身，先从国外的经验来谈政治暴力创伤。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高强度地阅读一些文本，并且在公共空间谈论这个议题。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台湾的政治暴力创伤究竟长什么样，但我总认为，大家不可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威权统治后毫发无伤。国外文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伤不会因为当事人的过世而终止，留下的家人往往承接了创伤的状态。此外，口述历史文献里开始出现很多关于创伤的描述。我去问这些口述历史学家，你们听到的这些受难者、家属的创伤表述后有做什么处理吗？他们却回答说，自己只是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而已。

当我开始通过社群媒体、工作坊谈这个问题，陆陆续续有受难者后代来找我。其中包括我大学班上两个同学，他们是“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是指1949年《台湾省戒严令》的颁布开始，到1991年《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废除为止。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借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塑造了全台恐怖的政治氛围）受难者二代，可我在大学期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直到二十年后我在脸书上写了一些（这个项目的）东西，他们才私下跟我联系。

电影《返校》。电影主题曲《光明之日》的演唱者雷光夏也是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后代。图源：电影宣传海报。

这些一开始来找我的后代里，有许多人是自己或家中兄弟姐妹曾被诊断为严重的精神疾患，但他们直觉上都认为这跟自己父辈的受难经历有关。他们把我拉进他们的家庭，观察那些没有走到台前的受难当事人的实际状态，我才有机会去理解政治暴力创伤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有的是1950年代的受难者后代，有的则是父亲在“二二八”时被枪杀，当时自己只有十几岁，现在都已是老人家，过去六七十年来从来没有因此哭出来，直到跟我说了之后，郁积在胸口的的东西才得到释放，眼泪才流下来。一个个案例的见证让我发觉这个社会有太多“沉默的幸存者”，他们中间陆续浮现出严重的创伤样态，已经不能不去处理。于是我们开始培训心理工作者进行入家工作。

一开始，“政治暴力创伤”对我而言有一个旗帜效应。我拿了这样一个名词出来，让受难者和家属可以借着它去言说过去一直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恐惧，让他们找到这样一个名词去对应自己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基于科学证据的疾病名称，而是如同“性暴力”或“家内暴力”这种词汇——这些词汇都不能准确涵盖生命经验，但我们需要这样的词汇让自己复杂的难言之隐有个可以指认的方向，它的效益和作用就是帮大家去正当化那些自己认为没有资格被讲述的经验。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总是会召唤思考和自我觉察。很多受难者，尤其是那些勇于现身作见证的人，是有一些英雄主义情结的，好像再怎么苦自己已经撑过来了。过了一两年之后，那些之前说自己“完全没事、不需要疗愈”的前辈陆续跑来告诉我，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自己身上依然有“症状”。比如有人到现在晚上都会做噩梦，大喊大叫、拳打脚踢，还有人说自己能闻得到当初受酷刑时便溺的味道。有时创伤反映在身体的惯性上，比如吃完饭会站起来不自觉地绕着室内走动，因为四十年前坐牢时，狱中的活动空间太狭小，为了保持基本的身体激励，狱友们形成了饭后循着同一个方向绕圈走动的默契。

对我来说，最意外的创伤表现是受难家庭对外部社会现实的焦虑。我们2018年开始做家访，原本有六十个家庭愿意接受我们去访问，入户工作从十月份开始，结果到11月底，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大胜，本来答应我们做家访的家庭接连打电话来拒绝。当时我们家访才做了不到一半，第一时间也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不得不去问一些前辈，他们告诉我，国民党上台，大家害怕了。我们这些没有威权时代生活经验的人会觉得，2018年了，大家还怕什么呢？直到前辈们跟我说了拒绝我们来访的原因，我才意识到他们创伤的程度远超我的想象。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就像在不同海域里生活，这边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微微波动，但对于那些受难的前辈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是风暴等级的恐慌。

匈牙利纪录片《我不是幸存者》（Born in Auschwitz）讲述在集中营被生下的大屠杀受难者后代如何长大。图源：公视主题之夜

03  难以命名的苦 

安：所以“政治暴力创伤”这个名词的提出在您的工作中更像是一种方法或行动策略，通过发明这个词汇来调动受伤者的言说。这样实践方式与一般临床心理工作有很大不同。临床上，通常是个体创伤浮现后，受创者主动找心理师，干预才开始进行。但您似乎秉持了一种强介入式、行动引领的姿态来做创伤修复工作，不知道这样的策略是否遭遇过争议？

彭：心理工作者在理解一个人的受苦状态时，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这个人自己的状态。我渴望理解的是，整个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压迫究竟会造就怎样的心理状态？在我听受难前辈“作见证”的时候，发现他们通常都在诉说别人的苦——家属如何，后代如何，然后召唤大家进行改革。自己的“苦”反而很难命名。当时我就在想，怎样让这些苦有一个更好的出口、让他们可以去自我察觉和指认，而不是停留在对政治立场的强调？“政治暴力创伤”的确是一个粗糙的、功能性的概念，它的提出只是想让更多经验被挖掘出来。先有这样一个词汇，你才可以去经营它的内涵。过去一个人总要先讲一大串故事，才能让听者感受到自己是受伤的。但当这样一个名词出现，你可以用“我有……”这样的句式让别人意识到你在受苦。

我刚开始挥这杆大旗的时候，一些受难者后代会对这个词很生气，因为这让他们直接联想到去脉络化的PTSD、觉得我在用临床医学的方式给他们贴标签，强化受害者消极被动的负面形象。他们会质疑说“你凭什么说我们有伤？”但当他们这样质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他们的苦是更加幽微、无法用一个粗暴的名词就说尽的。但攻击也好、反对也好，当这个概念提出来，大家至少可以在这个旗帜之下开始言说了。当他们开始理解我并没有要去扁平化他们的遭遇、消解他们痛苦的复杂性，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一些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得到过各种精神诊断，从躁郁症、抑郁症、焦虑症到睡眠障碍各种身心症状，但几乎没有人被诊断为PTSD。因此我无法借助现有的诊断范畴去争取关注，只能强调这些人的创伤因“政治暴力”而产生。

白色恐怖受难者蔡焜霖（1930-2023）。图源：纪录片《有正义感的人活不下去的年代》

安：为什么由政治暴力导致的创伤会变得难以诊断，或是常被指认为其他精神症状？这些精神医学难以捕获的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体现？

彭：PTSD的第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要“说出暴力事件”。但受难者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对他们施暴的人就是这个政权。当他们被政权污名化成为叛乱者、暴徒，要怎么指控？他们怎么能确定这些经验说出来的时候，对方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而不是跟从政治宣传机器的话语？因此这些受难者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告诉别人自己遭受了什么。**这一点非常像家内性侵或性暴力。**如果不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临床工作者不断强调性暴力造成的伤害，这些受伤的经验就总是销声匿迹，甚至无法言说，因为伤害你的是家人啊！恰恰是这些看似拼贴、不准确的名词构造了一个松散模糊的空间，允许当事人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我们才意识到这种暴力带来了多严重的伤害，才能去探究那难以言说的究竟是什么。

很多受难家庭的二代、三代并不知道上一代经历了什么，但在日常亲子相处中，他们会吸纳当事人的负面情绪，变得不相信人、没有安全感。他们承受着家庭带来的影响，却很难讲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接收了什么。上一代人维系安全感的方式会让下一代人不明所以，有的后代从小就收到家人神秘的“禁令”——不可以轻信、不可以交朋友、不可以碰政治。很多二代自己被长辈监控的力度不亚于父辈被情治单位监控的力度。你会看到政治暴力创伤的代际复制。这种复制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没办法讲述自己经历了什么，但又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教授黄春兰，父亲黄温恭医生曾因“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燕巢支部案”而遭到枪决，他写给妻子女儿的遗书六十年后才交到黄春兰手中。图源：https://www.nhrm.gov.tw/w/nhrm/News_21090613303649172。

安：心理工作非常重视“讲述”，言说似乎也是疗愈旅程的开始。但带入到政治暴力创伤造就的“失语”情境中，讲述受伤经验或许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受伤者的表达？您在工作中会用哪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来调动难以言说的经验、让它们得以浮现？

彭：的确很难想象受难的前辈以他们的年纪、文化经验，能够在这种西方来的、一对一的治疗空间里对着一个所谓专业人士袒露情绪。复杂的临床状况需要我们准备多元疗愈的情境。所谓“疗愈”，其核心并不是专业的外在形式，而是关系的建立。这个关系要足够安全，可以让当事人放心地把尚未整理好的种种困扰、焦虑吐露出来。伤本来就是破碎的、血肉模糊的，大部分“伤”是很难讲述的。因为一旦开始回忆自己被羞辱对待的经验，还想维持一个“有尊严”的形象就不再容易。关键的是让受创者知道，不管你说什么，都只是你在我心里复杂形象的一个补充。

“创伤”像我们生命中的一块心灵地景（landscape of the mind），一个我们不想回去、却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地方。疗愈的过程就是让受伤者在另一个人的陪伴下不断重返那个过去无法言说的暴力场景。很多受伤者此前从未用意识状态重新经历发生的事，也无法使之成为叙事、对它形成某种掌控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暴力过于真实地笼罩着他，让他一旦接近，就被淹没。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关系后，我们在此刻定下一个锚，让受伤者身上先绑一根救生索，然后带着我们回到那个一直在追逐他、但他一直试图逃开的暴力现场，去理解当下的状态和过往经验之间的关联。我们的存在和陪伴就是让他意识到，他不会因为接近自己的内在而变得脆弱，当他被吸进那个伤害发生的黑洞时，旁边有个人能把他拉住。

受创越是严重的人，越是被卡在过去。一开始进到一些前辈家中，我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碉堡里、通过一台望远镜来远远观看外在世界的变化。当我们开始重复进入他们家里，让他们通过面对真人而建立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他们对社会的想象也开始变化。

除了诉说，疗愈也可以借助多元媒介。我们请了在地剧团帮我们排一出关于白色恐怖记忆的戏，把这出戏带回当年发生过重大案件的现场去演（注：这里指的是由再拒剧团创作使用声音剧场与说书形式创作的、演绎白色恐怖历史的戏剧《明白歌》）。表演地点不是大剧院，而是社区活动中心、受难者故居，或是某个小学，来看的人都是当年受难者的邻里乡亲。有的老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孩子，只是模糊地听长辈说起村里哪个邻居被抓走了。直到1980年代，国民党的监控体系还密布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当下公务员系统里的威权思维也没有完全消失。由于政治环境的钳制，在乡间基层，人们都在避免谈论挑战执政当局的话，很多事只能以私密方式流传。**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了不去谈论，甚至到今天已经忘记为什么不能讲了。**虽然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叙事对于生活在台北的人几乎成了政治攻防的工具，可一旦到了乡里一层，这或许是当地人五十年来第一次谈论这件事。他们的某个层面也被封印在过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没办什么公民论坛，而是用一种软性的、唤起情感的方式制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那些冻结的记忆可以被言说，地方隐没的历史才重新被召唤回来。

再拒剧团《明白歌》在乡间的演出。图源：再拒剧团facebook

04  言说的悖谬，疗愈的可能 

安：政治暴力的漫长阴影，如同德里达的hauntology（幽灵学）。虽然世界好像变了，但历史的鬼魅一直萦绕于当下。创伤疗愈针对的是这样的历史，但也隐含着未来的面向。一个我们必然会去思考的问题是，伤害已经发生了，往后大家该如何继续共同生活？这样的工作必然要面对年轻世代。出生于不同环境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在创伤修复工作中构建年轻世代和上一代的对话是可能的吗？

彭：鬼魅之所以会重复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拒绝朝向过去、回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暴力的记忆就会被冻结在那个地方，让你没办法往前走。

世代差异也的确存在，出生在新世纪的年轻人，从有公民意识之后，就会接收到的大量政治投机客释放的网络信息。对于曾经威权统治的历史缺少感知。但我身边也有不少人从国、高中就开始关心“转型正义”（注：转型正义指的是民主化之后，就前专制政权所做的种族灭绝、人权侵犯等暴行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平反、道歉、赔偿、司法追究等形式来进行弥补，从而为正义的未来奠基。）的人。台湾每年会举办面向年轻一代的共生音乐节，每年会有上千人参加。不止有灭火器、闪灵这样的独立乐团来表演，也有受难者和家属来做见证，表演舞台周围也有各种人权团体举办的活动。“陈文成基金会”举办的“绿岛青年体验营”也一直由年轻的志愿者在维持运转（注：绿岛体验营是通过让参与者重返政治犯被关押的历史现场、倾听受难者讲述，从而体会威权时代历史经验的公共教育活动）。我们还会搞“人权办桌”这样的活动，把政治受难者和无家者、过去和现代的人权议题进行结合，今年已经办到第七年，声量和规模都在持续扩张（注：人权办桌是通过共桌吃饭的方式，促进无家者、政治受难者和公众对话的一种形式，背后的理念在于，无家者和政治受难者在人权被剥夺的角度上有着相似的处境，造成他们苦痛的是同一种暴力体制）。

长期关注原住民土地权利问题的巴奈在共生音乐节上的表演。图源：共生音乐节

我这一代人的悲剧和限制在于，成长于经济起飞的时代，可以把自己藏在在党国教育提供的安定感里。下一代或许没有那么理想的环境了。但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对生命的热情和向往。只不过是今天年轻人的欲望、对美好世界的期待很少跟大的政治理想挂钩，反而他们跟脸书、Instagram靠得更近，每个人都在贴私人网志和照片。目前转型正义的推动者，包括受难者们自己，都在提醒我们这些中年人不要把话讲那么沉重。很多前辈甚至问我：“可不可以用搞笑、幽默的方法来推动转型正义？”那部带到乡间的戏剧里有一场蛮地狱梗的，就是把“一个人可以怎样在威权时代活下来”用一种机智问答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原本很担心，受难前辈们看到了会不会觉得被冒犯，没想到他们反而看得很开心。他们认为想让年轻人接受，就要用这种方法。

安：曾经监控密布的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亲密、信任的破坏，理想的疗愈情境却需要身边人去提供亲密的支持。我自己这代人是对“创伤”这个词更加敏感的一代，但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想帮忙的时候，却会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害怕说错话。面对身边人经历的重大创伤，无论它是政治暴力抑或性暴力，我们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究竟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彭：我的答案是case by case。对很多人来说，或许什么都不做，光是聆听就好了。但也要看情况，在MeToo运动里，大家会发现，当事人讲述的情绪状态差异很大。很多人觉得“聆听”就是朋友之间的聊天。但聆听创伤经验需要去承接和想象对方的受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很难不受冲击。

对于受创者来说，Ta们要回到那个被羞辱、对自己产生很多疑惑的场景里，说的时候也会担心聆听的人会怎么看自己。特别是在人际暴力的案例中，受害者会有罪恶感、会自责，因为她们总想拿回一些掌控权，即便是承受暴力、难以反抗的状态下。她们不愿承认自己当时是彻底失控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存恐慌。所以受创者在回到暴力场景时，总是努力反思自己“原本应该做什么”、“如果当时做了什么就好了”。这样的话如果善良的人听到，第一反应是跟对方说，“你已经很辛苦了”、“我知道不是你的错”。这种努力的背后是你消除对方的罪恶感，但这样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也在取消言说者当下复杂的情绪感受，反而让当事人觉得“你不懂我在说什么”。然而，如果不取消对方的感受，聆听的人好像又觉得自己没起什么作用。所以聆听创伤并不是一种舒服的状态，过程中双方都有一些情绪要处理。我们的训练是，需要停在那些复杂的、暂时没办法解决的冲突与不适之中。但现实是，绝大部分聆听者都想带着当事人逃开那个不舒服的状态，这是本能反应。

除了听之外，光是陪在受创者身边做些日常的事，比如吃饭、运动、散步，找回一些基本的生活节奏，就是很重要的事了。恰好这些日常的事也是专业人士不能做的。

在评论文章《台版MeToo浪起后，我们如何跟上浪，可以一起走多远？》中，彭仁郁老师反思了MeToo浪起之后，对于受创者的创伤平复缺少关注和资源分配、对专业助人者缺少支持的现实。图源：端传媒

安：在台湾这一波Me Too运动中，社群媒体上的许多证言都用清晰的逻辑、真诚而有力的表达来还原事件。网络时代，这种借助社群媒体的公共发言能算一种疗愈吗？

彭：这一波MeToo中，的确有很多人都能用与受伤经验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和强大的叙事能力、细腻的情绪笔触来讲述自己的遭遇。但必须看到的是，往往是经历过对创伤的爬梳、甚至做过临床治疗，才能有这样的表述。那些爆炸式、情绪宣泄的文章很少有人转发。大量转发的都是这种逻辑清晰、表述有力的文章，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受害者是有力量的。

一些媒体采访披露过，即便是那些很多人转的帖子——尤其是指名道姓指认作为明星、教授的加害者的时候，留言区也往往会出现大量情绪性发言。身边的朋友会告诉当事者别去看，但有的言说者还是想要知道别人的感觉、忍不住去看。所以在网络上讲出来就有疗愈到吗？或许有，但二次伤害可能也很大。我在给《端》的文章里写，“能说的就说吧”，意思是可以承担言说后果的就去说，还不能说的就不要强迫自己在这个时间、尤其不要用这种平台去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会招来什么反应、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评论。

记者房慧珍基于台湾MeToo的言说浪潮发起的实体信件展览《38号树洞》。图源：38号树洞网站

安：矛盾在于，如果把它视为一场社会运动，见证和言说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动。可一旦讲出来，就可能演变成对受创者的二次伤害。所以面对难以承受的伤痛、或二次伤害的恐惧，也可以选择/允许“不说”对吗？

