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9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是一桩曾引起不小震动的案子。

日本母子在公交站被刀刺伤、一个中国女性为挡刀身亡，终在今日开庭。

按理说，中日两国当初都颇为关注，多少人以为会闹得沸沸扬扬。

可这几天，网络上没有官方的公告传播，只有零星几家媒体：

在开庭当天才发布消息。

透露消息的只说是中日相关人士：

而他们前一天才透露此事。

没人解释缘由，也没什么现场报道。

就像一阵风吹过，没人拦得住。

当初惊动四方，如今却成了一张平淡的庭审排期表——时间、地点、案由，仅此而已。

有心人想问个究竟，但并未见更多消息流出：

也没有公开庭审的信息。

案子依然是那个案子，影响依旧很大，但在此刻却失了声音。

仿佛公众记忆在几个月里被消磨殆尽。

人们绕过法院大门匆匆而过，留下一个问题悬在半空。

曾经轰动的事实，为何如今静得好似从未发生？

1

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里称这是一场：

偶发事件。

并在记者问到如何评价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时，回答道：

你生活在中国，相信能感受到中国很安全。

在当地警方的通报里，没有点名仇日或报复社会，更没提那名行凶者的身份和动机。

毕竟：

说太多有风险，说太少也无妨。

偶发二字用处广泛，既可以安抚情绪：

也可以终结追问。

日本方面则敏锐得多。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向苏州市提出交涉，要求公开案件信息、加强警备。

日本驻华大使馆对胡友平的英勇行为表示敬意、哀悼，还降半旗致哀。

随后又宣布给予胡友平直系亲属：

永久居留权，发放抚恤金。

这举动让部分网友感到尴尬。

苏州当地给了个：

见义勇为模范称号。

大使馆那边却是降半旗、发抚恤金、给居留权。

听上去，像两家比着表达敬意。

哪一种更能给逝者家属以安慰，很难说。

还有网友在网络上变身福尔摩斯，有人替胡友平鸣不平，也有人：

把矛头对准那对母子。

他国国籍引发的情绪，就像火烧起来容易，想灭却要费劲。

于是网络平台开始删帖，大概是怕火越烧越旺。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与逻辑，爱恨交织也不外乎如此。

有人关心作案动机，想问问52岁的行凶男子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有人试图把仇恨简化为民族情绪，他们：

盯住了日本人这个标签。

也有人痛惜胡友平的去世，说这是一片善心的牺牲，却也只能以叹息收尾。

2

2024年6月24日，下午四点，新地中心公交站。

那天阳光像火，炙烤得人睁不开眼。

本来，那只是一段寻常的初夏时光，嘈杂、潮湿，正好配上汗味与汽车尾气。

不过所有描述，都无法改变接下来发生的事。

一辆黄色校车缓缓停在站台，被太阳照得亮堂堂。

几个孩子在等车，家长们客气地寒暄，估计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正站在那把刀的路径上。

中年妇女胡友平是这辆校车的引导员。

她不厌其烦地提醒孩子们排队上车，好像小学老师那样唠叨，又像个母亲，眼里装着孩子们的手足无措。

或许她自己也没料到，几分钟后，自己会被一个陌生男子的刀光击倒。

如果不是那一声尖叫，大家也许只会埋头刷手机，或者跟孩子谈今晚吃什么。

然而尖叫响了，世界就被一把刀搅得天旋地转。

那名52岁的男子挥刀冲向一对母子，他的表情很坚决，似乎早就认定非要把刀捅进某个人的身体才算数。

胡友平并没有犹豫，直接扔下手里的活儿：

挡在了刀和那对日本母子之间。

她多年如一日的工作经验告诉她，遇到危险，先把孩子护住。

只不过，她以前对付的是过于拥挤的人流或突然急刹车的公交车，而这次：

是一把真正的刀。

校车司机随后加入了搏斗，周围有人尖叫，但更多的人一时愣在原地。

也有人掏出手机，想要拍下点儿什么，还不知道：

拍出来能不能在网上发得出去。

最后，人群反应过来，上前合力制服了那位行凶者。

毕竟，见义勇为的故事并非只存在影视剧里，而这里：

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度。

孩子们安然无恙，瘫坐在地上的母子吓得神色惨白，而胡友平倒在血泊中。

两天后，她没能等到奇迹，医院宣告抢救无效。

有人提到，这名男子行凶的目标是：

日本人。

最后，挡在他刀下的是一位中国大姐。

有人说这是：

偶发事件。

3

2024年11月29日，该案嫌疑人已被起诉。

到了2025年1月9日，案子第一次开庭审理。

也许审完后会有新信息，但更多可能是新的问号。

胡友平的家人，不得不开始孤军作战，去办理各种证明，去接受多方慰问，或许深夜里还要应付：

那些追问为什么要出头的声音。

有人可能会安慰她的亲人，起码日本那边会给补偿啊。

但这样的补偿，能替换掉那条鲜活生命吗？

校车上的几十名日本孩子虽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

恐怖的氛围一旦出现便无法轻易散去。

多年以后，他们可能还会记得老师口中的那句，当时站台上有个阿姨，保护了你们。

也许他们不知道，那名阿姨为了保护他们挡住了刀。

就像一段城市传说，随时间流逝，越来越朦胧。

悲剧落幕，剩下的是漫长的审理程序和各怀心思的舆论。

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让一个52岁的男子冲进人群举刀。

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普通妇女毫不犹豫冲上去挡刀。

如果说这是偶发，那我们就再等下一次偶发吧。

就如同某些人随口说的口头禅，无可奈何，然后抬头看看被灼烧过的天空：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或许有人会在公园长椅上，或者某个论坛里再讨论几句，但更多的人，早已经转身去为自家孩子准备下一顿晚饭了。

究竟该怎样评判这个世界，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反正，最安全的国家已经发过通报了，偶发事件也已经立案、审理。

一切井然有序，仿佛夏天的炎热和那一地血迹都只是一场幻觉。

就算记得的人，还会记得多久呢？

再回看那条消息，胡友平，女，54岁，为阻止嫌疑人刺伤母子，不幸殉职。 

简短几句话，好像世界就这样记录了她的离开。

这才是最让人无奈的地方。

热闹的城市终将平静，只余下一点闷热，和一句话：

她怎么就这么冲上去了呢。

没有答案。

就像谁也说不准：

那把刀会不会再次出现。

只是人们已经学会了把新的不安，重新包装成偶发，再往舆论里一扔，像石子沉入河底。

水面倒是恢复了平静，但那个漩涡似乎还没散去，或许在河底翻滚，等待下一次机会。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和电动车分离后的最后100米，是考验应变能力的一道关卡。一位工龄6年的骑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总结了不少“痛点”：有的小区必须手写登记，有的小区不让骑手的电动车进，有的老旧小区道路像迷宫一样复杂、还看不清门牌号。

为了节省时间，骑手们只能采用迂回策略，包括但不限于自己办理门禁卡、购买平衡车、跟保安搞好关系等。骑手们碰见不喜欢的送达地，要尽量转单。如果是跑单高峰期，单子基本转不出去，“只能硬跑。”一名骑手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为了化解一些小区管理和骑手的矛盾冲突、便利骑手送货送餐，多地街道社区联合外卖平台和物业公司开展“骑手友好社区”行动。深圳市物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红喜认为，解决这些难题，除了纪律和处罚，更要“从人性出发”。

“搞钱要紧”

时间限制和安全管理的矛盾，最直观体现在保安和骑手的冲突上。2024年12月26日中午，记者在北京望京街头目睹了一场纷争。一名物业经理试图拦截一名骑电动车闯入小区禁行区域的骑手，该骑手没有停下，经理上前追赶，两人发生争吵，言语辱骂升级，相互推搡。骑手试图离开，两名保安加入阻止其离开，将电动车推倒在马路中间。不断有骑手路过，没人回头。

“你管得着我吗”，涉事骑手吼着。10分钟后，警察赶到。调解以骑手主动握手言和结束。“没时间搁这儿耗”，离开前骑手对记者说。

不少骑手从群聊里获知了此事，接受采访的骑手分为两派，一派愤愤不平，另一派表示“没必要”，“都是打工挣钱，吵也没用，吵半天超时还是你的（责任）”。有人选择和保安递烟，混个脸熟，碰上好说话的保安就能免去登记。

36岁的众包骑手吴穹是“和平派”，他3年前也当过保安。不管是作为骑手还是保安，他觉得本质“都差不多”。他的话很少，不管顾客和业主怎么骂，他只有一句“好的，马上”。全年除了一个恶意投诉，他一个差评也没有。

“脾气是磨没的”，他回忆自己3年前在江苏昆山当保安，巡逻岗和门岗轮着干，装修扰民找他，邻居鞋架摆放碍事也找他。

当保安那几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规矩死板”，“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根本没法干”。午餐晚餐高峰期如果对骑手挨个登记，队伍会排到马路上，所以有时不登记他也不阻拦。小区规定骑手不能骑车进入，晚上领导不在，他也会偷偷给骑手开门。江苏离河北老家太远，孩子出生后，他来北京跑外卖。

他和另外4个骑手朋友挤在北京五环外费家村一条小巷尽头的平房里，巷口没有灯，深夜回家要小心坑洼不平的路面。虽然当骑手生活条件没有之前当保安好，吃住还要自己出钱，但他觉得收入比当保安高出不少，尤其节假日爆单的时候。他评价工作的标准只有工资，杯子上印着“人间清醒 搞钱要紧”。

张红喜告诉记者，物业协会调研发现，保安和骑手之间会互相流动，“这两个群体有高度相关性和同质性，而且辞职率都很高”。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薪酬是大部分人从保安流向骑手的原因。不过也有人因为当骑手时总早出晚归，和家人产生了矛盾，于是转而寻找更“顾家”的工作。

王峰就是为了安全和稳定从骑手转而成为保安的。7年前他还是骑手，一到冬天，手就会冻得僵硬。有次他因为捏不动刹车，径直撞上了马路旁的电线杆。对那时的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上个厕所就不挣钱”。

2024年12月26日的那场纷争发生时，王峰正坐在旁边的保安亭里。“我不能把岗扔了去追他，我拿对讲机说让巡逻岗去找他。”不过王峰也没想到，平时好脾气的经理会这么生气。

王峰一般不会和骑手发生争吵，“干这个（保安）挣不了多少钱，跟你生这个气，没必要”。有次队长让他去帮忙拦人，骑手一着急，电动车从王峰的脚上轧了过去。“都不容易。”最后骑手赔给他一条烟。

另一位在北京望京高档小区工作的保安队长告诉记者，自己大多数时间是理解骑手的。他曾经在国贸的写字楼工作过，大堂禁止外卖骑手入内，“下雨天矛盾冲突最多”，顾客不下来，骑手也没地方避雨，他眼看着雨水顺着骑手的头盔滴下来。他不能让骑手进，就站着陪骑手聊天，“唠着唠着（他们）就不生气了”。

2024年12月24日，北京融科望京中心楼下，保安斥责骑车闯入的外卖员。焦晶娴/摄

众口难调

张红喜回忆，过去类似矛盾冲突偶有发生，随着新就业群体不断扩大，快递外卖骑手和物业管理人员接触频率不断提升，“虽然（骑手和保安）面对的客户群体一样，但是考核目标不同，由此带来摩擦。”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具有物权，物业旧有的管理体系和新兴服务场景冲撞，新的规范亟待形成。

“不同小区场景非常多样化，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售卖价格、规模体量、业主需求也有所差别。”张红喜说。他们曾经试图推出统一的行业标准，但实际上很难实现。

2024年12月26日那场纷争的当事人、物业经理江文告诉记者，他们负责管理的小区约5万平方米，物业共31人，负责保安保洁、工程绿化、中控、客服等多项工作，“如果送外卖车都进来太乱了，（车）往单元门口随便一放，我们没有这么多人力天天挪车”。有时骑手把电动车停在车库入口，业主回家正巧碰上、进不了门，转头就投诉物业，影响后续物业费收缴。

骑手的流动性为他们的管理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们）上来就骂保安，我跑了你能上哪儿找我？”江文告诉记者，过去电动车骑手能进小区时，骑手剐蹭了业主的机动车，由于难以追溯责任人，最后由物业负责赔付。于是该小区禁止外卖快递车辆入内。为了增强管理效果，保安换了不少，脾气最冲的保安队长一直留了下来，“好好说根本管不住”。

身份核查问题也是令一些物业公司头疼的问题。北京望京一物业负责人朱国华告诉记者，如果不登记个人信息，发生突发事件，仅通过监控难以获知其真实身份信息。但挨个登记并不容易，他们做过统计，午高峰时段外卖骑手进出人数在100人左右浮动，有的骑手等得着急，曾经和保安发生肢体冲突。

为了从宏观层面解决问题，国内多家公司开始与外卖平台建立行业合作。协会和外卖平台开座谈会时，张红喜和协会下属的物业公司收到了平台反馈的300多个问题清单，其中门禁问题比重最大，骑行路线设计、多层电梯等候时间长、小区内指引标志缺乏等问题也被频繁提到。而物业公司也会向平台反馈业主的投诉，包括电动车乱停放、进小区后行驶车速太快、送餐途中滴汤漏汁等问题。

在几次“头脑风暴”下，会上出现了不少便利骑手的新点子，比如让小区清洁员代为递送，节省骑手时间；让物业公司和骑手互评、设立激励奖金，物业公司和外卖企业共同开发门禁系统等。

2024年10月，北京金地物业和外卖平台合作，骑手可在小区入口扫码一键验证身份，双方从沟通到产品完成只花了20多天。“平台那边开放了认证接口，只需要提供电话号码就能核实骑手身份”，金地物业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4年8月，在北京望京街道，也有一些封闭管理小区推出“速通码”，骑手第一次扫码注册后需要填写真实姓名和电话，之后再次扫码出示可直接进入，省去了纸质登记环节，骑手还能打开小区服务地图查询小区出入口和楼号信息。

望京街道科长康洋告诉记者，目前“速通码”已经能实现扫码后自动打开门禁，还能监控骑手速度，但目前试行社区的业主委员会仍坚决反对骑手电动车进入，“还是众口难调”。还有一些业主仍希望物业留存骑手进出痕迹，定期把速通码收集的数据进行储存。而一些骑手告诉记者，他们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存在担忧。

2024年12月24日，北京融科橄榄城门口，骑手可扫码登记信息。焦晶娴/摄

张红喜认为，目前骑手通行方案参与者集中在规模较大的物业公司，真正“由点及面”、建立全行业层面的，需要更高的开发成本、行业配合度和数字化水平。此外，目前“骑手友好”相关方案需要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及骑手代表在内的多方沟通后试行，每一项决议都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2024年5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成立全国首个“骑手友好街区”，在一些人车分流的小区，骑手步行进入小区需要爬坡上坎、耗时耗力，经多方协商后，物业和业主同意骑手骑车进入地下车库，通过电梯送达业主家门口。但在龙湖拉特芳斯小区，该决议试行一周后，一些业主表示反对，认为存在车速过快、身份核实难等问题，于是又暂时关闭。

龙湖拉特芳斯小区居民代表任飞回忆，很多老年人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比较强烈。通过街道社区和外卖平台多次协调，地下车库重新向骑手开放，佩戴“红岩轻骑兵”标识的骑手优先进入，而日常表现、业务能力、综合素质考核优异的骑手才能成为“红岩轻骑兵”。进入地下车库后，平台要求骑手一致靠右边行驶，看到老年人必须停下。

“我们核心考虑的出发点是业主的诉求”，北京金地物业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座谈会上，一些业主并不认可关于骑手电动车进入、小门开放数增多的建议，认为平台方对于配送时间负有责任，“他们认为骑手的超时和物业、业主没有什么关系，为了配合你的时效性妥协，谁来为安全负责呢？”

真正的“骑手友好”

针对配送时间的问题，多家外卖平台表示会在兼顾用户体验的同时，给予骑手一定的接单选择权，比如骑手可自行设置“同时接单量”，当骑手不便再接新订单时，发起改派、转单、将接单状态修改为“忙碌”等方式，自主管理当前的接单节奏。骑手选择“小休”后，可以15分钟内不接新单，但有骑手告诉记者，自己不敢“休”太多次，认为“‘小休’影响派单量”。碰上人手不够，有些站长也会拒绝骑手的“小休”申请。

美团相关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骑手如因小区无法通行、联系不上用户等不可抗力导致超时或差评，可通过客服申诉，核实情况后将为骑手免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名骑手表示该功能改善小区进入问题效果不佳，因为“人可以进（电动）车不能进的地方不算无法进入”。

另一方面，采访中一些骑手认为，目前某些小区管理仍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把工服脱掉就能骑电动车进入，“但穿脱衣服也浪费时间”，如果碰到系统不定时着装检查、来不及穿上工服，将会面临罚款。

此外，在一些为骑手配备单车或板车的小区，仍存在设备数量较少、没过几天就被撤走的问题。“收集的量没有想象中大，损坏率也比较高”，北京丽都壹号所属社区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原先社区鼓励居民自发捐赠旧自行车，但由于使用强度大、3辆自行车损坏多次，“只能不停地修”。一些骑手选择合伙购买自行车，平时上锁停放在小区门口。

目前许多替代措施仍有提升空间，有小区担心骑手使用平衡车进电梯时和居民发生冲撞，选择禁止平衡车进入小区。一名购买平衡车的骑手告诉记者，平衡车的最大承重只有80公斤左右，有时碰上送30公斤以上的桶装水，还需要同时拉上板车。

“小区一直在发生变化”，金地物业项目相关负责人说，物业管理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多个小区物业负责人在采访中表示，相比房屋、公用设施等静态“物”，物业工作中对动态“人”的应对更为复杂，更需要灵活变通。张红喜认为，对待新就业群体应当多一些包容，“说白了，这些快递外卖小哥也是我们的访客，我们要解决的是访客如何更快见到业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区业主对于骑手存在的感知并不强烈。51岁的居民代表任飞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小区门口，一位骑手在38℃的酷暑下，拎着两袋大米，三步并作两步往小区门口20多级台阶上迈，头上汗流不止。

也是在参与建设“骑手友好社区”的座谈会后，她才开始留心观察身边的骑手。中午在小区旁边遛弯的时候，她看到很多骑手在站点扒拉几口外卖就往外跑，心里很不是滋味，“看他们年龄和自己孩子差不多”。她打算下次开座谈会，提议业主一起给骑手买点水果、送点物资。

越来越多小区将“骑手友好”融入日常管理，在拥有接近2000户居民的天通苑中苑第三社区，外卖快递人员出入频繁，2024年8月小区门口新建成骑手驿站，配有微波炉、充电宝、医疗箱等设施，让路过的骑手歇歇脚。天通苑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街道社区还会定期邀请居民和骑手一起参加活动，比如包饺子、大扫除，通常选择耗时短的活动，避开单量多的节假日。有次他们本打算立秋搞活动，骑手反馈没时间，“（他们）说还要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2024年12月13日，一名外卖员向记者展示“望京骑迹”小程序上的骑手驿站

住在北京费家村的第四年，吴穹第一次过了一个热闹的冬至。听说家旁边的小哥加油站有饺子吃，2024年12月21日晚8点左右，吴穹给顾客送完最后一单饺子，离开望京商圈。身后的高楼和楼身“北京欢迎你”的字样越来越远，各色头盔的骑手逐渐在他身旁汇聚。他们从公路的一处缺口跃入颠簸的土路，尾灯在黑暗中闪烁。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费家村小哥加油站里，端着盘子的骑手从锅边延伸到门外。他取下头盔，头发已经被汗浸湿，手却冻得通红。直到晚上快11点，还有饺子被端上桌。有人边吃边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有人吃了一半就出去跑单，跑完再回来接着吃。

2024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费家村小哥加油站门口，骑手一起过冬至。

自从当骑手后，因为很少准点吃饭，吴穹的胃一直不太好，他在小哥加油站的药箱里看到了胃药。骑手在路上如果不小心摔倒，工会和街道设立的骑手驿站配有碘伏和纱布，可以用来消毒包扎。

骑手也在用善意回馈社区，一些热心的骑手集合在社区街道组织的微信群中，参与“随手拍”活动，随时上报路上看见的安全隐患，帮行动不便的老人送菜跑腿。在天通苑中苑第三社区，居民邀请骑手站长担任“副楼门长”，负责和居民共同商谈停车棚、充电桩、驿站管理等议题。

“望京小哥大爱志愿服务队”的骨干刘建从2016年就开始在望京跑外卖，街边随手指一栋楼的一个位置，他都能说出路线和大概用时，“对望京比对老家的村儿还熟”。因为天生是个热心肠，他提出了不少方便骑手送餐的建议。平时跑单路上，他也会顺手摆一下共享单车，帮坐轮椅的老人上坡。

有次送单路上，他看见一场车祸，其中一辆车黑烟弥漫。他和另一名热心群众将司机搀扶出来，打完120发现还剩1分钟，赶紧继续送单。后来他骑车带着妻子路过事发现场时，他对妻子说，“看到没，这就是我救人的地儿”。说完这句话，他觉得自己在望京真正留下了足迹。

（文中吴穹、王峰、江文为化名）

近日，演员王星于泰缅边界失联引发各界关注，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王星已于当地时间7日成功获救。

据央视新闻报道，自2023年9月以来，针对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公安部部署推进边境警务执法合作，开展了一系列行动，截至2024年11月已累计抓获5.3万余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临近我边境的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全部被铲除。但在缅北当阳、万海，以及本次事件中王星所前往的缅东妙瓦底等地区，仍存在一些小型园区，其中还有部分华人受困。 

王星在《我哥我嫂》里饰演彭冬青

就在王星获救的这天下午，一个有487人的缅甸被困人员家属互助群内，群主正用在线文档统计被困人员信息，王星获救的信息被转进群里时，有174名家属进行了填写，这份文档最终被取名为“全国174位‘星星’被困缅甸联合求救”。

这些人中，有弟弟、儿子、丈夫、父亲，短则数月，长则几年，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在焦虑、担忧、恐惧和奔忙中数着日子，不敢错过一条信息，不敢漏接一个电话，日以继夜地等待亲人归来。

停滞的生活： 

他唯一的生活重心是找回弟弟

李先生原本要在年底结婚，现在，这个计划无限期搁置了，他的生活重心只有一件，找回弟弟小李。

2024年7月25日，小李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乘飞机前往西双版纳。监控记录显示，他走出嘎洒机场后打车抵达西双版纳的星光夜市，最终消失在夜市的一条小巷里。7月27日，发现小李失去联系，李先生的父亲立刻动身从上海赶往西双版纳。可还是迟了一步，当他落地时，小李已经离开了国境。

一家人的生活就此被打乱，父亲奔波于西双版纳、景洪、普洱等地，试图寻找任何与小李有关的线索，李先生则在老家、上海之间往返，边协助警方调查，边用快手等平台追踪弟弟最后留下的网络痕迹。

根据小李的关注列表，李先生发现几个讨论“捞偏门”的直播间，他在直播间内联系上了疑似带人出境的“蛇头”，对方邀请他前往国境“背货”，这正是小李失踪前的经历。“后来我弟弟跟我联系，说原本准备去当背包客，背一趟赚个两三万块钱就回来。”

小李遭遇的，是电诈园区最常见的拉人套路。2023年8月18日，红星新闻曾发布报道《网络蛇影：为挣快钱哥哥“应聘”前往缅甸，弟弟为救哥哥又被蛇头骗至电诈园区》，彼时，记者就曾通过互联网平台接触了“蛇头”，“蛇头”所使用的话术正是“走私名表”“背货”。

维系着的谎言：不敢把弟弟失踪的消息告诉爷爷

戴小姐一家，只能维系着谎言。她弟弟小戴失踪后不久，爷爷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医生说预期寿命只有一年。“所以我非常希望能把我弟弟找回来，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戴小姐说，他们不敢把弟弟失踪的消息告诉爷爷。

2024年9月25日，因为吵架好久没和姐姐联系的小戴，突然发来信息要借5000元钱，戴小姐在转账后问弟弟放假回不回家，小戴说要留在杭州工作——这是他失踪前和家人最后的联系。9月30日，小戴从杭州前往西双版纳，随后失联，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地点是缅甸佤邦，在追查线索的过程里，戴小姐才发现弟弟可能早已陷入麻烦。

小戴长期在杭州从事健身教练工作，2024年上半年，他突然提出要转行当网红，还去某MCN公司短暂工作过一个月，离开这间MCN回健身房就职后，他偶尔还会和姐姐提起自己的“网红梦”，据戴小姐回忆，那时弟弟“特别想做这种直播行业”。

弟弟失踪后，她才通过小戴的朋友得知，在MCN工作期间，小戴结识了一名女主播，多次进行打赏，还疑似借过网贷。这名朋友告诉戴小姐，该女主播自称拥有多家美容院，在网上寻找支持她的“有缘人”，并鼓动粉丝去贷款打赏，以此向她“证明诚意”。

戴小姐尝试过接触那名女主播，想在对方直播间里提醒其他人，但该主播的直播间已经禁止评论。

同样的歧途：电诈新闻这么多但他们为何还去？

小刘也从未告诉过父亲自己要去哪里“工作”，直到他的求救信被网警发现，派出所联系家属了解情况，刘先生才知道儿子被困在了缅甸。

2024年8月28日，小刘被同乡小穆以介绍工作为由带往边境，随后越境进入缅甸佤邦某深山内，距离怒江二十多公里的某电诈园区。成功发出第一封求助信后，小刘又多次与父亲联系，报平安之余，也传递回所在园区的情况。

小刘见过有人试图向家人求救，被打手拔了十个指甲，他自己也因为“业绩”不好，经常被打，腿和屁股都被打肿了，“坐都坐不下”。这些见闻让刘先生心惊胆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儿子计算机专业出身，可以不时报个平安，“他懂现在这些设备，他说聊完的记录能删掉，园区管理也查不着他。”

刘先生从不敢在家属互助群里表现出这点庆幸，绝大多数家庭，孩子能传回消息的频率都很低，还有不少处于长期失联状态。每当有家长在群里说联系不上孩子，刘先生都会沉默，生怕哪句话没说好，“触及到他们的心伤”。

小刘失踪之后，他奶奶、母亲都病倒了，刘先生停下跑车的活计，一边照顾家人，一边为寻找儿子奔波，家里没了收入，还要不断支出医药费、往返老家和云南的路费，以及预备着儿子的“赎金”，桩桩件件都压得他喘不过气。“关键是精神上太那啥了，睡着觉扑通一下就起来，有信息来了你赶紧瞅，‘是不是儿子来信息了’，精神都快崩溃的那种感觉”。

明明电诈新闻层出不穷，为什么自己的家人还是去了缅甸？同样的疑惑，许多家属都有。

一名家属安小姐说，她很清楚自己弟弟跑去缅甸的动机——钱。她们姐弟两生长在单亲家庭，父亲几乎从不管他们，安小姐和弟弟小安在爷爷奶奶庇护下长大。十几岁时，小安就离开了校园，开始打工。

2024年6月，正在上大学的安小姐面临实习和交学费的困境，这之后不久，小安就跟着初中同学跑去了缅甸。安小姐觉得，弟弟是为了帮自己分担压力，才走上歧途。“他出社会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工资达不到他的预期。”

进入园区后，小安才意识到这里与同学许诺的不同，非但没有快钱，还动辄会遭遇电击、殴打。2024年8月19日，他通过同学联系安小姐报平安。同年8月21日，他再次联系姐姐，要姐姐别跟爷爷奶奶说自己失踪的事，9月24日，小安利用“工作机”传回坐标，安小姐才知道弟弟的具体位置随后顺利立案，并由户籍地向云南警方发送协查函。

10月中旬，安小姐生病住院，弟弟打来电话告诉她，那边的人“天天都端着枪”，这之后，小安音讯全无。

2024年11月17日，763名在缅甸当阳地区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

孤单的春节：她赴缅寻兄的小儿子至今未归

在这个400多人的群里，王大姐是等了最久的家属之一，这个单亲母亲，即将迎来第三个孤单的春节。

2023年8月，红星新闻曾经报道过她两个儿子受困缅甸一事，为了赚取母亲的医药费，王大姐的大儿子于2022年7月25日前往缅甸，为了寻找哥哥，小儿子也于2023年初主动接触蛇头，只身前往缅甸。

两个儿子先后失踪，王大姐感觉“天都塌了”。彼时，她因意外摔跌后左肩胛骨骨折、手肘骨裂导致手肘缺血性坏死，并引发骨囊肿而面临截肢风险，身体上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心理上也终日提心吊胆——大儿子偶尔会偷偷和她联系，说在园区内遭遇毒打虐待，想自杀；小儿子则在2023年5月1日通过一次话后再无消息。

好消息直到2024年10月1日突然传来，那天中午12点左右，王大姐接到普洱市公安局的电话，被告知经过三次身份核验，确认她大儿子已经进入国门，跟随母亲回家休养后，10月31日，王大姐的大儿子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随后以诈骗罪被判处1年零9个月的刑期，考虑到大儿子被打断了四根肋骨，伤势未愈，王大姐在努力为他争取假释。

王大姐的小儿子，至今仍未确定究竟身在何处。2023年10月17日，小儿子偷偷联系王大姐，告诉她自己并不在缅北，而是被困在了妙瓦底地区。这之后，直到2024年7月30日，他才再次通过某支付软件发来消息，告诉母亲自己没事。“他说妈我是安全的，你不用担心我，你照顾好自己，我会回来的。”

专家的建议：“要像禁毒教育一样重视反诈教育”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电诈犯罪团伙在产业形态、技术上的不断迭代升级，国家也在持续加大对网络犯罪相关产业链的整治力度，从源头上、全链条对黑灰产业开展全方位的管控和治理，采取“断卡”行动、网络治理等举措。

但即使反诈工作不断深化，不论力度、频率还是覆盖面都在不断加强，仍有一些年轻人被诱骗，长期研究跨境犯罪的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庄华认为，这背后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上网人数不断增加，电诈犯罪被害人如同一波波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其二，诈骗手法不断更新，总有适应时势的新骗术产生。

庄华认为，除了做好对相关犯罪行为的打击、治理，也需要不断提高年轻群体本身的反诈防范意识，“从个人层面，还是要加强对网络招聘真实性的辨别，尤其对于前往广西、云南等边境地区务工的招聘，或者是某些薪酬水平显著高于正常水平的招聘要高度警惕，有所怀疑的要及时向身边的亲友或警方咨询。”

