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上海，我面临一个选择：去看哪个明日世界？是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看那个美国设计的假明日世界呢，还是去真正的明日世界？后者是由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打造的巨型研发中心，面积大致相当于225个美式橄榄球场那么大。我选择了华为的研发中心。

这个中心引人入胜、令人赞叹，但最终却令人深感不安：它生动地印证了一名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的美国商人在北京对我说的话。“以前，人们是去美国看未来是什么样的，”他说。“现在他们来这里看。”

我从未看到过像华为园区这样的地方。它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建成了，由104栋设计独特的建筑组成，修剪整齐的草坪覆盖着整个园区，还有迪士尼式的小火车将园区连接起来，园区最多可容纳3.5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实验室，100家咖啡馆，还有健身中心，以及其他旨在吸引最优秀的中外科技人才的额外待遇。

练秋湖研发中心基本上可以说是华为对美国试图将其扼杀的回应，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从2019年开始限制向华为出口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美国技术。禁令曾给华为造成巨大损失，但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公司已寻求通过创新来突破封锁。正如韩国《每日经济新闻》去年报道的那样，那一直是华为在做的事情：“尽管受到美国的制裁，华为去年仍推出了使用先进半导体的‘Mate 60’智能手机系列，令世界震惊。”华为后来还推出了全球首款三折叠屏智能手机，并发布了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鸿蒙，与苹果和谷歌的操作系统竞争。

华为还涉足人工智能领域，为从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到能替代人类矿工的自动采矿设备等创造所需的技术。华为高管说，仅2024年一年，公司就在中国各地为电动汽车安装了10万个快速充电桩；相比之下，美国国会已在2021年为建设充电桩网络划拨75亿美元，但截至去年11月，该网络只在12个州建成了214个可使用的充电桩。

把这点用特写镜头展现出来，简直令人恐惧。特朗普总统把注意力放在美国的跨性别运动员能参加哪些比赛上，中国则把注意力放在用人工智能改造本国的工厂上，以便超越我们所有的工厂。特朗普的“解放日”战略是加倍征收关税，同时摧毁推动美国创新的国立科研机构和工作人员。中国的解放战略是，为让本国从特朗普的关税中彻底解放出来而开设更多的研发园区，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

中国政府向美国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不怕你。你们并非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而我们也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我们。

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例证一：《华尔街日报》2024年的报道称，华为“去年的净利润增长了一倍多，标志着这家公司惊人的复苏”，“在国产芯片上运行的”新硬件刺激了这种复苏。例证二：《华尔街日报》最近引用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提到中国时的说法，他说，“我不认为他们能独立地做出太多的创新，但如果我们继续与他们分享所有这些技术的话，他们就能做出来。”

我们的一些参议员需要多出去看看。作为一名美国的议员，如果你要抨击中国，那请便——我甚至可能陪你来一轮——但至少你要先做好功课。如今，两党中这样做功课的人太少了，却有太多的共识，认为政治上安全的做法是抨击中国政府，高呼几声“美国，美国，美国”，说几句民主国家永远比独裁国家更具创新力的陈词滥调，然后就算了事。

我更喜欢用极其坦率的方式来讨论我们的弱点和优势、中国的弱点和优势，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在人工智能革命的前夕，将给我们两国带来最美好未来的战略叫作“美国工人与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合作、美国制造”，藉此来表达我的爱国情怀。

让我解释一下。

我认同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做法。那时，中国正在阻止某些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我们需要以对等的方式回应中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例如，中国政府一直在拖延美国信用卡在中国的使用，直到本土的支付平台完全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使中国成了一个无现金社会，几乎所有人都用手机上的移动支付应用来支付所有费用。上周，在北京的一个火车站，当我在一家商店里使用Visa卡付款时被告知，需要先将我的信用卡与一个移动支付应用（例如中国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绑定，这两款应用合计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90%以上。

我甚至同意特朗普加征有针对性新关税的做法，这对堵住中国把墨西哥和越南作为美国关税的后门可能有用，但需要把它作为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我不能同意的是特朗普的异想天开，那就是，只要在一个行业（或整个经济）周围筑起保护墙，然后——瞧！很快，美国的工厂就会蓬勃发展，它们能在美国用相同的成本生产那些产品，而且不会让美国消费者承受任何负担。

首先，这个想法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今几乎每种复杂产品——从汽车到iPhone、再到mRNA疫苗——都是由庞大且复杂的全球制造生态系统制造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产品不断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当然，如果要保护的是钢铁行业，我们的关税也许很快会对保护这种大宗商品起作用。但如果想保护的是汽车行业，认为只要筑起关税高墙就能做到的话，那你根本不了解汽车的制造过程。让美国汽车公司取代它们依赖的全球供应链，在美国制造所有的零部件，这需要多年时间。就连特斯拉也需要进口某些零部件。

但如果认为中国占据全球制造业主导地位靠的只是欺骗的话，那也错了。欺骗、抄袭，强制性技术转让，中国确实都做过。但中国制造业像今天这样如此强大的原因不仅是它能更便宜地生产东西，也因为它能更便宜、更快、更好、更智能地生产东西，而且正在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融入到产品中来。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曾长期担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伍德克(Jörg Wuttke)将其称为“中国的健身俱乐部”，其运作方式如下：

中国从重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教育开始。中国STEM专业的毕业生每年达350万人，大约相当于美国所有学科的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生总数。

