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72 小时，我们对谈了 20 多位在进出口体系各个环节的参与者，从平台到商家，从品牌到物流商，从工厂到他们的零部件供应商。

就在对谈期间，数字一直在变，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54%（包括上一轮冲突加的 20%）变成 104%，昨夜又涨到 125%。

没什么类似苹果包飞机紧急发货去美国，和加税抢时间的战斗画面，甚至从中国到美国的航空运费还降了。特朗普上台头两个月，担心重演 2018 贸易冲突的从业者已经发了货，而没发货的商品很多也没有利润空间坐飞机。

糟糕的信息传播环境也没帮上他们。从业者大多在微信群、小红书里看分享来的多手信息，不只一位因此误以为美国没有公布清关截止日期，实际 4 月 2 日的行政令中已经写明美国东部时间 4 月 5 日凌晨 12:01 前装船的货物不受新关税影响。最新的进展是美国对中国加征税率涨到 125%，暂缓对其他主要地区高额的对等关税 90 天，只征收 10% 基准关税。这意味着通过东南亚等地区组装或中转商品出口美国的公司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但也不根本解决面前的问题——任何复杂商品的供应链都不会在 90 天内从土里长出来，产业工人也不会。

如果停在这个幅度，有些公司在美国的生意可以继续，有些只能转战他国或者停产裁员。但经过这几天，谁也不敢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等待是这一次的主要情绪。从中国生产商到美国客户都在等，看有什么变数，有什么转机。别的也没太多可以做的。一个工厂主和美国客户打了半小时电话，正事 10 分钟就聊完了，剩下 20 分钟就听着客户吐槽那个橙色的家伙有多愚蠢。

道理已经不值得讨论。琼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一如既往地在《每日秀》提供了理性解释：“我们总是怪全世界的人——可这个世界秩序是我们在二战后亲自设计、亲自维护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国家存在不公，责任在我们自己。这主要不是供给或者贸易公平问题，是投资和分配的问题，是我们他妈自己的问题。”

用消费市场威胁对手不是新招数，美国远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但当最大消费国家以此为武器威胁自己塑造的战后贸易体系，并且无人知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动荡随之而来。

美国社交网络开始流行调侃特朗普治国像玩 5D 象棋。但对于被夹在 125% 关税里的所有人来说，这实在也没太多可笑的。

货运公司：飞美国的空运价格降了，飞中国的是疫情高点的 3 倍多

货代公司创始人："4 月 9 日前，这批车床必须到中国 "

去年下半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威胁要对华加税。中国出口商今年初就开始把货空运到美国，于是中国到美国的空运价格在 1 月底涨到 50 元/公斤，比往年高出 10 元。最近中国到美国的空运价格反倒降低，上周价格是 35  元/公斤，这周是 30 元/公斤。

但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人没有预料到关税战的快速升级。4 月 4 日，中国宣布对 4 月 10 日后启运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中国进口商们慌忙囤货，货代公司创始人庄哲明眼见着纽约到中国的航空货运价格，从 1 美元/公斤（约 7.3 元/公斤）一路上涨，在 4 月 7 日来到 10 美元/公斤（73 元/公斤），比疫情期间的最高点还高出两倍。

“现在有点像疫情，谁掌握了运力，谁就能控制市场。” 他说。

4 月 7 日晚上 10 点半，他的一位客户发来消息，要求他在 4 月 9 日前，将一批车床从美国运到上海。4 月 8 日，客户得知前一晚特朗普再次宣布对华加征 50% 关税的消息，开了一上午会，因为担心中国政府会再次反制，又要求将这批货转到对美 0 关税的香港。

大学毕业后，庄哲明就进入物流行业了。他在一家央企工作 13 年后辞职创业，正赶上中美贸易冲突，大批中国制造企业去越南设厂，出口美国。于是，他跟随客户来到越南，开设物流公司，帮助制造企业将工业品从中国运到越南。

创业期间，他每周飞一次越南，在胡志明、河内设置办公室，本地员工数量逐渐涨到 13 个。他给他们弹性的工作时间，找老师教他们中文，给销售明星提供奖金、休假和免费中国旅游的机会。

可这次，美国宣布将对越南征收的 46% 关税。听到消息那天，他人在北京，有点担心，遣越南本地员工去跟客户谈。他也和同行交流，看到越南主席很快和特朗普通了电话，才放下心来，认为危机能够解决。很快，他的猜想应验，对等关税生效 14 个小时后，特朗普宣布暂停中国之外主要地区的对等关税 90 天，只征收 10% 基准关税，包括越南。越南的中国企业们，又有了喘息的机会。

全球药企员工：半夜要求美国同事紧急发货，赶上了最后几班飞机

Kitty 所在的一家全球药企这两天已经 “乱得炸锅”，她是中国区的员工，4 月 7 日晚刚刚把孩子哄睡着，她不得不半夜和美国工厂的同事紧急开会。

她必须和时间赛跑，赶在 4 月 10 日 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4 月 9 日这个数字又跳升到 84%）生效前，让原产国在美国的产品都紧急发货，“明天前全部发出（4 月 9 日），所有寄往中国的药品全部优先处理。” 最近两天的发货量基本是他们 1 个多月的 DII（库存周转率）。

她还向总部申请要求调整中国区的业绩目标，这是她能做的全部事情了。Kitty 忍不住向她的美国同事抱怨，对方也很无奈。

和其他商品因为关税成本增加还可以选择商品涨价的方式不同，Kitty 所在药企的药品在中国现在还有 VBP（Volume-based procurement，带量采购），VBP 药品指的是在招标公告中公示所需要药品及采购量，不能随意涨价。

Kitty 说，他们本来担心定不上货运的航班仓位，预期很多公司都会赶在这几天的窗口期运输一大批货物进来，结果发货过程意外顺利，“我们在应对上比较积极，听说一些同行这几天都放弃抵抗，静观其变了。”

港投跨境物流创始人：相信洗牌期总有机会，开始布局北非、中东

4 月 9 日，找 Winde 的消息就没有停过。这位前京东管培生习惯穿西裤和皮鞋，说话字正腔圆，声音像播音员。客户问他美线物流价格的变化，他说运费会增加 5 元/公斤，“这是低客单价企业无法承受的涨幅，也是高客单价企业的机会。”

前一天，他刚走访两家制造业工厂，一家做五金，一家做家具。他看到工厂主的无奈。他们的美国订单都暂停了，生产也不是，不生产也不是，尴尬地卡在中间。不生产，员工、设备、原材料都在那里，多停工一天，就浪费一天的钱；生产，万一后期采购商毁约甩货，工厂就要承担库存风险。

他也看到同行们的无奈。货代因为快速变动的关税无法提供准确报价；而不提供准确的报价，也没有客户愿意下单，于是一些货代公司被迫暂时停摆。4 月 9 日，一位外贸业务员说，她负责的货已经在当天上午到达货代仓库，但临时暂停，货代开了一上午的会，下午才给出运费涨幅。

他所在的货代群，有人调侃别再工作，干脆去云南旅游。Winde 可不想去。他是充满干劲的那一类，相信洗牌时期总有机会。他已经开始布局北非、中东的业务——工厂总要生产，不能卖到美国，总得去别的地方。

物流数据分析师：我告诉客户，绕过关税有三种合规的办法

分析师李瀚明是把爱好变成工作的那类人，能准确回答关于物流行业的所有问题，从美国清关文件的填写方式，到观看飞机的最佳位置。

他一直很忙，每年飞四五十万公里，在全球见客户，为物流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总是同时做至少两件事，比如在开车时打电话做分享。难得的闲暇里，他会开车去机场附近，看庞大的飞机从头顶掠过。

今年，他尝试安排更少的工作，让自己慢下来，可关税又让他忙碌起来了。外贸企业（货主）和货代找到他，询问如何绕过关税。有企业想了解其他可能性，暗示他 “探讨各种各样的选项”。他为焦急的客户们介绍三种合规的办法：

1. 分拆进口。美国对美国原材料含量超过 20% 的产品提供豁免。一款只有 10% 美国材料的商品，可以拆分成两个零件，确保其中一个含量超过 20%，企业就可以节约大概 20% 的关税支出。

2. 供应链套利。比如把越南的工厂搬到印尼等其他国家。当然，如果将来印尼对美国顺差增大，特朗普也会对印尼动手，但至少有一个窗口期。

3. 调整纳税策略。跨国公司可以根据中美两地税率差异，通过调整美国海关申报价格，选择将利润放在中国还是美国。比如实际成本 100 元、售价 500 元的商品，中间有 400 元利润，如果向美国海关申报 200 元，那就是将 100 元利润留在中国、缴中国的企业所得税，300 元缴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申报 400 元，就是 300 元缴中国税、100 元缴美国税。申报的价格越低，交的关税越低，但是要在美国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就越高。

总之，这位喜欢看飞机的分析师说，洗牌时刻来临了。接下来，外贸将进入 “资源时代”，产品、客户（指最终端的消费者）、关系，掌握这些资源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

生产商：停摆，停摆，只想要稳定的政策

家居品外贸工厂厂长：加 54% 或者 104% 其实都行，只要稳定

29 岁的张洁在六年前接手家里的工厂，那时她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接手前她也犹豫，毕竟工厂 “很累、很土、很烦、很难管”。

她去深圳的互联网公司投资部门实习，在这座 “跨境电商之城”，出租车司机在聊跨境，地铁广告是亚马逊服务商，电话广告是换汇无忧。她被气氛感染，回到家里接管生意。

每年 3、4 月是美国新财年的开始，大客户着手做全年计划，会向供应商口头承诺需要的货量。合作多年的客户早已建立信任，工厂会开始规划模具，甚至提前备货，等待正式的合同。

频繁变动的美国关税打破了这种默契。货物已经生产完，但美国客户不敢要求发货，担心关税再次变动；客户也不敢涨价，唯恐涨价后又有变化。美国是公认的最好的市场——消费者有钱，销量足够大，而且足够统一。不像欧洲，" 市场小，要求多 "，每个国家一张标签，要求各种证书，市场小，环保、劳工保障要求又高。

“54% 还是 104%，其实都行，只要稳定就行。” 她说关税总有办法解决，大不了在销售端涨价，销量降低。直到 4 月 9 日深夜，关税税率还在变。

创意礼品外贸公司创始人：美国订单停摆，应对方案只做到了加税 35%

“我不焦虑。” 洪亮是当天少数听起来就乐观的从业者之一，不过他不焦虑不在于有什么对策，而在于自己可以等。能等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工厂，客户下了订单再出货，不做库存，而且美国市场只占业务的 1/3，客户也足够多元、分散，所以美国关税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海运行业，做外贸至今快 30 年，经历过外贸的国企体制改革。改制后，他不想再做海运，因为受制于船司，只能当中介；而贸易 “从有人类开始就永远存在”，更长久、更广阔，于是选择创立外贸公司。

电话里，他谈论国际局势，讲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去中国化和通货膨胀。提到这次加税，他反复说到 “停摆”“终止”。

美国客户的订单开始 “停摆”，原本 10 万件的单子，客户只下 1、2 万件。因为有些商品必须要卖，没有替代供应商之前只能买。现在囤少一点，降低风险。

公司开会已经 “停摆”，因为没有应对方案。

和美国客户的讨论也 “停摆”，因为讨论没用。2 月初加 10%，还有的谈，供应商和客户一人一半；加到 20% ，也有的谈，供应商承担 7.5%， 美国客户 12.5%。到了 4 月初，加到 54%，已经谈不了了。中国制造企业利润率普遍在 10%，“你怎么降？”

洪亮说，到了这一步，是国家与国家的博弈，企业没什么能做的。关税 35% 的时候，企业是有办法的，增加自动化，或是出海建厂。当关税超过 50% ，“所有努力都没有用了”。除非如特朗普所愿，去美国建厂。

他已经调低了预期。年初，他猜到利润会下降，但希望销售额不变；加征关税后，他只能接受这个一定会到来的事实 —— 今年利润、销售额都会大幅缩水。

为美国大型商超供货的纺织厂业务员：能做的只有投保，客户拒付尾款可获赔 80%

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那天，Cindy 看到新闻，没有在意。直到清明节后上班第一天，她看到的第一封邮件，就来自美国客户。因为关税，他们要求已经生产的货物暂停发货。

慌也解决不了问题。她很快冷静下来，拿尺测量箱规，根据尺寸数据询问货代的 DDP 报价。DDP（Delivered Duty Paid），一般指 “双清包税” ，即由货代处理门到门运输的全部环节，因此 DDP 价格包含出口报关、目的国进口清关以及关税等全程的所有费用。加关税的幅度看着可怕，但具体到一些订单，最后的价格没有那么离谱，于是客户支付了货款。

目前，Cindy 的大客户们都没有毁约，只是关税还未稳定，因此暂停发货。美国的零售巨头，从沃尔玛到亚马逊，都非常依赖中国。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船队，从中国到美国运货。

沃尔玛早就意识到了依赖单一地区供应链的风险，在近几年尝试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媒体援引数据公司 Import Yeti 的提单（货运证明）数据称，2023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沃尔玛进口至美国的商品中，来自中国的货物比例已经在降低，但依然占到 60%。4 月 2 日对等关税宣布以来，沃尔玛股价在六天里跌去 7%。

作为整体的中国供应链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但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尤其是中小外贸公司，在掌握品牌、渠道和消费者的客户面前，几乎没有议价权。Cindy 的公司已经于去年在东南亚建厂。这几天客户的新订单，都下在了东南亚。她听说很多只在国内建厂的公司，已经被美国客户要求暂停生产。面对强势的大客户，Cindy 能做的非常有限，只有购买保险——如果客户未在约定账期内支付尾款，保险公司会赔付货值的 80%。

贸易公司：进退两难，唯有等待

主销美国的家居品外贸公司企业主：做生意以来的最大挑战，期待两国协商

前英语老师程宁 2015 年开始创业，把低价餐具等家居用品卖给外国客户，其中美国占到 80%。他说自己的十年创业路平淡，没有能脱口而出的波折，直到这轮关税来临。

加征额度达到 20% 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解决，和客户商量，在合理范围内把清关申报价调低。关税费用会增加，但增幅有限，由客户承担。

加到 54% 之后，客户无法消化，要求程宁降价。客户抱怨特朗普 “crazy”，他理解客户的难处，所以愿意配合。降价后，程宁的净利率还能维持在 5% – 10%。他跟客户达成协议，如果后续关税恢复正常，还是要恢复原价。

直到 125%，他们彻底没有了解决办法。原定要下单的客户，现在都在观望；如果客户下单，他也有压力，担心客户不给预付款，或生产出来却不给尾款。

“这是我做生意以来碰到过的最大挑战。” 他说。但又保留了创业者所必需的乐观。他期待高关税不会一直存在，可能只维持 3-6 个月，“因为中美也会协商。” 他不能干等，正计划下半年去欧洲参加展会，开拓新的客户。

独立站卖家：办公室里很平静，之后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员工

4 月 9 日，关税战你来我往的最高峰，但独立站卖家牟阳谦去健身了。他最近不喜欢待在办公室，喜欢出去跟同行聊天。

两个月前，特朗普第一次加税并宣布取消 T86 小额免税政策时，他还很慌乱。那是 2 月初，他刚刚结束春节假期，打开电脑准备发货，就收到物流公司涨价的通知。他一下 “懵了”，但很快开始行动。他做跨境电商 8 年，经历过最难的时候是疫情期间发不了货，但也熬过来了。他把那次关税上涨视作仅次于疫情的挑战，说 “中国跨境人的韧性，都是被政策逼出来的。”

当时他马上想出几个对策：联系工厂，把商品重量压到 500 克以内，帆布包改成超薄尼龙包，节省物流费用；联合同行与物流商签对赌协议，用更高的货量，置换更低的物流价格……最后他什么也没做，决定暂停在美国投放广告，先观望。

三天后，T86 因美国海关无法查验如此海量的包裹，而暂缓取消。他获得了喘息的时机，但心有余悸。于是 2 月开始，他陆续裁员。总共 22 人的公司，已经裁掉三个美国市场的运营员工；如果 T86 真的按照规划在 5 月 2 日取消，他打算放弃美国市场，再裁掉 3-4 名员工。

美国市场占到他公司销售额的一大半。他做服饰，利润本就微薄，加上超过 100% 的关税，必定是做一单亏一单。

面对绝对超出承受范围的关税数字，他不再像两个月前那样寻找对策，因为已经没有意义。这天 12:01，他说办公室里很平静。员工们照常吃饭，照常休息。没有人谈论关税已在此刻生效。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经历过 100% 关税的时候，现在 "Nothing to lose"

特斯拉供应链：和客户一起扛过几轮冲突，现在考虑断供

2019 年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加征 25% 关税。一位知情人士说，部分中国供应商帮特斯拉承担了 6 个百分点，特斯拉承担 19 个百分点，然后涨价卖给美国消费者。

2024 年美国对中国锂电池加征 25% 关税，同样是特斯拉和中国电池公司共同承担。2025 年 2-3 月生效的 20% “芬太尼关税” 均由特斯拉、福特、通用等美国车企承担，再由美国人承担。对汽车供应链来讲，最重要的是供货稳定性，而非价格。

特斯拉和大部分中国供应商的合作关系都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基础之上 —— 创业之初，它找不到愿意做的美国、欧洲、日韩供应商。这种合作关系兼具信任、默契、冒险精神、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仰、共克时艰的道义，难以被取代。

