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那年，王小波怀念起一只猪。

这只猪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是20多年前，他在云南插队时的事。

他说，猪的命运是被人设置好的，比如公猪负责长肉，母猪负责下仔。

但这只猪与众不同。

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像山羊一样敏捷，不喜欢猪圈，喜欢到处游逛。吃饱后，就跳上房顶晒太阳，还模仿汽车响、拖拉机响。

最后，它模仿工人收工的汽笛声，被定成了破坏生产秩序的坏分子。

领导决定对它进行专政，出动20多人，持枪兜捕它。

饶是这样，它也没被打死，而是找到一个空子，跑了。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最后写道。

多年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成了王小波的精神向往与自况。

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黄金时代》中，王小波这样说：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所有人都这样，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过着缓慢受锤的日子。

王小波于是愈加怀念这只猪。

01

学会欣赏特立独行之前，王小波随过大流。

1969年，他17岁，青春骚动，满脑子想着战天斗地。

他坐上北京始发的临时列车，前往遥远的云南陇川县插队。

那里是边境，对面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去解放受苦人。

不少同学都过去了。

王小波很受刺激，正式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

他后来回忆说，考虑的结果是“不能去”，理由则是：

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年月里，都没干“傻事”，以后王小波更不会干“傻事”了。

只是在别人眼里，他干的或许才是傻事。

搞得他后来只能自嘲或他嘲：

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1997年，元旦。王小波写了《写给新的一年》，又回忆起知青岁月，另一件荒诞往事：

凌晨经过一家小医院，在朦胧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排队。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

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

据说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

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那一阵子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

这短暂的打鸡血热，曾风靡全国，忽然间就没人再打鸡血，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王小波说，“好像是我在做梦”。

但这种愚昧的“信仰”，隔三岔五还会倒回来。鸡血换成超声波，超声波换成气功。

“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王小波说。

也是在这一年，4月11日，寂寞的王小波，寂寞地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

02

越是全民狂热，越需要找回常识。

1997年4月11日之前，王小波并不出名。他的作品，只在朋友、文学编辑、部分高校学生等小圈子中流行，用现在的话说，他并未出圈。

充其量是个非著名作家。

所以他去世后，过了好几天，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张晓舟才知道消息，写了个豆腐块《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见报。

上版前，版面编辑问张晓舟：“他真的著名吗？”

据说，这是国内的媒体第一次报道王小波逝世的消息。

在有限的知名度内，王小波的杂文，又比他的小说出名。

1994年后，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专写杂文，普及常识，以幽默的说理赢得最早一批拥趸。

但王小波认为，自己的小说远远高过杂文。李银河回忆说，“有许多人觉得他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他特别不爱听”。

1989年，经过做生意的二姐夫的帮忙，王小波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原名《唐人故事》，“秘传”二字，是编辑为了吸引眼球加上去的。

这本被包装成民间故事模样的小说集，定价2元，错字连篇，属于自费出版物。

此外，在他生前，他的小说基本就只在港台出版过一些。他的代表作《黄金时代》，在香港出版时被改名《王二风流史》，以黄色小说的面目示人。

在内地，他的小说出版困难。退稿，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1980年代末，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朱伟，把小说稿退还给王小波，还想委婉地说些什么安慰语。王小波淡淡一笑说：

也就是大家流传着看看，也许还有看看的价值。

王小波仍寄希望于国内出版社、杂志社能够出版他的小说。他的朋友给他帮忙推荐，找了很多出版社和杂志社，人家的回答永远是：“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

赵洁平当时是华夏出版社的部门主任。她读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决心要把这部小说集出版。于是趁总编辑外出期间，终于让《黄金时代》在国内正式出版。

这是1994年了。

事后，赵洁平受到严厉指责，心力交瘁，大病了一场。

更惨的是，这本书出版后，没有正规发行渠道，根本卖不出去。

那段时间，王小波和赵洁平总是推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两捆书，到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

卖了3年，直到王小波去世前，这本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还没卖完。

03

生前寂寞，死后爆红。历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但王小波至死都没想过，自己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那部18万字、想象力爆棚的《红拂夜奔》，看过的人都叹服。

但在杂志社和出版社之间，兜兜转转了数年，仍是退稿的宿命。

年轻的文学编辑李静，把这部手稿拿了去。

她所在的杂志主编，一开始说，太长了，要大幅度压缩，压到1/6篇幅。

王小波照做了。

临发表了，主编告诉李静，刚开了会，以后发表的小说，不许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思想倾向，所以……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李静绝望而不知趣地问。

“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杂志为止。”****

于是，压缩版《红拂夜奔》，又被判了死刑。

那时候，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心血耗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压在箱底，难见天日。

倔强的他难得妥协，结果发现，妥协没用。

他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写作：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李静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他去世前9天。王小波给她看刚办来不久的货车驾驶执照，说：

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

说完，提起一只旧塑料暖瓶，把李静送到院门口。他说：“再见，我去打水。”

李静后来撰文回忆说：

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那是王小波君留给一个热爱智慧和有趣的年轻人的最后的背影，一个寥落、孤独而伤感的背影。

04

孤独和寂寞，像是与生俱来。

王小波曾自嘲说：“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的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起我身上。**”**

1952年，王小波出生前，正值“三反五反”运动。他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任教育部干部，被打成异见分子，开除党籍。

王小波在家庭突生变故中降生。取名“小波”，一方面是记录这一事件，另一方面寓以“大浪化小波”，盼着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

波浪终会过去。但王小波在娘胎中就受到刺激，先天发育不良，严重缺钙。

他哥哥王小平说，小波后来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跟母亲妊娠期受的刺激不无关系。

据王小平回忆，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使人怀疑他的脑袋是否有毛病，连我姥姥和我妈都管他叫“傻波子”。

但王小平一直坚信，这个弟弟是“大智若愚”，说他自带一颗“艺术的内丹”。

兄弟俩日常的乐趣，是冒着挨揍的风险，偷书看。

王小波后来讲述过这段时光：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

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

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在云南插队那两年，王小波得过急性肝炎，得过疟疾，腰也受过伤。

但他说，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寂寞里枯坐的经历：

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他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兰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兰色。

他的诗人气质，或许在这个时候，在祖国边陲，在天地间无尽的寂寞里，养成了。

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

05

今年是王小波逝世28周年。围绕着他的身后名，大众接受存在着明显的两个阶段：

大概头十年，他是作为一个反叛天才、权威解构者、自由主义者被接受；近十多年，在年轻的群体中，他主要作为“撩妹高手”被接受。

一切崇高意义被消解，这倒很“王小波”。

他与李银河的爱情，不断被言说，成为浪漫的象征。

1977年，李银河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产生了见见作者的冲动。

第一次见面，吓了一跳，没想到长得这么丑。不如不见。

第二次见面，王小波主动找上门，借着聊文学，聊着聊着，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一愣，说：“没有。”

王小波直截了当：“你看我怎么样？”

当时二人身份悬殊。李银河说她是《光明日报》编辑，文章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影响很大，王小波只是一个街道工人，社会底层。

王小波通过一封封感情炙热的情书，打动了李银河。

期间，因为嫌弃王小波实在丑得拿不出手，李银河闹过分手。王小波写信挽回了这段感情：

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咱们扯平了。

认识3年后，两人“神人”，在1980年结婚。王小平回忆说：

按照我妈的说法：“他们在一块儿吃什么，吃精神吗？”

按照小波丈母娘的说法：“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

我毫不怀疑，他们二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极其丰富，极其高尚的精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事。

恢复高考后，1978年，王小波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因为他父亲定的家训是“不准学文科”，所以他选择了唯二的理科专业之一。

王小波后来在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中阐述道：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父亲年老时，曾告诉王小波，“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同一部恐怖电影”。

王小波要到脱离体制，辞职独立写作，寻求小说出版时，才感受到父亲一样的痛苦。

此时，他的人生，仅仅如同一部爱情电影。

06

后来，李银河公派到美国留学，王小波自费陪读。

两人靠李银河每月400美元的奖学金过活。实在熬不下去，就去餐馆打工。

李银河知道王小波的梦想和寄托，就对他说：“我不能让你去洗碗了，你安心在家写作吧。”

她对人解释，“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在李银河的“庇护”下，在美国4年，王小波大量阅读经典，写出了《红拂夜奔》《黄金时代》等重要作品的架构及初稿。

在美期间，王小波还师从名噪海内外的史学家许倬云。

许倬云后来专门撰文回忆这名学生，说：

二十年了，我不时怀念王小波，也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一段缘。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专业上有了成就的学生，总是彼此启沃，帮助了我学术生命的不断更新。

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他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

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许倬云虽非文学家，却帮助王小波建立了历史的架构，以及小说笔法的凝练。

不仅如此，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得《联合报》文学大奖，推荐人正是许倬云。王小波在获奖感言里，特地对许倬云表达了感谢。

这次获奖，对王小波影响巨大，让他有勇气辞职，做一个专业作家。

在此之前，1988年，王小波与李银河回国。

李银河随费孝通先生做博士后，入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所。王小波作为家属，被安排在北大社会所的计算机教室工作，负责数据统计和计算机维护。

再后来，王小波调任至中国人民大学，任会计系讲师。

这段日子，并不舒心。他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老师许倬云说，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

1992年，王小波决定辞去教职。所有人都反对，只有李银河支持他：“我就觉得他写小说行。”

1995年，王小波又得了一次《联合报》文学大奖。除此之外，在他生前，他的小说，跟他一样命途多舛。

在庸人主导的世界里，思想超前一步，就注定悲剧一生。

你只能混入其间，跟着大家打鸡血、练气功、甩甩手。但王小波偏偏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不断地向大家重复常识。

结果，他自认一生没干“傻事”，别人看他，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傻事”。

他说：

听说有个文学圈，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无圈无派，特立独行。一个局外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漫漫寒夜，踽踽独行，仰望星空，寻找方向。

07

冷遇，到死为止。

28年前，王小波去世的时候，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名沉默而孤独的写作者。

在他离去之前，终于有出版社在编辑他的作品集，而此前他在国内出版的作品寥寥可数，销量惨淡。更多的作品，难逃毙稿厄运。

死亡，成了一条分界线。

中国文坛的荒诞与恶俗，正是如此：作品本身说不了话，作品再好，没有事件加持，仍然出不来。

而所谓的事件加持，在女作家一定是一脱了之，在男作家一定是一死了之。

这种现象，王小波生前曾经批判过，吊诡的是，如今应验在自己身上。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独自在郊外的写作间去世，死于心脏病猝发。年仅45岁。

被人发现时，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

他的妻子李银河，当时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次日接到电话，要她必须马上回国。回到北京，从机场回家路上，接她的同事对她说了一句话：

小波是个诗人，他走得也像个诗人。

李银河顿时虚脱，那个对她说“爱你就像爱生命”的人，已经不在了。

一个月后，王小波一生最看重的小说作品，集结成《时代三部曲》，公开出版发行。

《时代三部曲》的编者在序言里说，这部书稿经历了漫长的流浪之旅，可是当它处于发排阶段之时，它的作者却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已经无缘得见。

但从此以后，他的作品一路绿灯，再没有遇到麻烦。

王小波曾在小说中，写过一句话：

我也想为春天做点事：到长城边远足，到玉渊潭游泳，到西郊去看古墓，可是哪一样都做不成。

做不成的事，还有很多。

包括无法控制自己急剧飙升的身后之名。

没有一场非正常死亡，他的作品寂寂无人问。

在这场非正常死亡以后，他的全集、选集一版再版，尽管他终生致力于解构和反对权威，但他还是被捧成了新的权威，一代文学教父，自名为“王小波门下走狗”者，成群结队。

王小波的宿命，亦是路遥的宿命，海子的宿命，从古至今多少生前怀才不遇者的宿命。

而今，王小波，此名一经提起，人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北宋揭杆子的那一位，而是他，一位作家。

刘瑜说：“他代表的精神中国很缺乏。他那种举重若轻的叙事方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网络上，王小波被奉为“神一样的存在”。

数年前，在一场王小波文集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李银河：“如果现在有机会，你最想问王小波一个什么问题？”

李银河回答说：

早上去给小波扫墓时，发现读者在他的墓前留下了鲜花、香烟、二锅头……还有一篇手抄的王小波的文字，而一只蝴蝶就一直贴在上面。

我听说最近有些物理学家讲人死后可能是有灵魂的，只不过是去了另一重宇宙。我想问小波：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时代依然荒诞，活着的人，有多少已经丢了灵魂。

群猪在欲望的泥淖里打滚，特立独行的那一只，早已跃上屋顶，抽身离去。

再见了，王小波！

2025年4月7日，武汉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游戏少年逆袭发顶刊，武汉伢拿下雷军奖！》的推文，本意是宣传该校博士生李展的科研成就，却因文中对“文科生女友”的描写引发轩然大波。

这篇“励志文”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反而成为了一场舆论风暴的导火索，被网友怒批为“性别歧视与学科霸权的双重羞辱” 。

 推文翻车，从“学术励志”到“性别争议”，推文的核心争议点集中在以下三句话：

“她包揽三餐家务”将女友工具化为“生活管家”

文中提到，李展的文科生女友“包容他不同寻常的生活作息，包揽三餐家务，让他无后顾之忧”。

这种表述被网友解读为“默认女性就该为男性科研让路”，将女性的付出浪漫化，却掩盖了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

“用理科思维影响女友”暗含学科霸权

推文称李展“用理科思维影响女友，鼓励她进行交叉学科的探索”。

这一表述被批评为“文科生需要理科生拯救”的刻板印象，忽视了文科生的独立学术价值 。

“联机打游戏是浪漫”美化不平等分工

文中将两人联机打游戏描述为“专属于他们的浪漫”，却未提及女友在学术或职业上的成就。

网友调侃：“贤妻扶我凌云志，我还贤妻大乱斗。” 

更荒诞的是，武大官微公开了女生的姓名和照片，却未提及其学术背景或职业规划，导致网友怒斥：“她不是武大学生，只是武大博士的‘配件’。” 

一篇985高校的官方推文，竟将“文科生女友”塑造成“家务奖杯”，包揽三餐、包容作息、接受“理科思维熏陶”。

更荒诞的是，官微将女生姓名照片全网公开，却未提及她的学术成果，对此网友锐评：“她不是武大学生，只是武大博士的‘配件’” 。

对此网友怒批：平衡术=让女友当保姆？武大官微疯了吗？▽

网友尖锐指出：“要不把文科专业取消了改成家政专业吧”▽

家长破防：“我是女孩父母看到简直要气晕过去，送进985结果是包揽对象一日三餐家务，这点时间睡觉我都不说啥”▽

要不说年轻人脑子新比较好使，通过高校官微了解各大理想院校的高中生，直接模仿招募理工科男友▽

舆情爆发后，武大官微火速关闭评论区，各平台相关话题遭限流，但截图早已传遍全网。 

网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985高校亲手给性别歧视“盖章认证”

学术圈“贤内助”文学，谁在批量生产性别模板？ 

武大推文中那句“文科生女友包揽家务，让男友无后顾之忧”，精准踩中当代年轻人的两大雷区： 

性别分工的暴力传承。剑桥大学研究显示，女性学者平均每周比男性多承担12小时无偿家务，相当于每年少写1.5篇论文。

而武大官微将这种不平等美化为“最佳拍档”，实则是给学术界的性别剥削“发官方认证”。 

文科的“工具化”羞辱。女友的文科背景仅被描述为“包容力”和“家务能力”，其学术价值却被隐去。

这种叙事与哈佛、哥大裁撤文科专业的浪潮同频，当人文关怀被简化为“情绪价值”，文科生便成了知识体系的“二等公民”。 

当一所大学用“有用无用”丈量学科，它培养的不过是高级技工；当它用“家务能力”定义女性价值，所谓的顶尖学府不过是封建思想的复读机。

高校宣传为何总在侮辱智商？ 

 文科的“工具化”羞辱。

女友的文科背景仅被描述为“包容力”和“家务能力”，其学术价值被完全忽视。

网友讽刺：“要不把文科专业取消了改成家政专业吧？” 

 “24小时科研”VS“100小时游戏” 。

推文既称李展“扎根实验室24小时”，又炫耀其“游戏累计时长超100小时”，这种自相矛盾的“时间管理大师”人设，把学术奋斗史写成了荒诞剧。 

“真诚打动教授”的学术公平性质疑。

用“挂科逆袭”渲染个人传奇时，却未说明破格录取的具体标准。

网友锐评：“原来985的科研门槛是‘会打动人’，不是学术能力？” 

查重率0.1%的学术伦理陷阱。

14万字论文查重率低至0.1%，却未提引用规范。学术界人士质疑：这究竟是学术严谨，还是刻意规避前人成果？ \

2023年中国成年人年均读书4.76本，但日均刷短视频98分钟，当高校自己也沉迷“爽文叙事”，谁还能拯救深度思考？ 

Z世代用“梗”解构权威。

面对这波翻车，Z世代用魔法打败魔法，年轻人正在用“梗”解构权威。

性别反转梗，“招文科生男友包家务，赐你理科思维开光”。

学科平等宣言：“我的文献综述能解剖社会，你的代码可写不出《红楼梦》的悲悯” 。

年轻人已经高校宣传祛魅：“请停止把学者写成‘科研机器+家务保姆’的CP组合” 。

深层解剖高校宣传的“五重毒逻辑”

性别毒，2025年仍将女性钉在“贤内助”十字架上，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残余 。

与《自然》统计的“中国女性学者家务时长是男性2.3倍”数据完美“共振” 。

学科毒，文科被污名化为“时间黑洞”，忽视人文学科的价值，无视《史记》需2000小时精读——“理科生顶刊是荣耀，文科生读经典是虚度？” 

权力毒，男友挂科破格进实验室，女友熬夜备餐反被称“最佳拍档”，视为理所当然，“学术特权遇上性别特权，赢家通吃” 。

叙事毒，抄袭“龙傲天网文”套路：废柴逆袭+红颜牺牲=成功学，把象牙塔变成“男频小说现场” ，把学术成功简化为“逆袭+牺牲” 。

伦理毒，未经同意曝光素人隐私，埋下职场歧视隐患——“未来雇主会不会问：你能给前任当保姆，能给我加班吗？” 