彭：没错，“说”本身就是有难度的。我有两个长期谈话的对象，一个谈了六七年，另一个谈了十一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当事人诉说的节奏、能说什么、能说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同一个创伤场景可能要回去五六十次，每次被说出来的只有一个面向。所以心理治疗里的诉说并不是一段有前因后果、明确结构的完整叙事。相反，当事人的心理节奏非常重要，每一次我们让她绑着安全绳索陪她回去，到达她暂时可以到达的地方。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一点点去推进那个可以被诉说的边界。

安：您作为心理工作者，介入的都是关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当然，没有一种痛苦是没有社会面向的。然而当专业心理工作者介入进来，社会苦痛就被放置在了一个封闭空间里去面对、处理。这种微观修复行动的目标并不在于撼动结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选择去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社会苦痛，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疗愈工作也是在追求社会正义？

彭：我们自己也是人，面对一些议题时我们的身份会变成公民、社会运动参与者，但就心理治疗工作而言，我们的确无法直接调整外在世界。心理学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受苦的人，看他卡在怎样的处境里，厘清他的向往是什么，帮他们找到替代的可能。

比如在家庭暴力或家内性侵的情境中，我们难以改变这个施害的家庭，但我们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受害者为什么离不开这个暴力的结构？我们需要去帮受创者梳理，她在这个结构里难以承认的欲求是什么。很多有累积型暴力创伤的孩子一直卡在自己的受虐经验中，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爱，在受虐中自我工具化为满足他人欲望的物件。这成了她们唯一的价值感来源。治疗师的介入不是去修理好受创者，而是和她一起进行新的关系练习，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渴望不必通过受迫害的关系而达成，不让他们继续在未来的其他关系中复制这种受害经验。治疗师与受创者的关系可以成为她建立新关系的雏形。等她们好一点，就可以离开了。

【受访者简介】

彭仁郁，巴黎狄德罗大学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任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浸淫于交织着个人生命史与社会集体史的人际暴力创伤“临床田野”逾二十年，探索精神分析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论及方法论介面，并致力于与受创主体同行的跨专业疗愈实践。代表作包括《乱伦试炼》（法语专书，2009）《“不要碰政治”？：转型正义疗愈工程的心理学介入》（2022）、《放逐于自身之外：乱伦创伤主体的心灵地景》（2018）、《过不去的过去：“慰安妇”的战争创伤》（2014）等。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4368.html

李宜雪的通报出来了。

因鉴定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她被“依法”强制送诊。

送到哪没说，大概率是江西省精神病院。两年前，她就因同样的原因，被送进过这个地方。

那是整个事件的起点。

01.猥亵

2022年3月14日，李宜雪因民事纠纷，向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派出所报案。

由于派出所不予立案，且多次讨要说法无果。她就想着“闹一闹”，以便尽快解决此事。

4月14日晚，李宜雪抱着威胁的心态，顺着一家商场的墙外楼梯，来到三楼天台。

李宜雪散心的商场楼梯丨图片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有人报警后，她被带到了派出所。接待她的，是当班辅警赖某。

次日，赖某以沟通案情为由，通过私人电话联系了她，说可以帮忙，但要见面聊。

当时疫情严重，李宜雪所在小区正处封控，进出麻烦。为了工作方便，她住在附近酒店。

因此，在接到电话后，她提出在酒店大堂约谈。但赖某以酒店离西湖分局太近，容易遇到熟人，说话不方便为由，提议在房间碰面。

出于对其职业的信任，李宜雪同意了。于是，4月15日下午5点多，赖某身着便衣进入了李宜雪的房间。

起初的十几分钟，赖某还在交流案情，但随后话锋一转，说“你要是我女朋友的话，我就能给你把这个事平了，还用得着整天往派出所跑？”

见李宜雪没有接话，赖某起身，从窗边的凳子上冲到床前，将李宜雪扑倒，实施了猥亵。

由于李宜雪反抗，并声称要报警，赖某停止了侵犯。但他抢走了李宜雪的手机，拦在门口不让她离开。

接着，赖某跪在她面前，扇自己巴掌，说他在派出所见到李宜雪时就非常喜欢，还说自己多不容易，有抑郁症，希望可以放过他。

赖某一边诉苦，一边道歉，就这样，两人僵持了一晚，直到早上6点，他才离开。李宜雪因心软，没有选择报警。

当天晚上，赖某发短信道歉。

李、赖二人聊天记录丨图片源自新黄河

第二天，赖某又约她见面，地点是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依旧是下跪、诉苦、道歉，由于动静太大，惊动了酒店工作人员，赖某自行离开。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02.送诊

自从此事发生后，李宜雪经常失眠。4月21日晚上10点，睡不着的她出门散步，又走到了先前的商场。

本想去三楼天台吹吹风，结果被保安发现，以为她要跳楼，便报了警。

李宜雪与到场的民警僵持了很久，聊到最后，她将赖某猥亵她的事说了出去。

按照李宜雪所言，听到这番话的民警们，第一反应是将执法记录仪关掉，并把保安支走。

接着，她被拽下楼梯，塞进警车，带到了丁公路派出所。

民警没让她下车，也没理会她要跟赖某对峙的请求，只是拿了一沓材料，便驱车前往江西省精神病院。

此刻的时间，是4月22日凌晨1点左右。

江西省精神病院丨图片源自网络

到达医院之后，民警告诉李宜雪，只是检查检查，弄完就放她回去。

面诊时，医生问了她两个问题：心情是不是不好？是不是经常为一些事纠结？

李宜雪给了肯定回答。

在她回答问题时，民警出具了一张肇事肇祸证明，内容大意是，情绪不稳、有自杀倾向、行为异常。

随后，她被带走，只剩下民警和医生单独交流。等她再次回来时，住院手续已经办好，并由民警签字确认。

最终，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没有获得法院许可、没有经过详细鉴定，仅仅是面诊的情况下，李宜雪被强制入院治疗。

03.起诉

当晚，因为哭闹，李宜雪被束缚带绑在床上，直至天亮。

她的主治医生告诉她，现在已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强制医疗阶段，家人也接不走，探望都不行。

之后的日子，就是每天早中晚，服用奥氮平、曲舍林等精神病类药物。

不吃就会被绑在床上，强行灌药。再不配合就打安定，绑个好几天。

被束缚带捆绑的淤痕丨图片源自新黄河

5月下旬，李宜雪多次晕倒在病房，巨大的折磨让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因此，主治医生想对她采取电击疗法。但电击需要全身麻醉，家属签字才能使用，被她父亲拒绝了。

6月17日，李宜雪出院。

依旧没有任何诊断证明，只有一张出院记录，还是拍的照片。记录显示，李宜雪患有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甲状腺结节。

李宜雪出院记录丨图片源自南方都市报

出院后，李宜雪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先是联系酒店，想调取监控录像，但被告知录像已被覆盖，无法查看，且当时值班的工作人员也早已离职。

于是，她选择举报丁公路派出所，可打遍了电话，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她认为，丁公路派出所一直坚称她是精神病，所以她只能先告赢江西省精神病院，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才能接下来告派出所。

李宜雪精神鉴定结果丨图片源自南方都市报

她去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做了精神鉴定，在得到无异常的结果后，7月20日，她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了法庭。

04.罗生门

由于开庭时间遥遥无期，自8月起，她便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在社交媒体，很快引发了舆论关注。

8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督察大队，主动找到李宜雪了解情况。随后，赖某因此事被停职调查，于9月主动离职。

四个月后，12月6日，该案件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历经两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李宜雪认为，对自己的精神病认定存在问题，医院收治程序也违反了《精神卫生法》中，自愿住院和经家属同意原则。

而医院则称，他们是按照“肇事肇祸”程序收治入院，警方送来的手续材料齐全，属于依法依规收治。

另外，对于“猥亵”，赖某并不承认，他说李宜雪在房间内精神状态有异样，行为让他感到害怕。

随着该案被媒体广泛报道，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就此事发布了通报。

12月21日的通报丨图片源自网络

首先，认定赖某不存在猥亵行为，不予立案。只是对其私自回见纠纷当事人的行为，给予了批评和停职。

其次，李宜雪曾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

出于对她人身安全的考虑，丁公路派出所依法，将李宜雪送到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

对于这个通告，李宜雪并不认同，理由跟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时一样。

她表示，在此次民事诉讼宣判后，她将对精神病院、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前者是非法拘禁与虐待，后者是非法滥用职权。

05.失联

转眼到了2024年12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已久的李宜雪，突然发了两则视频，称公安局派了十余人闯进她家，还破坏了门外的摄像头。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这是视频中她的求助，之后便没了音讯。

由于互联网上流传着她失联的消息，12月17日，官方发布通报，说李宜雪没有失联，亦没有被传唤，她一直都在家中。

失联传闻的通报丨图片源自网络

然而，当有人前往她家核实情况时，却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

5天后，另一份通报出炉，李宜雪再次被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

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只是不知这一次，她要在精神病院待多久了。

在广大网友的关注下，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终于发了通告，这次不再是什么西湖区融媒体中心了。

读完这个通告，不由得让人喟叹：不是这个冬天太冷了，而是这片土地实在太冷了！

这份通报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是，虽然声称依法依规将李宜雪送诊，却完全不敢提李宜雪父亲同意了没有。

而没有家属的同意，《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决定。

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没有法院的决定，任何机关都无权将公民关入精神病院。

而且进行强制性治疗还有个大前提：强制医疗的对象只能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而李宜雪实施过暴力行为吗？

有暴力倾向么？

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了吗？

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吗？

通报里可是明明说“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定书敢公布吗？

现场视频敢公开吗？

多么自相矛盾！

多么为所欲为！！

呜呼哀哉！

一国14亿人，当初救不了小花梅，如今又救不了李宜雪！

耻辱啊！耻辱啊！！

这份通报下面落款是两个部门，写得也很长。我仔细看了几遍，尤其是最后两段，愣是没看懂，看的是一头雾水。

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

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某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于李某雪当前病情状况，12月22日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我不是医生，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但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这个危害性大吗？到了必须“依法送诊”的地步吗？

为什么不是由李某雪的父亲“送诊”，而是必须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如果李某雪有侮辱、诽谤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那是不是应该接受治安处罚？该拘留就拘留，该处罚就处罚，而不是“依法送诊”吧？

一方面说诊断为有病，一方面又说“完全责任能力”，这怎么看都有点别扭。

通报中说的是“依法依规将其送诊”，但没有说送到哪家医院，那这“送诊”是送哪里去了？有没有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呢？

要知道，李某雪正在与江西省精神病院打官司，如果被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了，那就是把原告送到被告手里，想想都替李宜雪捏一把汗。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我所欣慰的是，今天，仍有人在朋友圈里孜孜不倦地普及法律知识。

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法学教授，有的是自媒体人。向他们致敬。

也有人跟我留言说，你敢聊聊法治吗？

我一听，就拍案而起！

你说得什么话？！在法治社会，法治有什么不能聊的！我们要天天聊、处处聊、人人聊！只要不裸聊，怎么聊都可以！

我们难道不就是要形成人人聊法治、人人盼法治、人人懂法治的美好社会吗？

人人可聊法治，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标志。如果一个社会连法治都不能聊，那它算哪门子的法治社会！

还有人跟我说，你敢聊聊依法执法、依法送医吗？

这又是什么糊涂话！“依法”二字后面，只要不是加违法的东西，加任何内容都可以。执法、送医加在依法后面，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执法者还能跑到法律头上不成？

真的不明白，有些人问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干什么。你想说什么？几个意思？

依法执法，这四个字，肯定没问题。谁要敢说这四个字有问题，那么他一定有问题。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当然，说归说，更关键的是做。比如，依法送医，依的是什么法？谁有权力送？送去哪？这些细节既然有人质疑，就有必要解释清楚。

很多人把“依法+”简单地理解为对公民个人的要求，比如违反相关规定会如何处理，不服从管理要求会如何处置等等。这其实是片面的，甚至都没有抓住重点。

在依法执法的工作中，政府是主导部门，也是权力部门、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因此在具体的施策、执法过程中，就更加要注重守法有序，这既是践行依法治国，也是为了公平正义。

所谓“遵纪守法，人人有责”，领导干部要带头，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线执法者更要知法守法、执法守法。

没有一定的法律授权，没有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可以轻易地对普通居民要求什么。这个底线就是法治的底线，就是依法治国的底线。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突破“依法”的底线。谁要是突破这个底线，就该让他尝尝法律的铁拳。

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检索“依法治国”，可以看到，“依法治国”出现在标题中的次数为600多条，出现在正文和标题中次数是1万多条。

随便拎出来一些话，都可以作为依法送医的行动纲领：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一个整体，要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不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

“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

以上，我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就不信，这些方方正正的文字，浓眉大眼的道理，敢情还有人说它错了。我觉得登在《人民日报》上都没有问题，我可以不要稿费。

你们说，是也不是？

看了李宜雪的通报，没看懂街道社区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的操作。这年头，街道社区是什么势力，这么神勇的吗？居然有权力想把谁送精神病医院就把谁送医院，他们是谁的部下？

通报里称警方从北京找来了专家，鉴定李宜雪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我压根没查到这是什么说法，只有一个叫“强迫性人格障碍”的东西，而那本身是不必送医的。

莫非分开写，是为了强制扭送精神病医院？

就算是李宜雪的家人要这么干，至少也得拿出她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证明才行。否则别人是精神病，她天天在家里睡觉，关你p事？

这不叫防患于未然，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臆想，仅靠一点臆想便伤害他人，难道不比精神病更可怕？你根据梅超风练了九阴真经滥杀无辜的现象，就要炮决其他练过九阴真经的人，防止他们作恶。郭靖冤不冤？

这显然比被警察拘留更可怕。被拘留了，至少得说明你违什么规，犯什么法。但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则不需要，因为此时你已经失去了“解释权”——一个精神病的话怎么能信呢？

更讽刺的是，通报本身让人看不懂，李宜雪被送精神病医院的理由，似乎是因为她在网上说了什么，言语攻击了谁，这才导致现在又被强行扭送精神病医院了……这行为真的不违法吗？当然，我是说李宜雪，她违法了你们应该批捕她；比如造谣、损害他人名誉权，甚至不能直接批捕，那不公平和透明，这不就是诉讼的意义吗？

至少得给别人一个证明清白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才能让人安心。

可他们把她再一次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里，是的，再一次。第一次把李宜雪送到精神病医院是2年前，当时李宜雪报警控告有一名辅警猥亵她。之后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说李宜雪要跳楼轻生是个精神病，把她送精神病医院关了56天。

说来也神奇，56天出来后，当初那个要跳楼轻生的人，竟然不跳楼了，也不轻生了，而是开启维权之路，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甚至把这家精神病医院告上了法院。

而可怕的是，现在他们把一个原告再次送到了那个被告手里。双方本就是一种“仇恨”的关系，把其中一方交给另一方“处理”，我只能说可怕。

网上有人说，没有人比精神病医院更懂怎么把人变成精神病。我不是很相信这种说法，但一个正常人在一群精神病的世界里，时间长了，恐怕精神很难不崩溃。然后成为真的精神病！

最后还有一点，这起事件按理说人们应该相信警方的通报，可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大的舆论，那么多的热搜，那么多的质疑和谩骂？

很合理，毕竟同一个地方，弄出过提灯定损，弄出过鼠头鸭脖这些荒诞至极的事情。尤其是鼠头鸭脖，市监局拿着去鉴定，一口咬死就是鸭脖，最终被啪啪打脸，这是对信任何等程度的破坏？

千万不要再搞一次！

CDT编者按：2024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共7篇，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报告汇、年度敏感词、年度播客、年度视频和年度人物。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4篇，下一篇是《2024年度报告汇》。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数字时代【404档案馆】累计发布160期播客节目。包括【CDT周报】、【404文库】、【404媒体】、【CDT报告汇】、【CDT网语】、【中国哭墙】等栏目。此外，还新增栏目【CDT关注】，更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墙内外反抗中共审查的声音。

在本期【年度播客】中，三位主播将以对谈的形式，分享过去一年里制作播客的感受。

---

以下是对谈文字记录：

播客之路：最大的收获与意义

Elijah：

本期节目是年终播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三位主播会一起回顾这一年来制作播客的点滴，聊聊收获与挑战，也会探讨在中国越发严厉的审查环境下，我们是如何记录这些消失的声音的。

今年一年，我们播客做了不少内容，话题从各种社会事件到中国经济以及对各种审查与反审查的记录，而且我们还新增了【CDT关注】等新节目。

你们觉得自己在播客制作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这份工作，我真的做对了！”

Rumu：

对我来说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正式入门了，我负责的两个项目是【CDT关注】[和【404维修站】。【CDT关注】主要是关注墙外媒体的比如说像莽莽、柴静、不明白播客等等。

因为以往，CDT更多注重的是对中国大陆的反审查与抗争，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海外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单独开设了这个栏目。

然后【404维修站】是一个我们即将要推出但是还没有推出的一个栏目。它是用来修复和补足那些因为言论审查被迫删改的词语和句子。就是我们通过“维修”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被改过的原文。

Frank：

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整个【404档案馆】编辑部把各个节目、各个类别现在开始非常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了。比如说我们有对于海外媒体的节目，我们有关于每周的记录，我们有对于敏感词审查的节目;