因此当今年 3 月末，特朗普宣布 5 月初开始对全球汽车零部件再次加征 25% 的关税时，二级市场和供应链并未震动。大部分股票交易员和供应链人士依然沉浸在对即将面世的另一个重磅产品——特斯拉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期待中。中国供应链这一次依然是深度参与者，Optimus 的 28 个关节全部来自三花智控、拓普集团。

一位供应链人士当时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正按照特斯拉要求奔赴泰国建厂的消息。“我们老板岁数很大了，复盘自己的职业生涯，核心就是 ‘财运好’，抱上了特斯拉这个新能源时代最粗的大腿，我们战略就是相信特斯拉，相信马斯克。” 他说。

至于关税，大部分人对此早有预料，只不过是另一个 “25%” 而已，整个供应链还有 1 个半月时间协商调整。

一位知情人士称，特斯拉采购团队当时只是要求中国供应商加速墨西哥工厂的产能爬坡，尽可能增加墨西哥出口的零件比例，并未开启关税谈判。按照特斯拉现有的自主提货、清关的方式，特斯拉也会承担这 25% 的关税。

事实证明，连带领 DOGE 整顿美国政府部门的马斯克都没能预料到这次关税冲突会超过产业链的承受力。

4 月 4 日，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 34% “对等关税” 时，我们接触的多位供应商都没有即刻采取行动。一位特斯拉储能电池供应商人士后来和我们说，按照那天的关税（64.9%），和特斯拉的合作已经很难推进。等特朗普追加 50% 关税时，该人士说，“超过某个阈值，加多少都一样，都是做不了。” 从那天到现在，他们都只能观望，等特斯拉采购的电话。

当对等关税冲突袭来，汽车供应商和分析师才第一次打算搞清楚，特斯拉到底有多少零件来自中国。我们近期询问数位外资分析师和供应商，没有人给出具体答案，最大的数据和最小的数据可以差出 3 倍。

分析师在关税冲突第一天就已经算出 iPhone 的成本会怎样波动，但特斯拉与中国供应商极度复杂的合作方式，到现在也没人可以估算 Model Y 的成本会怎样被改变。

我们获得的一系列受到多数人认可的数据是，特斯拉北美 50% 的零件由中国公司提供，其中 20% 由中国直接出口至北美，剩下 30% 大部分由中国供应商在墨西哥的工厂提供。

一位分析师测算，按照 104% 的关税，特斯拉在美国的汽车成本将上涨 20%-30%，而通用和福特每年的净利润损失会超过 30 亿美元。

直到昨天，特斯拉与部分中国汽车供应商的谈判也仍未开启。核心在于，没有人搞得清楚 34% 和 50% 两轮关税到底会不会加给汽车零部件。

一位供应链人士称，等待许久后，今天已经有特斯拉供应商主动联系特斯拉，告知对方按新的关税价格交易，如果特斯拉有需要，可以在 12 个月内把产能切到海外低关税区域。这家公司已考虑在必要时断供。特斯拉暂未回复他们。

储能电池：125% 的关税依然有盈利空间，前提是特朗普不取消拜登的补贴政策

一瓦时储能电池的中国出厂价是 0.4-0.5 元，特斯拉组装成储能系统后在美国的售价可接近 3 元。原本如此大的利润和容错空间基本来自中国锂电池领域的技术、工程、规模优势。中国生产了全球 75% 的电池正极、90% 的电池负极、90% 的电解液，无可替代，拜登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于是这些关键材料部分得到美国关税豁免。

特朗普加税宣布当天，摩根大通把宁德时代 2025 年的净利润预期从 670 亿元下调至 600 亿，完整剔除了宁德时代在美国的储能电池利润。“最坏的情况下，储能在美国的业务 ‘团灭’，nothing to loss”，一位外资券商分析师说。问及解决方案，他转了个金融圈流行的笑话——装着 6-12 个发动机的走私专用快艇（俗称 " 大飞 "）脱销，客户要绕开海关运货去美国。

目前中国电池公司在美国电池储能市场的市占率超过 8 成，特斯拉是最大的买家。电池储能也是目前特斯拉毛利率最高，增速最快的业务，去年对特斯拉净利润贡献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储能电池零件众多，有的免税有的不免，分析师们也没有共识。一位外资分析师昨天给出的数字是 98.4%，一位从业者给出的数字是 114.9%。按照 114.9% 的关税，宁德时代和特斯拉储能电池合作的整个链条还有 10% 左右的利润空间。

但今天关税已经加到 125%，于是我们要求分析师再算了一次。结果是还有微薄利润，前提是美国不取消对储能领域的 ITC 和 IRA （二者均为美国针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

按照特斯拉原本的计划，全球新能源和电动车供应链可以一起通过技术和规模降本，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电动车和电池，加速能源转型。

这是一种工程师式的浪漫理想，不掺杂任何政治。最终特斯拉确实建成了全球最高效的汽车工厂，不在奥斯汀，而是在上海。现在它和总部之间隔着 125% 的关税。

一家轮胎零件制造商：也经历过 100% 关税的时候，但之前的措施不适用了

王铭十多年前从他爸爸那里接手了家族企业，生产汽车用轮胎的骨架材料。他们的客户包括国内几家头部轮胎厂，其中一些客户在东南亚配置产能，主要用于出口轮胎到美国。

“目前还没影响到我们，但后续肯定会有影响。如果东南亚工厂供应美国的轮胎全部暂停，我们这样的供应商都会被波及。” 他告诉我们。

这些骨架材料其实是直径 1mm 左右钢丝，以特定的方向排列编织，位于胎面与胎体间。

从特朗普上周宣布加征对等关税开始，王铭与国内客户的订单谈判周期调整为月度，价格随行就市。外资客户暂时保持季度对者半年谈一次的频率。“大家都在想对策，影响太大了。但现在也就是等，唉”。

王铭的家族公司以及他们现在的客户基本都经历了欧美 2009 年以来两轮较大的对华轮胎关税限制。但之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今天基本不再适用，一是税率太高、二是外部环境变化巨大。

2015 年，美国对部分中国轮胎公司开征 “双反” 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其中反倾销税从 14.4% 到 87.9% 不等，反补贴税从 20.7% 到 100.8% 不等。2017 年，欧盟亦正式立案对中国卡客车轮胎进行 “双反” 调查。

中国轮胎企业加速建立海外产能，并且开拓新客户。截至 2024 年 9 月，有 12 家中国轮胎企业建成了 15 个海外轮胎工厂（只统计自行新建工厂，不考虑扩建项目或并购项目）。但现在除了墨西哥，其他海外产能在这轮关税政策下基本没有利润空间。

跨境电商：被盯上足够久，能做的都做了

Shein、Temu 等跨境电商平台有更长的准备时间，因为他们早已被盯上。

2 月 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行政令，称于 2 月 4 日起对所有产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10% 附加税，并在事实上取消了跨境电商重要的基础 —— 允许 800 美元以下包裹免税的 T86 清关模式。

过去两年，Temu、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依靠 T86 快速崛起。2023 财年，有超过 10 亿件货物以 “小额免税” 进入美国。一份美国众议院的报告称，Temu 和 Shein 的包裹在其中占 1/3。2024 财年，“小额免税” 货物数量再次上升至超过 13.6 亿件。

T86 正式取消后，所有中国商品都需要正常申报进口：填写原产地、税号等信息并据此计算税额，大大拉长了清关时间并增加了商品成本。

大量涌入的原本免税、免审查的包裹很快堵塞了美国海关。2 月 7 日，特朗普宣布对华 T86 暂缓取消，但具体时间未定，要一直等到 “商务部长通知总统，已建立适当的系统来全面、迅速地处理关税收入”。4 月 2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称系统已经建立，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025 年 5 月 2 日上午 12：01 起取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小额免税待遇，并在一周后调整税率。如若顺利生效，此类包裹税率具体将是以下情况：

邮政包裹（通过美国邮政报关、进入美国的包裹）：

货物价值的 90% 或每件 75 美元（2025 年 6 月 1 日之后增加到每件 150 美元）；

非邮政包裹：

按照正常流程清关，缴纳包括基础关税、加征关税在内的所有费用。

比如，女士梭织长裤的基础税率是 28.6%，301 条款加征税率 7.5% ，今年以来加征关税 125%，总税率达到 161.1%。

另外，商务部长将在 90 天内提交一份报告，评估该命令的影响，并考虑是否将这些规则扩展到来自澳门的包裹。

Shein、Temu 都在尽可能降低美国市场的占比，曾经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两个平台上的销售额占比都超过 50%，据我们了解，如今这一占比降到了约 30%。

应对 T86 政策的即将取消和关税加征，这两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应对办法相似：

1. 转向其他清关方式，承担关税。

2. Temu 在美国市场加速推动全托管转向半托管，两家都在推动更深入的本地化，加速招揽本地商家，比如 Shein 在土耳其、巴西等地布局产能，Temu 计划在 4-6 月开放 6 个本本站点和 9 个半托站点（本本和半托都面向拥有本土发货能力的卖家，前者针对海外本地主体公司，后者针对中国主体公司）。

3. 把业务扩张重心转向其他国家，比如欧洲市场，Temu 的招商人员还在鼓励商家去加拿大、墨西哥等美区国家。

4. 考虑涨价，让当地消费者分担成本。4 月 8 日起，Temu 半托和本本模式下，美国站点，大部分商品的核价标准调整为亚马逊的 9 折（原为 85 折）。

关税成本的增加最终只会指向一个结局，消费者买到更贵的商品，但哪怕涨价之后，中国的便宜衣服、低价小商品，在全球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但同样的商品价格上涨一定会导致销量下滑，跨境平台上游的生产商迟早会面对冲击。两位为 Shein 供货的工厂主告诉我们，关税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订单。他们对新信息没有那么关注。其中一位厂主，甚至没有听说过关税的消息，以为是我们胡诌。而他们的工厂已经和跨境贸易完全绑定，未来的订单完全取决于平台还能不能绕开关税壁垒。很多像他们这样的服装厂主五十来岁，小学、初中辍学，在 1990 年代初就来广东打工，从缝纫工做起。他们的员工大多也和他们类似年纪，几乎经历了经济开放的全过程，曾经长年每个月在缝纫机前劳碌超过 380 小时，让中国商品卖往全球，为产业升级积累资本。今天已经没人愿意像他们年轻时那样进厂学手艺。

在中国，还有无数企业主和他们一样，白手起家，从工人做起，一点点建立起自己的生意。没人比他们更勤劳肯干，也没人比他们更懂生产。在这样的环境变化下，这些辛苦奋斗一生的人应当获得支持，有生存空间。

文中 Cindy、张洁、Kitty、程宁、王铭均为化名

沈方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两位皇上手下留情🙏

虽然看起来很像瞎胡闹，实际上也是瞎胡闹，但从今天起，中美两国的经济脱钩断链切切实实地越过了折返点，短期内没有回头路了。

认清形势，放弃幻想，两国人民都需要准备好适应新的生活状态了。

分享一些大家关心的，我也仔细思考过的问题。

1.现在双方互加关税的程度意味着什么？

基本常识解读：

目前中美两国互加关税到100%左右，具体税率已经意义不大了，对于绝大多数商品来说，中美直接贸易就丧失了可行性。

我有做外贸的朋友今天反馈的信息，有一批准备发往美国市场的厨具产品，美国客户已经支付了订金，货物也已经打包装运，现在因为运到之后要征收高额关税，客户直接选择了“不提货，不付款”。对于美国客户来说，白白损失了几万美元订金，对于中国厂家来说，600万人民币的货就这么砸手里了。

有读者可能会说转口贸易，是，有一些散货可以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来规避关税。但一来，美国向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也已普遍实施，二来，转口贸易也会增加成本的。

更关键的是，双方加收关税的提法都是针对“原产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互相伤害的状态，必然会严加查验以便落实关税，有包装的商品就很难通过转口贸易来规避关税了。

2.为什么说中美脱钩断链没有回头路了？

基本常识解读：

关键在于中美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了。

美国方面，特朗普强推“经济大革命”原本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美国国内面临阻力重重，所凭恃的就是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越强硬，MAGA基本盘就越稳固，就越有可能实现他的既定目标，反之，他一旦软弱妥协，要面对的就是汹涌民意的反噬。

走到这一步，马斯克还有机会断腕脱身（已经有明显的切割动作），特朗普已经没有台阶可下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方面，因为还有台湾的核心利益不可让步，在中美经济对抗中也失去了率先妥协的空间。甚至不排除有“抓大放小”的动机，主动推进脱钩断链。

双方都被架在这里，那脱钩断链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因为信任基础的崩塌，脱钩绝不会仅限于贸易和经济，一定会向更多的领域蔓延。文化艺术、科研学术、环境保护、公共卫生，这些领域的中美合作一个个都会被打回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3.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基本常识解读：

你可以不关心国际局势，但国际局势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即便你不从事外贸行业，即便你是公务员事业编“铁饭碗”，这一次中美脱钩断链都将真真切切地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

首先最要命的是，进口药品和器械会变得更少，更贵，更难获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概念，不清楚医疗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多么重要，这也不是三两句能讲得清楚的。我因为从事健康科普的缘故，深入了解过很多医疗细分领域的情况，知道还存在许多“没有替代品”和“差距非常大”的情况，只能祈祷自己和家人健康康康不要撞到这些墙。最可怜的是那些肿瘤患者与罕见病患者，唉……

然后很直观的是，宏观经济会进一步承受压力。物价、薪资、就业、升学等方面的影响，会传导至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让每一个人都清晰感受到“不一样了”。当然，以我的能力只能做个定性的判断，具体影响到什么程度的定量分析我就做不来了。而且我严重怀疑没有任何政经学者能做出定量分析来，这样的局面，从上到下，从东到西，都是一脸懵逼，大家都是在被形势推着走。

4.普通人可以做点什么来应对？

基本常识解读：

首先很遗憾的是，普通人能做的非常有限，对于我们无神论者来说，祈祷也没有心理安慰作用……

然后分享一些有限的可以做来对冲风险的事情。

第一是认真审视自己当前的职业或专业方向，按照会受影响的最坏情况来做心理准备，避免措手不及。倒也不是说让你辞职或换专业，而是要积极着手准备退路和新路了，尤其是中美脱钩首当其冲的外贸、科研等领域。

原本没有下定决心的转型，要赶快行动起来，先尝试起来，原本认为可有可无的备用方案，要积极重视起来，不能再侥幸心理了，原本指望通过中美合作来推进的项目，可千万别赌上职业生涯和身家性命了。

第二，要全面梳理下自己和家人需要用到的原产于美国的商品或服务，评估下如果以后大幅涨价或者买不到了要怎么办。有些比如护肤品啊，电子产品啊，总归暂时还有质量相当的替代，像药品、小众产品等，就要早做准备了。

第三，认真考虑家庭的资产配置问题，如果持有外汇、美股或其他海外资产，一定要把中美全面脱钩考虑进去，不要侥幸认为波及不到。这方面我给不了具体操作的专业建议，只能提醒一定要重视，一定不能再用旧的世界观来考虑问题。

第四，目前还没有美国长期身份的中国人，基本上可以放弃移民美国的想法了，趁早做其他打算。留学美国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提高，留学收益则显著下降，个人也不建议考虑了，但目前还没到完全不可行的程度。

第五，不管你在什么行业，想办法学习一些其他领域的工作技能，分散风险，不能拿年龄大了作为不学习新知识的借口了。

第六，不管你当前资产多少，收入多少，一定要想办法腾出一笔足够家人生活一年的活钱拿在手上，注意是随时能用的活钱！这是应对风险的底气。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过去四十年里这个世界运行所遵循的秩序与规律，已经变了。

养老院的火灾总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残忍一些——被困住的，往往是那些连呼救都困难的老人。

4月8日21时许，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据初步统计，截至9日凌晨3时，火灾共造成20人死亡。据应急管理部官网消息，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对该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火灾当晚，他认识的一位殡葬服务公司老板参与了事故现场处理。据该老板描述，灭火后，那20具尸体已然无法辨认面目和躯体。“这么大人烧完了就（不到一米）那么一根”。这位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国恩老年公寓是隆化县最大的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他所在的村就有三位老人事发前住在那里，“各个乡的老人都有。把老人送到那的儿女就两种——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把人送去等死的。”

在农村，像国恩老年公寓这样的养老院屈指可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3.81%。但与之相配的养老机构却严重不足。这些散落在乡镇的养老院，很多由旧校舍、老厂房改造而来，消防设施简陋，护理人员短缺。即便如此，它们仍是许多农村家庭不得已的选择——当子女外出务工，当老人失去自理能力，这些收费低廉的养老院成了最后的庇护所。

而发生在4月8日晚上的这场大火，使得农村养老困境再次凸显。

逃过一劫的老人

阳阳是在4月9日一早知道消息的。

婶婶火急火燎地赶来告诉她，奶奶住的那家老年公寓，昨天夜里着了场大火，“死了两个人”。

幸运的是，奶奶王淑芳躲过了这场大火——就在清明节前一天，阳阳的父亲去养老公寓缴费，想到嫁入外村的女儿放假要回家，临时决定把老人接出来，一家人聚聚。

他们原本的打算是，过完清明，就送奶奶回去。“但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让奶奶在家多待两天吧。没想到一大早，就听说公寓发生了火灾。”阳阳告诉《凤凰周刊》，4月9日这一天，她都在四处打听火灾的消息，这次死亡人数变成了“十几个”。养老公寓附近的一个姐姐说法更加骇人，“死了22个，还有的人在医院抢救。”