高校宣传为何屡屡“踩雷”？

流量驱动的传播异化。武大官微长期追求“爆款”，导致内容浅薄化、标签化。樱花IP的成功反而成为枷锁，迫使团队在非樱花季过度追求争议性内容 。

审核机制的责任分散。推文经过“文案者-责编-指导老师”多层审核，却因“责任分散”让问题表述溜过把关 。

小编群体的专业局限。学生小编缺乏新闻伦理和性别意识教育，盲目模仿网络争议性叙事 。

真正的“逆袭”是什么？

这篇推文最大的“学术贡献”，是让我们看清：

真正的逆袭，不是从“游戏少年”到“顶刊作者”，而是让每一个“她”的才华，不必通过“为他”来证明。

当武大文学院百年积淀被一句“文科生女友”消解，我们是否正在亲手埋葬闻一多们用笔杆刺破黑暗的传统？ 

高校宣传不应沦为“性别歧视”的传声筒，而应成为推动平等与进步的桥梁。下一次，当“爽文”袭来时，不妨多问一句：

这故事里，谁被悄悄隐去了姓名？

河北廊坊三河市的蜜雪冰城，最近不得不更换门楣招牌，把其标志性的红底白字牌匾换成绿色底的。此举缘于三河市的要求——禁止商户广告牌匾使用红蓝黑三色。三河市一家经营殡葬用品的商铺，也被要求把蓝色招牌换下来。当地城管部门解释称，这是依据三河市政府城市规划的要求，相关文件还没出台，但整改“先行一步”。

城管部门所说的城市规划要求，可能是2024年12月发布的《三河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导则》，其中“广告牌匾设计负面清单”提到，除国际国内连锁品牌外，不允许用红蓝底色或字样。

且不说蜜雪冰城应该算国内连锁品牌，就算不是，比如那家无名的殡葬用品店，广告牌匾就不能用红蓝底色吗？如果区别对待，是否有违公平？政府明令禁止商户使用某种招牌颜色，于法有何依据？再退一步，规划建设管理导则说不允许用红蓝底色，现在怎么又加上了一个黑色？

三河的“三色禁令”看起来就是一场闹剧，但绝非孤例，类似的闹剧时有出现。2024年12月，河北沧州一条街的店铺被统一安装黑底白字招牌；2021年4月，湖北十堰一条街的商铺招牌被统一换成黑底鎏金字，搭配灰白墙；2019年3月，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的店铺招牌整体被换成了黑底白字，市民吐槽整条街都是“清明祭奠感”。除了折腾商户招牌，还有在橱窗上张贴A4纸大小的宣传广告被要求撕除的；商铺闭店后没有配合“亮化古城”的倡议留灯，被城管撬锁进屋开灯的……林林总总，都是在所谓城市美学的名义下，权力任性的写照。

由此看来，一些简单分明的道理，还得一讲再讲。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没有一条法律禁止商户自由选用门楣招牌的颜色和样式，也没有一条法律授权政府强制干预商户的选择。统一牌匾到底是否符合城市美学，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层面之一，但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更本质的问题是，政府理当“无为”的那只手显然越界了。

门楣招牌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家殡葬店店主说，他只能重新找人设计新招牌，等了10天送过来，花费2800元。一家蜜雪冰城店的店员说，新招牌刚刚装修完店里还没来得及复工。新招牌的成本、闭店导致的损失，还有相关人力的付出，对民生而言，这种折腾看起来不大，其实是天大的事。城市本来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如果为了所谓的城市之美，干扰了老百姓正常做生意过日子，街道弄得再统一规整也没用。当下，老百姓尤其需要一个安定、包容、支持的环境，安居乐业不是空洞的诉求，而是落实在点滴细节中的“少折腾”。

我们一直说城市治理要以人为本，但实际上，治理者对个体权利的漠视依然存在。

个体自由和权利要让位于集体利益的观念，仍然惯性地残留在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治理者的头脑里，这让他们想当然地干涉商户招牌、广告纸或者一盏灯，并认为个体就应当服从。此次三河“三色禁令”下，有商户拨打政府热线维权；此前类似事件发生时，也有商户自拍视频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关注。这些对个人权利维护的行动值得尊重，也应当获得支持。“不沉默”需要勇气，也正是这些不肯沉默的努力，才能让治理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才有改正改进的可能性。

最后再说城市之美。有一天，一个四年级的孩子看着小区商铺统一成褐底的招牌问：为什么要统一颜色？这样并不好看啊。这是一个10岁孩子的审美。在孩子的眼睛里，缤纷之美胜过整齐划一。相比于成年人，这或许是一个更为纯粹的视角。无论如何，城市之美不应该是政府意志的单向投射，不应该以牺牲烟火气为代价，要知道，“人”始终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CDT编者按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社交媒体X上宣布乌军已抓获两名参与俄军入侵的中国公民。4月9日，泽连斯基继续表示乌克兰目前握有 150 多名参与俄乌战争中国公民的资料，并称实际参战的中国人人数更高。

俄罗斯方面在10日驳斥泽连斯基指控，称北京拥有一个 “平衡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则没有直接回应。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正向乌克兰核实有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始终要求公民远离武装冲突区域，避免以任何形式，卷入武装冲突，尤其应避免参加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CDT编辑对于中文互联网敏感词的持续监控中，注意到近期出现相关的敏感词审查。

软审查敏感词：雇佣兵；作战；名单+连+旅

有关的微博话题也被严格限制，唯一一条帖文是由《今日俄罗斯》的子账号Ruptly发布。

乌克兰媒体《左岸报》（Лівий бере）9日发布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参与俄军入侵的中国籍公民的情况。

中国数字时代已将报道翻译成中文，包含乌克兰方面公布的中国籍公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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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确认逾150名中国公民参与俄军作战，合同最早可追溯至2023年

据乌克兰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目前已有超过150名中国公民与俄罗斯军方签署合同并参与对乌作战，部分合同签订时间最早可追溯至2023年。

据《左岸报》（Лівий бере）援引乌方情报机构消息，自2024年秋季起，大量中国公民陆续抵达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训练中心，其中一些人甚至早在2023年夏季便已与俄军签署服役合同，而正式签约高潮则出现在2024年春季。

乌克兰安全部门掌握的数据显示，相关合同签订时间涵盖2024年2月至11月，涵盖几乎整年度，合同签署者人数超过160人。例如，中国公民宾江于2024年4月21日签署合同，并于当年10月抵达编号为1093的训练中心，不到一个月完成训练后，于11月15日被派遣至作战单位，目前隶属于第255摩托化步兵团参战。

据悉，这些中国籍人员被编入俄军多个单位，包括：

• 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
• 第7军用基地
• 第70摩托化步兵团
• 第71摩托化步兵团
• 第85摩托化步兵旅
• 第103摩托化步兵团
• 第255摩托化步兵团
• 第1525独立预备营
• 第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
• 第503摩托化步兵团
• 第68坦克团
• 第291摩托化步兵团等

他们在军中的职位各异，包括：

• 突击排驾驶员
• 电子干扰排操作员
• 侦察榴弹手
• 机枪手
• 侦察兵
• 无人机操作员等

服役人员以列兵、下士、士官等初级军衔为主。相关名单并非详尽统计，目前仍有更多中国人正在服役或接受征募。

截至2025年4月初，另有至少11名中国公民正在接受筛选，准备加入第33摩托化步兵团。

根据情报记录，一些被确认身份的参战中国公民包括：

• 王悦（1992年2月15日生）
• 魏志鹏（1992年1月20日生）
• 王志坚（1982年8月29日生）
• 桑天龙
• 徐增增
• 吴骏峰
• 胡镇洪（2005年7月5日生）
• 何淼（1997年2月3日生）
• 曾宪印
• 王泽华
• 张健英
• 张启振

其中最年轻者仅19岁。

去年夏季为中国公民签约参军的高峰期。他们分布在俄罗斯多个征兵站接受甄选，从莫斯科至罗斯托夫、圣彼得堡等地均有记录。其中一名名为姚啸的外国志愿兵同时持有俄罗斯护照，在坦波夫地区通过甄选后被编入部队担任步兵。大多数的职务安排发生在2024年秋季，但至今仍在持续。

上方：正在接受甄选（截至4月2日）准备加入第8集团军第20摩步师第33摩步团服役的中国公民；下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章琪圳，2000年9月14日出生，现年24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张建英，1986年7月5日出生，现年38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泽华，1993年2月1日出生，现年3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曾宪印，1991年11月1日出生，现年33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何淼，1997年2月3日出生，现年28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胡镇洪，2005年7月5日出生，现年19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吴骏峰，1999年8月3日出生，现年2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徐增增，1987年2月15日出生，现年38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桑天龙，1994年7月10日出生，现年30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志坚，1982年8月29日出生，现年4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悦，1992年2月15日出生，现年33岁。

乌克兰方面还确认，在顿涅茨克州俘获的中国籍战俘包括：

• 王广军（Wang Guangjun，1991年生）
• 张仁波（Zhang Renbo，1998年生）

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

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声称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持续与俄罗斯保持贸易往来，并未对其实施任何制裁措施，反而大量出口可用于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物资”。

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避免直接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多将战争称为“冲突”，同时呼吁和平与对话。但在实际行动上，北京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限制中方人员赴俄参战。

2025年4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表示，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俘获两名中国公民，并指出共有六名中国人参与了该场战斗。与之相比，朝鲜公民则主要出现在库尔斯克方向，由俄方成建制使用。

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正“研究”中国公民被俘的情况，并否认有更多中国人参战的说法，称相关信息“毫无根据”。

长期以来，俄罗斯惯于招募外国公民参战，主要对象为经济贫困国家的民众，许多是被以提供工作为名欺骗赴俄，最后被迫进入战场。此外，伊朗方面亦曾派遣教官协助俄军操控“见证者”（Shahed）系列无人机。与中国志愿兵不同，朝鲜派遣的是成建制军人，而非个人雇佣兵。

天气渐暖，又到了春季马拉松赛事的爆发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两个周末里，全国各个地方至少有20场马拉松比赛在同时进行，吸引了超过30万人参加。

跑步没有门槛，但跑马拉松有。想要跑一场马拉松，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也变得越来越贵。难在超低的中签率——同时报名八九个马拉松比赛，可能一场都抽不中。所以一旦抽中，立刻全副武装，秉持着“来都来了”的心情，把跑马当成一次短途旅游，吃喝玩乐都不耽误，“钱包比身材瘦得快”。

昂贵的门槛，让马拉松赛事快速聚集起了一大批中产，赛事的商业价值也水涨船高。品牌、赛方、乃至背靠的城市都盯上了这块蛋糕，但他们投注的每一笔钱，最后买单的依然是普通的跑马者。

本期数据栏目，我们一起来翻翻马拉松背后的账单。

跑一场马拉松，到底要花多少钱？

今年1月份，刚在厦门跑完马拉松的郑雨涵一点点计算着这一趟的费用，报名费200元，来回机票2000多，住宿费1000多，姜母鸭100多，海鲜大排档几百块，土笋冻、沙茶面、沙茶肉串——越往后算，支出名目越跑偏，仿佛变成了厦门美食盘点，零零碎碎算下来，一共花了五六千元，“这跑个步也不便宜啊”。

很多人理想中的跑马是出个报名费，顶多再加上来回路费，跑完走人——既锻炼身体，还支出可控。但现实情况是，人一到目的地，单纯的跑步就变成“来都来了，旅个游吧”。很少有人能真正实现跑个“穷马”，钱包就在游山玩水中一点点被掏空。

翻看社交平台，顺利完赛的跑马者们，一边分享自己的成就感，一边感叹，“比起身材，瘦身更快的是钱包”。有人到香港跑马，假都请了，干脆把澳门也去了，“港澳一趟下来，一周花了一万多元”；有人粗略估算了一年跑马的开销，居然花了五万多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有人晒出一整墙的马拉松奖牌，懂点门道的人立刻评论，“指定烧了不少钱”。

比赛前，人人都想把每一笔钱花在刀刃上，回过头来发现，“跑马到处都是刀刃”。

报名费是第一笔，装备也省不下，“好不容易跑一回，手表、球鞋，运动服都得备齐全”，即便是入门阶段，也得花个几千块；对于经常跑马的人来说，每次比赛都像是跑友的线下聚会，“朋友久别重逢总要聚一聚，喝点小酒吧”；几十公里跑下来，总归要犒劳一下自己，足疗、按摩当天就得安排；一瘸一拐回到家，医疗康复肯定要做一下，“双腿得保养保养”。

交通和食宿也是重要开支。但通常，赛事周边酒店的价格会趁着比赛期间直线上涨。3月下旬，无锡马拉松开赛，平日价格在100多元的酒店，直接变成千元，“上涨了快十倍”；有人为了省钱，沿着地铁线挨个站点查询酒店价格，终于如愿定到了100多元的酒店，一看路线，“离比赛场地隔着11站地铁”。

这是参加比赛的花销。普通人想跑完全程，日常的锻炼也少不了。户外跑步受天气影响大，室内健身房、教练都是钱。跑得多了，想要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有的人还会加入跑团，会员费每年就要花几百元，高端跑团甚至达到上千元。

这几年，经常跑马的人发现，连最基础的报名费好像都开始涨价了。每日人物统计了去年和今年国内多场马拉松赛事，报名费的涨幅不等。长沙湘江半程马拉松欢乐跑2024年的报名费是35元，今年直接涨到60元，涨幅高达71%。顺德半程马拉松也从130元的报名费涨到了198元，上涨了52%。

还有人要为马拉松再搭上一笔“妆造费”，致力于成为赛场上的“显眼包”。有人扮演成哪吒，头戴冲天假发，手拿火尖枪，颈绕乾坤圈，“凌晨五点就要起床画烟熏妆”——主打“稳定发癫”；还有人扮成财神，戴着帽子和假胡子跑完全程，就算浑身是汗，装束也得齐全。一套“显眼包”的服装下来，少说又是几百元的支出。

95年的山东女孩赵晴已经跑了七年马拉松，当过5次官方配速员。每场比赛，都会有赛场摄影师抓拍，这是她最期待的环节。每次比赛前，赵晴都会买好几套好看的运动套裙，精心搭配，还会提前两个小时起床化妆、做造型，“一切为了出片”。看到好看的照片，肯定要买下，有时候遇到出片多的时候，十几张照片打包买走，“也得几百块”。

马拉松中签，比中彩票还难

在很多人的感知里，马拉松似乎是这两年才火热起来的项目。家门口的路，突然被封了，一打听是要马拉松；社交媒体和新闻里，马拉松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事实上，马拉松的赛事数量的确在回升。疫情停摆两年后，2023年全国各类路跑赛事一下从几十场井喷式恢复到了600多场。2024年，这个数字再次刷新，突破700场。

如果把视野放宽，会发现在更早以前，国内马拉松的赛事数量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增长了。2011年时，国内马拉松赛事还只有22场，这还是包含了越野及山地等非路跑赛事的数量。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跃升到600多场。2019年是马拉松赛事数量的巅峰，刨除越野及山地等非路跑赛事，全国进行的各类路跑赛事已多达1164场，几乎每天都有马拉松在进行。

但直到近两年，人们似乎才产生“到处都是马拉松”的认知。北京人郑建业跑了四年马拉松，在他的印象里，之前关于马拉松的信息都是在小圈内传播，身边不跑马的人很少关注。2024年4月，运动员何杰在黑人配速员的“簇拥”下，获得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冠军，一时间，“保送冠军”、“比赛不公平”等讨论铺天盖地，充斥着各种社交媒体。即便是平时不跑马的人，也纷纷向郑建业打听，他感觉“马拉松好像出圈了”。

马拉松的出圈也是户外热的一种延续。2019年开始，露营风潮兴起，紧接着衍生出了近郊徒步，citywalk等。如今，户外热似乎已经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日常在格子间里穿梭的打工人们，急需寻找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缓口气，充下电。户外潮流生活媒体《GO OUT》中文版主编 Kenneth Chan 曾表示，“即使不去观看数据，只看社交平台上的帖子，已经能够了解到户外活动已成为大众寻求健康、减缓压力或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在跑步中，人们能感受到的情绪价值，也相对更直接和可量化。对于跑马者来说，相比于和他人比赛，更重要的是超越自我。秒表上的每一秒缩短的时间，都是确定的进步。有人直接在社交平台中表示，“工作上给不了的成就感从马拉松里找”。

跑马群体的不断扩大，也让马拉松不断从小众走向大众。郑建业曾一度觉得，跑马很孤独，他参加的跑团规模也不大。可这两年，身边开始跑马的人越来越多，光是在他的公司里，如今已经有五六个了，很多人都来找他询问跑马装备，“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他所在的跑团人数也在增加，“跑马好像已经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

从数据来看，跑马的人数在迅速增长。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2023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显示，2019年的参赛人次规模达到了700多万，2023年迅速恢复到600多万人次，到了2024年，几乎恢复到2019年水平。

虽然赛事数量和跑马人数都在增长，但二者的增长速度是不匹配的。把2024年的数据和2019年进行对比，在跑马人数几乎相当的情况下，2024年的赛事数量相比2019年少了将近40%。这种不匹配的增长速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跑马名额供不应求，跑马者一签难中。

一旦超过报名人数，马拉松赛事会采取抽签的形式确定参赛人员。这几年，中签越来越难了。27岁的张振平接触马拉松一年多，平时抢的都是演唱会的票，“没想到花钱跑步还排不上号”。为了提升中签率，他借鉴高考时的题海战术，今年刚开年，张振平就一口气报名了7场马拉松比赛，“排了这么多，总该中一个”。终于，中了一个半程马拉松，张振平在心里安慰自己，“半马也是马”。

张振平还算幸运，对于马拉松新手来说，中签似乎是一件更难的事情。通常，马拉松比赛报名，都需要上传自己过往的完赛成绩。虽然赛事官方没有明文说明，但跑友们一般默认，成绩越好，中签的几率会越高，所以“新手就算报十个，能有一个中都算幸运”。