鉴于当前电诈犯罪形势，庄华认为，反诈教育需要“像当前的禁毒教育一样受到高度重视”。

黄建度又做噩梦了。梦里，车子像是被无形的巨大磁铁吸引，一辆接一辆掉进后方深坑。深坑张开嘴巴，贪婪地吞噬着过往车辆。车身碰撞声和人们求救的呼喊声，交杂在雨夜里。

他惊醒，从床上跳起，发现是在做梦，这个64岁的老人忍不住开始啜泣。

梦里的场景在大半年前真实发生在他眼前。2024年5月1日凌晨2点10分左右，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路面塌陷，23辆车陷落进塌陷的坑中。据官方数字，塌方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彼时，黄建度正坐在女婿开的车上，一家7口从深圳龙岗驶向梅州。他们是冲过塌方路段的最后一辆车。惊醒下车后，黄建度一家往回赶，举起手电筒向后面的车辆挥手示停，但仍有车辆坠入坑里。见状，老人一路小跑，跨过高速路护栏，跪在塌方地段数十米外的路上，用一个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方法拦下了后方车辆。

这一跪让黄建度一度成了网络热议的英雄。大量媒体登门采访，家乡人拿着花和锦旗夹道迎接，书记打电话请他在乡亲们面前受表彰。接下来，还有人劝他抓住流量做直播、带货，但他和家人通通都婉拒了。

如今流量退去，梅大高速路面塌方灾害也迅速被新的热点所取代，黄建度的生活逐渐回归平静。他每天的时间表围着孙子孙女转——每天早上7点，开十几分钟电瓶车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顺路买菜回家，再跟妻子在附近散一个多小时步，有时在公园，有时在路边。最近深圳气温在20度左右，不冷不热，是最舒服的时候，他享受现在的平静时光。

大半年后，黄建度和家人都很默契地不再提起5月发生的事，但每次被问起，他还是会啜泣，他回答每一个人，“如果是你，你也会那么做”。在他淳朴的认知里，没什么英雄主义，这只是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自然的反应。至于“下跪拦车”，则是他，一个60多岁的老人唯一能做的事，“如果没有去拦车，我到死都不会原谅自己。”

以下是我们与黄建度的对话：

改变

冷杉RECORD：那之后，您有关注过梅大高速后续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吗？

黄建度**：**没有。那件事后，我回到大埔（梅州市大埔县），有很多朋友送红色的鸡蛋给我压惊，说我大难不死，祝我以后平平安安，这是我们农村的风俗。我没有去想太多自己救人的事，我就觉得我们一家人能回来，是很幸运的。

后来那些新闻我就自己看，一般也不和别人聊，也不四处打听。这是政府部门的事情，我一个平民百姓，新闻怎么说就是什么样。

冷杉RECORD：您之前说过“如果是你，当时也肯定会那么做”，为什么这么说？

黄建度：如果当时我没去阻止，心理上会有阴影。其实这件事到现在过去大半年了，你刚刚问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我是亲眼看到那个场景的，但我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就算想要下去救人、拉他们上来，其实也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拦剩下的车。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后来我女儿说，“如果你死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对得住我妈？”我想到这个也没法说话（啜泣），没办法说。

但如果没有去拦住后面的车，我到死都不会原谅自己。生命是很珍贵的。

冷杉RECORD：被媒体当作“英雄”报道后，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黄建度：刚开始很多人找我，给我打电话，也有很久没联系的老同学来加微信。那一阵我微信加了几十人，大家会聊当时的情况，也会说我们一家人很幸运，大难不死。现在过去这么久了，大家也都淡忘掉了。

后来我女儿告诉我，有人找来，说想让我们去直播。但我们不想参与这些，孩子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一把年纪了，要接送自己的孙子孙女上学，我们不搞（这些事）。

经历过这件事后，我就觉得人真的很渺小，人的生命那么脆弱。以前我性子很急的，现在也都看开了，不再同人家争什么长短了，我就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家人，我们一家比以前更亲近了。之前很少有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老人没事就自己在房间里玩手机，年轻人有时候要加班，不回来吃饭，回来了也是教小孩读书。现在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特意找机会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我们更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了。

黄建度回乡后受到热烈欢迎

冷杉RECORD：对2024年进行复盘时，这件事又重新被媒体提起。我们注意到，您入选了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这些对您有影响吗？您有去领奖吗？

黄建度：还没去领奖。事情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这是很平凡的事，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平平淡淡就好了。

我们老家风俗，每年冬至前几天都要回去祭拜祖宗。我前几天回去了一趟，村里送了锦旗给我，我说都过去六七个月了，不用搞这个，搞一面锦旗也要100来块钱，村里本来就说没钱，还搞这个，没什么意思。

回忆

冷杉RECORD：您还经常会想起当时的场景吗？

黄建度**：**会。当时“五一”放假，我两公婆和女儿女婿一家7个人，从深圳龙岗到女儿的婆家大埔去团聚，我好几年没见亲家了。

那时候广东下了半个月左右的雨，当时是我女婿开车，他发现前面黑麻麻的一片，好像是积水，就马上打方向盘，加大油门想冲过去。他猛打方向盘时，撞到了路中间的护栏，我们都被震醒了，感觉车飘了起来，最后车冲出去100米左右才停下来。

醒来后，我马上说女婿，你怎么开车的？困了就要休息。他说不是，然后就下去检查车子的状况。当时我们发现右侧前后轮子都烂掉了，连轮毂都烂了。

我们走不了，停在路中间，后面也没有车子再开过来。这时我们才发现后面塌方了，车子一辆接一辆掉下去。我们就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边晃边向对面喊，想让他们停下来不要继续开了，但根本没人听得到。我们眼看着一辆辆的车继续掉进塌方的坑里。

当时上面的车压着下面的车，还燃起了一小片火，能很清晰地听到车子砸在车子上的声音，很多人喊“救命”的声音。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恐怖的场景。掉下去的车上都基本是一家人，大家赶着假期回家团聚，我后来听说，有人是要回家结婚，有人要回去生小孩。

后来还有一个人抱着小孩从坑里爬上来。当时下着毛毛雨，我外孙和外孙女一个把校服脱下给他们，另一个帮忙举伞挡雨，把他们送上救护车后，我们一家人也就离开了。

2024年5月1日，梅大高速救援现场

冷杉RECORD：您当时怎么想到下跪拦车的？

黄建度：下面很多人发出“救命”的呼喊，可我们再怎么冲着对面喊也无济于事，我心里很难受。没办法了，我就从护栏翻过去，逆行着走去那边的高速路。

最开始，我跑到路中间想要拦车。一辆车开过来，司机应该看到了我，可能以为我是碰瓷的，根本没停，只是速度减慢了一点。我看他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就跪了下去。

“你不要命了？”司机踩完刹车后，在车上冲我喊。我说无所谓，你自己下来看一下。他下来看到前面的大坑，回来跟我说，“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

我当时就想着，如果他停车，车上的人就能活下来；如果不停，我被他撞死了，他一家人也会死，后面还要死多少人就是未知数了。虽然在高速上逆行很危险，但那么多车掉下去，很恐怖的，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碰到这件事，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如果换你，你也会这样做。

冷杉RECORD：第一辆车拦下之后，后面的车也接着都停下来了吗？

黄建度：路是双车道。我以为第一辆车停下来后，其他车看到了也会停，但右边的车道有两辆车继续往前开，又掉下去了。于是我又走到右边，拦停了一辆车，司机下车后才发现危险，给我跪下了，说谢谢我救了他一家人的命。他那部车里有5个人，五一假期的高速路上，基本都是一家人出行。

这辆车停下来后，后面的车就都跟着停了。

冷杉RECORD：家人当时有没有阻止您？

黄建度：我女儿和老婆都阻止我过去。女儿说，“万一被车撞了，我怎么办？”我根本没有听，当时几分钟就掉一两辆车下去，有时一秒钟就掉两三辆，我觉得我一秒钟都等不下去。

我们农村人相信命运。既然我们是最后一辆逃过塌方的车，车轮又烂掉走不了，我认为这是上天安排的，既然上天救了我，我又走不了，那我也要去救人。

冷杉RECORD：在那之后也有人提到，是不是可以有更周全的做法，比如用工具，站路边或者开车灯。当时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您不担心自己有危险吗？

黄建度：没别的办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如果当时没有过去拦他们，我更加忘不了，我一生都会恨自己。

我亲家母后来说她也后悔，想想其实可以我们一家5个大人手牵手过去拦，这样也许掉下去的车会少很多。但当时快车道上车开得很快，这样做肯定都会被撞死，最好还是我一个人去。我都六十几岁了，我一个人死了，没什么。

冷杉RECORD：你们是怎么离开梅大高速的？

黄建度：我亲家母和我外孙女、外孙三个人被交警的车接到高速收费站，我和我老婆、女儿走路过去，一直从凌晨3点走到太阳升起，又困又饿，差点没力气走出去。我女婿在事发点一直等到车被拖走才离开。有亲戚在收费站等我们，接我们一家离开。

“说些开心的事吧”

冷杉RECORD：现在都没法轻易提起当时的事？

黄建度：有些很久没见的朋友到我家里时，会问起这件事。我都说，不要说这个事情，过去了就不要说，一说我就没办法，忍不住（哭）。我跟家人也很默契，谁都不提，过去的就想让它过去。

过去几个月，我还梦到过当时的场景。整个5月，我一直做噩梦，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然后开始哭，我老婆安慰说，没事，都会过去，真的会过去。

冷杉RECORD：您想要忘记这件事。

黄建度：忘不了。想忘但是忘不了，真的。一生都忘不了。

我活了60多岁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在这之前，我就是梅州丰顺一个村民，来深圳快20年了，没什么文化，跟朋友打过很多年零工，什么都干过——在工地做建筑，也搬东西，之前还在珠海卖过菜，去东莞做过小买卖，开杂货店。

50多岁以后，没什么工作机会给我做了，我就开始帮着儿女带孩子，接送孙辈就是我每天最主要的事。

黄建度和家人

冷杉RECORD：您跟当时的亲历者后来还有联系吗？

黄建度：2024年5月8号左右，央视来深圳龙岗我女儿家采访我的时候，有一个叫蔡炫达的年轻人也来了。他是被我拦下的车主之一，福建漳州人。被拦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车上，赶回家给父亲过生日。他被拦住后，也下车去了，救下了4个人。那天，他们一家四口过来感谢我。

大概一个多月后，一个潮州的江先生也来了我家，送了我一面锦旗。他的车是跟在后面，被前面的车逼停的。之后的中秋节，他也来过我家送礼物。

但我都不跟他们聊当时的事，有人提起，我会说不要聊了，说些开心的事吧。蔡炫达会同我说，他原来在广州做生意，现在回福建做电商了，我就问生意好不好；江先生做采购的，现在还是单身，我就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冷杉RECORD：之后的大半年又走过梅大高速吗？

黄建度：没有去过了。之前参加见义勇为表彰会是在大埔开，别人载我去的，没经过那条路。如果是我自己开车，也可以去看下。不过后来我看到过亲戚发来的图片，（梅大高速）路已经搞得很漂亮了，完全看不出塌方的地方在哪里。

冷杉RECORD：2024年对您而言，最重要的时刻或者说最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是什么？

黄建度：梅大高速那件事，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最忘不掉的。

冷杉RECORD：这一年有什么让您遗憾的事吗？

黄建度：没有。

冷杉RECORD：2025年有什么最想要实现的愿望？

黄建度：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好，各行各业都能越来越好。 

我个人的话，就是平平安安过好每一天，一家人和和睦睦过日子就可以了。没经历那件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就是平民百姓。

近日，演员王星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于泰缅边界失联，引发各界关注。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王星已于当地时间7日成功获救。

据王星的描述，他被骗至缅甸后，已经接受了两三天的诈骗培训。这与电影《孤注一掷》中的情节颇为相似。在影片中，张艺兴扮演的程序员潘生和金晨扮演的模特安娜等人，被海外高薪招聘所吸引出国淘金，却意外落入缅北诈骗工厂的陷阱。

2023年8月这部电影热映之后，反电诈的相关话题屡上热搜，“缅北”令人色变。此后，中缅警方联手合作，打掉了临近我国边境的规模化电诈园区，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之一的明家犯罪集团彻底覆灭。

但，电诈犯罪就此消灭了吗？王星案让我们再次关注缅北电诈：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围剿中进化了，以更无耻的方式继续肆虐。这是魔高一尺，还是人性的弱点？无论答案如何，都对我国的电诈犯罪预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电信诈骗，还是人口贩卖？

在各种反电诈宣传中，缅北是一个黑暗的所在，它纵容跨境电信网络犯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治洼地。

因我国国内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加大，电诈团伙纷纷出境寻找落脚点，从欧美、日韩、非洲转移到东南亚。随着我国与各国签订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并通力合作，电诈团伙不得不最终选择缅北落脚。因为缅北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武装割据自治的状态，对走私、毒品交易、赌博、人口买卖持纵容态度，一旦电诈团伙和当地自治武装力量在利益上达成一致，就连缅甸政府都难以介入。因此，不管是想打击犯罪，还是解救被害人，都存在相当难度。

根据王星描述，他在缅甸的培训内容以文字诈骗为主，尚未涉及语音呼叫类或电话对话等诈骗培训。如果不是幸运获救，他很有可能被输送给某个电诈园。如果业绩不好，还可能被继续转卖，最终要么沦为电诈的工具，要么家属缴纳赎金赎身换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电信诈骗，还是人口贩卖？实则兼而有之。2023年6月7日，国际刑警组织曾公布了一份关于人口贩卖的研究报告，提醒各国警惕由电信诈骗引起的人口贩卖。报告指出，犯罪组织经常在社交媒体和招聘网站等平台发布高薪工作机会的广告。受害者一旦上钩，就会被绑架到条件恶劣的场所，被迫实施“恋爱杀猪盘”、加密货币或炒股开户等电诈活动。

结合上述研究报告和王星案，未来打击人口贩卖与电信诈骗的工作形势仍然严峻。最近两年，很多人迫切需要工作机会，受害者的学历层次和教育水平也越来越高，中招的受害者里不乏年轻高学历的精英，甚至连演艺明星也可能成为电诈和人口贩卖的牺牲品。

中国刑法能否追究海外犯罪团伙？

针对王星的电信诈骗，我国《刑法》是否有管辖权呢？根据《刑法》第八条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从法条上看，我国《刑法》显然是有管辖权的；但是，要实际行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任何国家不论大小，都拥有主权，一国警察不能进入他国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者进行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所以，如果没有引渡，或者没有在我国领域内被抓获，就无法对其进行刑事追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间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就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犯罪的重要手段。截至目前，我国与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家都签署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在王星案中，也能看到中泰的合作。王星失联后，其女友迅速向相关部门报告。中泰两国执法部门立即启动联合调查，通过追踪线索，最终锁定了王星的位置。据报道，在救援王星时，情况比较凶险，执法人员选择与缅甸当地人密切合作。在他们的中间协调沟通下，最终帮王星成功脱险。

从报道透露的信息，这并不是常见的公开行动，而是特例，是在泰国总理佩通坦·钦那瓦的指示下的特别营救。王星是幸运的，但还有多少“星星”在缅甸的黑牢里，他们何时能回家？

据悉，救援团队当时锁定了两处关押场所，并于第一处发现10名中国公民，于第二处发现50名中国公民。王星的成功营救，也给了这些被害家庭希望。不管是官方的刑事司法协助，还是地方势力的斡旋，我国政府应该继续施加影响，解救落入电诈团伙手中的中国公民。

手段越发高明，如何才能预防？

在网上评论中，有人问：为什么反电诈反了那么久，还有人上当？是不是自己的错？观察王星案，电诈的口径和手段又进化了，欺骗性更强，隐蔽性更高了，以高薪工作为诱饵，以东南亚国家转机为借口，令人防不胜防。

以往电诈案的受害人，都会提到一个情节：他们感觉有点异常，但又被对方打消了警惕心，一步步落入圈套。最容易令人放松警惕的，当然是老乡、熟人的欺骗。网传一位电视台主持人被骗缅北，就是上了同乡的当。

如果是陌生人，他们会根据剧本对被害人进行三个阶段的心理控制：情境诱导、洗脑重构和消除阻抗。在不同阶段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一步步获得被害人的信任，进而按照他们的指令行事。解决行骗过程中受害人的阻抗，是电诈团伙的核心技术。

传统的诱骗方式用滥了，人们有了防范之心后，电诈团伙的拉人口径有了变化。王星是被泰国著名娱乐公司的头衔所欺骗的，而网上披露的其他受骗口径，还有参与水货走私、东南亚赌场当服务员等诱饵。其实，骗子的逻辑是一致的：用你很难拒绝的机会引诱你，这个机会可能是工作、赚钱、出名等等，你就心甘情愿地交出护照、走出国门、落入圈套。

在《孤注一掷》的片尾，反电诈宣传的现场出现了一个神秘人，暗示犯罪还未停止，他们还在窥视目标，这意味着反电诈的路还很漫长。确实，不管我们的反诈工作如何深化，不论力度、频率还是覆盖面如何加强，仍有人被骗。

一月七日，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近期，我会关注到有多名演员被疑似诈骗组织以拍摄影视剧等工作为由骗至境外，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损害。我会郑重提示，演员及经纪公司在进行跨境工作之前应谨慎鉴别邀约方身份和工作性质，建议在签署工作合同之前向有关单位核实，我会也可协助会员进行咨询。”也许在演艺界，王星案也并非个案。

最后的话题，仍然要回到预防。2022年12月，我国正式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指出，电诈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只要被害人随时中断和犯罪嫌疑人的通讯联系，就不会被骗或者被骗后就能及时止损，因此明确将预防作为立法宗旨。上述演员委员会的公众号提示，也是以事先核实、确认进行预防的角度。

实际上，宣传预防并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就是对抗电诈中的魔高一尺和人性弱点的办法。那么阅读本文，也希望能够起到一点示警的效果：坏人收割韭菜的办法常新，善良的人也必须谨记防火防盗防电诈。当然，我国政府也应该持续关注那些身在海外或被骗至海外的国人安全，继续解救其他尚未脱险的中国公民。希望困在缅甸的“星星”们早日归来。

哦，这他妈真是糟透了。

王星被解救成功之后，没有一篇报道告诉大众一个知识点——去国外工作是要办工作签证的。

我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职业脱口秀演员，去到泰国无上装酒吧进行表演，需要当地雇主帮我办理工作签证，那样才能合理合法的开展工作。

如果我只是过去游玩，两杯小酒一喝，当地粉丝一起哄，就上去来了一段，还收了钱，那完蛋了，我打黑工了。

严格来讲，你带商业团队去国外拍婚纱照，光有旅游签都是不行的。

我严重怀疑 99% 的国人不知道这个知识点，因为太多人这辈子都没摸过护照。

那么，媒体只用告诉民众一点就行——泰国是人间炼狱。

因为简单粗暴最经济，效果最好。

好比，小时候，爸妈说——撒谎的孩子，鼻子会变长哦。林宥嘉更残暴——撒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哦。

不普及常识，只恐吓，只夸大，把成年人当巨婴，就好管理。

如果你是个正常进行生产生活的人，就会感觉到咱们现在的防诈手段，真的是严防死守。

这会导致一个结果——把所有人当成孩子，一个智识和常识兼具的人，会遇到莫名其妙的「过载保护」。好比，你已经长大了，爸妈还会跟你唠叨，晚上别喝太多水啦，会尿床。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懂的都懂。

还有一点，请听题：

除开高精尖领域，是什么国家非得聘请中国人不远万里来打工呢？当地劳动力不够便宜吗？还存在语言不通、吃喝拉撒等诸多现实困难。你觉得泰国的餐馆雇一个中国人刷盘子，是图你会龙拳还一身正气吗？

说白了，很多国人也知道过去是捞偏门的，走歪路的，什么成分，还用说吗？

而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那些利欲熏心、挺身走险的国人把自己包装成人畜无害、单纯善良小白兔的故事，他们也照单全收。

最终的导向就是——东南亚人坏啊，咱们老百姓还是太老实了。

可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人骗中国人再骗中国人。

所以王星这个事啊，不要渲染什么舆论助力，演员守望相助，家有贤女友，祖国也强大。

丧事喜办最要不得。

就老老实实普及一个常识——出国工作，请对方提供正规工作签证，签订合同。

即使饿急眼了，没活了，也不要忽视这个流程。

当然了，我不会跟大家说——去泰国旅游没问题。

因为有些被猪油蒙了心的读者啊，着了道了，回头再怪罪我。

真犯不上。

昨天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报道。

杭州某报记者去药店采访，说好多人得了流感，问买不到玛巴洛沙韦怎么办。

我们知道，这几年的记者同志跟前些年的不一样。

前十几二十年的记者同志，遇到事情就希望官员反思，希望那些单位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这些年的记者同志，主要就是批评老百姓，指责他们太愚昧。

比如像这篇报道，中心思想就是：

有的群众比较愚昧，瞎用药，还买西药、买抗病毒药，根本不知道对症不对症，就跑到药房去买玛巴洛沙韦。

然后记者同志就通过采访药店店员给大家的余生指明了方向。

“不要乱吃西药，吃中成药，比如四季抗病毒合剂，吃VC就行。”

去过药店的朋友们都知道，药店店员有个特点：文化不高，胆子贼拉大。

你别管得什么病，她都能把滞销的、提成高的药物卖给你，还敢搭保健品一起卖。

群众遇事就上抗病毒药的做法当然不对，但是记者同志采访药店营业员，更是问道于文盲的表现。

她是卖药的，你问她买不到玛巴洛沙韦怎么办，她必然给你推荐别的药。

你要是采访医院对面殡仪用品店老板的话，老板肯定会说：“您买个匣子吧，红木的，原价9999，满减5980还送一套七件套绣着龙的棉袄，穿着走七年内不用送寒衣，这辈子呀，再也不需要买药了。”

这就叫卖什么吆喝什么，采访利益相关的人，要特别谨慎。

如果要批评有些人乱用药，那就应该找个正规三甲医院的医生，讲讲乱用抗病毒药的危害。

如果记者同志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瞎买抗病毒药，那就去发热门诊看看门口排的大队，看看板凳上、地板上呻吟着等待医生的患者，看看不得休息的医生，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宁愿绕开医生，溜到药店去赌不对症的药了。

你看不到真实的苦难，又找到利益相关者和没有行医资质的人，随意地给这些处于病痛中的人愚蠢的建议，甚至直接推荐某个药名。

我认为，至少是轻佻，往重里说，这算非法行医。

记者敢采访药店营业员写稿。

编辑就真敢发。

总编辑就真敢过。

为什么他敢这么推荐药啊？

因为这几年，推荐中成药是没有任何后果的，像四季抗病毒合剂的说明书这么写着：

明明都是尚不明确，但是，他们就敢听任营业员这么推。

推荐中成药在这几年变成了一种正确，中成药变成了忠诚药。

只要他们推中成药，就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指责，任何处罚。

这不对。

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

211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凌璇长期关注直播领域，2022年11月还在读研时，为拿到一手材料，她加入了华东新一线城市的一家小公会，当了一个月秀场女主播。和她一起共事的7位主播，有5位曾是工厂女工。

这座城市密集分布电子制造厂，凌璇发现，裁员潮将那里的一部分女工推向了直播间

她所潜伏的公会，承诺高薪、包住宿和培训，又利用“家”的意识形态，聚合起这些原子化的女主播，让她们接受不对等的权责规定和言语辱骂。

凌璇察觉自己逐渐卷入这套生存规则，像了拿到好成绩、得到表扬的学生一样，突破了“性的自我防卫圈”—一把“骚扰”当赞美，无视污秽的私信，换上性感装束，凭扭腰迎来第一个大哥。

调研结束两年后，她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到那些女工的后续——本想“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最后认为，直播已经是自己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以下内容根据她的讲述和论文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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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感受来说，这里不是一个靠现代化企业制度约束的集体，更像一个江湖作坊。

小公会的老板娘之前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也在饭店、书店工作过，月收入5000。后来，她做到酷狗「16冠」的腰部主播，收入飙升到每月四五万。2022年6月，她的榜一大哥不想让她再直播，给她投了50万，开了这家公会。

大哥也不是专门做MCN公司的，是个吊车队的老板，承接政府项目。公会有两个运营，都是高中学历，一个当过KTV领班，一个做过快递司机。

我加入公会时临近过年，老板会在群里说，没有钱过年的可以向他预支工资，“年后我们再一起赚钱一起花”。在公会管理者的口中，主播分为“我们家的”和“别人家的”，督促主播去连麦时，会说“不要坐在家里，要出去连”。

老板自诩“家长”，身上有家族长的气质，培养主播就跟养孩子一样，“我给你投入了运营人力成本，还有资金成本，还有我每天坐在这儿，陪你直播，给你盯档，给你做数据分析，都是成本。”

我们每天下播后，要上交手机给运营，让他们翻看我们和大哥的聊天记录，教我们分辨哪些是有潜力发展的对象，应该怎么回复那些消息。平台的管理系统站在公会那边，允许公会控制主播的提现和账号，监控主播的数据。

在公会设定的十条合作制度里，主播和公会的权责是完全不对等的。合作制度里规定了主播的工作时长、出勤规范，不达标的就会被罚款、扣钱。公会经常以流水不达标为由，要求她们播完一个月，下个月再发保底工资。

公会办公室。讲述者供图

有人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在那里工作呢？

我觉得这和这家公会里主播的来源有关。公会一共7位主播，有五位曾是工厂女工，有两位是当地一家电子厂做质量检测的。疫情后，工厂大批量裁员，她们丢了工作，加入了这家公会做直播。

这座城市密集分布着大量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公会里一位叫佩佩的主播跟我说过，她所在的工厂裁员后，她找不到其他进厂的活儿，就来做了主播。越来越多工厂用机器代替人工，女工能得到的工作机会也在变少。

在招聘软件上能看到很多公会为拉拢女工打出的宣传口号，“流水线上没有浪漫，只有吃不完的猪脚饭。电子厂里没有爱情，只有考勤跟全勤”。这些公会承诺“新人小白包培养，专业团队包运营，签约主播保底8000，提供住宿”。

这些女工急需一份工作去接盘生活，公会承诺高薪和住宿，成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选择。我问过一个数据最好的主播，做主播和在厂里工作有什么不同？她说，都一样。这让我意识到，这些底层主播纯粹是在谋生，没有奢望过会成名。

有个女孩叫小雪，当时21岁，生在贵州农村，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她很早就出来打工，是个挺要强的人。我看她的朋友圈，曾经还做过微商卖减肥药。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打工生涯都是在流水线上。被裁员一个月后，她就来这里做直播。

这家公会不和主播签劳动合同，只签一份独家合作协议，要求她们在规定年限内不到其他平台直播。我还走访过当地另一家小型公会，HR告诉我，不签合同的好处在于主播不会担心公会要求赔偿违约金，降低入会的心理门槛。我问他，不签合同，主播拿底薪走了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老板很讲仁义，体谅大家的辛苦。

小公会很爱打感情牌，这家公会的老板娘很会给主播们情绪价值。有次我穿了件黑色大衣，而不是休闲装，她就夸“这个风格适合你”。为了公会赛，我贴了假睫毛，她也注意到了。一位主播过生日，老板娘给她准备头纱，帮她装饰直播间，给她过生日。

老板娘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家都是自己人，有钱一起赚”。她带主播去泡温泉、去庙里上香。我想，这些体验是之前女工们少有的。夜场直播从晚上8点到凌晨2点，休息两个小时后4点接着播，运营和老板娘全程陪着。要是主播碰上难搞的大哥，老板娘会直接拿过手机，帮着哄。

直播平台也有意识强化这种“家族”的概念，要求公会以家族长的身份加盟，主播作为家族成员再加入公会。同一“家族”的主播昵称里会有统一的前缀，比如某头部公会的主播昵称中都有“VS”。拥有“家族徽章”的主播在算法中更容易匹配到专业主播连麦，提高直播间流量。

其实，小雪对公会制造的幻象很清醒。在我直播第三天下班的路上，她告诉我，公会看起来对大家很好，但实际上一直制造压力。公会说她数据不好，给她施压。她私下和大哥吃饭，维系关系，就为了搞好数据，保住饭碗。她嘴上说公会不好，但另一方面又很信任公会。她会接受大哥点的外卖，说“地址就写公会，没关系的，不会出事”。

某种程度上，公会的存在也给女主播提供了安全感。老板娘曾经讲，主播要做的就是“把大哥的钱骗到手就完事，出了事公司来顶着”。一位给主播刷了十几万的大哥因为约不到主播见面，报案说主播和公会联合起来骗他。最后老板娘帮摆平了这件事，直接销案了。单凭主播个人的能力，是很难解决的。

这样，公会利用“家”的意识形态，将原子化的主播聚合在一起，通过集中管理和培养，确保了平台劳动供给的稳定性。

相较于其他工作，秀场直播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突破心理上的“性的自我防卫圈”。我的后台私信不堪入目，刚开始看的时候，我的脸唰一下就红了。有人调侃，“你不要不好意思”“你跟我约一次就放开了”。

我特别受不了，但运营不断告诉我，有人“聊骚”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直播事业会有好的发展，能挣大钱。老板娘把主播的大哥叫“老公”，说自己带的一个主播有好几个老公，要岔开时间打电话，语气里带着炫耀。

在秀场直播的世界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很单一的，就是看你能不能拉到大哥。大哥关系到数据、收入和在公会里的待遇。数据好的时候，运营都捧着，叫你的小名；数据不好的时候，会被贬低得一无是处，被叫“死女人”。公会里一姐的直播间都比普通主播的要大，打光更好。

直播间内部。讲述者供图

运营一直强调，直播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踏踏实实把钱挣了，比什么都强”。公会也会营造竞争的氛围，每天在群里发“恭喜谁谁谁升级”“谁谁谁今天破了多少万的币”——把“傍大哥”树立为共同目标，让主播产生“家族使命感”。

凌晨下播休息吃饭时，一姐去买砂锅米线，排名靠后的主播吃方便面。运营会说：“你赚得少，只配吃方便面。”这种话张口就来，刺激着我的胜负欲。为了PK时不垫底，我还提前和朋友打招呼，让他帮我打赏。

像在学校里想得到好成绩一样，我钻进了秀场直播间的评价体系。我开始在意直播间里的人对我的评价。起初，看到有人说我身材好，会觉得这是骚扰。后来慢慢觉得，别人是真的在夸我，是对我的认可。

最开始我直播时，穿的是宽松的休闲服。后来连麦PK输了后，我就去拼多多买性感的衣服，穿紧身裤。第一次从凳子上站起来扭腰后，我就遇到了我的大哥。因为有这样的正向反馈，让我变得更迎合。

至于那些很不堪的话，我会直接无视，或是把话引到“上票”——比如有人夸我身材好，可以说，“我这么好，白给你看，你不得给我上点币。”小雪则是会在直播间里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她告诉我：“把那些男的当傻逼。”还有一位主播说，把直播当成一种求爱游戏，“直播就是谈恋爱，谈了分，分了谈。不能太认真，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公会里频繁请假的被骂作“懒女人”。2020年，一个斗鱼主播告诉我，大部分全职主播都全年无休，她自己一年只休息了5天。为了提高出勤率，我在的公会用“连坐”惩罚，对主播进行道德控制，提高她们违反制度的心理成本。比方说，公会赛期间，有一个人请假，全体主播都要在扣除当日底薪的基础上再罚款200。

