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中说，汉朝的渔民“网鱼不足供税，弃业浮游江淮”。也就是说，汉朝的渔民捕获的鱼，还不够交税，干脆选择躺平。

《盐铁论》中说：武帝时期“田渔重税，老弱转死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汉书》也记载：“关东流民二百万口”。也就是说，武帝时期，不仅税费高，生活成本也高，所以老百姓选择躺平，当“特种兵”。

《史记》还记载，武帝时期“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意思是说，商人也选择躺平，宁愿吃喝玩乐。

《汉书》同样记载：武帝后期“天下户口减半”。除了战死、逃亡、隐匿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年轻人选择躺平、不生孩子，因为孩子3岁就要交税。

这么多史料，都在说明武帝时期的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百姓集体选择躺平。什么叫躺平，就在某种宏大背景之下，百姓放弃生产性努力的社会性退缩行为。

汉武帝，原名刘彘，彘就是猪的意思，古人认为贱名好养活。刘彘7岁被立为太子，改名刘彻，意思是通达天地。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对百姓而言，遇到一个不折腾的皇帝，日子就还能过下去，最怕的就是瞎折腾，尤其怕遇到一个翻天覆地的主。很不幸的是，刘彻通达天地的名字，就预示着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主。

治大国如烹小鲜，除了好色之外，刘彻的爷爷和父亲，基本上不怎么折腾百姓，只折腾刘家自己人。而刘彻不这样，他始终认为自己通达天地，所以要干一番翻天覆地的事业。

《史记》记载，刘彻继位的时候，他爷爷和他父亲留给他的钱，多的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食多的在仓库里的吃不完都发霉。刘彻鄙夷他爷爷和父亲，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只知道搞女人，竟然还能攒下这么丰厚的家底。那么，自己通达天地，又不好色，岂不是无敌。

所以刘彻就开始东征西讨，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让汉民族的版图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公元前133年，刘彻23岁，汉帝国用兵30万，策划了马邑之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开启了刘彻的武功之路。之后的刘彻，举全国之力连续用兵，经常征用民夫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元前124年，汉帝国连续出击漠南、漠北，国库数十年的积累被全部用尽。

漠北之战调动的军队超过了50万，征用的民夫估算超过了150万，匈奴大败、遁走漠北。刘彻北击匈奴的目的，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生存安全等等方面来讲，这时候已经全部实现了。所以，这时候应该是一个让百姓重新休养生息的好时机。如果刘彻真这么做，那么他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但刘彻不这样想，匈奴找不到了，就继续找，找到再继续打；秦始皇在泰山封禅了1次，那么他就要来6次；秦始皇巡游了5次，那么他就要巡游10次。总而言之，只有你不敢想的，就没有他不敢折腾的。但这一切，都需要钱。

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社会的财富几乎都来自土地，财富的总量基本是固定的，不在公家，就在民间。说直白一点儿，在农业社会，国库虽然没钱了，但钱财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勋贵集团和官员集团手中去了，当然，商人集团和地主集团也有，但他们的靠山同样是勋贵和官员。对于不忠于他的勋贵，刘彻是毫不留情，抄家灭族不计其数，但忠于他的勋贵和官员，是刘彻的基本盘，不能动。因此，汉武帝要想增加国库的收入，就只能加强对民间的搜刮，这就为百姓的集体躺平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重新启用法家，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获得重用，他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疾风暴雨般的敛财，比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

所谓均输平准，就是朝廷直接经营大宗物资的买卖，比如丝绸、粮食等等，朝廷在每个郡设置一个均输官，全权负责大宗生意，直接催生了一批门阀世家。

所谓盐铁官营，就是朝廷直接垄断盐、铁、酒等等暴利行业，商人必需购买特许凭证才有权经营，这样朝廷空手套白狼就赚到了暴利，也催生了一批世家门阀，比如桑弘羊自己家就是著名的大盐商、大酒商。

所谓告缗算缗，这是对中产阶层的精准收割。河南有个商人叫卜式，他为了拍刘彻的马屁，主动捐出了一半的身家，汉武帝给他赐爵左庶长，希望天下的人都效仿他，可惜应者寥寥，于是算缗令和告缗令出台。

“算缗令”规定，无论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必须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对商人的财产税是6%，车船税是每年120钱，不是商人的减半收取。毫无疑问，算缗令对商人、手工业者极为不利，所以他们纷纷隐匿财产。

于是，告缗令出台。就是鼓励群众举报那些隐匿财产的人，一经发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之人一半的财产。可是，举报之人获得财产之后，也不愿意交税，也隐匿财产，于是他又被另外的人举报。如此循环往复，整个汉帝国，中产之家悉数破产，而汉武帝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不计其数。

刘彻开始搞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的时候，那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幸灾乐祸；当刘彻开始搞算缗告缗的时候，那些底层农民开始幸灾乐祸。

刘彻知道，中国老百姓都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只要你过的比我惨就是晴天，于是口钱和算赋加倍。口钱和算赋，就是人头税，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刘彻之前，“口钱”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20钱；14-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40钱。刘彻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加3钱；对成年人的征收额度，直接提高300%！

文景时期，底层百姓辛苦劳累一辈子，也只能勉强饿不死而已。而刘彻把税率提高了300%之后，《汉书》记载，生下孩子就杀掉，以及人相食的惨剧不计其数。

在这样一连串的组合拳之下，世家门阀继续过着逍遥的日子，在百业凋零的情况下，人工更加便宜，大批百姓为奴为婢，于是世家门阀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而普通商人、手工业者和底层农民，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被逼选择躺平，要么吃喝玩乐，要么自我绝育，要么为奴为婢。就这样，武帝晚年，百姓选择躺平、天下户口减半。