每日人物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了这两年30场各类路跑赛事的中签率，在所有的马拉松大赛中，无锡马拉松中签率最低，今年无锡半程马拉松的中签率只有3.26%。在所统计赛事中，一半赛事的中签率低于10%。

中签率越来越低，也直接催生了赛事黄牛，有人在二手交易平台中公开放出各类马拉松赛事的名额，最高甚至炒到了2500元以上，相当于报名费的10倍。

马拉松比赛，营销蓝海

中签难，花费高，跑步没有门槛，但跑马拉松是有门槛的。在社交平台上，总有人发出类似“月薪两万，跑不起马拉松”的哀嚎。昂贵的门槛，让马拉松赛事快速聚集起了一大批中产和新中产，赛事的商业价值也跟着水涨船高。品牌、赛方、乃至背靠的城市都盯上了这块蛋糕，但他们投注的每一笔钱，最后买单的依然是跑马者。

显而易见，最先看中马拉松这片蓝海的是运动品牌，尤其是像特步等鞋类品牌，和马拉松赛事几乎牢牢绑定。特步与马拉松赛事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左右。当时，特步的赞助有几分“小步慢跑”的谨慎——仅赞助了两场赛事，其中一场还是服装赞助。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扩大赞助范围，从物资赞助直到押宝运动员。

到2023年，特步开始“狂奔”。在大众跑者和破3选手（预计3小时内完赛）中的穿着率，特步已超越国内外各大品牌，稳居第一。百强男运动员中，特步跑鞋穿着率甚至高达41%。也就是说，放眼国内100强的男运动员，10个里面，有4个都在穿特步跑鞋。赞助场次数量也在迅速扩大，根据《2024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特步2024年共赞助了44场马拉松比赛，比前一年赞助的场次翻了将近一倍。

对于品牌来说，这种“烧钱”的赞助方式或许是性价比最高的。现DB-鞋履创新实验室的主理人Blake，曾经服务于某头部国际运动品牌。他表示，“在竞速跑鞋领域，特步的产品已经在第一梯队了，产品的突破很难让品牌实现大幅提升，要想在专业领域保持领先，还是得（把钱）砸在营销上”。

赞助马拉松似乎的确有效。特步会配合比赛进行相应的营销活动。郑建业发现，在特步赞助的马拉松比赛前后买特步的鞋，经常会碰见打折，“能便宜个两三百”。从产品盈利的角度来说，生产跑鞋也有利于特步提升品牌调性。

Blake曾研究多家鞋类品牌的运营策略，发现专业跑鞋能够带动整体商品组合的价格和品质升级，进而提升产品毛利额。也就是说，通过不断推出专业跑鞋，增加相对高客单的产品销售，同时剔除过去的特价产品，“特步能够提升产品的平均客单，获得更好的毛利表现。”

除了运动品牌，那些将中产视为消费群体的品牌，也都纷纷押宝马拉松。

翻开马拉松的赞助名单，中产的吃、穿、住、行，都能找到对应的品牌。银行、保险和车企，可以说马拉松比赛赞助的常客。房产中介平台贝壳、服装品牌海澜之家，都愿意在马拉松赞助上，比运动品牌花更多的钱。就连易方达基金，都曾成为广州马拉松的赛事支持方。

不止产品单价高的品牌，一杯只要9.9的瑞幸，也曾是厦门马拉松的赞助商。换句话说，中产们任何一种潜在的消费需求，从刚需到投资，从几百万的房产到个位数的咖啡，都有对应的品牌挤进马拉松赞助商的名单，想要极力被看到。

品牌赞助之外，马拉松赛事所在的城市也会迎来“泼天的富贵”。比如，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无锡马拉松撬动了2.8亿元经济效益，数以万计的参赛者和观众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展厅销售等产业上带动了当地的消费——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城市广告”。

于是，为了推广马拉松比赛，很多地区都拿出了“绝活”，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美食。今年的柳州马拉松，直接把螺蛳粉当作赛时补给，主打“最臭马拉松”。武汉马拉松，除了提供面包和水，还推出了小龙虾、热干面，“爆改自助餐”。顺德马拉松摆出一排烤鸡当作补给，有的选手从32公里拿鸡腿，一直吃到终点，马拉松变成“42公里流水席”。

无锡马拉松还推出了“购房大礼包”，凭借马拉松的参赛证明，在无锡买房能获得3万到8万元不等的补贴。

当赛事运营和营销的成本不断上涨时，举办一场马拉松也变得越来越贵。从历年的马拉松冠军奖金数额中可见一斑。以无锡马拉松为例，去年破赛会纪录的冠军能拿到5万美元奖金，今年涨到了11万美元，翻了一倍多；武汉马拉松上涨得更多，冠军奖金从去年的3万美元涨到了今年的10万美元。

一场比赛的奖金更高，会吸引更多专业的运动员参赛，这样一来，比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会提升，同时还能保住世界田联金标赛事的地位。但这也意味着赛方需要更多的赞助和资金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

对于一场知名度不断上升的马拉松赛事来说，赛方、品牌方、专业运动员似乎都是赢家，但比赛支出的每一分的钱，最终的买单者还是普通的跑马者们。

2025年3月20日，《202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正式上线发布。

这份分区表原本应是《2024年期刊分区表》。按照惯例，中科院期刊分区表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但2024年的分区表发布时间却几经推迟，最终调整为2025年，以《2025年期刊分区表》的形式面世。

分区结果公布后，一些传统国际知名期刊（如《Nano Letters》）意外降至二区。与此同时，本土期刊升区势头迅猛。一些原本被科研人员视为名刊拒稿后备选的本土期刊，在本次调整中反超其“上位”期刊，进入高分区行列，导致投稿倒挂现象出现。

本土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待遇的此消彼长，加之此前延期发布，让这份新的分区表引发了一些讨论。

01 分区“黑箱”？

科睿唯安（Clarivate）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是中国科研圈最为熟悉的两种评价工具。JCR是全球常用的期刊评估体系，以影响因子为核心，通过统计期刊论文的被引情况反映其学术影响力。JCR报告中每个学科的期刊被分成4个等级，各占25%。

中科院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也就是“中科院分区”自2004年发布，主要指标是三年平均影响因子，同样划分4个等级但分布近似于金字塔型，只有少数期刊入选1区。2019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了期刊超越指数（Citation Success Index）作为分区指标的升级版分区表升级版，替代了三年平均影响因子作为核心指标，2022年后只发布分区表升级版。

2022文献情报中心计量与评价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沈哲思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曾介绍，期刊超越指数的计算机制是，从期刊选择一篇论文，其引用数大于从其它期刊选择一篇相同主题、相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引用数的概率。换句话说，影响因子是对比两本期刊的平均引用次数，期刊超越指数则是期刊的每篇文章引用都要互相对比。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期刊靠少数高被引论文拉升影响因子的问题。然而，复杂的算法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由于计算公式繁琐，且原始数据难以获取，普通科研人员无法验证分区结果，只能被动接受，这无疑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超越指数的计算方法

2022年初，《知识分子》发布过一篇期刊编辑对于《2022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的评论。文章指出，中科院分区的评价体系的透明度有待提高。

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分区的划线标准不透明。JCR分区中的各档期刊严格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各区均占25%。但就2022年最新公布的中科院分区来看，各学科1区期刊的比例都不太相同。另外，引用窗口如何确定也不够透明。在2025年的分区表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具有多年科技期刊编辑经验的汪磊（化名）指出，中科院期刊分区缺乏透明性问题由来已久。不像JCR分区依赖公开可查的两年影响因子，Scopus分区依赖Citescore，中科院分区似乎既考虑影响因子，又有所谓的超越指数，还有部分人为的拔高，每部分占多少权重也不公开，使其实际上成为一个“黑箱排名”。

汪磊希望评价标准更透明，即便不能做到像JCR分区那样“白箱”，也希望不要过于“黑箱”，把评审标准向公众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02 支持本土期刊，需要“特殊照顾”吗

《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中国科学界的共识是，我们需要本土期刊有更大的话语权，也需要列入国际第一梯队的本土期刊。

但支持本土期刊，是否需要通过给予期刊分区优惠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是科研人员对本次分区有所争议的关键所在。

中国科学院期刊分区始终明确表达了对国内期刊的扶持立场。从2019年起，期刊分区表推出“中国SCI期刊支持计划”，到今年已经开启了第二期（2025-2029），从计划目标“提升中国期刊入选高分区比例”中，不难看出这种支持的具体指向。

不过，自2019年“卓越行动计划”启动以来，中国期刊的SCI论文数量，尤其是Q1（前25%）区论文数量增长明显。根据JCR数据，2019年中国大陆共有241种期刊被收录，其中Q1区期刊79种，占比32.5%；到了2022年，收录期刊总数增至276种，Q1区期刊达到155种，占比攀升至56.2%。即便不刻意“照顾”，仅按影响因子排序，本土期刊在以影响因子为核心的JCR排名中进入Q1已不再是难事。

中科院期刊分区标准同样以引用和影响因子为主要依据，在这方面，本土期刊已展现出明显优势。以材料科学领域为例，本土期刊已占据1区近半数席位，反倒是科研人员印象中的一些老牌国际期刊落到了2区。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对国内期刊追加支持，只会让情况更不平衡。

此外，即便是在本土期刊之间，待遇和支持力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分区是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这一点也受到科研人员质疑。

按照汪磊的观察，总的来说，由知名国内出版社运作的期刊，得到的提升比较明显，例如清华出版社参与的Nano research，还有《中国科学》系列。例如，由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科学：材料科学》（Science China Materials），去年影响因子只有6.8，今年却排在一区，而很多其他国内材料期刊就没有明显提升。

具体哪种期刊获得了分区上的支持，在本次公布的期刊分区表中是可以查到的。以《中国科学：材料科学》（Science China Materials）为例，在期刊分区表它的相关条目页面中，标注了“中国SCI期刊支持计划”。

“中国SCI 期刊支持计划”需要各期刊主动报名申请，由期刊分区表官方审核通过，过去这类支持信息并不公开，如今通过页面标注可以了解到。但是“提升中国期刊入选高分区比例”具体要增加多少比例的中国期刊，是否会压缩国际期刊的1区、2区占比，这些细节仍然没有公布。

影响因子1.1，今年从四区直升一区引起争议的《科学通报（中文版）》（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Chinese），则受益于另一种本次分区提出的新机制。在分区表系统中，其条目标注了“中英文科技期刊‘同质等效’评价”。官方对它的描述是，“探索中英文科技期刊‘同质等效’评价，被WoS平台收录的中文科技期刊，按照中文引用数据和专家意见划分分区”。

中文期刊和日文、俄文等非英文语种期刊类似，在获得国际引用方面天然不占优势，导致影响因子长期低迷。从规定的细节上来看，中文期刊和Review期刊、数据期刊类似，虽然被赋予了分区，但不会挤占其他常规期刊的位置。

即便如此，形式多样的本土期刊支持项目和评价机制，仍让科研人员在理解和接受上感到困惑。“如果中科院的分区希望更支持国内期刊，还不如国际、国内分开，国内期刊搞一套排名，国际期刊再有一套，两套分区可以按照不同标准。而不是让国际期刊去陪榜，进而引发争议。”汪磊说。

03 个人评价标准的缺位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出于招聘、晋升、考核的压力，得按照中科院分区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投稿方向。更合适的，可以用来评价个人科研水平的标准，实际上是缺位的。

中科院分区表一直以来都明确提出“直接将分区表数据用于个人评价需谨慎”，更直白的说法是“不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将分区表用于微观科技评价，由此引发的争议和纠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按照官方的说法，期刊分区的功能本应该是，“评估国际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可为学术投稿提供参考、为科研管理部门的宏观判断提供支撑[7]。”分区表依据的是期刊整体的数据，反映的是期刊的平均影响力，而非单篇论文的具体质量或影响，天然不适合用来衡量研究者个体的学术成就。从这个角度看，用期刊分区来评价个人的学术成果显然是一种误用。

然而，在实际评价中，这种误用却成了主流。本不该用于个人考评的指标，却成了决定科研人员晋升和奖励的关键标准。中科院分区表的分区结果，特别是论文发表在一区或二区的期刊上，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评价标准应用非常广，基本成为了各大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招聘、晋升、奖励评价标准。

例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引进要求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不少于3篇（中科院1区），或5篇（中科院2区及以上）。某医科大学建立分级激励制度，对中科院一区论文给予IF值×10,000元/篇的奖励，二区论文奖励标准降为IF值×5,000元/篇。中科院旗下的部分研究所，部分研究岗位招聘时也要求中科院SCI分区一区论文1篇及以上者优先。

有些机构可能并不是完全沿用中科院期刊分期标准，但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动。汪磊解释，一般较高水平的研究院校不会照搬中科院分区，但或多或少都会参考这个分区结果。在这个分区基础上，略加增减，用于高校师生的学术评价。

JCR分区同样是部分高校参考的评价标准，但相比竞争对手JCR分区，中科院期刊分区是更“适合国情”的，更多国内机构参照了中科院期刊分区。

汪磊指出，现在国内论文科研水平和论文发表水涨船高，竞争激烈，往往只有发表在顶刊的工作才被认可。大家之所以愿意参考中科院期刊分区，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分区是金字塔结构，各学科一区期刊占比远比JCR分区中的一区期刊数量少，因此可以被视作“顶刊”的标准。

实际上，无论是JCR分区还是中科院期刊分区，都是针对期刊整体状况而非具体一篇论文好坏的评估。以这类期刊分区标准评价个人的工作，是犯了以刊评人的错误。

一位科研评价领域的专家向《知识分子》表示。期刊分区结果应该是个人评价的参考，而不是全部。对高校来说，要给全校科研人员评绩效，从工作量的角度考虑肯定要依赖一些量化指标，但这只是一个基础的数据。如果要评价个人的成绩，下一步还需要各领域的专家对他的学术贡献作出具体评价，包括每篇发表文章的学术价值，由此来评定他的成绩。现在大部分机构只有第一步简单的量化评定，缺少了第二步。

这其实是中国科技评价体系的无奈，中科院期刊分区一直倡导期刊分区结果只能作为个人评价的参考。但现在没有人承担起对研究者个体学术水平的评估责任，想来想去，似乎也只能依这个标准。理想的状态是，学术共同体应该发挥作用，为科研人员提供个性化的学术评价。

2025年1-2月间，有很多令人振奋的消息。比如DeepSeek的出现，让舅舅婶婶们用上了AI；又比如电影《哪吒2》以150亿登顶中国影史票房。

此外，春节的旅游出行也在创造记录，春季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90.2亿人次，创历史新纪录。全国出游人次5亿，出游总花费6770亿，同比增长了7%。股市也不甘落后，上证指数在春节后从3320点上涨到3420点左右，似乎要再次挑战一年以来的高点。

与略显沉闷的2024年相比，这些数据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氛围。这是否预示着，我们已经走出了一年以来通缩的困境，完成对内需的刺激，让消费回温了？

内需依旧疲软

首先，电影《哪吒2》的票房虽火爆，但作为一个非典型的文化消费产品，对整体消费增长的影响极为有限。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3万亿元，而150亿元的票房仅占其中的0.15%，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实质性拉动。因此，有观点将该电影的票房作为经济观察指标，并不具备任何参考性。

如果要在众多经济数据中找出能较准确反映内需的指标，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春节假期对于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落在1月，有时落在2月，单月数据可能存在较大波动，因此我们以1-2月的累计数据来观察同比趋势，以减少干扰。

第一个是进出口数据。由于进出口数据有国外对手贸易国作为参照，因此相对比较准确。1-2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5万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3.4%；进口2.6万亿元，下降7.3%。进口的明显下滑不仅反映了内需疲弱，也拖累了整体进出口表现。

第二个是社会融资数据。社融数据采集自银行信贷、债券、股票等多种融资方式，很多数据相对公开，准确且有一定参考价值。1-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9.2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2万亿元。表面上看似增长，但其中政府债券净融资2.39万亿元，同比增加1.49万亿元，几乎成为唯一的支撑来源。

如果我们进一步拆解社融数据，会发现个人短期贷款（主要为消费贷，占 2/3）不增反降，减少了3238亿元；个人长期贷款（超过3/4为房贷）1-2月新增378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7.7%。这两项数据说明，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依然不足，房地产投资热情也在下降。

综合来看，1-2月社融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政府债券，而居民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则大幅下滑，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内需仍然低迷的现实。

补贴拉动需求，还是挤占消费？

市场需求通常遵循基本的供需曲线，这是经济学常识。因此，消费旺盛时，消费品价格往往会上涨，反之亦然。这也是为什么通胀或通缩对经济影响巨大——它们改变了价格信号，而价格信号直接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

有时候，价格信号很能说明问题。例如，2025年1-2月的汽车市场呈现“价跌量增”的趋势。1-2月，国内汽车销售达455万辆，同比增长13.1%；其中，新能源汽车销售183.5万辆，增长52%。从销量数据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增长。但与之相对的，是同期汽车消费额同比下降4%，这说明汽车的平均销售价格在大幅下降。

诚然，销售均价大幅度下降未必是坏事，这一方面代表车企有降价促销的行动。第二也可能是因为在国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的带动下，让部分本不准备买车的人购买了汽车，而这部分人群收入相对较低，因而选择的汽车价格较低。这说明消费补贴政策确实拉动了新的需求。

然而，从整体消费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完全是个好消息。对于财富较少的家庭而言，因补贴政策购车往往会明显挤压其他消费支出。换句话说，政府的补贴政策可能只是改变了消费结构，而非真正提升了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如果购车是通过贷款完成的，还可能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加剧家庭负债。

中国居民的债务水平较高，尤其是房贷和车贷，对消费能力形成了长期压制。根据央行数据，我国居民家庭总负债规模为109万亿人民币左右，居民年总收入规模61万亿左右，二者比例为1.4。远高于美国（0.9）和日本（1.1）。这一高负债率意味着，大量收入需要用于偿还债务，导致可自由支配的消费资金受限。

