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网络，“走出去”战略不仅重塑了企业的发展版图，更为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开辟了新路径。在关税壁垒、贸易争端等国际经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社会变革与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正经历深刻重构。
ESG理念的演进，恰似不断上涨的“水位线”——国际规则的重构与监管政策的收紧是其推力，投资机构的价值导向、领先企业的实践探索是其助力，而社会组织凭借柔性治理的独特优势，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此，本期特别对话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名誉理事长、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浩明。他是《国际民间组织合作实务和管理》一书的作者。
今年正值《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2015年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中国至少有50家民间组织参加了此次大会，其中由黄浩明领导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民促会）成为核心行动主体之一。作为中国民间气候外交的重要代表，黄浩明在大会现场发布并宣读中国民间组织致巴黎气候大会立场书，并将文件正式递交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这一举措，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组织从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向“建设性参与者”的角色转型。
比较视野：全球社会组织的治理图谱
在全球化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当下，社会组织作为连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柔性力量，其国际参与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模式分野。全球社会组织的多元模式，本质是不同治理哲学与发展阶段的投射。结合黄浩明的分析及实践，可从以下维度解析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与竞争优势。
欧盟的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以“规则引领+多元共治”为特色。欧盟通过《欧洲发展共识》确立“民间社会赋能”原则，要求受援国开放社会组织注册通道，推动本地NGO参与政策制定。其对外援助主要由政府出资，邀请民间组织执行项目。这种模式虽然规范，但程序复杂。
从数量和影响力来看，美国社会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占据显著优势，拥有超过一千家组织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获得咨商地位。美国的对外援助分为民间援助、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然而，这种模式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另外，募捐是美国社会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日本社会组织的国际参与，则随着民间救援组织在灾害应对中表现愈加出色，日本开始推行“官民协作（PPP）”模式。其实，日本的对外援助聚焦精细化的技术转移，如向东南亚输出农业和防灾技术，以“去政治化”的特点在受援国收获较高好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进程显著加速，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形成五大差异化竞争优势，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注重平等、强调实效的东方智慧，构建起有别于西方的特色实践路径：
特色1：平等协作的伙伴关系定位，“不是听从、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援助思维”，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以中间位的角色促进对话；
特色2：文化叙事的柔性传递策略，在国际舞台上往往会通过讲述“小而美力量”的项目，向世界传递中国故事；
特色3：需求驱动的精准项目设计，中国通常会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来设计项目，而非单方面主导；
特色4：技术赋能的共赢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组织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多方的实际成果。以中尼合作项目为例，中国社会组织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帮助尼泊尔当地开展高山茶叶种植，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由于中国社会组织在农业技术和中医等领域有独特优势，通过这些成熟的“技术名片”，为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不过，中国社会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ESG等国际事务中的参与仍面临挑战。黄浩明指出，从渠道数量看，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组织数量相比美国明显较少，在联合国拥有咨商地位的中国社会组织（含港澳台地区）仅105家。此外，专业性不足也是突出问题，在国际规则制定、跨文化沟通、项目管理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间。这需要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深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等方式，全面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参与能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破局很难，学会磨合”
在“走出去”的进程中，中国企业与社会组织面临的共性挑战之一是难以规避的海外政治风险。
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尽管《巴黎协定》推动了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但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多边平台的发声仍需突破西方舆论的选择性偏见。在此背景下，边会成为关键载体——民促会等组织通过在大会期间举办中欧、中非双边交流活动，以2-3小时的精准策划，向国际社会呈现中国环保NGO在政策倡导、社区减排等领域的实践经验，成为连接各国学者、媒体与科学家的桥梁，有效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行动的认知偏差。
对此，黄浩明强调，政治风险的客观存在要求中国社会组织强化“民心相通”的底层逻辑：“不能依赖短期博弈，而要通过G20、金砖国家、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以及与具体国家的双边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民间协作网络。”他特别指出，一对一的深度沟通往往比群体动员更易建立信任。另外，可以通过智库的中立研究与长期主义视角，为国际合作提供政策缓冲带——智库可凭借专业分析，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转化为技术化解决方案，减少政治语境下的对抗性。
