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981首长健康工程”的目标说出来了？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阅兵开始前，习近平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右侧与左侧，三人历史性同框，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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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人并肩走向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时，有网民注意到在外媒的直播中普京同习近平谈起了“寿命话题”。画面显示，普京对习近平说：“再过几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地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习近平则回应道：“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将来可以活到150岁。”

最初，这段两人公开讨论器官移植的内容被转发到推特平台时，大量疑似网评员的账号声称这是由AI生成的“伪造视频”，指控其为境外反华势力的恶意攻击。之后，有网友通过对照 BBC、ABC、凤凰卫视、ANN、CNA、CGTN等多家媒体的视频进行了交叉验证，确认这确实是普、习两人的真实对谈。

ABC推特频道专门截取了这段内容

多个视频来源显示了这番对话的存在：

• BBC｜中國抗戰勝利80週年閱兵　習近平普京金正恩同台亮相 （约3:40）
• CNA｜China’s 2025 Victory Day military parade to mark 80th anniversary of end of WWII （约15:45）
• 凤凰卫视｜習近平、普京、金正恩，中俄朝三國領導人齊登天安門！中國新一代武器集中亮相 （约54:37）
• ABC中文｜普京与习近平谈“长生不老”（完整片段）

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的直播中也出现了这部分内容：（约2:06:36） 注：官方已将视频设为了私享。

（2025.9.4更新）彭博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该话题似乎由习近平发起，他提到“以前，人们很少能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了你还是个孩子。”

（2025.9.4更新）彭博社已对此事进行了报道《Xi Muses on Living to 150 in Hot-Mic Moment With Putin, Kim》

有网友指出，习近平在回应中提到的“可以活到150岁”或指的是“981首长健康工程”，这显示出他对类似的医疗保障服务非常熟悉。据2019年公开的资料显示，该工程是301医院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专设的高端医疗服务（又称为“首长医疗保健体系”），于2005年正式启动，整合了最为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其五大核心任务包括：防癌、防猝死、慢病管理、抗衰老和性腺维护。工程的目标直白且明确——延长中共领导人的寿命至1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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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真不真，全看车企的良心。

脖子哥已经算不清，这是我第几次出来吐槽车企的逆天营销了。

但或许是因为现在竞争的压力太大，车企们的营销部门总能想出更加逆天的 “ 新想法 ” ，刷新人们对于车圈营销的认知下限。

而在风阻系数、碰撞测试、续航能耗、智驾能力都被玩坏了以后，原本应该最能客观反映一台车的市场表现、表示人们对一台新车喜好程度的订单量，现在也彻底变成车企们营销 play 的一环，失去本应具备的参考价值了。

事情的导火索，是前几天资深汽车媒体人吴佩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说某家新车 “ 小订破万 ” 的成绩其实早在发布前的几个月就内定了，上市以后发出来就是为了哄领导开心。

这里说的小订，指的其实就是新车发布以后用户先付的一部分订金，大概在 2~5 千左右。交了这个钱就相当于通知了车企你想买车，如果后悔了也可以随时找车企退回来。

微博一发，随即引发了各种讨论。

毕竟按他的意思，某车企的小订成绩不错压根就不是卖得好，而是为了在领导面前显摆，搁老早就定好的一个营销动作啊！

到底是哪家车企能未卜先知的就知道新车的订单量？而且最近发布的新车这么多，也几乎都发了自己的订单成绩海报，它们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点水分呢？

我的答案是，作为一个无法证伪的数据，车企们的大定和小订数量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黑盒。

数据真不真，全看车企的良心。

而在连续 N 年围绕销量做宣传之后，确实也有不少厂家为了撑起面子，而在里子搞小动作了。

是的没错，销量营销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新概念，而是市场营销里头一个非常老套但却十分吃香的招数。

毕竟如今大伙都信奉买的人越多就是产品越好，一个亮眼的销量数据，可能比车上的各种配置更能给人下单的信心。

其实早在燃油车时代，车企们就已经开始美化销量数字了。区别在于当年的销量营销方式其实非常朴素，就是逼着 4S 店们多卖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车企们会给 4S 店们设立各自的年度销量目标。达到了，后者就可以获得数额可观的现金奖励，反之则一毛钱没有。

这也是为啥直到现在，年底的时候各种合资品牌也还是各种优惠一起来。因为即便是卖车的时候亏点，也能马上靠着厂家的返利回血。

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刷销量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力度很大的促销。人们拿到的优惠是实打实的，车也是真实卖出去的，虽然也催生出了很多别的问题（ 比如经销商资金链承压最终跑路等 ），但也远说不上销量 “ 作假 ”。

可从第二波冲销量的趋势开始，有些心思不正的车企们就开始往数据的真实性上动手脚了。

从 2023 年开始，咱们停止了对于新能源车企造车的补贴政策。原本车企每造一台绿牌车就能获得 4000~12600 元的现金补贴，停补后这部分的车企们就得自己承担了。

对于一块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的新势力车企们来说，这完全可以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车企选择了涨价来平摊成本，但也有一小部分车企想出了一个歪路子，那就是在补贴结束前尽可能多的把车子造出来、上牌，薅补贴的羊毛。

于是他们先用自己的员工或者供应商企业们的购车指标，把车子先过户到他们的名下，假装是已经卖出去的。再用更低的价格和一些优惠政策吸引用户，等有真的消费者下单再配合过户。

这种行为一多，自然就会让车企的 “ 销量 ” 变得非常逆天。不信大伙可以回去看看 2022 年的销量，很多车企的数据其实都高的不太正常。

而这种思路延续到现在，就变成了大伙很熟悉的、很多车企都在用的刷量套路：

零公里二手车。

如果大伙能看到有品牌是月度的销量一直很高，但是二手车商或者展厅里头还有很多准新二手车在卖的，那大概率就是车企把新车挂在车商或者员工名下充销量呢。

而这种行为本质上，其实是把未来的销量数字提前预支，用来给现在撑脸面了。

可能有兄弟会觉着，人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新车岂不是好事吗？

可正如咱们开头说的，掺假的高销量本身就会给人们传递错误的市场信息，在我看来基本和虚假宣传无异。另一方面，零公里二手车这种变相的降价促销本质上就是在内卷，打价格战。

而一味的追求低价，最终也只会反映在更差的产品质量和供应商们更严酷的生存环境上，并不是一条足够健康的竞争路线。

也是因此，几个月前商务部就牵头开了个闭门会议，说得整治一下已经有些过分的零公里二手车乱象。

那这时候有些车企就又开始想了，给经销商压货和做准新二手车都有不少的副作用，有没有一种又方便、效果又好、还不用担什么风险的销量营销方式呢？

非正式的小订和大定订单，这时候看着就非常完美了。

它们不仅非常能反映人们对于一台车的 “ 上头程度 ”（ 一般都是发布会结束后开启预定 ），还压根就不需要真的把车卖出去！

再加上金额本身不大，还随时可以退款（ 大定本来是不能退的，但是从某家车企开始大定也能取消了 ），大小订订单里头的可操作空间可就非常大了。

比如脖子哥认识的一位资深公关从业者就表示，他在帮车企做项目的时候，如果遇上发布会项目，就一定需要在发布会后下够一定数量的订单，否则就不能拿到全部的项目款项。

另一名供应商负责人也表示，说自家的企业也被主机厂绑定了所谓意向金的指标（ 本质上就是小订 ）。在新车官宣之后，光他一个人就下了23个意向金订单。

甚至于很多品牌的内部员工，都被要求在新车发布的时候用自己的钱 “ 自愿支持 ” 一个订单。

这些订单和真正想要买车的用户订单加在一起，很容易就能达到一个好看甚至是非常离谱的数字，也很容易给人传递出卧槽这车怎么卖得这么好的信息。

而这，同样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一方面，这种风气久而久之必定会造成订单数量的通货膨胀。

毕竟当一款车开始刷单之后，后续的新车为了超过前者的成绩，在宣传上看着更有面，就得取得一个更高、更离谱的成绩。而为了超越这个本就不真的数字，它也大概率得选择上面那些刷单的路子。

这样循环往复之下，车企们发布的订单成绩也只会左脚踩右脚变得越来越高，并且逐渐高到离谱，也非常容易出现我们开头说到的那种提前确定小订成绩的情况。

能到，当然是最好。到不了？Bro，不可能到不了的 you know 。

而另一方面，受这种风气影响最严重的，其实是那些真真实实获得了订单，真正受到了市场欢迎的车型。

毕竟就算真正卖得好，也不一定有别家掺水的成绩亮眼。如果是同级车型，还可能给外界传递出市场更看好别家的错误信息，导致订单的流失。

当然，这种刷单的方式鉴别起来也并不难。

首先就看车企会不会公布小订大定之后的退单率有多少，以及有多少下订单的人最后选择了提车，也就是订单的转化率。

如果公布了，就说明车企对于订单的真实性是有底的。

其次咱们可以看发布时候的订单数和每月交车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在零部件供应都很顺畅、工厂的产能也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订单明明有好几万，但最后交车只有每个月一两千的车型，那它多半就是在订单数上掺水了。

说白了，和之前的风阻系数、碰撞测试等营销一样，在产品同质化严重、新能源汽车逐渐白热化的当下，订单数对于很多车企来说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反应市场销量的指标。

而是反过来，变成了一个用来给予市场预期的工具。

并且，同样已经开始变味了。

这里我其实不想跟大伙说，以后车企的订单营销就看了个乐吧，都是包装出来的。

因为在一众离谱的数据里头，可能真就藏着一台或是几台现象级的新车。它们通过设计、配置和定价获得的市场肯定，不应该被这么轻易的否定。

但与此同时，和之前每一次吐槽过度营销一样，脖子哥还是想跟车企们说一句，所有的营销方式，本质上都只是产品里的点缀。

没有它们，人们也不会失去对一台车价值的判断。

好产品即使不公布订单、不搞预售、甚至是不开发布会，都会有大量的用户追着下单。

产品不灵，即使在短时间里拥有了看上去还不错的成绩，最后也只会变成回旋镖，啪啪的打在自己的脸上。

毕竟一个连订单数量都不敢自信公布的产品，又有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来源： 差评X.PIN 作者：致命空枪 编辑：脖子右拧&面线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等。

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因近日国内的示威浪潮，原本计划取消出访，但最终还是于3日凌晨抵京。

此前，路透社记者曾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名单中没有提到任何西方主要国家，邀请西方政要参加对中国来说有多重要？”但发言人并未正面作答。有网友评论认为，这场阅兵活动更像是中国在集结一场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

3日上午，习近平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右侧与左侧，三人历史性同框。最后，三人在中央观礼台就座。

有媒体报道称，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搭乘专列于1日离开平壤，2日凌晨通过国境线。中方在沿线进行了严密的安保布防，甚至将部分列车停运。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北京站迎接了金正恩一行。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嘲讽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的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反正义联盟”、“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结成的法西斯同盟，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核心）。

还有网友指出，“三国轴心”早已初具雏形。2021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没有禁区，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同样的，中国一直同朝鲜保持着“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而在俄乌战争期间，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武器和雇佣兵，两国形成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用户评论：

Songwoyiduo：向全世界宣布邪恶轴心。

icccco_yy：21世纪三大独裁者。

john92914：邪恶轴心终于成型，习近平終將遺臭万年。

shawyunfeng：三傻大闹天安门！继承法西斯的光荣独裁传统！

shnfng960296870：世界性耻辱，和这两个世界独夫混一起，中国人在世界上都抬不起头来！

KangoMochizuki：还喊“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逼脸都不要。

bbocfather：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thefanda2：相互壮胆。

leewei62230852：三个国家都是终身制了，确实一路货。

alex80731277：完蛋玩意要过苦日子了。

wuyuesanren：新轴心国确实拉胯～ 93阅兵其实就是个“狗撒尿、画地盘”的展示，把自己以为的势力范围、可能的盟友标出来。

ming_wu15014：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世界新軸心國聯盟指明方向。

teuroteuro：铁幕落下。

Tibet32092425：孙子排中间。鹅爹在左。儿子在右。

chenyuwen397230：玛德，大煞笔想把中国带进深渊吗？

ArthurDoyl221：這回是正宗的普習金了。

harrywa10530390：要看清中共的野心，中國賺飽美金發展軍事恫嚇美國。

txsrbtg：三战轴心国联盟誓师大会。

几天前，胡锡进在谈吴京人设崩塌时，用了“突然”这个词。在他看来，吴京口碑的反转是最近才发生的——网友的恶搞玩梗、他本人戏路太窄（主打爱国英雄主义电影）以及近两年没有突出作品，是造成这种处境的主要原因。

看得出来他想为吴京叫屈：一个演员而已，又没犯什么原则性错误，不能把他当日本人整。但胡锡进显然没意识到，吴京“沦落至此”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吴京的爆火得益于《战狼》系列，尤其是2017年的《战狼2》，被誉为主旋律与商业成功兼顾的典范。不过，这种成功并非电影本身有何特别之处，而是吃了时代的红利。

2017年是中国快速崛起的第十年，从奥运会、四万亿刺激计划、基建狂潮、消费升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制造、一带一路、移动支付、房地产与互联网经济，再到天宫一号发射、墨子号卫星升空、出国热和留学潮。

可以说，这十年是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十年。但平静之下亦有暗流，这十年也是民族心态转向的十年。

奥运会将民族自豪感推向空前高点；汶川地震的全民动员，社会团结则大大激发了国族认同；金融危机下西方受挫，中国率先恢复并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是强化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感。

此时的中国人感受最多的，是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情绪，是群情激昂的爱国情怀，较少带有对外敌意。

但从2012年钓鱼岛事件开始，中日关系全面恶化，民粹与极端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南海仲裁又让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对外敌对情绪加剧。之后，随着微博、微信、B站兴起，青年一代通过网络参与掌握舆论话语权，更让民族主义草根化与即时化，成了泱泱大潮。

自此，中国人原本单纯的自豪感中掺进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既有敏感的防御性，也有激进的进攻性。而当整个社会处于这样一种高度自豪与高度焦虑的张力状态时，长期累积的情绪便需要一个大众层面的释放口。

就在这时，《战狼2》横空出世。

很难说它是为了迎合社会心理量身定做，还是恰巧押中了题目，但它确实完美契合了当时的民族情绪。因此可以看到，尽管这部电影故事老套、人物僵硬，质量不算出色，但5天10亿的票房足以说明，促使人们涌入影院的理由其实很朴素：吴京饰演的角色将中国人近些年的梦想与期待“具象化”了，让身处集体中的自己热血奔腾。

电影最后出现的那行字幕，很清楚的阐释了这一点：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 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新华网当时的评价是：“《战狼2》 好就好在，枪林弹雨里，在一幕幕刺激眼球、震动耳膜的视听奇观里，个体与国家深情相拥。”我想这是很多人看完电影后的直观感受，觉得自己的爱国情怀在大荧幕上找到了归宿。

但问题是，在一个缺乏边界意识与理性教育的社会，人们往往分不清，驱动自己的是爱国情怀还是民族主义。结果就是，电影一结束，随着荧幕上冷锋的消失，情绪高涨的观众们便把他的饰演者吴京当成了替代品，捧为民族自豪感的代言人。“战狼”二字也从电影名称摇身一变成了爱国宣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诛你，是因为你犯我，这是防御性的，隔得远再也要诛你，这是进攻性的。

接着，吴京又陆续主演了《流浪地球》与《长津湖》，其民族代言人的形象更上一层楼，算是被彻底绑定在了这一波爱国电影浪潮中，公众对他的期待到达顶峰。

与民族自豪感绑定、成为爱国标签自是无上荣耀，但也危机四伏。因为你要时刻警惕自身行为以符合民族主义期待，任何小偏差都会被放大，任何喜好、错误甚至旧闻都会被政治化解读。也许支持者会对你宽容，但反对者可不会轻易放了你。

这一点从《战狼2》就能看出来。不少人批评其过度英雄化、浮夸不实、表演式爱国。尽管彼时的夸赞声仍占绝对上风，可用不了多久，形势就将逆转，因为一件大事正在发生。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是物质层面的破坏重新塑造了西方人的生活体验，进而深刻改变了他们的观念，那疫情之于中国也是一样：经济下行、预期下降、消费降级、工作压力、信任危机，这些物质层面带来的生活体验让很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就像嗑嗨的人突遭当头一棒，再狂热的情绪也能冷静下来。

加上后来的佩洛西“窜台”、缅甸电诈园区等事件，让人意识到现实与电影的巨大脱节。就像爱国情绪需要释放一样，个人与民族层面的失落感也需要释放。于是，作为战狼的化身，民族主义的代表，吴京成了被嘲讽与攻击的靶心。

2019年，有人挖出吴京曾因酒驾被行政拘留了十天，称其有前科；2022年，他因代言国产手机却用苹果手机，被质疑伪爱国；2023年，吴京与妻子早年参加综艺节目的片段被翻出，他又被解读为暴力男、巨婴；到后来，只要发生涉外事件，网友们都会戏虐般的呼叫吴京出手。

实际上，从客观理性而言，这些指责统统站不住脚，毕竟酒驾是十多年前的事，用苹果手机既不违反合约，也是个人自由，至于暴力男的形象，他妻子站出来澄清过，而且吴京虽不能复刻电影内容，但却做过不少国内公益。

然而，舆论场从来不讲理性。民族主义者可以用爱国之名来给反对者扣帽子，那反对者也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将政治化批判用在吴京身上：一个爱国者怎能知行不一、道德败坏呢？虽然这招不地道，但却很好用，毕竟吴京说过“爱国无罪”，那打倒伪爱国者又何罪之有呢？

雪上加霜的是，在亚文化盛行的当下，被剥夺了爱国正当性之后，吴京曾经得意忘形时说的那些妄语，也成了污点，被制成段子和梗在网络上恶搞传播，虽然制作者可能只是图一乐，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在无形中构成了一场持续的审判，将战狼的人设彻底碾碎。

于是，只消8年，吴京便从爱国符号变成谎言符号，最后沦为抽象符号。而这一切的起始离不开民族狂热与在背后煽动的胡锡进之流。有趣的是，当这种狂热遭到反噬，首先跳出来劝人理性的，也是他们。

当然，胡锡进有一点说对了，只要吴京再出几部口碑之作，他的形象就能得到修复。不过，对他的狂热肯定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那时人们多半已经找到了另一个战狼。

2024年，受霸王茶姬“伯牙绝弦”等茶饮爆品推动，茉莉鲜花收购价一路飙升。横县（现已改为横州市，但注册地理品牌仍为“横县茉莉花”）茉莉花均价达40元/斤，甚至有种植户4亩收入超20万元。这样的高利润极具吸引力，不仅本地农户扩大种植规模，还吸引了外地资本涌入。由于花价过高，不少人跟风种植，有人笑称“砖头缝里也种”，一心追逐短期收益，却未察觉盲目扩种的危机。

2025年，茉莉花价格遭遇断崖式下跌。从2024年高峰时的40元/斤，一路跌至最低1.5元/斤。尽管后期价格有所回升，达到15-16元/斤，但即便这个价格，仍低于种植成本，花农辛苦劳作却面临亏本。如今价格波动剧烈。

横县茉莉花本就占据全国60%的产量，2025年大规模扩种后，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愈发明显，产量远超当地市场承载规模。而茉莉花价格具有特殊性，完全由当天天气和采摘量决定，真正影响每日花价的核心因素，仍是当天的天气与茉莉花采摘量。更关键的是，茶厂收购鲜花后必须当日窨制——因为鲜花香气散得快，一旦开放就无法使用，茶厂常常半夜拌花窨制，无法通过囤货调节市场供需，这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不稳定性。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花农的生产与劳动困境愈发突出，极端劳作环境与高强度体力消耗让花农苦不堪言。花农需在40℃高温下持续采摘，热得发昏，汗流进眼睛里刺痛；雨季时，雨水导致茉莉花无法开放，淋雨的花苞直接废弃，但花农仍需冒雨抢收。且茉莉花需一日一采，花苞隔夜开放即失去价值，迫使花农日日无休；人工采摘效率还低，熟练工一天最多摘40-50斤（约6-7小时）。

与此同时，种植茉莉花的人工成本居高不下，采摘工价达到8-10元/斤，一旦花价跌破10元，花农请人采摘就得倒贴钱。花价暴跌至1.5元/斤时，收入甚至不够支付采摘工钱。即便花价能达到15元/斤，农户一天采摘40斤，也仅收入600元，且这需要2-3人协作完成，人均日收入仅100元左右，扣除各项成本后，几乎难以盈利。

经济压力与健康损耗的双重折磨，让花农生活雪上加霜。一些老年花农即便腰痛、头晕仍坚持下地，因为不摘一分钱都没有；更有花农因长期超负荷劳作（如抽水抗旱、通宵淋花）突发疾病。市场波动下的生存焦虑也时刻笼罩着花农，2024年高价（40元/斤）吸引大量花农赌命式投入扩种，可2025年价格暴跌，不少花农投入数万元血本无归；低价时部分花农宁让花烂在地里也不愿亏本采摘。

60岁以上老年群体因无处打工，只能依赖种花维生，即便在高温环境下，也被迫下地劳作，中暑风险极高，甚至有70岁老人凌晨4点就下地采花，双手发抖仍坚持，可一斤花仅能卖几块钱；就连家中孩童暑假也要出去采花补贴家用，晒脱皮也坚持。而年轻人则纷纷放弃种植，选择外出务工，导致花农种劳动力结构失衡。

茉莉花自身还面临产品时效性强、难以储存的难题。鲜花苞必须即收即用，一旦开放，香气就会消散，无法囤货；一旦当天卖不出去，隔夜花便一文不值。花农每天都要与时间赛跑，稍有延误，辛苦采摘的茉莉花就会失去价值。

同时，种植成本高企进一步挤压了花农的利润空间。农药、肥料投入高昂，一亩地的打药成本就超过千元，在价格低迷时，花农连成本都难以收回。2024年扩种时，不少花农投入大笔资金购买花枝花苗，可到2025年价格暴跌，这些前期投入“全亏光”，许多花农血本无归。

2024年，茶饮品牌大力推广茉莉花茶，带动了茉莉花需求；可到2025年，茶饮热度消退，奶茶店茉莉口味销量下降，采购量锐减。不仅如此，“禁酒令”的实施波及高端茶叶消费市场，茶厂库存积压严重；茶商不敢送礼，礼品市场萎缩，进一步加剧了茉莉花的销售压力。市场需求端的疲软，让本就过剩的产能更难消化。