事故部分伤者被安置在隆化县医院一号住院楼七楼

不清楚起火的原因，阳阳有些心焦。她打电话给老板娘，想劝她不要着急。发了几条信息过去，一直没收到回复。

据极目新闻报道称，公寓相关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凤凰周刊》致电该公寓，已无人接听。名为“隆化国恩养老院”的抖音账号共发布了约40个视频，目前，“隆化国恩养老院”抖音账号的全部视频已不可见。

一名救护车司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事故发生后，县市救护车都被调动出来负责转运。伤势较轻的老人被送往隆化县医院，伤势较重的被拉去了承德市里和省里的医院，“（转运）一直忙到早上八九点”。本次事故的部分伤者住在县医院一号住院楼七楼。另有其他住院患者透露，原本住在七楼的患者不超过十五人，本次事故伤者送至医院后，他们都被转移到其他楼层病房。

医院工作人员称，目前七层每两位护工照顾三位伤者，伤者人数尚不知悉。

“一级养老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成立于2016年，该养老院业务范围是“养老，敬老，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住宿、饮食、生活护理等”。注册资金21万人民币。公寓床位300张，现已入住260人。该老年公寓在2022年被河北省民政厅评为一级养老机构。

据《河北日报》报道，养老机构的评定分为五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级数越高，表示养老机构在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管理、服务方面的综合能力越强。

这意味着，国恩老年公寓处于养老机构评级中的最低级。

一名隆化县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凤凰周刊》，县里各个乡镇都有不少小型的养老公寓，但多数条件不佳。至于国恩老年公寓的历史，据他了解，该老年公寓曾开在阿拉营村的卫校原址，后来房屋被一所职中征用，就移址到现在的地方，经营了约九年。

87岁的王淑芳已经在国恩老年公寓住了一年多，平时子女和孙辈都在外打工，只有一个儿子晚上回来睡觉。2023年老伴因新冠去世后，她觉得孤单，“一个人待着没意思，想找人聊聊天。”

养老院，此时成了化解问题的最优选。

2024年年初，子女们在附近到处打听，实地探访了三四家之后，选定了看起来相对干净的国恩老年公寓。阳阳告诉《凤凰周刊》，之所以挑中这家养老公寓，首先是因为它干净亮堂，这是在对比了其他几家后作出的评定，“有的养老院一进去就有味儿。”她还记得一家新开的养老院，楼道里很暗，奶奶当下拒绝，说太黑了，不去。

国恩老年公寓的布局与其他养老院明显不同——这里大多是平房。王淑芳回忆道，走进大门就能看见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平房，往里走共有五排这样的单层建筑。而在院落最深处，孤零零地矗立着一栋三层小楼，“那里住着的，都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她因此怀疑，这次起火的地点，可能就是那栋三层楼房，“不然怎么死那么多人呢？”

阿拉营村入口，交警称机动车一律不得进入，行人须查验身份

平房内则住满了身体相对健康的老人，两人一间。王淑芳说，这也是她看中这家公寓的原因之一，“平房出门活动方便，老人都不喜欢坐电梯。”

另一个考量当然是开销。国恩老年公寓每月收费800元，如果需要增加“包月打饭”的服务，则再多缴100元。阳阳说，在附近农村，这是相对便宜的价格了。当初实地走访的时候，她还参观了几家养老公寓，收费在每月1200元-1500元不等。

这样看来，这个离家大约25公里的养老院，已经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

在阳阳眼里，50多岁的老板娘“兰姐”，人看起来大大方方的，很实在。平常她爱和老人凑一起唠嗑，也会在社交平台发布养老公寓的日常，“我经常看到她发的朋友圈，不是过节吃饺子，就是老人在一起跳舞或溜达。”

阳阳一家没少和老板娘打交道，“我奶奶要求比较高，好多事都找她。”阳阳有时从网上买了东西给奶奶，也都是托老板娘去站点取，再转交给老人。

在阳阳的印象中，兰姐挺爱照顾老人。有一次，她担心奶奶半夜上厕所摔着，让兰姐帮忙买一个尿盆，“她马上就买了，钱也不收。”还有一次，他们家几口人都在外地，来不及缴下个月的费用，兰姐告诉她，“回来再说”。

兰姐对火灾并不是没有防范。去年2月，她的账号里还发布了一张“消防疏散演练与员工教育培训”的合影，15位身穿白色护理服及3位身穿保安服的员工，参与了这项活动。阳阳听人说，兰姐一家在北京还有一家养老院，是她的丈夫和女儿在经营。

王淑芳残留着不少有关老年公寓的记忆——公寓饭堂有4个大厨，日常菜品也有不少，但“都不好吃”；紧挨着饭堂的边上有依靠几棵树搭建起来的棚子，供大家休闲娱乐；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会坐在外面晒太阳；公寓还有卫生所，有老人犯病，老板娘就去诊所里叫医生过来。

今年春天，公寓装修过一次，安了灯，粉刷了房间，贴上了瓷砖。王淑芳感慨，“弄得挺好的”。

另有一名78岁的老人告诉《凤凰周刊》，她的兄弟去世前，曾住在阿拉营村的一家养老院。她和老伴则住在距镇中心60多公里外的村里，子辈们都常住外地。她患有心脏病，和老伴相互照顾，每人每年都要到县医院住三次院，开药加调养算下来，每次都得花1000元上下。而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每亩地年承包价200元。

据这位老人透露，隆化县很多村镇都有类似的养老公寓，供子女不在身边或丧偶的老人居住，其中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留下的老人和出走的年轻人

对于一个2020年刚刚脱贫“摘帽”的北方县城来说，想要找到一家像样的养老院，恐怕比想要找到一个愿意留下的年轻人还难。

根据公开资料，隆化县处在冀北山区，2023年GDP总量在承德市各区县中排名第4；而这一年，承德市的GDP总量则在河北省11个市中排名第10。

承德市统计局2020年发布的报告称，“由于我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工业发展压力巨大，再加上高中教育水平的落后，造成我市人口流出现象严重。2019年全市户籍人口382.53万人，而全市常住人口只有358.27万人，两者差值近24.26万人”，“流出人口比较严重的是围场县累计超过 10 万人，隆化县累计超过7万人。”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承德早在2000年之前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22年，承德市人民政府对《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1206号建议的答复》中给出的数字是，承德市常住人口约 333.63万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75.48万人，占总人口的22.62%；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50.98万人，占总人口的15.28%。据预测，到2025年，承德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接近83万人，到2035年将超过百万。

聚落分散，普遍缺乏近距医疗设施，也是农村养老的一大挑战

“我国现在养老服务业人才（员）缺口大。由于长期受计划生育、少生优育思维的影响，重视抓生育而忽视抓养老，由此造成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迟缓，从养老机构、基本养老设施，到相关服务照护人员都明显不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王桂新告诉《凤凰周刊》，“我知道在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老人有病无钱医，他们最需要的、摆在第一位的可能是吃饱一顿饭、能多活一天。”王桂新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农村贫困家庭的患病老人，为了不给子女增加沉重的生活负担竟快求一死，这样的养老现状令他感到十分难过和感慨。

与此同时，王桂新发现，聚落分散，普遍缺乏近距医疗设施，也是农村老人养老的一大挑战。

这也是隆化本地人的感受。接受《凤凰周刊》采访的出租车司机称，在当地，养老确实是大问题，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老年公寓也应运而生，里面住着的多是没有亲人照料的老人。他经常从老年公寓拉上老人到县医院，或者从县医院拉老人到养老公寓。大多数情况，陪伴着的都是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他总要帮忙把老人从车上抱下来。“身上那个味儿，可难闻了”。

对王淑芳来说，眼下养老公寓是回不去了。除了为那些正在抢救的老朋友们揪心外，她最大的担忧是——不知道往后去哪寻找下一个“家”。（实习生韦懿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中阳阳、王淑芳为化名）

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厕所隔间里，拖把、扫把等清洁工具横七竖八地靠着墙。墙上挂着不同颜色的抹布、橡胶手套以及衣物。一只大号的黑色塑料货篮倒扣在地上，里面塞满杂物，上方铺着纸板，放着水杯、饭盒等物品。灰色的桶、簸箕、消毒液瓶子，散落在地上。这是一位商场保洁人员放工具和休息的地方。

2025年3月以来，在“保洁休息室”的话题下，这些“隐秘的角落”通过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除了厕所隔间，它们还可以是楼梯拐角、污洗间、配电室。这些空间往往被保洁人员用来短暂休憩、用餐、洗漱，甚至席地而眠……

有网友表示，“终于明白为什么厕所最后一个隔间总是被占用了。”但是，更多的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没有专门的保洁休息室？”“为什么有保安室，但没有保洁休息室？”网络上，呼吁设立保洁休息室的声音排山倒海而来。

然而，有没有休息的空间，也许只是保洁人员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中最表面的一个问题。

“保洁员权利的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休息室’，而是要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高单位时间薪水。”《我的母亲做保洁》的作者张小满在她的一篇公众号推文中写道，“但这样的关怀是可贵的，有可能更具体地改善一群人的生活处境。”

“这儿臭得很”**

这是王润娇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商场干保洁的第四天。上班时，女厕所左手边的第一个隔间可供她支配。这个工具间由厕所改造而来，当中是一个废旧马桶，水箱破了一个大口子，马桶用黑色垃圾袋和胶带包住，地上凌乱地放着各种杂物和清洁用具。

王润娇并不在这里休息，“这儿臭得很。” 

58岁的王润娇不嫌工作累。30岁之前她在小学当过老师，丈夫到电力部门工作之后她又改行当电工，负责抄表、收费，带着大梯子不停地爬上爬下，一个上午要抄几百家。“我能吃苦，就是那个气味儿。我长这么大没干过保洁，干第一天，我回去都没吃饭。”

第一天一点都不适应，第二天还是不适应，第三天是周六，人多得很，“一进来就十多个人，拉肚子的人太多了，都拉到岸上，我气得都想哭。”王润娇说。

她休息的地方是商场M层的一个步行通道。工作间隙，她会到那里站个三四分钟，有时候实在累得狠了，她就从垃圾桶里捡个干净的纸壳子坐着。比起卫生间，她觉得“这里气味儿要好些”。但比起明亮整洁的商场内部，一墙之隔的步行通道环境天差地别：一盏小灯提供最低限度的照明，漆黑的地面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墙壁和楼梯扶手沾满污渍。

▲王润娇休息的步行通道 图/受访者提供

几乎没有人会到那儿去，除了同事。此外跟王润娇共享这个空间的，还有因为商场禁烟而专门到那里抽烟的外卖员。每次到步行通道去透气的时候，她都会带上扫把和簸箕，清扫留在那里的烟头。这个地方也属于她的工作范围。

60岁的刘娜在海淀区的一所大学保洁，她会在工具间休息。这个空间藏在茶水间旁边一扇不起眼的小门背后，推门划过的扇形区域基本就是全部面积。如果外面有人要进来，里面的人就必须站起来，门才能打开。刘娜在门后放了一个小板凳，尽管坐下的时候紧靠墙壁，她的腿还是无法完全伸直。工具房内的空气浑浊潮湿，她对面的盥洗池上晾着拖把，还在不停滴水。

▲王润娇的工具间 图/受访者提供

在这座多功能教学楼，刘娜负责四层，她的同事黄蓓负责三层。“哪里给你休息？这是我自己找的凳子，干活干得不行了，我得坐会儿。”黄蓓说。按照规定，工具间本来不是休息的地方，只不过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哪怕工具间只有保洁员自己使用，他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刘娜之前在垃圾桶旁边捡回来一块软泡沫板，把它塞在板凳后面，让背靠着墙的时候能舒服点，结果主管不允许。“这个还不让搁呢，说搁这儿烂烂唧唧的。”刘娜说。

张小满曾在个人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的母亲春香在深圳的四个地方干过保洁，从商场、政府大楼到写字楼，都没有专门的休息室。“你会发现，我母亲会利用自己的能动性，找到空间‘休息’。她对专门建立一个‘休息室’不抱希望。”张小满写道。

这是大部分保洁人员的现状和心态。被问到设立休息室是否可能时，王润娇本能反应般地“嗐”了一声，淡淡地说：“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喝水和吃饭的地方都在B2层，王润娇负责M层，除了午餐和晚餐，她没时间下去。但她也不打算跟上级争取，“我跟哪儿说去呀，大家都是一样的。干一天是一天了，我去得罪人干嘛呢？”

在网上，人们对于“一间有尊严的保洁休息室”的设想是：配备24小时热水和带锁储物柜、带软垫的折叠床、医药箱和充电插座、能加热饭盒的微波炉。张小满把网友们的提议发给母亲春香，她母亲的回复是：做梦吧，女子（陕西方言，指女儿）。

过劳和控制

同在大学做保洁员，黄蓓和刘娜的上班打卡时间是早上5点半，但她们通常会提前20分钟，以便5点半能准时开始干活。到了自己负责的楼层，刘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休闲区和教室的桌椅全部摆回原样，“横也是行，竖也是行，都得摆成那个型。”摆好之后还得擦桌子、把桌洞里的垃圾掏出来，“那桌洞不好掏，有的人吃东西啥都往里放，有点费事。”

一层楼有十几个教室和两个休闲区，刘娜设计了一条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先后顺序，确保自己不会浪费时间。

做完这些，基本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一日三餐，他们的用餐时间也非常有限。“你出去吃，完了就回来，最多半小时。”黄蓓说。

回来就要开始打扫厕所。通常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学生陆续到教室自习。一层楼有两大两小共四个卫生间，黄蓓经常是扫完两个大的，再去小的，干完小的回来，大的又弄脏了。“能弄得及时吗？根本就弄不及时。”

要求太严也让黄蓓感到苦不堪言。主管对地板的要求是“一天都是亮亮的”，“头发少有的。”黄蓓指着工具间的蓝色大拖对我说：“就那个大拖把，我一天拖四回，头发满满的，没完没了。”

刘娜告诉我，拖地还分“大拖”和“小拖”。“大拖”一天四次，需要提着一桶水边走边拖，拖完了才能拿大拖把清理头发，不然“一推就黑了”。“小拖”则没有定数，哪脏了拖哪。因为三层和四层有扶梯，人流量特别大，黄蓓和刘娜常常是前脚刚把地面拖干净，后脚就被路过的人踩脏了。

刘娜觉得拖地“就像在农村铲地似的”，哪儿都得用力，胳膊、腰、腿，“没有好地方”。刘娜需要一直弯腰，擦桌子、拖地、刷厕所、捡垃圾，无不如此。她的视线会一直注视着地面，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毫无预兆地蹲下，用手指在地板上揩拭各种不期而遇的污渍。

休息只能见缝插针。黄蓓最多在工具室里的小凳子上坐十来分钟就得出去“转圈”，“不能老离人”。一会儿是茶水间的茶叶篓满了，一会儿是厕所有味儿了，一会儿是卫生间的卷纸没了。“你一会会儿得巡视，一会会儿得动，一会会儿得擦。”黄蓓说。

刘娜去卫生间换纸的时候，手里总会拿着一块抹布，顺手擦掉洗手台的污渍和积水。卫生间墙上贴着的《保洁标准》非常笼统，一言以蔽之，就是保持干净，而这后面要付出多少劳动，无法估量。

这些工作要从早上5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黄蓓说，哪怕只在这层楼走动，一天下来也能达到两万多步，“走得腿肚子都细了。”刘娜来这儿工作一年之后，体重从150斤掉到了130斤，她觉得这是“运动运的”。她的另外一个同事更夸张，两个月瘦了20斤，“原先她那后背就这么宽，就跟这门似的，这回可窄了。”刘娜比划着说。

她们一周要工作七天，所谓的“休息日”只是找个人代岗，可以有几个小时回宿舍整理内务。在另一个高校工作的时候，刘娜一个月能休四天，她会和同事结伴出游。自从来了这个学校，刘娜最远只去过附近的商场。她回辽宁老家的次数也少了，“一般的红白喜事我都不回家”，因为来回麻烦，还耽误工作。她只有春节才会回去，但这里连春节也不给法定假期，“反正你不干活，就不给你工资。”

王润娇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除了工作时间长，还有种种约束。

她的工作范围是商场M层大厅的一半，外加女厕所和四个步行通道。每个工作区域都有一张签到表，每隔一小时就要签一次，少了多了，早了晚了都不行。在等电梯的时候，吃完晚饭的王润娇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是17点49分。她放下手机喃喃道：“我应该45分就走，在那多待了四分钟。” 

商场的每一层有好几个人轮流巡视，检查的时候王润娇需要确保自己在岗。平时她不敢在步行通道休息太久，“偷偷地站了有三四分钟，赶紧都跑起来。不敢离，一离开，人家就查岗。”昨天主管通知她晚上8点来检查，5点半吃完饭之后，她就在卫生间和大厅一直拖、一直扫，结果到9点了都没人来。

在这些区域里，最重要的是卫生间，其次是大厅的地板。按照规定，大厅地板用湿拖把拖一遍之后，得马上用干拖把吸水，防止行人摔跤。这几天气温高，地干得快，王润娇就没按要求来，“我都不敢让他们看见。” 