有这么多STEM毕业生的国家能在解决任何技术问题上投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人才。正如《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柏凯斯(Keith Bradsher)去年报道的那样：“中国有39所大学开设了培训稀土行业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课程。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大都只偶尔开设相关课程。”

虽然许多中国工程学科的毕业生可能达不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水平，但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是世界级的，而且数量众多。中国有14亿人口。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中国是百万分之一的人才，仍有1400个和你一样的人。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职业学校每年培养出成百上千万名电工、焊工、木匠、机械师以及水管工，因此如果有人想出了一种新产品，想建一个工厂来生产它，工厂很快就能建成。需要一个能把中国国歌倒过来唱的粉色圆按钮吗？中国明天就有人把它生产出来，而且能快速送货上门。中国的高铁已把550多座城市连接起来，这让我们的美铁Acela列车看起来像是旧时的驿马快递(Pony Express)。

中国正在不懈地追求将一切数字化，并用网络连接起来，快速进出酒店房间只需要刷脸。善用技术的乞丐们能把收款二维码打印出来，让路人用手机扫描一下后快速捐款。整个体系都是为速度设计的，包括如果你挑战中共统治的话，因为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你会很快被逮捕、很快消失。

如果我们不在关税壁垒后面建立类似的健身俱乐部模式的话，我们将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不可能靠关税来实现繁荣，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

我四个月前也来过中国。在那次和这次访问之间，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者展示了他们研发自己的开源人工智能引擎DeepSeek的能力，而且使用了少得多的美国专业芯片。我能感觉到中国科技界的魔力。这种活力是实实在在的。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中国政府“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

一名曾在特斯拉工作过的中国年轻汽车工程师对我说：“所有的人现在都在插入了多少人工智能上竞争。人们现在吹嘘自己插入了多少人工智能。所有的人都很坚定。‘我将使用人工智能，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大家都在为那个东西做准备，就连只是在一条简单生产线上制造冰箱的人也说，‘我必须使用人工智能，因为我老板叫我那样做。’”

凯马特的购物者们请注意：有一个已经拥有像中国那样强大且数字化连接的制造业引擎，然后给这个机器的每个层面注入人工智能后，那就像给生产注入一种兴奋剂，能够优化和加速制造的各个环节，从设计到测试，再到生产。

对于美国议员来说，现在可不是因为害怕被称为“熊猫”拥护者而避免访问中国的时候。

正如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美国人林汉昇在上海和平饭店与我吃早饭时说的那样，“DeepSeek本不该让人感到惊讶。”但他继续说，由于美国所有那些新的“限制海外投资和抑制合作的做法，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毫无觉察。中国正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定义未来的技术标准。这将让我们在未来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

尽管中国有很多优势，但它并不想与美国打贸易战。中国许多中产阶级现在不开心。十多年来，许多中国人把钱用在买房子上，而不是存入银行，因为银行利息几乎为零。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许​​多人曾在泡沫膨胀期受益，后来政府在2020年收紧了银行提供给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后，他们又受到了冲击。

所以他们现在不想消费，因为房产收益没有了，而且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和医保也很微薄。所有人都在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正如我的同事柏凯斯前不久报道的那样，经济放缓已让中国政府失去了刺激经济和提供补贴所需的税收收入。“中国政府手上用于帮助出口行业的备用资金减少了，该行业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可能受到关税的冲击”。

简言之，中国的健身俱乐部模式很厉害，但政府仍需要与特朗普达成一项保护本国出口引擎的贸易协议。

我们也需要这种协议。但特朗普已变成一个如此不可预测的行为者，随时都在改变政策，以至于中国官员严重怀疑是否能与之达成他会遵守的协议。

斯坦福大学的谈判专家米歇尔·盖尔凡德说：“为特朗普辩护的人认为，他的不可预测性让对手不知所措。但非常好的谈判者都知道，信任而非制造混乱，才是得到持久结果的关键。特朗普用“你输我赢”的方式做交易是一场危险的博弈。”她补充道，“如果他继续不计后果地把盟友当作对手，把谈判桌当作战场，美国不仅可能达成糟糕的协议，还可能发现世界上没有人再会与我们做交易了。”

在我看来，唯一的双赢交易是我所说的：美国工人与中国的资本、技术和专家合作，在美国制造。也就是说，我们只是需要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致富战略搬到美国来。中国那时的做法是：中国工人与美国、欧洲、韩国、日本的技术、资本和伙伴合作，在中国制造。

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Jim McGregor)向我解释说：为了进入中国市场，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前会来中国，成立与中国公司合资的企业。现在，外国公司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跨国公司说：如果你们想进入欧洲市场的话，可以带上你们的技术来跟我成立合资企业。

我们应该采取的做法是，一边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一边欢迎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通过要求它们把最好的制造创新授权给美国公司，或与美国公司合作成立股权平分的先进制造业合资工厂的方式。但必须要求中国在美国的合资企业稳步增加它们在当地采购的零部件数量，而不是无限期地进口零部件。

当然，这需要用巨大的努力来重建信任，信任在目前的两国关系中几乎完全缺失。这是实现合理双赢贸易的唯一途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会走向双输的局面。例如，今年3月19日，得州参议院初步通过了一项法案，将禁止以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为主要居住地的人，以及设在这些国家的组织在得州拥有财产。把中国列入这个名单简直是愚蠢：嘿，让我们禁止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吧，而不是为他们来得州投资创造激励措施和条件。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怕？我们又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此视而不见的呢？你可以尽全力谴责全球化，但这不会改变我们和我们的命运已被电信、贸易、移民，以及气候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实。