参考书目：《汉书》、《史记》、《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中国老百姓一直有一个盛世梦。以国富兵强的标准来看，历史上有过几段盛世。但若以国强民富的标准来看，那恐怕从未有过盛世，比如所谓的乾隆盛世。

1793年9月14日，82岁的乾隆皇帝接见了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英国使团一路的见闻，以及和乾隆皇帝的会面，被后世反复解读研究，

因为他们的见闻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军事、医学、教育等等方方面面，又因为清朝不能随意出版，民间识字率又低，所以使团的记录，恰似一面历史的棱镜，折射出了所谓"乾隆盛世"的复杂光谱。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京城，没有看到任何丰衣足食的证明，都很难看到树。运河两边的村镇，触目所及之处皆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约翰·巴罗还写道：官员们把持着所有赚钱的行业，他们像蜘蛛一样编织着利益网络。

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民的非常贫困，他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官道两侧，只为争夺我们丢弃的茶叶渣。但同时，斯当东又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中国，有钱无权不足贵，只有财产没有权力是靠不住的。因此，大清几乎所有的富人，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因为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便很容易化为乌有。

使团正使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他到访过彼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见识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他在日记中一语道破了乾隆盛世的真相：所谓的盛世京城，城墙内是琉璃瓦的宫殿，城墙外是连树皮都被啃光的流民。

看看，三个外国人，不愧是见识过全球的风貌，眼光毒辣，一次访问、一次谒见，就窥见了中国两千年历史深处的奥秘。

使团记录了他们与清朝官员的交往情况，比如王大人一人就餐，都需要几荤几素，非常奢靡。官员们出行必须前呼后拥、士兵开道，还要坐4人抬的轿子，他们陪同使团去商店买东西，也不用付钱。官员们还拥有随时对下属打板子的权力，这在使团看来是奇耻大辱，但官员们却不以为然。

据历史学者们的考证：大清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可达正俸的100多倍，冰敬、炭敬、节庆寿礼、养廉银等等，只得取之于民。大清整个官僚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吸血系统。

乾隆时代，物质生活的二律背反，只是乾隆盛世的只是一个方面，还有精神方面的二律背反。

使团的见闻非常丰富，第一件便是找领航员。英国人不认识大清的航线，请求当地的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使团成员记录了这个过程：总兵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来了一伙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过的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一个一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哀告，离家远行会给家庭带来灾难，但总兵根本不为所动，还命令他们在一个小时后准备妥当。

约翰·巴罗看到这一幕后说：这在英国根本无法想象，我们都被伏尔泰骗了（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清廷的法治根本没有给予百姓什么保护。

而且为保障使团船只沿运河和内河航行，需要500个民夫拉纤，但因为没有收入，或者极低的收入，导致夜里经常有人逃跑，第二天就需要重新征调一批，两岸还有士兵监工，防止他们偷懒或者逃跑，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监工非常相似。

使团考察了大清的民事诉讼，他们发现大清的百姓都不愿意打官司，大清没有正式的律师，只有类似的讼师，而且打官司的成败，经常与他们送礼的多少有关。

使团还考察了大清的文化，发现知识分子都在钻研训诂学，也就是研究古文字，其它一概不敢涉足。为此，斯当东评价说：他们已经被彻底阉割掉了。

使团也记录了皇宫的情况：富丽堂皇、包罗万象，有各种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甚至还有大象。当然，里面最多的是太监，宫殿里满是这种人，非常的惨无人道，他们情感残缺，但又利欲熏心，毫无同情心，在博得主子的欢心之后，就可能引发国家的灾难。

最后，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还指出了一个奥秘，他说：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中国的皇帝已经把他的子民完全驯服了，他们的一切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使团记录的这些吊诡的二律背反，恰恰说明，所谓的乾隆盛世，表面看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巅峰，但英国使团的记录中，这个巅峰却更像是万丈深渊里的最后一块垫脚石。

我要强烈推荐这本历史论文集：《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小红书挂了，微博挂了，小绿书还会挂吗？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这本书光序言部分就看得我心惊胆战，根本就是你现在无论在哪个内容平台都不能发的文字，感觉要偷偷摸摸地看，就像小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

尝试说了点书中的内容但是被屏蔽了，所以先扒个不痛不痒的简介（书摘图片都不能发，这是修改过的版本，删除了很多），目前这个帖子在小红书和微博都已经挂了，小绿书坚持住。

这是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先生创作的历史学论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2013年2月首次出版，目前有少量公开在售的是2018年第三次印刷，并且罕见的标注了总印数为15001-20000册。

书中收录了沈志华发表过的九篇关于中国1956—1957年的历史专题论文，这些论文独立成篇，但彼此之间又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与以往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相比，该书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段来自于百度百科）。

我强烈推荐这本书，因为它客观总结了一些历史事件、确定了历史关口的转折定义、以及梳理了历史事件的成因、发展和影响，引用的资料详实客观、细节满满，观点也很大胆和学术，实属难得一见的好书，也是一本创作很大胆的书。

因为我读的是微信读书平台的电子书，所以封面图是来自某店铺的商品图，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节选自《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序言

公元1085年，司马光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古代权力游戏的巨著，一经面世，便让帝王们爱不释手，宋神宗评价它“有资于治道”，也就是对于他的统治很有帮助。

九百年后，柏杨先生耗时十年把他翻译成了白话文，并批注了自己的观点，让这部帝王将相的家学，终于可以让现代的普通人一窥其中的隐秘。

《资治通鉴》专攻帝王统治，因此被批评为“训马术”，梁启超称之为“帝王教科书”。但是，我们也不能苛责司马光，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资治通鉴》虽然讲了1300多年的历史，洋洋洒洒很多案例，但归纳下来，核心命题其实只有四个：一是如何用谎言编织天命，二是如何用暴力维持秩序，三是如何用仇恨转移矛盾，四是如何用希望凝聚人心，合称帝王统御四术。

