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位邻居去习仲勋家探望，只见老人坐在黑暗中，正喝着廉价的白酒独自垂泪。习仲勋曾任副总理，被打倒后下放到中国中部的一家工厂。他向来者解释说，那天是儿子习近平的生日。老人对近平和其他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那么多苦感到内疚。

一个月后，刚过23岁生日的习近平去看望父亲。父亲让他背诵了毛泽东的两篇著名讲话：《矛盾论》和《实践论》。

那年秋天，随着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了。后来，习仲勋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改革派形象著称。他的儿子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制定了自毛泽东以来最专制的路线。

当代中国最持久的争论之一（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大的失望之一）是，习近平为什么没有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人。虽然父子俩都在毛泽东的专制统治下受过迫害，但为什么习近平成了统治者后效仿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不是他父亲可能更偏爱的那种更为开放、更为制度化的方式治理国家呢？

中国问题学者唐志学(Joseph Torigian)在他新出版的习仲勋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为我们了解中国做出重要贡献。这部考据严谨的著作讲述了一位在人性与党性间挣扎的人的故事，同时还揭示了中共运作的深层机制，以及塑造习仲勋之子执政风格和权力观念的人类苦难。

“有些人也许想知道，习近平为什么会对一个曾经严厉迫害父亲的组织如此之忠诚，”美国大学副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唐志学写道。“更好的问题可能是：习近平怎么可能背叛父亲为之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党呢？”

新书的名字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书中描绘了党内固有的矛盾，党的高层领导人过着扭曲的生活。在一个严苛的体制下，他们命中注定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唐志学写道，写这本书（将在周二出版）不是要对习近平进行心理分析。但了解习仲勋的一生有助于揭示其子如今统治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这位父亲的职业生涯充满矛盾，其中既有理想主义与精神创伤的交织，又含抱负与克制的角力，这在其子的治国之道中得以传承，既成为政治遗产，亦化作警示。

唐志学写道，在习近平的一生中，他始终忠于两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制度：党和家庭。据多方记载，他父亲对子女“严厉管教”。小时候，习近平在春节聚会上要给父亲磕头——姿势不对还会被打屁股。这个新年传统一直延续到长大成人。即使在习近平出名后，他也会恭敬地站在一旁，等父亲示意后才就坐。

“党和父亲，两者都是‘不公平’的严厉管教者，或许两者结合在一起可能激发了一种与预期相反的格外强烈的热情，”唐志学写道。

习仲勋1913年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陕西的一个村庄，13岁时加入共产主义运动，32岁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副总理。书中的人们形容他质朴无华、风度翩翩、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就连达赖喇嘛对习仲勋的回忆也是“和蔼可亲”，达赖喇嘛在20世纪50年代逃离西藏之前曾与习仲勋一起共事。

有时，习仲勋似乎真诚地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毛泽东式的强人统治绝不应该重演。他帮助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那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一个核心举措，他比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更容忍异见。

但正如唐志学观察的那样，“习仲勋的‘自由’情怀只是相对的，而且可能很快改变。”

1950年初，毛泽东对西北地区只有大约500名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感到不满。当时负责该地区事务的习仲勋作出的回应是加大镇压力度，后来还誓言要“杀更多的人，以制造敬畏和恐惧”。

考虑到习仲勋有改革派的名声，许多中国人曾认为他对镇压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持反对态度。在20世纪80年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期间，他一直提倡法治和新闻自由，甚至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然而，一旦党决定了行动方针，他就会支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这样做的。“六四”大屠杀发生十天后，他探望了受伤的士兵，并把那次镇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他的儿子习近平对学生们持更怀疑的态度。在习近平眼里，学生们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一样。“没有安定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习近平在流血事件发生几周前的一个讲话中说。他当时是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

直到今天，习近平仍不容忍异见，一直强调安定团结，他的维稳做法有时让一些人付出巨大代价。

所以从政治上看，他是父亲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呢，还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专制衣钵的继承人？

“习近平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拒绝父亲的政治遗产，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走毛泽东的路线——至少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唐志学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他似乎认为自己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极左，也不像改革开放时期那样自由。”