2025年初，横县遭遇大旱，花农不得不进行人工浇灌，有人甚至通宵抽水；7月的暴雨又让鲜花含水量过高，品质下降，“水花”只能贱卖。而且，茉莉花的花苞需要在晴天采摘，下雨时花朵不开，淋过雨的花也没人要，极端天气直接影响了茉莉花的产量和品质。更有部分花农过度使用增产剂，增产叶面肥虽让花体增大，却导致香味变淡，这使得茶厂需要增加窨制次数。

从产业结构来看，横县茉莉花产业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困境。首先是缺乏有效的产业协调机制，未能合理引导种植规模。当地没有专门机构调研供需情况，导致“消息混乱”，花农无法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只能盲目跟风种植。而行业协会的作用十分有限，仅能提供信息，对农民无强制约束力，即便给出市场预警，也难以被花农接受和执行，无法形成统一的种植规划和市场应对策略。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市场大起大落。而横县34万花农分散种植，没有联合组织参与议价，处于产业链底端，缺乏议价能力；加工企业掌握定价权，花农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在价格博弈中毫无话语权，只能任由市场和企业摆布。小农经济注定追涨杀跌。

当前，横县茉莉花产业链以原料供应为主，深加工能力薄弱。本地仅有少数香精厂，加工主要依赖茶厂窨制，精油、香精等深加工产品的产能有限，消化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消化过剩的鲜花产能。有建议提出地方政府引资建加工厂，通过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推动周顺来、莉醇等本地品牌替代代加工模式。不过，这需要长期投入和培育。

从市场价格来看，终端溢价高但惠及农户少的问题十分突出。拼多多上干花售价80-100元/斤，而花农卖出的鲜花收购价仅几元，巨大的差价让中间商赚取了大部分利润。如何优化产业链利益分配，让花农更多地分享产业利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组织化与政策支持方面，组建农协争取定价权的呼声较高。可参考日本农协模式引导种植规模，但这种模式在横县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当地花农分散，组织难度大，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短期内难以有效推行，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调整完善。

对于是否应建立“托底收购机制”，争议较大。部分人呼吁政府出手，为花农提供保障，缓解价格暴跌带来的损失；但也有不同声音认为“非粮食作物难兜底”——政府财政压力大，且托底收购可能扭曲市场机制，不利于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如何在保障花农利益和维护市场规律之间找到平衡，需要进一步探讨。

此外，小农户还面临缺乏风险对冲机制的问题。茉莉花作为小众作物，没有交易所开设期货品种，小农户无法参与期货套保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在市场波动面前只能被动承受损失，难以通过有效的金融工具稳定收益。

除劳动力困境外，土地矛盾也逐渐显现。部分农田改种茉莉花后，花农面临土地使用与政策要求之间的矛盾，前期投入可能因政策调整而付诸东流，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农民看啥涨就种啥，次年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卷死所有人。花农赌天气、赌行情、赌老板收花，但永远赌不赢资本和市场。”一位网友评论道。这句话道尽了横县花农的无奈。

要让花农真正从这个产业种植中获得稳定收益，需加强产业规划和引导，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企业应加大深加工投入，打造知名品牌，优化利益分配；协会要提升协调能力，搭建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花农则需转变观念，积极参与组织化经营，提升抗风险能力。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找到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让这个曾经辉煌的产业重新焕发生机。

我现在发现，互联网的方向，就是人类历史的方向。不是说大话，而是一个事实。人类的就是无序，无厘头加不可预测….但事情发生后，你一分析，又觉得完全合理，合乎逻辑…

战狼2我在一个老大哥强烈要求下陪他去看过…作为一部爆米花电影，不算差….可看性是有的。毕竟那些英雄主义的片子，基本也就是这个套路…

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他把电影当现实宣传。什么在国外拿着护照就可以….呵呵，这除了哄骗没出过国的，还有什么意义？就连驻外使馆都发过警告，一是遵守所在国法律，二是遇到事要及时脱离…..三是，最好别去那些混乱的地方。你要说这就是个电影没关系，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这样说，真误导真坑爹。

其实在国内瞎吹蒙蒙老百姓还是其次，想一想当“战狼”成为某种标签，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会不会找来看一看，看完会不会笑死，然后承受他们最多嘲笑的是谁？还不是中国驻外的同志们？

那些武功呢？就连成龙大哥，也说电影上的功夫是花架子，李连杰更是不讳言这一点：

讲真，这都是相对比较诚恳的演员，不像吴京整天开个坦克道具，跟真上过战场一样，这不惹人烦才怪。

更重要的是，一个主打爱国电影的，却把自己是满清正白旗搞的很贵族，很光荣，到底爱的什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大清国？

可是哪怕这一点，懂历史的随便一查也就知道是满嘴跑火车。

2006年，吴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说自己家族里出过武状元，被雍正皇帝赐姓为“吴"。2010年，吴京表示自己家族的武状元，最大的官做到御林军统领，我大爷跟我说，我们是多尔衮那支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正白旗。

然而，多尔衮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东莪，或早天或被送去蒙古和亲，亦无后人。多尔衮一直到临死前半年，才放弃了自己生儿子的念想，过继了同母兄弟多铎的儿子多尔博。

顺治帝福临亲政后，不止将多尔袭挫骨扬灰，后人包括多尔博都被赶到正蓝旗去了。即使百年之后，乾隆帝追论多尔衮的功劳，赐谥号“睿忠亲王”，让多尔博的后商世袭爵位，也是留在正蓝旗。所以，吴京肯定绝无可能是多尔衮、也包括其嗣子多尔博的后裔，和满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毫不沾边，纯粹是旗人后裔的信口胡吹，自我牛逼。

说了这么多，这是吴京被全网群嘲的原因吗？是，也不是。

为什么说是呢？毕竟有这么多黑点和那做派，说话没个正形，摇头晃脑一看就毫无教养，满嘴跑火车一屁三个谎。

为什么说也不是呢，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今天第一天才有，是当年就这样，也有人写过文章。当年如果不是那个老大哥硬拖着我去看，我不可能跑去看这种电影。但我不想看，也阻挡不了当年那种电影拿高票房的事实….

所以，一个人被群嘲，也不仅是他自己因素，他自己那些槽点只是群嘲的素材，而非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时过境迁….那个时代，是下图的时代….

大众是什么，大众是跟随本能和动物性思考的群体，大众没有自己的核心，大众是靠感受替代思考的生物。

房价涨、工资涨的时代，就威风凛凛；房价跌，工作完蛋的时代就垂头丧气…..我有个好友就说过，他认识的不少周围的人，股票赚点钱，房子涨点价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帝王….牛逼哄哄不可一世。

吴京，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恰好迎合了那样的心态和情绪罢了。而这个时代呢？是一切鸡血都打不下去的时代，再怎么往血管里直接推鸡血，银行的催款短信和现实的残酷性，都会让这种鸡血显得可笑可悲，无聊甚至无耻。一肚子气怎么发作？吴京是个好靶子。

不是吴京变了，不是观众变了，是时代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事，顺应大势，才能事半功倍的原因啊。

（完）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硕先生深度研究有关饥荒问题的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原载于《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转载仅为学术传播之所需，并向原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者按

一、内容提要

对于饥荒、疾病、战争(冲突)等灾难的研究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研究的重点包括对灾难本身的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探索灾难成因及潜在影响的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学术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第一,对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分布的估计和描述;第二,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二、饥荒发生背景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一般是指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前3年。此前,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于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底,毛泽东主席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薄一波,1997)。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作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系统性表述(L iebertha,l 1995)。中央政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该方针具有显著的非计划色彩。在此期间,关于经济指标的制定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党内存在思想认识分歧,这一认识分歧反映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等反复过程中,最终以大跃进运动结束。1958年3月以后中央政府计划决策所依靠的重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日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基本为高指标的制定服务。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进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计划指标的制定方面,相对于1957年3700亿斤的粮食产量,1958年的计划产量最初为4316亿斤,该数字在1958年9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公报上被修订为6000~7000亿斤,其后在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最终被提高到7500亿斤(薄一波,1997)。在农业合作化领域,建立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来取代原先的高级社,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和钢铁冶炼;为了增加劳动供给,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公共食堂以此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Chen,2008)。工业方面典型的跃进发生在钢铁等重工业领域,钢铁产量指标也和粮食计划一样被不断地向上修正,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产量要“超英赶美”的口号。

高指标客观上导致传统计划部门通过编制计划、制定预算、实施计划的方式不再适用。在农村地区发动的大炼钢铁运动说明企业无法完成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1070万吨钢铁产量的高指标,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成并纳入中央计划的城市钢铁厂产量有限：一五期间实现的炼钢能力为281.6万吨,整个一五期间产钢1656万吨,其中1957年产钢535万吨(余扬斌,2009)。当时“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薄一波,1997)。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的党政不分或者以党代政使得党会较多地依靠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而较少地受到来自实际情况如预算、资本、劳动力等的限制,从而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合实际的高指标以及“浮夸风”。

三、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分布特征

1954~196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

数据来源: 5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6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就全国范围内,饥荒的迹象在1959年开始出现,该年的死亡率为14.59‰,比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11.49‰)高3.10‰。饥荒在1960年最严重,死亡率在这一年达到了25.43‰。1961年以后死亡率开始下降,1962年死亡率已接近正常年份的水平。于这次饥荒中非正常人口损失,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统计技术进行估计,结论存在巨大差异。蒋正华与李南(1988、1996)对于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为1700万人,此估计值一般被学界认为是实际人口损失的下限;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估计数字有:Peng(1987)为2300万,Coale(1981)为2700万,Ashton等(1984)为2950万,曹树基(2005,a、b)为3246万。

表1：分地区人口净损失

说明: 作者以 1957年作为基期并结合 1955~ 1957 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到的 1961年全国应有人口数为 68902万人, 则非正常人口净损失为 3860万人。最后一列中的负数表示这段时间该省人口在增长。

数据来源: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次饥荒的特点是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表1描述了中国各省份的非正常人口净损失,根据该表估计的人口净损失区间的下限是2400万,上限是3860万人。从绝对数来看,四川省在饥荒期间人口净损失数为11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损失的38.34%。从比率上来看,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是安徽,该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为56.87‰(安徽省1955~1957年年平均死亡率是11.73‰,1960年死亡率是68.60‰)。而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工业省份辽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是2.23‰,仅为前者的1/25。就城乡差异看,现有文献一般认为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Lin and Yang,2000;Kung and Lin,2003)。以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为例,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率为28‰,而城市仅为13.73‰。从表1可以发现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基本没有非正常死亡记录。三个直辖市在饥荒期间的平均死亡率是7.13‰,而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是6.96‰。人口损失的不同地区分布为后续探索饥荒成因的研究提供了地区差异。

四、饥荒的定义及成因

(一)关于饥荒成因的两种一般性理论

在阿马蒂亚-森之前,人类对饥荒的认识仍停留在马尔萨斯阶段。该观点认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制主要通过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当粮食生产无法跟上人口膨胀的速度或由于天气、生物灾害而减产时，战争和饥荒就成为对人口抑制的典型表现(Malthu1798)。粮食的整体供应是该理论考察的重点,该理论认为粮食供应的突然下降将导致饥荒。饥荒因此被定义为“极端的、广泛的食物匮乏”(Ravallion,1997)。上述理论被称之为“食物供应量下降”(以下简称FAD理论)。

森(Sen,1981)在考察一系列饥荒案例后,发现饥荒在粮食总产量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照样会发生,这种情况在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中尤其显著。森因此认为饥荒并不是单纯的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不足甚至可能不是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他看来,社会中某个职业(阶层)的人们在市场化条件下失去或者被剥夺了获得粮食的“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才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森的观点一般被称为“权利理论(entitlement approach)”。这种理论对饥荒的定义是“大范围的、非正常的、威胁生命的饥饿”(Ravallion,1997)。显而易见,相对于传统定义,该定义的适用范围要更广,因为它没有将粮食产量的下降作为饥荒发生的必要条件。

上述两种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彼此对立。首先,传统FAD理论为“权利”理论奠定了研究基础。比如,中国1959~1961年饥荒和前苏联1932~1933年饥荒都源于之前激进集体化运动,这些运动均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显著下降(Massmio,1993)。而Lin(1993)和Massmio(1993)关于激进集体化运动导致的粮食减产的发现启发了众多后续研究,其中包括运用“权利”理论来解释饥荒的发生。其次,虽然有些饥荒最初确实来自粮食减产,但由于饥荒影响在人口中并不是均匀分布,出现了人口中的一部分群体受到的打击相对特别大。因此为什么正常的粮食减产(波动)会引起大规模的“权利失败(entitlement failure)”,进而导致饥荒?这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饥荒发生过程中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也许有助于减缓饥荒的影响。

传统的FAD理论将考察的重点放在粮食总量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上,而“权利”观点更加侧重粮食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识别饥荒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因此检验这两种理论的方法就比较明确：前者只需要考察粮食是否出现突然下降，而证伪后者直接的方法是观察遭受饥荒打击的人群是否存在职业(阶层)分布。

按照非正常死亡率计算,1960年是中国饥荒最严重的一年。就当时的粮食生产而言,1958和1959年粮食总产量的两年移动均值为142.44亿斤,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581.97斤。该数量折成热量后大约为人均每天2710千卡,略高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议的每日最低摄入热量(1900~2400千卡)(FAO,2008)。这意味着粮食如果能在领土境内按人口平均分配，饥荒可能可以避免。此外,FAD对于中国这次饥荒的有限解释力还表现在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465.35斤,反而低于3年饥荒时期的均值471.78斤。以上证据都表明粮食减产可能是人口非正常损失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就非正常人口损失的分布来说，现有研究均认为饥荒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在下面两个部分,我们将从这两个理论入手综述关于这次饥荒的相关研究。应该注意到,前一个理论的重点是寻找粮食减产的原因,而后者则着力分析影响城乡及分地区死亡率分布的因素。

(二)关于FAD理论的相关文献

饥荒在粮食没有恢复到灾前水平的情况下就已经结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灾后政府相对公平的分配及福利政策。然而粮食总产量在1959年以后的显著下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年的粮食产量为17000万吨,较上年下降15%，1960年的产量又在这个基础上减产16%。Lin(1990)、Li和Yang(2005)的研究旨在发现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的因素。此外,粮食的过量消费同样会降低库存,Yang(1996)、Chang和Wen(1997)因此考察了大跃进期间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的食堂制度对死亡率的影响。

Lin是第一位采用经济学观点研究中国饥荒的学者。Lin(1990)解释了生产效率在农业合作化以后降低的原因。Lin在该文中检视了3个传统的饥荒成因:(1)连续3年的坏天气(饥荒前后由天气导致的全国受灾情况见图2)；(2)公社管理失败；(3)过大的集体组织规模导致激励问题；他指出集体化和低效率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真正导致效率损失的因素是1958年秋天农民退社权的丧失；该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对于那些偷懒的社员，其他公社成员无法选择退社来保证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侵蚀。作为理性的回应，他们只能降低劳动投入以避免损失，最终导致了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此后整个集体化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徘徊不前。

对于退出权丧失是否真正是农业生产下滑的原因，文献中存在争论。Kung(1993)质疑退出权是否真正导致了减产，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按照Lin的逻辑,在1958年秋之前由于社员之间可以用退出权互相制约,因此该阶段对监督的要求并不高。Kung认为该理论的预期与事实不符:可以选择退出高级社时,高级社实行的却是要求有更高监督水平的计件工资(piece rate),而之后恰恰采用了容易施行的计时工资(tmie rate)。第二,虽然1958年秋天之前农民有权利选择退出高级社，即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真正退社的成本极其高昂,农民在事实上并没有选择制度的权利。因此,在Kung看来,退出权在1958年前后没有实质性变化,因而不能用来解释此期间的生产率差异。

1956~ 1966年全国受灾面积比重 (% )

数据来源: 51949- 1995 中国自然灾害报告6 ( 1995) , 中国统计出版社;1949- 1988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6 ( 1989), 水利部计划司。

Li和Yang(2005)的研究对粮食减产做了系统性考察。他们首先建立一个关于计划经济的动态模型,描述了急于加快发展步伐的中央计划官员试图通过农业集体化更快地获取农业资源。而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业生产滑坡。结合搜集的天气描述以及劳动力征调的数据并运用1952~197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该文发现对农村的资源汲取可能是导致饥荒的最重要因素,该变量可以解释33%的粮食减产;对农村地区的高征购是第二大影响因素,可解释28.3%的减产;而坏天气仅仅解释了12.9%。Li和Yang最终认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业灾情应当归咎于国民经济完全依赖于中央计划的风险。虽然作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分解出农业产量下滑的原因,但是将农业产量下滑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失败却值得我们再思考。结合本文第二章节的论述,大跃进运动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试图绕开传统的苏联中央计划模式转而依靠发动群众来实施国家建设的一次努力。建立自我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冲击统计局以及全民大炼钢铁这些事件都足以说明计划官员在那段时间遭受严重冲击甚至“靠边站”。我们还需注意到的事实是,建国后到1978年以前中国都处于中央计划时代,为什么只有那段时间出现农业灾难?以上这些证据均说明,将饥荒的责任笼统的归咎于中央计划至少与大跃进期间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表2：大跃进期间基层食堂运行情况

说明: 从 1958年 7月到 12月, 24个省份的地方党报共有 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报道。

数据来源: 香港科技大学社 会科学部 Kung,Kai- sa ,i James提供的数据,

以上文献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原因。就粮食的消费来说,对大跃进期间在农村普遍建立的粮食消费组织——公共食堂是否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学界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观点。由于食堂中的食物消费至少在口号和政策层面是“敞开吃饭”,因此该现象为检验Hardin(1968)提出的“公地悲剧”著名假设提供了机会。Yang(1996)利用各省参加食堂的人口比重检验了食堂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食堂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此外,Chang和Wen(1997)是第一篇系统考察食堂在饥荒中作用的经济学文献。作者估算的结果是,截至1958年秋天,在全国范围内大约建立了265万个食堂,到10月底,有70%~90%的农业人口已经加入食堂。非理性的食物消费使得在短短20天内就消耗完半年的粮食储备,结果在秋季丰收之前没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Potter and Potte1990)。采用和Yang类似的定量分析,Chang和Wen也认为食堂的建立显著地导致了非正常死亡。作者最终的结论是食堂应该为人口损失负最重要的责任。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有理由怀疑统计上的显著是否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知道名义的消费政策是否在实际中被不打折扣地执行,如果基层并没有按照口号提出的“敞开吃”,食堂对死亡率的贡献就会被高估。上述文献提供的定量证据是关于加入食堂的人口比重,而构造模型的前提则是加入食堂的农民均“敞开吃饭”,因此检验食堂作用更为重要的信息是食堂实际的运行情况。对于食堂的实地考察并结合当时各地报纸的报道,我们发现该政策在地方并不是被无折扣地执行:从当时各地报纸记录的情况看,从1958年7月到12月,24个省地方党报上共有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从这些新闻的内容上看,仅有22%是无限额消费的,而有限额消费分为3种类型:按人口(占食堂总数的43.33%)、按家庭(占总数的8.33%)以及按粮票(占总数的25.83%)(数据描述及来源见表2)。此外,即使是无限额的消费也仅仅限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同时,也仅在农忙时间才被允许。

(三)关于“权利”理论的相关文献

森将研究设定在市场机制下,而中国的这次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在饥荒中城乡间死亡率差异巨大,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否和森研究中那些受饥荒打击的职业(阶层)成员有相似的特点?