第一、谎言。

《资治通鉴》的开篇，讲了日食三足乌的异象。这种将自然现象和天命相勾连的统治叙事，便是权力合法性的原始来源。《资治通鉴》中那些被谎言编织的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为帝王统治背书。比如刘邦的赤帝斩白蛇，便开创了君权神授的叙事传统。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将皇权的合法性提升到了宇宙元规则的高度，并通过科举制度和礼教等级，塑造成了古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人人默认皇帝就是天子，是天命所归。

统治谎言的高级形态是编织天命，一般形态是愚民。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应该归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较典型的操作就是修书焚书，比如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废黜百家，以至于诸子百家大部分都只剩下了只言片语。

第二、暴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天下兵器熔铸成了十二个金人，这个举动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厚，它揭示了暴力在统治秩序中的双重属性，既是破坏旧秩序的工具，也是维持新秩序的基石。

暴力往往披着法律的外衣，先秦商鞅的连坐之罪，汉代张汤的腹诽之法，唐代来俊臣的《罗织经》等等，都有法律作为支撑，并以此将暴力威慑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暴力逻辑，实质是权力仪式的展演。恰好印证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洞见：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

暴力的运用在明代达到了巅峰，帝王的爪牙遍布街巷，百姓的窃窃私语都能成为罪证。但暴力从来都是双刃剑，无论是秦帝国，还是隋王朝，最终都引发了全国性的暴动。这些历史教训，恰好印证了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警告：再强大的暴力，也无法永久压制被统治者的怨恨。

第三、仇恨。

矛盾转移的案例，在《资治通鉴》中屡见不鲜，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内部之间的转移，一种是向外部转移。

内部转移方面，比如桑弘羊为顺利推行盐铁官营，他刻意激化商贾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成功的将各大盐场和矿场收归官有。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主张改革吏治和监察，王安石主张改革经济和财政，但司马光却被刻意描述成了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从而成功转移了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社会阵痛，比如《青苗法》的层层摊派和强制贷款。这种制造内部仇恨的策略，印证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断：统治者必须防止被统治者形成共同的意志。

制造外部的群体性仇恨，才是统治艺术的关键一招。《资治通鉴》中那些和亲故事和边境战争，常常被用来转移内部的危机，正如霍布斯所说：共同的仇恨是维持团结最有效的粘合剂。

《治治通鉴》之后，南宋便诞生了最经典的案例，以至于百姓的集体记忆里只有靖康之耻，以及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党争，从而忽略了根本矛盾。靖康之耻和党争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相，真相是南宋内部夸张的土地兼并和通货膨胀。为缓解土地兼并，南宋末年贾似道进行了公田改革，也就是设置了各级官员拥有田地的上限，超出限额部分的三分之一要卖给朝廷，朝廷再租给百姓，仅镇江就收回田地17万亩，也就是镇江官员至少拥有田地51万亩，占了彼时镇江耕地总数的29%，而彼时镇江的人口总数约25万，官员占比约0.03%。可以想象，南宋末年的土地兼并有多么猛烈。但夺人钱财有如杀人父母，所以元军一来，那些官员便纷纷献城投降，留下文天祥在零丁洋里叹零丁。

第四、希望。

从《礼记》的天下为公，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儒家大同社会的精神想象，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希望源泉，成功的把现实的苦难包装成了美好的愿景。比如汉武帝元狩三年，黄河决口，朝廷赈灾时，首先要宣读汉武帝的诏书，这样的仪式展演，便成功的将灾难转化成了朝廷仁政的表演。类似的表演，在《资治通鉴》中反复上演。

科举是希望管理的巅峰之作，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希望机制，让读书人不停的进行自我规训，从而成了维护皇权统治最忠实的附庸。但实际上，这个希望渺小的可怕，科举录取人数最多的南宋，平均每年仅有180人，其余朝代少则仅有10余人，因为大部分官员走的并不是科举之路，而是恩荫之路。而且，科举这条底层百姓的希望之路，不但异常狭窄，还被人把持，屡屡发生科举舞弊。

《资治通鉴》揭示的统御四术，环环相扣，如同四季更迭，是帝王统治最隐秘的法则。但历史也一再昭示：任何依赖统御四术的统治终将被反噬，当谎言透支了公信，当暴力迎来了反抗，当仇恨瓦解了共识，当希望走向了幻灭，《资治通鉴》中循环上演的权力游戏，便会迎来大结局。

参考书目：《资治通鉴》（柏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儒法国家》

一、中共九大投票的玄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问题，所产生的明争暗斗。这场争斗，以毛泽东否定了林彪、陈伯达推出的强调“经济建设”的政治报告，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报告告终。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会场上，不满的林彪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张、姚二人的那份报告，相当得意的毛泽东则是阴阳怪气地询问全场“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并引发了整个会场手举红宝书的表忠。不过，林彪也不会咽下这个哑巴亏。1969年4月24日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这天，林彪展开了反击。

这天的会议上，中共进行了历来都是走过场的投票环节，推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在会场上的代表共有1510人。如往常一样，毛泽东毫无悬念地获得全票通过，这表示毛泽东也给自己投了一票。周恩来获得了1509票，这是因为他没有投给自己。林彪得了1508票，这是因为林彪觉得自己的票数不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他和他的妻子叶群给自己投了反对票。而令人意外的是，江青只拿到了1502票，少了8票。至于另三个当红毛派大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则更是只有1490多票。

对于这个投票结果，江青非常之不满。根据林系干将吴法宪的回忆，在投票结束后，曾有过这样一段事情：

“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事实上，这样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背后确实是因为林彪系人马的大力活动。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在康生和江青试图弄清楚是谁没有给他们投票后，事情传到了吴法宪和周恩来耳中，两人都表示这样做违反了中共党章，其后周恩来把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话，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不过，吴法宪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江青在这类问题上一直在和毛泽东通气，是毛泽东站在江青身后。可以说，尽管事情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实际上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敌意。