我喜欢《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方式意味着一切》(How: Why How We Do Anything Means Everything)一书的作者多夫·塞德曼对这种情况的描述。他对我说，当涉及美国和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时，“相互依存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或是建立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共同发展，或是维持不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一起衰落。”

但无论我们选择那种做法，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两国的领导人过去都曾知道这点。最终，他们将重新认识到这点。我心中唯一的问题是：等到他们重新认识到这点时，曾经为两国创造了如此多财富的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还会剩下些什么？

本周在北京，一个热议话题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何时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一些中国专家表示，两位领导人需要等上几个月，直到特朗普确切决定他将对中国征收哪些关税——然后再看看中国会做何反应。

我能否冒昧插句话说：“不好意思，两位领导人，你们二位可得尽快会面，比如就明天。但会面的目的不是讨论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关税、贸易和台湾。

“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将来临——通用人工智能的诞生。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接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将和最聪明的人类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并且能够自主学习和行动。无论你们认为历史将以什么来评判你们，我向你们保证，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们能否合作创建一个针对这些新兴的超级智能计算机的全球信任与管理架构，以便人类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中受益，并缓解它带来的最坏影响。”

我知道，鉴于华盛顿的新政府引发的种种动荡，许多人会认为我这是白费口舌，但这不会阻止我尽可能大声地阐明这一观点。因为美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核武器控制对世界稳定至关重要，同理，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以确保我们能有效控制这些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对未来世界的稳定也将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系统和人形机器人能为人类带来诸多潜在的益处，但如果不赋予它们正确的价值观并加以控制，它们可能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此外，这个新时代的主题必须是大量规划当机器在很多事情上做得比人好时，人类将从事什么工作，以及如何维护人类从工作中获得的尊严。成百上千万人可能同时失去工作和尊严，这将会引发社会混乱。

一位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向我明确表示，中国非常清楚这些风险：“如今，很多中国人找不到工作。有了人工智能，他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因为“70%的公务员都是机器人，导致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会发生什么？这非常危险”。

有关如何适应的思考刻不容缓，然而，当面对种种迹象和警告时，我们却往往如此短视。十年之后，记者们会认为，从长期影响来看，2024年秋季最重要、本应受到更多关注的新闻事件是什么呢？

他们会说是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第二次当选总统吗？还是会说是Uber在2024年9月做出的决定，对其凤凰城试点项目做出扩展，开始在奥斯汀和亚特兰大的叫车应用程序上提供纯电Waymo无人驾驶汽车，从而取代优步的人类司机呢？

在这一点上，我会投优步实现无人驾驶一票。

他们会说是特朗普在11月当选总统？还是会说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2024年12月发生在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一片积雪森林里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乌克兰军队使用四轮机器人（有些装备了机枪，有些装满了炸药），在上方的无人机支援下，对一个俄军掩体发动了攻击。这是一场“协同无人”陆空联合攻击，“其规模前所未有，标志着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在这个篇章中，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战场前线，至少在战争初期是这样。”

我会认为乌克兰完全由机器人发动的无人陆空攻击更重要。

要不再来一个——这是我一直在想的，因为我是来中国参加一个论坛：他们会说，最重要的新闻是特朗普2024年11月的大选胜利，还是去年在中国超过十亿人观看的春节联欢晚会有“16个人形机器人”登上舞台的事实？《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称：“这些机器人穿着艳丽的花坎肩，与人类舞者一起挥舞着红色手帕，表演了一场标志性的……舞蹈。”这些机器人的本职工作是组装电动汽车，跳舞只是他们的爱好。

我能理解机器人跳舞更重要的理由

这三个例子反映了当前日益增长的共识，正如《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凯文·鲁斯最近所观察到的那样：完整的通用人工智能正以比大多数人的预想更快的速度到来——“用不了多久——可能在2026年或2027年，但也可能就在今年。”

通用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一种能够掌握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材料科学、莎士比亚、诗歌和文学等等领域的单一系统，它的智慧能够与最聪明的人类媲美，并且能够跨越所有领域进行推理，看到人类通才从未能够看到的联系。

正如微软前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雷格·蒙迪对我所说的：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之前，我们不仅将创造一种新的计算工具；“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物种——超智能机器。”

“人类是碳基的，而这个新物种是硅基的，”蒙迪解释道。“因此，我们需要立即开始规划与这个超智能新物种共存的道路，并最终与它共同进化。”

我们人类与许多其他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共存了很长时间，“但我们总是比它们聪明，”他还说。“很快会有一个新的物种，它将比我们更聪明，并且不断变得更聪明。我们正在扩展地球上最高级别的智慧——从人类能想象并编程到计算机的东西，到计算机开始能够自己学习的东西，而这几乎是无限的。”

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中国总理李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自豪地指出，中国最近推出的DeepSeek人工智能系统“横空出世”，并强调了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巨大力量”。这个论坛正是我来到北京的原因。

此外，他还表示：“2025年有望成为中国机器人量产的元年。”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报告描述了中国在机器人行业中对西方的绝对优势，该行业的顶级企业多数由中国控制。这些是融合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它们的动作和语言与人类非常相似。