中国在计划经济初期,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施,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城镇居民(多数为工人和事业单位成员)的生活必需,因此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保证城镇居民的福利不被进城移民消散;另一方面,建立连接城乡的统购统销制度,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农村获得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因此,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粮食的获得不能得到制度性保证,尤其在特定情况下,农民负担就会被过度增加。围绕上述逻辑,以下介绍的文献主要以“权利”理论解释饥荒成因。Lin和Yang(2000)第一次对“权利”理论和FAD理论在中国饥荒课题上的适用情况进行检验。他们发现一个省份城市居民比重越多,该省农村居民的负担就越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就越高。Kung和Lin(2003)在此基础上用超额征收率更加准确地测量了城市偏向政策。Kung和Chen(2011)的进一步研究将重点放在解释导致超额征收率跨省差异的因素方面。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数据来解释这些差异。

Lin和Yang(2000)采用一个省中城市人口比重作为当时“城市偏向政策”的代理变量,用人均粮食作为传统FAD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了省及年固定效用之后,他们发现两个因素在正常年份对死亡率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饥荒期间这两个变量都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该研究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城市人口比重”并不是“城市偏向”的直接测量指标,而仅仅作为代理变量进入方程。因此在其后的研究中,Kung和Lin(2003)进一步用“超额征收率”作为城市向农村汲取资源程度的直接测量来检验政治激进程度对死亡率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将现有文献中考察过的因素如食堂、政治环境等纳入考察范围,以求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性检验。他们发现大跃进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对非正常死亡有显著的增加作用。该文同时发现在控制该变量以后食堂变量失去了显著性,该文认为粮食在食堂中的配额消费是造成食堂不发挥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范子英与孟令杰(2006)从缺粮区的划分来解释饥荒的分省分布。从“权利”理论角度,他们将研究样本分为城市、传统产粮区以及缺粮区并认为在饥荒中传统缺粮区因为可以获得粮食返销反而灾情较轻。该结论被Meng等(2010)的发现进一步证实。

以上研究均注意到死亡率在各省间的差异,并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寻找造成该差异的原因。这些研究检验了森的饥荒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情况。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这些研究都没有区分死亡率和非正常死亡率,忽视了两者的差异使得观察值具有异质性的风险从而降低了估计的效率。同时,现有证据发现当时的领导机构对下面发生的灾情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会相应地调整政策并收敛激进的程度(周飞舟,2003)。因此,政策或者激进程度和饥荒严重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会同时受到遗漏变量和联立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进而影响系数估计的一致性。

政治激进变量在Kung和Lin(2003)的研究中被当做死亡率的解释变量。作为大跃进运动期间的典型特征：激进的政治氛围,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关注的重点。早期研究集中在路线分歧上,比如Chang(1975)和MacFarquhar(1974)提出的“两条路线”观点。

Bachman(1991)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架构研究官员集团不同的部门利益,特别是“计划和重工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一些部门对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诉求推动了大跃进政策的实施。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以上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观察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而非严谨的因果推论。同时,从因果识别角度来说,上述基于中央层面的研究无法解释各个省份在推行激进政策时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有些文献注意到个别地方政府在大跃进期间的活跃表现,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将其归咎为该省领导人的激进性格及行为。例如Yang(1996)、Teiwes和Sun(1998)认为:不同的省领导人的确影响了该省的激进政策。Chen(2011)比较了饥荒期间的安徽和江西两省,他将这两个省份在饥荒期间的显著差别部分地归结到两省最高领导人的差别上。这些研究提供的丰富史实加深了我们对当时情况的理解,但将所有激进行为都归结为领导人的性格或者信仰无疑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此类研究无法就全国范围内各省的激进程度差异做出系统性解释。

Kung和Chen(2011)采用“超额净征收率”作为政治激进程度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探索政治激进在省与省之间差异的系统性成因。他们认为省委领导的激进行为源于体制内蕴含的激励机制:在其他变量被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的省委书记更有动力通过推行激进政策谋求晋升。作为对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对个人角色重视的回应,该文采用个人虚拟变量控制住各个省份领导人时间不变的因素发现前述结论依然没有改变,这些因素可以被认为是性格、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利用来自中国大跃进的历史数据,Kung和Chen的研究第一次指出基于理性的职业晋升激励同样是激进行为的重要原因。需要特别指出,该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同样存在,只不过晋升的考核指标由大跃进期间的征收率转到了可以使“多数人受益(all-encompassing)”的经济增长(McGuire and Olson,1996)。该文的发现对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并在更深层次指出为什么同样的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的制度设置(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Xu and Sun,2009)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

在数据方面,该文发掘并采用了很多新的数据来降低测量误差。比如,该文第一次考虑到返销粮的数量,从而降低了由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该文采用受灾比率来测量饥荒程度。此外,该文应用一系列变量如右派数量、农业“高产卫星”的数量、参加食堂的人口比率及农业集体化进度来系统测量分地区的政治激进程度(见表3)。

表3：分省激进指标

说明: 样本中没有包括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需引用本表所涉及的数据,务必同时注明原始出处及本文。

数据来源: 由本文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农业高产卫星0数据摘自5人民日报6 1958年 6月~ 1960年 12月; / 加入食堂人口比重0为 1959年底的数据, 来自5农业合作化重要资料汇编: 1949-1957 (1990)中央党校出版社; / 超额征收率0为 1959~ 1961年平均数字, 来自5农业经济资料: 1949- 19836 ( 1983)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右派0数据来自/ 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报告0 ( 1959),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 农业合作社进度反映的是 1956年夏天的情况, 数据来自 Chung ( 2000)。

上述关于饥荒原因的文献显示出明显的前后继承性。在早期研究中,文献的关注点主要放在饥荒本身的严重程度上,试图通过地方差异来揭示饥荒的成因。从FAD角度看,文献发现天气、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激励问题、退出权丧失以及粮食调出导致的粮食不足等是形成饥荒的因素;从“权利”角度,文献发现的成因有城市偏向制度导致农村居民余粮不足、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汲取、粮食的过量征购以及大跃进运动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导致粮食减产也加剧了分配不公。对上述研究的总结性描述见表4。

随后的研究则进一步探索作为前述研究解释变量的政治激进所产生的原因。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作为分析单位,他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省与省之间饥荒和激进程度的差异。已有研究也发现省以下的死亡率差异同样显著,例如同处于河南省且彼此相邻的两县,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差别达10倍以上(曹树基与廖礼莹,2010)。以上基于省级的研究无法解释这种省内差异。针对这种差异,Bernstein(1984)开创性的研究论述了粮食统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基层生产队干部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在执行有关政策时往往偏袒农民。在更大范围内,如果这种干部特质具有地区差异,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饥荒或者激进在基层出现差异的原因。

表4：现有研究关于饥荒成因的观点

五、饥荒的长期影响

(一)对政治及经济制度方面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口方面入手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长期影响。Yang和Su(1998)将饥荒和1978年之后的农村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首先,饥荒促使国家领导人将1958年建立起来的大公社制度改变为“三级所有结构,生产队为基础”的组织,农民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被默许。其次,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中央领导人对农村政策的分歧,为农村基层进行制度尝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最后,饥荒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农民和干部逐渐认识到大而全的公社制度内在的弊端。对制度偏好的转移导致中国农民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自下而上地放弃人民公社制度并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Yang(1996)发现那些遭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也是最早推进制度改革的省份。

Kung和Bai(2010)用更加系统的数据检验了饥荒对经济制度的影响。他们发现,促成公社化运动的理由是更有效率地动员农民从事农田水利建设以抵御自然灾害。但是他们同样观察到1978年去集体化的直接原因却是安徽省严重的旱灾。为什么同样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截然相反的制度选择?该文和Yang(1996)一样,发现那些饥荒越严重的省份开展去集体化运动越早。同时,饥荒对制度变化的影响又随着去集体化时期的天气条件的变差而加大。天气状况越差,农民对利用人民公社抵御自然灾害的信心就越不足,进而越推动去集体化过程。该文的着眼点并不单纯是饥荒研究,而是一个更具一般性且更重要的问题:制度是如何产生及变迁的?该文认为各个省份当年不同的饥荒严重程度可以用来解释后来的制度变化。

Yang(1996)、Yang和Su(1998)及Kung和Bai(2010)的研究揭示出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制度转变并不是一个突然和孤立的事件,其中孕育的逻辑发轫于60年代初并且是一个不断累积经验的过程,大跃进运动和对灾后的反思为后来的制度突破提供了内在的激励和推动力。

(二)对人口方面的影响

利用饥荒检验灾害对人口的长期影响,严格意义上应当不被视作饥荒研究。该领域内学者的注意力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传统研究问题,而非饥荒发生的原因、分布的地理特征等。在这些研究中饥荒仅仅被视作一个外生冲击。由于该问题已经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同时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此简要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文献。此外,本部分涉及的论文大都为工作论文,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代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来识别特定因果关系的前沿水平。

胎儿或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对成年之后的影响是医学及劳动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对该因果关系的识别往往需要外界环境的变化,但是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果是内生的就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饥荒提供了改变环境的外生冲击。饥荒之所以被认为是外生冲击,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变化来自于饥荒,而造成饥荒的原因则外生于母亲。以上是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识别胎儿环境对后续人口结果影响的方法论逻辑(Currie,2007)。由于这次饥荒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其提供的时间长度足以检测对人口的长期影响(包括代际影响)。我们首先介绍影响该因果识别的几个一般性问题,然后以此逻辑综述已有文献。我们简要叙述其发现后,再指出它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采用的策略。对于那些没有将内容主要放在因果识别上的文献,本文也简单地介绍其关注的问题及得到的结论。

检验中国1959~1961年饥荒在人口方面的长期影响,因果识别上会受以下6个问题影响:(1)反向因果问题,正如Chen和Zhou(2007)所论证,“家庭的生育行为可能会针对饥荒的严重情况做出调整,如果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及时调整生育行为,饥荒对于健康的影响就有可能是虚假的因果关系”。(2)遗漏变量问题,即该因果关系会受到许多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干扰。这就需要在方法上将饥荒的打击作用与个体异质性的作用区分开来。(3)测量偏误问题,如何对饥荒打击的严重程度进行准确测量。(4)人口迁移问题,如果饥荒之后人口有跨地区移动,我们就无法将观察值在饥荒期间受打击的程度和后期的人口结果联系在一起。该问题是第3个问题的具体化。(5)饥荒对人口打击有选择性作用(selection effect):那些最强壮的人幸存概率最高,因此直接用幸存者检验饥荒的打击作用会导致对该作用的低估(估计值是真实值的下限)。(6)由于饥荒很可能是其他事件比如战争的结果,因此需要在统计上将这些事件和饥荒对人口的作用区分开来。

作为第一篇检验中国饥荒影响的经济学经验研究,Chen和Zhou(2007)研究了饥荒对于幸存者身高、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该文发现1955、1957、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在身高、劳动力供给及家庭收入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劣势,其中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劣势最为明显:相对于非饥荒时期出生的群体,饥荒幸存者在身高上要矮3.03厘米。在识别方法上,该文利用饥荒对不同出生群体的打击程度不同的情况,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erence indifference,DID)检验饥荒的影响:关键解释变量是标识出生群体的哑变量和1960年省非正常死亡率的乘积。在作者看来,饥荒期间一个省的非正常死亡率可以作为饥荒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具有足够的外生性。针对上文提到影响因果关系的问题(1)和问题(2),作者认为:第一,土改之后地主和富农阶级被消灭,同时在人民公社时期(1958~1962年)农民的私人产权被取消并全部加入公社且失去退出权,这意味着所有家庭在社会经济指标上均是同质的,因此反向因果关系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第二,采用DID方法,利用外生的非正常死亡率作为衡量饥荒打击程度的代理变量,进而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采用2000年中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同样将大饥荒视作自然实验,Almond等(2008)发现饥荒幸存者在识字、劳动及婚姻市场以及财富上均处于劣势。该发现被Brandt等(2008)的研究印证。同时,饥荒增加了生女孩的概率,该作用将会持续两代人:被饥荒直接打击的父母辈和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同时利用香港出生率调查数据,比较了香港本地人的孩子和经历过饥荒的内地移民的孩子,发现后者在出生时体重轻而且女孩比重更高。该文的发现和Fung(2009a、b)及Kmi和Fle isher(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Girgens等(2011)的研究没有发现饥荒的幸存群体和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之间在身高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归咎于饥荒打击的选择效用(在作者们看来,未来身体较高的孩子在饥荒中生存概率也较高)对饥荒造成的发育迟缓作用(stunting effect)的抵消。因此如果要识别饥荒打击效果,必须控制住饥荒的选择效果。该文认为,决定能否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基因因素可以通过遗传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只要控制了孩子的特质就可以消除饥荒的选择效果,从而估计出饥荒的打击效果(该文处理的是上文提到的问题5)。

Meng和Qian(2009)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那些胎儿或者幼儿时期遭受饥荒打击的群体在身高上要矮2.8厘米,体重轻1.4公斤,教育年限少0.6年。从识别方法上,该文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饥荒严重程度的测量偏误。如果偏误随机分布,将会导致对饥荒影响的低估。第二,饥荒的影响可能并不随机,饥荒可能更倾向于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地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饥荒的影响可能是虚假的,背后真实的作用也许是出生地区繁荣与否对人口结果的影响。为了克服上述两个问题,作者依靠两个比较外生变量,1997年的自然环境和播种面积及不同出生群体上的差异(饥荒期间年龄越小,受影响程度越大)作为饥荒影响程度的工具变量。背后的逻辑来自作者的另一篇论文,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发现产粮区遭受饥荒影响最严重(Mengeta.l,2010)。第三,饥荒对幸存者有选择效用,正如上文提到该效用会低估饥荒打击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作者采用县级水平的饥荒期间出生的群体规模来测量饥荒严重程度。为了克服饥荒对幸存者的选择效用,该文采用分位数分析方法(quantiles analysis)并认为高分位的估计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饥荒的真实影响。①在克服了以上问题之后,他们的结果发现饥荒的选择作用和测量偏误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较真实值低估1倍。针对上述问题(4)和问题(6),作者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没有影响因果结论,在作者看来,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饥荒对识别灾害影响有两个优势:第一,中国当时严格禁止城乡及其他跨地区移民,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饥荒,可以比较精确的测量饥荒的影响;第二,这次饥荒是在一个政治比较稳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之前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可以较为独立地将饥荒作用识别出来。该文所用的数据是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89年中国人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

医学上认为早期营养不良会导致成年后身体肥胖。文献利用这次饥荒来检验该假设。Luo(2006a、b)的发现证实了该假设,他们进一步认为该作用同时具有性别及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女幸存者患肥胖病的概率要高0.086,但饥荒对城市居民却没有影响。用来自某直辖市的人口及体检数据,Wang和Wang(2010)检验了幼儿时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肥胖的影响,作者们也认为该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饥荒导致女性变胖、男性变瘦。和其他研究类似,该文也发现饥荒会导致幸存者变矮。此外,Fung(2009a、b)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遭到饥荒打击的女性身体过胖概率比那些没有遭到打击的女性要高5%,但该作用对男性不明显。Fung认为其中的机制是生物学上的,比如过量饮食、久坐等,而不是个体行为上的。

一些研究重点关注饥荒影响的性别差异问题。Shi(2008)发现女幸存者在教育禀赋和劳动供给上较男性幸存者更具劣势。Mu和Zhang(2011)也发现女性幸存者具有较高的残疾及文盲概率,而男性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他们将这种原因归咎为男性在饥荒期间的死亡率更高,这意味着针对男性的选择效用更大。

针对幸存者的精神健康问题,Xu和Sun(2009)利用G自治区L市精神病院1971-2001年的病人病例来检验饥荒对于成年患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比较饥荒前后的出生群体,他们发现在母体中经历饥荒的群体比没受饥荒打击的群体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要高2倍。类似的研究还有Song等(2009)。

六、结论性评述:如何避免饥荒的再次发生

学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认识随着新数据的发掘而不断深入。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饥荒中人口损失的估计、对死亡率地区及性别分布特征的描述上。随着数据的不断发掘,特别是分省数据的获得,研究从描述性推论拓展到因果推论。最先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是利用这次饥荒检验现有理论,研究者试图解释饥荒分省分布的成因。这些研究揭示出这次中国饥荒更大程度上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粮食供给下降问题,对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分配的研究成为学者考察的重点。**他们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偏向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以及大跃进期间对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非正常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后续学者主要考察大跃进期间的激进政策,发现谋求晋升是地方官员推行激进路线的原因。对于饥荒的后续影响来说,这次饥荒被视为一次难得的观察契机。

此外,饥荒至今的50多年的长时段也给学者调查饥荒的人口影响提供机会。越来越多的劳动经济学、医学及人口学文献试图探索饥荒在个体生理状况(身高、体重等)、生活质量及精神健康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受限于各个领域的传统关注点,现有文献主要是利用这次饥荒回答或者检验本领域关心的问题和假设,却没有涉及如何避免饥荒再次发生这个重要问题,该问题应当被视作饥荒研究的直接目标。

阻止饥荒的再次发生不仅涉及对1959~1961年饥荒本身的理解,而且对其思考也要超越事件本身而审思相关的制度设置、政府决策、信息搜集、个体和家庭的消费及储蓄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等问题。具体来说:

(1)在控制各地区的天气因素及当地政治措施之后,饥荒是如何在地区间蔓延的?当时的制度设置是加剧还是阻止了饥荒的扩大?①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的粮食储备体系、粮食的横向(省际)与纵向(中央–地方)调拨程序和运输系统以及制度的调整。②(2)如果上述制度可以在正常时期运作,在突发性灾难的重大打击下(如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国际封锁及禁运、局部或全面战争等)能否依然发挥正常功能。(3)就信息搜集处理来说,基层的饥荒信息在传递到上级政府过程中是否存在制度性障碍?①各地上报的粮仓存粮量是否反映真实数字?如何准确识别粮价的非正常高企?如何对人口中不同人群的营养不良水平及对由饥荒导致的人口流动进行准确估计和跟踪?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单纯增加粮食总供应,比如动用储备粮、增加粮食进口等并不能快速地阻止饥荒的发展(Bowbrick,1986),因此,有针对地发放救济可以显著缓解饥荒。(4)就个人及社会层面来说,家庭在面临饥荒威胁时如何调整当期消费水平以及是否选择迁移(所谓的“用脚投票”机制)需要我们思考。②(5)由于1959~1961年的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从饥荒中积累的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值得我们考虑。③从这个意义上,针对发生在其他市场化国家的饥荒开展比较性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工作。

最后,就世界范围看,由于国际救援机构的建立以及国际协调机能的提升,饥荒发生的概率将越来越少。学界对饥荒的研究也逐渐转向另外一种更加隐蔽但是危害性更大的福利损失形态———饥饿上来。然而毋庸置疑,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为学术界提供一个难得机会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和人口变迁。其中蕴含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也将启发学者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考察这次饥荒,深刻理解饥荒的发生扩散机制及相关制度的设置也有助于预防及阻止饥荒再次发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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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2005a)：《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2005b):《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曹树基,廖礼莹(2010)：《国家、农民与‘馀粮,:桐柏县的统购统销——以档案为基础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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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英、孟令杰(2006)：《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第8期。——(2007):《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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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扬斌(2009)：《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钢铁工业》,《冶金经济与管理》第2期。赵胜忠(2001):《大跃进中曲折发展的统计工作》,《统计与预测》第109期。

周飞舟(200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八月底的一个夜晚，21岁的网约摩的司机阿凡・库尼亚万，像往常一样奔波在雅加达的街头。

他的手机里，新的外卖订单提示音不断响起，那是他生活的希望，也是沉重的压力。

这个夜晚，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改变许多人命运，也让整个国家震荡的漩涡之中。

彼时，雅加达的街头已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民众们对国会批准的议员高额住房补贴一事极为愤怒，这笔高达每月 3075 美元的补贴，是：

雅加达底层劳动者10个月的收入，

贫困地区民众 20 个月的收入。

在物价飞涨、税收增加、失业率攀升的艰难时刻，议员们的贪婪之举，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

抗议的声浪从各个角落涌起，民众高呼着削减议员工资，指责这些：

腐败的精英。

库尼亚万在送餐途中，正好碰上了防暴警察驱散抗议人群。

混乱中，一辆装甲警车径直冲向了他。

瞬间，他的身体被撞倒，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辗轧过去，生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而他，不过是这个庞大国家中，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无数普通人中的一个。

他每日风里来雨里去，靠着送外卖和开摩的，勉强维持生计，却未曾想，会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成为了这场社会风暴的牺牲品。

他的死亡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抗议瞬间升级为暴乱。

全国的愤怒被彻底激起。

在印尼，贫富差距犹如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社会中间。

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曾发布报告称：

印尼4个最富有者的总身家，超过了该国最贫困的1亿人口的财富。

印尼长期位列世界上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国家前列。

雅加达的街头，一边是高耸入云的豪华写字楼和富人居住的高档社区，围墙内绿树成荫，安保严密。

而几步之遥，便是密密麻麻的铁皮屋组成的贫民窟。

在贫民窟里，一家人挤在狭小昏暗的房间中，卫生条件恶劣，孩子们在污水横流的街道上玩耍。

这里的居民，大多从事着最低端、最辛苦的工作。

以摩的司机这个群体为例，他们数量众多，是城市中最常见的底层劳动者。

雅加达交通拥堵，摩的成为了很多人短距离出行的选择。这些摩的司机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守在各个路口、公交站，等待着客人。

他们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衣服破旧且沾满灰尘。

一单生意可能只有几千印尼盾，除去车辆的油费、损耗，一天辛苦下来，挣到的钱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

遇上雨季，道路湿滑，生意更差，还得冒着生病的风险出车。

而他们，只是众多低收入群体的一个缩影。

工厂里的工人，在闷热嘈杂的环境中：

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资微薄。

街头的小贩，时刻担心着城管的驱赶，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和顾客讨价还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的富人们。

雅加达的高档商场里，奢侈品店琳琅满目，富人们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在这里一掷千金。

印尼的富豪们拥有私人飞机、豪华别墅，他们的财富多到让人难以想象。

苏哈托家族在其当政期间，垄断国家资源，中饱私囊，据估计，其家族拥有的财产保守有：

200亿美元，最高可达1000亿美元。

这种贫富的巨大反差，在印尼社会存在已久，像一颗毒瘤，深深侵蚀着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腐败，一直是笼罩在印尼社会上空的阴霾，难以驱散。

印尼肃贪委员会曾指出，国会议员是导致印尼贪污猖獗的罪魁祸首。

从政府官员到司法系统，腐败现象无处不在。

2024年10月，印尼最高法院退休官员扎洛夫・里卡尔的贪腐案震惊全国。

在他位于雅加达的住宅中，调查人员搜出：

价值9200亿印尼盾（约合4.17亿元人民币）的各币种现金和51公斤黄金。

扎洛夫在2012年至2022年间，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多个案件中帮嫌疑人脱罪，收取巨额贿金。

这起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此前，印尼中央银行前高级副总裁米兰达为了在央行竞选副总裁时胜出，贿赂多名议员。

司法系统的腐败，让民众对法律的公正丧失信心。

就拿罗纳德・坦努尔的案件来说，2023 年 10 月，罗纳德在俱乐部停车场开车撞死了女友，监控视频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然而，经过半年多的审理，泗水地方法院却认定罗纳德：

无罪。

法官们称其女友死于饮酒过量，罗纳德还为其提供了救助。

判决结果一出，舆论哗然。

在民众的压力下，印尼肃贪委员会展开调查，最终牵出了背后的腐败链条，包括多名法官受贿，而扎洛夫正是帮助这些法官受贿的：

中间人。

这样的案例，让民众看到的是有钱有势者可以轻易逃脱法律制裁，而普通民众哪怕遭遇不公，也投诉无门。

根据相关机构近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印尼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15位，清廉分数仅34分（满分为100分），属于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印尼前总统佐科也曾无奈表示，因贪腐而入狱的印尼官员太多了，但腐败却并未停止，且变得越来越复杂。

库尼亚万的死，成为了点燃民众怒火的最后一根火柴。

2025年8月29日清晨，五千辆摩托车包围了雅加达警察总部。

那密密麻麻的摩托车队，像是一股黑色的洪流，宣泄着民众的愤怒。

学生们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社会：

公平正义。

随着时间推移，示威规模迅速膨胀至：

数万人。

部分示威者开始失去理智，他们破坏交通标志和基础设施，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

抗议活动不再局限于雅加达，迅速蔓延至梭罗、三宝垄、万隆、茂物、日惹、泗水和望加锡等城市。

在望加锡，一座议会大楼被纵火，造成至少 3 人死亡、多人受伤。

在雅加达周边地区，财政部长穆丽亚妮的住所遭强行闯入。

抗议行动逐渐演变为大规模的纵火、冲击与抢掠，整个印尼社会秩序严重恶化。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他亲赴库尼亚万的灵堂吊唁，试图安抚民众的情绪。

国会议长布安也代表国会公开致歉与哀悼，7名涉事警员被拘留调查。

印尼政府宣布取消议员的多项福利和特权，试图平息民愤。

但这些措施，似乎未能完全浇灭民众心中的怒火。

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民众不仅要求严惩涉事警察，更要求政府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深层次问题。

在这场社会动荡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经济陷入停滞。那些原本就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生计更加艰难。

而对于印尼这个国家而言，其国际形象受损，外国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也受到了冲击。