在女主播身上，更明显的是生存焦虑。她们不时流露对数据的忧虑，担心大哥的热情耗尽，下个月收入难保。就算这个月收了1000块的礼物，也不意味下个月能维持好数据。小雪告诉我，她的大哥都是“二手大哥”，手上的钱早就给别人刷完了，是在装有钱。

和小雪同住的另一位主播叫颖儿，她俩关系很近，一同上班下班，小雪会给颖儿做饭，但当两个人的大哥互相往对方直播间跑时，她们还是会发生争吵。

公会禁止主播私下和大哥见面，但许多大哥给主播刷钱的终极愿望就是想见面。主播夹在中间，只能花时间去哄大哥，或者是打视频，延长他们的耐心。一位主播告诉我，公会曾经暗示另一位主播去和大哥裸聊。

小雪每天下播后回到出租屋，会花很多时间和大哥打电话。她的男友抱怨她没有时间陪自己。小雪怼回去：“我打电话是为了诓钱，不然你养我啊。”男友坚持让小雪离职，小雪不肯，后来两人就分手了。

她把这纯粹当作工作，把看播的人的心态掌握得透彻。我问过她，碰上那种说自己失恋了，“为了那个女的丢了半条命，她还是不要我”的人，该怎么处理。小雪说，这种人猛夸就行了，她的“超榜”就是这么来的。

为了和大哥找话题，我也学了一些俏皮话，像是“我今年没有去马尔代夫旅游，去年是因为没有时间，今年是因为没有钱”，带点卖惨的性质。也说过自己还在念书，但收到的反馈是——怎么老大不小了还在读书？研究生就是研究怎么生的，有什么用？研究生都挺没意思的，挺端着的……这些说法冲击着我曾经的认知体系。

我还记得上播第一天，有个ID名为“影视学教父”的人在直播间里，说我“意境太浅，要放得开才有前途”。我从没有被这样评头论足过，要反驳他，但不能这么做。我感觉窒息，想冲到街上去透气。

我记得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索未老师曾经讲过，在没有进入田野调查前，她一直努力掌控着生活，维持现代社会理性个体的基本需求。可作为局外人进入到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后，由于欠缺在这个世界的文化资本，也就很容易失去对自己的掌控。

我想，女主播所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她们无法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到直播间，如果把每一个看客的话都记在心里，就很容易抑郁和崩溃。公会里所有人都被骂哭过，有的被说像中年妇女，有的被骂长相土气。直播的世界充满冒犯和贬低，但主播却只能放低姿态去适应。

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我花了一些时间从主播的生活中走出来。有时看不进书，心里放不下直播间，会想去看自己的粉丝掉没掉。平时说话，也会不自觉回想，刚才那句话说得好不好，有没有得罪人？

我观察到大部分主播把这里当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没有人想过真的要干一辈子。即便是排名靠前的主播，也说这是为了“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等过完年就离开。但据我现在所知，公会里那7个主播，有5位依然在做。剩下一个在江苏老家待业，一个回河南老家考护士证，没考上，又回浙江打零工。

很听话的主播佩佩也留在公会里。她觉得大哥是真的关心自己。之前有天晚上我们两点下播，又累又困，她还在跟一个大哥打电话。那头是个广东口音，一直在说：“我心疼你，播这么久，还没有空吃饭。”

佩佩应和说：“谢谢你的关心。”我问她，这个人有没有给你上票？佩佩说没有，但他对我特别特别好。说实话，我感觉这挺傻的。这种看播的估计就是太寂寞，想找个人聊天罢了。

老板娘告诉我，佩佩现在割了双眼皮，数据好多了，扭腰也成了她的杀手锏。我离开公会后，她问我为什么不来了。我告诉她，我要写论文。她问：什么是论文？

播夜场时，主播打的地铺。讲述者供图

小雪和颖儿是在这家公会干了两个月后离开的。她们被公会扣押工资，又因为私下和大哥见面，和公会积压了不少矛盾。最终离开的导火索是，小雪受到运营的性骚扰。从老板娘那里，我听说是有天夜里，运营尾随小雪进了洗手间，要强吻她。

离开后，小雪试过维权，起诉这家公司克扣工资，存在侵权行为。但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最终不了了之。之后，她和颖儿又进入另一家公会工作，认为那里签合同，更有保障，还可以自提工资。

上播的第一周，公会对她们特别好，但很快就变脸了，不提供任何帮助和流量扶持，还一直告诉她们“不要脸才能吃饱饭”。很多主播陆续离职，公会就拿违约金说事，威胁留下来的人，请事假也会被苛责。颖儿受不了，快要抑郁，待了半年就走了。

一年后再跟我聊起这段经历，她形容是“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不过，在她看来，坑的不是直播，是公会。直播这份工作已经是她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新去的这家公会给主播分成30%，做到第三个月，颖儿的收入能有8000多。从她的朋友圈里，我看到她回老家坐飞机，也去迪士尼玩，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她初二就辍学，说自己“不是上学的料”，干过餐饮、收银，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觉得那样的日子重复、乏味，“工资也不高，也存不到钱，感觉很内耗”。所以我想，她需要这份收入来维持那样的生活。

从这家公会离开后，颖儿做过贷款销售，但也不长久，说是不太适合。而工厂更不在她考虑的范畴里。她跟我感慨，因为学历不够，求职受挫，这才又回到了秀场，现在不签约公会，自己在家播。我问过她考不考虑做带货主播，她说那需要口才，收入也不高。

在她眼中，秀场直播的一点好处是让眼界变开阔。用她的话讲，以前打工时“身边的人都是穷得要死的”，而在秀场结识的大哥多是有钱人，起码从物质条件上看是优渥的。

记得跟我同期做主播时，她会把大哥打赏的钱还回去。她的大哥里有位30多岁的流水线工人，每天晚上都陪她上播，一个月工资5000，4000都拿来帮她打PK。颖儿心里过意不去，还了500回去，担心对方没饭吃。面对大哥，颖儿有“报恩”的心态。她说，抖音上这么多漂亮的主播，有人愿意在自己的直播间呆着，她很感恩。

不过，她现在也变得现实许多，知道直播间里没有真情实感，张口闭口都是和钱挂钩，“没有什么都不图的”。和小雪不在一家公会后，她们也断了联系。

颖儿现在有个稳定的对象。我问她，是在直播间找的吗？她回答得果断：“肯定是线下的呀，怎么可能在直播间找男朋友？”颖儿说，她的男朋友很理解她的工作。碰上搞不定的大哥，他帮着出主意。

颖儿去学过跳舞，结果没上几节课，腿意外摔了，没再继续。做直播的这两年来，她作息紊乱，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掉头发，又因为久坐，得了腰间盘突出。我问她，这些值得吗？她说：“也没有什么了。肯定要用什么东西去换，要么用体力去换，要么是别的，反正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等了几天，看来比亚迪的事没反转了。为什么早不说？因为民族企业的事，可不兴乱说。

过程就不讲了，仅聊聊其中比较有趣的三个点。

1.两副嘴脸

巴西劳工部的调查结果出来后，比亚迪公关处总经理，发布微博说，这是境外势力在抹黑中国、破坏中巴友谊。

好家伙，这大帽子扣的。

参与本次调查行动的，巴西劳工部 、劳工和就业部 、工会辩护人办公室、联邦公路警察局、联邦公共部、联邦警察局，全成境外势力了。

遇事不决，境外势力，算是传统艺能了。

搞笑的是，早在几天前，比亚迪巴西分公司，就悄咪咪的发了份，完全不同的声明。

由于是用葡萄牙语写的，中文或者英语搜不到原文，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

声明中说：

「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接到劳动就业部通知，外包建筑公司金匠集团，犯下严重违规行为。

比亚迪巴西汽车公司重申，不容忍对巴西法律，和人类尊严的不尊重。

有鉴于此，决定立即终止，与承包商的合同，并正在研究其他适当措施。

比亚迪巴西公司强调，外包员工不会因这一决定，而受到伤害，这将确保，他们的所有权利得到保障。

今天，本公司决定，将这家建筑公司的 163 名工人，转移到酒店。

过去几周，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已经对负责该工程的外包建筑公司，所有员工的工作和住房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并多次通知，做出必要整改。」

这份声明就老实多了，低头认错，积极配合。哦，原来会干人事儿啊？

这可不是公关失误，口径不一。实际上也是传统艺能：对内一套，对外一套。

就欺负你网络闭塞，玩的就是信息差。

2.撒泼打滚

对于巴西方面的调查结果，承包商金匠集团，自然先要嘴硬，传统艺能嘛。

说因文化差异、诱导性问询、翻译与理解偏差，导致劳工部门发布的信息，与事实完全不符。

可究竟怎么诱导、哪里偏差、何处不符，又只字不提。

甚至还组织员工，搞了个「我爱我司」的集体声明，签字画押。

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自证，有种梦回大清的美，怎么看都像是，理屈词穷后的撒泼打滚。

然而，抽象的表演，取代不了确凿的证据。

工作条件堪忧、生活环境恶劣、劳动合同苛刻，每天工作超10小时，没有周末，不能随意外出。

这不就是现代奴役嘛。

不过，这番解释，倒也不是没有合理之处，文化差异起码说对了。

就像网友“海绵宝宝”所言：

「在洋人眼里，集体吃住、睡大通铺、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大客车接送、不能随意请假外出、没有周末，这就是奥斯维辛]。

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日常。公司确实没有迫害工人，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工地、工厂，都是这么做的。」

我记得一个多月之前，也是某造车新势力，发布了一则视频。

其董事长对着镜头，骄傲地说，为了保质保量，兑现“欠”大家的车，已开启两班倒，每天生产20小时，周末只休一天。

能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将践踏劳动法的行为公诸于众，还颇为得意，足以见得，在中国，这就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

只是这种文化，“懒惰”的外国人，怕是接受不了。

3.各方反应

比亚迪事件发生后，有人欢喜有人愁。

欢喜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看不惯那些，动辄就捆绑民族、满嘴大义，私下却蝇营狗苟的企业。

有的则是对血汗工厂深恶痛绝，碍于系统性保护，敢怒不敢言。

巴西劳工部一出手，等于帮他们出了口恶气。

愁的人嘛，自然就是那些症能量。

这群大儒不遗余力的辩经，理由大致两点：巴西劳工部想搞垮比亚迪、金匠集团犯事儿跟比亚迪没关系。

第一点就很弱智，稍微了解一下，也不至于胡说八道。

比亚迪十几年前，就在巴西卖车了，巴西是比亚迪最大的海外市场。

此次工厂的建设，去年4月份就已敲定，由当地州政府牵头支持。

就连巴西总统都在上个月，与比亚迪美洲区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会晤。

据估计，到2026年，比亚迪工厂将为当地，创造2万个直接就业岗位，更别提税收了。

就这，巴西凭啥要搞垮比亚迪，有病吗？

第二点更是蠢到没边。

且不说金匠集团，是比亚迪的全资子公司。金匠集团一出事，首先出来表态的，就是比亚迪，虽然正话反话都说了。

另外，比亚迪之前向澳大利亚，提交过一份反现代奴役报告，其中明确指出：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分包商，有可能与这些，现代奴隶制盛行的国家，或行业有联系。

这一结果强调，我们可能需要，与关键供应商，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他们，遵守有关劳动力的人权。」

也就是说，分包商出了人权问题，比亚迪是要负责任的。难道对巴西搞双标？

这些所谓的症能量，一脑子浆糊不说，侃侃而谈全是阴谋论、大局观，没有哪怕一句话，关心过工人现实的处境。

当然，民族企业嘛，做什么都是为了民族好，为其辩经，那叫为正义发声。

你看他们，又是公关、又是嘴硬、又是甩锅，多不容易，大家克服一下。

2024年11月24日，58岁的高三教师董昌清在宿舍去世，医院诊断为猝死。生前，他是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博达学校的一名教师，17年工作生涯里，有14年担任高三班主任。长年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的他，是很多高三班主任，尤其是民办高中老师的缩影。

出事

2024年11月24日，周日。位于黄冈市麻城市的民办学校博达学校正常上课。不过周日没有早操和早读，学生们可以比平常晚一个多小时到教室，赶上8点上第一节课。这天，有一点让学生们觉得奇怪，一直到第一节课结束，他们的班主任董昌清一直没有出现。平常，第一节课前，他会进班转一下，看下学生和教室的卫生情况。

一直到8点55分第二节课开始，这是董昌清的数学课，学生们还不见他的身影。到了9点15分，学校觉得异常，通知了家属，一起到董昌清宿舍寻人。房门打开后，他们看到董昌清趴在床上，一动不动。董昌清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120到场后发现患者全身冰凉，口唇紫绀，四肢僵硬，已经死亡。医院诊断为猝死，死亡原因是“非创伤死亡”。

亲戚梁慧后来从学校那里了解到董昌清去世前晚的一些信息：11月23日晚上约10点20分，董昌清还曾去学生宿舍查寝，回到教师宿舍已经是10点40分。随后，他出去收了一趟衣服；这之后，他就在宿舍没有出来。在学校的值勤表里，梁慧看到，董昌清有时要到凌晨1点才能休息。

梁慧告诉本刊，为了方便查寝，身为班主任的董昌清一直住在学校教师宿舍。**董昌清58岁，据梁慧的了解，他的身体一直还不错，唯一的基础病是普通乙肝。**不过2024年暑假，他因为肛部糜烂做了手术。之后整个人逐渐消瘦，看起来胖胖的他肚子平了下去，双颊变得凹陷，熟悉他的人都表示“认不出来他”。手术是8月3日做的，当天董昌清的家人就联系了学校，提出让董昌清多休息几天，后面调去带高一，“他是要工作不要命的那种人”。

但请求并未如愿。董昌清在家只待了10天就回了学校。**像往年一样，他还是担任高三重点班班主任，兼带高三两个班的数学。**梁慧说，董昌清从2008年1月进入博达学校教书，累计工作的17年里，有14年都在带高三班。梁慧发给本刊的2024年秋季高三课程表里，董昌清每周课时量为32节。

考虑到那只是个小手术，梁慧和家人也理解董昌清爱站在讲台上，便没再对他进行劝阻。董昌清的一位亲戚说，他对于博达学校一直心存感激：十几年前，他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博达获得了岗位，用工资养活一家人。学校领导也跟董昌清说，学生基础不好，“你（带班）可以出成绩，没有你学生怎么办？”

出事前，董昌清偶尔也曾跟家人提起过，“感觉很累，总想睡觉”。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新冠后遗症，一直在跑步和跑操锻炼。身体发出的零碎的预警，也被繁忙淹没——梁慧告诉本刊，别人在小县城工作，中午可以回来吃饭，晚上5点下班，董昌清一个月才一次假，寒暑假还要补课。“我们根本见不到他。有时候跟他打电话，他就说忙，要听课评课，忙得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同在县城的妻子也很少见到他，梁慧很心疼她，“不知道他们一年能见几次面”。

梁慧从董昌清的学生那儿得知，11月22日和23日那两天，董昌清提到过自己睡不着，计划到11月30日的那个周末，学校放月假，他去医院检查，他已经约好了医生。结果，第二天就出事了。梁慧说，现在董昌清的妻子每天哭，后悔没有主动带他去全身体检。梁慧告诉本刊，董昌清去世后，博达学校修改了规则，55岁以上的老师必须二人合住。

董老师

在新闻上看到董昌清去世的消息，博达学校2016届学生郑超大脑一片空白，“像被人打了一拳”。在郑超的印象里，董昌清身高一米六左右，声音浑厚低沉，不戴眼镜，虽然有些胖但人很灵活精神，和蔼亲切。“因为嘴巴大，班里同学还给他起过一个不好听的外号——‘蛤蟆’，他知道后也没有生气。”

在他历届多位学生印象里，董昌清都是一副充满活力、劲头十足的样子。2016年高三文科重点班的学生蒋科记得，董老师讲课很有激情，声音很大。上课拿粉笔写字，动作也非常“浮夸”，倾斜着身子，手伸出去，写得很用劲，“第一笔下去，粉笔断了一截，再接着写，疯狂写”。

梁慧说，教师一直是董昌清热爱的职业。他196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麻城，大学毕业后原本在黄冈一所学校做了一两年教师，后来为了照顾母亲，他到麻城物资管理局做文秘。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小时候梁慧时常看到董昌清皱着眉头，“他说他更擅长理科，比如数学，他说自己不被重用”。小儿子出生后，因为超生，董昌清被单位辞退，在老家街上开店卖光盘。这个生意持续了8年，直到电脑普及，光盘迅速被淘汰，小店难以为继。

2005年，董昌清决定重新当老师。梁慧记得，董昌清有段时间在准备普通话考试，会认真请教年轻人有些拼音怎么读，眼里闪着光。原本就有教师资格证的董昌清先去了麻城二中，当了两年代课老师。2008年1月，博达学校开办复读班，缺老师，董昌清就去了博达。

博达学校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创办于2002年，是麻城第一所民办学校。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事业。之后，全国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起。董昌清进入博达学校时，正是博达学校的上升期，学校不断开疆扩土，买地盖楼，两年内校园面积由38亩扩张到240亩，建筑面积由5000平方米扩大到3.5万平方米，成为“湖北省第二大民办学校”，还曾投资拍摄电视剧。2004年，《人民日报》以《不使一个学生落伍》为标题对博达进行了报道，文章提到，博达“不仅在麻城市家喻户晓，还吸引了周边的武汉市、安徽省金寨县、河南省新县以及黄冈等其他县市的160多名学生前来就读”。

在梁慧的记忆里，去到博达重操旧业的前几年，董昌清“开心得像个孩子，意气风发，他说自己终于干回了他的老本行”。董昌清的女儿也理解父亲，她在社交平台回忆父亲时提到，做生意那几年，父亲每天都是赔不尽的笑脸和弯腰，他（那年）高考数学满分120，他考119分，“他该是多擅长解数学题啊，能把他的本领技巧传达给一届又一届学生，他觉得很光荣”。

这种热情，近乎“理想主义”的程度。学生蒋科说，麻城最好的高中是麻城一中和实验高中，其次是位于乡镇的二中和三中，博达学校属于第三梯队，生源都是被公办学校挑剩下的。2013年中考满分700分，公立高中分数线约400分，蒋科只有370多分，只能去博达。“（来博达的）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已放弃，都是无所谓的态度。”蒋科说，有些老师完全照着课本念，一节课下来黑板上一个字没有，教案都是旧的。

但蒋科记得，董昌清的课，黑板上满满都是板书，一节课擦三四次，学生们都是埋头不停地记笔记，一道题，董老师会讲难易程度不同的3〜4种方法，例题也是近几年的新题。高三一年，蒋科的数学成绩从60多分涨到110分。如果课间去办公室，别的老师工位前都没人，只有董昌清的座位前围了四五个同学，在排队等着问他问题，很多是其他班的。董昌清总是笑眯眯的。李娟是其中一个。在她眼里，董昌清是个懂得倾听的人，他总是耐心地听她说完思路，然后才指出她的误区，如果一遍没听懂，他会再讲一遍。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董昌清从未跟他们生过气，他让学生们主动喊他董伯，“感觉就像爸妈一样”。有些学生还跟他勾肩搭背，学生们会跟他开玩笑，说他讲课喷得前排都是唾沫，他也会跟学生们讲过年时他家的超市挣了多少钱。蒋科说，“董老师眼里有人”，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总是这么乐观，相信我们”。高三时，蒋科的成绩总差本科线20〜30分，他有些泄气，董昌清坚定地告诉他，你一定能考上本科，后来他果真考上了本科。

除了学习上的鼓励，关于董昌清的记忆，蒋科印象最深的，是大冬天董昌清给他们打开水。晚上宿舍停水，为了回去能泡下脚，学生们上课前会把热水瓶提到教室后面，等下晚自习后从教学楼接热水回去。教学楼的热水常常接几壶就要等待继续烧。为了给学生节约时间，穿着黑棉袄的董昌清会在自习时间从后门进来，一手拎两三个开水瓶，一趟一趟地跑。有时他还会在办公室用热水壶烧水，教室后面传来他“咕噜咕噜”灌水的声音。

沉重的负担

认真负责的另一面，是沉重的负担。“毫不夸张地说，他真的是我遇到的最辛苦的老师。”董昌清2014年复读班的学生陈美琳告诉本刊，工作之后，每次因为加班烦躁时，她偶尔还会想，不知道董老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每天都是如此辛苦地围着学生的作息转的。“如果不是出事了，我真的想不到十年过去了，他还在带高三。”

这是一个高度精细化、忙碌的作息表，精细到学生吃饭睡觉到洗澡的分分秒秒：早上5点50分到操场跑步，之后早读到7点20分，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加上晚自习一天11节课。三节晚自习并非自习，均由任课老师上课。在以通过苦学、靠题海战术提高成绩出名的黄冈地区，“这也不是稀奇事，都是这样子”。2024年刚刚毕业的李娟告诉本刊，除此之外，中午、傍晚还有下晚自习后，还会分别挤出50分钟、40分钟、1个小时的自习时间。

班主任的作息也跟着细致到极点。本刊记者获取的一张博达高中班主任的作息表显示：早上8点班主任进班检查学生，指导搞卫生；课间操时间任课老师要在班主任指导下负责课间安全；午餐班主任带队吃饭；午休学生到班，班主任必须查班到至少中午1点；晚自习前10分钟班主任查人，三节晚自习后的自习也由班主任负责等等。一名学生提到，学校对高三年级班主任的要求更为严格。蒋科说，教学楼离食堂很远，快走都需要5〜10分钟，还得排队，每次都是董昌清带着学生往食堂跑，“老师陪我们一起跑，一起吃，吃得比我们还快，吃完就追着我们喊，快点吃”。跑步时，蒋科兜里揣着巴掌大的单词本，排队时拿出来背。蒋科也养成了“狼吞虎咽”的吃饭速度，5分钟内解决一顿饭。

教学任务也很重。一位博达的老师告诉本刊，在学校，平均每个高中主科老师教两个班，副科老师带三个班，每周课时量在21〜28节之间，还不包含早读。学校高一高二半个月休息一次，高三一个月一次假。董昌清一周的课时是32节。除此之外，学校会定期检查老师备课本（半个月查一次）、听课本（一个月6次）、培优辅差、读书笔记等等；月底学校还要抽查学生作业，包括课时作业、练习本、长江作业本、试卷、听写本，逐一记载作业次数和批改次数，作业上必须有批改痕迹，要求教师每次在作业上写明日期，勾画对错，还要有学生订正的笔迹。不达标则扣除绩效工资。

博达学校一位高中老师于军告诉本刊，班主任还承担着许多琐碎的工作。因为生源不好，学生打架常有，打架会叫家长，如果次数多，会让家长带回家里写检讨，屡教不改可能会被开除。于军说这并非易事，“学校要求你严格，又要求不能打骂学生，很难把握尺度”。除了日常查寝，班主任一周一次进寝室查学生违纪，比如玩手机或打架，有时要到晚上12点多才能回宿舍。此外，老师每周有一天的课间值日，每节课下课去走廊巡查纪律和安全，还要拍照，包括楼梯间甚至厕所。另外，学生生病、家长沟通、学生管理等，班主任都要负责。

老师还有招生任务。黄冈一位民办学校的老师告诉本刊，为了扩大招生，每个老师都要招生，如果招不到，暑假就不能休息，得下乡跑招生，“宛如推销员”。

除了这些，作为重点班班主任的董昌清又有更多一层压力，那就是出成绩。因为生源不好，学校升学率一直不高。2024届高三有18个班，其中文科一个重点班，理科3个重点班，总共有800多个学生。博达学校2024年发布的高三补习生招生公告提到，2024年800多个学生里，只有109人考上本科，其中一本9人：3人单纯依靠文化分考上一本，另6人为体艺生。李娟说，100多个考上本科的学生里，有超过六七成为重点班学生。这意味着，学校的升学率基本都压在了4个重点班上。

蒋科说，除了吃饭时间外，董老师对其他时间抓得也很紧。蒋科读书时，董昌清的宿舍紧挨着他们班男生宿舍，早上5点，董昌清就会拿着水杯和毛巾，挨个走到学生床头，把他们拍醒，比其他班提前半小时。为此，蒋科宿舍都不会锁门，有时学生跟老师开玩笑故意把门抵住，董昌清也不会生气。中午午休，董昌清都是睡办公室。学生来找他，“他不在教室就在办公室，不是改作业就是在辅导学生”。晚自习后，董昌清会叫同学去办公室写题，给他们补课。蒋科提到，董昌清带的文科重点班通常是尖子生、艺体生和复读生的复杂混合，管理难度更高，一名学生记得，有个艺术生头发太长，董老师会用恳求的语气劝她，“你这头发要剪一下哦”。

丧失优势的学校

在博达学校学生的印象里，博达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是逐年递加的。2014年在博达复读班（现在的文科重点班）就读的陈美琳记得，最初复读班只有10个学生，老师的管理压力相对较小。那时，学校禁止学生中午留在教学楼，必须回到宿舍午休，她时常在寝室看小说。晚上10点多下课后，同学们洗漱后都会睡觉，没有人会挑灯夜读。

到2016年蒋科念初三时，虽然学校仍然要求学生回寝室休息，但已经开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留在教室自习。寝室熄灯后，两个学生共用一盏台灯，夹在床头，再学习到12点。还有学生会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上下铺的室友能听到他写卷子的沙沙声和轻声默读的声音。而到2024年李娟读高三时，她甚至会牺牲晚饭时间背单词，靠书包里的一点零食充饥。李娟还记得班主任的教诲，“你们从小就落后了，现在不努力，以后差距会越来越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民办高中的优势在于招生、管理、评价机制灵活，能够抢夺优秀生源和师资，并通过严格管理提高升学率。这几年，国家对于民办学校的资金、管理和招生提出更高要求。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顾秀林曾调研江苏某民办高中，他告诉本刊，2018年以后多个省市出台政策，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招生比例控制在5%以内，而民办学校的盈利主要在初中和小学，“有些高中只是在维持经营甚至亏本”。初中和小学业务收紧，导致民办学校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在博达学校工作过的老师李长河印象里，博达学校早在2014年左右就已优势不明显。李长河说，2014年之前，博达一直靠高工资吸引全市的优秀教师，薪资是公办教师的两至三倍。他提到，那时博达初中成绩突出，学校还曾被黄冈中学授予“优质生源基地”的称号。201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公办学校薪资“每月到卡工资涨了1000多块”。而且，公办学校在社保、医保和公积金等方面缴纳比例较高，另外还有年度绩效工资。到2024年，李长河说，麻城当地的公办教师工资（含缴存账户）比民办学校总收入略高。如果评上了副高职称，那工资就更高。

博达的一位老师提到，现在博达的老师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不少是在博达过渡，一边教书一边考公办学校编。博达学校是聘任制，一年一签。本刊获得的一份博达学校2024年工资说明显示，博达学校的教师薪资由基础工资、课时工资、教学和德育绩效及各类津贴等组成，指导思想是“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奖优罚劣”。于军说，教师流动性很大，他认识的老师，半年就走了5个，师资结构中以二三十岁的年轻教师为主，缺乏中坚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像董昌清这样的年纪大的老师，经验丰富，但因为年龄问题，考去别的公立学校不太可能，反而成为学校师资的砥柱。于军说，离职老师留下的工作，需要其他同样科目的老师顶上，有些老师本来带两个班，最后需要带四五个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学校招到新老师，或者那个学期结束才行，久的要多带大半个学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由于缺乏政府财政补贴，民办学校主要通过成绩提升来获取生源，教师负担也相应更重。这也是董昌清每年都必须带重点班的原因。

董昌清去世后，她的女儿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两人的微信聊天还停留在2024年10月23号。董昌清的生日是24号，她提前祝他生日快乐。但忙碌的董昌清又一次记错了，他以为是10月22日，已经过去了。董昌清去世后，很多人留言，讲述他们与董老师的相处，女儿才知道，父亲竟然是那么细致的一个人，会陪学生吃饭、喝水，开导学生，甚至帮孩子们选择大学、选择城市。“我跟我弟专业都是自己乱填的，我多么嫉妒他的学生。”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1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董昌清、储朝晖、顾秀林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记者李晓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此之谓“刺激消费”。

4级地震，通常来说并不可怕。

但是，一天之内发生多次4级以上地震，并且地震局研判未来几日还有可能发生“震感较强”地震，你会作何感想？这是宁夏银川市民从昨天到今天正在经历的真实考验与艰难抉择。

1月2日10:01 银川4.8级地震

1月2日银川永宁县4.8级地震

1月2日16:43 银川金凤区4.6级地震

1月2日4.6级地震

1月3日03:45 银川2.6级地震

……

于是，一部分银川市民选择连夜离开。

还有一些市民则是在焦虑之中彻夜难眠。

如果换了是你来面对这种情况，你会选择“逃”还是“躲”呢？

选择“逃”还是“躲”，应该说都没有错。自己是生命的第一负责人，只要有秩序地行动，不引发恐慌骚乱，选择暂时离开银川或者在银川就近找空旷安全处躲避，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然而实际上，对当下的银川市民来说，就近躲避的选项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严格来说，是尚未被启动的。

躲避“可能发生的较大地震”，应该选择空旷的、离建筑物有一定距离的安全场地露营，住帐篷、轻质板房，甚至打地铺都可以考虑。

可能大多数人平时没有留意，但这样的地方在每一座城市都有的，被称为“应急避难场所”。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通常设在公园、体育场、市民广场等大片空旷地区，平时发挥着各自的常规功能，待应急响应时原地转化为避难场所。

就这么看起来，还是很踏实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银川还是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省会，它都能做到这个程度，其他城市应该做得更好吧？在我们没留意到的地方，国家已经默默地为紧急特殊情况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有需要的时候就启用……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但现实中呢，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但就……不会那么丝滑。

第一，应急避难场所的容纳总量还存在一定差距

截至2023年底，银川市常住人口为290万人，其中主城区常住人口约240万。上面我贴出来的表格是银川市于2024年5月公示的最新版应急避难场所22处（仅包含主城3区），加起来可以容纳85万人避险。

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银川市主城区已建成的应急避难场所只能容纳约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银川下辖的永宁县，问题就更直观一些了。永宁县本身并未公示辖区内应急避难场所的信息，根据高德地区查询数据显示，永宁县辖区仅有1处应急避难场所。

第二，应急避难场所的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有人可能会想，应急避难场所，不就是一些空地么，到处都有啊，花几百块钱立个牌子不就成了应急避难场所？

还真不是这样……

人群聚集起来，哪怕是躲避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紧急情况，人也是需要吃喝拉撒睡的，而这些供人吃喝拉撒睡的配套设施才是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最难最贵的地方。