（以上内容见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二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在一片视投票为儿戏的闹剧中，中共九大推出了170名中共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共计279人。其中，只有53人是上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有多达136人是军队干部，有90人是所谓“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一格局，反映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势力的膨胀。此外，随着林彪在中共九大通过的新中共党章里正式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以及林彪在投票问题上狠狠敲打了一番毛派，林彪的势头比以前要更盛。在这之后，他很快就做出了更大的动作。

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当时，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已经跌到了谷底。1969年3月和8月，苏中两军在珍宝岛、铁列克提相继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进入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9月11日，周恩来与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使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

不过，中共高层继续着备战，在这年10月1日之后向各地疏散，其中毛泽东跑到了武汉，林彪跑到了苏州。10月17日，林彪向中共军队下达了一份文件，名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根据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回忆，这一文件的要点为“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10月18日，时任中共军队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将这一命令下达到了中共全军。根据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在10月19日才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以急件传阅将这个文件报给了毛泽东。汪东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以上内容原载于汪东兴回忆，亦见于1998年9月21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56期）

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绕开了毛泽东自作主张地下了这个命令。不过，对于这件事的真相，直到目前仍有不少争议。根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说法，这个命令在10月18日下达的当天，叶群就已表示将它的内容告诉毛泽东。在这之后，这个文件才由黄永胜向中共全军下达。吴法宪的回忆录也表示，毛泽东曾通过汪东兴给叶群打电话，表示他对林彪的命令没什么意见。可以说，对这件事各执一词的双方，必然有一方说的是完全的假话。但在相关档案解密之前，我们也很难知道真相了。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显示了林彪在军队中的强劲实力，也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进一步猜疑。根据文革史学者萧象的总结，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闭社会，当一、二把手关系已有间隙，一把手对二把手多有戒备和猜疑的敏感时期，任何来自二把手与属下的动静尤其是不慎，都会引起一把手的（强烈）反应与（深度）怀疑。毫无疑问，林彪的‘一号号令’进一步加深了毛对林的猜忌，也加大了毛林之间的裂痕。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势力尾大不掉，已是到了需要抑制与削弱的时候了。”

（萧象：《再探林彪的“一号号令”》，爱思想网，2021年10月30日）

三、中国国家主席的存废，点燃毛林直接冲突

于是，随着毛林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的直接冲突很快就点燃了。双方直接爆发冲突的节点，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庐山会议。

这次庐山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的原本议程，是中共中央聚集在度假胜地庐山，讨论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问题。在这之前的第三届人大，是在1964年12月召开的，按照中共的规定，理论上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应该是五年一开。不过，由于文革爆发，新一届人大的召开一拖再拖。毛泽东也需要召开人大修改宪法，从而在宪法层面巩固他通过文革造成的政治路线。不过，这次会议实际上却是离题万里，变成了毛派和林系人马的正面冲突。至于冲突的引爆点，看上去也是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设置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的人是刘少奇。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礼仪性质大于实质。在刘少奇倒台后，代理这一职务的人是80多岁的中共元老董必武。由于这一职务需要处理种种繁琐的礼仪事务，不耐繁剧的毛泽东对它没什么兴趣，但这时候董必武年纪也很大了，很难继续胜任下去。于是，要不要继续设立这个职务，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文革前，刘少奇既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又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对“接班人”地位的又一层保障。按照之前的逻辑，新一任中国国家主席应该是已经有了“接班人”头衔的林彪。不过，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强猜忌心理的毛泽东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向他报告了新宪法草案，毛泽东则明确表示不再设立国家主席。这个月的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就修宪问题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则再次表示不设立国家主席。另一方面，身处苏州的林彪在通过周恩来得知了毛泽东的看法后，于3月9日通过叶群告诉林系干将黄永胜、吴法宪，表示他赞成设立国家主席。于是，在3月17—2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黄永胜、吴法宪就高调地坚持应该设立国家主席，并引发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又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想当国家主席。在这之后，林彪又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表示他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没有理睬这一提议。4月11日，林彪又一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他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12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林彪的提议，随后再次被毛泽东否决。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前哨战。随着庐山会议的临近，更大规模的冲突猛烈爆发了。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

一、文革前夕和爆发后的毛林关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让我们来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刘少奇的毁灭。然而，这件事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逗号。在刘少奇终结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林彪之间的矛盾，就快速浮现了出来。

如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在文革爆发前，林彪可以说是毛泽东的铁杆盟友。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是林彪对毛泽东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使毛泽东在面临大饥荒造成的地位危机时，有了一个强力的帮手。在这之后，毛泽东也对林彪投桃报李，毛林两个人大型“商业互吹”，发动了所谓“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军队学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文革中随处可见的毛语录，也就是俗称的“红宝书”，就产生于军队学毛著。在文革爆发后，林彪所代表的军人势力对毛泽东进行了强力的支持，毛泽东也对林彪进行了很多支持，与林彪一同清洗了军队中的不少非林彪系的势力。1966年5月的罗瑞卿倒台、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及其导致的中共军内造反派被清洗，以及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都是其中的重要例子。到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宣布对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贺龙也“不保了”，而贺龙也是和林彪素有恩怨的人物。在这之后，身患糖尿病的贺龙于1969年6月被注射了葡萄糖液，随后死去。

不过，毛泽东在此期间对于林彪也绝非完全信任。在1967年7月，林彪曾与当时的毛派红人王力结合起来，大张旗鼓地对中共军内的非林系山头进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然而，随着1967年8月毛泽东抛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这次“揪军内一小撮”也不了了之。