雅加达的街头，抗议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被焚毁的公交车站，街头散落的碎裂玻璃与被烧毁的车辆，警察局外墙那焦黑的痕迹，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刚刚经历的风暴。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会让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我们关注印尼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审视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文｜蛙蛙和洼

图｜新闻报道，侵删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2期：“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5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25日—8月31日，这一周。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于近期遭到一名孙姓女士（网名“非吸烟者权益策略师Ada”）的投诉。她认为，该画面可能诱使游客去拍摄“点烟照”，易对青少年产生误导，呼吁纪念馆进行更换。该女士还将此事投诉到了浙江省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很快，此事便在网上引发热议。多数网民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就是一种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做法，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色彩。当然，也有网民认为在公共场合去除吸烟形象，本身也是一种文明趋势，尽管它在当下的不文明中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指出，公众之所以对这类投诉举报心存恐惧，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举报文化”的土壤，使得一些别有用心者能够将个人诉求包装成宏大的“全民意志”，并且这样的举动往往屡屡得逞。例如，2024年1月，就有网民举报在南宁某地铁站里的一幅宣传画形似日本军旗旭日旗，南宁轨道交通集团为息事宁人将图案撤下。此后，这类极端民族主义的“碰瓷事件”多次上演，且愈演愈烈，连官方媒体最终也忍无可忍，批评称“碍国流量不能纵容”。孙女士的举报虽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缘由，但有媒体后续报道指出，其动机可能是借控烟之名推广所谓“尼古丁袋”，这也导致微博对其做出了封号处理。

还有人指出，中国的文化审查本身就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往往只需一个理由即可。因此，公众不仅惧怕审查本身，也惧怕随时可能被拿来当作借口的“理由”。就像四十多年前，有人投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面出现了裸体少女，认为有伤风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了展示对外开放形象，默许了它的存在。但如今，公共场所内还会出现裸体画吗？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紧，“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子，还有我们的脑子”。因此，要求鲁迅放下香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毕竟文化领域存在已久的垄断性话语权一直在压制多元价值观。难怪有网友调侃，鲁迅抽烟被投诉后，李白连夜将诗改成了《将进茶》，屈原怕被人举报引导跳江赶忙上岸，岳飞精忠报国的纹身分分钟被清洗，关公也收起了管制刀具，武松为了避免非法狩猎办理了打猎证……

因此，人们的嘲讽或鄙视更像是一种民意的应激性反弹，担心“举报”会被包装成伪民意并滥用，担心“举报”成为钳制公民的又一借口，担心“举报”会上纲上线从而无休无止。不过，也有人批评媒体小题大做，各大博物馆每年都会收到各种奇葩投诉。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下舆论场充满禁忌与审查，许多议题无法触碰，人们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地热烈交谈，于是一些本无太大新闻价值的事件被炒上热搜。毕竟，在鲁迅所处的年代，他抽烟的场景被刻画无可厚非，人们甚至觉得那很生活化、很有个性。但在习近平新时代，若将鲁迅改为右手握拳，一些人自然会追问：他要打倒谁、推翻谁？这种百年后再现的战斗姿态未必解释得清，所以投诉本身也未必会被采纳。

8月29日晚，重庆大学城熙街的一栋高楼外墙，突然出现巨幅投影标语，分别是：“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50多分钟后，多名警察才找到了投影设备所在的酒店房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抗议者留下的一台监控拍摄到了警察破门而入的画面。而在桌上，还有他留给警察们的一封信，信中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并写道“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若不得已，请把枪口抬高一点。”、“每个人付出一点，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为所欲为。”

之后，人们从多个途径得知，这名抗议者名为戚洪，1982年出生于重庆，曾为电商创业者，他使用户外投影灯、监控设备、远程定时、光雕机等设备实施了这起独狼式抗议，方式类似于去年1月的“济南万达广场投影标语事件（抗议者为柴松）”。早在8月20日，戚洪便设置好了设备离开中国前往英国，29日他从远端操作投影提前实施了计划。戚洪还坦言自己受到了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这也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川渝联动”。目前，戚洪在重庆乡下的亲人已经受到警方调查。戚洪的有勇有谋引来大量关注，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关于此抗议的首发推文，阅读量已经突破了1600万，创造了中推圈的一个新记录。

就在本月7日，昆明抗日胜利纪念堂门口，一名男子举起写有“习近平走人”的横幅；9日，苏州万象城，一位外卖员背着白板，上书“权力只会对它的来源负责，中国人民需要选举权”。不满的声音、勇敢的声音逐渐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重庆投影抗议标语事件”只是最新一例，绝非终结。有网友评论说，类似抗议的变多，大有烽烟四起之势，但看桥员、守厕员、查房员……总有维稳力量捉襟见肘之时，而中共极致的恐惧也会陷入“男儿悖论”——因为严防垮台而走向垮台。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在采访戚洪后表示，此人的经历有代表性且特别，经历了“农村长大—辍学—打工—被警察侮辱—经商—幻灭—反抗”，而这就是许多平凡国人的写照，不乏苦难，也不缺勇气。戚洪的举动无疑会让更多人意识到，反抗的声音真实存在。即便身处高压之下，反抗仍可以凭借想象力突围，而他的行动也已成新的符号，在死水上掀起涟漪。

一周荐读：

• 【CDT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 【CDT关注】大声｜时事评论家长平专访（1）：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缺少对笼子的反抗

吴薇：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

• 【CDT关注】不明白播客｜对话重庆反共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 【真理部指令】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

2025年8月28日，推特用户@whyyoutouzhele（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了匿名网友投稿的成都网安内部文件《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其中罗列了多项“重点风险提示”，包括9.3大阅兵、成都世运会、金熊猫奖/国家公园论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周年、取缔法轮功26周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等。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iSweeety的空间｜播客在美国为什么活得很好？但像喜马拉雅和小宇宙在中国做不太起来？
• 舞文弄乐｜梁文道即使“出事”了，也没什么关系！
• 锵锵如故｜梁文道被禁了，许子东也被提醒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播客（Podcast）在美国已经演化为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拥有成熟商业闭环的产业。从独立创作者到媒体巨头，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盈利模式。反观中国，以喜马拉雅、小宇宙为代表的音频平台，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却始终在盈利的边缘挣扎，商业模式显得异常脆弱。

• 【中国哭墙】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8月1日-8月31日，2025年）

XYMT688：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没别的，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 -四喜丸子: 李医生 道长的播客被全平台下架了，又去重新听他的旧节目，特意翻到道长读您评论区留言的那期来听。李医生您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然而现在连这么温和的声音也容不下了。

• 噪音｜我投诉大先生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 特正经的张某某｜为了鲁迅能继续抽烟，我给纪念馆打了个电话
• 亮见｜投诉的风，还是吹到了鲁迅纪念馆
• 新新默存｜王五四：鲁迅最近的烦恼
• 老萧杂说｜投诉鲁迅夹烟，代表一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
• 天花乱坠黄阿狗｜让鲁迅先生不抽烟，没有什么不对的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一周惊奇：

• 【404文库】坏姐姐来了｜刘铭瑶之死
• 竹不倒｜沧州孟村这件事，本不应该如此“恐怖”！
• 走读新生｜河北孟村这件事，最“恐怖”3个问题不能不说！

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 吾我五木｜“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属于国家秘密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 竹不倒｜成都加油站这事的答案，就两个字“巧合”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 句号未满月｜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 传媒茶话会｜又更新啦！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发布

8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国家网信办顺应各地各单位需求，组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进行了更新，公开发布《2025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名单涵盖稿源单位1459家。

一周讽刺：

• 六神磊磊读金庸｜金庸：顶级的坏人，往往都特别善于自洽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 现实的模样｜一批”中国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了
• 家庭回忆录｜李主席公布了逐月收礼清单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 李驭尘｜爱国大V“唐哲同学”被永久取消广告资格，因将俄博物馆展品指为731部队罪证，其曾挪用汶川地震照片充当加沙现场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 星球商业评论｜美国国企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了

懂王大概率是研究过真正的国资委的。它成立于2003年，除了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外，还要强化国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从懂王的视角看，芯片、钢铁、稀土这不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嘛？懂王再翻翻后面20多年，可能就更受启发了。它什么领域也没退不说，规模还越来越大，到今年初，央企的总资产已经是国资委建立时的十几倍了。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张3丰的世界｜李微敖是一个好记者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 阜成门六号院｜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保问题
• 夫子张｜放弃幻想吧，劳务派遣开始常态化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社保问题势在必行，不过要先理顺机制、再扩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还应注意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做到劳企两利、细水长流。美团的“参保自愿、企业补贴”或是当下更能同时兼顾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可行路径。另外，涉及数亿人口的中低层社保问题，其实是国家的一个全局性社会性问题，单靠雇主无法解决，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 修明札记｜猜疑链与崇祯死局：重来100次也不会给朝廷捐钱
• 捉刀漫谈max｜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
• 西坡原创｜好好的系统，说崩就崩了
• 捉刀时间max｜北宋的最后八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 【404文库】幸福剧团｜法西斯美学的诱惑：崇高感、归属感、自豪感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一周故事：

• 极昼工作室｜社保“新规”落地前，小工厂老板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 工劳小报｜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

• 食通社｜做了两年半农业记者，但我依然“看不见”食物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2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长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复杂。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刘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赵君杰，在网上为丈夫喊冤。

然后，她也被抓了。

动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经的：

同事与下属。

文章发出后，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这一天，从两条线上同时涌来：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明处，是一封来自西平县检察院的邮件。

发件人自称常方方检察官，她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

从2019年写熊昕案，到后来写原伟东案，我写过冤案里的办案人员、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听熊昕律师会见的警察张某庆，原伟东案中，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杜国利。

他们从未发来身份证，说我侵犯了名誉。

暗处，则是我公众号后台的一个陌生账号。

就在同一天，这个账号发来一条消息，语气礼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对方说：

公安局相关领导想找你撤稿，需要什么手续。

起初，这两条线看似平行。

直到暗处的那个人，在我反复追问“哪个公安局的哪个领导”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来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邮件里发给我的，常方方检察官本人的身份证。

两条线索，在24小时内汇于一点。

这个操作，立刻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身份悖论：

发信人自称公安局领导，却用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证来交涉。

这里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是盗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么，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领导。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

它们之中，必然有一个身份是：

假的。

而他们那份捆绑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主张，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精巧的矛盾体。

侵犯名誉权，如果不存在贬低，那需要是：

内容虚假。

侵犯隐私权，前提是：

事实为真。

一句话不可能同时既是谎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这种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实只指向一种他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

我写的是真的。

这立刻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务行为，怎么会有隐私？

这事发生的地点，是西平县检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对象，是为案件奔走的律师，不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她所服务的：

公权力。

公权力运行，理应被记录，被审视。

当一个名字和职务行为绑定在一起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符号，而成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具体环节，一个责任的锚点。

将这个环节呈现给公众，不是窥探，而是：

监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对文章核心事实的选择性沉默。

那篇文章里，写了公安局长被留置，写了他妻子喊冤后被抓，写了办案人员是丈夫同事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些核心事实，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他们所有的愤怒和行动，都精确地聚焦在了一句话上，那句记录了常方方检察官名字和她“不归我们管”的回应。

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响亮的发言。

这似乎在印证，那篇报道最惊人的部分，恰恰是他们最不敢触碰的事实。

而针对那句“不归我们管”的投诉，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归你们管，那么我的记录只是陈述事实，忠于职守与个人名誉并无冲突。

如果那件事其实归你们管，那么你们应该介入的，是那个案件，而不是这篇记录你们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张身份证照片的签发机关一栏，印着几个字：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是刘浩南案的办案机关所在地。

原来，那堵规矩森严的墙上，早就开好了方便往来的小门。

他们并不畏惧事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事实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就仿佛只要捂住说话的嘴，世上便只剩下了赞歌；只要敲碎映照的镜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脸上并无污点。

但他们或许忘了，有时候，敲碎镜子的声音，要比镜子里的影像响亮得多。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日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B3-Ss6dJm2o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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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2025年8月28日，推特用户@whyyoutouzhele（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了匿名网友投稿的成都网安内部文件《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其中罗列了多项“重点风险提示”，包括9.3大阅兵、成都世运会、金熊猫奖/国家公园论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周年、取缔法轮功26周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等。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对该文档（4页）进行了图文转换整理：（个别内容发布者进行了打码处理，以“xx”代替，文末附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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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

一、重大活动方面

（一）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警惕宣扬错误二战史观，歪曲否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正义性，贬低中国对二战胜利的重大贡献。警惕美西方反华势力加紧与我争夺抗战历史话语权，对我发起“认知战”、“舆论战” ，炒作抹黑我相关庆祝活动。

（二）第12届世界运动会于8月7日至17日在成都举行。防范别有用心人员做出不当举动，表达政治诉求。防范利用WiFi热点等实施反宣滋扰，散布涉政有害信息。防范出现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引发舆情并向意识形态领域传导。警惕境外非政府组织、 敌媒网站、外媒记者等针对赛程设置、赛场设施和服务、裁判判罚、外国运动员场外活动等开展负面炒作，甚至插手翻炒社会热点，抹黑我国家形象。警惕各类网络平台、自媒体、网络“大V” 意见领袖等为抓眼球、博流量炒作门票销售、志愿者管理、纪念品侵权、运动员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话题，借机对比拉踩、关联影射鼓噪杂音噪音，滋扰影响赛事舆论氛围。警惕境外情报媒体机构、反华黑客组织对世运会信息系统实施攻击篡改，窃取敏感数据，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三）第二届金熊猫奖定于9月12日至14日在成都举办。须防范属xx属地的明星粉丝网上应援拉票互踩加剧“饭圈化”乱象， 防范入围参赛的作品被多元解读、曝出敏感争议话题，引发不当炒作。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第二届金熊猫奖重大涉外活动，炮制负面报道，捏造谣言信息，借机炒作制造事端。

（四）8月中旬，第三届国家公园论坛将在成都举办，因涉及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和大熊猫保护科研工作，易引发部分“极端”大熊猫粉丝关注。警惕围绕“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科学性、合理性”“大熊猫野化及放归”等工作产生的谣言和煽动性表达，同时做好线下安保工作，谨防部分“极端”粉丝出现线下聚集、 静坐、拉横幅、喊口号等行为引发舆论争议。严防别有用心之人， 蓄意挑唆炒作“大熊猫旅外及归国事宜”等话题，破坏我国际关系。

（五）警惕LGBT群体利用第三季度xx重要体育赛事、音乐节和演唱会等，在网上组织舆论炒作，在线下聚集滋事，甚至在公共场合表达所谓“平权”诉求，引发舆论关注。须强化对 LGBT群体危险行为管控，持续防范对成都的“污名化”、“标签化”炒作，及时处置不当信息，阻断LGBT有害信息传播。警惕驻蓉渝领事机构、境外非政府组织等在我区组织观影交流会、图书分享会，以及开展学术调研、征集敏感话题等隐性活动，在LGBT等群体中培养代理人，加大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力度。

二、敏感节点方面

（六）警惕中美博弈背景下敌对势力借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年节点恶炒中美关系，以及炒作“重启成都美领馆”、“成都被境外势力渗透”等话题。警惕极端民族主义者散布激进反美育论，做出过激行为。

（七）警惕邪教势力借取缔法轮功26年节点加大反宣滋扰力度，煽动操纵xx民众开展涉邪教有害活动，恶毒攻击抹黑我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炒作法轮功分子被“判刑监禁”、“折磨迫害” 等不实言论。

（八）8月1日建军节前后，防范敌对舆论炒作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军队腐败”，以及退役军人、伤残老兵“境况凄凉” 等话题，警惕军队退役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反映个人安置优抚待遇遭退不公等诉求，甚至跨地区、跨群体邀约串联、抱团造势、以访施压、以规模性聚集和极端方式维权，出现涉政涉稳风险。

（九）7月7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8周年、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0周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80周年。警惕一些错误论调沉渣泛起，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警惕部分自媒体操纵营销“爱国”话题，借机炒作川军出川抗日话题，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民粹”思想和“仇日”情绪。xx不得未经审核报备就举办各种主题纪念活动、展览展示活动等，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开展须向区委宣传部报备，未经审核报备不得举办，更不得宣传报道。

……

（三十四） 9月是开学季。可能出现高温延迟开学、军训期间学生人身安全、校园霸凌、食品安全、乱收费高收费、“开学综合征”等情况，易被舆论炒作，推高“教育焦虑”情绪。

（三十五）今年9月10日是第41个教师节。网上可能出现举报反映师德师风等问题，教师编制待遇差距、“非教学”任务繁重、高校“青椒”群体困境等话题可能升温。

八、民族宗教方面

（三十六）今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藏独”及反华势力围绕“庆生”活动，密集推出各类有害音视频作品和出版物向境内渗透传播，警惕xx涉藏地区僧人在社交平台以隐晦方式传播含“达赖”“藏独”元素信息为其祝寿祈福，防范信教群众受到蛊惑参加非法聚集活动，甚至出现举旗举像、自焚等极端案事件。

（三十七）警惕部分宗教团体针对青年群体开设“清修营”及逃似课程活动，尤其须警惕具有涉外背景相关活动向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

（三十八）今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警惕“藏独”及反华势力勾连作乱，滋扰破坏和抹黑攻击我治藏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涉藏地区发展成就等。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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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

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

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注意重点：恰好只有这一笔算错了。

上面这张长篇大论的内容就是回应，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部分，前期情况。别看内容很长，其实就是些自吹自擂的话，哪个部门介入、严肃调查，严格落实责任，维护谁谁谁的权益这些。大可忽略。

第二部分调查情况，看最后一句话就行了：初步判定原因为加油机设备软硬件及信息交互故障而导致重复计费。

注意最后四个字：重复计费。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源头：把上一个车主加油的钱，意外的算到了后一位车主头上。

至于后面一二三四小点总结，分别就是说：

1，加油机在检定期内，也没遭到破坏和篡改；

2，工作人员没有异常操作；

3，涉事车主的油箱确实是50升；

4，自从上次该加油枪检测以来，2863笔加油记录中，仅算错这一笔账。

怎么什么油出了问题，都是经查仅此一例？

总结为加油机没问题，工作人员没问题，车辆油箱容量没问题，就是最后交易结算时突然跳了一下异常。

有人说，虽然事情属实，多收了200块。但谁都没有责任，谁都没有错。如果非要有个过错方，也是机器的错。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机器的错，毕竟你看，除了中间这一笔账突然在各种巧合之下“结算异常”算错了，在它之前和之后的，不都没有算错吗。

这机器明明也是好的。

换句话说，这次“50升油箱加出67.96升油”的事情，虽然属实，但没有任何一个过错方。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刚好出了一次错，刚好出在这个车主身上，刚好是多收了200块钱，刚好这个人特别细心，并且还要坚持追查到底。

错在“刚好”。

可值得提一句的是，如果这种“刚好”，出在另一个人身上，算错的数字小一点，他是否能够敏锐的察觉呢。举个例子，这次是多加了20几升，多收了200块；万一下个人，只多加个几升，只多收了十几块，他能“刚好”意识到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你的标签就是自己的机器不会出问题，大家也默认你的机器不可能出问题，同时消费者并不具备什么“防御”的能力。但现在的事实却证明，你的机器有时候会悄悄的出错，神不知鬼不觉。

那么，要如何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呢，不是说出现了，一句“刚好”，一句“巧合”就结束了。毕竟意外和代价出在消费者头上，而对加油站，几乎没有任何损伤。

总而言之一句话，下次再发生这种悄悄摸摸的“巧合”怎么办？普通消费者，要如何防御？事实上，这并不是消费者该做的事。

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而不自知？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是个铁饭碗。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两年之后，2025年，我裸辞了。

我初入国企工作的故事《一个国企文秘的职场修养》于8月25日发表，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2024年9月，我在这家国企综合部新闻宣传岗已经工作超过一年。我认为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狗屁工作”，不产生什么实际价值。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手里握有权力，而我还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同事的处境。

“ysxt工作”与我的权力

事情要从“线上阵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说起。所谓“线上阵地”，其实就是社交媒体账号。意识形态管理，就是要监控这些账号的内容。

简单来说，在社交媒体上，任何包含我司名称+我省地名的账号（比如，“N省A公司佳佳”、“C市A公司一枝花”、“N省A公司F市分公司908”、“xx市场北门A公司营业厅”、“西花园A公司营业厅”），无论是员工主动开设的，还是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注册的，都要管理。

具体来说，对于公司部门注册运营的账号，我需要管理它们：1.是否存在内容上不符合规范之处，比如是否存在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内容；2.是否存在党旗、党徽、天安门等符号的误用。而对于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开设的账号，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风险。

有趣的是，意识形态这四个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风险，需要避讳。在各类文字表述中，除非是正式的制度文件，党建工作部永远称之为“ysxt工作”。

我至今记得这项工作如何落在我的头上。2023年11月的某天下午，党建工作部突然要求一众部门出席“各个阵地ysxt风险把控”会议。会议室里，党建工作部领导坐在会议桌首席，不等我的领导开口说话，就严肃发言：不管内外部，你们一定得严肃处理“不合规”的新媒体运营动作，定你们的制度！明确你们的管理举措！你们先把大棒挥起来！边说着，边在空中有力地把手一挥，做出一个抓握的手势。

这是党建工作部一贯的工作方式，作为牵头单位，他们有权力将本部门工作任务拆分至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再作为总负责人定期向各部门索要资料。

管理分三个步骤。首先是发现：去各大社交媒体人肉检索，有多少账号名字、头像、认证中带着我司名字，但却不属于我司官方账号。

其次是整改：对这些野生“风险”账号逐个私信沟通，告知对方不得随意使用我司名号，要求其限时更名或注销账号。倘若对方无回应，则向平台举报要求注销账号。

假如以上手段对某一账号均不奏效，那就要执行第三步，将该账号纳入台账（excel表格的体制内说法），然后“动态监管”起来。动态监管，既指多长时间内必须再去检查一次该账号是否发布内容。

我内心觉得这项工作荒谬至极，我们有什么权力管理毫无关系的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但这项工作来自党建工作部，而党建考核和巡视巡察会影响全公司评分、荣誉，进而层层责任到人，影响员工绩效。我不得不按要求完成。

向上，我要对党建工作部及其他检查单位汇报，向下，我要带领各部门及地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落实工作。我的决策将直接决定各单位开展这项工作的高度和工作量。每次要求各单位向我上报材料时，我总是连连向对方表示歉意和感谢。