我们也有对于网络民议的节目，类似【CDT网语】。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节目的总标题叫【404档案馆】，我们首先是一个档案的性质。所以如果能够有条理地去整理或者是收录或者是归纳记录一些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大事小事，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如果说某一刻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的话，其实每一刻我觉得都挺有意义的吧。有时候会突然听见别人他也会说“诶，最近有一篇文章被删了但是后来在中国数字时代上面找到了”，那我就会觉得那一刻，我包括所有其他的同事编辑大家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Elijah：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于中国更复杂的审查机制以及公众舆论的动态有了可能更深的理解。特别是比如说在做【404文库】选读以及【404媒体】的时候就能看到：通过挖掘这些被删除的内容以及被封禁的账号，你能够发现更多来自普通人的真实的声音，以及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情绪，而不是单纯的来自官方的一些宣传或者报道。

Frank：

对，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两年开始我觉得我们收录了很多的比如说【404媒体】或者是一些文章其实它不是一些来自非常大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网络大V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是一些很普通的微信公众号，可能只是突然讲了一个话题然后成为了一个爆点。然后官方就这样就把它封禁掉了。这两年可能这种审查的影响逐渐从更广的对于大V、对于大影响力作者的层面已经逐渐下降到普通百姓的层面了。

Elijah：

我觉得我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像对于我们【404档案馆】来讲，我们对这种声音的记录本身就也是一种对抗遗忘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会让我觉得在做这种去记录以及去对抗遗忘的工作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有意义的。当然就是说在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伴随着特别多的困难，尤其是像我们做播客这种涉及到中共敏感议题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

---

幕后难题：制作中的挑战与意外

Elijah:

那过去一年中你们有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挑战是什么呢？

Frank：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挑战可能是，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记得像当时有几篇播客是关于梅大高速事故的，然后那几篇文章删的非常快。包括上个月关于无差别伤人事件，那些文章真的是出来一篇被删一篇，出来一篇被删一篇。

然后像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可能你在做你在录制时，文章就巳经被删除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你个人或者是你这一个团队在跟整个审查系统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包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是比较触及官方神经的话题的文章的收录上面，也需要进行非常迅速非常高效率的收集或者是整理。因为很有可能下一秒你刷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删除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Elijah：

播客的挑战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对一些信息的真实性的验证以及我自身的一些情绪的平衡，以及在我们收录的时候对不同文章不同观点的一些情绪上的平衡。比如说最近像珠海无差别杀人事件，包括像日本人学校男孩遇害事件中，在我们选读的时候，我们关注的观点仍然是可能带有我们主播个人的一些偏好的。

所以在在做播客，在为读者们选读一些内容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对这种情绪以及信息的平衡。而且很多素材的获取（过程中），尤其是像我们在中共技术性审查之下，让我们去获取一手的资料其实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所谓的非传统的渠道来获取一些素材。

• 相关阅读：
  【CDT周报】第195期：只有通报，没有真相；蝼蚁之命，轻于蝴蝶
  【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Frank：

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中国哭墙】就是对于李文亮医生新浪微博评论区的网民留言的精选。其实这个方面就让我觉得非常触动。因为像每一期每一条留言，网民真的是在跟李文亮医生或者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所谓的李文亮医生在掏心窝子的讲自己内心的话。

然后你会看到其实中国普通百姓或者是中国社会阶层层面的普通人，他们其实是很朴素的。他们真的是每天需要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为了交房租去挣扎的。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倾诉，因为整个审查系统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去宣泄自己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渠道就是中国哭墙就是李文亮微博的评论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时刻你去朗读或者是记录或者是收录他们的文字，其实你个人也会非常触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主播，作为一个播客的主持人，我们其实得保持一定的理性，但是很难保持理性。所以说就是要在理性和感性中间寻找到一平衡吧

• 相关阅读：
  【CDT百科】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哭墙”？
  【中国哭墙】如果你不愿走在前面（11月1日-11月30日，2024年）

Rumu：

我觉得我觉得两位说得都很好，然后先说我个人的一个困难，就是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还是跟练习播音技巧有关系，以及还有一些技术设备上的问题。这些都是后来慢慢改善的，从中感受到的一种进步也算是一种带来成就感的东西。

然后刚才Frank说的那个和时间赛跑我是很有共鸣。

每当看到一些被删除的文章，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或者是觉得很重要的议题，都会感到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备份，与这种审核赛跑才可以。

然后播客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时效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很讲求效率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录一些已经删掉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要很快（制作）出来的内容，包括我们现在年终的时候也是我们必须要很快的把每一篇内容都录好才可以。

---

情绪低谷：如何应对政治性抑郁

Elijah：

刚刚Rumu说看到各种404的内容其实会觉得很无力。那在这种无力之下其实我很好奇你们会不会因为长期关注这些敏感甚至所谓的“负面”的议题，而感到疲惫或是政治性抑郁？

Frank：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的都有政治性抑郁吧。尤其是如果你有渠道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国家、民主体系的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政治性抑郁。

然后如果长时间长期的接触这些话题当然肯定会有一种疲惫，但我觉得这个疲惫倒不是说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系统本身的疲惫，也不是说对于这种个人抵抗的疲惫。而是一种“我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努力到底能不能改变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这种情绪很难克服了，就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如果中共或者是中国一直保持这种高压的审查系统，然后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政治环境，那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克服。因为它可能会长期的存在。

Rumu：

说到政治性抑郁这个话题，我确实是有过一段很严重的政治性抑郁的，尤其是在曾经疫情的时候。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就是分享一下我个人就是消解政治性抑郁的一些方法，可能比较私人一些。

第一个方法就是退网以及关注“附近”。

“附近”是人类学家项彪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不过解释起来倒也可以很简单，它可以就指的是你的家园方圆五里地的那么一个小的生活空间。比如说你去公园，你去菜市场，去家门口附近遇到一些人。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我们干的事情是跟新闻相关的，我们很容易接触到的是一些很遥远很宏大的叙事。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使人们有这种遗忘“附近”的倾向。就是大家都沉淀在那个屏幕上的世界，然后这也是造成政治性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时候 就是能够从这个世界中稍微退出来，然后去观察去投入生活中具体的个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然后另一个能给我很大安慰的就是，你会发现找到同类或者说找到同道之人可以给你很大的安慰。

就是当你以为你自己是很孤独的，然后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关注这些东西，你找不到其他的人的时候。就是你去遇到这样的社群或者是去看一些跟你有相同想法的公众号呀这些发言的人，你就可以会有一种不再孤独的感觉。

---

难忘瞬间：触动心灵的一集

Elijah：

在过去这一年，两位在制作某些内容的时候，就像你们刚才说一定会被触动到的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或者一些重要的话题你们想分享的呢？

Frank：

那我讲一讲我吧，我可能这一年工作里面更多的话题都是关于中国经济的。

我觉得中国经济今年就非常的……用一个词叫抽象吧。

我觉得挺抽象的就是，一方面官方大张旗鼓地在说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包括各种方面都在讨论中国经济如何如何的好，GDP增长如何如何的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各种的社会事件、各种的底层事件，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年底的一些讲座上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是中国经济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有一种对峙在里面。就是官方知道他们在造假，也知道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数据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是为了一定的需求依然要维持这一套说辞。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已经察觉到了身边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他们想要通过某种渠道去反应去反馈这些问题的时候，反而会被中国的审查系统快速打压，迅速的压制。

所以我觉得我们工作的职责就是替很多的普通人，替很多的中国普通百姓去传达他们的诉求，去宣泄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国高压的审查体系之下更需要像我们这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微信公众号，无论是墙外的媒体，无论是墙内墙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过大家的宣传，通过大家的引导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到中国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中国的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有个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年对于中国经济的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各种讨论辩论对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当然我也希望2025年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可以越来越多，我也希望更多的文章、更多的微博、更多的演讲不会被删除，不会被封禁。

• 相关阅读：
  【CDT报告汇】上海美国商会：会员公司盈利创历史新低，对中国市场预期悲观（外二篇）
  【404文库】“砸了今日锅，去还昨日债，谁为明日忧？”（外二篇）
  【CDT周报】第175期：收30年前的税，放50年后的债

Rumu：

就是有一个让我有一点印象深刻的话题就是吴柳芳的擦边事件。

可能跟我就是作为女性的身份有关系吧，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折射出的很多角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同时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叙事。

一方面是两性叙事，就是他很明显跟一些以前的对于这些荡妇羞辱的这些批评，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女性权益越来越多的关注。

另一方面就是大国叙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吴柳芳是一个这个奥运运动员嘛。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就是按照以前经典大国叙事来说就是“她既然是一个运动员怎么还可以去擦边？”“就是丢国家的脸”之类的。就是运动员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所以她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的社会舆论的风气反倒是从大国叙事开始有一些向同情个体的方向去转变了。

我记得之前看六神磊磊评价这个事件的文章，他的说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网民们把国之重器的共情范围悄悄缩小了，但是把人艰不拆的共情范围悄悄放大了”。

就是跟整个环境的变化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铁拳砸中的感觉，每一个个体都变得更加能够去理解那些其他个体的处境。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如果她不干这个的话，她能干什么？以及包括就是很多运动员，他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养活自己。

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在干的所有反审核的抗争，也是在“擦边”，因为什么是“边”？谁规定的“边”，“边”究竟代表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某种意上我觉得墙也是一道“边”，就是“擦边”的背后它实际上是社会权力还有舆情的那条隐形的动态线。

中国网民一直都很擅长于进行这种“擦边”的反抗。我觉得就是通过那种各巧妙的方式来绕过审核和不能碰的红线，然后用各种和谐的隐蔽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小小的反抗。但我觉得这种反抗它其实就是一种”擦边“。

• 相关阅读：
  【404文库】吴柳芳“擦边”：“恰恰2024年的人接受了这个故事”（外二篇）

Elijah：

是的在【404档案馆】中我们也不断去强调这些话题。但是你仍然能看到在中文互联网上对女性的不友好，甚至就像Rumu说的吴柳芳事件中对这个曾经的运动员的一种荡妇的羞辱，到最后就恰恰是2024年大家对吴柳芳有了更多的共情。某种意义上也是像Rumu说的，其实中国的普通人都是在不断的“擦边”，不断的擦了各种各样的“边”。

记得有一期【404媒体】中也有提到一位女性医生的处境，她也是在社会权力、男权社会下给她界定的一个边界上不断地去做着小小的突破，可能只有一毫米、一微米的突破，但是她也是在做着所谓的强权不愿意让我们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因为这种普通人的不断“擦边”，我们对强权进行反抗，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才有了我们需要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

另外一个让我今年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可能也是每一年CDT，包括我相信各位都在关注的话题就是，一些记者、媒体人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一篇【CDT报告汇】中有提到中国的在囚记者人数仍然世界第一。（注：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简称RSF）2024年12月12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全球四大记者监狱——中国124人，包括香港的11人、缅甸61人、以色列41人和白俄罗斯40人——关押了全球近一半的被拘记者。）

所以尤其像今年张展出狱再入狱、很多媒体人的账号不断被封，还有像此前一些律师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子女甚至都无法正常的上学入学。这个也是让我今年仍然很感慨的事情。

• 相关阅读：
  【404媒体】“她们本不该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没有人理应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外二篇）
  【CDT报告汇】中国在囚记者人数高达121人，连续5年成为世界最大记者监狱（外二篇）

---

工具与资源：审查材料的收集之道

Elijah：

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些各式各的话题以及我们的一些幕后的制作。其实（在制作播客时）收集素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两位在搜集并且分析这些素材材料的时候会用哪些资源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听众读者很好奇的问题。

Frank：

对我个人而言，一些比较主流的资源肯定是很关键的。当然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同样也完全不能够忽视中国官媒的一些作用。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些很大的舆论导向、一些很大的政治或者是经济上的导向，其实都能从官媒发布的文件或者是文章中发现它。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官媒的微信公众号甚至包括它们的微博账号，其实也需要很重点关注。

而且你也能看到其实大家在它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尤其是微博上，其实普通人的抵抗还是挺多的。包括如果这条微博被精选评论的话，那很多人会在转发里面阴阳怪气；如果他没有精选评论的话，基本上每一条官媒的微博评论几乎都会翻车。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大家获取一些不同观点、不同渠道的地方吧。

Rumu：

刚才Frank说的这一些，很多也是我在用的资源。

中国互联网上确实一直有这样反抗的声音，其实知乎上也常有，只不过知乎的那个问题经常动不动就被封了。不过可以通过被封的知乎问题来看出它的那个动向。

除了这以外我平时会关注一些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些国内常见的新闻或者是左派、自由派相关的人士，很多类似的我想就是我们的观众应该是在CDT网站上会经常看到他们的名字。

还有以及各种各样的墙外媒体。

除了这以外我觉得CDT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渠道，而且我觉得这也正是让我觉得CDT在干的是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原因，因为CDT在把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新闻就是以一种整合性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更快和更系统的去接触他们，就是能够方便大家。

Elijah：

对，对我而言我觉得CDT本身就是一个我获取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包括两位有说不管是墙内还是墙外我们获取资源的方式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很多内容一发出就会被删除，尤其是墙内。

---

机制变迁：审查的新趋势与影响

Elijah：

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审查机制，两位有注意到今年中国的一些审查机制有哪些新的变化吗？这种变化有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Frank：

我之前经常会整理知乎平台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讨论。然后从今年开始，知乎它有所改变，就是在过去你在谷歌或者是百度直接点知乎的链接你就可以点进去，而现在你必须要登录之后才能够看到具体的内容。它现在变得有一点像微博了，因为微博就是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你没有办法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就是进一步控制个人信息，包括很严密的对于谁来看这个新闻、谁来看过这个问题进行控制，那可能在未来他们如果想要追溯回去的话，他们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审查机制肯定是越来越严的。

Rumu：

就是 Frank说的这个我也有同感，就是不只是在知乎，在其他平台上也会出现的就是这几年我能明显感受到的一个是显示IP地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取消匿名。曾经的知乎的匿名板块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有用的内容。

今年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或者比较忧虑的一个东西就是网证制度吧。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可以体现出早有前科呀，很多方面都是，比如说所有平台就是在国内你都必须要用身份证实名或者是绑定手机号。然后所有不同的软件其实都使用的是同一个用户。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些IP地址还有取消匿名，它可以构成一条很明显的就是这种言论空间越来越紧缩的这么一条线。

• 相关阅读：
  【404文库】“持证上网：就像持证呼吸一样荒诞”（外二篇）

---

创作智慧：如何绕过审查的限制

Elijah：

嗯，的确有时候会觉得当前我们收录的很多作者还在保持创作，会对他们的勇气而感到钦佩。所以两位有在收录这些内容的时候注意到一些比如说这些内容创作者对审查的一些有趣的应对策略吗？你们有任何发现他们绕过审查的一种方式吗？

我会发现最经典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尤其像一些官媒翻车言论下你总能看到网友似乎是在附和，但是不管是用狗头的方式还是用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来绕过审查。

Frank：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很多微信公众号的作者包括很多的网民他们很喜欢用代指或者说用历史借古讽今吧。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对于审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我记得像普里戈任的事件，包括关于俄罗斯、关于朝鲜出兵乌克兰的很多事情，中国网民就会用很多很多北宋、明代、清代、唐代的一些故事去讲。

那我觉得只要读者是一个对于时事新闻有所了解的，对于历史事件也有所了解的人，他就能很自然地懂得作者或者是这个网民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大家在审查的系统之下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是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包括一些很有趣的词语吧，比如说像“东大”现在是指中国，就是“东方大国”的代称。我之前一直在想我说“东大”是什么？

然后包括像“西朝鲜”，然后什么“北越南”，很有意思。

然后包括很多网友会说“原来你讲的是越南，我还以为你讲的是越南呢”。我觉得大家这种幽默真的是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逃避或者说绕过审查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甚至不需要说什么对面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Rumu：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汉语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汉语是一种内容含量很高，同时它又是一种语境文化。所以就是可以包含很多这种比较隐晦和复杂的内容。然后它也很方便谐音一类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河蟹”“草尼玛”等最早的互联网四大神兽。然后包括刚才Frank提到那个就是用明代唐代，也其实是我们的文化自古有的。这不就跟那个“汉皇重色思倾国”是一个样子的，说的是“汉皇”，但其实他在讲的是唐朝。现在也这样，然后就是用其它的什么这个越南、印度来代指中国，但不说中国，用一个代指的，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

Frank：

对，甚至我觉得就是可能中国它的语言的特点，中文是表意文字，所以就导致“习近平”这三个字后来出现了“刁近平”，然后出现了“刁近干”、“刁远干”。就虽然它最后已经抽象到从读音你已经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懂汉语你看到这三个字，你就会知道这个代指的是谁。

包括我们之前收录过的那个音调“↗↘↗”，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一个最搞笑的一个敏感词。大家居然能理解，其实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也反向代表了大家已经被整个审查系统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Rumu：

确实，还有那个就是像“六四”常用的代称是5月35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巧妙而且印象很深的一种代指。

感觉之后大家在【404维修站】也可以听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最绝妙的一个就是白纸运动。因为我觉得白纸运动算是把就是讽刺审核这个事玩到极致了。就属于是就给你举了一白纸，这个纸上什么都没有写，但是看到纸的人明白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一种没有传达任何东西的方式传达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从审核之中大家切实地创造了一种艺术，我觉得它已经解构了审核本身了。（注：这场运动表达形式——手持空白纸张——来自一个苏联笑话；2020年，这个笑话在香港成为现实：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抗争者手持空白纸张静默伫立，遭到警察的驱赶和拘捕。2022年，这种表达形式在中国成为一场大规模抗争运动的标志。详见CDS词条白纸运动）