上述问题必然反映在了价格指数上。今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衡量的是普通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可以理解为“老百姓买东西的价格”有没有涨。比如，超市里的食品、房租、医疗、交通等价格上涨，CPI就会上升，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开支。）出现明显下滑。2月CPI同比下降0.7%，创下13个月来的最大跌幅，并远低于市场预期。扣除疫情年份后，这一降幅也是2015年以来的新低。从环比数据来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6.27%，占CPI总降幅的80%，说明春节过后，食品消费回落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生产者价格（即 PPI，衡量的是工厂、企业在生产和批发环节的价格变化，可以理解为“厂家进货价”有没有涨。比如，如果钢铁、原油的价格上涨，PPI就会上升，这通常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成本在增加，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商品价格。）指数继续走低。2月PPI同比下降2.2%，已连续28个月下跌，反映出供给过剩、需求疲弱的情况依然未见明显改善。正如我们此前文章所分析的，如果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复苏情况，PPI是最核心的指标之一。市场一直在讨论的通缩风险，本质上也与PPI持续下滑密切相关。

储蓄与消费的两难

从去年三中全会到今年两会，扩大消费规模一直是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两会结束后，两办迅速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措施，包括：

•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 提振股市，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 解决政府对企业的欠款

• 提供生育补贴

• 继续消费补贴

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是政策重点之一，今年的补贴规模达到3000亿元，较去年翻倍。不过，由于该政策是在去年7月才下达，迄今已有半年，这意味着今年的补助力度与去年下半年相当。而过去半年的政策执行情况，基本已经验证了其效果。

如果要系统性分析消费增长路径，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份报告，即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2024年的《No Quick Fixes: China’s Long-Term Consumption Growth》，里面对拉动消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简单来说，拉动消费扩张的方式没有技术性的取巧方法，核心在于提升家庭收入和降低负担，主要包括：

• 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仅占61%）

• 增加政府对家庭的现金转移（目前占GDP的6.9%）

• 提升实物补贴，如医疗和教育支出（目前占GDP的6.4%）

• 缩小财富分配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少债务负担

• 提供更完善的社会福利，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

这些举措不仅需要政策决心，还涉及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尤其是税收改革。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增加财产性收入税（房产税），以及提高中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这意味着财政结构调整可能走向“劫富济贫”，同时也涉及央地财税改革等复杂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不在于增加收入，而是如何撬动中国庞大的储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已从34%上升至43.4%，这意味着即便当前收入水平不变，只要储蓄率下降，消费仍然可以增长。

但问题在于，储蓄并非平均分配。目前约1/3的中国家庭储蓄为负数，即债务大于存款。在高收入家庭中，即使多增加100元，他们未必会增加消费；但对于低收入家庭，这100元极可能被全部用于消费。因此，消费增长的潜力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和边际效应最高的政策，恐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如能提高，确实对拉动消费有作用。中国6亿人收入在2000元以下，其中37.4%为工资就业者，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惠及2.2亿人。以2000元计算，如果可以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则每月可以增加居民收入880亿元，全年增加1.056万亿。假设这些钱都用于消费（低收入群体消费边际较高），可以为总消费提供2.2%的增长，这是非常可观的。

然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虽能促进消费，却可能冲击利润率本就稀薄的制造业，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这使得政策在提振消费与稳定就业之间陷入两难，成为当下经济调整的一大挑战。

没有结构改革，消费难靠刺激带动

2025年，中国的赤字规模将扩大，预计达到5.66万亿元，其中新增赤字为1.6万亿元。然而，消费补贴的资金仅为3000亿元（不包括赤字中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用于类基建项目的资金已达到8000亿元。这意味着，整体消费促进力度并不如预期。

虽然基建也算是一种内需刺激，但在经过多年大规模投资后，继续加码基建的效果已值得怀疑。特别是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次集中于新能源汽车时，这实际上是在变相补贴车企。居民通过负债购车，反而会进一步压缩其其他消费能力，并没有真正促进居民的消费复苏。

我们上面提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虽能带来1万亿的消费增量，但相较于房地产市场每年约5万亿元的资金缺口，依然显得微不足道。目前政策试图通过提振消费，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寻找新的增长动能。就像荣鼎集团报告所指出的，不存在以战术方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空间。

因此，消费增长的根本依赖仍然是“分配”问题。这涉及到央地之间的财税分配，国企与民企之间的资源配置，以及中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每一层面的调整都充满挑战，如何平衡这些利益分配，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政策如何调整，如何在复杂的分配格局中找到平衡点。

1. 西汉的第76年——远方的归人

西汉的第76年是元朔三年。这一年，卫青平定匈奴，收复2郡。西汉的领土扩大到近400万平方公里，“汉武盛世”启幕在即。汉武帝登高而望，匈奴已定，下一步是什么，他心里一时没了主意。

幸好，一位老朋友从远方回来了。张骞出使西域12年后，终于摆脱十年的监禁，逃了回来。他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诸国情况，包括了西方的制度、风土人情、地理物产、贸易机会等。但十年间的忍辱负重，他没有报告一句。

张骞把西边探清楚了，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但光是打匈奴，已经把国库打空了。除了一路打到西域，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多日后，智囊们想到了比武力统治更高明的做法，那就是“儒家之道、丝绸之路”。

丝路上的商队自此络绎不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为中华文化开了篇。凭借着武官的骁勇，文官的隐忍和眼界，汉武帝青史留名。

2. 东汉的第76年——东汉最后的盛世

东汉的第76年是永元十三年。这一年，班超任西域都护期间，降伏西域50余国，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延伸。在征途中，班超听闻，当世东汉齐名的，是“罗马帝国”。同年，使者甘英出使罗马，罗马亦遣使汉。东汉自此世界闻名，国力极盛，史称“永元之隆”。

但“永元之隆”也成为了“东汉最后的盛世”。虽然其疆域、人口、军事成就达到了东汉的巅峰，但英主刘肇27岁早逝，继位者幼弱，导致宦官专权与外戚复起，盛世迅速衰落。

宦官和外戚像是东汉挥之不去的诅咒，一百年后，何进、董卓、十常侍们，敲响了东汉亡国的丧钟。

3. 唐朝的第76年——万国来朝，不知是唐是周

唐朝的第76年是延载元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正式建立“武周政权”。世界各国元首及四夷酋长见状，请求进贡两百万亿铜铁，制作“纪功柱”，名为“天枢”。实则支持武则天政权，废黜唐朝国号，称赞武周为“天下中枢”。

三百九十天后，天枢落成，天下来朝。武则天在天枢顶端，亲提“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八字，政权的强盛和世界影响力无以附加。

仅仅20年后，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天枢被唐玄宗下令销毁，铜铁被融化用于其他实用用途。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以此对武周政权表达了彻底否定。

4. 北宋的第76年——范仲淹与“三冗之祸”

宋景祐三年，仅立国76年的北宋，“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开始显现。

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向宋仁宗批评宰相用人制度，劝说宋仁宗罢黜冗官，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但遭到一众权臣的诋毁，最终被贬饶州。

欧阳修听闻此事，写下《与高司谏书》，名为严厉批评当时在场的高若讷，实则对朝政已颇有微词。士大夫集团内部矛盾显现。

被贬后，范仲淹无一刻不心怀新政理想。7年后，范仲淹重回朝纲，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他正式推行“庆历新政”，试图全面解决“三冗问题”。但因触犯了保守派利益，他再次被贬至河南邓州。

在邓州，他登楼远望，突然豁然开朗，写下八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天，名篇《岳阳楼记》诞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传千古。只是朝廷对他再无重用，邀他赴杭州、青州闲职。

六年后，范仲淹于徐州病故。一位青年为他写下《祭范颖州文》，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并沿袭“庆历新政”的思路和经验，有生之年为国效力，为国库攒下20年财政支出。这个人就是变法的王安石。

5. 清朝的第76年——康熙税改，恍如隔世

清朝第76年是康熙五十一年。为什么康熙在位期间能够缔造史上最长的王朝？看看这一年发生的两件事，你就会有答案。

首先，在人口陷入慢增长，因赋税繁重“不敢添丁”的命题下，康熙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实现了一次超前时代的“税改”。他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目（2462万丁）和丁银总额（约335万两）为固定值，此后不再因家庭人数增长而增加人头税“丁银”。这是一次切中要害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清朝人口在康乾盛世的百年期间，实现了两千万人口到四亿人口的飞跃。

其次，这一年，《康熙字典》编纂完成。它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证密切结合的释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的真正成熟。它向世界昭示了，汉字是古往今来体系最完备，创造最严谨，内容最丰美的文字体系。

历朝历代的第76年，有人忍辱负重，有人开疆拓土，有人缓和争议，有人盛极致衰，有人前赴后继，有人良策治国。在同一片月光下，我们以史为镜，以史为鉴。

CDT编者按：目前，有关“杨晓明被判死刑”暂无官方/权威媒体证实，亦无辟谣。如有更新消息，CDT将持续关注。

杨晓明被判死刑谣言为什么流传如此之快？背后是14亿人对疫苗安全的深深忧虑。而附条件上市的疫苗企业在上市4年后，按法律有义务给公众一个答案。           

最近几日，被冠以“科兴疫苗研发者”头衔的杨晓明的“死刑”信息，从并非媒体的爱企查不胫而走，迅速传遍网络，引起群众的重大担忧。

只是，脑洞新视界必须要首先要郑重澄清：这个传言最起码有一半绝对是谣言——杨晓明的确被称为“新冠疫苗之父”，但他绝非“科兴疫苗研发者”。

至于杨晓明的“死刑”传言，因为未得到正规媒体确认，我们暂不能确认——但是，这个杨晓明于2024年4月23日，被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罢免代表资格。

杨晓明其人

杨晓明，1962年出生，兰州医学院（现兰州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出事前曾长期在中国医药集团下属公司任职，包括任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工业发展与科研管理部主任，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2021年4月，他入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2022年，当选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2023年8月，入选“中国工程院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

杨晓明其实并非科兴新冠疫苗的研发者，而是国药（中国医药集团）下属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疫苗的研发领头人。

2020年，杨晓明带领团队仅用3个月（98天）完成新冠灭活疫苗的研发，从启动到附条件上市，创全球最快纪录。该疫苗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的新冠灭活疫苗，并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杨晓明主导建成了国药的高生物安全等级生产车间，推动中国生物疫苗年产能从疫情前的不足10亿剂提升至100亿剂/年，全球供应超35亿剂，覆盖100多个国家。

此前，杨晓明广为人知的成就，包括创建了中国全球领先的病毒灭活疫苗技术平台，以及研发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sIPV）、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及全球首个EV71型手足口病灭活疫苗等一类新药。

当然，他最为人知的故事细节，还是曾在疫苗未完成临床试验前以身试药——自己主动接种，9个月内抽血60余次监测抗体水平，以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

因此， 2020年之后，杨晓明成为中国抗疫的标志性英雄。

科兴疫苗的研发者究竟是谁？

科兴疫苗的研发组织者实际为科兴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为尹卫东。

科兴疫苗，是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简称，是一家在美股上市简称科兴生物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卫东。

尹卫东为河北唐山人，1964年出生于唐山，唐山卫校毕业。尹卫东2003年起担任北京科兴总经理，后通过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控制了北京科兴73.09%的股权，并以科兴控股（香港）为主体美国上市。    

在未研发新冠疫苗之前，尹卫东也不是无名之辈。

1999年尹卫东中国第一个研发出甲肝灭活疫苗，2003年在全球率先完成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试验，2008年研发出人用禽流感疫苗，2009年在全球率先完成甲型H1N1流感疫苗，2015年12月，尹卫东带领公司研制出全球首创的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EV71疫苗）。EV71疫苗。

目前仍担任科兴控股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科兴目前情况不妙。2024年1月科兴新冠疫苗号称因需求不足停产。

但是，科兴公司并未破产。2025年1月，科兴传出中标智利政府流感疫苗采购项目，首批疫苗已发运。

而在科兴生物美股市值目前已仅剩4.65亿美元，合计33.76亿人民币。

           

杨晓明为什么被混淆为科兴疫苗研发者？    

杨晓明被误读为科兴疫苗研发者，可能与名称混淆有关。

央企国药集团旗下有一家企业，就是杨晓明任职过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新冠疫苗研发；而科兴疫苗由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供公司研发，其母公司为北京科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而A股仍有一家名为“科兴制药”——全称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制药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邓学勤。

2020年，港股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曾投资5.15亿美元入股科兴中维持股15.03%，但这个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并非央企国药的子公司，而是泰国华人富豪谢易初、谢少飞兄弟谷创立的正大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简称CP Group），其核心业务涵盖农牧食品、批发零售、电信电视、金融、制药等多个领域。

简而言之，杨晓明与科兴的所谓“关联”，大概率是不明就里者，混淆了央企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正大的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从而张冠李戴。

当然，这也极可能是AI的“杰作”。

 

14亿人忧虑的到底是什么？

无风不起浪。杨晓明谣言的迅猛传播，显然与大众对疫苗安全性的深深担忧有关。

在注射疫苗后，群众亲眼看到或体会到的各种不良反应是非常之多的。

而疫情后，每个人身边各种年轻人猝死、病死，包括著名年轻运动员赛场猝死的信息，正在加剧大家的疑虑。

这些疑虑是有科学依据的。

耶鲁大学研究的“疫苗接种后综合征”

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披露的耶鲁大学专家研究结果，发现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生产的mRNA新冠疫苗后，很多人出现了“疫苗接种后综合征”（PVS），症状包括头晕、耳鸣和运动不耐受等。部分患者在接种疫苗多年后，还出现了免疫细胞差异和血液中新冠病毒蛋白等生物性变化，甚至可能引发流感样症状、淋巴结肿大和神经问题。

个案典型案例就更可怕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米歇尔·厄特接种疫苗后几乎无法站立做饭；神经科学博士米歇尔·齐默尔曼在接种mRNA疫苗后被诊断出脑损伤；纽约护士肖恩·巴卡瓦奇在接种后只要站起来就会心跳加速；另一位女士则称接种后患上了心脏病；美国《疫苗》杂志主编也报告说，自接种mRNA疫苗后经常耳鸣。

尽管这项小型研究的结果尚未全部发表，耶鲁大学的专家仍在进行中。但他们认为这一发现表明需要对PVS进行更多研究，以确定该综合征的普及程度及易感人群。

而美国新冠疫苗伤害赔偿计划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在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的2.7亿美国人中，有14000人提出因接种新冠疫苗而导致受伤或死亡的索赔。

《Science》的忧虑

另一篇较为权威的由 Gretchen Vogel 和 Jennifer Couzin-Frankel 合著，2023年7月6日发表于《Science》杂志的深度报道。    

           

           

           

文章认为，新冠疫苗引发的副作用，包括罕见的异常血栓和心脏炎症。另一个明显并发症——一组类似长新冠（Long Covid）的衰弱症状，医学界对这种称之为“疫苗相关长新冠症状”（Long Vax）的现象逐渐达成共识，科学家们正努力深入研究并探索治疗方法。

“当你看到一两个病例时，可能会怀疑是巧合，”哈佛医学院神经学家兼研究员Anne Louise Oaklander说，“但当你看到第十个、第二十个病例时……”她停顿了一下，“事出反常必有妖。”

文章强调，这类病例极为罕见——远低于感染后的长新冠发病率。症状可能包括持续性头痛、严重疲劳、心率及血压异常，通常在接种后数小时至数周内出现。

但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逐渐发现，这些症状与已知医学疾病存在部分吻合：

l小纤维神经病变（Small Fiber Neuropathy）：Oaklander研究的疾病，神经损伤可能导致刺痛或电击样感觉、灼痛及血液循环问题。

l体位性直立性心动过速综合征（POTS）：一种更模糊的综合征，症状可能由小纤维神经病变触发，表现为肌无力、心率及血压波动、疲劳和脑雾。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在2023年3月承认，接种后出现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他表示卫生部正在筹措研究资金，但尚未公布具体计划。    

《Science》的病例与数据

Sujana Reddy案例：美国阿拉巴马州东阿拉巴马健康中心的内科住院医师Reddy在2021年发表了一例42岁男性接种后POTS（体位性直立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的病例报告，随后收到250多份类似症状反馈。她正在开展一项未发表的研究，记录了55例在接种后1-2周内出现症状的患者。

纽约急诊科医生Saleena Subaiya在2021年接种第二剂疫苗后出现认知障碍和平衡失调，一年后感染奥密克戎再次复发。

洛杉矶数据库研究：Cedars-Sinai医学中心团队分析了28.5万接种者的健康数据，发现接种后90天内POTS相关症状发病率较接种前3个月增加33%（2581例 vs. 1945例），但自然感染后发病率增幅达52%（1.2万例 vs. 8000例）。

研究者Alan Kwan指出，尽管需谨慎推广数据，但“明显存在接种后POTS风险增加的信号”。

           

大众为何担心？

2021年中国疾控中心5月公布中国新冠疫苗不良反应情况：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4月30日，全国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5亿剂次，不良反应31434例，报告发生率为11. 86/10万剂次。

当时，中国疾控中心认为，中国新冠疫苗的一般反应、异常反应发生率均低于2019年我国其他各类疫苗的平均水平，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收益远大于风险。

但是，这都是4年前的情况了。这4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2022年4月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前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被抓，网上到处流传于受贿科兴公司2.7亿元，科兴公司大肆行贿各地官员的信息，官方未曾出面否认。而此前的2014年，北京科兴向国家药监局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行贿55万，尹红章已被查，科兴已有前科。    

2025年2月，2022年8月卸任的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被查。

据中新网统计，2024年至少有350名医药卫生系统干部被查，其中包括院士、厅官、三甲医院书记院长以及药企董事长，包括原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自林，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王小林等。

而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医疗领域职务犯罪1800余人，同比上升1.6倍；同期起诉行贿犯罪2772人，同比上升20.2%。2024年前9月，医疗上市公司中7家实控人或高管因涉嫌行贿、职务犯罪被留置或立案。

医疗系统的严重腐败，让大众对疫苗的安全性心存疑虑。

另一方面，各种年轻人的猝死案例在新闻或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

2024年7月，17岁羽毛球国青队队员张志杰在印尼亚洲青年锦标赛中突然晕倒猝死

同年8月，28岁塞尔维亚游泳选手在美国比赛冲线前突然沉入水中死亡；

2023年1月布法罗比尔队24岁橄榄球运动员达玛·哈姆林比赛中突发心脏骤停，经AED抢救后生还。    

面对越来越多类新冠后遗症报道和研究，怎么回答大众的安全关切呢？

           

