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九大投票的玄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问题，所产生的明争暗斗。这场争斗，以毛泽东否定了林彪、陈伯达推出的强调“经济建设”的政治报告，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报告告终。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会场上，不满的林彪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张、姚二人的那份报告，相当得意的毛泽东则是阴阳怪气地询问全场“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并引发了整个会场手举红宝书的表忠。不过，林彪也不会咽下这个哑巴亏。1969年4月24日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这天，林彪展开了反击。

这天的会议上，中共进行了历来都是走过场的投票环节，推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在会场上的代表共有1510人。如往常一样，毛泽东毫无悬念地获得全票通过，这表示毛泽东也给自己投了一票。周恩来获得了1509票，这是因为他没有投给自己。林彪得了1508票，这是因为林彪觉得自己的票数不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他和他的妻子叶群给自己投了反对票。而令人意外的是，江青只拿到了1502票，少了8票。至于另三个当红毛派大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则更是只有1490多票。

对于这个投票结果，江青非常之不满。根据林系干将吴法宪的回忆，在投票结束后，曾有过这样一段事情：

“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事实上，这样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背后确实是因为林彪系人马的大力活动。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在康生和江青试图弄清楚是谁没有给他们投票后，事情传到了吴法宪和周恩来耳中，两人都表示这样做违反了中共党章，其后周恩来把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话，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不过，吴法宪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江青在这类问题上一直在和毛泽东通气，是毛泽东站在江青身后。可以说，尽管事情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实际上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敌意。

（以上内容见吴法宪回忆录第十二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在一片视投票为儿戏的闹剧中，中共九大推出了170名中共中央委员和109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共计279人。其中，只有53人是上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有多达136人是军队干部，有90人是所谓“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一格局，反映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军方势力的膨胀。此外，随着林彪在中共九大通过的新中共党章里正式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以及林彪在投票问题上狠狠敲打了一番毛派，林彪的势头比以前要更盛。在这之后，他很快就做出了更大的动作。

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当时，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已经跌到了谷底。1969年3月和8月，苏中两军在珍宝岛、铁列克提相继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进入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9月11日，周恩来与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使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

不过，中共高层继续着备战，在这年10月1日之后向各地疏散，其中毛泽东跑到了武汉，林彪跑到了苏州。10月17日，林彪向中共军队下达了一份文件，名为《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根据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回忆，这一文件的要点为“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10月18日，时任中共军队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将这一命令下达到了中共全军。根据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在10月19日才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以急件传阅将这个文件报给了毛泽东。汪东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以上内容原载于汪东兴回忆，亦见于1998年9月21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56期）

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是绕开了毛泽东自作主张地下了这个命令。不过，对于这件事的真相，直到目前仍有不少争议。根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说法，这个命令在10月18日下达的当天，叶群就已表示将它的内容告诉毛泽东。在这之后，这个文件才由黄永胜向中共全军下达。吴法宪的回忆录也表示，毛泽东曾通过汪东兴给叶群打电话，表示他对林彪的命令没什么意见。可以说，对这件事各执一词的双方，必然有一方说的是完全的假话。但在相关档案解密之前，我们也很难知道真相了。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显示了林彪在军队中的强劲实力，也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进一步猜疑。根据文革史学者萧象的总结，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闭社会，当一、二把手关系已有间隙，一把手对二把手多有戒备和猜疑的敏感时期，任何来自二把手与属下的动静尤其是不慎，都会引起一把手的（强烈）反应与（深度）怀疑。毫无疑问，林彪的‘一号号令’进一步加深了毛对林的猜忌，也加大了毛林之间的裂痕。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势力尾大不掉，已是到了需要抑制与削弱的时候了。”

（萧象：《再探林彪的“一号号令”》，爱思想网，2021年10月30日）

三、中国国家主席的存废，点燃毛林直接冲突

于是，随着毛林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的直接冲突很快就点燃了。双方直接爆发冲突的节点，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庐山会议。