Elijah：

对，甚至包括上海万圣节，“万梗节”，我们看到各式各的装扮，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解构都是在做讽刺。

Frank：

对我觉得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不服从”。

Elijah：

是的，就是不服从。

• 相关阅读：
  【CDT周报】第193期：“万梗节”无法被禁止，它不在巨鹿路，就在其他路
  【404文库】“他们扮的是‘鬼’，但他们只想活得像人！”（外二篇）

---

展望：对2025年的期待

Frank：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聊了过去一年对于2025年【404档案馆】甚至对于中国数字时代整个网站整个团队大家有什么期待吗？

Elijah：

我个人的期待是更及时地做出一些对当前审查与反审查记录的工作。越发严厉的审查机制下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会越多，希望能做出更多的记录。

Rumu：

我的期待就是希望未来一年我们能够落实更多的一些愿景吧，作为一个保留的惊喜吧，就是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推出一些我们想要做的栏目。

Frank：

对，然后顺着Rumu的话，我对2025年的期待可能是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听众吧，或者说也希望现在的听众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栏目、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组织分享出去、介绍出去。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抵抗的力量，然后无论你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我觉得你都可以尽所能地向身边人、向你熟悉的人、向你信任的人去介绍我们的网站介绍我们的栏目，然后也是把对抗中国审查的声音传播得更远吧。这就是我的2025年的期待

Rumu：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就希望CDT可以找到更多的同道之人，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观众们感觉到自己找到了同类，并且不再孤独。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湖南45岁的单身母亲王静，生活刚刚好起来——儿子的白血病有所好转，抑郁症也不再频繁影响她了——然而世事难料，这一年来，助她改善处境的一个“配捐”项目，在11月爆雷了。

“配捐”是一个公益术语，但王静遭遇的，是以配捐为名的一个病友之间运作的资金盘骗局。

在一个白血病友共同参与的“配捐”群里，王静投入了20多万。同为白血病人的群主黄南此前承诺，病友们只需先投钱，之后会通过“公益机构的配捐”，一两个月后获得更高的回款，就像投资保障收益的理财产品一样。

11月末，多名位于河北陆道培医院的白血病患者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案。钱要回不来了，他们投入的金额有10多万、20万、60万，高的至上百万元。

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微信头像写着“发财的风，吹到你这了”的群主黄南身上，认为是她卷走了病友们的救命钱。但直到病友们蜂拥到她家对峙，才发现黄南还有一名“上线”，名为孟祥龙的东北男人。

受害群友告诉南风窗，此案被骗人数270余人，受骗金额约在4000万。11月29日，三河市公安局针对报案病友被诈骗案正式立案。12月14日，三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黄某、吕某某二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在全力抓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孟某某。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情通报/图源：平安三河

众多大病患者，再度因打着公益慈善名号的“配捐”项目，进入绝境之中。案件背后，暴露了一个问题：在最痛又最难的大病救助领域，为什么近年诈骗丑闻频出？

1 报 警

12月的燕郊，气温骤降，寒冬临近。在中国最大的民营血液病专科医院集团旗下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以下简称陆道培医院），很多等着钱用的白血病人是这时候发现被骗的。

爆雷群聊——“万事如意”的群主昵称黄畅，真名为黄南。“楠”和“难”读音相似，黄南曾解释，她希望自己将来顺畅，改名为了黄畅（身份证没有改）。她希望病友都这么叫她。

房产中介，同时也是白血病患者家属杨志华对南风窗回忆，黄南36岁，身高1米6左右，短头发。他曾因租房子与黄南见过面，回想起来，觉得她平时看上去和颜悦色的。

黄南自己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2018年时，她在安徽省立医院做脐带血移植。2023年末白血病复发，她于是来到河北陆道培医院做了二次移植。

黄南在群里晒出自己的身份证/受访者供图

几名受访病友也曾听说她的悲苦人生。“她出生9天就被抱养，生（白血）病之后告诉亲生父母要求配型做骨髓，亲生父母又拒绝了。”

共同的生病与化疗经历，让经济拮据的白血病人，选择了相信黄南，参与她口里的“配捐项目”。这是一个慈善捐赠的舶来术语，最早诞生于美国，指的是个人配捐者向某个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后，企业以约定好的比例向相同机构再捐赠一笔钱。

在中国，这一形式最早出现于2015年，互联网大厂为了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拿出了9999万的配捐额度。网友每捐1元，腾讯基金会对获捐基金会再配捐1元，配捐比高达1:1，也给人们传递了信号：个体捐得越多，公益机构获得的回馈越大。

互联网推高了个人捐赠热情的同时，也让一些机构和个人以此钻空子。一些基金会、民间团体从而衍生出让成员先进行大额捐赠，以套取平台配捐。此后，他们再给病友或捐赠者分配善款，也就是所谓的“套捐”。

黄南完美地利用了“配捐”概念，衍生出了她的项目。她自称背后有十余家基金会，基金会每个月给她一万元工资。但这1年多里，她从没和病友准确说出过基金会的名字。

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即使自己离世了，也不用担心无法回款。“机构基金会那是有你们资料的，到时候因为我死了，这个项目的确进展不下去了，基金会联系你们，直接给你们打款……”

黄南向群友保证基金会会按照收款账号回款/受访者供图

患白血病8年的李林于2023年7月26号进入群聊。他记得，黄南的配捐项目多种多样，参与方式也是在不停地变化，例如交4万，可以配2千，相当于一个月后回款4.2万元；交4.6万配4千，相当于1-2个月后，回款总计5万元。还有交5万配1万，以及5+3项目（交5万配1万，3万配1千）等等。

回款周期也因为数额的大小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需要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总额的一半。据多次参与公益基金会配捐的病友透露，黄南的“配捐”手法，与正规公益基金会的操作有相像之处。在参与她的项目之前，病友需要提交发票、身份证、诊断证明、低保证明等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艰难处境。

如果发票金额不够，黄南还会让患者买发票。“你可以去找xxx买发票，在我这里可以过。”“一次多给我点发票，省得我一次次找你们要。”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现在真正吃了亏，人们回想起来才会察觉到端倪。与公益机构一般采用对公账号进行转账不同，最初做项目的时候，黄南让病友将钱转到了孟祥龙和吕子鑫的个人账户上。黄南曾在群里解释，“孟祥龙是基金会的财务，吕子鑫是基金会的法人。”

再到后来，约是2023年末开始，每到回款的周期，黄南会让部分报名参与配捐项目的病友直接给需要回款的病友转账。剩下的则转账给她指定的账号。整套下来，类似“空手套白狼”。

除了转账方式上的区别，作为“配捐”发起人，黄南还有相比慈善基金会更多的“配捐”项目。李林回忆，正规的慈善基金会组织的配捐活动一般在99公益日前，一年就一两次。但他记得，黄南的项目频率很高，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参加。

唯一不同的是，最开始项目名额比较少。每天上午10点，黄南在群里发接龙，群友需要拼手速参与配捐，“像饥饿营销”。

黄南在群里发起接龙，群友拼手速参与配捐/受访者供图

一个项目最早只有七八个名额，慢慢地十几个、四五十个……名额越来越多，项目也在增长，群友不用抢也能参加了。李林回忆，今年9月开始，黄南每天发起的配捐项目都有四五十人参与。她甚至还对病友说：“人太多了，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减点人。这样人太多了，算了脑子都疼。”

危险却在2024年末收关之季降临。11月23日，本该收到回款的病友没能收到钱，开始感到着急了。黄南则回应，先把支付宝的50万转给大家，但她很快又称，自己的账户被限制转账功能。

11月27号，274人的微信群里，每个群友都在盯着手机，等着她承诺的回款。黄南也在群聊里说：“一个小时后不拨款，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报警。”

18点后，钱还是没回来，群里一片哀嚎。

病友共同报警了。

2 燕郊病友圈

如果一切按照黄南的安排那样走的话，王静本应收到72万元。

但现在，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给黄南投入的20多万，是她和已经成年的儿子在各个平台借来的。采访过程中，信用卡工作人员还在电话催账。她又回到了两年前儿子确诊时的绝望状态，吃抑郁药也不管用了。

王静并不孤单。据报案病友统计，被黄南卷入救命钱的病友有270余位，总金额约4000万元。这是过去几年“配捐”为名的涉骗案中金额最大的一宗。其中，一位病友家属给黄南的项目投入了103万。

重要的是，查看各自的过去，钱追不回来的人们，共享着一些相似的苦难。

他们多是恶性白血病患者或亲属，出生在欠发达地区。疾病将他们掏空，他们被迫将求助之手伸向身边人，人脉也因此耗尽。现在，多数人都在通过网贷、借钱、打零工维生。聊天记录显示，黄南与病友曾相互讨论网贷经验，还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向各个平台借到最高额度贷款的。

黄南与病友相互讨论网贷经验/受访者供图

无一例外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了擅长做干细胞移植手术的燕郊陆道培医院。因为聚集着太多白血病人，陆道培周围的城中村落被称为“小白村”。

在血液病患者眼里，陆道培医院是他们最后一棵救命稻草。34岁的李林是河北人，患白血病8年期间，他曾经战胜过病魔，却在2021年又复发了。他告诉南风窗，像他一样白血病复发、又难治的病人，一些大的公立医院是不愿意接收的。“人家这边（河北陆道培）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只要有1%的希望，你有能力去负担医疗费用，它就会选择给你治疗。”

王静也是在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后，才知道这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创立的私立医院。来到这之前，她曾辗转到武汉、长沙、北京的医院看病，最后，是陆道培医院收治了病重的儿子。

私立医院有“低门槛”的好处，但同时，收费也更高昂。王静回忆，儿子在陆道培出院后的半年内，一个月一次大查，一次大查近两万元。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负担每个月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这些手术、体检费用，以及各种白血病人用到的救命药，医保只能报销很少的部分。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生活与病痛压弯了白血病人以及家庭的时候，同病相怜之人的抱团取暖显得格外珍贵。资深公益人薛飞告诉南风窗，在陆道培医院周围，出现了很多由病友自发形成的筹钱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大多未接受过专业的志愿培训。

也因此，所谓的“配捐”在陆道培的病友群体，有其生长后变形的土壤。从2014年开始接触大病救助领域的薛飞回忆，“99公益日之外，我是没听说过（公益基金会）有什么正规持续的配捐活动，但陆道培医院（的病友圈）那边做配捐的不少，而且是常年。”

而事实上，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

此外，慈善法十五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只能根据章程或者捐赠协议的规定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总结来说，自捐自用的配捐，是违反慈善法的。

但在白血病人圈子中，因为对钱的需求太大，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筹钱人和社会组织却长期存在。在这过程里，像黄南一样有人脉、掌握外部信息的病友成为链接各方的关键。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李林对南风窗回忆，他之前也参与过各类“配捐”活动，都是病友之间相互介绍参加的。病友之间的信任与温存对陷入绝境的人们尤其宝贵。这是黄南等人凭着没有依据的慈善机构名义，就成功筹资的前提。

王静也记忆深刻，今年10月，她带着儿子来河北大查时，儿子又吐又拉。

她在群里问：“谁有布地奈德（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具有抗炎、抗过敏和免疫抑制作用）”，黄南表示她有。王静便去到了黄南的住处。她知道黄南是一个患者，便没进屋，站在门口。

黄南给她倒了六颗药。她要转钱，黄南也不愿意收。

3 无法照顾的灰色地带

钱似乎要不回来了。

直到与黄南当场对峙，病友们才得知，黄南并非属于任何机构的员工，学历是小学毕业。她还有“上线”——孟祥龙，那个转账账户上出现的名字。

黄南表示，孟祥龙自称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人员，自己被他骗了，投了几百万进去。

公开筹款信息显示，来自黑龙江的孟祥龙也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家属。2020年，孟祥龙1岁半的儿子患神经母细胞瘤，曾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过救助儿子的筹款活动。

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病友之间的筹款人。有病友回忆起，他在2022年就已经参加过孟祥龙组织的配捐活动。根据该病友给南风窗提供的回款单显示，当时，孟祥龙代理的基金会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他曾为此发起配捐项目，并成功让病人获得基金会的回款。

“他（孟祥龙）这些年很了解病友的心理和最近几年配捐的细节。”该病友评价道。

除了黄南、孟祥龙一案以外，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陆道培医院周围还出现了两起以配捐为名的诈骗案。

回顾中国大病救助历程，薛飞记得，2014年以前，公益圈尚未出现配捐丑闻。2015年以后，儿慈会等专做大病救助的机构因筹款能力突出，获得了平台的高额配捐，这一赛道越来越被人关注。

在这期间，薛飞说，“在陆道培医院这个环境里，（大病救助领域筹款丑闻）最大的问题在于‘中间商’，以及配捐的钱从哪里来”。

这首先是基于国内能直接有效服务到大病群体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数量不多。覆盖范围也有限，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省份，集中在省会或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这给了“中间商”操作空间。

自然而然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很多医院的大病患者中间，出现了帮病友链接基金会、服务机构的个人或小团队。

“他们（中间商）如果私下收费，这就是套利空间。在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不足，对大病救助项目监管不严的时候，如果有大额长期配捐活动或流量扶持项目，这些团队的空间就很大。”薛飞说。一些老病友从这些真空地带中发现有利可图，也开始当“中间商”。

《再见吧，少年》剧照

除了利润驱使，配捐“骗局”从此流行，还有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最近几年，短视频等平台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筹款成为主流。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互联网平台的时代，一些在民政注册服务领域涉及医疗救助的机构或者小团体逐渐发现，通过给平台投流（即花钱买曝光度），可以获取更高的筹款额。

这一较有效的筹款途径，也让一些“中间人”铤而走险，先以“配捐”为由从病友及家属处筹到大额资金，用来在互联网上投流，发布患者信息和筹款文案，获得网友的捐款。接着，再凭借互联网筹到的款项，给病友们回款，让资金链得以延续。

据媒体报道，早期，通过投流，卖惨式的大病筹款视频或网络链接，投资回报比可高达1:1.5-1.6。

原本给予患者希望的互联网筹款背后，衍生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相关乱象直到2023年9月得到了大量曝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善孝以配捐为名，涉嫌向患病儿童家长筹集资金，骗取了上千万元。事情被揭发后，柯善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此，以“配捐”为名的资金操作，开始得到监管部门、相关平台的重视。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关于 9958 儿童紧急救助项目的声明

薛飞告诉南风窗，早期，民间的“配捐”大多是做资金池，通过民间借贷、参与99公益日抢配捐来回款。“后来可能主要是通过广告投流卖惨筹款回款。因为有回款，所以一直没爆雷。”

但最近一年，他观察到，“广告投流，卖惨筹款的回报降低到可能收不回成本，加上年初民政筛查整治投流卖惨筹款的团队，这就把这些人的主要增值回款路径切断了”。而这正是众多柯某孝等民间“配捐”团队，相继于近年爆雷的大背景。

4 生了大病的人，怎么办？

出人意料的是，过去1年多里，面对黄南的配捐项目，王静、李林等人都对此曾经怀疑过是骗局。

王静等多位病友告诉南风窗，他们收到过反诈中心带来的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黄南的指导下，他们也有应对话术，回答“我们没有受到诈骗，是转给朋友的”。或者，“我转钱用来治病的。”

黄南在群里指导群友应对反诈中心的话术/受访者供图

今年8月份，吉祥如意微信群也出现了谨防诈骗的提示。他们又建了“万事如意”微信群做备用。

对风险的来临感到麻木，一步步进入“配捐”的贪婪欲望之中，是王静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她来自湖南，今年45岁，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长期服药十余年。一直以来，抑郁症不定时复发，她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再加上亲戚的帮扶，勉强维生。

2022年末，儿子刚出现身体危机时，王静正在江西给客人洗头洗脚，一个月挣5000元左右。

去年2月，儿子在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以后，出现了并发症。5月25日，他上吐下泻，医生怀疑他出现了肠道排异。看着一天一万元左右的住院费，王静只能到处借钱，网贷的额度也到了最大——实在借不到钱了。

住了约二十天时候，王静花了17万，医保大致能报销3.7万元。

2023年6月，王静无奈做出了给孩子出院的决定。她至今清晰地回忆起，有老乡当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让儿子））出院，肠道排异出院，真是开玩笑。”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你们是没有走到这一步，人到了这一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她回答。

某种程度而言，求助无门时，王静的转机正来自于黄南的“配捐”项目。2023年7月，老乡把她拉到黄南群中。看到别人在这里赚了钱，王静也参与了两次“配捐”，成功回款。

参与两次大额转账后，经他人提醒，她也怀疑过项目的真实性。她于是在群里选择观望，发现群里病友都在夸赞她时，王静又放下了疑心。今年1月，缺钱的王静重新加入了黄南的配捐群接龙。接着，这11个月来，她越投越多，靠着配捐还网贷、信用卡、交医药费。

与王静相似，群里的白血病患者大多数都经历过因病返穷。据《公益时报》报道，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比如，乡村百姓在县域医院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此外，有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王静在给儿子看病过程中花费了160多万元，她为此卖了县城唯一的一套房子，把亲友的钱借了个遍。她的姐姐把儿子的婚房抵押在银行，贷款了24万元给她。

生病8年，李林花费了70多万元，主要是靠父母、弟弟以及信用卡等贷款来维持治疗的费用。最艰难时候在2021年，骨髓移植手术前，医生让他们家准备60万。最后，是他务农的父亲不停在外借钱交上的。