这也许能帮助解释习近平统治的矛盾之处。他已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优先事项往往阻碍了经济发展。尽管如此，他仍然关注经济增长。一些中国人把这种双重抱负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唐志学这本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毫不掩饰地描绘了中共的残酷，它不仅对广大的中国公众如此，对党内的人也是如此。中共的历次清洗和运动造成数量巨大的死亡、监禁或迫害。

习仲勋被清洗是在1962年，毛泽东谴责他参与了反党阴谋。受这场苦难影响的远不止他的家人。据书中的说法，约有两万人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遭受了迫害。至少有200人被打死、逼疯，或被打成重伤。习仲勋的秘书回忆说，这位老人甚至在多年时间里无法忍受听到“牵连”这个词。

后来，已经被下放到工厂的习仲勋又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带走，在所谓的批斗会上遭受羞辱和殴打。他被单独监禁，八年没有见过家人。习仲勋似乎出了精神问题，导致他经常哭。他有一个女儿自杀身亡。习仲勋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三个孩子，与第二任妻子育有四个孩子，其中包括习近平。

父亲被打倒时，习近平九岁。习近平本人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斗会上受到迫害和羞辱，并两次被监禁。15岁时，他离开北京，到陕西省的一个贫困农村劳动，直到1975年才回北京入读清华大学。他后来会说自己“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

尽管父子俩都经历过深重的磨难，但他们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在党内，磨难意味着‘锤炼’或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奉献精神，”唐志学写道。

“锤炼”的主题贯穿全书，有助于解释习近平的毅力和盲点。

我不久前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特朗普总统对一个不怕让人民吃苦的领导人发动了贸易战。当中国的青年失业率2023年飙升时，习近平曾要求年轻人“自找苦吃”。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腔调和思维方式与父亲如出一辙，沉浸于革命斗争、严格要求的艰苦，以及对党的道德权威坚定不移的信念。

问题是，吃苦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否仍有意义。“习近平说，每代人需要打自己的仗，”唐志学说。“这究竟是战斗号角，还是对过去令人厌烦的附和，实在难以断言。”

1978年的一个晚上，吉米·卡特总统在凌晨三点接到了一位正在中国访问的高级顾问的电话。

“邓小平坚持要我现在给你打电话，看你能不能允许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这位名叫弗兰克·普雷斯的官员说。

到那年圣诞节时，第一批52名中国学生已经抵达美国，正好赶在元旦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一个月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期间他观看了约翰·丹佛演唱《乡村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并戴着牛仔帽拍了照片。

在那之前，美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接触少到令人难以置信。汉学家费正清在1971年写道：“自1950年以来，华盛顿正式派往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多。”邓小平的访问，更重要的是，第一批中国学生的赴美，开启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新篇章。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和人才库，而中国则找到了经济转型的模式和合作伙伴。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数以百万计曾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事态发展令人警醒和沮丧。这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开放和机遇灯塔的美国，将开始对渴望在一个重视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社会中得到良好教育和未来的中国人关闭大门。

通过限制人际交流，特朗普总统正朝着与中国脱钩的方向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将中国学生和科技专业人士一概视为潜在的安全风险，而非贡献者，反映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多受到不安全感和退缩的驱动，而非全球领导者的自信。

从美国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可以看出，中国国内对这项新政策的反应褒贬不一。一些评论感谢美国“把中国最杰出的人才送回来”。另一些人则将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转向与中国的明清两代进行了历史对比——在这两个朝代，中国曾经是全球大国，在闭关锁国后衰落，最终被外国入侵者击败。一位评论者说，这种狭隘的政策会“让美国再次变小”。

“习近平正在促使许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离开中国，”乔治敦大学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研究中国法律改革的著名学者托马斯·凯洛格说。“美国应该利用这一历史性的人才流失，而不是对许多有才华的中国年轻人关上大门。”

政府数据显示，2023–2024学年在美中国学生降至27.7万人左右，比四年前的峰值下降了25%。中国学生仍然是仅次于印度学生的第二大国际学生群体。事实上，2023–24年度毕业后临时工作许可的申请比前一年增加了12%，这表明尽管面临挑战，仍有更多的人对在美国工作感兴趣。