新冠疫苗厂商和监管方有义务给出新答案

一般来说，传统灭活疫苗从研发到上市需 5-10年，包括临床前研究（1-10年）、三期临床试验（3-8年）及审批流程。例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甲肝疫苗等均需多年验证。

而2021年国药和科兴的疫苗，都是未完成完整临床研究而附条件上市的。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美国中国等仅用了一年左右就完成了疫苗研发，2021年其疫苗均附条件上市。

按照常规和常识，附条件上市的疫苗，需要在4年内完成确证性临床试验，验证疫苗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

因此，虽然科兴疫苗已经停产，国药的疫苗也半停产，但对于14亿人普遍注射的疫苗，仍需要他们向监管部门提供三期、四期临床数据，每年提交研究进展，并有监管部门实时评估风险。

而目前公众担忧最大的不良反应，比如血栓、过敏反应、肺结节等问题，也需要进行持续监测并给出结果。

这不是他们对大众的恩赐，而是他们对大众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当代职场人，流水的工作，铁打的自己。

无论是被“996”捆绑，还是被“007”超度，不变的是一刻不停，即便面对的是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没人不想从这种状态中解脱，无论是由于公司的好心“被毕业”，抑或鼓起勇气主动辞职逃离内卷。也决定趁此机会，给自己放个长假，重新感受睡到自然醒的滋味。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这叫 Gap。

不过一些企业和 HR 们更愿意称之为空窗期。打工人一旦沾染上它，就有了“案底”，从此沦为戴罪之身，轻则求职时被反复审视，重则被职场抛弃，再也无缘 offer。

打工人，主动按下暂停键

多少 80、90 后，从小就被爸妈在耳边唠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长大进了职场，如果没有按社会时钟升职加薪，也会被贴上不思进取的标签。

更别提想裸辞歇会儿再找工作，上一辈人只会觉得“歇歇就生锈”，休息是原罪。他们眼里正确的做法，该是骑驴找马，绝不留出空档。

可在残酷现实里摸爬滚打过的人才懂，进入职场空窗期，既有蓄谋已久主动为之，却也不乏身不由己情非得已。

根据脉脉发布的《2024 年度人才迁徙报告》，受访者中被动辞职的比例略降至 13.62%。同时越来越多身心俱疲的打工人按下暂停键，主动辞职待业的比例从 3% 上升至 8.8% [1]。

我们也整理了社交媒体上有关“空窗期”的讨论，发现主动离职最常见的原因是身体或家庭。当然了，因工作强度大、内卷严重、看不到职业前景、待遇差等，放弃打烂工干脆跑路的也很普遍。

都说离职是最好的医美，听多了也会动起出走的决心。工作强度经常爆表的牛马们都心知肚明，自己早已陷入亚健康的漩涡，身体隔三岔五就亮起红灯，不免自嘲道：

集齐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脂肪肝“三件套”召唤不了神龙，但是也许能攒出 ICU 入场券。

也有因长期加班和职场 PUA 而血条见底的打工人，终于主动安排休整。如果恰巧遇上公司人力降本，喜提 N+1 小礼包，也算是幸事一件。

此外，对未来感到迷茫，需要时间探索适合自己的工作，重启人生，也是不少人空窗的原因：

越发觉得自己平庸，工作轻松没压力，但知道自己不想做这个行业，也不想这样过一辈子。所以我不恨裸辞，只恨没有早一些裸辞。

逃离“996”的格子间，进入职场空窗期后，大家都在干什么？我们发现虽然休息躺平是大多数人的主旋律，可离开职场都没能真正放松下来的，也不乏少数。

对平时年假都用不干净的社畜来说，终于能趁此机会四处旅居，浪迹天涯，拯救自己“死人微活”的精神状态。

而在早已浑身班味儿的人看来，此时还是换到旅游博主赛道，重新焕发自己自媒体第二春的好机会——即便最后只收获个位数的浏览点赞。

还有人“身躺心不躺”，只是换个地方接着内卷，譬如早九晚九埋头备考公务员、研究生，生怕被不进则退的生存法则甩出赛道，用实际行动证明休息是原罪。

还没躺平，就开始焦虑了

作为调整生活节奏的特殊节点，职场空窗期的长短因人而异。

对有些人而言，停下来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 Gap Month，用这段时间争取一些大口喘息的空间。但也有人选择空窗超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开启 B 面人生。

为了更好了解大家职场空窗期持续的情况，我们也对社交媒体上提及时长的讨论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职场空窗期较长的情况的确不算少见，像超过一年的占比就达到了 21.4%。

而空窗期在三个月内的，约占到三分之一。无论最开始是失业还是裸辞，他们都在很短时间内调整状态，迅速开始改简历、求职、面试，投入下一份工作的怀抱。

对于职场空窗期夹在三个月至一年之间的人来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放松爽玩，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

可 Gap 久了，不少人也发现日子越往后过，自己越无法心安理得享受这段欢乐时光。没过多久，内心的脆弱不安感在不知不觉间萌芽，并壮大成对未来的深深忧虑：

前几个月挺开心，所有工作的压力焦虑熬夜通通不存在了，结果又开始找工作压力，压力山大，投的简历石沉大海，夜晚失眠。

细看在职场空窗期内会让大家倍感焦虑的原因，会发现求职困难、亲友压力、生活费告急位列前三位。

有时来自父母亲戚的询问嘲讽、不明就里的叹气伤悲，都可能让人倍感无语。也有出于好意发来招聘链接的，可要么是薪资低得离谱，要么是岗位完全不匹配自己，只有无奈苦笑，谢绝好意。

与此同时，假若在职场空窗期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基本等于坐吃山空。随即而来的生活费告急、房贷压力等问题，都显得格外尖锐，如同一根针尖锐戳破躺平的幻想：

我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很快就到了无法承担月供的地步。断供，这个曾经离我遥远的词汇，如今却成了我无法逃避的现实。

当然，最严重的后果还是求职路变得坎坷。很多人都提到自己面试时会遭遇求职单位的审问，仿佛空窗期有罪；还会质疑自己的能力，让人百口莫辩。

空窗期到尽头，钱途两空

其实早从投递简历开始，结束 Gap 休息状态、重新出发的打工人们，就已经发现如今的就业市场变了天。

无论是猎头的问候永远停留在了离职的那个月，还是此前压根不会正眼相看的公司都挑肥拣瘦，对应聘简历百般挑剔，诸多苛待。

在具体梳理社交媒体上关于空窗期会带来的求职阻碍后，我们发现，简历上的时间断层，是比过往工作经历更能触发 HR 敏感神经的存在。

发出去的简历，不是在已读后石沉大海，陷入沉默；就是对方快刀斩乱麻，宣布判处死刑——“很抱歉，您的经历与岗位要求不太匹配。”

给机会解释， HR 和业务领导也会针对职场空窗期反复盘问，稍有不慎就可能踩中雷区。

像如果说在调整状态，会被质疑抗压能力差、心灵脆弱；旅行度假会被认为向往自由、不稳定；就连解释身体不适，都可能被怀疑入职后肯定经常请假，耽误工作……

此外，打工人们还会被叠加“能力差”“经验不足”等各种负面标签，给足 HR 压薪的理由。都说跳槽是最好的涨薪手段，可是空窗期除外：

我空窗好几次，空窗一次工资降一次，笑死。

如此下去，一直找不到工作的职场人，就这样困在尴尬的空窗期里，形成一个死循环，想躺平也做不到。

更有甚者“断工即断粮”，尤其是没有积蓄的月光族，离开工作岗位，稳定的收入就会戛然而止，但生活的各项开支却不会因此停下脚步。

前程无忧的职场空窗期调研报告指出，34.67% 的打工人需要攒够两万元才敢按下暂停键，而自述攒到十万以上才敢离职的，占到了调研人群比重的 36% [2]。

光房租和社保两项生存税，就足够榨干普通打工人的现金流。生活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合租成本都卡在至少 1500 元，这还可能只是老破小里的一张床位。

而每月雷打不动的社保支出，既是续命符也是沉没成本，医保、养老金也都得靠它维系。当深夜急性肠胃炎发作冲进急诊室，没人希望还要为自费账单分神叹气。

如果是一线城市的打工人，断缴社保也会像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重新刷新各种时间节点，城市落户、购房资格、买车摇号等都会受到影响。

至于其他生存刚需，就算吃饭全靠拼好饭，加上水电费、交通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月底回看账单上密密麻麻的支出，也足以让人感到窒息。只有长叹一句，职场空窗期虽然不犯法，可它要命。

因为有个老师发帖了。

卷工时不体面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每天只离开座椅三次，中午吃饭、晚上放学，中间上一次厕所，其余时间都在埋头苦读。我不知道他这么拼命是否有什么苦衷，但我知道同学们都叫他“劳改犯”，简称改犯。

最近一些国际化做得比较好的家电和消费电子厂家开始严格规范劳动时间，控制加班行为，美的、海尔、大疆都有新闻提及，美的18:20以后必须离场，大疆9点后不许上班等等。

在国内政策没有强制性文件出台的情况下，为啥这些大厂开始不约而同的选择对工作时长下手呢？

因为大陆另一边的欧洲同志们卷不动了。欧盟在2024年底最终通过了《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具体的条款解析我找到了全网最权威的大咖解释：

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个解析非常细致，我自己主要说说这个文件背后的一些思考。

欧美嘛，嘴上全是主义，手底下全是生意。这个条例实际上隐含着对欧盟制造业的保护，一条供应链上只要有一个螺丝钉是“强制劳动”生产的，这个产品就可能面临在欧盟内的禁令。而强制劳动的定义，《条例》中援引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29号和105号公约，具体内容为：

29号公约：

就本公约而言，“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系指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行要求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提供的一切工作或服务。

105号公约：

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各成员国，承诺禁止并不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一）作为一种政治胁迫或教育的手段，或者作为一种对持有或发表政治观点或在意识形态上同既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对立观点的惩罚；

（二）作为一种动员和利用劳动力以发展经济的方法；

（三）作为一种劳动纪律手段；

（四）作为一种对参加罢工的惩罚；

（五）作为一种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的手段。

第105号公约全称为《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于2022年4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同年8月正式向ILO递交批准书，成为全球第179个批准国。对，1957年的公约，中国于2022年批准加入，其中2013年还废除了明显与公约抵触的劳动教养制度。

从这个缓慢的进度上看，我们的劳动福利改善实际上是全球相对滞后的，179这个排名实际上与中国公众假期+年假总和天数在全球所有国家中的排名相当。

而欧盟对于强制劳动的具体指标定义，则在条例中没有提及，但可以参考欧盟的内部准则，2003年《欧盟工作时间指令》中，提出了欧盟国家的内部指标：

• 每年不少于 28 天（四周）的带薪假期

• 每工作六小时需休息20分钟

• 每天休息时长不少于11小时

• 限制长期夜班工作

• 每周休息时长不少于24小时

• 每周工作不超过48小时（个人可书面选择延长，但最长不超过60小时）

（虽然我很想相信网上那个5天40小时的版本，但很遗憾查下来基本辟谣）

如果欧盟想搞事，大概率会参照这个标准来查。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们的整体福利及劳动保障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平衡的。下过厂的朋友们可能对此深有体会，忙季机器是不会停的，无非是工人分两班倒罢了；制造业基本上是单休；众多临时工是没有五险一金的。以及这还是厂里，非制造业的雇佣中五险一金的普及情况都要更差。

但另一方面，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过去也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竞争力来源之一。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在制造业追赶先发经济体中的一种选择和代价。

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欧美日韩的资金、技术、人才实力，有的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消费市场，那除了发愤图强，氪命以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道路。就像回到文章开头的高中课堂，你脑子不如同学灵光，家里没有氪金开小灶的条件，不氪命你个小镇做题家怎么办呢？

但这显然不应该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状态。

产业发展到了今天，中国已经走出了劳动力红利时代，进入了工程师红利时代，2025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达到1.6亿人。欧盟这种希望通过限制竞争对手工作时长来挽回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小算盘，已经打不响了。就拿这次主动缩减加班时长的美的来说，公司在信息化和自动化上的投入巨大，美的早在2017年就收购了全球四大工业机器人公司之一的CUKA，美的工厂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早就超越了国际同行。就像你的高中同学们，没有哪个班级第一是只靠不吃不喝不睡，人家就算好吃好睡也不会掉出班级前五。

《银河英雄传说》中写到：“人会死，星星也有寿命，连宇宙本身也不知何时就会消亡。不可能只有国家永远存在。如果国家一定要有巨大的牺牲才能存活下去，那么这个国家还是马上灭亡为好，谁会在乎它？”如果一家企业要靠员工不断牺牲健康与家庭来存活，那这个企业还是马上倒闭为好，人可以接受为了一个目标暂时忍受，但不能把一生都浪费在苟且。

担心不加班了没饭吃，纯属是打工打魔怔了，至于担心不卷了经济不行，就更加离谱，经济短期瓶颈不是生产不足，而是消费不足，远期的经济瓶颈不是年轻人不勤奋了，而是年轻人不生娃了。如果在加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只会在衰退的路上越走越远。

自从上周说要提振消费之后，银行动作非常迅速，这个周末就把消费贷利率打下来了，他们做了两件事：

• 先是给没有能力还款的牛马续贷，这是上面说了的。

• 然后把利率卷到了史上最低，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利率到了3以下，最低卷到了2.5%。

比如据报道招商银行的闪电贷额度50万，最近几天搞活动，利率能低到2.58%，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试一下。

应该算是史上最低的消费贷利率，才二点几 ，要不是要还本金，其实和送钱也没太大区别了。

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今年开年以来消费市场确实不太好，大家不要只把目光盯着哪吒破200亿票房这件事上，春节过后上的电影有一点声量吗？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电影。

当然还是得用数据说话，统计部门2月份的价格指数显示，2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7%，环比下降0.2%。

考虑到季节性因素，用同比更有参考价值，但2月份这波降幅远远大于去年同期。2024年的2月份其实同比涨了0.7%。

这事儿比想象中要严肃，特别是考虑到搞统计的朋友们都直接给出了降幅，结合统计学艺术定律可知实际情况如何，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今年的16-24岁青年找工作的情况如何。

去年很多店家拍短视频也只是吐槽消费降级，今年我刷到了很多说没人消费的视频。你看，降不降级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都没人出门买东西了？

很多人闹不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消费品价格降低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价格降低让大伙都挺着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取决于你的身份，你究竟是从生产者的角度看，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每个人都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比如粮食降价，你开不开心，如果你是格子间的牛马，当然开心，现在的工资可以买更多粮食了，但如果你是农民呢。

比如外卖配送费降价，你开不开心，作为点外卖的人，当然开心，但如果某天很不幸你失业了跑去送外卖呢。

所谓年轻时扣下扳机，中年子弹射中自己的眉心，这句话有一个非常具象的故事，就是程序员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外卖员管控算法，卷死外卖小哥，然后自己失业后跑去送外卖被算法弄得要死要活。

消费品的价格本身就包含了制作运输这个产品的每一个环节里的人工成本，如果某个产品大家觉得不应该这么高价，那么这个制作销售这个产品环节里的人，大家就默认为不值钱。

考虑到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会需要很多环节，利润哪边拿大头我记得初中课本上都有讲到过。

当终端门店开始拍视频说寒气逼人的时候，那处于链条最前端的制造商以及原材料供应商（特别是零散个体户）就不知道冷成什么样了，可能已经瑟瑟发抖了。这就是要迫切把消费提起来的原因。

其实办法有很多，比如很多经济体经常用的，就是直接发钱，老美之前在口罩期间发了多少钱，简直就是开着直升机撒钱，确实消费也是长牛了很长一段时间。

又或者是采用非常符合我们国情的一个办法，给农村退休老人涨退休金，他们老有保障之后，他们存的钱，他们孩子寄给他们的钱，都可以掏出来花，还能顺便解决一下不同群体退休金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发钱和涨工资之间，用了一个所有人都没反应到的策略，那就是放贷。

嫌利息太高是吧，降低利率，降到3以下够不够意思？不行就降低到2.5；担心还不上贷款是吧？没关系，后面给你续贷。

有一说一，这一波贷款利率确实是诚意满满，2.5%的消费贷，这什么时候大家从银行拿钱有过这待遇？只能说银行现在也是被卷得没有办法，但放贷给个人去消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要还本金。

然后很多人包括你我都得掂量掂量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去上贷款吧。

加杠杆的前提是，预期要好，如果预期不好，没听说过谁预期很坏然后试图通过加杠杆消费来扭转预期的。

不过，信用货币体系下，如果要想创造新的货币增量流入市场，确实只能放贷，只是看这笔账，记在谁的头上，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很多经济体是发行国债，然后撒钱，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裂开之后，就是这么干的，老美也干过，通俗地说这叫债务置换，通过发钱的方式，把大家的债务置换成全社会的债务。

大家就有动力去消费，去买买买，至于未来，再通过其它工具来还嘛，实在不行就借新还旧。

债务这玩意压在所有人头上和压在个人头上是两个概念，压一个人身上，他就得省吃俭用还钱，压所有人身上，那就压呗。法不责众，债也不压众。

我想，我们没有这么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债务压力已经很大了，这几年化债的新闻也不少见，整个社会能兜住这部分压力，就已经兜得很难受了。

至于个人消费部分，就只能给优惠、给鼓励，充其量给情绪价值了，如果你现在很难的话，谁能兜住你的现在呢？意思很明显，就是未来的你自己，。只能向「他」借一点了。

你说那未来怎么办？蔚来的事儿自有李斌想办法。

求仁得仁 :p

信息的封闭，是信任的坟墓。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进行事故或事故征候调查的国家必须尽快并在可能时于12个月之内将最终报告公开发布。如果不能在12个月之内公开发布报告，进行调查的国家必须在每个事发周年日公开发布一份临时声明。

中国《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要求，事故和严重事故征候的最终调查报告应当在事发12个月内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未能在事发12个月内公布最终调查报告的事故或者严重事故征候，组织事件调查的部门应当在事件周年日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情况。

