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关注】“谁,还能告诉他们,他们的世界并不只有一个被中共当局编写的版本?”(外二篇)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低音x新新闻|中国政府如何开始用DeepSeek来“治国理政”
2025年2月,杭州人工智能公司幻方量化发布的DeepSeek,在推出之后即受到了全球瞩目。在DeepSeek爆火之后,多方的质疑声随之而来。有人指出,DeepSeek会将收集的资讯储存在位于中国的伺服器中,这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料安全风险。
此外,DeepSeek还引入了非常严厉的内容审查,当对话中出现“六四”、“四通桥”、“习近平”等内置敏感词时,它会立即中断对话,并明确告知用户无法回答此问题。而在涉及内政、外交、法制、领导人等问题时,DeepSeek通常会与中国官方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俨如数字版的官方发言人。
因此不少中国网民认为身为中国企业的DeepSeek(幻方量化),必然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统治工具。
3月18日,独立媒体“低音”在一篇报道中(联合“新新闻”发布)揭露了DeepSeek可能正主动或被迫走在加强政府专制能力的道路上,促进一种“极权人工智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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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节选内容:
北京昌平区政府称,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利用DeepSeek破除了“网格治理信息壁垒”,精准实现了“跨域协同”等复杂需求。此外,当地政府基于“雪亮工程”(乡村地区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联网监控摄像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的“优质视频资源”,结合DeepSeek深度思考技术,构建了“全天候城市感知网络”,“破除了人工巡查的时空限制”。
内蒙古乌审旗公安局称,DeepSeek提升了大型活动安保工作的精准度,有效预防和控制潜在的安全风险。该公安局解释称,DeepSeek可以对人员信息、活动现场情况等实时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预警,“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重庆荣昌区公安局称,警情分析任务原来需要三人三天完成,DeepSeek上线后,缩短为一人15分钟,“实战成果显著”。
深圳宝安区某社区宣传工作人员表示,DeepSeek让他们应对“舆情”时更加“得心应手”,在快速抓取“关键舆情点”和“量化分析舆论走向”方面,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该区街道执法队负责人也表示,DeepSeek让他们更精准地定位“舆情源头”,预判风险,为“舆情应对”提供有力支持。
内蒙古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网信办称,DeepSeek在复杂语境识别、潜在风险预判等方面有显著优势,将持续推动AI在内容管理、“舆情研判”、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应用。
山东省互联网传播集团(省级党媒)为DeepSeek在“舆情监测”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细节。该集团称,接入DeepSeek后,全网“舆情信息”识别效率、噪音过滤能力均大幅提升,在热点话题的监测过程中,可更快发现潜在风险。
此外,DeepSeek分析海量数据后,可以自动生成“舆情应对策略”,提供更智能的“舆情处置建议”。
一家与官方深度合作的网络安全监控企业“天融信”称,公司已利用DeepSeek的深度内容识别技术,结合关键字检测、图像文字检测等方式,全面监测敏感信息并及时阻断违规行为。
多地宣传部门和地方党媒称,DeepSeek可基于实时信息自动生成新闻稿,辅助官媒记者快速撰写稿件。
河南新乡市政府发布“DeepSeek党政机关公文写作智能化应用指南”,称其内置《党政机关公文格式》语料库,并自动关联中宣部最新版《宣传禁用词和慎用词清单》,还可自动筛查“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核心政治术语,并与中央文件对比。
新疆阿勒泰党委称,DeepSeek让党建工作“智”感十足。若想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只需上传政策文件,DeepSeek即可生成核心摘要,并针对专业术语或执行难点(如“基层党组织选举流程”)重点解答,避免基层干部理解偏差。
二、WOMEN我们|消失的台湾出版社总编辑
近日,独立媒体“WOMEN我们”发布文章,讲述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的故事,展现繁简中文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图片来源: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
三、RFA|藏人作家唯色:勿让藏人的声音消失,RFA与VOA藏语部不应被关闭
藏人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3月25日为自由亚洲(RFA)撰写评论文章,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关闭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VOA)藏语部。
她写道,RFA和VOA既是藏人突破信息封锁、获取新闻的渠道,也是国际社会了解藏人处境的重要信息来源;如今这两家媒体面临关停的命运,西藏议题在国际社会上可能进一步被边缘化。
唯色写道:
在中国,藏区的信息环境始终异常严峻。2000年启动的“西新工程”旨在将官方声音覆盖至藏地每一个角落。为此,当局在全藏区建设了大量大功率干扰站,专门屏蔽国际涉藏媒体的广播信号,这些设施至今仍在运作。进入2020年代,“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通过遍布全国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和AI技术,强化对社会的严密管控,藏区是重中之重。
截止2023年,中国在全国部署的监控摄像头超过5亿个。同年,康区理塘一所学校因教师与境外亲属用微信联系,并使用RFA藏语节目作为教学材料而被关闭。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之下,许多藏人仍冒险接收外部讯息——有人爬上高山寻找信号,有人深夜在寺院角落静听,还有人因此被传讯、拘押甚至判刑,只为听见TIBET的真实声音,得知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珍贵讯息。更有无数勇士会将严密封锁的重要消息传送出去,如2024年2月因中国当局修筑水电站将淹没康区德格六座寺院及乡村,当地藏人抗议却遭抓捕和殴打,正是RFA藏语部最先获悉并报道,受到国际关注,这一开发项目才未能继续。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拓展其全球信息影响力。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北美、欧洲、非洲等地设立分部,制作多语种内容,“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日报》则与美国媒体合作刊登整版内容,等等。CGTN与新华社在YouTube上发布针对西藏与新疆人权议题的反驳视频。尤其在2024年9月,中国更专门成立“西藏国际传播中心”,目标是“作为西藏对外传播的窗口,……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全局和对外宣传工作大局,……构建更有效力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并宣称要“有效开展涉藏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这种迅猛的全球化信息攻势,展现了中国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强势布局,与其在藏地的严苛封锁形成鲜明呼应。
[…] 我自2006年起为RFA藏语部撰稿,十九年来撰写了900多篇文章。通过资深媒体人卓嘎的精准翻译和纯正藏语朗读,我的文字传递到藏人听众的耳中与心中。每周一次的播出,不仅让我坚持写作,更让我不断思考和记录西藏的命运。这份坚持最终汇聚成四本书:《听说西藏》《图伯特这几年》(与王力雄合作)、《乐土背后》《疫年记西藏》,它们围绕TIBET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开,是对沉默中的人民、寺院、农牧区、城市与历史的深情回应。如今,RFA藏语部面临关闭令我深感痛惜,但我坚信,它的声音不会就此消失,它的影响也不会终结。它曾是连接境内外藏人的桥梁,也将在藏人的记忆中延续。 […] 我们必须追问:当TIBET的孩子只能听到一种叙事,当城镇与乡村的藏人无法接收远方真实的讯息,当寺院僧侣被困于数据网络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之中;谁,还能告诉他们,他们的世界并不只有一个被中共当局编写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