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领导层那里得到的是污蔑和恐吓。

在香港这个以公民参与和法治为荣的城市，公众的悲痛和愤怒已变成了政治上的危险。当局现在决心确保火灾不会引发任何类似集体行动的事件。

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分发呼吁独立调查传单的大学生遭警方拘留后获释。一场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政策专家筹划的新闻发布会在组织者被警方传唤后被取消。

一名国家安全官员视察了烧焦的宏福苑，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报纸报道称（该报道明显影射2019年的香港反政府示威），“黑衣暴徒“和民主派支持者企图将那里的救援行动“挟持“成反政府用途。另有报道称，中国国家安全局在香港的机构警告“不得借灾难之机制造香港混乱”。

当这座城市还处于震惊之中、数十具遗体尚未辨认时，向公众发出这样的信息是不寻常的。但其背后的逻辑是熟悉的。

2019年抗议活动后，北京在香港建起了一个国家安全体制。该体制实质上将官员认为有损中国或香港利益的任何行为都定为犯罪。正如过去一周所示，香港当局已将中共自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沿用的危机管理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30多年来，中共一直把灾后自发的公民活动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它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制，其运作遵循固定模式：严格控制叙事，及早打击任何发声的人，宁可过度反应也不愿谨慎行事。对北京来说，灾难绝不仅仅是灾难，而是潜在的危机，必须在火苗蔓延成燎原之势前将其扑灭。

这透露出的态度很明确：允许个人哀悼，有组织的哀悼则不然。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家裴敏欣指出：“中共从天安门事件汲取的教训是：绝不能坐视事态升级，必须在萌芽阶段就予以扼杀。”

他解释说，灾难对威权政府构成了独特的威胁，因为它们消除了集体行动的两个典型障碍：动机和协调。民众本就很愤怒，而且知道去哪里聚集。正因如此，党格外重视悲剧发生后的48至72小时，当时情绪最激动，团结最容易形成。目标不仅仅是对危机作出反应，而是要先发制人，防止出现集体表达的可能性。

香港政府对火灾的反应精确地遵循了这一脚本。在火灾被扑灭后不久被拘留的那名大学生、那名官员前往现场进行的“警告”，以及那份不祥的国家安全声明。拘留学生之举可被解读为任何人只要冒头就会遭到打击。

这场大火暴露了两个在不安中共存的香港：一个是完全接受北京纪律的官方香港，另一个是坚定但更安静的香港，它仍然像一个公民社区那样思考和行动。

在“国安法”实施的五年里，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场悲剧让这种变化无法被忽视。一些居民认为，若维持此前更开放独立的制度，这场灾难本可避免。今天，即使是那些严格在职业范畴内发言的人士也被笼罩在政治风险的阴影下。人们衡量自己的用词，担心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红线。

这一切都与当局所说的潜伏在暗处的“反中乱港”阴谋毫不相关。相反，它看起来像一个社区在危机时刻的本能反应：哀悼、互助，坚持让死者得到尊重，让活着的人得到保护。

香港活动人士、国际医院联盟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师邝颂晴说，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害怕任何可能产生集体认同感的事情，或者让人们围绕着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悲伤的想法走到一起”。

“这表明香港人没有被驯服，”她说。“我们仍然关心香港。我们仍然关心政治。我们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说或不能做，但是一旦有了空间和需要，我们仍然会站起来，做出自己的决定，即使冒着个人风险。”

1976年，宋颖（音）从当时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深圳游了八个小时来到香港，加入了数百万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共产党统治下的饥饿、思想灌输和镇压的内地民众行列。

宋颖无法理解年轻人对领先竞选的马姆达尼的广泛热情。

她的观点折射出许多华裔美国家庭内部日益加深的代际分歧：曾逃离集体主义的父母辈，与在自由环境中成长、追求平等理念的子女辈之间，正形成深刻的思想鸿沟。

许多年长的华裔美国移民的政治观点正在右转，这一趋势正在市长竞选中显现出来。记忆、媒体和阶级经历加剧了这种代沟，使纽约的一些华裔美国家庭成为一场更广泛辩论的缩影，这场辩论的主题是公平和自由意味着什么，或者美国梦到底是什么。

1978年抵达美国时，宋颖和她的丈夫一无所有。他们借了168美元来支付他们在唐人街第一个月的房租，并努力建立自己的生活。她成为一家中文报纸的记者，而他则办了一家小型电信公司。他们的一个儿子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另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两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这种美国式的成功故事曾经象征着移民的希望。