每次坐飞机旅行时，都有研究航路图的习惯。

去年，在多哈飞往广州的途中，发现从云南入境后，飞机便一直都沿着珠江飞行。由于航路的气象条件很好，在路过广西梧州上空时，发现了被群山绿水环抱的城区。

在拍下的照片的同时，我就在想，2022年的3月21日，同样也是晴空万里的一天，MU5735应该也是飞着同样的航路，或许只是高度不同。

是否那一天，正好也有位乘客，在同样的位置为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记忆。

像空难这样的公共安全事件，不仅仅是他人的故事，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镜子。

整整一天，既没有看到官方的调查进展通报，也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沉默与冷漠，可能比事故的真相更让人感到畏惧。

CDT编者按：原文中的“中国台湾省”均已修正为“台湾”。

今天看到个最搞笑的新闻。

一个叫刘振亚陆配网红，在抖音经营了一个有47.5万名粉丝的”亚亚在台湾”频道。

她自称为”黑龙江省龙台文化交流顾问、黑龙江省两岸青年交流大使“，强调自己爱祖国、爱家人。在其发布的300多个作品中，最高的一个视频观看数为277万，内容是她女儿”小当归“高喊”我是哪吒，我来收你们啦！“。其余的都是她宣扬”两岸统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乖乖回到咱妈的怀抱比较现实”之类的正能量视频。

靠着这些视频，她也是收获满满的流量，可以说是爱国和赚钱两不误。

本来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在发展，可没想她的一些“武统”言论，被一些人举报给了台湾移民部门。

这下热闹了。首先，有网友扒出了她的身份。刘振亚——湖南人，原本在大陆已有婚姻和两个儿子，先跟大陆老公办离婚(疑似已怀孕)，再通过关系跟台湾人办理假结婚，到台湾取得居留证，并且生下小女儿「小当归壹壹」(在台湾出生，有台湾身份证)，然后马上和台湾人办理离婚，再回到大陆和原本老公结婚，再以台湾法律“因亲生子女幼儿无行为能力、需扶养照顾，可保留居留证和可依亲”的政策，将大陆的亲生父母、老公，两个儿子都以依亲方式接到台湾生活。

她是湖南人，怎么成了”黑龙江省龙台文化交流顾问、黑龙江省两岸青年交流大使“？

因为在去年1月份，刘振亚在抖音平台上发布了一条自己女儿小当归“喊话”黑龙江的视频，视频里说：我要把台湾的糖果带去送给你们。视频发布后，瞬间走红，高达几千万的播放量，黑龙江网友纷纷喊话：“亲爱的小当归，你找的哈尔滨哥哥姐姐们来了，听说你在台湾要给我们找糖吃，我们都激动坏了，快告诉我们几点来哈尔滨。”

就这样，她就成了”黑龙江省龙台文化交流顾问、黑龙江省两岸青年交流大使”。

关于网友说她的婚姻情况，她矢口否认，说这是污蔑。具体是真是假只有她和官方知道了。如果只是被网曝，那还算不得什么，可接下来的事情，就要了老命了。

台湾移民部门15日以新闻稿指出，刘振亚以「亚亚在台岛」名称，公然鼓吹中国以武统相关言论，重申该行为为国内社会所不容许，予以严正谴责。同时，台湾移民部门强调，已依法废止刘女在台依亲居留许可，并管制5年内不得再申请依亲居留。刘振亚必须遵守台湾移民部门限期离境的命令，届时如不离境，将依法执行强制出境，以确保台湾国家安全，并维护社会安定。

这下她慌了，马上将之前的视频都删除，并一改画风，开始垮起了台湾当局。

在最新的视频中，她表示：深刻的感受到了台湾健保制度的贴心，还有便利。台湾的健保制度在国际上备受赞誉，而我亲身体验以后，也更加的认同这一点。我在台湾生活的这些年，感觉到了人情味、友善，包括曾来台照顾她做月子的大陆父母亲，也有同样感受。由于还有年幼子女在台，基于人道主义，希望留在台湾。

被人家驱逐了，开始服软了….奇怪了，回到大陆生活怎么就让你害怕了？怎么就服软了？这让台湾迫切想要回到祖国怀抱的同胞们怎么看？显然，服软是没用的， 台湾移民部门在看到她最新视频后，直接要求她10日内离境，一点机会都不给。这下好了，真的“当归”了。

不仅是亚亚，在赖清德政府的操纵下，岛内现在已经掀起了一场针对在岛内生活的大陆人、大陆配偶及所有统一拥护者的疯狂“大迫害”行动。

比如上图的小微，她三个孩子，也开通了短视频。她的短视频和亚亚差不多：

“我从来不让孩子们看台湾的电视台，我怕把孩子的思维带偏了。”

“我们是中国台湾人，不了解我们的祖国就不要去乱说祖国，中国台湾人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祖国，去祭拜我的祖先”

“我们要走出去到大陆才能看见世界，在台湾一天只能看到天花板。”

好，恭喜她如愿了，和亚亚一样即将回到大陆的怀抱。希望越来越多的爱国者，能达成回归美好生活的心愿。

CDT编者按：去年 11 月，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的混凝土顶棚倒塌，造成 15 人死亡，随后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走上贝尔格莱德街头，抗议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政府猖獗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现象。学生抗议者对武切维奇总理辞职毫不动摇，要求塞尔维亚“成为一个不同的社会”。

1996至1997年的冬天，贝尔格莱德街头如同今年冬天一样寒冷刺骨。然而，就像28年前一样，塞尔维亚首都的学生们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正义与法治。Ta们将大学校园作为根据地，在每天上午11点52分准时出门，占据塞尔维亚各地街道15分钟，以悼念2024年11月1日Novi Sad火车站顶棚坍塌事故中不幸遇难的15人。每周一次的大规模集会则在政府机构前和主要城市广场上举行，学生们与普通市民携手，将抗议的声音推向高潮，迫使当局正视ta们的诉求。

这并非学生第一次站在社会变革与正义斗争的最前线。早在1968年6月，新左派领导的全球青年运动便席卷了贝尔格莱德六天。20世纪90年代，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再次兴起，塞尔维亚各城镇频频爆发反战与反政权示威。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坚决的抗议活动爆发于1996年11月，这场抗议的导火索正是选举舞弊。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学生占领贝尔格莱德及其他塞尔维亚城市的街道，要求实现民主化——当时，南欧及东欧国家纷纷迈入民主转型，而塞尔维亚仍然停滞不前。尽管自共产党政权倒台后，塞尔维亚乃至当时的南斯拉夫的选举仍在继续，但由于国家机构被掌控、媒体遭到操纵，这些选举与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自1991年以来，塞尔维亚的政治反对派——不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都联合起来，和学生、市民一道公开表达对米洛舍维奇政策的不满。Ta们渴望向世界表明：塞尔维亚人民并未一致支持该政权的政治议程，尤其是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1991—1995）期间，这一点尤为关键。

在1996至1997年的抗议中，学生们游行至政府机构、各大部委、法院，以及主要的亲政府媒体总部办公室前，发起各种示威活动，要求当局回应其侵犯基本公民权利的行径。然而，国家电视台却抹黑抗议活动，声称仅有“几百人”参与，并刻意渲染ta们给城市日常生活带来的所谓“混乱”。电视台播放反对示威者的市民采访，谴责所谓的“街头暴力”，重复官方宣传口径。同时，晚间新闻还专门播放农民辛勤劳作的画面，以此对比“懒惰”的学生，并指责ta们不务正业，应该把政治事务留给政治家。面对亲政府媒体的信息操控，学生与反对派通过占领街头来打破信息封锁。而28年后，相似的场景再次上演。尽管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无法断言历史在简单重复，但今日的塞尔维亚学生依旧要为父辈们曾经抗争过的目标而奋斗，这无疑表明，塞尔维亚社会并未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在1990年代，现任总统武契奇曾是塞尔维亚激进党（the Serbian Radical Party，激进民族主义政党）的高级成员，而该党由战犯Vojislav Šešelj领导。1998至2000年间，武契奇更是担任信息部长。如今，当年那股让塞尔维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陷入孤立的政治势力再次掌权。这并不会抹杀20世纪90年代学生抗争的意义——在ta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这些抗议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但这一现实仍让人不禁感到苦涩，仿佛整个社会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不断地重复同样或者至少是类似的斗争。

1996年贝尔格莱德学生抗议标语“贝尔格莱德即世界”。Photo by Draško Gagović

1990年代的塞尔维亚，在战争与国际制裁的重压下，所处的政治与社会氛围与当下截然不同。此外，1996至1997年的反对党和学生运动，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点在今天的局势中已有所不同）。国际势力的介入无疑对米洛舍维奇施加了压力，迫使他回应抗议者的诉求，并出台了一项特别法案，承认反对派在贝尔格莱德及其他多个地方选举中的胜利。尽管1996至1997年的抗议未能终结米洛舍维奇的威权统治，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十年塞尔维亚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场运动不仅揭露了政权的政治舞弊行为，也不断提醒人们，塞尔维亚社会中存在着一股反对当权者政治路线的关键力量。站在抗议队伍最前线的学生们高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贝尔格莱德即世界”（Beograd je svet）。这句口号反映出ta们的愿景远远超越了解决眼前的地方选举问题的范围，更象征着ta们对塞尔维亚摆脱米洛舍维奇造成的政治孤立、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更广泛渴望。而在今天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同样看到了塞尔维亚学生对这些愿景的坚持。

从1990年代和今天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冷战的结束为巴尔干和东欧地区威权政权的崛起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社会阶层分化和各种不平等现象迅速加深，再加上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监管的削弱，为掌握金融和政治权力的人之间逐步建立新的“精英联盟”提供了完美条件。新自由主义转型带来的后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矛盾短期内尚未被纳入政治议程，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则促使人们因困境而放弃政治参与，甘于接受破碎的社会现实。在最近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该地区的国家都经历过民主联盟在自身腐败和低效治理的重压下土崩瓦解的过程。而在塞尔维亚，取而代之的威权政权则逐步侵蚀国家体制，不仅突破了宪法的约束，甚至在实践中塑造了一种几乎无限扩张的权力体系。

然而，尽管威权政权在逐步掌控国家机构乃至公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看似牢不可破，但它们始终存在一个关键的脆弱点——这一时刻迟早会到来，并最终引发对独裁者的清算。无论是依靠民族主义民粹和复兴的极右翼思潮来操控因经济不安定而积累的不满情绪，还是宣扬福山式的乌托邦愿景，试图让人们相信，只要抛弃东方社会的非正式文化，并将欧盟法规从一纸空文落实到现实，一切都会好转——这个关键时间点都会到来。而在当今的塞尔维亚政权中，这两种观念兼而有之。沉醉于自身“不可取代”幻觉中的政治与金融寡头们，注定会忘记，ta们迟早要面对一个问题：当长期积累的愤怒，与一种能够超越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与信仰差异的共同诉求交汇时，会发生什么？

2023年夏天，贝尔格莱德的抗议活动。Fedja Grulovic / Reuters

无人机拍摄的周六Novi Sad的抗议活动的画面，示威者封锁了该市的三座桥梁。Đorđe Kojadinović / Reuters

“没有任何神明能够阻止一个饥饿的人。”——正如这句古老的拉丁谚语所言，专制者们最终会发现，当ta们精心构建的混合意识形态体系，以及迄今为止近乎完美运转的依附体系，在现实面前崩溃时，会有无数一无所有的人对强加给ta们的现实爆发出愤怒。在某些情况下，正是一场悲剧让人们意识到，ta们已经被威权政权逼到了绝境，而这个政权正试图将任何因其贪婪而导致的死亡合理化。当Novi Sad火车站的屋顶因年久失修和完全无视人们安全的腐败官员及企业的操控下坍塌时，无数人顿悟了一句随即被塞尔维亚各大学反抗学生提出的口号——“在我们所有人的头顶上，都有一块混凝土板！” 这场灾难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条血河中的最后一波浪潮，而这条血河一直伴随着现任塞尔维亚政府，以一种让20世纪的许多极权政权都羡慕的方式，吞噬着越来越多的权力。

从不断增加的工伤事故和工人丧生事件，到塞尔维亚历史上第一起校园枪击案；从与政权勾结的黑帮制造的骇人谋杀案，到Mladenovac的大规模屠杀，政府的回应始终如一——“对于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些自然而然的事情习惯就好……”但当腐败与漠视再度夺走15条无辜生命时，塞尔维亚的学生们共同决定，ta们绝不会习惯这一切。Ta们宁愿冒一切风险，也不愿生活在一个将死亡威胁视为工业化“自然后果”的国家，在这里，每一起所谓的“意外”都可能降临在任何人头上，而无人被追究责任。直到现在，这个政权仍将塞尔维亚的年轻人视为远离政治、彼此疏离的一代，是一群沉默接受命运安排的“迷失的一代”，ta们的名字仅仅被写在武契奇及其支持者精心编写的辉煌国家史的脚注中。然而，如今政权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ta们所面对的是一整代因其自身政策而锻造出坚韧不屈精神的人。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

从参与人数、已取得的政治影响力以及运动持续时间来看，这场学生运动是塞尔维亚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此前，从未有任何学生运动能够封锁整个贝尔格莱德大学，以及Novi Sad、Kragujevac等其他主要城市的大学。而今，学生们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得到了高中生及众多艺术、工艺和其他专业学校学生的支持，最终几乎全面封锁了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塞尔维亚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集体团结与同理心。这场运动的集体性格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学生们决定不设立任何个人领导者，以避免成为政权打压的目标。由于抗议者中没有被公开识别的领袖，政府无法针对个人进行迫害、勒索、贿赂或威胁，因此学生们能够自行组织，而不必担心忠于政府的势力渗透到ta们的队伍中。此外，学生们创造了另一个历史性先例——ta们承诺通过各个层级的集体投票来决策所有必要事项，从而实现了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数千人同时参与决策的现象本身就独具特色。通过实践教科书式的直接民主，学生们不仅直接对抗威权主义，也比任何政客更有力地为民主铺平了道路。

这一新兴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生们在动员各社会群体支持和参与抗议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一点与以往塞尔维亚学生抗议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若从国际关注度来看，最接近当前塞尔维亚学生运动的历史事件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然而，与当下不同的是，那场运动未能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的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当年的学生们做出了诸多努力，ta们始终未能在足以改变局势的程度上将工业工人、农民和南斯拉夫人民军士兵整合到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档案记录了学生们试图进入工厂和军营的诸多尝试，但这些努力最终大多演变成了抗议者与工人或士兵之间的肢体冲突，而后者实际上与学生们年龄相仿。另一方面，回顾1968年的历史，确实很难期待当时南斯拉夫的第一代普遍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能理解那些受过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年轻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抽象理想。此外，那场学生运动正值南斯拉夫经济的黄金时代，社会政策持续扩张。对于那些亲眼见证自己购买力和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的人来说，ta们很难对抗一个才刚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平等、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等福利的制度。

周一，抗议者们封锁了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十字路口。Photograph: Oliver Bunic / AFP

然而，半个世纪后，在武契奇自诩为“黄金时代”的今天，社会现实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场学生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塞尔维亚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得以宣泄，而这些不满源于ta们共同承受的近乎绝望的处境。当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涌现出数万名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众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许多塞尔维亚人已不再相信那个曾帮助塞尔维亚进步党（the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在2012年击败民主联盟的承诺——“为了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一承诺曾为塞尔维亚工人阶级带来毁灭的命运，同时也开启了所谓的“光明的欧洲前景”）。在过去的13年里，这一“更美好未来”的承诺一直被无限扩张的、如今渗透到每个角落的国家媒体网络不断强化。而今，欧盟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终于看清，塞尔维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未来被剥夺。此外，ta们的家人也在支持ta们进行斗争，拒绝成为在由可疑外资企业运营的污染土地的矿场里工作的，薪资低廉、屡遭羞辱，甚至常常因突发工伤事故而丧命的廉价的体力劳动者——而这正是当前政权为ta们设定的唯一未来。

学生们还成功地弥合了代际鸿沟、意识形态分歧以及日益分裂的社会群体。在此之前，塞尔维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丧失自我认同、破碎到难以修复的社会。然而，学生们证明了这一假设是错误的，ta们重新唤起了集体团结的观念，将那些虽生活在同一国家却来自完全不同世界、被困于不同历史时空、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重新连结起来。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趋松散，而在那些原本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贫困社会中，社会的碎片化则更多表现为人们的交往仅限于自身的社交圈，而这种社交圈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社会阶层、家族传统、当地的主流文化以及所受教育的环境决定。因此，所有支持罢课学生的人对国家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正是由于学生们的果敢行动，所有人——无论ta们各自的信仰如何——都在1990年之后首次达成了一种共识：只要在武契奇政权彻底走向极权独裁之前将其推翻，未来依然可期；否则，塞尔维亚将再无未来。

学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政治与社会行动的固有认知，从而实现了对塞尔维亚社会的某种程度的统一。学生们拒绝将这场集体主义运动拆解为一个传统的抗议组织，同时也避免了像1968年学生运动那样，坚持为运动定义意识形态而引发公众困惑与分裂（这一点恰恰是1996至1997年抗议活动的优势所在）。最重要的是，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核心诉求——ta们只是要求政府机构履行职责。当武契奇试图向聚集的学生发表讲话时，ta的失败场面几乎与当年齐奥塞斯库试图以其“神圣”形象平息抗议时如出一辙。学生们公开声明，ta们对总统的意见毫无兴趣（更确切地说，总统本就不应干涉司法事务），ta们真正要求的是公诉机关、独立司法系统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对Novi Sad 15名遇难者的死因展开调查，并履行其应尽的法律职责。学生们的行动确立了一个对塞尔维亚迈向民主与法治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性先例——未来继承武契奇政权残余的政府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塞尔维亚民众已不再认可某位妄图成为独裁者的个人权威，而是要求相关机构真正履行职责，按照公共福祉的理念采取行动。

做中国梦中，勿扰。

2012年的宁德海关缉私悬案，近期有了新进展。

2012年，王学岚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被捕，2016年被判11年徒刑并罚款150万元。