这次庐山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的原本议程，是中共中央聚集在度假胜地庐山，讨论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问题。在这之前的第三届人大，是在1964年12月召开的，按照中共的规定，理论上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应该是五年一开。不过，由于文革爆发，新一届人大的召开一拖再拖。毛泽东也需要召开人大修改宪法，从而在宪法层面巩固他通过文革造成的政治路线。不过，这次会议实际上却是离题万里，变成了毛派和林系人马的正面冲突。至于冲突的引爆点，看上去也是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设置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的人是刘少奇。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礼仪性质大于实质。在刘少奇倒台后，代理这一职务的人是80多岁的中共元老董必武。由于这一职务需要处理种种繁琐的礼仪事务，不耐繁剧的毛泽东对它没什么兴趣，但这时候董必武年纪也很大了，很难继续胜任下去。于是，要不要继续设立这个职务，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文革前，刘少奇既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又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对“接班人”地位的又一层保障。按照之前的逻辑，新一任中国国家主席应该是已经有了“接班人”头衔的林彪。不过，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强猜忌心理的毛泽东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向他报告了新宪法草案，毛泽东则明确表示不再设立国家主席。这个月的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就修宪问题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则再次表示不设立国家主席。另一方面，身处苏州的林彪在通过周恩来得知了毛泽东的看法后，于3月9日通过叶群告诉林系干将黄永胜、吴法宪，表示他赞成设立国家主席。于是，在3月17—2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黄永胜、吴法宪就高调地坚持应该设立国家主席，并引发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又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想当国家主席。在这之后，林彪又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表示他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没有理睬这一提议。4月11日，林彪又一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他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12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林彪的提议，随后再次被毛泽东否决。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前哨战。随着庐山会议的临近，更大规模的冲突猛烈爆发了。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

中共中央网信办日前发布通知，宣布在中国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三个月的“清朗·整治AI技术滥用”专项行动。根据其官网在4月30日公布的信息，这一专项行动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主要整治重点包括“利用AI制作发布谣言”。

前新浪微博审查员：营销账号是主要针对目标

中共中央网信办公布的信息显示，“利用AI制作发布谣言”的内容包括“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涉时事政治、公共政策、社会民生、国际关系、突发事件等各类谣言信息，或擅自妄测、恶意解读重大方针政策。”此外，还有“借突发案事件、灾难事故等，编造、捏造原因、进展、细节等。冒充官方新闻发布会或新闻报道，发布谣言信息。利用AI认知偏差生成的内容进行恶意引导。”

曾担任过新浪微博审查员的刘力朋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舆论环境下，反对当局的声音已经难以存在，中共中央网信办本次所说的“利用AI制作发布谣言”，在政治方面针对的主要是营销账号：“这种打的都是那些做营销的MCN（多频道网络），‘反贼’（的言论）可能早就超过他们的底线了，不论说什么都在他们的打击范围内。”

中国官方谣言的口径规定

刘力朋告诉本台，在目前中国舆论中充斥着当局民族主义宣传的情况下，有不少营销账号在使用AI自主编造非常夸张的民族主义内容，并由此大量生成文章：“这个是给他们（中国当局）的宣传起到反作用了。AI胡编出来的，也许某些方面符合那种夸张的爱国宣传，但是AI会捏造很多根本不存在的细节，过于夸张，而且产量特别大。”

台湾民间团体台湾民主实验室曾在去年公布分析结果，显示不少中国相关账号利用新科技、AI生成谣言，从而激化台湾内部舆论争议冲突的情形。

刘力朋表示，这一类有针对性的谣言背后是中国官方的直接授意，与自主营销夸张民族主义内容的账号有所不同。这类中国官方直接授意的谣言会有明确的文案，有可能是由中国官方采购网络水军生成的内容。

他解释中国官方制造这类有针对性的不实内容时采取的标准：“一般跟在官方的后面（的账号），也有一些跟官方有一些通气，（官方）让他发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比较中下游的爱国营销号，跟在这些爱国流量屁股后面就可以了，文案说错一点的话就是违规的，可以把责任人抓起来。”

自媒体从业者忧中国言论环境进一步收紧

中共中央网信办和中国国家网信办分别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的办事机构，两者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清朗行动是这一机构自2016年以来开始每年都展开的互联网专项行动，且每年行动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仅在2016年的清朗行动中，中国当局就宣布“抓捕犯罪嫌疑人1.7万余名”。