事实上，在文革爆发后的两三年里，林彪以及整个中共军队的势力膨胀得相当厉害。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当时中共治下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在这29个革委会中，由军人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之多。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新党章草案上，更是加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其后，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的中共九大上，中共新党章正式通过，林彪也就正式地戴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头衔。然而，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已经产生了虽然表面上没有说破，但实际上已经很激烈的冲突。

自古以来，强势的君主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往往都以一地鸡毛收场，汉武帝、康熙帝与他们的太子间的恩怨都是典型例子。“接班人”的头衔绝不能说是稳固了林彪的地位，反而把他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更何况，林彪这个“太子”这个时候的权势很盛，这就更会引起毛泽东的猜忌。此外，毛林两人这时在政见上也产生了裂痕——这一裂痕的直观反映，就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

二、围绕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毛林斗法

1969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碰头会上，毛泽东指定了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共九大报告，张春桥、姚文元也被要求参与其中。接到这个任务的当天，陈伯达就让他的秘书搜集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并且对他的秘书表示“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了，经过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接着，在2月7日的又一场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

在这之后，林彪曾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叫道自己家里开会，表示报告的内容他自己不多过问，由陈伯达来考虑。在这之后，陈伯达写了一个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提纲——这个提纲光是听一听名字，就能感到一种明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味道——接着又和林彪进行了一次商议，再对提纲加以修改，然后写了一个报告，将它附上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然而，对于陈伯达写出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并不满意。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亲口表示：“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位。”“两家各搞各。”并在会上点出了他心目中的报告主题，说：“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发生的只是对一份政治报告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背后却充满了隐隐的火药味。在这种情况下，老奸巨猾的康生推掉了写报告的任务，于是起草中共九大报告的任务就转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这件事情令林彪相当不满，因为陈伯达的报告可以说是林、陈两个人商量着做出来的，背后反映的则是他们在此时的政治态度，也就是希望执行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接下来，这些中共大员们讨论了张春桥起草的报告。在讨论中，陈伯达言辞激烈地表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毛泽东则是反唇相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这样，陈伯达的报告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希望了。随着张春桥、姚文元开始起草报告，林彪曾经表示：“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不满之情可谓是溢于言表。

最终，在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林彪宣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这份政治报告里表示，这次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文革作为一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随着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斗、批、改”，就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在1966年8月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出的《十六条》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说，按照张春桥、姚文元所写的政治报告，中共九大的召开并不意味着文革式政治的终结。正如这份报告所说，尽管文革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

一段广泛流传的现存影像资料，展示了中共九大上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镜头中，在林彪面无表情地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后，毛泽东有些戏谑地对与会者们说：“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会场上随即响起一片掌声，而毛泽东则在掌声中说：“赞成的举手！”并举起了自己的手。会场上的人们，包括坐在毛泽东两边的林彪、周恩来，也都拿着俗称“红宝书”的毛语录举起了手。接着，毛泽东站起来环视会场，而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通过！”会场之上，则是响起了疯狂至极的喊声“毛主席万岁”。在了解了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这一背景后，我们如果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场景，就能通过毛泽东、林彪在当时的表现，想象出毛泽东那时候内心的一种病态“快乐”和林彪心中的郁闷。

三、林彪一系仍然实力强劲

中共九大也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常委只有5人，排在头两位的是毛泽东、林彪，另外三位则是按照姓氏的笔划排列，依次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总的来说，尽管林彪、陈伯达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吃了一个大亏，但他们依然在五常委中占据着两个位置。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也产生了2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除了毛泽东之外的铁杆毛派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4人，除了林彪之外的铁杆则有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5人，此外还要加上在当时正靠向林彪的陈伯达。

随着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宣告取消。但是，1968年3月以来接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工作的军委办事组依然在活动，实际上管理着军队。在1969年5月刚刚开完中共九大时，这一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几个林派大将也都身在其中。尽管铁杆毛派谢富治当时也是这一办事组的成员，但总体来说，这个办事组实际上是林彪一系的天下。

总的来说，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林彪一系的势头仍然非常强劲。尽管林系人马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输了一阵，但他们很快就展开了首次反击。这次反击的发生时间，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969年4月24日产生中共中央委员的时候。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

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两场政治运动的血腥恐怖，这两场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起，在1968—1974年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大清洗时代，造成了百万计的死亡人数，以及难以计数的被批斗者、被迫害者。而就在中共各派一致向民众举起屠刀大开杀戒的时候，中共高层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内斗。这些内斗中很重要的一幕，就是对刘少奇集团的彻底清洗。

如我们之前所说，事实上自从文革刚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在开始对刘少奇步步进攻。首先是1966年8月5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宣布靠边站。而后在1967年，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波波进攻，首先是这年1月蒯大富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然后是6月份造反派在中南海外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接着是7月13日造反派首次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再然后是8月的百万人批斗刘邓大会。到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严加看守”了起来。

在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批斗的同时，中共中央的专案组开始整理关于刘少奇的材料。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从理论上来说，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没有污点的，如果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现在已经是“坏人”，那么这个人以前肯定也有问题。于是，刘少奇的一段历史就成为了专案组最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这件事情，发生在1936年，到这时为止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原来，在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曾破获中共北方局，将61名中共高干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了使这些人出狱，决定让他们履行国民党方面的自首手续。于是这61个人就在国民党的党报《华北日报》上刊登了《反共启示》，参与其中的包括倒台前担任中共中央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担任副总理的薄一波、担任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等人。这份《反共启示》的内容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在文革爆发后，这件事被旧事重提。在1966年10月，时任山西副省长的刘格平通过参与串联的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这份材料。11月23日，刘格平又致信康生，表示这61人当时的做法“是领导者集体变节行为”。在这一情况下，康生成立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组”。在文革开始时，这61人中还有41人在世，其中有22人担任着中共省委书记、副省长、副部长以上的职务。