新的签证政策将使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离开，或者至少重新考虑他们在美国的未来。

我采访了一位在美国顶尖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的博士生，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7岁时他开始质疑中国政府的宣传，并第一次梦想到美国留学。八年前，他来到这里，从未认真考虑过回中国。但现在，面对签证被吊销的威胁，他说他不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甚至是否愿意——留在美国。

“感觉美国已经不值得了，”他说，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以免遭到华盛顿的报复。他说，移民过程充满了焦虑，为了这件事承担如此大的压力似乎是不值得的。他说，他正在研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的工作签证选择，尽管他得到了西海岸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工作邀请。

他说：“工资可能低一些，但是那些国家提供更多的个人自由。”

他的经历与董洁林形成鲜明对比，她是文革后第一批来美国的中国学生之一。1982年获得美国奖学金来到卡耐基梅隆大学时，她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除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四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没过多久，她的看法就改变了。“一走进超市就能看出这里的生活一点也不悲惨，”她在采访中告诉我。与美国人的接触也很快消除了其他误解。“他们并不恶毒，也没有敌意，”她说。“他们热情而善良。”

董洁林后来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金融和技术领域开创事业，成为了美国公民，组建了家庭。

阻止与中国军工联合体有联系的人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仅仅因为希望在美国攻读STEM学位的18岁学生是中国人，就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官员经常说，他们的目标是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种区别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得到了强调。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

美国的政策现在针对任何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但中共有近1亿党员，每1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名党员。在中国，大多数孩子都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成员，这是党在学校里的组织。这就是列宁主义政党统治下的国家的生活方式。

正如美国大使馆微信账号上的一位评论者所说，“中国人怎么可能和党没有关系呢？”

这项政策也很可能适得其反。

留学海外的中国人在国内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怀疑。政府和一些雇主认为，接触西方价值观会让他们的中国同胞在政治上变得不可靠。

家电巨头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近日表示，她的公司永远不会聘用外国大学毕业生。“海归派里面有间谍，”她说。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些人将她与宣布签证政策的国务卿鲁比奥相提并论。

作为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董洁林说，赴美经历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她有机会探索科技的前沿。

她说，政府提高学生签证的审查标准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留在美国的人会成为忠诚的美国公民，”她说，就像她自己一样。

美国人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准备引领世界的科技和制造业超级大国，另一个是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

这两个都是中国真实面目的写照。

让我们把其中一个称为希望的中国，它由人工智能初创公司DeepSeek、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强大的科技企业华为等公司代表，它们都是创新先锋。

硅谷芯片巨头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并不落后于”美国。不少权威人士断言，中国将主宰21世纪。

另一个是无望的中国，它讲述的故事截然不同：消费疲软、失业率攀升、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以及为贸易战的冲击做准备的商界。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贸易战，他必须对美国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两个版本都有所估量。

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对中国的成功只是害怕，或从中国的经济困境中得到安慰，都是不够的。要认清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就需要了解这两个中国如何共存。

“美国人对中国有太多想象，”曾在硅谷担任高管的董洁林说，她在中国从事了14年的科技政策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最近搬回了旧金山。“有些人希望美国的问题用中国的解决方式，这肯定行不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solution（解决办法）会带来很多pain（痛苦）。”

与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存在各种差异的巨大国家：沿海与内陆、北方与南方、城市与农村、贫困与富裕、国企与民企、X世代与Z世代。执政的中共本身就充满矛盾。虽然它宣称实行社会主义，却不愿为人民提供强大的社会保障。

中国人民也在努力应对这些矛盾。

尽管发生了贸易战，但过去几周里与我交谈的中国科技创业者和投资者们却比过去三年的任何时候都更乐观。他们从今年1月DeepSeek的突破上看到希望。两名风险投资家对我说，他们已打算走出中国政府2021年开始打击科技行业后的冬眠期。两人都说，他们正在考虑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和机器人技术。