在这些通用人工智能系统普及和规模化之前，我们需要这两个超级大国认真制定一个监管和技术框架，确保达成协议，使这些系统具备某种道德的推理能力和嵌入的使用控制，防止它们被不受控行为者用于全球性破坏活动，或者自己成为不受控行为者。我们需要一个管理体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始终以符合人类和机器福祉的方式运作并自我监管。

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认为这样的项目只能由民主国家的联盟来完成——然后再呈现给世界。抱歉，太晚了。中国大大缩小了与我们的差距，并超过了其他民主国家。没有北京，这件事无法完成。所以，猜猜谁会来赴宴？现在只有一张两人桌。特朗普先生，习先生，这边请。历史正注视着您二位。

不过，唉，要想创造条件，让北京和华盛顿合作建立统一的人工智能信任和治理体系，对两国领导人来说都并非易事。

然而，听了中国专家和官员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我感觉中国人和美国人很相像：他们仍在努力思考这些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将提供什么新功能。一方面，他们想要竭尽全力，确保自己的公司在与美国公司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获胜——这样他们就可以主导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想确保这些技术不会破坏自己国家的稳定。

我不是不知道当前美中两国之间的互信是什么状况——上周我在两个国家的首都都有逗留——我可以证明，这种不信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我深知，要求两国相互信任，合作建立一个道德的推理系统，确保我们得到人工智能最好的一面，缓和最坏的一面，这听起来非常荒谬。

但是，我们的领导者应该从软件技术公司如何使用“合作竞争”（指竞争者之间的合作）中学到东西。苹果、微软、谷歌和Meta都想在商业上摧毁彼此，但它们最终意识到，如果它们在一些基本标准上进行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就可以为它们原本独立的产品和服务大规模扩展市场。

一旦人工智能到来，如果我们不能确保这些系统可以嵌入共同的信任标准，美国和中国将无法共同做任何事情。任何一方都不会信任它向另一方出口或进口的任何东西，因为人工智能将出现在所有数字化和联网的东西当中。也就是说，你的车、你的手表、你的多士炉、你最喜欢的椅子、你的医学植入物、你的笔记本。因此，如果我们和中国之间没有信任，而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这将是加强版的TikTok问题。许多贸易将会陷入停顿。我们只能用大豆换酱油。这将是一个高科技的封建世界。

我被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的说法所吸引，在此次论坛的人工智能研讨会上，他向座无虚席的听众（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发表了演讲。

“在开发出真正的超级智能人工智能代理之前，我们应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多的信任，”赫拉利说。“但我们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在世界各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在崩溃。太多的国家认为，要想强大，就必须不相信任何人，完全与他人隔绝。如果我们忘记了人类共同的遗产，失去了对我们以外的所有人的信任，我们就很容易成为失控的人工智能的猎物。”

人类携手就可以控制人工智能，他还说，“但如果我们互相争斗，人工智能就会控制我们。”

在创造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这一具体工作方面，我毫不犹豫地说，祝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早日成功。

特朗普曾经吹嘘凭着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他可以在几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自从他再次上任，并且开始试图兑现这个承诺以来，我就一直担心，弗拉德和唐之间的兄弟情在翻译过程中会有一些闪失。

当翻译告诉特朗普，普京说他愿意为乌克兰的“和平”(peace)做任何事情时，我敢肯定，普京其实说的是他准备为乌克兰的“一块”(piece)土地做任何事情。

你知道那些同音词——如果不仔细听，它们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或者如果你只听自己想听的。

《纽约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称，在周二与特朗普两个半小时的通话中，普京同意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他也明确表示不会同意美国和乌克兰商定并向俄罗斯提议的的30天全面停火。

克里姆林宫还表示，普京结束冲突的“关键条件”是“完全停止”外国对基辅的军事和情报援助——换句话说，就是要剥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全面占领的能力。更多证据（如果有人还嫌证据不够）表明，普京并不是像特朗普愚蠢地认为的那样，寻求与乌克兰的和平；他想要占领乌克兰。

说了这么多，不好意思，关于特朗普和普京说起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私人对话内容，我一个字都不相信，如作家玛丽·麦卡锡谈到她的死对头莉莲·赫尔曼的诚信时的那句名言——连词和冠词都不信。因为特朗普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交易从一开始就不太对劲。

我有太多问题没有答案。让我细数一下。

特朗普卖一家酒店都不可能这么快——除非是把它送人。

等一下，等一下——除非是把它送人……

老天爷啊，我希望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这里是给特朗普总统和副总统万斯的信息：如果你们把乌克兰卖给普京，你们的额头上将永远留下该隐的印记，你们背叛了250年来一直激励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观——捍卫自由，反对暴政。

我们的国家从未如此厚颜无耻地出卖一个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国家，而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三年来一直在支持这个国家。如果特朗普和万斯这么做，他们讲永远无法洗去该隐的印记。他们将以叛徒“内维尔·特朗普”和“本尼迪克特·万斯”之名被载入史册（此处的内维尔指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本尼迪克特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变节投靠英国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译注）。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和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瓦尔兹也是如此。

我为什么还有疑虑呢？因为特朗普一直说，他想做的就是结束乌克兰的“杀戮”。我同意。但是，结束杀戮的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是让发动杀戮的一方——也就是以完全捏造的理由入侵乌克兰的一方——撤出乌克兰。这样，杀戮就结束了。

只有当普京想要的不仅仅是结束杀戮时，他才需要特朗普的帮助。我知道乌克兰将不得不向普京做出一些让步。问题是让步多少。我也明白，普京要想在不发动更多战争的情况下获得他渴望获得的超大份额，以及战后对乌克兰施加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特朗普来为他实现这些目标。