M层大厅是一个回廊，在王瑞娇负责的区域，左边是卖衣服的，右边是卖饮料的。带糖的饮料让她尤其头痛，洒在地上非常不好清理。她听说B1层和四层吃的喝的更多，“我来了这几天还没去看过，没空，害怕人家看见了找事。”

事实上，M层有一个专门的休息区，摆放着十多把椅子供人歇脚，离她休息的步行通道不过五六米。但她从来不去休息区休息，准确说，是不敢去。“那里有监控啊，你穿这衣服，人家会在监控里看见。”王润娇说。

“保洁工作的关键问题是过劳和控制，是让工作完全变成苦役，完全没有休息时间。” 张小满在文章中写道。

爱心暖屋

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江亦心最近发现，保洁人员的休息环境远比她亲眼所见的要更加糟糕。

在学校里，她曾看到保洁人员在各种地方休息，比如宿舍区的楼梯与地面形成的狭小夹角、图书馆的电门箱背后、教学楼的公共桌椅区。江亦心回忆道：“我之前其实跟阿姨聊过这个问题，她们说待在这个地方自己吃饭挺好的。我想她们也有私密空间的考虑，就接受了这个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她对保洁休息室的话题并没有太大反应。当各种各样的“休息室”出现在社交媒体之后，她才意识到“情况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很多帖子都出乎我的意料，看了让人非常揪心。”

江亦心决定给学校的校长信箱写信，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她并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我当时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小，但是做总比不做好，哪怕有一点点的改变也好。”后来她才了解到，有很多关注这个问题的“同路人”跟她一起行动。

江亦心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投递手写信的同学，信中不仅提出意见，还附上了对保洁人员的观察和采访。除了普通学生，华东政法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在调研之后提交了一份关于设立保洁休息室的提案。

近半个月以来，北京、浙江、湖南、广东等地的高校学生纷纷呼吁学校为保洁人员设立休息室，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

一位内蒙古包头市的网友反映，她在内蒙古政务App上提议在公共区域设置保洁休息室之后，很快收到了当地医院和影院管理部门的电话反馈，表示已有工作人员调查并落实保洁休息室的配备情况。

一位上海的网友发帖表示，自己向老板提出建议后，公司当天就在卫生巾自助区临时为保洁阿姨设置了一个工位，行政部门后续还将把空房间重新布置成专用休息室。

学校的行动速度也令江亦心意外。她在2025年3月12日给校长信箱写信，21日就受邀参加了休息室的揭牌仪式。新的休息室位于宿舍区6号楼，由一间教室改造而成，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桌椅等设施。“在我的概念里，设立一个休息室肯定要涉及多方，需要一两个月都说不定。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可以落实得这么快。”江亦心说。

眼前的休息室与江亦心在信件中的提议略有出入。屋内设施少了“目前规章制度不太允许”的折叠床和带锁的柜子，但多了空调和饮水机。

另一处不同在于休息室的名字。江亦心没有想到会起“爱心暖屋”这个名字。“我们不会说保安室是给保安的‘爱心暖屋’，也不会说宿管小屋是给宿管阿姨的‘爱心暖屋’。”江亦心说。“就叫保洁休息室就好了，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一个正常的职业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休息空间，这是一个劳动者基本的权利。”

在爱心暖屋投入使用之后，江亦心发现，宿舍区的保洁阿姨仍然习惯待在楼梯夹角的工具间休息。她推测，这一方面是因为宿舍区的休息室还太少，“阿姨要走很远”，另一方面，保洁阿姨有时候就想自己待一会儿。

华东政法大学后勤部老师林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心暖屋”只是开始，后续还会有计划地解决其他区域的保洁人员的休息问题。

江亦心把自己参加揭幕仪式的经历写成了帖子，评论区里有网友呼吁关注保洁人员的薪资问题。从网上的保洁招聘信息来看，保洁人员的工资基本在3500元到4500元之间，这跟刘娜等人的情况差不多。江亦心坦言，“薪资问题涉及面太广了，需要大家在更多的关注和行动。” 

在江亦心看来，设立保洁休息室除了能够为保洁人员提供休息场所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意识到改变的可能和发声的重要性”。她认为，“如果我们提高一下敏锐度，去关注一亩三分地之外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从没有人关注的小事，变成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变革的大事。” 

她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建筑师看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建筑设计中漏掉了保洁人员的休息区，并在接下来的设计过程中改进这个问题。保洁休息室就可能被加入设计图纸，最终变成标准配置。

“一件事情能够被看到，其他的事情就有被看到的可能了。这就是一个开始。”

（王润娇、刘娜、黄蓓为化名。）

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接手的是木犁，留下的是核弹，但中间的血海足以淹没整个欧亚大陆。斯大林自己也有句名言：死亡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就只是数字。

尸山血海是斯大林留给20世纪人类的最大印象，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目的，史学界心照不宣，一句话概括就是：用肉体消灭代替政治博弈。

纵观斯大林的生平和权力之路，就会发现：斯大林虽然学识不高，但却是一个天生的权谋高手。斯大林青年时期便知道，想要权力，离不开三样东西：钱、人、枪。

比如1907年第比利斯银行爆炸案，斯大林杀了超过40个平民，抢劫超过40万卢布。在随后的几年，犹太财团、诺贝尔财团等等都被他控制，由于掌握了钱袋子，斯大林纵然一身问题，甚至被高加索党组织开除了党籍，但依旧被火箭提拔。

还比如1918年，在苏俄内战的察里津战役中，孤身一人前往督军的斯大林，便创造性的制定了“军长与政委”的二元首长制，以及军事委员会制度，硬生生的抢走了军官任命权和一半的军事指挥权，从而培养了自己的军中嫡系。

又比如1923年，斯大林巧妙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中低层干部的任命大权，一年便任命干部2.3万名。

1934年，苏布中央选举，基洛夫得到了最少的3张反对票，斯大林却得到了最多的292张反对票。但大会却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紧接着基洛夫遇刺身亡，大清洗随即开始。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已经站在权力塔尖的斯大林，不再满足于温和的政治博弈，而是选择了简单高效的肉体消灭。

第一、驯化暴力机器。

内务部是大清洗的执行机构，大清洗主要开展了两轮，但斯大林却对内务部大清洗了三轮。

1934年，内务部由亚戈达掌握，亚戈达主要负责办理几个关键岗位的要案，比如托洛茨基案、基洛夫案、古比雪夫案等等。 1936年，叶若夫接任，清除了亚戈达体系，两年之内，叶若夫日均签发枪决命令2050人。1938年，贝利亚接任，又清除了叶若夫体系，从而完成了对清洗体系的彻底掌控。比如仅1939年就更换了85%的地方内务委负责人，特别会议还拥有不经审判就处决的权力，还配套建立了人民公敌的子女档案系统，任何背叛都将导致整个家族毁灭。

斯大林通过周期性的更换内务委头目，既完成了清洗任务，又避免了某个代理人坐大，完美实现了让执行者成为替罪羊的最高权力艺术。

第二、重构权力结构。

斯大林大清洗后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了鲜明的同心圆结构。核心层由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12个人组成，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并控制关键部门。第二层是31名中央委员，其中24人是在清洗后获得提拔，他们都是斯大林的嫡系。第三层由地方一把手和工业负责人构成。这种结构完美契合了《独裁者手册》中的权力原则：统治者只需确保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即可维持权力。

由贝利亚掌控内务部，建立覆盖全国的监控网络；由马林科夫主管重工业，掌握经济命脉；由日丹诺夫负责意识形态，构建个人崇拜体系。这种权力分配，严格遵循着功能隔离的原则，让他们相互对立制衡，从而不会一家坐大。

斯大林大清洗后提拔的官员，被称为“斯大林一代"。这些人普遍出身工农，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完全依赖体制生存。比如对军权的重构，90%以上的将官被清洗，但是1938年新任命的150名将官中，仅有7人具有军事院校背景，其余人空有对斯大林的忠诚，并无军事才能，这也为苏军在二战前期的节节败退埋下了伏笔。

第三、控制经济命脉。

苏联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不考虑饿死的一两千万人，单纯只看工业成就，可以说是非常瞩目。但是两个五年计划形成的专业主义，也就是听从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指导经济生产的方式，彻底威胁到了斯大林的经济控制权。为此，斯大林作出了批示：工程师集团正在复辟资本主义。

于是，经济领域开始了大清洗。工业方面，比如1937年煤炭部的37名高级官员枪决了35人。农业方面，为了完成清洗指标，并不区分以前是富农、中农，还是贫农、农奴。

为了控制经济命脉，斯大林选择用忠诚取代专业。比如苏联最大的钢铁厂——马钢的负责人，竟然由一名纺织厂工人火箭提拔，原因仅仅是他附和斯大林提出了疯狂的生产指标。这种选择的后果也很明显，比如T34坦克的产量和质量骤降，以至于二战初期军备严重不足。

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康波周期的提出者康德拉季耶夫，为此批评道：这种清洗让苏联的经济管理能力倒退了20年。可是批评完之后，康德拉季耶夫便被枪决。

第四、营造恐怖氛围。

1937年，苏联颁布了惩治叛国者家属的法令（第00486号命令）。这部反人类的法令，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部连坐法，也就是父母犯罪，家庭12岁以上的子女即可被判刑，妻子主动揭发丈夫则可获得赦免。

1937年，苏联又颁布了限时定额逮捕令（第00447号命令），要求各地必须完成7%至10%的人民公敌指标。

这一时期，任何人发表对斯大林的不当言论，都有可能成为被清洗的目标。最可怕的是，举报之人，有可能是枕边人，甚至是父母子女。这一时期，整个苏联社会都陷入了信任危机，人人都可能成为被举报的对象。自我审查机制，便横空出世。比如作家巴别尔就对自己的作品字斟句酌，生怕触及政治敏感。

这种恐怖统治达到的心理学效果，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当恐怖达到某种强度时，连受害者也参与制造恐怖。

斯大林通过系统性恐怖建立了忠诚者网络，依托经济控制取得了支持者的依附，利用制度性腐败消解了潜在的反对动力，从而建立了完全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的统治体系。

但正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说：用恐惧浇筑的忠诚，终将在恐惧消失时崩塌。这个看似稳固的体系，实际上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当统治完全依赖于个人权威和暴力机器时，便再无一丝制度韧性，随时可能脆断，这正是所有独裁者无法逃脱的政治悖论。

众所周知，红十字是医疗救护的标识。从19世纪中期到2025年，从彼时的欧洲战场到此时全世界的医疗机构，170年来，任何一个地球人看到白底红色十字或者红底白色十字的标识，都能明白无误地理解：

在那里，在红十字标识之下，可以获得医疗救护。

这一标识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如此地不容侵犯，就连最凶残的侵略者军队，在战场上也要认可红十字的权威。

从古到今，从西到东，全世界大概就只有这么一个例外，就是在河北三河市。

在某位领导的要求下，三河市燕郊高新区城管部门要求商户门头牌匾禁用红、蓝、黑三色。不需要理由，反正就是不让用。

这一要求被贯彻得如此坚定、如此彻底，不只是普通商铺被要求更换牌匾，就连全球连锁上万家的蜜雪冰城招牌设计都变成了“绿雪冰城”、“灰雪冰城”。

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当地儿童医院的红底十字标识被改成了绿底十字标识。而且在引发网络舆情后，当地也坚持没有让医院换回红十字，而是把这块招牌整体拆除了……

体会一下领导的决心，感受一下领导的权威：

宁可拆了！也绝不让红色出现在招牌上！

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做决定的领导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如此痛恨红蓝黑三色，我瞎猜一个啊，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练钢笔字写不好总挨打，留下刻骨的仇恨，所以长大当官掌权之后，就立誓要把钢笔墨水的红蓝黑三种颜色全部赶尽杀绝。

当然，具体是什么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位处级干部就能做到，就能让辖区内的所有招牌禁用三种颜色，就能真地把这样的命令一丝不苟地执行下去。

真是厉害啊！

要我说，这么厉害的领导，放在三河这么个小地方真是太委屈了，应该派到更广阔更重要的战场前线去领兵打仗。就凭这令行禁止的魄力与霸气，那绝对能带出一支铁军来。

一点建设性意见：

建议把三河市高新区的领导派去战场带兵冲锋，就别让他管经济啦，太屈才。老百姓觉悟不高，也配不上这样的领导。

如果有得选，你愿意买社保吗？

如果有得选，你觉得外卖骑手会愿意买社保吗？

付出真金白银，从来都是最诚实的意见表达。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他（她）们对社保是怎样的态度？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几万名美团外卖骑手的诚实选择了。

之前在《是社保需要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社保》一文中我已经分析过，按实际收入让全部外卖骑手全额购买社保是不现实的，平台承担不起，骑手也不会乐意。但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要求）下，让外卖骑手等灵活用工群体加入社保资金池是势在必行的方向，那么外卖骑手的社保怎么交，由谁来交，交多少，就成了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特别考验各方平衡智慧的事情。

近日，美团在福建泉州和江苏南通两个城市推出了外卖骑手购买养老保险的补贴试点方案，为中国2.1亿灵活就业人员加入社保的可能性展开了一场真实社会实验。

美团的试点方案有四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点：

第一是骑手社保补贴覆盖的范围，是以“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作为分界线。

众所周知，外卖骑手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既有短期体验生活的，也有兼职送外卖补贴家用的，还有全职送外卖攒钱结婚的，骑手的月收入也从几百元到一两万不等，因此不能笼统地讨论给骑手这个群体购买社保的方案。网约车、家政、按摩等领域的灵活就业人员也是同样道理。

国家和社会要求平台参照“员工”的待遇为骑手购买社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那怎么区分“员工”和“兼职人员”呢？按每天工作时长，每月工作天数，还是按配送订单量？总不能像某些平台那样，算不算兄弟全凭老板的心情说了算……

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以收入作为客观可量化的分界线，过去半年中有三个月跑外卖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社平工资高度相关）的，就可以纳入平台补贴购买社保的范围。

以试点的福建泉州为例，当地去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433元，一名外卖骑手如果一天8小时跑外卖，大约需要实际工作二十天左右达到这个收入。相对全职外卖骑手的实际工作强度来说，这个门槛着实不算高。对于那些下班后兼职跑几个小时来增加收入的骑手来说，要达到这个数字就比较难了。

再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岗位月收入都不到4000元，你再让人拿出七八百元来买社保，那也实在是不太人性。

第二是缴纳社保的成本，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

公众特别关心的一点是，骑手缴纳社保的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会不会导致外卖配送费用涨价，会不会导致骑手配送收入降低。

对此，美团给出的试点方案是保持外卖价格与骑手配送单价不变，社保费用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半，符合条件的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保。应该说，这是综合考虑人性特点之后几乎唯一可行的方案了，估计后续其他灵活用工的平台也会参考这一分摊原则。

道理也很简单：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那么所有符合条件的骑手必然全部选择参保，进而超出平台当前利润的承受能力，那要么就是找商家提高费率，要么就是给用户的外卖涨价。

假如社保费用全部由骑手承担（类似待业期自费续社保的情况），那么愿意购买社保的骑手肯定是极少数了，既不符合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初衷，也不符合公众要求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

所以，由平台和骑手各承担一部分社保费用就是必然的选择，两边各承担多少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这里倒是有一项调研结论可供参考：

2021年一项面向外卖骑手群体的大型调研显示，72.3%的外卖骑手“只愿意缴纳500元以下金额的社保”。

把骑手承担的社保费用控制在500元的心理价位以下，算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了。

更重要的是，平台总归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上限，能够用来补贴骑手社保的资金不可能超过利润的一定比例，粥就那么多，全额包揽社保缴费成本必然会大幅减少骑手社保的覆盖人数。社保作为一种“基础保障”，广泛覆盖肯定还是优先于覆盖完善的。

第三是缴纳社保的项目，先从养老保险开始。

讨论白领群体的社保时，我们通常说的是“五险一金”，这当然是更全面的福利保障，但对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压力。

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说，真正迫切的需求其实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才是养老保险。至于住房公积金，咱们还是别自欺欺人了……

关于工伤保险，此前美团、滴滴等平台已经在政策引导下为骑手和司机普遍购买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险”，是相比工伤保险更适合灵活就业和较高风险群体的保障。

关于医疗保险，如果能够覆盖骑手当然是件大好事。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套体系，绝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外卖骑手已经在老家参加过新农合，再要购买职工医保还存在政策层面的困难，由此增加的社保缴费负担也不容忽视。

我预计，等养老保险覆盖大多数灵活用工群体后，第二阶段国家和平台也会考虑医保从新农合到工作地职工医保的转换。

第四是缴纳社保的地点，在骑手工作地点和老家城市之间自由选择。

社保的钱交到哪儿，对平台来说其实完全无所谓，对骑手来说则很纠结，对地方政府来说则是关注的焦点。

骑手的纠结在于，自己打工挣钱的城市其实并不固定，送外卖这份工作也说不准还会干多久，考虑到目前社保的跨城市转移还不太方便，那么具体交到哪个城市就关系到社保会不会打水漂的严肃问题了。

地方政府才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相关方。考虑到外卖骑手整体还相对年轻，缴纳的社保距离兑现养老金还有好几十年，现在收保费几乎就等于纯收入，那当然要极力争取。

十八线县城是劳动力的输出城市，各省会和发达城市则是骑手主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两边都希望骑手把社保交到自己的资金池里。那怎么办呢？