宋颖的政治信念植根于她所逃离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场灾难，”她说。“我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它滋生懒惰，扼杀奋斗的动力。”

对她来说，马姆达尼的提议听起来像是来自她过去的回声。

宋颖称她的孩子们（他们拒绝接受采访）和她的朋友们是“藤校那一款的”，在她看来，这些善良的进步人士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破坏性。她的观点与其他年长的中国移民产生了共鸣，他们怀疑纽约能否负担得起这样的免费项目。

然而，对于年轻的华裔美国人来说，马姆达尼代表着这座面临负担能力危机的城市的希望。许多人目睹了儿时的朋友和亲戚因房价过高而被赶出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和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等社区。有些人推迟或完全放弃生育计划，因为在纽约抚养孩子感觉贵得令人望而却步。

26岁的安吉拉·李（音）支持马姆达尼的免费托儿计划。她在一家帮助低收入母亲的慈善机构工作，亲眼目睹了缺乏可负担医疗服务如何阻碍女性接受教育。她自己的童年也凸显了这个问题：她的父母在上世纪90年代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移民过来，在她还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就把她送回了中国，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照顾她的费用。她的父亲在餐馆工作，母亲在服装厂工作。他们在她快满五岁时把她带了回来。

安吉拉·李曾就读于亨特学院高中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她56岁的母亲去年投票给特朗普时，她感到沮丧——这是她成为美国公民以来第一次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和许多年长的华裔美国人一样，她的母亲计划本周投票给科莫。

安吉拉·李认为，语言和媒体影响是导致代沟的主要因素。

“语言障碍确实加深了我们社区的代沟，”李女士说，她和父母住在皇后区的邱园。在家里，她和父母说普通话和福建方言，并在父母和两个主要说英语的弟弟妹妹之间翻译。

住在日落公园的注册民主党人乔伊·张（音）说，她13岁的女儿不敢相信自己会投票给面临性骚扰指控的库莫。（库莫否认了这些指控。）但44岁的乔伊·张说，她不相信“免费的东西”，尽管她明白为什么孩子们对马姆达尼感到兴奋。

“美国近年来发生了变化，”2003年从福建移民到美国的客户服务代表乔伊·张说。“它想让人们相信，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但生活不是这样的。”

这种分歧在一些家庭中造成了紧张关系。

杰西卡·刘（音）是一名研究生，在日落公园出生和长大。她回忆起去年秋天和母亲的争吵。母亲敦促她投票给特朗普，说他会降低生活成本。25岁的杰西卡·刘反驳说，他会削减医疗补助、联邦医疗保险和她的外祖父母所依赖的其他社会项目。

她没有向母亲提及特朗普和国会削减社会福利的问题。“我很害怕这会引发另一场争论，”杰西卡·刘说。自今年春天以来，她一直在为马姆达尼的竞选活动拉票。

世界银行的数据分析师丽莎·刘（音）与父母也有过类似的争论。和宋颖一样，她的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然后在1978年移民到美国。他们在唐人街和日落公园的餐馆和房地产行业工作，送两个孩子上了哈佛和耶鲁大学。

她的父母在2016年之前既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也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后来他们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丽莎·刘说，他们相信他会扳倒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很多本能和做法非常容易让人想到威权政府。”

丽莎·刘的父亲去年去世了。她的母亲刘华美（音）说，她还没有决定支持谁，但希望新市长是个认真对待犯罪问题的人。她还附和保守派的观点：太多人在占社会福利项目的便宜。

“应该进行适当的审查，”她说。“不要让人不公平地利用它。”

她的女儿对这种观点深感沮丧。她的父母当年曾受益于他们现在批评的项目：免费托儿服务、食品券和对低收入家庭的其他支持。她说，当她向他们提出质疑时，“他们只是假装没听到我的话。”

硅谷陷入了对中国的羡慕。

在社交媒体帖子、播客、采访和时事通讯中，美国科技界精英对中国的基建建设速度、制造业实力以及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的创新能力赞叹不已。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痛惜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繁琐的监管体系，以及这个连螺丝钉、无人机乃至其生产设备都难以制造的经济体。

“当中国全速前进，以机械的速度运送货物、人员和信息时，我们可能正被困在过去，”风险投资公司安德烈森·霍洛维茨近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警告。