一位在中国有多年运营自媒体经验的受访者，出于安全考虑匿名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共中央网信办目前展开的“整治AI技术滥用”行动，带来的会是进一步的言论管制。他说：“时政问题到底怎么才叫‘无中生有’，到底什么叫‘恶意解读’，实际上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因为认真评论时政，如果口径和政府不一样，也可能被扣上这种帽子，这只会让人更害怕、更不敢谈时事政治。”

责编：李亚千

一、文革前夕和爆发后的毛林关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让我们来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刘少奇的毁灭。然而，这件事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逗号。在刘少奇终结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林彪之间的矛盾，就快速浮现了出来。

如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在文革爆发前，林彪可以说是毛泽东的铁杆盟友。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是林彪对毛泽东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使毛泽东在面临大饥荒造成的地位危机时，有了一个强力的帮手。在这之后，毛泽东也对林彪投桃报李，毛林两个人大型“商业互吹”，发动了所谓“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军队学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文革中随处可见的毛语录，也就是俗称的“红宝书”，就产生于军队学毛著。在文革爆发后，林彪所代表的军人势力对毛泽东进行了强力的支持，毛泽东也对林彪进行了很多支持，与林彪一同清洗了军队中的不少非林彪系的势力。1966年5月的罗瑞卿倒台、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及其导致的中共军内造反派被清洗，以及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都是其中的重要例子。到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宣布对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贺龙也“不保了”，而贺龙也是和林彪素有恩怨的人物。在这之后，身患糖尿病的贺龙于1969年6月被注射了葡萄糖液，随后死去。

不过，毛泽东在此期间对于林彪也绝非完全信任。在1967年7月，林彪曾与当时的毛派红人王力结合起来，大张旗鼓地对中共军内的非林系山头进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然而，随着1967年8月毛泽东抛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这次“揪军内一小撮”也不了了之。

事实上，在文革爆发后的两三年里，林彪以及整个中共军队的势力膨胀得相当厉害。1968年9月5日，随着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当时中共治下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在这29个革委会中，由军人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之多。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新党章草案上，更是加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其后，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的中共九大上，中共新党章正式通过，林彪也就正式地戴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头衔。然而，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已经产生了虽然表面上没有说破，但实际上已经很激烈的冲突。

自古以来，强势的君主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往往都以一地鸡毛收场，汉武帝、康熙帝与他们的太子间的恩怨都是典型例子。“接班人”的头衔绝不能说是稳固了林彪的地位，反而把他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更何况，林彪这个“太子”这个时候的权势很盛，这就更会引起毛泽东的猜忌。此外，毛林两人这时在政见上也产生了裂痕——这一裂痕的直观反映，就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

二、围绕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毛林斗法

1969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碰头会上，毛泽东指定了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共九大报告，张春桥、姚文元也被要求参与其中。接到这个任务的当天，陈伯达就让他的秘书搜集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并且对他的秘书表示“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了，经过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接着，在2月7日的又一场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

在这之后，林彪曾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叫道自己家里开会，表示报告的内容他自己不多过问，由陈伯达来考虑。在这之后，陈伯达写了一个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提纲——这个提纲光是听一听名字，就能感到一种明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味道——接着又和林彪进行了一次商议，再对提纲加以修改，然后写了一个报告，将它附上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然而，对于陈伯达写出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并不满意。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亲口表示：“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位。”“两家各搞各。”并在会上点出了他心目中的报告主题，说：“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发生的只是对一份政治报告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背后却充满了隐隐的火药味。在这种情况下，老奸巨猾的康生推掉了写报告的任务，于是起草中共九大报告的任务就转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这件事情令林彪相当不满，因为陈伯达的报告可以说是林、陈两个人商量着做出来的，背后反映的则是他们在此时的政治态度，也就是希望执行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接下来，这些中共大员们讨论了张春桥起草的报告。在讨论中，陈伯达言辞激烈地表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毛泽东则是反唇相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这样，陈伯达的报告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希望了。随着张春桥、姚文元开始起草报告，林彪曾经表示：“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不满之情可谓是溢于言表。