无助之中，借“配捐”为名的灰色筹钱项目，成为了大病病友以及家属以为自己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万万没想到的是，2024年，“配捐”项目相继爆雷，很多大病患者也开始警惕，“配捐”已经被有心人士滥用，存在诈骗的风险。

受访者供图

只是，没了灰色地带的筹钱项目后，缺钱的大病患者又该怎么办呢？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指出，对于大病患儿，一定要有不同层次的责任。虽然健康的第一责任在家庭，但对于医疗费用，国家对儿童的医疗保障应起到兜底责任。在她看来，大病医疗领域，公益救助永远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不应该成为主体。

薛飞认为，公益机构该回归到最原本的属性，即公益性、慈善性，开展慈善时活动应遁循非特定受益人原则，以确保慈善资源的公平秩序。

“（公益机构）做大病救助的最终目标从来不该是筹了多少钱，或者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去救了多少人命，而是在尽可能守住自己与他人尊严和底线的前提下，激活求助者的自主性，并通过公益慈善专业手段来支持服务求助者。”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

比拼筹款能力不该是公益机构的首要任务。薛飞写道：“理想状态下，除了筹钱筹资源之外，这个过程原本大家可以一起相互支持，推动资源、信任及社会认可的正面公共价值的流动。”

（文中王静，杨志华，李林为化名）

“工资回去了，但是物价没回去啊”

01

农村出身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家有柴火灶吗？

我老家就有，两口大锅，灶里的柴火燃起熊熊大火，锅上的热气氤氲到整个厨房，锅盖一掀，馒头、大米饭和饭菜的香气四处飘荡，那是一家人的人间烟火，那是远方游子忘不掉的乡愁。

可最近看新闻，说河北邢台市新河县，一村民家中的柴火灶被贴上了封条，不允许用了。

灶台上交叉所贴的黄色封条上写着：

“燃气安全隐患仍未整改，我公司已作停气处”。

贴封条的是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原因是该用户家中同一个房间内存在燃气灶和柴火灶，存在安全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封条今年8月份就贴了，不知道这家人到现在有没有把封条撕掉。

而该公司工作人员却底气十足，表示贴封条的做法符合行业规范，用户可以拆除柴火灶或者燃气灶，自由选择，但用户至今没有整改。

02

这就有意思了。

第一，燃气公司担心双火源造成事故，怕承担责任，可以理解。

但问题在于，你完全可以把气给停了，凭什么封人家的柴火灶啊？

口口声声说可以在柴火灶和燃气灶之间“自由选择”，你把人家的柴火灶封了，选择权在哪呢？

选择燃气灶，或者选择挨饿吗？

第二，一个燃气公司，顶天是个国企，哪来的执法权？

堂堂法治社会，国家执法机关是吃干饭的吗？轮得到一个公司来执法？

燃气公司可以且有责任对燃气设施做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可以要求用户整改，不整改的，也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停气。甚至，燃气公司也可以协助执法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证据。

但，一个公司，无权给老百姓的柴火灶贴封条，那是只有执法部门才有的权力。

贴封条的权力，一个公司哪来的资格？

03

最最搞笑的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去询问“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新河县多个部门竟然都表示不清楚。

新河县政府不知道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邢台市政府政务服务热线不知道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新河县政务热线也不知道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而管理燃气公司的住建局，电话根本打不通……

连AI都知道的简单问题，在新河县和邢台市倒成了一个难题，真是天大的怪事和笑话。

新闻里说，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他问了燃气公司，他们说这（封柴火灶）是规范赋予他们的权力。

也许，燃气公司才是说实话的那个，有可能正是相关部门赋予了他们贴封条的权力，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且理直气壮。

你很难想象，为了推动一点工作，政府部门竟然将权力下放给一个公司，并且在事发后装聋作哑。

这是公然带头破坏来之不易的法治环境……

04

为了规避安全隐患，可以封柴火灶，也可以停燃气，但他们却选择了前者。

很明显，正如知情人说的，燃气公司就是逼着村民用他们的天然气，挣村民的钱。

而且还是打着规定的名义，打着为你好的名义。

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新形态，话语权在他们手里，解释权在他们手里，只要他们愿意，一切都合规，一切都是替你着想。

不让使用“劣质散煤”，是为了防治大气污染；不准私自熏腊肠，还是为了防治大气污染；不准农民自己炒茶，是为了标准化生产……

他们瞎胡搞时，总是振振有词，理由总是冠冕堂皇。

《人民的名义》里爱学外语的陈清泉说得好，要想让高总赢，我就能找出让高总赢的办法。

解释权在人家那儿。

嘴上全是高大上的主义，背后全是没屁眼的生意。

05

小时候看古装剧，一直很不理解，两条破白纸，交叉着贴在门上，为啥就没人敢进去了？不是一推门就把纸弄破了吗？

长大了才知道，那哪里只是两张破纸啊，那分明是权力的化身。

人们怕的哪里是那两张纸，而是凝结在纸上的权力啊。

以前，这种权力只有执法部门有，现在，连一家公司都要染指这种权力，用在老百姓身上了。

狐假虎威，什么牛鬼蛇神、阿猫阿狗都敢往上凑了。

20万一平的豪宅，把厨房改成开放式，也存在安全隐患啊，那么担心安全问题，怎么不去贴封条？

他们不敢，那不是他们能拿捏的对象，他们就只敢欺负欺负老实巴交的穷苦老百姓罢了。

这帮孙子！

【“什么样的人，在这个社会最难立足？”

答，“老实本分，守底线还讲良知，吃大苦还总能隐忍。”

法家锁喉，儒家捏肋，最为致命。】

1

扒皮黑心，鸡叫干活。是形容著名黑心奴隶主周扒皮的。

因为以前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地主家的长工们是从鸡叫起床开工，日落则收工。

那鸡要是偷懒了起来晚了，打鸣慢了，咋办？

周扒皮亲自半夜学鸡叫，使得那些长工们提早起床为他披星戴月地劳作。

（卖身契上明文规定：鸡叫就得起床干活劳动）。

故事过于离奇，以至于现实里，人们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比周扒皮玩得更狠。

潇湘晨报今天报道了一则心酸打工人的新闻。

老凌，湖南娄底人，今年49岁。

此前他在广东打工，因妹妹在长沙工作生活，他便想着也来长沙找一份工作，在招聘网站看到长沙有招聘超市配送员的工作，沟通后，他从广东来到长沙。

招聘的人跟老凌说，“超市配送工作，一个月可以有五六千，还提管吃管住提供车辆，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一单算下来有六七元。”

全月午休，每天工作9到10小时，超市线上订单线下配送，许多订单都是些粮食米面矿泉水啤酒等大件重东西，这活，并不好干，相当于外卖跑腿了，就是五六千，工资其实也不算高。

到了长沙正式工作以后，老凌才发现被坑了。

每天8点半上班到21点半，要13个小时；平均一单六七元，但是“单量有限”，一天下来也就十几二十单。

并且超市也不提供电瓶车，对方让他去租的电动车。

老凌跑了18天，一共223单，按照一单6元算，也只有一千多块钱。

18天，挣1300块钱，非洲兄弟看了都要掉眼泪。

你以为，到这里，1300块钱就是“工资结算”了？

站点负责人又告诉老凌，“保险费用每天6元，18天要扣108元；电动车租金599元，也要扣除；离职申请要提前一个月，且离职前正常在岗，否则所有订单一律按照3元/单计算。”

总结，老凌18天应得工资：223*3—599—108=-38。

意思是老凌一分钱工资没有，还得倒贴38元…

老凌很委屈，求助了媒体，找来了记者。

媒体介入报道后，站点负责人表示，“薪资方案没有提前告知他，是我们的工作疏忽，会给他按照正常6元一单结算，但是租电动车的费用，我们不负责。”

所以，最终老凌的工资，应该是223*6—599—108=631元。

工作18天，每天13小时，到手631元，就问你服不服？

2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个热搜词条，目前在微博上已经全部被夹了。

一个外国学者访问交流会上。

中国的专家学者王宪举老师，向外国顾问抛出了一个“本国难题”：

“我们国家的女同志，现在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家长动员，领导做思想工作，她就是不愿意生，我想知道，贵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外国顾问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自己有6个孩子，但我们从不强迫妇女去生孩子，都是遵照她们的意愿，而且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议会一个【未来计划】，就是设立教育基金，每个孩子5岁的时候，由他们父母开设一个独立账户，然后由政府每年打入500美金，并且每年7%递增，到了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有一笔自己的储蓄金了，可以用来买房结婚、或是继续求学深造。”

对了，这个外国顾问，不是什么北欧五国发达国家，而是我们的邻居，哈萨克斯坦。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是逆天言论；这个逆天言论的词条现在被全网夹了，这是常规操作。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下的中国女性，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的“原因”？

3

东方的教育，一直贯彻执行的都是儒家文化里的“顺天命、从君上”。

就是主流派所代表的王宪举这类人思想：

老百姓就应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本分听话。

上位者习惯于下面的人顺从，“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下属、妻子、孩子，是最受封建思想所待见的。

让你打工13天，给631块钱，你卖命干活，这就是好员工；

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相夫教子、上厅堂入厨房，三从四德，这就是好女人好妻子。

反之，就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元凶”。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生孩子的一边，是哈萨克斯坦未来计划给孩子每年发钱，与此同时，我们的另外一个邻国，也搞出了一条新闻：

东京都政府计划明年4月启动“上四休三”工作制，以扭转日本低出生率。

东京都政府称，此举旨在帮助员工可以更轻松兼顾工作和育儿，并希望将这一制度在日本企业中推广。

全世界的“顾问”，有钱的没钱的，发达的贫穷的，都知道生育率关乎国运，没孩子谈什么未来，所以，他们在放宽条件、开出价码、利民惠民，让女性有生育的“底气”。

只有我们这里的“王宪举们”，还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让女性老实听话。

别人谈人文关怀的时候，强调“人的意志、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我们搞人文建设的时候，狗屁砖家、垃圾学者被奉为上宾，然后大放厥词代替官僚派当粗鄙喉舌。

“让大学生贷款买房”、“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让农民买车住城里，再开车去乡下种地”。

你就是喊一句小日本“做四休三”、非洲兄弟也发钱补贴生育了，中必赢们也能跳出来吼一嗓子：

警惕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我们要老实、我们要听话、我们要能吃苦、我们要学会隐忍，我们要敢于牺牲乐于奉献。

我们一定会赢的。

每次笑而不语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由衷地感叹一句，“和谐社会好啊，又救了这些烂人一命。”

——只是苦了那些真正老实善良的本分人。

安分守己者，吃不完的苦；偷奸耍滑者，占不尽的利；心有丘壑者，逃不掉的道德枷锁；无情无义人，尽坐贪官奸商堂前客。

3.5元的一桶泡面，他们都容不下，更何况是一个“服服帖帖”的老实女人。

你要小心，你要提防，那些满嘴仁义的道德圣母，他们总是鼓吹让劳苦大众去做一个听话的好人，然后他们包藏祸心，变着花样的去当一个卑劣坏人。

今天要说的是一件事关每个人——如果有人要钻牛角尖，我可以修改为事关绝多数人——的大事。

它夹杂在韩国总统遭弹劾、叙利亚变天、谷歌开发量子芯片等一众吸睛的国际新闻中间，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就是，12月12日，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有62种药品采购成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感染、精神疾病等领域，234家企业的385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预计全国患者将于2025年4月用上本次集采中选产品。

之所以说它是一件大事，是因为，很多药品降价幅度在90%以上，价格之低超乎正常人的想象。

比如，硫酸特布他林注射液降幅超过96%，利格列汀片降幅超过94%，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降幅超过94%，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降幅超过94%，马昔腾坦片降幅超过94%。具体来看，氯化钾注射液最低拟中选价格为0.16元，产品为10ml:1.5g*1支；间苯三酚注射剂最低拟中选价格为0.22元，规格为4ml:40mg*1支——这价格，比超市里的矿泉水不要低太多。

此外，西格列汀口服常释剂型最低报价降至每片0.18元；阿司匹林肠溶片，在这一轮集采中报价达到3分钱一片……你有没有被这样的价格惊出一身冷汗？

药品集采，初心是通过国家层面组织集中采购，让药品企业最大程度形成规模化优势，进而大幅降低价格，医保基金和患者的支出负担都能减轻。但是，灵魂砍价，将价格砍到了如此地步，差点令我惊到灵魂出窍。

一分钱一分货大体上是对的。通常，人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怎么选呢？

是什么最便宜就选什么吗？应该不是，而是会去看综合性价比。或者说，在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在其他方面省一点，比如买便宜的衣服、下便宜点的馆子，但是，生病吃药，应该不会专门挑便宜的，而是会在价格与疗效方面做一个平衡选择。

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中老年三高患者预防血栓心梗的必备药品，每片3分钱，一天一片，一年下来才几块钱，你是会觉得它帮你省了钱而高兴，还是因成本极限压缩，担心它的质量而在吞服前心存疑惑？

如果砍价有这样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可以经验推广，让他们帮我们把一户房子砍到10万，一辆汽车砍到1万，一部手机砍到100?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次集采中，大部分外资原研药都没能谈成。比如，优时比、大冢制药、默沙东、勃林格殷格翰等原研产品报价偏高；辉瑞和拜耳，手握4款原研药入场，却连价格申请环节都未参加。

这意味着辉瑞的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剂、哌柏西利胶囊、氨苄西林舒巴坦注射剂、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拜耳的瑞戈非尼片、尼莫地平注射剂、环丙沙星注射剂和阿司匹林口服常释剂型都将远离院端市场。

结合国采整个趋势，未来外企原研产品将会逐渐淡出国采视野。

也就是说，更多的进口药，将从医院消失了。

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担心。担心我或我的孩子生病后，在医院开不到价格可能贵点但疗效更好的药，免不了多遭罪。人活于世，挣钱的意义之一，就是让自己更有安全感，如果可能，我愿意用钱来买这一份安全感，来免除不必要的痛苦。

我还是那个观点，第一，药品集采将虚高的药价打下来是好事，但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某购某销，不能变成低价者得，将药价打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同时，也要能回答民众关于药品质量的疑惑与担忧。第二，要给消费者选择权，我们不是吃不起也不是不配吃好一点儿的药。

不是吗？

近日，因为存在“双火源”安全隐患，河北邢台新河县一村民家的柴火灶，被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贴上了封条，引发争议，同时，“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的问题也激起了网民讨论。

12月16日，邢台市住建局双代办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事件引发关注后，昨天县级主管部门和乡镇工作人员到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将柴火灶的封条撤了。该村民也积极主动配合，将柴火灶拆了；并明确，燃气公司当然没有执法权，已经对燃气公司负责人约谈训诫。

同一房间“双火源”

被巡查认定存安全隐患

12月14日下午，有网友发视频反映，邢台市新河县一村民家柴火灶被当地燃气有限公司贴上封条。现场视频显示，灶台上交叉所贴的黄色封条上显示有“燃气安全隐患仍未整改，我公司已作停气处理”的字样。

柴火灶被贴封条

邢台市住建局双代办向记者介绍，今年8月，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入户安检时，发现该村民家中同一房间内，安装了天然气还有柴火灶，也就是存在“双火源”，是一个安全隐患。

整改期未拆贴封条

燃气公司表示实际未停气

“根据《城市燃气管理条例》，不允许出现‘双火源’。村民解释柴火灶并没有使用，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当时下达了整改建议书。”邢台市住建局双代办介绍情况时表示。

据了解，贴封条前，燃气公司给了村民半个月整改期限。工作人员回访发现仍未整改，“担心村民会使用柴火灶，燃气公司在沟通过后，经过村民同意后贴上了封条。但是，一直没有作停气处理。”

进展：封条撤下，柴火灶也拆除

燃气公司负责人被约谈

双代办工作人员表示，事件引发关注后，12月15日，当地县级主管部门和乡镇工作人员到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将村民家柴火灶的封条撤下，并对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法人进行约谈训诫。“为了杜绝安全隐患，村民也积极主动地配合，把柴火灶的灶口拆了，只保留了台面放些杂物。”

对于燃气公司贴封条的行为，双代办表示，“虽然是为了村民安全考虑，但燃气公司没有执法权，行为确实不对，有些偏激了”。此外，也有部分网民质疑燃气公司此举是为强制推进使用天然气，工作人员对此进行否认，“这个肯定没有，对于是使用柴火灶还是天然气，村民自愿原则，但就是一个基本安全的要求，绝不能在同一个空间存在两种火源。”

律师：“封灶”属行政强制措施

燃气公司程序违法了

观点A：封灶涉嫌程序违法

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认为，燃气公司“封灶”行为可初步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即使该封灶行为视为行政处罚措施，该处罚的转委托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此外，被委托进行行政处罚的单位、人员，必须是符合条件的事业组织，其工作人员需经过培训符合上岗条件、有能力行使执法权，并且正式的执法委托书还要向社会公布。“现有证据显示，燃气公司没有对外公示过被行政机关委托进行行政执法的信息，‘封灶’涉嫌程序违法。”

观点B：封条无法律效力

北京首信（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尚响军律师表示，燃气公司作为企业，主要职责是提供燃气服务并保障燃气使用安全，没有执法权。即使当地政府为此专门出台了《城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不允许“双火源”的情况出现。据此认定存在安全隐患，燃气公司也不能代替政府执法部门对村民柴火灶进行封停，而是应该由相关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因此，燃气公司在不具有执法资格的前提下对住户使用封条，行为无效，也是越权、侵权行为。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中国媒体人董郁玉因“间谍罪”判刑七年，家属声明中文翻译