2024年一季度，D市分公司同事李姐打来电话向我请教，无法确定账号主身份，也无法与运营人员取得联系的账号，是否还需要动态监管？

我明白，她这不是请教，而是一种抱怨，毕竟我们已经按照这样的方式工作半年了，规则早已明确。因为愧疚，我对这样的情绪照单全收，同时安抚她：我理解大家的想法，但工作要求就是如此，我也被党建死死薅着。这不是假话，私下里，我的自嘲更加露骨，戏称自己为党建工作部的编外人员、下属部门，是“党建部的丫鬟”。

至于省公司各部门，态度则明显不耐。要不来材料是家常便饭，多问几次，相关负责人冷哼着反问，那人家就是不改名不注销咋办呢？第一次被问到时，我自觉心虚，不知如何回答。钉子碰多了，我也烦了，直接搬出党建：发现问题直接扣党建考核分，部门总经理带你去找党建部总经理，你自己看怎么处理吧。

每次统计各部门及分公司上报的表格时，最大的考验在于对上数目。理论上来说，当期账号总数=新增账号数+上一季度存量账号数，但实际统计中，上期账号总数+本期新增账号数与本期表格上账号总数对不上是常有的事，有时多一两个，有时又少一两个。我料定没有人会逐个对每期台账上的账号细节，便自己编上一两个账号，让账号数目看起来没有端倪。

但随着巡视巡察工作的开展，我糊弄这项工作的日子到了尽头——当初请教我的李姐，被巡察组检查出了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一个带着该公司名字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不在监测台账当中。我们部门收到了一份党建工作部发出的“风险提示单”。

邮件发到我的邮箱，也抄送给了我的领导玉珍姐。风险提示单最后说：“对于屡次发现同类问题，党建工作部将提请对综合部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对于自查督查问题整改不彻底、问题屡查屡犯等情况，党建工作部将对党组织书记提出问责建议。”

这句威胁激怒了玉珍姐，她迅速给党建工作部打去电话，厉声质问对方：你说要约谈我的领导，依据是什么？说什么‘屡次发现问题’，你自己想想这项工作每年有多少材料都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你们这项工作做的也太形式主义了！她此前在那里任职，接电话的人是她原来的同事。

也不知对面同事如何回复，挂断这通电话后，玉珍姐紧接着将电话拨给任总——他现在是党建工作部副总经理，正分管关于意识形态相关工作，两人几乎等同于职务对调。玉珍姐的态度更加强硬，责怪任总办事太不讲究：去年你在综合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发过风险提示单？现在你连一句话没有，上来就说要约谈我领导？你们这项工作这么做合适吗！

我一贯知道玉珍姐在涉及自己工作责任划分时非常强硬，“厘清责任田”是她在工作中常向我强调的点，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愤怒。

但她的怒火没有效果，党建工作部最后的说辞是，为什么巡察能发现，综合部却发现不了？事情最终只能向内，回到我头上。

玉珍姐帮我翻译巡察组的意思——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真正下力气做这项工作。她指导我开展整改：

小赵你记着，这次整改，包括今后每季度开展这项工作，都必须以邮件发送工作要求，一定做到工作痕迹充分。另外，三季度的新闻信息通报里，对涉及到这类账号的地市点名批评，要他们狠狠重视！

玉珍姐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伸出食指在虚空中用力往前一戳，“狠狠重视”四字，仿佛是从牙缝里咬出来一般。

我从一些职场博主那里学习着，尽量把领导当合作伙伴，尤其是共同面对其他部门时。我抱怨道，那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好好做了这项工作？平台的搜索机制我们怎么能说得清啊，迪士尼都还允许人在网上带这三个字注册，咱们怎么管得住人家要注册个什么名字的账号啊……巡察组这不就是让人自证吗，这种工作哪里有尽头？

玉珍姐摆摆手，一如我答复地市分公司一般：现在工作形式如此，没办法。

我苦笑一声不再多说，打开办公软件，准备写整改举措计划。玉珍姐对此的指导是：给别人的东西，最要紧的是不要给自己挖坑，一定要写能落实的。我想让kimi帮忙生成，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和大模型讲清我的需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大模型能明白什么是“严谨而不给自己挖坑”的举措吗？

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整改中度过。条线整改自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配合，不想李姐竟在此时又和我“探讨”起来：非公司开设的账号是不是可以不纳管？

我实在没有想到对方竟会再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因她工作不力已经触了霉头背上整改要求的当下。怒火涌上心头，我反问：这是哪里的依据？

她找出一段毫无关系的规章条文。我终于抛掉了在自己空间富有余裕时对基层执行者的体谅，语气冷硬地训斥道，为什么还向我提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就算找不到是公司谁开的账号，只要带上你们公司的名字、能被搜出来就要纳管啊？做了这项工作这么久，这种基本的标准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对方一时也嗫嚅，我懒得多说一句，硬梆梆丢下一句“行了就这样吧”挂断电话。手机才往桌上一扔，我又感到后悔：因为自己被要求了，就用更严苛的标准给下位者加码，这不是平庸之恶又是什么？过去很多个时刻，我作为nobody，在这种逻辑下被要求遵守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规则，甚至遭受无妄之灾。而今，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小生态中平庸之恶的一环。

不断增殖的脏活

不久后，全公司的各项表格数据终于反馈到我手里，我马不停蹄在电脑上建起三个新文件夹，“零报告部门”、“官方账号排查”、“存在问题部门”，文件夹中分别建起台账，每个台账分为三个sheet：sheet1命名为“督查、自查及整改情况台账”，意在体现整改中的过程性动作；sheet2名叫“需动态监测的账号”；sheet3则是各部门的动态监测台账，按日期在每个账号下打对钩，表示该账号在监测中。

统计好总表后，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最新一期表格显示共有89个账号，然而上季度账号总数加上本期新增，竟然比本期账号总数少了十个。我不愿意相信，重新打开各单位上报的表格，复制、粘贴、下拉排序。重复两次，缺失的账号依然没有出现。我认命了，开始跟着kimi现学EXECL数据核对，再逐个和数据对不上的部门打去电话。

一个账号，三个账号，五个账号……到第九个账号时，我再次卡住了。此时已经下班一小时，我有些崩溃，摘下眼镜往桌上一扔，哀嚎着在椅子上靠下来。电话那头B分公司的同事约莫三十出头，平时沟通工作总是干脆地回复“我去办” “我去问”，此刻，她少有地犹豫：实在凑不上的话，我手头还有两个账号……

是什么样的账号？我稍微挺起后背。

头像带着我们的logo，但是名字上看不出来。B公司同事回答。

我几乎是从靠椅上一跃而起：发过来，我加到上季度的存量账号上去。终于够了！

眼见两张表格的数终于配平，我喜气洋洋地挂断电话，忍不住将两手紧紧握成拳在空中有力划过后向怀里一收，仿佛交响乐团指挥家的最后一舞。

事实证明，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玉珍姐想到了另一种办法体现我们的认真程度：在表格中补充每一个账号的开设时间、最近一次发布内容时间，以向领导证明，这些账号都是长期不更新的“无害”死号。

如果她的这项要求不是针对这项工作提出，不是在周五下班前提出，不是在我已经做完汇总整理之后才提出，我或许不会崩溃。但在当时，在我满怀期待以为可以送走这项脏活时，我的领导又教会我一个道理：脏活之脏，一部分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生命力顽强，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增殖。

我的情绪管理只够自己发出“嗯”的音节。才一坐回椅子上，我就觉得喉头已经梗住，眼泪滑出眼眶。我不想发出声音，一边用卫生纸胡乱吸自己的眼泪，一边在群里通知全省各位负责整改的同事再补充两列信息。

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变成常态化工作，纳入考核、巡察，再转化成风险提示单、督办单，最后落成自查排查、台账。只要我还在这个体系里，我就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对方提出的问题。即便我不想解决，为了充分证明“责任不在我”，我也要花费极大的功夫。

而由于省公司各职能部门并不直接承担生产经营任务，因此他们不需要开设各类新媒体账号宣传业务，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排查整改工作几乎都落在地市分公司头上。我的一切动作都会切切实实变成基层单位的工作量，让原本已经身兼数职的分公司秘书也为这种狗屁工作反复奔波，夹缠不清。

做有必要做的工作，不要额外加码，让大家过得舒服，这件事有这么困难吗？我被愧疚、烦躁和无力感一起碾过。眼看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我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我要改变制度

十月，整改终于结束。十一月，党建工作部要对公司《阵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小利主任提醒我，这是重新划定责任的有利时机。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管理部门”权力何在。如果全公司涉及到这项工作的人都要按照我的指令来做事，那么我能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工作空间就至关重要。

现在，我必须为自己的条线站出来争夺边界。我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论证“综合部不对过往已产生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负责”，但这也很难，因为按照我司的做事原则，仅靠常识来论证是不够的，这是不担责、畏难情绪重的表现，我既需要援引本条线已经发布的制度，也需要研究出党建工作部的漏洞以及对我们不利的地方。

我调出所有相关文件，既看党建部发文，也向集团办公室请教这项工作在总部的划归与开展情况，并和其他省公司沟通。我把所有论据都用笔划好，贴上便签。随后开始为玉珍姐撰写上会材料。

这恐怕是我进公司之后对制度研究最认真的一次。而在撰写资料的过程里，我终于意识到这项工作最根本的荒谬之处：权力超过了自己的边界。一个公司的管理权力仅能对自己所属员工生效，把手伸到别人的田间地头，这种工作怎么可能做得下去？于是我在初版资料中形成如下结论：

“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由公司各部门根据业务发展及品牌文化建设宣传需求开设的官方账号负有管理责任。对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权责明确原则，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整体沟通。”

玉珍姐对我的材料大致满意，但要求我将集团条线的分工挺在最前，既然集团办公室不负责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整改，那么各省公司也不该承接党建工作部相关要求，于是汇报材料最终调整成两点：

1.请公司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根据条线管理职责划分本省意识形态管理责任，落实意识形态管理职责，沟通管理工具，确保条线管理职责的一致性。

2.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本省公司官方账号负有备案监管责任。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相关工作。

作为员工，我能做的工作已经到此为止。我像家长送孩子进考场一般把我的领导送进会场。几个小时后，玉珍姐一踏进办公室门口便扬声喊我：小赵，和党建部说好了。”

我赶忙站起身来，只见她扬手将一叠上会材料往桌上一丢，宣告战果：以后该项工作按属地责任来划分，哪个地市出问题自己担责，省公司不再受连带责任一同整改。

玉珍姐进会场前，我已经想象到或许结果不会尽如我意，但没想到她带来的消息竟然和我的意图南辕北辙。我本想为整个条线撇清责任，让地市分公司减轻工作量，但从结果上却成了我撇清自己。那些向我汇报这项工作的人看到这条新规定会是什么表情？

我无法接受这项工作呈现出“我给下级单位甩锅”样子。向上的空间已经消失，如今要挽回这种局面，我只能从自己能够把握的部分入手——无论如何，我对本条线的工作执行方式仍有决定权。我决定自己修订条线内相关管理制度，将不利于我们管理的那一部分撇出去。

一开始，我想通过那些五花八门的账号特点入手。除了都带有我司名称，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粉丝量几乎都保持在个位数，即便发布内容，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也极低。我的提法相当保守：“粉丝数少于50，超一年未更新，视为无风险僵尸账号，不做专门监督。”

但这一点在小利主任环节就被否决了：不纳管对党建工作部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有缺口，一定会遭到质疑。

我接受了主任的意见，决定回到问题的根本，让权力回到自己的边界：如果某账号经核实后不属于公司内部人员开设，则综合部无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这个想法最终落到书面，形成如下表达：

第十七条 规范新媒体账号排查机制。综合部牵头组织开展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清理，排查范围主要为公司官方新媒体账号、公司员工开设的与本公司相关的新媒体账号。对于排查发现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如确系公司员工开设，按照属地原则，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对相关账号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加强条线新媒体账号管理。市场经营部作为渠道运营的归口管理部门，要建立对渠道人员在新媒体账号开设方面的管理机制，做到末梢穿透，闭环管理。

主任通过了这一版本，我得以向玉珍姐汇报这项修改工作，莹莹姐也被叫到旁边。玉珍姐盯着我，真诚地问：“小赵，我就是特别纳闷，为啥整治这么长时间了，老有要带咱们公司字样的账号，老是（需）要干掉？”

我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了，每一次发现新增账号，玉珍姐都会愤愤地问，说了不让注册不让注册怎么还有人注册？！每逢此时，我的脑子里总是冒出考研知识点：新媒体的涌现性、节点化……走出考场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要再用它解释问题。但学术化的解释毫无意义，通常，我会直接回答：现在想注册账号有个手机号码就行啊，咱这名字也没申请专利……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领导想要的是更具体的答案，于是语气笃定地回答：“主要是渠道商。”莹莹姐加强我的回答的可信度：“确实，那人家开的就是公司的代销店，也没有毛病啊。”

“对，所以上个季度和市场部沟通了，他们已经把这个要求写到了渠道的考评里面。发现渠道商擅自用公司名义开设渠道，一次扣一分。”

扣分是我和市场部渠道管理同事沟通后的结果。协商管理手段时，我给出的是“严肃处理”的模糊说法，市场部同事具体成两点，一是做好渠道的相关培训，二是用扣分管理渠道。评分将决定每家厅店能拿到的渠道费用，相当于他们只要开设了账号，就会少拿到钱。

我当然知道这种强力的管制和基层业务发展的需求是相悖的，但我已经没有力气愧疚，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到党建工作部的这项工作本身。我只欣喜于终于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来防止无穷无尽的新增账号，让我带领的同事和这些脏活少一些纠缠。

玉珍姐说，“现在我们有关键一点要弄清，就是保证新增账号没有公司员工开设的，如果有，就要对他们点名通报。”

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真正的困难是我不可能干涉、管理任意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我懒得再委婉表达：“这个不能保证，领导。”

玉珍姐不满意：“那不行。”三个字极快地从嘴里跳出来。“为什么？渠道账号扔给市场，各地市账号也按属地原则处理，只有省公司的员工了，我们明确要求不许以职务身份注册账号，ta们明知故犯，岂不是我们管理失职？”

现在，我开始向领导解释，理论上来说，含我司名称的新媒体账号可能来自生活在这个地区、国家的任意一人。而“我们的权限只能到公司员工，不能到社会人员，如果一个账号不是我们公司员工注册的，那它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

“我现在明白你的想法了，因为党建工作部把责任撇到了我们头上，所以你想用这句话把地市的责任撇清，对不对？”玉珍姐依然不关注常识，而是回到她更熟悉的责任分配，点出我的心思。

“对。”我知道自己的汇报成功了。果然，对方接着回答：“行呢，咱们就这么和领导汇报，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小赵。”

“啊？”我从没上过领导的专题会，一听之下反倒吃惊，顺势和玉珍姐开起玩笑说害怕。玉珍姐笑了：“不用害怕，你觉得该这样做，那咱们就去和他们汇报。现在公司领导对这个东西的观念还特别紧张，只要我们是对的，哪怕被骂出来也不要紧，一遍遍地和他们说，慢慢的总会改变的。”

我第一次对周玉珍肃然起敬。

从制度的拟定到最终上会通过领导决策，又过了十余天。这中间，玉珍姐一度让我去掉“如确系本公司员工开设”这句话，我照做了，我猜想她觉得这句话甩锅意味太重，担心领导不满意。

但到递交上会资料的前一刻，我还是犹豫着又向她提出：“玉珍姐，那句话能不能不去掉？”我还是希望明确工作边界，让条线同事少做无用功。彼时办公室已经没有其他人，玉珍姐看着我，斟酌片刻后叹一口气，最终答应。她猜想领导也注意不到那句话。

我顿觉轻松，欢欢喜喜把那句话重新加回去。点击发送上会材料，然后关机，把充电器、眼镜等物件塞进背包，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办公楼。我的内心充盈一种满足感：我已经凭良心认真对待了自己的权力，已经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来为下级执行单位尽量创造了空间。

第二天上会，尽管我只是坐在最后一排听玉珍姐汇报，但还是板正地穿上了聚酯纤维面料的工装。然而几天后，玉珍姐与巡察办一名同事的争吵又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事情倒也不复杂。巡察办同事为把自己某项工作任务做的“好看”，要求我们科室制作相关台账。玉珍姐大怒，这件事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收场。事后，玉珍姐火气消退，也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安慰相关同事，喃喃地说，小周（巡察办同事）也是个认真的人，这也是为了工作。

我原本是看热闹，却猝不及防被“为了工作”这句话击中，回想到自己出台的制度。

我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也是被某些人、某种制度、某种权力推搡着，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解决掉。可是到底是一坨混沌的屎更好，还是一坨条分缕析的屎更好？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还不自知而沾沾自喜？这到底是我的留下的遗产，还是我留下的遗害？

又一个视频

十二月是一年的收官时刻，重要的工作是年终总结，而其中更重要的部分，则是要让领导有感知地总结。对于综合部来说，在全公司年终会上播放的总结视频，就是一年一度的露脸时刻。年底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宣传片上。

到十二月中旬，这片子已经反复修改了两个月，玉珍姐依旧能发现不满的地方。又一版视频出炉，我们在会议室内逐帧拉片，玉珍姐举着手机，扶着眼镜，脖子前倾，看得专注。而我早已丧失看这个视频的欲望，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观察玉珍姐的表情。虽然观看过程中她一直皱着眉头，但假如她皱眉更深，往回缩一缩脖子，或者很快速、轻微地向一旁侧一下脸，都意味着她对正在看到的内容有所不满。此时我就要迅速回归视频内容，讲解这一段为何如此处理。

但我能够解说的只是我自己认知中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比如此刻，玉珍姐突然敲击着屏幕按下暂停：这里！

我迅速排查雷点：画面呈现的是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在机房，上镜人员穿着簇新的工装——露出了硕大的我司logo；表情专注、自然，体态舒展——规避了形象邋遢、精神气不足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明就里，保持安静等她说话。

玉珍姐在工作中一向需求明确，从不让下属猜测她的意图，这次也一样，她几乎没让我等待：low死了！怎么这么多戴安全帽的人？！公司领导都说了，我们是一个科技型公司，不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把这放上这么多，人还以为我们公司都是些工人呢！

我震惊了一瞬，愤怒的情绪很快变得分明：为什么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有这些low的人把公司业务抬起来，她一个月过万的薪水从哪里来？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平时坐在办公室里敲敲键盘写下的狗屁材料在创造价值？

但我还是强忍愤怒解释：现在安全生产不是查的严吗？这些作业都要戴头盔的，工程师去现场也一样。

这也太多了！周玉珍的不满未减少分毫。我一心只想让她闭嘴，果断回复道：那去掉吧，不放了，我换镜头。

从会议室出来，周玉珍向左走回办公室，我则直直向右走向卫生间。尽管上班已经一年有余，我仍不敢太长时间离开工位去散心，只好在烦躁时一趟趟跑厕所。

拉开厕所门，随后直接松手，几秒钟后，“砰”的一声巨响在我身后传来，这是厕所门自己摔阖上的声音。我拉开厕所隔间门的手突然滞住了，想起自己从前总会扶住门把手无声地关上厕所门。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任由这扇门在我身后摔在一起？哪怕中午大厅里办公的同事都已午休也不在意？

两周后，年终会宣传片终于进行到了新分管领导审议环节。玉珍姐、严总、严总的直属领导王总，都来到会场。因为公司年会将近，有部门正在会场排练节目。玉珍姐清退众人，并叮嘱我关上会议室门防止“泄密”。

王总在中间的位置坐下，严总、玉珍姐分立他两侧，我挨着玉珍姐站。片子播放完，奇迹般的，王总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说黑底白字是他们那里死人用的颜色，换一个。玉珍姐笑着一口应下。随后，王总起身，我和玉珍姐交错间对视，几乎是本能地漾出一个松一口气的笑容，并悄悄一竖大拇指。这种表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总之我已经能熟练运用。可是这种表演最终有什么意思？我心底里有些嘲讽自己地想着。

两天后，年终工作会开始。我照例提前一小时就到会场测试视频和PPT。测试结束，我站在当场，看着会场直播屏幕里自己的背影——抱着双臂，直直站着，仰起头看那块大屏，别人穿深色皮鞋高跟鞋，我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耐克空军一号，在屏幕上亮的扎眼。一个想法清晰地浮上心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了。”

收获的季节

十二月的忙碌伴随着一些令人振奋的回馈，冬天比秋天更像是收获的季节。比如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积分到了将要清零的时候。

2023年，我第一次拿到这个积分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劳保用品，但已经能够无师自通把它直译成“员工福利”（查过之后才知道“劳保用品是指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所必备的一种防御性装备”）。换算人民币，男职工每年劳保金2260元，女职工除了劳保用品积分外还多一项妇女卫生用品费，劳保金也比男职工多一千元。这项积分通过公司自主开发的平台发放，无法兑换现金，只能在平台内完成购买。平台通过接入京东为员工提供货源，商品类目从日用百货到衣服鞋帽。我对比过这些商品的价格，发现相比起京东，同一家店铺的同件商品，在劳保平台存在几十到几百不等的溢价。

在这种“不够市场”的交易场所中，溢价也是市场规律的一种表现。没有人因为会因为溢价放弃这个平台，怎么花积分最有性价比也是一门学问。拿到劳保积分的第一年，我将几千块都用于购买日用品。第二年，我意识到用不流通的货币置办“大件”才是最划算的，这也是办公室大多数人的策略：物业姐为自己和女儿一人选购一件波司登羽绒服，玉珍姐的外套、内搭和高跟鞋都齐齐换新，小利姐则和玉珍姐买了同款高跟鞋。我用三分之二的积分为自己和妈妈一人买了一件羽绒服，给自己买了双鞋子，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购置短缺的日用品。上班近两年，我再也没有用流通货币买过卫生巾、洗发水。整个十二月，公司楼下的快递柜一直爆满，快递员频频打电话要求科室同事下楼拿快递：“快递柜满了，你们公司前台不让放。”

更令人振奋的，则是按照财务做账的要求，年终奖必须在次年1月之前下发。一进十二月，大家都进入了一种等待年终奖的状态。每当我像个疯狂旋转的滚筒洗衣机一样被工作摆布时，也会想象自己的年终奖：不管是专题报道，还是二十五周年宣传视频，部门今年颇受领导褒扬的工作，我都极大参与并做出了看得见的成果，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十二月二十四号，临近下班，小利主任与我谈年终绩效评定时的说法，我的绩效等级评定为C，贡献度评为良好——据小利主任说这是“领导认可我的贡献”。