想要安置几万人在一片广场上避难，移动厕所你得有吧？帐篷地垫得有吧？银川现在夜间最低温可是零下9度，总不能让大家依偎取暖吧。

以银川市公示已经“建成”的，测算“可以容纳”85万人的应急避难场所，真要按上面的最低标准实际运行起来，别说80万人了，能安置8万人住3天就谢天谢地了。

真要按照足够安置整座城市全部人口避难的标准来储备各项应急物资，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只是这个成本我们当下社会还很难承受得起，或者说还不想去承受。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出现多次4级以上地震，尽管市民多有担忧，但银川市并没有主动启用这些应急避难场所让市民前往躲避。这里当然有避免社会恐慌的考量，但更多还是成本和可行性层面的考量。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第三，对地震的研判预报现在还不够可靠

启用应急避难场所还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乏决策依据。假如是已经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垮塌没法住了，那没办法只能在避难，假如是即将登陆的台风，有较为可靠的路径预测，那也简单，提前安排群众转移避难就好，范围放宽一些都可以接受。

银川现在的难点在于，没有人能确定会不会继续发生较大的地震，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所谓专家综合研判“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高”，或者“近期还有可能发生4到5级地震”，都只是非常粗略的判断，完全不足以作为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依据。

不是中国地震专家无能，是全世界的地震专家都好不到哪去。人类对底层深处10公里的了解还比不上对近太空100公里的了解多，确切说是远远比不上。真的，太难了……

所以，回到银川市的现实来说，有能力且有意愿的人们选择了暂时“逃”到外地避一避，有意愿但没能力的人们，就只能待在家里等一个未知的明天。大家都到应急避难场所“躲一躲”是不现实的。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年轻人被视为金融市场的新生消费力量。前一阵股票市场回暖，超百万人新开账户，其中不少人是00后。他们许多人投资经验不多，对于金融市场的涨跌缺乏应对。

一些人后悔贸然入市，期待回本后就撤离。光是保本，就花光了所有力气。回本是一场苦旅，也是普通人投资路上的必经路。

坠入水下

22岁的刘轩坠入了水中。

2024年国庆节假期刚过，他给自己的户头留下2000元余额，将除此之外的约6万元都投入了股市之中。

刘轩选中的股票和基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当天买入后，刘轩的账户就有了600元浮盈。这样的收益让刘轩满意，但由于相关交易制度固定，当天买进的股票和基金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刘轩决定第二天就把股票卖掉，将这600元的收益收入囊中，再伺机而动。

事与愿违。第二天一开盘，势头骤然开始走低，一天时间，刘轩的账户形成了6000元亏损。他不得不打消了卖出的决定，留在其中继续观望。

自大学开始，刘轩就是一个对收入十分敏感的孩子。他出生于2002年，自小家里不宽裕，儿时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就带着一双儿女一起生活，靠着一份在县城5000元左右月薪的教师工作养家。自小家中拮据，还因妈妈心善借钱给亲戚追不回，刘轩和妈妈、妹妹三人一直在负债中生活。

大学起，刘轩比同龄的孩子多了些对挣钱的渴望和嗅觉。他在课余陆续接兼职，写过每个月800元的公众号文案兼职，后来还和同学一起做短视频自媒体，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1万元帮补母亲和妹妹。投入股市的6万元，便是他大学4年业余打工的积蓄。

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刘轩把6万元投入股市，期待着靠本金的膨胀，用新的方式创造收入，但却事与愿违。

6千元的亏损，约等于他当一个月兼职的收入。但刘轩说，他不后悔入市。他坚信这是牛市周期，入局没有错，错的是他事先没有研究清楚交易规则，就贸然冲了进去。

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多项提振经济与股市的重磅政策的抛出使A股市场迎来了一波高潮。随舆论发酵，狂热在10月8日到达顶峰，各大券商开户数创下历史新高，短期内大量散户资金涌入股市，其中不少是像刘轩一样新开户的00后。

入市之前，刘轩就一直在留意近段时间的相关政策和市场变动。从“9·24”新政，到9月27日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再到9月30日，中国股市迎来16年来单日最大涨幅，这些信息给了他信心。刘轩说，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在涨，而且实现翻倍收益的个股不在少数，他觉得市场上有很多机会，只是自己把握不住，是能力问题，所以，他决定留在股市继续观望。

就像沉入水下，回本的基准线就是海平面。刘轩开始了他的等待。

在水下，张露等待了两年。故事的开头是甜的。2022年10月，她跟着微博上一位算命博主的推荐，尝试着花两三万元买入了几支股票。两个月，她账户里的股票市值上涨了9000元。有时候，一天就能看到1000元的盈利。

如今回看，张露将那段时间称作自己的“新手保护期”。她是云南一家国企中做文秘工作的普通员工，一个月的薪资6000元和身边的大多数人无异，把钱投入股市之前，也未学习过投资、股市的相关知识。

张露甚至连股票的基本操作都不太懂，把“卖出”点成“买入”的失误，至少发生过三次。这一点，张露自己也清楚。回看当初，她觉得自己完全是在瞎操作：“完全就是跟风，啥也没看就无脑买。”

但就是这样的她，在初入股市的初期，生出了一种“自己是股神”“赚钱好简单”的感觉。

如果说入市初期的盈利是侥幸，那么后来，张露迎来骤然、长期的亏损则是必然。

除了妈妈，炒股的事张露不敢告诉家里其他人。张露的哥哥曾是老股民，他从2008年入市，之后一直在股海浮沉，直到2015年“把钱全赔完了”。这家人晓得股市的厉害，张露知道全家人都反对炒股，但她还是入了场。

顺风顺水地尝到甜头之后，张露花每周300元的费用，加入了那位博主的荐股群，博主推荐什么股票，她就买什么股票。可是好景不长，在短时间内，那几支股票接连走跌。为了拉平亏损，张露开始就着跌下来的股价补仓。结果，越补越多，把80万积蓄都搭进去之后，她依然没有回到盈利的水平线。

自2023年5月份开始，张露的账户就进入了亏损状态，之后一路缩水。最严重的时候，2024年7月，她账户上的亏损额达到了22万元。

其中张露最印象深刻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23年年中。当时，张露以每股1900元左右的价格，购入了100股某酒业集团的股票。买入之后，张露就看到这支股票开始跌。她只好开始补仓，每股跌到1800元时补了一笔，到每股1600元时补了一笔，每股触及1500元时又进行了补仓，四笔交易下来，总共68万就套在了这支股票里。

直到如今，张露根据博主推荐买的股票，也没能涨回这些年亏损的部分。

无人会为她的亏损“负责”。那位推荐股票的博主消失了。在他推荐的股票接连走跌后，花钱进群的会员们，在荐股群里群情激愤，一度联合起来投诉那位博主。自那之后，那位博主就在互联网上消失了，张露也失去了炒股路上唯一的指引。

如今，张露自认是货真价实的“韭菜”。她知道自己不懂，也不愿花心思研究，空有捞钱的幻想。在入市前所有美好构想落空之后，张露只有一个诉求——回本。

栗娜2022年跟着相亲认识的未婚夫冲入了股市，至今，丈夫仍是她的炒股军师。

原本在相识阶段让栗娜印象平平的未婚夫，因为一次意外的闲聊，扭转了自己在栗娜心中的形象。当时，他在车上突然讲起股票，栗娜很惊讶，“这不是赌博吗？”男人说不是，他给栗娜介绍股市的玩法，分析当下的行情，还讲到自己的操作，给她看账户上的盈利。

栗娜第一次认识炒股的人，那些炒股知识她听得迷迷糊糊，但男人说起股市中的运筹帷幄和成功战绩令眼前的这个男人释放出一种魅力。她觉得他“好不一样，好厉害”。

经不住几次三番的诱惑，栗娜跟着他投了三千块进去。当时她月薪六千，当天就“红”了一百多块。最初的兴奋感很难忘怀，一百块的甜头让她初次尝到股市的魔力，也让栗娜对这个男人的崇拜升级。陆陆续续地，她放了十几万进去。几个月后，她的账户就有了一万七千元左右的的浮盈。

那时，栗娜跟好朋友说自己在炒股，朋友劝她收手，她听不进去。她对股市充满信心，还想赚更多。丈夫更是狂热。他炒了两年多，挣了三四万，后来，每个月的工资一到账，除开房贷和日常开销，他就统统投进股市。

一切顺利的时候，栗娜感知不到危险。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2024年开年后，丈夫突然接到了裁员通知，紧接着，就是两轮股票暴跌。栗娜的账户里，蒸发了二十几万元市值。

那段时间，栗娜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看着亏损，她舍不得清仓离场，可是继续留在股市里，就只能看着它一天天地越来越少，甚至还要继续补仓来拉平亏损。栗娜陷入了纠结之中。

图 | 《大时代》剧照

沉入水下的日子

等待回本的日子里，刘轩学着去感受短线波动中的情绪周期，“涨得很高的时候，很可能就要进入退潮期了，千万不能在这时候买入。”又比如“这个股票这两天一直在跌，说明它的走势已经很弱，但如果第三天突然来了一个高开，那就说明这个票走强了，有资金进去了，你就可以去追一把。”

这个策略确实帮他回了些本。有段时间，他观察到机器人板块走势很强，有一支股票连着两天“烂板”，多次涨停后封板、解封再封板。刘轩预判它第三天应该开始走弱、低开。结果第三天，这支股票高开。刘轩趁势追了进去，在预判走势到头时卖出。

这次操作，他追回了2000元。卖出后，这支股票还在接着上涨。刘轩复盘经验，发现他忽略了交易当天的一则新闻：这个公司跟一家势头正盛的通信公司合作了。那天机器人板块的走势已经到头，大部分的股票都开始下跌，但因为这条合作新闻，这一支逆势上扬。

这次经历让刘轩感到自己的进步。他愈发相信股市有规律，而炒股是一门学问。他看到市场上一些在稳定赚钱的人，“不一定每次出手都会赚，但在概率学上总体赚大于亏，最终账户不停上涨。”但他也觉得，对于不懂的人来说，它确实就是一场赌博，比如10月8号跟着人群盲目追进去的自己。

为了感受市场情绪，他加了很多股民群。他觉得有些人在这方面实在没有悟性，总是固执地追问自己所持股票的未来走势，还会不会涨？其实群里所有人都知道那支股票的周期已经过去，只是持股人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在心理上始终不肯接受亏损。

在炒股群里，不理智的股民们很容易被带着走。在一些群里，早上开盘，汇率有点变动，大家就开始吵着要“拉爆A股”，开盘二十分钟后开始下跌，一群人就又开始嚷嚷“快出货”，恐慌的情绪被放大，经验不够的新股民很难保持平静。

刘轩觉得这些想投机又不研究的人赔钱是活该，“听别人推荐就想暴富，想来牛市薅一波韭菜，其实自己才是那个韭菜。”

有时候，刘轩会想，“回本”二字带来的执念太深，以至于他错过了一些正确决策的时刻。

他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下午。

入场次日就亏损6000元之后，刘轩没有着急撤出。后来，他如愿等来一波上涨趋势，逐渐趋近回本线，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一度回到了5万8千元。

当时，刘轩隐约感觉，这一波涨幅已接近尾声。但是回本近在眼前，他实在舍不得撤退，想着等到第二天再迎来小幅上涨便可直接回本。

一念之间，他选择观望。过了夜，到第二天开盘，他又看到了“断崖式”下滑，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从前一天的5万8千元，跌回了5万3千元。一夜之间，5千元的距离，他不敢再耽搁，决定狠心割肉。卖掉了一部分股票，有一些跌停的，卖都卖不掉。事后他回忆那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直跌。那一次是最伤的，也是长教训最多的。”

等待回本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对张露来说尤是如此。

偶尔，她回去看一些博主的分析，跟着他们操作。有赚，也有亏。综合来看，她感觉博主们说的都不一定对，“没有人真的懂市场”。

因为操心回本的事，她觉得自己老了好几岁。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连着几天不洗澡，不停刷手机，看五花八门的博主讲股市观点，忧心忡忡地熬到凌晨，稀里糊涂入睡。魂仿佛跟着股票的价值蒸发掉了。每天中午醒来，她不刷牙洗脸，蓬头垢面下楼。久久不能回本的股票占据了她的全部心力，她感觉人生无望，连喜欢的男生都不愿意搭理了。

自入股市开始，开盘的每一分钟，张露都想去看走势。领导布置的任何工作任务，都让她感到烦躁，她的心思全到股票上去了。开会的时候，张露也拿着手机偷偷看盘，领导讲了什么，一句都听不进去。

其实对于张露来说，根本没必要每分每秒地盯盘，她做的是长线，她自己也知道，“我没有玩短线的资本”。但她还是想去看，为了心情的愉悦。有时候，看一眼，涨了，飞来横财确实让人心旷神怡，连领导的批评都变成轻飘飘的过眼云烟，全无所谓，“反正赚钱了，干什么都很开心”。

要是跌了，心里就开始不爽。最生气的还是那次，那支股票张露前一天就想好了，等第二天开盘就卖掉，结果第二天被派去开会。会议禁止使用手机，她心急如焚，始终找不到看手机的机会，害怕被通告批评，那支股票就在她看不到大盘的时候一路狂跌。

这种对股市的牵肠挂肚，在账户陷入亏本后愈加焦灼。她只想赶紧了结烂摊子，为股票涨跌牵肠挂肚的痛苦她无法忍受，但更不能接受亏损，于是只能苦等。

有时候，她想着如果能等到回本那天，她会拿回那80万的存款，去买套房。

以前张露的哥哥赔光了钱，家里怕他再挥霍，结婚时不再给他买新房，把市区的房子给了他作婚房。妈妈不想打扰小夫妻的生活，自己一个人回了农村。她想把妈妈接回城里，跟自己一起住。

亏损骤来时，最是栗娜的生活需要用钱的时间。

年初，她正处于孕期，盘算着孩子出生后各项支出所需的钱财，心绪日渐焦灼。她总觉得愧疚，因为觉得自己注定要亏待孩子：“（如今的我们）给不起孩子最好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陪我们省吃俭用。”而在此前，结婚典礼和买房消耗掉了丈夫的大半存款，其余的钱也都投入了股市。

日子本来应该很好过。栗娜的丈夫是摄影师。除了在公司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月收入可以达到三万，栗娜自己是幼师，有编制，年收入算起来也有十几万。在浙江衢州的小县城，这个收入供一家人生活绰绰有余。骤然间，栗娜的丈夫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四处求职无果，手里的股票又在暴跌，每月还有5000多元房贷要换，一天几万元的亏损，让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家，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半年来，栗娜没买过新衣服、新鞋子。为了省钱，她自己剪头发，连停车费也不舍得交，每次为了找个免费的停车点，都要把车停得远远的。

晚上总也睡不着，有一次做梦，她梦见股票涨停了。在梦里，她狂喜。醒来发现是一场梦，天亮了还要接受新一轮暴击，又是一阵心焦。

日子一天比一天压抑，两人的情绪都在崩溃边缘。晚上，丈夫抱着栗娜痛哭，说对不起她，不该让她炒股，没有给她好的生活。栗娜也哭，她同样感到绝望，但更怕丈夫想不开，只能强装乐观安慰他，“没关系，会好的。”第二天早上，她挺着大肚子开车去上班，一个人边开边哭，不敢让丈夫看到。

在这样的痛苦中挣扎了几个月后，2024年7月份，宝宝顺利地降临了。新生命给了夫妻二人清仓的决心，“不能再亏下去了”。夫妻俩把账户清零，几年炒股，得到的是二十几万的亏损。

循环

炒股之后，漫无目的的日子有了依托，刘轩也说不清楚，“这算一种爱好还是算什么？”总之，炒股之后，他每天会在九点半开盘前起床，抖擞精神，提前浏览相关新闻，关注上证指数波动，感受市场情绪，定下今天大致的操作策略。三点收盘后，他会复盘今天的操作，哪里不对，下次改进。炒股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而规律。

有时，刘轩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亏到1万8。刘轩做的是短线交易，每天都会操作买入卖出。大好行情让他没法等待长线回升，每天看着别的股票都在上涨，别人都在赚钱，他不能忍受自己的钱被套住不动，踏空感让他焦躁。如果一支股票一直亏损，看不见涨势，他就会割肉开始买别的，但很可能在涨势时买入，马上又迎来了下跌。

炒股的过程中，他也感到在跟自己的人性博弈。刚开始从ETF转投个股时，刘轩不敢重仓，轻仓买入多支，分散风险。这一批里也有大赚的，收益率很高，二十几个点，但因为本金太少实际收益不高。他感到懊悔，觉得自己错过良机，出手又开始大胆起来，重仓买入，然后就是三次失利。都是同样的错误，追涨妖股，因为贪心没能及时撤出，吃了好几个跌停，卖都卖不掉，亏了三四千。金额其实也不算太大，但同样的错误连犯三次，他无法原谅自己。这一天他把股票全部清仓，挣的、赔的，一口气全卖了，不再看盘，休整了一天，第二天重整旗鼓从零开始布局。

入市近三个月，刘轩感到自己的操作水平大大提升，逐渐能把握住追涨杀跌的节奏，在其中感受到乐趣。10月入市，他交了两个月的“学费”，12月，他的账户开始回升，只是离回本始终差了一口气，盈利了一阵子后，免不了又迎来一波颓势，他还在耐心等待。

栗娜和丈夫始终还是无法放弃股市。孩子长到4个多月时，2024年10月，栗娜和丈夫重新进场。当时，她的丈夫找到了新的工作，尽管薪资只有以前的一半。

栗娜直言，她自知自己是“被股票耍得团团转”，但是，她还是念念不忘那亏损的二十多万元，想通过股票，重新把亏掉的本钱赚回来。

有时栗娜觉得，炒股失败带来的也许并不都是伤害，经此一役她觉得自己对于财富的得失能看开了，心态磨练出来，“有钱就多花点，没钱就少花点。钱去了还能挣回来，身体健康就好。”

“说是贪欲也好，不甘心也好。炒股的人，挣到了钱也不会走掉的，因为你（会）想要更多的钱。亏了钱，更不会走，就像我现在一样，不会走。”栗娜说。

2024年10月8日，张露终于回到了水上。当天，股市逼近涨停高开，她持续的亏损一夜之间回了本，甚至盈利了8万元。

回到水上那一天，她没有把原本“回本就撤退”的计划提到跟前。转身，她计划着借杠杆继续向前冲。

她从各类借贷平台东拼西凑，借了20多万元。发现借贷的钱不能直接进股市，她就先转给妈妈，再让妈妈转给她。当时她还以为自己能从这波牛市里挣个二十万，“国家不是要给我们发钱嘛，大家都这么说”。

当天下午3点前，张露没有执行交易卖出所有的股票。

她再次留了下来。

追加的股票一路下跌。在上了杠杆后，亏损带来的压力成倍增加，那段日子张露过得心惊肉跳，后来实在承受不住，“宁愿亏本我也要还”。她把一支股票卖了，亏损5万6，用提现出来的钱把借款还了。她觉得放着不动，可能以后会涨回来，但是张露受不了，她没那个耐心，她想过回平静的生活，不想再被股市“玩弄”。这笔钱借了不到一个月，利息还了四千多。

她的心情始终不能回归平静，一想到千载难逢的回本机会就这样错过，一颗心就紧紧地揪起来，悔恨万分。市场的狂热更让她焦躁，她不再能说服自己接受亏损，“全世界都在挣钱，就我一个人还在跌”。

张露记得，10月10日，全天特大单与大单都与散户操作完全背离，当股市下跌，散户出货，机构就开始吸入；股指拉高，散户追涨，机构就开始抛售。全天机构继续净流出，而新的散户继续大幅增持。行情让张露看清了：“散户都是韭菜”。

她陷入了某种循环。

张露做了最差的打算，股票每年分红，那支酒业集团的股票，股息能到3%左右，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大不了就吃一辈子股息。最要紧的是控制住自己，张露现在手上现金只有2万块，算是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想补仓也补不了了，“只能老老实实躺平，它啥时候回来我啥时候卖”。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2024年12月19日，邢燕军的追思会在北京举行。在追思会上，他的家人拿着一张公安机关作出的撤案决定书进行宣读，上面写着“因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

47岁的邢燕军曾担任优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1月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局办案人员跨越1500多公里，远赴北京，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上述公司包括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

在新左旗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新左旗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措施。

2024年4月3日，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12月6日，新左旗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这意味着，邢燕军公司被抓的14人，集体被宣告无罪。此时，离邢燕军死亡已过去了247天。

邢燕军案引起了社会关注，“指居”制度也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与逮捕属于羁押措施，拘传、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都属于非羁押措施。监视居住制度本是刑事诉讼中较轻缓的强制措施，按照规定，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另外，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指居”是监视居住的一种。《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曾刊文提到，“指居”的执行方式的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在实践中往往被异化为变相羁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曾撰文称，近年来，被非法“指居”并在其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不在少数。

当前恰逢《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法学界围绕“指居”制度展开了是改是废的讨论。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指居”规范体系，包括“指居”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嫌疑人“指居”期间会见律师的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

被异化为“变相羁押”

“在长达6个月的‘指居’期间，我不能走出房间，窗户24小时处于封闭状态，也不允许看电视和看书。”孙晓凯（化名）这样讲述自己的“指居”生活。

在涉及邢燕军等人的案件中，孙晓凯系该案第二被告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立喜担任其辩护律师。马立喜回忆，他曾多次提交律师意见给办案机关，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指居”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监视居住适用的前提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司法实务当中，如果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即便需要继续侦查，在此情况下可将嫌疑人取保候审，而不是监视居住。

孙晓凯的经历并非少数，早在2016年，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过《新刑诉法实施调研项目数据报告（2015）》，调研项目访问了全国574名律师，超过60％的被访者认为，侦查程序中监视居住的法律实施存在适用条件方面的问题，即侦查机关使用随意，裁量权太大。

从立法本意看，“指居”其实并非一种羁押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计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旨在保障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适用监视居住而免于被逮捕进而被羁押，可是在实务中‘指居’的性质已被严重异化，沦为比看守所羁押更为不利的一种变相羁押，‘指居’地点往往成了与世隔绝的变相羁押场所，这完全背离了立法原意，也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曾撰文回溯经历三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

张建伟说，那时的嫌疑人、被告人统称为“被告人”，从这一措施的适用看，监视居住是一种非羁押措施，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但没有剥夺其人身自由。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首次将监视居住的“住处”分为了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2012年再次修改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正式作出了明确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2018年，为与《监察法》衔接，《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后，规定适用“指居”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住处而需要监视居住的；二是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

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但在黑龙江省高院刑二庭原法官、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针对在当地有固定住所的嫌疑人，有的公安机关也会想法实现‘指居’目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他在江苏省某区办理一个案件，嫌疑人在当地有固定住所，当地公安机关就将该案改变管辖到另外一个其没有固定住所的县，进而对其“指居”。20天后，办案人员拿到了口供，次日就将其解除“指居”，转回了原来的区。

“我向法院提出，公安机关涉嫌为取得口供而改变管辖进而‘指居’。后来，检察院把‘指居’期间的口供从控方证据中撤出了，不再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杨照东说。

杭州市警察协会特约研究员、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一级警长童晓辉具备公职律师和公安部高级执法资格，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对于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中“固定住处”的概念，实践中确实有分歧。比如某市直属分局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该直属分局驻地为A区，犯罪嫌疑人在本市B区有固定住处，若要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是应该在其B区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还是因为其在A区没有固定住处而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针对这些问题，公安部已发布典型案例进行指导，某市直属分局受理案件的范围为全市，犯罪嫌疑人在本市有固定住处，应该在其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否则，存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相羁押的问题。

正如曾挂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实践中“指居”不仅有被滥用的趋势，更面临着制度异化的问题，其强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拘留逮捕措施。

（资料图片）在一次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开展的集中演练中，法警配合值班医护人员，对突发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开展检查、救治。

“脱离监督”易突破口供？

多位法学界人士认为，在公安机关办案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指居”措施颇受青睐。

究其原因，根据张建伟的分析，主要源于其多重便利性，包括不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居所和看守所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更便于施加控制以及对场所进行操控，指定的居所变成了实际的办案场所，也方便取供，监视居住可以长达6个月，时间宽裕等。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的上述报告也指出，执行监视居住的手段或方法有不合理之处，变相拘羁押审讯嫌疑人的情况也较多，占比52.7％。

有媒体援引某派出所一位原教导员仇某的话说，《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一般情况下只能羁押2个月。对比而言，“指居”的审讯时间更为充分。

一名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他了解的一起案件中，8名嫌疑人被“指居”在同一间房屋内，房屋中间设置了从屋顶到地板的防护栏，甚至，“8人中还有一名是女性”。

2024年6月13日，最高检发布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含发生在江苏的一起嫌疑人反映其在“指居”期间遭刑讯逼供的情况，包括遭受殴打及饥饿、违法使用戒具、疲劳讯问等变相肉刑手段。最后，针对刑讯逼供，该案两名侦查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嫌疑人在“指居”期间所作的有罪供述也被依法排除。

在“指居”期间遭遇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止于此。据多家媒体报道，2022年7月7日，34岁的河北省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被带到宾馆“指居”。13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

2024年4月22日，暴钦瑞的家人见到了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结论是，暴钦瑞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引起的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这与他生前遭受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有关。

暴家代理律师、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佀化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1月，上述事件中的公安局8名办案人员涉刑讯逼供一案将在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上述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之一是“指居”有时处于监管的中空地带。浙江省一位受访的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便于办案确实是公安机关对嫌疑人“指居”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们“指居”时，会主动向同级检察院报备，检察院也会过来查看“指居”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指居”期间全程录音录像也要提供给检察院。

但还有多位受访者称，从法律规定来说，公安机关决定“指居”时，并不需要主动向检察院报备。刘计划表示，因为“指居”的立法本意不是羁押，因此，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时，无须向检察机关报备或经其批准。

一位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针对被检察院逮捕之后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其变更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情形，公安机关才需要依法通知检察院。

在山东省一名检察官眼中，虽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也有义务对“指居”进行法律监督，但很多时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并不知情，因此，难以对其监督。

“实践中，‘指居’成为办案机关控制的封闭场所，尤其沦为获得讯问便利的秘密场所，检察机关的监督大多形同虚设。”刘计划说。

还有多位受访者表示，在“指居”期间，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人的申请常常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地点往往都是保密的，这导致律师会见时,难以找到公安机关对接的人去办理会见手续。即使申请了，也经常迟迟没法会见。

多位受访者表示，被“指居”者普遍认为，因为“指居”存在缺少监督等，他们更渴望被羁押在看守所。

执业律师代存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设置看守所的目的就是实现羁押与审讯的分离。尽管看守所也隶属公安部门，但毕竟是独立的职能部门，负责嫌疑人的审前羁押与管护。这些年来，看守所管理越来越规范，被羁押者的人身安全、休息、饮食保障有很大改善。提审者必须到看守所履行提审手续，遵守看守所的管理规定进行审讯。

改废之争

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修改《刑事诉讼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就《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改广泛调研，听取意见。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小宪法”，足见其重要性。而在其四修时，“指居”制度是改是废也备受关注。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指居”，现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比如“指居”的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指居”期间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指居”期间律师的会见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

在多位受访的警方办案人士看来，“指居”依然有现实需求，不宜废除。一些受访的警方人士认为，经过几次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对“指居”做了比较客观可行的修正。

广东省一位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和取保候审都是强制措施之一，可以互相补充。他曾遇到过有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为逃避刑罚而长期反复怀孕的案例。“这种情况下，‘指居’可维护法律尊严。如果废除‘指居’，法律的执行将会有漏洞。”

高通也表示，我国前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法学界就有呼声取消“指居”，但因为彼时逮捕率持续在高位，“指居”还是被当作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保留了下来。此外，2012年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监察法》尚未推出，保留“指居”，还有出于将“双规”法治化的考量。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看来，“指居”制度完全废除的可能性不大，客观上这项制度仍有存在的现实需要。有些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确没有固定住所，也没钱租房，只能适用“指居”。

高通同样认为，完全废除“指居”制度有一定难度，他倾向于将其保留，但必须严格规定，限制适用。“该制度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被滥用、缺乏监管，如果能够将其纳入监管的话，‘指居’可以起到降低羁押率等作用。”

那么，如果保留，今后又将如何严格限制“指居”制度适用空间？高通举例说，居所分为指定居所和普通住所，办案机关选择哪种居所应该慎重；“指居”的审批手续今后也应作明确的细化。

刘计划则表示，如果刑诉法修改要保留“指居”制度，应当全面还原“指居”的本质并予以完善，以规范“指居”的执行，完善并落实检察机关对“指居”决定与执行的监督，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与通信权。

不过，刘计划还是认为，基于“指居”制度积弊太深，直接予以废除亦不失为釜底抽薪的立法选择。

李奋飞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或需对“指居”制度等《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如果不能通过彻底改造有效解决该制度被滥用、被异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该考虑对其予以废除。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则在今年发出呼吁，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

他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魏家淦在今年第五期《中国刑事法杂志》发文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将合法性原则、相当性原则、变更性原则作为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技术性的修法已不能实现“指居”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其功能可被改进后的取保候审所取代。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也持相似观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制度很容易被滥用，其严厉性远超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即便它可以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弊大于利，法律无法追求最好，只能避免最坏。废除“指居”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不坏的选择。

高通认为，目前，《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还处于广泛调研阶段，尚未有特别明确的修改思路。因此，有必要引导各界广泛讨论，这有利于修改时缩小意见分歧。

他有关的几个日子都会被反复提起。今天是他被训诫5周年。

其他还包括他发出警报的日子和他死亡的日子。三个日子，代表三种意义。

他是新冠时代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向社会发出警报的专业人士被打压、约谈，最终失声、死亡，而全社会接下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他日渐成为很多人的“信仰”，每天都有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讲述自己的点点滴滴：失业、失恋，生活中的不如意，也有人生的坚持和进步。

他成为很多人的倾诉对象。这是因为他是“人间的至善”。当然，人们知道他只是普通人，单纯、明亮、善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份工作，靠专业吃饭；有基本的职业操守，胆小怕事，被警察约谈，老老实实写下“能““明白”，签下自己的名字。

正是这种普通让他成为“每一个人”，他是“社会的共识”，也见证了社会的溃败。人们纪念他，不过是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质疑，一点倔强。

这种漫长的纪念，是一种建构和创造，也是伤痛和不甘心。虽然微弱，甚至卑微，但在本质上也和当初北岛的“我不相信”一致。

在获得真正的道歉之前，这种怀念和疑问，就不会停止。“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说的。而训诫书上的“明白”，其实是每个人共同签下的一一这再次证明，“一种声音”的力量何其强大，这正是李医生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他的死是自己生命的终点，却应该社会的某种起点。

在刚过去的2024年年底，文学界坏消息不断。文学出版物停刊的新闻、线上文学内容停止服务的消息接二连三，种种情况让我们不禁会怀疑：文学在当下是不是不行了？

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大家一边看着莫言、余华、苏童等大作家上综艺，讲过去自己写作、投稿、成名的故事，一边则唏嘘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再。