图片来源：《公益类社会组织国际化进展与合作模式的未来走向》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区域合作成为破局重点。黄浩明建议，聚焦“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性议题（如东南亚灾害应急、非洲农业技术转移），通过“小而美”项目积累信任，逐步构建抗风险的合作网络。数据显示，这一策略已显现成效：2016年，黄浩明预测“2024年或有100家社会组织走出去”时，当年出海机构不足10家；而2019-2023年，仅基金会领域就有456家机构在海外实施1580个公益项目，科技类国际民间组织更达927个（中国科协2024年数据），远超早期预期。
数据来源：受访者收集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网络资料
从实践领域看，中国社会组织正从单一援助向立体化赋能转型。以教育领域为例，已从单纯的物资捐赠（如书包文具）转为“学术合作、基础教育、能力建设”的复合模式——既与海外高校共建实验室，也为偏远地区儿童提供心理辅导与应急防护培训。医疗健康领域则将诊疗服务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结合，如在非洲国家援建乡村诊所的同时，开展医护人员培训与疫病防控知识库建设。应急救援项目更突破“灾后响应”局限，通过提前与当地社区共建灾害预警机制，实现从“被动救助”到“主动防灾”的转变。
平衡之道：用中国智慧塑造全球形象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当下——作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7年居全球第一，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需直面与欧美同行不同的生态环境。
欧美社会组织善于利用媒体影响力，将社会议题转化为公众关注焦点，并塑造公众的价值认同。黄浩明分享了一个三十多年前留学时课堂上同学们一同讨论的议题。1990年代，绿色和平发现东太平洋金枪鱼捕捞中“围网捕金枪鱼误杀海豚”的问题，通过航拍纪录片展现海豚血染渔网的画面，在媒体发起“拒绝购买伤害海豚的金枪鱼”运动。公众压力迫使亨氏、沃尔玛等企业承诺采购“海豚友好型金枪鱼”，最终推动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修订。这种通过媒体制造议题、引导公众行动的模式，成为欧美社会组织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生态具有独特性。一方面，许多社会组织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在项目开展和资金来源上与政府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在国际场合发声时，需要兼顾国家形象与组织自主性。这种特点与中国文化“中庸”“平衡”的理念相契合，既避免过度激进的表达方式，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找到合适的参与方式。
2000年，民促会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决定将“环境保护”纳入机构宗旨，这一决策源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入理解。黄浩明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影响人类健康，还会引发社会结构变化。例如，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女性承担更多农耕工作，极端气候导致的收成问题会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因此，气候变化治理是一项涉及生态、经济、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也需要寻找一种更加平衡的解决之道。
价值共创设想：企业+社会组织+ESG
亚当·斯密曾提出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会促进社会利益”的观点，其核心在于市场机制对个体自利行为的自动调节作用。然而，这一理论在全球化治理中面临“市场失灵”挑战，如环境外部性、社会分配失衡等问题。奥斯特罗姆在《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中进一步指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破解公共事务困境的关键路径。现代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则通过制度设计，将企业自利目标与社会利益进行结构性绑定，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共创”，促使政府、社会组织、投资者等主体，从外部监督者转化为价值共创者。
不过，在中资企业出海浪潮中，不同类型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与推动ESG实践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央国企依托资源整合能力与政策执行力，构建了“本土化+社区化”的治理模式。以中国石化为例，其积极推动员工本土化，超半数员工来自业务所在国，并与海外基金会合作援助发展中国家，赋予当地雇员权益。在管理模式上，往往进行“园区+社区”联动机制，将企业发展与社区稳定有机结合，发挥合资模式下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民营企业受限于ESG认知不足、国际化专业人才匮乏等因素，在海外社会责任实践中存在明显差距。
谈及中企出海的ESG能力提升，黄浩明认为有五个维度：重塑社会组织认知，重视其在政策研究、跨文化沟通等领域的专业价值；寻求共赢合作模式，探索公益先行和数据反哺的模式；激发员工社会责任参与，通过员工捐赠、企业配捐的形式激发活力；挖掘社会价值内涵，将减贫、环保等项目与企业品牌建设深度绑定；优化企业运营与风险应对，借助社会组织的在地网络提升企业对国际政策变化、社区矛盾的预判与化解能力。
黄浩明建议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和企业一同搭建四个共同体，推动中资企业可持续发展。利益共同体：锚定ESG价值创造，整合行业资源实现互利共赢；责任共同体：知识共享与风险预警，将海外项目中的劳资纠纷处理、环保政策适配等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方法论；合作伙伴共同体：专业赋能与法律保障，以责任为导向，联合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完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安全保护共同体：立体化风险防控，依托“园区+社区”模式，构建涵盖民生保障与风险预警的立体化安全防线。
在能力建设上，黄浩明认为可以通过下述治理框架，推动形成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生态体系。包括：通过分类管理实现企业业务领域与社会组织专业优势的精准匹配；以试点项目为基础建立互信机制，夯实长期协作的信任基石；共创合作模式，探索资源互补、优势叠加的创新路径；构建利益共享机制以保障各方持续投入，并将ESG理念融入合作全流程；借助媒体传播放大实践成果，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国际形象。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当国际规则在博弈中重构，气候危机倒逼发展模式转型，唯有以开放系统接纳变化。创新的治理框架，其实本质是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超越——从单一政府、企业的慈善捐赠转向多元主体的制度性协同。
应对人类社会日益严峻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具备在开放系统中“渐进调适”的改革思维与适应能力，培育出具有可持续生命力的全球商业与人类文明。
参考资料：
1.李彦冰. 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家形象传播.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34. 02 (2012): 70-72.
2.《中国慈善家》，黄浩明：社会组织如何走向国际化，2015年5月
3.《公益研究》，黄浩明，公益类社会组织国际化进展与合作模式的未来走向，2025年1月
4. 中国科协2023年度统计简报，2024年11月29日
5.《人民日报》，中国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4年10月17日
6. 奥斯特罗姆. 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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