我为什么还有疑虑呢？因为特朗普在与普京谈判时，把我们所有的欧洲盟友都抛在了一边。不好意思，但我们的欧洲盟友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经济援助和难民援助——加起来比特朗普谎称的美国援助数额还要多——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准备做更多事情，阻止普京占领乌克兰，然后再把目标对准他们。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在与普京谈判的时候不带上我们最好的筹码——我们的盟友呢？在可耻地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独裁者”之后，他为什么要如此明目张胆地停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然后又重新开启？

不好意思，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基辛格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之所以成为谈判高手，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利用盟友来放大美国的力量。特朗普愚蠢地拒绝盟友，却向普京示好。这就等于放弃筹码。

长期担任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的丹尼斯·罗斯告诉我，利用盟友——这是我们拥有而普京没有的最大资产——“就是聪明的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懂得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手段——如何将手段与目标结合起来。讽刺的是，特朗普相信筹码的力量，但并没有在乌克兰问题上使用他所拥有的全部筹码，”著有《治国之道2.0——美国怎样才能在多极世界中发挥领导作用》(Statecraft 2.0: What America Needs to Lead in a Multipolar World)一书的罗斯说。

同样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特朗普似乎不知道普京为什么对他这么好。正如莫斯科的一位俄罗斯外交政策分析家最近对我说的那样： “特朗普不明白，普京不过是在操纵他来实现普京的主要目标：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破坏美国的安全联盟网络——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的网络——并且破坏美国内部的稳定，从而使世界对普京和习近平来说变得更安全。”

这位分析人士补充说，特朗普拒绝理解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希望看到美国被困在西半球，而不是在欧洲或亚太地区与中俄任何一方纠缠——他们将特朗普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棋子。

最后，综上所述，我认为特朗普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会要求俄罗斯做出什么样的让步、牺牲和保证，从而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和平协议。谁会在没有非常明确、坚定不移的美国核心利益底线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呢？

要想结束战争并维系停战状态，有可持续的方式，也有不可持续的方式。这一切都取决于底线——如果我们的底线从根本上偏离了乌克兰和我们盟友的底线，我不认为他们会屈服于特朗普和普京的兄弟情。

普京希望乌克兰政府与他的邻国白俄罗斯基本相同，成为附庸；而不是像邻国波兰那样独立，成为一个立足欧盟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

特朗普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乌克兰？更像白俄罗斯还是更像波兰？

哪一种情况符合乌克兰的利益，哪一种情况符合美国的利益，哪一种情况符合我们欧洲盟国的利益，我绝对不存在怀疑。让我痛苦的是，我不知道特朗普认为哪一种情况符合他的个人利益——而这正是特朗普领导下的华盛顿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除非明确特朗普的底线就是美国的底线——不正式向普京交出乌克兰领土，只是停火；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但加入欧盟；在美国的情报和物质支持下，在当地部署国际维和部队——我还是会非常非常怀疑特朗普和普京就乌克兰问题所说的每一个字——就算他说的连词和冠词都不信。

如果你对特朗普总统在乌克兰问题、关税、芯片或其他诸多问题上反复无常的策略感到困惑，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你所看到的这位总统，竞选第二任期是为了逃避刑事诉讼而，并报复那些他无端指责在2020年大选中“窃取”了选票的人。他从未有条理地论述过当今世界的重大趋势，以及如何让美国顺应这一趋势，从而在21世纪蓬勃发展。他参选的初衷可不是这个。

赢得大选后，特朗普立刻重拾他旧有的执念和怨恨——包括对关税、普京、泽连斯基以及加拿大等等。他组建的政府充斥着数量惊人的极端意识形态分子，这些人符合一个首要且唯一的标准：始终把对特朗普及其突发奇想的忠诚置于对宪法、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价值观或基本经济法则的忠诚之上。

结果就是你如今所看到的：时而实施时而取消的关税、时而支持时而中断对乌克兰的援助、时而削减时而恢复国内外政府部门和项目开支，各种相互矛盾的指令层出不穷。而内阁部长和幕僚们之所以会执行这些指令，是因为他们都心怀恐惧，担心一旦偏离了我们这位“敬爱的领袖”在社交媒体上刚刚发布的任何政策路线，就会遭到埃隆·马斯克或特朗普发推指责。

各位，这样的状况持续四年是行不通的。

我们的市场会因不确定性而陷入崩溃，我们的企业家会精神崩溃，我们的制造商也会精神崩溃，我们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会精神崩溃，我们的盟友会精神崩溃，而且我们还会让世界其他国家也陷入精神崩溃。

当美国总统在短时间内先是威胁乌克兰，接着威胁俄罗斯，然后又撤回对俄罗斯的威胁，威胁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高额关税，随后又再次推迟征收，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还威胁要对欧洲和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时，你就无法管理好一个国家，无法成为美国的盟友，无法经营好一家企业，也无法成为美国的长期贸易伙伴。

我们最亲密盟友的高层官员私下表示，他们担心我们不仅变得不稳定，甚至实际上正在成为他们的敌人。唯一受到温柔对待的人是普京，而美国的传统盟友们都感到震惊不已。

但在特朗普所有的弥天大谎中，这是最大的一个：他声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所以才不得不采取这些举措。简直是无稽之谈。乔·拜登确实犯了不少错误，但在明智的美联储的帮助下，美国经济在他的任期结束时实际上状况相当不错，并且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绝对不需要全球关税休克疗法。