依赖情怀和愿景造势一时，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为此我们找到“小鸟文学”的主编杨樱聊了聊，从她身上我们发现，我们对文学的爱，不过就是对生活以及所有可能性最真诚的爱。

文学的黄昏？

前不久《书城》杂志发布休刊公告，宣布2025年1月1日起休刊。《书城》杂志创刊于1993年，曾经数度改版，经历多次停刊复刊。杂志海派风格鲜明，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每一期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阅读趣味，曾经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像《纽约客》的杂志。无独有偶，在年底的时候，《文学报》也以交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说法，宣布2025年暂停纸质版的独立邮发。

不只是传统出版物，线上文学内容似乎也光景不好。一年出12卷的线上付费订阅文学杂志《小鸟文学》也迎来2024年12月31日停止更新的日子，服务完最后一个订阅读者之后暂停服务。一度被视为国内文学播客先行者的“可以听的文学杂志”跳岛FM前不久官方宣布了现有团队解散的消息，并更新了最后一期《第218期：自由潜水特别版：上岛吃饭，虽然是散伙饭》。

以上种种情况会让很多人不禁会怀疑：文学的黄昏是不是就在眼前了？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但其实就算行业坏消息频发，依旧还是有不少文学品牌依旧在前行，不仅不断有新品牌冒出来，而且不少原来的品牌也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后有了更好的发展。

在拥抱不确定的当下，或许有一点是确定的：文学的发展未来会如何，不仅需要时间来证明，同样也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小鸟文学

2021年“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作为一款付费线上文学杂志，它精准攒聚了一众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最初“小鸟文学Aves”开出的高于文学刊物的稿酬一时间令诸多文学爱好者精神为之一振，并引发众多文学创作者关注。它在2021年获得刀锋图书奖“年度阅读平台”。

“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的时候主编杨樱说：“小鸟代表自由，有时代表高度，我们叫小鸟，因为我们还向往一点天空上的事。”3年后，小鸟即将和我们告别，杨樱又说：

“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它是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

因为没有目的，也就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对于小鸟的停止更新，杨樱不以为意：“App的内容停止更新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停了，我们还会一直做，还会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

在小鸟运营的3年多时间里出了不少杰出作品。2022年，伦敦政经学院的人类学博士生周雨霏的非虚构作品《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在小鸟首发，之后被大众知晓，拿了不少文学奖项。这篇关于藏獒和女性的故事既有社会研究者的学术严谨性，也不乏创作文学感，“我们找周雨霏约稿，结果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杨樱用周雨霏的例子向我们解释小鸟文学的独一无二性，“我们多少提供了一些市面上没有的、有创新型的内容，一般人可能不会写。”

比起专业作者，集聚素人写作者的“24 小时文学聚会”栏目更是小鸟独特的典型体现。“这是个素人投稿的栏目，很多作者非常年轻，90后95后甚至00后，他们的文字一看就是没什么规则，是没有被规范过的表达。可能看上去有点野，题材也非常野。一般常规的文学杂志是不会接这些题材这些文章的，但是小鸟就会发表。”

敬美好生活

即使“小鸟文学”停更，杨樱是不会停的。自始至终，文学只是杨樱创造美好生活途径的一个分身。至于何为美好生活，要追溯到10年前。

2014年社交媒体初起，杨樱和伊险峰带着团队打着“何为美好生活”的口号上线了《好奇心日报》。凭借着高质量的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输出，《好奇心日报》讲述在消费主义下如何更好生活，其商业洞察、生活方式和年轻中产的内容核心精准打中20-40岁之间、关注商业、科技、互联网“高精尖”人群，一时间《好奇心日报》和杨樱名利双收。只是4年后的政治环境对内容的自由度产生极大限制，两人做出关停的决定。产品是关停了，但是做内容的心从来没有放弃。之后某一天，投资人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再试一试媒体平台。“我们第一反应当然是好，并且我们决定依然围绕‘何为美好生活’这件事。不过，新闻是不能做了，那我们不如就转向文学好了。于是小鸟就诞生了。某种程度上，‘小鸟’和‘好奇心’是一脉相承的，‘小鸟’是‘何为美好生活’文学向的衍生。”

说干就干，2021年“小鸟文学”上线，定位成一款专注于提供高质量文学内容的阅读平台，内容涵盖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小鸟”提供付费阅读服务，由杨撄担任主编，编辑委员会由彭伦、李静睿、曾梦龙、伊险峰等人组成。“在世界变得模糊不定之时，让文学杂志的价值是在一个崩坏的语言环境里，让人保持对文字的敬意”——这是编辑们口中的小鸟文学，也是杨樱心里的“美好生活”。

Q：作为一个线上的软件内容主编，和传统出版的主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杨樱：我觉得挑稿子严格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有一个三个人的文学小组来审稿，我们三个人对每一篇稿子投票，要得到三票的稿子才能上刊。

做小鸟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犟的部分，我们希望用不同的形式去接触正在发生的话题。虽然文学不是新闻，但是我们想成为一个新闻的延长线。不能直接触碰，但是希望可以回应，哪怕是以从知识结构上作为回应都可以。这在我们的各个栏目中都能看到。我觉得这是我们和传统文学刊物最大的不同。也许可以说我们距离当下更近。

我觉得这种内容的“当代性”并不是线上和线下的区别，这是一种选择。你需要有一种对“当代性”探讨的欲望和动力，然后去落实。

传统的文学杂志，比如说最知名的《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等，作品被刊载在这些杂志上已经是一种荣誉、一种社会认可，你被选中排上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必要实现这种当代性。

Q：在大众认知中，文学就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杨樱：我觉得文学是理想主义代名词之一吧，理想主义太多了，它不只有文学。

我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经历。我当时看一本叫《植物的欲望》书，那本书是讲的四种日常植物的故事，其中讲到苹果。书中提到“苹果是如何驯化人类”的这件事，大意是说苹果得到被大范围普及播种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的选择，而是它吸引人类让人类繁殖它。我看完大受震撼，非常有感触，于是我在一次计算机课上和我身边的同学分享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看我的眼神，可以说毕生难忘。那种眼神不是好奇也不是责备，而是一种质疑，他质疑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么奇怪的东西。在他的认知里，这件事是一件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感觉到，我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

其实文学应该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没有目的性，没有实际价值。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我觉得它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文学是值得做的事情，我现在也还有能力去做。

Q：你如何看待AI与创作的关系？

杨樱：我也刚开始玩这个东西，挺好玩，各种AI工具有各自擅长的，我会有时候用它写个诗、画个画，跟它玩一玩。很多初级工作AI可以完成的很好，比如说翻译，比如说写请假条、说明书。你如果说AI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它在努力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而且在学习速度上不可小觑。现在如果拿AI生成一段影像，可能真的还分不清到底是人工的还是AI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有创造力的。我觉得去评价AI的创造力其实要看操作AI的人。你如何训练它，它就会有何种的体现，你是什么水准，你就能把它用到什么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人类非常好的合作者。

本哈明·拉巴图特的《理性的疯狂梦》是一本讲述人工智能的长篇小说。它从冯诺依曼一直探讨到李世石，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它描写李世石败给了Alphago的部分。他有一个场景的描写，说李世石输掉比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羞耻心，作为人类，他在做完一些行为之后他会有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羞耻、懊悔也可能是感觉压力。Alphago与之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感情的干扰。比如在下了一步非常愚蠢的棋之后，Alphago毫无感觉，虽然操作它的科学家可能惭愧的无地自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李世石身上他可能就会想死，也会影响他的下一步棋。

虽然我无法评价AI是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作者，它的终极形态我也无法想象、更无法评判，但是我认为，AI是一定不会取代人类的。像书里写到的，无法产生感情可能是AI的优势，这也正是它无法取代人类的原因。只要你有足够的方法，AI是可以被预测的，它的路径和结果都是可以被推算出来的。但是人类因为有感情，所以不可预测。你不会知道突然之间去杀了个日本小孩的人在想什么，你也不会知道冲到广场上刺伤几十个人的人他在想什么，甚至连你身边亲近的朋友家人你都不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人性的这种不可预测是创造力的来源。

Q：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可以和我们分享下吗？有哪些书对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杨樱：我大学里看过一本小说叫《手提箱》，篇幅很短大概就5万字，作者是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是一个流亡的苏联作家。前两天我碰到了他的另一部小说，叫《我们一家人》，他真的就是写了十三位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亲人，读起来轻松诙谐很有趣，背后其实是有深刻意义的。多甫拉托夫在被译成简体中文好像就这两本书，06、07年左右出过一版后就没有再版了，现在好像只能在图书馆找到了。

今年我非常集中的看了米兰·昆德拉的所有作品，除了话剧没有看其他应该都看过了。当然我以前就看过昆德拉，但是没什么印象，今年又重新再看觉得太喜欢了，把他列为我最喜欢的作者。我看到有八卦说为什么昆德拉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太挑剔了。因为他这个的性格所以其他文学创作者和他的关系都不好，诺奖的评委也就自然不喜欢他。这个算是八卦野史，但我觉得挺有意思。

还有一个我很想向大家推荐的作家，齐格蒙特·鲍曼。他的书可以给你很多东西，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他的书里找到答案，什么狗屁工作、什么工具人、什么女性主义，这些他都讲过，而且是20年前讲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从集中营说到 TikTok，这个人太神奇了。

Q：小鸟文学的未来会如何？

杨樱：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打算暂停了。我们会更新到今年12月31日，是因为我们最后的一个订阅者订阅期间是这个，就算只有一个订阅者，我也要为他更新完。不过我想强调下，暂停的是付费部分的电子杂志，但是内容形式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还会继续做内容，但可能不是以一月一卷的形式。具体是什么形式我还没有计划。其他新媒体平台上的更新我们还会继续。

2024年末，极越汽车受到关注，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倒掉方式。12月11日下午，内部全员会宣布开启“创业2.0”阶段，几小时后团队原地解散。

收到解散通知的时候，测试组长肖琴刚把接下来两周的工作做好分工安排，订了大包间组织团建，准备鼓舞士气。她来自河南农村，是家庭经济支柱，所在工区少有员工听到风声。“我今天还干活吗？”大家都懵了。

上海工区的整车软件开发工程师陆明，在公司闪崩前不久，被非正式通知部门解散，工作停滞。在他和同事们的视角中，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互联网病早已深入公司内部。极越宣布解散后，他在公司熬了一夜等谈判结果，第二天赶着去参加面试——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公司命运起落之下，多名员工回顾了他们身处其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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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署名

12月11日星期三下午，距离团建聚餐还有一个多小时，肖琴发信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

前一天刚到了5台新测试车，作为组长，她把外包人员分成两班轮休，打算周末加班。测试哪些场景、车速多少，规划已经排到了2025年Q2。担心前阵子公司有一半外包岗被裁，影响组员心态，她预订了公司十公里外的一家湘菜馆，那里有坐得下全组二十多人的大包间，想鼓舞士气。

收到消息，四五个调休人员不明情况，以为临时有活儿要支援。饭桌上，肖琴挨个划拉菜单，荤素搭配、冷热比例都顾不上了，够吃就行，点完菜她开口——“对不住大家，本来想年底之前肯定是稳的，不会再为工作奔波着急，好好干就行了。但现在是我们（正式员工）都会（被）开掉了。”

团建就这样吃成了告别宴。大家喝光了七瓶汾酒，互相感谢，还在吃胃药的男同事主动要喝，“最后一次了，你现在不喝啥时候喝？”肖琴记得，另一个话不多的员工拉着她不断重复，“琴姐，你以后一定要拉我”，这位员工三十来岁，媳妇正怀着二胎。

一桌子人几乎同时失业，这是肖琴怎么也没想到的。这天早上，她如常到公司，忙着准备资料，11点有个线上会。她所在的工区，不到二十名正式员工，外包人员一百多名，主要负责智能驾驶测试，每款车型投入量产前，要在这里通过一系列验证。

差几分钟就到开会时间，会议临时取消，研发和测试的主要负责人请假。这种事常有，她并没当回事。十二点半午饭时间，肖琴被拉进一个部门大群，上海总部的员工也在，有人说“赶紧宣判”，建群的领导说，“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忙完”。肖琴猜测，可能要裁员。

到了下午4点，CEO夏一平召开全体会，肖琴没听到“解散”两个字，反而解读出了积极的意味——会上说要进入2.0创业时代，“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管理层将全力以赴，与大家共渡难关”。但会上也说，公司没钱给大家交11月的社保了，肖琴认为，“发不出来钱了而已”，她跟同事王浩宇说。

极越汽车自诞生以来的日子。讲述者供图

王浩宇在一个小时前，本打算把存有数据的硬盘寄给供应商，上海总部的一个同事提醒他，“东西不寄了，保管好个人资产”。他早上刷到公司解散的小道消息，问资方同事，对方回答微妙，“老板会给出解释”。他猜测，公司出现了短期资金不足。

而在上海总部，员工陆明早有心理准备，已经在投简历面试了。陆明记得，11月底就传出裁员消息，外包50%，正式员工40%，没过一周，部门例会全部取消，工作暂停，领导也非正式地通知大家“自己找出路”。

听到CEO说，“如果现在签离职协议，还能去找下一家新公司把12月社保交了。”王浩宇心里做好的最坏打算是——可能未来几个月没有工资。会后，HR来谈离职方案，他还主动说：“我接受几个月没有工资，自己先垫钱交社保。”

这是多名员工的想法，跟公司共患难，以后企业上市，以元老级员工身份，拿到股权分红——这份信心来自百度、吉利两大股东背书，以及“懂车帝”的销量榜单。2024年9月，新款极越07上市之后，从外部数据来看，销量开始往上走，大家开始畅想，明年可能一个月卖到三五千台。“况且年底工作不好找，降薪或者去小公司还不如在这停薪留职捱几个月”，王浩宇说。

裁员通知传到肖琴，她始终不相信是全员裁员，发消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不管怎么说先把饭（团建聚餐）吃了”。

第二天（12月12日）上午10点，她和同事们相约去和HR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才知道公司一夜之间没有了。HRBP只有两句话，“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决定”，有人提出跟上一级HR谈，对方推脱，“下周我也不在这了”。

工区开始出现混乱。王浩宇见到，一名外包员工赔偿谈得不顺利，从试驾车里拿走逆变器、灭火器，发泄不满，眼看要拿走桌上的硬盘，被王浩宇拦下。他赶紧收拾挂在自己名下的资产——上万的设备带回家，剩下的堆进测试车，开到工区外一处人少的地方锁起来。

他们所在工区，价值1000万的测试机器人、20多万的扫描仪，7000多块的椅子，分散挂在各员工名下。之前这些设备放在靠门很近的地方，方便拖出去测试。“现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安全。”王浩宇的这句话很快应验。

当天下午五六点，来了几家供应商，开叉车和板车，想要把测试车带走抵债。一楼车间的卷帘门敞开，王浩宇看见有个男的坐进一辆测试车不出来，但因为没有电子钥匙卡启动不了。另一个穿深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说来拿钱，尾款还没结，王浩宇搭话：“别找我，我也是要钱的。”

当公司进入无管理状态

12月12日这天，听说另一个工区有丢微波炉的，肖琴开始清点组内资产，把小件收进纸箱搬到车间，和贵重的测试机器人放在一起，用四辆车把设备放在车间深处的一个角落。大家商量，让行政人员取消员工进入权限，防止供应商拿走，也防止出现“叛徒”；之后（员工）如果拿不到社保和赔偿，看能不能变卖这部分资产。

肖琴仍抱有一丝幻想，公司还会留一部分人维持运转，至少有序地赔偿、解约。直到饮水机、微波炉、咖啡机、厕纸，以及保洁工具和绿植，一样一样被供应商撤走，来上班的意义，只剩下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

按照HR给的说法，员工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12月16日前签订离职协议，获赔N+1，次年2月15日才可以拿到；二是留在公司继续上班，但没有社保和工资，相当于“自费上班”。距离11月社保缴纳日的截止日，仅剩2天，员工普遍反馈，“太仓促了。”

研发工程师陆明参与了12月12日上海总部的谈判。他注意到，15名员工代表在会议室，跟CEO谈，人力总监也在；大部分员工围在会议室前等结果，曾有一个供应商出现，大喊欠债还钱，有人上前制止，担心影响员工问题的谈判重点。

之后两天，在工区角落，陆明还看到五六个工程师，围着电脑研究智能语音的改进方案，想做出一个离线之后也可以稳定使用的版本。

肖琴和同事进入了无管理状态。每人出二十块，采买饮用水、打印纸和厕纸。垃圾先自己收拾，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垃圾袋，把各自的垃圾聚集，“如果后期实在搞不定，再考虑请日结保洁员。”

肖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结果，“离大大本营太远了，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看到上海的同事提出了一套员工的赔偿需求，她和同事们自发给谈判代表转账，让他们买早餐和药品。

处在“后知后觉”的岗位，31岁的肖琴对公司一直抱有信心。她刚来公司是在2022年8月，工区还在装修，水泥地，喷漆的时候，她搬着办公桌去室外工作，下了班再搬回去。到了冬天，四个电暖器同时开就会跳闸，贴好几个暖宝宝也不管用。说起过去两三年的经历，肖琴忍不住心酸。

极越是她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入职时HR告诉她，“现在加入就是元老级别”“新能源汽车制造正在风口，会出现三个新的车企。”肖琴入职不久就被提拔成组长，跟隔壁组的河南老乡，私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测试工作总伴随着风险，尤其是智能驾驶测试，是要把驾驶交给机器。她眼见同事为了躲避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撞到路灯杆上，车胎爆了。在团队，肖琴是为数不多保持劲头的人，她是家里老大，妹妹是博士后，父母没有退休金，肖琴是全家挣钱的指望。在工作中，她也习惯于把活儿揽过来，想多存些钱，再找机会转岗。

12月初，文创工区的研发人员赵书林已经预感到不妙——他所在团队裁员比例达到50%，出海业务资质认证也叫停了。赵书林没在裁员名单上，但他主动找领导申请把自己加上，“裁员比例太高了，预感公司发不出年终奖，不如拿了N+1直接走”。但名单还没公布，公司就解散了。

员工归还资产。

门店信号更弱。公司倒闭的消息传到号称“杭州最大门店”时，25岁的店员李浩刚入职3天，早上店长还问他，“明天有没有试驾的客户？”西安一家门店店长王雨安，已入职一年，从四个员工发展成十四五人团队，他一直觉得有成就感，和公司一起在成长。

王佳是入职一年多做产品运营，已到孕晚期，预产期在一月份。据她介绍，公司有80多名孕产妇，还有刚怀孕两三个月的，接下来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没法找新工作，没有公司会接收一个孕妇”。

12月12日晚，陆明和很多上海同事一起在公司熬了通宵，终于等到公司允诺，第二天为全员缴纳11月的社保。13日，他赶了两场面试，一个传统车企，一个新能源车企——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985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车企，两三年后认识了妻子，前年迎来他们的孩子，计划着把两室一厅换套大点的。他离开传统车企来到极越，降了一点薪，因为“厌倦国企工作重复性高、更新慢，这个「从零到一」的项目有挑战，能带来成就感”。

14号是陆明36岁生日，往年妻子会准备蛋糕，全家吃顿饭，这次没了心思。陆明早晨吃了碗清汤手擀面，加两个荷包蛋，扒拉几口赶往公司，“这是本命年最后一道坎”。

谈拢社保后，陆明观察到，谈判节奏明显变慢，群里气氛也变了——有人开始怀疑员工代表被收买；要钱也产生分歧，在群里讨论两句，还会被指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去现场，啥也不干，捐款的时候也不捐，就知道瞎出主意。”他看到群里说。

立项慢、上路快、击鼓传花

陆明在一个新项目组，自主研发电子电气架构。项目组2023年底成立，一半人是新招，另一半复用其他部门员工。陆明介绍，目前极越上市的两款车，是在吉利的电子电气架构基础上做的，修改要通过吉利，相当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研发一套自己的架构，落实到一台车上，至少四年。

招聘他的领导，面试时也讲明了项目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成不了。但陆明当时判断，“既然开始自研，说明这个车企还是有希望的”。入职后，项目进程比他预期慢得多——在陆明的讲述中，本该在四月份发的第一版需求，到八月份才提出，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没有立项；本来计划六月立项，推迟到了2025年六月。

陆明之前在传统车企工作多年，原以为互联网企业，部门之间沟通更顺畅，结果“部门墙”也很严重，其他部门的配合显得滞后。陆明推测，部分管理层对这个项目可能还是犹豫，他渐渐不急了，“慢就慢吧，给发工资就可以了。”

根据公开报道，2021年3月，极越汽车的前身集度汽车诞生，当时百度和吉利分别持股55%和45%。然而第一款车型就卡在缺乏造车资质，在上海车展被叫停；集度叫停后，极越是吉利从已注册的品牌库里挑出来救场的。

员工赵书林在公司闪崩后才意识到资质的重要性，“如果公司有独立造车资质，即使破产，也会有企业冲着这块牌照来并购”。而在另一员工崔笑的叙述中，拿不到资质的原因归结于，前几年新能源汽车处在风口期，大量资本涌入，导致2022年开始汽车生产资质发放收紧。

12月17日流传广泛的一篇由员工匿名撰写“极越闪崩时间复盘”文章分析，公司闪崩是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据相关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5年间共计超过400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消失。新能源车市场呈现两级分化：销量、产量飙升，但行业的另一面，是车企在激烈竞争下的淘汰赛。

多名极越员工表示，公司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原本需要预留时间检测、检验的功能，直接到汽车上路还接着检测。负责测试的王浩宇说，“以前一个实验做完基本上几年，现在一年都出两台车了。”

供职于另一家新能源车企的技术管理人员孟佳然表示，互联网管理者在车辆制造中习惯沿用做软件的思维，要求快速迭代，“产品做出来，简单验证一下没问题，就推到市场，让用户去验证，并没有考虑真实的用户需求。”

他在传统车企工作过十年，“汽车开发周期至少两三年，经过两冬两夏，两个高温实验和两个低温实验，因为一些硬件问题需要长周期的耐久实验，才有可能发现，比如之前就出现过悬架断裂的问题。”孟佳然发现的问题，会通过邮件或会议纪要提出来，他刻意在每个环节留下文字痕迹，写明发现的风险点。

据孟佳然了解，就算管理层出身传统车企，也会在投资人的催促和同行压力下匆忙将车辆上市。大部分新势力厂家都存在这种情况，“车已经上市了，还在不停改，不停做实验。如果发现问题，就再改，甚至不惜上门给客户升级或更换。”

前研发工程师陆明一直没买新能源汽车，除了验证时间短，另一个原因是不放心供应商的质量。陆明认为，激烈竞争导致车企对供应商疯狂压价，而供应商“缩减成本最终肯定是质量下降”。

他举例，有的供应商投了很多钱做研发，临了准备往车上装的时候，突然被换掉。还有的供应商结账使用承兑汇票，拉长付款周期，结果被拖垮——新能源车在供应商圈被形容为“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人Auto曾报道，“不知道到谁手里，热闹就消失了，变成一堆找不到人兑换的空头支票”。

极越的经营者在成本上缺乏控制，对投资者怀有盲目信心，即使在资金迟迟未到时，新的门店依旧在推进，是这家公司在此轮媒体复盘中最为诟病的问题之一。

崩盘前一两个月，极越曾向两大股东多次请求支援，财新杂志在其报道中梳理，百度提出极越融资10亿元，自己和吉利再各出10亿；（2024年）九十月份，融资一直没到账，银行决定不再给极越续贷。

现金断流后，极越迅速崩盘。据21世纪经济报道，截止目前，极越欠款总额为70亿元，其中百度9亿元、吉利26亿元，银行11亿元，其他包括供应商在内的欠款达24亿元。

一丝幸运

12月16日周一上午，是之前公司约定的last day。肖琴和同事们收到物业发的函，厂区欠租金40多万。水电暖暂时不会停，因为之前按季预付过款，可以使用到月底。上一周没来得及收的会议室话筒，丢了俩，说不清是谁拿走的。

过去几天，每天大家都互相问，明天还来么？肖琴每天都来公司，她在家待不下去。洗漱的时候，父母在厨房做饭，姥姥开始擦地，姥爷坐在她边上，想问又不敢问。父母都在打零工，过去一年没怎么接到活。正式得到她失业的消息后，母亲开始跟她要简历，说找人帮忙。

隔壁组的河南老乡张俊义找到了零工，给鞭炮厂做设备升级，面色缓和了不少。截至16日，他已经投出去175份简历。张俊义一家三口住在天津，女儿5岁，房子在2018年高点入手，月房贷七千。妻子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能维持日常生活，但家庭大头支出都要靠他。

2024年又多了两笔债务，一笔是媳妇借钱给弟弟结婚的60万，另一笔是自己借钱炒股亏的二三十万。媳妇和张俊义一样，都来自农村家庭，娘家手里没钱，又希望弟弟风光结婚，把买车、彩礼、买房首付和酒席钱全包了。而张俊义想要快速还掉买房的借款，两次从银行贷款炒股，结果都亏进去。年终奖原本是他堵窟窿的期望，现在落空。

媳妇埋怨他炒股亏钱，张俊义反击她借网贷给弟弟结婚。媳妇说，她借钱至少还算是干了点正事，但炒股亏了就是没了，张俊义也说不出什么。最近，他陆续收到了几个offer，都在南方。他选了一家稳定但薪水少的，决定南下，“（那里）感觉倒不了，会一直有口饭吃，其他地方，35岁后不知何去何从。”

12月19日下午三点多，员工们终于等到赔偿方案——普通员工将拿到N+1的经济补偿，2025年1月20日之前支付，垫付资金由百度、吉利打入监管共管账户；工资结算延长至12月20日，员工的社保和公积金由公司缴纳至12月。

12月20日，张俊义和同事们都签了离职协议。临走的时候，肖琴跟他告别，说过年回老家聚。肖琴刚被一家车企拒绝。被拒那天晚上，她再也绷不住，给小两岁的妹妹发了信息，“睡了没有？”她住的地方不通地铁，和妹妹读书的学校离得很远。

妹妹很快打回电话，她知道肖琴很少在家人面前示弱，是照顾全家的角色。肖琴在电话里哭了，说公司倒闭，觉得自己在努力奋斗的一件事情，一下子没有了。妹妹安慰她，这个行业不适合你，就换个行业，两人聊到凌晨三点。

王浩宇接受了降薪，但他面试的公司中，有家一听他在极越的薪资就没了回音，王浩宇猜测对方担心自己把这份工作当跳板过渡，不会长期干。圣诞前倒是有家公司愿意接收，但提出降薪30%，他想了想还是没去。

签离职协议的第二天中午，大家聚了个餐，庆祝拿到赔偿。聚餐时聊到几家同年倒闭的新能源车企，又生出一丝幸运：“比高合跟威马强，他们破产倒闭很慢，拿赔偿啥的费劲，我们这不到10天结束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

用法律保护自己，成为小谢重建自我的重要部分。

2024年12月27日，两年被家暴16次的小谢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刑事终审判决。武侯区人民法院判定，贺某阳多次家暴妻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10个月，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

小谢早有心理准备，但并不愿意只接受这样的结果，她决定继续上诉。这样的坚定诉求来自一次次看到伤口产生的后怕，和对贺某阳“出来后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恐惧。

自2021年5月结婚以来，小谢被前夫贺某阳长期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小谢被殴打致十二指肠、左肝破裂，肾功能受损，腹腔积血，身体四处重伤二级，五处轻伤二级。

现在，她的左肾已完全萎缩，丧失功能，她只能带着受伤的身体，在一遍遍的努力中，慢慢重建自己。

网友寄来的小谢和80岁奶奶的画像，被她一直摆在出租屋里

16次、21处、30厘米

小谢1米53，80斤左右，在她瘦削的身体上，布满了大大小小21处伤疤，最长的一处30厘米，从腹部延至胸腔。

2024年12月25日，小谢前夫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虐待一案在成都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一位旁听人员告诉深一度，贺某阳对故意伤害罪口头认罪认罚，但对虐待罪予以否认，称在其与小谢婚姻存续期间，只有间隔约7-8个月的3次家暴行为，并非小谢在网上所说的16次。

贺某阳称，2023年4月15日在陶德砂锅的“打架”不算家暴，在主观上不具有虐待的动机或者明确的犯意，因此不构成虐待罪。他还提到，4月25日的“家暴”只是拍了一下她的肚子，左肾萎缩是因为她（小谢）吃药导致的。“是小谢自己不愿意去医院”。

小谢听到这些话再度崩溃，“轻轻拍一下能把我的肝肾肠子都拍烂吗？”

两年来，小谢甚至总结出了贺某阳对她动手的规律——每一次“大家暴”后，都会跟着几次“小家暴”——“大家暴”指伤筋动骨、头破血流，“小家暴”指扇耳光、拳打脚踢。大大小小加起来，两年共有16次。

2023年4月15日，小谢与贺某阳还有朋友一起在陶德砂锅店吃饭，席间，她与贺某阳发生口角，被对方接连扔了四盘滚烫的热菜，肩颈处很快被烫出水泡，这回是她第6次因遭家暴走进派出所、警察第2次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在派出所，一位女警官看到小谢身上的水泡，让她写申请书申请将丈夫拘留。警察后来跟小谢讲，当时没有强制拘留，是因为这种情况，对方出来后容易变本加厉进行报复，在他们派出所有这样的先例。

小谢和贺某阳当着民警的面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她觉得，只要能离婚，做什么都可以答应，她决定放弃分割财产和女儿的抚养权，每月向其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但在出了派出所后，贺某阳就跟她说，刚刚的保证，只是为了不被拘留，不是为了真的离婚。

小谢望着身边这个多次家暴她，且次次都答应协议离婚的人，这一次她不再相信他的下跪、泪水和求和，决心起诉离婚。

在其后的一周里，小谢住在了好友家，并着手收集医院就医的证据、家暴告诫书，4月24日上午，她前往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并提交离婚诉讼材料。工作人员告诉她，因缺少男方户口信息无法办理，只需补齐这份材料，次日一早就可以为她办理起诉离婚。

没想到，小谢当晚被打，进了ICU。

当天晚上，贺某阳的表嫂多次给小谢打电话约她吃饭，并再三保证不会告诉贺某阳，小谢选择相信。吃完饭，表嫂送小谢回家，贺某阳的车跟在了她们的车后。

朋友居住的是老小区，周遭很黑，她下车走了200米觉得莫名害怕，跑了两三步，贺某阳就猛地从后面将她扑倒，先是夺走了她的手机，后把她拖上了车，带到一处酒店。

在酒店房间内，贺某阳翻查了小谢的包。包和手机里有小谢受伤的照片、告诫书、人身保护令。贺某阳意识到小谢是真的想起诉离婚，他暴怒，朝着小谢吼，“我让你去报警！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跟我妈交代好了，我把你弄死了，就去给你顶命。”