年终绩效奖金由岗级、绩效等级和贡献系数共同决定。而我对应的具体数值分别是：6、1、0.8。这三个数字到底如何使用后得出我的年终奖数额，我并不清楚，但我有非常朴素的认知：数字越大，奖金越多。我的岗级是6——公司最低岗级，这是短期不可更改的；绩效等级是1（等级为C）——每个科室能给到的A级（1.2）和B级（1.1）是有限的，作为入职一年的新人，绝不可能在涉及大额奖金分配时得到C以上等级；由此看来，贡献度系数是我唯一有望提升整体系数水平的机会。于是我问：“其他人的贡献度等级是什么呢？”

领导没有回答：“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也希望你客观看待，尽快成长。贡献系数上，领导还是给你评了一个良的。明年你要适应这种组织的方式，不光是工作质量，待人接物、给大家的感知，都很重要。也希望你在工作职责中提升自己的适应度。”

贡献系数则分三档，优秀为0.9，良好为0.8，一般则是0.75。领导如此认可我，我也不过多挣了0.05分，而我也未必是这0.05分的唯一获得者。小利主任让我有什么问题和意见都可以说，但我已然明白这是通知而非征询意见，心灰意冷之下，我只能阿Q地自我安慰：毕竟是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应该不至于太惨。

十二月底的一个中午，我的幻想被彻底击碎了。这天，我匆匆加完班赶到食堂，一同吃饭的小伙伴问我奖金情况，我这才知道奖金已经发放。打开手机报出数目，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总计3.8万。桌上五人都安静了片刻，半晌，市场部的同事率先打破了沉默：你们部门真不是人啊……你这一年忙成这样给你这点儿，你不如来市场部算了。

闻言，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奖金在桌上六人中最低。我感到一种耻辱，这种耻辱在一季度被周玉珍戳着绩效条质问“难道你不想多要一点钱吗？”时也出现过。但我不能将这种痛苦和心碎表现出来，否则我将看起来更加可怜，也让我的朋友们为难。我只能装作懵懂地反问：啊？很低吗？你们呢你们呢？

追问之下，我才知道，我的奖金收入只有市场部同期入职同事的一半，就算在管理部门中，也比法务的同事少了近三分之一。而我后来得知，哪怕在部门内部，我的奖金和老员工也相差近两倍。

从这天起，唯一支撑我的精神支柱也被抽走了，我勉强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一月十号，我手头的两项工作都快到了最后期限，我向玉珍姐提出诉求，是否可以暂时调整一下我手头的工作量，好让工作都能按时完成。

玉珍姐拒绝了：科室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饱和。你给集团填的那个宣传年终总结，那个工作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综合部的工作我全都做过，那些都用不了多少时间，你顺手就把它做完了。

“综合部所有工作我都做过”，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假设在她调离的六年间，所有工作要求都保持静态，这句话确实可能成立。而那项她认为“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工作，是集团公司在2023年对各省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考核项目——总计近三十细项，每一项都需列出全年明细并统计分数。

我知道她不可能响应我的诉求了。于是沉默坐下，拿起杯子灌一口水，上嘴唇和口腔内部迅速肿痛——我忘记了，这是一杯刚接的开水。疼痛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击溃了我，我抽出一张纸巾压在双眼上，失声痛哭起来。好不容易稍微平复了情绪，不巧玉珍姐站起身想向我安排工作，见我这副模样，她喊上我和文件姐，让我们一起到小会议室开会。

玉珍姐边拉开椅子边说：“小赵你现在说一下你这两天有啥着急的事。”见我两手空空，玉珍姐从自己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又从会议桌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给你纸，你写。”

我始料未及，第一反应是惊慌：这看起来岂不是像我在给同事甩活？但我已经骑虎难下。大脑一片混乱中，我拿过纸笔，边写，边计算自己每项工作的工作量及提交时间——七项主要工作，四项要在当周完成，而年会将近，我毫不意外被推出去表演节目，还要分出时间参与排练和演出。为了压抑情绪，说话间隙，我不断深深吸气。

“行，我知道了。我想着综合部这些工作我都干过，不会花很多时间。”玉珍姐迎接我的依然是这句话，“但既然你也提了，刚刚也确实列了，那就让别人配合你一下。配合你做完之后你再审核一下，然后再给我审核。总体上大家工作确实也都很忙，你自己有时候要是有委屈……”

“没有，我刚是不小心烫到自己了。”我感到羞耻，好像是自己的不成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只好快速打断她。

玉珍姐置若罔闻：“有时候也不能说坚强吧，就是自己克服一下。大家都很忙。按理说这次集团总经理来我们公司调研，跟拍我都该派你去，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有，一是你手头事多，二是这个工作确实麻烦，要给各地市统一模板，材料一整理就是二十来页。你们大家的工作我以前都干过，我特别知道哪项工作要用多少时间。现在的工作现状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不是以前。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和相关人员直接说，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帮助你。”

我试图把事情掰到起点，让自己不要显得过于弱势和被动：“我本来只是说因为这几项工作的时间咬得紧，看能否有所调整，办公室大家不用说也帮我很多，我实在没想到你能整这么一个动静，领导。”

玉珍姐笑着，并不接我的话茬：“你嘛，在我们看来就像小妹妹一样，大家都会考虑你的整体情况的。”

我别过头去不再看玉珍姐，只是重复地在纸面上描画一个方块。玉珍姐见状先打发走了文件姐，开始单独和我谈心谈话：“你现在还是觉得压力大？”

我的笔画更加急促，笔尖透过纸张和桌面互相作用，发出“噌噌”的声音。对方显然不需要我回应，她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样子，坐到我身边来，继续诉说自己当年的不易、科室其他同事的辛劳，教我如何和同事进行协调，仿佛我才是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我不再回应，直到严总突然推开会议室的门，这场可笑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我从昏暗的会议室出来，觉得办公室的灯光更加刺眼。文件姐和物业姐关系一直亲厚，她们会怎么对我？如我所想，文件姐虽面上无事发生，但物业姐个性直、脾气急，那段日子在走廊见到我也如同没看见。但我已然无心在意同事关系。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发布，针对竞业限制、混同用工、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一解释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

消息发出后，迅速在各个社交平台成为热议话题。对于本就面临困境的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焦虑的情绪蔓延。有人打算降薪，试图提前规避风险。一家义乌箱包厂的老板反复衡量，最终决定关停他开了15年的工厂。

《人民日报》针对所谓“全民强制社保”话题发表评论文章，称对政策的误读、对公众的误导，有必要澄清辨明。

文丨殷盛琳

编辑丨王珊瑚

立秋以来，浙江的高温并没有减退的意思，天气仍然闷热、潮湿。义乌一家日用品厂的空调、电风扇却和缝纫机、干燥剂自动包装机一起停止了运作。

几天前，51岁的工厂老板陈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8月初的“社保新规”是促成他作出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疫情以来这几年，厂子生意受到冲击，基本无法盈利，但总体还能持平。从去年下半年起，生意开始极速下行，到关停前算下来大概亏损60万元左右。

往年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发出声响。花色繁复、种类各异的收纳箱日产量能达到15000个。他们承接全球客商订单，箱包经由工人之手生产、压平、包装，销往世界各地。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原本陈平打算再“熬一熬”，但看到“新规”的消息，“感觉风险太大，没有熬的必要了。”

所谓新规，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规定将于9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新规定。本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司法裁量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将《解释二》理解为要实施“全民社保”是片面的。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对企业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作出规定，但因近些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实际并没有严格执行、深究。

即使如此，关于社保的规定就像投石入湖，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社交平台蔓延。对于陈平这样的小微企业、工厂老板来说，每个人都得在心里算下经济账。

陈平打算关停工厂，把剩余的货物挪到小仓库。 讲述者供图

陈平这家义乌小工厂，之前的工人几乎都是“零工”，主要来自云贵川地区。“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可能这里做几个月就换，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几个月。”陈平说，在此之前，大家维持一种用工默契：工厂包住宿，按件计费，不想做了可以随时结账走人，社保之类的不做缴纳。

这种做法也是当地小工厂的惯例。陈平说，像浙江的一些服装厂，三四百人很正常，能解决很多普通人的就业问题，但如果被工人集体举报或者强制补缴社保，对本就面临经营困难的小工厂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像缝纫工、包装工，一般工资在6000左右，缴社保肯定要给他降薪，你让工厂老板承担，是一分钱不愿意承担的，因为现在微小工厂赚钱很难。”

他也不愿意承担被举报的风险。“现在员工也是说不要社保呀，宁愿工资到手多一点，可以写保证书，但是谁敢去赌人性呢？”陈平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前车之鉴。朋友是开影楼的，一位摄影师当时和朋友谈好的工资是1万块一个月，不缴社保。做了两年，摄影师辞职了，工资结算很清楚。但过了没多久，朋友收到了律师函，对方告他没给缴纳社保，没给加班费。

作为老板，能在大小工厂林立的义乌维持15年生意，陈平倚仗的能力之一是风险管理。他担心，“现在政策一出，这种（维权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

江苏一家无纺布工厂的老板李可选择了更谨慎的做法。他把生意“分”给了工人，尽量缩减亏损，静待复苏时机。

他的工厂主要和医院合作，生产无纺布相关耗材。比如给灭菌器械进行包裹的无纺布制品，确保无菌，供手术室使用。

李可说，在整个行业里，他们所做的产品相对有技术壁垒，一般电商没人做这些东西，所以相对幸运地避开了行业恶性内卷。但疫情后，医院也在控制成本，不断在找更低价的产品，导致他们的订单被迫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目前，为了减少支出，他只留了3个工人。一位是江苏本地人，另外两名是安徽来打工的。他们之前签了传统的劳务合同，计时收费，工资构成是：计时费+饭补+加班费+1000元社保补贴。

了解社保规定的消息后，他找几位工人商量，大家都想维持现状。两个安徽工人是农村户口，在老家缴纳了城乡居民医保，江苏本地工人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后续社保（企业）必须要缴的话，对于我来说，每个月最多增加1500元的成本，一年也就是接近2万，但作为员工来说，他们少拿了1000补贴，肯定不太愿意。”

李可说，这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在厂子里工作了十来年的，大家都了解厂子的经营情况。两个安徽工人都50多岁了，马上都要抱孙子，“就是想在江苏多赚几年钱，攒一攒给孩子们，年纪大了就回农村，拿农村社保养老就行了。”

现在，他以尽量低亏损的形式维系厂子运转。成本除了人工费，还有1000平厂区房租、水电，全部加起来一年50万左右。由于订单少，他跟员工之间达成了一致，“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外面想办法找订单、报价，基本上以材料成本加上人工成本和5%利润的形式报价，房租成本不计算到产品（价格）里去了”，相当于工人赚人工钱，“我只提供场所和订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之后他打算缩小厂房面积，租一个500平左右的厂房，这样算下来，一年的亏损金额可以维持在10万。

他给自己的底线是亏损30万。在那之前，无论如何，实体厂子都不能关停，李可说。工厂象征着一种稳定感：只要有设备、有场地，就可以随时接单，就有止亏为盈的机会。“工厂一旦关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后面有新客户或者经济形势好转，产品做不出来也麻烦。”

李可说，社保“新规”的消息出来后，“每个工商户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对于他这种和工人比较熟悉的厂子来说，只要不是强制执行，都有余地。但有些小微企业的老板，选择将风险前置，提前规避。他听说有同行重新和员工签署合同，也将工资做了拆分，其中一部分改为社保补贴。因为按照《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虽然约定无需缴纳社保无效，但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可以要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就算最后被工人起诉了，“社保补贴”这笔钱还可以要回来。

在县城景区开奶茶加盟店的一位老板说，知道社保“新规”的消息后，她仔细算了下7月的账单：

4位全职员工月工资：16500元

2名兼职员工月工资：6000元

水电费用：4000元

缴纳社保前盈余：32000元-用人成本-水电费=5500元

缴纳社保后盈余：2000左右

她说自己目前能想到的应对之策是不再请兼职，再削减一名正式员工，为剩下的3位员工足额缴纳社保，但需要降薪300～500元。为了避免后续扯皮，她打算“快刀斩乱麻”。

不止小微企业老板，低收入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账本。一位在广西做宠物洗护的打工者担心，如果老板真的按“新规”执行，她的月工资2600元，足额缴纳社保自己大概要缴400元，每个月要给上大学的儿子一个月1500元的生活费，自己就只有700块生活了，捉襟见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

浙江义乌，工人将原材料加工成圣诞用品，准备发往欧美、东南亚等地区。 CFP

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福建一家财务公司的会计小梅自8月以来接到了许多客户的咨询电话。大多是当地小企业、小工厂的老板，大家在网上刷短视频看到相关解读后，都很焦虑，问她该怎么办。一位工厂的中年老板在电话里哭泣，“一直说做不下去了，如果一旦按这个规定去实行的话，那就要注销了，不做了。”

她只能告诉对方，放平心态，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只能把这个东西（规则）跟他讲明白，确实有这些规定，你们自己该怎么去协调，就是老板自己的事情了。”不过，按照经验，小梅说，这类政策在执行上会考量当地企业经营状况。

当地一些中小规模的鞋厂，几乎都是流动零工，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大部分企业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规定的实际月薪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按照我们这边当地的民情，没办法一板一眼地按照那个东西实行，（不然）企业做不下去。”

小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当地一些客户企业记账、报税，服务的公司覆盖多个行业，餐饮、制造业、贸易类，很清楚当地企业的经营现状。她说，十几年前，生意好做的时候，社保、医保这一块，当地税务局会根据公司规模强制要求缴纳员工社保。但最近这几年，也没有真的执行下来，因为疫情以来，当地倒闭了很多小企业、小工厂。她们公司的业务量也因此下滑，“很多都不（继续）做了，因为他（客户）公司要注销了。”

针对网络上对政策的一些误读和情绪，《人民日报》近日刊发了评论文章，解释了政策出台的背景，并重申社保的重要性：不能只算眼前的和投入产出的经济账，不算长远的和一失万无的风险账。文章提到，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增强社保缴纳刚性约束，确实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但这不是“规避社保”的理由。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合规风险，跳出靠不缴社保降成本的灰色地带，在其他方面锻长板、练绝活，才能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同时，也必须正视中小企业的现实经营压力，实打实帮企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8月13日，义乌这家曾经辉煌的箱包厂正式清场了。老板陈平拍了照片留念，心绪复杂。之前热闹的车间变得空空荡荡，70多台缝纫机设备已经全部卖给了二手回收，买来时4000块左右的机器，到了清仓时被狠狠“宰”了一刀，最后一台机器被压到200块钱。现在设备都不好转卖，收二手设备的人说。

去年他给车间装了新的冷风机管道，花了3万多块，现在只能扔掉了，“没人要”。

厂房顶上的冷风机是新装没多久的，陈平暂未找到回收二手商。讲述者供图

2010年，陈平36岁，考察了一番后，决定将工厂开在具有完整产业链，且营商环境和支持力度都很可观的义乌。从一开始只招了4个工人，到发展到100号人，只用了两年时间。“那个时代外贸生意好得很，国内各大批发市场也生意火爆”，他记得，那会儿工厂开发出好多新产品，卖给一批批发商，一批再卖给二批，再卖给各地经销商，大家都有钱赚。

但自从一些电商平台发展起来，中间商没有了，都走电商。行业陷入内卷，“只想着怎么把价格做得更低，怎么偷工减料。”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赢家，陈平说，无论是工厂、电商都没多少利润，客户买到的很多也是垃圾货。当然，外部环境也不好，“即使有些国家进货量巨大，但是价格也压得很低。”

他想念那个线下市场还茂盛生长的年代。长沙高桥大市场、上海光彩大市场，到处都是顾客和生意人，人身处其中，很自然会相信生意以后越做越红火。

但近些年行业内卷，低价博弈，外部环境也频频冲击，关税、国际关系都在影响订单量。今年5月，由于印巴冲突，陈平厂里一批原本该运往印度的箱包无法出货，外贸公司只说让他们等消息，最后陈平只能低价转卖。社保的消息，让他有机会平静下来，仔细衡量得失，最终选择了关停工厂。

目前，他和剩下的几位工人打算将剩下的产品搬到租的小仓库去，等这批货慢慢清掉，这家做了15年的工厂就算彻底告别了。

陈平说，自己虽然有点感慨，但并不遗憾。十几年来，他勤奋努力，也赚到了一些钱，在义乌和老家各买了房子，安顿下来。现在关停后，整个人倒是轻松多了。

至于未来的计划，他还没有太清晰。陈平目前的想法是，做个一人公司。“找两个年龄50多岁已经退休的人员做工”，这样即使“新规”落地执行，也可以避开缴纳社保的成本。

（为保护讲述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开门见山，先发一下我收到的《告知书》：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

猫盟方面采取的是“致电”的形式进行咨询，这尚不算一种太正式的途径。于是在获悉这个信息之后，我决定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向生态环境部申请公开“雅下水电工程”相关的环评及批复文件，这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相关环评报告到底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另一方面，若相关信息确实涉密，我也想进一步了解涉密的具体原因，如具体的密级、定密依据等，而不仅仅是一个宽泛的理由。

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我申请公开的内容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环评批复文件。

在该申请当中，我列明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简称为“雅下水电工程”）涉及雅鲁藏布江下游大峡谷区域，总投资约1.2万亿元，系国务院核准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雅下水电工程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审批通过后，项目方可开工建设。而根据公开新闻报道，雅下水电工程已于2025年7月19日正式开工，表明环评程序已履行完毕。

• 雅下水电工程项目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跨境流域，涉及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地质灾害等多重敏感因素，其建设与运营对流域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跨境环境协调具有重大影响，关乎公共环境利益与公众知情权。公开环评信息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前提。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即便项目涉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也可对文件做脱密处理或对非涉密部分作区分处理后予以公开。

• 申请人作为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申请公开上述信息，旨在全面了解雅下水电工程的生态影响评估结论、生态保护措施有效性及审批合规性，同时为公众参与流域生态保护监督、提出合理建议提供依据，以维护流域生态安全与公共环境利益。希望贵部予以配合。

最终在8月26日晚，我便收到了开头所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生态环境部的答复还算迅速。

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也借此做一个简要的法律评析。

“雅下水电工程”作为投资达1.2万亿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显然属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该项目必然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与此同时，对于项目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也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来看，“雅下水电工程”大概率是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负责审批。

在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公众也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二）公众参与说明；（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有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法定职责，实践中，通常是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官网“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下的“主动公开”部分进行公示。

此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审批决定全文。”因此，对于环评相关的批复文件，也同样属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公示的范围。

以上是常规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公示的基本流程，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八条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依法不得公开。”此次我所收到的《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正是援引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国家秘密不予公开”的法律规定，作为拒绝公开的理由。

事实上，在实务中，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而在我此前撰写的《法律 |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指南 2.0》一文当中，我就曾指出过：一般而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其实很难具有说服力。对于相关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的认定，应当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进行严格限定，否则该理由便很可能被滥用。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目的便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所以原则上对于政府信息都应予以公开；其次，谁有权认定某个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是被申请的行政机关自身吗，倘若当真如此，行政机关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则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便可能被架空。故此，行政机关对“涉及国家秘密”理由的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应该尽量少用乃至不用。

在《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并没有告知“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被确定为“国家秘密”的具体理由及事实依据（不过这也算实务中的常态）。我好奇的是，这些信息究竟基于何种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确定为涉密？希望在后续的行政复议过程中，能够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

——颜森林

2025.8.27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

公开资料显示，行政会议成员包括主席(行政长官)，及21名官守议员(即问责制下担任政府公职的行政会议成员)中的20人分别拥有私人物业，只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没有可申报物业。

在公开的官员财产中，最多的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他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内地城市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三名司长的财产与去年相同。其中，李家超与妻子共同拥有一个位于油尖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各占一半权益)。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有限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有三个住宅单位，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除司长及副司长外，一众局长也公布了各自的物业：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以妻子名义，拥有一个将军澳区自住物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荃湾区的自住物业；

发展局局长甯汉豪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湾仔区自住物业连车位；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与丈夫共同拥有湾仔区一个住宅单位及一个车位；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和妻子拥有一个九龙城区住宅单位，供家庭成员居住；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单位和一个自用车位；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拥有一个鸭脷洲区住宅单位，作出租用途。

香港官员公开财产包含6项内容，其中第4项“在本港或本港以外地区拥有的土地及物业”，以下三种情况均须公开，即：本人拥有用作自住；以配偶、子女、其他人或公司名义拥有，但实际由本人所有；虽非本人所有，但本人在其中有实际利益(如租金收入)。

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

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官员有几套房？不知道；

官员有没有海外资产？不清楚；

官员有没有经商持股？更是“无可奉告”。

明明是该拿出来晒晒太阳的东西，却偏偏搞得跟国家机密似的，难怪有网友调侃——“内地官员财产，比海底捞的毛肚还难捞”！

都是中国的官员，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香港官员敢把家底亮出来，一是制度硬——申报不实要担责，二是公众监督盯着，想藏也藏不住；

可内地呢，申报制度像“纸老虎”，要么范围窄，要么核查松，要么结果不公开，最后成了“自己人查自己人”，查来查去总是“一团迷”。

针对内地官员财产公布，有恬不知耻者说——“官员隐私要保护”！

官员是公仆，领着纳税人的钱，又行使着民众赋予的权力，财产状况本该就是“公共信息”，怎么会拿“隐私”来作为“挡箭牌”呢？

香港官员许正宇7套房敢公开，没人说他炫富，反而觉得“坦荡”；内地要是有官员敢晒家底，哪怕只有一套房，老百姓也会觉得“靠谱”。怕就怕“藏着掖着”，越不公开，越让人猜疑，越猜疑越容易出问题——毕竟，见不得光的财产，十有八九是藏着猫腻！

说到底，官员财产透明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公开不是丢人的事，藏着掖着才让人怀疑，敢当公仆，就该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

什么时候，内地也能像香港一样，把官员财产摆到阳光下，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才是真的“取信于民”！

否则，总让大家对着“模糊信息”猜来猜去，不仅伤了民心，也给某些“有心人”留了钻空子的机会……“不透明”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其实远比“透明”要大很多！

香港官员的财产都公布了，大陆的官员，还会等多久呢？

CDT编者按：“传媒茶话会”是由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主管的传媒研究领域新媒体平台。

8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国家网信办顺应各地各单位需求，组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进行了更新，公开发布《2025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以下简称“名单”）。