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油价处于低位，失业率仅在4%左右，消费者支出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2%。我们确实需要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一直是正确的——但这实际上是唯一紧迫的议程。而且我们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提高关税，并协调我们的盟友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才是促使中国做出改变的正确方式。

现在，经济学家们担心，特朗普给经济注入的这种巨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因为一些错误的原因而导致利率下降——因为太多的投资者因不确定性而降低了国内外的经济增长预期。或者我们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由众多关税引发）并存，也就是所谓的滞胀。

但特朗普引发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爷爷奶奶辈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确定性，来自你眼睁睁看着一个80年来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被世上最强大的人物——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身边围绕着一群唯唯诺诺之辈的人——所瓦解。

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段非凡的经济增长时期，并且没有发生过大国之间的战争。当然，它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许多动荡不安的年份，还有一些国家发展滞后。但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这80年对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来说，都是相当和平与繁荣的。

而世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地位。

1961年1月20日，约翰·F·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的两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美国：“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胜利，我们将付出一切代价，背负一切重担，应对一切艰难，支持一切朋友，反抗一切敌人。”

还有：“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特朗普和他那空洞无物的副总统JD·万斯，完全颠倒了肯尼迪的号召。特朗普-万斯版本是这样的：

像美国这样至关重要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一直通过北约、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发挥着关键的稳定作用，并且确实比其他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以做大蛋糕，而我们因为份额最大从中受益最多——当这样一个国家突然背离其角色，成为这个体系的掠夺者时，大家可要当心了。

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可以辨识且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理念的话，那也是他从未在竞选时宣扬过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的理念。

以色列《新消息报》的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内亚近日对我说：“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帝国主义者。”他想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所有好处，包括他国的领土和矿产资源，却不想派遣任何美国军队，也不想支付任何补偿。

我不会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称为“遏制”或“接触”，而会称之为“打砸抢”。特朗普一心想成为地缘政治上的小偷。他想把格陵兰岛、巴拿马、加拿大和加沙地带都据为己有——就像把它们从货架上取下来一样，不付出任何代价——然后跑回他在美国的“安全庇护所”。我们“二战”后的盟友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国。

如果特朗普想让美国来个180度大转弯，他就应该基于合理的经济学理论制定出一套连贯的计划，并且组建一个由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组成的团队，而不是那些最会谄媚且极端右翼的人。他还应该向我们解释清楚，将那些让国家在不同政府更迭期间都能正常运转的关键机构（无论是司法部还是国税局）的专业人员清除出去，然后任命一些极端意识形态分子担任关键职位，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而不仅仅是对他自己有好处。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让每一个美国人，无论其所属党派，看到最基本的为人的体面。任何一位总统想要在这样的激进转变中取得哪怕是一点成功，或者即使是较小幅度的转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他的反对者伸出橄榄枝，至少要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支持。我理解，他们很愤怒。但特朗普是总统，他应该比他们更大度。

唉，可特朗普不是这样的人。利昂·维泽尔蒂尔曾评价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话在特朗普身上更是加倍适用：他是一个如此渺小的人，却身处如此重大的时代。

如果说与肯尼迪就职演说的对比是如今最让我沮丧的事情，那么林肯1838年1月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男子学园的演讲则最让我难以忘怀——尤其是他的警告：唯一能够摧毁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通过滥用我们最珍视的制度，以及相互伤害。

“那么，危险何时会降临呢？”林肯问道，“我的答案是，如果危险真的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它一定是从我们内部产生的。它不可能来自国外。如果我们注定要灭亡，那我们自己必然是罪魁祸首和终结者。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我们要么永远生存下去，要么自取灭亡。”

但凡稍有知觉的人，都会时时念起这番话。

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之间闹出的这些事，不禁让我对我的国家产生了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疑问：我们是在被一个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傀儡领导着吗？在谁挑起了乌克兰战争以及战争必须如何结束这些问题上，这个人会全盘接受俄罗斯总统的扭曲观点。又或者，我们是被一个黑手党教父式的人物领导着吗？他像黑帮家族头目那样，盘算着与俄罗斯瓜分领土。“格陵兰归我，克里米亚归你。巴拿马归我，北极的石油归你。然后我们瓜分乌克兰的稀土。这才公平嘛。”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的美国同胞们，还有我们在海外的朋友们，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你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了。美国一直以来赖以捍卫的那些基石价值观、盟友关系以及真理，如今都已岌岌可危——或者说可以用来买卖。特朗普不只是跳出常规思维，他根本就是毫无章法地思考，对过去激励着美国的真理或规范毫无忠诚可言。

这是对特朗普比较温和的一种解读——认为他只是对普京这位俄罗斯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反“觉醒”运动的斗士着迷，而没有运用他所承诺的常理来判断。但还有另一种解释：特朗普并不认为美国的力量是用来拯救那些渴望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的弱者的；他认为美国是来敲诈弱者的。他是个收保护费的。

这简直就是《教父》里的场景：“贝森特把文件推到桌子对面，要求泽连斯基签字……泽连斯基匆匆看了一眼，说他会和他的团队讨论一下。然后贝森特又把文件往泽连斯基面前推了推。‘你真的得签了这个。’财政部长说道。泽连斯基说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不签，‘华盛顿那边的人’会非常生气。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说他收下了文件，但没有承诺会签字。”