美团的试点方案是让骑手自己选择：如果骑手认为自己未来大概率在工作的城市扎根养老，那社保就交到工作地，如果骑手心心念念要回老家，或者隔段时间换一个城市，那把社保关系放在老家城市才是理性的选择。

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很绝，应该也是各方平衡的结果。我就特别好奇想知道这一轮试点的统计结论，想知道灵活就业群体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是努力扎根，还是逃离大城市甚至逆城市化，这是真正的信心投票，没有比这更精准的经济调研啦。

总的来说，美团推出的骑手社保试点方案并不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但几乎已经是各方诉求平衡之后非常接近最大公约数的方案了。

这场涉及2亿多灵活就业人群，每年上万亿资金的社保转型实验，很期待会得到骑手们怎样的现实反馈。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社会在不断变化，新型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案也应该相应调整，切不可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彭远文的最新文章，驳“农民有地无需涨养老金”：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推荐大家看看。

这发在他的公众号“往事与随想”上。这个公号因为主张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涨到每个月800元，被停一个月，现在解禁，他又开始发声了。

彭远文这篇文章尤其值得一读，因为是在真诚、坦率地谈论重要而基本的问题。这一点比我强很多。

他的系列文章和视频，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应该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个月800元，让农民真正拥有地权。

这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

一个原因是这些主张看上去没什么希望，慢慢媒体也就不再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谈到这一点我个人很惭愧。我自认为是了解农村的，也写过一些关于老家的文章，但是数量很少，而且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问题的解决”，没把这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看一下舆论场上关于农村的话语，无疑是让人遗憾的：

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是谈论三农问题的主流，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农村作为蓄水池”，其实是主张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他们赞美农村的牺牲，本质上是不怀好意。

一些年轻的、农村出来的思考者，受左翼思想影响，批判和仇恨资本。他们来到城市，发现社会不公，这种批判立场距离农村非常遥远。

每到新年季的“还乡文学”，主调是伤感，但是这些年就连这种伤感也逐渐消散了。

农村和农民缺少自己真正的“代言人”。读书、思考和写作的乡村子弟，都会到城市生活，他们遇到新的问题，慢慢会远离家乡，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包括心理和问题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应该感谢彭远文。前两天我看孙旭阳老师（他曾写过很多出色的和农村有关的新闻报道）说，“彭远文是在帮大家的父母讨薪”——这话非常精准。

讨薪就是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帮人讨薪”就是真正的代言。彭远文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始有很多来自乡村的关注者，这种联结是真实的，也让人感动。

彭远文自己就来自乡村，父母也在老家生活。拥有发声的能力，也有发声的意愿，这至关重要。他曾在多家媒体工作过，最终成为一个强大的个体。

这是70后、80初一代乡村子弟的代表。他们“回不到农村”，但是却仍然没有忘记农村。他的文章显示发布地是在加拿大。获许只有如此，他才能更清晰、坦率地表达。

不管如何，对“我们的父母”一辈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也许这种呼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让“问题”呈现出来，也是一种责任。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你敢说我打老婆，我就让你上绝路

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呢？苏联的特色精神病历史，给出了答案。其中的要义，不在于证明自己如何正常，这无法证明，而是要证明你对苏联的建设有利。当你不去谈论任何的敏感话题，而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设苏联的义务。当你声情并茂的说出广阔的西伯利亚大有作为时，你离出院就不远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发疯，你们以健康之名犯罪。这句痛彻骨髓的呐喊，如同刺穿历史迷雾的利刃。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把精神病院描述为白色的古拉格。这个比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真相：苏联政权把精神病异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他们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仅仅了解一点苏联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们天天骂苏联经济不好，那苏联的街头为何没有流浪汉？一开始，英美也觉得很奇怪，最初还以为苏联有最起码的救济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发现了猫腻。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召开，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原因就是这份报告收录了大量的案例，证实了苏联当局在系统的滥用精神病学，比如把流浪汉送到精神病院。

作为亲历者，时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卡缅琴科，回忆时说道：当时，不少患者是强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类：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状的，三是突发奇想的，四是讨说权利的，他们大多数是被从街头、火车站，或者机关接待室直接送过来的。

其中三类，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发奇想。这要归功于苏联的御用首席精神病专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创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然后自己还不满意，又发展出了温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没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异见。斯涅日涅夫斯基称之为：温和精神分裂症的潜伏者。

在具体的诊断实践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症状对应体系：怀疑官方媒体的，属于现实认知障碍症。坚持个人政治观点的，属于偏执性固执症。喜欢看书的，属于过度智力兴奋症。喜欢西方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的，属于文化分裂症。

被誉为俄罗斯诗歌太阳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因为文化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5年。苏联著名的女诗人娜塔莉娅，就因为诗词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认为是在腹诽苏联当局的政策，从而导致她被诊断为病理性理想主义症，被关进精神病院3年。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截至1989年，苏联1020万人被登记为精神病人。

苏联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巅峰有两段，一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开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劳改营，但随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便调整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气化改造。

在这个体系中，克格勃第5局与卫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闭环。首先由克格勃进行政治定性，随后由指定的鉴定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然后被强制收治。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诊断书取代了判决书，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术刀与子弹同样致命。

1961年，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实现把异见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开天辟地的创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体病理性症状是：对现有体制的任何不满、批判、建议等等，都属于改革妄想症。

《耳语者》记录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邻居间交换眼神时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刚高谈阔论几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巅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彼时全苏专门收治突发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达16所。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统计，1965年到1985年间，78%的异见者遭受过精神病迫害。苏联解体后，圣彼得堡精神病院的临床医生普利休克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发明了新的医学术语来掩盖古老的行刑方式，当听诊器不是为了聆听心跳，而是检测忠诚度时，苏联的医学文明已经倒退回到了巫医时代。

站在21世纪的长河边回望这段历史，苏联特色精神病的幽灵好像仍未消散，历史依旧在重演。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当权力开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诩掌握绝对真理的权力，终将在疯狂的追逐游戏中，走向自我解构与分裂的历史终结。

长途奔袭考编的三位姑娘丧命于高速事故，单方事故殒命数人且死状极其惨烈，事关智驾的夸耀式营销及滴血现实，关于小米的种种不是，偶像雷军的A面B面，激发了数日讨论。能说话的都已经说了，观点尽出却无法让人心意难平。‍‍‍‍‍‍‍‍‍‍‍‍‍‍‍‍‍‍‍‍‍‍‍‍‍‍‍‍‍‍‍‍‍‍‍‍‍‍‍‍‍‍‍‍‍‍‍‍‍‍‍‍

这次大讨论，是中央级地方政府扶持国产电车新势力以来，后者遭遇的最大一波舆论谴责。很多人看穿了新势力的营销话术与误导欺骗，心中早有不满，他们借本次惨剧，全面讨伐了电车新势力，强烈批判它们对智驾的致命鼓吹。‍‍‍‍‍‍‍‍‍‍‍‍‍‍‍‍‍‍‍‍‍

类似惨烈车祸，在小米之外的电车品牌商也曾发生过。但因为小米的雷军是新势力营销的扛把子之一，过于突出，且他在刚过去的两会上享受了极大的粉圈光环，更为本次车祸聚焦提供了舆论动能，而舆论首次展露大规模反噬新势力的社情民意。‍‍‍‍‍‍‍‍‍‍‍‍‍‍‍‍‍‍‍‍‍‍‍‍‍‍‍‍‍‍‍‍‍‍

人们从身份上大致刻画了三位死者不算正面的画像，但至今未有像样的人物专稿。她们亲属（父母、男友等）的言论毫无例外地遭到臧否。死者暂时从中心位置隐去，她们成为重要性次于小米和雷军的存在，后两者的表现则受到尖锐指摘与不吝赐教。‍‍‍‍‍‍‍‍‍‍‍‍‍‍‍‍‍‍‍‍‍‍

在讨论所有这些舆论面向时，无法忽略的因素是小米这家公司将公关营销法务深度嵌入社交媒体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文化与粉圈文化因高度融合而构筑的形象护城河。在本次舆论形势中，米粉既激发了大众愤怒，又为雷军唱响一曲曲忠诚的赞歌。‍‍‍‍‍‍‍‍‍‍‍‍‍‍‍‍‍‍‍‍

说千道万，舆论压力也罢，公关策略也好，一个基本判断是，小米或雷军不会因死了三个人受到什么影响。雷军和他的公司既不会在主观上真正地汲取什么教训，也不会在客观上作出什么增益行业的事。全部耿直讨论最多为雷军增添一个赛博污点。‍‍‍‍‍‍‍‍‍‍‍‍‍‍‍‍

包括小米在内，电车新势力在鲸吞政策红利时，实际上得到了虚假营销的“牌照”。有人曾说小米是做贴牌生意的，可所有新势力都贴着爱国与民族牌，据此站住脚跟，再利用泛滥的社交媒体铺开有效的营销攻势，新势力的成功基础是对消费者的洗脑。

在中国情境下，供应端对需求端的意识改造，包括话语话术更新、生活场景重构、视野拦截与重新设置，电车新势力在态度上最积极，手段上最激进，成果上也最丰硕。若将这些作为分析事故走向的背景，就不会对小米雷军或新势力抱有期待。‍‍‍‍‍‍‍‍

正如本次事故信息所示，车祸发生碰撞前一秒，NOA退出，这不仅仅是程序设定，实质是电车新势力狡猾的合规化卡位。也就是说，从事故发生的流程上看，小米或雷军从一开始就把自身摘了出去，车与这些人不必受到合规与否的审查。‍‍‍‍‍‍‍‍‍‍‍‍‍‍‍

至于说在营销的日与夜中倾倒的误导信息，比如能躲避修路的智驾系统、将智驾书置换为自动驾驶的广告、营销头目对撒手驾驶甚至睡觉驾驶的明确鼓吹、绝对安全的电池等等，因为是新势力营销的行业风气，所以也很难成为本次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

对小米雷军的批评明智地指向新势力的夸大宣传与虚假营销，这是近乎饮鸩止渴的生产与消费取态，具体品牌既然完成了狡猾的合规建设，断然无可能主动切割这些暗黑行风。而为新势力保驾护航的那些人，态度暧昧，尚无促改变的动作或指令。‍‍‍‍‍‍‍‍‍‍‍‍‍‍‍‍‍‍‍‍‍‍‍‍‍‍‍‍‍‍‍‍

电车新势力被政策催熟的业绩有目共睹，某些明面上的行业大佬看似不可一世，但不过是宣传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XX。行业问题由他们显示，可哪怕沾着血雨脏脏的东西，新势力的“科技向善”也无法靠行业自觉来完成，行业“智驾”的开关不由雷军掌握。‍‍‍‍‍‍‍‍‍‍‍‍‍‍‍‍‍‍‍‍‍‍‍‍‍‍‍‍‍‍‍‍‍‍‍‍‍‍‍‍‍‍‍‍‍‍‍‍‍‍‍‍‍‍‍‍‍

在夸大营销这个生命力的中心之外，新势力构筑了公关与法务两大基本阵地，它们时刻监视社交媒体中的异见声音。行业内的逡巡与警戒，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新势力的负面舆论，新势力之上之外的话事人，闭目塞听，也容易陷入自我说服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三位女孩魂断智驾路上的唯一意义，她们的死掀动了新势力发展史上最强烈的谴责声浪，汇聚了对所谓智驾及其致命宣传的最广泛质疑。雷军被推进风头浪尖，坏了金身或他的赛博污点并非关键，促成对智驾的更高层面的问题意识及法规限定更重要。‍‍‍‍‍‍‍‍‍‍‍‍‍‍‍‍‍‍‍‍‍‍‍

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来者很容易在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Shwe Hintha Taik Thit）迷路。通往寺院的狭窄山道泥土松软，交错的树枝将光线都染成绿色。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视野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树木、纠缠不清的灌木丛所遮挡，十余座寺院建筑在其中忽隐忽现。

先望见金色的佛塔，再是三座纪念碑和一座钟楼围成的四边形。纪念碑顶端站立着缅甸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吉祥和平，底端刻着瑞恒达寺庙的光荣历史。这座寺院有一位著名的长老，曾在美国和非洲传教，圆寂于102岁。在他的带领下，瑞恒达寺庙成为研修佛学和僧侣修行的枢纽，也被猜测藏有《三藏经》的手稿。

2025年3月31日，纪念碑前飘浮着酸臭味，像是腐肉发酵后混合了氨水的臭，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变得黏稠，停滞在空气中。

寺院的建筑物在三天前的地震中坍塌，成了菩提树下的一块块废墟，仅有讲经堂还保留着主体结构。满地都是佛塔的碎片，佛塔上那些神鸟、僧侣和恶鬼塑像都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石砾中。

在3月28日的大地震中，瑞恒达寺庙有17人遇难，包括1个老和尚、5个小和尚和11个修行者。86岁的大住持正在医院接受治疗，68岁的二住持坐在大凉棚内，平静地说天灾降临，人力无为，他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幸运。死去的人或许是遵循了自然法则，也或许去往了更好的世界。

与老师父的平静同时存在的，是关于曼德勒重灾区SkyVilla公寓的最新传说：12层公寓Sky Villa在三分钟内坍塌成废墟，里面压着两三百个冤魂，石板下回荡着他们的哭笑和敲击声；他们不愿独自死去，紧紧抓住幸存者的身体不让救援者拉出。这个传说在不同人的口中细节各异但情节相似，信者众多，继而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0日晚8时许，缅甸曼德勒Sky Villa住宅区救援现场，一位腿部被压的受困孕妇经过截肢被营救出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瑞恒达寺庙的建筑低矮，震后搜救已经结束，僧侣们在等待清理废墟。接下来，能怎么住就怎么住，有地方睡觉就可以。二住持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曾经的居所，湖蓝色墙体用金箔装饰着佛教图样，三层宝塔式屋顶。“有两人压在里面，我因为不在屋内，所以活下来了。”他说。

一阵风从芭蕉树的方向吹来，摇晃着破破烂烂的树叶，吹向寺院一侧直径两米的蓄水池。寺院附近的居民正站在蓄水池边洗澡，裹着浴巾搓手臂，老人坐在池边，洗衣、叹气。

实皆是距离缅甸7.7级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大地从三公里外裂开，绵延百里。在亚达纳邦大桥（Yadanabon Bridge）的两端，地面裂开一米宽的口子，沉降落差从两米攀升至五米。

地震当日，全城断水断电断网。于2008年通车的亚达纳邦大桥被震出裂缝，南面相邻、由英国人始建于1934年的阿瓦大桥（Ava Bridge）则垮塌了一大半。在此之前，两座桥承担着实皆与曼德勒两个重镇，乃至整个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大部分交通连接。

如今，实皆市是缅甸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后，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地带。实皆市区由政府管理，而周边村镇、山区均被反政府武装控制。

在最需要救援的时间里，往南的两座桥无法通行，往北是交战区，实皆陷入困境。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地震导致曼德勒至实皆市的路面出现非常严重的坍塌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之困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日，关于实皆的传闻众说纷纭。传说实皆的灾情比曼德勒严重几百倍——震后第二日，就有外国救援队抵达曼德勒；也有人说，有缅甸当地志愿者去实皆，但被地雷炸伤；社交媒体上则风传，有两个想去送物资的人被反政府军击毙，当地新闻还说，反政府军在倒塌的寺庙里埋了地雷。

这些信息亦真亦假，在紧急状况下难以核实。在一轮又一轮的传播中，实皆更让外部、特别是外国救援力量踌躇不前。

两位华人志愿者说，他们试图往实皆送施工安全帽，但被军人拦下。刚成年的孩子分不清这些军人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但会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猜测，这一定是更坏的一方。

地震次日，缅甸反政府武装“人民防卫武装”宣布，将在地震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两周。同日，缅甸工程师评估亚达纳邦大桥可以通行20吨以下的车辆，但挖机、吊机等大型工程设备仍然无法进入实皆。

第三日，消防车早晚往各社区的大蓄水池送两次水，公共电网每天通1-2小时的电。城市变电站还未修复，均依赖大功率发电机。

第四日，我们跟随一路华人志愿者的物资车进入实皆，过桥要经过两道检查，但如同近来从仰光到曼德勒相似，穿着灰色警服的持枪警察听说车辆要去实皆，就会放行，无需多言。

实皆市区有更多的平房和木质建筑，坍塌数量远超曼德勒，街道上飘散着酸臭味。高温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又让气味更加黏腻。

救援力量主要由实皆消防、阳光救援队和本地志愿者组成。人手短缺，以至于选择搜救地点主要靠口耳相传：有人呼喊就来，无人报告则搁置。实皆市长说，目前实皆只有马来西亚一支外国救援队，截至4月1日，他们统计到了300名死者，都是能找到遗体的。

第五日，在一所私立学校的废墟上，来自仰光的救援队已经搜了四天。他们缺少大型的机械，也缺少像金刚链锯这样的破拆工具，搜救只能像老鼠打洞，一点点敲进去。

他们正在设法救出一具中年男性的遗体。地震时，这位父亲正陪女儿在学校面试。女儿的遗体在前一天被找到，他就在女儿身边。

这家私立学校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刚刚投入运营两年，校长被压在了废墟中。仰光救援队目前只能确定4名成年人和6名幼童被困，是否有更多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临街的坍塌区域挖了四天，还没找到孩子，急迫地想要打通进入坍塌中点的通道。