小谢说，这次被打的力度比以往更重，贺某阳双手猛锤她的胸腔，鼻子被狠狠打了一拳后，她就疼晕了。

再有记忆时已是凌晨。小谢赤裸着躺在床上，头疼，视线模糊，四肢动弹不了，肚子涨得“像怀孕七八个月那么大。”而贺某阳就躺在自己身边。

小谢不记得昏迷的那段时间又遭遇了什么，她恳求贺某阳念在孩子的份上，带她去医院，但对方不为所动。

直到早晨8点，她听到门口有人走动的声音，忍着剧痛向门口喊救命，贺某阳将她拖进酒店的卫生间，门外传来男声，“喊救命的女的再不出来说话，我就要报警了。”贺某阳拿结婚证给对方看，“她是我老婆，我们两个吵架，你不用管。”

过了几分钟，酒店的工作人员报了警，警察来后，询问小谢是否去医院，还提到，如果不需要做笔录就不用去派出所了。

小谢回忆，贺某阳允诺带她去医院，将她从酒店的步梯拖下楼后，麻袋一样丢在绿化带里，过了一会儿，又被塞上了车。她记得，贺某阳大约处理了四个小时工作后，才将她送往只要十分钟就能到达的医院。

到达医院已是中午，那时小谢已经感染性休克，昏迷前，她听见有医生说，“马上做手术”。

昏迷三天后，小谢再睁开眼时，嫂子正穿着防护服站在旁边，拉着她的手说“没事了没事了，手术做完了”，嫂子背后是转身哭泣的爸爸。

在ICU待了8天，小谢才脱离生命危险。醒来后，她得知贺某阳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真正能与人正常交流，已是躺了十多天后，她醒来看到自己的鼻子里塞了手指粗细的胃管，再往下看，从胸腔到肚脐，有一道30厘米长的伤疤，腹部右侧开了一个拇指大小的洞，引出一个透明的造瘘袋。

每天，医生要用棉签占着盐水清理她化脓的伤口，小谢疼得直流泪，还安慰父母，“没事、没事。”父母和哥哥也只敢在背着她时才哭。

直到她出院时，她的腿和脸都没有完全消肿，耳鸣的现象也没有完全好。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出院病情证明书上记录了她身上的21处受伤部位——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胰头部和肺挫伤、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急性腹膜炎、左肾挫伤、鼻中隔偏曲、左侧三根肋骨骨折、脑震荡。

住院治疗时的小谢

“你不会家暴我吧”

躺在病床上，小谢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离个婚，命都差点没了。

小谢与贺某阳相识于她的女装售卖直播间。2013年，小谢大学毕业后，贷款15万元，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租下了一个小档口，做服装批发生意。

工作四五年后，她很快攒够了180万。2018年，她南下广州做源头服装生意，但投资失利，她将销售重心转至线上。

一天，贺某阳逛进了她的直播间搭讪，“咱们俩是巴中老乡呀，有空一起出来吃饭。”

小谢说，她对贺某阳印象不错，看起来高瘦文气，做广告装修生意。并且，两人都是“吃货”，懂吃也爱吃。让小谢觉得最温情的时刻，是湿冷的冬天下班后，贺某阳递给她一串热乎乎的“烤苕皮”。就这样，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个月后，贺某阳开始提结婚的事，小谢回忆，他大多时候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激”她，说“你是不是不敢结婚”“有本事就结婚”“一年内还不结婚，就分手。”

小谢说不清心里的感觉，那时她在广州创业失败的挫败感还没完全消散，虽然觉得感情推进有些快，但又想，贺某阳似乎也体贴，挑不出毛病。

2021年5月20日，在交往十个月后的一个阴雨天，两人回老家巴中领了证。

让小谢想不通的是，明明结婚是件喜事，自己却在老家顶楼的天台上大哭了一场。如今回忆起来，她还是觉得没来由，只是试着总结那种预感——“千万不要在自己低谷期、缺爱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将就。”

小谢哥哥称，最初小谢和贺某阳交往，家里人都不同意，因为两人认识时间不长，男方还带着一个孩子。但拗不过小谢喜欢，一家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这个被宝贝大的小女儿。

贺某阳家暴的本性很快暴露。

结婚后两个多月，7月9日，小谢查出怀孕后一周，贺某阳的儿子跟她说，贺某阳与前妻在一起去机场时，把头靠在前妻的腿上。她发微信问贺某阳是不是有这回事，没想到招致的是贺某阳的暴怒，他从客厅冲进卧室，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扇她的脸，吼着“让你瞎说！让你瞎说！”

小谢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人，觉得如此陌生。在此之前，他从未流露出肢体暴力的迹象。

之后，她又被拖到室外。一位男性外卖员把她送到附近医院，帮她报了警。小谢混身是伤，脸也肿了，鼻子还在流血。她在医院等到警察来，希望可以拘留丈夫。警察答复，“办案有流程，不是你想拘留就能拘留。”警察没有叫贺某阳做笔录，只在送小谢回家时对贺母说，你转告你儿子，以后不能打老婆，再打就要拘留了。

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小谢第一次被家暴就这么了结了。

小谢在卧室听见贺某阳妹妹在客厅与贺母小声交谈，“他怎么还家暴，还以为他这几年改了。”

听到她们的交谈后，小谢次日翻找了家里所有的文件，最后在贺某阳的抽屉里，发现了他与前妻的离婚判决书——“婚后因被告脾气暴躁……常对原告恶言相向、大打出手，致使原告无法再与被告生活，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看到这份判决书时，小谢打了个冷战。她想，如果有办法一开始就知道他跟前妻离婚的原因，一定不会跟他结婚。

婚前，贺某阳就经常说脏话，隐约透露出脾气不好的一面。她曾半开玩笑地问贺某阳，“你这么爱骂人，不会家暴我吧。”贺某阳打趣她，“怎么会呢，我的前妻家暴我还差不多，她不仅嫌我家穷，还要拿刀砍我。”

彼时甜蜜期的相互调侃仿佛埋下了反转的隐喻。小谢后来才从贺某阳朋友处得知，贺某阳说前妻“要拿刀砍他”是真的，也是源于一次次被贺某阳家暴后的忍无可忍。

小谢在法庭外接受媒体采访

“我养你”之后

贺某阳暴戾的行为折磨着小谢的身体，经济上的控制也让小谢失去自由。

小谢怀孕后，贺某阳劝她放弃开服装店，专心照顾孩子，说“不用担心钱，我养你。”

想到实体店生意不如以前，小谢接受了这个提议。贺某阳给她开通了每月2000元钱的亲属卡，一天和贺某阳散步时，她用了亲属卡买了一份狼牙土豆。贺某阳当时没说什么，但回到家里就开始咒骂小谢：“天天就知道花老子钱，以后不会给你一分钱了。”

2022年1月，小谢怀孕8个月，贺某阳在家抄起取暖炉砸破了她的头。

小谢第一次在电话里告诉了哥哥自己被家暴的事。哥哥顾不上脱掉装修队工服就赶了来，看见大着肚子的妹妹脸肿着，头也擦破了，气得要和贺某阳“干架”。可贺某阳自知理亏，玩起了消失，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已近春节，小谢随哥哥回了老家，她向父母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一家人给了小谢最大的支持，“这（离婚）又不是啥子羞人的事，娃儿生下来，家里头人会帮着带。”

小谢在去北京上高中以前，都和哥哥在村里一起长大，在哥哥的描述中，妹妹聪明、心大，做生意脑子灵光，但不会保护自己。“她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哥哥说。

贺某阳春节登门，小谢哥哥抄起一根木棒作势要打他，被嫂子拦下。贺某阳进门后噗通一声跪在小谢和父母前，哭泣，扇自己耳光，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并写下承诺书，“保证以后不会动手，再家暴就赔小谢100万。”“等孩子出生两人就和平离婚。”

小谢接受了贺某阳协议离婚的说辞。此前，她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她，现在她处于孕晚期，起诉离婚如果男方不同意，很可能不会判离，二审还得等待更长的时间。等孩子平稳生下来协议离婚，或许是最快的选择。

2022年9月25日，家暴又发生了。

那一天，坐在副驾的小谢说，想给半岁的女儿买一个198元的儿童餐椅，贺某阳指责这是“乱花钱”“上个月不是给过你1000块钱了吗？”

小谢拿出手机调出账单与他争论，“我又不是没有挣钱的能力，是你不让我出去工作的，这1000元都是花在家里的，一杯奶茶钱我都没为自己花，让你买个东西你又不肯。”

贺某阳被激怒，从驾驶座旁抽出一把20厘米长的户外钢刀，砍在小谢的头上，又拿着刀捅了自己的右腿两下，冷冷地说，“我待会跟警察说这是你捅的，扯平了。”小谢满头是血，被他这个举动吓得大哭。

当天，小谢又和他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贺某阳称自己腿上的伤是小谢捅的，小谢头上的伤也是她自己砍的，民警让小谢先去医院缝针，扣留并调查了贺某阳一夜。警方认定贺某阳家暴，并对他开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2022年双十一期间的一天，贺某阳在上班前突然质问小谢，“我的微信背景墙是你和孩子的照片，为什么你不用我们的全家福？我很丑吗？很见不得人吗？”小谢又遭到一阵拖拽和拳打脚踢。

小谢再次说，离婚吧，我们这样没有意义，否则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被120带走，一个被110带走。没想到，半年后2023年的春天，一语成谶。

网友给小谢寄来鲜花，鼓励她加油

逃跑、碰壁、求助

小谢在遭遇家暴时，共报过6次警，多次求助妇联、社区、法院、派出所、民政局，12345也打过很多次。

让小谢觉得可怖的是，每一次家暴过后，贺某阳都能精准地找到她。2022年9月25日“砂锅”事件后，觉得协议离婚无望的小谢逃往重庆的朋友家，贺某阳很快就在朋友家找到了她。小谢说，“绝对不可能是我朋友告诉他的，他冲进来以后，就开始翻箱倒柜，朋友帮我报了警。”

回到成都后，小谢换了电话、微信，甚至关闭了GPS定位，借用他人身份证，在距离贺某阳家20多公里外租住。10月27日，她坐地铁回家，一出地铁口就看到贺某阳在等她。“他连我住哪个门牌号都知道，他说无论我逃到哪里，他都能找到我。”

婚离不了，逃也无处逃，她屡屡碰壁。想申请起诉离婚需要证件——贺某阳把他和自己所有的证件都藏了起来；钱全被贺某阳控制，自己身上没钱想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开低收入证明——可没有工作要怎么开？也没有人告诉她，成都市民政局就有反家暴庇护中心，填写申请表就可以免费入住7-10天。

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主任姚克枫是小谢的刑事代理律师，2023年7月，他第一次见到小谢，那时她需要天天换造瘘袋，情绪状态恍惚。即使代理过多起家暴案件，这也是他认为最触目惊心的案例之一。

他向深一度解释，《家庭暴力告诫书》作用是说，再有这种情况可以刑事拘留；“人身保护令”是法院司法的裁判文书，违反可以构成拒绝履行法院裁判文书罪。

“因为告诫书并不会限制施暴者的人身自由，这意味着不会对施暴者有什么实质性的惩处。”姚克枫说，如果施暴者感受不到惩罚，下次可能会变本加厉。

姚克枫觉得，公安、妇联、居委会等组织应建立联动机制，在明知一个人有家暴史时起到告知义务；在已有“告诫书”后，对报案人进行随访，对屡次施暴者进行控制，或将逃无可逃的被家暴者保护起来。

2023年底，小谢在一名记者的帮助下联系到了李莹，她是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也是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中心的创始人。她为小谢申请了共计7.7万元的救助金。在她的代理经验中，很多恶性的家暴案件往往都发生在要离婚、分手或刚离完婚的阶段。

李莹认为，恶性家暴案并不是普通的故意伤人案，而应该被放在家庭权力结构的框架里，去理解它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后果。“在家暴的苗头出现时，各处理单位就不能简单地当成家庭纠纷去轻化处理，否则可能会出现恶性事件。”

根据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家暴认定率为6%。在认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有24%的案件判不离。

“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下，因家暴起诉离婚难，家暴发生的地点具有隐蔽性，难以收集证据；其次，法院对举证标准严，同时办案人员区别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也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认知能力。”李莹说。

2024年5月3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离婚，小谢也取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她走出法庭，面对媒体和赶来支持她的热心网友泣不成声，“我终于自由了。”

那时，距离她被打进ICU已整一年，距离她第一次被家暴已近两年。

其他家暴受害者开庭期间赶来支持声援

漫长的身体、心理重建

2023年7月出院后，小谢奔波在反复求医、检查、治疗的路上，曾经阳光自信的她，时常陷入自卑、敏感、高警惕性中。

她在十二指肠切除手术后，因会引发高风险肠梗阻，她只能长期喝白粥、奶粉、鸡蛋羹这样的流质食物，出院后三个月，体重掉到了75斤，因肠梗阻入院三次。

2024年6月，小谢在成都三六三医院复查，在双肾显像报告上，自己的左肾已经萎缩成豌豆大小。

10月末，她前往北京航天医院泌尿外科再次进行检查，医生确认她左肾功能已完全消失，肝部出现了新的囊肿。医生告诉她，左肾的损伤已不可逆。

此前，小谢在成都北京两地往返治病，已经花费了30多万元。贺某阳转移了夫妻二人约400余万的家庭财产，为了给小谢治病，谢家已经四处借了10万元钱。

现在，小谢租住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合租屋里。从前，爱美，爱化妆穿搭的她，已经一年没化过妆了；她喜欢照镜子，但现在，一洗澡就会看到身上的疤痕，她习惯性地把家中的镜子转向墙放。

她也不愿意出门。一次带着造瘘袋去购物时，里面的污物撒到了裙子、鞋上，她躲避着别人的眼光，一边哭着一边逃回了家。

她还频繁做恶梦。梦里是贺某阳阴沉着脸出现在地铁口，她抱着孩子拼命跑的场面……她的枕旁放了一把刀，这样她才能安心一些。去年8月，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康复门诊诊断小谢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她曾经数次想过一死了之，数不清流了多少泪，但同时，她也在一次次接受陌生人的善意后，努力将这些善意转化为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动力。

她会收到很多网络私信，有的只是诉说自己婚姻当中的不幸，小谢会安慰她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些遭遇家暴的女性决定站出来维权，小谢会留下联系方式，将自己的经历和维权过程告诉她们。

小谢告诉她们，第一次家暴时就应该报警，而且要留存证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笔录、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她想起，自己在第一次受到家暴报警时，仅有警方的口头调解，而没有去做笔录、开告诫书，“那这一次报警就相当于无效的内容，等于‘白挨打了’。”

除此之外，四川媒体的记者帮助她联系了女儿就读的幼儿园，北京的记者为她联系了北京的专科医生、家暴领域知名的律师，在她庭审时，也总会收到有“加油”字样的鲜花。还网友画了她和她80岁奶奶的画像寄给她，她摆在出租屋，陶醉在还是作为谢家小女儿的时光里，阳光、健康，备受宠爱。

12月27日法庭宣判，贺某阳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赔偿小谢37.9万元。律师姚克枫告诉深一度，小谢当庭对民事赔偿部分提出上诉，至于刑事部分，小谢之后会书面向检察院提出抗诉请求。

落地德国第四天。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内容，

在所有回复里面，我最喜欢有一位读者说的一句，「独属润人的创痛感。」

1.

这两天我意识到一个事情，很多以前在我看来是爱好的东西，只是一种生存下去的必备技能。比如…我可能并没有这么喜欢做面包？

我非常喜欢吃面包，之前也说过喜欢黑黑硬硬的那种。但国内的面包更注重柔软和甜味，通常加入大量的糖、奶油、黄油、改良剂，使面包的口感更加松软细腻；德国面包更注重原料的天然和制作工艺，以全麦、黑麦等粗粮为主，还会加入种子、坚果或麦麸，强调原始谷物的风味。

在国内很难买到后者。在上海还有奥乐齐（也是德国超市），卖着物美价廉的德式面包；但其他地方可以称得上「欧包」的东西，都是卖得又贵又小还要排长长长队。

我从2023年开始就不在上海长居了。没有奥乐齐，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旅居，我就开始选购烤箱、面粉、酵母，开始自己做欧包。

我以为我「爱上了」烘焙。但仔细想来，烘焙可真是一件无比琐碎麻烦的事情。需要温度、湿度和漫长的等待，一入冬，面包就发酵得奄奄一息。我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做欧包需要全麦高筋面粉，我最喜欢美国的「鲍勃红磨坊」和日本的「日清山茶花」这两款，蛋白质含量高，麦香浓郁。但前者变成了理财产品，一年时间从30一小包涨到100；后者要买只能买一大袋，25kg, 摆在那像一堆化肥。然后就开始买「分装」 —— 问题就来了，网上充斥着大量的山茶花分装假货，很多店还是真假混卖。即使你做了大量研究、比对、功课、辨别，买到真的还是全凭运气。而且往往你的运气会很差。

我只是想吃天然无添加的全麦面包，只是这么一个很日常、很简单的需求，就要被逼着去学烘焙，去买烤箱，花大量时间去选购原材料，忍受一次次买到假货受到欺骗之后的气馁……好大的劳动量啊！

我不是不喜欢做面包，只是，我「必须」要去做面包。当这个事情变成必须之后，你好像只能说服自己是喜欢做面包的。我来德国后第一次开始想，我「真的」喜欢做面包吗？在超市里1.2欧就能随随便便买到一个巨大的全麦谷物面包时，当我拥有了不做面包的自由时，我还喜欢做面包吗？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障碍一扫而空的时刻，我都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幸福。

2.

「润」这个词是2021年兴起的。我在 wikipide 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润、润学是源于中国大陆的网络用语和迷因，指研究逃离zg、移民到欧美澳新加这些发达国家的方法。“润”、“内卷”和“躺平”被认为是该国90后和00后青年职业发展的其中三种选择。」

Wikipide 的定义里，目的地是「欧美澳新加」，居然不包括这几年最受欢迎的日本，这点让我很惊讶。

更精准的定义来自于CDS：

「来自英语“run”的对应拼音读法，意为“逃跑”、“跑路”，在实际使用中指“逃离zg”。有关如何通过移民等手段“润”出国的知识和讨论则被称为“润学”。而在上海lockdown期间y民话题持续高涨，任何国家的y民路径都有人愿意尝试的情况，被称为“华润万家”。」

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词，也不把自己定义成「润人」。在我18岁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就是「30岁定居欧洲」，现在这个进度只是提前了两年而已。润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不是xxxx，谁会想要背井离乡？」也揭示着「润」是一种被迫逃离，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

但我不是。我觉得自己在国内也是过得滋润的「中产」，也是拥有很多选择的人，并不是走投无路才要出来。知乎上流行着大量「搞互联网的年薪百万要不要润欧」的问题，底下回答都是「你去欧洲你糊涂啊」。人们普遍觉得做这个行业的，不是在美国就要是中国，来欧洲这种奄奄一息的地方只能充当纳税积极分子。但我真的觉得所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还是用统一的价值观在衡量一切，即赚钱、成功、功名利禄。但人总是还是有其他追求的吧？所以我不把这种行为定义成「逃离」，而是一种更主体性、更强有力的主动出击——「去到那边」。

很多人还会提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对我来说：

欧洲外卖不方便 —— 拜托，我在国内就不点外卖。我极度厌恶这条产业链上的食品安全、劳工权益问题。我自己送过外卖，也在互联网公司设计过外卖背后的系统。可笑吧，既设计系统，又被系统困住，所以我更加厌恶。

欧洲网购不发达 —— 拜托，我真的好讨厌网购，讨厌网购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一切都被赶到线上去的无奈。在国内我网购是因为线下经济已经被蚕食光了，没法在线下找到想要的商品。而且我物欲很低，我其实并不喜欢购物这个行为。

欧洲有治安问题 —— 呵呵，说的好像在国内做女人是人了一样。

欧洲有种族歧视 ——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的，我从小到大在自己土地上可是没少受过歧视。还缺这点种族歧视..….

欧洲食物难吃 —— 食物可太好了！！对我来说可是老鼠掉进米缸里了。

欧洲挣不到大钱 —— 在国内挣大钱好陪葬风光吗？

3.

大西洋月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Go where you like, And then live there（去到你喜欢的地方，然后定居那里）。作者在成年生活中搬迁了11次，去了不同州和国家。文章里提到了一个词叫Topophilia（恋地情结）,这是1974年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类对特定地点或环境所产生的情感依恋。

「Topophilia是由topo与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后者指偏好。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

作者还用一个小例子解释了这个词。他有一位西雅图的朋友讨厌波士顿的雨，但不讨厌西雅图，他说：“只有西雅图的雨是美好的。” 这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叫做synesthetic tendency（联觉倾向） —— 「即特定的、普通的感官感知如何影响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如新鲜出炉的馅饼香味、夜晚火车的汽笛声，或清爽的秋风触发了你对某个特定地方的深刻记忆，那你就是在经历这种联觉倾向。」

但是同样作为西雅图人，作者并不喜欢这个城市。他认为「恋地情节」与童年的老家无关。对他来说，「所有的联觉倾向都不会带我去西雅图，而是去巴塞罗那。」

由此可见，Topophilia（恋地情结）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和一个地方的情感体验；当我搜索时我发现原来还有对应的一个词，叫Topophobia（恐地情节）, 表示对某个特定地方场所的恐惧。

落地德国第四天，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对某一个地方的依恋，一种灵魂上回归故里的心安；而那些真正故土在身上留下的创伤，像被激发出了过敏源一样突然疯长。它们共同组成了我的 Topophilia 和 Topophobia.

生物书上说，蛇在成长过程中会蜕皮，蜕皮可以去除旧皮上的寄生虫或病菌，修复皮肤上的创伤。但和人类想象的不同，蜕皮从来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掉落，蛇要用嘴或头部摩擦坚硬的表面（如石头、树皮），通过身体主动扭动，撕开旧皮，才能逐步将旧皮脱下来。这个时候蛇的颜色会变得很黯淡。但蜕皮完成后，蛇的新皮肤会更加弹性光滑，颜色更加鲜艳。

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的开头是，

If where you live isn’ t truly your home, and you have the resources to make a change, it could do wonders for your happiness.

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你真正的家，并且你有资源去改变现状，那么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幸福，奇迹般的幸福。

于是，我在柏林冬天里变成了一条小蛇。

政治上的明白 AI

2024年最不服气的一件事就是化工罐运输食用油事件的相关处理。

年初，新京报韩福涛暗访报道了运输煤制油的罐车未经清洗就装运食用油的乱象，涉及某央企旗下油脂公司。食用油的质量安全关系到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健康，连央企都如此操作，更让人担忧整个食用油行业的安全底线是否失守。

实际上，在原报道中就有业内人士说这种化工罐运食用油的做法属于“公开的潜规则”，新闻曝光后也有大量从业人员在网络上爆料类似情况，人们通过货车轨迹查询也发现了更多类似线索。

然而，再汹涌的舆论也终究敌不过处理社会问题的“中式逻辑”。

“中式逻辑”第一条：

已经曝光了的错误可以承认，可以处罚，但还没曝光的错误就坚决不能承认。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当作不存在。

这是一条“稳字当头”的逻辑，越是公众关心在意的事情，越是舆论影响力大的问题，越是不能承认“普遍性问题”的存在。个案可以重罚严惩来平息舆论怒火，但普遍性的问题没办法（下不了决心）普遍性严惩，没办法快速彻底解决，那就只能抵死不认，这样才能稳定。

所以，不管是哪一级主管部门来查，它最多只能确认记者曝光的这两起违法违规案例存在。至于大家都在说的“行业公开的潜规则”，他们可以当作没听见。

这种“稳字当头”的逻辑是贯穿在我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算是中式逻辑的根基。解决问题很重要，但保持稳定更重要，如果承认问题解决问题和保持稳定有冲突，优先选择保持稳定。不仅领导们这么想，它也深深刻印在中国亿万国人的脑海中。

我没有能力评价“稳字当头”对不对，但我一直有在思考一个问题：

承认问题，为什么会导致不稳定呢？到底是谁会不稳定呢？作为公众的一员，我觉得还是趁早承认问题解决食用油质量安全问题会对我会比较好一些。

“中式逻辑”第二条：

问题曝光了，可以出文件发政策去尝试解决，至于解决方法有没有成效，能不能彻底断根，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油罐车事件爆发半年后，《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卫生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出台了，并将于2025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这一国家标准，今后凡是运输非食品的容器就不能再用于运输食用植物油，没洗的不行，洗干净了也不行。

仅从文字看起来，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化工罐运输食用油的问题。但实际上呢？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包括很多媒体也在极力宣扬这一误解，以为之所以存在化工罐运输食用油的问题，是因为之前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推荐性标准。只要强制国标出台了，企业就不敢这么干了，卡车司机就不敢这么装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之前没有处罚依据，那这次被媒体曝光的2辆油罐车和涉事的几家食用油企业是怎么被处罚的呢？既然能被处罚，还能被重罚，那之前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干呢？

出台更严格的，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来规范食品安全当然是件好事，是一种进步。但法律也好，国标也好，生命力都在于执行，而执行一定是需要人力和财力配套的。判断国家有没有诚意和决心来解决一个问题，大多数时候还是要看派了多少人，拨了多少款，而不是发了多少文件。

其实，发了文件（出台了法案）就当作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情况，倒并不是中国独有，算是官僚体系的通病吧。

“中式逻辑”第三条：

解决社会问题，最好根据领导的规划一步一步来，一项一项来，媒体和社会监督曝光问题让领导措手不及是不受欢迎的。

在化工罐运输食用油事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把货车运行轨迹的查询通道给关闭了，最令人失望的是，《新京报》之后，再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调查曝光出同类案例或者更深层的问题。

导向是非常明确且一以贯之的，就是不欢迎民间力量自发列入到社会问题的调查中，因为不可控，也不欢迎官方媒体在已经沸腾的油锅之下再添柴加薪，因为和领导想要降温的意愿不符。

这种中式逻辑其实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理想情况下，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有限的关注度和社会资源对应着很多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一揽子解决。如果顶层设计科学，中层理解准确，基层执行良好，那当然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状态。

但现实有没有这么理想呢？我想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只能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倾向于认为现实没有那么理想，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规划“一步步来一点点改”，还是需要引入民间监督和媒体监督来查漏补缺，督促社会进步。

“如果你现在遇到了困难，或者在成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进店免费吃面。”看见这张广告牌，外卖员、日结工、失业的中年人走进店里。

鱼肉香菇面是这里的招牌，豆瓣酱和大头鱼的肉糜翻炒到变色，由盐巴味精把香菇丁的鲜味提出来，被免单的食客却不关心这些。

失业者关心，怎样进店，才不会被其他人注意到。外卖员记得，进店前送出的最后一份午餐，挣了5块9毛8。至于吃什么面？随便。味道怎么样？不够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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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白天喝茶打麻将，晚上吃火锅，早上起得晚。

早晨8点，高升桥东街，紧邻地铁站的一家小面馆里，老板娘王燕切好香菜、小葱，盛出熬好的牛肉汤。红烧牛肉面的香气全靠它。牛肉切成丁，过油，加香叶八角，慢炒一两个小时，三四十斤的牛肉哨子出锅后，再分出十斤的肉，下锅熬汤。

面馆门前，种一棵大榕树，是环卫工老罗最头疼的树种。太阳一大，晒几天，叶子就老了，落在地上，过一阵子又长出来。他喜欢银杏，因为管理部门提了要求，银杏叶需在地上多停留三四天，等待它们形成一种城市景观，再清扫干净。上完三小时早班，扫完8千平米街区，老罗会在这个时间来吃一碗鱼肉香菇面。

王燕把当天的面条分好堆儿，客人有吃一两的，有吃三两的。到店之前，她已经忙碌了三个小时：6点半起床，把孩子送到初中，再回家照顾偏瘫的公公，做按摩，准备早饭。

鱼肉香菇面是招牌，豆瓣酱和大头鱼的肉糜翻炒到变色，由盐巴味精把香菇丁的鲜味提出来。厨师会在前一天晚上备好哨子。54岁的老罗喜欢吃辣，豆瓣酱的辣不过瘾，要往碗里再添三勺辣椒。他在这个街区干了六年，听说王燕家的面馆可以让环卫工免费吃面，成为这里的常客。

环卫工人清晨在小面馆吃面。

12月6日这天，11点来钟，一个高个子男人赶在饭点前走进面馆，穿一件黑白相间的冲锋衣，掀门帘时有些不好意思，挑墙根的位子坐下。他今年42岁，失业一个月了，每天坐地铁来这条街，躲进熟悉的茶楼，点一壶红茶，打几通求职电话，四处投简历。

失业的事，他没告诉妻子，还是按点出门，假装上班。以前做酒水销售的时候，他负责这个街区，街上三四家火锅店，两家烧烤店，两家串串店，都需要酒水供货。近几年，业务遭到拼团网购的冲击，老板开源节流，他作为中间层管理岗，属于可以被省掉的环节，最先被裁。

第一次来吃免费面，是在失业两周后。他从茶楼出来，正为找不到下一份工作而焦虑，路过面馆门口，看见红色广告牌上写，“如果你现在遇到了困难，或者在成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进店免费吃面。”

男人犹豫着不敢往里走，杵了一阵儿，又向店里张望。王燕的丈夫黄明在看店，撩开帘子问“是不是需要帮忙”，男人才走进来。他眼熟黄老板，知道面馆旁边的鱼火锅也是这两夫妻经营，有十几年了，以前跟同事聚餐来吃过鱼。为了缓解尴尬，黄老板跟他闲聊，让他以后别不好意思，直接进来就行。

高个子男人解释自己并非完全没有收入，有时帮老同事打零工，一天能拿一百八十块。不愁温饱，但两个孩子读书要供，一个小学一个初中，这两年父母生病，积蓄用差不多了，剩一点存在老婆手上，一想到这些，就想多省点钱。

之后男人每隔一两天会来吃一碗，专挑饭点以外的时间，避开人群——上午11点前，或下午1点后。服务员问他喜欢吃什么面，他不好意思挑，说“随便什么面都行”。

黄明发现，如今来吃免费面的人逐渐多了，以前只有过路客，今年找不到工作的人，成为了店里的回头客。他记得一个连吃了两周的男人，三十岁出头，口齿不清，一次吃两大碗。后来找到了保安工作，这人没再来过，“一旦找到工作，他们就不会来了。”

来吃免费餐，通常需要对抗内心的自尊。黄明介绍说，有的人已经走进面馆，发现老板不在，非要跑到隔壁的火锅店找到老板，当面请示，自己出于何种原因，想吃碗免费面，得到同意，再去面馆请大姐煮面。

黄明和王燕。

为了减少吃面人的「面子」负担，黄明换过很多方式。

面馆装修前，他和王燕通过鱼火锅的小窗口卖面条，在窗户顶上挂了块牌子，人们可以敲敲这块牌子，或把牌子取下来递给煮面的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一个视频，说国外有家咖啡小店，有钱的人进店点两杯只喝一杯，多的一杯用来捐赠，服务员就往墙上贴一张标签，没钱的人进店，可以取下标签，免费换一杯。