名单涵盖稿源单位1459家，包括：

中央新闻网站和重点理论网站31家，

中央新闻单位（19家）及其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67家），

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117家，

其他单位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18家，

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政务发布平台90家，

地方新闻网站513家，

地方新闻单位573家，

省级政务发布平台31家。

对比7月2日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截至2025年6月），最新版稿源单位名单有四大变化：

一是，稿源单位由1451家增加到1459家，新增8家。

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由122家，变更为117家，减少5家。

三是，其他单位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由8家变更为18家，增加10家。

四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政务发布平台由87家，变更为90家，增加3家。

具体名单如下⬇️

来源：中国网信网

文｜西坡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或一种组合是重复发生过的：短命大一统王朝+长命大一统王朝。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最能给人启发的地方，每次琢磨都觉得意味无穷。

剧情梗概是这样的：

长时间的分裂之后，一个统一王朝横空出世，煊赫一时，所向披靡。但这个王朝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便轰然倒地。在它的残躯之上，各种势力勃然兴起，相互征伐。最后其中一支力量统一全域，开启一个几百年的强盛王朝。

后一个王朝不仅是替代了前一个王朝，而且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前一个王朝的创举。前一个王朝像是后一个王朝的预演，又像是后一个王朝的老师，更准确的比喻是大体老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用来打天下的力量也是前者直接“赠予”的。

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组合就是“秦-汉”与“隋-唐”。

秦朝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结束战国分裂局面，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修筑万里长城、灵渠、驰道，营建咸阳。统一文字、度量衡。但是二世而亡。

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再次统一中国。建立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营建大兴城。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同样二世而亡。

很多人都知道，楚汉之争是两个楚国人的战争，但很少人意识到，楚汉之争其实也是秦地对六国的又一次征服。

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但是鸿门宴之后，项羽又把地盘抢走了。只不过项羽在咸阳大肆焚掠之后，自己就走了，留下三个秦人的叛徒统治关中，当然还留下两个成语“衣锦夜行”和“沐猴而冠”。

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后，重新占领关中，自己率军出关和项羽争霸，留下萧何经营大本营。刘邦一次次被项羽清空兵力、装备和粮饷，萧何又一次次给他填满。也就是说，刘邦是依靠秦地的人力与物质资源，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奠定了汉朝的基业。

萧何进入咸阳之后，派人收集保管秦朝的律令、户籍、地图、典籍文书等。项羽进入咸阳后，只想回老家显摆。其实刘邦和项羽没太大差别，刘邦也不信任韩信，最后也回老家显摆一场，只不过刘邦可以暂时忍耐。

唐对隋的“接管”就更加不用多说了。李家和杨家本就是亲戚关系，同出于关陇贵族集团。

虽然秦隋都是短命王朝，但无论他们的长城、大运河这些物质成就，还是郡县制、科举制、均田、租庸调这些制度框架，都被后来者继承了。汉承秦制，唐也承了隋制。

自己播下的种子，收获果实的却是别人。想一想当然是心里很不平衡的，假如秦隋也有粉丝的话。但是看一看秦末和隋末的情况，亡国之兆都非常明显。

古代史书上总结秦末和隋末的教训，都倾向于强调人力因素尤其是帝王的道德。这种道德叙事的解释力是很有限的。

秦二世的懦弱昏聩，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或许都是存在的。但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换个朝代换个时间，只是一个普通皇帝而已。同样，换一个其他皇帝到他们的位置上，就能阻挡局面的崩坏吗？

我们通常从一个家族的角度去看一个朝代，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从非人的角度，系统的角度去体会历史。

百代都行秦政法。主语和宾语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呢？不是百代使用秦政法，而是秦政法在使用百代。

秦二世和隋炀帝，一弱一强两个亡国之君，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位置上的玩家，得强弱适中到何种程度，才能驾驭得了？

我个人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假设：换谁都不行。这套系统一旦架设好，就会以单方向的超强效率把力量放大到极致，对普通人来说，会超出可以负担的忍受范围，对皇帝来说，也会超出人性可以掌控的区间。这是一头怪兽，吞噬所有人。

那么为什么后面的汉唐可以拥有那么长的寿命呢？

历史书也告诉我们了，无论汉初还是唐初，都总结并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汉初有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唐初也有贞观之治，轻徭薄赋。

但仔细看那些君臣的聊天，你就会发现，那些明君贤相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前朝为什么会崩，他们总结出的很多东西是错位的。比如汉高祖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废封建行郡县，于是又把自家子弟分封为王，希望这些自家人将来可以顶得住。结果天下还没乱，自家人先闹起来了，这就是七国之乱。

但有一点是这些开国君臣真正掌握了的——怕。他们见识过前朝是怎样从极盛局面，一眨眼就大厦倾覆的。他们意识到了系统的强大是有代价，有隐患的，硬币还有另一面。

他们继承了前朝的操作系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套系统好用，他们可能也想象不出别的选项。但是因为有亲身经历，他们习得了一种畏惧感，操作起来就不敢使全力，一脚油门之后会下意识带一句刹车。

魏征他们劝谏唐太宗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句式：陛下觉得自己跟杨广相比谁更聪明，意思就是，他都那样了，你怎么还敢？唐太宗也总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如杨广英明神武，要不这件事就算了。

从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广并不是一味胡闹，他只是不知不觉就把系统驱过了临界点。杨广到最后在江都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可能都在疑惑，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临界点的存在。

也就是说，汉初君臣和唐初君臣对前朝教训的总结并不是，这个系统不好，我们得重新设计一个新的。而是这个系统很强大也很吓人，我们得用它，但要留有余地。他们没有改进系统，而是对系统进行了劣化。那些看起来正确的事，不要那么着急去做。损失一些效率，增加一些灵活度和备用空间，由此增加了系统的韧性和容错性，最终增加了王朝的寿命。

无论汉承秦制还是唐承隋制，都有一个“后退一步，再杀回马枪”的动作。

对汉来说，文帝景帝时期的无为只是暂时的手段，汉武帝的厉兵秣马、开疆拓土才是目的。此外“独尊儒术”也是表，“外儒内法”才是实质。

对唐来说，虽然隋炀帝是征高丽而亡，唐太宗自己在晚年也多次东征高丽，同样无功而返，虚耗民力。只不过这个时候王朝的身体已经比较强健了，唐太宗动用的资源也较为克制。

反过来说，光是“知道怕”这一点，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觉悟了。我们所说的系统，只是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是看得见、易操作的部分。任何制度，都是以社会有机体为母体的。但人的智力似乎总是只及于看得见的部分，只有见过系统崩塌的人，才能对系统的极限有所敬畏。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大概就是由于，事非经过不知怕。

何为系统的极限，大概可以界定为：控制和转化的逻辑，压倒了生长和传续的逻辑。

文 | 修明

上周和凤来仪聊，他提到了历史宿命，他说就算重来100次，就算官员们知道会被李自成、刘宗敏拷饷，也不会给崇祯捐钱。

我认同这个说法，大明王朝早就陷入了猜疑链中，君臣之间毫无互信，谁也不会把家底交出来。

官员们绝没有很多网民想得那样愚蠢，不知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他们不交钱可能死，但交钱死的更快、更憋屈。

表面上看，国难当头，大臣们应该交钱，因为满清或者李自成打来，他们谁也活不了，但问题是交钱就能活吗？

没人比官员们更了解明朝官僚体系、财政体系的腐败，钱捐出去，大概率用不到实处，一定会被层层盘剥，1万两银子有1000两能到下面就不错了。

大明朝廷，拿了钱也办不了事，既然是无用功，捐钱干嘛。

而且，皇上赢了就能保命吗，恐怕死的更快。

秦制到了大明朝，已经登峰造极，秦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中间层，只有利维坦和广大原子人的社会，形似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

秦制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可能威胁朝廷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贵族、豪强和富商。

朝廷的目标是将所有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按照皇帝的意志进行分配，任何超出皇帝分配意愿的财富都是不合法的。

官员们的钱，显然是非法的。明代官俸很低，正七品县令年俸大概20-30两，一品官员也就100两银子，按照法定俸禄，大臣们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捐钱，有钱捐那一定贪污了。

官员们当然不会主动暴露，所以崇祯一说捐钱，他们马上哭穷，证明自己为官清廉。有的大臣甚至到街上卖掉锅碗瓢盆，有的去卖棺材，表明家里一贫如洗。

国丈周奎，是人尽皆知的富翁，也是一再哭穷，崇祯再三恳求，才拿出1万两白银，这他都要找女儿诉苦，搞得周皇后拿了5000两私房钱补给他。

国丈都不捐，还有谁会捐，最后捐款变成了一场闹剧，大臣们你一个100两，我一个100两，满城官员，加上周奎，捐了一万多两白银。

官员不捐，商人也不会捐，他们太清楚“为国效命”的下场了。

当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国库窘迫，富商沈万三想和朱元璋交好，主动出资修建南京城墙。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是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结果朱元璋却以“私通外番”，“骄奢僭越”的罪名将其抄家流放。

民间普遍认为，沈万三被抄家是因为他说要包建南京城墙，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惮，朱元璋认为沈万三富可敌国，威胁到了皇权。

沈万三的案例表明，在大明朝露富是很危险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富人那就是皇帝，在朱元璋的制度中，商人是下等人，地位比农民和工人都低，连绸缎都没资格穿。

商人们要想活下去，只能战战兢兢、闷声发财。

明末工商业发达，有钱的商人不少，但在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他们宁肯向满清偷运粮食（晋商），也不愿给大明朝廷效命，无他，只为保命。

官员、商人还可以说是外人，那宗室呢，总该救救大明朝吧，很遗憾，也没有。

明末的宗室，大多坐视明朝败亡。

崇祯多次号召宗室捐钱，帮助朝廷剿贼，但宗室响应者寥寥。

崇祯14年，李自成攻击开封、洛阳，当地明军希望福王朱常洵捐钱补充军用，福王却一毛不拔。最后李自成攻克洛阳，斩杀福王全族。

宗室不是不清楚他们和朝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是祖制不允许他们为国尽忠。

明成祖朱棣就是藩王造反篡权成功，所以后世皇帝对宗室防范极严，宗室可以领取朝廷的俸禄，衣食无忧，但不能随意出城，不能和朝臣随意交往，至于私养家丁，干预朝政，更是大罪。

崇祯年间，确实有两个藩王想要协助朝廷，但下场都很惨。

如唐王朱聿键，想要镇压流寇，向朝廷借兵，崇祯担忧他趁机叛乱予以拒绝，结果他竟然变卖王府财产，在南阳募兵数千，主动找流寇作战，被打的大败亏输。

虽然输了，但毕竟是为皇上分忧，总该表彰吧，但崇祯没有，他立即以违反祖制为由降罪唐王，将其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

另一个案例是周王朱恭枵，李自成攻击开封时，周王变卖家产，悬赏守城官兵，规定“斩首一级，赏银50两，射死一敌，赏银30两”。开封官兵士气大振，击退了李自成的进攻。

捷报送到崇祯面前，崇祯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派钦差去监视周王府。

周王和唐王的前车之鉴表明朝廷宁愿义军做大也不愿宗室行动，把宗室视为比农民军更大的威胁。看到崇祯如此态度，宗室宁肯醉生梦死，也不愿给朝廷奉献分毫了。

看了这些案例，你还会觉得历史重来结果就能改变吗？无论重来多少次，官员、商人、宗室，还是不会救大明，这是大明朝的制度决定的，非个人能够改变。

大明朝是比较特殊的王朝，别的朝代都有基本盘，汉有军功列侯，唐有关陇集团，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清则是八旗。唯有大明朝，是一个防范所有人的朝代，将皇权的自私发展到极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

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

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七年战争，英法两个霸主大打出手，两国实力半斤八两，军力也互有长短，打到最后，两国都债台高筑，债务都达到了GDP的150%以上。

但最终英国撑下去了法国却撑不住，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国家信用更好，人们愿意借钱给英国而不愿借给法国。

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议会对财政和税收的控制权，政府借债有议会背书，且资金的使用过程和去向较为透明。

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政府提供稳定的国债发行平台，使国家债务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国债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

一系列制度保障让债权人对英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抱有信心。

相对英国，法国的信誉则很差，法国没有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国家信用机构，债务由国王个人信誉担保，而历史上法王多次违约，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曾减记国债。频繁的违约让债权人普遍不信任王室。到18世纪末，法王再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之后，独立战争爆发，法国支援华盛顿击败了英军，但这次失败并没让英国伤筋动骨，反倒是法国因为战争，债务问题进一步激化，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召开三级会议，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

在英国不是问题的政府债务在法国却引发了一场革命，体现的是两国政府信誉和金融体系的差距。

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

“给先生点支烟”，一些打卡游客以此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近日，一孙姓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投诉到浙江电子政务平台“浙里办”。

该游客称，该墙画有诱导他人室外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要求将鲁迅的姿势更换为“右手握拳”。

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对于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搞法，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纯粹是裤裆里拉胡琴儿——扯淡（蛋）。

投诉鲁迅吸烟画墙，正如将“举杯邀明月”的艺术镜像解读为宣扬酗酒，把“精忠报国”的视觉画面理解为提倡文身。她咋不举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是破坏自然生态，举报武松打虎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不要就事论事跟我大谈控烟，这种网上举报投诉已经远远超出控烟议题，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他们此种拿手好戏，近年来时不时上演一回，民粹动员模式几乎所向披靡，面目实在可憎得很。

鲁迅吸烟是历史事实。从有关鲁迅的照片、肖像绘画、版画、漫画、纪念邮票和电影电视等，都可看到其吸烟沉思的形象，手持烟卷已成为鲁迅标志性文化符号。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形象都是多面的。要求将鲁迅形象塑造成“不拿烟，只握拳”，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洁癖化”审查‌。

审查者的底气在于，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他们将这种“代表权”视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政治。

他们可以人民的名义，手持着放大镜检视任何公共事物，进行政治和道德上的审查和评判，频频在网络上搞出不小的动静。

他们的可憎之处，是通过排斥公共审美多元化，将特定文化符号与道德合法性绑定，排斥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达形式。

当社会仅允许符合民粹主义叙事的文化审美存在时，必将形成文化领域的垄断性话语权，形成对多元价值观的系统性压制。

最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

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

劳东燕感叹，“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

文章还指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劳教授所称的“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的力量，到底包括哪些？

投诉鲁迅夹烟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此举本身及其代表的民粹情绪，就是“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之一。

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的诸多事物，动辄遭反智主义的各种举报投诉，以“政治正确”裹挟强大的网络舆论而屡屡得逞。

有别于正常的投诉举报，他们将个体诉求包装为叙事宏大的"全民意志"，民粹主义导向的争议制造，挤压基于事实的理性对话空间，加剧社会认知撕裂，导致公共认知水平的整体下降。

这种民粹主义的排斥机制，直接消解社会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包容性，导致审美生态的单一化，以及群体审美认知的弱智化、粗鄙化。

这种力量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群众”“正义人民”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和俯视一切的“高尚道德”，可以纷纷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有害”、“不爱国”。

诚如鲁迅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百余年过去了，这种想象竟然落到鲁迅先生自己头上，真乃莫大悲哀。

希望馆方这次挺住。劳东燕教授说得很好，“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

先生抽烟，有人抽风。决不要惯着他们这种“民意至上”逻辑下的坏毛病，顺从地跟着他们一起摆烂。

一

其实月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据《联合早报》7月26日报道，许多听众突然发现，梁文道的付费播客《八分半》在最大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上被全部下架。而在小红书、B站等其他平台上，他的账号内容也被清空。

梁文道一直备受争议，也不敢多评价他。

但是，不可否认，梁文道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无法避免与当前社会的矛盾发生冲突。

在曾经宽松的媒体环境中，他的直言不讳和批判性思维都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他的言辞似乎开始变得“过火”。

事实上，人还是那个人，观众变了。

想写今天这篇文章的原因还有一个：许子东教授也被提醒了。

近期，许子东有个讲座，众所周知，他最擅长的讲的就是鲁迅和张爱玲，可惜讲到鲁迅时，说国人现在和百年前一样，主持赶紧上台打断，让他注意尺度。

这俩人，外加窦文涛，是曾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铁三角，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居中。

今时今日，就是这么个状况。

看到一段话，摘录如下：

当一位历史学者在讲座中被追问“你这话是不是在影射现实”时，他突然停住了，拿起茶杯抿了一口，岔开话题聊起了天气；当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分享“抗生素滥用的危害”被举报“制造恐慌”后，她默默删除了所有专业内容，只发些花花草草的照片；当一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欲言又止，最终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换成“总体向好”时，会场的空气都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

大家应该早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智者不愿意讲话了!

所以，短视频才大行其道，大家都在为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而真正该讨论的，值得讨论的话题，见不到了。

二

我当然应该庆幸，我还能说话。

可惜，很多时候我说的话，也是言不由衷。

曾经，我是真敢说啊。结果呢，大号前年被封了六个月，去年十月份解封，结果今年3月份又续上了，再被封一年。有人肯定会问，怎么不直接永封呢。

我告诉你吧，因为实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索性封一年吧。

当年我的“夜听锵锵”公众号，就是说了下秦刚和傅晓田的事，直接永封了。

往事历历在目，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这两年，大家都在说，自媒体之路越来越难走了。

我自然也是如此。首先就是选题，越来越不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其次，这号半死不活的，公众号平台也不给推荐，也不给流量，除了关注我的读者和他们转发被看到的机会之外，没有人能读到我的文章。好像平台就是刻意让我们这些号主“慢性死亡”的。

就像梁文道的“八分半”节目，哪期不是一次次迅速收集大量信息，准确找到切入角度，通过抽丝剥的理性分析，将各类时事的始末以及故事背后的逻辑和背景，拨开云雾，娓娓道来。

我写文章也不是呼啦啦拉出一大段，事实上，也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最起码得先把事情前前后后彻底了解清楚，屏蔽那些虚假的和无用的信息，光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精力。

而写出来之后，还要修改，修改完了还要找配图、编辑排版。

这些倒不是关键，关键是，就像今天的这篇文章一样，我还怕辛苦工作的成果，被禁发，被删除。

三

至于收入？

说了可能有人不信，所谓流量费其实少得可怜，阅读量还行时，一天十几块，凑合时，几毛几块。

相比投入的时间精力，脑细胞和电费网费，纯属自娱自乐。

但是我又特别在意读者的感受，生怕哪地方写的不够好，得罪了诸位。

昨天那篇文章有些争议，一下子溜走了百十来人。

想想也算我偶尔的尝试吧，谁知道这写作这条路，走向何方，能向何方呢？

现在，我为了规避马上要来的更多的风险，其实已经刻意谨慎的多了。我现在在研究性学，我打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研究这玩意儿。

有时候看着很多年轻人，躺平了不动，我就着急来气、

二十年前，那个年代，大家很穷，但是一门心思想赚钱，想发财，满心满脑的欲望。

现在可倒好，低欲望，无欲望，连性都不想要了。

所以，去他奶奶的妙手著文章，去他奶奶的文以载道。

何不如攻其一个方向，把性和爱发扬光大，也算是造福人类社会了。

但是，人总是要先活下去的。

所以，恳请大家给条活路，别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像梁文道现在的处境，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信息洪流中，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还是会在压力下选择沉默？

在如此敏感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钢丝般的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爱己爱人，是最为重要的。

结尾还是放上这个《锵锵三人行》音频合集，只是为了留存这份小百科。感兴趣的，可以收藏留念。全部是mp3格式，大概有50G左右，3000多集。还有圆桌派1-6季的音频全集，内容相当丰富，十分值得收藏。分两种套餐，一种是一个移动音箱+tf卡+读卡器=99元，另一种是不要移动音箱99-25=74元。给你包邮到家，读卡器可以插手机上，非常方便使用。感兴趣的可以加我v信yimai779，购买收藏。写作不易，自媒体日渐收紧，只能如此贴补，勉强支持创作的动力。人间大爱，感谢涕零。

【一】

一位姓孙的女士游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火眼金睛的她见人之所未见，赫然发现纪念馆的墙画非常不妥，甚至非自己私下吐槽能解，于是在2025年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浙里办，而且还提出了她的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举报南京商场红圆点是暗戳戳地展示日本国旗的网红。

这又让我想起了第三个图：

【二】

鲁迅应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无数解剖国人心态、呼吁“救救孩子”的文字没有“正导”青少年，而他的抽烟倒可能“误导”青少年。

而且是一幅画，一个艺术作品。

鲁迅只以为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哪里会料到，从文也救不了。

当然，有可能他想到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呐喊》，第二部就变成了《彷徨》；杂文集也从1925年的《热风》，变成了1928年的《而已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名言：“我是一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百多年了。

牌坊早已推倒，小脚早已解开，辫子早已割去，长衫早已脱下，算盘早已抛弃……我们用智能手机了解全世界，我们坐着高铁去看鲁迅纪念馆。

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举着电子牌坊——还是自制的——横冲直撞。

这位孙女士如果去看大卫雕塑，估计会痛哭流涕要给他穿上内裤。

这样的人，鲁迅自己已经骂过了：鲁镇那位长得像核桃的柳妈。

二嫁失了贞，又死了丈夫和阿毛的祥林嫂回到鲁镇，“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这个一张脸长得像个核桃的女人给祥林嫂出一个主意：花十二千给庙里捐门款，赎罪。

现在，这位姓孙的女士反复瞅着鲁迅纪念馆的墙画，打皱的脸笑了起来：干枯的小眼睛，钉住了鲁迅手中的烟。

鲁迅的文字飞了一百年，转头射中了自己。

【三】

幸好孙女士不读书。

要不，没有任何作品能从她的眼皮下全身而退。

《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是歧视女性，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史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太残忍了，吓坏了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资治通鉴》，“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更残忍，对象还是未成年人。

《西游记》，打死了多少小动物啊？而且猪八戒老是调戏妇女，大家还居然觉得他可爱，这对青少年误导得不能再误导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勾心斗角，打打杀杀，尸横遍野，完全就是高级别的古惑仔。

《红楼梦》，这么多乱伦和同性恋，而且鼓励年轻人不要参加高考，成何体统？

《复活》，地主家的傻儿子诱惑女仆，还把怀孕的姑娘赶走，人性太黑暗了。

《百年孤独》就更别说了，连猪尾巴的孩子都生出来了。

……

孙女士们的底细，也早在鲁迅的预见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果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杏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四】