接着，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发布的文件表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这61个人就被正式定义成了“叛徒集团”。在这种叙事逻辑下，是刘少奇先让他们“叛变”，然后又重用了他们，于是刘少奇自然就是这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总头目。

二、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除此之外，刘少奇曾经三次被捕的经历，也是专案组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三次经历，分别是1925年在长沙被湘系领袖赵恒惕逮捕，1927年在武汉被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陈公博逮捕，以及1929年在沈阳被奉系领袖张学良逮捕。专案组认为，刘少奇在这三次被逮捕的经历中背叛了中共，开始对他的这三段经历进行了深挖。

接下来，中共中央于1968年10月13日到31日之间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届全会，是在“黑手日”之后进行的，可以说是一次对“两年文革”结果进行总结的大会。由于许多中共中央委员已被打倒、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资格，所以97名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除了有10人已死外，能够参加会议的只有区区40个人，这其中还有一些人是被从关押地点放出来参会的。由于出席会议的人太少，不足法定人数，因此周恩来宣布所谓“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又从候补中央委员里挑了10个人作为中央委员，从而凑足了50个与会者，使与会者的比例达到了97个名额的51%，使会议能勉强地开了起来。此外，出席会议的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只有区区9人，而被“扩大”参会的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竟有74人，超过了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专案组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文件里面，对刘少奇的三段被捕经历进行了定性：

针对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的经历，审查报告中说他通过政治交易完全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所谓“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从而获得释放，还拿到了赵恒惕送给他的一套儒家四书。至于他到底接受了什么条件，审查报告里也语焉不详，透露着浓烈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针对他1927年在武汉被捕的经历，审查报告中说他向汪精卫、陈公博妥协，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此外，审查报告还说刘少奇曾致信陈公博，让汪精卫和陈公博“速除”在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汉阳兵工厂内的中共势力。

针对他1929年的被捕经历，审查报告写得很像一部电影，在这里我摘录部分原文给大家听一听：

“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总的来看，审查报告中提到的刘少奇后两次被捕经历如果全部属实，那他确实曾经出卖过中共。不过，中共的政治内斗中常用的手法，就是在打倒一个人后千方百计地论证这个人过去就是一个所谓“叛徒”，后来张春桥、江青等人倒台后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因此，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可靠程度，实在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退一步说，如果刘少奇、张春桥、江青等人的这些所谓“叛徒事迹”都是真的，那中共为什么要在他们倒台后才进行审查和定性？可见这类材料的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追究这些人在几十年前的历史，而是为了给彻底打倒他们提供助力——如我之前所说，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如果一个人现在是“坏人”，那就表示他过去一直是“坏人”。

三、刘少奇的终结

总而言之，在这份审查报告中，刘少奇被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标签，并被说成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在报告中还建议中共中央“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接着，就是走过场式的全会举手表决，除了一个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手通过了这份审查报告。唯一一个没有举手的人，是时任中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会后她就被送去劳改了。全会通过了决议表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与会者一致声讨刘少奇。林彪说：“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

当时，刘少奇正身患重病。在得知中共中央全会把他开除党籍的消息后，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开始呕吐，血压、体温陡然升高”，从此不再说话，于1969年11月12日死于他的囚禁地——河南开封的一处银行地下室。在被火化时，他被说成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个人信息是：“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这样，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最大的对手刘少奇，从政治到肉体就彻底毁灭了。不过，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序曲。在这之后，毛泽东还要对付一个新的对手：林彪。

一、“一打三反”运动的实质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血腥残酷。在今天这一讲，我们则要谈一谈另外两次大规模镇压运动，也就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1970年1月31日，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以上三份文件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场名为“一打三反”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当中所说的“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实际上都是虚，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才是实。死于这场大屠杀的人，大都是被贴上了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标签的人，针对的对象则主要是有政治思想的思想犯。在这场大规模镇压中，约有15万—20万人被杀害，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更是达到了约200万人之多。

“一打三反”运动在屠杀的规模上虽然不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也十分之恐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1966年5月到1968年7月间“两年文革”的一种延续，屠杀的主要对象包括所谓的“黑五类”，以及各地惨遭镇压的造反派，这场运动使“两年文革”后的新社会秩序在大量尸骨上建立了起来。“一打三反”运动，则可以说是一场在这种新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以后，展开的大规模所谓“杀人立威”。在1970年1月31日周恩来起草的那份通知中，就有这样一句杀气腾腾的话：

“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

于是，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爆发，又一场人头滚滚的大屠杀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样，也是遍及了中共治下的各地，带来了又一场腥风血雨。

二、大量思想者惨遭杀害

在北京市区，“一打三反”运动持续到了1970年底，公开数字显示在这场运动在当地一共所谓“捕获”了约5775名“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破获“约3138件”反革命和比较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发现了 6200 多起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文革思想犯遇罗克。在文革初期，当时是北京机器厂学徒工的遇罗克曾写过一篇名为《出身论》的文章，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强调个人通过努力获得权利。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不但在激烈反对着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老红卫兵，也在反对着主张将人划为“红五类”、“黑五类”等不同类别的毛派，这使他遭到了中共各派的一致迫害。1970年3月5日，时年仅仅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被身挂大牌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惨遭枪杀。他可以说是“一打三反”运动中遇害思想犯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北京之外，“一打三反”运动往往进行的时间要更长，一直到1972、1973年间，中共中央才收到了这场运动所谓“胜利结束”的相关报告。在这场运动中，中共中央将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了省一级，有些省又进一步下放到了县一级，被判死刑的人都像遇罗克那样被“立即执行”。于是，在这种死刑审核权下放、死刑立即执行的恐怖氛围下，大规模处决、增加处决数字就成了达成运动指标的一种方法，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杀戮。