在硅谷领袖和关注政策的民主党人当中弥漫着一种对中国的痴迷情绪，混杂着好奇、焦虑与羡慕。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的固有认知正被重新评估。

曾被斥为抄袭者的中国企业如今突然成为研究效率与规模的典范；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体制也不再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利因素，反而被重塑为高效执行的典范。

无论是将中国视为作弊者还是巨无霸，这两种叙事都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反应。然而，它们的盛行揭示了美国人深层的心理状态——当这个国家正艰难适应一个不再以自己为唯一技术进步来源的世界。

“对于美国精英来说，美国没有创造未来，而是别的国家在创造未来，这个现实是很难接受的，”硅谷科技作家阿夫拉·王（音）表示。“这不仅仅关乎技术，更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不仅影响科技领域。当美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中国的桥梁、高铁和城市天际线视频时，那些对美国无力建造住房和高铁感到沮丧的所谓丰饶派民主党人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

新近产生的对中国的崇拜既凸显了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之少，也反映出许多人对本国的幻灭。将中国视为一面镜子，美国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看到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

科技领袖们的警惕并非毫无道理。美国旧有的“创新-制造-出口”模式在制造业大量外包后已然崩塌。如今，美国主要负责设计，中国则日益承接起昔日美国的“制造-生产”模式。在以供应链为核心的紧张地缘政治环境中，制造能力已成为兼具战略意义与生存价值的关键能力。

他承认，中国在“所有实体制造相关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在硬件与人工智能融合制造方面占据巨大优势。

硅谷开始关注中国，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中国企业家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美国：他们阅读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的传记，潜心研读彼得·蒂尔与布莱克·马斯特斯合著的《从0到1》(Zero to One)译本，并围绕硅谷的运营模式构建商业模式和管理哲学。

美国公司正争相研发比人类更智能的机器。然而，若硅谷深入研究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并不痴迷于通用人工智能，中国企业家更专注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服务、设备和制造业领域。

我与许多中国科技行业从业者交流过，他们很少提及通用人工智能。

这正是中国实用主义对阵美国理想主义的又一例证。

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硅谷需要客观评估中国及其科技行业——包括其优势与局限，以及其效率与规模背后的真正原因。与美国一样，中国的科技领域既有远见卓识者，也有骗子；既有辉煌成就，也有死胡同。

当前的叙事存在从低估走向高估的风险。

美国科技领袖夸大中国的能力或威胁，部分原因是为了施压华盛顿，让政府对中国同行实施关税和监管限制，并争取联邦资金支持。将中国的崛起定义为生死攸关的挑战，他们就能推动政府向其所在行业注入资金。他们越能引起美国政界人士和公众的恐慌，就拥有越大的影响力，最终获得越多权力。

初创公司Scale AI前首席执行官汪滔(Alexandr Wang)曾敦促特朗普总统扩大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支持，以匹配中国在“新型技术军备竞赛”中的投资。。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称，中国芯片仅落后“几纳秒”，在人工智能领域并未落后于美国。这些评估在两国都引发了质疑，但也反映出中国已成为几乎所有前沿领域的默认标杆。

然而，硅谷关于中国的讨论往往忽视了本国的矛盾：一些呼吁美国复兴的领袖，同时也在支持着破坏复兴的政策——削减大学资金、收紧技术移民签证规则，以及发动贸易战破坏与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的供应链。

在美国还在争论如何重建之际，中国正加大政府对研发的支持。

贵州近期竣工的世界最高桥梁坐落于中国债务最重的省份之一，该省农村养老金领取者每月生活费不足150元；让美国网红们惊叹的10元低价出租车服务背后，是日益扩大的网约车司机群体——其中不乏失业的律师、教师和会计师。

这种反差在远距离观察时很容易被忽略。中国的崛起是真实的，但并不是无限度的；其成就与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并存，正如美国的弱点与其持久的优势共生一样。

硅谷对中国的羡慕，归根结底更多反映的是美国自身的状态，折射出这个国家在失去自信后的挣扎。

2022年11月30日，OpenAI发布ChatGPT时，中国的人工智能工程师将那一天称为他们的“ChatGPT时刻”，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绝望的时期。

两年后，DeepSeek推出了一款成本低廉、性能优异的聊天机器人，其运行仅需性能较弱的计算机芯片。这成了美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它提醒着人们：这场竞赛永无止境。