北京一法院11月29日以间谍罪判处媒体人董郁玉七年监禁。现年62岁的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官媒《光明日报》资深编辑，在一些文章中对当局提出批评，曾获得多项新闻奖。他还曾为外媒撰稿，并在美国和日本的高校访学。2022年，董在北京与一位日本外交官会面时被捕，而后者被短暂拘留后获释。

董郁玉的家人在英文声明中表示，法庭在判决中将董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另一名日本外交官的接触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判决书仅在法庭上宣读，未交给董的律师和家人。这份判决是对董多年来撰文批评政府的惩罚，也是对“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CDT将家属声明翻译为中文，该声明写道：

今天的判决不仅是对董郁玉及其家人的重大不公，也是对每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记者以及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郁玉七年徒刑，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彻底破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对董郁玉定罪，而这一罪名要求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行事。
……
随着董郁玉被定罪，每一位中国公民在与日本大使馆或可能任何其他外国大使馆及其外交官接触时，是否都需要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会将这些使馆视为“间谍组织”？中国公民也应清楚，外国外交官在中国法律的定义下有可能被认定为“间谍组织”的代理人。

每一个理智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对这种推理感到愤怒。所有希望与中国及其人民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外国人也应感到不安。
……
董郁玉正因其在新闻工作中展现的独立性而遭受迫害。在被拘押之前，董郁玉就因发表文章而多次承受巨大压力，我们认为此次针对他的指控只是进一步加深迫害的借口。

董郁玉还因为其与外界保持原则性接触而成为攻击目标。他曾获得日本和美国多所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享有盛誉的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但这些经历却受到中国当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当局暗示，这些奖学金是外国政府对董郁玉“服务”的回报。中国互联网上的水军甚至把尼曼奖学金当作“美国间谍”的证据，还列出历届中国籍尼曼学者的名单，呼吁当局逮捕他们。

这些指控完全荒谬。然而，这些指控连同今天的判决，为成千上万曾在海外参与学术或职业交流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敲响了警钟。任何这样的奖学金现在都可能被中国法院认定为外国势力的“报酬”，并作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证据。
……
尽管今天的判决丝毫无损于董郁玉在国际社会中知晓他工作价值的人的声誉，但中国国内的宣传无疑会误导他的同胞，而董郁玉为他们奋斗了一生。他现在将在国内被污名化为“叛国者”，而不是被视为一名始终为建设更美好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对董郁玉爱国之情的无端攻击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全力支持董郁玉对判决的上诉。

二、颜纯钩｜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一个没有凝聚力的国家没有未来

连日来中国爆发了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

11月26日，香港作家颜纯钩在自己的Facebook专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这些悲剧频发的四个深层次的原因：“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并指出“中国民间的怨气正在快速上升，满地干柴只等一粒火星”。

CDT在此节选，请访问颜纯钩Facebook专页阅读全文。

中国数字时代节选了该文的部分内容，作者写道：

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已基本失义。国家的道义是什么？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是带领国民走上共同富裕和平等自由的发展道路，舍此国家对国民没有任何意义。但今日中国，国家只是中共一小撮贪官污吏奴役国人的工具，人民供养中共，让中共压迫和剥削人民，人民要解决中共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共永不解决人民面临的所有问题。

国家失去它赖以存在的意义，这是中共的绝症。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中共的私产，中国的财富不属于中国人，中国的管治中国人无权过问，「人民」在国号中不具备任何实质含义。国家与人民之间应有的从属关系被颠倒了，国已不国，民则难以为民。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已严重失能。政府的职能是有效管理国家，以正确的国策带引国人发展经济，提高生活品质，开拓广阔的前景，但当政府自己制造各种难题，面对难题又失去正确处置的能力，政治经济每况愈下，内外难题堆积成山，所有难题最终都落实到人民身上，令他们的生活日益不堪。

第三个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失序，这是国家失义和政府失能的必然结果。正常社会的运转，有一套可行的传统逻辑，有法规和社会良知作道德底线，政府有自律，民间有信任，上下级有规矩，官与民之间有共识，人与人之间有友善和同理心，但这一套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秩序，却因中共自己长期的破坏而迅速瓦解。

第四个深层次原因是百姓失魂。一个民族有千年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也应有正向的意识形态，中共国的精神内核，是从马列主义正装革命导入，毛泽东将之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捏合出来的「四不像」。时至今日，马列毛思想已不足以解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中共的洗脑灌输越发显得离地和空洞可笑，马列主义不可行（行不通)，资本主义不可走，普世价值不可说，封建主义不可留，中国人的灵魂，早已处于四分五裂不成体统的悲惨境地。

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大陆正处于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从社会底层开始，一种肉眼可见的崩解正在发生。历史不可违逆，人力不能回天，无差别杀人事件只是个别人的发泄，从下跪到躺平，从自杀到杀人，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一条路没有多长。

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也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

三、莽莽｜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

请访问《莽莽》的网站阅读全文。

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

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

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 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高善文国投证券演讲｜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平均需要9年

近日，经济学家高善文在国投证券会议上发表演讲，该演讲中，他提及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并提出一些反思和纠正措施。

但显然，高善文的言论与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宣传的经济光明论相悖。因此，该演讲内容在微信等多平台遭到删除。高善文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也被当局封禁。

演讲部分内容提到：

看中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纵轴是疫情前的消费增长情况，横轴是人口老化程度。

疫情前：年轻人占比与消费不相关。

疫情后：年轻人占比越高的省份消费越差。

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这个结论有些反直觉，被市场参与者归纳为三句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对老年人而言，未来可预期的退休金是可以按时发放，每年稳定增长，并高于通胀水平，收入预期没有任何影响，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

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我们看另一个数据：省级行政区的消费情况，和省会城市二手房价的涨幅。

疫情前，消费和房价几乎不相关。疫情后，房价下跌严重的地区消费更差。我们倾向于认为，疫情后，买房人总体是年轻人，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他们的消费越弱，买房的意愿也会越弱。没有收入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不敢买房。

这一模式所得到的结果，和我们观察地区人口老化的结果，指向了类似的结论：年轻人收入预期下滑，消费信心和购房意愿都被显著抑制；但老年群体的收入预期没有被限制，生活幸福感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观察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数据，乡村就业人员累计增加了4100万人，与城镇就业人员的减少数量相当接近。

一个可能的解释：疫情后城镇创造就业能力的显著恶化，大量就业人口返回或者滞留在乡村，回老家之后，城镇失业率数据不显示，但在总就业人口中反映出来。

另一部分可能离开了劳动力队伍，四十多岁，工作没有了，公司破产了，开滴滴，在家炒股，或者在家呆着，在就业和失业数据上都看不到。

二、正面连接｜一场事先张扬的消防检查

11月底，潮州和汕头的很多商户关门停业。社交媒体传闻，国务院巡查组要到潮州和汕头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检查，如不合格就会罚款。传言中的罚款金额从几千到数十万不等。

传闻多是微信截图，从抖音传到微博、小红书，迅速发酵、蔓延，又与线下的风声一起，编织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巨网。商户们害怕被罚，却不知道怎么做才能避免被罚，只好躲避。

11月23日到27日，我们来到潮州和汕头，试图还原和理解这场风波。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发布的被删除的文章《一场事先张扬的消防检查》，文中提到11月底潮汕大量店铺关门闭店“非暴力不合作”事件。

文中接着写道：

11月20日至23日，网传的街景影像中，潮州商家“集体关门”：多家工厂停工，沿街相连的商铺大门紧闭，路上连车辆和行人也少见。网上流传各种卷帘门上的闭店告示：老板心情不好，今日店休；猪脚被偷，休息一天；夫妻吵架，休息一天；怕鬼，今天休息。

还有潮州古城最著名的牌坊街，不少商铺闭店，明显比平日萧条。牌坊街是潮州最为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22座牌坊列于中间，两侧是骑楼建筑。一位抖音用户在视频中笑称：“今晚的牌坊街是真的来看牌坊的，大年三十都没这么安静。”她的镜头里，只有高大的牌坊矗立在街道中央，两旁商铺大门紧闭，往日熙熙攘攘的游客也不见了。

那时，潮州正在经历一场全国性的安全生产和消防检查。今年11月，22个国务院巡查组陆续进驻全国各省份，坊间称之为“国考”。广东省的检查时间为11月19日至28日，巡查城市为潮州和汕头。

商家“集体关门”是因为一些罚款传闻。根据网传抖音截图，一个IP地址为广东的用户称，一个灭火器外面卖五六十，但如果由相关部门来整改，就会变成两三百。另有自称是潮州商家的用户在微博评论区发言：抓到就罚好几万，不开门一天损失才几百，“我们不敢开啊”。

除了罚款，商户们的恐惧还来源于对消防检查标准的疑惑，他们不知道对方会挑出什么问题，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三、三联生活周刊｜深江铁路5标段塌陷之后

12月4日晚，位于深圳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对此，三联生活周刊发布调查报道，但该报道遭到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封路是从下午4点左右开始的。李欣的杂货店紧挨洲石路，这条8车道的城市主干道穿过深圳宝安区西南角，周边分布着多个工业区和一个大型学校，平时车流量很大，上下班高峰经常拥堵。12月4日这天下午，李欣注意到交警在路上指挥绕行，到下午4点左右，道路南向只留出一条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允许通行。李欣当时听路过这条封路段的人说，“修高铁有一点点塌陷”，“路面有些裂开”。

晚上9点，洲石路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全部封锁，下班的人需要绕道回家。路边五金店老板庄辉告诉本刊，9点左右他接到街道工作人员通知，让他早点打烊回家，但没有解释原因。晚上接近11点，通知变成了“强制转移”。当时李欣的店还没打烊，街道办和民警到店里来，“没有讲具体是发生什么事，就说前面有危险，要强制转移”。家也在附近的李欣只好和家人到两公里外的鹤洲村找了个宾馆。

晚上11点左右，住在宝州工业区宿舍的王蕊听到楼下有大喇叭声传来，“所有人带好随身物品下楼集合”。“特别大声。”王蕊说自己“睡得懵懵的”，一开始没理会，只觉得烦躁，以为是后面的学校在开广播，给学生播放通知。直到听见隔壁宿舍不断有人开门、下楼的脚步声，王蕊才察觉到不对劲。她睡衣也没换就也跟着往楼下走。刚下到一层，就听到“外面塌得哄哄地响，像打雷。”夜色漆黑，王蕊模糊看到大门口方向，那里紧挨着洲石路，有一棵树掉下去了。

跑出来的人被要求远离塌陷位置。在王蕊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性工人，他拉着管理人员，说“哥哥掉下去了，联系不上了”。他一直拨着哥哥的电话。大门被坍塌堵住了，要出去只能砸围墙，“砸了半小时左右，没全部砸平，要抬一下脚才能出去，电瓶车都骑不出来。”在等待砸墙的时间里，王蕊跑回家里换了件衣服，“只拿了身份证，充电器都没来得及拿，拿东西的时候手都在发抖，被吓到了。”

12月5日凌晨，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12月4日23时许，位于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接施工单位报告，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现场图片，坍塌位置的坑洞宽度横跨洲石路的7个车道，一直延伸到宝州工业区内的楼房下，坑深数十米，裸露出砖红色土，坑内积有水土混合的泥浆。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在 2024 年最后一个月，我们也按照往年惯例，挑选了一些精美的新年日历，一同迎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2025 年吧。查看全文

“连大清都不如”

【指鼠为鸭、提灯定损、四孩非亲，都是些时代新词语，一如“张某收留”。】

1

“张某收留”这个时代新词里，主要汇集了三个主要人物：

精神异常、从家中走失的女研究生，卜某；

单身的农村老汉，收留卜某的“好心人”，张某；

窥伺所有机会的、新互联网流量投机者，张某的侄女。

1979年出生的卜女士，从小品学兼优，一路考上高中、大学，并于2008年研究生毕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然而，就在她报考博士时，却出现了意外。

因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无法考博士。后来，卜某患上精神分裂症。

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卜某离家失踪，从此杳无音讯。

2

走失后的精神病患者卜某，被张某好心收留。

走失13年，和张某共同生活了13年，并且生下两个孩子，大的现在已经12岁了。

写到这里，插播一部电影，《牧马人》。

“老许，你要老婆不要？你要的话，我马上给你送来”。

前段时间，这段台词曾经风靡抖音。

逃荒的秀芝，遇到了老许，老许细心照料，还给秀芝钱，让她回家。

最后，秀芝爱上了老许，两人结为连理。

看见没，一个陌生女人，突然“走失”到了一个陌生男人家里，这个男人第一反应，是让她回家。

现在，卜某一个“精神异常”的女子，走失到了张某家，你不送她回家，却好心收留了她，还让对方生了两个孩子。

“天上掉下一个傻媳妇？”

普个法，依照法律规定，卜某患有精神病，属于“无民事责任能力人”。

如果张某明知道对方是精神病人而且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还与她发生性关系，生育两个孩子，这很有可能涉嫌强奸。

不过，按照张某侄女现在的说法，“因有精神疾病，家人报了警，但婶婶（卜某）不和警察沟通，甚至还动手打人，无法寻找她的家人。”

如果这些属实，那么这个时候，警察、妇联、残联、公益人士应该出面，想办法将卜某信息核实好，送她回家。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当时无法给卜某寻亲及时送回家，也应该由专门的救助机构，来暂时看管照料卜某，而不是任由“张某收留”。

前脚收留，后脚就怀孕生了孩子，这是好心帮助人，还是有目的性的找老婆传宗接代？

再补充一个信息点，卜某的家，是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是在城区；

而张某的家，则是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青城镇，是在下面的乡镇；

从卜某家，到张某家，距离120多公里，那么，卜女士是如何到了和顺县的这个“家”呢？

张某怎么“收留”的？

是从市里面把她“带回来收留”，还是在家里等着卜某走失亲自上门误闯进了他家，“好心收留”？

3

剧情的高潮，不仅仅是“张某收留”，这个官方通报里的美化用词。

整起事件里，最让我觉得迷幻操作的，是这起事件的“曝光”诱因。

卜某走失13年，张某的亲属，没有“寻亲找人”。

突然，今年11月25日，张某的侄女张女士向寻亲志愿者求助，称其婶婶十多年前开始跟其叔叔一起生活，但家里不知道婶婶的任何信息，希望帮婶婶找到亲人。

就这样，在志愿者和警察的帮助下，11月26日，便找到并联系上了卜某的家人。

走失13年，找不到家人；新闻爆出来热搜挂一天，就找到了。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流量红利”，还是种种手段之下的“心机巧合”？

更为经典的是，这边刚替“走失13年的嫂嫂”，一天寻亲计划就找到了亲属的“好心人”张某侄女，立马就着手准备直播计划：

“我要挣钱，替叔叔嫂嫂养他们的孩子。”

补充一个冷知识，近一两年来，各种热门上的“寻亲成功”感人故事剧本里，当事人最后都走向了同一结局：

开直播，“感谢家人们送来的大火箭”。

大概是窥见了这些寻亲成功后的流量密码带来的泼天富贵，张某的侄女，才选择了向志愿者和警察寻求“寻亲找人帮助”。

13年前，她走失的时候，你不帮她寻亲，留下她，叔叔张某有了老婆，还有了两个孩子，不用花钱、不用彩礼、不要房不要车、不用给岳父岳母送烟送酒送礼物，一分钱没有花，天上掉下来一个老婆。

得益于老婆的“研究生学历”基因，生的两个孩子都很聪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现在孩子大了，将来要上大学、要结婚买房子，都得花钱。

于是乎，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老婆”，又发挥了第二波“功效”：

拿她做噱头，完成寻亲计划，然后登上热搜吃尽流量，开启直播全家人赚钱起飞。

无论是当年的“好心收留”，傻媳妇生孩子；还是现如今的“寻亲成功”流量光环下开启的直播计划。

我并没有看见“好心”，我看见的，全是“心机”。

4

天上掉个老婆，是《牧马人》老许送你回家，还是现实里张某带回生子，全看收留是否“好心”；

互联网上寻亲计划成功找到一个人，是耗时13年无果，还是一天就成功找到，全看“流量价值”。

执行力和观测点，全凭幕后操盘者的“主观能动性”。

好心收留，其实就是最好的台阶，除了卜某家人、除了义愤的网友，剩下的人，都是“大欢喜结局”。

“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黄老爷一笑，鹅城的天就亮了。”

其他的都是草芥，并不重要。

正文开始前，有件事不吐不快。

因为写女硕士被“收留”一事，而被人冷嘲热讽，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我一直以为，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每个人都能表现得像个人一样的。

但事实证明，有些人的麻木与冷血，已经超出了人类理解的上限。

在他们看来，有些人做了恶事倒没什么，可你要是把这事写出来，就成了讽刺这个、抹黑那个了。

于是，你就有了罪，而且因为没拿到一分钱而变得可笑。

哈哈哈，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好笑的。

说实话，我倒是想有人收编我呢，那样，我也不用被人这么奚落，还回不了一句。

写《文字游戏，可算被他们的通报玩明白了》一文时，我就看到所谓“收留者”张某的侄女要直播带货，没想到今天就看到了她真的直播和发视频了。

但张某的侄女（我不愿说她是卜女士或花花的侄女）的话却让人大跌眼镜：

“花花（女硕士）也有清醒的时候，她清醒的时候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毕业了31岁都没有工作？因为她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哪个单位会用一个精神病患者工作？