最终，在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林彪宣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这份政治报告里表示，这次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文革作为一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随着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斗、批、改”，就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在1966年8月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出的《十六条》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说，按照张春桥、姚文元所写的政治报告，中共九大的召开并不意味着文革式政治的终结。正如这份报告所说，尽管文革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

一段广泛流传的现存影像资料，展示了中共九大上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镜头中，在林彪面无表情地读了张春桥、姚文元写下的政治报告后，毛泽东有些戏谑地对与会者们说：“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啊？”会场上随即响起一片掌声，而毛泽东则在掌声中说：“赞成的举手！”并举起了自己的手。会场上的人们，包括坐在毛泽东两边的林彪、周恩来，也都拿着俗称“红宝书”的毛语录举起了手。接着，毛泽东站起来环视会场，而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通过！”会场之上，则是响起了疯狂至极的喊声“毛主席万岁”。在了解了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这一背景后，我们如果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场景，就能通过毛泽东、林彪在当时的表现，想象出毛泽东那时候内心的一种病态“快乐”和林彪心中的郁闷。

三、林彪一系仍然实力强劲

中共九大也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常委只有5人，排在头两位的是毛泽东、林彪，另外三位则是按照姓氏的笔划排列，依次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总的来说，尽管林彪、陈伯达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吃了一个大亏，但他们依然在五常委中占据着两个位置。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也产生了2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除了毛泽东之外的铁杆毛派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4人，除了林彪之外的铁杆则有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5人，此外还要加上在当时正靠向林彪的陈伯达。

随着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宣告取消。但是，1968年3月以来接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工作的军委办事组依然在活动，实际上管理着军队。在1969年5月刚刚开完中共九大时，这一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几个林派大将也都身在其中。尽管铁杆毛派谢富治当时也是这一办事组的成员，但总体来说，这个办事组实际上是林彪一系的天下。

总的来说，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林彪一系的势头仍然非常强劲。尽管林系人马在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输了一阵，但他们很快就展开了首次反击。这次反击的发生时间，是中共九大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969年4月24日产生中共中央委员的时候。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

近年来，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正在持续减少。有在加州从事留学中介生意的人士告诉本台，在中国经济下行和美中关系的现状下，目前中国学生的留学生意不好做。也有多位在美读书多年的留学生，向本台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孙诚的报道。

加州的留学中介从业者：“留学中介生意现在不好做”

近年来，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19到2020学年至2023到2024学年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连续四年下降，从37.3万减少到了27.74万。日前，有在加州对中国学生从事留学中介生意的人士表示，生意比之前要更难做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州华裔受访者，有过多年在加州从事留学中介行业的经历。他在4月27日告诉本台，目前中国学生在来美留学方面存在着比以前更多的顾虑。他说：“现在中国经济不好，大家的消费能力下降，愿意来美国留学的人也变少了。”

自2009年以来的十五年中，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然而，随着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的持续下降，在2023到2024学年，印度在美留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位留学中介人士表示，随着关税战的开始，有不少原本有意向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担忧更难留美。他说：“要留学的人现在考虑很多，觉得会对中国留学生的H1B有更多限制，担心来了美国以后工作签不好拿。留学中介生意现在不好做。”

H1B是美国签发的一种工作签证，每年都有大量在美留学生申请这一签证，印度和中国是这一签证申请者的两大来源国。根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数据，2025财年共有470342份有效的H1B抽签申请，比2024财年的758994份减少了38.6%。不过，2025财年的H1B中签率只有28.73%，与2024财年的中签率24.82%相比并没有很明显的提高。

加州留学生：部分中国家庭无法支付留学学费 留学生中存在恐慌情绪

加州是美国各州中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州。在2022—2023学年，加州的138393名国际学生里中国留学生最多，占了37.5%。在2023—2024学年，中国留学生虽然仍是加州国际学生中的最大群体，但占比有所下降。在该学年加州的140858名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了36%。

来自中国、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有多年读书经历的泰格（Tiger）告诉本台，目前他还没有感到该校的中国留学生规模有缩减的迹象。不过，每年超过五万美元的学费对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家庭来说，属于一笔不小的开销。他说：“因为经济不好，我是看到过很多案例，只能代表某种现象，就是（有的人）家里生意不好了，突然没有钱交学费了。”