如果这是在玩扑克牌，普京手里握着一对2，却虚张声势地要押上全部赌注。而特朗普没有拆穿普京，反而说：“我还是弃牌吧。”

特朗普没有团结我们所有的欧洲盟友，没有加大对普京的军事压力，让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接受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提议”。他完全走在相反的方向。在联合国，他拒绝与盟友们一起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与朝鲜这样的国家投了相同的票，从而使我们与盟友产生分歧，并且还发起了一场充满谎言的运动，试图诋毁泽连斯基而不是普京的合法性。

整件事都太可耻了。实际上，特朗普是想通过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件事从乌克兰人身上获取好处，同时不要求普京赔偿，也不承诺美国未来会保护基辅。正如白宫明确表示的那样，“与乌克兰达成的这项经济协议不会成为未来为战争提供援助的保证，也不会包括美国向该地区派驻任何人员的承诺。”

我不反对美国在战后要求我们的公司优先获得对乌克兰自然资源的投资，作为对我们援助的感谢。但是现在就这么做，而且没有安全保障作为回报？唐·柯里昂都不好意思提这样的要求。但唐·特朗普好意思。

特朗普完全看错了普京。他认为普京只需要一点积极的关注，一点理解，一点对他安全需求的关心——一个拥抱！——他就会签署特朗普非常渴望的和平协议。无稽之谈。俄罗斯问题专家、广受好评的《骑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及其战争用途》(Riding the Tiger: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Uses of War)一书的作者莱昂·阿隆告诉我说：普京并不是在寻求“乌克兰的和平”。他寻求的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胜利，“他在国内就非常脆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会为和平做任何事，普京的独裁政权则会为胜利做任何事。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阿隆还说，改变的方法是向普京发出信号：面对普京的下注，西方盟国不但会跟，而且还会再加上一注——“不要中伤一个英勇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在为维护欧洲的完整和自由而战。

我们应该支持乌克兰人争取最好的协议。它很可能必须包括：停火，这样才能承认普京对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暂停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前提是俄罗斯将其进攻性军队从乌克兰领土上撤离。作为回报，普京必须接受欧洲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并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让乌克兰拥有自由和主权，由美国提供支持，以保证普京的军队不会返回乌克兰，此外，俄罗斯不得干涉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要坚持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基辅目前正处于这一谈判进程之中。我希望俄罗斯人每天看着乌克兰，看到的是一个繁荣的、斯拉夫的、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自己生活在普京的斯拉夫盗窃独裁统治下。在我看来，整场战争从来都不是普京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普京真正害怕的是乌克兰加入欧盟。

一位只能私下谈论，无法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学者在莫斯科对我说，普京的团队把特朗普的团队视为一辆小丑车，里面全是业余选手——他们很容易成为精明而冷漠自私的普京的最终目标：“MRGA——让俄罗斯再次伟大（并让美国再次不那么伟大）。”他还说，普京的长期目标是应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局面，使美国成为“同等大国之一”，专注于西半球，从欧洲和亚洲撤出军事力量。普京认为特朗普是他手中的一件钝器，让他可以“管理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落”。

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点头娃娃会意识到这一点吗？也许吧，也许等到来不及的时候会醒过来。

候任总统特朗普曾在本月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盛顿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引起了许多人挑起眉毛，暗自发笑。当然，外国领导人是不会来美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但我觉得特朗普这个想法其实不错。我不久前刚从中国回来，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叫我用一张图来描绘这两个国家如今的关系，那将是两头大象透过一根吸管互相对视。

那可不是好事。因为突然之间，美国和中国有了更多要讨论的东西，不仅是贸易和台湾议题，还有谁在21世纪的世界拥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等问题。

世界此时此刻面临着三个划时代的挑战：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从崩溃国家蔓延出来的混乱。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是世界两大碳排放国。两国的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都有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换句话说，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已变得超级融合的时代，它们的合作能在管理超级智能、超级风暴，对付失败国家里拥有超级权力的一小群愤怒男人——更不用说对付超级病毒上，给世界带来希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更新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因。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与毛泽东见面后签署的这份公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制定了的规范。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让两国关系走向非正常化。两国正在各个层面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我30年来多次访问北京和上海，以前从未有过我在最近这次旅行中的感觉——似乎我是在中国唯一的美国人。

我当然不是，但以前通常会在上海主要的火车站或北京的酒店大堂里听到的美国口音明显缺失。中国的父母们说，许多家庭不再想让孩子去美国留学，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正在变得危险——联邦调查局特工可能会在孩子留美期间跟踪他们，学成回国后，自己的政府可能会怀疑他们。对目前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来说也如此。一名与外国留学生打交道的中国教授告诉我，一些美国人选择在海外学习一个学期时不再想来中国，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喜欢与优秀的中国本科生竞争，部分原因是，如今，在中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可能会引起未来的美国潜在雇主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怀疑。

没错，尽管有许多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但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现在仍有逾27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但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大学生只有约1100人，低于十年前的约1.5万人，但高于2022年的几百人，那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达到顶峰后不久。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会说中文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将从哪里来，同样，了解美国的中国人又将从哪里来？

“我们需要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是我们在全球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方面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复杂的现实是，我们也需要在气候变化、芬太尼和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北京对我说。所以，“我们需要一批会说普通话、与中国年轻人交朋友的年轻美国人。我们需要为两国人民创造交流的空间。人民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两国之间以前曾有500万游客来往，现在只是这个数字的零头。”