南京的一位“一打三反”大屠杀幸存者方子奋，曾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场运动当中的恐怖：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当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记得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们脸上的那种愤懑、痛苦、恐惧、无奈、绝望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卒听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被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的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颠簸在轻轻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它们正在向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信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三、“无厘头”的“清查五一六”

另一场运动“清查五一六”，它的源头则是显得非常之“无厘头”。这场运动的起源，要追溯到1967年夏天。当时，文革正在进入它的第二个激进高潮，周恩来也成为了一部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了一封题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一连提出了质问周恩来的二十三个问题。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对周恩来的各校造反派学生组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周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这之后，这些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小将们将行动升级，于1967年8月8日、9日在北京各地广泛发放传单，表示“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北京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标语。

在当时的第二次文革高潮中，周恩来虽被攻击，但没有被打倒。随着这次文革高潮的降温，五一六兵团的骨干也很快就遭到了逮捕。本来，这件事看上去已经是结束了。然而，在1969年，这件事情又被中共高层提了出来。在这一年的一天里，毛泽东在有关北师大的一份报告上曾作出这样的批示，说：“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同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谈话中，这样说道：“‘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这样，所谓“五一六”就和早已经被打倒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联系了起来。

接下来，在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对一些文艺工作者讲话的时候，又对“五一六”的定性进行了加码，说道：“‘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这样，同样早已经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说成了“五一六”的后台。另一毛派干将谢富治则在同一场活动中直白地说：“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同样出席了这场活动的周恩来则表示：“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由此可见，所谓“五一六”完全就是一种口袋罪名，实际上针对的主要矛头则是各路已经失势的造反派。197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李震为正副组长。根据成立这一专案联合小组的文件规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换言之，任何人都可能是所谓的“五一六”，不管这个人实际上在组织上有没有参加过一共就没有多少人的“五·一六”兵团。

很快，被罗织到了“五一六”头上的罪名，就包括了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5月13日“新三军派”冲击“老三军派”演出、所谓“清华、北航黑会”、清华造反派开枪射击工宣队等等一系列造反派作出的著名事件。这些事件当中，有不少曾是蒯大富的手笔，也就是说连蒯大富这时候都成了“五一六”——在这种疯狂的“清查”之下，“五一六”被安上了种种它没做过的事，实在是使人无语至极。

一直到1974年初，疯狂的“清查五一六”事件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运动中，又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死者。而更为蹊跷的是，这场运动走向终结的一个标志，也和它的开始一样显得十分“无厘头”——1973年10月22日，“五·一六联合专案小组”副组长李震，被人发现死在了中国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中，后来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所谓“畏罪自杀”。然而，如果这不是一起他杀案件的话，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会钻进这种地方。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猜想：中共高层为了结束这场疯狂的运动，将李震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

是什么，在炎炎夏日的晚上，让人获得一丝丝清凉与放松的呢？或许，是一段与友人的闲谈，或许是一罐啤酒？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装酒的易拉罐会设计成这样子呢？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易拉罐的历史，距今只有短短 61 年。

六十年前，由于消费者需要随身携带开罐器才能打开铝罐，这极大阻碍了初代罐装饮品的推广。自开罐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该领域到处都是失败的原型先例。在一次野餐中，印第安纳州的工具生产商 厄尼 · 弗雷兹 不得不靠着汽车金属杠才打开罐头。经此困扰，他开始着手开发带耳片、可拉开的罐子。他创造了一个跷跷板机制，利用小杠杆，沿着预先半切划线的开口，撬开罐盖。他将小杠杆通过冷焊法固定在罐子的铆钉上，铆钉也使用罐子本身的材料。

他把这个创意，卖给了美国铝业公司。1962年，匹兹堡啤酒公司下了第一笔订单，订购了10万只拉耳罐。许多爱钻研的个人以及公司，继续改进他的发明。1965年，拉耳式开口被拉环取代。1975年，丹尼尔 · 丘德齐克 开发了不必拆卸的拉环装置。打开拉环即可畅饮的易拉罐，撕开了罐装饮料行业的巨大市场，也成为了美国饮品行业的圣杯。

方便的工具，总是更受人们的欢迎。尤其是，成瘾性饮料。比起可乐和啤酒，人类更早开始了，对现制咖啡器具的工业化探索。

1933年，意大利人 阿方索·比乐蒂 设计出了摩卡快速咖啡壶。这款炉顶咖啡壶，自1933年首次亮相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经典设计。

这款壶由3个金属部分组成：用于煮水的底部胆舱，放置咖啡粉的过滤器，以及带有一体式壶嘴的咖啡液收集隔间。煮沸的水穿过咖啡粉，从中间管道顶部如涌泉般流出，一杯富含油脂的咖啡就做好了。

据说，比乐蒂在设计这款咖啡壶的时候，参考了当时的洗衣机。那会儿的洗衣机，由一个锅炉式的底座和顶部的洗涤盆组成。因为铝的导热性能，和多空隙的表面特性，既能快速把水煮开，又能维持住水温，还可以吸收咖啡风味，于是成为了摩卡壶的首选材料。

如果说饮料的工业化平权，给人们带去了身体上的享受，那么，随身听播放器则是伴随着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精神滋养！

索尼的董事长盛田昭夫认为，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音乐。这款 1979 年诞生的 TPS-L2，它的外形尺寸仅仅比磁带略大一些，这种便携性，使它超越了不同的市场界限和地域文化影响，大获成功。

德国博朗的设计工作室与日本的极简主义，在索尼身上充分融合。小巧的体型与干净利落的造型，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它最初的产品定位是青少年市场，因此在设计上，采用了类似蓝色牛仔布拼接金属色的涂装，并设置了双耳机插孔，以供两人同时靠近彼此。这使得它成为了当时乃至今天许多人心目中，一代经典的流行文化符号。