但他们对整体经济——也就是无望的中国——则没有那么乐观了。

我采访的10名高管、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不足以帮助它摆脱经济萧条。先进制造业只占中国经济产出的6%左右，远低于房地产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即使在经历了急剧放缓之后，房地产行业仍对经济产出有约17%的贡献率。

当我问他们中国能否在贸易战中打败美国时，没人给出肯定的答案。但他们都同意，中国能忍受更多的痛苦。

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在基建和制造业上困难重重的焦虑不难理解。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已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每万名制造业工人配备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次于韩国和新加坡，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无人机和其他几个先进产业目前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许多最成功的企业已从经济低迷中练就了韧性，为更艰难的时刻做足了准备。“它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在DOGE-ing，”每个季度都会去中国的纽约对冲基金Stillpoint的创始人埃里克·黄（音）说，DOGE是特朗普政府削减开支的所谓“政府效率部”的英文首字母缩。“相比之下，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挥霍。”

但是，当我们惊叹于中国所谓的奇迹时，有必要问：代价是什么？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代价，还有人的代价。

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严重依赖政府补贴和投资，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效率低下且浪费严重。就像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建设引发了一场危机，并抹去了中国家庭的大部分财富一样，工业产能过剩加剧了经济的不平衡，这种模式的持续性令人存疑，尤其是在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电动汽车产业是这两个中国之间进行博弈的典型样本。2018年，中国拥有近500家电动车企。到2024年，大约还剩下70家。其中夭折的奇点汽车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23亿美元，投资者包括三个省的地方政府。八年多的时间里，该公司连一辆车都没交付，并于2023年申请破产。

中国政府容忍重点产业的投资浪费，助长了产能过剩。但它却不愿在农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有助于提升消费的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单靠技术创新无法解决中国的结构性经济失衡或周期性通缩压力。”他写道，“事实上，最近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增强政策制定者对当前道路的信心，从而增加资源和资本错配的风险。”

中国领导层对技术自主和工业能力的痴迷无助于解决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失业、消费疲软和对出口的依赖，更不用说房地产危机了。

官方数据显示，不包括失业的农民工在内，中国城镇失业率为5%，青年失业率为17%。据信，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仅今年夏天，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就将带来1200多万新增求职者。

特朗普说中国的工厂正在关闭，人们正在失去工作，这并没有错。

2020年，时任总理李克强表示，外贸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1.8亿中国人的就业。“产业出口下降，对就业会带来直接冲击，”他在疫情开始时表示。关税可能更具破坏性。

北京正在淡化贸易战的影响，但随着上周末中美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其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今年4月，中国工厂经历了一年多来最严重的月度放缓，对美出口同比骤降21%。

所有的经济后果都将由像我采访过的一位陈姓男士这样的人来承担，他曾是中国南方某大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为了不让政府知道他的身份，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全名和居住地。

陈先生生活在那个无望的中国。他不再乘坐被大肆吹嘘的高铁，因为高铁的价格是大巴车的五倍。连飞机票也往往更便宜。

他在去年丢了工作，因为那所全国顶尖的大学面临预算短缺。许多国有机构不得不裁员，因为许多地方政府，即使是最富裕的城市，也是债台高筑。

因为陈先生快40岁了，人们认为他年纪太大，不适合从事大多数工作。他和妻子已经放弃了买房的打算。现在，随着贸易战的爆发，他预计经济将进一步走弱，他的就业前景将更加黯淡。

“我在消费上更加保守，”他说，“变得锱铢必较。”

中国人在狂喷特朗普政府。

一位粉饰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民族主义TikTok用户制作了一则视频，用一身易装打扮讽刺被认为画了眼线的副总统JD·万斯，并要求万斯为关于“中国农民”(Chinese peasants)的言论道歉。

在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的一个帖子中，特朗普在司法部欣赏自己肖像的视频被配上一首朝鲜歌曲《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将他比作独裁者金日成。

出于对特朗普政府的蔑视，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联合起来，创作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这些图片、视频和音乐大多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嘲笑美国领导人在中国人看来荒谬和无耻的政策和言论。