但王学岚喊冤称，他仅协调码头卸货事宜，真正的主犯是策划走私的货主王诗增。

海关缉私分局2012年的《起诉意见书》曾认定王诗增为主犯，但在2013年宁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王诗增的名字消失了，之后四次庭审均未提及，最终逃脱法律制裁。

而涉案装卸、转移冻品的杨代钦和指挥前者的谢敏——王诗增的亲戚——也全身而退。

01 货主谢敏、杨代钦被取保候审后

海关压案不查已十二余年

谢敏是王诗增的妹夫，杨代钦是王诗增的外甥，二人在王诗增被不起诉后，主动向宁德海关缉私分局投案自首，随后当即被取保候审。

此后，宁德海关缉私分局压案不查，再也没有处理，致使二人逍遥法外已十二余年。

2023年出狱后，王学岚即聘请两位律师开始申诉和控告。2024年5月，王学岚向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侦查监督，认为同案犯罪嫌疑人谢敏和杨代钦在2014年向宁德海关缉私分局投案自首，但该局至今没有移送审查起诉。

该院随后将案件交给当年担任王学岚案件公诉人的张辉办理，因张辉存在利害关系，且向代理人提供了假的办公电话，被代理人申请回避。后该院又将案件交给该院检察二部来处理。

图：案发地福鼎八尺门码头，现已废弃

但是，该院经过延期后，于2024年11月回复称：认定谢、杨具有走私故意的证据薄弱，未达移送审查起诉证据标准，因此当年不移送审查起诉并无不当。

02 王学岚约见检察官

阐述谢敏、杨代钦涉案的证据

王学岚不认同该回复。

2024年12月，王学岚和代理人赴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予以接待，并做了释法答疑，其口径与此前宁德市人民检察院的回函基本一致。

但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王学岚及代理人发现，该检察官并不了解他们曾一并向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宁德海关缉私分局隐匿王诗增涉案的直接证据，和谢敏、杨代钦有关涉案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杨代钦、谢敏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

检察官在听取了代理人意见后，对上述隐匿证据等情况安排助手做了详细记录，称会向领导汇报再做审查。

会后，代理人给宁德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和主管检察长致信，说明了可能因为材料交接环节出了问题，目前的处理结论明显不妥，建议该院重新审慎审查。

信后还随附了代理人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代理人综合本案案卷证据指出，本案共四次走私美国冻品入境，其中杨代钦均全程指挥参与接收走私冻品，其中两次在八尺门码头现场指挥，另两次在租赁的冻库指挥。

图：王学岚重回案发地，八尺门码头的地磅

对于“杨代钦具有走私故意的证据薄弱”的说辞，案卷中也有充分的证据可以驳斥：

（1）本案四次走私，杨代钦两次在租赁的冻库指挥，另外两次更是直接在八尺门走私码头现场接货、理货、分发冻品并指挥装车，该码头为非设关码头，远离海关监管，接货地点极为隐蔽；

（2）杨代钦两次在八尺门码头现场接货理货的时间均在深夜凌晨，接货时间极为隐秘；

（3）杨代钦在八尺门码头接货、理货时，码头上的大灯以及走私船上的大灯都没有开，只开了船上的小灯，卸货全程在黑暗中进行，且作业极为安静，接货过程极为隐秘；

（4）杨代钦在八尺门码头接货理货走私冻品时，停靠在码头上装载走私冻品的冷冻船船体上写有外文，船员为外国船员，冻品外包装有英文标识显示是来源于美国，所接收冻品没有合法的单证手续；

（5）杨代钦早在2006年之前就在涉案的广州市福泰贸易有限公司工作，福泰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冻品的进出口贸易，杨代钦在福泰公司的工作就是收发冻品，至少有6年冻品进出口贸易的从业经历。

因此，杨代钦的行为完全符合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明知”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的定义。根据《意见》，“未经海关同意，在非设关的码头、海(河)岸、陆路边境等地点，运输(驳载)、收购或者贩卖非法进出境货物、物品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此外，根据卷宗笔录，本案在冷库接收走私冻品的杨国勤曾指认指派杨代钦装卸、转移冻品的正是谢敏。与此同时，谢敏也是王诗增的下属。在码头卸货期间，谢敏也曾指派杨国勤与其他等人于4家冷冻库接收、发运冻品。

因此，谢敏在本案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王诗增。

03 检察官称将依法处理

谢敏、杨代钦何时会被绳之以法

然而，即使有如此种种证据，杨代钦、谢敏在本案中如此重要的二人在向宁德海关缉私分局投案自首的当日，即被取保候审。

此后，宁德海关缉私分局作为本案的侦查机关对谢、杨二人也再无继续调查，直至今日，已压案不查十二余年。

加上之前被不起诉的王诗增，在王学岚被作为主犯判决的同时，真正的货主王诗增、谢敏、杨代钦等人全部“神秘消失”，逍遥法外。

图：八尺门码头小房间，杨代钦第一次存放冻品处

在2025年春节前，代理人致电承办检察官，检察官称该院已经决定对王学岚的侦查监督申请重新进行审查。

2025年春节后，王学岚和代理人赶赴案发地福鼎八尺门码头，进行现场查看、拍照取证。随后再次赴宁德市人民检察院，王学岚将八尺门的现场照片等新材料提交给检察官，并详细讲述了当时谢敏、杨代钦的涉案情况。

检察官表示，已经了解了相关案情，检察院将依法公正处理。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以其便捷、灵活、助动性等特点，迅速成为市民出行的热门选择，保有量及出行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这种介于自行车与摩托车之间的交通工具，凭借其经济性、便捷性和灵活性，正以迅猛之势改写着城市交通的生态。

几组数据令人震撼：深圳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550万辆，日均骑行量达811万人次；广州登记车辆360万辆，实际使用量超500万辆。

然而，这场交通变革却伴随着争议，仿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有人将电动自行车视为城市交通的“蚂蝗”，认为它吸附在城市交通的肌体上，制造混乱，主张对其严格禁止；

有人则为其鸣不平，指出电动自行车出行无路可走，亟需赋予其路权；

还有人提出，电动自行车不是自行车，应视为摩托车甚至机动车来管理！

总之，众说纷纭，这一争议话题一直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果。

在这争议漩涡中，从小编看来，电动自行车既不是自行车，也不是摩托车，更不是机动车，它应该赋予独立身份，成为城市交通的“正规军”！

那么电动自行车为何必须“独立成军”？

一、数据证明：它早已不是“慢行交通的附庸”

由于目前国家政策仍将电动自行车视为自行车，因而在传统交通规划中，电动自行车被简单归类为“慢行交通”，与自行车共享路权。但现实数据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

1、速度与效率

目前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达20-25公里，远超传统自行车（10-15公里），接近摩托车（30-40公里）。

2、出行距离

深圳的居民出行调查，74%的电动自行车出行集中在2.5公里以内，但快递外卖车辆日均骑行距离达2.8公里，高频次、长里程特征显著。

3、路权矛盾

数据显示，深圳58%的亡人事故发生在“无非机动车道”路段，广州中山路晚高峰断面流量超3000辆——现有道路设施根本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需求。

从这些不难看出，将电动自行车与自行车混为一谈，无异于让“汽车与马车共道”。

二、功能定位：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

1、短途出行之王

电动自行车“门到门”的特性，使其在3公里内的出行效率碾压公交和小汽车。数据显示，深圳36%的轨道接驳依赖电动自行车，这一比例在城中村高达50%。

2、民生经济的“润滑油”

广州超10万外卖骑手和快递员，90%的即时配送依赖电动自行车。若忽视这些城市的产业刚性需求，城市物流体系或将瘫痪。

3、社会公平的守护者

数据显示，深圳85%的电动自行车用户月收入低于1万元，广州45%的用户月收入不足5000元。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出行选择。

三、管理之殇：旧思维遇上新需求

1、“一刀切”政策的失败轮回

在电动自行车爆发之前，很多城市都推出“禁摩限电”，将电动自行车视为城市交通的“麻烦”一禁了之，划定大范围的电动自行车禁行区。在电动自行车需求已无法压制时，又不断调整限行范围、出台管理办法，结果却是执法成本飙升、各方都不怎么满意，问题并未根治。

这一政策反复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定者将电动自行车视为“麻烦”而非“需求”**，试图以“一刀切”压制而非疏导。**

2、基础设施的致命短板

正是长期以来电动自行车不是一种独立的交通方式，在城市规划建设出现路权分配的不公与设计缺陷，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路权缺失：深圳非机动车道仅占道路总里程的13.7%，远低于北京的95%和上海的90%；广州老城区非机动车道几乎空白，主干道晚高峰断面流量超3000辆，混行成为常态。

设计矛盾：深圳42.6%的非机动车道为“人非共板”，路口混行导致60%的事故发生在交叉口；广州中山路晚高峰流量达3180辆，现有道路宽度却难以满足基本通行需求。

配套空白：广州城中村“飞线充电”、深圳地铁口车辆侵占人行道，暴露出停放与充电设施的严重短缺。这些乱象与其说是骑手的“素质问题”，不如说是规划者对电动自行车需求的系统性忽视。

有人调侃道，城市为小汽车修建高架与停车场，却让550万电动自行车用户“无路可走”。

基于上面的分析，要真正解决当前电动自行车的管理难题，关键还是在源头上要从上到下都能统一思想，将电动自行车视为城市交通体系中一种独立的交通方式，定位应等同于机动车、步行、公共交通。

四、争议之声：独立规划管理的挑战

当然，将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独立交通方式进行规划管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

一些人认为，电动自行车数量众多，如果进行独立规划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建设专门的车道、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这对于城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还有一些人担心，在城市道路资源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将电动自行车作为独立交通方式进行规划管理，必然会牺牲其他的交通空间，打破原来的交通空间格局，影响其他交通方式的通行权益。

例如，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车道可能会占用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的空间，导致其他车辆通行不畅。

结语

尽管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但现在要破解电动自行车的治理困局，是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了。

从长远来看，将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独立交通方式进行规划管理是必要的，是适应城市交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城市交通效率和安全性的必然选择。

在嘉璇病房外等待的父亲、母亲、哥哥

哥哥嘉易还在寻找能够反映弟弟情况的渠道

效力于北京国安 U21 梯队的球员郭嘉璇被北京足协借调，代表北京参加今年的全运会。北京时间 2 月 2 日，郭嘉璇随队前往西班牙马德里集训。4 天后，在一场与RC Alcobendas俱乐部的训练赛中，嘉璇在铲球过程中发生碰撞。

经送医检查，西班牙医院在 4 小时后确认郭嘉璇脑死亡。由于西班牙将脑死亡认定为死亡标准之一，医院无法继续抢救嘉璇。经过艰难的谈判，2 月 14 日，嘉璇的父亲终于把嘉璇带回国内，但关于家属提出的事故现场录像、意外保险、送医时机延误等问题，仍然没有人给出准确的答案，沟通过程中得到的回复也被一再推翻。

我们对话了嘉璇的多位亲属，他们为我们讲述了意外发生后的十九天和嘉璇过去的十九年，这里有一个绝望的家庭和他们无处诉说的茫然。

为保障受访者隐私，除嘉璇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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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大年初三从老家安徽阜阳返回北京前，全家人一起送嘉璇到高铁站。嘉璇想吃板面，过年时没什么店营业，兜兜转转找到一家，嘉璇很兴奋，他跟表哥李念说，吃到这一口，什么都值了。

还没来得及过生日，嘉璇踩在 18 岁和 19 岁的边界上。他常对爸妈说自己已经长大了别担心，但究竟是爸妈的孩子。每当出发、抵达一个地方，他会给妈妈留言。今年过年从安徽老家离开，他先是自己回了北京和队友汇合，之后飞向马德里。侯玉梅的微信里，儿子最后发给她的消息是报备这几次行程。

哥哥嘉易收到的消息是最接近意外发生时间的。2 月 5 号晚上，嘉璇打语音给哥哥，集训 20 天要踢 9 场比赛，强度太大了，有点吃不消。嘉易除了安慰他，只能替他想一想有什么能用的营养补剂。

6 号晚上，郭家人都想忘记的一个晚上。夜里 21:54，最早带来坏消息的电话进来了，北京国安的工作人员打给父亲郭文才，说嘉璇出现颅内出血。郭文才懵了，为什么会颅内出血？他来不及细问，反复恳求对方请找到最好的专家、最好的办法救救孩子。这时的西班牙是 14:54 ，距离嘉璇严重颅脑损伤的报告出具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距离嘉璇被送到医院已经过去了三小时。

侯玉梅和嘉易还守在家里的烟酒店，母子俩等着关门回家。十点多，侯玉梅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电话另一端是郭文才急切又含糊的声音，家里出事了，快回来。

家里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嘉易明白这只会和弟弟有关。他在回家的路上把所有坏念头过了一遍，最糟糕的设想是嘉璇骨骼或韧带大伤了，最坏的结果是再也不能踢球。

现实更糟，可以说糟得多。全家人一起听了第二通电话，对面的西班牙医生借助翻译讲出脑死亡，病况讲到一半时，侯玉梅几乎晕过去，通话录音里混杂着她的哭声和嘉易惊慌的声音，他喊着，妈！妈！

得去西班牙，得第一时间去西班牙。嘉易和侯玉梅都没有护照，只有郭文才办过。国安的工作人员带他去西班牙大使馆，7 号中午郭文才拿到加急办下的签证，晚上十一点半，他从首都机场 3 号航站楼出发。

从北京到马德里，航程要 11 个小时。郭文才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一个想法，儿子这么爱足球，怎么会为足球丧命呢，足球也不该这么对嘉璇。他记不清是怎么从机场到酒店，又是怎么从酒店到了医院。他的记忆从首都机场一下子跳到了马德里时间 2 月 8 号的早上八点，医院允许他进入病房探视，他看见嘉璇躺在病床上，上半身赤裸，贴着监控心跳的电极片。

（2 月 19 日天坛医院病房走廊）

手还有温度，前几天比赛时大腿上的擦伤也还新着，郭文才替嘉璇把脸和身体擦干净，他像铁一样结实的孩子，怎么会是脑死亡呢。他想，只要带儿子回家，儿子一定能活下来。

根据西班牙法律规定，被认定为脑死亡的人即是临床意义上的死亡，医院无法继续维持嘉璇的生命，需要把嘉璇交给当地警察局，再由法官和法医进行尸检解剖，确定死亡原因。

“但嘉璇没有死啊。”

嘉璇躺在病床上，头上连伤口都看不到，他像是很沉地睡着，郭文才无法接受放弃抢救。马德里的医院走廊是一个中文失效的世界，郭文才的哀求只能靠最简单的动作表达。再救救嘉璇，救救他儿子。他对着嘉璇的主治医生跪了下去。

医院没有处置嘉璇的权力。北京足协的人说，得在当地法院签谅解书才能保住嘉璇。天坛医院的专家已经会诊过了，回国还有希望。西班牙大使馆帮他找了位律师，郭文才和这位律师，还有北京足协请来的翻译一起去了法院签下了谅解书。翻译给北京足协的官员打电话说，家长非常配合。郭文才后来才知道，天坛医院已经远程会诊过，且会诊结果也是脑死亡。

8 号晚上，郭文才回到医院时，北京足协有五、六个人都在，包括主席刘军，他对着郭文才表达感谢，谢谢家长的配合。他们说了很多会对意外负责的话，郭文才在茫然与慌乱下给出的回答是，谅解书也签了，我儿子能不能得到一份保障。

我知道他们是为了让我签谅解书，但只要能把我儿子带回来，什么我都会签的，郭文才现在说。要是嘉璇留在西班牙回不来，我也就找个楼跳下去了，我们夫妻俩一人陪一个儿子。郭文才相信中国人的叶落归根，相信轮回转世，嘉璇留在西班牙，就再也无法回到父母身边。

到了 9 号的探视时间，他在病房给侯玉梅、嘉易打视频，妻子和大儿子喊着儿子的小名。万一嘉璇听到醒过来了呢。他们边哭边喊。郭文才播了一段当初留下的录音，嘉易说，别放了吧，心里听着难受。他眼睛又红了。

回家

到马德里后，郭文才游魂一般地过了两天，衣服没脱，饭也没吃，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回到酒店的。9 号早上，他签的谅解书生效了。到了晚上，北京足协的工作人员给了郭文才足协法律顾问的联系方式，让他去找律师问保障协议有关事宜。

顾问人在国内，他对郭文才说，足球是高危运动，球员要自甘风险。郭文才纳闷，儿子是在集训时受伤的，自甘风险足协就不用负责任了吗？拉锯就此开始，该怎么带儿子回国，回国后该怎么解决后续医治。

谅解书生效后，医院也要走自己的流程，院方要讨论嘉璇的情况能不能转运回国。西班牙医生体谅一个父亲的心，他告诉郭文才，只有你像这个孩子的父亲，之前的那些人，他们都不是为了孩子。

足协请的翻译是按小时计费的，郭文才签下谅解书后他就离开了，下一次出现就到了回国那天。郭文才从酒店去医院，他拿着手机上留下的西班牙语地址，指给司机看。足协的人不在，没有人负责他和医生的沟通。他连英文都不认识，更不要提西班牙语。一个好心的留学生过来帮他和医生交流，他才知道真正导致嘉璇脑死亡的原因——是送医前发生的一次窒息。

10 号下午四点，西班牙院方开完一天的会，最终允许他带走孩子。郭文才没有任何渠道联系医疗救援机构转运儿子，只能继续联系北京足协。郭文才不得不签下一份不能提供足够保障的协议。

11 号，嘉璇的求助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关注，舆论压力越来越大，郭文才和足协达成一致，卡了好几天的流程突然快速推进，嘉璇可以回国了。

奶奶找人算过了，只要回国，嘉璇会有转机的。

郭文才给西班牙医生跪下的时候，八千公里外的北京，侯玉梅和大儿子嘉易、外甥李念也跪着。邻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到郭家传出咚、咚、咚的闷响。在供奉十几年的关公像前，语言太孱弱，侯玉梅和嘉易、李念先后磕着头。侯玉梅想过，能留住儿子的命，她付出什么都可以。