“如果有大吊机，我们就能把盖在上面的水泥板掀掉，现在却只能等待打穿地板。”救援队长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缅甸的暑假从4月开始，地震当日这所学校是休学状态，只有被暑期托管的孩子们留在了学校。

第六日，4月2日，中国蓝天救援队派出了36人的队伍前往实皆，分成四个小组在三个地点作业，这是第二支到达实皆的外国救援队。这天下午，我在蓝天救援指挥部蹭着微弱的网络写稿子，总指挥杨羿突然跟我说，实皆挖出一个了。

“是遗体么？”我问。

杨羿点点头，又开了一罐红牛。在此之前，他反复问我实皆情况到底如何，他听说那里有人寻求救援，却无人应答。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无法回答。

“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

4月2日，有救援队撤离曼德勒，已经少有人谈论生的希望。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塌成废墟的Winstar酒店搜救了三天，确定了遗体的位置，调来挖机和吊机，想要在今天挖出来；亲属们依在Sky Villa附近徘徊，希望记者拍下他们亲人的照片，传播出去；搜救志愿者大兵给我发来他作业的情况：“里面受困的是个老年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回应，现在还在打通通道，闻到比较大的尸变味道，但还没看到人。”

本地物资车在分发物资，帐篷、蚊帐、饮用水和干粮。女人们牵着小孩奔向物资，难免相互推搡。

我们的物资车在行驶中偶尔停下，便会立刻被围住，志愿者阿倩喊得声嘶力竭，安抚居民，又要保护物资。一位摩托大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带我们在全城转一圈，尽量先把物资发向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摩托大哥带了半圈路，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寨子。这或许是摩托大哥的私心，但我屡次问实皆当地人，哪里受灾最严重，所有人都只能说出自己身边的建筑物。一个统一、公开、精确的信息发布渠道至今未能建立起来。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开设有一所学校，地震发生时，有17人未能逃生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实皆最热闹的商业街外被拉起了警戒线，沿街一侧的商户几乎全部倒塌，当地军队即将从一座三层的蓝房子里又挖出一具遗体。这是整条街唯一启动搜救的建筑，只因有人为这座建筑物呼喊过，寻求过帮助。

地震发生那天是佛教徒的斋日，这条街的商铺几乎都没有开门营业，人员伤亡因此大大减少。

在实皆市人民医院，一名16岁的志愿者说，他看到了很多同龄人被送进来，“只有需要救治的才会送进来的，其他人直接被送去殡仪馆了。”因为担心余震，医院在病房楼外搭了三十多顶大帐篷，收治两百多名伤者，僧侣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伤者靠亲友扇风，擦拭身体。实皆市人民医院目前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外伤，稍微复杂些的内出血都需要送去曼德勒。又因为电力受限，X光设备只能间断性工作。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名蓝衬衫大哥守在倾倒的两层白楼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my country，no heaven（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他说。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位市民守在倾倒的两层楼房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 图/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实皆山上的四层尼姑庵全面倒塌，周围人说有数百名尼姑被困。这山以遍布百余座佛教建筑而闻名，政府统计受损的宗教建筑有两百多座。实皆市长4月1日告诉我们，宗教建筑倒塌补助30万缅币（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1038元），房屋倒塌补助10万（约合人民币346元）或20万缅币；死者每人补助30万缅币，伤者每人补助5万缅币。

气温太高了，已经有市民拉肚子的报告，实皆急需药品、消毒品、驱虫药、蚊香、蚊帐等。关于现场消杀，市长计划每清理完一处，就消杀一处。所谓清理完，就是排除所有生的希望，也清理出所有看得见的遗体。在此标准下，市长在震后第六日说，仍没有全部清理完的受灾点，而他力争在一个月内让城市恢复正常。

沿着盘山公路绕行实皆山，一排小佛像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年轻的僧侣在帐篷里读经，影子拖在老和尚身后。山顶的小乘佛塔至少倒了两座，乌鸦落在金色的碎片上，叫两声，又飞走。  

当我写到这里，蓝天救援队指挥中心突然响起掌声。

“震后112小时，当地时间4月2日14:52，实皆有一位男教师在当地消防的营救下获救！”

争夺物资的女人

实皆市目前有六个临时安置点，政府能提供水和基本食物。除此之外，都有赖社会捐赠。政府正在拓宽渡口，以便轮船将大型机械运往伊洛瓦底江对岸的实皆，给城市搜救以最后的希望。

城市已经难辨过往的样貌，脚下都是生活的碎片，是锅碗瓢盆、玩偶或者全家人的合影。唯有废墟前卖鲜艳热带水果的老太太，和路边木桌上一大盆炸面圈，流露出生活的气息。

在物资车前，几乎都是女人们在争先恐后，肚子异常隆起的老妇人，尚在发育的少女，还有看着就身强力壮的中年女性。两个女孩骑着同一辆电瓶车去领物资，或许是路上的尘土太大，迎风刮起，前座驾车的女孩子一直在抹眼泪。有时候，她们会为物资争夺起来，告状谁多拿了，或是把谁推去一边。

地震前，实皆省就是缅甸最贫困的几个省份之一，作为省城的实皆市情况相对好些，但也绝对谈不上乐观。即便作为缅甸西北部邻近大城市曼德勒的交通枢纽，这里的道路条件也很一般。工业以小型加工为主，包括纺织、铜精炼和黄金冶炼，但技术落后，产能有限。

当地时间2025年3月31日，一位市民抱着狗狗站在实皆的伊洛瓦底江边，不远处是在地震中损毁的地标性建筑阿瓦大桥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原本这一带有着相对发达的玉石交易和翡翠加工业，但偏偏这里也是内战的前沿。受政局动荡影响，部分企业停摆。在地震前，停电在实皆就是常事，现在想恢复地震前的水平，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分发物资的最后时刻，四位实皆警察来到车前，他们住在一起，想要一个蚊帐，只要一个。

离开实皆市去曼德勒会再次通过伊洛瓦底江。日落时分，当地人成群结伴，拎着一桶脏衣服，沿河堤而下，在江里洗澡、洗衣、戏水、游泳。一旁的机器轰鸣着，他们唱歌、泼水，与身后折断的阿瓦大桥，没入橘红的夕阳中。

（感谢三一基金会，在缅志愿者玉倩、小唐、珍妮、阿五、老张、小磊、瑟亚对采访的帮助。）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卢致宏在清洁现场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逝者家中翻出的药物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卢致宏和同事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人生清洁员》剧照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卢致宏和他的团队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入户前的准备工作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卢致宏展示素描绘制的现场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的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逝者家中大件废弃物需切割后拉运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新皮肤 get

小米汽车着火烧死三名从武汉前往安徽池州考公的女大学生，其中一位的父亲发帖称「还是雷军的粉丝」，这事简直就是个隐喻：

爱国企业家雷军－父亲是雷军的粉丝－女儿是体制的追求者－体制保护爱国企业家，于是闭环了。

但现在死了人，闭环出现了裂缝，要不要骂雷军辜负了党和粉丝的期望？估计不少粉丝像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进退两难。

小米SU7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后起火，车上三名女生身亡。 小米官方已经回应了： 这

大家发现没有，前两年虽然时有将马云等资本家挂路灯的呼声，但同时也制造了几尊神一般的企业家，这里面除了雷军，至少还有遥遥领先。

稍一总结，就会明白前一批被骂的是做服务的，直接与C端用户打交道；后一批被夸的是做硬件的，主要跟B端和G端做生意。

远香近臭，无不如此。

同时，这与我们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完全重合。在他们眼里，只有可见的工农财富是正当的、高尚的，而通过文化、商业等服务赚钱，要么是低贱的保姆，要么是无耻的中间商。

甚至契合了这些年一个不见诸明文的追求：向德国而非英美学习。「大国重器」这个词，将背后的小心思暴露得一清二楚。

问题是，只要是人间，凡是被尊为神的，一是不可招惹，否则就是不爱国；二是神一定会辜负粉丝的期待，从无例外。

原因倒也简单无比：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神的权力也一样。

当雷布斯们无人敢质疑、更无人敢批评时，他们的行为和产品，就会失去正常的市场淘汰过程，从而落伍、甚至有害。

去年初，我给小孩买电话手表。考虑到遥遥领先的脾气太大，惹不起，便买了雷布斯的。

岂料家长根本无法控制APP的使用时长，甚至小孩可以自己下载。

小米官方客服态度很好，但永远对不起，这是技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谅解。换句话说，用户只能接受。

是的，他们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并不对用户的服务负责。恶猜一下，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想让小孩上瘾，成为奶头乐，从而离不开。

没有底线的商业，一定会作恶，小孩用品尚且如此，我怎么会买他们的汽车。

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草莽期的制造业，话糙活也糙，大家只能认了。

但现在，车速如此之快，小时候连手电筒里的电池都怕爆炸，却在车里装了那么多，安全性如何保障？

大家只想大干快上，抢占市场。油车花了上百年时间才磨出来的安全性，在新能源车面前，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过时货。

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是因为这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光伏、新能源汽车现在的利润和国际形象，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既然是政策的产物，那便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很多国资投资了新能源车，从而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前天晚上与一位汽车自媒体大V吃饭，席间说起合肥被投资的那款明星汽车绑死，每年亏多少亿，至今无法解套。

遥遥领先的车出了问题，谁敢公开？

雷布斯的车烧死了三个女大学生，也是过了多少天才公布？

好在雷布斯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影响力，最终不得不出来认领。

但他一认领，原来以给雷布斯供货为荣的那些厂家，纷纷推说与自己无关。

其实，最该出来认领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国资投资者。

权贵资本之恶，莫此为甚！

四大编制

蚌埠的律师们，今天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消息：他们有了自己的健康码。这是司法局特意为他们设计的一款专属二维码。没有这个码，无论你再敬业，再专业，你出具的律所函也：

无法被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立案受理。

这张通知书不无自豪地告诉律师们——

“为进一步压实律师事务所管理责任，有效减少律师私自收案收费问题发生，现决定推行律所出具律师事务所函二维码制度。”

这句话读起来，总让人想起了社区工作人员在新冠期间那句熟悉又亲切的：请您出示健康码！

五年过去，蚌埠司法局或许觉得：

天下大势，唯码不可破。

生活如此，律界也当如此。于是，“有码走遍天下，无码寸步难行”，一夜之间成为蚌埠律师圈子里的共同心声。

乍一看，这个制度似乎真有点道理，律师办案凭证扫描即知真假，简单明了，的确方便。然而细想之下，却忍不住浮现一个奇妙的画面：律师们举着手机，焦虑地等待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扫描自己手里的二维码——扫码成功则畅通无阻；扫码失败，场面立刻变得尴尬，仿佛这个码变成了：

律师执业的生命线。

此前，有律师朋友抱怨司法行政机关喜欢折腾，新规不断，今天要求盖章，明天要求备案，后天又要扫码，每次改变规则都要重新适应，就像每天被告知不同的路线去上班，原本熟悉的路却越走越陌生。

也许司法局想借助这一小小二维码，建立起一种更高级别的信任机制，但问题在于，人与人的信任若需要一张码来鉴别真伪，那种信任恐怕也只是脆弱的一层薄膜。

更有趣的是，二维码里的信息一旦与代理案件的信息不匹配，律所和律师们瞬间成为了私自收费的：

嫌疑人。

事实上，这项政策似乎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行政环节，让本就疲于奔波的律师们再度增加了一道奇怪的手续。以前律师们是见章办事，现在变成了：

见码办事。

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进化成人脸识别或是声纹验证，让大家彻底步入科幻时代。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现在的司法行政管理，越来越接近生存游戏了，只有在不断折腾和考验中活下来的律师，才能笑傲江湖，成为最终的蚌埠律师王。

无奈归无奈，码还是要扫的，路还是要走的。或许蚌埠司法局觉得，律师群体太自由，需要给他们一点适当的束缚，二维码恰恰就是一个完美的工具。这样一想，似乎一切都有了逻辑，健康码证明你身体的自由：

律师码检验你执业的自由。

而司法局则站在背后，怡然自得地看着每一次扫码成功或失败，感受：

权力与技术完美结合的微妙满足感。

于是，蚌埠的律师们之后每天出门，口袋里除了执业证，还必须揣着一个新码。他们或许内心不情愿，但面上依旧保持着平静，仿佛早已习惯了这样荒唐的常态。毕竟，谁还没有几个必须扫码才能继续生活的日子呢？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么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

（小光、林璇为化名）

关于李嘉诚卖港口话题的讨论中，最核心的也最基础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巴拿马的两个港口经营权从李嘉诚的长和公司转给一家美国公司，对中国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巴拿马运河两头的港口一旦被美国掌握，就可以随时禁止中国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又一次卡住中国的脖子。

这个说法因为非常幼稚，所以理解门槛极低，所以相信的人特别多。很显然，它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港口不等于船闸，通过巴拿马运河必须经过船闸，但不一定要停泊港口，而船闸是由巴拿马政府控制的。一条船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和港口由哪家公司运营没有丝毫关系。

然后，巴拿马运河两端有5个主要港口，除了李嘉诚长和公司运营的两个之外，还有新加坡、中国台湾还有美国的公司分别运营另外几个港口，不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因为有竞争存在，某个港口对中国船只歧视性收取更高费用也是无稽之谈。

最后，如果港口由A国家的公司运营就能任意卡B国家的脖子，那之前这些年，中国有没有通过李嘉诚公司运营的码头卡美国的脖子呢？

归根到底，中国船只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能不能停靠巴拿马的港口，只取决于中国与巴拿马的国际关系（背后会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有没有破裂，具体港口由哪家公司运营是不相干的因素。

那这么说，这两个港口由李嘉诚公司运营或者由美国公司运营，就毫无区别了吗？那也不是，还是有区别的。

这里的区别主要体现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常规商业船只停靠港口没有区别，但那些带有灰色目的甚至黑色目的的船只停靠港口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如果运营港口的是“自己人”，或者是关系良好的外国公司，理论上就可以对这些灰色或者黑色的船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遇到巴拿马政府的检查也可以尽力帮忙打掩护。

但是，这种“国家利益”是没办法摆上台面来说的，也不一定符合“群众利益”。

第二，军事舰艇的补给和停泊会有很大影响。虽然民用港口不能直接作为某国的海军基地，但港口在“自己人”手上运营时，停泊和补给的便利性会大大提高。

但是要注意，这里说的便利性仅限于和平时期，也仅限于军事舰艇常规训练、短期经停等场景。一旦相关国家进入敌对或战争状态，那么军事舰艇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能不能在巴拿马的港口停泊，则完全是由巴拿马政府（以及背后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政府）说了算。

有这种便利性当然挺好，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刻”那是一点都指望不上的，就算让中国的国企去运营港口也没用。

第三，对于持续经营与巴拿马政府的关系有着显著影响。

一个很好理解的道理，两个长期有生意往来的国家更容易取得互信，更容易建立良好关系。港口的经营权握在手上一天，相关公司以及公司背后的国家就能持续和巴拿马政府产生合作联系，能够持续结交巴拿马政府有影响力的负责人。

平时处好关系，有需要时能找到人帮忙说得上话，这个道理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这项工作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但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中国和巴拿马的关系之中，最大的变数其实是美国。如果中国和美国关系良好，巴拿马完全没理由去为难作为大客户的中国。反过来，如果中国和美国关系不好，巴拿马政府也很难亲近中国。

在很多人设想的“极端情况”和“关键时刻”，巴拿马是不可能站在中国这一边的，在那有一百个港口也没用。因为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巴拿马施加的影响力是中国不可能追得上的，别说6代机，12代机也没用。

因为中国离巴拿马太远，而美国离巴拿马太近。

踩着一只通常会出现在大排档的红色塑料凳，再踮起脚，夏飞的手才能够到大落地窗的顶端。她身形很小，一米五五的身高，薄得像张纸。但塑料凳仍然不停晃荡，落地窗太高，她使不上劲，得一点点往上够。

此刻，天已经黑了。一扇窗户，两扇窗户，从卧室、卫生间到客厅，她擦了十几扇窗户，雇主家里为什么这么多窗户？各种颜色的抹布、百洁布、清洁剂、玻璃刮、鱼鳞布、地刮、平板拖，十几样工具塞满了背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培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这些事都来不及细想。她的脑子里只有玻璃，亮晶晶的，折射出唐山的夜色，有时是她自己的脸。

夏飞在路边

夏飞今年36岁，这之前的很多年，她是家庭主妇。丈夫早出晚归，下班累了，就往沙发上一躺，开始刷手机。夏飞想让他帮帮忙，一说丈夫就发飙：“你平时都在家里头，除了收拾屋啥也不干。我在外边累死累活挣了钱回家，你还天天这么抱屈。你在家干啥？”

去年下半年，夏飞开始干保洁，当时正是旺季，没有老手愿意扔下挣钱的机会带新人。她接不到啥活儿，一周在当地的保洁群里捡到三四单算是多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蹲在家里。线上也没闲着，她在“附近的工作”小程序里找兼职订单，这是同行介绍的。

丈夫一开始不支持她干保洁，也嘲笑她：“自个家不收拾，你还给人家干活去。”她说不一样，“就愿意上外边干活”。她想，以后岁数大了，最终的目标也是这个行业。早晚都要步入这个行业，不如提前了解一下。“你如果有更好的安排也可以，你没有更好的安排，我只能先按自己的方法走，试过了以后才知道，对不对？”一向软言细语的夏飞决定强势起来，丈夫也拗不过她。她更频繁地走出家门，开辟了家庭以外的另一个战场。

