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目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小粉红”言论甚嚣尘上。不少评论人士将这一情况和二战前的日本进行对比。近日，波士顿书评转发了一篇对旅日学者、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专访，解析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建构和歧路。以史为鉴，这篇专访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当下的中国。

短短几十年中，日本在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上迅速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发展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思想，并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将世界和自身都卷入战争的泥潭，给人类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这其中，历史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发？2022年5月，记者对话王柯，交流有关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主义和近代日本政治等一系列话题。访谈首发南都观察，经作者和王柯教授授权，波士顿书评转发。

在访谈中，王柯指出，“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

1、自由民权运动阶段：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日本在19世纪开始引入“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等概念。此阶段民族主义的内涵偏重个人自由与平等，但这一阶段的民主化尝试因缺乏对西方思想的深入理解而受到限制。
2、国粹主义阶段：随着明治政府确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逐渐与文化共同体的概念相结合。德国式国家主义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天皇制国家的中央集权属性。
3、国体论阶段：日本民族主义最终以“天皇神圣性”与“血缘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

王柯强调，现代意义上的“nation”原本是法国大革命中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但在日本，它被改造为强调国家至上与忠君思想的“民族”观念。这种转变反映了日本政治精英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选择。

之后，王柯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如何从民族主义发展为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天皇为中心，强调国家至上的国体论是核心驱动力。王柯指出，明治维新后的底层武士群体借助民族主义完成了社会上升，而这些精英通过军队体制积累了特权，最终在20世纪推动了日本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道路。

国体论源自江户时期的古学学者本居宣长和贺茂真渊等人，国体论主张，日本在国家形式上是一个具有“皇运无穷、天皇神圣和忠孝一体”三点特征的“神国”。所以在江户幕府的体制之下，国体论是受到打击的，因为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的手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向中央集权体制，需要一个具体的国家统合象征，国体论中的“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等事项迎合了这种需求，而之后出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从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将国体论变成了日本的主流国家思想。

国体论将全体国民在生物学上说成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但实际上从日本国家的规模来看，这本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皇国论”、“神国论”，以及天皇血统的“万世一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虚构和宣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江户时代“人民只知有大名，而不知道天皇和中央政府”的意识，培养日本国民对日本国家的忠诚。

当历代天皇是你的祖先，而现在的天皇可以说是你的堂兄堂弟时，你怎么能不去保卫他呢？当把“日本民族”塑造成一个地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以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定型。

日本之所以会由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走向军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具有政治野心的日本军人、尤其是“青年将校”（青年军官）们，逐渐成为以“国体论”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底层武士。在地理上，这两个藩都属于边缘地带，而因为德川幕藩体制的崩溃，武士阶层的传统阶级上升途径消失。既处于地域边缘，又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武士都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捷径，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为维新政府的军人。近代日本军队的阶级制度和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权力与权威的金字塔。尤其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直属于天皇而不是政府，这更使军人变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身于地方武士家庭的中下层军官发现，自己的家人并没有能够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而日本政府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也表现得软弱无能。这时他们发现，可以借以国体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名正言顺地“清君侧”和“下克上”，甚至刺杀天皇身边的元老和重臣，提高自己的社会存在意义。就这样，国体论为这些出身于边缘的军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干涉政治的合法手段，使日本逐渐由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军国主义的阶段。

此外，王教授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也是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的关键。哲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的“物竞天择”思想被日本政治精英改造为“国家竞争”理论，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此外，统治者通过煽动危机感，迫使社会进入“无责任体制”，普通民众和政客放弃了自主判断，最终导致战争灾难。

这一变化的发生，还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1880-90年代中，日本翻译了许多斯宾塞的著作，甚至被称为“斯宾塞时代”。近代日本社会在接受斯宾塞进化论思想上，是各种思想流派各取所需。自由民权运动强调其自由主义的侧面，而明治政府和国家主义者们强调其保守主义的侧面。

在达尔文那里，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单位本来是个体，但到了斯宾塞，单位被换成了国家/社会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斯宾塞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就像自然界一样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正如列文森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

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理论根据。这种思想对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自由主义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转向，抛弃社会契约论立场而转向社会进化论、转向国家主义。

但是究竟是以“主权在民”思想还是国家主义主导日本国家的未来？这一明治晚期就已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大正时期，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只不过是一个行使统治权名义的机关，而实际的统治权则属于法人的国家。美浓部达吉的观点之后遭到了日本的右翼，甚至是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的猛烈攻击。