郭文才开始收拾嘉璇的行李，他连一只袜子都不想留在西班牙，每一样东西都是嘉璇留下的，都宝贵。RC Alcobendas 俱乐部 CEO 送来的那件绿色球衣他也拿了，如果不拿，他怕西班牙人说中国人没气量，他觉得这对嘉璇不好。最后带走的还有嘉璇关机状态下的手机，SIM卡被拔掉了，嘉易后来发现里面有很多消息不见了。

（2 月 13 日嘉璇开始转运）

转运飞机在一个小国家停过一次，为了加油，离新疆挺近的，我脑子乱了，想不起叫什么了。郭文才努力回忆，嘉易在一边补充说，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救援转运是小型客机，无法支撑西班牙到北京十几个小时的直飞旅程。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上，嘉璇烧到三十八度五，法国医生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为嘉璇降温，郭文才看医生的表情很从容，于是稍稍放下心。一两个小时之后，退烧针生效了。郭文才很感激转运的医生。

转运航班上，郭文才替嘉璇揉着腿，就是嘉璇小时候他为了让儿子长高而做的那套。两边膝盖各揉一百多下，脚踝按一按，脚底穴位按一按，对血液循环好。嘉璇的腿依然是结实的、温热的，令人安心。

最大的危险出现在机场落地时。嘉璇的血氧跌到了一个危险的数字，孩子看起来要保不住了。郭文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次跪下，祈求医生尽力救治。郭文才的腿之前出过事故，拆钢板的手术也没做完多久，几天下来，几乎跛了。郭文才心里坚信着，已经回国了，转机出现了，不能这样让希望破灭。

判断嘉璇状态的生理指标开始下降，数字从 7 掉到 6 ，又飞快掉到 5 ，郭文才做了决定，先去大兴人民医院抢救，情况允许了再去天坛医院。两辆警车在前面开道，救护车比警车的速度更快，冲到了最前面。在大兴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后，第二次转运开始。

（天坛医院神经重症医学科病房外）

救护车转运到天坛医院，车刚停下，很多人呼啦啦地围了起来。郭文才认得出，其中一些是北京足协的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北京足协的人，足协主席刘军的电话再也没有打通过。

2 月 14 号，国安总经理李明带着另外三名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前来探望，他们表示会帮助解决问题。当天晚上，嘉璇的指标跌到极其危险的数字，医生劝郭文才准备后事。郭文才找俱乐部要了一身新的球衣——这是嘉璇回国后他从国安唯一拿到的东西。

曾经在西班牙约定好的，北京足协、北京国安、西班牙俱乐部该提供的保险单据、意外发生时的录像，郭文才至今没有收到，各种理由拖了一遍又一遍。

国安给出的理由是俱乐部为球员投保的是团体险，无法为个人提供保单资料，更重要的是保险涵盖的范围里并不包括海外发生的意外事故，就算提供了保单也无法报销。北京足协有没有为这次集训的球员办理适用于职业运动员的意外保险？郭文才唯一知道的事是，嘉璇为这次集训交了 940 块签证费，超出了西班牙办签所需的费用，也许会包含一份保险。

现场录像迟迟没要到，嘉璇的意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抢救过程是什么样的，抢救时间被延误了吗？在场的人都闭口不言。大海捞针式地对着梯队名单联系到西班牙俱乐部的教练，对方表示同情，却只能给出俱乐部 CEO 丹尼尔·马丁·卡萨斯（Daniel Martin Casas）的社媒主页——他在社媒上讲述自己商业成功的秘诀，庆祝自己 35 岁的生日，没有回复发给他的私信。

郭文才说，这不是嘉璇一个人的事，那么多踢球的小孩，这些事不弄清楚，家长怎么放心把孩子交出去。他们不是为了索取什么，他们只是想知道真相。到了今天，没有人回答他们。郭文才一遍又一遍地联系足协、俱乐部，俱乐部找了个人和他沟通，这个人连西班牙都没去，给不出决定。

侯玉梅和郭文才坐在天坛医院的走廊上，边上是 ICU 病房，病房进不去，一周只有一次视频探视的机会。他们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十几天了，没外人探望的时候，像是凝固的雕像。哀痛神色刻在脸上，人是木的。头发乌黑的郭文才短短几天长出来的胡子是白的，比照着照片，很难认得他一个多月前的样子。

代价

郭文才说，他和侯玉梅看《中国女排》时都哭了，两夫妻想起嘉璇小时候的事，没忍住眼泪，培养一个运动员这么难，又那么苦。

侯玉梅 16 岁，一个人到了北京打工。先做保洁、保姆。之后回村里老家，别人介绍了同乡的郭文才，他们结了婚，她又回到北京打工，得帮忙养活家里的弟妹。郭文才在外地开货车，她去丰台火车站送货给南来北往的旅客，靠一些零散东西赚点差价，夏天的生意最好，她满头大汗地蹬三轮车，车里装满新鲜桃子，骑去火车站。

2000 年，她在北京生下了大儿子嘉易。6 年之后，她怀了嘉璇，一些征兆在这时就出现，嘉璇在她肚子里时活泼好动得让她吃尽苦头。日子过得拮据，有两个孩子后更难。嘉璇读小学，郭文才的车被卖了，侯玉梅干脆让他回家带孩子，她想着大儿子小时候就没人管，小儿子有人带带也好，她多去送送货，日子过得下去。

（嘉璇和哥哥嘉易小时候）

郭文才开始绕着小儿子打转，学习成绩、兴趣班，他都得管，家里不富裕，但是嘉璇该上的课外班没少报。郭文才带着嘉璇去上英语课，嘉璇喜欢上隔壁的跆拳道班，那就报。嘉璇活泼好动的天赋得到验证，跆拳道课上，他能赢下比自己大三岁的小孩。冬天下雪的时候，嘉璇留着小女孩似的妹妹头，他一练完，头上都是支棱的水珠，郭文才看着高兴，觉得有种光芒万丈的感觉。

真正的开端发生在嘉璇 9 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小嘉璇兴高采烈地对侯玉梅说，妈妈，我要去踢足球啦。

踢足球。家里没有一个人对足球这项运动有概念。侯玉梅不知道足球这项运动有什么暗藏的风险，儿子选择跆拳道时她也没阻止过。她看着开开心心的小嘉璇，只想再逗他笑。练足球收钱不收？不收钱？那你就去玩呗。

学校发了球衣球鞋，是没有收钱，但有比钱更成本高昂的东西。郭文才得跟着嘉璇到处跑。每天早上六点，他给儿子做早饭，看他练球；下午四点，送他去训练；晚上十二点，嘉璇睡了，他要开始给儿子按摩，直到儿子睡着。

嘉璇踢中后卫，郭文才怕儿子遗传自己长不高，从别的家长那学手法，每天晚上两边膝盖打圈揉一百多下，脚底的穴位也按一百多下。按完了，嘉璇睡了他再睡，已经是深夜一点半。

我身高 163，大儿子 173 ，嘉璇长到了 187。当初带他测那个骨龄，人家说他 183 上下浮动两厘米，最后长多了四厘米。郭文才讲到这时，露出一点高兴的样子。嘉璇过了一段拿牛奶当水的日子，一天五、六袋地喝。肉尽量只吃牛肉，郭文才天天往牛街跑。有人对他说，嘉璇长到 185 以上在后卫里就很有竞争力了，他为儿子付出的努力是有效的。至少曾经有效。

（小时候练球的嘉璇）

2018 年，嘉璇进了国安梯队。郭文才意识到儿子离职业球员更近了，他要更仔细地对待儿子。嘉璇有遗传自侯玉梅的散光弱视，郭文才带他去最擅长眼科的同仁医院配角膜塑形镜，要小一万块。

只要家里撑得住，钱都要给儿子花。嘉璇越踢越好，郭文才去外面给他找专门的教练提升技术，一堂课 800 -1000块。2019 年，嘉璇踢球时觉得腿疼，照完CT才发现髌骨骨裂。郭文才到处托人，找到了北医三院最好的医生做手术。后面的康复治疗也很重要，他们没在医院做，去了专门的康复中心，花了 5、6 万，先前做手术还花了 3 万。这笔钱原本该由国安出，但俱乐部对他说报销不了，他认了，自己掏钱。

除了职业足球，夫妇俩也想给嘉璇留另一条路。郭文才不满意国安给嘉璇找的高中，他们花了一笔钱，把他的学籍挂在了河北一所学校，即使做不了球员也能读书。

侯玉梅早就不再送货了，她借着安徽老乡的帮助，开起了烟酒店，家里的日子好过很多，但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嘉璇身上。

嘉易十五岁时已经明白爸妈对弟弟更上心，嘉璇开始踢球那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嘉易为了读书独自回了老家。郭文才说，为了嘉璇，他没有好好管过哥哥。路边野麦独自抽穗。嘉易考上一本又读上 211 高校的研究生。他理解爸妈的选择，要保护嘉璇的天赋不浪费，牺牲是必要的，而且牺牲的不只是他，爸妈付出更多。小时候心里的那点酸涩，长大后他就忘了。

郭文才对这种牺牲甘之如饴。小时候嘉璇特别依赖郭文才，有时郭文才晚上出门，嘉璇要等他回来才肯睡。他把嘉璇一手带大，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

（嘉璇童年时的照片）

他对足球一无所知，所有知识都是嘉璇踢球后学来的。疫情时他和儿子一起呆在几平米的小屋，郭文才铺了一块人造草在屋里，儿子对着墙练习。嘉璇一天练五、六个小时，他就帮着拍视频记录，发给教练。他看到别人分析皮克做中后卫时的表现，他知道嘉璇用得上，就会发给儿子。

我这一生没有可夸的，我估计我们两口子唯一的亮点就是这两个孩子，郭文才说。他和侯玉梅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运气，他们是不起眼的人，怎么有这么好的一双儿子。

嘉易读研，从河南考回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嘉璇离职业足球越来越近，近到他也许明年、后年就会出现在某支球队的大名单里。烟酒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买了车又换了租住的房子。直到现在，一切都不像真实发生的，这也许是场漫长的噩梦。他们祈祷这是场噩梦。

“嘉璇像颗流星，他是老天爷给我们家的宝贝。”郭文才说了两遍。

天赋

嘉璇还不到十九岁，九岁开始踢球，一直是主力球员。左右脚都是惯用脚，于是扮演后防线上更稀缺的角色。十七岁，入选了 U17 国家队——他的集训队友有些刚刚在 U20 亚洲杯上大放异彩，比如王钰栋、刘诚宇、蒯纪闻。这一年，他也是唯一一个被带去德国、加入拜仁世界队的中国球员，俱乐部和嘉璇的最后关联是社媒上的致哀。

有天赋的迹象出现得很早。嘉璇开始练球两、三个月，学校的张老师找到郭文才，告诉他嘉璇是练足球的苗子，带孩子去外边俱乐部看看。

2015 年的暑假，郭文才带着嘉璇在广安门附近的球场踢球。儿子边踢，他边找场边的家长们打听，他得替儿子找个好一点的教练，可他和侯玉梅付不起太多钱。

他运气不赖，真被他找到一个不错的教练。崔教练有一份补贴工资，对学生只象征性收几百块。嘉璇踢了一暑假足球，到了开学，郭文才觉得下午 3、4 点放学后再去踢球会耽搁太晚，更何况还有作业和补习，嘉璇那时成绩不差，能考到九十多分。

郭文才问，孩子，咱不去了行不行。

嘉璇不答应，一定要每天风雨无阻往返十几公里，早上还要加训。每天 6 点，他起床洗把脸，然后抱起足球开始练。他对着爸爸讲道理，他练球已经比同龄人晚了，每天多练半小时，一年就能超过那些比他早踢足球的人。

（进入国安梯队的嘉璇）

前两天，郭文才整理嘉璇留下的东西，奖章、奖杯、奖状，林林总总，照片拍了十几张。嘉璇没出事前，这些东西都在他床下存着，数量太多，家太小，没办法都摆出来。

嘉璇接触足球两年，在大兴有一场为期三天的选拔赛，郭文才听说这里包餐食，于是带嘉璇过去看看，嘉璇成了第一个通过选拔的小孩。嘉璇成为郭文才在北京球童家长圈子里的一张名片，有人和他开玩笑，以后我给你儿子当经纪人去。一场球踢完，总有人跟他说你儿子中后卫踢得太棒了，然后加他的微信，郭文才的微信名干脆叫璇爸。

有人因为嘉璇踢得太好而心生怀疑，问郭文才，你儿子是不是比我儿子大两岁？同年龄段他怎么这么强？是不是改年龄了，郭文才干脆亮出出生证明，这个没法改。

四年级组最佳射手，五年级组最佳射手，校园足球的荣誉一样样飞来，下一步往哪走？职业还是读书？

嘉璇 12 岁，人大附中的三高足球计划也来招徕嘉璇，副校长给郭文才写了长长一段话，即使用最小字号也能占满一屏。对方言辞恳切，嘉璇是值得珍重的天才，只要他愿意加入人大附中的三高俱乐部，学校可以帮助解决户口和学籍，免收学费，关于嘉璇的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嘉璇的一部分奖状）

侯玉梅很希望儿子进入人大附中。因为家境贫寒，她只读到小学五年级，郭文才也只读完初中，夫妇俩都吃过文化不够的亏。进入海淀区乃至整个北京最好的学校，意味着嘉璇未来的十二年会沿着一条稳定的通道持续上升。

嘉璇放弃的，是哥哥嘉易无法想到的机会。郭家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大儿子没有北京高考的入门资格，为了不进中专技校，嘉易选择回到老家县城。学校离村里爷爷奶奶家还有四十公里，除了找爸妈要生活费，嘉易什么都要自己管。

嘉璇喜欢北京国安，这是他最有认同感的俱乐部，他要进入国安成为职业球员，之后是国家队，再之后是世界杯。理想如此远大，12 岁的嘉璇和郭文才一起做了决定，我们放弃进人大附中的机会。

侯玉梅的抖音里，大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发了两遍，小儿子在拜仁的视频也发了两遍。以前有人给她评论，郭嫂是要熬出来了。

告别

再讲讲嘉璇吧，他是什么样的小孩。

郭文才和侯玉梅说，嘉璇话不多、性格闷、脾气好。

他喜欢给家里买东西，拿到奖金，先给妈妈买了金项链，烟酒店里的摄像头记下了他送妈妈项链的场面，他解开扣子，绕过柜台给妈妈带上。侯玉梅配了音乐发在抖音上，温柔的女声唱着宝贝宝贝，妈妈最爱你。

春节前，嘉璇给一家人都买了红绳，祈求大家平安。郭文才到西班牙时，发现儿子的红绳还系着。郭文才自己的那个原本系在脚腕，洗脚时摘下了放到了裤子口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他自责了好几天。

他和所有十九岁的小男孩一样，害怕爸爸妈妈唠叨，偶尔不太耐烦。爸爸问他这么晚还没回家是不是喝了酒，嘉璇笑嘻嘻地拍视频发过来，爸你看我脸一点都没红，我才不喝酒。 

嘉璇爱漂亮，执着地在电梯里拍 OOTD（每日穿搭）。李念说，想等嘉璇出门，要等他半个小时装扮。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天津跨年的那个晚上。世纪钟停摆多年，刚刚修好，零点时会响起象征新一年到来的敲钟声。他拉住比自己高大半头表弟的手，表弟牵着女朋友，三个人在拥挤人群里紧握彼此。时间到了，气球放飞，新年愿望跟着升上半空。

（嘉璇近期的照片）

嘉璇不再有实现愿望的可能了。李念还没做好接受这件事的准备。他总觉得嘉璇还在某处。新年放飞的气球飘飘荡荡，划出一道小口子后坍缩成一团，然后是飞速地、不可挽留地下落。

命运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岔的？李念想不清楚。不是他和嘉璇先后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 2005 年和 2006 年，也不是他们四年级一起开始踢球的那年，更不会是一起进入职业足球梯队的那年，那时他们互相装作不认识，做队友、做对手，想不到最后的分别是这样的。

李念记得嘉璇家门口的小河沟，是那种北京常见的细窄水面。他们一起去河边捉鱼，有条小鱼误打误撞进他们的抄网，又被嘉璇放生，李念的语气露出一点轻快又很快坠下去。嘉璇是善良的小孩，特别善良，他重复了两遍。

在国安梯队骨裂后，嘉璇的恢复训练特别苛刻，他太想把失去的东西追回来了。李念知道，嘉璇有很多压力，委屈、茫然、焦虑、伤心，他只是都自己遮着，藏得很好。

被征召进 U17 国家队的那天，是他最开心的那天，几乎觉得这是某种起点。可是主教练不用他，他和哥哥说，他明明表现很好，但就是上不了场。和教练积下矛盾，嘉璇离开 U17 国家队。

（嘉璇在拜仁世界队训练）

从拜仁世界队回来，他发现德国教练教给他的东西和国内教练教的完全不一样，他不知道怎么选，如果回到国内的训练方式，他白去德国了，可是坚持德国的方法，教练不喜欢。

他 19 岁了，可以进更高级别的队伍了，他还是被放在梯队。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在同龄人比赛中汲取更多的经验——这是嘉璇伤心的源头。

和国安签最后一份合同时，作为梯队球员，他的工资是 2000 块，可其他人有的是 3000 块，有的是 5000 块，有替补球员的工资比自己高。嘉璇不明白，为什么身为主力的自己只得到这个数字。

队里年年都有新球员，球队年年要换血，主力球员的压力一直在。嘉璇把这次全运会当作重要机会，如果表现足够好，也许能换来一份一线队合同，尽管不一定来自梦想球队国安。郭文才看到儿子在训练时留下的伤，知道儿子每次拼抢都尽力了。他要是没那么尽力就好了。

郭文才和侯玉梅从天坛医院回了家，准备收拾收拾嘉璇的东西。嘉易也开学了，他们打算轮流去医院。

医生来过一趟又一趟，除了劝他们放手，没有更多的办法。郭文才和侯玉梅被迫想那些不愿想的事。嘉璇会留在北京，只要能说服爷爷奶奶。郭嘉璇的朋友、同学、老师都在北京，如果想念他，可以常常去看他。但只要嘉璇还在病房里，我们就不要和嘉璇告别。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