我承认我二叔收留她，这个事是不对的。”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你们都在骂，我勉强承认我叔收留她是不对的。但是，我叔叔收留了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他们一家人和全社会都得感谢我们啊。她清醒的时候不走，就说明我们对她很好，她不想走。

但看过卜女士的哥哥嫂子的视频和直播就能知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卜女士和家人见面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到医院一查，是严重的营养不良。

看到张某的侄女说“她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我想起曾经有个类似境遇的女人，说过一句“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后一句，让人无比心酸；前一句，却让人出离愤怒。

这种高高在上的无耻姿态，我在羊毛月和李佳琪身上看到过，但他们的无耻程度，却不及张某侄女之万一。

在肉体和精神上对卜女士进行了长达13年的摧残折磨之后，他们又试图将她污名化，好把自己的罪恶与无耻，包装成感动中国的好人好事。

这是对卜女士的二次伤害。

之前看新闻，说是张某的侄女拜托寻亲志愿者帮她寻找家人，我还以为她是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

但看到她这番话，我越来越相信网友的说法了：

如今，孩子都已经生完了，长大了，卜女士的价值已经利用完了。可她又疾病缠身，精神不正常，帮她找家人，刚好可以把这个没用的包袱甩出去。

然后，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积累流量，直播带货，又能赚一笔。

卜女士最后一点点残存的价值，也被他们榨干了。

从肉体到精神，再到最后的名声和新闻，卜女士被他们一家人安排得明明白白，吃得干干净净。

而这一家子人，非但不用承受法律的制裁，反而在等待赞美与掌声中，美美地把钱赚了。

这黑白颠倒的世界，艹！

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又是从新闻里看到“自己”的一天。

近日，山东聊城柳女士向媒体反映，15岁儿子这几天感冒，她交代孩子一定要多喝水，可是上晚自习近两小时，班主任不让学生上厕所，要去得先开医院证明。

柳女士称，孩子因憋时间太长，晚饭也不敢喝汤。她去找班主任沟通，遭对方反驳“别的孩子怎么不去”“不跑操得有医院证明，上厕所也得有证明。”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午休时间也是不允许出教室，包括上厕所。有一次吃坏了肚子，一开始想遵守规定，忍到午休结束，但是生理极限实在不允许，我只好在同学们“错愕”的目光中走出教室。不出意外，在楼下遇到了值班老师，他们不容解释和商量，让我在广场罚站。

我很听话地站了大概一分钟，实在忍不了，总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场方便吧。于是再次央求值班老师，结果对方严厉地质问我需要几分钟，我下意识说“十分钟”，对方斩钉截铁道，“五分钟！快去！”我只好一路小跑去厕所。蹲坑的时候，我是数着秒度过的，匆匆解决后，一路小路回教室。

在上楼的那一刹那，听到那位值班老师得意道，“我就说吧，给他五分钟足够了。”

这段经历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青春期的一道阴霾。

十几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还有学生经历和我当年一样的难堪，下意识的想法便成了：我真的要生孩子吗？真的要让他（她）再重复我所接受的教育、我的人生吗？

这样的焦虑一点都不过分，而是像“想上厕所”一样自然，甚至是生理性的。

当我们对某段记忆、某项事物充满厌恶，如果没有看到改变，它再次以某种方式呈现在眼前时，会产生生理性排斥。

班主任反怼家长，“别的孩子怎么不用上厕所”，在有关教育的对话里，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句式。这种比较既伤害人又强词夺理。

孩子们不是一个模具里生产出来的机器，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性格特点以及喜好特长都不一样，有什么好比的？比来比去，不过是为一刀切的教育方式找借口。

晚自习要去厕所，身体不舒服不能跑操，都要开医院证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开证明的言外之意是，不信任一个人的自述和袒露，只相信官方的、带有公章的信息。

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本来是可以通过看、听等基本观感判断的，但班主任却不相信学生，可能认为学生是趁机偷懒，只相信医院证明。人都有三急，如果开证明才能自由去厕所，那学生最好都先去趟医院，这不更耽误学习？

报道里有个细节，柳女士坚持没去开证明，班主任又让孩子站了一节课。如果家长说法属实，这种做法透露出威胁的味道：如果家长不依不饶，给老师找麻烦，遭殃的会是孩子。这样一来，即便还有家长反感，恐怕也敢怒不敢言。

柳女士是个勇敢的家长，没有被孩子罚站吓住，而是跟班主任周旋到底。班主任说是学校规定，她就去找学校和教育局，对方都不承认有这种规定，强调是个别老师的不当行为。

我们又见到了经典的避责式回应，每个环节的踢皮球技法都胜过国足。事情发生在学校，哪怕只是班主任的“土规则”，学校难道制止不了？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无意中透露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原来是有家长反映晚上上厕所的问题，还有家长反映不让学生抬头，这都不是学校检查的那种，不是纳入班里考核的内容”。

既然之前有家长反映过这类问题，教育局有没有管？管了班主任为何还敢这么做？还是说，这些奇葩规定不纳入班级和学校考核，教育局就不管？

当一种教育方式或管理理念表现出明显的反人性特点时，我很难相信所谓的“都是为了孩子好”。

恕我直言，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这并非危言耸听。那个“晚饭不敢喝汤”的孩子和“试图憋到铃声响”的我，不都已经成了被驯化的“忍者”吗？

孩子终将长大，时间也许会慢慢冲淡一切，但总有些伤害难以和解。

连2024都只剩二十来天了。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好一些，至少比当年的我好一些。

请不要误会，我没有任何一点嘲笑朝令夕改的意思。恰恰相反，对于广州地铁能尊重基本常识，及时调整安检工作方式，我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事情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广州地铁最近调整了进站安检的规则，要求每位乘客逐一过安检门接受细致的人工安检，掏出口袋里所有物品接受检查，拿出充电宝接受检查，安检严格程度堪比机场。

12月9日星期一是上述安检规则全面实施的第一个工作日早高峰，意料之中，造成了全城地铁安检通道的大堵塞，也收获了数以百万计上班迟到乘客的亲切问候……

我也在今天中午发表了评论文章，建议广州地铁安检尽快恢复原状。

12月9日下午，网络传言广州地铁安检规则再次做出调整，不再要求逐一过安检门，不再要求掏出口袋所有物品接受检查。晚上22点，我在天河区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亲测传言属实。

10月9日晚22点广州地铁安检口实拍

这次坐地铁，我携带了双肩背包，装有半瓶纯净水，一个充电宝。双肩包正常过安检机，人过安检门，安检员没有对我手动安检，但要求我拿出背包里的充电宝查看，要求喝一口瓶中水，我没喝。

安检员悄悄告诉我，由于当天使用次数过多，液体检测的仪器“已经被干坏了”。

从早上“突然加码”到傍晚“突然撤销”，本次广州地铁安检新政施行了差不多10个小时。我想，一定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基本常识吧。

基本常识一：

人们坐地铁是为了上下班，是为了出行便利，而不是去地铁站寻求安全庇护的，不能本末倒置。

基本常识二：

安检口之前的人是地铁乘客，安检口之后的人也是地铁乘客，不能为了“进站”之后不出事，就让乘客拥挤聚集在狭窄的安检通道，那样安全风险更高。

基本常识三：

打工人每天挤地铁上下班已经很辛苦了，地铁需要做的是在权责范围内尽量给大家提供便利，千万不要给大家添堵。

检查充电宝以及让人喝一口保温杯里的开水这种荒唐事，请尽快取消。

这里是确诊“收留恐惧症”的新闻妹。

具体症状表现为不敢出远门，害怕一不小心就被收留了，失踪半生，归来已是孩子他妈。

上周新闻哥讲过这个事，山西晋中的工科女硕士卜某，精神分裂送医治疗后原本在家休养，2011年5月离家失踪，13年后被找回时，最大的儿子已经12岁了。

算上怀胎和“流浪”的时间，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当地通报里的“收留”二字根本站不住脚。

何为收留？

正常点的，是遇到有精神疾病的流浪女子后，暂时安顿在家里，报警求助政府或妇联。

根据2003年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可以找当地的救助站，其中明确规定“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

暖心到可以上新闻的，是带回家（由同性别救助者）悉心照顾、送医治病。

像和顺县张某这种，收留着收留着，让流浪女子给他生孩子的，算哪门子收留？

张某侄女号称他们家报过警，也去广播站寻过亲，多年来从未停止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

神奇的是。

志愿者到了张某家，跟卜某聊了不到2个小时，连她大学老师的名字都打听出来了。

再跟警方一比对，发现她家距离“收留”地也就100多公里，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

4天后，卜某就回到了真正的家中。

75岁的老父亲拉了条“欢迎女儿回家”的横幅，见到消失13年的女儿后想抱她一下。

却被她情绪激动地喊着老色鬼推开。

直到父亲拿出她读研究生时戴的眼镜，她才缓和下来，露出笑容大喊“看清啦”。

难以想象，她就这样在什么都看不太清的世界里活了13年。

卜某小名花花，她嫂子在直播时边哭边说，给她送医后，医院都没法开始治疗。

因为“常年饥饿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目前站起来都费劲，得先把身体补起来才能治精神。

嫂子质问张家如果真把妹妹照顾很好，怎么会营养不良？怎么会一有男的靠近她她就炸？

为什么嫂子照顾她一天也没事，在张家嘴里就是大小便失禁？

面对卜家和网友们的质疑，张某侄女开了好几次直播回应，透露出来的信息更让人心碎：

花花到他们家前住桥洞，被一群光棍强暴，到了张家后，“隔壁光棍”也经常翻墙找花花；

花花不止生下一儿一女，还有一个“送人”了；

花花在他们家被照顾得很好，十多年没做过家务、没喂过奶、没带过孩子；

花花清醒的时候为什么不走？为什么毕业了31岁都没有工作？没二叔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不是。

那你二叔为啥要“收留”一个这么没用的人，还要人当老婆生孩子？

就离谱。

如果他捡到十万现金，不归还失主、不交给警方，那他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如果他捡到野生动物，不交给警方、私下买卖吃，那他也要被判个十年八年；

但他偏偏捡到个女人，“收留”她13年生下三个娃，还要被夸老实人，多招笑啊。

有网友说，一觉醒来，连梅姨都变成收留人、做慈善的了。

不是刻意讽刺，实在难以理解。

张家自称报过警、但花花不予沟通、他们只好收留——当地警方到底有没有接到过报警？

没有身份证户口本的花花，应该是没跟张某领结婚证的，无法按照正常流程产检、生育，那孩子是在家接生的？出生证明怎么来的？

张家对外宣称两个孩子成绩数一数二之前，要不要先对下口供，孩子户口怎么上的？

花花离家时已经是2011年了，13年时间里，经历过第七次人口普查、三年疫情，责任到人的筛查，严格起来连你每天爱吃的鸡架店都能查出来，更何况一个多出来的人。

但一切不可思议就这么发生了。

只留下一句“收留”，就想赖掉背后无数次的强迫与罪恶，抹平整条链接上的所有烂账。

坏，太坏了。

前两天妹子还刷到一个博主做了个“模拟拐卖后逃出大山”的挑战。

他一个身强力壮可以硬拉几百斤的男士，在吃饱喝足有冲锋衣的情况下，依然面临了走小路掉下悬崖、半夜失温抽搐、在山里兜圈子等等危险。

最后博主找到了乡道，但现实生活里，乡道上还会有沿路找人的“热心村民”。

大山之深，花花一进去就消失了13年，那个一路品学兼优读完硕士的卜某身份，再没用过。

而这样的花不知道还开在多少深山里。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与市场共舞｜经济学家付鹏在HSBC演讲速记

近期，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在汇丰银行内部活动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谈及中国的经济形势，并触及诸多敏感话题。

该讲话内容在互联网上传出之后，有传言称“付鹏被监管部门约谈以至活动取消”，但这一传言被付鹏本人辟谣。目前，该文的备份在多平台遭到了删除。

相关阅读：- 新浪财经｜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被约谈?付鹏炮轰汇丰银行造谣，东北证券回应称没有

付鹏讲话的部分内容提到：

现在也会发现，有些政策跟2008年很像，房地产放开、限购放开、购置税减免、消费补贴、刺激消费，但你们都会发现，还能产生2008年效果吗？能回去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回不去的。

你们记住一点，那句忽悠了老百姓这几年的一句话叫“做内债不是债”，我不知道谁让这句话传出来的，很多人在那儿喊“内债不是债”，这是我们家祖传对联之一，下句是什么？“内债不是债，只要人还在”横批“万税万税万万税”。任何国家的本币债务就是对自己本国居民的征税权，税等于什么呢？税基×税率，税基等于人口和收入函数，一叠加就是人口收入×税率，这就是税和债务。

中国现在的化债化什么？要么增加税率，要么增加人口，要么增加收入，人口不增，收入不增，答案只有一个，增税率。那你猜你的遗产税跑得了吗？你猜你的房产税跑得了吗？想啥呢，年轻人不生，咱收不着他们了，那就收老年人的，一样的。你要知道，债务不会像你想的“内债不是债”，你想多了，本质是税源。

政府债务驱动的投资行为只要能收到税，所有投资行为理论上都是合理的，2008年两个经济学家在那儿讨论高铁到底应不应该修，当时他们俩的讨论中我站后者，当时应该修，因为修不修就看能不能征到税，但他俩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是按照标准的市场经济去计算，市场经济计算税就是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杭州到上海这条高铁修完了，成本核算完，二等票需要150元，老百姓能不能承担得起，能承担得起能运营得起就会项目回本。所以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就是如果项目不能挣钱，那原则上高铁是浪费的，就是纯纯的债。他这句话在当年是不对的，因为中国非常奇特，中国的税分为间接和直接的，你刚才所有的成本核算是直接税，但中国的特色是直接税上减免，增收间接税。这就给中国老百姓一种很好的感觉，我们的高铁又快又好还便宜，成本150的票价，我们只需要60就能坐了，老百姓觉得生活便利。

你咋那么天真和可爱呢？我就问你，剩下的65块钱谁掏？然后就来一句，内债不是债，这钱国家掏。咋可能呢？这钱谁掏？你们知道为什么所有基础设施一定跟着城镇化走吗？一定建在新城吗？一定高铁内新城的土地很便宜，圈完了之后，三通一平做完了，十字格一画，土地一卖，盖上房子，80后1万块钱2万块钱买房子，什么意思？这叫间接税，我们是间接收税补直接。

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只要能收上间接税，所有的投资政府基建全能做，间接税收不下来，项目就完蛋了。你们猜中国以后还会有大规模基建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会有了，只有修修补补，因为最大的税源税基没了，这就是2015、2016年中国经济里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

知道是什么吗？年轻人，你们咋不生了呢？你不生我咋办？你不生税咋办？当时的人口拐点，大规模老龄化开启，年轻人不再生育，这将是巨大的麻烦，因为我们所有债务的兜底没了，谁给我们兜？

二、个人记忆库｜WTO已死，CPTPP拒绝，我国外贸被卡死了？

在中国经济面临“内忧外患”之时，中国急切希望加入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但自2021年以来，中国的申请已被四次拒绝。近期，微信公众号“个人记忆库”发布的一篇被审查的文章中，作者就此事进行评论。

相关阅读：第一财经｜中国申请加入CPTPP的三个关键问题

文中写道：

上星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表示，正与各成员开展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进程。并称将通过改革，目标全面达到CPTPP规则标准。

而且，与WTO的承诺制不同，CPTPP是必须达标才能加入，我国此时急着加入，可见决心。

但难度在于，这些为我国量身定制的条件，真的能达到？

如果要加入，需要所有会员一致同意，而日本和澳洲打头的12个经济体，很多与我们关系都不太对付，尤其是中日之间，真的能谈成？

要知道，8小时工作制、双休，可是加入WTO时承诺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之前我们星期六也要上半天班。

而一旦不能加入，WTO已死，我们将会被国际贸易体系彻底排除在外。

再加上美国正在立法取消我国最惠国贸易待遇，有些国际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一场风暴，骤然而至。

弄不好，外贸回到1978。

这几年很多国家指责我国没有落实WTO承诺，不玩了另组新群。但我国是最近20年WTO体系的最大受益国，因此一直守着WTO，希望能重新亮灯。可现在坟头的野草都一人深了，肯定不会有人来了。

作为替代品、针对我国体制的CPTPP，成立之初就没想我国参与，我国也持批评态度，不可能主动加入。

也不是没有第二手准备，2020年，我国牵头组了个新群RCEP。

相比之下，RCEP对90%商品实施零关税，而CPTPP有98%。从贸易实践看，RCEP标准太低，我当时就很不看好，以致一位朋友批评我对国家的好都看不惯。

事实上，现在还有人提RCEP吗？

而且，RCEP成立仅一年，我们改变前倨后恭的态度，次年即申请加入CPTPP。

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公开反对中国加入，日本高官也表示「中国达不到加入CPTPP的标准」。

这恐怕不是日本一国的意思。洋人现在很头痛，一旦放中国进来，CPTPP会不会成为下一个WTO？

回想日资是改开后进入我国市场的第一批外资，真是今夕何夕。那时邓小平赴日邀请日资，现在我们求日本开门入盟，氛围却是《除了俄罗斯，我们都讨厌！》。

三、六神磊磊读金庸｜吴柳芳的幸运，是在2024年擦边

近日，中国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擦边”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持续关注。