新闻上说，孙女士投诉以后，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在处理”。

我真担心鲁迅纪念馆一点都不鲁迅，被这样的人一投诉就吓得赶紧真改了。

于是，找到了纪念馆的号码，给它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你们也肯定注意到了那个新闻，我想我可能不是第一个给你们打电话的。看到你们说‘正在处理’，希望你们的处理不是真的去改掉那个墙画，你们是鲁迅纪念馆，应该有一点鲁迅的气质，不要被这样的人道德绑架。让鲁迅有烟可抽，是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不要给鲁迅丢脸。”

女士笑着说：“谢谢您的来电，我会向上级反映。”

一

今天来说华山派里的一个小人物，叫薛公远。

金庸小说，很多小人物都不容错过。他写这个恶人薛公远，虽然是个很小的角色，都恶得传神，你会觉得这辈子见过的烂人都融合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现在拍影视剧的真该仔细学一学，看看怎么塑造人物。

小人物薛公远出场，是在“蝴蝶谷大型求医”事件中，他是患者之一。

这伙病患都来自各大门派，粗鲁傲慢，摆着类似“我是某某单位的某某某”的架子，态度很不友好。

比如华山派一瘦小弟子，“拍的一响，一件小小暗器击在草堂正中桌上”，说话则是“你拿着这朵金花去给‘见死不救’看，说我三人都是给这金花的主儿打伤的”。

被打伤了还这么牛，又是破坏桌子，又是你啊我的，对医生胡青牛也是只称外号“见死不救”，全无敬意。

薛公远却和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他说的是：“相烦小兄弟禀报一声，且听胡先生如何吩咐。”

一句“相烦”，一句“先生”，堪称最有素质的患者，在粗野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当时小张无忌正在谷中当学徒，等于是前台站接待的男护士。他对薛公远印象很好，感觉此人好懂礼貌。

二

此后，随着疯批患者越来越多，薛公远的形象也越来越好。

有一位崆峒派的高手“圣手伽蓝”简捷，现场情绪失控，发作起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狗窝，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做翻你贼大夫，大伙儿一起送命。”

紧急关头，薛公远闪电出手，一招制服失控的简捷，呵斥道：“你得罪胡前辈，我姓薛的先跟你过不去！”

这一举动，不仅果断，更极具表演性。他精准地判断出此刻最该站在哪一边，哪怕对方武功高于自己。

更精彩的是他接下来的应对。见胡青牛医生仍不松口，他立刻转向学徒张无忌，磕头恳求：

“胡前辈身有贵恙，那是我们没福。这里有一位小兄弟医道高明，还请胡前辈允可，让他给我们治一治……除了蝶谷医仙的弟子，普天下再也没有旁人治得好的了。”

这番漂亮话，堪称以退为进的典范。最后还真就成功了，由小张无忌出手，给众人治好了病。

如果一切就到这里为止，薛公远将是讲文明懂礼貌的模范患者，接下来就是合影送锦旗了。然而这些都只是金庸的铺垫。

三

一段时间之后，饥荒蔓延，饿殍遍野。小张无忌带着小杨不悔挣扎求生，再次遇上薛公远与简捷一伙。

一看是熟悉的老患者，小张无忌还以为救星到了，“登时宽心”。他完全料不到这伙人会忘恩负义，想要吃了两个小孩。

简捷跟过去一样不遮掩，“突然眼中射出饥火，像是头饿狼一般”。

薛公远却十分缜密，不动声色地试探：“这女孩的妈妈呢？”

小杨不悔的母亲是峨眉派的，来头不小。等确认孩子母亲已死，没有保护伞了，薛公远才突然变脸，将两人绑了要吃。

张无忌出言恳求，提起当初的救命之恩。谁知“模范患者”薛公远是这么回的：

“张少爷，我们受伤之后丑态百出，都让你瞧在眼里啦，传将出去，大伙儿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今儿我们实在饿得慌了……再救我们一救吧。”

这人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相：早先求医的时候，自己已经得罪了他了。

当初他的客客气气背后，已经藏着怨毒与不忿。有些人就是这样，不会感念恩情，反而因自己不堪的一面被看见而心生恨意。

而且他们还有很强的自洽能力：吃了你不是因为忘恩，是因为我太要脸面了。

四

接下来，薛公远的表现可说是一个人性至暗面的大暴露时刻。

小张无忌恳求不得，转而威吓：你不怕我二人师门问罪？不怕张三丰祖师和灭绝师太？

简捷真被唬住了，有点犹豫，薛公远却丝毫不怕，只是冷笑：这事只有天知地知，吃了你俩，张三丰老道能查得到？

甚至他反而还兴奋起来：“哈哈，武当派、峨眉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强称霸，今日却给我们一口一口的吃了，张三丰老道和灭绝老尼知道了不气死才怪。”

这人不但比简捷冷静、敏锐，反过来，他还能从非人的恶行中得到别样快感。

之前在蝴蝶谷求医时，一口一个先生、医仙、小兄弟，无比恭敬，而眼下就变成侮辱性的“三丰老道”、“灭绝老尼”，恭敬时的姿态越低，报复时的快乐就越甚。

最后，小张无忌自感脱身无望，便提出以命换命，吃掉自己，放过小杨不悔。

一直穷凶极恶的简捷居然有所触动，觉得张无忌小小年纪，竟大有侠义之风，“倒也颇为钦佩”，踌躇起来。

薛公远却冷冷地说，饶了小女娃娃不打紧，只是泄漏了风声，武当峨眉寻仇，“简大哥有把握打发便成。”

一记补刀，让简捷恍然大悟，也断了小杨不悔的最后生路。估计简捷也挺惊讶，靠想不到有人比我的底线还低。

五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

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

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

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道德底线还比“一般恶人”更低，并且作恶时还有爽感，天然具备作恶的成瘾体制，这种人才是“天选禽兽”。

通过这个人小人物，金庸寥寥几笔，就写活了一种道理：

单纯暴躁易怒、习惯性搞破坏的人，还不是害处最大的，最烂的是薛公远这样，先会迎合、投机、谄媚的。

因为善于迎合，所以才更明白社会防御机制的弱点，真正吃人时才更无所顾忌，也不留首尾，破坏性更大。

并且他还有瘾。因为经常的迎合谄媚，他们丢失了的尊严，都要靠报复社会、践踏他人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薛公远比简捷下手还更狠、做得还更绝。

讽刺的是，这个薛公远的门派偏偏顶了个响亮的名头，叫华山派。

后来张无忌揪出华山孽徒，里面的人还怒斥：我们华山派的名头被你搞得不成样子！自己倒成了受害者。

金庸小说真是太有趣了。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李微敖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在电话开头就说了自己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表明这是一次采访；从头到尾没有说这是私人聊天；全程通话都有录音，而且已经提交给了自己供职的机构。

尽管很替他捏一把汗，但这已经是一个记者能够做的极限了。

从新闻操作规范来讲，李微敖没有任何问题。他开头就标明了自己的身份和采访意图，并且开启录音。看上去，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最“猛”的记者，而实际上他非常谨慎，这也是他还能做记者的原因。

在一个普遍在等待“通报”的年代，李微敖可能是唯一试图去采访武大校长的记者（其他媒体的报道，最多努力接触两个当事人）。他做过功课，知道校长和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也不排除因为这个关系，才找到了校长的电话。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只是“等通知”而已。

这就是李微敖让人感到讨厌的原因。他总来不甘于等通报，而是总是想办法报道一点什么。

李微敖和校长通话后，可以选择不写，“这样写也许对这个初中校友不利哦”；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写出来，因为这符合公共利益。告诉公众，在这一事件中武汉大学校长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作为他北师大的校友，我和他吃过好几次饭，关系要亲近得多。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处在舆论漩涡之中，他采访我之后，很大概率也会写出来。

采访并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信仰。

我使用“信仰”这个词，是很慎重的。他已经在记者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去争取主编、主任的职位，而是专注于做一个记者，“对抗”或者“揭露”式采访，就是他的兴趣所在，即便为此遭遇网暴，他也不会害怕。

我猜，他把这当成是他的“天职”或者使命，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不知道武大校长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抱怨”李微敖的。这再次证明他不适合这个职务。校长是一个公共角色。除非是在自己的家中或极私密的场合，否则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有可能被“报道”出来。

他可能需要补上“如何发言”这一堂课。这也再次证明“等上级安排”并不是一时口误，而是他长期以来的习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如何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是一个“公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至于网上有很多对李微敖的攻击，我只能祝福你们，一生顺遂，不要碰到任何不公。

文/蔡朝阳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

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

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投诉鲁迅抽烟。鲁迅是1881年生的，你投诉100多年前的人抽烟，不怕鲁迅从棺材里爬出来打你吗？你怎么不投诉纪晓岚纪大烟袋呢？

我还投诉辛晓琪呢，她的歌曲《味道》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这对青少年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以上成立，那建议把门神的武器，关羽的青龙刀，张飞丈八蛇矛，秦琼的双锏，岳飞的红缨枪——所有兵器都删掉，为啥，引导孩子使用暴力，引导孩子校园欺凌。

其次，这位“有识之士”又说这版画不对。外行了吧，鲁迅这辈子最爱的艺术形式就是版画。这幅版画是经典之作，作者李以泰教授都80多岁了，这个版画同时也是李教授的杰作，成名数十年，至少是上个世纪作品，被放大作为鲁迅故里的正面都已经超过20年。你行，你怎么不坐个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

再次，李教授师从赵延年，赵延年是版画界权威，他一辈子为鲁迅刻了150多幅版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78年的《鲁迅先生》，鲁迅也在抽烟，你倒是再投诉一下赵延年啊。

对了，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是赵延年的侄子。你顺便投诉一下北岛，北岛在诗歌《日子》里也抽烟：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这多不好。

哦哦，还有，要把抽烟变成握紧拳头。这个聪明的设计我给满分。你看，握紧拳头，多么符合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那为什么不改成手里捏着匕首和投枪呢？更符合战斗精神。尤其符合这位女士的战斗神经-冰。

世界还是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艺术和文学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你平时也要多多加强学习。

我真的建议这位女士要照照自己，不要沦为一个巨婴。巨婴总是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以她为准的，不行，那就撒泼打滚，以头抢地。这样的场面，相信国人见过不少，而今番撒泼到了鲁迅头上。

此外，我觉得这种荒谬到毫无常识的投诉，最好不要理她。理她你就输了。鲁迅他老人家说过，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让她自己成为一个笑柄。

甚至，鲁迅都早已经预言了这样的荒谬绝伦。她自己成了鲁迅他老人家笔下的笑料，还不自知，这是这个社会新闻最幽默的地方。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所以，还是要读鲁迅啊。读鲁迅令人生出智慧。继续收听我的《少年读鲁迅》吧，扫码即可获取。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1期：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9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3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17日—24日，这一周。

广东佛山出现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延续了一个多月，最近一周全省新增报告336例本地个案（佛山206例），未报告重症和死亡个案。基孔肯雅热作为一种以白纹伊蚊为传播媒介的急性传染病，多数患者症状较轻可在1-2周内自行恢复，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病毒主要以“人—蚊—人”的方式循环传播，在治疗方面既无特效药，也无疫苗（未获批）。而今年广东在入夏后，频繁降雨导致积水增加，蚊虫滋生速度加快，病毒的扩散与传播一时间也随之加剧。随着疫情蔓延，8月2日广东省召开了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会议，提出要“全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阻击战、歼灭战”，并强调“全民动员”。这种熟悉的宣传话术，让不少网友直呼“仿佛又回到了新冠疫情时期”。

之后，广东各市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各种奇招狠招昏招轮番上阵：全市集中喷洒杀虫剂、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逐个入户排查积水（甚至破门换锁）、清理阳台的私人绿植、砍伐树木拆除冷巷、凌晨上门给小孩抽血、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用弹弓向房顶射灭蚊包、投放外来物种“食蚊鱼”、全村集体在家点蚊香、直接用水泥将居民菜地封死……比新冠时期的防疫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网友感慨，看来官方是想要将存活上亿年的蚊子给彻底清零。然而，疫情时期那段“不正确的集体记忆”早已告诫我们：权力的愚昧无知与恣意妄为，只会酿成更严重的失控结果。对于这场“运动式灭蚊”而言，潜在的风险不仅在于难达成目标，还可能带来生态灾难与人权灾难。

有媒体注意到，早在2019年，官媒就宣布广州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蚊子工厂”，每周可生产1000万只蚊子。该工厂通过向自然界投放大量绝育雄蚊，试图实现“以蚊灭蚊”的效果。其科研成果引发了一定关注，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现场释放实验。2024年10月，《羊城晚报》报道称，广州峡石村有一支专业团队，每周会投放三五十万只蚊子，以防控登革热传播，并宣称这种方式已坚持了长达7年。而如今处于基孔肯雅热疫情高峰的佛山市，距离峡石村仅40余公里路程。对此，有网友质疑：常态化、长期投放如此庞大的蚊子数量，会不会反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媒介？毕竟基孔肯雅热与登革热的传播途径完全相同。更何况，“以蚊灭蚊”的效果究竟该如何保证呢？万一所谓的“益蚊”投放，并没有显著减少吸血蚊种群，岂不是适得其反？

网友的疑虑很合理，但在官方口径里，“以蚊灭蚊”始终被描述为一种“百利无一害”的尖端生物防治技术。就在上月底，央视还称佛山市已投放大量华丽巨蚊，这种蚊子“不吸血、不侵扰人畜、但食蚊”，能实现所谓“科学灭蚊”的效果。在相关微博话题下，有网友指出：人为改变生态链、增加物种数量，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就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过度干预恐将反噬自身。的确，广东多地的集中消杀行动早就凸显了这种“反科学”矛盾：消杀队员手持喷枪满城喷洒，却仅佩戴简易口罩，眼部毫无防护，偶尔对着人群喷洒。而那些含有拟除虫菊酯的药剂，对环境中的所有人都有轻微毒性。正因此，有网友发出尖锐质问：“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更夸张的是，佛山开始要求阳性患者集中留院隔离，而这一切都以“科学防疫”之名展开。在此背景下，许多网友联想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那场臭名昭著的“除四害”运动。最终，麻雀并未被真正清零，但随之而来的生态恶果迅速显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问题未得到充分论证，却被裹挟进了一场政治狂热之中。

本周，香港学者、媒体人梁文道于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八分半》遭中国大陆两大平台（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架，随后相关的小红书、B站、微信视频号等社媒账号也一并被封禁。该播客面向中国大陆听众，主要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在1个多月前，梁文道在一期节目中谈到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节目上线不久，喜马拉雅便将《八分半》下架。此后，该节目长期处于禁言状态，直至近期彻底遭到封禁。8月22日，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飞鸽传书”（新闻信）的形式将节目做完。其中，梁文道谈到了中国长期处于“墙生态”之下，已经逐渐脱离了互联网世界原本的意义。

例如，许多中国人的网络使用习惯已经高度依赖微信、小红书、豆瓣、微博等主要应用，并在这些应用中间跳转，但这些应用彼此间的内容是完全隔离的，几乎不与万维网世界共享，呈现出一种互联网的割据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这些应用上的所有信息资料，也可以轻松被“一夜清空、无影无踪”。无独有偶，一位近期参与了2025谷歌开发者大会的技术人员也提到，如今很多国外的创新都是基于web的，辅以各类ai大模型，但如今web类型的应用已很难在中国落地了，因为墙内墙外早已形成了两套生态。就像官方很少愿意公开的“人均国际出口带宽”数据一样，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为何在出口带宽上还远不如一些小国呢？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所有出口流量必须被掌控，必须迎合GFW的升级节奏，这是其他国家完全不必考虑的“特色”。

本周20日凌晨，GFW突然对443端口流量实施无差别封锁，导致中国陷入长达74分钟的海外网络断联——所有依赖HTTPS的境外网站与跨境服务均无法访问。有网友感叹，这种情况距离“全面断网”只差一步。至于原因，可能是运维事故，可能是系统升级，也可能是铁幕的预演……当然，也有人安慰自己说这大概只是GFW间歇性抽风。但讽刺的是，这个国家本身，又何尝不是在一个高度极权的体系下不断“间歇性抽风”？从“动态清零”到“灭蚊行动”，皆是如此。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联合国督促中国尊重人权捍卫者权利，点名要求当局提供高智晟等八人被囚信息（外二篇）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 水瓶纪元｜女孩被霸凌后，江油人因何走上街头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 【404帖子】劳东燕2004｜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
• 张3丰的世界｜劳东燕的抑郁，也是你的和我的
• 张3丰的世界｜接通知：斯伟江律师“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讲座取消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那些曾经在树下听过故事的人，或许会在别处重新聚集”
• 【404媒体】小宇宙等播客平台下架梁文道节目《八分半》
• 【404媒体】梁文道｜To：《八分半》的朋友，哪怕是飞鸽传书
• 大鱼在行动｜八分半：我们的沉默震耳欲聋
• 单身者舞会｜没有平衡木的寂寞

《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 【网络民议】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8月20日凌晨突发的网络中断？

2025年8月20日凌晨00:34至01:48（北京时间），持续约74分钟。中国全国范围内，境内外双向443端口流量受到干扰，导致大量国际网站（如苹果、特斯拉、必应等）以及依赖HTTPS的跨境服务无法访问，VPN连接也受到影响。防火长城（GFW）疑似对TCP 443端口实施无差别封锁，通过注入伪造的TCP RST+ACK包中断连接。封锁设备指纹与已知的GFW设备不同，可能是新设备或配置错误导致。

• 【404文库】七使2022｜到处喷洒毒农药，是在灭人还是灭蚊？
• 剑客写字的地方｜事情如果属实，那已经不是“讽刺”的问题了！
• 浣花溪杜甫｜倒积水，平菜地，清天台，拆房子，灭蚊变味了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 法律先生｜弗兰克法官走了，但他留下了法律最温柔的一面
• 念兹集｜卡普里奥的核心价值，是“看得见的人性”
• 码头青年｜世界上最温柔的法官走了

有健全的法律，执法人员依法行事，这都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体现。正如弗兰克爷爷遇到的那位法官一样，弗兰克也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最正确的裁判。正如有个网友所说：「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立法机构按着人民的意志制定完备的法律，执法机构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事。在最后司法人员让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完美的平衡，使得本来严谨的法律，最后却能使人民从内心的尊重，且带着温暖！」

一周惊奇：

• 【404文库】理与尘｜律师申请信息公开少林寺财务报告，当地以释永信刑案涉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一份盖着红色公章的答复书，从河南登封寄往江苏宜兴，纸面上的铅字冷静而坚定。它躺在江苏诺盛律师事务所郭建新律师的案头，宣告了一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终结。郭律师想看看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账本，而登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回应简洁明了：方丈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他治下的寺院财务，已属国家秘密。

• 【404文库】路边有片海｜拉拉女孩卧底、曝光郑州围殴同性恋团伙，却被拘留至今，亟待平反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 挑灯看吳鈎｜为何一些民警喜欢不辞辛苦星夜上门服务？
• 紫泥海｜为什么越界的警力终将反噬公信力？

湖南男子盘某某的父母到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政府办事，往返跑了很多趟未果。8月18日，父母拉着他一起去乡政府，发现乡政府上班时间有大量工作人员缺岗，他才把此事发到网上。盘先生称，8月20日晚，4名民警前往其老家找他“谈话”，家中2名老人受到惊吓。盘先生说：“回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手上拿着农药，我看见（情况）不对，我就抢过来把农药给砸了。”

一周讽刺：

• 【404文库】旧闻评论｜报告，董小姐软着陆
• 建设性意见｜要摘掉一个坏人的编制有多难？
• 就叫熊太行也行｜只是造个假成绩单而已，不能让人董小姐她姑丢工作嘛

从前，社会大众期待调查，热盼调查组，以为它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控权方式。可现在呢，民众在一次次失望后形成了新的舆论认知，认为调查组是另一种形式，是具体舆论事件中自我赋权而非自我革命的延续。董小姐这件事的社会反响郁结在此。如果从上述角度看，以董小姐私情牵扯出的跨院校教育舞弊案，虽说宣布董小姐及其背后人等软着陆，不会得到更重的法律惩处外，从舆论不忿的指向看，其实象征着调查组在民意民心上的“硬着陆”。

• 之木05｜苏联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场关于“全民福利”的骗局
• 青年志Youthology｜社保新规背后：成本增加、行业分化与年轻人的焦虑

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 大何崛起｜我以为我是人，原来我是矿？

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其中提到：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一周声音：

• 建设性意见｜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相信联合调查组的通报？
• 法治远见｜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乌克兰捍卫主权都被网民群嘲，反智主义真是什么乾坤都能颠倒！

他们不知道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虽然看起来有些相似，但有很大的不同。可是你跟这些网民讲再多理都没用，这些群嘲乌克兰自卫的网民，是反智主义者的典型。这类人总是以立场决定是非，以断章取义取代全面分析，以一己之私否定真理正义。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识素养，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了解基本的事实，仅仅凭一些特定的信息就来论断是非。有时他们是“装糊涂”，出于特定的动机而出来胡搅蛮缠，把水搅浑，然后达到误导舆论的目的。

• 何光伟｜《过冼村派出所》七周年 老何发表讲话

七年前的这会，我正在冼村派出所因被查身份证一事做笔录。俯仰之间，走南闯北，西去东归，我又逝去了七年岁月。这七年，我不仅被几家政法机关打上“抗法”和“网络流氓”的烙印，我还被包括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等所为的自媒体口诛笔伐。因过冼村派出所，我在网上被包括河南省的鹿邑公安、 吉林省集安市公安、陕西蓝田公安都亲自发文称老何是“网络流氓”。

• 【404文库】三月云｜是谁在企图掩盖武大图书馆事件的真相？
• 三月云｜曾经也想过几次不做公众号了
• 三月云｜被封禁15天之后，我回来了

昨天，我发布的文章被屏蔽下架，仅仅存活了九个小时。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武汉大学肖明瑫是如何在性骚扰后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煽动舆论的，证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布后仅仅九个小时，还顶着平台对我的限流，就有超过4000转发，达到三万五千多的阅读量。然而，对真相的揭示，总会让一些有意操纵舆论、包藏祸心的人急眼。

一周故事：

• 食通社Foodthink｜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

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

• 人物｜「妈妈为什么要打工」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 ELLEMEN睿士｜赔钱的北京中产，和他卖不掉的燕郊房产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 【404文库】真实故事计划｜凶手是同班同学

数起发生于中学生群体的杀人事件，震恸社会。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事后钟某川坦言，杀害潘某优是由于嫉妒她成绩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