这些恶搞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看法的转变。特朗普政府为中共的宣传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北京来说，站在道德制高点从未如此容易。有自由派倾向的中国人克服了最初对那些让他们想起本国威权政府行为的震惊，如今开始把他们的创造力运用到华盛顿身上。

“我爱美国，但特朗普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损害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MAGA之歌》的创作者在一条信息中写道。

这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视频改编自20世纪60年代一首著名的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视频开头的人物很像特朗普、万斯、国务卿鲁比奥和埃隆·马斯克，他们拿着红宝书，站在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红横幅前。

歌词唱道：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川主席领导我们的MAGA，誓要美国再次伟大！”

在视频中，这四个人被描绘成文革期间红卫兵游行的样子。他们还像中国蓝领工人一样组装iPhone，像中国农民一样在烈日下采摘西红柿。

视频的创作者因为害怕被报复拒绝向我透露身份，视频给这四个角色分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为勉强糊口而从事的普通工作。特朗普的角色是鞋匠。鲁比奥是卖包子的街头小贩。万斯卖菜。马斯克在建筑工地工作，还坐在路边卖袜子和玩具。

万斯引来了最残酷的恶搞。他的“农民”言论冒犯了许多中国人。在一则广为流传的AI生成视频中，一个酷似万斯的人物穿着粉色夹克，涂着粉色指甲和艳粉色口红，一边涂眼线，一边用女性的语气说：“姐妹，乡巴佬牌眼线笔，中国制造，质量可靠。”

另一则视频显示一个卡通人物说：“万斯副总统，我是一个中国乡巴佬。您是否意识到您的关税政策将导致您的眼线笔价格飙升？”

关于这个话题的帖子太多了，以至于万斯在中国互联网上被称为“眼线男”。

特朗普因期待已经和他中止一切交流的习近平给他打电话达成贸易协议遭到嘲讽。在一张被广泛分享的AI生成图片中，一个长得很像特朗普的人物躺在一间色彩柔和的儿童卧室里的一张粉红色的床上。他双手托着脸，盯着智能手机。

“哈哈哈哈哈，分手后谁还打电话？”一位来自西北省份甘肃的微博用户评论道。“特朗普，你以为你在拍肥皂剧吗？”

中国人嘲笑这四个人是有原因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商品征收145%的关税。万斯称中国人为“农民”。鲁比奥是（或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对华鹰派。马斯克利用他对特朗普的影响力获得一个官方身份，削减了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其节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预算。（本周二，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政府解散这两个广播频道，马斯克则表示他将减少政府工作，把更多时间花在他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上。）

审查者似乎正在控制这种恶意喷子。当我试图在一个微信小群分享特朗普、万斯和马斯克在耐克生产线上工作的照片时，没能发出去。我保存的一些图片和视频的链接不再有效。

中国严格的审查规则帮助中国网民磨练了他们的喷人技巧。既要表达共产党禁止的观点，又要躲避审查，这需要一点技术。

习近平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攻击目标。他的绰号包括“小熊维尼”（因为他的外形酷似这个圆滚滚的卡通角色）；“包子”（因为他在执政初期演过一出去包子店吃饭的宣传戏码）；以及“毛二世”（因为他恢复了一些毛主义意识形态）。

嘲讽特朗普则要安全得多。

一位名叫陈瑞的视频博主因准确模仿特朗普而成为中国的现象级人物。

从皱眉、噘嘴、歪头，到说话时双臂的开合，再到英语语调和口音，陈瑞都是一流的。他被称为中国的特朗普。

最近在重庆，在与YouTube网红IShowSpeed的直播会面上，他获得了一些国际声誉。他告诉本名小达伦·沃特金斯的IShowSpeed，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美国。

陈瑞的网名是瑞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大量粉丝，他在视频中并不谈论中国政治——他喜欢赞美重庆，似乎很喜欢制作美食视频。但他经常使用众所周知的特朗普用语，比如“你手上没牌”和“你还没说‘谢谢’。”