随着她的抖音账户被解封，不少网民也再次表示对她的支持。

对此，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布文章，以该事件联想到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等社会问题。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作者写道：

不妨简单复个盘，对比一下攻守双方的故事。

管晨辰这边的故事，是国之重器，不可轻侮；道德根本，不可擦边，你跳的什么舞我跳的什么舞。

吴柳芳这边的故事，是生活不易，人艰不拆，奋力维持，何必苛责，只要你睁眼看看我，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何况还加上一个“前体操国家队员”。奥运、国家队、冠军，这是网民心中不可轻侮列表里排名前五百的重要存在，你既然曾经加入，岂可滑坡？一日桃花岛，终生碧海潮，你忘了冠军墙下的誓言？神圣战衣，岂能变制服诱惑？要是被外国人发现了笑话我们怎么办？

吴柳芳之生死，在舆情的主流态度，那也会影响甲方的态度。

她恰好赶上一个节点：网民的爱憎基本盘都没变，只不过，把“国之重器”的共情范围悄悄缩小了，把“人艰不拆”的共情范围悄悄放大了。

放在之前，人们很容易脱口而出：你丫干点什么不好，非要“擦边”？

但在眼下，一个新的念头可能忽闪而过：“干点什么不好”，这话你自己信么？

于是举起的大棒就可能慢慢放下了，至少落手变轻了。

这瞬间一转念，就是吴柳芳在2024的生机，即兵法中的死地成为生地。

在此之前，基本盘的共情能力是极差的，除非你能惨得和他们一模一样。

否则，在民族荣誉国之重器等等宏大叙事面前，留不出多少空间给个人的琐碎悲欣。

在之前，人们也是非常膨胀自信的，认为自己一定是安全的多数，而不会成为被审判的少数。

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意多半会坚持，故而嘲讽那些说挺不下去的；相信自己生病了一定规规矩矩不会乱跑，所以便怒骂那些乱跑的；相信自己的城市一定先进文明仁善，所以开大嘲讽那些老少边穷。

对于早先许多人来说，连哭孩子过分的，都可疑可杀。妞妞的父亲还有人记得吧。

时代的一粒灰，拼命审判时代的另一粒灰。

但现在情况下，许多人却会忽然一闪念，你特么比吴柳芳好在哪儿？

吴柳芳的整个故事和人设，包括了被体制放弃，阶层坠落，生活压力，工作难找，年龄又渐渐大了等等。

恰恰2024年的人接受了这个故事。笑人家不体面，你自己的工作呢，编制呢，房子呢，投资呢，茶餐厅呢，奶茶店呢，吹过的牛逼许过的愿，燃烧过的热血做过的梦呢？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青年志Youthology｜李厚辰：无差别伤害事件，只能用“经济下行”来解释吗？

11月中下旬，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多起无差别伤人极端事件。面对这一情况，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发布了一篇由媒体人李厚辰撰写的文章，对这些无差别伤害事件进行反思。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作者写道：

对于最近的案件，必须承认一点，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所有信息都来自于官方公告，但公告对事件只存在“定性”，而不存在“挖掘”。

过去的社会事件，尚有调查记者深度挖掘，勾勒出犯罪者的完整生活轨迹与成长环境。例如“吴谢宇弑母案”和“鲁荣渔2682号惨案”（也称“太平洋大逃杀案”），都通过调查记者的深度报道，揭示了大量细节。这些细节虽然未必能直接给出社会问题的答案，却为理解极端事件的发生及其背后的可能成因，提供了重要线索。

如今大众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报道。

因此，公众可以知晓的信息非常有限，有限到甚至难以确定其动机。

即使是有自白书的案件，公众距离真相仍然遥远。那么那些没有自白书的案件呢？现状是，很多坏事接连发生，但为何发生？一个笼统的解释是，经济下行与社会矛盾加剧导致了这些问题。这种解释看上去“绝对正确”，却无助于当下的行动，因为它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一个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目标：经济复苏。

无差别伤害事件，只能用“经济下行”来解释吗？又或者，在经济复苏之前，我们还可以具备哪些理解的视角？

无差别攻击是社会困境浮出海面的冰山，冰山之下是根深蒂固的顽疾。我们当然可以放弃理解个案，将无差别袭击视为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中“必然涌现”的极端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恐怕也是唯一的解释路径。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答案似乎是经济繁荣、分配合理、福利体系健全。但遗憾的是，这也是最无助的答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抱有深深的忧虑和悲观，因为我意识到，在无差别攻击事件的背后，是一个规模更为庞大且绝望的中年人群体。

我们对“冰山一角”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更遑论提出针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有效对策。但这并不令人意外。纵观历史，有许多问题在短期内注定无法解决。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这也正是我的疑虑所在：公众和社会层面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而透明度才是一切解决方案的基础。

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问题本身固然严重，但它也可能被更大的社会问题所掩盖或限制，进而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

二、有病要讀書plus｜现在你娃校门口的保安越多，说明你的社会地位越高

微信公众号“有病要讀書plus”作者同样发布文章对愈发频发的社会伤害事件中缺乏深度报道进行质疑，但文章也被审查。

文中写道：

有段子说，现在你娃校门口的保安越多，

说明你的社会地位越高，

这种地狱级笑话，我是笑不出来的。

无差别袭击陌生人的新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

让你根本无心评论，

只能陷入恐惧、无力和悲痛中。

没有更复杂的道理了。

任何关心这个社会的人，

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成因是什么，

也知道等待社会的是什么。

无需再强调常识了，

你防不住一个决意不想活的人。

严刑峻法、各种机构媒体喊话“零容忍”，

或许会吓退一些人，

降低暴力发生的几率和破坏程度，

但一个幻灭了、魔障了、放弃了的人，

没有任何系统可以预防。

社会从来就是如此脆弱。

人类社会得以正常运行，

建立在所有人绝对的理性预期之上，

你每天出门上路，你会默认每个人会红灯停、绿灯行，

你骂那些暴徒凶手是变态，是恶魔，是畜生，

你心里很爽，但是毫无用处，

你把凶手非人化，是例外的人渣和变态，呼吁杀罚惩戒，

社会不但甩弃了责任，沉醉于情绪宣泄和道德快感，

更是再一次放弃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机会，

除了严肃地理解和研究人的动机，别无他途。

要深度报道！要深度报道！要深度报道！

很残酷的是，人们真正的心理底线，

并不是出于社会公义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是“（我）已经挣了这么多钱，挤进了一线城市中产社区，

为什么（在我身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们用脚投票，为了下一代的安全甘愿继续埋首于生活的重压，

做奶粉难民、疫苗难民、空气难民。

人们也会集体诵念那段著名的经文：

“起初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样念诵的时候，仿佛大家真的开始反思“我没有说话”这件事。

但其实不是，大部分人的重音落在最后那句：

“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拉响警报？

守门人怎么不见了？

一场公共危机的发生，

必定是每一个环节的层层失守，

最终无人可以自外其间。

无论你身在何处，

在这个系统里，

不要躲，每一个人都是守门人。

三、竹不倒｜记者被打，是让人恐惧的开始！

“经济参考报”两名记者在安徽调查高铁建筑材料造假的问题，结果遭遇了袭击，手机被抢，一名记者的右手受伤。一名现场负责人对着镜头，嚣张的说道，手机是他扣的，打记者是他的下属。记者以为自己被打了，手机也被抢了，总该让自己走了吧？对方称：逮到现场了，我能让你们走吗？明目张胆的恐吓，威胁。这句话，极其可怕。打完了，手机也抢走了，还不让别人走？要干什么，非法拘禁？继续伤害？

上面这段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竹不倒”发布的遭到404的文章《记者被打，是让人恐惧的开始！》，该文继续写道：

如果新闻工作者的安全不能保障，谁还敢去挖掘那些隐藏的真相呢？一石惊起千层浪。事情刚传出风声，立刻就冲上了热搜。

要知道，“经济参考报”是新华社旗下的媒体，所以很多声援两位调查记者的其他媒体，也都强调了这个关键词，“新华社主管主办的《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程子龙在安徽被打了……”

这当然没说错，但难道“不是新华社旗下媒体的记者被打了，就可以不关注不处理了吗？”

或许大量的媒体并不是想表达“新华社的记者你们都敢打”这个意思，他们只是希望加上那几个字，能尽快引起网上人们的关注，获得舆论支持，帮助记者的同时，严惩袭击记者的人。

这是合理的，但这样并不好。多来上几次，有的人就会把其他报社的记者被打，理解成“还可以接受”，或者“并不可怕的事情”。

那么后果就是，记者、调查记者的数量继续减少，就算不减少，他们能做的事情也会继续减少。

至少他们不会再去惹中铁了。

所以别看这一顿袭击毒打记者的事情曝光上了热搜，或许也会得到比较好的处理，但是有些人杀鸡儆猴的效果已经达到了。打人嘛，也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实质性伤害，处罚会有，但绝不会是那种痛彻心扉的处罚。

可记者被打了是事实，更多的记者只能被迫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像媒体说的，他们可是新华社的记者，他们都被打了，那普通媒体的记者还可能敢调查这类事件吗？

尤其是南方系的媒体，说不定被打完，还要被网上那些无脑的人骂两句“境外势力，活该被打”。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仅仅五年前，人们说起公务员，普遍评价还是前景一般、适合躺平的铁饭碗，体制外才是实现个人价值与财富自由的最佳去处，那时的国考人数仅为133万。

然而五年后，国考人数暴增156%，达到341万。与之相比，高校毕业人数只增加了42%。

这番争渡上岸的壮观景象让人不由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仅南巡那年，就有超过1000万人下海经商，国企员工、机关人员、官员干部是其中的主力军。

两次下海潮一直持续到2010年才逐步降温。这期间，虽然国考人数总体在持续增长，但增速缓慢，除了04-06年间的小跳跃，一直比较平稳，偶尔还会出现回落，比如2011年从93万跌到90万，2017年从139万跌到98万。

这显然得益于经济的飞速增长。虽然高校毕业人数与公务员岗位持续增加，但从1993年正式建立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起，足足用了20年，到2013年，参考人数才突破百万。哪怕到了2021年，参考人数也才151万，八年时间仅增加了38万人。

这些年无疑是考公最好的年代。

2022年是个转折点，毕业生人数猛然增加了167万，而上一年才增加了35万。疫情的影响无情地辐射到这一千多万人身上。

工作难找、薪资福利差、工作强度大、996，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公务员岗位趋之若鹜。这一年，国考人数突破200万，两年之后的今天，国考人数突破300万。

对很多人来说，如今的公务员不再只是稳定安逸的代名词，更象征着体制外所没有的薪水、福利、假期与自由，是避免沦为牛马的世外桃源，是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

三十年前下海，三十年后上岸，这种社会心态的转变是谁都无法预料的，只是那些下海者们带职或带薪去“锻炼”是为了发财，而如今的毕业生们在残酷的赛道上竞争仅仅是为了生存。

国家医保局2024年11月25日的消息称，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其中23个省份业已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2024年1-10月共济金额达到了369亿元。

这可能是近年来医保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大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

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进展值得欣喜，但是如果止步于此，那就太可惜了。

01 打破户籍、地域对老百姓享受医保的限制

毫无疑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对于提高老百姓的医保获得感有很大的好处。

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仅限于职工的时候，“有病的人不够花，没病的人用不了”一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痛苦。

年轻人在大城市里就业打拼，缴纳职工医保，他们的缴费基数相对较高，个人账户余额也多，但是由于身体健康，几乎不需要看病，因此对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需求很小。

相比之下，这些年轻人的家人和近亲属，特别是在异地小城市或农村参加城乡医保的老年人，缴费基数低，个人账户没有什么余额，但是使用需求却较高。这就导致个人医保账户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结构性“错配”，造成了部分医保资金的闲置，降低了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影响到了老百姓的医保获得感。

因此，扩大医保个人账户的共济范围，从最初的只能由职工本人使用，扩大为可以让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再进一步扩展为可以让近亲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使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与共济使用对象的扩大同步，共济区域也逐步从省内相同参保地共济到省内跨统筹区共济，再到跨省共济，从而从一个侧面打破了户籍和地域对老百姓享受医保的限制。

然而必须承认，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大，虽然大幅提高了老百姓的医保获得感，但是实际价值可能有限。

一方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即便可以共济，对家人和近亲属的帮助也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以建立门诊共济保障为目标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实施以后，无论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收入”，都大幅缩水了。

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收入”减少了一半。改革之前，个人缴纳工资的2%和单位缴纳的2%，都计入个人账户，改革之后，则只有个人缴纳的部分计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0698元和6834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8096元，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为198285元，专业技术人员为140935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89502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为75216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为75463元。假设全国平均每个职工用来计算医保费用的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那么每月计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也只有160元。

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的“收入”则减少了约三分之二。以武汉市为例，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为全市上年度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5％，2023年的计入金额为每月83元（据武汉市医保局披露，改革后武汉退休职工个人账户每年平均减少1992元）。

每月就这么些钱，买两次药、去一次医院可能都不够，就算全部省下来共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关键是要看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余额。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余额已经达到了13860亿元，似乎是一笔巨额，但是，职工医保参保总人数也达到了37095万人，平均摊到每个人的头上，不到4千元，这可是二十年的积累。

2023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出6097亿元。用这个数据来衡量，2023年个人账户累计结存仅可供使用2.27年，相比于2022年减少了1.7个月。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是个人账户收入比2022年出现了大幅下降。

更重要的是，从常识可知，你既然愿意把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共济给家人和近亲属使用，那么就应该也愿意在他们患病需要你提供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如果个人账户的余额归属个人所有的性质不变，那么就可以算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拿个人账户的余额给他人使用，与直接给予他人现金帮助，似乎差别并不大。

因此，从能不能实实在在地减轻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为他们带来可见的经济效益这个角度来看，共济的实际价值只有在如下这种情况下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家人或近亲属就医时，你的个人账户中有余额、而手头却没有足够的现金时。在这种情况下，共济就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02 个人账户共济的心理效应

从积极一面看，拿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共济用途来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的扩大，可能有助于遏制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下滑。

2024年1-10月，在总计369亿元的共济金额中，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306.64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14.16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44.54亿元。

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险的个人缴费的金额，大幅超出了用于在药店购药的支出，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全国城乡居民缴费水平为平均410元上下，因此仅仅根据截止10月底的44.54亿元计算，就有大约1100万人是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了医保费用。而且，由于目前仍然处于城乡居民医保的集中缴费期，这个数字应该还会进一步增大。当然，由于不少省份前两年就已经可以用职工个人账户支付城乡居民医保费用了，因此这个数字不全部是增量。

扩大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的范围，能够激励人们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根本原因当然是要想加入共济，参保是前提。但是作为决策者，人们的心理感受也很重要。

首先，共济使得一个家庭的一部分“死钱”变成了“活钱”（尽管其使用范围仍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从而给人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感受在某些情况下比这些钱从“死”变“活”所能带来的实际经济价值还重要）。

其次，在觉得身体不适打算求医和实际就医时，可以从一个账户中直接扣钱带来的“痛感”，要比直接付出现金轻得多。身在城市打拼的许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父母生了病也不愿意上医院，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也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帮助他们付钱，而是因为他们在付钱时觉得“心痛”，结果耽误了就医的时机。

让这些人通过职工个人账户共济的途径加入城乡居民医保，所能带来的最大社会效益，也就体现在了这里，在特定情况下，这确实可能会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

上面这两种心理效应，在比较困难的家庭身上往往体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心理效应这个词汇本身也就意味着，它们所能带来的效果本身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的，同时也往往是短期的。而且，从扩大共济范围这个政策本身的目标来看，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解决他们的看病就医的实际困难吧。

无论如何，共济是个好方向，但是不应该就此止步。

03 何时能扩展到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共济？

基于上面的讨论，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在适当的时机，进一步将共济延伸到普通门诊统筹待遇。

与个人账户余额共济相比，门诊统筹共济可以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收益，进而更有效地鼓励人们参加城乡居民保险、落实社会保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

回顾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历程，一个关键的节点是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事实上，这个指导性文件就是响应老百姓要求报销普通门诊费用的呼声的结果，由它启动的个人账户改革的核心是一种“权益置换”：把进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减少一部分（其实是一大部分），然后用这些钱去充实统筹账户，作为交换，参保者可以按规定报销一定比例的门诊费用（同时，门诊统筹待遇是有上限的，全国平均报销限额大约为4000元）。

此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扩大个人账户共济的对象和地域、加强对连续参保人员和零报销人员的大病保险待遇激励等等，都是这轮改革的深化和延伸。将共济扩展到普通门诊待遇，同样符合这个思路。

从作为决策者的个体层面来看，门诊统筹待遇共济的激励作用要比个人账户余额共济大得多。个人账户余额共济，尽管确实有效，但是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收益增量并不大，因为这种共济所涉及的钱，原本就是自己的钱。如前所述，这种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心理效应。

相比之下，门诊统筹待遇共济则可以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因为整个家庭的报销额度将得到大幅提高。

说到底，个人账户缩水，相当于个人收入降低，本来是应该加以补偿的。门诊统筹待遇共济，也是补偿的一种形式。而且，在宏观的层面上，无论是从进一步加强医保保障能力看，还是从提升医疗服务人性化程度看，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共济都比个人账户余额共济更加有效，这一点几乎不言自明。

关键是，要看到普通老百姓在面对医疗问题时最担心的是什么？难道他们最担心的是我自己或我的亲人的医保个人账户中的钱用不完吗？不是的，他们最担心的是无法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