他也表示，虽然他并不了解详细的统计数据，但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说留学生减少，我觉得大环境一定是少的。”

美国众议员莱利·摩尔在今年3月14日提出了《阻止中共签证法》，旨在阻止对中国国籍的人士发放在美学习、研究的签证，获得了多位议员的支持。

来自中国、在南加州大学有多年读书经历，目前正准备申请博士研究生的王涵告诉本台，根据他的了解，目前在校的中国留学生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恐慌的心态。虽然他自己目前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担忧感，但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对留学状态和签证状态感到担忧。他说：“具体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这种气氛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蔓延的。”

肯塔基州留学生：中国经济下行 当地中国留学生人数减少

来自福建的韩应潮是一名在美国肯塔基大学留学多年的学生。他告诉本台，目前他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在减少。他讲述相关原因说：“我觉得一个是中国经济的下滑，导致能够支付得起子女出来留学的家长数量变少。”

他也谈到，随着目前中国经济的下行，海归留学生在中国也面临着就业困难的问题，说道：“海归的工作也没那么好找，因为中国整个的就业市场也在下滑。所以说，很多人感觉（留学）受益不那么大。”

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两场政治运动的血腥恐怖，这两场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起，在1968—1974年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大清洗时代，造成了百万计的死亡人数，以及难以计数的被批斗者、被迫害者。而就在中共各派一致向民众举起屠刀大开杀戒的时候，中共高层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内斗。这些内斗中很重要的一幕，就是对刘少奇集团的彻底清洗。

如我们之前所说，事实上自从文革刚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在开始对刘少奇步步进攻。首先是1966年8月5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宣布靠边站。而后在1967年，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波波进攻，首先是这年1月蒯大富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然后是6月份造反派在中南海外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接着是7月13日造反派首次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再然后是8月的百万人批斗刘邓大会。到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严加看守”了起来。

在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批斗的同时，中共中央的专案组开始整理关于刘少奇的材料。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从理论上来说，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没有污点的，如果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现在已经是“坏人”，那么这个人以前肯定也有问题。于是，刘少奇的一段历史就成为了专案组最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这件事情，发生在1936年，到这时为止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原来，在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曾破获中共北方局，将61名中共高干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了使这些人出狱，决定让他们履行国民党方面的自首手续。于是这61个人就在国民党的党报《华北日报》上刊登了《反共启示》，参与其中的包括倒台前担任中共中央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担任副总理的薄一波、担任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等人。这份《反共启示》的内容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在文革爆发后，这件事被旧事重提。在1966年10月，时任山西副省长的刘格平通过参与串联的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这份材料。11月23日，刘格平又致信康生，表示这61人当时的做法“是领导者集体变节行为”。在这一情况下，康生成立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组”。在文革开始时，这61人中还有41人在世，其中有22人担任着中共省委书记、副省长、副部长以上的职务。

接着，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发布的文件表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这61个人就被正式定义成了“叛徒集团”。在这种叙事逻辑下，是刘少奇先让他们“叛变”，然后又重用了他们，于是刘少奇自然就是这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总头目。

二、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除此之外，刘少奇曾经三次被捕的经历，也是专案组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三次经历，分别是1925年在长沙被湘系领袖赵恒惕逮捕，1927年在武汉被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陈公博逮捕，以及1929年在沈阳被奉系领袖张学良逮捕。专案组认为，刘少奇在这三次被逮捕的经历中背叛了中共，开始对他的这三段经历进行了深挖。

接下来，中共中央于1968年10月13日到31日之间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届全会，是在“黑手日”之后进行的，可以说是一次对“两年文革”结果进行总结的大会。由于许多中共中央委员已被打倒、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资格，所以97名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除了有10人已死外，能够参加会议的只有区区40个人，这其中还有一些人是被从关押地点放出来参会的。由于出席会议的人太少，不足法定人数，因此周恩来宣布所谓“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又从候补中央委员里挑了10个人作为中央委员，从而凑足了50个与会者，使与会者的比例达到了97个名额的51%，使会议能勉强地开了起来。此外，出席会议的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只有区区9人，而被“扩大”参会的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竟有74人，超过了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专案组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文件里面，对刘少奇的三段被捕经历进行了定性：