同样在大正时期，还有很多人对国体论也进行了隐晦的反思。思想家吉野作造提出的“民本主义”也是出自这一目的，它其实是日本特殊国情下民主主义的改良版本，但是为了避免与国体论者之间发生争议，吉野甚至避免使用“民主主义”一词。

要说区分粉红的方式，其实是一个人是否走出爱国主义教育强行制造的那种创伤。 走出来的人，是因为承受了真实的来自政权的强暴，并试图改写幼年时期错乱的创伤记忆。 没走出来的人，是一边承受着强暴，一边用错误的创伤叙事错乱地攻击不存在的敌人。

最近街上的树都亮灯了，尤其是商场的建筑物，一改平日的风采，完全变成圣诞灯光缀满的城堡。就连去看演出的时候，舞台上的歌手也频频祝 Merry Christmas，到处都是圣诞活动，各种各样的感谢祭，大家热情高涨。

我回想在中国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这样过过圣诞节，没有这么洋气——说到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变成“崇洋媚外”的“洋”，也很神奇。小时候还互送苹果，然后就被学校勒令禁止了。中国的很多事，等察觉的时候已经是扎得很深的一根根刺，再挑出来很麻烦。有时候太深了，几乎长进了肉里。

有一天晚上去看演出，经过街上一些诸如“黑船屋”之类的招牌，伴侣突然说道：之于中国人，可能就像是“八国联军屋”一样的名字。我失笑，继而沉默——想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聊，日本人是怎么看待“黑船”、拥有怎样的历史观，他们并不恨美国。我想起之前去看资生堂的一个跨越百年的品牌展览，有一段时期的产品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人们也乐于追随。

“反送中“时期，我记得香港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考试中，其中有一道题这样问考生：“ ‘1900-45 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当时被中国网友愤而围攻，吵上了热门搜索，至于中国媒体肯定也有固定立场，最后是以香港教育局批评该试题收场，称“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

我对这个考试题没什么特别的意见，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回答它是错的，但至少也应当允许有人谈论它可能不是错的、允许历史有其他的出口。

这场舆论伴随着对“反送中”抗议的镇压结束，算是一个时代无奈落幕的注脚：不管你什么历史研究都必须先“尊重国民的感情和尊严”——然而这个庞大的不可消化的“创伤”是怎么被赋予给国民的，也没有人敢继续追问和回答，因为只是追问就会“伤害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同时也宣告了，历史的其他出口是不允许存在的。

即便到了今年，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密集发生，造成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也没有人觉得它是有根源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即便不说那些经济下行、社会压力导致之类的话，有好几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是对准了“日本人”这个关键词，我不知道这样还怎么能被称作“无差别”。

前段时间观察到台湾的网路空间在讨论宗教和心灵团体，因为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灵团体因涉嫌犯罪正在被调查，而有一个 YouTube 网红被指发布的新视频很怪，于是被网友说像是加入了该团体，一时间沸沸扬扬。

但我就想到，在中国，我们根本谈不了“身心灵”，一般称“传销”、“洗脑”，但都是涉及到经济诈骗、一定份额的经济纠纷才能被这样定义，平时就是灰色的，不可谈论的部分。像杨永信“戒网瘾中心”事件，就至今没有一种定义，所以它可以继续换汤不换药地存续着。

如果非要说“邪教”，这种伤天害理的怪东西，那么短视频平台抖音就有很多，而且几乎不需要到“创设教义”这种程度，有的骗子甚至拍视频说自己正在被日本人追杀，就会有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给他打钱。

历史的唯一出口就是这滔天的恨意，什么罪恶都可以往上叠加，轻松抵消。

只是这恨意还不是普通的恨意，如果重新审视“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什么鬼东西，可能就不会轻描淡写地说“国庆”只是一个假期了。它是对年幼无知的儿童采取了“性侵犯”、“肢解”等叙事强暴，使人受到残酷的心理创伤而选择“和祖国站在一边”，因为该“教育”恐吓它，若非如此，前者就是下场。

要走出这种创伤，说实话非常困难。有的人完全就是一边正在遭受政权强暴，然而采取的创伤叙事却是幼年被灌输的这种错位的叙事。使得他“分不清敌人”，于是反复错乱攻击——不攻击他人的话，自我内部就会在顷刻间崩溃，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每个人都能顺利重建价值的。

这种情况老实说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强大的心理咨询师可能也感到震撼。而且它并非出现在若干人身上，而是整个国家的国民，整整好几代人。

2024 年 12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