伯恩斯的看法至关重要。随着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中关系更多倾向于直接对抗，而不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商业团体、游客和留学生是在这种时候缓和中美之间日益尖锐对抗的群体。随着这些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两国关系现已越来越多地由赤裸裸的对抗定义，合作空间所剩无几。

特朗普提名戴维·珀杜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他曾在2015至2021年间担任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珀杜是有能力的人，进入参议院之前曾在东亚做生意。但他于2024年9月发表在《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通过我在中国和该地区的所有活动，一件事情已变得清晰无比：中国共产党坚信自己的正确使命是回归其世界秩序霸主的历史地位，让世界信奉马克思主义。”

嗯。我对霸主的说法没有异议，但“让世界信奉马克思主义”？在珀杜上任前，我希望有人能向他介绍一下情况，让他了解如今的中国有更多马斯克主义者——那些想成为埃隆·马斯克的年轻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正试图在我们的游戏——搞资本主义上打败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

是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对中国的控制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任何时候一样严密。但它的共产主义只是名义上的。中共推崇的意识形态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与放荡牛仔的资本主义的结合，让数十家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各种高技术行业进行适者生存的竞争，以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

尽管特朗普在中国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抨击中国的人和“关税人”，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采访的许多中国经济专家都暗示，中国更愿意与他，而不是与民主党人打交道。正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世界观》一书的作者李稻葵向我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懂特朗普。他们把他看作邓小平。中国人懂特朗普是因为他认为经济是一切。”

邓小平是以务实、做买卖、做交易闻名的中国领导人，他强迫中国向世界开放了经济，为了让中国摆脱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改为使用任何方法创造经济增长，他提出了非常不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所有这些都不排除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从网络黑客到监视对方的飞机和海军舰艇。我希望我们正在这些方面用中国对付我们的方式对付他们。但像美中这样的大国也有做其他事情的共同利益，这两个国家之间每年仍有近60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美国从中国进口约4300亿美元的产品，出口近1500亿美元的产品）。这让我回到为什么特朗普试图打破常规，邀请习近平来华盛顿是正确的上来。

本月在上海时，我的同事、《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柏凯斯建议我们去锦江饭店看看，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72年2月27日晚在那里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为美中恢复关系提供了方向。美国在公报中承认了一个中国的观点——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做出的让步——但美国坚持未来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是和平的，双方还制定了经济关系，以及民间关系方面的目标。举行签署仪式的大厅里挂着尼克松和周恩来热情举杯庆祝新关系的褪色照片。今天看到这些照片，我不禁想问：“那真的发生过吗？”

一份新的《上海公报》可以帮助管理中美两国及全球面临的新现实。第一个新现实：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竞相发展通用人工智能。中国更专注于加强工业生产和监控，而美国则将其应用于从编写电影剧本到设计新药等更广泛的领域。即便通用人工智能——一种具有感知能力的机器——还需要五到七年才能实现，北京和华盛顿也需要合作制定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将由双方共同使用并为全球所遵守。

这些规则应嵌入所有人工智能系统的算法中，以确保系统不会被恶意行为者用于破坏性目的，也不会自行行动，摧毁构建它的开发者。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秘鲁峰会上迈出了建立这种机制的第一步，而这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在宣言中表示，“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权方面，双方领导人确认需要对其保持人类控制权”。这意味着发射核武器不能由人工智能单独作出决定，必须有人类的参与。

美国官员告诉我，这17个英文单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谈妥。围绕人工智能的使用建立护栏，这一定不会是是最后一次相关讨论。

在气候变化管理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需要就一系列策略达成一致，以确保到205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从而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毁灭性健康、经济和极端天气问题，这些挑战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陷入越来越多的混乱。

在此次中国行中，我试图向我的中国对话者解释：你们认为我们是彼此的敌人。或许我们是敌人，但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共同的重大敌人，就像1972年一样。这次它不是俄罗斯，而是混乱。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分崩离析，陷入无序，并且由于移民争相涌向有序地区，这些国家也在大量流失人口。

不仅是利比亚、也门、苏丹、黎巴嫩、叙利亚和索马里这些深陷无序的中东国家，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友，比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缅甸，也面临类似困境。而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个参与国，包括斯里兰卡、阿根廷、肯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黑山和坦桑尼亚也在挣扎。中国现在开始要求这些国家偿还贷款，并减少新的贷款发放，但这只会加剧这些国家的危机。

只有中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才有资源、实力和影响力来遏制这些无序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多次向我的中国对话者提出质询：你们为什么要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失败者为伍？你们怎么能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保持中立？

中国从一个贫困、孤立的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巨头，拥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这是在“二战”后主要由美国为全人类的利益和稳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现的。

认为中国能在凶残的小偷普京这样的“混乱代理人”，或原教旨主义伊朗这样的“混乱推动者”（下一个很可能会分崩离析的国家）的价值观塑造的世界中发展，或者依靠全球南方，甚至仅靠自身独立生存，都是异想天开。

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会考虑采取类似“尼克松访华”的举措——推动中美之间的和解，完全孤立俄罗斯和伊朗。单这一招就能结束乌克兰战争、削弱伊朗在中东影响力并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特朗普难以预测，也许他会尝试这么做。

无论如何，如果希望21世纪稳定发展，中美必须共同合作。如果竞争与合作完全让位于对抗，那么中美双方都将面临一个混乱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