考点众多的设计史，是我读书时期的噩梦。那么多陌生又拗口的人名，我从来都记不住。但是，工作多年以后，我渐渐意识到：

那些经典的设计，都是那个时代下的一次又一次范式革新。

设计史不是设计师史，也不是经典产品史。

当我关注一个设计时，我所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使用它。人名和产品不是设计史，它们所对应的社会形态、人文环境以及生产技术水平，才是。

设计史是最简便、最低成本的索引目录。

对某个著名设计师的关注，其实远远达不到了解设计。站在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一条已经梳理好的时间轴，就很有帮助。这条时间轴未必符合每个人对历史的认知，但由此发散出来，而关注到的无数分叉，会在日后形成自己的视野有着不可避免的重要性。

任何历史最终都是汇集在一处的。

人类史谈论人类如何进化、如何实用工具、如何创造了古往今来的生活。然而这些生活当中，却也并行着器物进化的历史。这些历史其实是同一部历史，关心设计的历史，就是在关心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历史是人类的镜子，也是器物的根。

上万年来，人类无数次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然而器物，却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进化着，从最粗糙的原型里诞生，伴随着人类不断地尝试，衍生出了丰富的世界。

这样的过程，怎么能不迷人呢？

设计史不是人名、地名，不是产品和公司的名字，它是人类和器物之间，相互扶持，纠缠不清的故事，是古往今来的人们，用对生活的热爱，所写下的诗。

在我看来，每一位设计爱好者、在职设计师，我们的案头上都应该至少有一本这样子的书。

做为一本观察世界的魔法目录，它是我们随手可得的一条又一条线索，每一次翻开，都能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多一份联系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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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一杯酒劲儿，我在深夜与你分享前一阵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观看《暗恋桃花源》的体验，以及近 20 年来反复看这部戏，我对它的理解和感情。

无论你是否看过《暗恋桃花源》这部话剧，都适合收听这一期节目。这不是一出需要介意剧透的戏，它太经典和熟悉了，哪怕你没有在剧场看过，也应该听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中多次聊过。但话剧的魅力，在于剧场，在于你坐在剧场里感受舞台和当下的氛围、一气呵成的现场表演：如果你先听这一期节目再去看，大体上会对你的观看体验有所帮助；如果你恰好看完今年的巡演回来收听，也能丰富这一次的观剧体验。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当代年轻人生存与理想的困境是什么？

—- 为什么当下互联网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批评《暗恋桃花源》的声音？它真的「三观不正」吗？观众和作品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 为什么《暗恋桃花源》能长盛不衰近 40 年？

—-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冲突

—- 江滨柳是渣男吗？

—- 我和「江滨柳」都非常喜欢新版本的江太太

—- 为什么说这一版江太太终于「成为」了美茹？

—- 美茹恨云之凡吗？

—- 江滨柳 vs 老导演 VS 新导演

—- 1948 vs 1986 vs 2024

—- 悲剧《暗恋》明明是明恋啊！

—- 喜剧《桃花源》到底在闹什么啊？

—-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VS 暗恋桃花源：美丽的错位

—- 以《午夜巴黎》为例，什么是「黄金年代」？

—- 我们为什么会怀念「黄金年代」？它们美在哪里？

—- 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观看《暗恋桃花源》？

—- 深圳 5.2 专属版《暗恋桃花源》的演出遗憾

—- 老陶 vs 春花 vs 袁老板：《桃花源》的表演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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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管理员：“一辈子都在等这十分钟！”

—- 舞台张力被置换的角色：江太太 vs 春花

—- 向外张力的表演：袁老板、顺子

—- 向内张力的表演：美茹、云之凡、江滨柳

—- 修改了设定的暗恋导演，是对时代和当下的回应

—- 逃出来的桃树：福尔摩沙

—- 时代的遗憾，身份认知的迷茫，戏内戏外的游离感

—- 我曾经的剧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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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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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演出开始之前，我把剧场和票的照片发进了雷雨的群里，傻蛋问我，你都看了多少遍了？舒婷在后面接话说：他是老导演，他走不出来的。

对于不了解暗恋桃花源或者不了解话剧社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两句话有多么的有趣，但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傻蛋那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只知道，这是我在深圳的剧场里看的第二次，但在电脑屏幕前看过多少回，这我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了。

演出开始前的一个半小时，我和谋谋跟他女友 toki 汇合。我们已经有四年没见面了。之前的每一年我们都会在年底聚餐，但因为疫情和各自生活工作都有变动，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出来见面，所以这一次一起过来看剧，也是久违的见面了。见面的感觉蛮不错的，仿佛上一回见面只是前不久。

这一次的演出尽管有一些很讨人厌的观众，尽管演出上有一些瑕疵，但整体来说，这个晚上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就好像回到了家，回到了一个温暖的地方，即便这个地方讲述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从 2005 年因为雷雨而第一次接触到这部剧，穿越十九年的爱，每一段每一句我都如数家珍，但依然热泪涌动。遍历百态后，再看已是真滨柳。逃离的桃树画不回留白，门外的美如走不进上海，谢幕时的拥抱让落英缤纷恍如一地鸡毛，时代不分大小，但远处的人总如草尖的蚂蚁，可笑可笑。

时代的孤儿，这五个字只能经历，无法言传。

今晚刚看完时我跟谋谋讨论，说真心话，这一版的江太太，出门示意和坐在门外这两个无言的新细节，实在是太好了！这两处细节，使得江太太这个工具人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了完整的美如。我是十多年前在剧社里排过演过暗桃的，每次看都有新的触动。年少的时候只能看到错过的无奈，如今年近四十，也能品得出时代的眼泪有多苦涩了。再回首，更觉得美如这个角色是神来之笔。

不行，我觉得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仅仅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我必须得做一期播客来聊聊这一出戏，聊聊昨天晚上的演出，聊一聊我为什么爱它，聊一聊这个时代为什么不理解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