黄明决定效仿这个无法考据的故事。食客在店里捐出任意金额，可以领一个爱心贴纸，贴在墙上；需要帮助的人进店后，摘下贴纸，可以换一碗面。这样点餐，几乎不会被其他人注意到。

”面馆门前的“免费吃面”招牌。

傍晚7点左右，12月的成都天气转冷，走在路上能呼出哈气。街灯亮起来，黄老板换上红绿相间的花棉袄，戴彩虹鸡冠头，开始在街头叫卖凉拌黄鸡肉——“买凉拌鸡，买凉拌鸡，婆娘娃儿吃得笑嘻嘻，不买凉拌鸡，回去被婆娘骂得瓜兮兮。”

下班的人，陆续从地铁站出来经过这里，高升桥东街迎来一天中的人流最高峰。

卖凉拌黄鸡肉，是黄明两个月前学来的新营生。去年，鱼火锅生意不景气，营业额比头年跌了五分之一，以前两小时就被抢光的1000份四人团购套餐，现在一个月只卖出个位数，老顾客也不来了。黄明盘算，时下可能越是小成本的生意越好赚钱，“面食的人均消费低，会是更受欢迎的刚需。”

2023年夏天，他先在鱼火锅店东侧开了一个窗口，屋外摆上小圆桌和凳子，窗口卖面。今年夏天，又分出鱼火锅店三分之一的铺面，重新装修，改为独立面馆。鱼头火锅用不上的鱼肉，刚好给面馆做哨子，厨师只要闲下来，也兼顾面馆炒哨子，面馆挂牌“三碗面”。

七年前，黄明经历了生意的低谷，分店接连倒闭，欠下百万债务，现在还没还完。回老家求人借钱，在火车站没了路费，一家名叫“三碗面”的面馆老板，请他进店免费吃了碗面。这个名字被他沿用下来，请环卫工和无收入人群吃面。

去年的面条，他每天营业额能卖到3000块。每碗面毛利50%，牛肉面比鱼肉面能多挣两三块。但今年，牛肉从二十多一斤涨到三十多一斤，员工工资也涨了，50多岁的黄明坐在茶楼里刷抖音，策划营销策略，想贴近年轻人。

于是，小面馆多了不少“创新菜”，比如可以拌进面里吃的咖喱土豆泥，源自他刷视频发现，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芝士土豆火鸡面。黄明算过，面馆的经营成本低廉，一日营业额卖到2000多，就可以盈利。面馆的工业风装修，也是从抖音学的，墙上贴着抄来的标语，“我不是网红店，我只是装修一半没钱了。”

[sc name="ts" text="黄明在街头叫卖凉拌黄鸡。

“对无收入者免单”的餐馆，在成都，除了黄明夫妻的“三碗面”，至少还有三家。

沿二环高架路往北6公里，何吉发的“手撕面馆”经营了二十多年，免单群体除了无收入者，还有残障人士。他1999年从陕西来成都开店，三年前开始亏钱，一年不如一年，几度想转手但没卖上合适的价钱，何吉发也没下定决心——他不会别的营生，开面馆前在酒店当厨子，只会做饭这一门手艺。

他的面馆接待了不少70后打工仔，二十年前，附近盖起多家皮鞋厂，外来打工者越来越多，找不到活儿，就在何吉发的店里吃面。

他记得一个没能顺利进厂的年轻人，去了市中心找师傅学擦鞋，吃了一个多月面，后来去杭州打拼，五年前包下一个外卖站点，在新闻上偶然看见何老板的店，给他寄来杭州的干果，感谢当年的免费面。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回音，只有今年儿子保研成功，让何吉发觉得多年的爱心面事业，得到了福报。

凤凰网等媒体刊文报道，这样的餐馆，如今正在各地蔓延。一二三线城市均有出现，一个城市出现一两家后，很快会有餐厅效仿加入，有连锁餐饮，但更多是个体小店。

刚去黄老板的餐厅吃免费面时，环卫工老罗喜欢点红烧牛肉的，今年见店里冷清了不少，他不好意思再点牛肉，改吃了鱼肉面。为了揽客，黄明最近又想出一招，举办吃面比赛，前三名发现金，积攒人气。

傍晚时分，王燕在面馆门口摆出一排长桌子，参赛者每人碗里盛三两面，30秒内吃完才能取得名次。

日结工小檀、假装上班的高个子都来参赛。他们的竞争对手中，还有全国吃汉堡比赛的冠军。22秒，冠军产生，30秒时间到，小檀碗里还剩不少面。他不像那些有经验的老手，不敢跳过咀嚼、直接吞。

“反正来比赛不为名次”，小檀说，蓉漂十年，他身边没什么朋友，刷见黄老板搞活动，就过去凑个人气。近五年，他只在外婆去世的时候回过资阳老家，春节也是一个人在成都过年，“中年单身，没有稳定工作，回去给父母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也掏不出钱给晚辈发红包。”

老罗站在一旁凑热闹，他不想参加吃面比赛，“肚子吃那么鼓，怪难受的。”六年前，孙娃子出生，老婆来成都帮儿子带孙子，他也跟过来。儿子一家住在北边的金牛区，他住在高升桥东街附近的群租房。夜生活开始的时候，他负责捡客人抹嘴的“嘴巴纸”，起风了，地上会增添不少这样的白垃圾。

晚上8点，下班回家前，老罗常看见打麻将输钱的人，从茶楼里骂骂咧咧走出来，或是喝醉酒的藏族小伙，在街上大声唱歌。等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工友们聚在“三碗面”，又有了不新鲜的新鲜事儿。

（文中人物除黄明、何吉发外为化名。）

赛博朋克世界已经降临——不用脑机接口，无须在耳后插优盘。在中国，每一天，9 亿人接入微信，平均花去 1 小时 42 分钟，7 亿多人在抖音、4 亿多人在快手各刷 2 小时。还有微博、B 站、小红书等若干 “小” 平台各吸入上亿人半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不等。这还没有算拼多多、淘宝、支付宝、美团等内置视频、善用游戏化设计的“工具”平台，它们的娱乐性堪比迪士尼，让人沉湎其中。

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起、数万网民投票选择 “brain rot”（脑腐）作为年度词，主流网民可能倍感亲切。这个词特指过量浏览低质量信息，导致一个人精神或智力状态恶化。

网络短剧今年市场规模超过电影行业，超出科幻作家想象力的现实题材剧本被塞到数亿人眼前，成为脑腐的最新证明。但少被讨论的是，影视公司的内容创作会上早就在说 “得抖音者得天下”，现在只是再多考虑一下 “长剧短剧化”。

数字与现实被疫情和短视频加速融合。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 10 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网民（约 11 亿）每天上网时间平均为 5 小时 37 分钟，已经是 2018 年的两倍。

新的信息环境带来许多便利、重组了很多行业的分工和分配，也诞生了新的问题和争议。

前中国首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指控新首富的平台纵容网暴，把无数没话语权的人遭遇过的痛苦推到台前。施害者通常被利益驱动。一位微博用户起诉莫言 “抹黑英雄先烈”，虽然没有被法院受理，但他得到了足够的流量，开始带货、推出付费订阅服务。一些品牌也加入其中，在各类冲突中摆立场营销产品。

苏州、深圳两地的日本人学校发生遇袭事件后，许多人震惊于难以置信的谣言和情绪可以被如此广泛且隐秘地传播，只因传播者可以得到流量和相应的变现机会。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网易、腾讯、百度、凤凰、豆瓣等平台发布声明，称将打击 “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 相关违规信息。

英国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选择了 “brain rot”（脑腐）。图片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

信息常被类比为食物。吃下去的食物影响着身体细胞的生长和变异，摄入的信息则影响着大脑的运转——一些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明，就像垃圾食品过量导致肥胖、诱发心血管疾病，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也确实会大幅改变人的大脑，造成深度思考减少，心理健康受损（如焦虑、抑郁、孤独），现实人际关系被忽视等问题。

许多人不满当前的信息环境，批判算法、平台、AI 以及流量至上的价值观，认为它们通过各种机制，想法设法让人上瘾，毁掉了人的智力、社会风气和公共生活。

这些观点都把新的媒介当成洪水猛兽。但传播学学者刘海龙认为，有时很难简单区分哪些问题是媒介造成、哪些问题是社会造成。

“如果你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媒介，认为不使用媒介，就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过于简化了。” 他说。

刘海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他长期关注宣传、真相、信息环境、网络民族主义等传播问题，专著有《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等。

2024 年 12 月，《晚点 LatePost》和他一起回顾了 2024 年有关信息环境的公共事件与公共话题。在近 3 个小时的访谈中，刘海龙的表达温和理性，对新的媒介环境变化持一种适应、自由和开放的态度。

“人类社会就是跟着媒介发展，人的进化也是跟着媒介变化、技术变化不断在变化。” 他不同意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技术持非常悲观和批判的态度——如技术没有叙事，导致人们虚拟化、社会被控制。

刘海龙认为，理解技术更好的方式类似达尔文的演化论。整个信息环境如同气候，人类得学会适应新的媒介形态、信息分发方式，和它一同进化。

这个信息环境将如何发展也不是一定的。这取决于每个人的参与，哪怕你只是信息的消费者，你选择点开什么样的内容也在决定什么样的信息被制造出来，“在垃圾的信息环境里，尽量不做一个垃圾人。” 刘海龙说。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刘海龙的对话。

大众文化从来都被消费主导，现在是其他选择在衰退

《晚点》：今年英国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是 brain rot（脑腐），澳洲麦考瑞辞典今年的年度词汇是 enshittification（垃圾化）。这两个词汇激起很多人的同感。作为传播学学者，你有什么感受？

刘海龙：我觉得好像回到上个世纪。因为在 1930 年代，收音机、电影出现时，英美知识界讨论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使得整体文化品位下降。电视时代也谈论过，像《娱乐至死》。这样的争论，每到媒介技术变革的时代就容易出现。现在是社交媒体和 AI 算法分发的时代，大家又重新争论这个话题。

它反映的是媒介技术带来文化领导权力的转移。因为如果以文化质量品位划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分层的，都有精英文化、中产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肯定占主导。这种转移使得我们原来熟悉的文化分层边界突然消失或者扩展了。

在中国，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只是社交媒体导致文化品位下降，更重要的问题是其他力量对于精英文化的侵蚀。它们远远大于商业、算法。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培育起精英文化去制衡这种商业、算法导致的 “脑腐” 文化？

批评资本、算法没问题，比如不要以流量作为唯一标准，但从另一个角度，商业文化的核心就是迎合使用者。我们今天看到文化品位下降，也是使用者选择的结果。这股潮流很难阻挡，因为它是在法律范围之内迎合。大家喜欢看什么，它就会大量提供。

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社会需要其他机制补偿或者对抗这种文化，要给人上升的空间。人都会成长，从喜欢低端的文化，到慢慢厌倦，往上走。最怕的是，当人们想往上走时，没有足够多的文化供给和吸引他们。这是最大的问题。

每当媒介技术变革时，“脑腐” 文化的争论就开始出现。

《晚点》：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从来都是消费性质，关键是没有别的选择？

刘海龙：对，我们有时产生错觉，觉得现在文化很低端、世风日下。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保留到现在的几乎都是精英文化，过去的大众文化基本都消散了。而且，过去的文化消费者较少，今天差不多所有人都是消费者。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现在网上职业主播数量是 1508 万。这是什么概念？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职业的新闻或者广电从业者。这相当于某些国家的人口数量。中国的短视频账号总数达 15.5 亿个，等于每个中国人有一个多短视频账号。这么大的数量，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们要填充什么内容呢？没有那么多优质内容填充，也没有那么多优质受众观看。

所以应该有其他文化对抗和平衡这股潮流。比如之前有很多知识分子或者普通公民参与公共讨论，一件错误的事情出现后，有质疑、批评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小，最后都是等政府出个公告。很多事情应该媒体调查、介入，通过媒体澄清，但现在很少有媒体报道，最后就是错误、垃圾的信息满天飞、情绪高涨。但这些都不能全怪媒体。

《晚点》：一项预估数据称，2024 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到 504.4 亿元，同比增长 34.90%。而同期内地电影全年总票房收入预计为 470 亿元，这意味着微短剧的市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你看过短剧吗？如何理解它的迅速崛起？

刘海龙：我出于职业需求看了看。短剧我觉得是个替代。因为现在我们的休闲时间在碎片化，都在等待或者路上，同时工作一天非常劳累，“文化体力” 不足，使得我们没法像过去那样去电影院或者在家看剧。大块的文化消费时间蛮奢侈，这种 “加速社会” 带来短剧流行。

现在我们的文化越来越简单、微型化、碎片化。短剧跟算法息息相关，它结合了一些元素，比如前段时间流行 “银发霸总”，结合霸总和老年人。传统有起承转合、铺垫的叙事在消失，短剧变成对我们的情绪刺激。几分钟一集的剧，一分钟就要有一个爆点，让你情绪带入。所以短剧非常夸张，很多都是情绪宣泄。 

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很爽，刺激多巴胺分泌。霸总剧很解气，还有被压迫后逆袭的剧。这些主题在传统影视剧里也有，但没有短剧那么极端。

它不是叙事，而是怎样操控你的情绪。很多短剧的表达，尤其对于贫富差距，都是非常极端的，现实中不可能出现，但它利用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缺陷。

作为纯商业产品，短剧可以存在。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有没有好东西跟它对抗？如果所有都是这样，那就完蛋了。

《晚点》：很多人也想看好东西，但没时间，平常生活太辛苦了。

刘海龙：对，可能一些短剧也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像外卖员等外卖时可以刷短剧或者短视频，否则他每天就只剩送外卖。之前网上有人讨论 “电子阳萎”，连打电子游戏都提不起精神，问题显然出在生活环境中。

AI 生产海量信息，正在让我们丧失时间感

《晚点》：相比之前的媒介技术变革，今天因为算法、AI 等技术的出现，虚假信息猛增。像今年韩国深度伪造色情犯罪激增，中国一些账户利用 AI 生成虚拟人卖货，你怎么看？

刘海龙：最近 Sora 发布新版本，又引来一波关注。类似这样的新技术，使得 AI 生成的信息会越来越像人类创造的信息。

现在有人观察到，我们搜索，AI 生成答案，但生成的东西不会消失，而会根据算法，越来越靠前。未来我们搜索的内容可能是 AI 生产的东西占主导，这些东西又成为新的语料喂给 AI，然后 AI 又会加工 AI 生产的东西，不断反复。这就会出现 “递归效应”，出现尼采讲的 “永恒循环”。

信息的永恒循环会产生一些危险。比如我们会失去时间感、历史感。最新和古老的信息都是突然一并涌入，不像书籍那样的线性时间排列或者秩序。现在接受社交媒体和推送内容这一代，其实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活在当下，不太关心历史，忘掉了历史教训，导致觉得当下最好、一切合理。

像吴柳芳事件，我看到有人说，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历史上靠擦边擦出来的。比如电影里的吻戏、杂志上的泳装照、李谷一的 “气声唱法”，当年都是冒着被查禁或者批评的危险。一点点地，通过类似这些事情，人们的道德尺度开始放开，社会变得更加宽容。如果没有历史意识，就意识不到封禁一个账号意味着什么。

还有因果性的丧失。人们搞不清楚很多东西的因果关系。像今天许多人都是以我的情绪为主，被情绪裹挟，不会推理一件事情合不合理、正不正确。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因果、反历史的。

AI 如何影响人类的信息环境还是个未知数。

《晚点》：你觉得如何能降低负面影响？

刘海龙：因为 AI 不能自己识别自己。现在最强的技术都是 “生成”。“判别” 意味着水平要比 “生成” 高。同时，今天 AI 生成的内容大部分基于文本，没办法和现实对照。很多荒唐的内容，问题就在于它没有现实感或者历史感。

那怎么让 AI 有现实感？我觉得技术的问题可能还得技术来解决。因为人类识别不了那么多信息，不可能一条条核对。AI 未来可能要往如何感知现实、识别现实方向发展。现在已经有人在做这种 AI 开发，如何识别或者筛选虚假信息，这样未来可能好一点。否则，这轮技术发展可能会是灾难，大家以后都无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晚点》：虽然 AI 生成了很多低质量、不真实和不准确的信息，但你在《生产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一文中提到，AI 生成的知识也具有创造性。

刘海龙：我的主要观点是说，AI 生产的知识跟人生产的知识不一样，不能用人类的知识标准要求它。这里面涉及很多哲学讨论，比如 AI 生产的知识能否自我解释，能否指向现实，有无创造性，背后是否有情感等等。这些讨论我就略过。

现在 AI 生产的知识，人类的参与很深：一是语料来自于人；二是问题来自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创造的哲学是由苏格拉底的问题引导出来的，所以人的问题引导对 AI 的知识生产很重要。

另外，我们过去认为机器没有创造性，但 “创造性” 是人类产物，意思是打破人的预期和规则，并且要在人类理解范围之内。比如梵高打破常规画画，但人们理解不了，生前卖不出画。后人将他的创造性解读出来后，我们才认为他有创造性。所以创造性是人类的标准。

那现在看 AI 是否有创造性，主要看的也是人类标准。因为对于 AI，生成的知识都是一样的，都是根据统计学计算出来。对 AI 的评价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这就像佛教讲的，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人的心动。 

还有，现在的 AI 依赖于人类数据，但下一步可能发展到不依赖人类数据，就是只有算法，没有数据的 AI。AI 能自己获得数据。这时，AI 生产的知识会达到新的高度。

比如最早 AlphaGo 是用人类棋谱，到后面 AlphaGo zero 完全没有人类棋谱，自己从头到尾通过自我对弈，总结想法，更厉害了。这也有点像李飞飞他们讲的空间智能。AI 能感受这个世界，建立起时空秩序，能够不依赖于人感知和推理。

《晚点》：到那个阶段后，人类的知识生产会受什么影响？

刘海龙：到那个阶段，可以说 AI 具有意识。人类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小，或者很多东西 AI 会给我们参照。人类的知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这就涉及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讲的，不同政权怎么认识这类知识，用还是不用，会出现很大争议。 

平台内容治理，更多让言论市场自己解决

《晚点》：你怎么看待钟睒睒陷入的舆论风暴和他对平台和算法的批评？平台的内容治理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你觉得企业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什么？

刘海龙：我觉得平台的内容治理不能仅靠政府，需要平台、法律、民间组织、普通公民等一起参与。政府要考虑到权力边界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治理，不是 “一禁了之”。

在中国，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平台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还要警惕借着治理旗号进一步管控，缩小普通人表达的权利。比如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的视频，只要不违法，是可以存在的，没必要把边界拉得那么高。不然会造成普通人表达空间越来越小，对整个社会不利。

社会需要一些表达出口，哪怕是情绪发泄。如果对这些表达堵得越来越多，可能造成高压锅缺乏泄气阀，越来越危险。

我问过一些平台，它们也有治理政策，比如当一个内容点击量过高时，会触发人工审核机制，判断这些内容适不适合传播。像钟睒睒说到的诽谤和虚假信息，平台可以处理，调整算法，包括降低权重，减少扩散，做些标注、提醒用户等。

但我觉得更多要交给言论市场自己解决。平台本身有某种自我净化机制。关键在于，你要让不同意见能在里面表达。不是所有问题都要政府介入，政府也不可能管理每件事情。要有常态机制，像吴柳芳这样的视频，线定在哪里？我觉得整体还是宜松不宜紧。

《晚点》：具体到钟睒睒提出的问题呢？

刘海龙：钟睒睒做过传统媒体，我觉得他在用传统媒体的思维讨论短视频平台。因为短视频平台不是一个大家看到内容完全一样的地方。每个人看到的内容，跟他自己的偏好、之前的选择，是有关系的。

比如钟睒睒和钟睒睒周边的人，肯定大量观看农夫山泉的内容。因为他们会搜索、关注，很自然，在他们眼里，铺天盖地都是污蔑或者虚假信息。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

传播学有个概念叫 “第三人效果”，就是你认为这个信息的内容对别人的影响很大。

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算法、AI 成为新一轮媒介技术变革争议的焦点。

《晚点》：不过钟睒睒的事情还是一个网络热点。

刘海龙：那为什么这样的内容点击率高？大家在电视时代也讨论过。有个理论叫 “培养分析”，说商业化体制会使得某些内容高度同质化，比如暴力、丑闻、名人，它们就是会受青睐、收视率高。从长远来看，它们维护了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

今天也是一样，有些内容就是点击率高，比如仇富、民族主义。商业迎合受众，但这种迎合也是受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名人因为社会责任和回报比较大，相对来讲，个人权利要小一些。不能说到你，就被认为是诽谤，还有许多是正常的讨论和舆论监督，以及灰色地带。有时，平台也不能判断谣言、诽谤，有些可能过两天就变成真相了。

任何人都不掌握绝对真理，为了大家有更多表达自由，要留出一些空间，容忍一些 “错误” 信息传播，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钟睒睒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处理，但不能什么都 “政府站出来主持公平”。这不是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

《晚点》：你曾研究过 “帝吧出征” 为代表的网络民族主义，如果回看它在 2024 年的变化，似乎趋势是极端化、商业化、回旋镖效应（反噬）。你觉得这些年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有什么变化和新特点？ 

刘海龙：我们讨论 “帝吧出征” 时，基本上还是人在行动，通过网络动员参与。现在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者加上了技术，尤其是算法。极端内容有争议，评论转发就多，点击率就高。热烈的数据使得这些内容被平台认为很有价值，然后在算法的作用下，就会越炒越热。

现在的网络治理，对网络动员和网络行动的限制非常大。一方面，这打击或者压制了饭圈等不良行为，但另一方面，过去比较正面的集体行动也在变少，导致现在没有力量去制衡另一面的言论。没有制衡后，它们就无限膨胀。比如胡锡进过去被列为左派，现在他被某些极端派看成了右派。当真正的右派没有时，中间派甚至左派中的温和派都成了右派，整个政治光谱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

网上关于农夫山泉的言论，说 “茶” 字像日本的靖国神社，红色瓶盖象征日本国旗，千岛湖说成富士山……这很荒谬，但有流量。

这些信息需要被反制。但我们现在只剩国家介入，强制平台做些事情。这样，总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红、喷子、骗子、瘾君子……社交媒体世界似乎越来越虚假和极化。

《晚点》：网络上很多事情都会呈现撕裂和极化的特征，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一书的序言中，你提到作者克里斯·贝尔通过实验证明，即使在社交媒体上打破 “信息茧房”，接触对立观点，人们仍会产生政治立场极化。

这个研究很有启发。但你也说，贝尔没有考虑政治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网民在遭遇不同意见时，并不一定会出于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走向极化，更多的则会观望现实政治环境和网络意见气候后再谨慎行动。能不能再讲讲你的比较、观察和思考？

（注：贝尔称，社交媒体是一面会扭曲用户对自我和他人认知的棱镜。社交网络用户遭遇不同观点时，会强化原来的身份认同，为了捍卫立场变得更加极端。温和派在看到极端言论后，认为社会分歧太大，感受到巨大压力。温和派越沉默，极端声音就越放肆。这种扭曲会让用户形成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虚假政治极化，从而变得越来越极端。）

刘海龙：这本书的作者讲，网络有两个作用，感知环境、表达意见。在大众媒体时代，人们感知的是大众媒体环境，表达意见是私下表达。两者分开，使得个人表达没那么大影响力，可见度比较低，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会造成少数极端言论非常显眼。它点击率高，加上算法推荐，导致人们觉得这样一些极端言论好像代表了一个社会真正的声音。

但极化本身需要条件，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声音表达。我们现在的声音表达不平衡，很多人看到大多数人赞成某个观点，或者某些观点在政治上不正确，他们就不敢表达。比如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可以表达，但批评他们的言论，表达起来就多有忌惮。这会导致我们出现一种结构性压力，使得整个政治光谱发生巨大变化，言论越来越极端，大家无法讨论问题。所以中国的舆论场经常表现出来的是 “虚假的政治极化”。

《晚点》：与极端言论相关的还有网络暴力。这些年，韩国、中国等地网络暴力造成的悲剧频发。你觉得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改善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网暴，尤其现在你还不能确定骂你的是真人还是水军、AI。今年有一则法律判例，3 名网暴者被判在微博上公开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但运用法律解决的是少数。

刘海龙：“网暴” 这个概念，现在大家使用得比较随意。网暴有不同类型，比如有的就是单纯网络攻击或者批评；有的批评只有两三个人参与，但有人觉得是网暴；还有的是 “开盒”，在网络上公布你的真实地址，让人到现实中骚扰你。网暴也和承受能力相关。比如很多人骂胡锡进，但他不觉得自己被网暴，而钟睒睒可能就觉得压力就比较大。

董天策教授做过一项研究，分类整理了学术论文中提到过的 55 起 “网暴” 案例。他发现，有司法介入的 “网暴” 只占到 27.27%；在无司法介入的 “网暴” 中，公民表达和舆论监督占到 47.23%，网络谣传、网络事件、网络攻击占到 25.4%。他认为，现有案例对 “网暴” 的认定扩大化，既不符合司法实际，也非规范判断，实属臆断。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过《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那份文件提到，针对网络暴力的不同行为方式，要准确适用法律，以诽谤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定罪处罚。我觉得网暴还是要按照法律的方式界定比较好，因为扩大化会影响正常的公民表达和舆论监督。

《晚点》：有时候人们也会夸大网络舆论的影响。

刘海龙：对，这涉及受害者能不能回避？比如仅限于网上攻击，那我可以不上网，“熔断” 一下，逃避影响。网络相对来讲是可以逃避的。

有时你被骂，也要反思自己的问题。比如有人在性别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那人家骂你，这个时候首先要反思的是，谁让你说这话？没有网络之前，也存在这种 “舆论审判”。

作为普通人，我们要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我们也不能把网络世界作为生活的唯一世界，好像那个世界没有，就崩塌了。比如四川德阳女医生因网暴自杀事件，这是场悲剧，但也可以避免。

过去也有反智主义，但大家看不到

《晚点》：今年数学家丘成桐在演讲中称中国现今数学水平没达到美国 1940 年代，然后被骂 “汉奸”“公知”。不知道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像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叫《专家之死》，就把这种现象和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思潮关联在一起了。

刘海龙：就像奥尔特加·加塞特讲的，这是一个大众反叛的时代。当大众突然有了发言权，过去精英没办法听到的声音就表达出来了。过去也有反智，但大家看不到、听不到，就认为不存在。其实现实世界一直是这样，只是现在可见度更高。

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怕的地方是反智加上民粹，不信任整个体制。人们不是不信任某个专家，而是不信任既有的科学、理性、法律的体制，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耐心。那当一切都不可信时，你根据什么判断和行动？

《专家之死》里也提到，过去我们认为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智，但在新一波的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里，反智的人的教育程度也在提高，他们也开始不信任整个制度。这跟整个全球的互联网化有关。我们看了太多负面，让我们以偏概全，不恰当推广。

因此不仅普通人，公务员、决策者的科学素养或者批判性思维，都要提高。

还有我们的真相寻求机制。因为传统的真相寻求机制有三根非常重要的支柱——新闻媒体、法律、政府调查。如果三方协作，我们能获得真相。而且我们相信它们之间相互监督，然后相互完成真相的获得。如果三支力量不平衡，我们无法验证真相，只能单纯质疑，那就会产生许多阴谋论、反智主义、垃圾信息等。

大众在反叛，专家在消失。

《晚点》：如果反智主义的趋势延续下去，你觉得后果可能会是什么？

刘海龙：当没有外在标准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时，就是谁的声音大，谁的权力大，谁就左右舆论场。最典型的是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科学标准被推翻之后，就是政治的标准。这是最可怕的。包括特朗普也是典型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看上去好像每个普通人在发言，但其实不是的。

《晚点》：大众文化呢？

刘海龙：大众文化或者商业文化可能会产生垄断，但不必然导向极权主义。因为消费者是多变的，不会永远接受某类东西。私有财产也需要民主和法治来保护自己，要依靠理性的逻辑来维护自己利益。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不可能只有商业文化。

抽象文化是一个压力出口

《晚点》：今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律，禁止 16 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你怎么看这项法律规定？有人觉得这夸大了社交媒体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滥用社交媒体会带来大脑和心理的变化，他们认为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随时与外界联系，但孤独感却在加剧。

刘海龙：这种讨论比较极端。哪些是媒介造成，哪些是社会造成，有时很难简单区分开。如果你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媒介，认为不使用媒介，就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过于简化了。

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跟着媒介发展，人的进化也是跟着媒介变化、技术变化不断在变化。甚至有人讲，没有技术，就没有今天的人类社会。技术和人很难完全剥离。

焦虑、抑郁、孤独等问题，我觉得还是怎么适应环境。每一代人都会面临新的环境，怎么调整、适应，才是重要的。乔纳森·海特在 The Anxious Generation（《焦虑的一代》）提到的问题，特克尔好多年前在《群体性孤独》里也讨论过。特克尔研究的还是使用电脑，不是社交媒体。

再往前推，涂尔干在《自杀论》说，整个社会转型、社会的疏离导致大量的人抑郁、自杀、失范。你说这样的问题是媒介带来的吗？显然不是，那个时代没有手机、电视、广播。它是现代性带来的。

我们今天的社会内卷、压抑。我觉得工作对人的摧残可能更严重。包括社会环境，逼婚、逼生等等，它们对人的压力远远超过社交媒体。

很多问题看上去是媒体使用的问题，但更可能是现实生活的问题。

《晚点》：很多人也从社交媒体获得快乐。

刘海龙：媒介研究会讲，我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我们现实生活中获得不了的需求，比如补偿、逃避、社交。过去研究电视时代，发现老年人喜欢看电视。因为他缺乏社交，看电视至少能看到人的互动。那电视到底是造成他孤独的原因，还是缓解了他的孤独？

社交媒体的使用也是一样。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反而能找到快乐，不然更压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变成机器，跟人也没有交流。那发发自拍、看短视频和看朋友圈，看看别人干啥，也满足了需求。当然，这种需求也很无奈。

当满足需求时，会带来新问题。比如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于发过得好的内容，但这会让人觉得别人生活得都比自己好。这就是互相伤害，产生了不平衡，会有抑郁情绪。

媒介技术变革总会引发人们对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影响的争论。

《晚点》：青少年呢？

刘海龙：青少年心理承受能力相对差一些，所以更容易出事。但现实中，高中生不容易出事吗？哪怕不使用社交媒体，他们也很敏感和脆弱。很多悲剧是家庭、社会处理不当，如果不因媒体而起，也会因其他事情而起。

媒介永远只是社会的一部分，是被嵌入到社会中。有这样的社会，就有这样的媒介，反过来，有这样的媒介，就有这样的社会。

但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或者网络，确实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引导，教他们怎么适应。比如怎么控制媒介使用时间，怎么让它更好为自己服务。像很多媒介的过度使用，是因为家长没有干预，没给孩子安排活动，找有意义的事情做。家长自己都在刷手机，怎么可能要求孩子不刷手机？家长自己不读书，怎么可能要求孩子读书？