在中国，像夏飞一样，渴望开辟新战场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他们离开格子间、会议室或者厨房，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就业形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相关部门倡导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匹配。

那天的保洁服务因为是平台落地唐山后的第一单，工作人员一直跟进着她的工作。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早就过了点，她还没有打卡下班。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直到夜里10点左右，她才清理好厨房和卫生间，把沙发搬开，地板拖干净。把玻璃擦得亮堂堂以后，好像心里也敞亮了不少。

被选择的人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灵活就业者，他们希望一直被选择的人生，也能主动选择一次。

夏飞自觉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过着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她大学学的文秘，毕业之后在办公室做些简单的工作，打印打印文件，没干多久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孩子。每天困在鸡零狗碎里脱不开身。趁着孩子只有熟睡的时候抓点紧，把刚刚玩耍弄脏的地板和沙发擦干净，洗洗涮涮，解决掉厨房的锅碗和洗衣机里的衣服。还没干完，孩子就醒了，一切又变得乱糟糟。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重复，没有止境，“没有干不到的，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活。”

夏飞在客户家清扫

夏飞的丈夫在饭店当厨师，一个月能挣个七八千。也因为这样，他顾及不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理解不了一个家庭主妇，能有啥可忙？夏飞没有工作那几年，有时候丈夫上一天班，累了烦了，跟夏飞说话也带刺。她暗暗想，“要是自己不上班，总花他的工资的话，讲话也不太气势。”“不管挣多挣少，自己挣钱，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总在家里待着，靠人家养，自己也感觉不太现实。”熬到孩子上了幼儿园，为着这点家庭话语权，夏飞也要出去上班。

零工群体中，有一批像夏飞这样的人。他们处在一个平平常常的位置，只能顺着时代漂流。他们手里不握有自己的命运，无论在生活还是职场里，常常是那个“被选择”的人。

老阮57岁了，这大半辈子，他打过不少工。20多岁的时候，他在广州的小巴公司上班，管着一批售票员。干了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他回到江门，辗转各个水龙头厂，空调批发商行的仓库，建筑公司的仓库，还在技校当保安，去建筑设计院做司机。后来，设计院要搬迁，老阮被留在了江门。又过了几年，设计院也倒闭了。

老阮上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工厂里看仓库，干了两年多。这些年，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少，于是工厂也越来越少。老板要裁人，让老阮在家里待岗三个月，工资从每个月5000多块降到1000多块，是江门的最低工资。

“没办法，他叫我待岗，就这1000多，还要养女儿。（这是）逼着你离职了。”老阮重重叹了口气。女儿现在在读大三，一年学费一万多，加上吃穿用度，家里处处都要用钱。就算毕业了，短期内能不能找到工作也很难说。“我这个人，做啥工都没问题。车间里也能做，去仓库也能做，做管理也能做。但是人家给不给这个机会？你现在到这个年纪，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想，只能随便找个工作，等退休算了，没得你选。”

刘闯也是那个在命运里颠沛流离的人。2004年，他刚刚从学校毕业，就进了首钢，负责维修工业设备。“说简单点，就是说哪块坏了，给我们图纸我们就干。”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拿到了好的人生剧本，拿着3000多块钱工资，在唐山也算是不错。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工资一下子就掉到了1000多。朋友劝他，忍过这几个月就好了。结果几个月过去，有一段涨回两千五，没多久又降到1000多。刘闯不干了。

那些年，唐山遍地工厂，满天都是烟囱。刘闯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闯荡在这些钢铁厂、机械厂中间。时代的寒风确切地吹到刘闯身上，“干着不行了就撤，换地儿。”刘闯自嘲地笑起来，“我干黄了好几家企业。”

2023年底，最后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也黄了。没事干，休息了一段时间。有朋友介绍刘闯去做清洗油烟机的工作，他想总待着也不行，没多想就去了。但这行也在肉眼可见地变“卷”，第一年冬天，找他清洗地暖的人特别多。到了第二年，下降了三分之一。他想，也许是因为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又寻思，也许是“可花可不花的，就先不花了”。他搞不清。

没活干的时候，他也没想过去劳务市场转转。以前在一个快销公司当调度员的时候，有一回要从13米的大卡车上卸货，他去一个劳务市场找装卸工。站在那儿，周围人就呼啦啦地拥上来：“要啥？”“干啥？”所有人都想挤过前面人的头顶，向刘闯扑过来。那种对生存的强烈欲望让刘闯产生了一种负罪，“不知道怎么的，不知道怎么要人了。感觉我选他没选他，好像有那种错误似的。”后来他自己没工作的时候，也不愿意上劳务市场，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们那样，“尊严很低”。

刘闯在清洁空调

腾讯出行服务团队产品经理安然曾去广州花都狮岭镇调研，那里聚集了差不多8万家箱包工厂和个体户。在走访了零工劳务市场和用工企业之后，他们发现临时用工需求很大，但线下招工困难，效率低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每天凌晨4点就有一群老人在马路边“趴活儿”，有时苦等一天也没有收入。“可能有一天我也要去做类似的事情，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关注他们的需求，希望能做点什么帮到他们。”安然想。

调研回来后，他们开始筹划“附近的工作”产品功能，做了很多研究，从各地政府关于灵活用工的政策，到市场调查报告，再到行业现状。2024年10月，“附近的工作”第一个试点的就是广东江门。现在，他们提供的服务已经覆盖广东江门、河北唐山、江西九江、广东深圳、北京朝阳等多地，帮助两万多用户达成了求职意向对接。

转机

去年9月份，老阮从仓库辞了工。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江门口音，也不太会用互联网，他没什么门路。出去大街上转，发现路边贴的招工广告要么是假的，要么早就过期了。打电话过去，大部分无法接通。年轻的时候靠熟人介绍工作，现在也越来越行不通了。他拿一家电视机厂举例，招聘年龄最大限制是45岁，“50多岁不要，能做都没用。”这是很多工厂的普遍状况。老阮有点酸酸地感慨，大学生都不想进厂打螺钉，不然哪有进不了的？

这么大年纪没工作，还被家里人念叨“你怎么这样”，老阮心里很烦。那一天，他想去工厂碰碰运气，偶然路过江门驿站，看见那里贴着招工信息，死马当活马医，走进去报了个名。没想到，一个电话打过去，一个近60岁，以为自己已经被市场淘汰的人，得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老阮身高一米七，体重160斤，身体素质很不错。“我没那么老，”他说，“好多人都说看上去40多岁，所以我一面试，他就要了。”

在驿站报名之后，老阮就被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有驿站的工作人员，大家都管她叫“好姐姐”。“好姐姐”每天都会搜集很多招工信息发到群里，提供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电话大多可以直接打到工厂里，方便不少。后来，工作人员通过与腾讯“附近的工作”合作的广东邮政“邮薪领”平台，为他推荐了几份保安工作。

像老阮这样劳动能力还很强的大龄打工者，被称为“活力老人”。他们尚未退休，也还担负着养家的职责，但工作一天比一天更少，他们需要就业的机会。老阮对这份保安工作很满意。每个月赚的钱刚够女儿的伙食费，他自己在单位里吃饭堂，每顿只要一块五，两个肉，一个蔬菜，汤，还有米饭和水果。不过，他还在线上平台上伺机而动，希望能蹲守到更好的工作。

决定上班之后，夏飞在就业市场跌跌撞撞了很久。一个没怎么工作过的家庭主妇，能选择的工作寥寥。刷了几天招聘网站，夏飞发现上面大多数岗位是办公室文员、销售什么的。坐办公室要坐一天，但幼儿园下午三点就放学，孩子没人接。做销售吧，她又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的人。后来终于得到一个饭店服务员的面试机会，一坦陈家里的情况，老板明面上不说什么，只客气地表示“回去等消息吧”。她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也跟着亲戚跑过保险业务。干了一个月，没干出业绩。孩子太小，工作这事又搁置了。

孩子从小班升到大班，两年过去，夏飞终于找到第一份长期工作，在酒店里干前台收银。上24小时，歇24小时，夜里两个人倒班。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腰椎、颈椎都出了毛病。去家电公司做售后算是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办公楼不说有多气派，但是也挺干净整洁。外面那么冷，屋里刚一进来就是热的。”不愉悦，但高低算是“坐办公室的”，她想，先干吧。后来她也尝试过全职保洁。

“像电视剧上演的那种，又是职业女性，又能照顾到家庭，真的很难做到，都得舍弃一头。”夏飞说，工作以后，孩子老是一个人去吃小饭桌，她时时感到亏欠。

但现在，在夏飞的生活天平上，做兼职保洁成为一个相对合适的选择。从前她觉得，一个家庭主妇的“成功”，就是生活过得去，老人身体健康，孩子也听话懂事，平平淡淡的。现在，她每天线上接单，空出中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孩子买菜、做饭。除了照顾家庭，也有了想在事业上做出些成绩的念头，“有一点自己的小事业，经济来源不断，也算成功的一种。”她说。

夏飞在线上接单

灵活就业已经是一种不可或缺，也无法避免的就业形态，但兼职者在职场里仍然没有保障，如同裸身穿过荆棘。“有活hopped”是腾讯“附近的工作”在唐山等地的合作伙伴，他们帮助接入了不少地方的工作资源。“有活hopped”运营副总经理张小红说，“传统意义上的招聘平台，不管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线下招聘会，绝大部分还是在解决全职招聘的需求。一些平台也提供了很多兼职岗位，但上面的信息参差不齐。有些平台把有吸引力的兼职岗位当作钩子，用户到了线下之后，实际上要再去交信息服务费或报名费。”

重要的是要确保兼职者能拿到钱。他们把整个任务流程“在线化”，从兼职者找单、接单，开始服务、结束服务到收到明确定价的报酬，全流程都不脱离平台操作。企业有用工的需求，要在小程序上完成准入，开户、充值。发布任务的时候，钱已经到了平台的账户，由平台向兼职者结算，当天就能到账。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被黑心的雇主克扣或拖欠工钱。

让更多人有选择权

做保洁身体上劳累，但是精神上是放松的。现在的夏飞已经练出了肌肉记忆，看一眼屋子就能演算出该使用什么工具，该从哪里开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何使用速度、力量、技巧——夏飞使用这些词，将保洁工作描述得像某种竞技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开始掌握这些“超能力”。

当了保洁以后，她慢慢构建出一个舒适区，那里面只有自己——她没遇见过不讲理的雇主。他们常常是忙自己的事，不会盯得她心里发毛。碰上沙发这些一个人搬不动的物件，雇主也帮着一起搬。她有点社恐，也不爱说话，只想埋头干活。所以她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没有冲突和投诉，也没有孩子的啼哭，她只听见抹布擦干净玻璃、清洁剂冒泡泡的声音，这让她放松。

夏飞在客户家清扫

“我知道我是新干的，所以都干一些小活。刚开始都是能干到位的，尽量都给他干到位。省时间或者啥的，那东西都不太考虑。”因为身上有股倔犟的认真，珍惜所有的机会，几个月过去，她攒起来些老客户，一天怎么也能接上一两单。保洁活儿干完了，她也没事刷刷“附近的工作”，找找地址核验、线上审核的兼职。这些工作很简单，比如为平台核验一些企业是否有实际办公地，拍个照片上传。审核招聘内容是否合法合规、有没有歧视性内容。一单五六块钱，不多。但每天顺道做几单，也能挣点买菜钱。“家里的活干够了、干烦了，出去工作反而是轻松的。”夏飞说。

最重要的是，她有了自己的收入，虽然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元，但也不用手心朝上跟丈夫要钱，忍受他的奚落了。“现在我自己挣工资，想买什么都可以随便买。”

“它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宝妈、学生还是马路零工，你会觉得能够实实在在去解决他们的一些就业上的困难，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站在平台的角度，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一类型的求职者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张小红说。

有了腾讯“附近的工作”搭把手后，刘闯多了一条找活的新路子–通过“附近的工作”在“有活hopped”平台找活。他是个热心人，在客户家清洗油烟机的时候，时不时总碰上干保洁的同行。有的人年纪大了，不太会操作手机。“他们说不好找活，我就说试试这个，上面有活。”他教他们怎么注册、怎么登录，怎么学习平台规范，“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都会了。”

刘闯在分享他线上找活经验

过完年，家电清洗行业进入淡季，刘闯最近正为没活儿的事烦躁不安。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他不能休息太久。好在这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一天晚上，他拿着手机刷腾讯“附近的工作”，地址核实，就是拍一个公司的门头，这也是活，但钱少。兼职办公及IT安装，不知道是干啥的。代驾，做饭，收纳整理，日常保洁，墙体打孔，跑腿，一个个滑下来，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语调高高扬起：专业陪诊服务！“这挺好，100块到400块一单。”他又找到一个新路子了，“这可以，我得研究一下。”他说。

今天，缅甸突发7.9级地震，周边的震感都很强烈。云南震撼强烈，甚至西安都有震感。

云南瑞丽隔缅甸很近，人们纷纷跑出建筑躲避地震。

而旁边的泰国，虽然不在震中，但震感也很强烈。我问了在清迈的朋友，他们也说震感强烈。

而离震中一千多公里的曼谷，一座在建的摩天大楼，在地震中摇摇晃晃轰然倒塌。

目前已经造成1死43人失踪。因为是中铁十局承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在里面，为他们祈福。

这种大楼轰然倒塌的场面不是侧翻，而像911时的双子塔，也像爆破拆除大楼这种原地崩塌。

要知道即使512地震时，成都离震中那么近，也没有一座高楼倒塌。

为什么曼谷的楼会倒塌呢？要知道曼谷不在地震带上，地质构造也很稳定。

曼谷所在的中部平原地区主要为较有弹性的粘土层，下面是平均厚度约550米的沉积层，550米之下才是坚硬的岩石。这种地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地震波。

那为什么这样的万佛保佑之地，还会把高楼震塌呢？

倒的这栋楼是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承建商还是中铁十局，去年已经成功封顶。

而目前是在装玻璃幕墙的时候。

没想到，一场发生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会把这座大楼震塌。

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主楼高137米，结构形式为“核心筒+无梁楼板”。核心筒采用滑模施工技术，无梁楼板采用抬模安装工艺，外架采用爬架施工工艺。

2021年美国佛罗里达有个公寓楼塌了就是用无梁楼板。

无梁楼板听起来有点像无良楼板啊，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把板支撑在柱子上，不设置梁，使板面荷载直接由板传递至柱，再由柱传至基础。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空间利用率高，没有横梁，增加室内高度。空间开阔通透，施工简便，美观实用。

缺点就是，对材料的要求比较高，而且没有梁导致延展性比较差。抗震性能较弱。

这一次这栋楼塌，更加大了对无梁楼板设计的担忧。

还有一点，不知道这座大楼的阻尼器有没有安装。阻尼器就是大楼为了抗震和抵御风荷载而安装的。

只不过有的是在主体施工后期安装，有的是在装饰装修前安装，有的是在设备安装阶段安装。

不知道这座大楼这时有没有安装？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是中铁十局的项目。基建狂魔的实力有目共睹，修这样一座大楼应该不至于扛不住一千多公里外的地震。

很多泰国人会质疑工程质量问题，这就要泰国政府去调查了。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还是结构设计的问题。三十层楼不用横梁，核心筒+无梁楼板的设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不过万幸的是这座楼还没有投入使用，要是全部投入使用，里面住满了人办公办事人员，那要是那时候塌，这伤亡可就堪比911了。

这还是距离震中一千多公里的曼谷，不知道震中的情况有多惨烈。缅甸现在很落后，又发生7.9级地震，想想512震中的惨状，还是要为地震灾区的缅甸百姓祈福。

3月28日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将依法对长和公司的港口交易进行审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消息是以国家市监总局接受香港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采访的方式发布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反映出国家市监总局对此前香港《大公报》连续3篇评论文章的“认可”。

由此，虽然合规性审查尚未开始，但人们已经可以明确窥见官方对李嘉诚卖港口交易的态度。

由于目前尚无中国大陆企业公开表达对长和公司港口业务的竞买意向，再考虑到巴拿马方与美国大概率会设法阻挠长和公司把相关港口卖给中国大陆企业，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官方期望的局面：

由李嘉诚的长和公司继续持有相关港口码头，既不卖给美国贝莱德财团，也不卖给其他中资公司。

此次国家市监总局出面表态，表明官方在与长和公司接洽后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因此在犹豫权衡多日后终于下定决心要介入阻止这笔交易。用官方的话来说，这是维护中资公司（长和公司）的权益，避免其被美方霸权打压而不得不出售港口。

鉴于国家市监总局已正式出面，长和公司卖港口的交易实际上已没有转圜余地：

要么，长和公司强行推动交易，这意味着彻底与中国决裂；

要么，长和公司无限期搁置交易，直到与中国监官方达成一致。

很显然，李嘉诚的长和还没有彻底与中国决裂的打算，从理性层面判断也不具备这样的底气。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这笔交易要黄了。

我们不清楚长和公司与贝莱德财团此前协议的具体条款，但涉及如此大笔资金的交易，临时反悔不卖大概率是要触发违约条款，是要赔钱的。

更进一步，由于长和公司持有的巴拿马两个港口当前已经面临巴拿马政府的审查压力，如交易告吹，日子肯定会更加难过，会承受更多更长久的损失。

不过，相比李嘉诚与长和公司所受的经济损失，还有一方所受的影响会更巨大，更深远。

全世界的资本都会由此得出结论：

一家香港公司所受到的政府监管和一家中国大陆公司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作为海岛，香港每年都会经受台风考验