在一则视频中，他洗完碗后用英语对母亲说：“你也不感谢我。你最好友好点。”他接着说：“也许明天我就不会洗碗了。你手上没牌。”然后他用中文重复了一遍。

他的妈妈用竹制的挠背杆打他屁股，喊道：“我有没有牌？”

这则视频的标题是《妈妈是有牌的》。

特朗普总统似乎并不介意他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的关税引发股市大跌，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

“冷静点，”他向美国民众喊话。

习近平已然洞悉对手的软肋。

尽管在世界上一些地方看来，特朗普可能行事鲁莽且冷酷无情，但与之对峙的，却是惯于执着追求某些政策的习近平和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即便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和人道灾难。

无论是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许多中国人都有一个共识，即最终的结局可能取决于哪位领导人能够成功做到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让人民忍受痛苦。

与特朗普不同，习近平并不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公众对话，尽管他控制着所有这些平台。他的一言一行都经过精心安排。要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对外展示的官方形象之外，公众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从过往的记录——他如何看待困难、他与中国公众的关系，以及他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一窥他在与特朗普的对峙中可能做出的反应。

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坚决反制、奉陪到底”的民族主义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分享了毛主席在1964年的一段话，他称美国是“纸老虎”。毛主席对访华的法国议会代表团说："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

一些评论者在网上援引大跃进来说明中共在困难时期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的本领。1958年至1962年间，中共发动了一场旨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运动。该政策违背了科学和自然规律，导致饥荒以及数千万人死亡。

一些中国人视习近平为毛泽东的衣钵传人，他也喜欢谈论吃苦耐劳的好处。

习近平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从小经历政治动荡和逆境。他的父亲是一位副总理，在他9岁时失势。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的父亲受到严重迫害。未满16岁的习近平不得不下放到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村庄务农。

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在一篇长篇特稿中引用他的话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

在2022年初，情况已经显而易见，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染性太强，已经无法遏制，几乎所有完成了疫苗接种的其他国家，都能重启经济了。但习近平坚持要求执行严厉的清零政策不动摇，同时抵制进口的西方疫苗。上亿民众经历了封控、每天的核酸检测与强制隔离，无数人的生活与生计被毁。

过去几年里，尽管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习近平自己的官员提出向公众提供现金支持以刺激消费的呼吁，但他坚决不予理睬。在2021年的一个讲话中，他呼吁反对“福利主义”，说“福利待遇上去了就下不来了”。

习近平最终确实终止了清零措施，却是在没有适当接种疫苗的情况下突然放开。许多人很快被感染，大批老年人死亡，火葬场外排起了长队。

中国持续经年的房地产崩溃似乎终于促使习近平接受了帮助消费者的想法，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能为时已晚，尤其是在面对贸易战的时候。

习近平在经济问题上确实有一个软肋：他不能让情况变得太糟糕，以至于危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2022年11月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帮助结束了新冠清零政策。关税威胁到中国的出口，而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上周五，习近平首次就关税战发表公开评论。

中国的官方媒体援引他的话说：“中国发展始终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不靠谁的恩赐，更不畏惧任何无理打压。”

正如全球在上周所见，特朗普终究无法全然漠视金融市场以及那些支持他参选的华尔街与科技界亿万富翁们的态度。他们已通过内阁成员向总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就连埃隆·马斯克和对冲基金经理威廉·阿克曼这样的忠实拥趸，也公开对其关税政策表达过异议。

很难想像会有中国企业家敢这样做，或者像马斯克一样有渠道向习近平表达他们的担忧。过去一年里，习近平一面排除异己，一面打压民营企业。如果特朗普渴望获得习近平那样的绝对权力，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去几天，我一直在留意中国的社交媒体，看看是否有知名企业或企业家对贸易战表达不满。我一个也没找到。普通人在网上感叹自己因关税而面临降薪或失去生意时，都会遭到民族主义评论者抨击，并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这是特朗普难以企及的群众基础。

“屈服霸权从来不是中国选项，”上周四，一位微博用户写道。“抗美援朝都能把美国佬打跑，还怕新时代美国的关税大棒，必须铁拳回击。”这条评论获得了3000多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