《晚点》：当代青年文化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去年的关键词是 “发疯”“万圣节”“寺庙热”，今年的关键词则是 “夜骑”“搞抽象”。你怎么看今年一些新的青年文化现象？

你之前的访谈聊过 “抽象”，说：“如今，宣泄的空间越来越少，大家只好转向一种更加曲折、奇怪的方式，抽象文化就是一个出口。”“当一个东西连意义都没有，你怎么禁止它呢？” 

刘海龙：问题在于表达空间。年轻人都是反叛的，希望越轨，但现在没有给他们反叛的空间。小学、中学、大学都规训得太过了，严格到年轻人现在缺乏激情。我的学生给我讲了一个概念，叫 “淡淡的死感”。

我觉得蛮贴切。你感觉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郑州夜骑特别典型，就是荒诞。你说他们想干什么事？也没什么事情干。一开始就为了去吃个包子，后来的人都不是为了吃包子，就是参加一下。

没有任何意义，但他们用一种无意义的荒诞去对抗荒诞。我觉得这是行为艺术。

年轻人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他们比较敏感，最早能体会或感受到社会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很规矩或者压抑。像今年付航讲 “passion”（激情），获得《喜剧之王单口季》冠军，现实生活中没多少人有生活激情。

“搞抽象” 这些空洞的行为或者纯粹的姿态，没有任何意义和实质内容。但它能让大家安全参与，带进自己的意义，搞下抽象，连接起来。这也是人性的需求或者表现。

《晚点》：你觉得如何才能改善我们现在的信息环境？个人能做什么？

刘海龙：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最后还是要落到每个人的行动上。比如你认为这个环境不好，那是不是可以拒绝接受一些信息，不要再去点击了；你觉得网络环境不好，那能不能断网，或者少用一点网络，多一点线下交往、线下行动，多看看书，多生产一些东西。

首先是需要行动，然后个人不要过于依赖网络。要知道有很多不同文化，不要沉溺在网络环境。要给自己成长空间，非常有意识、自觉地去规划媒介使用。除了个体，我们的信息传播制度要怎么改善？

在垃圾的信息环境里，尽量不做一个垃圾人。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它是垃圾的信息环境，那你就想办法去改变它，从改变自己开始。要相信大众的力量，我对未来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历史是往前发展，不可能退步，从长期来看，震荡都是局部的。

题图来源：《隐私大盗》

延伸材料：

1. 刘海龙，《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 100 讲》

   https://www.vistopia.com.cn/detail/285

2. 刘海龙，《生产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 与传播研究》《算法想象与算法巫术》

3. 卡尔·D. 马尔奇，《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

4. Jonathan Haidt，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5.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6. 汤姆·尼科尔斯，《专家之死 : 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7.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8. 涂尔干，《自杀论》

9. 克里斯·贝尔，《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10. 韩炳哲，《倦怠社会》《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他者的消失》《精神政治学》《爱欲之死》《非物》

11.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

12. 尤瓦尔·赫拉利，《智人之上 : 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13. 威廉·弗卢塞尔，《书写还有未来吗？》

14.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15. 刘远举，《中国 “擦边” 简史》

    https://news.qq.com/rain/a/20241130A03U3X00

16.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12dfb372281fcfc26a1489d012108b.html

17. 董天策、伍晨阳、周润哲、聂茜，《“网络暴力” 治理研究中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的学理分析》

    http://cjjc.ruc.edu.cn/CN/Y2024/V46/I6/70

现在看来，我有点像个讨厌的预言家。

12月24日，抖音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吴柳芳等多个抖音账号以及其背后的MCN机构遭到平台处置。处置措施包括“清除因违规行为增长的粉丝”。吴柳芳粉丝数从630万骤减至4.4万，而且处于被禁言、禁止关注状态。

本月初，吴柳芳账号刚解禁，粉丝猛涨，支持者喜大普奔宣布胜利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两段是：

“在这场风波中，可以看到多重叙事，关于擦边，关于性别，关于精英与底层，舆论像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一样，汇聚、碰撞、争斗，有阻拦，有助力，有围观，有裹挟。故事还没结束。”

“现在对幕后团队的考验刚刚开始。汇聚过来的粉丝，其实有很多来路，有些是想看女性擦边的，有些是想看女性上进的，这些粉丝的诉求是有冲突的。如果迎合某一方，很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抵触。驾驭不好，下一次热搜是什么模样就不好说了。网友的爱心都很短暂，参考李行亮就是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事实证明，都轮不到幕后团队来重新规划内容方向，事件本身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在支持吴柳芳，但事实就是，这个账号已经失去商业价值了。

有人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发这些视频，吴柳芳不行。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只能说，吴柳芳本人无罪，但罪在影响力，问题出在附着在她身上的东西。更悲哀的是，之前的粉丝暴涨，让附着在她身上的东西更加难以去除了，她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反对她和支持她的人，瞄准的也都是吴柳芳这个符号，而不是吴柳芳这个人。

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转发了微博CEO@来去之间的一条微博。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和之前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很难用’大局观’去影响他们。年轻人更愿意听的是明确的规则。”@来去之间说：“他们再长大点是不是就知道没有啥明确的规则了”。答案就在这里了。

整场风波最让人感到遗憾的角色，当然是吴柳芳本人。几百万粉丝来去之间，只是一场梦，实际的利益收获可能是负数。我是认为她应该确实是生活不如意，才会走这样一条赛道。事到如今，背后的MCN还可以去运营其他的主播，吴柳芳本人背负着这样一笔庞大的争议性虚拟资产，真不知何去何从。

想起奥运会期间，有记者因为评价一位广受喜爱的运动员“疯疯癫癫”而被网暴。那位记者本意其实是不坏的，他想说的是，很多运动员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缺乏与真实世界交流的经验。虽然这位记者自己的表达能力也让人着急，但他说的事是真的。假如粉丝真的爱这位运动员，其实应该穿过语言迷雾看看实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但所有的炮火全都冲着“爹味”去了。

我们是真的希望一个人好，还是希望一个人像件物品一样摆在那里，让我们感觉好？这是两码事。

我越来越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做公众人物是一件很残酷的事。要承受各种意料不到的谩骂是一回事，喜欢你的人又有多少是把你当成一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符号的？但总还是有人飞蛾扑火的是吧。也总会有人轻飘飘地说，挣那么多钱挨点骂有什么好矫情的。

总有人过得比你更惨。但这不是比惨的事，也绝不仅仅是钱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相互对待。舆论撕裂、群体对立，毒害的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空气。

我昨天刷到Dave Chappelle的一段表演，他说得太好了，虽然讲的是美国社会的事，但我们也应该借鉴。他说很多人对社会都有不好的感受，但是“你我之间的差别在于，你们因此互相仇恨，而我不恨任何人，我只恨这种感受。我也建议你们去思考一下，大家要想法设法把生活过下去，要想方设法原谅彼此，要想方设法从你自身的存在中寻找乐趣，然后可以抛开那种不好的感受。”

我们究竟要活在自己里头，还是活在对别人的看法里头，这很关键。如果你不能简单纯粹地体会到生之欢愉，你就会把自我投射到别人身上，就无法容忍别人发出自己不愿意听的声音。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各种各样的边界都是讨论出来的，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先把聚光灯下那个所有人都能看见所有人又都看不见的人摘出来？而不要把这个人的肉体凡胎当成战场，反复去打拉锯战。最后事情没讨论明白，一个又一个的人都被牺牲掉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除了恢复人与人之间古老的温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挺过去。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厌恶一个现象，你就声讨这个现象本身，放过这个现象中跟你一样脆弱平凡的人类个体。

12月25日，《人民日报》启动“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征集活动，要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示中美合作友好画卷。

你没看错，是昨天发的新闻，而且是纸质版《人民日报》上刊发的。

12月26日，《环球时报》刊发社论文章《现在就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好时机》，提出“脱钩断链”不符合中日关系的现实，任何打算在中日之间推动它的企图也都不可能实现。

你没看错，就是那个曾经在胡锡进带领下变成俄国传声筒，活跃在煽动反美反日最前沿的《环球时报》，现在呼吁要改善中日关系了。

别误会，我没有一丁点想要冷嘲热讽的意思……

作为一名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人，我万分赞同这些官方媒体的表态，并热切期待这些风向转化为更多切实的改善行动。中美和中日关系友好发展，除了会让某些“正能量博主”认知失调之外，对我们每个在工作或在上学的人都是有利的，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

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此前中美关系紧张主要是由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引发的，中日关系低迷是由日本在侵华历史与核污水排放等问题上冥顽不灵引发的，因此，中美和中日关系改善，主要还是需要美国和日本端正态度，做出努力。

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只说下在改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方面，中国可以做出哪些现实努力。毕竟，我们在小学数学里都学过，相向而行比一方追赶能更快相遇。

其实中国能做且能立竿见影的事挺多：

在文化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美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影视动漫作品

对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不同背景的文化产品有着多元的吸引力。人们消费文化产品，应该更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而不是文化产品来源于哪个国家。

我个人最喜欢的动漫作品《中华小当家》

毕竟，热爱中餐和偶尔吃披萨吃日料并不冲突，丰富的口味让我们生活更幸福，热爱中国古诗词和喜欢爵士乐、喜欢日本动漫也并不矛盾，多元的涉猎让我们精神世界更充实。

在经济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不同国家科技产品的消费行为

我们选择手机，关注的是性能，是价格，是使用的体验。手机是通讯工具、娱乐工具和工作设备，喜欢哪个买哪个，并没有爱国与恨国的区别。

我们选择汽车，关注的是安全，是舒适，是时尚，甚至是汽车公司老板的个人风格，同样的，喜欢哪个买哪个，买得起哪个买哪个。买德国车的钱会变成中国工人的工资、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中国政府的税收、德国股东的别墅，但并不会变成欧盟侵华的子弹，买日本车的钱也不会变成他们印刷否认侵华教科书的纸张。

在上海投资设厂带动就业的美国公司特斯拉

只有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全世界涌来的投资和技术才会越来越多，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才会安心发展，和中国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在社会领域，引导积极向上和更多关注自身的爱国观念

爱中国，应该是爱具体的中国人，应该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作出自己微小但切实的贡献，应该是群策群力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推动解决和进步。

爱中国，不应该沦为简单的喊口号，不应该是热爱一个宏大而虚拟的概念，不应该是简单的反美仇日嘲笑印度。

一个反美仇日的人有可能是爱中国的，但把反美仇日的热情转化为攻击打压自己的同胞，转化为打砸中国同胞花钱购买的合法商品，那这人肯定不是爱中国的，他只是想发泄仇恨而已。

最后，真心祝愿《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在正常化的方向上越办越好。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不会随着指挥棒而颠倒，真正的基本常识一定是稳固的，不会随着风向变化而摇摆。

关心对错和善恶，别在意风向。

根本大法是领导的看法。

又到了年末回望的时刻。

这一年似乎发生了那么多事。让人愤怒的、恐惧的、忧虑的、沮丧的。以及，让我们彼此争执、对立、撕裂的。

在这一年的年底，我们照例为你呈上朋友圈撕裂报告。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撕裂事件中对立的观点，还有这些观点背后累积的社会情绪。理解这些情绪从何而来，理解自我表达中对不同价值的渴求，或许是帮助我们弥合撕裂的第一步。

愿新的一年，我们彼此都能有更多的看见、接纳、理解与对话。

1. 邯郸少年杀人案，未成年犯该重判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一名13岁的初一学生王某某被三名同学约出门玩耍后，再也没有回家。第二天，他的遗体在另一村庄废弃的蔬菜大棚内被发现。涉嫌杀害他的，正是那三名不满14岁的同班同学，其中还有一人是他的同桌。王某某被发现失踪后，他们继续正常上课，甚至当受害者家长前来找人问询时，还在床上打游戏。在老师、校长眼中，四人经常一起“玩”，关系似乎不错。而同学、家长发现的种种迹象，则证明王某某生前即已长期遭受其它三人的霸凌。

撕裂观点

人们很难想象，三个未成年的初中生，何以向自己的同学下此狠手。

此案激起普遍愤怒，严惩“小恶魔”的呼声强烈，甚至有不少声音要求判处杀人者死刑、以命偿命。

反对重刑者，则更强调看到未成年犯罪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强调未成年司法的预防、教育意义，认为此案讨论的重点不应是如何为当事人施加极刑，更应关注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议题。

C计划观点

严惩作恶者，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是对受害人家属的慰藉。要求判处凶手死刑、以命偿命，也是最为朴实的正义观的体现。

但无论12、13岁的孩子心智发育如何成熟，他们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异依然客观存在。其犯罪行为背后，也有更为复杂的教育问题和监管缺失。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心智成熟度以及人格的可塑性，在现代社会，未成年人司法体系首要关注的，是教育、预防、矫治，而非简单地报复、惩罚。

中国现行法律已在2021年补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此前，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而根据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外，刑法中也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最终法院查明此案的犯罪情节确实极为恶劣，无期徒刑将是三人面临的最高刑罚。

严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回应民愤、维护公平。但这样的惩罚是否真的有威慑作用，能否预防更多类似的犯罪发生，则依然需要我们去追溯这一切的根源。三个少年的表现如此冷血，或许与他们本身的人格特质有关。但即便他们有着某些反社会的人格特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将作出残忍的犯罪行为。当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来到越轨行为的边缘时，他们周围有的是拉住他们的保护网，还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呢？

什么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童年创伤，暴力信息的泛滥，同侪的相互影响，有毒的男子气概……而可以拉住他们的保护网，则可能是家庭教育的良好监管和示范，对校园欺凌的有效干预，法律制度对未成年犯的制约和警示。

遗憾的是，从惨剧发生至今，我们能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人们能看到的一个明显的标签，是贴在施害者与受害者身上的“留守儿童”的身份。缺乏父母的监管引导，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也更容易成为霸凌事件或者意外伤害的受害者。而关爱缺失所带来的创伤远不止于此。当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或监护人的积极回应与关注，很难建立起安全的依恋模式；他们或许会用冷漠作为保护，难以培养起同理之心或与他人建立深刻链接，难以感知他人的痛苦、恐惧；他们或许会对父母心怀怨恨，有着更强烈的不公平感、被亏欠感。这些创伤，正在不断结成恶果。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和学生们阅读《寂静的孩子》，帮助他们看见流动与留守儿童的境遇；我们也讨论过死刑存废的种种争议，理解重刑主义的局限性；在L8寒假罪案主题下，我们一起阅读美国非虚构写作名篇《冷血》，探究极端罪恶背后的复杂原因。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思考为避免这样一些惨剧、悲剧，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

2. 胖猫之死，捞女之过？

撕裂程度 ⭐⭐⭐⭐⭐

背景

4月11日，一个网名叫做胖猫的21岁的大男孩，在重庆跳江身亡。

第一时间在网上呈现出来的故事，是一场令人愤怒的情感诈骗。胖猫是一名职业游戏代练。两年多前，他在网上认识了比他大七岁的女生谭某，两人建立恋爱关系。谭某说自己不喜欢异地恋，胖猫就搬去了她所在的重庆。但即便如此，这对所谓的恋人，前后只见过两次面。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在网上的交流，都是女方向胖猫要钱。除了索要钱财前后的几句甜言蜜语，他们的关系几乎空洞无物。女方不知道胖猫的生日，不关心他的健康，不在意他的生活和感受，甚至根本就不想和他有过多线下接触。胖猫前后转给了谭某51万，自己则没日没夜地接单，吃不到十块的外卖。直到谭某提出分手，胖猫把自己最后的钱全部转给了她，而后跳江自杀。

在这一叙事中，双方付出是绝对不对等的。女方被塑造成典型的捞女，遭遇激烈的声讨怒骂和网络暴力。而胖猫的单纯、深情，则得到网友们极大的共情。在他死后，网友们在其跳江地摆满鲜花、汉堡和外卖。（极为荒唐的是，许多外卖商家竟以空盒包装或白开水冒充，引发了另一番舆情。）

但后来警方调查认定，这一版本的故事，是由胖猫的姐姐歪曲、夸大而来。

在警方的通报中，胖猫和谭某建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互见亲友也经常见面；交往期间双方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均向对方转过账，也设有共同存取的情侣账户，但确实胖猫支出更多，双方约有26万的差额（后在警方调解下谭某退回给了胖猫父母）。在胖猫跳江前，谭某也明确拒绝了胖猫向她转账，希望他把钱存起来，“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

撕裂观点

胖猫事件又是一起典型的反转事件。

舆论场上一开始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当事人谭某的谴责之声，其中也夹杂着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攻击；反对者则认为胖猫本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自身的人格缺陷要为整个悲剧负最大的责任；此外，也有不少声音质疑为什么一旦有男性受害就能引发舆论共情，而大量女性被剥削、被PUA至自杀自残的事件却被忽略、无人关注。

当官方通报发出后，仍然有观点认为此事的核心事实并未被推翻——两人在金钱付出上有着20多万的差额，称谭某为“捞女”并不过分；但更主流的声音则转向对舆论操控术的反思与批判。

C计划观点

舆情为何能被轻易操控？

因为性别议题早已成为一个引爆社会情绪的流量密码。

对捞女的指控非常容易引发男性群体的共情。在高度物化的婚恋市场上，有的男性要付出高昂的彩礼，承担主要的养家职责，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能看到的是有的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特质，轻而易举地得到金钱和资源。他们感到不公，情绪需要出口。他们会简单归因，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受到了另一种性别的压榨，从指责一个谭某，到指责一类女性，再到攻击整个性别。

而很多女性会对这种指责——尤其是泛化的攻击（“你们这些女人”）极度敏感。因为在男权社会，女性已经遭遇了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和偏见，这些指责很容易触及防御心理，引发更多情绪化的表达。

当“性别对立”被挑起，我们就更需要回到那些应该被严肃对待的议题。

“捞女”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性别规训的产物。男性应该是资源的创造者、供给者；女性是依附者、索取者。好男人就应该为女人花钱，就应该有能力将心爱的女人“养起来”。金钱、女人都是雄竞的战利品。在这样的规训和规则下，所谓的“捞女”似乎是利用这一规则的受益者——满足男人的期待和凝视，甚至操控对方的情感与欲望，来获得金钱和地位。但同时，这些“捞女”又何尝不是在自我物化、矮化和工具化。女人是肤浅的、拜金的、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这样的偏见被不断强化，不断削弱着女性的主体性、独立性；被规训的男性，也承受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现实的经济压力。在有毒的性别规训之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当我们倡导性别平等，不是正当化“捞女”的存在，或否认“捞女”的现象，而是要正视、批判、打破这些陈旧的性别规训。

回到胖猫的个案中。警方通报前后并未扭转的核心事实是，一个年轻人因为情感受挫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对于我们的情感教育、生命教育，都是一个值得严肃审视和反思的案例。什么才是健康的、可以给一个人以滋养的关系？如何构建好的亲密关系？如何处理和应对感情的丧失？如何在面对挫败时真正学会自我关怀？如何建立起个人价值的多元来源，而不会将是否被爱、被某个人爱看作是决定自我价值的全部？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和孩子们讨论过不同的性别规训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借助《怦然心动》**《简·爱》这样的文本，和孩子们讨论关系中的需求、尊重和平等；我们也直接让孩子们辩论，有了喜欢的人到底该不该谈恋爱，帮助他们理解进入一段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我们做出怎样的自我探索……胖猫之死值得我们惋惜，不是因为“为一个捞女而死不值得”，而是生命中有更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活着。**

C计划学员语录分享

3. 姜萍造假，“天才少女”陷入舆论漩涡？

撕裂程度 ⭐⭐⭐⭐

背景与撕裂观点

2024年6月，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公布初赛成绩。就读于江苏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17岁女生姜萍位列第12名，晋级决赛。一个中专生入围国际数学大赛——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引发舆论震动。

不少人为之振奋，认为姜萍打破了阶层、学历、性别的桎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一个极其励志且传奇的故事。一些讨论开始关注这个故事背后职业教育分流机制、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以及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

质疑之声随之而来。因为这个故事太反常、太罕见、太戏剧性。那除了天才，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造假。从赛事主办方达摩院发布的官方宣传视频里，质疑者发现了诸多疑点，例如姜萍在宣传片中展示解题过程，书写中有大量低级错误；也有人披露了涟水中专学生的数学月考分数，姜萍在150分为满分的考试中只考了83分，这一信息随后也被地方教育部门证实。此外，网上还流传出各式微信截图，将矛头指向姜萍的老师王润秋，指控他和学生姜萍有不正当关系，或显示他在游说、邀请其他人帮助姜萍作弊。这样的指控和质疑也让很多姜萍的支持者颇为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嫉妒心指使下的污蔑、造谣或牵强附会，逼迫姜萍自证清白。

各种说法甚嚣尘上，而无论当事人姜萍、老师王润秋或赛事主办方，均陷入沉默。

11月3日，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终于公布决赛结果。姜萍并未获奖，并被查实其初赛成绩是在王润秋帮助指导下取得的。

舆论再次哗然。最初力挺姜萍的人们似乎被这一反转打脸；而质疑者则掌呼真相终于大白、正义终于来临。

C计划观点

姜萍究竟有没有造假，不仅关乎一场赛事的公平，也关于整个社会信任的建立。

探究真相当然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当一个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绩，就可以被“有罪推定”为在作弊，就有义务要面对各种质疑并自证清白。即便事后证明姜萍确实造假，我们同样需要辨析，在公共舆论场上出现的声音，哪些是污蔑、网络暴力，而哪些是合理的质疑。

在C计划的思辨新闻课上，我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就事论事地分析了舆论场上最典型的五条质疑以及相应的证据。

这些质疑、证据，能不能证明姜萍有极大可能在造假或作弊呢？

例如，各式网络截图，可以直接作为真实的证据来使用吗？就算这些截图被证明为真，就算姜萍与老师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也只能证明老师有帮助姜萍的动机，而无法直接证明她数学水平的高低。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言认定姜萍在造假，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荡妇羞辱。

那包括书写错误、月考成绩在内的证据，同样存在其他合理解释（例如姜萍可能有着异于常人、稳定的书写习惯，又如她可能觉得中专数学题目太无聊而未认真应考等），无法断言姜萍一定在作弊。那这样的一些间接证据，是否已经达到合理质疑的强度、质疑者是否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了呢？

理想状态下，赛事主办方应该建立起相应的举报机制，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判断举报线索是否合理，决定应否开启调查；在调查中充分取证、听取证言，基于证据做出判断；并为当事人建立起救济申诉渠道。

遗憾的是，这样的流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便达摩院最后给出了调查结论，承诺将优化规则，但目前仍未看到具体的行动。

从最后的调查结果来看，姜萍似乎成为了老师王润秋谋取名利的工具。某种程度上，她的人生也将因这场闹剧而彻底改变原有的轨迹。她在这场骗局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该承担怎样的道德责任，同样值得我们辨析。遗憾的是，无论从事件发酵之初到所谓真相大白之时，除了官方正能量的宣传，始终没有更加深入的独立报道披露更多细节。

4. 萝卜快跑来了，“无用阶层”该何去何从？

撕裂程度 ⭐⭐

背景

2024年7月，由百度自动驾驶推出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街头与行人相撞，随后又有两辆萝卜快跑出租车相互“礼让”引发交通拥堵，无人驾驶被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在此之前，百度在武汉投入了大约400辆车，仅占出租车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一，但已引起出租车司机的抗议。

当前全国已有51个城市出台自动驾驶试点示范政策，其中深圳、上海、江苏、杭州等多省市已启动自动驾驶相关地方立法；开放测试道路超过32000公里，发放测试牌照超过7700张，测试里程超过1.2亿公里。

撕裂观点

支持萝卜快跑者，往往对技术有着乐观的预期。无人驾驶出租车价格便宜、乘坐体验好、总体安全性高；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也将成为智能城市建设的起点，带来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智能化革新，而这也将是未来新的产业增长机会，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

反对者除了从技术层面，提出当前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例如定点上车、等待时间长、难以处理特殊事故或应对中国一些城市复杂的路况，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则来自这门技术对就业带来的冲击。他们认为新技术不应与底层人民抢食，剥夺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

C计划观点

新技术出现，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

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但就业的问题，却成为一个现实而重要的考量。在一些支持者眼中，新技术对就业的冲击似乎被夸大了。正如当年马车夫抵制汽车一般，司机也会抵制无人驾驶，但新技术总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具体到无人驾驶，从算法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用户体验工程师，到维修员、安全员，新的用人需求层出不穷。然而，这些岗位，和它们将要替代的普通司机的能力并不完全匹配。“无用阶层”的产生，不再是未来学中的预警，而是当下即将面临的现实。

我们的产业政策与公共政策，需要讨论如何有规划、有预期地引入新技术，为就业市场提供缓冲期；以及从再就业支持到福利制度的诸多设计，如何帮助失业司机有序退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还需要什么样的革新，才能培养真正面向未来的人、不会被人工智能轻易替代的人？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不止一次和孩子们讨论这样的问题。无人驾驶该不该大范围推广，中学生该不该用AI做作业，面临偏科时该扬长还是补短——如何选择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未来社会真正需要的素养和技能到底是什么。

5. 女子拳击场上出现“男选手”，政治正确矫枉过正了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开幕式上，一系列的演出所呈现出的多元、包容、开放，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极为惊喜。但其中一些与LGBTQ相关的元素，也招致宗教群体或保守人士的攻击。

与多元性别相关的最大争议，出现在拳击场上。8月1日，25岁的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对战意大利选手卡里尼，后者在比赛开始46秒便宣布弃赛，指控哈利夫是“男人”。8月4日，保加利亚女拳手斯维特拉娜·卡梅诺娃·斯坦涅娃被中国台北选手林郁婷击败后，用双手的食指比出了两个X并大喊“不，不”。

哈利夫和林郁婷，正是两位曾被国际拳击协会取消资格的运动员，理由是“她们不符合比赛必要的资格标准”，“与其他女选手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国际拳击协会的官员曾补充解释，两名拳手都有XY染色体和高睾酮。

撕裂观点

许多人在看到哈利夫相关的新闻后，都直呼“离谱”，认为当前的“政治正确”早已矫枉过正，让男人可以直接上拳台殴打女人，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新闻。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无论哈利夫还是林郁婷，她们的身份证件是女性，身份认同是女性，从来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竞技。指控她们是混入女性拳台的男性，是对她们个人的侮辱，忽略了她们为了实现梦想所要跨越的障碍和付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女性群体的偏见——认为女性注定无法达成某些成就，一旦超越了女人“应有”的成绩便会指控其是个伪装者。

C计划观点

奥运拳击场上的这场争议，充分展现了性别议题的复杂性。

就事论事来看哈利夫和林郁婷两名选手，她们并不是跨性别人士——跨性别人士是指那些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同的个体。而不少跨性别人士要面临的是另一种指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污名化）——故意声称自己的自我认同为女性，却利用自己的男性生理优势以获得成绩。

哈利夫和林郁婷，面临的是生理性别认定的难题。诸多科学研究早已证明，人类的生理性别，除了男女二元，还有可能出现多种类型的性别发育障碍或差异（DSD），如染色体异常、性腺发育不良等等。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男女？仅看法律文书已不足够。从体表性征，到激素检测、染色体检测，不同的标准似乎都有一些问题，国际竞赛史也曾有诸多案例证明某些检测方式的荒谬性——例如曾被测出多了一条Y染色体的波兰运动员Ewa Klobukowska从体表性征来看完全是女性，后来还怀孕生子，但她仍然因为染色体测试的问题被取消成绩。

确定标准确实困难，但忌惮于政治正确而模糊标准、或因害怕争议而搁置标准，类似的冲突仍将不断再现。我们希望哈利夫等运动员的个体努力被看见、被尊重，希望她们或他们都有平等的参赛权；但不加限制地允许她们和其他普通女性选手同场竞技，客观上也是对他人的不公平。

除了不断探索关于标准的共识之外，我们能否有其他更开放的、更多元的想象空间？例如，自行车等一些运动项目引入了“开放”类别，男性运动员和跨性别运动员都可以参赛——这样的做法是更加包容还是会引发更多的歧视，仍然需要我们用开放、理性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的争议。

6. 一岁幼童被关飞机卫生间，大快人心还是突破底线？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4日，从贵阳飞往上海的一列航班上，一名一岁多的女童随祖父母出行，持续的哭闹让同行旅客不甚其扰。

两名陌生乘客主动帮忙安抚未果，征得祖父母同意后将孩子抱到洗手间，祖母则在门外守候。在洗手间内，两女子反锁上房门后开始给孩子“立规矩”。既有好言相劝，也有指着孩子的鼻子威胁“不哭了就可以出去”“安静3分钟，如果出去哭的话又要抱进来”。期间孩子情绪崩溃，使劲扒门想要逃离，最终情绪还是平复了下来。事后，陌生乘客将拍摄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自我标榜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者”。这则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澄清事实，称儿童的母亲已知悉完整事件并对两名旅客在机上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撕裂观点

给不到两岁的孩子“立规矩”的视频发布后，引发舆论巨大撕裂。

年轻的父母们被彻底激怒。陌生人将年幼的孩子带离监护人的行为让人无法理解；而用恐吓、威胁、锁门的方式给一岁多的孩子“立规矩”，更是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无知、对儿童人格尊严的漠视。

但不少支持者却为此举叫好，认为“熊孩子就应该被这样教育”，两位乘客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而那些无法控制孩子哭闹的家长，就不应该带着幼童出行而打扰其他旅客。

C计划观点

因为幼童哭闹而引发冲突，类似事件已不止一次引爆舆论。背后的社会情绪不难理解。

一方面，是人们苦“熊孩子”久矣。在高铁、飞机这样的公共封闭场合，因为家长管教不良，熊孩子扰民的行为频频引起公愤；另一方面，面对普遍的厌童情绪、儿童友好环境的匮乏，本身已因养育之责不堪重负的家长群体，对这样的指责、敌意非常敏感。类似事件的曝出，总会引发双方激烈的情绪对立。

然而回到冲突本身，公共场合不同主体的权利平衡，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议题。孩童有玩耍、哭闹的权利，乘客有安静不被打扰的权利。在公共空间下，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也曾和孩子们一起去分析提炼公众的容忍义务究竟是什么。

”C计划L9思辨新闻课：公共空间的权利冲突与容忍义务/

但就算认为在法律层面，吴柳芳有权利跳擦边舞，也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值得赞许的行为。擦边行为充满性暗示、性诱惑，是将女性的身体、人格物化，将女性作为满足男性凝视的性感尤物。这些擦边舞蹈的盛行，又在进一步强化对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而自我物化、矮化的对价，是流量和收入，以及压力和非议。

吴柳芳为何将流量看得更重要，为何不在意自我的物化？考量她的境遇、她眼前真实的选项，她的个人经历，曾经受到教育与文化的影响——我们需要正视问题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而非过快地做出道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