针对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的经历，审查报告中说他通过政治交易完全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所谓“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从而获得释放，还拿到了赵恒惕送给他的一套儒家四书。至于他到底接受了什么条件，审查报告里也语焉不详，透露着浓烈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针对他1927年在武汉被捕的经历，审查报告中说他向汪精卫、陈公博妥协，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此外，审查报告还说刘少奇曾致信陈公博，让汪精卫和陈公博“速除”在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汉阳兵工厂内的中共势力。

针对他1929年的被捕经历，审查报告写得很像一部电影，在这里我摘录部分原文给大家听一听：

“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总的来看，审查报告中提到的刘少奇后两次被捕经历如果全部属实，那他确实曾经出卖过中共。不过，中共的政治内斗中常用的手法，就是在打倒一个人后千方百计地论证这个人过去就是一个所谓“叛徒”，后来张春桥、江青等人倒台后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因此，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可靠程度，实在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退一步说，如果刘少奇、张春桥、江青等人的这些所谓“叛徒事迹”都是真的，那中共为什么要在他们倒台后才进行审查和定性？可见这类材料的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追究这些人在几十年前的历史，而是为了给彻底打倒他们提供助力——如我之前所说，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如果一个人现在是“坏人”，那就表示他过去一直是“坏人”。

三、刘少奇的终结

总而言之，在这份审查报告中，刘少奇被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标签，并被说成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在报告中还建议中共中央“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接着，就是走过场式的全会举手表决，除了一个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手通过了这份审查报告。唯一一个没有举手的人，是时任中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会后她就被送去劳改了。全会通过了决议表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与会者一致声讨刘少奇。林彪说：“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一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

当时，刘少奇正身患重病。在得知中共中央全会把他开除党籍的消息后，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开始呕吐，血压、体温陡然升高”，从此不再说话，于1969年11月12日死于他的囚禁地——河南开封的一处银行地下室。在被火化时，他被说成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个人信息是：“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这样，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最大的对手刘少奇，从政治到肉体就彻底毁灭了。不过，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序曲。在这之后，毛泽东还要对付一个新的对手：林彪。

随着美中关税战的持续升温，与中国有大量经济往来的加州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近日，有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当地商人接受了本台采访，谈到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小商品及服装店主：目前仍有余货 但对于未来还不确定

加州是美国进口中国货物数量最多的州。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加州进口商品总额超过4910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的总额超过了1720亿美元。其中，各类电子产品、制造品、服装及配饰都是大宗货物。

本台记者近日走访了加州湾区多个售卖小商品及服装的商铺，询问店主目前是否受到关税战的影响。

一位在硅谷地区经营一家服装店的店主在4月19日匿名接受了本台访谈。她表示，她的货源主要来自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关税战还没有影响她的生意，商品的售价还和之前一样。她解释说：“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从中国）等待发货的订单，所以这对我们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在关税实施前就收到了货物。”

她表示，由于目前她的生意还没有受到新关税的影响，因此她还没有感到惊慌。她目前对于未来还不确定，但仍保持着乐观。她说：“我们会挺过去、并且熬过来的。”

有多位店主表示，目前谈论关税战对他们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因为目前他们手中还有来自中国的余货。需要等到他们从中国进下一批货时，才能看清楚关税战造成的实际影响，因此他们目前无法向记者详谈关税战对他们造成的冲击。

关税战下 加州物流公司对外宣称仍有存货 东莞外贸业收入减少

在加州湾区两间经营美中跨国贸易的物流公司有工作经历的郑先生，在4月19日接受了本台采访。他表示，根据他的了解，目前这两家公司的订单量还没有减少。他说：“这证明他们的库存还在，要等到他们清掉库存，我们才知道关税有什么影响。”

但他也透露说，目前加州的这类物流公司，存在着统一口径对外宣称库存充足的现象。他解释说：“因为他们要稳定人员。”

不过，一位经营美中贸易的广东东莞商人匿名告诉本台，目前美国加征对中国关税在东莞当地造成了很大影响：“很多做外贸的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收入了，减少了大概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收入。”

这位商人也表示，在以制造业知名的东莞长安镇，目前可以观察到消费降级的现象：“星期六日放假，以前有很多人在街上走，现在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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