对于自由贸易港香港来说，这将是其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转折。

约113公里长的黄浦江上有18条隧道。代驾赵伟还未能从中找到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转机在一个月前出现。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时至次日清晨5时，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允许电动车试通行。这是上海第一条专门、合规开放给非机动车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员统计，每晚从两岸穿越的电动车数量在1400到1600辆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代驾，剩下是外卖员、地铁维修工、结束加班的职员。他们链接着2487万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断生长的需求。

他们自身朴素的需要，却常常湮没在飞驰之中。当车轮下的路程越来越长，车轮上的人们，始终等待着那条真正看见、接纳他们的通道。

开放前后的隧道浦东入口。 冯蕊 摄

01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厢。在这里，深夜总是静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电动车一辆挨一辆排了数十米长。不时有记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间，举着手机直播、采访。

28岁的骑手陶水排在队伍的首位。当三四个话筒围拢过来，他有种说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个跨江的。”陶水强调，“不罚款的那种。”

去年12月，他在送货时违规穿越复兴东路隧道，被罚了50元，而一笔跨江订单的配送费不到40元钱。这般经历，此前在骑手中是常态。

晚11点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离，信号灯变成绿色。

三十余辆电动车，如同被唤醒的鱼群瞬间涌向入口。口哨一声接一声响起。‍

“慢一点、慢一点！”交警焦急地劝导，“（限速）15公里，都开慢一点啊。”

此刻在浦东入口，刘飞第一个开着电动车进入隧道。“很宽敞、很空旷。”在没有汽车的两条道路上，他尝试放下速度、自由地骑行。

从这周开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来浦东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担心多聊两分钟而错过9点半的末班轮渡。

隧道开通的当晚，根据官方统计，电动车过江由西向东247辆，由东向西242辆。

22:45，开始搭设路障。

22:55，最后一辆出租车通过。

23：00，隧道准时向电动车开启。 冯蕊 摄

消息很快在网络扩散，更多人闻讯赶来。

2月17日，在陆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点前来体验。他打转许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鲜，效率高多了。”他骑小电驴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钟内跨过黄浦江，以往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

3月8日，代驾杜宇跑单后骑到隧道。张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张起来，“是查电动车的吗？”他骑过去轻声询问。

“你可以走。”对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这才松口气。他曾因“违法”感到忧心，只跟着代驾的老师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过几回。

3月22日，管理人员张阳已经熟练地指挥通行。

他紧紧盯着前方，每驶入一辆电动车，都要划动一次计数器。一个多月来，他看着手里的数字从每晚250、500跳动到近800。‍

“对面的情况差不多。”张阳感慨，“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卖和跑代驾的晓得。”

早上5点前，张阳都要守在这里。他的脚边放着一只保温杯，陪他熬过整夜。

17岁的李伟儿每晚骑电动车从学校回家。 冯蕊 摄

管理人员歇息喝水。 冯蕊 摄

02

数字背后的车轮，链接着一座城市的运转。

晚上11点半，地铁检修工人张景刚刚上班。此时在各大地铁站，列车陆续停止运转、回到车库检查。在庞大的设备系统中，每个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张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换掉它们，减小地铁出现故障的概率。15年间，公司的检修网络覆盖到全部517座车站，张景往返过其中近300个站点。

深夜的道路上，同样传递着紧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刚到上海，便成为外卖骑手。一些平台开放了“全城配送”的业务，骑手分为“专送”与“众包”。与“专送”不同，陶水作为众包骑手，没有平台与范围的限制，能够在全市自由抢单。

他送货的距离逐渐从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时长却从60分钟削减到35分钟。保温箱里原先是麻辣烫、螺蛳粉，现在一半空间给了相机、衣服、汽车配件。他经常遇见，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苏州家里，才发现钥匙和身份证遗落在了陆家嘴的办公室。

按照陶水的说法，尽管轮渡停航后，系统不再自动给骑手派发跨江业务，但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订单的形式，出现在“抢单大厅”中。一些单子标注着“商家配送”，实则也是店主寻找骑手服务。

承担风险的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过，深夜跨江的订单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费就能涨到普通单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动抢下了生意。

周五晚上，浦东一家餐厅仍在营业。 冯蕊 摄

在路口等待的代驾。 丁立洁 摄

交际与消费的欲望，也从白昼蔓延至黑夜。

赵伟在四年前干起代驾的兼职。每晚8点，从工厂下班的他换上马甲，开启接单页面。

他在两家平台上切换账号。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经跑了2119单。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对方从不提自己的职业，永远在打电话，谈论“明天去哪应酬”；他曾在深夜12点的农村见证过商业谈判的酒局，在没有路灯的村庄迷失方向，被5只野狗追逐。他看见“酒驾入刑”后，一些公司老板哪怕离家只有两公里，也不敢冒风险侥幸开车；很多时候，他甚至见不到乘客，越来越多人不再亲自去取维修、购买的车辆，赶在夜晚4s店歇业前选择了代驾。

只要赵伟没关页面，系统就会自动匹配订单。在90%的夜晚，他都被算法甩到了黄浦江的对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后的人们挤在延长营业到凌晨的饭店、酒吧。

此时，陆家嘴的灯光并未休止。从事IT行业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点下班，每个月，他总有一两天加班到十点之后。他觉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这是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锅店的职员在晚11点刚刚结束忙碌，准备骑车返回对岸家中。她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一阵暖风吹过，空气中散发出牛油的气味。

23时，隧道浦东入口的商圈逐渐寂静。 冯蕊 摄

03

随着城市越转越快，新的需求出现在规划以外。

张景记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随着轨道交通与桥梁建设，轮渡公司开始出现营收的难题。2015年后，黄浦江上最后一条通宵航线退出历史。

一段时间里，清晨4点下班的张景就蹲在站点外的马路牙子，等到5点半之后第一班地铁开放。后来他决定骑着两轮车通行。

赵伟刚入行时，每晚都有往返于浦东、浦西之间的“夜宵公交”。凌晨两点的那一班上几乎全是代驾，走道里堆满了折叠的电动车。

2022年初，上海修订了公共汽车的乘坐规定，指出代驾车的锂电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隐患。公交司机不再允许代驾携带电动车搭乘。

从那之后，赵伟看见灰色营运的“打捞车”出现。一过凌晨，在浦东外环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钟、二十分钟有一辆“金杯”“全顺”品牌的面包车经过。瞄到代驾师傅，车主摇下车窗喊道：“要去哪里啊？一人只要25到30。”

车上的座位已经拆除，车厢后半段安装了铁架放置电动车。最拥挤的时候，赵伟和所有人贴在一起，不敢动一下脚尖。尽管如此，经过彻夜工作，许多人都能站在这里睡上好觉。

这些车辆往往出没在陆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车拉满人要一到两个小时。等到四、五点天色渐亮，它们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这座城市，留给电动车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条轮渡路线和3座大桥。

夜晚在杨家渡渡口的船上，有许多等待过江的电动车。 冯蕊 摄

有几回，加班后的余崇光骑到杨家渡渡口时，22时30分的末班船已经开走。他只得把电动车留在公司打车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桥路渡口，一位刚下班的职员骑行5公里，赶上了23时40分，黄浦江上最后一班渡船。他的电动车只剩下1%的电量。下船的地点离家还有5公里，他不敢把电动车仍在原地，半小时后，他加价到60元，等来一辆货拉拉。

深夜配送时，系统给陶水的时长仍然按照轮渡计算，不会向顾客收取骑手绕路的费用。陶水考虑，有“超时”和“差评”的出现，他会被扣分、扣款；而通过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钟。

他计算过，违规穿越隧道，被罚的概率只有5%，这些单子的收入远远抵消了这笔罚金。

在一些代驾平台上，赵伟直到坐上对方的汽车，才能看到终点。在“客户至上”的规则里，他很难有拒绝的权利：代驾主动取消订单，会被平台判定为“有责销单”，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驾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账号自动取缔。

他试过当面向客户请求。“老板您好，”他顿了顿，放低语气，“我是兼职做代驾的，第二天要上班，这个时间到浦东，我是回不去的。”

有时对面会爽朗地按下撤销。另一些时候，对方直接拒绝，或是醉酒发了脾气。赵伟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接着跑单。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东市区时，已是凌晨时分。

最早一班轮渡将在5点开放，三座大桥距离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开着导航往家的方向骑，隧道成了必经的跨江路径。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段。 冯蕊 摄

04

当时离赵伟最近的便是复兴东路隧道。抵达入口时，他犹豫了许久。

赵伟明白，隧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其实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在国家的安全规范里，长度大于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个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发生安全事故。

何况隧道下坡铺着凹凸不平的减速带，还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仅仅两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辆代驾车的轮子。代驾电动车比一般的电动车要轻，一旦车轮陷入，车上的人几乎都会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骑车入隧”成了无奈的决定。

赵伟打开头盔上的爆闪灯，能够在黑暗中提醒汽车避让。隧道下层有条废弃的摩托车道，他紧贴着最右侧的路沿向前骑行。

骑到中途时，赵伟突然感受到一阵大风扑来，吹得电动车身剧烈摇晃。有辆汽车正从他一米外的距离驶过。

“嘟——”听到汽车的喇叭声，赵伟越来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码，恨不得立刻驶离出口。

事后他对自己的冒险后悔不已。代驾平台有专门负责司机管理的部门，出了安全事故，会有司机拍摄视频、照片发在部门群聊里。

他时常看见，群里有骑电动车摔成骨折、受伤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时发生的事故。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种事情哪天会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

在路口等待隧道开启的电动车。 冯蕊 摄

何况在他的行业，“出事”更意味着失业的风险。

赵伟看到，不少代驾在平台上报事故、申请保险。没过多久，账号被封禁、管控。事故严重的人，容易背着“不安全”的标记，很难再重新步入这行。

他们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发生。赵伟每次摔跤后，就去卫生中心买药回来擦下伤口。撞到其他车，他会自己掏些钱赔偿。他从没联系过司管部门，在手机里设好提醒事项，“今天一定要戴护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说，“我把手机定位在你的手机录入一下吧。”

赵伟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去往城市的哪个角落。“我害怕出事，没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担心，他变了语气，“开玩笑的”。

杜宇同样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视频。他曾经在通过减速带时，差一点就摔了跤。回想起来，他始终感到不安。

他开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抢顺风车的单子通过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块钱，后半夜不到十元。

两三个月后，他“真的不舍得”花这笔钱，下定决心，“骑吧，只能骑。”他骑了20公里绕到最早开放的渡口，等着4:40第一班船。这样一来，下船后他还能骑到热闹的市区继续接单。

后来他发现，每天0点到3点之间，许多隧道要养护，这时会有一条车道封起来，摆上反光筒、反光锥。遇见代驾经过，作业的工人往往靠在一边，让出一条路来。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时撞见了交管人员。

杜宇感到害怕，他听说过有深夜执法抓到了代驾，罚款从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员朝他喊了一声。紧接着补充，“注意安全！”他劝道，穿越隧道很危险，下次不要这样了。

“好。”杜宇舒了口气。

23时后，路障的一部分打开。 丁立洁 摄

05

在更长的人生里，赵伟也在等待路的出现。

16岁前，他在大山里长大，愿望是成为军人。当时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写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没过一礼拜，却被抹掉替换成了“张伟”。他第一次觉得看不到未来，从大山跑了出来。

17岁的大年三十，他坐着火车来到上海，那节车厢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车工厂上班，认识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儿无法就读上海的初中，妻子辞职陪她回老家念书。他又成了一个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间，赵伟时常感到孤独，还有一种越发沉重的担子。他想让时间走得更快。

有一天，赵伟在抖音上刷到代驾的视频。看到行业正值鼎盛时期，他想要试试。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充满干劲。每个晚上，只要出去跑单都会有两三百元的收入，一个月挣的钱。刚好能抵上孩子的开销。

但变化逐渐在行业发生。赵伟居住的镇里，代驾数量从40、50增长到200多个。好几个晚上他出去等单，最后面对着页面里“0”的数字。

赵伟却不敢停下车轮。他说，每天一睁开眼，总会想怎么样才能多赚一点。他说，手头上有点积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轮渡上的人们与甲板外的城市。 冯蕊 摄

与赵伟不同，陶水曾觉得生活有很多条路。

高考失败后，他从老家徐州去广东谋生。有商家做活动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铺了张垫子，睡了整整两晚。

后来他数不清自己干过哪些活，有搬运工、保安、群演，还卖过手机壳。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仓库，企图抓住电商的风口，结果没挣三个月的钱就欠了一身债。他去剪了头，来上海“从头开始”。

刚到城市时，他从火车站、陆家嘴一路骑到了迪士尼，又到兰州、武汉各地打转。这份没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让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钱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干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医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没有单位缴纳的保险，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检查。

治疗与饮食的限制，让陶水周游各地的旅行计划搁浅，他从医院回家后，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仍然需要那丝微小的保障。

然而，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显现。

杜宇说，大家没有公开表达过通行的需求。“我们去说的话，是不会有人受理的。”他笃定，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爱反映问题。“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会被当作一个负面的典型处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账号，把生活中没有说出的苦恼、控诉放在了网络上。粉丝很快就涨到1万。

这和他在横店做群演时的感受完全不同，当时他演了一个路人甲，走来走去、没有一句台词，“没人看见、记得这个角色。”陶水说，自己始终没有忘记。

开放前后的隧道出口，多了路障的维护。 冯蕊 摄

06

直到转机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

今年2月，杜宇无意间刷到新闻，“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将开放电动车通行。”

他第一反应是，“假新闻吧？”此前他听过类似的风声，那是一条有着上下两层的隧道。他去入口看过许多次，双层都还是汽车在飞驰。

真正到了现场，他有一种“安心”的感受。

隧道开放以来，他已经骑行了十多次。比起其他隧道，这里的上层坡度要更缓一些，长度比下层短了一千米左右。

他惊讶地发现，在隧道的浦西出口，绿化带的一段被打开放上黄色的隔离栏，改造成一条非机动车道。交警值守在那里看护着最后一段红绿灯。

杜宇和陶水坦承，在这条隧道以外，城市里仍有许多被阻断的跨江通道等待打通。“隧道承接的主要是右半边的区域，其余地方还是打断的。尤其在浦江镇、周浦那一块儿，有许多跨江的需求。”杜宇说。

信号灯随着隧道开启发生改变。 丁立洁 摄

但看见才能成为改变的起点。

在家休息时，陶水接受到平台的入职邀请，这是一个有社保的配送岗位。

陶水犹豫后选择了拒绝，他已经习惯问自己，下一站要去哪里。在做出选择以前，他又奔忙起来。“像我们这种人，一天工作五个小时算是很长的休息。”

赵伟开始思考人生新的可能。他说，在车轮上，他看到了一个流水线以外更大的世界。

去年底，有客户在下车时突然问他，“能不能留个电话？”他说自己是做产品的，赵伟性格随和，和人沟通起来很舒服，“我需要这样的业务人员。”

赵伟也有顾虑，变化对37岁的他而言“没那么容易”。他还想再干一段时间的代驾。深夜的骑行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现实的焦虑被抛在脑后，他仿佛又回到了大山里那段自由、年轻的时光。

杜宇仍然记得六年前的决定。一个朋友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干了四年外卖，从早到晚跑，终于攒钱买了房子。和杜宇在短视频里看到的财富神话不同，那是一段普通人坚持下来得到回报的故事。

杜宇却因此受到触动，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在越转越快的世界里，他始终相信那些最笨拙却最踏实的通道。他想继续骑下去。

(文中受访者除赵伟外均为化名）

急了

此刻，我刚从东航的航班上走下来。虽然是来南京带队美食之旅这么开心的事，但乘坐MU航班，心情还是很复杂的。

不，我并不格外担心东航的航班安全性，一点儿也没有担心，要不然我这么怕死不可能拿自己小命来冒险。在我看来，虽然这家航司的飞机出过惨重的事故，但我“大体上”知道事故原因，不是来自体系或流程方面的风险，那就不需要额外的担心。

然而，因为没有详实可靠的调查结论，我终究是不能确认的。由此，每一位将旅程和生命托付给东航的乘客也同样无法真正的安心。

3月21日，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着，每年快到时间了都会留意着有没有调查报告发出来。前年，去年，都等到了一份虽然敷衍但至少正式的通报。

这也是航空事故调查的国际标准和中国法规要求：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规定，航空事故调查必须尽量在12个月之内发布最终报告，如果不能在12个月之内完成，必须在每个事发周年日发布一份临时声明。

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有同样的要求，对于未能形成最终报告的航空事故，应当在事件周年日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情况。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不管是查不出来还是查出来了不想公开，你至少每年都要介绍一下进展，敷衍一下公众和受害者家属。

敷衍一下，非常重要。这意味着虽然你因为种种原因不想公开或者不能公开调查结论，但起码还是守规矩的，是有底线的，意味着上百个受害者家庭没有被彻底遗忘，没有被完全忽视。

如果连敷衍一下都不愿意，装都不装了，那就真是摆明了要耍赖。

对于民航这样在万米高空承载亿万旅客生命的系统来说，容许耍赖，是要出大问题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发布真相，是对家属的告慰，是对法规的尊重，更是重建公众对民航信心的唯一途径。

中国版《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